|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 二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1年10月20日20:49:4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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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二零一四年 中國：武漢12位訪民在北京集體自殺 2013年12月11日，武漢江岸區12位拆遷戶10日在北京集體喝農藥自殺，抗議當局暴力拆遷。事後，他們在被緊急轉移到北京解放軍307醫院進行急救後，都脫離了生命危險。 他們原是武漢江岸區塔子湖街新春村的外來居民。2010年10月，當地政府以所謂城中村改造為由，拆遷江岸區新春村村民住房，他們認為拆遷的補償標準過低——他們買的房子的市價在每平方米一萬元左右，但政府提出的拆遷賠償只有每平米450元，他們沒有和村委會達成協議，但房屋卻遭到了政府的強拆。四年以來，他們不停地去北京上訪。在上訪的四年中，他們耗光了他們的積蓄。參與這次集體自殺行動的梅翠英說：“把我的房子拆之後，我住的也沒有，生活來源也沒有！只有覺得死掉，心裡才舒服一點。”參與這次行動的成員都有同樣的遭遇。在政府違法強拆之後，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在這樣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們被迫地選擇了自殺。 在事後，中國政府迅速封鎖了一切有關此事的報導。南都網在事後刊登了題為《12名訪民北京喝農藥集體自殺》的報導，但很快，該報導就遭到了刪除。其他有關此事的報導，也同樣遭到了被封殺的命運。與此同時，政府也加強了對參與此次自殺行動的人員的控制。他們被送醫急救後，有10人在13日被送往派出所拘押。據悉，他們隨時有被警方指控的可能性。與自殺訪民同村的村民曾希望進入醫院看望參與這次事件的人，但在醫院的門口遭到了警察與保安的阻攔。 政府的強拆一直以來為許多中國民眾所詬病。這次集體自殺行動，是近幾年以來最極端的抗議強拆的方式之一。此次事件的發生，正是中國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在未來的時間中，中國勞工論壇將會進一步關注這次事件的進展。 中國：“社會保障性住房計劃”令群眾得益嗎？ 如今房價日益超出底層群眾的承受能力。隨著市場自由化改革進一步加深，“市場規律”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將會日趨嚴重。日益惡化的貧富差距和階級衝突會在住房問題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因此，中共可以在社會保障性住房（經濟適用房、公租房、廉租房、安置房）方面作出退讓，平息群眾的憤怒從而維穩。但是，政府的保障房計劃真正保障了群眾的利益嗎？ 腐敗官員私吞公產 2013年鄭州市首批經適房均價2700元，但還是超出了申請者的購買能力。當地相關規定要求，申請者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要低於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四倍（目前為1360元），可以說是“越夠格者越買不起”。相比於中產階層，低收入者也更難從銀行獲得貸款。結果相當數量的經適房不僅沒能進入低收入者的手中，反而成了腐敗官員的私產。同年1月，鄭州市某區房管局原局長翟振峰因涉嫌職務犯罪被捕。他一家四口擁有29套房產，其中至少11套是經濟適用房。此外翟振峰在任內曾幫助親屬的公司先後獲得3個經適房項目，藉機倒賣數百套經適房，獲利數千萬。 相比於房子，官員和開發商們有更快捷的發財門路。2009年，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對記者說出：“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起因正是，鄭州市某村原本劃撥建設經濟適用房的土地，被開發商蓋上了別墅和樓中樓。2013年審計署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360個項目或單位挪用保障房專項資金，高達57.99億元，這些錢被用來歸還貸款、對外投資、徵地拆遷以及單位資金周轉等非保障房項目支出。同樣是在2009年，國家撥付1,800萬元建設陝西省商洛市的“柳家溝棚戶區改造配建廉租住房項目”，其中包括3萬平方米的600套廉租房。但在政府的回購合同中卻縮水為1萬平方米200套，最終實際建成的只有72套（事件曝光後開發商臨時將24套商品房改為72套廉租房充數）。在這個神奇的“魔術”中，1,600萬元廉租房專項資金不翼而飛。 百姓不獲公平分配 經適房往往滋生權錢交易，廉價的租賃房較能滿足底層群眾的需要。但在目前的體制下，公租房和廉租房同樣受官僚操控。2011年初，廉租房住戶郭春平告訴胡錦濤，每月租金只要77元，因而被人們稱為“77嫂”。不久後，她卻被告知要退還廉租房。因為在她女兒工作後，其家庭人均月收入超過了960元的廉租房申請標準。官僚們玩弄煩瑣的條文拖垮群眾，而自己卻享受著灰色收入和權力優待，因此才會出現4歲寶寶領取廉租房補貼的鬧劇。 保障房分配製度不透明，導致10.84萬戶不符合保障條件的家庭，違規享受保障性住房實物分配3.89萬套、領取租賃補貼1.53億元。依附於官僚的知識分子當然也得到了不少好處。以中科院為例，中科院的工資分為基本工資和項目工資，工資條上一般只顯示每月2000元的基本工資。但中科院大部分員工的實際收入在8.8萬元以上。這為他們違規獲取保障房創造了便利條件。 住房承諾 一紙空文 “十二五”規劃（2011-2015）要求建設3,600萬套（戶）城鎮保障性住房和棚戶區改造住房，到2015年全國保障性住房覆蓋面達到20%左右。政府希望藉此拉動內需，但由於地方政府債務負擔沉重，確實達到這目標的機會十分少。再者，建造後的房屋能否。住建部副部長公開表示，2013年保障房資金需求超過2萬億，融資缺口至少1萬億；今年的資金需求更勝於去年。由於地價便宜，許多保障房建在十分偏遠的位置。再加上質量和配套設施問題，很少人會去申請這些房子。 去年8月，《財經》雜誌報道，保障房普遍空置率在20%左右，個別地區空置率一度超過50%。過高的保障房空置率進一步加重了政府和企業的資金困難。缺乏足夠的資金支持，使各地政府難以完成如此巨大的目標。官方媒體報道說，已經完成十二五目標近七成，但這只是開工數量，實際建成量不到目標的一半。 如何確保住房保障？ 與此同時，絕大部分農民工仍被排除在保障房計劃之外，儘管一些地區已經逐漸放寬對農民工的限制。可以預見，中共為了維護自身統治，有可能會採取更多的措施來調整保障房制度（包括取消經濟適用房），甚至會犧牲一部分不聽話的官員和開發商。但是如果不從根本上推翻官僚與資本家相勾結的體制，就不可能真正實現社會公義。 地方政府債台高築，加上愈來愈違反中央政府的指令，住房保障計劃的指標里必然充斥假大空的數字。此外，高官在這些房屋項目中貪污腐敗，“羊毛出至羊身上”，遭殃的始終是勞苦大眾。即使真的建設了這些房屋，與中共官僚有裙帶關係者必然優先獲得質素較高的單位，相反平民百姓則只能拿到“次貨”。銀行和開發公司要交由群眾民主管理，清除官僚特權的控制；規劃和建設要在群眾的有效監督（不只是名義的）下進行，建成的保障房完全公有，拒絕官僚和開發商從中牟利。只有這樣才能使保障房真正保障底層群眾。 昆明大屠殺引起新一輪鎮壓與暴力的風險 3月1日，昆明火車站外發生了被稱為“31事件”的大屠殺，必然是最令人震驚的恐怖行動之一。八名身穿黑衣、手持長刀和短刀的男女進行了半小時的瘋狂屠殺。一名16歲的目擊者表示：“他們邊跑邊砍人，見人就砍。”另一名目擊表示，空氣中都是血腥味。總共29人被殺，另外143人受傷。媒體稱之為“中國911”，而顯然事件會引起巨大的政治後果。 社會主義者與中國勞工論壇對昆明人民乃至全中國勞動者的恐懼和悲傷深表同感。我們反對中共獨裁者的政策和鎮壓手法，這在打壓西藏和維吾爾族人等少數民族的國家恐怖行動中尤其顯著。我們亦反對宗教和政治恐怖主義的災難性手段。這些手段不但無法加速暴虐的政權倒台，反而讓政權伺機分化受壓迫者，令建立統一而有組織的群眾反抗的任務更為複雜，最後鞏固了獨裁統治。 官方聲明指，“新疆分離分子”背後策動屠殺，將矛頭指向聚居於新疆西北部“自治區”的維吾爾少數民族的穆斯林。雲南省有25個族群和語言群體聚居，是族群多元的省份，而昆明則是其首府，與新疆距離萬丈。昆明是旅遊熱點，也是少數民族的大熔爐，不同民族之間整體上關係良好。因此，昆明成為屠殺目標，作為表面上是反對中共政策與做法的手段，令人感到憤怒與不信。一名傷者的妻子趙德秀向《華爾街日報》說：“幹嘛襲擊老百姓？我們做什麼了？” “政治強人”習近平 昆明屠殺正好發生於本周開幕的人大政協兩會。這類似於去年10月北京天安門發生的自殺式襲擊，當時正值中共三中全會舉行的前夕。 這次血腥事件可以對中國意味深遠，特別是受壓迫的維吾爾少數族裔可能會面對暴力的反彈。習近平在掌權的首年，加大國家鎮壓，並將權力集中化。面對如此大膽兇殘的襲擊，中共政府受到的震撼顯然比起5個月前的天安門襲擊更大。習近平為了支撐其“強人”形象，受到壓力要去強硬表態，就如他聲言要“依法從嚴懲處暴恐分子，堅決將其囂張氣焰打下去”。但“31事件”因此會被利用來將權力集中於習近平一身，以及在三中全會時新成立、為戰爭和革命作準備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可預計未來新疆、西藏以及其他少數族裔地區會進一步軍事化。昆明鄰近的大樹營作為大量維吾爾族人口的定居地，已經見到大量公安和特警隊，由此可見這一情況。正如“911”襲擊後，穆斯林世界的窮人受到美國及西方支持的多次軍事入侵、戰爭和內戰，淪為最大的輸家；“31”屠殺的最大輸家很可能是受苦的維吾爾族人。從社交媒體上大量的留言可見，是次屠殺會激起反維吾爾族的種族主義反彈，至少在短期來說，這會令政權更容易在新疆加強其鐵腕政策。 “這起事件會對中國民眾的心理造成很大衝擊。”新加坡政治學家單偉指出：“這會讓中國政府有很強理由升高對新疆或維吾爾族議題的強硬政策。” 正如中國勞工論壇在天安門襲擊時警告，當局假汝“維穩”之名在少數民族地區加強鎮壓，造成反彈的效果。在2009年，漢族人與維吾爾族人的種族衝突，造成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約200人身亡。此後，中共政權大力加強在當地的軍事布防。過去兩年，當局的策略聚焦在逐家逐戶突擊搜查，甚至在偏遠地區也是如此，令維吾爾族的人口進一步異化。自去年4月以來，該省有100人在衝突中被殺。 昆明屠殺響起了不祥的驚號，是持續的暴力可以走向何方。事件代表如此大規模的暴力首次蔓延至中國的另一地區。瑞典反恐專家Magnus Ranstorp向《衛報》表示：“無疑這是升級了。” 市場經濟，更為獨裁 中共獨裁對少數民族的政策製造了火藥桶。對於1991年時蘇聯崩解時，民族衝突在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中共政權感憂心。而在俄國和烏克蘭在克里米亞軍事攤牌之際，這種恐懼將會再次復燃。習近平尤其毫不掩飾地表示，前蘇聯領袖哥爾巴橋夫進行局部的民主改革，是犯下了災難性的錯誤，造成蘇聯倒台。 中共政權的“解決方案”是加強獨裁統治，從最近政治審判“新公民運動”的反貪腐領袖，以至實行“GDP主義”的政策去安撫少數民族，都可見一斑。新疆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2013年的GDP增長達到11.1%，超出全國7.7%增長的數字。問題是，所有種族的窮人都不能在現存的資本主義模式的GDP增長下獲益，少數民族便尤其如此。在新疆，維吾爾族占人口46%，但只占高收入職位的13%。在勞動市場、房屋和教育受到歧視，加上喪失語言權利和收緊宗教控制，令不滿加劇。 被逮捕並面臨審判的北京維吾爾族經濟學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thi），反映出政府矛盾的立場。土赫提是一個溫和派，不反對中共統治新疆，但曾就語言文化的政策作出批評。他被指控“煽動分裂罪”，將面臨嚴厲審判。當所有異見者被標籤為“叛國”時，這向年青人（尤其是少數民族）傳遞了什麼信號？ 隨著中共政權的立場愈加強硬，當局將會面臨社會的抽搐。社會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團結鬥爭，反對國家鎮壓、種族主義，以至任何形式針對宗教、政治或族群的檢控。我們主張立即實現全面民主權利，包括少數民族真正的自治權或獨立權，如果這是他們民主的選擇。這場鬥爭必須連繫至反對獨裁政權的資本主義議程 － 這造成了世界最大的貧富差距之一，還有重大經濟震盪將至的威脅。 廣東茂名爆發反PX項目示威 3月30日（星期日），廣東茂名民眾抗議市政府興建PX化工廠，爆發大規模示威運動，群眾高舉“PX項目滾出茂名”、“反對PX 還我健康家園”等口號。警方多次暴力鎮壓示威者，有報導稱造成十多人死亡，約300人受傷。盡在示威爆前的一天，習近平在巴黎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上侃侃而談，指中國是和平、可親、文明的獅子。 示威的導火線是，茂名政府與茂名石化合資興建“二甲苯化工”PX項目，群眾不滿化工廠會帶來食水與泥土污染，甚至危害生命安全。一名茂名人董先生向中國勞工論壇表示：“這些化工廠一早就有，在公館站（火車站）外可聞到異味，有傳言之前有5名學生喝了化學毒水身亡。” PX項目固然是示威的爆發點，但茂名人對於政府腐敗的不滿積怨多時，才會爆出今次抗爭。董先生說：“茂名政府是全國最腐敗的，早年已有書記貪腐落馬。” 警察暴力鎮壓 3月30日，示威者起初的抗爭行動大致和平，但示威者被千多名警察攔阻，並毆打及逮捕，導致2人死亡。此後，民眾開始焚燒並掀翻警車，並向警亭擲石且縱火。政府的唯一回應是出動大批全副武裝的武警、特警戒備，加強鎮壓。董先生表示：“現在在茂名市區出街十分危險，好像戒嚴狀態。”當局連日來封鎖茂名，曾經勒令廣州東站至茂名雙向列車停運一天，禁止出售由茂名前往廣州的巴士車票，嚴禁民眾出城。 警察走進人群用長棍追打示威者，或者十多名警察圍毆一名示威者，引起旁觀群眾鬨動。不但是成年人，有學生亦被打至頭破血流。此外，網上亦有片段見到警察投擲催激彈、煙霧彈，並且向天開槍驅散人群。 荿名公安局副局長周沛洲說，截至星期三（2日）晚，茂名警方查處了44名涉及這次抗議活動的人員，其中刑事拘留18人，行政處罰26人，主要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和“尋釁滋事”等罪名。 政府箝制輿論 有企業迫使員工簽署“支持PX項目”的承諾書，否則不能發放工資，甚至會被解除合約。而學生亦被迫簽署“支持推進石化芳烴煉化專案，不參與任何反對活動”承諾書，否則不能獲發畢業證書。有校方禁止學生離開校園，這激發很多學生不滿，有學生焚燒承諾書，也有學生告病假曠課。根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茂名高級技工學校在示威爆發後，全體3千多名學生不准離開校園。學生於是校園聚集起來，自製標語反對PX，更重要的是有學生號召罷課行動，將抗爭升級。 而當地網絡更被封鎖，除了手機外其他設備都不能上網，而且民眾被當街截查手機，並強行刪除相關反PX抗議的資訊。各大網上論壇不斷刪貼，加強刪除有關PX項目的文字、圖片、短片等相關資訊，微博前日更一度禁搜“茂名”二字。 此外，有香港媒體《蘋果日報》及《明報》記者分別在茂名採訪時與在酒店裡被驅逐帶走，並被迫簽悔過書。 因此，茂名示威者都十分渴望境外媒體到來採訪。董先生說：“我覺得生活在中國就像在豬圈一樣，外界的事什麼也不知道。香港人也要守住香港權利…” 市政府一方面強硬鎮壓，另一方面裝出軟性姿態拖延時間，表示：“絕大部份群眾反對建化工廠，會重新論證，決不違背民意做決策。”但是，茂名政府昨日卻舉行新聞發布會，堅稱執法中沒有任何人身亡，進一步激起群眾的怨憤。數千市民再包圍市委，要求立刻撤回PX項目，又抗議政府發放假消息，更有高喊“市長落台！”的口號。 廣東省聲援行動 政府封城並不能阻止抗爭蔓延開去，在廣東省各地都有聲援行動。廣東省政府極度害怕聲援行動會演變成連鎖反應，令反抗浪潮。 4月4日（星期五）早上十時，一批深圳民眾響應網上的號召，在羅湖口岸聚集“散步”，抗議茂名PX項目。此外，有傳網民醞釀周末在深圳發起更大規模示威。 4月1日，在廣洲工作的茂名民眾，不滿政府封鎖茂名，手持“PX項目滾出茂名”等橫額，沿著中山紀念堂，遊行到廣東省政府門外。大批警察在場驅趕遊行民眾，搶走他們手中標語，有遊行人士被警察以沒有帶身份證為由強行帶走。此外，在深圳亦有20多名茂名青年聲援行動，在鄧小平像前集合，將抗議聲音蔓延開去。大批公安戒備，示威者準備拉橫額時，即時被公安送上警車帶走。 全國反PX運動四起 茂名的PX項目由當地政府和中石化合資。芳烴是可以用來生產化學纖維和塑料瓶的產品，在全國已傳有很多引發癌症村和毒死的個案。受訪的茂名人董先生說：“根本大家寧願信謠言，也不會聽官方的話。” 在2007年廈門反PX運動後，近年全國掀起反PX的浪潮，在大連、什邡、南通、寧波及昆明都曾有抗爭的往績，當中有不少成功例子。 4月1日，官方喉舌《環球時報》發表評論，表示○七年廈門透過示威踢走PX項目，開了公眾“非理性拒絕重化工項目的壞頭”，吁要停止這惡性循環。明顯的是，今次政府強硬對付示威者，就是要防止反抗會作為示範效應，在全國繼續發展下去。 但是，政府多次在答應停止項目後，又違背承諾暗地裡復產，令群眾更不信任官方。2011年8月大連市有過萬人示威反對福佳大化PX項目，雖然群眾一度迫使政府承諾停產，但後來該公司的PX項目又再復產。因此，在廣東江門反核抗爭時，群眾要求市政府簽署紅頭文件，承諾不興建核電廠後，才願意停止抗爭。可見群眾在鬥爭中學習到重要的經驗。 上海石化董事長王治卿在記者會上，反指“群眾認可度不高，因認識不足”，而他所關心的是PX“是否有市場占有能力”，即能撈到多少盈利。上海石化2013年有20.55億人民幣盈利，這就是資本家與政府所關心的。 茂名市這場抗爭，不單單是反對PX項目，也是對抗資本主義瘋狂發展，以及一黨專制獨裁政府的抗爭。 中國勞工論壇會密切關注事件，並儘量開發一手資料的來源。我們支持： 立即停止茂名PX項目 八九天安門民主運動25周年 1989年4月15日，前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發去世，事件觸發了天安門運動，是為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之一。這場運動的發展很快就超越了最初發起者的期望，並幾乎推翻了中共專制政權。 4月17日，第一批示威者為約700名學生和教師，從15公里外的大學校園，步行到位於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高喊著“胡耀邦萬歲！民主萬歲！打倒腐敗！打倒獨裁！”的口號。幾星期後，這些口號獲得了世界各地的的迴響。 在四分之一世紀前，學生占領北京天安門，很大程度上是“占領運動”的先行者，與今天“阿拉伯之春”以及“占領華爾街”與台灣“太陽花運動”有很多共通之處。八九年的血腥屠殺里，重要教訓是需要建基於工人階級與階級鬥爭綱領的戰略。同時，運動也提出很多關於由學生領導運動的問題。除非學運以有意識的戰略武裝起來，與工人階級連結，超越中產階級，否則學運即使有其可能性，但也有其政治局限。 無數群眾前赴後繼，加入北京的示威里，反政府的示威蔓延至全國110個城市。當局誣陷運動為一場“資產階級反革命暴亂”，但運動由開始至被鎮壓之前，示威者一直高唱的是“國際歌”。在第一次小規模遊行的5天后，在胡耀邦出殯當天，20萬人違反政府禁令，占據天安門廣場。在北京20多所大專院校號召罷課，並成立了“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以協調運動。至5月中旬，產業工人也開始組織起來，並為獨立工運奠下基礎。上述事件的發展就如一場“波蘭恐懼”（大規模的獨立工運發展起來），使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感到恐懼。 托洛茨基的一句話可以概括中國當時的形勢：“一場革命就是當群眾開始直接對事件發展產生影響，並充分感知到他們進行這種影響的力量。”鄧小平因為將資本主義帶回中國，受到西方政府讚賞，但統治集團和軍方深陷分裂，正如歷史學家（Maurice Meisner）所描述的一樣，鄧小平政權“似乎陷入混亂而無能”。正如當時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英國支部的報紙《戰鬥派》所說：“… 和平推翻官僚體系的所有條件都已存在…唯一缺少的確實至關重要的部分：清晰的綱領、戰略和戰術。”[1] 在 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晚上，鄧小平及其執政集團內的“強硬派”終於趟著成千工人和青年的鮮血，重新收復了統治權力。鄧小平動用了20萬解放軍部隊，對中國的首都進行全面清洗。而相比之下，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也不過使用了24.8萬軍隊。根據國際特赦的數據，在北京的風暴點至少1,000人被殺害。在此之後幾周至幾個月內，有超過4萬人被警察搜捕，面臨最嚴峻後果的工人，而不是學生。在運動尾聲曾經組織或者試圖組織罷工的工人，都被判處長期監禁，乃至被以“反革命分子”的名義處決。短命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曾經號召總罷工，以迫使當局停止軍事屠殺，最後被指控策劃武裝起義對抗政府，所有人員都遭到通緝與追捕。 讀者應該知道，這些資料都被中共當局視為“煽動性的宣傳”。25年來，當局全面禁止“六四”的相關報道。同時，政府不停撒謊，指“天安門廣場沒有人死亡”，鄧小平是被迫採取行動，以避免“社會動亂”和“安全繁榮”。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經濟迅速增長，仿佛為當年的屠殺提供的歷史的辯護理由。 但事實與中共領導所宣稱的相反，鎮壓1989年運動並未能防止資本主義重返中國。相反，中共領導人執行愈加的新自由資本主義政策，同時強化專制統治。那些聲稱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是形影不離的人士，很難解釋中國發生的一切 — 而為什麼“中國模式”如此受跨國資本財團歡迎。資產階級評論員以專制手段作為解決方案，從《紐約時報》專欄作家Thomas Friedman的文章里公開表達出來：“一黨專制當然有其短處。但當它是由一撮合理開明的人領導時，例如今天的中國，也有很多好處。” 今天， 80年代的中國被視為相對開放和言論自由的“黃金時代”。胡錦濤與習近平的警察機關無比的擴大，維穩費高於軍費。中共習近平被迫高調大搞反腐運動，以平息民憤，同時亦加強鎮壓，連“新公民運動”領袖許志永等“溫和派”的獨立分子也不放過。許志永被判囚4年，很多其他活躍分子也被投獄。中共政權的警察統治變得更為強硬，又拒絕“政治改革”，是香港六四燭光晚會規模增大的關鍵原因。近年，每年晚會有約20萬人參加，當中數千人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 當然在內地，中國當局根本不可能容忍類似的抗議活動。習近平鞏固一黨專制、全力打壓獨立政治活動的戰略，反映出深陷的社會及政治危機。這種危機會產生爆炸性的後果，即一次程度更高的新八九運動。 綜合以上原因，如今至關重要的是要充分吸取“六四”運動的真正的教訓， 將其從迷霧重重的歪曲、謊言和誤解中挽救出來，並通過新一代人的討論和研究，尋找到能真正改變社會政經制度的道路。 1989年群眾運動的起源 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70周年之際，北京的學運分子計划走上街頭抗議，目標是令抗議一直持續到5月15日，即當時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對中國的歷史性訪問。當時戈爾巴喬夫被普遍視為蘇共內（斯大林主義）各國中的“民主改革派”。學生有大量的不滿，但核心問題是擔憂，認為本應該跟隨著“市場改革”而向前的“民主化”進程，在中國發生倒退，而在當時戈爾巴喬夫統治下的東歐與蘇聯，民主化進程似似乎在向前邁進。胡耀邦逝世的新聞，令學運分子根據把握“悼念死者，譴責活人”的機會，推進他們的民主化的示威行動。 胡耀邦為中共黨領導人，於1987年被迫下台，起因在於他處理1986年12月在北京和上海所發生的學生民運時過於“軟弱”。官僚集團內部的“強硬派”擔心政局不穩，更擔心群眾會挑戰執政當局，故“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受壓下，只好犧牲其盟友。胡耀邦與鄧小平一樣，是自1978年開始推進“改革開放”親資政策的先鋒。但是，他下台後並不代表政策發生決定性的變化。胡耀邦的繼任者趙紫陽是更為公開親資的“改革派”。但是，自由派陣營和激進學生更為擔憂，害怕胡耀邦的失勢會令“政制改革”被擱置。從此，他們得出一個結論，“必須採取行動”挑亂反正。 胡耀邦在許多方面都類似於前斯洛乏克領導人杜布切克，後者主張“具人道主義面貌的社會主義”，而他於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時被推翻。胡曾經認為，中國應從西藏撤出軍隊。他曾在1984年聲稱“馬克思和列寧無法解決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而引起了“強硬派”的眾怒。 同時，政府激進的市場政策徹底改變了社會，在諸多領域中亮起警號。西藏爆發了30年來最嚴重的暴亂和示威。這場運動被當時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胡錦濤無情鎮壓，其方法與鎮壓北京民運一樣。然而，胡錦濤後來升官至黨領導與國家主席作為回報。1988年通貨膨脹率達到31%，是1949年革命以來的最高水平。由於當局實行經濟緊縮措施，1989年全年超過100萬家工廠被迫關閉。 就在4月22日胡耀邦的葬禮日，在西安和長沙的失業青年和工人與警察發生衝突。 整整一年裡，政府高層內部就價格改革的辯論而互懷敵意。最初為鄧小平所支持的趙紫陽推動價格全面自由化。當時有一套“價格雙軌制”，即同一商品同時存在國家規定的價格和自由市場的價格。這讓一部分官僚將國家體系內的貨物通過各種手段拿到市場上銷售，以趁機漁利，造成了絕佳的致富機會。正如作為北京學者與“新左派”代表汪暉所指：“僅1988年一年裡，在價格雙軌制下，兩種價格間的差額達到3,570億人民幣，相當於當時一年國民收入的30%。” [2] 趙紫陽提倡價格改革，理由是消滅利用“雙軌制”下的價格差投機，但在現實中，這會導致物價進一步上升，加劇工人和底層群眾的生活負擔。上層的政治僵局反映了群眾的壓力，令價格改革的撤回了。但僅僅在6月4日大屠殺3個月之後，由於群眾示威的威脅被“解除”，價格改革計劃就徹底推行。諷刺的是，趙紫陽從當時被軟禁至2005年過世，而其繼任人推行了他提倡的經濟政策。 斯大林主義制度的危機 澳洲托洛茨基主義者，當時年僅27歲的斯蒂芬．喬利當時正身處北京，他的第一手資料引人入勝，當中描述道：“我當時覺得我處在整個世界的中心”。很明顯，這場鬥爭會在國際上產生巨大的影響，就如同今天在我們身邊所發生的資本主義工業危機和金融危機一樣。汪暉認為：“當年在北京所發生的事件引發了蘇聯和東歐的解體，並促使新自由主義在政治和經濟構架上得以全面主宰世界。” 汪暉的論斷有些誇大，但中國工人與青年所表現出的英雄氣概，以及隨之而來的殘酷鎮壓，無疑加速並加劇蘇聯等東歐一黨專政斯大林主義國家的統治危機。同時，在資本主義的西方世界，新自由主義本已開始猛攻工人，但由於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危機與崩潰，使這一進程大大加速。自1970年代後期以來，斯大林主義的各國政權已經在很多方面處於困難重重之中。 基於中央計劃和國有經濟所帶來的巨大優勢，在建國初期迅速實現了工業化，但此後由於官僚統治令其窒息，經濟處於全面停滯之中。假如不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也即是由工人階級積極地民主參與到社會經濟的整體運行中，那麼這一後果是不可避免的。 隨著斯大林政權經濟危機日益加劇、殘酷鎮壓的本性，加上民眾渴望民主，而且官僚體制逐步破壞工人權利和社會保障，由於斯大林主義國家都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下統治，因此部分群眾對於“社會主義”日漸反感。而這一取態尤其表現在知識分子和官僚本身的身上。在中國，由於1966-67 年的“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混亂後果，特別是“知識分子”被毛派打為“壞分子”，令不少知識分子特別敵視“共產主義”。 在整個斯大林主義世界中，以中國、波蘭、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為首，部分斯大林政權的官僚開始寄希望於資本主義，作為維護其自身權力和特權的生命線。在毛派“四人幫”被逮捕並打倒之後，鄧小平於1978年掌握政權，並在中國開始了一個決定性的轉折；當時並沒有復辟資本主義的完整計劃，最初是試圖在官僚計劃經濟中“務實地”結合一些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徵 — 如給予管理層“獎勵”、減少對工人的保護、對私人財富和投資更為開放等。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更為有明確意識的親資政治勢力在中共內部逐步浮現，而鄧小平和趙紫陽就是其中的關鍵人物。 上層的變化造成重大的經濟轉變。首先，所有的農業生產在1979-83年全部私有化，不但沒有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張的民主化改造人民公社，反而徹底地取消人民公社。農村地區的醫療教育資金過去一直依賴人民公社的支持，私有化製造了一個巨大的“黑洞”。同時，政府還推行“沿海地區開放戰略”，將更大的權力移讓給東部沿海省份，並鼓勵這些省份融入世界市場，特別是通過海外華人的投資。而且以資本主義方式運行的“特區”，也分別在幾個地區建立，並隨後擴展至更大範圍。習近平父親習仲Ｘ就任廣東省委書記時成立了經濟特區，因而被認定為經濟特區的先驅。其他的“改革”還破壞了國企工人的職安與福利，同時國家以“刺激經濟”的輿論宣傳去合理化社會的不平等，並指責國企工人過於“嬌慣”。同時，在1986年通過了一項新的勞動合同，從而廢除國企的終身僱傭制度。這些變化本身還並不等於復辟資本主義，但無疑是對計劃經濟的大量侵蝕，並損害工人階級的地位。 毛派寫手李民琪，其本人曾經參與了1989年運動（儘管他承認他當時還是傾向於“新自由主義民主派”）描述了從1985年之後所發生的一切： “官方的電視節目、報紙和雜誌積極描繪西方資本主義的高度繁榮和東亞‘四小龍’所表現出來的活力。似乎只有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落在後面…資本主義從超額剝削的血汗工廠，變為民主、高工資、高福利以及工會保護工人的權利的同義詞。而事實上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工人階級才能根據自身的經驗，感受到資本主義對於現實生活到底意味什麼？”[3] 該如何定性1989年運動？ 今天，由於當局封鎖訊息與討論自由，外界對於天安門事件本身有很大的誤解和混淆。一些中共的辯護士仍然將八九六四視作“顏色革命”，並將之歸類於與2003年格魯吉亞和2004年烏克蘭政變。直到今天，他們仍然將運動描繪為親西方資本主義的，而示威者不過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傀儡”。這一想法也為中國部分新毛派運動者所接納，矛頭直指八九運動中很多領袖今天的親資立場，但這並不一定代表這些人當時的所作所為。但是，重要的是，愈來愈多受毛派影響的青年已經開始重新審視這一思想，並開始將八九看做真正的“人民運動”。這是值得歡迎的一步。 與眾多的群眾運動一樣，天安門運動是極其複雜和多樣的。尤其在一黨專政下，且缺乏獨立的工人階級等受壓迫層的政治組織，這情況不可避免的。由於長期處於專制的黑暗之下，這場運動的內部的政治光譜，就如彩虹一樣百花齊放。最初，八九運動中的一些勢力對於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抱有幻想，甚至傾心於“台灣模式”，這思潮雖然在整場運動中具一定影響力，但絕非是決定性的。其他一些人則給予希望於“恢復社會主義”，並在思想上靠攏戈爾巴喬夫。但主要是在工人中，已經明顯出現了反對“改革開放”，並有捍衛國有資產（1949年革命的最重要成果）的想法。各種思潮的共同點是，渴望民主，日益不滿現政權，但至於以何種方式取而代之，卻絲毫沒有清晰的概念。 無疑，運動最初發起於知識分子和其學生支持者，也就是今天所稱呼的“新自由主義者”（當時詞彙還未被使用）。他們接近黨內趙紫陽一派勢力，政治面貌不僅是“民主”，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制度。但是，這些人當時並沒有像後來那麼直接表達支持資本主義。不少學運領袖並不想推翻政府，而寧願希望能幫助以趙紫陽為首的親資一翼控制局面。而這一路線也為他們的一個中心訴求所證實：支持（毫無實際權力的）全國人大召開臨時會議，對官僚進行質詢乃至改選，並使“強硬派”勢力從政府中消失。正如當時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所回憶的：“我們當時的目的，就是要政府聽見我們的聲音並與我們對話，這是唯一的真正目的。” 但是，一旦打破了心理障礙，人們就自然會走上街道，勇於公開衝擊獨裁制度。學生的抗議就像是一塊巨大磁鐵，吸引了社會中所有積累的不滿情緒。這樣打開了運動的閘門，一些的社會力量雖然與學生領袖的利益與目標並非完全共同，但也湧上街頭。即使在學生中，也存在著較年長、較享有特權的親趙紫陽階層，以及較年輕、較激進的多數派，視趙與其他中央官僚沒有根本性的不同。從群眾以“太子黨”為稱呼就可見這點。而就連鄧小平和趙紫陽的後代，都是惡名昭彰的“太子黨”，遭到無數示威者的譴責。如當時的一個順口溜：“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林彪的兒子搞政變，鄧小平的兒子搞捐獻，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 毛澤東主義對於這場運動也有重要而矛盾的影響。不少在北京以外的地區，尤其是在一些工業城市，群眾舉著毛的畫像或佩戴他的徽章走上街頭，以所謂毛時代官僚領導“極為清貧”的生活方式，與當時鄧小平當局官僚的奢侈生活作為對比。