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 五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1年10月20日20:57:3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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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區塊鏈：對數字極權的強化還是抵抗？ 區塊鏈是一種基於密碼學構建的分布式共識系統。強大的現代密碼學中的數字簽名技術，再加上分布式系統去中心化的特點，使得區塊鏈擁有難以篡改的特性。 區塊鏈誕生之初，因為其去中心化、難以篡改、不受管制的特性，被人們認為是對抗日益增長的數字極權的利器。區塊鏈最著名的應用即是比特幣(Bitcoin)。比特幣並不是實際儲存在某一台機器里的某一個數值，而是以無可篡改的交易記錄（賬本）的形式儲存在所有比特幣區塊鏈的節點中。比特幣沒有國界分別，跨國轉賬不會受到任何管制，難以追查，因此成為一個不受控制的資金跨境流動甚至洗錢、低下交易的渠道。區塊鏈難以篡改的特性也使其成為了一種對抗網絡審查的工具。在北京大學學生岳昕反對性騷擾的事件中，她寫的文章在中國互聯網上被屏蔽，有人就把文章記錄在以太坊(Ethereum)的主鏈中，成為了無法被刪除的存在。 區塊鏈的這些不利於國家控制的特性，都中共不想看到的。中國政府一方面禁止發行新的虛擬幣，禁止在中國開設虛擬貨幣交易所，下發文件要求逐步淘汰虛擬幣挖礦產業；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斷出現政府站台支持區塊鏈產業的事情，直到現在習近平本人親自提出要發展區塊鏈；看似自相矛盾，其實背後有其自己的考量。 區塊鏈在中國的火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虛擬幣。由於虛擬幣去中心化的轉賬原理與波動強烈的價格，成為了一個在中國少見的不受管制的投資領域，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大的金融隱患。而中國官方想要的也並非區塊鏈無法管理的特性，他們想要的是以區塊鏈透明、難以篡改的特性來加強自己的管制。 “不可追蹤”與全面追蹤 人們常說區塊鏈“不可追蹤”，但這是建立在區塊鏈可以自由加入的基礎上的，這樣的區塊鏈被稱為“公有鏈”。以比特幣為例，用戶可以隨意生成多個隨機的比特幣地址，以區塊鏈節點的匿名性保證了不可追蹤性。而比特幣的交易記錄是保存在所有節點中，不可篡改的。而在另一種區塊鏈“私有鏈”中，加入區塊鏈成為節點的資格是可以被一個集中化的機構控制的。區塊鏈失去了匿名性，自然也就失去了不可追蹤性，反而會因其透明性成為一個人人都會被追蹤監視的系統。Facebook試圖推行的虛擬貨幣Libra就是這樣一個系統，只不過Libra並不是被政府控制，而是被幾家加盟的大企業聯合控制。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國央行不斷示意要發行的那種數字貨幣是比Libra更加集中、且掌握在政府手中的一種區塊鏈。每個中國人都會被分配一個獨一無二的地址，錢的動向將是完全透明，直接被央行掌握的。屆時所有中國人使用這種數字貨幣進行的一切活動都會完全處於政府的監控和管制之下。 貨幣並非區塊鏈唯一的應用。習近平提到了數字金融、物聯網、智能製造、供應鏈管理、數字資產交易等多個領域，要求“加快區塊鏈和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前沿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積極推動區塊鏈技術在教育、就業、養老、精準脫貧、醫療健康、商品防偽、食品安全、公益、社會救助等領域的應用”，“要推動區塊鏈底層技術服務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設相結合……提升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精準化水平”。在區塊鏈的幫助下，數據在被收集時就可以被記錄上鏈，無法在之後被修改、刪除，繞開複雜低效的官僚系統，直接可供高級決策者查閱。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習近平雖然不斷強調共產黨幹部要“不忘初心”，但又始終無法真正信任他們，只能藉由區塊鏈來保證信息的準確性。但是這種想法恐怕很難達到理想的效果——原始數據的收集和錄入、區塊鏈的集中控制都是要人去做的，而這些工作又還是只能依賴官僚系統來完成。 區塊鏈作為一種技術，和任何其他的科技一樣，可以用來對抗極權，也可以用來強化極權。社會主義者反對將區塊鏈用於侵犯個人隱私、加強數字極權的做法。只有在一個工人民主控制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區塊鏈技術才能在政治透明、言論自由領域發揮出最正面的作用。 約 1/4 女性曾遭遇家暴——實情恐將更嚴重 近期多起社會新聞令中國家暴問題又一次引起公眾關注。在中國，2 0 1 0年，24.7%的24~60歲已婚婦女遭遇過配偶家暴；2013年11月聯合國人口基金一項針對2000餘名男性的調查顯示，約52%男性承認曾向女性伴侶施以肢體暴力或性暴力；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監測到的277件被報導的家暴個案中，女性受害者占82%，其中未成年受害者亦有54%為女性。中國在此方面的統計數據嚴重殘缺不全、經常未有更新或可信度欠佳，因此實際情況相信還要嚴重得多。 反家暴法 中國的反家暴法案已於2016年生效，但執行度一直很弱：受害人平均要遭受35次侵害後才會報警，家暴認定率不足4%，保護令申請率不足20%。由於經濟因素，大部分受暴女性仍選擇向家人、親戚或朋友尋求效果有限的援助，而報警或上法院的少部分則常面臨不管三七二十一“勸和不勸分”的狀況。與此同時，不堪長期遭受家暴因而反抗殺死配偶的女性卻有1/5的可能面臨死刑（含死緩）。這也令反家暴法案更多成為中共改善自身形象，同時促進家庭與社會穩定的一個工具。 儘管中國有逾2000間家暴庇護所設置，它們在 2016 年一年也僅提供了149 人次庇護服務，且服務水準低落，令尋求庇護的女性更為恐懼。對受暴女性保護的薄弱也釀成一系列家暴致死案。從2016年3月到2017年10月，被披露的家暴致死案件有533起，635名成人和兒童死亡，其中絕大多數是女性。除此之外，中國女性還要面對遭陌生人搶劫、毆打、侵害、殺害的風險。這些只有在中共政權需要時才會被大量報導，而在其他情況下的中國媒體，我們能看到的中國社會只是凌晨兩三點走在大街小巷很安全的景象。由此可見，為資本主義服務的法律、警察和媒體對受暴女性並不友善，而相關公共服務對受暴者也難有充分保護。 2018年11月，中國演員蔣勁夫被爆出家暴時任女友中浦悠花。儘管許多中國網民嚴厲譴責蔣勁夫，也有不少人憑某些報導指中浦悠花自作自受，或因為中浦是日本人，借民族主義情緒為暴力辯護。而其他家暴案中，受暴女性也常被責問為何不早點脫離關係。這表明社會輿論中不乏譴責受害者的言論，而這類言論的產生也與資本主義制度崇尚個人責任而忽略結構性壓迫等環境影響有關。 在資本主義社會，一男一女結合的核心家庭不只是一種社會關係，它更是經濟單元，與私有制和父權制一同產生。而新一波的全球女權鬥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是強調工人的集體鬥爭，這在#MeToo運動中美國亞馬遜和麥當勞反對性騷擾的工作場所行動以及反對性暴力的大規模罷工有所體現，而這些運動也影響到了中國。 1949年中國革命後，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婦女能夠廣泛參與公共服務工作，社會地位一度顯著提高，更有“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說法。唯隨著改革開放進行，女性逐漸回到家庭的無償勞動中，而以限制女性自主發展為目的的“女德班”也應運而生。即使步入職場，女性也比男性更易面臨低薪、不穩定工作和因生育而遭遇歧視等問題。中國對女性墮胎的限制並不嚴厲，但這只是因為政府長期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在適齡勞動力減少、高齡人口激增的狀況下，政府轉向鼓勵生育，部分地區甚至變相限制墮胎。女性的這種被貶低了的地位，致使她們在透過剝削勞工滋生暴力的資本主義社會下更易成為暴力的受害者。 女權運動被打壓 2015年，“女權五姐妹”計劃在三八婦女節前舉行反對公共汽車上性騷擾的活動，但遭拘留超過30天並不斷受到警方審訊和虐待。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政府最終退讓，但這已說明在中國的一黨獨裁體制下，女權運動會被認為對政權帶來更大潛在威脅，因此難以像大部分國家那樣大規模公開化進行。一定程度的地下化工作將十分必要。在這種情況下，女權運動需要一個反威權主義取向，並與女工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新生工人運動相聯繫。除了反對中共獨裁統治，訴求言論及新聞自由，令公眾有機會了解女性真實受暴情況外，由於資本主義本身正是與父權制交織在一起、以剝削為原動力的體制，對於廣大女性也是威權主義的，我們還需反對支撐中共獨裁統治和性別歧視的資本主義，並提出一個團結所有受壓迫者、令全體女性能夠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社會主義願景。 新冠肺炎肆虐 疫症危機惡化！ 源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現正以驚人的速度蔓延。中港兩地的民眾都近幾陷入恐慌。隨著疫症加速蔓延，加上醫療專家警告病毒的傳染性正在增加，使其他地區更為擔憂。由於政府封鎖資訊，使中國大陸的疫情更加惡化。由於過去在沙士、毒奶粉、假疫苗處理危機的手法惡劣，政府普遍不受民眾信任。 就連習近平政權都承認疫情“嚴峻”。在中國之外，約20個國家出現確診個案。而國內的確診及死亡個案不斷攀升 。直至現時為止有80人死亡，2,700確診個案，兩天內增加一倍。與過去一樣，政府最初對疫症的反應是封鎖新聞、屏蔽網路資訊，根本是徹頭徹尾的罪行。當局嚴重低估了疫情的嚴重性，因為政府關心的只是“維穩大過天”。許多網民在社交媒體要求撤換並懲處武漢的領導官員，因為自12月第一宗案例確診以來，他們呆等消息、按兵不動，為的就是不打擾1月初舉行的湖北省人大政協會議！控制疫情的寶貴時機被白白錯過了。根據香港大學病毒學研究專家管軼所言，控制疫情的黃金機會已過，現在連封城防疫的手段的作用也很有限。 事態發展的速度驚人。1月20日首次確認人傳人的感染個案，而三日後當局決定將武漢封城，禁止出城的交通。再三日後，當局進一步封鎖超過20個城市，受影響的民眾超過6,000萬人。火車、飛機、渡輪、巴士全部停駛，車站由武警駐守。 習近平及黨政高層被迫要親自坐鎮指揮抗疫工作。由於專制政府的下層癱瘓，完全未能作出即時回應（這個狀況比起2003年沙士危機更嚴重），這是因為地方官員皆抱著“不做不錯”的心態，生怕會讓獨裁政權丟臉。“習皇帝”集大權於他一人手上，使地方政府沒有北京的命令皆不敢輕舉妄動。 香港政府也依循了同一個規律做事，完全作為一隻被擺佈的扯線公仔，沒有任何獨立決策的能力。林鄭政府的反應比其他中國城市更為遲鈍，在更遲的時間才落實禁止中國高危地區的旅客入境等緊急措施。在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政府皆呼籲國民穿戴口罩的時候，香港政府卻拒絕呼籲市民穿戴口罩。衞生署署長陳漢儀更說，市民參與普通社交活動時並不需要戴口罩。港府去年10月訂立的《禁蒙面法》，但被高等法院判決違憲，現在為保面子，在疫症蔓延的狀況下仍堅決進行上訴。 醫療系統長期資源不足，現在急需大量額外資源來應對危機。現在有工會號召2月3日進行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這場罷工，並呼籲各行業的工人、工會以及正式成立工會的籌委動員工人。我們反對警隊加薪，並將公帑投入到抗疫的緊急措施，包括為醫療人員提供充足的保護裝備（據報衛生署有超過1,000萬口罩庫存，但公立醫院的前線員工卻沒有足夠的N95口罩）以及有足夠的隔離病房。我們要求政府採取措施禁止任何囤積炒賣，包括口罩或食物，並要求政府撤回對於《禁蒙面法》的上訴。 現在應該全面封關，禁止任何人經中國入境香港（不論是中國內地居民還是旅經中國的旅客），立即停駛高鐵，防止疫症蔓延。同時，社會主義拒絕本土派利用今次症疫，製造針對大陸人的族群主義排外情。任何種族的人都可以感染新冠肺炎，成為受害者。 香港工人及工會需要互相支援，在每一個職場成立抗疫委員會，選舉員工代表與管理層談判，確保企業採取具體措施，將員工及公眾健康放在第一位。 員工亦應有權拒絕在疫症期間到中國公幹，並有在家工作的權利，或是彈性工作時數來避免繁忙時段的人群聚集。我們不能夠相信政府或老闆會顧及我們的利益。我們需要抗爭來爭取這些權利，透過組織和發展工會及職場委員會。企業應該要為所有員工提供口罩、消毒設備、改善清潔、以及在受薪時段進行資訊會議。 香港工人和工會也應該支持中國大陸工人相應的行動，去改善他們的權益，並組織工會去爭取充足的保障及資源來渡過危機。在武漢等疫症城市裡，醫護員工在缺乏資源下的艱難狀況下付出的努力與犧牲，都讓我們悲憤。香港表達的工人聲援，並且示範在職場建立委員會，都能夠啟發中國大陸工人為自己的權利去抗爭。當政府明顯已經不可依靠時，由下而上組織的集體行動就是對抗這場疫症危機的最強力量。 香港的工會應該立即動員並就以下訴求抗爭： 在所有公司成立抗疫委員會 再瞞疫情 引火自焚 新冠肺炎疫情對中港的影響 顯然，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徹頭徹尾的證明了，中共獨裁政權根本完全沒有汲取十七年前非典型肺炎疫病的經驗教訓，再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重蹈覆轍。而這次所造成的危機和影響，更遠比沙士嚴重得多。 首先在疫情本身，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能力遠遠強於沙士，整場沙士疫情全球共約八千宗感染病例，而現時（二月九日）中國國內確診病例已達37251宗，過去數天確診病例每天新增三千宗新症，意味著僅三天所出現的新感染病患就多於沙士半年的全球感染數字。加上這種新型病毒有著極強的隱匿能力，如有感染者無任何病徵，以及在十四天的潛伏期間已有著傳染能力，而造成大面積的社區傳染。 對香港而言，林鄭倔強而偏執地拒絕全面封關，雖現時未開始大規模社區傳染，但已見端倪。已有近期無出入境紀錄的港人染病個案出現，基於病毒極強的隱匿傳染力考慮，袁國勇表示一旦香港大規模社區爆發可能高達140萬人感染，以現時中國官方公布的2.1%死亡率計算將有近三萬人死亡，這表示將會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數最高的災難！ 另一方面，可以預期新冠肺炎疫情將造成比沙士更嚴重的經濟損失。中國早在去年已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上下半年貿易戰所造成的打擊，2020年的經濟環境早已不被看好。在沙士期間，中國GDP年增長速度達12%，當時仍然強勁的增長勢頭迅速吸收及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1-2%GDP跌幅。 但現時情況早已今非昔比，多家國際評級機構將對中國2020年的增長預測下調至4-5%，甚至有人警告可能降至2%。而新年伊始，中共政權就再一次搬起石頭狠狠地砸自己的腳。03年的沙士疫情尚且未有全面封城的舉動，而現時已有數十座城市被全面封鎖或半封鎖，工廠停工、店舖停業。而且疫情橫跨整個農曆新年假期這個傳統重要消費旺季，但現時全國重要城市人心惶惶，街頭行人疏落蕭條。 工業生產亦受損嚴重，各大型工業園區及工業企業叫苦連天。鴻海富士康設於深圳及鄭州工廠原計劃於2月10日復工，後來遭當地政府否決，復工無期。這表示不僅影響富士康工業園區數十萬工人生計，更波及上下游產業數以百萬計的從業員。而這並不僅限於富士康一家，亦不僅限於中國國內，韓國現代汽車生產線宣告暫停，原因是中國生產的零件供應中斷。全球旅遊業也受到影響，40家航空公司已停飛往中國的所有航班，包括美國三大航空公司，英國航空公司和漢莎航空，香港航空已宣布裁員400人及要求地勤放2星期無薪假；國泰亦要求所有員工放3星期無薪假。可以預見，香港經濟衰退的情況最遲不過八九月將會見到市面受嚴重影響。 而令人憂慮的是，中共會否為保經濟而挺而走險第二次隱瞞疫情，以求儘快恢復全國經濟活動，避免經濟衰退？尤其是眾所周知中共的所謂“執政合法性”過去二三十年大體建基於其“經濟迅速增長”之上，經濟衰退意味著“執政合法性”的動搖。因此，中共現時可謂進退惟谷：繼續停工，疫情未知何時得以控制，但必然得全面承受經濟停擺損失；強行復工，尚未得到控制的疫情將更猛烈地擴散，勢必招至全面民怨，同樣危及自身政權。習帝除了望天打卦期望疫情儘快受控讓自己得以脫身以外，無計可施。 與此同時，率先披露疫情消息的李文亮醫生之死亦觸發了中國網民要求落實言論自由的訴求運動，甚至提出了仿傚香港反威權運動的“五大訴求”，網上輿情一時失控。疫情的黑暗將會是中共專制垮台的歷史性轉折點。這場危機所造成的損害永遠無法恢復，因此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建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運動，以一個民主工人階級綱領——一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挑戰中共的獨裁資本主義制度。 新冠病毒燃起對中共獨裁的群情反彈 “他們在說謊，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 溫州是在前所未有的封城中被封鎖的數個大城市之一。在網上發表該評論的溫州居民強調，隨著新型冠狀病毒以驚人的速度蔓延，整個中國都感受到了爆炸性的憤怒。 截止2月11日，已確診的感染病例超過43,000，死亡人數達到1,018，每天增加逾100。中國政府聲稱，疫情將在2月的第一個星期達到高峰，而現在看來這說法完全脫離現實。海外和香港專家警告說，高峰期可能要到4月或5月才能來臨。許多科學家對中國官方報導存疑，表示被感染的人數可能比官方數據高出10倍。 該病毒攻擊呼吸系統，5周內的死亡人數比2003年沙士（SARS）疫情中6個月的死亡人數還要多。現時的危機表明，中共獨裁政權完全沒有從17年前的疫情中吸取教訓。更糟糕的是，習近平8年執政的兩大特徵是專制統治的強化和“一人獨裁”為表現的極端權力集中，導致中國政府對疫情的反應更加遲鈍。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北京自己製造了一場新的歷史性危機，並且深陷其中。即使這不是去年情況的重演——在香港造成百年不遇的危機，之後在台灣造成類似影響——都已經夠糟糕了。 這場疫情註定成為中美衝突的又一個戰場。在情況急遽惡化、進一步加劇了與美帝國主義的史無前例的大國鬥爭之時，危機已經開始削弱中國執政精英們的信心，也打擊了其先前對中共的專制資本主義制度的堅定信任。負責挽救中共統治的“強人”習近平，現在似乎更像是觸發其衰落的人。美國評論員利明璋（Bill Bishop）說，該政權對疫情拙劣的處理手法使“習近平和中共已接近1989年以來我們所見到的生存危機。”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短暫進程是暴露地方官員的官僚主義癱瘓和處理不當的表現之一，而掩蓋疫情的根源在於裴敏欣所言的中共的“病態的保密工作”。隨後，北京下令進行嚴厲鎮壓，以展示權威，但發覺為時已晚——如果其巨大的安全機關沒有圍捕並恐嚇那些試圖警告社會危險即將來臨的人，中共本來可以很快作出反應。 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 結果是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化為一體。自1月23日春節前夕，中共政權實施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封關，有6000多萬人——相當於整個意大利的人口——居住在被封鎖的城市中。全國各地居於城市的數千萬居民被關在家中，受到嚴格限制，每天只允許一名家庭成員外出購買必需品。 被隔離的城市，如武漢（疫情發源地），已經猶如戰時狀態，居民遭受嚴重的苦難，醫療用品嚴重短缺，在資金不足且不堪重負的醫院外大排長隊。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將這種情況描述為“世界末日”，並將檢疫條件與60年前的大饑荒作比較。 隨著工廠和辦公室陷入停擺，數以千萬計的工人被迫放無薪假。新年假期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延長了10天，在某些地區甚至更長。由於學校被迫停課直至另行通知，因此教師也將領不到薪水。 全新檢疫規則和旅行限制遍及全國，來自內陸省份的數百萬移工的行情受到阻撓。一段在網上瘋傳的影片顯示，一對分別是貴州人及重慶人的夫婦，在車中被困在連接貴州省和重慶市的一座橋上，因為兩地政府中斷兩地交通，使他們不能去對方的城市。 有千萬人在其他省份生活和工作的湖北工人，面臨歧視甚至迫害。正如《紐約時報》袁莉報導指出：“在努力控制疫情蔓延的時候，地方政府顯示出他們更善於裝得忙忙碌碌，而不是去尋找解決方案。許多政府想方設法追蹤甚至驅逐湖北省的居民，以阻止冠狀病毒的傳播。”懲罰或迫害他們可能會迫使這些工人躲藏起來，使抗擊疫情變得更加困難。 人權觀察稱，習近平和政治局常委採取的強硬措施“過於激烈”。中國大部分地區已停止運轉。這給中國的國家體制帶來了新的壓力，不同地區實施自己的隔離措施並相互爭吵，而沒有協調緊急資源。 雲南省大理市截獲了一批運往重慶的口罩，引發了兩地政府之間的爭端。官方媒體還報導說，青島海關人員扣押了從韓國前往沉陽市途中的醫療用品。青島當局聲稱這是對沉陽官員的報復，因為他們沒收了一批運往青島的物資。這些事件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厭恨和憤怒。 “人禍” “這就是一場人禍”，社交媒體上的一篇帖子很好地總結了疫情。儘管網路審查員在全力刪除這些內容，但這種對政府的批判如一份泄漏的內部政府報告所述，如今已是“洪水般襲來”。 2月6日，“散播謠言者”、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醫生李文亮去世，令反政府情緒再上達到新高度。1月3日，李文亮被警方強迫簽署訓誡書，說他警告同事有類似SARS的新型病毒，發布“不實言論”，使其他武漢醫務人員噤聲。 遭訓誡的武漢“散播謠言者”都是試圖發出警告的醫療專業人員。消息傳出後，事件在社交媒體上激起怒火。李文亮此時已感染了冠狀病毒的，中共不得不以溫和的態度對待他，並允許他接受媒體採訪。最高人民法院甚至聲稱李文亮不應受處罰。他去世後，北京從國家監察委員會派出了一個小組，對負責處罰李文亮和其他醫生的武漢官員進行調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對他的離世表示“深切哀悼”。 中央政府的這些舉動是試圖遏制和平息群眾不滿，將責任向下推向武漢官員，為將來進一步審查和迫害“散播謠言者”做準備。去年習近平政權在香港的任何戰術上的讓步，並不表明路線改變，而只是試圖爭取時間以繼續強硬的威權統治。 在接受《財新網》的最後一次採訪中，李文亮作出非常溫和的批評：“我覺得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不同意利用公權力過份干預。”這句話現在從墳墓中迴響，纏擾著習近平政權。 至於由國家控制的媒體首先在2月6日宣布李文亮去世，然後再否認，再在2月7日再次宣布他去世的做法，也是另一個不太聰明的掩蓋真相的手法。想必，中共龐大的宣傳和審查機器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準備編造不實消息。 這則新聞在網上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反政府憤怒情緒。數以百萬計的人分享了有關李文亮的帖子，還有數以千萬計“我要言論自由”的標籤，在遭審查之前就獲得數千萬閱讀量。對於中共而言的不祥之兆還有，有網民影射香港示威，就大陸的“五大訴求”在微博上廣為傳播。 這些事件對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的打擊可能遠遠超過SARS疫情的影響。2003年，中國GDP僅占世界GDP的4%，而如今已占16%。去年中國GDP成長便占全球GDP成長逾30%，對全球增長起決定性作用。在特別考慮到全球經濟的脆弱之時，並不難設想疫情成為全球陷入衰退的轉捩點。 至於本來已陷入衰退的汽車業更遭遇重創。由於缺乏中國供應商的零部件，現代汽車在韓國的所有汽車廠都關閉了。如果中國的問題持續下去，歐洲汽車製造商將面臨類似的壓力。中國的汽車廠和其他主要行業目前長期停工，尚不清楚何時恢復正常生產。 但是問題更加嚴重。疫情如果持續的話，恐將刺破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巨大泡沫，並可能引發銀行業崩潰。作為中國第五大城市武漢，在過去的兩年中，這座城市的房價翻了兩番，是不可持續的泡沫的典型案例。 “有錢人被嚇得要死，不敢在外面亂跑。”一位駐北京的房地產經紀人對英國《金融時報》說：“沒人上班。建築工地都封閉了??影響肯定不小。” 武漢：災難時間線 在危機的最初幾個關鍵周，武漢政府的所作所為完全錯誤。他們逮捕舉報人並令他們噤聲，包括試圖警告潛在疫情的醫護人員李文亮，甚至向前線醫護人員隱瞞風險。現在大量醫務人員已被感染，單單武漢其中一家醫院就有40名受感染員工，也成為公眾憤怒的另一個原因。 據估計，在1月1日至20日期間，有500萬人離開武漢前往中國其他地區，卻不知道自己可能帶菌者，也沒有被提醒要采基本預防措施，包括戴口罩、定期洗手和避免公眾聚會等。 1月18日，就在該市被完全封鎖並禁止所有外出旅遊的前幾天，武漢官員在百步亭社區舉辦了40,000戶家庭的宴會。如今，百步亭擁有13萬居民的數十棟樓上貼有“發熱門棟”的紅色官方告示。《財新網》引述當地居民的抱怨，即使他們的房屋被認定為“發熱門棟”，政府官員仍未告知他們應採取什麼預防措施。 聯合國機構世界衛生組織（WHO）於12月31日從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官員獲悉，武漢爆發了“不明原因肺炎”。一周后，該病毒被命名為2019-nCov。這個時間線暗示，在武漢政府錯誤背後是中央政府行動的遲緩。面對大量對中共獨裁政權犯錯的証據，世衛還是讚揚其處理疫情的表現，甚至稱讚“中國的體制”和習近平“卓越的領導力”。在中共在國內遭遇巨大反對聲音之時，日內瓦的少數官僚的討好式支持是一個小小的安慰。 革命性的震盪 北京現在正處於嚴峻的止損階段，試圖保護“習帝”的形象，並將所有責任歸咎於武漢政府和警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承認當前形勢是“對中國制度和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 中共利用鋪天蓋地的宣傳和公關措施，採取了所有的“維穩”措施，以創紀錄的速度建造醫院，並宣布了與新冠病毒展開“人民戰爭”。儘管武漢市新建了兩家醫院，政府表示相當於增加13,000張床位，但這仍然不夠。據獨立機構估計，武漢市擁有多達190,000感染者。 北京最近安排了718.5億元人民幣的緊急資金抗擊疫情。但在同一周，它為銀行業和股票市場注入了1.2萬億元人民幣，避免市場崩潰。兩者之差反映出中國統治者真正效忠於哪個階級。 情況會如何演變？安德利尼（Jamil Anderlini）在《金融時報》認為：“如果新冠病毒無法在未來數周內迅速獲得控制，整個事件可能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香港：切爾諾貝爾，台灣：車諾比）時刻：獨裁者的謊言和荒謬暴露無遺。” 許多中國網民也提出了相同的觀點，將其與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災難進行比較。這場核事故是破壞了蘇聯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基礎的一個重要事件。安德利尼也將李文亮與自焚的水果販子布阿齊茲（Mohamed Bouazizi）進行了比較，認為現今中國與2010年突尼斯有相似之處，而後者是突尼斯革命以至阿拉伯革命的觸發因素。 顯然，中共政權已進入1980年代後期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3月兩會現在可能因疫情而取消，其真正原因更像是避免異見者在自編自導的會議上發聲。 由於對習近平的領導的分歧不斷加劇，幾乎肯定會重新燃起中共和執政精英的內部權鬥。這最終來說也是社會基層中的憤怒情緒的反映。如果疫情在短期內未得到遏制，並造成了巨大經濟損失，則可能引發新的危機，並可以帶來新一場更大的危機，甚至有可能造成革命的後果。 馬克思主義者與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在中國支持者的任務，是幫助工人階級和青年中最先進的階層做好政治準備。中國的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喚起建設一種替代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真正民主的工人階級出路的迫切需要。 新冠肺炎：對抗疫症大流行是階級問題 全球資本主義正眼看著股市崩盤，數以兆計的美元在過去5天蒸發，許多交易眼睜睜看著2020年來所有收益付之一炬。實體經濟的情況可能更加嚴重，旅遊業在全球GDP扮演重要因素──世界各地航空公司今年估計將損失300億美元，但這只是冰山一角，這是全球化時代的第一場重大的疫症大流行，將加強當前的去全球化趨勢。 習近平說，這是自1949年以來中國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他的政權對這整件事處理得一團糟，卻還被資本主義世界擁護獨裁制的評論員稱讚為“強而有力”的領導。中共將無法從這次打擊恢復威信，但中國革命危機的進程卻可能由此展開迂迴複雜的道路。 目前，中國有3,000名醫院員工感染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而且基礎設備依然短缺。數以千計的平民被困在自己的家裡至今已有一個多月，如果他們未經許可外出將遭到逮捕。但是截至本周，如果暫且相信可疑的中國官方數據，那新冠病毒已經在中國以外傳播得比中國裡面還快。韓國和義大利這兩個名列前茅的世界經濟體，再加上伊朗，現在已淪陷成最新被列為高風險的國家。 中國是全球GDP增長的最大貢獻者、石油和商品的主要價格設定者，以及全球供應鏈的經濟樞紐，中國的這些經濟角色意味著經歷長達一個月幾乎完全工業停擺之後，這場危機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破壞將比官方公開承認或意識到的還要嚴重得多。有些中國經濟學家甚至敢站出來承認， 2020第一季甚至上半年的經濟將會呈現零增長或甚至負增長。 工人組織必須趕緊採取積極姿態，要求國家緊急防疫政策（如果還真有這種東西）完全透明公開並受到民主控制。與疫症大流行的鬥爭到底是個階級問題！現在急需在受到民主控制公有制下制定出緊急計劃，才能有效生產醫療設備、防護衣、病毒測試工具、人道檢疫設施，並加速研究與量產疫苗。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正遭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於公共醫療體系的屠宰掠奪，找不到有任何地方能滿足大規模流行病層級所需的資源。我們應該扭轉這般局面，建設工會落實工人職場防疫措施、保障在家工作的權利、對抗裁員和無薪休假。這次的疫症危機就像所有資本主義危機一樣，我們都拒絕將成本轉嫁到工人和窮人身上，來保護資本家和股市寄生蟲的利益。 中國：超過1700名醫護人員染上新冠肺炎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以來，中國的醫療系統也遭遇超負荷的挑戰，以疫情發源地的湖北武漢最為突出。多所醫院出現人手、資源不足及醫護人員工作量過大的情況：一些醫護人員沒有時間去廁所而必須使用尿布；一些醫院醫療物資短缺；有影片顯示，一名武漢人在當地醫院能夠見到醫生之前需要排隊10小時。實際上，早在1月下旬，一名醫生接受《三聯生活週刊》採訪時已經指出，各個醫院的承載能力到了極限。有些醫院沒有足夠的檢測新型冠狀病毒的試劑盒，有些醫院則沒有檢驗的條件。隨著疫情惡化，口罩、防護服、消毒液等物資的短缺造成的醫護人員防護不足，導致全中國逾1700名醫護遭感染（其中湖北武漢就有1102名），更有6人死亡。 為了應付疫情造成的床位短缺，中國於武漢迅速興建了“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於2月初啟用，聲稱均可提供上千張床位，用來救治確診患者。另外武漢市也借用武漢體育中心等13處公共場所設立“方艙醫院”收容輕症患者。然而被官媒極力吹捧的“火神山醫院”，卻沒有氧氣插口、心肺監測插口等必要設施，內部構造也被形容猶如集中營；“雷神山醫院”則存在天花板漏水等施工品質問題；“方艙醫院”更只是將被收留者集中隔離，且允許被收留人員集中跳“廣場舞”，妄想以此令輕症患者迅速康復，卻不知很可能加劇病毒人傳人、造成疫症進一步惡化。 在疫情爆發的最初幾週，當局堅持認為人傳人的可能很低，很大程度上令醫護人員得不到充分防護，而在初期揭發疫情的醫護被警方以“造謠”處罰、醫護人員不得公布病例數字等輿論管控也使社會大眾沒有足夠的警惕。一線醫護人員付出了相當高的代價，而醫護人員遭感染也增加了醫院內交叉感染的風險。 短短幾天內，成千上萬的建築工人簽訂建設新醫院的合同，然而這些工人嚴重缺乏防護，經常不得不簡單清洗後就重複使用口罩，且工地衛生條件惡劣。環衛工人的工作壓力也急遽增加，且承受不起不上崗的懲罰——一天沒有上崗將被罰款150元，而這比兩天工資還要多。此外，公共交通停擺意味著包括醫護人員在內的許多工人上下班會遇到麻煩，也大幅增加了本就分配不到足夠防護物資的出租車司機、送餐員和社區工作人員的壓力與風險。 保證政權穩定 面對群眾問責怒火，中共政權設法將責任向下推給武漢地方政府，免除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等人的職務。2月8日，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抵達武漢，親自坐鎮防疫指揮部。2月12日湖北單日激增14840宗新冠肺炎案例的同時，上海市委書記應勇調任湖北省委書記，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就任武漢市委書記。然而陳一新乃政法系統出身，被部分分析人士認為將採取有力措施嚴控媒體和網民言論；應勇與王忠林也均非先前傳言的醫學或技術背景官員，而是具有公安背景。這三人均被視為習近平的子弟兵。習近平在政權內憂外患、自身面對黨內權力鬥爭壓力之時平息民怨、保證政權穩定而已。 如同2003年SARS，中共政權對症情爆發的反應充分說明了中共只有在問題瞞不住的情況下才承認問題存在，並在群眾憤怒威脅中央政府時裝模作樣地撤換幾個地方官員，並在媒體宣傳“成績”以安撫群眾。然而面對疫情的持續惡化，越來越多的群眾不會再受矇騙，而是意識到必須推翻中共一黨獨裁政權。在職場組織獨立工會捍衛勞權的訴求將會得到群眾支持，對曝露於病毒之中的醫護工人和垃圾收集工人來說更是生死問題。在世界各地的工人運動，包括香港和台灣的，應該支持這一想法，並支持中國工人贏得此一重要的民主權利。資本主義無法提供重要的公共服務和抗疫物資，所以將藥劑及醫療設備行業民主公有化也在這場危機中變得更迫切。抗擊疫症也要抗擊極權統治和資本主義制度。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共對輿論的操縱 2020年開年以來，中國群眾就持續飽受新冠肺炎疫情之苦。不僅出行受限，日常生活所需物資在多個省市也陷入短缺，群眾不滿因此與日俱增。在疫情最初的關鍵周，中共試圖對此隱瞞，為此處罰眼科醫生李文亮等疫情吹哨人，給他們扣上“造謠者”的帽子。