而在北京這種現象並不多見，多數學生都厭惡毛澤東，認為他原比其鄧小平更為獨裁。但即使在北京，學生於5月12日所發起的絕食里，所採用的口號及運動手段也可見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子。有一個具爭議性的場面，就是當時一些學運領袖指“絕食”過於激進。然而，“絕食抗議”卻成為運動的轉折點，其他階層，尤其是工人階級，開始“跨過藩籬”，毅然加入運動。 廣泛群眾階層的介入改變了運動性質，並使之推向另一個方向：從支持和尋求獲得某一派官僚支持，日益轉變成為一個公開挑戰整個官僚體系的運動。就當時而言，天安門運動發展得愈來愈反資本主義，反“市場經濟改革”，是整個斯大林政權陣營中一個較奇特的現象。汪暉作為六四最後離開廣場的學生之一，在2006年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提到，這是一場“廣泛的社會運動”，而且來源於“對於市場改革衝擊所帶來的痛苦”。 政治革命在八九時是幾乎可以實現的，即是保留國有經濟下無價的社會成果，但同時將新政權完全置於工人的民主管控下。但問題是，在於當時缺乏實現這一目標的至關重要的因素，也就是缺乏一個真正的、深深紮根於工人與學生中的、能在每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從下而上地以清晰的綱領、戰術和口號，去引導群眾運動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夠有意識地引導不自覺的群眾運動，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以取代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 東莞裕元鞋廠大規模罷工 過去三日，台資企業裕元在東莞有10間鞋廠中，有6間爆發罷工，事由工人揭發資方沒有按法例繳足社保以及住房公積金。 “資方欺騙了我們10年。”一名女工告訴《路透社》說：“高埗（地方）政府、勞動部、社保機構和公司都在欺騙我們。” “我們很多人都發現，資方為我們的社保供款每個月少了至少200元，已將近20年了。”另一名工人向香港《南華早報》說道。 罷工數字飆升 這場罷工象徵著新一波的工人鬥爭浪潮，尤其在廣東以至中國其他已發展地區。最近，三星、聯想、諾基亞和沃爾瑪等企業都受到波及。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研究顯示，在2014年首季，罷工次數對比去年同期上升了三分一。該組織的報告也指出，警察介入和拘捕次數是去年同期的四倍，可見“地方當局更強硬回應”。最近，不少工運分子受到法院審訊，也證實了這個趨勢。 東莞名為“世界工廠”，擁有約1,000萬勞動人口，由於全球經濟危機以及中國傳統出口市場放緩，近年經濟受到重創。過去該市發生了幾次大規模罷工，抗議拖欠遣散費、工資或周邊保障。當中包括，裕元鞋廠上次於2011年爆發罷工，當時有7,000工人抗議裁員和削減工資。 引用中共喉舌《環球時報》所指，今次裕元罷工“規模巨大”，有數以萬計的工人參與。由於官方審查造成資訊不流通，不出所料，各媒體所報導的參與人數均不同，從1萬人到更多不等。罷工在中國當然是非法的。有與罷工工人聯絡的NGO分子張志如（譯音）稱，4月14日（星期一）有超過3萬人罷工，然後在星期二有更多人加入。理應掌握國安機關情報的《環球時報》報導，罷工工人高達4萬人。 “違法行為” 台資企業寶成國際集團旗下的裕元鞋廠為鞋具代工，就好比富士康為電子產品代工一樣。裕元網站宣稱公司是“全球最大鞋具品牌的製造商”，每年為Nike、Adidas、Reebok、ASICS、New Balance、Puma、Converse、Salomon、Timberland等品牌，生產三億對鞋。沒錯，上述品牌都是由同一班人製造的！ 近年，裕元開始縮小在中國的業務，將生產線轉而到印尼和越南等工資更低的地區。由於企業紛紛撤離，搬到工資更低的內陸省分，因此工人的抗議次數急升，以反對拖欠遣散費或削減成本。 根據中國的法律，所有公司都需要為工人全數繳交強制性的社保 ─ 包括退休金、醫療保險、住房津貼和意外保險。最近的法律改革令農民工在遷出城市時，可以連帶這些保險轉移，令到工人們更能留意到公司有否履行責任。設於美國的“中國勞工觀察”最近調查了400所企業，當中竟然沒有一所是有全數繳交應付的社保費用。因此，裕元鞋廠工人面對的問題，實際上是整個製造業的問題。 “我有同事估計，裕元幾年來拖欠工資高達10億元。”一名中層管理職員告訴“中國勞工觀察”。 4月5日，裕元鞋廠開始罷工，數百工人抗議，堵塞了附近的天橋。公司回應會保證解決事件，但後來沒有滿足工人要求，引發工人於4月14日再次罷工。數以千計的工人參與抗議遊行，帶同橫額，寫上“還我社保，還我住房公積金！東莞寶成（裕元）違法可恥！” 政府從廣州和珠海動員了大約2,000名警員，根據目擊者透露，有20名罷工工人被捕，甚至有手持橫額的工人被毆打。一名工人向“自由電台亞洲”表示，有罷工工人在與防暴警察發生衝突後被送往醫院。重要的是，警察鎮壓反而強化了工人的意志，令更多人加入罷工，與其他地方的現象相似。未來數天將會是關鍵，裕元已經發出最後通牒，威脅若果員工在三天內不肯返回工作，就會將其解職。 工人們利用社交媒體作為建立罷工的重要工具，這趨勢在中國罷工和群眾抗爭中經常發生。根據一名裕元工人所說，過千名工人在4月5日第一次抗議的前幾天加入了一個網上QQ群組。這個群組已經被當局查禁，但工人們也建立了新的群組並吸引了更多人加入。 鎮壓加劇 正當裕元罷工在爆發之際，廣州法院判決11名保安去年在廣州中醫大學醫院進行長期罷工為“糾眾滋事”。《金融時報》正確地將判決描述為“反映出當局對最近冒起的工運的不容忍取態。” 案件中，六名被告被判八個月的徒刑，因此會在這個星期獲釋。而另外三人則判處九個月徒刑。“糾眾滋事”罪名最高可判以五年監禁，廣州法院的判決出奇地相對輕微。此罪名也於1月用以判決反貪腐運動份子許志永監禁4年，另外十名許志永帶領的“新公民運動”成員也受到同樣指控。 另一重要判決，吳貴軍的案件，也快將有結果。吳貴軍為41歲的工人領袖，因為在深圳的港資企業迪威信家庭用品廠組織了一場罷工，而遭受“聚眾擾亂秩序”的類似指控。這次代表政府更強硬判決工運為非法，因而引發了全球的示威行動。去年，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與中國勞工論壇組織了全球同步聲援吳貴軍的行動，在印度、柏林、聖保羅、悉尼等九個城市的到中國領事館裡抗議。 “如果還有一絲正義尚存的話，吳貴軍的罪名將不會成立。”他的律師在4月4日的審訊日中說道。吳貴軍已經被關押了超過300天，被指控在去年5月帶領堵塞馬路的行動，但有出庭作證的工人指出，吳貴軍本人其實是反對這個行動。要求釋放吳貴軍的運動將會繼續。《中國勞工通訊》報導，吳貴軍的兒子和支持者發起網上連署，得到了超過12,000次轉載。 建立真正的工會 即使政權試圖加劇鎮壓，罷工浪潮迭起不僅展示出中國工人的鬥爭意志，也反映出越來越精密的組織與策略。工人的期望也在提高，裕元罷工工人的網上帖子批評了公司的官方工會的角色，並要求有權選舉自己的工會代表。工人們為建立自己的獨立組織而鬥爭，以對抗資本剝削和專制警察國家 － 這進程欲罷不能。對於“世界工廠”裡面的鬥爭，全世界的工人和工會分子都應給予最大支持！ 中國：運動鞋具廠五萬工人大罷工 這是中國數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並吸引了國際關注。裕元工業集團在東莞高埗廠房的罷工，已經寫入歷史。廣東省東莞的生產占全中國出口的五分之一。可以理解的是，中共對如此大規模的示威及其所引發的漣漪效應都相當憂慮。罷工人數一度高達5萬人，工人要求取回公司未繳付的鉅額社保及退休金。 裕元稱，罷工造成的直接損失達到6千萬美元，這足以證明工人的經濟力量。全體工人所需要增加的社保及津貼合共為3,100萬美元，只占裕元2013年盈利（4.35億美元）的一小部分。 中國的福利制度混淆不透明，令全國企業可以合法逃避付款，從而欺騙工人。一個月前，工人發現裕元繳付的社保是基於他們的基本工資，而不是總工資，即少算了加班的工資在內，違反了法例。工人發現裕元的工作合約並不符合法律，於是要求撥亂反正，同時重要的是，他們也要求有權組織自己的工會，並且不要追究罷工工人。 裕元為Adidas、Nike、Timberland等國際品牌製造全球五分之一數量的運動鞋。在現今中國的政治制度下，罷工是違法而往往被鎮壓的，如此規模的罷工可以維持超過兩星期之久，是罕見非凡的。 軟硬兼施 根據工人報告，裕元老闆運用了強硬的策略，在數百名特警與防暴警察的協助下阻止罷工。過去數十年來，中共政府煉成了“軟硬兼施”的手段去平息群眾示威。在今次事件中，公司在當局的促使下，一方面向工人作出了些微的退讓，同時結合了威嚇暴力的戰略。 《法新社》在4月29日報導：“在當局下令裕元‘整頓局面’而公司作出些微退讓後，工人指大量罷工者被警方拘留，而關鍵訴求仍然未達到，而他們只是在脅迫下復工。” 一名工人向“自由亞洲電台”表示：“我們不會再信任政府及管理層，因此我們要等到錢匯到我們帳戶後，才會復工。”工人控訴他們的社保帳戶不透明，這正是過往讓裕元欺詐他們的原因。 雖然面臨鎮壓，目前還有一些未經確認的報告，指仍有數以千計的小部分工人仍可能在罷工。4月28日（星期一），裕元管理層宣布廠房正在“全面正常運作”，但是《法新社》報導，據數名工人的報告，指“大約八成”工人已經復工。有報告指，有罷工者提出至少在五一勞動節前繼續罷工。 雖然工人沿用負責任而和平的抗爭策略，但從一開始就面臨鎮壓，因此工人極為憤怒。在4月5日罷工開始，在首幾日警察已經逮捕了數名工人，而估計有數十名工人在衝突中受傷。因為管理層給予的復工條件遠遠低於工人的要求，因此4月14日更大規模的罷工再度爆發。 在整場鬥爭里，特警與防暴警察都嚴陣戒備。 “廠房被警察控制了” “喊口號的被抬走。”上星期，一名姓羅的工人向《BBC》表示：“我們甚至不敢製作橫額。”在4月15日的遊行里，有工人因為持有橫額而被警察毆打及逮捕。 在這場遊行後，警察在廠房設置了警戒線，防止罷工者將鬥爭帶上街頭。上星期，當公司將破壞罷工的手段升級時，工人報導被困在廠房裡（在其他國家，雇主通常鎖上廠房不讓工人進入）。打卡器被拆除，令公司在未來威脅解僱罷工工人時可以逃避支付退休金的法律責任。公司發出三日的最後通牒，若果工人不復工就會被解僱。 警察部署在廠房內，逮捕繼續罷工的工人。一名罷工者向《中國勞工通訊》（4月25日）表示：“我們沒有選擇，只能回去工作。一個拿著盾牌警棍、戴著頭盔的人站在你身旁，你可以怎樣？” “警察逮捕在廠房內不肯工作的工人，有超過60人被拘留。這時工廠是被警察控制的。”一名怕被報復而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人向《法新社》表示。 國安機關拘留亦拘留了至少有兩名為罷工提供意見的民間組織者，從而增加復工的壓力。來自深圳民間勞工組織的張志儒及其同事林東，在上星期被拘留了幾日。張志儒在4月25日被釋放後，指警察告訴他：“只要工人回到鞋廠復工”，他就會重獲自由。 兩面的回應 獨裁中共面對挑戰，尤其是群眾運動時，總會展現出“兩張臉孔”。在北京，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上星期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裕元“確實存在未如實申報社保繳費的問題”。 但正如工人指出，地方政府機關長年與公司勾結，因此對公司的壓榨視而不見，從而換取稅收及賄款，是中國的常態。裕元執行董事劉鴻志表示，在整場紛爭里，地方政府“全力支持”公司給予勞方的條件。警察作為國家權力的“核心”，在這場紛爭里站在哪一方是無傭置疑的。雖然裕元被發現違反法律，但領導層沒有一人被逮捕。 在儘快結束罷工以達“維穩”的目的，以及恐懼更多工廠會因工資提升而遷出中國（至孟加拉、柬埔寨及其他低工資經濟國）之間，當局政權要作出一定的平衡。 要求組織獨立工會 裕元罷工成為中國近代勞工鬥爭史的標誌。4月5日，罷工以約1,000名工人開始，然後在下一個星期蔓延至50,000人，包括前線工人及部分管理層人員。在4月18日，罷工蔓延至裕元在江西省的工廠。 裕元工人與2010年浪潮橫掃汽車製造業的罷工有一點共通處，就是拒絕中共傀儡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最後一分鐘的介入，並要求組織自己的工會。《經濟學人》有相關報道，指在廠房閘口的工人撕毀官方工會的信件，該信件要求工人結束罷工，並理解公司釋出的“誠意”。 “工會應該有自己的工會。”一名姓雷的罷工者表示：“因為（官方）工會沒有站在工人一方。” “工人發動罷工，沒有計劃” 在一黨專政的條件下，加上習近平上任後加大鎮壓，意味著罷工不會如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這些國家的工人已爭取到工會權與民主權利）這樣發展。沒有真正的工會，沒有工會會議，沒有投票通過決議，沒有有架構地討論去訴求，就如今次東莞的工人鬥爭，大體上是自髮式的即興行動。 因為中共政權或公司會派出間諜，很容易會阻撓或粉碎有組織的行動，工人鬥爭傾向於自發爆發。但是，在開始後，罷工會開始有組織的，但在非法與不停的鎮壓下，很難維持組織的模式。 “罷工是自發而沒有好好組織的。甚至可以說工人沒有計划過（罷工），但只是發動了罷工。”北京大學繼續教育部的教師兼勞工議題評論員紫曉明解釋：“但工人仍然保持高度信心…所以是挺有戰鬥性的。”他向《TRNN新聞》表示。 正如我們在中國其他的罷工與群眾鬥爭所見，例如反污染和反徵地的抗爭里，裕元工人使用即使社交網路群祖去討論罷工及其下一步的行動。有些群組的人數高達400名工人。這些網上平台經常被國安勢力入侵並關閉，但新一個群眾又再展開。在獨裁制度下，手機和社交媒體為工人和活動分子的會議討論提供了一個“保護罩”。 選舉代表 工人要求有權選舉自己的代表。在紙面上，在國家控制的工會的框架下，有保障這一權力，但實際上很少被認可。廣東常常被“改革”倡議者炫耀為進步的例子，甚至省政府開始實行集體談判合法化。但在獨裁制度下，這一“法例”在現實上是不可能實行的。在今次數十年來最大的罷工里，可清楚見到只有警棍下實行的“集體談判”。 因此，牽涉在罷工行動的工人對於選舉派出代表會見管理層，愈來愈謹慎小心。在“開明”的廣東，最近有大批工人代表被逮捕。最著名的有深圳家具廠工人代表吳貴軍，他被控在去年一場抗議“造成交通阻塞”而判監五年。裕元工人也不願意公開揀出領袖，害怕公司和國家會對這些人恐懼。 目前，裕元鬥爭的前景是不確定的，罷工對工人意識與未來的鬥爭有巨大影響。“不論我們是不是成功，也會紀錄在歷史裡。”一名姓羅的工人向《BBC》表示。很明顯，即使現在仍不能相信公司和政府會完全履行他們對工人的法律責任，沒有這場罷工，工人什麼也贏不到。在面對鎮壓下，工人成功組織強大的罷工，癱瘓跨國企業的生產線，為中國工人鬥爭立下了新一個里程碑，並給予其他工人信心。在未來的日子裡，對獨立民主工人的訴求會如河水般湧現，勢不可擋。 習近平的反腐運動背後是由什麼驅動的？ 隨著習近平反腐運動勢頭增強，中共統治精英內部的權力鬥爭明顯進入了危險區。在中國，政權交替時都必然有反腐運動。因為腐敗無窮無盡，正在侵蝕政權的社會基礎，習近平及中共現任領導受到巨大壓力，要表現的像是“來真格的”，但這其實都是政治為先的，以作為權鬥的手段，而非刑事案件。 政府面臨著一連串威脅，習近平在新成立的國安委首次會議上發表演講，將目前形勢描述為中共政權“最複雜的歷史時期”。中共獨裁面臨多方面的威脅，從大規模經濟放緩、痛苦的信貸緊縮（去槓桿化），到罷工等群眾抗議興起。這背景解釋了為何習近平反腐運動的規模比前任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更大，且可能會進一步升級。但這會有可能激起政權內部的重大危機。正如已故的中共元老陳雲曾說：“反腐不力會損害國家，反腐太過會損害黨”。 外國媒體普遍預計，官方很快會發表聲明，宣布如何處置前政法沙皇周永康。他從去年年底以來一直被軟禁著。周永康是前任的政治局常委，如果他被帶往審訊，會是中共首次如此高級的卸任領導被審。《路透社》（3月30日）引述不透露身份的中國官員說：“在過去4個月中，周永康的親屬、政治盟友、手下和下屬總共超過300人，也已經被拘捕和審問。” 這些只是周永康從前建立起的關係網的一部分，包括在四川省政府、石油業和國安機構。自從1990年代中共擁護資本主義以來，這些圍繞在高官及其家屬周圍的關係網，就在中共內部大量擴散。被捕者包括，中石油前董事長蔣潔敏（在福布斯全球500大企業中排行第5），以及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周永康有超過10名親屬已經被拘留，包括他的妻子、兄弟、兒子和媳婦。在此次打貪過程中，調查人員追查到了900億元的駭人巨款。 據《金融時報》所說，周永康“可能是中國最有權勢的人”。報章又將周比作迪克．切尼（前美國副總統）以及J．埃德加．胡佛（前聯邦調查局局長）的中國混合版，因為周事實上掌控著石油業和國安部隊。2012年11月，當周永康從中共政治局常委卸任後，緊接著其所謂“石油幫”的黨羽就開始被清洗，當時也是習近平剛接管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在2008至2012年周永康在任其間，國內維穩費用（法院、監獄、調查人員和警察）上升了一倍，超過了軍費開支，等同于越南全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這一情況表明了中共政權內憂甚於外患。今年開始，維穩費用成了敏感話題，中共不再對外公布。 周永康是前太子黨領袖薄熙來的主要支持者，現在薄已因貪污而被判處無期徒刑。裴敏欣教授認為，和周永康相比，薄熙來“看起來只是小偷小摸”。裴敏欣作出預言，周永康一案將是“涉及共產黨高級領導人的最醜陋的和最聳動的醜聞。”問題在於，習近平和中共領導層擔負得起揭露家醜的風險嗎？還是會控制事情以減輕破壞？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所解釋過：“罪行驚人得令中共高層面對兩難局面。因為在對周永康的調查審判中，可能把整個政權拉入政治醜聞的泥潭。” 周永康不僅涉嫌貪污，而且還被懷疑參與其他一連串犯罪活動，包括謀殺和勾結犯罪團伙。據推測，他和薄熙來密謀反對習近平，有人認為這是習近平追查周永康的主因。習的舉動打破了黨內“刑不上常委”的不成文規定。然而，從周永康正式立案被拖延多久，可見習近平權衡事件的潛在危險，因為上層鬥爭激化可能引發一場廣泛的政治危機。 《華爾街日報》（2014年4月22日）說：“如果習近平真的以清理黨內腐敗的名義向國家上層宣戰，可為政局穩定帶來墳墓。” 三分之一官員是腐敗的 大規模貪腐遍布中共黨國。官員及其後代利用自身職位，聚斂財富，且攫取關鍵經濟資產的所有權。2013年一次未公布的黨內調查發現，超過30%黨政軍官員涉入貪腐。 儘管許多中國人會覺得這數字太低，但該報告仍讓我們了解到官員腐敗的規模。習近平的清洗行動僅僅觸及了問題的表面。這並不是偶然的，因為他的目標一直是局限的、有針對性的運動。一位接近中共領導層的不具名消息人士告訴《路透社》：“如果習近平逮捕所有貪腐官員，那政府就會癱瘓。” 習近平在多次場合警告說，腐敗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亡。到目前為止，“老虎蒼蠅一起打”的運動已經調查了20名部長級官員，其中有一半與周永康及“石油幫”相關。 此外，習近平的禁止奢華鋪張的儀式，成功抑制了一些浪費，縮窄了名牌與名酒的市場。這些奢侈品往往被用作賄賂，根據一項國際調查，禁止奢華令中國GDP消失了1.5%（8,450億元）。在二月，在中國“性都”東莞的掃黃行動中，有數百名人被捕，包括貪腐的警官。黃色事業占當地GDP的10-12%。這次掃黃令公眾意見兩極化，有很多人反對檢控及羞辱性工作者，而有錢的嫖客通常沒無脫身。另外一些人將東莞掃黃貶為鬧劇，指很多酒店和夜總會在掃黃前預先收到警察警告。 為什麼是周永康？ 習近平希望反腐運動可以同時實現幾個目標：鞏固自己的地位，同時透過加強控制愈來愈自把自為的地方政府以及國有企業，令政權重新集中權力。清洗延續至解放軍，是因為習近平要鞏固對這個中共統治利器的控制。鄧小平曾經利用1979年對越南的戰爭（解放軍在這戰爭中慘敗）去清洗毛澤東的死忠，從而清除抵抗鄧小平與走資“改革”的勢力。習近平下令逮捕將領徐才厚與谷俊山被逮捕，後者被指受賄而出賣軍隊中的晉升機會。谷俊山被指控售賣了上百個官位，並從出售軍地中獲利。“如果一個上校想成為少將，要掏大約3千萬元人民幣。”一個軍隊中的消息來源告訴《路透社》。調查員從谷家中搜到四車財物，當中包括一尊純金毛澤東。 周永康從前是一位碰不得的人物，習近平將他扳倒，可以自己樹立成一個“強勢領導人”，並向其他潛在的反對者發出警告，包括地方政府，以及黨內的許多關係網。習近平通過這種方式，使中下層政府擺脫今天這種以債務驅動而不能持續的增長模式。這模式不僅是貪污的溫床，更重要的是會令中國走向經濟崩潰。 有報道稱，浙江省作為習近平從前的權力基地，以及私人資本主義的據點，他計劃從浙江省提拔200名“具改革思想的”官員，安排到黨、政、軍內的關鍵崗位上，藉此推行他的經濟改革方案。一名中共內部人士對《路透社》說：“反腐行動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這目的是把他自己的人和想法一致的官員提拔到重要崗位上去，從而推進改革。 “紅色貴族”的財富 周永康家族及黨羽被圍捕的事件中，讓我們看到中國“紅色精英”所聚斂的巨額財富。檢察官和反腐人員所凍結的銀行賬戶中有存款370億元，所查獲的債券、股票、珠寶和金條總價值達510億元。 《紐約客》評論說：“關於這批資產，有很多事我們還不清楚。比如，有多少是為企業所持有的，又有哪些與周氏家族有直接關係。但是我們應該仔細想想這一點：一群中國公務員及其助手所積累的財富比阿爾巴尼亞的國民生產總值還要多一些。” 《紐約時報》有一份深入報告（2014年4月19日），提供了周永康直系親屬的財富細節。周永康41歲的兒子通過出售設備予國有油田和全國數千個加油站，賺到了數百萬美元。這正是中共高官子女藉助官職盈利的典型。《紐約時報》報告發現，周永康的三個親屬在至少37家公司持有或控制股份。這些公司涉及能源行業、房地產和其他領域。周氏家族已記錄在案的財富至少有10億元。《紐約時報》評論道：“這些資產也使周永康 － 2007至2012年的政治局常委中的第三人物 － 的家族的財富超過1.5億美元（約合9.3億元人民幣）” 換句話說，根據“記錄在案的財富”，在上一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人民幣億萬富翁。除了周永康，另外兩個分別是溫家寶和習近平自己。這就留下了一個問題，在中共領導高層及其家族手中還有多少“未記錄在案的財富”。 中共最高領導人所有的私人財富令英國的“百萬富翁內閣”相形見絀。英國議會中最富有的上院領袖斯特拉斯克萊德勳爵有1,600萬美元的財富，但周氏家族超過其10倍。據報導，習近平家族的財富是3.7億美元，是萊德的23倍。 失去控制？ 中共精英的驚人財富也就告訴了我們，為什麼習近平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迫使他“緩和”反腐運動。在中共上層中，就誰是下一個目標，以及大規模內部衝突的風險，響起了愈來愈大的警號。上個月，87歲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力勸習近平放慢行動。《金融時報》引述江澤民的話說：“反腐的步子不能太大。”這篇報道說，前國家主席胡錦濤也表示了類似的顧慮。在這兩個例子中，從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恐懼可見，他們擔心反腐行動會使政權發生動盪。在政權里，一個保證互相破壞的體制要抑制各派別與財閥的權鬥。 “中國的反腐運動可能會失控。在習近平感到完全鞏固權力之後，就必須喚走他的狗。”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埃德．周如此說到。 但是，對習近平來說，講比做容易得多。反腐運動可以有自己的邏輯發展，第一，面對公眾反腐的輿論壓力，中共需要緩和憤怒，第二，為了在權鬥中取得優勢，這兩點也會迫使中共領導拉開新的反腐戰線。最近，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被捕，就是另一條戰線，而有傳另一名前政治局委員賀國強被懷疑包庇宋林。華潤集團控制2,400間公司，雇用50萬人，被指控以過高價格收購山西的煤礦業，損失了數十億人民幣。宋林的女友為一名香港的投資銀行家，她被指控為宋洗黑錢，聚斂超過10億人民幣的財富。 由於周永康被審判的話在政治上相當敏感，因此一直被拖延正式立案，令人懷疑因此他可以避免檢控，或者被無限期軟禁，就如前黨總書記趙紫陽一樣。習近平打破了周的權力根基，但會因此而滿足而放手嗎？更有可能的是，案件之所以被拖延，是因為需要炮製一個純粹關於經濟腐敗的案件，並讓當局政權掩蓋爆炸性的議題，包括企圖發動政變和謀殺。如果周永康現在被免罪的話，會削弱反腐運動及習近平領導層的誠信。 《學習時報》前副總編輯鄧聿文提出這一意見：“如果你不能處理周永康，如果說你反腐？你在全世界面前吹捧反腐，但你現在突然停下來？這不是證明你做不到嗎？這意味著你沒有權力。如果你沒有權力，又如何改革？這是徒勞無功的。” 鞏固一黨專政 在四月，“新公民運動”再有四名成員上庭受審，被指控“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當中最高被判監三年半。加上許志永在一月被判監四年，該團體共有十人因為要求公開官員財產而坐監。這些活動分子主張體制內改革，連他們都被檢控，可見習近平一方面在放鬆國家對經濟的控制，但卻加強中共的政治壟斷。 美國人權監察在2014年的全球報告裡指出：“當習近平大談對付腐敗，並且有很多高調的逮捕，政府卻苛刻地打壓那些揭露政府及黨高層腐敗的人。” 在習近平統治下，政府加強媒體審查、網路控制，並鎮壓工人代表、維權人士和博客。去年，向學校要求“七不講”，禁止教師談論民主、人權，以及意味深遠的“權貴資產階級”。 中共領導深知道社會和經濟危機正在深化。習近平相信，透過加強國家的鎮壓，重新集中權力，可以挽救中共政權及自己的地位。在托洛茨基這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對1930年代斯大林獨裁的批評里，講述了習近平想法的錯誤： “但歷史會破壞對警察的幻想，今次也一樣。當政權與國家發展面臨不可調和的社會或政治矛盾時，鎮壓肯定可以為延長一定籌命，但長期來說，鎮壓機器自己會開始崩壞、趨向暗淡、粉踤。斯大林的警察機關正進入這階段。雅果達和葉若夫（斯大林秘密警察首腦）的命運不僅預言著貝利亞（內務人民委員部首腦），但也預言到三人的共同首領的命運。”（大清洗的結算表，托洛茨基，1939年6月10日） 這幫助我們了解到，對前政法沙皇的清洗意味之深遠。 習近平的訪歐之旅－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 從索契到歐洲，習近平上演了一出近乎完美的“外交秀”。此時已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第6個年頭。歐洲仍在經歷著削支政策和對工人生活水平的打擊，不僅沒有走出經濟低谷，反而陷入常態性的低迷。此起彼伏的群眾鬥爭雖然沒有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但無疑在動搖資產階級的統治基礎。 另一方面，自由化改革使中國不可避免地掉入資本主義困境。加上來自西方的震盪和衝擊，中共統治者被迫在狹小的資本主義圈子裡尋找出路：對外“合作”、對內“改革”。 經濟之旅 《BBC》報道稱，習近平來到歐洲時帶著一個200人的商業代表團，出訪的核心目的顯而易見。 2008年經濟危機後，中國難以維持原來的發展速度。而且在資源和市場的雙重擠壓之下，中國加工出口企業大量倒閉。沿海地區工廠老闆跑路潮引發了激烈的工人鬥爭，使人聯想起台灣的“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抗爭事件。罷工代表吳貴軍被捕就是因資本家跑路賴帳而起。 面對困局，中共政府不得不採取對策。歐盟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是歐盟第二大貿易夥伴。而習近平訪歐期間一直沒有離開的話題就是“開放市場”。 11天內，中國和歐洲四國簽署了120多項合作協議，價值700多億美元，並且提出了建設自由貿易區的可能。資本和商品將在亞歐大陸上更順暢地流通，而工人卻被套上更沉重的枷鎖。根據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規律，中歐貿易和資本自由化將會加速寡頭壟斷的形成。在國內外資本家的聯合進攻下，工人群眾不得不承受更加露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也就意味著更加嚴重的剝削。 中歐戰略 2012年，奧巴馬提出了重返亞太戰略，令中美在亞太區局勢大為緊張，直接間接引發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國與中國發生一系列領土衝突。內外交困的中共政府必須藉助歐洲大陸的力量，才能制衡來自東方海上的壓力。 《BBC》發表文章稱，“利用（歐洲）這張地緣政治的王牌，北京可制衡美國，牽制俄國，還可敲打日本。中共建政以來，歐洲還沒有像今天這樣在中國的全球地緣戰略博弈中占有如此之重的份量。”習近平說中國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宣揚“中華民族是兼容並蓄、海納百川的民族”，保證“中國不走國強必霸的老路”。這一切無不是要打消歐洲統治者的顧慮。 為了拉攏歐洲，習近平需要“在亞歐大陸架起一座友誼和合作之橋”。但資本家的友誼也是有價格的。各國資產階級都想占據資源、擴張市場、牟取利潤。聯盟只會是暫時的，反目成仇不可避免。目前削支政策使經濟冷淡成為常態，局限在資本主義框架內的“合作”無法扭轉這個局面。最終在有限的資源和市場面前，中歐資產階級將會扯下面紗，拋開虛情假意的承諾。甚至在必要關頭時，以赤裸裸的經濟乃至軍事衝突作為最後手段。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 習近平在歐洲學院演講時，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帝制、君主立憲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相併列，希望證明它只不過是一種適合於中國國情的“普通的”政治制度，可以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和平共處”。這決不是偶然的。習近平在歐洲的每次會談都要提到“改革”這個詞，以此向歐洲資產階級表示“誠意”。 1978年後，中國由官僚計劃經濟走向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去年年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被看作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起點。換句話說，就是新一輪經濟自由化的啟動。建設亞歐開放市場，正是中國資本主義化的外部表現。資本主義的內在規律推動中共統治者加入世界市場，尋求資本“更有效率的”運作和更多的利潤。 習近平說：“改革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意味著希望從現時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松縛，走向全面的新自由主義化。但在經濟與政治上，這都是難以實現的。習近平訪歐以及隨後的中歐合作，預示著中國階級鬥爭在深度和廣度上的激化。 在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框架內里不可能解決中國工人階級所承受的壓迫與剝削。相反，中共的資本家與西方資產階級會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共同打擊世界工人群眾鬥爭。就好像中共在柬埔寨成衣工人罷工事件中所做的那樣。但同時，中西方資本家的聯合壓迫，會讓中國工人階級看清民族主義宣傳乃至整個中共政府的惡劣本質。工人群眾要解放自己，就必須堅持國際主義原則，共同對抗世界資本主義。 中國草根左翼的復甦 是什麼使毛澤東主義等左翼思想得到越來越多青年人的支持？ 近年，儘管政府周期性地打壓左翼網站和左翼活動者，但中國還是出現了左翼思想的回潮。有評論員稱，是習近平自己令毛澤東主義復興了。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訪問了一直緊跟最新動態的紅馬（筆名）。 今天的中國青年越來越認同毛澤東主義，為什麼會出現這一趨勢？ 大體上說，中國從1990年代開始出現各種左翼思想的回潮，其中毛派是最廣泛的並占據著主導地位。但也有其他一些左翼派別，如托洛茨基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所謂的新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 1980年代之後，由於資本主義復辟，新自由主義政策興起，當今的中國社會出現了尖銳的貧富分化、社會不公、對工人和社會弱勢群體的壓迫，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與殘酷現實間的出現巨大差距。 所有這些問題都促使熱血青年們去質疑當代社會，並尋找一個左翼替代方案。 近些年來，這一趨勢開始加速發展。馬克思說：“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1949年革命和及後的毛澤東紅色中國，在早期取得了巨大進步， 所以儘管後來造成了不可思議的災難，並成為資本主義復辟的溫床，但一些激進群體還是選擇了毛澤東主義作為武器，以質疑、挑戰和反抗現政權及其資本主義模式。這是可理解的。 同時，為了維護其統治與合法地位，政府和中共仍把毛澤東的形象和“社會主義”一詞用作“紅色遮羞布”，為其資本主義統治地位與合法性護航。 習近平也在其統治之中注入了一些毛派“風格”—這是向左轉嗎？ 左傾青年和毛派如何看待習近平的“毛澤東主義”？ 儘管習近平在演講時，用到一些毛派措辭，甚至“馬克思主義”言論，但人們從中看不到任何向左轉的具體措施，反而恰好相反。 實際上，習近平和政府正在進一步實施所謂的“改革”政策，包括國有財產私有化，例如鐵路和石油業、金融領域的自由化、土地和土地使用權的自由市場，等等。 有人相信，習近平正在複製所謂的重慶模式，只是拋開了身陷囹圄的薄熙來。 這是因為習近平發動了一場全國運動，打擊腐敗高級官員、非法黑幫和色情行業。這些運動可以贏得一些公眾支持，在一段時間內也包括一些左翼人士，但這和左翼政治沒有任何共通之處。