而隨著疫情擴大到掩蓋不住，為了平息民怨、轉移群眾視線，除了撤換幾名地方官員外，中共政權也試圖在社交媒體將輿論導向對自身有利的方向。 中共國信辦頒布“網路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在三月生效，封鎖大量公眾號，企圖鎮壓網路的言論“革命”。強大的網警系統也無法審查所有訊息。《東營網》“網警郭琪琪：睡4小時，刷微信20小時”的報導不但沒有收到宣傳效用，反而引起網路一片反感的聲音。抗疫至今已有17名警員死亡，其中包括時任泰安市公安局的網警李弦。據媒體報道，李弦倒在辦公桌旁，雙手仍在鍵盤上，而電腦屏幕上顯示著未完成的最後一份工作日誌。 1月22日，《環球時報》發表社論，批評武漢政府反應遲鈍，提及一些地方政府優先考量“避免形成社會恐慌”，因而防疫措施不充分。疫情發酵到武漢封城後，最高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發表文章稱，聽信李文亮等人發布的“謠言”對防控可能是好事。李文亮去世後，官媒也紛紛表示哀悼、致以敬意並訴求全面調查事件。防疫中的簡單粗暴做法導致多起衝突後，多家官媒轉載公安部消息，發表社論反對地方防疫人員的暴力行為。 亦有報導或社論呼籲拒吃野味、譴責囤積口罩、責成地方官員不得瞞報疫情，但這些文章無一例外將問題推給地方政府或個體民眾，而從不質疑中央政府。即使在中共不得不作出微小讓步的情況下，於新浪微博的“我要言論自由”標籤與效法香港反威權運動的“五大訴求”仍舊被刪。官媒發表具有批判或認錯意味的文章仍只是為習政權減壓，民眾哪怕質疑中共專制都仍然不被容許。 胡蘿蔔加大棒 2月7日至16日，公民記者陳秋實與方斌因披露武漢疫情而分別被“強制醫學隔離”與“被消失”，法學家許章潤批評習政權而被軟禁，社會活動人士許志永和李翹楚亦因發表直指中共專制的言論被捕。結合自己的宣傳機器以及對異議的打壓，我們可以說中共再度向世人展現了“胡蘿蔔加大棒”的手法，重演了2008年四川地震和毒奶粉事件後發生的情況。在這兩個事件中，中共懲處數名下級官員，並囚禁試圖揭露真相的異議者。 傳遞“正能量”同樣不可少。2月初習近平發表“加強輿論引導工作”講話後，正面報導逐漸占多數。火神山醫院興建後，《新華網》聲稱其詮釋了“中國速度”。18日，中共中央政法委下達文件，要求各地充分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體平台，加大“激發社會正能量”的宣傳工作。自此，歌頌中央政府、強化愛國主義的宣傳源源不斷。習政權為了保證經濟成長而欺騙群眾，爭取各地儘快復工，也可能說明中共高層內部鬥爭因疫情變得更為劇烈。 有關新冠病毒的各種陰謀論與假新聞一個接一個冒起。中共政權一直利用社交媒體帶風向，聲稱病毒源於野生動物、人類感染新冠病毒始於有人食用野生動物，但是病毒從武漢P4病毒研究所流出的說法一直在網路流傳，並且無法確定真實性。《南華早報》報導，中國科學院的一個研究小組指出該病毒並非起源於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而是“從其他地方傳入”。新冠病毒為人工合成等傳聞也在中文社群造成一定影響。陰謀論與假新聞幾乎無助於群眾了解真相、抗擊疫情，反而使政權更有理由升級對媒體報導與網路言論的管制，但它們的存在也反映出對資訊不透明的中國政府的極度不信任。 如果沒有群眾自下而上的壓力，中共控制的媒體報導的真相、發布的批判文章會比現在很有限的數量還要少得多。社會主義者認為唯有工人群眾親自終結中共獨裁統治，並將大眾媒體收歸公有、透過民主機制管理，媒體才能真正幫助公眾發聲、了解真相，社會輿論也不再輕易被操縱。這一訴求需要連結到終結億萬富翁和資本家對經濟的統治，因為他們對利潤的追逐與人民的需求嚴重相牴觸——中國政府如此，對疫情應對不善、掩蓋並低估疫情威脅的全球各地“民主”資本主義政府亦如是。 中國：工人階級是真正的英雄 自第一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以來，在各個省市之間交通封鎖、基礎設施停擺、地方和中央政府一片混亂之下，中國的工人階級們艱難維持著城市最基本的運轉，在最前線同包括病毒在內的一切醜惡作鬥爭，也承受著最為沉重的傷害。 無私的抗疫支援 和中共獨裁政權想盡辦法封鎖消息抓捕所謂“造謠者”、地方政府排斥外地人並向民眾鼓動地域歧視、而在防治工作上束手無策相比，中國工人階級則是無私地全力支持疫區人民。在上海美迪康醫用材料公司的口罩廠，來自各行各業的志願者自發地組織起來生產口罩支援湖北疫區，工人們平均每日工作12個小時，一晚生產的口罩超過三萬，無償向疫區輸送。在“快手”上來自全國各地的勞動者們發布的視頻裡，從農民到流水線工人和卡車司機，無私的勞動者們用最樸素的情感向武漢和各個疫情嚴重的地區表示支持，無償捐贈和運送水果、蔬菜等食物和防護服等醫療物資。 在火神山和雷神山的醫院工地，弱電，焊工，暖通，裝飾工等不同工種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工人，每天工作12小時兩班倒，卻有很多被欠薪，“不知道給多少工錢，不給錢就當是志願者了。”中國的工人階級是樸素而無私的自發而無私地團結起來。而中共獨裁政權的宣傳則企圖將工人階級的血汗成果騎劫為民族主義宣傳，在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建造直播上塑造拜物教式的偶像宣傳，鼓動人給叉車、吊車、挖掘機等機器打榜，展示忽視其背後日夜辛勞的千萬工人們。中共獨裁政權永遠不要妄想可以藉此轉移視線，避免工人階級和他們的勞動付出匹配的待遇。 惡劣的衛生條件 中國的工人階級為同疫情作鬥爭作出了巨大的犧牲，而他們無私奉獻之時自己的生活環境和衛生條件則是惡劣至極，這恰恰是病毒迅速傳播的重要原因之一。按中國志願者的調查報告，作為中國最發達城市之一的廣州，僅有1/3的環衛工人口罩完全由單位派發，不但數量嚴重不足，而且規格也不符合防疫要求，近70%的環衛工人每天只能用不到一個口罩，近10%的環衛工沒有佩戴口罩上班，同時防護手套、消毒液等其它防疫設備也嚴重短缺，許多工友表示對此聞所未聞，這毫無疑問使得長期戶外作業的環衛工人曝露於一個極易感染的環境之中。 由於各類商店在疫情下紛紛關門，奔波於一線的快遞員、外賣員們運送醫療物資、餐飯和商品的負擔變得更重，也提高了他們染病的風險。但絕大多數快遞員上崗前沒有經過任何防疫培訓，公司發放的口罩防疫不達標，沒有手套、護目鏡，甚至只給快遞員每天一個一次性的防塵口罩。中國最主要的快遞公司“四通一達”（申通、圓通、中通、百世匯通、韻達）多為承包製。一些承包站點的老闆不但拒絕為快遞員提供防護，甚至任意剋扣工資，韻達快遞的深圳龍華某站點還出現了開出“負工資條”的情況。 2月8日，有網友在微博上反映全家被村幹部拖往湖北天門銳風服裝廠隔離的信息，除了中共官僚的粗暴和草菅人命外，服裝廠的狀況則另一面反映了中國工人究竟工作、生活在一種怎樣的衛生狀態：“……髒亂差，床板發霉，空氣中瀰漫著一股臭味，沒有消毒和打掃過…” 對中國工人階級而言，目前的肺炎只是他們所要面對的死亡威脅的其中一環。中國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320萬：其中自殺死亡者高達28.7萬，約二十萬人死於藥物不良反應，約5,000人死於塵肺病，13萬人死於結核病，每年因裝修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數已達11.1萬人，每年工傷事故死亡約13萬多人……這場瘟疫放大了這些統計數據下工人階級一直在面對的極度惡劣和衛生環境和生存狀態。對工人階級而言，令官僚、資本家和小市民驚懼的疫情正是他們一直在經歷的日常生活。 持續的階級鬥爭 即使面對如此大敵，中共官僚和資產階級仍然“恪守”著剝削者的本色，盤剝勞動者。中共官僚恐於經濟停滯對自身統治秩序的衝擊，默許部分資本家違反早已如廢紙一般的勞動法，提前復工、強迫加班，甚至變本加厲地從工人身上搾取油水。 農曆新年尹始，華為就要求各員工按時2月3日返崗，甚至要求湖北疫區員工提前返回工作地自我隔離，在家辦公，根本不考慮病毒擴散風險。1月28日，由於疫情期間沒有顧客而出租車司機仍然要向公司上交承包費，出租車司機們集體罷工，在客運站門口聚集示威，據一名司機向媒體反映，太原市已有出租車充電站都暫停營業、停止充電（太原市出租車全部都是新能源電動汽車），希望能夠同時為包車司機減免包車費用、停運車輛，不希望為掙回包車的租賃費出車上路，增添得病隱患。 階級鬥爭從來不會因為出現了某種“勞資一致的敵人”而停止，在有限的條件下工人階級仍然能夠聯合起來，並沒有因為中共渲染的“特殊時期”而放棄為自身權利的鬥爭。只要工人階級組織起來鬥爭，中共獨裁政權妄圖藉機進一步擴大資產階級專政的陰謀一定不會得逞。 工人階級是抗擊疫情的主體，也將是推翻中共獨裁政權最主要的力量。武漢有著輝煌的工人階級革命史，早在滿清王朝統治時期的1895年3月，漢陽鐵政局工人就為反對翻譯曾海鞭打工人而爆發罷工，是中國最早的工人運動之一。1923年2月7日，京漢鐵路工人為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二七大罷工，使京漢鐵路癱瘓，如今武漢市中心的二七廣場上仍然矗立著紀念這場大罷工的27米高的紀念碑，俯視著這座英雄的工人階級上百年來持續鬥爭過的城市。 中國的工人階級絕不甘心為中共獨裁政權做牛做馬，在這場瘟疫中工人階級的無私、聯合與鬥爭完全令中共無顏，中共獨裁政權除了鎮壓和封鎖之外似乎一切政權職能都喪失得一乾二淨，曾經吹捧著引以為傲的群眾動員和基層治理也只不過是個笑話而已。 社會主義革命 社會主義者向抗疫中的工人階級致敬！我們要求工人組織獨立民主工會權利，反對強迫復工，要求政府提供充足抗疫。我們反對無薪假和裁員，要求在家工作的和彈性上班時間的權利。我們要求給予工人（尤其是醫護人員）充足的防護裝備，需要建立全面公共的防疫用品生產線，由工人民主監督，大量增產口罩、手套和消毒液等防疫用品，同時禁止任何抗疫用品的囤積和炒賣。由於中共禁止工人組織獨立工會，工人階級的鬥爭在最初階段已經要挑戰獨裁政權。 只有建立真正由工人階級民主控制和管理的公有制計劃經濟，才能克服這類事件中的層層瞞報和官僚主義。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保衛工人階級的生命健康權，才能防止此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擴大成人為的災難。 中國：夾縫中的醫患關係——北京民航總醫院殺醫事件 2019年12月24日，北京市朝陽區民航總醫院發生一起殺害醫生事件。患者家屬孫文斌持刀將醫生楊文割喉殺死。我們對遇害的楊文醫生表示哀悼。 進入2010年代後，中國的襲醫事件頻發，並且屢次成為社會討論的熱點。此次事件發生後，多個醫院開始實施安檢，甚至得到佩槍保衛，但是這些真的能夠阻止襲醫事件繼續發生嗎？ 現代中國的醫療體系起源自計劃經濟時代。計劃體制下，醫療衛生體系定位明確，在醫療服務、預防保健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國的醫療體制改革始於90年代。作為市場化改革的一部分，醫院從一個單純提供服務的公共機構，變成了一種既要提供社會服務，又要追求利潤的“事業單位”。 撥款不足 醫院無法得到國家全額的撥款，並且在一定程度上自負盈虧。這讓醫院不得不設法搜刮病人的錢包。藥品行業更是被完全市場化，造成藥價大幅上漲。政府曾經試圖限制一些藥物的價格，但是製藥企業因為利潤太低而不願生產，反而造成一些藥品的稀缺。為了利潤，製藥企業紛紛派出“醫藥代表”賄賂醫生：如果醫生開出自己企業生產的藥品，就可以從中獲得回扣。一些腐敗醫生為了獲得回扣，也樂於給病人開一些昂貴的藥品。這讓病人對開藥給自己的醫生產生不信任。 在上述情況下，雖然病人可能需要花很多錢，但至少能夠享受到真實有效的醫療服務。但是在開放私立醫院後，中國出現一批“莆田系”醫院（因其老闆主要來自福建莆田而得名。莆田系掌握著中國大陸80%的民營醫療份額）。這些醫院完全以盈利為目的，利用普通人醫學知識的缺乏，依靠虛假廣告招攬顧客，聲稱自己擁有先進醫療技術，收取高昂的費用，但是不會提供任何真正有效的治療，反而耽誤了患者的病情。2016年，大學生魏則西因相信莆田系醫院的虛假廣告而耽誤治療，在付出超過20萬元的醫藥費後最終病亡。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力支持中醫藥，一批療效可疑且不良反應尚不明確的藥品出現在市場上。中藥的審核非常寬鬆，不需要嚴格的驗證即可進入市場。中藥作為一種傳統經驗醫藥，一些經過歷史長期檢驗的藥方確實有效，但是許多現代中藥企業“發明”的中藥常常是無效甚至有害的。這些醫院和藥商與政府相勾結，逃避監管和處罰。2017年，醫生譚秦東發文質疑中藥鴻茅藥酒，被該藥商直接指揮警察跨省抓捕。這些都讓病人對於自己所接受醫療的真實性產生懷疑。 在本次殺醫事件中，兇手指責醫生給其母親注射的“醒腦靜”導致其母親的健康惡化。“醒腦靜”是一種中藥注射液：一種現代發明的中藥形式，即將原本口服外敷的中藥注射入人體血管。中藥注射液存在大量不良反應報告。在2017年中藥嚴重不良反應事件報告中，中藥注射液占了84.1%。 “醒腦靜” 2019年7月，“醒腦靜”被國家衛健委列為重點監控對象。“醒腦靜”的銷售同樣存在賄賂和回扣。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以“醒腦靜”和“回扣”為關鍵詞搜索，可以找到17件醫藥代表以回扣賄賂醫生開“醒腦靜”的案件。 在中國，不同於普通學科的四年，醫學類專業的本科教育是五年制，之後還要再進行三年的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從2020年開始，還要再加上2-4年的專科醫師規範化培訓。考慮到許多醫生職務還有博士學位的要求，這就使得培養一個醫生的時間長達11-14年之久。而在這十數年的時間裡，這些准醫生們不僅沒有薪水或只有很少的薪水，還要交大筆的學費和培訓費，然後才能成為一個基層普通醫生。 中國的醫患比例極不平衡，2007-2013中國年每萬人只有14.9名醫生，僅略好於世界平均的13.9名，在世界上排名第83名。醫生每天需要診療大量的病患，導致醫生過勞的情況非常普遍。2017年的每個月都有醫生猝死，2019年有報道的醫生猝死事件有16起。 這還是在醫生已經縮短了診治時間的情況下。59.7% 的醫生每半日需要看超過30例患者，平均每位患者就診時間不足8分鐘。這導致了診療質量差、醫患溝通不暢、病人滿意度低，尤其是在病人經常需要花數小時甚至數十小時排隊的情況下。 由於市場化的醫療是被作為一種商品出售的，因此在部分病人和家屬的意識里，他們花大價錢購買的不僅是治療，而且是治癒，而如果遇到醫生無法治癒病患的情況，就如同買到了假貨或是遇到了騙子。再加上上述的對醫生的不信任、對治療真實性的懷疑、對診療時間短的不滿，還有醫治無效的絕望，匯集起來就轉化成了對醫生的憤怒，其極端者就以襲醫事件的形式爆發出來了。 醫院安檢和佩槍保衛不能從根本上讓襲醫事件不再發生。中國政府想要以市場化解決醫療問題，公共醫療開支非常低。2016年財政公共醫療開支約1.3萬億元，占GDP的1.6%，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醫患矛盾的背後 中國個人醫療支出占總醫療負擔的比例約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而政府公共醫療支出占總負擔的比例約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從2011到2014年的增長趨勢來看，政府支出占醫療總支出不但沒有增加，反而降低了。如今中國政府準備繼續推進醫療體制市場化改革，這只會增加患者的經濟負擔、加劇醫生的過勞，讓醫患關係變得更為惡劣。 要想讓襲醫事件不再發生，就必須廢除這個謀財害命的市場化醫療體制，關閉莆田系假醫院，重建非盈利的公共醫療系統，由醫護人員和病人代表民主監督，大幅增加醫療資源和人手，實現全民免費醫療。全面公有化製藥企業，停止生產無效和有害藥品，恢復生產廉價有效的藥品。實行全民免費教育，培育足夠的醫生，讓每個病人都能得到優質充分的醫療服務。而這些只有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才可以實現。 中國：當局12月大舉搜捕律師和異見人士 去年12月26日開始，全國各地陸續有多名維權公民和維權律師被捕。 包括律師丁家喜，黃志強等，公民戴振亞，李英等。其中有的人是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被逮捕，有的人沒有被給出具體罪名。 多名被捕律師曾經處理過“政治敏感”案件，有些人還是一些“公民團體”的成員。 人們也猜測這次拘捕和所謂的“廈門會議”有關，這是一次非公開的私人聚會，據稱，這些被捕人士都曾經在廈門市一起吃飯聚會，並議論時政。 但當局隨後把這次聚會定性為“煽動和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許多即使沒有參與這次聚會的有關人士也被傳喚。 有人認為這是2015年“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的重演，當時當局共抓捕了200多名律師和其他維權人士。 捍衛民主權利 這次事件中有一些人已經不是第一次被捕了，例如丁家喜，曾因為主張官員財產公示和進城農民工子女教育平權，而被定罪“擾亂公共秩序”，判刑三年半。 而審訊程序往往不透明，刑訊逼供時有發生。當局在進行公民教育時經常提到“拿起法律的武器捍衛自己”。事實上，法律從來不是人民和勞動者的武器，而是獨裁政權和資本家的統治工具。 我們社會主義者在此要求，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律師和政治犯，並停止對他們的監視。我們並同時要求落實全面的民主權利，包括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獨立工會權利等，因為這些權利對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捍衛自身權利（包括民主權利）極其重要。 社會主義者捍衛被迫害的律師的言論自由，即使我們不認同他們爭取民主變革的路線。只靠自由派分子，與中共談判推動所謂的制度內改革，永遠沒有辦法獲得實質性的進展，特別是在現在的中國。要真正落實民主權利，則需要通過工人階級獨立組織的群眾鬥爭，建立一個由工人階級民主監督的社會主義政府。 中國：吳花燕之死——精準扶貧能消滅貧困嗎？ 2019年11月1日，貴州大學生吳花燕因極度貧困和飢餓導致的營養不良而住院，引發社會關注。2020年1月13日，吳花燕因病情加重，搶救無效而不幸逝世，年僅24歲，身高僅1.35米，體重21.5公斤。 “精準扶貧”是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個概念，隨後成為一項重要國家政策。無疑，吳花燕並不是被扶貧的對象。相反，她是扶貧工作的志願者：儘管家中貧困且身體欠佳，吳花燕在大學期間仍積極參加各種公益活動，為山區孩子支教。去年8月，吳花燕成為松桃縣的“春暉使者”。這一稱號由貴州省專門被授予在扶貧行動中表現突出的個人。 中國對於貧困人口最重要的認定就是貨幣收入。中國官方的貧困標準是年收入低於2300元，也就是月收入不到200元。現代人很難想像如此低的收入如何生存，乃是因為這些貧困人口並非“現代人”。 中國的貧困人口往往是偏遠山村的農民，過著自給自足的小農生活。他們的生活方式在經濟層面上與2000年前的農民並無本質上的不同——靠種植糧食自己養活自己。他們獲取貨幣收入的唯一方式就是到市場上出售糧食，但是在農藥、化肥、機械加持下的現代農業生產出的糧食價格極為低廉，這使得他們靠出售糧食只能賺到很少的錢，成為貧困人口，是接受扶貧的對象。 精準扶貧之所以“精準”，是與以往的“粗放”相對應，不再單純發錢。精準扶貧的主要措施有兩條：不再種植糧食作物，改種經濟作物。擴大職業教育，培養產業工人。 這些措施的核心是要讓貧困人口脫離小農經濟，參與到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去，以提高貨幣收入。一部分農民繼續作為小生產者，只不過其生產更為市場化；而另一部分則成為了無產的勞動者，這也是絕大部分農民的命運。伴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工業化，已經有無數小農進城打工成為無產者；如今，隨著“脫貧攻堅戰”進入尾聲，在中國有兩千多歷史的小農階層終於迎來了他們的終結，加入了無產階級勞動大軍。 貧困人口脫貧了，貧困就真的被消滅了嗎？吳花燕告訴我們，沒有。她從貧困農民家庭考入職業學院，正在“自我扶貧”的路上，在大學裡還有兩份兼職，每個月能賺600元，是國家貧困標準的三倍。她為了省錢，在高中期間忍飢挨餓，埋下病根；她為了省錢，拒絕去醫院看病，最終耽誤病情導致她的死亡。吳花燕準備接受的手術費用高達20萬元，醫療賬單就是她的死刑判決書。 假如吳花燕沒有生病，她會順利畢業成為一名會計。她會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二點才下班，周末工作也是常態。她可能每天要經手數百萬的錢款，她永遠也無法擁有這麼多財富，儘管這財富的一部分也是由她創造；她的收入會遠小於此，而且大部分都會被用來支付一間狹小的合租屋的租金。或許某一天，她還會為了買一部新手機，點下分期付款的按鈕。 是的，脫離貧困的人離開了農田，走進了工廠和店舖；搬出了農村土坯房，進入了城市水泥房；脫下了手工織衣，換上了化纖服裝。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再貧困。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成為工人的他們，工作時間是以前的千倍，獲得的財富卻只有以前的十幾倍，多出來的部分都進入了資本家的口袋。在一年的工作之後，他們只能積累一點點微薄的積蓄，甚至還可能有負債，然後他們會乘坐全世界最先進的高速鐵路系統返回家鄉，過完年再回到城市。城市的工廠里、商店裡、寫字樓里，無處不是這樣的貧困人口。他們享受著現代科技的一切便利，但是只需一場大病，一次生產事故，一場經濟危機，他們就會立刻被拋棄，無人問津，死去。 精準扶貧沒有消滅貧困，它只是把古老的、髒亂無序的貧困變成了現代的、光鮮亮麗的貧困。統治階級不會幫助工人脫離貧困，他們的統治帶來更多的貧困。資本主義不是貧困的解決方案，資本主義是貧困的成因。 真正實現脫離貧困不需指望統治階級來“扶”，也不能相信“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資本主義成功學雞湯，工人們要做的只是拿回本應屬於自己的東西。只有沒收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將其納入公有制民主管理，終止剝削，才可以真正消滅貧困。 中國：“煤改氣”使窮人當災 治理空污要對抗資本獨裁 大氣污染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尤其是在當今的“世界工廠”中國，大氣污染的問題尤為突出。不少中國居民深受霧霾及許多因空氣污染而導致的問題困擾。 為減少空氣污染，中國政府採取了措施，例如中國華北地區近年強推煤改氣、煤改電，禁止冬季燃煤取暖。但因為天然氣、電費過高，一些民眾仍偷偷燒煤。當地居民稱，以往整個供暖季燒煤大概花費人民幣2000多元，但改用天然氣需要花費4000多元，燒天然氣的價格是燒煤的兩倍。這筆費用對於貧困的農村地方，是筆不小的開支。 許多微博網民批評當局，在天然氣供應未穩定下就強推“煤改氣”，受害的是百姓，又認為寒冬無暖氣的影響，比“強拆強遷低端人口”影響更大。因為中國政府強制推廣煤改氣的行為，使得華北部分地區的人民，在冬天只有零下18度時仍然無法取暖，對其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而中國政府不顧現實情況，強行推行令群眾無法接受的命令，也使得中國的官民衝突升高。據《新京報》報道，在中國的產煤大省山西省，被官方劃定為禁煤區的臨汾市洪洞縣大槐樹鎮的南營村，早在3年前，當局已強迫村民使用天然氣取代煤炭。但由於天然氣成本高，村民燒煤炭的情況一直存在。今年12月中旬，南營村村委會對村民家中的爐台強制統一封禁，用水泥堵住爐膛、將村民家中的煤炭沒收。這一舉措導致了當地的民怨沸騰。 不僅如此，強推“煤改氣”還產生了極大的安全隱患，並造成了一些安全事故。據河北長城網消息，2020年1月2日早7點45分左右，河北石家莊新樂市彭家莊回族鄉小宅村一民居發生爆炸，造成兩人死亡。不少網民將矛頭對準了華北地區的“煤改氣”工程，認為事故可能是天然氣爆炸。各地政府為追求政績，強推“煤改氣”留下許多安全隱患。有網民說，其家鄉去年被政府要求全部由燒煤換成天然氣，卻沒有對村民進行相關安全知識培訓，隱患巨大；有地方天然氣管道均為外置，布滿村屋牆壁，十分危險。 虛偽的戲碼 中共當局強推各種不合理的所謂治理空氣污染的擾民政策，事實上不僅沒有真正對治理空氣污染有太大的作用，反而是擾亂民眾的正常生活，生出對當局政策的不滿。而空氣污染真正的排放源：大型企業和國有企業開設的高污染工廠，中共當局卻不願也不敢大刀闊斧地進行整改及關停，可見中共所謂的治理污染不過是一場虛偽的戲碼，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效果（甚至會有反效果）。 而中共不願對大型企業進行整改的原因，是因為中共的利益決定了它的立場，由於中共本身需要依賴這些大型企業的依託來鞏固其官僚資本主義性質的獨裁政權，它無法對這些企業下手。而出於外部輿論的壓力及維護統治穩定的需求，它也必須作出一些行動來表明它“正在對污染進行治理”，於是便出現了這樣不痛不癢的“治理”以及用行政命令強推而造成的鬧劇。 社會主義者支持改用潔淨能源發電，但必須由大幅公共投資真正能人人使用的潔淨能源網絡，並將能源企業交給工人和居民民主監督。應該向資本家徵收累進電費和抽重稅，承擔綠能的開發成本。這樣才能確保人人可負擔的電價。面對資本家對綠能的抵制時，需要將這些污染的企業民主公有化。燃煤電廠工作的工人應得到充足的培訓，在改善待遇和職安健的前題下轉到綠能發電企業工作。由於燃煤發電的企業與中共獨裁政權的利益關繫緊密，在中共統治下幾乎不可能大幅轉用綠能。因此，真正的環保鬥爭是向獨裁資本主義作出鬥爭。 中國：放寬外國人居留下的種族、性別和階級歧視 2月27日，中國公布了新的《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草案，放寬了對外國人永久居留中國的限制。根據新的條例，在中國長期工作的外國人也可以申請永久居留，且下調了以前對“傑出”人才和投資發放永久居留資格的標準。新條例草案一經公布，就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引起極大的反對聲浪。 外國人（主要是白人）在中國常常能享受超國民待遇。中國政府及官僚體制是階級歧視的，外國人往往因為財富、學歷、工作崗位等等上的優勢，使得他們能夠在中國獲得比普通中國人更優質的政府服務。“外國人丟失財物，警察連夜追回”之類的新聞經常見諸報道，而相比之下，警察卻經常對普通中國人丟失財物的案件敷衍了事，甚至因此催生了“外國人代報案”行業。隨著中國近年來積極擴展其國際影響力，大量招收留學生的計劃也隨之推行。外國留學生可以很輕易地進入絕大多數中國人都無法進入的重點大學，而且還能享受到高額補助金、獨立宿舍等等優待。 中華民族主義的反彈 外國人享有的這些特權不僅引起民眾不滿，而且與中國長期的民族主義宣傳產生矛盾。這可以見到中共的民族主義是多麼虛偽的，它想欺騙群眾所服務的是全中華民族，實際上它所服務的是中國和外國的資產階級。同時也可以見到，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自製麻煩 ，反而引起民眾對自己政策的反彈。 在中國的對內宣傳中，中國被塑造成“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近年來，在宣傳中國革命的成果時，“趕走了外國人”成為宣傳的重點，目的是將本國政府製造的社會矛盾轉移視線。部分群眾受到民族主義的煽動，他們想把社會問題歸咎在種族問題上，認為對抗外國和外國人是解決社問題的良方。事實上壓迫中國工人階級的群眾，除了是外國的有錢人外，還有本國的富豪和獨裁政權。社會主義者反對民族主義，因為這只會分化工人階級團結鬥爭的力量。 甚至白人男性因為掌握世界的文化話語權，使得白人男性比起亞洲男性對於亞洲女性擁有性魅力上的優勢，都成為了網上的重要話題。而中國官方也在把中國女性作為吸引外國人的性資源，籍以吸納外來資金。2019年，山東大學給每個外國留學生配三個女大學生作為“學伴”的制度引起爭議。本次又有發改委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被發現發表過“鼓勵女大學生和留學生聯姻”的言論，被民眾斥為賣國賊。 社會主義者反對政府對外國人給予特權，我們亦反對一切的階級歧視。但由於欠缺一個具清晰階級團結綱領的群眾鬥爭，部分反對該條例的人卻用中華民族主義和父權主義來反對該條例，往往是仇視白人以及針對中國女性。在山東大學學伴制度爭議事件中，批評者比起批評大學官僚，更喜歡對山東大學的女生進行蕩婦羞辱。與白人男性交往的中國女性也常常被冠上“Easy Girl”的污名，她們與黑人交往的話則受到更大壓力。黑人在中國並沒有特權性優勢。但是與白人交往在民族主義者眼中只是“崇洋媚外”，而與更“低等”的黑人交往就讓人無法接受了。民族主義者往往同時都是父權主義者，反之亦然，因為這兩種反動的思想都是源於資本主義制度里。 條例草案公布幾天之後，在網絡上發起了一場“中國男孩保護中國女孩”的運動，在網絡上發布視頻，聲稱要保護中國女孩免受外國人（尤其是黑人）的侵犯，實則是要求中國女性表態只和中國男性交往。他們將女性視為一種民族財產，只能供給本民族的男性，絕對不容外人染指。許多與外國人（尤其是黑人）交往的女性的社交媒體帳號遭到騷擾，留言中充斥種族歧視與仇恨言論。 社會主義者支持遷移自由，不僅包括符合條件的外國人可以在中國永久居留的自由，也包括中國人和世界上所有人能夠遷移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居住的自由。但我們反對政府部門和社會體制對任何種族的歧視或特權，包使用公共服務、入學和就職機會等。只有由工人階級組織及監督的民主政府，才有可能消滅階級和種族上的不平等。 社會主義者反對父權體制，反對將女性視作男性的附屬物，不僅包括民族主義者將女性視為民族財產，也包括當權者把女性當作吸引外國人才的性資源。只有消滅男女之間經濟地位的差異，包括同工同酬、男女平等就學就業、以公共服務解除女性的家務負擔，才有可能消滅對女性的歧視。 要做到這些，需要國際主義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女權運動。各國的勞動者應當團結鬥爭，廢除用來分裂我們的國界和資本主義的全球剝削體制，建立人人平等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 湖北多起抗議 顯現“大國戰疫”陰暗面 在3月，作為疫情爆發點的湖北發生多起抗議，說明現實與中共官方“正能量”宣傳有著極大落差。5日，於武漢開元公館小區，在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視察時，被困在家中40多天的居民隔窗吶喊“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居民如此高呼，緣於電視播報中“供應充足，物價穩定”的情景只是形式主義下的作假，現實中該社區訂回來的肉是50元1斤，相當於電視報導的價格的5倍。另有社區出現垃圾車、救護車、環衛車運送食品的狀況，儘管聲稱車輛已消毒，此舉仍遭廣大網民聲討。 壟斷物資 牟取暴利 由1月23日開始並計劃於4月8日取消的封城期間，食品價格暴漲、品質無法保證，反映中共政權利用災難，壟斷物資、提高生活必需品價格，將官員和商人的暴利置於滿足人民需求之上。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絕不會容許這種事情發生，因為工人階級會通過民主委員會控制每個社區、學校和職場，而不是由今天為專制官僚和資本財團服務的黨機器統治。 因應官方數據顯示湖北省“0新增病例”，湖北武漢以外其他城市於25日解封，但持綠色健康碼的湖北居民到外省市仍然受阻。27日，江西九江交警在鄂贛兩省交界處設卡阻攔湖北車輛進入江西，與湖北黃岡市黃梅縣警察首先發生衝突，並率先派出特警增援本省力量。隨著湖北民眾的不斷加入，大規模騷亂爆發。不滿仍遭歧視的湖北人在長江大橋與江西警方激烈對峙，把多輛特警車和警車推翻在地，並衝破警方封鎖線，走到九江大橋派出所前，要求江西警方道歉。影片在新浪微博上迅速被刪除。 為了獲得每人10萬元獎金、響應中央政府復工復產號召，各地官員一直瞞報疫情。而地方政府對真實情況心裡有數，生怕自己所管轄的地區出現無法隱瞞的大爆發。因此，即使湖北疫情風險等級降低，各地仍然如《人民日報》評論所言“處處提防和限制湖北人員”——首都北京管控收緊、禁止目前在湖北出差和探親的人員返京亦表明這一點。顯然，這種“地域主義”表現與中央政府和官媒的宣傳相牴觸，同時也讓更多群眾懷疑官方報導的真實性。 無論訴求管制生活必需品價格，還是疫情信息公開透明，都將挑戰權力不斷集中於中央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體制。中國各地工人群眾需要建立共同的組織，尤其是民主的獨立工會，以克服“地域主義”，聯合起來推翻中共獨裁政權，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勞動者民主控制經濟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 武漢：為期76天的封城結束 4月8日，在1100萬人口的武漢，為期76天的封城結束。在湖北省其他地方，封城也於兩周前結束。在新冠病毒於中國爆發的高峰期，約7.6億人（約一半中國人口）處於某種形式的封鎖之下。 中國官媒和宣傳機器讚揚了武漢人民，尤其讚揚了一線醫護人員的英雄主義精神，但這是為了民族主義宣傳而描繪“全體中國人民”抗擊疫情的“團結”努力。 這種宣傳旨在強化習近平獨裁統治和中共政權的權威，並轉移人們的視線，避免關注習近平在1月的多次失誤——無視並積極打壓來自醫生的通報，並審查對在武漢傳播的新型“類似SARS”的疾病的討論。官方對疫情的掩蓋舉動包括1月18日允許在武漢的百步亭社區舉行、4萬餘家庭參加、以民族主義親中共為主題的宴會。這場宴會距中國官方宣布全國緊急狀態只有2天，距對湖北實施封城則只有5天。百步亭社區後來成為武漢市感染率最高的地區之一，因此被劃為“發熱門棟”。 發生在武漢和湖北的真實情況並沒有出現在中共的正能量宣傳中。這些情況包括民眾的巨大苦難、基本醫療用品的嚴重短缺、操弄過的的統計數字（以低估感染和死亡人數）以及私營企業與地方政府機構利用食品和醫療物資牟取暴利。官方數據顯示，武漢有2535人死於新冠肺炎，但香港和海外的獨立專家認為實際數字可能會比官方數字高出十倍。 絕望 “這次武漢人受到的傷害當然很大。不談死者，在求醫階段呼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時的慘狀，那時的絕望感我相信是非常深的。死者已逝，但其親人尚在，他們都共同經歷過那種慘烈的時刻。”在武漢封城期間待了76天的作家方方如是寫道。 官方也不實宣傳，描述其封城為一種基於臨床需要、極為有效的作法。1月23日時的最初措施僅涉及進出武漢，存在嚴重混淆，缺乏來自官方的明確信息。直到2月2日宣布更加集中的檢疫措施後，武漢市政府才對包括疑似病例在內的市內流動人員加以限制。這些措施在2月8日得到進一步加強。在隨後極其嚴格的封城期間，粗暴的做法時有出現，例如在某些情況下，將住宅大樓的入口和門用障礙物堵上，甚至焊接封死，或在一些道路挖洞，使道路不通。 財新網是一個財經網站，由於不為群眾所閱覽，中共的對該網站的審查也比較寬鬆。該網站形容武漢封城是“殘酷的自然選擇”。財新在武漢的記者採訪了衛生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這些工作人員的任務是篩檢和區分需要住院或回家的患者。 1月27日，在寶豐社區一家衛生服務中心的採訪中，他們發現：“有60名工作人員的診所只有一套防護服和少量的一次性口罩。該診所的醫生楊慶紅說，他看了100名病人，其中30多位發燒患者，2例重症患者。” 3000多名醫護人員感染 中國其他地區的數千名醫療專業人員被調進武漢。中國宣傳機器再次盡其所能利用這些醫護的英勇工作，以讚頌專制政府的“優勢”。在醫護人員加入支援的浪潮中，來自廣東的兩名護士於2月24日投書英國《柳葉刀（香港：刺針，台灣：刺胳針）》期刊，吁國際援助。 他們寫道：“武漢這兒的條件和環境，比我們原本能想像的更為艱難嚴重。”幾天后，在政府壓力下，他們撤回了這篇投書。 物資嚴重短缺、醫護長時間工作且精疲力盡、僅在武漢就有超過3000名醫護人員感染新冠肺炎的情況，之前在武漢和湖北的醫院發生，之後在意大利（台灣：義大利）、西班牙、英國和美國重演。