正如許多媒體所觀察到，習近平在樹立自己的個人權威，以此取代之前“集體寡頭”的黨內體系。 在演講中，習近平多次強調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改革時代的聯繫，也強調了民族主義的中國夢與美國夢之間的關係。 他似乎想採取一種實用的國家資本主義來進行統治。 薄熙來被定性為新毛派最突出的中共領導人，正在監獄中服無期徒刑。薄有沒有社會的支持？ 他和年輕的新毛派有著怎樣的關係？ 薄熙來及其“重慶模式”在左翼中仍有一些支持。 重慶模式從來都不是一個“社會主義模式”，而是國家資本主義再加上一些民粹宣傳。即便在挺薄的毛派中，也有很多人認同這一點。 由於政府在薄熙來貪污案中沒有向公眾出示足夠令人信服的證據，薄熙來的魅力，加上中共其他高官的醜聞，反倒幫助他贏得了一些左翼群體（毛派），甚至群眾的支持和同情。 所以，在被判處無期徒刑之後，他的支持度實際上相對更大。 所謂的“中國至憲黨”在2013年11月由挺薄人士成立，就是一個例子。在薄熙來被捕（2012年5月）一周年時，網上出現了一些受歡迎文章和視頻，對他表示讚頌。 現在社交媒體上出現了關於19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激烈討論，背後是什麼？ 現在，中共官僚與資本家互相勾結，剝削勞動者，並享受著巨大的財富和特權。 這一局面似乎證實了毛澤東和造反派關於“資本主義復辟”的警告，因而合理化了由其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所以一般來說，中國的左翼青年贊同文革。 即便是那些不支持毛澤東和毛主義的左派，也會支持文革的一些要素，作為一場從下發起的左翼民粹運動。 同時，政府和（中共黨內外的）自由派都害怕群眾運動會造成混亂。 對他們來說，文革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尤其在其初階段。 這就是為什麼在薄熙來被捕時，前國家總理溫家寶在新聞發布會上警告說，文革可能重演。 許多自由派和主流媒體認為，一個壞秩序，例如中共獨裁，總比沒秩序好得多，所以他們竭力警告和抹黑文革。 事實上，中國政府從來都沒真正公開過文革的真相。在文革期間，局勢接近半內戰狀態。中共官僚的敵對派系明爭暗鬥，但也有官僚鎮壓一些平民的反抗。在文革和1976年政變之後，數百萬平民造反派遭到嚴厲的清洗、鎮壓和監禁，結果鄧小平和保守官僚集團奪取政治權力，為復辟資本主義鋪平了道路。 中共政權不分左右，打壓兩派的異見人士。在批評中共政權方面，想要民主和更多“自由市場”政策的自由派，有可能和新毛派找到共通點嗎？ 在大多數問題上，自由派和新毛派似乎沒有什麼共同點。一方面，即便經歷過2008年金融危機，中國自由派仍對西方資本主義存有極大的幻想。 自由派的核心群體強烈反對任何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 那些反對“放任資本主義”的左翼自由派在中國只是少數。 另一方面，許多中國毛派盲目地、無條件地保衛毛澤東及其在1949-1976年間的統治。 他們深深地懷疑著“資產階級民主權利”。而且，溫和自由派（改革派）和軟毛派（所謂的“救黨派”）有著不同的立場，但有相同的基本路線，就是把所有希望放在改良中共上。當然，毛派和自由派所設想的改良是相互對立的。 之前我們曾聽說，有一群規模小的青年認同托洛茨基主義，而不是毛澤東主義。在今天，對托洛茨基主義的興趣有多大，這興趣是否在增長？ 托洛茨基和托派思想還並不為中國公眾所熟知，但是它在一群左翼青年中越來越受歡迎。這一傾向可以追溯到21世紀的頭10年。一群由數百人至上千人的年輕人，通過百度（baidu.com）討論群、豆瓣（douban.com）、QQ聊天群和微博（weibo.com）等途徑，在網絡上下定期討論和學習托洛茨基主義。 他們大多數在轉向托洛茨基主義之前，都對毛澤東主義、所謂的“官方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等政治主張感興趣。 他們支持施行公有制、工人民主和國際主義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其中一些人為各種國際托派網站撰稿、翻譯文章和雜誌，如工人國際委員會（socialistworld.net）與馬克思主義文庫（ marxists.org）。 一些人至少部分參與到工人鬥爭之中（加入非政府組織、為工人製作小冊子/雜誌）。除此之外，更廣泛的左翼青年，甚至是一些毛派，開始對托洛茨基主義感興趣並表示友好。例如，一些青年毛派說，在現階段的中國，毛派和托派在各種政治問題上有“80%的共同點”。托派希望和毛派合作反對資本主義，當然同時仍堅持一些關鍵性的原則。 杭州反焚化爐示威衝擊中共政權 今年三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大張旗鼓，承諾要“向霧霾宣戰”。但看到這周末杭州市餘杭區的血腥鎮壓場面，中央更似是“向反霧霾的示威者宣戰”。於5月10日，大批民眾發起抗爭運動，反對當地政府興建垃圾焚化爐，但遭受到數百名防暴公安強行鎮壓，釀成流血衝突。期間民眾堵塞高速大道，人數有近5千，有傳更達至3萬人。 近幾星期，在距離省會杭州市中心約20公里的餘杭區，群眾每天都有發起和平的示威遊行。由於焚化爐釋出致癌物質，增加當地居民患癌率，因此各個城市的民眾對興建垃圾焚化爐的反對聲音不斷。根據一個官方來源的數字，自九十年代中起，針對環境問題的“群體性事件”次數，平均每年上升29%。正於一個月前，廣東省茂名市亦爆發千人示威，反對政府在當地興建化工廠，最終迫使政府“重新檢視”計劃。 上星期六，在餘杭爆發了暴力事件，發展的模式似曾相識。事由於原本當地官員在群眾壓力下，擱置興建焚化爐，但浙江省省長李強到訪餘杭，推翻了這個決定。於是，數千名示威者聚集並堵塞高速公路中心，要求暫停計劃。 一如既往，警方嚴厲鎮壓，成為了問題的禍根。警察與防暴公安封鎖道路，並部署警力。官方消息指出，至少39人受傷，包括29名公安。但網上流傳多張相片，發現受傷示威人數更高，很多都頭破血流，而相片其後即被網絡審查迅速刪除。而根據官方媒體報導，大約30輛汽車，包括6部警車，被翻倒或摧毀。這次警民的激烈暴力衝突顯示了，在中國鎮壓式的獨裁制度下，人民對於中共加速實行的新自由主義親商政策，聚積著爆炸性的極大不滿。 《每日電訊報》的駐上海記者，湯姆．菲利普斯報導：“在星期六，發生衝突的初期，據報導一名示威者受傷及被送往醫院。這引發更多的暴力衝突，一直至星期六晚上。但中央電視播放的卻只有數名男子用拳頭襲擊一名公安，以及安全部隊逃離一群用玻璃瓶擲向他們的暴民。”衝突之後，餘杭進入變相戒嚴狀態，警方已封鎖示威地區中心中泰鄉，並通緝照片被公開的疑犯。官方媒體表示，已有53人被警方逮捕。 鎮壓與威脅 餘杭的居民表示，政府從沒有知會他們關於的興建焚化爐的計劃，亦沒有進行環境評估。一群獨立的環保人士自己進行了一項調查，並公布了結果，令當地居民警覺起來。《鄭州晚報》報導，今年四月，民眾收集了約二萬個聯署，反對興建焚燒爐。 由四月底起，數百名群眾每天聚集於餘杭政府的辦公室外示威。於5月10日的騷亂之前，已有中泰鄉當地居民投訴被公安威脅、恐嚇及毆打。而前中泰鄉的村長亦因反對焚化爐工程計劃，而被高層官員迫使他辭職。隨著抗議行動的開始，所有被發現的參與者都被當地政府恐嚇。教師和學生都收到由當局發送的短信，警告不要簽署請願書。當地居民向自由亞洲電台表示：“如果你參加的話，他們會打電話恐嚇你。如果你是父母，他們會發短信給你，威嚇你和孩子不要參與。” 正如在其他大規模的抗議運動里，包工人罷工，線上聊天室在協調行動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這些線上工具也被網絡審查。即使星期六警方大規模鎮壓群眾，一群中學生仍然勇於星期日5月11日的晚上繼續遊行。 環境荒廢 近年，反污染抗爭運動的力量不斷壯大，餘杭的抗爭就是其中一例。由於中共獨裁面臨環境的崩潰，嚴重的空氣、水質和土壤污染。有“空氣末日”之稱的巨大煙霧雲現象，癱瘓了主要城市人民的正常生活，尤其於中國北方。科學家警告，如此極端的空氣污染問題，就像一個核冬天，減慢了植物光合作用的過程，會對中國的糧食供應造成威脅。上個月的一份報告顯示，近五分之一的中國耕地被重金屬及其他工業廢渣污染，證實了人民對於食品安全的擔憂。 若然餘杭的焚化爐建成，將會是全亞洲最大的垃圾焚化爐，每年可處理超過100萬噸的廢物。中央政府亦正策劃“垃圾焚燒大躍進”，未來數年內將會有大約300個焚化爐，興建於全國各個地方，處理城市的大量垃圾。民眾擔心若然沒有加置合適的過瀘器，以過瀘焚化爐釋放出有毒物質，如汞和二惡英，會引致癌症。但政府貪腐情況嚴重，加上安全和環保標準一向疏忽得惡名昭彰，只會令公眾更為焦慮。 一名餘杭居民向香港的《南華早報》表示：“我們根本不相信政府的話。他們說會按歐洲環境標準來興建焚燒爐，但我沒有辦法信任他們。” 由於政府以往只會於示威行動的壓力下“假撤回”，其後秘密重新推行，民眾對於中共政權已變得不再信任。這解釋了為什麼在餘杭抗爭中，即管地方地府已表示撤回，但運動依然升溫。在上星期，政府宣布不能在沒有人民支持下進行項目。可是很明顯地，一個獨裁國家只會強硬打壓人民表達反對的意見，因此這句話根本沒有意思。 餘杭示威運動亦是對於中國社會爆發將至的另一個警示。雖然暫時還沒有官方的數據，但相信每年約有十萬宗“群體性事件”爆發，包括環保抗議、農村抗爭，以及工人罷工。在三月底，茂名市爆發反對興建化工廠的示威，之前寧波、昆明、大連等地出現類似的抗爭行動。幾星期前，東莞的大型鞋廠工人亦爆發了數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大大衝擊了中共政權。這次罷工可能正正預示著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動盪，工人對於工廠倒閉、拖欠工資，及扣繳社保等不公情況的不滿已達到沸點。 社會主義者與中國勞工論壇強調，需要將工人鬥爭以及更廣泛的民主運動，與正在覺醒的環保運動連繫起來。有需要發起運動，要求政府釋放所有被逮捕的反污染示威者，亦需要獨立調查餘杭的鎮壓情況。這與要求釋放被判監的工人代表和反腐維權人士的情況一樣。這些運動都需要與爭取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以取代漠視環境破壞的資本主義“市場”。 中國：“三高”企業帶來巨大的環境代價 今年4月，國際低碳經濟研究所在其報告《中國已經成為污染大國》中說，中國各類污染物排放量均居世界首位，並遠遠超過自身的環境容量極限。近三十年來，中國依靠“三高”企業（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取得了經濟總量的迅速增長，但其代價是環境狀況不斷惡化，空氣、水源、土壤遭受著空前的破壞。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引發了群眾的擔憂。中國自1996年來以來，環境群體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2012年甚至激增120%。當前中共專制統治和階級壓迫導致國內矛盾愈演愈烈，群眾的每次團結行動，都可能成為爆發全面反抗的導火索。為了平息群眾的怒火，中共開始採取措施應對突出的環境問題。根據《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中國將在2013-2017年間投入1.7萬億元治理大氣污染。但是由於缺乏社會監督，這些資金具體怎樣使用很難為公眾所了解。 污染西進 為改善空氣質量，北京今年將清除300家高污染企業，其中一部分將前往河北、天津和內蒙古。儘管政府聲稱不會轉嫁污染，但企業的改造缺乏充足資金，政府給出的承諾也沒有任何現實保證。首鋼集團將鋼鐵產業搬遷到河北唐山，就是一個轉嫁污染的典型案例，也反映出中國東部地區“治理”環境的普遍手法。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停止燃煤發電項目後，為保證充足的電力供應，煤電只能向西部地區轉移。這樣東部一線城市就可以使用“清潔”的電力，而將廢氣和灰塵留在電力輸出地。 2012年，被稱作“中國蓄電池產業基地”的江西省宜豐縣爆發血鉛風波。起因是當地多家蓄電池廠排放的鉛塵導致大量兒童血鉛超標。宜豐政府提供優惠政策，鼓勵那些受到整治的污染企業到當地建廠。在國內外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中共政府不能也不願徹底清理高污染行業。因為大部分社會財富操控在官僚和資本家手中，改造生產模式會進一步加重政府債務負擔，要想滿足東部城市需求、帶動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就離不開“三高”企業。如果出重拳治污拖住了經濟的腳步，隱藏在光鮮表面下的爛瘡就會曝露出來，對於中共政權來說其後果遠比環境問題嚴重的多。 世界工廠的污染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表面上擔憂中國的環境污染，例如試圖向進口商品徵收碳關稅，卻難掩其偽善面目。1960年代開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向外轉移高污染企業，中國就是一個重要接收地。據統計，中國引進的投資中至少有20%屬於高污染行業。《華爾街日報》報道稱，2006年中國排放二氧化硫的三分之一以上、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的四分之一左右來自與產品出口相關的經濟活動。如果將中美貿易中相關的污染排放物計算在內，2006年美國對這四種污染物的排放量將要比當前數據高出6-19%。 在去年的達沃斯論壇上，美國鋁業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克勞斯．柯菲德表示，有一些行業在中國進行生產，增加的產能是不合理的，因為污染非常嚴重。可以將這些行業放在國外進行，而且效率更高，污染也不會發生在中國，這是一個很好的合作夥伴發展方向。換句話說，就是要把這些污染企業搬到更落後、更缺乏環保措施的地方去。可見，與中國國內的污染轉移相似，掌握著金融霸權的歐美資本主義自己享受著清潔的環境，卻將落後地區的人民投入廢水與廢氣之中。隨著中國國內環保措施的加強，高污染企業為了尋求寬鬆的環境，很可能將生產搬到東南亞等工業化水平更低的地區。 治理環境污染亟需社會主義方案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生產是為了追求利潤。無序的、過度的生產往往浪費大量資源，同時排放有害物質。等到當地群眾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們又會將污染轉移到落後地區。資產階級仍舊大肆斂財，受愚弄的卻是人民。另外資產階級政府會將環境治理外包給私人企業。也就是說資產階級為了清除他們自己所製造的污染而向人民伸手要錢。環保行業的資本家藉此裝滿了自己的錢包，而該行業的工人和其他勞動者一樣受到剝削。可見資產階級並非關心人類的共同家園，而是視之為另一個可以增值其資本的行業。 為了解決環境污染，我們必須提出並堅持一個社會主義方案：各地組織居民委員會審查當地企業生產狀況，關停高污染企業，只有各地居民都組織起來才能阻止污染向其他地區轉移。只有將行業和銀行國有化，並將之交由工人民主管理，按照群眾的需求而非資本家的貪慾進行生產，才能避免資源浪費，減少有害物質的排放，並且打破石油業的既得利益，方能推行潔淨能源。只有國際上實行民主監督的計劃經濟，才能避免將落後國家變成發達資本主義的“環境避難所”。 如履薄冰的中國經濟 中國內地的經濟走向一直是世界各國所關注的焦點，房地產價格下跌、大量工業產能過盛，以及銀行危機的存在風險。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角色相當重要，因此這狀況已令各地政府和資本家感到恐懼和戒備。 經濟危機有多遠？ 零八年世界經濟危機之時，中共推出四萬億救市方案以圖刺激經濟。這政策在短期內讓中國經濟在全球危機中脫逃。但是，這不免只是飲鴆止渴式的“解決方案”，而這為經濟所帶來的缺陷惡化，特別是刺激方案鼓勵金融投機的浪潮，造成了龐大債務。 最為明顯的，就是由於這種依靠投資而拉動經濟增長的方法，導致了今天中國內地的經濟嚴重過熱，亦即是產能過盛。比如興建了過多不必要的基建，如公路、鐵路、機場等，這些基建建成後使用率低下，也就是意味著這些基建都變成了“過盛”產能的一部份。不僅如此，在興建時所需的各種跟進工程和配套設備，鋼鐵、水泥、機械等亦會隨之而過盛。綜合各方數據，具體來說，全中國各產業的產能過盛超過50%。而引發日本長時間經濟蕭條的產能過產程度亦不過30%。 另一個引人關注的問題就是地方債務，關於這個問題，內地不少經濟學家如郎咸平等，都作出過分析和估算，指中國可能有330個地級市負債的嚴重程度如同美國底特律（已宣告破產）。根據中國自行公布的官方資料，13年6月審計處針對36個地級市進行審查後，指出其總負債3.85萬億，其中16個市(包括9個省會)負債率超過100%，即已處於技術性破產階段。 根據內地的經濟學者計算，地方政府總負債高達68萬億，而相比之下，2012年全國GDP總額為52萬億，亦即是說中國的地方負債占GDP的比例為130%。反觀即便是深陷債務危機的“歐豬五國”（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的平均負債比例亦不過為122%！ 因此，自2012年起，中國各地地方政府紛紛發行地方債券和理財產品等，藉以籌措資金償還債務。連前中國銀行董事長肖鋼亦將之稱為“龐氏騙局”（簡單而言就是指以新債抵舊債，而每一次舉債的數額和利息成本都愈來愈大，直至失去償付能力）。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存在巨大危機，而危機的爆發將可能會由兩種不同的臉貌所呈現。 滯漲還是崩潰 既然中共選擇了走上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言則意味著其亦只能屈服於資本主義體育的內在邏輯，中國即使以市場經濟為主導，輔以宏觀調控的所謂“中國模式”，過去曾被一些西方經濟學者所稱頌，但時至今日最終也擺脫不了馬克思的“詛咒”－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矛盾的體系，必然會出現周期性經濟衰退。 零八年為應對經濟危機而闊綽出手的方案更似是病急亂投醫之舉，使得熱錢在國內市場全面泛濫，淹沒了幾乎每一個有利可圖的經濟板塊。如太陽能產業就因其利潤高，投產所需準備時間短等因素在短時間內吸引了大量資本，使得現時全國太陽能產能過盛高達92%。 即使指假如全國太陽產業從此停止增長，而同時市場對太陽能設備的需求每年增加3%，那麼就要整整24年才能完全消化現時過盛的產能，亦即是說整個產業將可能面臨24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蕭條！而產能過盛絕不僅僅出現在太陽能產業，數據指出，中國造船業現時過盛91%、風能70%、不鏽鋼60%、煤化工50%、機械和汽車卡車約50%、鋼鐵水泥超過30 %，幾乎函蓋了整個國家的重工業領域。 而在地產市場上，中國房地產市場現時已出現危機的端倪。很多二三線城市甚至一些一線省會城市的地產市場已開始走到下坡路。這是由於過去十多年來近乎瘋狂的地產建設，造成大量房屋空置，變成一個又一個的鬼城。如內蒙烏蘭包托的情況甚至達到了即使全市所有家庭分配一套房屋，仍不足以填滿空置量的情況。 正如習近平提及增長減速會成為“新常態”，高經濟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中國經濟會面臨兩個選擇－ 軟著陸或硬著陸。 但事實上所謂的軟著陸也不見得有多“軟”。因為在消化產能的同時意味著全國重工業的大蕭條，意味著更多工人失業，同時地產房價的下跌亦令城市的中產階級各下流動，加上嚴重的通漲以及不可避免的人口老化問題。這些問題也會隨著經濟蕭條而集中爆發，因此所謂的“軟著陸”對中共政權而言就如同走進地雷陣一樣。雖然現在習李不想動用重大的刺激方案，但如果面臨嚴重的放緩或崩潰，他們不免會使用更多“國家資本主義”的調控手段，特別是要求銀行投放更多信貸。這些手段只能換取時間，但未來要付出更大代價。經濟危機只會進一步重挫中共獨裁政權，令其命懸一線。 中共自其資本主義復辟以來，一直企圖以經濟的“高增長”緩和和掩蓋在其專制下底層人民的巨大不滿。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商品輸出，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現時如履薄冰的世界資本主義體制，故此，中國的經濟危機會進一步重挫全球資本主義體制。讓我們組織起工人的力量，才能從廿一世紀資本主義下的大規模失業與一潭經濟死水中逃出生天。 中國：龐大監控的維穩工程 中國政府為了維持集權統治，一直牢牢地控制著傳統三大媒體 － 電視、廣播、報刊。互聯網和新興手機技術在中國極速普及，令當局必須嚴陣以待，加強監控。中國的監控工程龐大，從每年的“維穩”費上已能反映出來。中共的“維穩”經費已經高得不再公布，但過去4年都超越軍費，可見中共最懼怕的不是其他帝國勢力的來犯，反而是中國國內每年超過25萬宗的群眾運動。中共每每動用媒體的監控、網上言論的封殺，將群眾運動推到中共可以控制的範圍以內，但這只會令社會的積怨矛盾不斷累積，為專制獨裁政權爭取多一天苟延殘存的機會而已。 習近平上台後的監控 去年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就曾傳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打壓言論自由的談話內容，其中的“互聯網已成為輿論鬥爭的主戰場，搞不好會成為我們的心頭之患。”、“對那些惡意攻擊黨的言論，都不能為之提供空間，一切數位報刊、移動電視、手機媒體、手機短訊、微信、博客、論壇等新興媒體，都不能為之提供方便。”都揭示出中共對網絡監控的重視，鉗制言論、新聞自由、阻截訊息流通正是中共的當前首要任務。最近，多位網絡名人如董如彬、王立銘等被以“網路造謠”的罪名被捕，顯示習近平上台後對網絡言論禁制從未有一刻鬆綁。 如今的世界局勢，除了網絡監控外，網絡戰爭也是令國際局勢不斷升溫的一個戰線，當中周邊國家如印度、北韓、南韓、日本都已在建構網絡戰部隊的同時，美國則在2009年宣布成立網路戰司令部，擁有屬於自己的 “網軍”，但現時為止中國官方仍對中國是否擁有 “網絡軍隊” 矢口否認，聲稱中國網絡空間基本不設防狀態，是很難令人信服的。 網絡的監控 在中國，曾經被廣泛報導的“金盾工程”，又稱為“全國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是為極權暴政下產生出的一個龐大網絡監控項目。這項目名義上是打擊犯罪、增加信息共享，實際上用於干擾、監控、審查和封鎖中國大陸境內的公民電話、互聯網等信息傳送活動，更重要的是為了當局拘捕維權異見人士提供更有效的平台，包括上訪戶、迫遷戶、獨立作家等。 中國無國界記者形容中國網絡監控為“目前是世界上最嚴厲的網絡控制制度”。在3月中旬，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網民監獄”就至少有70人因為網路活動而被中共當局收押，而且被監禁的30名記者中至少有3人是因為他們在網上發表的文章而被判刑。上月，中共國家網際網路信息辦公室（國信辦）副主任王秀軍稱現時中共的網際網路管理上升到最高層面，當中政治安全是根本。中共的網絡監控時有遇到反對聲音，可是當局卻又是不斷將監控力度提高。 在2007年在全國爆發的反對PX化工廠的鬥爭里，主流媒體普遍失聲之下，廈門巿民就是利用手機短信傳播訊息，顯示科技的進步為言論窒息的民眾打出一絲的缺口，可是中國政府部門也推出 “手機實名制”以加強控制，強迫手機用戶以真名登記，配合與中國三大網絡營運商的協助，以關鍵字、限制點對點的流量等作手段控制資訊流通。 2011年，上海一小段路段被揭發安裝了75個監控鏡頭，因而引起大量民眾反對，最後中共不得不拆除一些監控鏡頭。而據《新唐人電視》報導，上海公共安全產品國際展覽會（上海安博展）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共花費1,000億人民幣購買2萬個監控攝像系統用於所謂維穩。 《華爾街日報》亦指出，在中國的公共場所總共約有近一億個監控攝像頭，而當中只有1千萬個為民間所用，其餘的都用於監控公共場所，這些攝像鏡頭不只是安裝在街道，更有些是安裝在計程車和餐館等。中國的監控市場在未來5年內，仍將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長。而中國無國界記者更揭露，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數萬 “網絡檢察員” 和 “網路警察”的國家。中國各省、巿公安系統都建立了網絡監控特殊部隊。 “網路警察”在過去十年更已逮捕了幾百名網上作家和網絡上的異見者。 哈佛大學政治學的一名教授－ 金加里（Gary King）就嘗試研究中國網絡審查制度，他赫然發現中國的互聯網審查是針對集體性行動而非批評性言論的，這表示中國政府更懼怕人們組織行動起來，就像中東阿拉伯之春的時候一樣，當人們走上街頭反抗暴政，就是推倒政權的最大力量。中共了解到互聯網可以快速動員群眾走上街頭，所以網絡的監控就是維護政權的重要一環。 廢除秘密監控系統 資本主義就是代表國與國之間必須維繫資本家利益而不斷軍事化擴張，故此，網絡戰爭、網絡監控、加強鎮壓機器是理所當然地會發生，損害的就只有平民百姓的私穩、言論自由和被拉扯入無情的戰爭之內。從斯諾登事件中，可見資產階級民主的美國的網路監控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以反對“煽動顛覆國家勢力”甚至是“反恐”為名，不斷侵害平民的言論自由及私隱權。一個真正言論自由的社會主義組織，應該以廢除國安監控，全面保衛言論自由和私穩權。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停止政治審治，捍衛言論自由 停止政治檢控及迫害異見分子 廢除秘密監控系統，停止一切反民主的監視行動 打倒私營媒體和科技企業的壟斷，由公共民主控制，要真正的媒體自由 中國：學費高、質素低、難找工，全國學生苦不堪言 2012年，中國高等教育在校生達3,325萬人，從規模來看位居世界第一。但由於龐大的人口基數，其毛入學率僅有30%（世界平均水平為36.06%）。 在不斷增加的高校學生人數下，隱藏著學費負擔加重、高校教育質量下滑、高校畢業生就業困難等問題。學生對教育體制的不滿直接指向中共政府，使其越來越難掌控期待變革的青年人。 高昂的學費 在走向資本主義後，中國政府將高等教育也交給了市場。 1989年高等學校開始收取學費，原來的“免費上大學”政策逐漸取消。從最初的200元（人民幣，下同）到現在的5,000-10,000元，二十年間大學學費總共上漲了25-50倍。再加上生活費和住宿費，一名大學生4年要花掉大約6萬元。但去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2.7萬元（平均數背後還隱藏著巨大的貧富差距），也就是說學費已經超過了一個雙職工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更不用說農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還不到一萬元。結果就是全國有25.5%的家庭供不起子女上大學。根據2004年的一項調查，甘肅省因教返貧的人口高達返貧總數的50%，學費高昂已成為甘肅農民返貧的首要因素。在中國，教育一直被看作底層群眾改變生活境況的重要手段。但是現在考上大學不僅沒能使貧困學生“躍過龍門”，反而給他們的家庭套上枷鎖。富裕學生更容易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可以出國留學；而貧困生如果不願承擔高昂的學費，大多就只能像父輩一樣從事低薪、勞苦的體力工作。政府雖然設立了貧困生補助體系，但存在極大弊病。許多時候申請補助金實際上是一場“比慘大賽”。只要申請書寫得夠慘，即便是身穿名牌服裝的富裕學生也可以領到助學金，真正的貧困生反而得不到名額。目前，多個省份正在醞釀或已經開始了新一輪的學費漲價，漲幅最高的院校可達50%。連普通家庭的學生家長都叫苦不迭，勢必將更多的貧困學生排除在大學教育之外。 教育質量堪憂 儘管學費一路上漲，但中國高校的教育質量卻難以與之匹配。 90年代末的“教育大躍進”更多是為市場提供了高學歷的剩餘勞動力，在提高人民文化素質方面遠不如預期。擴招增加了學校和國家的收入，暫時緩解了就業壓力，但是師資力量的提升卻沒能跟得上學生人數的增加。在大學裡，職稱和獎勵的評定主要依靠研究或論文數量，所以不少教師忙於課題、經費、會議、評審，對於教學反倒不用心。更有什者乾脆讓自己的研究生或博士生來代課。同時，科研成果關繫到高校的排名、聲譽和競爭力，因此單純通過命令來增加教學投入根本不切實際。在僵化的教育體制之下，教師和學生都是為了完成任務，雙方都缺乏自主性和創新性。一方面是老師照本宣科，講課內容枯燥乏味，無法激發學生的聽課興趣；另一方面，學生讀書更多是為了拿到一張文憑，因此看重分數甚於知識。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學生上課時總是自顧自地玩手機，最後在考試前突擊複習。不愧於“世界工廠”的稱號，中國也在流水線上生產著它的大學生。 緊張的就業狀況 2013年有699萬人從大學畢業，因為龐大的畢業人數和冷淡的經濟環境，在網絡上被戲稱為“史上最難就業年”。但是官方發布的大學生畢業半年後的就業率高達91.4%，甚至比2012年還略有上升。這就像連續12個季度保持在4.1%的失業率一樣受到廣泛質疑。事實上，就業率關繫到大學的招生計劃、專業設置、高校評估、經費核撥、新增學位點審核。為了提高就業率，許多學校不惜造假。 2009年網絡上有人發帖稱，學校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替他與某公司簽署了就業協議（證明學生已經找到了工作）。此後曝光越來越多，人們才知道不少學校為了讓學生簽署就業協議，甚至以畢業證書相要挾。在政府的遮掩下，大學畢業生的實際就業率不為人知。但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而畢業生人數卻有增無減（今年畢業生人數將增加到727萬）。據估計，中國的真實失業率可能接近20%，就業壓力可想而知。政府一味粉飾太平，在群眾中毫無威信可言，最終只會激化人民的猜疑和怒火。 教育開支占中國生產總值約4%，與大部分國家相比都極低。只有將教育重新全面公營化，並以學生及教職員民主決策教育課程及方針，並大大增加教育開支，以今天中國的經濟生產力，是足以讓全民免費接受妥善的教育。 中國：經濟急速放緩 7月16日，中國政府宣布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長7.5%，令全球金融市場集體鬆了一口氣。然而，這一數字（北京經常偽造GDP數據，令其聲名狼藉）並不表明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已經“穩定下來”。 《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基思‧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說，這是“紙面上的復甦”（2014年7月16日）。正如布拉德舍的報道所指出的，“獨立的全國企業調查表明，各行業的銷售量和信心仍在惡化。” 統計數字由第一季度同比增長的7.4%有所提升，主要是藉助另一輪“微刺激”來實現的。就像去年類似的措施一樣，本輪刺激也是由總理李克強及其經濟團隊暗中完成的，雖然他們在官方上走“不再刺激！”的路線。李克強的最新舉措包括，在公共住房和鐵路建設上的額外支出，六月份較上年同期增加了32%，以及用一系列減稅和放寬信貸政策（降低小型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來催谷小企業的發展。 債務水平激升 但是急速累積的債務限制了政府刺激的規模。根據《彭博社》的報道，2011年底，中國債務總額是GDP的166.6%，今年第一季度上升至202.1%，第二季度達到206.3%。過去五年內，中國債務增加的速度超過了1980年代的日本、1990年代的東南亞和2000年代的美國——所有這些都曾導致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在日本，債務占GDP比重從1984年到1989年上升了大約45%。而中國只用不到三年就完成了差不多的“壯舉”。 越來越明顯的是，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危機期，可能引起社會和政治的大爆發。國家主席習近平用於加強國家安全、進一步壓制任何有組織表達異見的措施，等同於在進入驚濤駭浪前“封上艙門”。中共獨裁者面對著一個“三難抉擇”：解除債務炸彈（去槓桿化）會帶來扼殺投資和增長的危險；任由房地產泡沫爆炸會引發銀行危機；約束開支過多的地方政府，但它們又是大部分投資的來源。中央政府向地方施壓，要求就最近的“微刺激”加快基建支出，但這與它去槓桿化的努力相矛盾，也加劇了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 這令資產階級評論員投訴，政府拖延在去年三中全會所承諾的新自由主義市場改革。同樣，他們慨嘆承諾過的增加消費支出、降低投資占GDP比率（去年創下54%的新紀錄）的“經濟再平衡”沒有發生。與過去一樣，對北京來說達到再平衡是說易難行的。即使是最輕微的投資減慢都可以轉化為更痛苦的經濟放緩，而這會激起與房產相關的經濟危機。因此，一些經濟學家形容中國為“單車經濟”，即如果減速太多就會倒下。 樓市低迷 今年7月，《CNN》財經頻道進行了一項調查，10位經濟學家中有8個說房地產市場是中國經濟的最大威脅。來自日本野村銀行（Nomura）的另一篇報道警告說：“這不再是個‘會不會’的問題，而是房地產市場調整會有‘多劇烈’的問題。” 今年第一季度，最大的四個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新住房銷售量與上年同期相比減少了40%。在全國範圍內，本季度新住房開供工量下降了25%，銷售量下降7.7%。在中國最大的27個城市中，21個城市的住房庫存無法在12個月內消化掉。 9個城市的積壓住房要兩年多才能賣完。 因為價格高昂而無法買房的大多數人樂於看到市場的不景氣。以上海為例，房價在過去7年內已經猛漲了273%。這解釋了為什麼在《人民日報》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中，83%的人認為政府不應該通過放鬆2011年實施的冷卻措施來“拯救房地產市場”。 《金融時報》（2014年5月12日）報道，最富有的1%的家庭擁有中國三分之一的住宅房產。香港金融集團里昂證券（CLSA）的另一篇報道指，中國53%的住房交易是為了投資，而不是為了有一個住的地方。這些房產大多都空置著，等著賣出最高價。 腐敗的中共官員在住房市場中非常活躍。在相當多的案例中，他們坐擁百餘套住房，以此處理自己的非法財產。所以一點也不奇怪，習近平的反腐行動也因抑制了官員對房地產的胃口，而對市場低迷起了作用。習近平的行動超過了以往的反腐規模，反映出國內的嚴重危機與激烈權鬥。 在2008年中國政府希望抵擋全球危機的龐大經濟刺激計劃中，一場世上前所未見的建築狂潮是最重要的一個元素。一如既往的，中國的經濟數據中包含著一些令人驚愕的數字。 “從2011年到2012年，在短短兩年內，中國生產的水泥比美國在整個20世紀中生產的還要多。”《金融時報》的賈米爾‧安德里尼（Jamil Anderlini）如此報道（2014年5月13日）。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所說，去年全世界新建造的住宅樓有一半在中國。據估計，過去5到6年全國共建造了2億間住房，比美國總住房量（1.3億間）的1.5倍還多。 此等規模的建設遠超過市場“需求”，它並不是由近14億中國人的需要決定的，而是由伴隨著過去30年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嚴重不平等的財富分配所決定的。低工資和福利保障不存在仍是大多數人所面對的現實。即便是中產階級也越來越難承擔今天的房價。 資產階級評論員和中國的多頭投資者（投資者對股市看好，預計股價將會看漲，於是趁低價時買進股票，待股票上漲至某一價位時再賣出，以獲取差額收益）不去理會大規模住房供應過剩的證據，包括不計其數的“鬼城”，聲稱“這不是泡沫”。他們說因為數千萬人正在湧入城市，很快就會填滿那些空蕩蕩的住宅區。這一論調是1850年代英國資產階級同等低劣的口號的現代版。他們夢想著：“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把他的襯衣下擺加長4英吋，那麼蘭開夏郡（Lancashire）紡織廠的好生意就會延續幾代人。” 事實上，中國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已經達到頂峰。據野村銀行所說，中國每年從農村來的新移民數量已經從2010年的1250萬減到630萬。野村銀行預計，到2016年會出現城市人口的淨外流。更重要的一點是，買房的農民工所占比例每年不到百分之一。 中國的建設熱潮，尤其是在2008年之後的大規模刺激時代，是由極端的金融投機驅動的。地方政府、房地產開發商、貪腐官員、國有銀行及其影子金融分支密謀抬高土地價格、大規模增加信貸，並為GDP數據“塗脂抹粉”。這為少數精英帶來巨額財富，同時讓大多數人承受著經濟困境。 《南華早報》（2014年2月26日）報道，在全世界10大房地產億萬富翁中有7個是中國人。 就像1980年代的日本，膨脹的房地產價值激起前所未有的銀行貸款浪潮。但現在這股浪潮卻可能令金融體系癱瘓。旅居中國的經濟學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指出，“在中國經濟中，房地產本質上是承保所有信貸的資產”。 全球信貸在過去5年中增加了30萬億美元，中國占了一半。據摩根大通（JPMorgan）所說，自2010年以來，光是影子銀行就從2.4萬億美元激增至7.7萬億美元，相當於GDP的84%。這些數字遠超過美國“次貸”危機的規模。 日本化？ 這些現象與差不多25年前的日本驚人地相似，它阻礙了日本經濟的輝煌崛起，並使之經受了20年的停滯。在日本，正如在今天的中國，大約80%的貸款直接或間接地捆綁在房地產行業。 1989年，房地產價格開始暴跌，拖累了日本銀行系統，不良貸款的海嘯席捲而來（債務人無力償還貸款）。在中國，相當大一部分債務集中於這樣一種集合體：地方政府及其投資工具、開支過大的房地產開發商以及旨在繞過政府控制的影子銀行，甚至是非金融國有企業。 將中國與1980年代的日本作比較，在今天的經濟討論中很常見，這並不奇怪。萬科集團（中國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副總裁毛大慶的一份發言稿泄漏出來，它清楚地說明了政府發言人想要隱瞞的慘澹現實： 他說：“1990年，東京的土地總價值相當於美國GDP的63.3%，而香港在1997年達到66.3%。現在，北京的土地總價值是美國GDP的61.6%，這是一個危險的水平。 ”（《電訊報》，2014年5月2日） “總的來說，我相信中國已經到達了建設新住宅項目的容量上限……我沒有看到任何房價上漲的可能性，尤其在擁有大量房屋庫存的城市，除非政府再推出幾萬億（的刺激）。就中等中心城市的房地產價格而言，北京和上海已經被列為世界最昂貴的城市。” 這位業內高層人士的坦白無疑說明了，中國存在著一個巨大的房地產泡沫，並且正在走向極限。儘管不能肯定地預測爆發時間，但很明顯這一情況不可能長久，而不長久的東西終將在某一時刻結束。正如在日本和較近期的美國，資產泡沫破裂引發價格下跌的連鎖反應，即通貨緊縮，這會嚴重惡化今天的債務問題。 至少在形式上控制著國有銀行系統的中國獨裁者，已經開始採取措施竭力避免金融危機。銀行系統內的不良貸款正被瞞報或少報。在一個幾乎完全控制媒體的專制體制內，為避免壞消息引發市場恐慌，被隱瞞的事件會越來越多。 政府正準備，在銀行體系內的不良貸款最終爆發時，再一次救助瀕臨破產的金融機構，並像15年前那樣建立所謂的“壞帳銀行”。那些無法償還的債務會像有毒廢物一樣被埋進壞帳銀行。於是，這像魔術似的給人這樣一種印象—— 銀行資產負債表又恢復了健康。然後，銀行在政府注錢之下重新集資。然而，這一次操作的規模會大得多，而且中央政府希望各省市自己建立“壞帳銀行”，而不是進行國家援助，這樣就可以由地方進行紓困工作，從而避免系統性危機的出現。 上一輪銀行救助（1999-2000年）花費了中國40%的GDP。這些錢被用來“清理”四大銀行，準備讓它們在中國和海外上市。但是被轉入四家“壞帳銀行”（資產管理公司）的壞帳至今仍然存在。以更大的規模重複這一花招不會那麼容易。 從今年年初開始，政府試圖選擇性地處理首次的違約，包括企業違約，以及經由影子銀行賣出的高度投機性“證券”的違約。這是試圖約束更加魯莽的投機行為，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央政府選擇允許救助和避免違約，因為他們多麼害怕，即便某些隱蔽的影子金融產品的破產，也會引發更廣泛的系統性危機。李克強將中國銀行業改革比作“拆地雷”不是沒有原因的。 樓市低迷已經開始令投資減少（GDP的主要驅動力），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加劇了債台高築的地方政府的經濟困境，因為它們依靠賣地獲得很大一部分收入——2013年平均為39%。在某些省份，尤其是樓市泡沫極其嚴重的省份，形勢更為嚴峻。在浙江省，土地出讓收入差不多是地方政府直接債務的70%。天津也不會比它少很多。 全球附帶影響 瑞銀集團（UBS）前首席經濟學家喬治‧馬格努斯（George Magnus）對《金融時報》說：“中國房地產業是全球經濟最重要的部門”。這說明了高風險對於全球資本主義的重要意義。根據官方數據，去年房地產為中國的GDP貢獻了16%，而美國在其樓市泡沫頂峰時為8.9%（2006年）。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的研究認為，2013年房地產市場占中國GDP的23%。 中國的建設熱潮從全世界吸收資源，製造了全球商品價格的“超循環”——從化石燃料到鐵礦石和木材——提升了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GDP增長率。因此這場熱潮的終結對於全球資本主義來說將是個壞消息。 中國：習近平反腐風暴 自十八大後，習近平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反腐風暴，打算藉助此次清洗行動，瓦解多年來阻礙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利益集團，並獲得民眾對一黨專政和改革的支持。在黨政軍商各界擁有強大勢力的江澤民集團一直是阻撓胡溫自由化政策的幕後力量，自然成為反腐行動的打擊對象，激烈的黨內鬥爭不可避免。但今年北戴河會議的悄然結束似乎宣告了雙方抗衡已接近定局，習近平將在“太子黨”的支持下加速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可見在中共獨裁下，反貪腐無法超越資本主義的框架。中國一部分的勞動者可能暫時對政府產生不切實際的希望，但中共與資本家的聯手鎮壓將會打破一切幻想。 打虎拍蠅 7月29日，官方媒體宣布前政法沙皇周永康被立案審查。此前，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已經被移送軍法機關，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據傳也被逮捕。 2013年初，習近平剛上任不久便提出“老虎蒼蠅一起打”。如今副國級“老虎”的落馬標誌著反腐行動進入高潮。除政府官員外，企業高管也是被調查的目標。據《金融時報》所說，國有企業受到的反腐衝擊最為嚴重，而跨國企業也受到影響。 《華爾街日報》於8月6日報道稱，當前的反腐行動“並不是中國共產黨內部周期性發生的普通的權力爭奪，而是一場清洗”，而且是“數十年來最徹底的一次黨內清洗”。僅今年上半年，就有8.4萬人受到紀委監察部門的處分。 8月14日更是一天之內就公布了10名廳級官員被查的消息。但是相比於貪腐官員的總量（根據2013年一次未公布的黨內調查，超過30%黨政軍官員涉及貪腐），8.4萬人連其四十分之一也不到。國內某經濟學家指出，中國的權力租金（利用公共權力所獲得的非法收益）總額占GDP的20%-30%，說明腐敗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習近平不可能也不準備打掉所有的貪官。 新自由主義的跳板 反腐本身不是目的，因為習近平自己就是一隻“大老虎”。今年1月，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習近平、胡錦濤、溫家寶以及鄧小平等十多位中共領導人的親屬在海外設立離岸公司，藉此隱藏巨額財富。自由派批評說，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從本世紀初開始，改革就出現了停滯甚至倒退。在當前體制下，地方政府利用投資和行政管理控制著絕大部分的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成為經濟建設的實際操縱者。坐大的地方政府對債務危機和工業產能過剩負有直接責任，同時又抗拒下放審批權等自由化政策，因為這會使他們失去發財的機會，結果造成“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另一個反對改革的勢力就是國有企業。 4月22日，參考消息網引述外媒報道稱：“國有企業，這一精英權力基地一直以來是進步改革的主要障礙。”伴隨著一眾國企高官的落馬，混合所有制改革、規範國企高管薪酬、提高上繳紅利比例以及向私有資本開放市場均得到媒體的大肆宣揚。通過反腐瓦解地方和企業的反抗力量，在關鍵崗位上安插自己的親信，習近平為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提供了跳板。但同時中央政府也不得不開展“大督察”行動，以應對廣泛的官員怠工。 權力洗牌 20多年來，江澤民在黨政軍商各界培養起巨大的勢力網，構成所謂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一點從周永康等人被抄沒的家產中可見一斑。習李新政旨在“放開市場”，必然觸及“江派”的壟斷利益，並迫使感到威脅的權貴向江澤民靠攏。因此黨內鬥爭不可避免。幾年前在“江派”的阻撓下，胡溫所推出的眾多“改革”政策實際上成了一紙空文。但是在今年的北戴河會議（每年夏季7月下旬到8月中旬，中共高層領導與退休“元老”會聚於秦皇島北戴河畔，就黨內重大問題進行“協商”，實際是各派之間的秘密交鋒）結束後，習近平迅速確定“7年路線圖”，國務院也連續推出多項重大改革方案，所涉及的領域原來都被視為“難啃的硬骨頭”。這表明習江鬥爭可能已接近定局。有分析人士指出，在整個反腐行動中，沒有一個“太子黨”落馬，他們可能已經達成基本共識：犧牲江澤民來成全習近平。但是在8月21日，也就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紀念日的前一天，《環球時報》發表文章，批評當今黨政幹部的主體“受西化思想觀念的影響比較深，容易迷失社會主義方向”，並警告“資產階級自由化、私有化思潮泛濫的狀況”。這是執掌中宣部的“江派”劉雲山在與習近平唱對台戲。此前央視20多人被調查可能就是對他的一次“懲戒”。中共正在經歷一次權力大洗牌，黨內鬥爭還並未結束。 中共黨內的激烈鬥爭與黨外的社會矛盾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執政黨的分裂造成統治的不穩定，群眾的反抗力度將會更大。 伊春西鋼集團工人發起罷工 6月30日凌晨3點開始，三千多名西鋼集團（西林鋼鐵集團）的工人集體罷工，要求公司補發所拖欠的五個月工資，並退還集資款（西鋼改制時壓住未發的工資）。部分工人頂著35度高溫，阻塞了哈爾濱至伊春鐵路與鋼城大橋交叉口，禁止火車通行。當局出動大批警察在現場戒備，據悉有數名罷工的工人曾一度被帶走。據一名網友表示，示威的人數超過三千多人，政府出動大批武警、特警到現場戒備，大量交警、武警、防爆警察、消防車等在維持秩序。期間武警試圖用盾牌警棍驅逐群眾，被工人擲水瓶擊退。至晚上8點，仍有大批工人在現場與警方對峙。受事件的影響，伊春市境內的火車全部停運。 據悉，西鋼集團是黑龍江省最大鋼鐵生產企業，原為國有企業，2005年後轉為民營企業，共有一萬多名員工。在過去幾年中，西鋼集團一直在擴大生產。據報道，“2013年西鋼的產量預計達到黑龍江省總產量的60%，2013年的計劃產量是517萬噸，爭取實現530萬噸，2013年計劃的銷售收入是262億元，爭取實現270億元。”但漂亮數據的背後是國內鋼鐵行業產能過剩的事實。由於銷路不暢，到今年第一季度，公司負債總額已達190億，負債率將近80%（最高時為99.78%）。去年，銀行進一步收緊對鋼鐵企業的信貸政策，部分銀行“甚至在貸款未到期的情況下，強制劃轉西鋼資金”。從今年二月份開始，公司開始停發工資，引起該企業員工嚴重不滿，部分工人甚至因為公司欠繳養老保險而辦不了退休手續。一工人表示：“大部分的工人用盡積蓄及貸款購買回遷房，現在近半年不給工資，有房貸、有老人、有孩子的員工不知如何生活下去。”而另外一名網友表示：“半年沒開工資，不是沒錢，錢都被領導拿走了，工人沒錢生活……工人索要工資，領導不但不出面，還用武警來威脅老百姓和工人。”另外一名網友諷刺地說道：“這是工人在用罷工來慶祝黨的生日。”因為罷工事件造成重大影響，受到政府壓力的西鋼集團承諾在7月10日前補發一個半月的工資，並分期償還剩餘工資和集資款，罷工行動隨之平息。 由於西鋼集團實際上已經大部分停產，部分工人打算討要工資後便離職。在這場“自衛性”的罷工行動中，工人缺少直接威脅西鋼資本家的手段，也缺乏進一步擴大罷工的動力，是此次罷工事件迅速平息的部分原因。罷工結束後，工人受到多重打擊：司法部門開始審判所謂的“觸犯法律人員”，而公眾對審判過程一無所知；公司在各基層單位建立維穩小組，試圖壓制任何可能的反彈行動；主流媒體也抹黑罷工運動，聲稱其受到“社會人員的推波助瀾”。 這次的工人罷工絕非偶然現象，進來中國類似罷工事件日益增多，這正是中國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表現。資本對工人壓榨已經使工人難以忍受，不得不進行反抗。這次事件中中共參與了對工人的鎮壓，這再一次表明了中共是赤裸裸地在為資本家服務。西鋼集團是中國經濟虛假增長的一個縮影。在世界市場持續低迷的情況下，中共政府竭力維持“良好局面”，並不能阻止危機的爆發，只會使炸藥桶越積越高（因為今年6月東北開始啟動大型項目，西鋼集團計劃8月實現滿負荷生產）。隨著“壞疽”的逐漸暴露，越來越多的罷工會發生在在重工業和國有企業之中，這將意味著整體經濟局勢的惡化和中國工人運動的質性發展。 中國勞工論壇的訴求： 支持西鋼工人以及全國罷工工人工人的經濟訴求 訪問病人A：腐敗醫療制度下的受害人 “我對醫院、醫學會、法院的處理手法感到非常憤怒！”病人A（化名）對中國大陸的醫療體制感到憤憤不平。 幾年前，病人A 於上海某一國家醫院進行了一個微創手術，以治療痛症。可是自始以後，惡夢便一直纏擾在他的生命。他的四肢曾經癱瘓長達幾年，每天躺在床上注射大量的抗生素保命。這宗醫療事故，幾乎令病人A 完全失去活動能力和工作能力。手術後身體的痛楚沒有減少反而變得更嚴重，發現身體更出現嚴重的細菌感染，病人A說:“我差點連命也保不了！” 後來他找區級醫學會進行醫學鑑定報告，發現手術出現不同程度的違規操作，如一次性的手術器具被多次使用、手術前的判斷不足等。而這份由區級醫學會亦只判斷他的傷勢等同在傷殘等級中最低等的第10級。 病人A感到，這完全不能反映出他身體所受的傷害程度，所以他向巿級醫學會投訴。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巿級醫學會和醫院夥同一起拒絕跟據法律程序以法醫陪同鑑定，及後更聯同法院一起互推責任。病人A被拖了幾個月後，最後終於批准作多一次醫學鑑定，可是在這幾個月的苦等期間，卻原來是讓醫學會把握充足時間與鑑定專家“打好關係”。 在 鑑定過程中，那些專家們明顯在互相包庇，更捏造是當事人沒有回去醫院就診所以引發細菌感染。病人A意氣闌珊地說：“我親身感受到當中的黑暗。”心有不甘的病人A 在其後幾年裡不斷寫信至不同部門投訴都不得要領。也曾嘗試以法律手段反對巿級醫學會的鑑定報告，可是法庭仍然視受害者的訴求為無物。 病人A的遭遇，揭露出中國醫療體制的千瘡百孔，司法、醫院、醫學會等互相包庇勾結的腐敗。醫療質數參差、守則缺乏監管、濫收費用、意外事故頻繁、而醫療官司費用昂貴往往令窮人卻步。窮鄉僻壤的村落醫療落後，病人為了求醫都走入大城巿，可是病人權益卻乏善足陳。根據中國官方數字，保守估計中國每年死於醫療事故的人高達20萬人。中國的戶藉制更是牢牢地縛綁著農民對醫療的需求。 醫療病例與暴力 今年4月，徐州一名男子不滿治療效果和收費，持刀捅死了醫生。在中國，醫院裡出現病人襲擊醫生的事件時有聽聞。根據中國醫院協會的數據，內地醫院平均每年發生27宗患者攻擊醫護人員的事件。在2012年，就有七名醫生因醫患糾紛被殺，28名醫生受傷。協會更指有78%的會員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學醫。醫生與病人產生出敵意和不信任，這是制度造成的惡果。即使醫生願意懸壺濟世，也逃不過醫院管理層的壓力，被迫榨取病人的金錢。去年11月，在浙江省溫嶺市，因為主治醫師王雲傑被病人持刀刺身，激起1,000名醫務人員罷工，要求改革醫療制度。 公共資源的削減 這一趨勢源自公共資源被削減，令醫院工作量提升，導致醫院醫生出現錯誤變得頻繁，城鄉的巨大差距令農村病人走向城巿求醫，但債台高築的地方政府卻無法承受更高的醫療開支。醫護人員的工資偏低導致他們向外尋找兼職幫補家計。所以醫院的待處理病例堆積如山，服務質素下降。加上醫院收費過高及收取藥物處方回扣等有違職業操守的腐敗行為，令情況雪上加霜。隨著中國大陸更多的巿場化，越來越多的醫院、藥廠走入巿場，令醫療變成謀利的工具和商品，拉高醫療的費用，成為有錢人才能享用到的“基本需要”服務。 中國政府沒有解決方案 最近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共表明鼓勵允許民辦（私營）醫療機構納入醫保，並竭力打擊醫院暴力事件。 但是，民辦醫療機構納入醫保，這是鼓勵民間自己興辦醫療機構，免去作為政府應付擔起的醫療責任，並且可以大量節省公帑，而最後更是優惠醫保企業，作為榨取勞 動人民金錢的手法。而打擊醫院的暴力，造成醫院十步一崗、五步一哨的情景。顯然，這並不是針對整個醫療體制的腐敗和巿場化造成的嚴重供需分野，反而是針對 絕望的醫療受害者作出嚴厲的打壓，只會激起更大矛盾。 如何改革？ 今天中國富裕得多，但大眾醫療體制卻比上世紀60-70年代更為倒退。病人A的慘案只是冰山一角，若制度不改變，更多受害人會出現。 患者應建立自己的協會以捍衛他們的權利，與醫務工作者組織協同工作；而醫務人員大規模鬥爭已變成趨勢，運動需要迫使政府大幅增加醫療開支，包括提高醫生和其他醫務人員的薪金。 藥品價格應由選舉產生的醫務者和消費者代表組成的委員會決定，以確保價格反映真正的研發開支，而不是如同今天一般充斥著超額利潤、浪費的品牌營銷，以及給予官員的賄賂。唯有將醫院和藥劑廠全部收歸全民所有，置於醫務人員與病患者的民主控制之下，才能終結醫藥行業的經濟訛詐。 四中全會底下的“依法治國”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再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國”的口號，藉此鞏固反腐與“改革”的成果，並為今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鋪平道路。儘管官方聲稱要用法律保障人民權利，但是對“黨的領導”的著重強調意味著中共獨裁體制不會改變。法治改革可能會限制地方政府的胡作非為，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社會矛盾，但只要資本主義制度繼續存在，“法”就會成為壓制工人反抗的枷鎖。 黨領導下的依法治國 貪腐與濫權的中央與地方官員對中共來說是一種內部威脅。今年2月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法治發展報告（2014）》說道：“公權力運行的不規範是激化矛盾、誘發群體性事件的重要因素。”在該報告所調查的涉及220多萬人的871起群體性事件中，44%是針對政府或官員的抗議活動。另外，一篇名為《謠傳活躍度與北京居民認知》的報告指出，在其所調查的謠言中，63.6%的內容涉及仇官。廣泛的謠言反映出群眾對政府的普遍不信任。面對此起彼伏的群眾反抗運動，習近平無力再為那些自行其是的官僚負責。在去年昆明反對PX項目事件期間，《人民日報》微博曾發文批評“口罩實名制”等高壓政策。光明網（5月27日）則指出，用這種方式維穩是黔驢技窮的表現。十八大以來的反腐行動更是幾乎對全党進行了清洗。現在習近平需要用法律來鞏固成果，通過行政和司法改革來限制中央部門及地方政府的行動。因此政府今後可能會向群眾做出讓步，從而緩和官民衝突。但這個讓步是有限的。正如四中全會《決定》所說，“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中共將繼續用自己專制地位保護“紅色貴族”與資本家對勞動群眾的剝削。 “為改革護航” 《金融時報》（10月29日）在評論四中全會時引用了新自由主義鼓吹者哈耶克的話：“欲使自由經濟得到令人滿意的運行，遵循法治乃是一個必要的條件”。因此“依法治國”也反映出政府希望拉攏資本家，以此應對持續低迷的經濟環境。習近平在關於四中全會《決定》的說明中提到：“一些地方利用法規實行地方保護主義，對全國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秩序造成障礙”。另外據《華爾街日報》（10月19日）報道，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裴敏欣說，中國經濟每年因詐騙、回扣和其他腐敗行為而付出的直接代價比他五年前預計的860億美元高出數倍。不難想像，中央部門與地方政府的抵制以及貪腐行為將成為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重要障礙。通過立法約束那些不順從的官員，其干涉市場的權力受到極大限制，將給予自由化政策以更多的便利。而修訂關於產權的法律法規將為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土地流轉制度改革鋪平道路，這能令資本家更願意參與到“改革”中來。可見資本家以及想與之合作的“紅色貴族”才是這場法治改革的最大贏家，勞動群眾則要承擔“自由化”帶來的沉重剝削與壓迫。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在反對賦予工人集體協商權時曾說，這“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倡的精神背道而馳”（應注意該聯合會同樣反對香港立法規管工時）。這種“精神”會在“依法治國”中得到保障。 合法壓迫 相比於西方國家通過繁雜的司法程序壓制工人運動，中國政府利用法律鎮壓工人的手段可能會更加露骨。將於明年1月1日開始施行的《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在名義上賦予了工人集體協商權，實際卻通過延長協商期、提高協商門檻、禁止協商期罷工等手段來限制勞工權利、將罷工變相刑事化。資本家甚至可以通過集體協商提出工資不增長或減少（條例把這叫做“負增長”）的要求。這也許就是未來“合法”鎮壓罷工的先聲。今年10月廣州市宣布制定《取締非法社會組織工作細則》。儘管官方聲稱這個工作細則主要是針對內部工作，但仍不免讓人懷疑政府是否準備打壓活躍在這裡的眾多維權、勞工組織（廣東省是中國群體性事件最多的省份，社會組織在其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中新網11月3日則發布報道稱，深圳社會組織將面臨史上最嚴監管。“依法鎮壓”的情況同樣可能出現在香港。在此次“雨傘革命”中，中共對占領者大加誹謗，聲稱他們受到境外勢力的操縱並得到資助。“反占中大聯盟”的發起人周融直接將“占中”稱作“侵略”。因此在抗爭結束後，港府可能會趁民主勢力疲憊之時通過廿三條法案，打擊香港的民主權利與民主運動。而這一切都將在“依法治國”的旗號下進行。 總體上來說，社會主義者支持保障工人法例的改革，但四中全會的依法治國只是中央政府鞏固權力的手段，實質上司法及執法機關繼續由黨控制，腐敗情況不絕。這與“社會主義”毫無關係，連資產階級民主的法治改革也談不上，而代表以法治面貌去包裝專制資本主義，從而令政權進一步集中化。若果是實質的法治改革對於工人運動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工人可以從中獲得更多的抗爭空間，其法律意識也會轉化為更有力的鬥爭精神，但絕不能將社會變革的希望寄託於政府的自我改良。工人應利用政府的讓步進行抗爭，爭取組織和參加工會權、集體協商權、集體行動權以及更多的民主權利，最終推翻“紅色貴族”與資本家的剝削統治。這些只有在工人階級團結行動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否則就會落入統治階級所編織的圈套。 中國：2015年年經濟硬著陸？ “在過去三十年和未來五年，世上最重要的數字是中國的經濟增長率。”BBC經濟版編輯羅伯特‧派斯頓宣佈。連串數據證實中國經濟明顯放緩，社會愈來愈擔憂，中國不再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的驅動器，反而將會拖累其發展。過去十年，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一直是增長的火車頭，但現在搖搖欲墜，商業投資和工廠產能也是如。中國政府不僅陷入25年來最緩慢的GDP增長，同時努力加快新自由主義重組，從而刺激私人投資和國內消費。這是其戰略的一部分，以戒絕經濟對債務的依賴。現在，中國債務已經超過GDP的250%，對發展中經濟體來說，是一個非常高的水平。 許多評論家現在預計，今年GDP增長將低於政府7.5%的目標，這在16年來還沒有發生過。即使7.5%也是中國24年來的最低增長數字。十二月中，中共領導人舉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結束，宣稱“對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比較大”，現在普遍預計2015年GDP目標將下調至7%。 中共採用了“新常態”一詞，在官媒上也大肆宣傳，強調GDP增速降低。習近平聲稱已將“新常態”發展成一門理論，但事實上這一詞是從西方媒體抄襲過來的，本來用來形容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的時期。《環球時報》大肆宣揚，習近平申述的“新常態”理論將會是歷史上其中一個標記。中共試圖蒙蔽群眾，讓人以為經濟放緩是正面，是政府有意的、預料之內的政策。的確，有些新自由主義改革派主張較慢的“優質”增長（這意味著更少的國家控制，減少借貸投資）。但是，今天有無數的經濟因素是北京控制不了的，在接下來的時間可以引發對經濟動盪。 中國第一？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近一份備受激烈爭論的報告表示，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如果是正確的，這代表美國由尤利塞斯‧辛普森‧格蘭特當任總統的142年以來的第一地位結束了。通過衡量購買力平價（利用當地而非全球價格的方法），中國經濟體目前價值176,000億美元，而美國國內生產總值174,000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在2020年前，中國經濟體還會比美國大20%。各界因不同的計算方法，對此是否已經實際發生未有定論。一些學者推測，這將在未來幾年發生。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比單單GDP增長率放緩深遠得多，因此愈來愈受到關注。 當前全球大宗商品市場發生動盪，當中最觸目的是原油價格的暴跌，這是全球供大於求的結果。從世界第一市場 － 中國 － 也可明顯看到這現象。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頁岩革命”大大增加了該國的燃油產量。中國正處於史無前例的產能過剩，由鋼鐵至太陽能電板皆是如此，最觸目的就是房產市場。據房產專家艾經緯所言，2014年全國房屋銷售下降了10%，現在未售出的房地產大約有七年的庫存。一份北京商業報刊刊登了“鬼城指數”，說明至少在50個城市中，一半以上的住房是空置的。 中國的建築業消耗了全世界約一半的鋼鐵和水泥，僱用3,700萬工人，這比英國整個的勞動人口多23%。因此，過去十年的建設熱潮中是全球能源價格的驅動力，中國建築業的活動佔了全球超過一半，而建築業佔全球能源消耗的三分之一。 大宗商品市場陷入震盪 在12月，大宗商品的低迷是全球股市大幅下跌的主要誘因。上海市場也經歷2009年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5%）。大宗商品市場的低迷，令許多經濟評論員再次質疑，中國官方的GDP數字是否能反映實況。正如《彭博》專欄寫手William Pesek評論道：“對於任何人認為中國正處於近乎這數字（即7.5%增長），我有兩個字要說 － ‘鐵礦’。關鍵的礦石價格下跌了一半，同時油價下跌44%，煤價等大宗商品也急跌，可見中國（經濟增長）可能將會急速煞停。” 大宗商品市場不景氣，令許多出口商陷於蕭條及收支平衡危機。依賴石油的委內瑞拉已經陷入衰退，其國際債務（主要來自是中國的國家銀行）更可能違約。有傳言講，委國的馬杜羅政府希望北京會延長信用額度，也就是說緊急財政援助。“中國人是精明的，他們可能希望以援助方案換取奧裡諾科地區的油田作為回報。”一名《中國日報》的評論員說。即使是俄羅斯，在貨幣危機（2014年盧布的價值下跌一半）、石油收入崩潰以及西方制裁情況下，也可能被迫向中國求援。 贊比亞政府被迫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吸血鬼來“拯救”國家財政，意味著贊比亞人民將再面臨緊縮措施。它的銅礦大多是歸中國人所控制。“幸運國家”澳洲由於得益於蓬勃的中國貿易，迄今很大程度上逃過了全球危機。但即使如此，據報道，澳洲的貿易遭遇自1960年以來的最大降幅（出口收入下降，進口成本上升）。澳洲乘著中國的建築熱潮，採礦公司大大獲益，但代價是國內製造業進一步下滑。但是，根據嘉能可的報告，今天澳洲煤礦產業中，一年裡有一季是無利可圖的。中國經濟放緩令大宗商品市場急跌，意味著這些國家將面臨艱難時期。因此，中國將以更公開的帝國主義模式，對依賴其經濟力的市場和政府加強控制。 產能過剩 由於地產和基建的投機，中國鋼鐵產能瘋狂膨漲。即產能過剩已達到荒謬的高水平，還是持續膨脹。中國當局已承諾加以控制，但這絕非易事。自2008年全球資本土義危機以來，信貸前所未有的膨漲19萬億美元。因此，同樣的過度投資也已經在水泥業、玻璃業、採礦業、鋁業和造船業等其他眾多行業發生。 兩個政府的經濟學家在11月發表一份報告，報告指過去五年的投資中多達一半（總值42萬億人民幣）是浪費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徐策，以及宏觀經濟研究的王元）。他們指，過去兩年習近平上台以來，問題持續惡化。 現時中國鋼鐵的產量大於日本的7倍，世界排名第二。僅閒置的鋼鐵產能就已經超過美國鋼鐵業的兩倍。過度生產導致一些地區的鋼材價格跌至白菜價格。在2012年，中國的水泥產能達29億噸，但實際需求僅為21億噸。中國最大的200個機場有三季度都是虧損的，但還在計劃建造多100個。 類似現象在其他行業重複，各城市和地區之間彼此競爭，鮮少考慮國家整體的經濟情況。市場商品泛濫，利潤受到擠壓，信貸成本則會飆升，其結果是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債務會極為迅速的積累，有可能會爆發一波波的企業倒閉和銀行危機。 影子銀行業增長至世界第三大，這突顯了北京的困難，現在是世界上第三大。影子銀行是非正式的渠道，讓國有銀行規避政府監管，從而保持信貸流動到陷入困境的企業借貸人手中。 過去一段時期，很多投資項目都規劃差劣，甚至純粹是投機炒炸，但工人階級不免此付出代價。其中一個指標是，建築業工人罷工上升，從7月至9月有55次。這行業有著多層的外判制度，依靠無保障、不受保、低工資的農民工，因而惡名昭著。總部位於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的一份報告指出，許多項目暫緩和變相違約，個案數字上升，“中國工人是最後拿到錢的一群。”2014年的下半年裡，有一半的罷工是由於拖欠薪金引起的。 煤炭業方面情況更糟，中國煤礦業有70%處於虧損狀態，是由於全球煤炭的價格下跌（2014年下降了25%），加上產能過剩，還有政府治理污染的措施。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主席王顯正講，超過一半以上的煤礦企業難以支付員工工資。因此，山西省等一線產煤區的財政壓力最讓人擔憂，有報道指當地的影子銀行即將違約。 通貨緊縮 在12月21日，中國央行出乎意料地下調基準利率。可見，經濟基礎遠差於政府想我們相信的情況。現在最令人擔憂的是會發生通縮。