預警的時間更長，而這些政府沒有為之做好準備，因此簡直是在犯罪。但是，中國的網路審查員已經加班加點，清除所有關於中國的負面消息，並以其“勝利”作為典範。 包括2月7日死於新冠肺炎的李文亮在內的多名醫生，試圖在2019年12月下旬發出警告，但遭逮捕並被噤聲。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於4月1日失蹤，據信在接受澳洲媒體採訪後，國家安全部門將她“被消失”。艾芬是最早在去年12月試圖向她的同事警告新冠病毒的吹哨人之一。如果這些警告得到重視，有關措施得以進行，武漢、中國乃至整個世界就可以避免當今大流行病的災難性蔓延。 新冠肺炎：中共抗疫的兩本帳簿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整整一季後開始平伏，然而，由於中共政權的誠信經過03年SARS與今次的新冠肺炎後已完全破產。疫情的實際情況廣受質疑。 按照中共官方的數據，自三月十八日起，全國基本已無大規模感染的情況，每日一般僅有數十宗外部輸入病例和寥寥數宗零星個案。但令國內外民眾起疑的，在於中國的防疫政策根本不似如此輕微。中國病例的數字是自三月十日習近平到武漢“巡視”後隨即直線下降，而到了三月十八日，《人民日報》轉發《湖北日報》報道稱，除離開湖北和武漢的防疫關卡外，湖北省內的防疫關卡可全部撤除，但不久之後《人民日報》與《湖北日報》網站的鏈接均失效，相關防疫關卡仍未撤除。 此外，中國解除防疫禁令的政策多次左搖右擺亦加深了對疫情實況的懷疑，三月二十日開始，中國國內少部分的電影院本被允許開始陸續恢復營業，但僅一星期後，二十七日晚間國家電影局突然又下達通知勒令立即停業，復業日子再作通知，當中並無解釋原因。而在四川，早前被勒令停業的卡拉OK和網吧等於三月二十五日起可以復工，而在三日後，又再一次被下令停業。如此不透明地推行突兀粗暴的政策反覆不禁令人質疑背後的原因，是否疫情根本不如官方所言般樂觀。 而即便是中共官方三月早前也曖昧地表示，“無症狀感染者”並不會列入確診人數的統計中，同時亦無公布相關數字，這同樣又是一個令人費解的政策反覆。一月二十八日衛健委的防疫方案中表明，無症狀感染者會被視為確診病例並納入管理，但在二月七日的防疫方案中卻把無症狀感染者從確診案例中剔除。三月二十三日《南華早報》獲得的中國內部檔，當中表明中國在二月底前至少發現四萬三千多人屬無症狀感染者，而根據中國官方數字，當時全國十二萬三千多名確診病例，換言之所占的比例約為1/3。由於外國政府和媒體質疑中國數字造假，衛健委在壓力下四月一日起再次公布無症狀感染者的數字，但稱僅為1541人。 政治性清零 同時，國內亦有消息流出指，某些地區的醫院早已不為病人做病毒核酸檢測，亦不上報有呼吸系統病徵的病例，所有呼吸系統病人一律當作新冠肺炎病人治療，但不納入為新確診數字，以此達到所謂病例“政治性清零”。對比近期香港每日近百宗新增病例，十多宗本地感染個案，中國官方公布的數字比香港還要少簡直令人匪夷所思。 更諷刺的是，似乎中國自己的官僚系統都對衛健委的數字投下了不信任票。湖北省作為重災區和爆發點，當地的民眾在國內遭到了最嚴重的歧視和不公待遇。三月底，上海的工廠企業派大巴到湖北接員工回廠區復工，卻被拒進入上海，被原車驅逐回湖北。而北京作為“天子腳下”的城市，更是幾乎被封鎖得滴水不漏，雖然對外交通“理論上”仍然存在，但對入城的民眾盤查極為緊張，嚴格隔離，且禁止明明早已“多日零感染”的湖北省民眾進入。 北京嚴加保安可能與當局希望當城市復恢“安全”就可以讓統治者再次召開拖延多時的兩會。兩會對習近平宣傳抗疫“勝利”的輿論相當重要，以洗掉政權當初如何處理失當，讓疫症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的災難。 可見，種種跡象表明，中共在現時的疫情數字上存在著“兩本帳簿”。雖然現階段對新冠病毒的科研尚算不足，但其傳播度顯然極高，對公共醫療系統造成嚴峻的挑戰。加上世衛警告病毒可以“長期潛藏在人類之中”以及中共數字造假的傳統，已經足以告訴我們中共正在掩蓋疫情真相。甚至中共政權的信用破產使得自身的基層官僚機器都不信任中共的數字。我們不相信其他各國抗疫失敗的資本主義政府，也不可以相信中共會成功抗疫，更不會戰勝疫症帶來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教育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敗和不民主之處，而為了保護人類並為爭取未來改善經濟，新工人組織是必需要建立起來。 肺炎與資本主義：雙重陰影下的中國醫療 “在武漢……只是一旦家裡出現病人，就會一片糟亂。到底是傳染病！而且醫院資源只有那麼多。市民其實也知道，就是醫生自己的家屬生病，如若不是重症，也住不進醫院。……要去面對一些殘酷：掙扎、死亡以及各種不準的指令。我也覺得非常無奈。”這是武漢作家方方寫的武漢封城日記的片段，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今年較早時疫情下的武漢醫療的狀況。日記發表後方方卻因為“較為負面，不傳達正能量”，被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粉紅”群體所大肆攻擊。（方方的日記里寫到的狀況與很多獨立的報道類似，而與官方宣傳則截然相反。雖然中國勞工論壇不認同她的政治立場，但不認為她的描述是虛構的。） 在1月底武漢宣布封城之後，武漢乃至湖北的醫療資源瞬間告急，隨著新冠患者人數增加，湖北醫護人員超負荷工作，並嚴重缺乏個人防護設備，包括口罩、護目鏡和防護服。 由於防護設備嚴重短缺，武漢醫護人員們甚至重複使用一次性口罩，用垃圾袋自製防護服，這讓醫務人員面臨著被感染的巨大風險和心裡的巨大壓力。福建醫科大學、長安大學等的團隊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的研究論文顯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0年4月3日，中國共有23名衛生保健專業人員死於新冠肺炎。由於人們的恐慌所導致物資大量囤積，中國其他地方的醫療物資也處於短缺狀態。網購平台上的廉價醫用外科口罩基本告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一些人卻趁此大發國難財，兩個N95口罩就賣到了上百元，這更讓疫情期間停工而失去收入的工人階級雪上加霜。 官僚控制下的醫療體系 武漢醫療困境以及今日世界性的災難的起因就要追溯到今年年初中共對於疫情消息的封鎖。認為“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共政府害怕任何的“不穩定”因素。 疫情最初，李文亮醫生於2019年12月30日在自己微信與同行交流，首先向外界披露疫情，後來被稱為疫情的“吹哨人”。他1月3日卻轄區派出所因其“在互聯網上發布不實言論”提出警示和訓誡。 疫情早期，在已經有明顯人傳人的證據的情況之下，第一批來武漢專家組中的王廣發卻告訴公眾：“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結果在1月16日自己被確診肺炎的信息給了做出輕率結論的他一記耳光。 2月1號出現在武漢紅十字會的一輛為領導提取口罩的公務車輛再度引發網民憤怒，接著又爆出了紅十字會的更多醜聞。處於抗議第一線的協和醫院只領到3000隻口罩，而武漢一家莆田系醫院卻領到了1.5萬個n95口罩。募捐款項和物質的使用效率也引發質疑。據‘新京報’報道，一方面醫院口罩緊缺，另一方面大量物資堆放在武漢紅十字會的倉庫里，導致大量捐贈款物不能及時得到使用，而各個醫院又不得不各自求援。 有些人認為這只是武漢的個例，其實武漢的亂像是中國官僚體系的一面鏡子。官僚控制下的醫療體系缺乏透明度，對這場全球性的災難難辭其咎。醫療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更是模糊了醫院治病救人的初衷。 截止4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數接近300萬，在中國疫情得到初步控制的同時，在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大規模流行。但我們不能因此得出中國醫療體制優越這種結論。中國始於上世紀90年代的醫療體制市場化改革是仿效西方的，中西方醫療體系實為大同小異。而這次蔓延全球的災難更是給市場化醫療體制敲響了喪鐘。 為了度過這場危機和迎接更好的未來，社會主義者認為醫療部門需要廢除官僚資本控制，實現民主公有化；寄生在醫療系統上牟取暴利的藥劑行業也應民主公有化。防疫工作需要在工人民主的監督下實現公開透明；。並提高完善高風險下的勞動者的待遇和勞動保障。新冠肺炎疫症將會說服更多人要為社會主義新社會而戰鬥。 中國：新冠肺炎讓習近平變強還是變弱了？ 6月15日，國家統計局取消了在北京舉行的新聞發布會。這是由於5月份的經濟數據表明，在第一季度的驚人衰退之後，中國經濟繼續保持“恢復勢頭”。 北京新一波的新冠肺炎感染導致此次新聞發布會取消，以及當局大幅更改全面重新解封這座城市的計劃。在上周才重新開放的學校再次關閉，從北京的兩個機場起飛的航班中有40％被取消。爆發中心附近的9萬多居民被嚴密封鎖，由武警把守這些地區。 過去一周的新一波感染，確診病例達200，並且與北京最大的食品批發市場新發地有關。這是個晴天霹靂，畢竟北京之前已經連續55天沒有新增病例。對於習近平來說，作了數個月的中國取得抗擊疫情的“勝利”的宣傳之後，在中共政權的心臟卻發生這種情況，真是既受到驚嚇又感到難堪。 這一疫情反彈凸顯了一個更大的全球性問題：在新冠肺炎疫症大流行中，很多事情仍是未知的和不可預測的；而各國政府急於重新啟動盈利的經濟活動，卻在公共衛生方面走捷徑。世界衛生組織警告說，第二波大流行是“一個非常現實的風險”。 前所未有的危機 疫症大流行和由此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正在給整個世界帶來根本和歷史性的變化。包括中國的國家引導威權資本主義在內的整個全球資本主義都未能通過這一考驗，現在人類正面臨一段經濟蕭條、創紀錄的失業率和國際關係急劇惡化的時期。 習近平政權試圖使自己免受大規模的全球性打擊，因為敵對的資本主義政府（尤其是美國的特朗普）試圖將全部責任歸咎於中國的公衛和經濟危機，當然同時他們也避開了自己的罪行。最重要的是，中共關心的是國內輿論，程度更甚於關心其國際聲譽。國際媒體的有利報導，或外國政府稱讚自己的消息，對中共的主要意義只是在於向中國人民表明自己贏得尊敬。在中國的失業率飆升、經濟形勢與過去40年來的任何時候相比都更加糟糕之時，習近平政權迫切希望有“正能量消息”，同時加強對來自任何一方的異見的打壓。 三月，中共為了改善國際形象，進行了“口罩外交”，在全球出售或捐贈超過40億個口罩。美國政府的反應令人震驚的糟糕，並成為全球感染和死於新冠肺炎最多的國家，而這也是幫到中共進行宣傳的一個巨大因素。 但是，中共政權正面臨著自1989年的群眾反威權主義鬥爭以來前所未有的風暴。 實際上，隸屬於國家安全部的研究機構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的一份泄出的內部報告警告說，在新冠肺炎之後，全球反華情緒的上升將達到自1989年6月天安門大屠殺以來最嚴重。《路透社》5月份報導這一泄密，本身就可能與中共政權內部日益激烈的權力鬥爭有關。 顯然，激進的“戰狼”外交對中共政權內越來越多的人日益感到不安。“戰狼”外交已成為2020年中國外交官的新常態，這源於習近平（在新冠肺炎、南海、中美衝突、香港和台灣）越來越多地對民族主義政策的依賴，以爭取更多的國內支持，並將群眾視線從經濟不景氣移開。 喜馬拉雅山（拉達克地區）發生的中印邊界衝突，凸顯了這是個危險的發展，自5月初以來，中國和印度軍隊在該地反覆發生衝突。6月，這場衝突升級，有20名印度士兵死亡，而中方則拒絕透露傷亡數字。即使雙方之前也發生衝突，這次是45年以來的第一次有人喪生。 兩國政府就像倒影一樣，都嚴重依賴民族主義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尤其是在疫情期間。雙方最近在有爭議的邊界各自加強了防禦和基礎設施。最近的衝突是雙方在最終談判前（就像2018年在武漢那樣）都在試圖在彼此之間施加更大的壓力。新德里或北京都沒有發動戰爭，但雙方的行動都是在揭開舊傷口。 這是中共內部日益激烈的權力鬥爭的一個方面，有人認為習近平的強硬外交政策越來越適得其反，疏遠了外國政府，在冷戰迅速發展的時期里，將各國推入的美國陣營。他們希望回到中共傳統的實用主義和更有技巧的作法。駐美評論員裴敏欣說，中國的外交官曾以“訓練有素、中規中矩和謹慎”而著稱。他感嘆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趙立堅等人的湧現——趙立堅是“戰狼”群體的傑出代表。 疫情加劇了新的尖銳攻擊。在澳洲、東南亞、幾個非洲國家和歐盟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反衝，使這些國家的政府在軍事圍困和中國經濟脫鈎方面的地位更接近美國。當然，這不僅因為中國外交中的“語氣”和笨拙表現；也因為其他國家的資本家擔憂，這場危機使全球力量對比變得對中國更加有利。習近平單方面毀滅香港有限的政治自主權，旨在強化其在國內的強人形象，而此舉只會加劇前述擔憂。就連在杜特爾特領導下更接近中國的菲律賓，最近也暫緩廢止與美國的軍事協議。 危急的經濟形勢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習近平政權正在從印度邊境到南海來展示自己的力量，這反映出在日益嚴重的全球與國內危機之下之不安全感。 最近的經濟數據相當矛盾。國家統計局原定在被取消的北京新聞發布會上公布的5月份月度數據顯示，工業生產進一步反彈，比去年增長4.4％，其中，製造業產出增長5.2％。但是，儘管中國的產業正在“復甦”，但更大的問題是它將在哪裡賣掉商品？ 澳洲麥格理集團（Macquarie Group）的首席中國經濟專家胡偉俊表示：“供給遠超需求。” 5月份的零售銷售數據突顯了這一問題——下降2.8%，而4月份該指標下降了7.5％，3月份下降了15.8%。如果資本家由於國內和海外出口市場需求低迷而無法出售商品，那麼無論提供何種稅收優惠和信貸放鬆措施，他們都不會投資於增加生產。2020年前五個月，製造業投資下降了14.8％。很難想像“世界工廠”的表現會比這更差。 在5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北京將工作重點從追求GDP目標轉移到了就業上，以防止就業市場崩潰。中共的一些經濟學家仍然認為，到2020年經濟可以實現2～3％的增長，而IMF在4月的預測僅為1.2％。 中國官方的失業率是6％，但很少有人會相信。即使根據僅涵蓋城市（較富裕，占總人口約一半）的低估數，目前仍有2600萬人失業。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3月的數據，只有不到十分之一（230萬）的人正獲得失業救濟，人均每月可獲得約1350元。 然而，縱使這已經很糟，但實際情況卻還要更差。中國2.9億農民工（戶口仍然在農村）沒有被算入官方的失業人數，而這些工人占勞動力的36％。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在3月，封城和旅行禁令被取消後，這些工人中也只有1.29億（不到一半）重返工作崗位。 根據國家統計局，到4月返回其就業城市的農民工人數是前幾年的90％，這表明仍有近3000萬人尚未返回。有獨立研究顯示，實際復工率比官方宣稱的低很多。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的馮哲芸（Emily Feng）和Amy Cheng於6月8日的報導提及，經濟學家羅斯高（Scott Rozelle）說：“去年有工作的農民工中，只有大約一半在今年4月下旬還有工作。”羅斯高帶領史丹福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人員，在今年初以中國七個省的近70萬村民作為樣本進行研究。該研究表明，這場危機“令農民工的收入劇跌，以致大多數人不得不少買食品。” 在許多情況下，外地工人發現新工作的工資低於疫情之前，珠三角的情況是減少了約50%，工廠只能提供標準的工作周，而不能加班。沒有長時間的加班時間，外地工人就無法靠基本的工資生存。 一些非官方但可信的估計表明，中國的實際失業率現在可能為20％，多達8000萬外地工人無法找到工作，或被迫返回自己的村落，因為拿到的工資不能支撐高成本的城市生活。 貧困依舊 今年5月，在每年人大常會之後的新聞發布會上，李克強總理丟出了顆重磅炸彈。他說，中國有6億人口（占人口的43％）月收入不到1000元。 李克強說：“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令許多聽眾震驚的是，他們一直以來的印象是，這種極端的苦難在中國已經不復存在，或規模不會如此之龐大。中共原本對於中國將在明年之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均GDP達到2010年水平的2倍）的宣傳，被李克強的坦承徹底破壞。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李克強還個人贊同恢復“地攤經濟”，以此作為在當前危機中創造就業機會的手段。一夜之間，“地攤經濟”成為社交媒體上的主要熱話，與此想法相關的公司甚至出現了“概念股”購買熱潮。李克強稱讚道，成都市政府通過設立設施支持街頭小販，創造了10萬個工作崗位。據報，其他27個城市也有支持類似的政策。 然而，情況突然180度大轉彎，與習近平密切聯繫的北京市政府批評地攤經濟的概念是“不衛生不文明”。這標誌著政策上的突然轉向，幾天之內，“地攤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被官媒再提及。 無論是李克強對“地攤經濟”的提倡，還是來自習近平陣營的表面反彈，都不是與工人階級利益站在一起。通過在大街上兜售來謀生，絕不是實際就業和工廠倒閉的替代選擇。但是，狙擊李克強的政策的行動並非基於為窮人和失業者提供替代性支持。它反映了中共抱著精英主義的鄙視目光，特別是在北京等大城市對“低端人口”的蔑視。在過去幾年的迫遷政策下，“低端人口”很多已被連根拔起，並被趕出了這些城市。中共的城市發展政策越來越類似於隔離政策，或是說中國特色種族隔離，為的是將大城市留給“文明”的人口。 權鬥 同時，這場政策上的爭端反映了一個更重要的進程：很多人認為中共內部激烈的權力鬥爭是過去產物，但它現已重新開始。