中國政府來年想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十一月官方的通漲數字是1.4%，為五年來最低的水平。但是出廠的價格下降了2.7%（同比十一月）您是不是要找:rely on skin，是連續33個月價格下降。正如《經濟學人》雜誌指出，中國經濟的諸多領域正瀕臨價格全面下跌的邊緣。 當金融泡沫破滅時，就如1990年代日本房產泡沫爆破，造成了通貨緊縮，而今天的中國也會因產能過剩和過度建設造成同一惡果。當通縮波及整個經濟體時，由於人人都期望市場價格繼續降低，消費者購買意欲減低，企業推遲投資，價格下跌會抑制經濟增長。最糟糕的是，通縮會令債務實際成本上升，令企業和政府債務負擔惡化。 根據《金融時報》報道，償債費已經達到了中國GDP的17%，而2011年時只有7.5%。央行的降息舉動，以及之後可能會增加銀行的資本金（通過降低法定準備金率），主要是因為違約將至，所以要舒緩解中國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償債成本。違約實際上已經發生了，但透過將壞帳從銀行系統中的一個實體轉移到另一個，掩飾了這一事實。由於通漲回落，借貸的實際成本已經從2011年的零飆升至5%。 但是，11月降息的即時效果，是再次製造股市泡沫。上証綜合指數在四星期內急升超過25%。大量資金透過“孖展”湧入（2012年才在中國合法化），這是高風險的手法，因為投機者用借貸而非自己的資本在作股票交易。過去幾星期，名副其實的淘金熱正在發生，有數千萬計的新交易戶口開設，銀行急速推出新的借貸平台去滿足“孖展熱”。北京面對嚴峻的兩難局面，其反通縮的措施有可能激起新一輪的金融泡沫，惡化債務危機。 現時歐洲和日本央行實行類似的政策，就是不擇手段來製造通漲。無論對習近平及其經濟團隊，以至對全球資產階級，通縮危機的失控現象是最大的擔憂。 在下一段時期，中國經濟是否硬著陸（被普遍定義為增長5%以下）是尚未有定論。一些經濟學家警告說，“長期著陸”是最有可能的情況。這與我們的預言相似，中國正在進入日本式的低迷：通貨緊宿、債務危機和經濟停滯。階級鬥爭和政治不穩正在到來。 二零一五年 上海人踩人慘劇 報道被嚴重審查 2014年12月31日深夜，約30萬人聚集在上海外灘等待觀看元旦燈光秀，其中不少是無力承擔高消費娛樂活動的學生。他們不知道今年燈光秀場地已經轉移到了幾百米外的“外灘源”。23時35分左右，在連接外灘觀景台和陳毅廣場的樓梯上，向上和向下的人流對沖，引發踩踏事件，官方數字指，今次慘劇釀成36人死亡、49人受傷。死傷者大部分是女性。 大規模的廣告宣傳為燈光秀吸引了比往年更多的遊客，但由於地點由“外灘”更改為“外灘源”，許多人因不知道這一字之差而產生誤會，結果造成擠擁。儘管如此，公安部門仍然自以為是地削減了警力，先後僅派出1,200人到現場維持秩序（其中500人是事件發生後臨時調集的），同時取消了外灘以及附近的地鐵站的管控措施。1,200名警察與30萬遊客形成了滑稽的對比。更荒謬的是，就在今年9月份，僅僅為了鎮壓京東青浦倉庫200多名工人的罷工，上海當局就派出了特警、武警、協警及治安人員共400多人。據媒體報道，能夠支付巨額維穩費的中共政府居然沒有為警察配備擴音器，結果他們的聲音完全被人群的嘈雜聲掩蓋。可見在中共官員的眼中，資本家和他們自己的利益遠比群眾的生命更加重要。 事後上海當局對媒體進行了嚴苛的審查，以遏制公眾的不滿情緒。上海市委宣傳部在翌日向傳媒發出緊急通知，禁止報章網站以這事件作頭條，禁止任何對黨和政府的批評性報道，媒體只可用中央和上海市主要新聞單位的權威稿源。《南華早報》1月4日報導，當局審訊了幾十名在網上留言批評當局的市民。 政府為了封鎖消息，阻止媒體接觸死者家屬。有死者家屬向媒體表示，他們“基本上已經被軟禁起來”，從上周五被困在一政府機構駐地，並禁止記者入內。《南華早報》在上海第一人民醫院訪問死者家屬期間，被幾名自稱“志願者”的陪同人員打斷。對於中共獨裁者來說，維持制度穩定比公布消息真相更為重要，難怪百姓現今都不相信官方消息，在意外事起時往往謠言滿天。 我們在為遇難者哀悼的同時，也應記住廣大勞動者的生命往往被資本家視為草芥。就在12月31日當天，廣東佛山一家工廠發生爆炸，導致18人死亡、32人受傷。《新京報》報道稱，該工廠設施簡陋，缺少消防器材，也很少給工人進行消防培訓。30日，安監總局公布了崑山中榮金屬公司爆炸事故調查報告。這起發生於今年8月2日的特大爆炸事故導致146人死亡、95人受傷。爆炸原因是公司長期未按規定清理除塵系統，引發鋁粉塵爆炸。而且該公司的廠房設計和生產布局都違反了相關規定，生產管理混亂，缺乏安全措施。另外根據官方數字，2013年全年中國僅死於煤礦事故的就有1,067人，相當於每個月都會發生兩起上海慘劇。 為了平息民憤，上海當局會抓出幾個官員來承擔責任，但這無助於避免今後再次發生慘劇。中國勞工論壇反對中共政府的媒體審查，必須由群眾由下而上組成獨立委員會，捍衛受害者家人及市民的權利，抵抗警員的審訊和威嚇，徹查並公開事件真相。此委員會有權徹查公安高層和政府人員。群眾須要自下而上地組織社區委員會，幫助居民學習必需的安全技能和組織技能，管理大型群眾活動、維持現場秩序。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慘劇再次發生。工人要通過與資本家和中共政府的鬥爭獲取工會權、參與企業管理，組織安全生產委員會，為工人提供足夠的安全教育、要求資本家改善工作環境和安全防護設施、進行安全生產監督。 中國經濟增長跌至1990年來最低 本周公布的國內生產毛額（GDP）證實，中國經濟創下了二十四年來最低的增長。大部分的預測指出，中國的經濟在通貨緊縮、產能過剩、債台高築，加上過度投資的經濟領域（例如房地產業──過去十年經濟成長的主要引擎）所造成的“殭屍經濟”正在擴大，將使未來幾年成長再創新低。 預料未來幾個月內，中國會推行放寬貨幣政策的措施，透過對正在掙扎的地方政府及公司放寬信貸流動，從而刺激經濟及對抗緊縮的壓力（與歐洲和日本中央銀行的手法相似）。但這樣的話，政府債務現已達到不可持續的水平，如果他們不想令債務水平再度急升，就需要非常困難的平衡手段。 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4年度GDP成長率為7.4%，低於預期的7.5%目標。雖然差距很小，但這是自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中國首次沒有達標。 以上數字表示，“經濟奇蹟”在過去五年裡已經減緩了30%。自2010年最後一次雙位數（10.4%）增長，到2011的9.3%，到2012年和 2013年的百分之 7.7。《華爾街日報》對最新數據得到了總結：高速增長的全盛期已經結束。中國的國家新聞機構《新華社》也同意這個觀點，說到“高速奇蹟增長的時代已經過去，讓我們熬過他吧。” 壞消息是好消息？ 中國的GDP成長率仍然是世界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沒有任何真正了解中國經濟情況的人，會對現況感到放心。中國政府長久以來被質疑操控了GDP統計數字。甚至連總理李克強幾年前就說過一廣為人知的話：中國的GPD資料是“人造”的。其它經濟指標顯示，中國經濟正遭遇比官方數字更劇烈的減緩。中國的總發電量普遍被視為更精確的經濟成長指標，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14年這數字只成長了3.2%，16年來最低。鋼鐵是另一個重要的經濟表現指標。雖然鋼鐵消耗量的最終統計數據尚未公布，不過很可能也會是自1995年來首次下跌。 中國政府發出的訊息是，經濟放緩是正面訊息，是經過周全考量後的政策走向。在媒體上，“新常態”這一詞不斷被提起。在國家統計局的新聞發表會議上，“新常態”被使用了八次。但正如《金融時報》的Jamil Anderlini指出：“在中國專制的政治鄅度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永遠是絕對正確的，所以壞消息，如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最低的經濟增長，要不是外力介入的話，就是其實是好消息。” 在揭露後，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現在對中國經濟更趨悲觀，最新的GDP數字被視為長期放緩的先兆，這對深陷危機的全球經濟有著嚴重的影響。 惠譽國際的一份研究中談到：“我們預期2015年的成長率會從6%作為起點，2015預期增長6.8%， 2016減緩到 6.5%。”過往看好中國經濟的國際貨幣基金（IMF）也調降了對中國增長的預測到2015年的6.8%，以及2016年的6.3%。國際貨幣基金的首席經濟學家奧立佛布蘭查坦承：“房地產熱潮消退比我們之前預期的嚴重。”他們預期印度在2016年GDP成長率會比中國高。 通貨緊縮陰影 中國像世界經濟中的許多其他區域一樣，現正遭遇到通貨緊縮。就中國的狀況來看，主要原因是史上前所未有的超高產能過剩。“在很多行業里，生產與產能的比例都急速下降，比如鋼材、平面玻璃、建築材料、化學品、化學肥料、鋁、造船，以及太陽能板和風力渦輪。去年大約70-72%，而看來未來還會進一步探底。”（金融時報，2014/12/24） 建設的急進腳步，尤其是在2008年引入了巨量的刺激方案後，造就了多處的“鬼城”和大量債務。中國的消費物價指數從五年前的6%掉到了1.5%。生產者物價指數則連續34個月不斷下跌，自2011年來已下跌了10%。通貨緊縮使得債務還款的實際價值更高昂，現被視為是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最大的風險。因此，歐洲中央銀行在1月22日宣布“量化寬鬆”。歐洲中央銀行模仿美國中央銀行的政策，將在未來兩年，每個月電子印製600億歐元。這政策的目的是令經濟體擺脫通貨緊縮的陰影，這現時困擾著歐元區19個成員國之中的9個。 北京在去年十一月的減息也是依從著類似的邏輯，但卻帶來了反效果。減息不單未能夠為掙扎求存的企業放鬆信貸條件，更引發了股票市場的泡沫，令股價在減息後八個星期內急升了36%。房屋市場過去嚴重地受著投機炒賣影響，1%的人口就控制了中國的三分之一的市區房屋。如今，隨著樓市變得低迷，部分投幾資本則轉進了股市。 正如總理李克強在去年人大會議所承諾的，政府正試圖“拆除債務風險的炸彈”。一開始的時候，政府嘗試勒住影子銀行中最高風險的項目，尤其是增長迅速的信託業。縱使政府在2014年再度調控，影子銀行業的資產價值繼續飆升了14%，達到了九萬億美元（來源：Nomura Securities）。影子銀行過去一般被認為是超去管制化的英美資本主義的現象。在中國經濟中，影子銀行的增長與最具投機性的項目（如房地產業）緊密相連，而這些項目現正受到產能過剩和破產風險提高的困擾。 根據摩根大通的資料，地方政府的債務自2008年的5.6萬億人民幣，飆升到了2004年的21萬億元，差不多是原來的四倍。地方政府為了追求華麗的GDP數字，並且超越毗鄰地區，與私人開發商和投資者聯手投資了大量以債務驅動的建築項目。這個基建狂潮也加劇了貪污腐敗，“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亦曾公開承認，貪腐問題可以令中共“亡黨”。去年樓市放緩，住宅建造量下跌10%，令全年的賣地成績也下滑了10%，這都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壓力。土地售賣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來源。 北京的兩難是，進一步的刺激方案可能會激發新的信貸泡沫，增加未來爆發金融危機的風險；而減少信貸的流量可能會引發更嚴重的放緩，甚至是全面的衰退，因此減低地方政府和企業的還款能力。 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長期以來警告中國的潛在銀行危機，並稱：“中國通縮風險正在加速累積，很可能會引發衰退，並會需要一段時間才會順其自然。投資者對房地產市場失去信心，當我們將整個房地產市場供給鏈算進去，就包括鐵礦、建築、相關金融服務和用品銷售等，就占了GDP大約20%。假如銀行系統貸款破產湧現，並超出政府調控機構控制信貸危機、恢復市場信心的能力的話，甚至有可能使中國的經濟奇蹟最後會變成災難性的硬著陸。” 拆除債務炸彈 政府至今仍極度小心地嘗試拆除債務的計時炸彈。去年經歷了幾度有關企業破產的“有驚無險”，最後都能僅僅地避免掉。市場恐慌會擦槍走火，引發整個金融系統的危機。預料北京將會在未來數月內宣布一項銀行存款保障計劃，與其他國家一樣，為了提供一道“防火牆”，以在個別破產或債務違約的事件發生時，避免出現更大的金融恐慌。 同時間，中央勒令地方政府“重新定義”自己的債務責任，來解除一直以來政府對於國企、投資機構的默認擔保，與它們相關的影子金融工具的默認承保也變相解除。一旦落實了這些措施，相信北京會選擇性地允許破產事件發生，來“整頓”信貸市場，並保護核心的銀行系統，以免受到影子銀行業的過分行為影響。政府顯然預料會出現一些“地方性”的銀行危機，但會希望能夠控制住它，並不讓其擴散。不過，這會冒上巨大的風險，接續的發展隨時會脫離政府及其調控機構的控制。 因此，中國的經濟在2015年將會進入一個未知領域。中共專制混合了新自由的資本主義改革（市場主導），以及增加國家打壓和政治控制。這正在使社會陷入更嚴重的經濟危機與政治動盪。工人階級因此需要尋找自己的替代，以民主的自我組織和國際社會主義取代這個破產政權。 山西建築女工討薪被殺 2014年底，建築女工周秀雲因為討薪在工地門口被警察打死，事後她的家人受到警察的跟蹤監視。由於30年來的自由化政策和2008年危機後經濟增速下降，中國的階級矛盾逐漸激化，國家機器不可避免地採取暴力手段鎮壓工人鬥爭。層層分包的建築業為中共官僚和資本家積累了巨額財富，與此同時建築工人卻遭遇著討薪和工傷維權的困境。 山西慘案 2014年12月13日，在山西太原的“龍瑞苑”工地，周秀雲的兒子和工友因為討要勞務公司拖欠的8萬元工資，與保安發生衝突。周秀雲夫婦聞訊趕到，此時衝突已經平息。警察來到現場後，未做調查就將討薪工人稱作“犯罪分子”，打算強行把他們帶回派出所。周秀雲在阻攔時被警察扭斷脖子而死，她的丈夫則在派出所里被打斷了六根肋骨。隨後警方為封鎖消息而對周秀雲的家人進行了跟蹤監視，試圖和他們私下達成賠償協議。事件曝光後，太原當局匆匆發布道歉聲明，聲稱會調查真相。但調查結果卻否認此事因討薪而起，為警察非法逮捕工人辯白，結果引起當事人和輿論的譴責。目前4名涉案警察已經被逮捕，其中三人可能會被判處故意傷害罪，罪名明顯過輕。官僚政府的“自查自糾”無法讓群眾了解事件真相，只有由討薪工人及其家屬和事件目擊者組織獨立的調查委員會，才能讓兇手得到應有的懲罰。 《中央電視台》歪曲事件的程度令人髮指，報道將事件渲染為“警民衝突糾紛”，鼓勵民眾“奉公守法避免悲劇發生”，合理化警察的暴行。由於新聞自由被全面打壓，事實真相只能透過網路短片及文章傳播。 建築業的資本霸權 太原當局的表面工作無助於防止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儘管四年前政府將惡意欠薪罪寫入刑法，但根據官方數據，2013年勞動保障監察機構查處的欠薪案件比2012年多出11.7%。“中國勞工通訊”的統計結果顯示，2015年1月，建築業工人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資本霸權正在引發越來越多的討薪行動。2014年《當代建築業欠薪機制與勞資衝突調研報告》指出，住房市場化“造就了中國億萬房奴、億萬富翁和億萬欠薪三大奇蹟”，令6,000萬（亦有報道稱4,000萬）建築工人經受著勞務分包製度的壓迫。為了逃避用工責任，總包建築公司向不具備建築資質的公司提供資質掛靠，收取掛靠費，並不參與實際的建築工作；或者通過內部人員成立勞務公司，玩起“左手換右手”的把戲。這些勞務公司也沒有直接僱傭工人，而是向包工頭提供資質掛靠。在資質掛靠和層層分包的霸權體制之下，95%的建築工人沒有勞動合同，很多時候被迫簽假合同。再加上勞動監察部門和工會袒護資本家，工人很難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建築工地危機四伏，工作受傷乃家常便飯，但工人要從合法途徑追討賠償，起碼要等3年9個月。如果資方和政府有心阻撓，甚至要等6年9個月才能有賠償，而金額往往少得可憐。 值得注意的是，地產開發商往往不提供足夠的建設資金，只能由總包公司墊付部分工程款。這種墊付關係經過勞務公司和包工頭，將負擔最終轉嫁到工人頭上——工人不僅無法按時拿到工資，甚至要向包工頭借取生活費，當然更不可能得到社會保障。實際上，周秀雲所在的“龍瑞苑”總投資17.8億元，但負責該項目的國有開發公司的自有資金僅有2,000萬元；國有總包公司也將工程非法發包給個體或私企大包工頭。可見，要想改善建築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就必須取消勞務分包製度，禁止資質掛靠，讓工人和建築公司直接簽訂勞動合同；由建築公司提供全面的社會保障和職業培訓；實行八小時工作制 ；工人監督開發公司和建築公司的日常運作和各項收支，降低房屋價格，阻止資本家利用住房謀取暴利。為此工人須要自下而上組建獨立民主工會，與建築業和金融業的資本霸權進行鬥爭。但是社會改良不可能徹底改變工人作為受剝削者的地位，而且統治者會想盡辦法奪回工人的鬥爭成果。只有將銀行資本和地產資本國有化，通過計劃經濟合理分配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才能使住房建設滿足勞動者的需要，而不是滿足資本家的貪慾。 勞工鬥爭四起 警察鎮壓加劇 在山西慘案中，周秀雲的兒子曾相信警察會幫助他們討要工資。但實際上，警察往往勾結資本家和黑惡勢力，一同打壓工人的維權行動。在山西慘案前不久，深圳慶盛服飾皮具廠的900多名工人發動罷工，阻攔廠方出貨，要求企業主補繳社保和住房公積金。罷工第九天，在工人未出廠進行任何示威遊行或堵路行動的情況下，數百名警察包圍了工廠，毆打、逮捕罷工工人，強迫復工，乃至進入車間監視工人工作。2014年12月18日，在慶盛工人遭到鎮壓的當天，安徽省銅陵縣的300多名教師在市政府廣場上靜坐示威，要求政府提高教師待遇，補發被剋扣的獎金。隨後政府派出特警鎮壓，3人被捕，另有數人被打傷，引發全縣教師罷課。今年2月5日，西鐵城精密（廣州）有限公司突然宣布與該廠1,000多名工人解除勞動合同。談判未果後，工人前往當地政府請願，卻遭到警察的暴力鎮壓，被迫接受廠方的賠償方案。警察作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本質是資產階級維護剝削制度的暴力工具。勞動者在反抗資產階級統治的鬥爭中，須要組織自衛委員會抵抗警察鎮壓，並由工人及居民選舉產生的獨立委員會民主控制警隊，令其不再成為鎮壓群眾的機器。 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中共資產階級政府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建築工人的處境，甚至連改良性的讓步也值得懷疑。組織起來，集體鬥爭是改變的唯一出路。 中國勞工論壇的訴求： 由討薪工人及相關人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周秀雲死因，嚴懲殺人警察 中國新年凸顯極端階級分化 中國2.7億農民工離鄉別井到城市打工，當中大部分人於農曆新年回鄉探親，造成了世界上一年一度最大的人口遷徙。恰逢中國慶賀新年，迎接羊年的到來，根據官方數據，春運期間內預估有28億乘車人次。但在家庭團聚和普天同慶的節日裡，卻又折射出當代中國社會矛盾和貧富懸殊的問題。 對於富人而言，儘管去年經濟動盪，今天卻是最好的時候。過去六週，中國排名前25位富豪的個人財富增長了213億美元，令人震驚。而據《彭博社》報道，這只是他們1月1日以來儲蓄金額增長的部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聯合國預估每年只要額外投入300億美元就能保證全球飲水安全。每天全球大約有6千人因飲水不安全致病而死亡。中國農村地區也廣泛受嚴重水污染之苦。 中國鉅富擁有的財富飆升，是源於中共專制者放寬了貨幣政策和監管條例，為金融投機提供了土壤，策劃了牛市。農曆馬年期間，上證指數增長了60%。春節期間，證券市場收市一週，然而，由於“熱錢”的湧入，證券市場的泡沫必定會進一步膨脹，然後不免出現市場修正。 據《彭博新聞社》報道，自2015開年以來，證券市場起飛，加上一連串的首次公開發行（IPO），造就了24名新的億萬富豪，平均每週4名。在這些金融新貴中，有航空公司持有人、電子遊戲開發商以及連鎖藥店的持有人。 罷工潮迭起 由於拖欠工資引起的衝突加劇，中國廣大的工人過去幾周過得尤為艱難。由於經濟放緩，此前的繁榮行業如礦產和建築如今不景氣。據獨立機構的估算，相較去年同期，示威和罷工的工人數量增長了三倍。拖欠工資是觸發衝突的最常見因素之一。 龐大的建築部門有4千萬勞動力中，大部分為農民工，員工受僱於一層層的外包公司。外包公司一般一年才支付一次工資，發薪日剛好在農曆新年前。建築部門尤其成了導火索，佔目前中國罷工數字的近三分之一。據社交媒體報道，二月初，昆明的建築工人堵斷了主幹道，拉起橫幅，要求房地產開發商支付血汗錢。類似的示威近幾周內發生了數十起。據報道，近期在廣西省和山西省，拖欠工資引起的衝突引致了死亡事故，後者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全國關注。去年十二月討薪行動中，一名建築女工人的母親周秀雲被警方殺害。 中國社會科學院2014年的一則研究發現，8%的農民工抱怨在前一年被拖欠工資。該研究發現，受訪的一半工人，或全體農民工的4.3%，稱曾為了追討欠薪而參與過“群體性事件”（即罷工和集會的官方統稱）。將這些數字放到全中國的話，那就分別涉及到2,160萬和1,160萬名工人。 建築股成為市場上的新星，去年最後一個月躍升了63%，但建築工人卻有時被迫採用絕望的手法來討薪，可見中國窮人與富人之間隔著一道萬里長城。 “留守兒童” 中國7千萬“留守兒童”在農曆新年的處境令人揪心。由於貧窮和歧視性的法律，一年大部分時間，他們被迫與外來工的父母分離。《金融時報》評論道，節日開始了，意味著“無數的民工子女準備與父母相聚一週，然後又要告別一年。中國夢就是一個嚴厲的包工頭。” 戶口體系把人口劃分為享有特權的“城市”居民和沒有特權的“農村”居民，而農村兒童無法就讀大部分的城區學校。他們很多和祖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一同生活，有些則寄宿學校。寄宿學校最近受到廣泛媒體的批評。“學生常常被長期鎖在教室裡自習。”《財新網》報道一所學校的狀況。 2014年黑龍江省政府贊助的一項研究表明，幾乎50%的留守兒童都患有憂鬱症和焦慮症，而在城市中，只有30%的同齡人有這種問題。“留守兒童通常有著自卑情結，自尊心更容易受傷，自信心更低。”該項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員表示。 中國經濟急速放緩，官方數隻揭示了局部狀況。因此，在羊年工人階級將面臨新的困難和挑戰。集體鬥爭、創建獨立的工人組織才是出路。 中國：資本主義令女權倒退 據報道，2月18日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是世上最多人觀看的電視節目，演出四個半小時，由189個國家電視頻道現場直播。觀眾人數近年來有所下降，但今年仍超過6億。不過，演出內容帶著無恥的性別歧視色彩。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女權活動家等人對今年春晚的評價再創新低。 “春晚無恥地歧視女性，拿她們取樂。導演要把我們帶回封建纏足時代嗎？”今年春晚結束後，大量網民在微博上表達憤怒，這只是其中一之。女權主義者發起一份倡議書，抨擊春晚“有毒”，指出節目中有44幕嘲弄女性：稱單身女性為“剩女”；描寫女性公務員是依靠美色上位，為了受提拔而和男上司發生性關係。從此可見，新一代女性活動家正在中國冒起，反對家庭暴力和就業歧視。她們在多個城市佔領男廁抗議，令公眾關注女廁缺乏，被迫在門前排起長隊。要知道，她們是在強硬的獨裁統治之下行動，在這裡任何抗議都會迅速遭到打壓。 春晚引發的怒火揭露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女性的社會地位正在倒退。這是中國整個社會反革命的其中一部分，資本主義取代了國家計劃，並再次猖獗的製造貧富之間、城鄉之間和東西部地區之間的不平等現象。 工資差距擴大 “自19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加劇了性別不平等”，女權主義作家張麗佳說道（中參館，2014年6月11日）。男女收入差距正在擴大反映出這一現象。國際上，工資差別儘管仍不利於女性，但已經縮小，但中國逆國際潮流而走。根據官方數據，2010年中國城市女性平均工資為男性的67.3%，低於1990年的78%。在農村地區，女性收入只有男性的56%。 女性白領工作者面臨著性別主義觀念和公開歧視所築起的高牆。就連《紐約時報》（2015年2月20日）也承認，“在辦公室裡，社會主義時代的平等主義已為公開的性別主義所代替，在某些情況下還得到法律的支持。”該報援引了中國女權主義者馮媛的話：“女性的地位並未提高，在某方面還倒退了。” 以下事實說明了這種負面趨勢： 一份2010年的調查表明，69%的僱主在招聘員工時設定了性別條件，儘管這樣做是違法的。招聘廣告經常指定“申請者僅限男性”或者僅限“有吸引力的女性”。 《人民網》甚至特別發佈了一個名為“十八大上的風景線”的圖集，其中出現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女服務員。這無疑發放一種信息：女人提供裝飾，男人做出決策。社會主義博客寫手王林宇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利用“剩女”觀念向單身女性的散播恐懼，施加家庭壓力，從中榨取利潤。在中國有超過一百個婚姻交友網站，根據《彭博通訊社》的資料，交友網站的市場在2014年首季就總值4億9千萬人民幣。李先生說：“他們嘗試污名化及邊緣化所謂‘剩女’去賺錢。”此外，女德學堂在全國湧現，散播封建道德觀去為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服務。 革命與反革命 在計劃經濟的毛時代，這種公然的歧視會受到國家的制衡。儘管龐大的官僚機構有其弊端，但國家在分配所有工作，因而也縮小了男女之間在工作、工資和社會地位上的差距。除了公有制和國家管理，當時社會有一股巨大的壓力，來自女性以及激進化群眾的，要求廢除舊式的男權封建制度。這反映當時中國左翼中重要的女權主義潮流。1950年毛政府禁止了包辦婚姻和納妾制度，並讓男女雙方都能更容易地離婚。這是有史以來在婚姻關係中最引人注目的政府改革之一。 這些變革並不意味女性得到了完全的公平，也不像中共所宣稱的那麽“社會主義”。但是，儘管毛澤東實施獨裁統治——對真正的社會主義的詛咒——國有計劃經濟仍然打開了通向婦女解放的大門。隨後的資本主義反革命一直在設法把門關上。 相比於辦公室，工廠裡的性別歧視更加嚴重。一個涉及一百多萬份網絡招聘廣告的調查發現，儘管從整體上看超過10%的招聘廣告表現出性別偏好，但對於不要求大學學歷的工作，這數字更增加到了23%。 女性工人 在辦公室和工廠工作的女性都會迫於無形的壓力簽署“不懷孕”條款，接受妊娠試驗，甚至要保證不結婚。如果一個女工懷孕了，老闆就會把她分配到不便、費力的工作崗位，迫使她辭職。這不是什麽罕見的事。相比於白領員工，工廠女工所受的性騷擾更加嚴重。向陽花女工中心於2013年發佈調查結果稱，70%的廣州女工說她們曾經遭到性騷擾，32%報告了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25%收到過猥褻電話或短信。 但是過去幾年的罷工運動表明，工廠女工絕不是僱主所認為的那麽軟弱。2014年的罷工數量比2013年翻了一番，女工在許多鬥爭中走上前台，尤其是一年前的裕元大罷工。這是中國30年來最大的罷工，製鞋女工佔罷工人數的70%，消除了“女工友不如男工友堅決”的想法。這些事態發展是我們樂觀的基礎，缺乏經驗的中國女性運動能夠與正在開展的工人階級鬥爭聯合起來，並建立一股力量，推翻現有制度，徹底摧毀壓迫女性及所有人的根源。 超級富豪成為人大會議的焦點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周四在北京召開了一年一度的會議。在越來越多的負債問題和產業過剩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增長放緩，因此全球媒體都將深度報道今次會議對未來經濟政策的預示。全國人大及政協只是橡皮圖章，中共獨裁者事先拍板的決策將會一一通過。 儘管如此，如之前幾年一樣，大量注意力將會投向中國金融菁英的出席。上海的胡潤百富榜報道，在中國1,271名最有錢的富豪中，有203名（七分之一）是今年的全國人大及政協委員。中國首十名億萬富豪中有五名就是兩會代表。《日本時報》指出，他們在兩會中亮相，突出了“超級富豪在這個國家的影響力”。 使美國政府“看起來像是乞丐” 五大傳奇財富鉅頭分別是排名第三的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排名第五的騰訊主席馬化騰，以及排名第十的小米科技董事長雷軍。上述人士均為人大代表。太陽能廠商漢能控股的主席李河君也是政協委員，今年他是胡潤百富榜上的中國首富。排名第六的李彥宏則是互聯網公司百度的首席執行官。 將這情況套到美國，就如比爾．蓋茨、拉里．埃里森、沃爾頓家族和邁克爾．彭博都在美國國會中擁有席位。在老派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中，資產階級傾向躲在被收編和“遊說”的民選代表背後，以較謹慎的手法統治，但中國的人大代表不用害怕流失選票，《彭博社》2012年的一份報告指出，令他們的美國同行 “看起來像是乞丐”。2012年，70位最富裕的人大政協代表總資產約為5,658億元。相比之下，美國政府三大權力機構中全體660名高官的總資產額只有75億美元，實在相形見絀。 財富增長一倍多 今年兩會前夕，吉林省《新文化報》報道中國排名前100的富豪中，有15名是人大代表，21名是政協委員。這36位人士的總資產約有1.2萬億人民幣（下同），超過了越南的生產總值。比較一下這些數據，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資產在短短四年中翻了一番，也就看到中國的億萬富豪是如何從習近平的親資政策中獲益的。 2012：最富裕的前70位人大政協委員總資產達5,658億元。 今天，中共由億萬富豪統領，其統治下的社會是全球最不公平之一。極端的貧富差距成為了人民不滿的主因，在今後將造成政治動盪。 出租車罷運反剝削 今年1月份，中國多個省會城市相繼爆發了出租車罷運事件，出租車司機所受的嚴重剝削再一次受到人們的關注。政府和媒體紛紛指責高昂的“份子錢”及其背後的經營權壟斷是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進而把市場化改革看做解決手段。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主義市場只會加重對底層群眾的剝削與壓迫，讓出租車司機成為該行業新一輪資本擴張的犧牲品。 有史以來最大規模 1月4日，遼寧瀋陽的數千台出租車罷運，遊行隊伍遭到警察攔截。但事件並未就此結束。在短短兩周內，罷運行動蔓延到南京、南昌、長春、濟南、成都等多個省會城市。媒體將之稱為“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出租車罷運。罷運司機將矛頭一致指向了份子錢和“專車”。所謂份子錢就是出租車司機上繳給出租車公司的承包費用。中國政府對出租車行業實行特許經營制度，國有出租車公司在全國大多數城市具有壟斷地位（《中國產經新聞報》，2月4日）。公司通過競標取得營運證（出租車牌照），然後轉租給司機並收取份子錢。由於政府管控著出租車的數量，牌照價格一路高漲。最後，高昂的牌照價格通過份子錢被轉嫁給了處在行業最底端的出租車司機。目前北京單班車每月的淨承包金將近4000元，但司機的平均收入不到6000元。這意味著他們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基本沒有休假日，卻要將一大部分收入上繳給出租車公司。上漲的物價和油價更是加重了司機們的負擔。因此就產生了”上午給公司干，下午給中石油干，到半夜才是給自己干“的說法。巨大的生活壓力導致拒載、繞道、拼客等現象的屢禁不絕，引發了乘客的嚴重不滿。 自由化改革的下一個目標 面對出租車行業矛盾的不斷激化，官方媒體甚至開始使用“剝削”這樣的字眼來形容出租車公司與司機的關係（中新社，1月13日）。1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稱：“是取消暴利模式的時候了”。當然，它們絕不是真心站在受剝削的出租車司機這一邊，也未打算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在同一篇評論中，《人民日報》明確說道：“市場的事，應該由市場說了算”。1月27日《金融時報》發表文章，提出要“約束住基層政府之手，把權利還給市場”。可見，各個資產階級媒體實際上是借這個機會鼓吹進一步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要求減少政府的干預。這將是出租車行業內一場資本擴張的盛宴。今年2月初，上海“強生控股”發佈消息稱，要抓住政府對出租車擴容的機會，搶佔市場份額，保持車輛的規模的領先優勢。因此中共黨刊《南方日報》提出讓社會參與監督出租車公司成本，只不過是利用群眾的怒火來為市場化鋪路。在它眼中，真正的工人監督將是對市場秩序的破壞。 將在“自由市場”上參與資本競爭的另一支勢力是專車公司。1月8日，交通部明確表示支持專車公司利用租賃汽車和勞務派遣司機提供叫車服務。在過去兩年間，專車公司利用私家車便捷優質的服務以及各種優惠補貼，吸引了大量乘客，使出租車司機的處境更加艱難。據中國新聞網報道，截至去年5月17日，“滴滴”和“快的”對乘客和司機的補貼已經達到24億元。但數據顯示，兩大公司停止現金補貼之後，僅有28.5%的調查對像願意繼續使用。專車公司將不得不降低價格以留住顧客。因此僱傭低工資、無保障的勞務派遣司機更符合它的利益。儘管媒體試圖把專車公司描繪成挑戰“邪惡壟斷”的英雄，讓群眾相信市場化改革能夠使乘客和司機獲利，但實際上在這場資本競爭中，逃不過大魚吃小魚的邏輯，最後專車公司也會發展成壟斷產業。勞動者永遠是受到剝削和壓迫的一方。 爭取獨立的出租車司機工會 政府未來可能會取消份子錢，全面推行公車公司化經營（所謂“公車公營”），並在一定程度上放開個人出租車牌照。這短暫內會得到一部分出租車司機的支持，但無助於真正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在公車公營制度之下，出租車公司僱員的司機要向公司上繳營運承包費，如其他行業的工人一樣受到資本的剝削，更不用說那些可能會大量出現勞務派遣司機。個體出租車司機的收入受限於勞動者的一般工資水平，並承受著高油價以及來自大型出租車公司的競爭。出租車牌照將會成為另一個投機工具，在以個體出租車為主的台灣，司機平均月薪僅有20,048元新台幣，而且許多司機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每月只能休息兩三天（環球網，1月22日）。因此，要想提高出租車司機的生活水平，必須組織獨立的出租車司機工會，反抗剝削，提高工資水平，反對勞務派遣制度；出租車公司應該全面國營化，由司機和居民民主管理，確定出租車收費標準和牌照發放數量。保障司機的優良待遇。同時，有規劃地大規模建設廉價舒適的公共交通，以服務全體人民為目的，而不是興建票價高昂的大白象鐵路。這隻有在民主計劃經濟下才可徹底實現，也指出了推翻資本主義的必要性。 虛假數字下的中國法院 2014年12月31日香港《南華早報》報道，一名安徽男子前往當地的法院申請行政訴訟立案被拒絕。該男子的律師對記者講每逢年底法院為了當年案件的結案率會停止接受當事人的立案申請。於此同時，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傾向媒體《南方都市報》在2014年12月29日報道，深圳市兩級法院系統為了保證該年案件結案率在當年十一月份停止了案件受理工作。該年十二月下旬法院恢復受理案件後，在法院門前排隊申請立案的人群“宛如春運”。 官僚主義管理體制的中國法院 按照中共的憲法和法院組織法規定中國的法院屬於司法機關。各級法院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向同級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和匯報工作。中國法院的審判員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任命。不僅如此，中國的法院具有司法獨立的地位，“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其他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中共憲法第126條）。 可事實絕非如此。我們知道在中國大陸有無處不在的共產黨黨組織，共產黨通過這些組織控制了全國所有的國家機關、武裝力量、“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甚至大型企業。大陸的法院自然也在中共的絕對控制之下，成為專制集權統治的工具。各級黨委產生法院及其審判人員，法院通過上級法院對上級黨委負責、匯報工作；與此同時，法院還要向同級黨委匯報工作。但在形式上，法院對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負責。這就意味著中共的法院系統僅僅在口頭上宣稱向人民負責，接受人民監督而實際上淪為中共官僚體制的一部分。 新的麻煩製造者 我們知道不顧實際情況取悅上級，製造虛假的數據突出政績是官僚主義的特徵之一。不斷的製造虛假的政績成了為中共法院系統的日常工作。案件結案率，正確率，信訪平息率成了各級法院主要的業務考核指標。為了追求更高的結案率，中共的法院系統在年底停止受理案件成為了降低積壓案件，提高結案率的主要手段。於是我們就看到這樣的新聞報道：2014年2月21日《海南網》報道的2013年海南法院在該年度內受理案件92,015件，結案88,569件，結案率為百分之九十六點二五。2014年11月六日人民網報道自2010年至2014年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信訪結案超過百分九十七。 在中共法院系統不斷製造司法大躍進欺騙上級和人民的同時，我們看到中共法院司法黑幕重重，冤案不斷，普通人民很少能夠通過司法的途徑解決糾紛，反而被司法腐敗所累。中共法院系統從社會矛盾的解決者身份毫不猶豫轉變成社會麻煩製造者的角色。這將更加激化中國大陸的社會矛盾，使大陸人民更加清醒的認識中共政權由商賈鉅富統治的獨裁本質，促進人民不斷反抗中共政權的統治。 無論是中共官僚操控的，還是西方資產階級法治，都將勞苦大眾的基本權利排除在外。我們需要真正由下而上選舉各級法官，由人民直接監督，並確保法官只領取普通工人薪金，不享有經濟特權。結束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才能有真正的司法公正和獨立。 要求釋放被捕女權活動人士 三月六日及七日，正值三八婦女節前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北京召開年度會議，當局公安逮捕了至少十名反對性別壓迫的女權活動人士。 事件引起國際強烈憤怒。逮捕行動令人見到中國在習近平統治下鎮壓愈趨猛烈，也突顯了現時中國女權受到高度壓制。 中國警方的逮捕行動跨越不同省分，幾位女權活動者分別於北京、杭州、廣州等地被捕，部分人士被釋放，但尚有五位知名女權活動人士被扣押，其中包括武嶸嶸（30歲）、鄭楚然（化名大兔，26歲）、李婷婷（化名李麥子，26歲）、王曼（32歲）和韋婷婷（26歲）。李婷婷及鄭楚然分別在北京及廣洲的住所被帶走，武嶸嶸則於杭州被捕。 這幾位女權活動人士準備於三八國際婦女節當天，在不同城市組織抗議活動，包括在北京一個公園內遊行，並在公交車上張貼文宣，表達反對車廂里的性騷擾行為。 近年來，這些女權活動者是婦女平權組織的成員，因其“行為藝術”而聞名，引起了公眾關注中國的女權問題。她們曾發起“占領男廁”，要求改變男女公廁比例不公平的狀況，又身著染有血色的白婚紗以抗議家庭暴力。 “尋釁滋事” 《時代雜誌》於三月十九日報道，這五名女權活動者“並沒有發動推翻中共政權，亦非組織政治集會，而是透過行為藝術挑戰社會觀念。”就如對待揭發貪污及捍衛小數族裔的維權人士般，習近平以極之強硬的手段打擊體制內溫和的批判聲音。 三月十二日，當局以“尋釁滋事罪”拘控她們。中共經常以此罪名打壓和監禁異見人士，包括工人代表和主張“政制改革”的活動者，一經裁決，最高可判五年監禁。在當局決定是否正式檢控五人之前，當局有權拘留她們三十七天。 內地聲援行動被阻 尋求國際聲援 自從這五位女權活動者被捕後，在中國各地都有聯署活動，要求釋放她們。但在中學及大學被制止，校方更威脅會對有關學生秋後算帳。相關的網站及社交網絡平台亦被當局封鎖。 當務之急是組織國際聲援行動。工人國際委員會（CWI）過往一直反對性別歧視及政治打壓。我們將連繫全球超過四十個國家的支部，共同發起聲援行動。中國勞工論壇及社會主義行動在此呼籲各位去信中國當局並組織示威行動，要求釋放這五位女權活動者。 私有化之手就能打破穹頂嗎？ 毫無疑問，前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記者柴靜最近所發表的《穹頂之下》對中國空氣污染問題最為深入和客觀的一套紀錄片。 這套紀錄片在發佈當日立即受到內地多家大型媒體網站，甚至官方平台熱捧而迅速散播開去。一時間內地微博網站放眼望去儘是關於《穹頂之下》的消息與討論。在不到幾天后，中共官方又下令“落閘”下架，“不得再藉此進行炒作”。從中似乎能看出中共內部派系之間的鬥爭傾軋之端倪，一方試圖利用群眾關注的霧霾問題引導輿論，為打擊國企石油幫、推動市場經濟改革提供“理論基礎”；另一方則只求穩定現況，提出的環保方案都符合體制內的框架。亦有評論指這是中共試探群眾水溫的手法，當發現水溫比想像中要熱的時間就馬上把手縮回。 然而，不論中共官方在背後打甚麽算盤，都不影響這紀錄片本身的價值和意義。作為一名前中共官方媒體的記者，柴靜在片中她駁斥了環保工作不利於經濟發展一說，指出了過去一直作為經濟增長動力之一高污染高排放產業，當中現在不少是依賴政府補貼輸血渡日，根本談不上帶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亦指出了中國的環保部門只是紙老虎，毫無監管權力，甚至連燃油標準都只能根據石油企業而非政府部門來制定。總括而言，她點出了霧霾背後很多不為群眾所知的政策因由。 解決方案？ 在中共一黨專制的資本主義下，霧霾和污染等環保議題牽扯到太多既得利益者的禁地領域，加上近年內地因污染問題而爆發的群眾反抗此起彼伏，大有燎原之勢，談論環保問題一不小心就會觸及中共的敏感神經。 但柴靜提出的解決方案，除了寄望於個人的自發運動外（少駕車，舉報污染問題等），就是要求打破石油行業的國家壟斷，通過“市場化”引入私人資本競爭，從而提升使用天然氣的比率，降低煤炭所造成的嚴重空氣污染問題，並寄望私人的“環保產業”開發環保技術改善環境之餘拉動經濟增長。 基本上，這是內地典型的自由派思路和藥方。但客觀的經驗和嚴謹的分析都告訴我們，這些看似頭頭是道方案只會得出一個截然不同的結果。 首先，中國本身是一個石油輸入國，國內的石油和天然氣的蘊藏量只佔全世界的1.8%，這意味著即便100%開採，亦遠遠未能支撐全國的能源需求，甚至連過渡方案都無法勝任。那麽要填補剩下的缺口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麽走回頭路用煤炭填補，那麽霧霾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要麽向前走，加強可再生能源的投入以填補缺口。但既然如此何不直接以可再生能源主導能源系統，非要繞個大圈跑到油氣工業上去呢？ 此外，柴靜在片中以英國煤礦業為例子，輕描淡寫地將產業轉型的過程一筆帶過，仿佛那是件自然的事。實際上英國撒切爾夫人主導下對英國煤礦業的動作觸發了英國近半個世紀以來最龐大的工人罷工鬥爭和最嚴重的政治危機。英國資本家當時有意識打煤礦工業，削弱礦工工運的力量。 資本主義才是污染源 正如我們在去年一篇關於中國污染問題的文章《“三高”企業帶來巨大的環境代價》中指出：“大部分社會財富操控在官僚和資本家手中，改造生產模式會進一步加重政府債務負擔，要想滿足東部城市需求、帶動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就離不開‘三高’（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企業。”改革開放令中共失去了大部分的經濟規劃能力，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所謂的“環保工作”往往意味著的只不過是產業轉移。特別是當中國的私人資本掌握著愈來愈多的政治權力的時候，環保法規只會如今天一樣不過是件擺設。 中國貧窮的內陸區和少數族裔地區生態環境脆弱，又有嚴重的缺水問題。但中共現時的環保戰略是把污染物排放至這些地區，例如將煤電站遷移到這些地區，而向富裕地區及政治敏感的東部城市承諾減少污染。這與西方帝國主義經濟體一樣，將污染工業移到亞洲及中國，讓自己國家可以實行“綠色政策”。 真正要治理環境，離不開全盤的民主規劃，合理地按照自然條件分配產業分佈，善用地理條件提供的可再生能源等，而這些卻恰恰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絕對無法提供，只有民主的社會主義，工人民主管理銀行和大型企業，以民眾的需求而非利潤去制定生產計劃，才能徹底地抹清穹頂下的霧霾。從這個角度而言，霧霾的源頭，正是資本主義本身。 女權主義不是罪！ 五名婦運人士在今年三八婦女節前夕被捕，分別是武嶸嶸（30歲）、鄭楚然（化名大兔，26歲）、李婷婷（化名李麥子，26歲）、王曼（32歲）和韋婷婷（26歲）。她們向來以“行為藝術”見稱，旨在令公眾關注女權問題，現在有可能會被控“尋釁滋事罪”。這條罪行定義模糊，向來用於政治打壓，最高可判監五年。 習近平最近瘋狂打壓工運人士、人權律師、反貪污人士，而這五位婦運人士是鎮壓中的受害人。去年，中國有超過一千名異見者被捕，是1990年代初以來最嚴重的鎮壓。習近平擺出強硬姿態，就算是不會挑戰一黨專政的溫和異見者也不會容忍。 這五名中國婦運人士被打壓，等同全球的女權被打壓。在中國以至全世界，女性都面對著受歧視、低薪、接受教育機會較低。 全球貧窮人口中有70%是女性 聲援中國女權分子行動在全球遍地開花 四月十一日，“聲援中國女權運動者”與一眾民間團體在銅鑼灣時代廣場發起集會行動，聲援一個多月前被中國政府拘捕的五名女權分子。集會參與者高呼“女權主義不是罪”、“釋放女權五人組”等口號。該五名女權分子以不同的快閃行為藝術來推動公眾意識，卻遭中國政府嚴厲打壓。 這次的集會是全球聲援行動的一部分，從美國到澳洲都會在周末期間舉行聲援行動。而香港的集會亦同樣帶有濃厚的國際特色，有著不同國籍的婦女來到參與示威行動。 五名女權分子至今已經被拘留超過一個月，有報導稱至少兩人在羈留期間健康惡化（武嶸嶸患有乙型肝炎，而王曼則患有心臟疾病）。事件使人關注中國當局以嚴刑拷問異見人士和社運分子來套取認罪口供。鄭楚然患有視力障礙，卻據報被沒收眼鏡。中國的法院很依賴口供，因此執法部門正設法打破該幾名女生的意志，迫使她們屈服。 經過一個月的拘留，警方一改策略，以“聚眾擾亂公共秩序”取代原本“尋釁滋事”的控罪。兩個控罪的最高刑罰為五年徒刑。習近平為一展強人本色，指使了中國近二十年來最嚴重的打壓，去年有超過一千名異見分子被當局抓捕。當局對媒體以及互聯網的監控亦大幅上升。在一些高調的審判中，異見分子被控以尋釁滋事罪並判以長久的監禁刑期。新公民運動的許志永在去年被判以四年徒刑。 該批女生的代表律師的報告暗示她們被嚴刑拷問，而審問的焦點從原本的“罪行”（三八婦女節當天派傳單宣傳反抗性暴力）轉移到更以前的事情。協助她們的律師梁小軍表示武嶸嶸被審問關於2012年的“占領男廁”運動（抗議商場與公共場所男女設施分配不公的運動）。其他的女生則被問及在2013到2014年抗議家暴的“血新娘”運動。 顯然，國家的維穩機器正試圖以這個案件來殺一儆百，以高調的審判和嚴重的判刑來展示其對任何示威活動的零容忍。尤其是現在經濟正步向政府認為的“安全底線”，未來更有惡化的風險，專制政府恐懼數以百萬計的血汗工人的反抗，更害怕在中國發生類似香港的雨傘占領運動。因此，這五名女權分子雖然嘗試在體制內進行活動，並未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等的口號，她們依然被當局嚴刑打壓。這些女權分子所帶出來的訊息──反對性暴力與性騷擾──也挑戰著習近平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他的新年發言中充斥著所謂的“家庭價值、家庭教育和家庭傳統”。 女性平權的鬥爭是一個需要耐力與以致的道路，並加大對中國政府的施壓。本周末的行動只是未來更多行動的前奏。 在時代廣場的集會中，來自菲律賓、代表難民聯會的Vanessa指出了全世界共同充斥著的性暴問題。婦女和兒童就占了全球難民人口的八成。 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亦要求當局釋放該五名女權分子，並聲援中國的言論自由。社會主義行動代表鄧美晶斥中國政府在將女權鬥爭非法化，並指出中國男女之間的收入差距正在增加。 中國女權人士被釋放 全球聲援獲得勝利 中國五名女權人士被拘禁，激起了全球的聲援運動，超過一個月後，她們終於在4月13日（一）被釋放。這代表了中國當局在全球的抗議聲音下，稀有地作出退讓。《華盛頓郵報》形容這是“令人驚訝的舉行”，而很多人的確作出過最壞打算，預計這幾位女權人士會受到嚴厲鎮壓。習近平上任以來，打壓言論及示威自 由已經變成標誌。《中國勞工論壇》的編輯Vincent Kolo表示：“習近平發動大規模的國家鎮壓，這次退讓可說是高牆上的第一道裂痕。” 這幾名女權人士分別是，武嶸嶸丶鄭楚然丶李婷婷丶王曼和韋婷婷，原本計劃派發傳單反對性騷擾，在三八國際婦女節前夕被捕。她們起初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被拘留，此罪行最高可判監五年。在4月11日，當局將罪名改為“非法集會”，可見當局在受到壓力下要炮製一個更有說服力的論據去打壓五名女權人士。 中國各地的學生發起聯署行動，聲援五名婦權人士，但受到校方嚴厲的打壓。在全球多個國家，女權組織和同志平權組織都有發起運動。在香港也有幾場抗議，例如在4月11日當局正式檢控五名女權人士前，“聲援中國女權運動者”丶社會主義行動（CWI）以及其他團體舉行抗議。 “前所未有的壓力” 很多人提及到中共政權今次明顯讓步的重要性。國際特赦組織形容這是“令人鼓舞的突破”，而人權監察的王松蓮說道：“（五名女權人士）被釋放是因為前所未有的國際壓力。”五名女權人士的辯護律師也表達了相似的意見。《剩女：性別不平等在中國的回潮》的作者洪理達對這些抗議行動以及群眾的義憤表示讚揚， 說道：“中國市民無論男女所施加的壓力，也是極為重要。” 同時，有憂慮指這五名人士的控罪並未被撤回。她們只是取保候審，因此有可能會再被捕，特別是如果聲援的情緒消散後。中共政權向來經常運用軟硬兼施的 手段去打擊示威，包括罷工。它會先作出承諾，然後將之撤回，或者承諾根本毫無價值。五名女權人士將會被緊密監視，並被禁止出境。 “這次釋放還未是勝利，她們被取保候審，而不是被無罪釋放。”武嶸嶸的代理律師梁小軍向英國《衛報》表示：“即使被釋放，她們的活動仍受到限制，她們仍未完全重獲自由。” 五名女權人士被拘留，令中國的國家鎮壓受到全球觸目。外國政府向來為了與中國營商，淡化中共政府的鎮壓惡行。這股義憤的情緒由下而上來，由活動人士丶年輕人及工人運動，而那些知名的政客沒有發起運動，只是乘勢支持。 連美國資本主義的代言人也為五名女權人士發聲，包括下屆總統候選人希拉里指她們被拘留是“不可寬恕的”，可見事件觸發了巨大憤怒。希拉里於2009 年作為國務卿首次到訪中國，但對人權問題採取了低調路線，令一眾非政府組織和人權活動分子失望。而當時中共喉舌《環球時報》讚揚了希拉里：“這種務實的態度可以讓其他西方領導人跟隨。” 中共政權每次都表示外國政府不應干預中國事務，但今次批評聲音來自草根基層，令這說法更難服眾。相對來說，美國政府自己多次打壓民主權利（斯諾登事件丶警察射殺美國黑人），其批評是更容易貶低的。 習近平到訪美國 很多人在猜測中共釋放五名女權人士的背後原因。由於習近平計劃九月到訪美國，這事件很可能會一觸即發。習近平準備到紐約於聯合國全球婦女峰會發表演講。如果到時引發了抗議浪潮，對於希望加強全球影響力丶宣傳自己是“法治國家”的中國來說，將是在政治上有破壞效果。 另一個因素，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是這事件對中國國內正在政治化的年輕女性的影響。幾名女權人士只是溫和的批評者，甚至有部分人曾參與幫助當局起 草反性侵的法案，但她們卻被嚴厲對待，因此在中國社交媒體上製造了震驚。“這一代人在過去二三十年成長，大部分都不熱衷於政治，但卻被今次事件政治化。”於美國任教的WangZheng教授向自由派網站ChinaChange.org表示。 《中國勞工論壇》對五位女權人士被釋放感到鼓舞，並向全球所有聲援者深表謝意。今次的局部勝利可以對未來中國的鬥爭造成重要影響。這些鬥爭反對獨 裁丶反對壓迫女性丶反對令女權倒退的資本主義。這不單單是中國事務，也依靠全球聲援和國際主義，作為全球鬥爭的重要一部分，以推翻父權而不民主的資本主義制度。 中國經濟正在硬著陸！ 對於中共獨裁政權來說，2015年是一個危險的一年。經過了數年的高速增長，加上依靠債務推動的全球最大建築潮，今天中國經濟面對多方面的嚴重問題。產能過剩、通縮、房價下滑以及地方政府債台高築等因素都拖累著經濟增長，而有幾種算法都顯示，增長已經減到龜速。 對任何政府來說，經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對中共政權尤甚。中國政府依靠恐怖的國家鎮壓，混合持續而急速的經濟增長來維持統治。從1980年到2012年，每年平均的GDP增長達10%。去年，官方的GDP增長率為7.4%，而今年的目標更下調至“7%左右”，李克強甚至說要達到“並不容易”。更大的問題是，這些GDP數據幾乎都是假的，而真實的增長率要更低很多。硬著陸的定義一般指“增長由雙位數跌至低下的單位數”，而經濟學者們也警告，中國正處於或瀕臨硬著陸。 這就是為何最近有一連串貨幣鬆綁政策、減稅和其他刺激方案。政府早前推行收緊貨幣政策來“去槓杆化”，即減輕經濟對債務的依賴，現在似乎逆轉了。四月末，從政治局召開的會議可見，雖然中共大力宣傳經濟重組和改革，但現在短期內會180度退卻，而會實行刺激措施，即使會令現已嚴重的債務水平進一步惡化。《人民日報》報道了這場會議，指政府似乎會重施固技，意指依靠債務出資投資，並進一步刺激正在下滑的房產市場。 自11月以來，政府兩度調低息率，並兩度減少所謂銀行存款儲備金比率（即銀行必需持有的現金數量），這是為了在銀行系統內注入新的資金。未來還預計會有更多的鬆綁政策，而政府圈子裡愈來愈緊張。“北京可能沒有按下緊急掣，但他們似乎想確保它能正常運作。”金融網站《尋找阿爾法》的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去年這段時間，中共統治者令經濟放緩相對樂觀，並告訴我們這是刻意設計而並不可控制的局面，而且這局面可以幫助經濟由嚴重依賴投資的情況，轉至依賴消費的可持續增長。但是，現在經濟的“控制內的放緩”和“再平沖”似乎脫軌了。 在2月和4月的兩次降低儲備金比率，代表相當於1.8萬億人民幣的資金被投入了銀行系統，希望能夠流進並帶動投資和房屋銷售。但政策至今未能成效，而這顯然也是四月政治局召開會議的因由。建屋量及工業產能已經飽和，利潤下滑，即使信貸變得更廉價，主要公司也不願意投資。早前股市頒布新規則，激起了在美國及海外市場的中國股票期貨急速下跌，剛好在及後48小時後，即4月19日（日），人民銀行決定降低銀行存款儲備金比率，似乎要在中國及深圳在星期一開市前支撐市場。“北京可能沒有按下緊急掣，但他們似乎想確保它能正常運作。”金融網站《尋找阿爾法》的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這是已知範圍內政府和央行首次如此直接介入去拯救股市。 股市瘋狂 中國主要的商業銀行，雖然牢牢地控制在中共手中，卻拒絕將新的資金投放到政府屬意的地方。取而代之，新的資本都流入了股票市場，令股市市值在過去六個月上升了80%。 小股民湧入市場，僅在四月最後一星期就有超過400萬個新帳戶開啟。約40%的股票現在是通過信貸購買的，人們賣出房屋加入股市“挖金”戰。根據經濟學家謝國忠表示，過去六個月有超過2.5萬億貸款進入股市。中國政府早年推行大規模刺激方案，大量大白象基建及房屋興建起來，造成了今天的債務危機，但今天的刺激政策完全沒有帶來生產，只在股市製造數字上的財富。 政府利用新的調控政策（例如最近一次放寬的政策就在4月13日，政府取消每人只可申請一個股市戶口的限制），加上強大的媒體宣傳來鼓勵炒風。但現在“孖展”交易數字急升，顯然令其十分恐懼，但又害怕禁止炒賣會造成市場崩潰，因為這會令現時脆弱的經濟走向全面蕭條。 對中共來說，股市上漲雖然有其風險，但也是利好消息，因為可以緩衝房地產泡沫爆包的衝擊，而且可以將股市發展為渴求信貸的公司提供另一個信貸來源，尤其是私人企業。這些公司現時依賴影子銀行業，而北京希望勒住影子銀行業，遏止其對整個金融系統造成的風險。但政府政策境況愈來愈糟，由於股民從銀行儲蓄提款加入股市賭局，因此股市吸納了銀行的流動資金，迫使央行進一步放寬政策而催谷信貸，避免流動性危機。 根據《福布斯》的中國富豪榜的最新估算，在中國擁有超過十億美元身家的富豪或家族從去年10月的242個急升到今年4月的400個。平均來說，過去半年每個月中國就有25個人加入其行列中，這是由於過不斷飆升的股票價格。於此同時，今年的預測工資上升幅度是十年來最低的，而罷工事件亦越加頻繁。 習近平與李克強的所謂改革，其階級本質如同世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都是保護企業的利益，而將危機的重擔強行加諸工人階級身上。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是最公開的自由主義者高官之一，他於4月24日公開發表了一段不尋常的演說，指中國“在未來五至十年有一半機會落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並呼籲更徹底打破勞工法例，令老闆更易解僱工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於世界銀行流行的概念，指一些國家發展至一定水平然後停滯，例如南非及巴西。樓繼偉的演說於網上被廣泛討論，因這可見政府打擊工農收入和法律保障的企圖。 股市價格的飆升顯然脫離經濟“實體”的狀況，到某個點就一定會爆破。譬如，中共喉舌《人民日報》集團的股票在過去六個月就上升了67%。現時中國創業板上的股票交易水平是15年前美國dotcom崩潰前納斯達克的兩倍。一些評論指出股市泡沫的出現，對由信貸驅動的經濟來說，往往是景氣不再的最後階段，正如1989年的日本，甚至是1929年的美國。 法國巴黎銀行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股市上漲與宏觀經濟沒什麽關係，差不多所有都是自給自足式、槓杆刺激式、零售購買式的狂熱。”該報告又警告：“但股市攀升愈久，調整的規模似乎會愈大。由孖展債務催谷起來的股市泡沫不能持續膨漲，但中國當局愈來愈難以承擔讓其爆破的後果。” 真的有7%嗎？ 政府採用“新常態”來形容如今的經濟放緩。這個詞的關鍵是“常態”──用來突顯一切正常，經濟沒有脫離北京的控制。當然，這個控制的程度是可以爭論，但更準確的說，政府只是在一系列的衝擊面對作出反應，因而被迫著推行左行右轉的政策。而經濟卻不斷深陷通縮危機，這是由於非常嚴重的產能過剩和債務水平，使得刺激無效果。 對中共政權來說，每年的GDP目標是其權威來說，因此最重要的數字。但官方GDP數字常被視為造假。“有懷疑缺陷是因為偽造數字而不是數據搜集的問題。”《華爾街日報》報道。有個傳言愈來愈廣泛流傳，政府有兩本數本，一本是公開的，用來瞞上欺下；另一本是純粹內部使用的，後者是真實的紀錄，讓政府可以更準確決策。 大和證券（Daiwa Securities）駐港辦公室經濟學家賴志文向《路透社》評論：“如果你看看第一季的數據，出口不景、工業生產疲弱、固定資產投資大大減緩、零售軟弱，那麽實際GDP又怎能仍會是7%呢？” 克強指數是李克強依靠鐵路貨運量、用電量及銀行借貸作為經濟指標的依據，他認為這比官方GDP數字更準確。如果採用“克強指數”，中國的實際增長遠遠低於7%。例如首季用電量只是比上年增加0.03%，是自2008年末中國受全球經濟危機衝擊以來最弱的增長。即使政府推出措施改善能源效能和減低工業污染，但也不能解釋用電量停滯，可見經濟急速放緩。更夸長的是，鐵路貨運量在首季減少了9%。 位於倫敦的顧問公司Fathom利用克強指數分析中國第一季的經濟，指中國經濟現時較接近3%多於官方的7%。Fathom的Erik Britton向《英國衛報》表示：“中國正處於硬著陸。”（2015年4月13日） 房價下滑 過去七至八年，中國房屋市場及物業投資曾經是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器，比出口更重要。去年房產投資開始急速放緩，不只令鋼領、水泥及建築設備的需求下跌，也令過度槓杆化的房產開發商及與之關連的影子銀行“投資產品”面臨違約風險。 中國有一半的債務連繫至房產業。即使樓價在跌價後穩定下來（這已是政府最近減息及刺激方案下最樂觀的結果），但仍會令工業產能過剩惡化，造成金融系統的壓力。 中國房價下滑，已經為全球經濟製造了巨大的副作用，特別是對澳洲、巴西、智利及非洲國家等礦產輸出國。在2000年，中國消耗全球金屬產量的12%，過去幾年升至50%。房產投資自1998年以來平均每年上升20.2%，是中國平均GDP升幅的2倍，但在2015首季升幅只有8.5%。 自1998年大量房屋私有化打開市場以來，現時中國房產下滑的程度是最嚴重的。去年平均房價下跌6%，此前都是雙位數增長。房屋銷售量跌幅更大，首季跌幅是9.1%。地方政府的土地銷售跌幅更厲害，首季比去年同期下跌32%。房產開發商卻步，有些開發商承擔的存貨量可以是未來幾年也賣不完。根據陳志武在《外交政策》雜誌（2015年4月30日）寫到：“在2014年末，中國正在建築或有人居住的新建房屋總面積達到約750億平方英呎。即使需求是處於平穩，也要五年才可賣出這些面積的房屋。” 土地銷售一直是保持地方政府償還能力的重要支撐，佔去年地方政府收入的46%。因此，房價下滑會帶來連串公司違約風險，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現已嚴重，但這會帶來新一輸危機。根據最近一次（2013年6月）官方的核算，地方政府的總債務達到17.9萬億人民幣。因此新一次的核算要延遲完成，因為北京感到有些報告造假，命令地方政府重新計算。報告的信譽較高的《財新》雜誌指，地方政府現時真正的債務水平達到40萬億人民幣。 《金融時報》（2015年1月12日）報道，地方政府通過他們控制的投資工具，從中自己買自己的地，從而拿取更多債務去彌補預算下降。這些假交易是地方政府維持地價的危急手段，因為地價下跌會產生連鎖效應，地方政府會更難還債，而且更難再次借貸。 這令北京政策面對兩難，因為它一方面去槓杆化，另一方面想維持足夠的經濟增長去避免債務違約不可控制的浪潮，防止觸發金融危機。國企銀行現在愈來愈按自己本子辦事，不理政府。根據《路透社》（2015年4月20日）的報告顯示，主要銀行中沒有一間通過北京最近支撐樓市的政策，包括降低按揭利率，放寬購買第二間房屋的限制。各大銀行顯然沒有信心樓市短期內會復甦。“銀行尋找高回報的投資，因此寧願在股市投資。”一名深圳房產開發商向《路透社》表示。 債務陷阱 《社會主義者》雜誌及工國委（CWI）中國支持者長期警告，現時經濟危機不只是經濟放緩或者週期性調整，而是一連串難以解決的危機，而中國與日本在90年代初房產及金融泡沫崩潰有很多相同的特徵。日本的危機令其陷入數十年的低迷、通縮（令債務償還問題惡化）及“殭屍企業”（因為其債務成本很高，令經濟總值減低）。這情況在中國經濟的一些地區及一些行業現已存在。 中國最初表面上避開了2008年全球的蕭條，通過以債務支付龐大的刺激方案，令經濟雙位數增長，從而希望避免1930年式的大蕭條。但是，從2009-12年積累起來的債務，其後果成為中國經濟今天的夢魘。 根據麥肯錫公司於2015年2月的報告，中國債務在過去七年上升4倍，由2007年的7萬億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28萬億美元。這令中國的債務佔GDP比率上升處於282%的高位，比美國及德國更嚴重。中共政策的辯護者說，中國開發了新城市、新鐵路和子彈火車，增長的數字“物有所值”，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08年後的刺激政策只是走向金融投機。雖然社會主義者明確支持必須的基建、房屋及城市發展，但中國的實況遠遠不同於中共所美化的畫面。一項由中國政府研究員去年發表的研究指出，中國有總值6.8萬億美元的投資是浪費的，佔2009年以來中國所有投資的37%。 為了美化中共及其地方代表的形象，一連串好大喜功的建設項目出現賂賄和侵吞公款、抬高價格或計劃差劣，令其遠遠超出預算。長江三峽大壩超支100%，而北京上海鐵路超支139%。從2005年-10年，中國的鐵路網絡的長度擴建了21%，而乘客數量上升了45%，但同期的投資上升了518%。私人承包商包攬大多數建築項目，當中抬高價格的行為猖獗。《財新》網上版報道，高鐵從供應商以每張3萬人民幣購買椅子，向中國子彈火車供應椅子的上海企業“收取其他製造商3倍的價格”。可見為何前鐵路部累積了2.2萬億人民幣的債務，比希臘的債務總量更多。 產能過剩 今天經濟正面對刺激方案遺留下來的債務問題。產能過剩充斥於每個領域。中國製造全球一半的鋼鐵（2014年為8.22億噸），但閒置產能超過2億噸，相當於美國每年產量的兩倍。中國的汽車業全球最大，也面對類似狀況。今年，中國汽車廠的製造量將超出其銷售量1,080萬架。閒置產能相當於兩個日本（日本於2014年賣出550萬架汽車）。 產能過剩導致通縮，出廠價格過去三年不斷下跌，而今年下跌速度更快。中國官方的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於三月下跌4.6%。通縮及“低通脹”令全球經濟飽受折磨，特別是歐洲和日本。如果中國決定將人民幣貶值，加入貨幣戰爭（即將國內的通縮輸出至其他國家），全球的通縮壓力將會加強。 貨幣貶值增加商品進口的成本，製造國內通脹，但由於中國貨品價格在全球市場下跌，這將通縮壓力輸移至其他國家。至今中共政府一直抗拒這做法，因為中國希望將人民幣國際化，從而挑戰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場的地位。因此，北京需要維持穩定的貨幣。但是，危機正在惡化，這可迫使中國無視這些因素而推行貶值。這會令歐美等國走向保護主義。但即使這政策也會充滿困難。 如果讓人民幣對美元貶值，會加快中國的資金外流（過去兩季已達到紀錄新）。根據巴克萊銀行顯示，中國去年資金外流是俄羅斯的兩倍，而俄羅斯受到美國為首的制裁。巴克萊銀行估計，過去12個月中國有3千億美元的資金外流（超過官方數字的三倍），主要是因為美元價格攀升，且預期美元加息。人民幣貶值會加大資金外流，這會迫使政府實施更嚴格的資本控制，也就是與現時有計劃的自由化政策走相反方向。這會引起財政恐慌及銀行失控，令中國及全球資本家在恐懼中退縮。 歷史性的危機 從中國的兩難局面可見現時經濟制度的瘋狂之處，因為生產和投資並非為滿足社會需要，而是為求利潤。中國市場不能吸收自己的生產及建築，因為大多數人根本不能負擔高昂的價格。260萬的外勞只是迫在臨時房屋，而他們差不多有一半住在地盤或工廠棚屋。同時，中國估計有4,900萬間空置房屋。 中共相信可以靠國家干預、貸款和合約去控制資本主義，為小收黨官產生鉅額利潤，同時避免過度生產所造成的危機。2009年的刺激方案曾被全球視為“奇蹟”，但這令經濟陷入今天的僵局，令中共領導總結──舊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走到盡頭了。由於他們拒絕社會主義，因為這是支配中共的富豪家族的公敵，所以中共沒有選擇餘地，只能推動西方新自由主義的變種市場政策，同時對專制統治不會鬆手。 北京準備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中，以金融業最為徹底。這也是為何中共鼓勵炒風，同時準備計劃擴大債券市場，讓銀行業向私人資本開大門。以騰信及阿里巴巴為首的網上銀行興起，加上李克強最近宣佈在近來成立的四大自由貿易區（廣東、福建、天津、上海）取消通過銀行從國外借款的限制，也是這過程的另一現象。金融體系的自由化，同時將人民幣帳戶自由化，是為了增加國企銀行的競爭壓力，令資本分配更依循市場並能產生更大利潤。這也為很多太子党家族提供機會，他們很多已在高級金融世界中穩固下來，現在可以進一步暴發，並將其不義之財合理化。 在5月1日，中共令人等待已久的存款保險計劃生效。這會復蓋50萬人民幣，與很多其他國家的安排差不多。但在中國，這代表政府不再一定會拯救違約的金融機構（因為這始終會由國家的某一單位擁有，或與其有連繫）。計劃生效後，預計北京會更大規模地讓一些金融違約發生，只要是處於經濟週邊範圍的違約是可接受的，同時繼續拯救一些“大得不能倒”的銀行和企業。但顯然，這涉及巨大風險，尤其是不見得光的影子銀行的貸款佔整體經濟三分之一，未來有可能會出現計算錯誤，更多出乎意料的壞事可以發生。 同時間，習近平正推行著一系列野心勃勃的地區與全球計畫，來展現中國的金融力量，並不斷挑戰著後退中的美國資本主義，但更重要的是要為中國過剩的水泥、鋁鋼和其他重工業產品提供新的市場。