據稱，隨著習近平在2018年修憲中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他似乎已完全鞏固了對政權的控制，並正朝第三任期無人可擋地前進。現在看起來事情不再那麼篤定了。 李克強最近的角色，以及由於他較為“民粹主義”、謙遜的親民形象而獲得部分群眾同情，表明原本在內部派系鬥爭中使用的臨時和解辦法已經無用。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共政權內從未爆發過如此公開和個人化的衝突，並且這一衝突圍繞中共政權兩個最重要的人物。 中宣部由習近平派系掌控之時，國有媒體的反應是即時且一面倒的，遠不只是為“地攤經濟”降溫。現在，李克強的講話和文章被刪除或更改。上一次出現這種情形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當時是反對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國務院總理是國家機構等級第二高的官員。 李克強代表的當然是中共黨內的“團派”，在習近平統治的8年，該派遭受打擊，並失去許多職位。但是習近平強硬而粗暴的鬥爭手段，以及國內外日益嚴峻的政策上的碰壁，可能會促成新的派系形成——無論李克強是否擔任他們的領袖，以在下一時期挑戰習近平的位置。 對於社會主義者，中國政權內部政治板塊的移動（即派系鬥爭）是即將發生的社會和政治動盪的重要標誌。常言道，革命始於上層。我們對資產階級專政、徹頭徹尾獨裁的中共的任何一派都不抱有任何希望。我們主張以社會主義綱領和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政府，在中國乃至全球開展獨立的工人階級鬥爭。 中國：同地域歧視作鬥爭！ 在今天，地域歧視不能再被視為一種不重要的網絡口嗨了，這根本不是不同地區的人之間的玩笑與調侃，而是和種族主義和排外思想一樣，是統治者對群眾分而治之的工具。它首先將壓迫指向中國的不發達地區，如東北、河南；而現在又隨著疫情的擴散指向了湖北人。三月末湖北黃梅和江西九江邊界上的衝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央政府所謂“善待湖北人”的號召根本沒有在地方政府之間起到任何作用。 籍貫成見 哪個地方政府不是像防賊一樣防著湖北人呢？我們可以看看被中共官媒和小市民誇讚的“硬核河南”是一種什麼行徑。河南省政府採取堆積土塊、石塊的形式堵塞道路，把經過湖北的歸鄉人員勸返，禁止任何鄂牌車，在已經從湖北返鄉的人家門前拉橫幅——這不得不讓人想起納粹上台後法西斯匪徒在猶太人的家門口畫六芒星的情形，這一回則是湖北人成了中國的“不可接觸者”。難道對中共而言，重要的工作不是保衛人民免受病毒之害，而是保衛自己免受湖北人之害嗎？ 而工人階級在地域歧視中受到的傷害則是最大的。許多湖北農民工要經過九江和黃梅的邊界大橋南下廣東務工，這樣一來他們的收入來源徹底被斷絕。對湖北人的用工歧視也變得常見起來。據《湖北日報》報道，湖北人返工、求職時碰壁，有的企業規定不得錄用身份證號碼以“42”開頭的員工，有的一見到湖北人就打出“招工已滿”的幌子，甚至還出現了湖北籍勞動者無故被辭退的情況。即使是勞動法也不能保衛他們的正當權利：這本來就是廢紙一張。 地域歧視在計劃經濟的時代被部分地克服，但是伴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再復甦及加強，是中國資本主義地域發展、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產物。早在疫情之前，東北和河南等地就一直承受著地域歧視的攻擊，辱罵他們的口音、方言、文化，北上廣深等發達城市在這一歧視鏈中是高人一等的。 但不要被這層繡花枕頭給欺騙了。這些“國際化”的、體面的大都市究竟是建立在什麼之上的呢？北京有700多萬的外來人口，占北京市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河北、河南、東北、山東的外來打工者最多。中國的資產階級壓榨著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勞動者的剩餘價值，打造了一座又一座的樣板城市，而廣大的內地鄉鎮和農村仍然處於極端貧困的狀態。在北京市的管理者眼中北京的外來務工者不是“北京人”，不應擠占北京市的公共資源，沒有資格擁有北京市的戶籍，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興區火災後北京市的“整治”使大量外地務工者流離失所。中共媒體也一直在煽動地域歧視。在各種負面新聞和案件中，中共總是要強調人的東北和河南人身份。這些外省人喜歡“偷井蓋”，喜歡酗酒，口音是粗俗的，文化是下賤的，品格是卑劣的，在“大下崗”中失業的東北國企員工純屬“好吃懶做”、“自作自受”。 地域歧視的本質 但值得慶幸的是，中國的工人階級，遭受這一反動思潮影響不大。雖然沒有良好的待遇，但是全國各地的工人仍然赴往武漢建設方艙醫院；各地的勞動者們志願無償捐贈物資、加班加點製造防疫用品……這一過程中他們是怎樣忍受中共官僚的吃拿卡要、資產階級的壓榨和利用的，我們對此倍感痛心，不能把他們的無私和光榮歸到官僚與資本家上去。 地域歧視的實質是什麼呢？是中國的官僚大資產階級煽動小市民仇恨來自全國各地的勞動者，在社會問題上轉移矛盾，並著手對這些進入中國資本主義中心地帶的邊緣地區勞動者進行鎮壓。基於工人鬥爭的考量，加上建立獨立工運的需要，地域歧視是不能被忽略的，從中我們可以窺見中國資產階級想怎樣培育排外思想，怎樣分裂中國各地的勞動者。為了保衛中國勞動者，消滅地域發展不平衡，社會主義者堅決反對地域歧視，堅持工人階級的團結鬥爭。 中國：中共利用兩會通過反動法案戕害女權 今年兩會代表打著“人民的名義”在會議中提出和通過了不利於女性利益的法案，自導自演了一場可笑的鬧劇，無疑是對中共獨裁體制罔顧百姓權益尊嚴的最形象見證。 在此番會議上，一個極具焦點與爭議聲的問題就是關於“離婚冷靜期”的法案。離婚冷靜期是指夫妻離婚時，政府強制要求雙方暫時分開考慮清楚後再行決定是否繼續離婚。僅僅在政府機關實施。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自婚姻登記機關收到離婚登記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任何一方不願意離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撤回離婚登記申請。面對輿論的一片譁然，中共的喉舌——各大官媒先後發布所謂專家的解釋，強調僅適用於協議離婚。 面對關乎自己切身利益的法律條文，婦女們深知如果通過必將進一步侵害自己所剩無幾的權益，她們通過國內各大社交平台——微博、微信、QQ以及知乎，通過發布文章，發起網絡投票，轉發評論點讚的方式，鮮明地指出法案只會助長不公平不正義之風，呼籲抵制。最終被禁評被刪文被無視，法案通過。 不平等猶在 至今在中國廣大的城市和農村地區，重男輕女的落後思維依然濃厚。一方面，這種思維導致了男多女少的人口現狀（很多女性生命在被檢查出來後即被墮胎），另一方面，又導致了很多男性結婚的焦慮（競爭壓力加大，沒有足夠資本的話很難擁有妻子）。重男輕女歧視女性的氛圍下，家暴頻發又導致不少女性恐婚。 然而離婚冷靜期並不能保障婚姻的穩定和家庭的和睦，因為目前所謂的婚姻與家庭本身就是建立在剝削與壓迫的基礎上的！這必然只能引發另一種結果，那就是越來越多人恐懼結婚，拒絕結婚。當下有一句名言，男生努力賺錢是為了結婚，有一個舒坦的家庭享受，女生努力賺錢是為了避免結婚，不淪為家庭的奴隸。 在中共的體制下，如今社會主流輿論與法律實踐，將女性同胞視為低等公民，把女人的命不當命，將她們從工作競爭中逼回家庭，在家庭中做牛做馬。 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以來，女權不斷倒退，女工的工作趨於低薪和不穩定，而核心家庭的觀念不斷加強，牢牢鞏固了女性的性別定型。核心家庭本來就是統治階級的維穩工具，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變得更為專制，自然也更加需要用父權主義和家長制來壓制婦女的自由，以削弱工人階級團結鬥爭的力量。只有在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的領導下，為女性的經濟平等地位而鬥爭，爭取男女同工同酬、平等就業權利、建立公共服務以消滅婦女的家務負擔，才可以從根本上消滅歧視女性的觀念。而這需要徹底反對極權與資本主義。沒有婦女解放，就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 湖南: 另一場毒奶粉醜聞 5月上旬，中國湖南省爆發“大頭娃娃”事件，有多名嬰孩因飲用“倍氨敏”的假奶粉而導致頭骨畸形並患上佝僂病，而涉事的廠商湖南唯樂可健康產業有限公司是所謂“合法商家”。事實上這是在郴州市半年內爆發第二起的假奶粉事件，而上一次則是2019年12月的“舒兒呔”事件，當時涉事廠商勾結著郴州市唯一的“三甲醫院”向家長推銷假奶粉。這揭露出從製造商到醫院到銷售通路構成了一個官僚腐敗政權與資本利益荼毒嬰孩的一條黑心結構。 奶粉的廠商一方面勾結地方的醫院，以一罐60元的回扣，讓醫生推銷；另一方面則掩蓋事實要求店鋪販賣。依網絡上曾在母嬰店工作的網友指出，廠商的銷售員就指出該產品是專售於嬰孩食用，但是事實上沒有任何營養的固體飲料，食用過多會導致營養不良。事件爆發後，地方的建委會、工商局一度的消極對待，直到社會上出現了巨大憤怒才開始介入，但仍施以非常輕的懲處，僅罰銷售商200萬元，並撤職一名醫生一年，但生產廠家沒有被罰，事後的賠償也還未徹底地落實，這也再次反映了中共官僚的腐敗處事態度。 以兒童利益為幌子 湖南大頭娃娃爆發以後，甚至有江西的家長透露自己曾依醫生建議買過名為佳瑞寶的假奶粉，而該產品不僅出現在母嬰房，江西、北京等地方上的超商都有出現。在中國不論是毒奶粉還是假奶粉的事件層出不窮。從2003年的安徽劣質奶粉到三鹿毒奶粉等等，每起事件都反應了資方如何為了利潤不顧並且和官僚甚至是私人的醫療機構勾結，罔顧工人階級的兒童的健康。 中共政權散布的民族主義意識，好比“孩子是祖國的花兒，少年強則國強”等等，不過是用來掩蓋自身的腐敗及親資的真面目。我們必須要將嬰兒健康食品的生產收歸於國有，由工人階級成立的獨立工會來民主的控制，並且擴大醫療資源，讓醫療機構真正可以照顧工人階級的健康。只有建立真正的民主計劃經濟，我們才能夠真正地捍衛兒童的健康。 中國：“醫護英雄”被暴政欺騙、盜竊及濫用 據報道在五月一號於咸陽市婦幼保健院四十餘名在一線奮戰的醫護由於所謂人才優化被“自願辭職”且“保證不以任何理由主張權利”（其中有26名為護士）。事件被曝光後引發了群眾的憤怒，而在圍攻之下院方卻宣稱此事為“不實報道，或被國外敵對勢力利用”。 諷刺的是，在上個月初，這批被資遣的醫護中大部分人剛剛從支援湖北抗疫歸來，院方甚至舉辦了儀式並稱他們是英雄。但這些支援的醫護人員不僅沒有獲得到應得的補貼，甚至也因為疫情期間醫院虧損而被資遣。支援湖北抗疫的醫護人員仍有高達五成未獲得補貼，同樣全國有高達8成的醫護人員在防疫其皆沒有獲得到任何的補助。甚至在封城的期間有36.4%的醫護人員收入減少了三到五成。 被犧牲的醫護英雄 今天中國的地方債務高達了8萬億美元，甚至在去年底還出現醫院為了補貼債務要求醫護人員自掏腰報認購債務。這次的事件就是為了在經濟危機下降低地方債務的壓力而削減醫護人員的勞動力成本，將貪污腐敗的成本轉嫁在基層的勞動者身上。 之後透過了醫護的鬥爭和社會上群眾的憤怒所帶來的巨大壓力下院長已被撤職，而醫護們也已接到返崗通知並進行勞動仲裁。這證明了群眾鬥爭是對抗院方、資本家和中共政權最有力的方式。中國的基層勞動者需要組織起獨立工會，在疫症期間我們更看清獨裁的政權與資本主義體制對基層所帶來的嚴重打擊。獨立工會是不可或缺的武器，同時要將醫療資源收歸於工人階級民主的管理，並且近一步地擴大公共醫療開支，取消中共貪污腐敗所造成的醫院的巨大不良債務。 中共的獨裁政權想利用將醫護人員“英雄化”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來掩蓋獨裁政權在防疫上的無能以及轉移群眾的視線。並利用所謂的“境外勢力”來合理化對工人階級的打壓。這反映了中共政權是變得越來越脆弱，僅剩下民族主義的手段來維持其威信。我們全力聲援中國醫護工人為權利而鬥爭！ 中國：迪士尼《花木蘭》電影廣遭負評與抵制 2020年9月4日，華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資製作的電影《花木蘭》上映。該片內容改編自同名中國民間傳說，主要描述一名代父從軍的傳奇女性人物花木蘭。長期以來，好萊塢被指責存在被白人壟斷、白人飾演非白人角色的問題，華人自然難以在其中施展拳腳。直到好萊塢、迪士尼日趨看重中國市場、與中國電影界合作越來越多，好萊塢大片中才更多地出現中國元素。今次該片雲集劉亦菲、甄子丹、鞏俐和李連杰等多名華人影星。然而，從2019年8月開始，影片就惹來相當多的爭議。 2019年8月14日，就香港反送中運動，《花木蘭》主演劉亦菲於新浪微博表態支持港警；另一主演甄子丹在今年6月30日於臉書慶祝香港國安法實施。該片在片尾感謝了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吐魯番公共安全局等多個中共及中國政府機關，而吐魯番公共安全局負責關押上百萬維吾爾族人的“再教育營”。考慮到電影於2018年8月開拍，劇組應是在中共於2017年升級對新疆鎮壓後前往當地的，因此也被質疑是否剝削少數民族勞工，或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合作。以上政治因素令港台、泰國民主人士發起抵制行動，隨後該抵制行動擴大到韓國、美國等地。 除上述政治問題，《花木蘭》的劇情也存在諸多瑕疵，即使在中國也招致很多負評。原作《木蘭辭》並未記載木蘭所處之年代、年齡、籍貫、居住地，但是可以確定故事發生地對應今天的中國北方，年代應該在北魏；而電影中出現了中國南方、宋朝才開始有的土樓，以及其他不符合年代的物件。故事本應是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建立功勳的令人振奮的故事，但電影卻把原意改編成了生硬的“孝”。可見，考證不嚴謹、對中國元素錯誤應用，讓這部電影呈現出的仍是西方人對東方的臆想（即“東方主義”）。本來是一套向中共獻媚的電影，卻被《環球時報》批評為“藝術水平低下”，實在可笑。 早在1996年，迪士尼就因支持電影《達賴的一生》（被視為對達賴喇嘛的同情之作）而激怒中共政權，還造成1998年迪士尼出品的原創動畫片《花木蘭》被迫推遲一年在中國上映，且票房成績很差。今天，隨著中國資本進軍，為了保住中國市場，維持自身收入，好萊塢會對自己的電影先進行自我審查，刪改之後再推出。例如，2016年迪士尼子公司漫威推出的《奇異博士》刪除了一個藏人主角，以避免電影因為西藏議題在中國遭封殺。 對於電影在新疆取景的問題，美國19名跨黨派國會議員詢問迪士尼相關細節，然而其中包括盧比奧、克魯茲在內，有不少都是公開的親資右翼政客，代表美帝國主義利益。至於民主運動人士發起的抵制行動，有進步的一面，因為中國確實存在民主權利被打壓、少數民族受到特別壓迫等問題，而有一定組織、串連多國的抵制行動有可能引發更多普通民眾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關注。然而，抵制行動的發起人大多對美國政府少有批判，因此行動也會被美帝國主義操弄，從而疏遠中國大陸甚至海外工人群眾。況且，抵制行動成效不佳，《花木蘭》在台灣和泰國上映兩周后，票房分別達到196萬和230萬美元，在台灣更登上全台新片票房冠軍。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電影業必然被資本控制，拍攝出的作品通常也必須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而大部分電影公司則為了追逐流量、票房、獎項等因素而製作電影，將利潤置於觀眾愛好之上。只有擺脫獨裁政權的控制，並且消除商業市場的因素，電影藝術才能有真正的自由發展。 中國：親習與反習派內鬥升溫 中共政權正面臨著國內外加深的衝突及矛盾。感受到危機重重的統治階級，都為求自保派系的利益而採取不同的統治策略及方針。這種分歧使中共黨陷入劇烈的權鬥風暴。這不僅只是關乎到個人的統治權力，而是關乎到整個統治集團，因為資本主義的危機使不同派系的統治階級的利益越來越難以平衡並協調一致。中共權鬥往往為了表麵團結而極力掩蓋分歧，他們害怕分歧曝露於公眾面前而使權威受損。因此，現今權鬥公開化表現了政權一定程度的失控，深陷危機。中美合作及全球化時代正式終結的處境中也讓中共內鬥越來越公開化。 過去習近平集權一身，在2018年修憲稱帝，都是建立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所導致的統治危機之上。中共政權意識到過去的派系分權的統治模式使“政令不出中南海”，面對國內民怨和國際衡突需要更強硬的民族主義，而中共不能再用舊有統治方式，唯有寄望由個人統治來有力推動資本主義市場化、帝國主義擴張政策及鎮壓群眾鬥爭來挽救統治。但過度僵化的個人統治不斷製造的新衝突中陷入更大的泥淖。中共內部對於習近平統治的絕望感越來越強烈。 當前公開權鬥以習近平和李克強為首的是自八九以來最高級別的官員之間的。李克強所代表的團派，過去在習近平統治時期遭受打擊，權力受到大大削弱。習近平將軍隊、政治、國安和外交權力都集於一身，而貴為國務院總理僅有的經濟決策權也越來越縮窄，使李克強多年來都相當低調。 正當習統治出現危機之時，李的伺機反擊不會是他的個人決定，背後是由中共更廣泛的統治階級中的不滿情緒所推動的。而反習勢力並不限於團派，還有過去同樣被清洗的江派、退休官員，甚至部分是習近平所屬的太子黨。“反習派系”並沒有共同的政綱，其內部利益也有互相矛盾，所以並不是一個堅實的集團。 總的來說，他們都認為習近平的個人獨裁在港台疆蒙地區都造成反彈，而戰狼外交政策更使中國陷入孤立。他們恐懼自己的企業因經濟脫鈎而利潤受損，也慌張與外資利益斷裂，更害怕強硬統治最終使中國面臨一場革命，因此企圖削弱習的權力，妄圖恢復那一去不返的“正常”局面——寡頭分權獨裁、與西方國家友好、高經濟增長換來穩定。 早在一月底，當習近平因疫症危機而消失一星期，而李克強則率先高調訪問武漢，就已表現出了權鬥的新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中國似乎出現了兩個領導，兩種政綱。習近平在五月提出的內循環，意思是刺激國內消費來推動增長，就地受到黨內敵對勢力的質疑。李克強之後提出消費是“經濟恢復的薄弱環節”，並反其道的提出“六穩”政策，主張恢復外貿與吸引外資來降低失業率。習李在巡視水災期間互相競爭，兩方提出截然不同的發展地區以及經濟方針。 雙循環 所謂的“雙循環”實質上也不過是將溫家寶在2007年提出的刺激內需的政策重新包裝，這政策從未成功。不論是習近平還是李克強的經濟政策，都沒有絲毫的反資或是“改良”的內容，並不能為工人階級帶來任何的幫助，也不會防範下一個時期的經濟惡化。因為整個中共及各派系都不可能逃脫資本主義經濟製造出的周期性災難。 整肅貪腐實質上也是內鬥的手段之一。首先是針對公安部，據報導這兩個月以來已經有高達了35名周永康派系（也就是所謂的上海幫）的政法高官遭到清算，公安部進行的授旗大典由國務院改成中央直接掌控。 黨內公開批評習近平的異己者也接續遭受到清算，包括太子黨任志強，前中共黨校教授蔡霞到耿瀟男夫妻。這些人發表對習的批評，其措辭比港台“民主派”更尖銳。例如蔡霞指中共是“政治殭屍”，指“習近平不下台中共將全面瓦解”。他們所代表的勢力，是那些過往通過中共賦予的特權獲得了在西方的政圈人脈或資本利益，又或者在中國的企業與西方有密切關係，現在擔心中美衝突會危害自己。這些所謂的“自由派”主張對獨裁進行有限的改革，滿足私人資本家要求——市場自由化、減少國家干預權力、讓更多統治派系瓜分利益。他們不會支持真正的民主權利，例如結社自由、獨立工會，選舉自由等。習近平為了捍衛統治地位而殺雞儆猴，權力鬥爭很可能會擴大至其他的派系。 在疫情爆發以後，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更加的深化，中美兩大帝國的衝突更加尖銳。習近平為了在新的危機當中鞏固權力，只能進一步推動戰狼外交和強硬鎮壓。這不僅是為了向外國宣示實力，也要震攝黨內敵對派系，樹立統治威信。港版國安法之所以迅速推行，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不論是一帶一路還是中國製造2025的結果都適得其反，大量的經濟資源耗費，並與全球資本主義產生劇烈的衝突。在美帝國主義驅使下，歐美日以至其他小國的右翼政客都推動中國經濟脫鈎，藉此向施加壓力。中共不斷激化地緣軍事衝突，使外交關繫緊張，只是顯露出習對自身旳統治沒有安全感，唯有透過粗暴手段來彰顯他的力量。但這只是去製造出更大的矛盾和新的危機，從香港，內蒙古到印度，激起了全球大規模的反中情緒。反習派別在這種壓力驅使下，越來越感到要制衡習的權力，阻止他的路線。若果形勢更為嚴峻，他們甚至得出結論，認為有推翻他的必要。 預計在十月舉行的五中全會可為我們對中共權鬥實況提供更多線索。距離2022年只有兩年，中共內容相信已開始討論二十大的黨領導人選問題，在商討繼任人的同時迫使習作出讓步。現在只能判斷習近平的連任並不是十拿九穩，預計他會把清洗行動升級，確保自己連任。反習派系的聲勢雖然有增長，但距離在2022年徹底拉倒習近平還有相當大的實力差距。根據報導，現在習近平有計劃恢復黨主席的身分，為延續第三期任作準備。因為中共的潛規則並不容許黨總書記連任兩屆，而國家主席實則上只是無實權的虛銜，所以需要新設黨主席一職來確保黨的實權在握。 未來發展 五中全會可以揭示的幾個未來發展： 習近平大獲全勝，並且透過黨主席的身分近一步地鞏固他的地位，這會在短暫的時間暫緩黨內的惡鬥，但習近平的地位受到進一步地鞏固，也意味著他的強硬作風會變本加厲，並製造更大而更尖銳的社會矛盾，就像是對內蒙古的漢語教育的推動。即便是在短期內可以透過高度的鎮壓來換來穩定，但只會讓政權埋下更巨大的炸彈，中共內鬥未來可再次激化，並將會比這幾個月來更加的劇烈。 另一種可能，習近平的統治被削弱，要和不同的派別作出妥協。國家機器集權後要分權是極為困難的，而且帝國主義衡突的戰線已開，西方會藉機迫使中共作出更大的讓步，使中共統治菁英進退兩難。而即便中共的統治不再行個人獨裁，重返回鄧小平所提倡的“集體領導”的模式也無法保證避免危機惡化，充其量的是緩和習近平的強硬鎮壓和外交政策，為中共爭取短暫的蜜月期。權鬥反映著深刻的社會矛盾，因此將會以新的形式繼續。在資本主義底下威權或是民主都無法解決這些危機。 不論最終在五中全會上面，中共內部達成了甚麼樣的協議或是權衡，這些平衡都是非常脆弱和不穩定的，就像是中美在疫情爆發以前的貿易協議一樣，在一個危機持續深化的局面當中，任何的協議在新的矛盾面前都是不堪一擊的。習近平所舉辦的防疫表彰大會因為沒有李文亮，在中國遭受到許多網絡的撻伐。同樣的李克強提出的地攤經濟雖然受到習派的封鎖，但根據報導在8月之後也有各個城市，包括廈門及深圳恢復起地攤經濟。這些都顯露出政權對於治理的方式陷入分歧以及混亂。對於群眾來說，早晚都會感受到政權混亂，揭穿政權的外強中乾，因此加強危機意識並想尋求出路。群眾會開始尋找工人階級的出路，變得更有信心挑戰獨裁。 我們徹頭徹尾的反對整個中共，不會寄望於任何一個派系。中共所有的派系只是用各種的小修小補來設法延續專政，並且主張犧牲工人階級來強化中國資本主義。我們是需要建立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建設一個國際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進行社會主義的鬥爭，才能在新的鬥爭局勢到來時終結資本剝削。 中國：出現糧食危機嗎？ 最近，在中國已經沉寂多年的“節約糧食”口號又出現了。在中美對抗，新冠肺炎肆虐，洪災餘波未平的背景下，習近平做出“制止餐飲浪費行為”的指示，各級機關也隨之跟進各種形式主義運動，比如所謂“光盤行動”，比如多個地方政府的“n-1”,“n-2”模式（提倡點菜數量為用餐人數減去1或者2），官媒更是點名批評在網絡上表演吃東西的“吃播”是在“浪費食物”。諷刺的是僅僅在兩個月前，官媒猶在吹捧“吃播”能打造完整的商業鏈“刺激經濟”。 糧食危機？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中國的糧食危機，截至8月5日，中國主產區夏糧小麥收購同比減少938.3萬噸，約20%。同時上半年小麥進口量幾乎翻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7月和8月食品價格分別同比上漲13.2%和11.2%。南方最大的大米交易市場的稻穀收購商表示，今年的早稻不允許直接賣給米廠了，只能賣給國家糧庫，這是過去二十年來首次實行這一統購政策。 有不少中國媒體聲稱這只是正常現象，中國並不存在糧食危機，但是民間的還是出現了恐慌情緒。糧食危機的客觀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疫情影響農產品加工、運輸和消費，上半年洪災使得很多農田欠收甚至絕收，中美對抗的貿易戰以及之前多國對於農產品出口的限制。但是糧食危機的深層原因還是在於資本主義本身。 首先，城市化是資本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中國城市，特別是一線城市幾乎占據所有的資源。2019年中國城市人口平均收入是農村人口的2.66倍，其中資本性收入更是達到了10倍以上，2000年以來，中國農村勞動人口每年流失600萬，當小農經濟受到城市化的衝擊，貧困的農民進城打工，土地拋荒幾乎是必然的現象。 另外資本家為了追逐利潤，中國耕地也正受到各種污染的威脅，從工業非法排放，到除草劑，化肥和塑料薄膜的殘留，目前全球有20%的耕地退化，而在中國這一比例是40%。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也使得瘟疫肆虐，從去年的豬瘟到今年的肺炎，都是糧食危機的重要因素，資本破壞森林和各種棲息地，野生動物被迫地離人類更近，並帶了來病毒。大規模的集約化的養殖為病毒快速爆發提供了環境，中國東南沿海從福建到廣東幾乎每一個海灣都被密密麻麻的水產養殖場擠滿，五月時三省曾爆發大規模“漁瘟”（魚類傳染病和寄生蟲病），在極高密度養殖的環境下迅速席捲各養殖場，造成魚類水產大批死亡。而抗生素的濫用讓病毒的毒性不斷累積，直到可以威脅人類的生命。事實上，這次的官方的說法會令民眾恐慌，也有宣傳口徑變化太快的原因。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官方關於節約糧食的宣傳就越來越少，乃至最後成為了只在食堂出現的例行標語。 官僚腐敗 中國的糧食政策的問題有另一大源頭，官僚腐敗。2015年的中儲糧貪污案就了引爆輿論，糧倉官員和糧商互為表里，用舊糧充新糧，甚至在庫糧食都不用動一下——只要賬本上的改動就等於獲利無數。無獨有偶，近年來黑龍江、吉林、江西等地，面對中央巡視組，儲備糧倉接連失火，民眾普遍懷疑這些又是為了掩蓋官員貪污的“被失火”，戲稱“巡視組一來，糧倉就起火”。 2018年爆出新聞，江蘇一所小學8.5元的午餐費中就有5元被各級領導剋扣，用參雜澱粉的火腿腸代替純肉——這還是在中國富裕沿海省份的情況，經過巡查，該地市委巡查稱“90%的學校在食材採購中弄虛作假，80%的學校食堂沒有監管”。2019年，中國糧食產量6.64億噸，進口1.06億噸，進口主要原因不是產量不足，而是進口更便宜。但為免穀賤傷農，又不得不作出鉅額農業補貼。這又給了官僚上下其手的腐敗空間，將大量無人耕作的農地拋荒，長滿雜草以騙取補貼。 官僚主義的弊病無法用另一個官僚機構來消除，無論有多少巡視組和監察機關，都只是用來平息人民憤怒的表面手段。在這個關頭當局強調節約糧食，怕的是在中美對抗，局勢緊張時發生糧食危機會動搖他們的統治。當糧食政策不再是為了人民福祉而設，任何官方發起的“運動”、“宣傳”，都只是各級官僚的任務和政績甚至錢袋，並且任何儲備、產量、面積數據都很難再反映真實情況。 糧食綱領 工人階級需要有獨立的糧食委員會，監督糧食生產的安全和存庫，把糧食的從生產到消費的各個環節都放在人民可以看到的地方，減少不必要的運輸和保存期間的浪費。此外，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即將糧食生產企業全面公有化，並投資在安全和環保的耕作技術和設備之上，避免更多的環境災害，也可以給農民合理平等的收入和生活條件。 公有糧食企業應由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管理層人員只能領取工人薪金，並且可以隨時被罷免，以阻止官僚從中腐敗和榨取資源。工人階級可以民主規劃糧食的產量和庫存量，以免利潤制度造成的短缺和漲價。 社會主義者主張停止中美貿易戰，全國以至世界各國的貿易應由工人階級的民主管控，才能促進國際合作的糧食生產和分配，防止一時一地的災害造成嚴重的後果，也防止資本主義各國為競逐市場而爆發衝突。只有打倒資本主義，才能打倒“浪費”有理的邏輯，只有打倒官僚主義，才能打倒糧食上的“蛀蟲”。只有社會主義的民主計劃經濟才能建立可持續的、環境友好的生產體系和能切實滿足人民健康生活需求的分配體系。 中國：奶業問題 7月9日，微信公眾號寫手王小七發布文章《深扒蒙牛伊利6大罪狀，媒體不敢說，那就我來說》，痛斥中國壟斷奶業犯下的“六宗罪”，包括串通政府部門和官僚引發惡性競爭排擠對手、為擴大產量稀釋牛奶而添加各種化學品等。此文在中國互聯網迅速傳播並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很快，中國乳製品工業協會稱文章內容不實，並強烈要求國家有關部門立即刪除該文章，取消微信號，責懲作者公開承認錯誤並向伊利、蒙牛及中國乳製品行業道歉以消除影響。據透露，寫手本人於7月18日被上海警方帶走，並拘留於閔行區華漕派出所。 在中國，奶業市場由壟斷資本控制與支配。從2005年2月2日多家企業聯合左右國家標準、2008年中國奶製品污染事件、2018年串謀官僚跨省抓捕作家劉成昆與山西奶農郭玉珍，截止到今年5月湖南毒奶粉醜聞，奶業資本作的惡已經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 民眾受害 中國工人階級正在“享受”壟斷奶業資本帶來的“福潤”：全世界最高的嬰幼兒奶粉價格、平價奶頻繁的質量問題與被譽為全球最低標準的《中國乳品安全國家標準》。以蒙牛、伊利為代表的壟斷奶業資本已經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相捆綁，洗白者也多利用此進行辯護，稱購買其產品是為保護所謂本國民族企業不被外國資本吞併，以此來掩蓋奶業資本擴張中的種種罪行。 從2008年嬰幼兒奶粉被爆出含有致癌的三聚氰胺開始，中國奶業便徹底毀掉了自身的信譽，“毒奶粉”也成為了一代人的噩夢。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當時的維權者郭利遭到雅士利乳業公司誘導式談判，被雅士利以敲詐勒索的名義舉報。郭利本人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山西人郭玉珍，一位為伊利提供奶源的奶農，於2018年因發布揭露伊利罪行的文章而被跨省抓捕。其案件一度被兩次退偵、三次延長起訴期限，並被判處一年的監禁。政府部門與資本已經緊緊勾結在了一起，共同欺壓毒害工人階級。 蒙牛和伊利卻藉機三聚氰胺事件以“不得向奶製品投放工業原料”為由反過來要求政府降低檢驗標準，推動2010年《中國乳品安全國家標準》的實施，此標準遠低於歐盟或是美國標準——工人階級因為毒奶粉的犧牲並沒有（也不可能）換來奶業的改良，相反，卻換來了更多的細菌和更少的蛋白質。中國奶業市場變為更深層次的韭菜收割廠。 三聚氰胺事件距今已十年已久，但同克拉瑪依大火案中“讓領導先走”和河北大學交通肇事案“我爸是李剛”等事件一樣，已經深深影響了一代民眾。即使是到了今日，中國網民談論到國產奶粉時，仍喜歡提及三鹿以抒發自己的不滿。 事實上，此事件揭發出胡、溫時代官僚系統的極度腐朽——從2008年2月25日第一例問題奶粉回廠送驗，當事人所發帖被封殺，到9月8日新西蘭總理海倫·克拉克指令，新西蘭官員向中國政府報告，中國政府方才開始嚴肅對待。當中整整半年的過程中，毒奶粉問題被各級官僚打壓、封殺、草草了事！據中國衛生部通報，截至2008年12月底，累計報告患病兒童29.6萬人，住院治療52,898人。 9月，溫家寶多次巡查地方，稱其心裡感到非常不安及內疚，對不起大家。他批評部分企業沒良心，欠缺社會道德，但實際上，中國中宣部早已下令禁止中國內地媒體擅自報道三鹿事件，一律要以官方公布或新華社報道為準。工人階級及其他受害民眾渴求法律援助的路子被完全堵死。2010年11月，在毒奶粉工廠前發動民眾抗議的趙連海以“尋釁滋事”的罪名被判處兩年半的有期徒刑。 民眾的呼聲喚不醒一台裝睡的機器——整整半年全國民眾兒童慘遭毒害，最後引起政權認真對待的還只能靠外國政府的一紙聲明！說明中共根本不在乎自己有多人國民受害，也不在乎無組織的民眾零星的抗爭，其宣傳的一切或是對民眾的承諾只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並為其服務，而不會變為真正落實到工人手裡。 毫無寸進 三聚氰胺事件後，中國奶業環境得到了改善嗎？答案是否定的。2012年某西安實習生發布了其在蒙牛冰激凌代加工點的實習記錄——髒亂差的環境、回收不合衛生標準的廢品重用、擁擠的宿舍、12小時工作制、一人一崗的流水線、罰款制度及流水線上監控的監視……臭名昭著的19世紀血汗工廠像是迴光返照般在中國狠狠紮根，並由獨裁政府庇護。 獨裁政府與壟斷資本狼狽為奸坑害普羅大眾，妄圖中共上層改良也只能是魔怔的幻想。我們應當認清獨裁政府與資本主義體制的本質，認清僅憑個人的力量不可能爭取到鬥爭的勝利，並意識到群眾鬥爭的重要性。我們應當認識到：群眾需要全面的言論及新聞自由，反對任何消息封鎖；組建基層勞動者獨立自主的工會，實施八小工作制及優良的工作環境；消費者需要獨立的委員會，調查食品安全問題，並有權嚴懲製造有害食品的企業高層；國有化大型奶製品企業、工人民主管理企業監督生產；企業管理層只能領取工人階級的薪金，不能享有經濟特權，並且可以隨時被罷，避免權力獨大和官商勾結；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才是徹底擺脫中國奶業的陰霾及破除對工人壓迫的出路。 中國：中共政權外交屢遭碰壁 在國際上，中共政權越發遭到孤立。自從中國外長王毅出訪歐洲，中共的處境更是糟糕。8月25日至9月1日，王毅訪問了歐盟五國，期間遭遇一路冷遇、譴責和抗議。訪問意大利、法國等國時，王毅也被當地官員問及華為、新疆人權問題和香港民主運動等話題。七大工業國集團（G7）之一的意大利在去年融入了中國“一帶一路”、成為該計劃在歐洲的“橋頭堡”，而意大利外長迪馬約（Luigi Di Maio）不給王毅面子，見面時直截了當提及香港局勢。 新冠疫症爆發以來，由於美國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也因為全球格局改變迫使歐盟也是跟隨步伐，歐盟大大轉變了立場，反中立場越來越強硬。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首次歐盟國情咨文演講中便強調，中國是“一個系統性對手”。 美國施壓的舉動在華為問題最突出——歐盟多國受到美國壓力，在8月紛紛宣布抵制華為5G通信設備。現時比英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瑞典都正式排除華為。德國的科技業由於極為依賴中國，總理默克爾一直拒絕正式排除華為，但在國防部及美國的壓力下，現時也加強對其的通訊審查。 隨著全球產業鏈變動，中美經濟步向脫鈎，德國近期正推動“印太政策指導方針”，呼籲從中國分散投資，加強對韓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其他印太國家的合作。與此同時，習近平提出的雙循環戰略意味著減少對德國商品的進口，並加強與東盟國家的經濟合作。這一方面意味著中德合作減少、競爭更多。 但更重要的是，歐盟對抗新冠肺炎不力、經濟大幅下滑，各國政府的統治都陷入嚴重危機，需要像美國那樣用中國問題來轉移國內群眾不滿的視線，展現自身“大國”形象。 歐盟是近期才轉變立場，變得更強硬對抗中國。因著自身的地緣政治利益考慮，過去兩年歐盟並沒有像美國那樣強硬反中，而是在中美間采採取溫和曖昩的立場。 2018年7月中歐峰會以來，中國設法拉攏歐盟抗美，但完全沒有成功使歐盟加入中方陣營。即使歐盟拒絕與中國聯合對美國採取行動，中國也一直避免與歐盟有更大衝突。今年3月底、4月初，中共利用“口罩外交”試圖提升自身國際（包括在歐盟的）地位，但因為出口的口罩和檢測試劑合格率太低而失敗。8月中旬，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訪問中東歐國家，相信是希望拉攏歐盟國家遏制中國。自然，中共也會派出王毅訪問歐洲，但從此行可能處處碰壁。 