這就是為甚麽有所謂的“一帶一路”計畫──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絲綢之路，就是為了建設貫通亞非歐的大型基建項目。這計畫包括建造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輸油管和港口，甚至在珠穆朗瑪峰下興建隧道，並將主要由中國企業建造，由中國的資金和貨款出資。“一帶一路”以及中國成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亞投行）的另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將人民幣國際化，也就是解除中國資本主義對美元叩頭的束縛。因為美元是主要儲備貨幣，佔全球政府儲備的65%，美國有獨有的能力去決定自己的經濟政策，並將政策強加在其他政府。 因此，如果中國經濟進入長期停滯，其內部矛盾、走向“日本路”的惡夢，以及經濟若再衰退所引發的嚴重社會動盪，都迫使中國政府採取｢大躍進”。這必然地會導致國際和地區間的競爭與衝突。過去全球資本主義促進了中國的急速經濟增長，是由於斯大林主義在俄國和東歐崩潰後的特別的因素，以及亞洲資本主義急速（雖然自身不穩）的發展。但到了今天，資本主義的世界大餅不再擴大，反而正逐漸萎縮，而對於不同統治集團之間爭奪大餅的戰況只會越演越烈。資本主義正準備面臨新一輪危機及國際災難，只有中國及國際的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提出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才可以結束資本主義的經濟破壞。 中國正走向一場新的天安門運動？ 中共面對經濟獨裁體制正面對經濟放緩，黨高層權鬥尖銳化，陷入最困難的時期之一。八九民運裡，中共於六月四日橫蠻屠殺和平示威者。六四週年是中共心緒不寧的一天，而今年比過往更甚如此。中共政權陷入前所未有的問題：經濟債台高築，房產泡沫爆破，工人及貧農愈來愈心神不安。 八九民運經歷了七星期，數百萬學生和及後的工人投入政治鬥爭，示威遍及400個城市，把中共獨裁者推向倒台的邊緣。六月三日晚上，軍事鎮壓開始，根據官方數字241人死亡，但可靠的非官方數字估計死亡人數數以千計。隨後一波又一波的鎮壓開始，當中工人比學生受到更苛刻的懲罰。大部分的“罪名”是組織罷工和企圖成立獨立工會──當時這些行動令原本的學生運動提升到另一層次，開始對政府的存亡造成嚴重威脅。 今年的中共領導應該會特別留意到一點：八九民運是在經濟急促惡化，通漲率升到三成，大量工廠關閉，激起全國工人的不滿。加上中共最狂熱的市場派（特別是中共時任總書記趙紫陽，當時他受到鄧小平支持）推動強硬的經濟改革，令經濟動盪進一步惡化。趙紫陽比他自己主張走資政策活得短命，在八九血腥屠城後，新的領導人繼續並深化這樣政策。 八九會重臨嗎？ 每年六四都有悼念活動，特別在香港有大規模集會（去年就有18萬人參加），愈來愈多人問另一場類似的群眾運動會在今天的中國爆發嗎？ 過去廿六年來，中共獨裁者琢磨了自己的鎮壓工具，利用軟硬兼施的手段驅散示威者。當大規模示威爆發時，當局立即關閉當地的互聯網，實施嚴謹的媒體管制，有效隔離“被感染地區”。過去幾星期裡，在四川鄰水縣有群眾抗議將鐵路改道（5月16-17日），在廣東淺水鎮，有群眾示威反對興建垃圾焚化爐（5月20日）。這些運動都聚合了數萬人，並受到嚴厲鎮壓。最近幾月，在中國其他地區也有些一定規模的抗議。大部分個案裡，當局都作出了一些退讓，但都不是重要的讓步，很多時候都是空口承諾令示威者散去，然後再違反承諾。 GDP快速增長（軟的方面，但只有少數人實際上受惠）加上愈來愈高科技的鎮壓手段，是自天安門屠殺後阻止全國或跨地區示威運動爆發的主因。當局政權的維穩手法成功將示威維持在地區性並短暫性的，很多時候運動都沒有領導層，或者沒有可持續的組織方式。但隨著經濟快速增長這個軟的因素消失，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共將不能解散或鎮壓群眾運動？ 去年我們看到中國週邊地區爆發了群眾示威浪潮。有香港的雨傘運動，這場運動比八九天安門運動持續更久，還有本來作為“穩定”模範的澳門，都出現了歷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台灣太陽花運動的政治震盪，當中發生過台灣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共50萬人參加。太陽花運動改寫了台灣的政治版圖，親中共的馬英九政府在11月大選受到重挫。這些運動都預兆著中國正等著發生的事，在中國社會和政治怨氣的潛在爆發性會更大。 危機的訊號 中國最少有三個主要的訊號表示危機正在加深，這危機最終可以招致一黨專政倒台。第一是經濟表現是三十年來最差，令全球很多評論員指出中國經濟將會“硬著陸”，是對全球經濟的主要威脅。礦產業有七成的礦產企業報告虧本，正面對嚴重的蕭條，已經感受到經濟正在放緩。製造業也是如此，這行業的就業數字連續19個月下跌。 政府公布的7%經濟增長被廣泛視為造假，真正的數字跌至大概一半左右。根據Wigram Capital的Rodney Jones表示，在2015年第一季，中國的省份裡有三分之一的經濟在萎縮。他向《金融時報》表示：“經濟下滑在貧困省分的感受最嚴重──出現最大的財政赤字，並最依賴投資推動增長。”政府連番減息，並多次放寬貨幣措施，企圖刺激經濟增長，但今年這做法主要刺激了股市增長，增加了資本外流去其他國家。 危機的第二訊號是黨高層之間的權鬥。上星期宣布，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審訊被延遲，可見事情並不如習近平及統治集團計劃般發展。可能周永康推翻了之前的證供，而周永康作為黨高層，手上一定有很多打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資料，因此他可能威脅如果他要被判死刑（目前似乎可能會如此），就會上庭公佈這些資料。 目前並不可能肯定幕後發生的事，但明顯的是，周永康被審判和剷除是習近平鞏固權力的重要一環，對習近平鞏固獨裁體制，令其更集中化和個人化，脫離鄧小平時期以來的集體專制模式。如果周永康違背早前的協議（在黨高層貪腐案中這種協議很普遍），那麽就要問這是他個人的舉動，還是背後有其他未背習近平清洗的高官和退休領導的阻力。經濟危機出現，加上有一種愈來愈普遍的觀念認為北京失去以前“點石成金”的決策，令政權內部分裂更尖銳。正如《金融時報》的Gideon Rachman（2015年2月9日），“可能習先生很完美地控制著政制，令他可以針對一些強大的利益集團。但北京一些與高官有來往的人現在估計，有可能有人企圖踢走國家主席。有人留意到之前發生群眾動盪（例如1989年）都剛巧遇到中共黨高層的分裂。 第三點很受首兩個因素影響，是愈來愈多的群眾反抗。鄰水縣的運動是極為重要，因為這發生在依賴耕種和礦業的貧困區。這是一個警告，如果經濟下滑至蕭條狀態，會有更多同類的抗議。在當局決定高鐵由經過鄰水縣改道至廣安（鄧小平的出生地）後，大批群眾出來示威，（有些報道指達10萬人），喊著“還我城際鐵路”的口號。廣安已經有一條鐵路及機場，鄰水縣的當地人認為鐵路繞道會對當地經濟帶來嚴重挫敗。中共統治者不會不留意到，1911年夏季四川的保路運動在推翻清朝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同年稍後清朝出現士兵譁變。 根據目擊者表示，鄰水縣的激烈衝突是由警察暴行挑起的，令人聯想到天安門事件的小規模版本。有些未經確認的報告指有四人死亡，包括一個年輕女孩。社交媒體的圖片顯示很多示威者流血，不論男女，也有目擊者指被徵召到當地的鎮暴警察坐車裝甲車，並一度使用催淚彈。可見武裝齊備的警察不僅用於非漢族區（新疆和西藏的很多地方現在正處於變相的軍事統治）。今年首季的罷工數字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同樣也面對愈來愈大的鎮壓。同時，政府正加強對非政府勞工組織的打壓，這些組織很多時候幫助工人組織工業行動。 雖然硬的鎮壓會在短期內幫助政府驅散示威，但代價是大大累積憤怒和不安，將無數鎮壓的受害人（傷者、被解僱的工人代依、被逮捕的女權人士）推向尋求替代現存制度的新方向。就如北京的刺激政策製造了經濟高舉債務的計時炸彈，鎮壓手段會製造一個政治計時炸彈。引爆只是時間問題，當爆炸的時候，中國會出現比八九民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群眾鬥爭浪潮。 周永康會否成為習近平最後的“老虎”？ 習近平雖然終於拿下他要的人周永康，但卻不是以他所期望的方式。周永康現年七十二歲，身為中共前政法委書記。一反早前將會公開審訊的官方消息，他不但被閉門審訊，而且審判後三星期官方才公佈他的判決和罪名。 周永康最後於五月二十二日於天津受審，裁定受賄、濫用職權及洩露國家機密三罪，判處無期徒刑，並於六月十一日公開報道。從新聞片段可見，曾為最權傾中共且為人所畏的高官之一的周永康，現在滿頭白髮且顯得憔悴。他於片段中承認自己的罪名，並表示不會上訴。 這做法跟對付同為太子黨的薄熙來的差距甚大：薄熙來在2013年的審訊是半公開的，而且廣受傳媒關注。儘管周永康是習近平打貪運動中最大的“老虎”，當局卻選擇低調行事。這些打貪行動實為中共內部權鬥及改組的舉動，而非真正為抑制猖獗的貪污風氣。就成效來看，這個運動並沒有成功，亦無法成功。根據柏林的國際透明組織資料顯示，中國於去年在國際貪污狀況列表的175個國家中，從排名80下降至100。然而，中共的內部報告卻顯示，從2014年起，每三個官員就有一個涉貪，當然這數字也是低估的。換句話說，要真正打擊貪污問題，就需要拘捕上萬無數官員，而習近平顯然沒有這種意圖。 周永康案被以低調手法處理，甚至沒有成為官媒的頭條新聞。這處理手法引起許多對習近平下一步的揣測。他打擊傳統勢力集團的行動是否遭到了愈來愈大的阻礙呢？而這樣是否代表習近平將減緩甚至暫停“打老虎”行動？伴隨著外貿下跌和近月的財政壓力，經濟衰退的警號是否逼使習近平需要首先將焦點放在維護黨國機器的穩定？這些狀況都不可排除。 Ｂ計劃 英國諾汀罕大學的中國政治學者曾銳生先生表示，是次裁判顯示許多人高估了習近平的控制能力，“習仍然強勢和自信，但並不如我們所認為的程度。”他指是次的閉門審訊是習近平的“Ｂ計劃”，否則他應傾向於更為公開的制裁，以提高自己的聲望，並對黨內潛在異己發揮殺一儆百的作用。 官方解釋，是次閉門審訊是因為周永康案因牽涉國家機密，所以不能公開受審，有別於許多評論者原本推則，審訊將分為半公開（只限指定國內媒體）及閉門兩部分。有鑑於上次薄熙來審判過程中不跟原定安排，中共政權似乎另作考量。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雖權力比周永康小，卻比較受民眾歡迎。在審判期間，他曾撤回自己的口供，作出了強硬的辯護。此舉動獲得了公眾的支持，但當然如其他國內的審判一般，最後裁決早已內定。 根據媒體報導，周永康所犯的是嚴重貪污，但這不是他下台的主因。真正原因是他在2012年第十八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與薄熙來等人，例如胡錦濤的心腹令計劃和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已在三月份逝世）合謀反對習近平出任總書記一職。他們四人被稱為“新四人幫”。而且，周永康作為前政治局委員，這頭“大老虎”一旦被打下，即代表一個警告：沒有人可以越過習近平鎮壓的範圍。 這次反貪腐運動是中共史上牽涉範圍最廣的，將最少100名副部長級或以上人員，以及超過40萬名低級“蒼蠅”拉下馬。這運動被習近平視之為在黨國機關內的利器，藉以消滅現時或潛在的政敵，並宣示自己為“強人”。情況仿如十年前俄羅斯普京總統發動“反寡頭財閥的戰爭”去鞏固自己的控制權，並將權力重新集中到俄國國家手中。湊巧的是，習近平仰慕普京一事是人所共知的。 然而，基於種種原因，習近平至少在現時似乎後退了一步。周永康案經過了兩年時間，很多評論員都很驚訝為什麽他不用接受公開“拷問”，而他只被判無期徒刑而不是外間預計的死刑或死緩。明顯的是，當局與周永康達成交易，以換取他認罪。在這種高調的反貪案里，這非常普遍。問題是對於中共政權來說，她付出了什麽代價？ 今年較早前，官媒指控周永康為“叛徒”，而中國高級人民法院亦提到周“搞非組織政治活動”。一份政治局文件更是第一次正式指出中共黨內派系的名稱，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是，習近平“政治化”其反腐運動，公開承認在這個“團結”的中共內部存在派系權鬥。不過以上這些指控（派系主義──薄熙來打擊習近平的陰謀）也沒有被放到判詞之上。這些指控是用來向周永康施壓，令他接受交易去換取自己的性命和減輕家人的刑罰（仍有很多被收押中）。 與之前的案件一樣，周永康的經濟犯罪在審判中被低估。這是刻意誤導公眾，令人低估官員貪污的規模。另一方面，輕判亦反映出中共一方面以反腐運動作為重整黨內權力平衡的工具，卻又恐懼運動會曝露黨內領導的犯罪記錄。根據最近《新華社》報導，周永康的黨羽前中石油董事蔣潔敏和前中共四川省委副書紀李春城被裁定貪污，揭露出他們裙帶下累積的貪污總額高達21億4,200萬人民幣，然而周永康的貪污金額卻只有73萬1千人民幣。 另一方面，一個關鍵的證人──億萬富翁曹永正（又名“新疆三大仙”），這名氣功師深得周永康的信任。曹永正向法院講述周永康曾給予他六份文件，當中的五份是絕密文件。曹永正這電影航的角色顯示了更深遠的現象──正當腐敗激增，富有的菁英與多數的窮人的鴻溝愈來愈大，中共高官愈來愈靠占卜通靈“指點迷津”。正如北京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胡星斗所說：“通常職務越高，官員越迷信。”2013年被裁定貪污入獄的前鐵路部部長劉志軍，曾為了工程施工日期而諮詢風水師，這事是廣為人知的。儘管曹永正如此迷信，但去年他在逃往台灣的途中被拘捕──似乎這是他始料不及吧！ 習近平被迫後退？ 圍繞著周永康案的因素提出了一個問題──習近平下一步如何走。有可能是，在經濟危機加劇和黨高層內部緊張的局勢下，迫使習近平將減慢清洗的步伐，縮窄清洗的規模。統治精英之間的鬥爭，可從上星期陳雲長女陳偉力的公開講話中看出。陳雲是中共元老，曾任中央紀委監察部主任，長女陳偉力最近高調力挺習近平的反腐運動。根據《南華早報》引述，她說：“習近平是在保住江山，不反腐江山就完了。”習近平感到有需要用陳偉力這些太子黨人物去反腐運動護航，可見反腐運動正面對強大的阻力。 最近亦有猜測，幾名前領導將會成為被清洗對象，當中包括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溫家的總資產令周永康看起來不值一屑）、前總理李鵬（六四屠殺的懀子手）及其後裔，甚至前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江是周永康和薄熙來的嫡系人馬，而他們亦是中共內最大派系—上海幫。清洗他們如同在黨內發動“內戰”一樣。只有時間驗證一切，唯一可以清楚的是周永康案後，反腐運動在短期內會降溫。短期內的清洗對象有可能是胡錦濤的心腹令計劃和前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郭伯雄。雖然現時有報導說令計劃在獄中患了精神病，而郭伯雄亦有傳他癌症病情嚴重。因此，兩人都可能不能受審。這因素增加了習近平的壓力，令他本人及盟友要在這適當時機終結周永康案，然後開始讓反腐運動冷卻下來。 一名美國教授Andrew Wedeman 專研究中國貪腐。在6月21日，他向《紐約時報》說：“你必須尋找方法去維持平衡。”“當黨達到某一程度，是有需要調整它的規模，不可以不斷地指控更多的老虎，同時不影響整個黨的團結性。” 中共步向末日？ 反貪腐運動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共黨內“老臣子”的勢力。這勢力一直困擾著前總書紀胡錦濤，各派系老大（通常有其地區勢力）如同以前的軍伐割據一樣，令中央施政陷於癱瘓。習近平通過反腐運動，加上在外交政策上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例如是在中南海的衝突和其他糾紛），嘗試製造個人化的獨裁體制。這樣做他摒棄了鄧小平時代互相制衡的集體獨裁模式。鄧小平當時的做法是為了防止如毛澤東後期執政時紛亂的局面。因此，顯然習近平獨攬大權的做法，一方面是因為需要極端措施去防止政權倒台，避免革命爆發，但另一方面這也可能造成強烈反彈，傷及他自己。 一名中國的長期觀察者，美國人David Shambaugh指出這些危機。他在《華爾街日報》的專欄版上執筆，激起熱烈討論。他推翻自己一直對於中國獨裁制的樂觀前景，並表明現時習近平的“專政是嚴重威脅中國的制度和社會，並將會走近爆發點。”Shambaugh 曾是一名傾向北京的人士，但他最近因為有以下預測而被中國官媒攻擊：“中共已開始步向末日，而且這過程走得比很多人想像般更遠”。 現時中共發現自已站於一個長期不安的領域。經濟放緩，地區性和全球性的衝突日增，加上社會底層的動盪所引發起的罷工和大型抗議，對政權構成壓力。過去兩三年中共黨內高層“有反腐特色的權鬥”是源於自這些壓力。資產階級評論家除了提出中共要從上而下實行“政治改革”外，並沒有其他的解決方案，但實際情況是中共領導層懼怕一絲的變革也會如洪水塊堤一樣，引致革命爆發。Shambaugh 所勾劃出的末日預警並非空想出來的。我們現時正在親歷中國嚴重的危機，但只有工人階級以民主和社會主義作為政治綱領行動，才可以帶來真正出路。 中國股巿泡沫正在爆破嗎？ “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我只是想說，願賭服輸，本金170萬加融資四倍，全倉中車〔中國鐵路機車車輛集團〕，沒有埋怨誰。”六月上旬，湖南長沙一名32歲股民在兩天內輸掉畢生資產後跳樓身亡，他自殺前在網上發放了以上訊息。他深信政府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定能成功，所以從“黑巿”用四倍的融資槓桿去作賭注，並將一切押注在這所中央國家企業鐵路公司。 所謂的槓桿融資是在上年開始爆發，中國主要銀行推出一大堆“投資產品”去養肥這隻巨獸。就是這個原因令股巿在過去12個月內前所未有地暴漲起來，當然在更早前股市也有一定比例的泡沫。最近，中央政府對槓桿債務的程度顯得非常不安，也擔憂有潛在可能會造成更廣層面的巿場崩潰。政府最近的打擊措施是自六月中股票巿場大跌的主因（月底前差不多下跌了19%）。中國的股票巿場在最近幾星期都十分波動，動盪程度僅此於希臘。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中國股巿“蒸發了1.25兆美元的巿場總額，等於整個墨西哥經濟體的規模。” 準備爆破的泡沫 在六月初，中國股巿的上海證劵交易所綜合股價指（簡稱上證綜指）曾經衝上7年來最高價位，是自2008年1月以來第一次超越5000點。外間對這歷來最大的“牛市”熱烈歡迎，上海股巿一年內升了150%，深圳股市則差不多升了兩倍。上海與深圳的上市公司總值暴升至超過10兆美元，僅次於華爾街。《華盛頓郵報》報道：“沒有任何股巿曾經在12個月內如此巨額增長。” 很多評論者（包括《社會主義者》雜誌）都預計泡沫將面臨爆破。股巿與實體經濟（如生產、投資和消耗）的情況對比來說是不相乎的，後者正在急速放緩。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政府的智囊團）認為第二季的GDP增長將會是6.9%，比政府的目標為低。而更多的獨立評論員相信實際增長是更低的。 根據最近幾月數據顯示，通縮（即價格下跌）持續地束縛著中國的經濟，這會對未來願景帶來負面影響，包括公司盈利下降、消費下降和加重債務負擔。雖然中央銀行在七個月內連續三次減息（正當本文刊登時第四度減息），又推動不同紓緩措施去為負債公司減壓，但由於通縮借貸成本繼續上升。中國非金融公司債務的還利息成本已經相等於GDP 的15%比率。而國家債務是GDP的280%，這數字是希臘是兩倍。 這龐大的債務負擔令北京放任股市暴漲，去為過渡槓桿的公司提供資金，也減少銀行承受更龐大債務的壓力。過去一年，中國透過學習其他國家政府的經驗，大規模操控股巿。 去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了刺激股巿，從政府的養老基金調動1兆美元到東京股巿。在1998年，當時數月內下跌了50%的股市，幾乎引發了一場貨幣危機，香港金融管理局大規模托市。北京就曾經為了製造股巿暴漲，改變金融規管措施（例如2012讓槓桿融資合化法），又動用官方媒體大肆唱好托巿。這些措施的效果是大規模刺激投機。 絕望中的政策 北京希望利用暴漲的股巿提供資金，從而為負債纍纍的國企融資，可見政府越來越陷入絕望中尋找拯救中國經濟的方案。國有銀行自身也需要注入資本，不能再承受這些負擔。為了這個原因，股巿必須繼續吸引新的“投資”來源，尤其是從私人資本上。這也是為何北京加快對外資開放股票和債劵巿場，進行具野心而“可控”的自由化。一個對外國投機者開放泡沫股市的會增加人民幣及人民幣資產在全球金融體系的使用率，藉以幫助北京保障在全球外幣儲備上的優勢，更可以減低對美元的依賴。 可是，政府打擊槓桿貸款，反映它恐懼狂熱的股巿投機正為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多次降低利率以增加流動資產，卻不能刺激投資或房屋銷售，反而是令股巿泡沫增加起來。國企海通國際證劵集團最近發表報告，指出“資金從實體（經濟）流入而進入虛假（的金融資產）。” 北京正處於兩面的危險，一方面是不可控制的泡沫，另一方面是市場崩潰（市場崩潰會蔓延至更廣泛的經濟層面），因此政府的行動就如一個反覆踩油又煞掣的司機。這就是為何人民銀行在6月27日（星期六）再度減息0.25%，令利率降至歷來最低水平，並將銀行存款準備金比率降低50點子，明顯是為了避免股市爆破。瑞穗證券(Mizuho Securities)經濟學家沉建光向《金融時報》表示：“如果他們不作出行動，星期一股市會出現恐慌。” 影子銀行－又是它！ 股市泡沫為影子銀行業開拓了可圖利的領域、北京一直竭力抑制影子銀行，避免它促發更廣泛的銀行體系崩潰。正如在湖南男子自殺的案例里，影子銀行提供的槓桿債務水平超過了政府的限制（不能高於借貸人資本的100%），滿足了高風險股市賭博的需求。據官方數字，槓桿債務由今天初的4,030億人民幣，上升至6月份的2.2兆人民幣。雖然即使這翻了五倍的情況是值得關注，但據《金融時報》指出，這數字只是冰山一角。今天在股市的高槓桿賭博是源於新一系列的“理財產品”，由銀行及信託公司以“結構存款”的形式售出。即使以華爾街“財務巫醫”的標準來說，這做法是相當驚險的。過往中國的債務危機是由不可靠的理財產品來驅動，這些產品連繫到基建等建築項目，往往是不理智且建基於高估的地價，但新一系列的理財產品是完全是建基於即將爆破的股市的賭注。 北京股市賭場會引起嚴重的社會反彈。官媒報道，2015年1月初至5月底，全國新開設了3,300萬個新帳戶。在媒體大肆宣傳下，無數中國平民投入市場。有些業主售賣自己的房屋，兌現投入股市，甚至農民及移民工都加入炒股行列。瑞穗證券亞洲有限公司的調查指出，十個大學生中有三個有炒股票。這是傳銷的典型現象，市場會逐漸虛耗並內爆，新加入股市的人淪為最大輸家。大企業玩家已經從股市泡沫中存起大量金錢，他們有能力玩得更謹慎。他們也能獲得政府的內幕消息，普通股民而不知的。 中國股市狂熱是經濟災難的先兆。這場災難是由鉅富雲集的一黨專制政權造成的。只有群眾鬥爭和社會主義政策才能以公眾利益為依歸來重組經濟。 “中國股巿暴跌可引發政治危機” 問：股巿暴跌的情況有多嚴重，政府如何反應？ Vincent Kolo：積累了多年龐大的（經濟）泡沫正在爆破，爆破的規模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所有人都目睹爆破即將降臨，但中國政府之前未沒有預計過，現在方寸大亂。外國媒體經常使用“恐慌性”這三個字來形容政府的救巿措施。這描述是準確的。 在六月份時，股巿價值攀升至10萬億美元（總巿場額），一年內升幅達6.7萬億美元。對於全球任何的股票巿場來說，這升幅也是是空前的。這升幅等同整個日本東京股票巿場總額。東京股巿是全球三大之一，僅次於紐約和滬深。在今年初數月，在股票暴漲下，每星期產生出4名億萬富翁（以美元計）。但在過去三星期內，股巿下跌了3萬億美元，是自6月15日以來第三大跌幅。這次下跌的總和已經相等於希臘國債的六倍，或希臘11年的經濟產量。深圳的《證劵時報》報導760家公司已經在上周停牌，超過上海和深圳總公司量的1/4。這猶如在不知不覺下股票巿場“停業”一樣，但這實際上卻並不是壞事。 投資小戶數量達到9千萬，是首次超越中共黨員人數。自今年初開始，大約4千萬人湧入股票巿場，而大部分人都是損失慘重。他們投訴不能斬倉，因為很多股票下瀉超過每日最大限額的百分之十而停牌。更甚的是，那些利用槓桿交易而債務纏身的人士，大致上都會破產。這批人在社會層面上來說，主要是城巿的中產階級，是中共政權賴以穩定生存的基石。這些中產階級曾經歷房地產巿場崩潰，中共為了拯救他們，所以刺激股巿暴漲以增加他們的財富、維持消費和避免社會不穩。這就是習近平的“中國夢”，但過去三星期卻化成了習近平的“夢魘”。 問：你認為政府的措施可以成功救巿嗎？ Vincent Kolo：這還需要時間觀察。但至今政府的措施明顯完全失效，他們已經被沽貨潮踩在腳下。 在每日都有新的政策發布底下，我們可估計每日都會有更多措施推出。自從6月27日開始，北京政府已經降低利率、向銀行注資、中止招股上巿活動、指令經紀業、社保基金和國企購買股票，更開展“市場平準基金”。北京已經鑄造了干預市場的機器，就如他們利用射火箭造雨一樣。北京已經動用國有金融系統去作大規模注資，在今個星期（7月5日）達到最高點，更宣布中央銀行會“包底”，以防股巿繼續下跌。一些金融評論員將之形容為“中國式量化寬鬆措施”。過去五年，中國銀行體系積累龐大的債務，對於現時這境況，已經不是在談論用銀行挽救股市，而是政府需要同時拯救這兩個體系了。 當政府發現這些政策沒有效果時，當然會變得驚惶失措的。如果較早前實施這些政策會有更大效果。不過這正反映出整體的經濟不景，包括25年來最慢的經濟增長。實際GDP增長最高只有3-4%，三分之一的中國省份處於經濟蕭條，工廠正在裁減崗位。人們都知道股巿暴漲是脫離常軌的，但亦同時相信只要北京想它上漲就會上漲。因為過去幾星期的救巿徹底失敗，這個信念開始被撼動了。這將會造成巨大的心理影響，衝擊了過往政府全能而且可以指令隨意“指令”經濟的迷思。 這不單是一個經濟問題，還震動“強人”政府的形象。《紐約時報》報導，政府救巿失效，削弱了習近平的 “不可戰勝的味道”。曾有一名歐洲分析員警告這將會引致“對國家機器的信心危機”。《經濟學人》形容這次事件為“習李團隊的第一次重大傷痕”。這就是國際資產階級害怕的地方──中國政局的潛在危機，因為即使各國政府如何塑造自己的“民主”形象，實際上他們一直支持一當專政的中國，為的是帶來資本主義的經濟得益。 最近的救巿措施就連《新華社》都形容為前所未見的，不過無疑它是占滿了絕望的惡臭。它的確是有可能阻止跌勢的，但就算這樣，股巿將會維持相當的不穩。雖然一個獨裁政府可以做到很多“民主”政府不能做到的事情，如將大量注資入金融體系，更重要的是可以禁止傳媒報導壞消息。媒體被命令不可以用“股災”和“救市”等字眼，也不可以報導因股災而自殺的事件。警察也已經開始拘捕“散布謠言”的人士。同一時間，《人民日報》大力唱好股巿，叫人相信“風雨之後見彩虹”。這些保證沒有一項能兌現，尤其是當經濟已超出政府所能控制的範圍之外。 即使政府大力介入可以穩住股市，泡沫只會再次膨脹，而且將會是更巨大的，因為在政府承諾支持之下，投機者將會更放肆購買高風險產品，這就會造成自由派評論員所說的“道德災難”。上漲的股巿完全與中國實質經濟情況脫勾，這不免會造成更大的動盪。 問：為何中共會如此著急地去挽救股市呢？ 在現階段，這關乎到政權的面子──假若他們未能救市的話，會被視作一次公開的嚴重失敗。而這也會帶來政治後果。憤怒的投資者發起抗議的事件，已經在各媒體上廣泛流傳，中共當然不想看到。如果救市措施不見效的話，中共的政治權威就會受到質疑，而其來說是致命的。同時，本來受到重創的經濟亦再次深陷危機。中共決定人為製造“牛市”的原因，可以追溯到2012年年底換屆的時候，當時習近平的改革策略的關鍵就是要讓市場擔當“決定性的角色”──這在今天聽起來非常諷刺。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債務帶動增長的模式，已經疲憊不堪，並進入一輪通縮危機，當局希望利用一個強勢的股票市場作為經濟的續命丹，來減輕受壞帳困擾的銀行體系的壓力。這特別是要救援嚴重負債的企業，讓他們招股，利用集得的資金還債。中國的債務對GDP的比率是大約280%，幾乎是希臘的兩倍，而中國的債務主要集中在國營企業和地方政府身上。 如今，這個策略卻出現反效果──銀行與國企們應該在股市的崩潰中虧大本。最近一輪的救市措施可能旨在短期的目標：讓這些公司在市場再重創前有空間卸下他們的“不健康投資”。這是一個可能性，當局所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一個更真實的景象、比公眾所能認知的更醜陋的景象。 《華爾街日報》將北京的緊急措施與前美國財長保爾森在2008年拯救華爾街的“巨型火箭炮”措施相提並論。有一點重要的是，中國並不是唯一一個這樣做的政府。日本今天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干預股票市場。另一樣需要了解的是，中國政府一直以來都有進行干預，而且規模更大，正如他們製造了股市的熾熱，但最終股市依然失控，並令政府自食其果，無論是在經濟或者政治方面，尤其是若果這個程度的混亂持續下去的話。 根據花旗集團的資料，在過去三個星期中只解決了三分之一的槓桿貸款，也就是說仍然有三分之二的貸款仍然困在股市中等待撤離。這代表這次的波動還很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 一個“正常”的股票市場就好像一個繁華的賭場，但中國股市中的巨額的槓桿債務（孖展）使得其更像是一場“俄羅斯輪盤”遊戲，正如楊思安所形容的。經過了三個星期的打擊，政府面對市場崩潰的威脅下全面投降。當局放棄了此前的收緊政策，並更加放寬了孖展貸款的交易限制。他們更允許孖展股民抵押自己的房產來獲得貸款，這明顯不會有好結果。 問：這會對整個經濟帶來什麼影響呢？ 中共淪落推出力挽狂瀾的措施，等同被迫告訴我們事情的實際發展比其表象還要差（比股市下跌三成還要糟糕）。企業的股份一般會用作銀行借貸的抵押，因此企業們面對信用緊縮會引發連鎖反應。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各銀行都曝露在股市中，這會使金融危機蔓延，尤其是透過影子銀行的部分。中國的影子銀行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但它實際上是國有銀行的附屬部分。他們都積極參與進了股市和孖展交易之中，並製造了一系列新的理財產品來滿足熾熱的市場。所以，過去數天的救亡措施很可能是因為中國政府察覺到體系性的隱憂，一個對整個體系的隱憂，並因此才會拼上老命般地避免更嚴重的市場內爆。 許多國際評論員都在說希臘的狀況令人擔憂，但中國的問題更深，並且會對全球經濟帶來更大影響。如今全球的商品市場正在萎縮──現在一度穩定下來，但最近銅礦、石油和金屬的價格再一次下滑──這是由於對中國經濟的恐慌以及需求的減少。中國是大部分商品的最大進口國，中國國內的危機會通過不同的渠道影響著世界經濟。因此不單單是我們社會主義者，許多人都警告著中國的股災只是危機的一個表象，而一旦危機繼續加劇，這會繼2008年華爾街危機和現今的歐元區危機後，引發全球資本主義新一輪的動盪。 股市崩盤成中國的轉折點 “這裡的大新聞並非關於中國經濟，而是關於中國的領導人。忘記你聽到的所有關於他們的智慧與遠見的話。從目前的慌亂舉措來看，他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這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對中國股災和中國政府的救市舉措所做的直率評論。自6月中旬以來，滬深股市下跌30%，股市市值已經蒸發了4萬億美元之多。這個數字超過了德國的年度國內生產總值（GDP），也超過了中國的外匯儲備（3.7萬億美元）——這個全球最大規模的外匯儲備經常被視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準備金。 這場股災驚醒了全球資本主義，七年來中國經濟一直是它主要的增長機器。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占全球GDP總量的16%——美國為19%（按實際購買力計算）。中國消耗著全球一半左右的礦產資源，所以它一打噴嚏，從澳大利亞到巴西的出口商都會感染上經濟流感。 動搖對政府的信心 如克魯格曼所指出的，許多資產階級評論員都認為中共獨裁政權是“傑出的”經濟管理者。它通過巧妙利用國家干涉和看似無限的金融資源，總能為經濟問題找到解決辦法。但是過去幾周的事件徹底動搖了人們對中共的信心。當股市繼續背離“黨的命令”時，中共領導人就成了吃力不討好的卡紐特國王（King Canute）——這個北歐國王曾命令潮水後退，結果濺了一身水。 據路透社報道，政府目前已經投入8000億美元進行股票收購等救市措施，但仍未能挽救崩潰的股市。這就像炸彈一樣震撼著許多中國人，尤其是去年被哄進股市的6000多萬小股民。 “我父親損失了90%的積蓄”，工國委中國成員於先生如此說道。“他在一家汽車零件廠工作，今年3月決定和同事一起炒股。大家都在討論股市。官方操控的媒體都在鼓勵人們投資於股票，並預言股市（上海證券綜合指數）會升到10000點。結果我父親和他的同事損失慘重，為自己相信政府而感到愚蠢。” “國家牛市” 滬指從去年7月的2000點飆升至今年6月12日的5200點，上漲了150%。但是現在它已經跌到3500點。這場由國家操縱的“牛市”或者說金融繁榮，其動力不僅來自狂熱的媒體宣傳，還來自借債。它被稱作“國家牛市”，或者“習近平的牛市”。 近幾年，政府放任“保證金交易”等金融活動——這些活動在紐約和倫敦等“成熟”市場上都受到更加嚴格的控制。保證金交易被看做令1929年華爾街股災惡化的因素之一。根據官方數據，10%的中國股票都是賒購的（只交付保證金）。但這個數字低於實際水平，因為它沒有考慮中國龐大的影子銀行——也就是處在受監管的銀行系統之外的金融公司。算上民間借貸，經濟學家相信“保證金借款”的實際規模已達到市值的25%——而1929年大崩盤前的美國也才12%。 儘管受到許多警告，中國的統治者卻似乎看不到這項政策所隱含的風險。今年上半年，金融業以17%的增長率飛速前進。《金融時報》報道說，在1月至5月間，中國新成立的對沖基金多達4000家。 當製造業、建築業乃至服務業（除了金融部門）都已經減速或者萎縮的時候，中國經濟卻能保持增長，主要原因就在於此。我們必須對官方宣布的7%的GDP增長率有所懷疑。 六月股災成了轉折點，經濟現實重新夢醒於金融投機的紙碎金迷。遭遇重大挫折的中共獨裁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搖擺反覆的政策，連國家壟斷的媒體也無法完全掩蓋它的失策。三周的前所未有的穩市措施使停牌股票一度達到97%的股市回升了16%，勉強彌補了一些損失。但是等到7月27日——黑色星期一——滬指又下挫8.5%，創歷史第二大單日跌幅。在接下來的幾周時間內，政府以巨額投入換來的暫時成果都消失殆盡。7月份滬指共下跌14%，是6年來最糟糕的月度結果。許多人都在問政府承諾的“穩定”為什麼沒有實現——而另一些人則質疑當初政府為什麼做出這麼不現實的承諾。於的父親的例子說明了這一事件的政治影響。 政府催漲股市泡沫一部分是為了在城市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富餘階層中激發“財富效應”，吸引這些階層支持獨裁政府，並促進受經濟急速放緩拖累的消費支出。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利用股市的繁榮幫助經濟減少對借債的依賴——經濟增長正因此而受到威脅。然而，股價大跌意味著股市不僅未能解決政府的債務問題，反而加重了債務負擔。 日本病 2008年11月，中共政府實施了一個巨大的經濟刺激方案來緩解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影響，中國因此在建築、投資、影子銀行以及股票等領域經歷了一系列由債務驅動的資產泡沫。現在這些泡沫都開始破裂。政府沒像正統新自由主義者所鼓吹的那樣，放任泡沫破裂帶來的後果，而是採取大型金融援助措施以防止問題惡化，其中最新的一招就是為救市而打出的“愛國牌”。政府最近的舉動令國際評論員出現分歧：克魯格曼等人預言中共政府會遭遇慘敗；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主席克里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等人則為北京當局的舉措辯護，稱它和美國等政府的大型救市措施——例如“量化寬鬆”——沒什麼不同。 但是中國的基本經濟狀況正給政府帶來難題，因為堆積如山的債務限制了財政刺激的規模。現在中國債務規模已是七年前的4倍，總額達到28萬億美元，這個增長速度對於一個大型經濟體來說是史無前例的。中國的債務占GDP比例為282%，超過了希臘的160%。 隨著經濟增長率降到25年來的最低水平，債務的“定時炸彈”為政府擺下諸多難題。首先，債務在以兩倍於經濟的速度增加——GDP每增加1元，債務就要增加2元。其次，價格下跌（通貨緊縮）擠壓著企業利潤，使還債更加困難。政府在8個月內四次下調銀行利率，還有人要求政府進一步降低利率以穩定股市。但是即便採取了這些措施，通貨緊縮仍令實際貸款成本繼續上升，逐漸加重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 中國發現自己和1990年代早期的日本處在相似的困境之中。當時日本的金融和房地產泡沫破裂，經濟的相當一部分陷入“殭屍化”——也就是說這些公司和銀行靠著政府的大規模援助才得以存活。直到現在日本也未能逃出停滯危機，而中國——一個從人均角度來看貧窮得多的國家——可能要遭遇相似的曠日持久的危機。 中國的普京 中共政權有許多理由為事件動態擔心。它憑藉經濟高速增長和國家鎮壓才得以保持權力。自習近平於2012年末上台以來，逮捕、審查和高科技監控顯著增加，隨之而來的還有逐漸激化的民族主義和習近平在國際舞台上的“強人”形象。習近平一部分是模仿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把更多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並控制了軍隊、警察以及黨國機器，乃至一般不在他職權範圍內經濟政策。 習近平一方面強化了中共的獨裁機器，另一方面用更多的新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政策來使太子黨的經濟權力“正常化”並加以鞏固。但是偏離以往的“集體專制”模式可能帶來嚴重的負面作用，因為習近平必須為每一次失敗承擔個人責任——正如現在這場股市危機所顯示的。 中國經濟危機引起全球市場鎮痛 8月24日中國股市大瀉8.5%，連官媒《新華社》也感嘆當日是“黑色星期一”。由於全球恐慌中國經濟引致全球衰退，全球股市來了一次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急速的下滑。 從前美國銀行在2008年崩潰時，華爾街是全球金融危機的中心點，但今次中國經濟出現危機，加上國家領導人明顯失去控制能力，輪到中國成為全球危機的促發點。全球資本主義社會過去一直都居危思安，盲目相信北京“會有辦法”去應對經濟放緩的問題，但8月11日人民幣“輕微貶值”令他們如夢初醒。人民幣貶值後，超過5萬億美元從全球股市蒸發。在短短數天內財富被大量銷毀，這足以證明資本主義是一個瘋狂垂死的經濟制度。金融危機蔓延到歐洲，《路透社》於黑色星期一報道：“今天歐洲三百間最大企業的市值減低了4,000億歐羅。” 前美國財政部長薩默斯（Larry Summer）在Twitter發言：“就像1997年、1998年、2007年及2008年的八月那般，我們現在可能處於嚴重危機的初階段。”即使是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也警告，全球可能正邁向蕭條。白高敦時期的前英國經濟顧問麥克布萊德（Damian McBride）也警告，現在的危機可以“比2008年的嚴重20倍”。 香港恒生指數經歷了1987年以來最大的跌幅，港股自四月的高峰以來大瀉超過20%，正式進入熊市。印尼及台灣的股市也處於熊市區。同樣，已發展經濟體的股市經過了過去兩周的鎮痛後，於星期一再度急挫。英國富時100指數的市值自四月以來下跌了18%，德國Dax指數也自4月以來損失了20%。在星期一，澳洲股市下滑了8%，是歷來最大跌幅之一，反映了澳洲經濟與中國經濟的緊密相連。 全球經濟崩潰蔓延至石油、銅礦、鋁礦及鎳礦，這些大宗商品的價格跌至2008年全球危機以來最低的水平。在全球經濟扮演重要角色的油價，自2014年夏季的每桶115美元一度下跌，最近更進一步下跌至低於每桶43美元，為由俄羅斯到委內瑞拉等燃油生產國造成壓力，這些國家本已處於衰退狀態。彭博大宗商品指數是22種原材料的價格指標，這指數跌至本世紀以來最低水平，今年下跌了17%，過去三年下跌了40%。 過去幾年中國曾經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驅動器，帶動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而美國也只帶動了17%。中國消耗全球一半的金屬，也主導了其他大宗商品市場（包括農業產品）。這類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幅下跌，阻礙了大宗商品出口國的經濟增長，也令全球經濟陷入通貨緊縮。雖然價格下跌可以短暫刺激各國經濟去輸入大宗商品，但如果這演變成長期的通縮，將會嚴重壓垮經濟增長，也會惡化債務問題。這些問題在中國以至全球都愈來愈嚴重。1990年進入通縮危機的日本就是如此，經濟停滯不前而且債台高築，到現在日本也未能走出困局。中國以至全球經濟今天都表現了很多與1990年代日本類似的特質。 人民幣貶值的震動 過去中國一直都不想將人民幣貶值，並視之為“秘密武器”，但兩星期前政府突然作出這決定， 震驚了全球資本主義制度。一方面這證實了外間一直的揣測：中國經濟問題的實情比北京所承認的更為嚴重，而官方數據往往是被做過手腳、誤導公眾的。人民幣貶值至今已促發各國貨幣相繼貶值（所謂“貨幣戰爭”），這倒過來會引起全球經濟的“通縮浪潮”，正如法國興業銀行的Albert Edwards所指。 中國政府實行人民幣貶值的方式相當混亂，令資產階級評論員摸不著頭腦。正如克魯曼於《紐約時報》（8月14日）寫道：“他們（北京）對於市場可預期的反應似乎十分驚訝…投資者開始逃離中國，決策者突然由推動人民幣貶值變成全力推高人民幣。” 人民幣對美元至今只貶值了3%，這麼小的幅度對刺激中國出口根本沒有任何真正的影響。此外，中共政權與央行已經加強介入以支持人民幣，否則會出現更大的資本外逃危機。過去五季中國已經有8,000億美元外逃，規模之大前所未有，不論中國還是外國的公司及投機者都將人民幣轉變為美元或其他“安全天堂”的貨幣。 人民幣貶值似乎一度受到央行抗拒，直到在最後一刻才被接受，但貶值後卻得到預想中最壞的後果。貶值的決定引起了全球市場的慌亂，引發各國貨幣貶值的連鎖效應，但對中國刺激出口並無真正幫助。事實上，過去兩星期亞洲及其他新興市場的貨幣大幅貶值，完全消除了、甚至逆轉了人民幣貶值刺激出口的效果。亞洲貨幣整體都向下滑（除了日元被視為“安全天堂”的貨幣），馬來西亞的令吉和印尼貨幣都跌至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最低的水平。俄羅斯的盧布、南非蘭特幣和土耳其里拉都跌至歷來最低的水平。貨幣貶值帶來另一個主要的影響，是令本來打算九月加息的美國聯儲局很可能將計劃延遲。這令美國政府的狀況更為複雜，也令中美的局勢更為緊張。 難以置信的失誤 中共政權在處理股災中作出了難以置信的失誤，在過去十個星期里花費了超過一萬億美元來試圖救市，但最終卻什麼都救不到。“黑色星期一”的拋售是八年來最惡劣的狀況，導致股價比政府出手干預的7月8日還要低。無疑，今天的損失抵銷了這個全球第二大股市在今年以來的升幅。 這些事件成為了政權的轉捩點。工國委及其中國支部一直都批判所謂中共獨裁政權的“不敗”神話，也否認其控制經濟的能力。一直到最近，中國的領導人都被全球資本主義的代表們視作“模範技術官僚”。 過去數月的誤政──首先是引發了一個不可能維持的股市泡沫，然後在泡沫爆破後試圖去繼續支撐，最後猶豫不決並含著淚實行貨幣貶值，將北京的經濟權威名譽掃地。政府沒有公開宣布最近將貨幣貶值的背後原因，其實是由於政府未能在黑色星期一的股災中以新一輪的救市措施來穩定市場。北京顯然意識到自己不能同時間支撐著股市及貨幣，於是決定集中處理後者。這些措施代表著世上少有的無能，也反映了北京根本無能力控制經濟發展，而全球的資產階級也高估了他們的能力。 “夏季所發生之事件的真正受挫的是政府的信用。當你看到入市干預、幾個星期前拙劣的人民幣貶值失誤、天津爆炸等，你所看到的根本就是個無能力控制局勢的政府。當你看到這一切的時候，所帶出的訊息是中國領導層的無能。究竟誰應該為此負責？習近平好像消失了似的。” 以上評論來自《紅色資本主義》（Red Capitalism）一書的作者之一霍伊（Fraser Howie），這是今天典型的資產階級分析。很多這些評論員此前還是中國領導人的粉絲，現在卻像孩童長大時驚覺到耶誕老人原來是不存在的。 中國的股市崩盤是完全意料之內，股票價格早就與實體經濟沒有任何關聯了。最新的經濟數據再一次確定中國經濟危機的嚴重。工廠的產出量已經是連續第五個月下滑，並處於六年來的新低。過去一直在增長的行業，例如手機和汽車──中國是兩者的最大市場──也都在萎縮。雖然近期樓價“穩定”下來，但是新的建築項目的數量在今年頭七個月下跌了16.8%。在過去數年，中國就占了全球建築項目的一半，因此這樣的年度跌幅就等於全球的建築項目就減少了8%。這解釋了為什麼商品市場──從石油到黃豆──都在過去幾個禮拜受到打擊。同時，一些最大型的美國公司也因為他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而導致他們的股份市值蒸發了數以十億計美元。這些公司包括蘋果、通用汽車等，他們在中國所賣的東西比在美國還要多。 資本主義的全球危機 今天的金融動盪突顯了資本主義的盲目，只會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危機。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其中國支部過去一直警告，下一波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將會是“中國製造”──這展望似乎愈來愈會成真。但今天中國經濟的問題，以及其嚴重的債務負擔（這是政府過去數月實施政策時左搖右擺的根源）都是來自全球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僵局。 在2008年當全球危機險些陷入1930年代式的大蕭條時，中共政府通過前所未有的信貸推出超巨型的刺激方案。起初這帶來了令人震驚的效果，中國GDP增長加速，似乎抵擋了全球蕭條的地心吸力。上海滙豐銀行的首席經濟師Stephen King當時指中國是“全球經濟的避震器”，但是今天中國反而變成全球資本主義的震央。這是因為2008年後由刺激方案帶來的增長是建基於不可持續的債務累積，令全國債務由2007年的7萬億美元上升至今天的28萬億美元。如我們今天所見，這令中共政權更難進一步刺激經濟以走出危機。在2008年以前，每一元人民幣的信貸可以帶來0.8元人民幣的GDP增長，但今天只有0.2元人民幣。 中國的問題是全球債台高築的一面境子。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指出，全球債務自2007年底以來增加了57萬億美元，達到199萬億美元的水平。全球經濟會進入另一次衰退，而其結構會比上次危機更壞。在過去幾年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經歷了不穩定的“復甦”，但都是依賴政府和央行在財政上的贖命湯──尤其是通過量化寬鬆政策，至今整個經濟體都未能擺脫這一政策。如果利率繼續維持今天這個歷史性的低水平（接近零，有些國家甚至是負利率），這意味著資本家會有更少武器去應對新一輪的衰退。同時，工人階級自2008年的危機以來面對不斷的緊縮政策，在多個國家的生活水準都大幅下降，意味著新一輪的衰退會引爆前所未有的政治運動，並挑戰資本菁英。正是這種恐慌驅使了全球市場的動盪。 江蘇船廠工人罷工抗議欠薪 江蘇揚洲市的太平洋造船集團旗下的大洋造船有限公司的罷工進入第三天，該公司5,000名的工人中有五分之一參加這次行動。在9月16日（星期三），這間私營造船廠的工人停工，要求支付拖欠的三個月工資。工人們在工廠的大門外聚集，受到公司保安監視。一位姓唐的工人接受了《自由亞洲電台》的採訪：“保安有10幾個保安吧，保安…保安不會動手的，期間沒發生過任何暴力行為，我本人也肯定不會參與任何武力行動。我們只是想要回工資。” 唐先生告訴《自由亞洲電台》這個工廠已經陷入了財政危機。江蘇作為重要的造船大省，造船業及一些重工業都是經濟急速放緩的重災區，今次罷工是這些行業的罷工浪潮的一部分。在本月初附近的浙江省正和縣造船廠也爆發了罷工，這間公司由於財務問題從9月1日開始停產，引發這場抗議。 造船廠是面臨經濟寒冬的幾個行業之一。在今年的一季度，中國造船廠的訂單下降了77%。中國最大的民營造船企業揚子江船業集團老闆任元林警告說，目前在全國100多家造船廠中，三年後只有30家可以運營良好。在太平洋造船集團稱自己的訂單情況良好，主要的問題來自中國銀行的“信貸緊縮”，迫使他們尋求其他替代融資來源。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資料，根據社交媒體報道的罷工和抗議的紀錄，今年以來在中國至少有1,622起罷工事件，其中的75%（1,211次）都是因拖欠工資引發的。隨著經濟放緩和信貸問題成倍增加後，廠房關閉數字激增，引發這些基本上都是防禦的鬥爭，以獲得工資或補償。 當公司宣布倒閉或者搬遷時，許多產業工人（大多是移民工）會繼續尋找工作。在過去經濟還是繁榮的時候，總會有招工的需求。但這情況改變了，因為中國的工業產量放緩，中國政府選擇了更為市場化的道路，在有“系統性”風險的地方之外都允許破產和違約。 工人鬥爭可能會變得更長，更複雜，而且需要轉向更有組織的形式。因此，創建獨立工會和地下工人組織的鬥爭將進入一個新階段。 中國：極受壓迫的中國同志 10月31日，將近兩千名中國“同志”參加了台灣同志大遊行——在中國，類似的活動會被政府冠以非法集會或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1997年《刑法》修訂之前，官方通常用“流氓罪”的罪名來迫害同性戀人士。在2001年之前，同性戀一直視為一種精神疾病。儘管近年來社會態度趨向緩和，但是眾多性小眾人士的生存狀況仍不容樂觀。據估計，中國的同性戀人口在1300萬至6500萬之間，其中僅有30%選擇“出櫃”，而大部分同性戀會和異性結婚從而隱藏真實的性取向，因為同性戀的身份會讓他們在生活和工作中受到歧視和不公正的待遇（例如被僱主辭退），但是這種“形式婚姻”會給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伴侶帶來巨大傷害。2013年，四川大學的一名女教師因為知道了自己的丈夫是同性戀而跳樓自殺。許多同性戀人士迫於社會和家庭的壓力，尋求所謂的“矯正治療”，但是這些治療不僅無法改變性取向，而且會給他們的心理和身體帶來嚴重傷害。 今年年初，社會學家李銀河第四次試圖向人大遞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但仍未獲得足夠的聯名人數。幾乎在同一時間，官方媒體發表文章，將“家庭建設”稱為“社會和諧發展的穩定器”。包括中共在內的各國資產階級政府將“家庭”視為重要的統治工具。男權資本主義利用家庭中的等級和威權來壓迫女性、規訓下一代，同時藉此在社會中樹立資產階級對於勞動者——當然也包括男性勞動者——的權威，而對脫離傳統家庭的性小眾無疑是一種威脅。李麥子是今年婦女節前被捕的五名女權主義者中的一員，同時她也是一個公開的“同志”。在被捕期間，李麥子的性取向受到警察的攻擊，儘管這與她的被捕毫無關係。 性小眾與女性以及整個無產階級所受的壓迫有著相同的根源，這也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將性小眾平權運動聯繫至反抗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鬥爭。同時性小眾運動所體現的群眾力量也讓專制政府感到恐懼——特別是在當下經濟低迷的時期。一名性小眾平權運動者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採訪時說：“當局的目標不只是同性戀團體。他們越來越擔心各種人權團體的組織能力，特別是當我們聯合起來的時候，因為這會挑戰他們的政治權力。”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支持同性婚姻權，支持性小眾獲得與異性戀平權。但是局限在單一議題上的社會運動是不足以動搖龐大的資本主義體系。只有和同樣受到資本主義制度壓迫的婦女以及整個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性小眾才能取得真正的解放。因此，同志運動需要有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讓底層性小眾群眾將為平權運動注入巨大的力量。 中國氣候惡夢 正值12月聯合國巴黎氣候峰會正步入尾聲，中國受到新一輪的霧霾來襲，多個城市首次啟動“紅色警告”，令中國資本處於癱瘓狀態。北京有一半的私家車沒有開動，學校被下令停課，建築工地和一些工廠被下令停工。地方居民及污染專家批評政府反應緩慢──污染水平比上周“橙色警告”時更高，但當局的相應措施卻更少。 中國傳媒報道，毒霧侵襲超過3億人，東北部另外27個城市也提高了污染警報。二氧化碳排放是全球暖化的主因，也是巴黎峰會的焦點。雖然不時侵襲北京等城市的霧霾雖然並不同於二氧化碳排放，但也是來自同一源頭：煤炭和石化燃料。雖然中國經濟衰退，煤占中國能源輸出超過六成，而中國嚴重依賴煤的趨勢將會在未來幾十年繼續，除非發生基進──革命性──的方向改變。 北京的空氣質量（AQI）指數發出紅色警報，是基於有毒的空氣微粒（PM2.5）超過600，毒性接近機場的吸煙室。世界衛生組織的安全水平是25，但幾乎沒有一個中國城市接近這個水平。去年，74個主要城市中只有3個達到較寬鬆的官方AQI目標，但全部都超過世衛的安全標準。在2008-15年期間，北京平均每日的AQI達到100，是世衛標準的4倍。北京市長早前說道，目前北京不是宜居之都。但這城市卻不入全中國十大污染城市（去年北京排行13）。 電動車 三周以來霧霾侵襲三次，交通和經濟被中斷，中國媒體報道北京居民對電動車的興趣大增。過去五年，中國在綠色及可再生能源的投資比任何國家更多，包括為深圳比亞迪汽車製造商提供寬減稅碩和政府資助等優惠措施。但這些投資對環境帶來的好處卻被經濟制度和“市場方案”的現實所抵消。即使充電設施和電池容量不足等問題得以解決，電動車的電力還是主要由燒煤等石化燃料提供的。 幾十年來爆炸性的經濟增長造成大量浪費和破壞環境，意味著自2000年以來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中有三分之二來自中國。最近政府修正中國千禧年代的耗煤量數字，結果發現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之前紀錄的數字多出10億噸。 氣候威脅 由於依賴石化燃料來驅動經濟，中國成為停止全球走向氣候災難的一大阻礙。所謂氣候災難是指在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溫度上升兩度。以下一些事實突顯了問題的嚴重性： 中國的煤炭（最污染的石化燃油）產量和耗量幾乎是全球其他國家加起來的一半。 中國已經面臨缺水危機，全國人口占世界人口21%，但卻只獲得全球7%的淡水供應。報告也警告，氣候變化會令中國的水源可以在本世紀中前萎縮5%。在旱季乾旱的日子會延長，在雨季颱風會更猛烈。 中國的一黨專政政府正面臨巨大的群眾壓力，因為要求停止空氣污染的呼聲愈來愈大，超過500條村落確認為“癌症村”和食水供應有毒。根據環保部的資料顯示，中國有六成的地下水和三分之一的地表水是不適合人類接觸的。 環保抗議正在急升，令中共政權的戰略家響起警號，擔憂這些抗議會演化成更廣泛的反政府運動。過去三年，與污染有關的抗議數字上升超過一倍。 今年六月，超過五萬人在上海工業區金山遊行，迫使地方政府停止停建PX化工廠，撼動了當區。在在五月，天津市葛沽鎮也有類似的抗議，總共有約四千名居民參加，一名發言人說道：“現在上空也污染、地下也污染，怎麼辦這個事情？鋼廠離我們居民區太近……”在四月，內蒙古也有另一場反對化工廠的抗議，主要是由蒙古族農民參與，被二千名防暴警察以橡膠子彈、催淚彈和水炮暴力鎮壓。在內蒙古和西藏及新疆等少數族裔地區，環保抗議正在顯著上升，同時民族主義情緒也因此而升溫，對北京來說這兩者是爆炸性的混合物。 中國對氣候問題的立場 中共政權也面對嚴重的經濟問題，因此被迫嘗試加快轉型至高科技工業以及擴大服務業規模。因此，經過了近年的慘敗之後，中國在巴黎峰會的代表正急於達成一份全球協議，而《經濟學人》指一份國際協議（像中國在2001年加入的世貿那樣的）可以“幫助政府打擊本國的既得利益”。 北京的根本立場並無改變，但愈來愈感覺到全球和本國的壓力，因此在談“環保”時要振振有辭。中美在經貿和軍事問題上的衝突愈來愈激烈，這也影響到中共的氣候外交政策。北京想提高自己在這種氣候會談上的外交姿態，其他國家當然也想這樣，但北京會更想。 一如既往，中國只同意減低每元經濟增長的碳排放量，即只願意降低排放速度而不願意減排。中國也承諾碳排放在2030年會到頂。這承諾太小、太遲也太空泛，沒有如很多中國及國際氣候專家所要求的將排放量絕對封頂。北京也拒絕任何獨立的監察和制衡機制。雖然如此，為了幫助資本建制在氣候問題上粉飾太平，予人氣候問題正得以解決的假象，全球很多傳媒還是稱頌中國的“新氣候政策”。 綠色投資 雖然中共宣布了幾個似乎很大膽的環保措施，但卻是說一套、做一套。國家大規模投資風力發電、水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設施，令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力功率領先全球（433千兆瓦），比第二的美國（182千兆瓦）超出一倍以上。（2014年的數據） 但由於停電和浪費等問題，大部分的發電量都沒有被運用。原因包括地方的電網寧願連接煤電站，也不連接至太陽能電場或風電場。因為能源業內部的裙帶關係，也因為地區煤電站的保護主義，也因為中國中國電力供應網的技術落後，使其不能發揮風力和太陽能供電的潛力。2015年的電力浪費率增加，以風力發電來說的浪費率由8%上升至15%，而全球煤炭價格大幅下滑（自2011年以來下跌60%）也是另一原因。 根據《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顯示，中國國家電網公司是全國最大的能源供應商，在全球則是第七大，在澳洲、巴西、菲律賓和葡萄牙都有主要投資，在中國也是最大煤電站的擁有者之一，當然會親疏有別了。 煤電泡沫 與其他問題一樣，不同的機關表面上都由黨國控制，但實際上各走各路。北京宣布推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時，省政府卻下令提高煤電量。根據中國多間大學及綠色和平的一份報告對“煤電泡沫”作出警告，指單單今天已有155個新建的煤電站。 如果這些煤電站以正常的水平發電（中國的煤電站現時以低於總電量的水平發電），將會排放5.6億噸二氧化碳。根據《紐約時報》報道：“這相當於巴西的總能源排放量”。這些投資總值740億美元，代表著對氣候以至中國金融體系的威脅。 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會長張博庭表示：“今後數年，我們將看到這些工廠造成的浪費。鋼鐵和水泥等行業已經出現了這種情況。” 中共政權固執於“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型，也被億萬富豪的裙帶利益所制肘，並不能根本性地擺脫破壞環境與債務問題。現在需要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將能源業及主要企業置於民主公有下，全面實現民主權利，結束鎮壓與政治審查，並組成工人階級占多數的政府。 中共政權鎮壓工運分子 最近廣東省多名勞工及非政府組織者被逮捕。事件是一個不祥的警號。面對著顯著上升的罷工和關廠數字，中共政權為了令工人噤若寒蟬而作出今次行動。事件該會引發起響亮的抗議聲音和聯署行動，在中國駐各國的辦事處外展示國際工人運動的團結聲援。 最近的事件代表習近平對異見的鎮壓進入了新階段。這是最近超過二十年來最嚴重的鎮壓，被打壓人士包括維權律師丶女權人士和反貪腐的告密者，以至正在萌芽的獨立工運。 警察突擊搜查 12月3日及4日，最少21名工運份子在家中或辦公室被逮捕，4個非政府組織似乎都被鎖定為搜查目標。警方的做法與以往近似，搜查辦公室和住宅丶取走文件和電子器材以進行拘查。廣東省當局顯然有部署進行搜查，針對非政府勞工組織人士。由於中共禁制獨立工會，這些組織在工人鬥爭中提供意見和參照，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雖然很多被捕者已被釋放，但仍有五名維權人士被關押，另外有兩名下落不明。廣州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負責人曾飛洋與勞工維權人士朱小梅仍被拘留。朱小梅在多場成功的勞工鬥爭中表現突出，曾活躍於廣州大學環衛工人反外判的鬥爭，最近又參與了台資立德鞋廠的罷工鬥爭，成功迫使該公司繳納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並繳付被剋扣的加班費及其他款項。她的一歲幼兒有健康問題，但現時仍被拒絕保釋。 被關押的還有佛山南飛雁社工服務中心的負責人何曉波丶番禺勞動者互助小組的彭家勇，以及社會活躍分子鄧小明。 “擾亂社會秩序” 何曉波被指控“挪用公款”，而曾丶朱和鄧則被指控觸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在內地這些都是針對工運分子和工人代表時極為常見的指控。律師在12月7日至9日期間試圖與被拘留者會面，但當局以相當官僚的理由拒絕。 “擾亂社會秩序”的指控常被政權濫用，以對付工運人士及其他鎮壓對象。2014年4月，4萬名裕元鞋廠工人發起了中國過去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事後林東和深圳的非政府組織活躍分子也被指控同一罪項。林東最後獲釋，並在30天后撤訴。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家俱廠職工代表吳貴軍，同樣被指控“擾亂社會秩序”而被拘留了九個月，最後在2014年6月於庭審期間撤訴。 時代變化 從這些案例可見，新生的工人運動信心不斷增強，特別在罷工人數最多的廣東。這些工運突顯了當局對於罷工的態度反覆不一，在採取懷柔還是強硬態度之間搖擺不定。而最近的鎮壓事件有安排有部署，似乎預示著當局將採取更強硬的手段。這也符合習近平加強鎮壓的整體格局。維權律師聲援被捕工運分子的公開信中指，“這次如此規模的來自政府的重拳打擊，在廣東省乃至全國尚屬第一次。” “經濟寒冬” 由於工人急於進入備戰狀態，當局今次的逮捕行動明顯是為了阻嚇工人。今年首十一個月已經發生超過2,350宗罷工，幾乎是2014年全年的兩倍。經濟急遽放緩的情況預計將持續到明年，在這情況下各地已出現了一波工廠倒閉以及資本家欠薪潛逃潮。即使是跨國公司搬廠到中國落後地區或周邊國家時，試圖以開出低於法定水平的賠償來欺騙工人。 去年廣東GDP官方數據增長了7.8%，高於全國水平，但這些數字被大多數人認為是誇大的。但無可置疑的是，廣東正經歷快速的去工業化，各種製造業正經歷“經濟寒冬”。據廣州台資企業協會會長吳振昌指，過去幾年有至少30%台資企業離開廣東，當中不少轉移至越南或其他低工資的經濟體。大品牌如微軟丶諾基亞和星辰手錶已關閉了工廠，並在過去幾個月解僱了數千人。 《華爾街日報》12月14日報導：“在中國經濟放緩早期，經濟體能吸納大量勞動力。但是隨著經濟徘徊於低迷，裁員也變得越來越普遍，絕望的工人正在尋找爆發的機會──官方與勞工專家都指這趨勢正在凝聚動力。”該報導引述自一名曾在東莞任公司董事的人士，“假如經濟持續低迷，我們在未來一兩年將要面對嚴重的社會動盪。” 當前工人鬥爭升溫的背後是日趨艱難的環境。中國在11月爆發了301宗罷工，屬今年以來的最高峰，其中廣東所占的宗數最多。香港《中國勞工通訊》指，全省在11月爆發了56宗罷工和抗議活動，相當於7月期間的兩倍。大多數工人罷工的原因是工廠倒閉拖欠工資和補償。 當局最近鎮壓勞工組織，明顯是為了嘗試將新興的工運扼殺於萌芽之中。從當局的觀點來看，他們合埋地擔心經濟低迷和殘酷的所謂“結構調整”會令新興的工運取得強勁的勢頭。這會使罷工和抗議可以跨越個別工廠，連繫全區甚至全城發起運動。 習近平的鎮壓 考慮到中國一般的非政府組織活動者過去都非常謹慎，力圖避免公開批評政權，並將工人的鬥爭限制在經濟主張上，當下事態的發展可謂相當諷刺。但廣東的大規模搜捕與習近平近來的做法是如出一轍的。習近平更大範圍地鎮壓溫和的異見者以及體制內的批評聲音。過去這些對異見都可以有局限地發聲，作為對獨裁政權不滿的一個渲泄出口和安全閥，但現在習近平似乎下定決心要把這個出口堵死。 廣東勞工活動者被鎮壓之後，隨之而來的是更嚴格控制非政府組織，而更嚴厲的法規已在草擬之中。這很可能也會伴隨著政權的“外國勢力的顏色革命”等國族主義宣傳浪潮，渲染勞工組織受外國影響。 這就是為什麽世界各地的工人和社會主義者應該站出來聲援，並團結一致支持廣東的被拘留者。各位可以通過簽署網上請願書，並發出抗議信（見chinaworker.info），以及到你所在的國家中的中國駐外使館組織抗議行動。 立即釋放曾飛陽丶朱小梅丶何曉波丶彭家勇和鄧小明！ 浦志強遭受迫害 北京法庭外的群眾喊著“浦志強無罪”。公安戴著虛偽的笑臉，對著聚集在浦志強受審處幾百公尺外的示威者丶外籍記者，甚至11名外國外交官的其中幾人動手動腳。 這場12月14日喧囂場面受到海外媒體廣泛報導。浦志強是中國維權律師中最為人知的代表，他因為在微博上發布7條帖子而激怒了中共政權，面臨高達8年的監禁。儘管浦志強的帳戶多次被網管封鎖，他在推特（Twitter）上有13萬8千名追蹤者，在中國的社交網站上也有差不多的高人氣。 他現年50歲，至今已被拘留接近19個月，因而病痛纏身。審判只持續了3小時——在中國法院這類案件普遍被快速審理——而浦志強免於入獄的機會可說非常渺茫。 “煽動民族仇恨” “尋釁滋事”與“煽動民族仇恨”的罪控是十分可笑的。許多評論者以為，當局在浦志強漫長的拘留期間會想方設法挖掘更重要的材料——涉及財經方面甚至性方面的輕罪——去合理化對他的壓迫更可信。結果他們用的是全案最薄弱的罪證。原本法院舉證了27條浦志強2011至2014年間在微博上的帖子，但幾個月前被裁減到只剩7條可用，這就是檢方判決的全部素材。 “煽動民族仇恨”的指控是針對一條關於2014年維吾爾恐怖份子發動昆明屠殺案的帖子。浦志強敢言的寫道：“但這是結果，不是原因。”他指國家對新疆穆斯林地區進行鎮壓，引發部份維吾爾青年誤入歧途，採取嚇人的恐怖主義手段報復，造成惡性循環。 其他構成浦志強非法的，還包括一條揶揄毛澤東之孫丶太子將軍毛新宇的帖子；儘管中共政權已盡了力挽救，但毛新宇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中仍是一個笑柄。另外還有一條則是針對2011年溫州動車命案批判政府官員的帖子。 浦志強在八九民運時也是示威學生之一，他後來成為律師，並處理過數個備受矚目丶足以驚動當局的案件。2011年，他在普遍被視為政治迫害的艾未未逃稅案里出庭辯護。2004年，浦志強則為地下熱門文學《中國農民調查》的作者們擔任辯護律師，負責他們在安徽省的誹謗罪審判。 去年在北京參加了一場紀念六四屠殺的私人聚會後不久，浦志強便被逮捕。在稍早一篇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文章中，浦志強提出了一個令許多評論家甚至參與者們都沒有察覺的區別：八九屠殺的受難的所謂“暴徒”（根據中共的說法）大多是由一般工人與青年所組成——而不是在史料占主導的那些“學生”。 政治審判 這場毋庸置疑是政治審判，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審判的影響力遠超過浦志強個人的命運。當局決定用理據最薄弱的“罪證”追殺他，是習近平政權更廣泛丶更高級的鎮壓行動之一環。習近平政權把維權律師的運動視若芒刺在背，無論這場運動的目的為何，它也可能成為在未來集結群眾示威的焦點。因此，中共全力打擊該運動，並按同樣的道理打壓部落客丶反腐示威者及其他人士。這種“焦土政策”意味著對任何潛在反抗流派須加以抹滅，不管其批評的力道多麽溫和。 浦志強的審判被人權監察組織形容為“煤礦坑裡的金絲雀”。不只是因為今年稍早有近300名維權律師與示威者遭到逮捕，其中有至少40人仍在拘留中；更是因為浦志強案標舉著中共竭力將網路批評罪名化的新階段：“如果浦志強被判很長的刑期，這對中國網路的寒蟬效應將會很恐怖。”美國學者暨浦志強友人林培瑞如是說。 北京的審判也呼應了當局對廣東省勞權人士的進一步鎮壓。正在工廠倒閉潮令工人一無所有，兩者之間正持續醞釀一場工業風暴，因此中共對此深恐，因此試圖將示威扼殺於萌牙之中。但歷史證明，壓迫不會永遠成功；相反中共日益升級的殘暴手腕，正在增加大規模社會爆發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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