然而，這不代表歐美會組成堅實的反中聯盟。歐盟企圖保持戰略獨立性，加強自己在世界地緣政治的實力。在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和歐盟的關係也步入繃緊。全球的保護主義抬頭，歐美之間的貿易戰也在加劇。例如，10月初，針對美國政府對于波音公司的巨額補貼問題，世界貿易組織（WTO）裁定歐盟可對美國的價值近40億美元商品和服務貿易採取反措施。同時，歐盟也試圖對美國大型科技公司徵收數字稅以及進行更嚴格的監管。在氣候協議、個人資料保護等問題上，歐盟與美國之間也有不少衝突。 在中共正陷入四面楚歌境地之時，很多反對中共獨裁的人會寄望於西方資產階級政客的支持，不少“加速主義”信奉者也會寄望外國政府制裁中共，讓爆炸性社會動盪在中國來得更快些。但社會主義者不只反對中共獨裁，對於外國資產階級政府也不抱任何期望，因為他們也只是在無力處理本國危機、無法從中國恢復生產享受經濟成長紅利，才採取對中共強硬的姿態，並縱容、煽動民族主義來分化工人群眾，並反過來助長中共在國內煽動民族主義、愛國意識。真正令中國乃至全球工人階級獲得解放的方式，仍然是工人階級不分國籍團結鬥爭對抗世界資本主義。 中國蘇州文明碼遭遇滑鐵盧—“文明”或是“野蠻”？ 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面對國內外的一系列經濟與外交事務的困境，中國政府不斷加強對社會的控制力度，特別是利用現代科技建立起一張覆蓋全中國的“天網”。2020年9月3日，蘇州碼的升級版“蘇州文明碼”上線。據悉這一文明碼以1000分滿分，若市民有任何“不文明”行為——包括違法違規或部分合法行為——都會被扣除相應分數。如果分數不過關，則可能在日常生活和使用公共服務中處處受阻。“文明碼”一出，輿論譁然。有人諷刺“文明碼”乃現代“良民證”，“文明碼”在人為劃分公民中的等級，有人質疑政府是否會把文明碼變成濫用公權力的工具。沒到四天時間，9月6日相關負責人即宣布“測試”結束。可以說蘇州地方政府變相承認了“文明碼”試驗的失敗，但是我們仍要警惕更多的“文明碼”出現。 蘇州文明碼作為強化控制的產物，其出現不是第一個，在中共獨裁政權被打倒之前，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個。中共獨裁政權正利用智能手機、互聯網以及大數據等新時代的生產工具建立更加嚴密的監控網絡，自動將那些不願意服從他們管制的人——譬如將罷工、遊行示威參與者、甚至發表不滿言論者定為“不文明”行為——排除在社會與公共生活之外。 民主權利意識覺醒 “文明碼”看似在提倡文明、懲罰不文明，實質上不過是被國家權力異化的一種規訓，其目的是赤裸裸的野蠻，也就是不斷強化中共獨裁統治的能力，確保威權統治能夠繼續進行下去。威權主義者如此青睞於新技術正在於這些技術可以減少他們實施階級統治、鎮壓群眾運動的成本，在過程中減少他們想像中的人為干擾因素。然而此次文明碼及2019-2020年的一系列網絡輿論風波都在展示事情積極的一面：一部分中國網民開始意識到，中國的發展奇蹟建立在毫無顧忌地壓榨公民權利之上，他們的公民意識開始覺醒，認為有必要向中共獨裁政權發出集體的反對聲音。 社會主義者反對以任何形式進行的數字控制及“文明碼”一類的社會控制手段，我們認為這種被國家權力扭曲的技術只能不斷鞏固和強化國家機器，為資產階級統治作倀。提升民眾的“文明素質”靠的是完善而全面的公共教育和相應的物質條件，而非通過“老大哥”式無孔不入的監控。只有通過廣泛的集體行動為民眾爭取對抗獨裁政權，廢除國安和政治警察部門，並將科技企業民主公有化，才能真正避免下一個“蘇州文明碼”的出現。 中國：人口普查背後的社會監控與維穩 根據中國媒體報導，2020年11月1日將正式開始第七次人口普查登記。不過在正式開始之前，各項準備工作既已開始，不少小區里拉起橫幅宣傳積極參與人口普查的好處。根據國務院的說法，“電子化採集”也會成為此次人口普查的重要工具，在日常生活中最直接的體現，便是各處的二維碼張貼齊全，等著居民提前登記自己的個人信息。這一舉動暗示了中國政府正在試圖利用新時代的互聯網和大數據，構建一個更加嚴密的社會控制網絡。 在此次人口普查中，不僅調查所使用的片區劃分變得更加精細，對於個人信息的掌握也更加精確，譬如人口流動的情況。筆者在參與由政府主導的類似社會調查時候，也敏銳地注意到小區中的外來居民對此類調查的不信任，因為中國政府在控制居民的上心程度高於他們關心邊緣群體和少數群體的程度。某個小區中的橫幅寫著“都是國家的寶，一個都不能少”，可以說是對人口普查赤裸裸的諷刺，並道出了政府要將普查計劃精確到個人的野心。 維穩手段 自古以來，各國統治者及其僕從都知道，充分掌握精確的人口資料是增加國家政權汲取社會資源能力的重要手段，在中國這樣一個實施威權統治的國家更是如此，更加精確的人口數據有助於充分地了解和控制它的國民。早在2004年，中國學者劉能便指出“少數群體”如下崗工人聚集的小區最有可能孕育出製造社會不穩定的集體行動。顯然中國政府試圖用人口普查的方式捕捉和追蹤這些流動的人口，以免他們破壞“維穩”的大好局面。政府根據人口資料所作出的城市規劃，永遠伴隨著階級壓迫——將被邊緣化的“低端人口”隔離起來，避免他們“破壞市容”和“製造混亂”，而富人則占據著社會大部分資源。 有人質疑這些個人信息是否會泄露，是否會成為“有關”部門進行行政處罰的依據，國務院信心滿滿地承諾：人口普查的數據受到“嚴密的數據加密和脫敏技術”保護。然而我們相信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大陸讀者對此只會付之一笑——推銷廣告、垃圾短信無時不刻不在提醒他們——中國的公民個人信息保護機制根本可以說是千瘡百孔、漏洞百出，只需要一點權力和一些賄賂就能把它捅出個大窟窿，各方證據表明各地政府都有參與出售民眾個人訊息予商業機構，以至於堆成山的個人信息待價而沽。 數據私隱 也許有人會說社會主義者沒有看到人口普查“利國利民”的一面，然而我們要的是將普查數據用在社會公共服務的能力，而不是為了監控社會群體和鎮壓反對派，也不是為了實行階級壓迫的政策。在中國，人口普查與身份證、監控網絡一併成為社會控制網絡的一部分。我們應該去反思：人口普查究竟“利”誰的國？一直以來，政府都禁止公布無對國家的社會數據，像顯示貧富差距程度的堅尼係數，多年來都是不可公開的秘密。而GDP數字多年來都充滿水分，如果政府願意的話，堂堂“泱泱大國”都怎會沒有能力調查真實的資料？ 不僅僅是中國的社會控制網絡，西方資產階級國家也竭力收集民眾隱私，一如斯諾登所揭發的美國“稜鏡計劃”。 社會主義者認為任何資本主義政府是不可能真正保護公民的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的，而獨裁的中共更為如此。社會主義者認為應該通過民主委員會監督政府有效保護公民個人信息不被泄露。我們要求廢除國家安全部門以及控制網絡信息的部門，停止一切監控和控制社會輿論的行為。只有全面民主公營的經濟才能避免政府及企業為利潤出賣公民個人隱私，同時利用人口數據更好地提供社會服務和資源分配。這一切只有打倒極權資本主義才有可能實現。 中國：娛樂文藝自由被禁——見證文化審查強化的八年 廣電局在今年七月頒布了二十類題材審查及規避命令，嚴格限制影視拍攝的內容，打壓藝文創作自由。近期中共不僅提高對於新影視作品的打壓，也紛紛的將過去審查核可的作品下架，包含了描繪宮廷內鬥的《延禧攻略》、《如懿傳》，也將一部描繪反獨裁政權的《V字仇殺隊》給封鎖查禁。《V字仇殺隊》電影影響深遠，從香港的民主運動到世界各地的群眾抗爭，總能看到帶著V面具的抗爭者，這是因為該電影雖然推崇無政府派的個人英雄主義，但在當代觀眾的詮釋中象徵著反對獨裁的抗爭精神。當然，這種精神也為施行資本主義獨裁的中共政府所恐懼。這反映出中共獨裁的膽怯，害怕藝術的自由創作會群眾的政治意識，因此必須嚴密控制輿論。 8月15日，評分排在豆瓣68名的電影《V字仇殺隊》（港譯《V煞》；台譯《V怪客》）的頁面突然消失，各大視頻網站和社交媒體有關該電影鏈接和評論也一併被刪除。大量疑惑而憤怒的網友來到漫畫版《V字仇殺隊》的豆瓣頁面下討論，但不久評論區也被和諧。成千上萬的聲音瞬間被刪除，就好像它們從來不存在一樣。 但是僅僅在8年前的2012年，該電影一刀未剪地在央視六套播出，當時的共青團喉舌中青報表示央視播出該電影“讓人大感驚喜”、“為開明喝彩”和“沒有寬鬆氛圍就沒有文化繁榮”。今日再看官媒的這些言論，令人不難發現政權的危機感與不自信更為強烈。 多部作品被禁 實質上中共對於藝文自由的打壓一直都存在，在2012年、一部愛情電影《頤和園》因為涉及隱涉六四革命，該片導演婁燁被下令長達五年不能拍電影。又例如2017年的韓國電影《出租車司機》講的1980年的韓國光州事件，這本與中共無直接聯繫，卻因為能讓人聯繫起六四鎮壓而遭到全網封禁。 今年較早，禁止未成年人每天玩網上遊戲的時間。後來因為遊戲動物之森的玩家在遊戲內繪製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譚德塞與中習近平嘲諷中共，不但下令遊戲下架，甚至禁止遊戲出現殭屍和疫瘟的題材，並且指遊戲的地圖編輯功能是用來宣揚分裂祖國。 這必然觸動年輕人的神經，即使尚未被政治化的一群也強烈感受到自由被剝奪。在江澤民統治時代，中共放任媒體的娛樂八卦和色情暴力，利用拜金及縱慾主義來轉移群眾對政權的視線；而習近平則走向另一極端，對文藝和媒體採取家長式管制，企圖利用民族主義和儒家道德來鉗制群眾反抗思想。 在中共獨裁底下藝文創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因為政權恐懼藝文創作的自由將讓部分藝文創作者與知識分子藉此激起工人階級與基層人民對當局的批評與厭惡。然而，在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之中，影視產業資本同樣會為了利潤與市場，迫使影視創作者放棄創作自由，根據美國筆會及一些知名的電影創作者指出，好萊塢影視產業資本為了要瓜分中國的電影市場，也配合著中共獨裁進行創作自由的審查，甚至是向中共獨裁獻媚。單單在2019年中國電影市場中，好萊塢影視產業資本便取得26億美元票房進帳。 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一切對文藝的審查，要實現真正的藝文創作自由，為著言論與創作自由而鬥爭！使藝文創作者不再做獨裁政府的化妝師、不再仰賴資本家的臉色與市場的營利導向而過活。 中國：不僅僅是天災——中共獨裁的無能加劇災情！ 這一場1998年以來最嚴重的洪災，進一步重創了早已因疫情與經濟危機而岌岌可危的人民生計——獨裁資本主義體制與病毒、洪災，荼毒著中國基層人民與工人階級的現在與未來。 每年長江在這個時候都會出現水位抬升；又恰逢東南地區的梅雨季節又起到了助推作用；而作為貪腐工程的代表——三峽大壩，從不曾讓它的質疑者失望，對遏制洪水的泛濫、調節汛流沒有發揮到令人滿意的作用。 根據官方公布數字（根據過往劣跡，我們可以合理懷疑實情更為嚴重），超過七千萬人淪為受災戶、271人死亡或失蹤、經濟損失高達人民幣2143億元以上、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災區遍及全國28省，緊急安置人次達469萬人，對比近五年平均值高出47%。國務院扶貧小組副主任洪天雲則表示，截至8月21日、恐有1.3萬家戶重新淪為貧困家戶。而在這樣的悲劇面前，中共中央現在僅落實25億元的救災經費——而這些錢又將流向何處呢？ 根據受災區網民的回覆，他們在歷年水災泄洪後並沒有得到國家的任何補助，只有部分地區象徵性的發放了方便麵和礦泉水作為慰勞物資，此前黃山災民更是傳來了“一百萬人共得250萬受災補貼，平均一人兩塊五安家費”的笑話。 要切實救災 不要作秀宣傳 即便根據政府當局於8月26日所宣稱的，中央與地方將合計撥款一千億元人民幣用於災後重建。姑且不論當中將有多少公帑進入官員與資本家的口袋中，這筆預算平均於七千萬名受災戶之中，每人僅得1500元的預算援助。對照之下，本年度軍備預算高達1兆2680億元。中共當局維持獨裁制度的企圖、擴張中國帝國主義的野心、以及官僚腐敗，吞噬了基層人民應得的防洪預算與建設！ 面對98年後的最大洪災，習近平神隱了將近三個月才首次公開視察災情，而這場“視察秀”中的“災民”，也被網民踢爆是“臨時演員”。而在此之前，網路上充斥著對習的批評與不滿。面對社會輿論中對習近平的批評，中共宣傳部門也在7月底、8月初起加強網路管控、以杜絕各種對當局的批評與質疑，並大力渲染各種民族主義“正能量”宣傳。 在當局施壓之下，媒體起初有意的減少了關於洪災的相關報道。可笑的是，國內最早的報道是一則大水淹過之後某城市出現彩虹的新聞。等到洪水來到家門口，紙包不住火的時候，才開始呼籲民眾注意安全齊心抗洪。這導致了相關援助的滯後，比如合肥在洪水衝擊的時候才開始請求物資捐贈，可是時間太趕，有心無力。 另一方面，大量訊息不發達的農民工在這時候才知道事情，想回去幫助家裡人轉移物資，也是為時已晚了，人員的安危，財產的損失，又找誰算呢？在感覺人力不足的情況下，政府更是開始軟硬兼施的把城市的大學生和鄉下的農民慫恿到到一線抗洪，美其名曰：為國效力。 當局雖然能暫時以國家暴力來壓制輿論中對於防洪無能、救災不力的批評聲浪，卻始終不能辦好防洪工程，擋下未來再有的大洪災。 最嚴重時，緊鄰三峽的宜昌市幾乎高度與水位持平險些自身難保，差點上演“水淹金山寺”；另一方面，今年的新冠疫情也沉重打擊了政府的財政，人力物力非常有限，往年喜歡借著水災旱災走選秀出來扮演親民形象的官員這次都不肯出來扭幾下了。 進入七月下旬，洪水的總量達到一定的高峰，一向以科學大國自詡的中國政府的先進技術貌似在洪水目前和疫情目前一樣沒什麼效果，於是再次號召人民“舍小家保大家”。那麼這次作出犧牲覺悟的重擔就落到了安徽的頭上。原因也很簡單，上游的河南是人口大省，提供了大量勞動力，下游的江蘇是經濟大省，承擔著財政重任。於是中央貼心地給出了兩個選擇；要麼你自願犧牲，要麼主動做出犧牲。 7月20號，安徽阜陽市阜南縣王家壩決定開閘爆破泄洪，將來自淮河流域的洪水留住，以完成指標，2000居民在臨時緊急通知的情況下匆忙轉移，大量財產被迫拋棄，開閘後，整個蒙窪蓄洪區成為一片水鄉澤國，田地工廠以及來不及帶走的家畜都被淹沒。在過去的60年裡，該地已經成為了國家御用的泄洪區，先後開閘16次。農民們的辛勤勞作就這麼一次又一次的在官僚們“舍小家保大家”的口號下化為烏有。而在整個安徽，更是遍布多個泄洪地點，自入訊以來，受災人口到達399.2萬人，被迫遷移人口66.4萬。 今年因為疫情原因，每年全國統一的高考不得不推遲到7月7號至8號舉行。然而面對七月以來愈發嚴重的長江洪水，有關部門卻絲毫不考慮沿岸省份學生可能無法同時參加，結果是高考當天黃山河水倒灌積水嚴重，歙縣兩千名考生只有五百名到達考場。考試連續延遲兩次，不得不替換備用卷臨時更改時間，給考生的心理帶來了嚴重的壓力，但這一切只能讓學生們和家長們去承擔。在把高考視作改變階級命運的國家，這是何等殘忍的一件事。 在氣候危機愈發劇烈、惡化的今天，未來勢必將有危害更大的洪災。社會主義者認為，群眾不能信任政府的救災工作，需要由下而上自我組織救災委員會，安排物資和醫療資源的分配，給予受災戶全面且充裕的援助、保障其一切所需，才能阻止貪腐官員將捐款中飽私囊。而且同時需要建立民主機制以防止食品價格暴漲和投機的情況發生。需要進行符合公眾集體安全的疏洪建設，就要將基建項目收歸工人階級民主管理。 對抗未來洪災 出路在哪？ 社會主義者反對一切的新聞封鎖，要求公開透明災情消息。為了調查災情真相，需要由災民和工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討合理賠償，並嚴懲失職和腐敗的官員。 要實現這樣迫切且必要的措施，需要建設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推翻這個由無能權貴鉅富所執掌的獨裁資本主義制度，並以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社會運作，如此才能將社會的巨大財富與科研技術充分用於保障基層人民之安全，並投資對抗氣候危機所需的一切科研項目與各類建設，才能使未來的人們真正告別洪災、告別人類史中至今不絕的水患。 中國：國家機器對左翼人士的鎮壓升級 8月14日，南京中級法院對左翼人士柴曉明在進行秘密審判，他被當局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法院判決和刑期尚未公布，但南京檢察院公訴人建議量刑3到5年。據了解，柴曉明的律師與當局簽了保密協議，以確保有關其案件的消息不會被泄露。 針對柴曉明的這一案件是極大的不公義，是中共獨裁對毛派和托派青年進行更廣泛鎮壓的徵兆。10月，毛派退休工人孟憲達（網站“人民之聲”編輯）被當局拘留，隨後被釋放。兩個案件沒有直接聯繫，但和柴曉明一樣的是，孟憲達也是2018年深圳佳士工人鬥爭的堅定支持者。 柴曉明自稱托洛茨基主義者。在大約十年前的一段時間裡，他經常與工人國際委員會（2020年更名為ISA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勞工論壇進行討論，但隨後他以政治分歧為由中斷了所有聯繫。柴曉明於2019年被捕時，是“毛派”左翼網站“紅色參考”的編輯。 最昂貴的警察國家 中國的秘密審判意味著被告的家人、朋友和媒體都被拒之門外。在許多情況下，被告的律師是由官方所委派的，而非自己選擇的。如果當局認定犯的罪涉及“國家機密”，就會下令進行秘密審判。 中國的司法系統和法院均由中共所嚴密控制，定罪率超過99%。從2006年到2016年的法院統計數據顯示，無罪釋放的被告不到0.2%。換句話說，出庭幾乎等於有罪判決。此外，大多數審判嚴重依賴供詞，而供詞又往往是在酷刑脅迫下獲得的（尤其是涉及政治的案件）。如果被告不“配合”，當局就會以懲罰家人、朋友或聯繫人士作威脅。上述內容都是在中共控制的司法系統中司空見慣。 隨著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國家機器變得更加高壓獨裁，遂成為世界上最昂貴的警察國家。政府用於“維穩”的預算大於其軍事預算。最新“維穩”經費數據為2019年的人民幣1.39萬億元（2100億美元），差不多相當於公共醫療預算的人民幣1.64萬億元（2480億美元）。 柴曉明的案件的細節尚未對外公布，但他被南京市國安局拘留的時間始於2019年3月，在該案提起訴訟之前17個月。2019年9月，他被正式逮捕，表明從拘留到對他的案子正式審理經歷了6個月的時間。這也符合中共對政治異議人士的迫害模式，在審判前將其長期拘留，從中提取供詞，在許多情況下，遭遇如此迫害的異議人士被迫“配合”以免加重刑罰。 佳士工人鬥爭 柴曉明的案件與之前的佳士工人鬥爭有關，當時來自中國各地的左翼青年和活躍份子為深圳一家機械廠的一群工人爭取組織工會權利。這場鬥爭被中共獨裁政權嚴厲鎮壓，揭露出中共完全反工人階級的一面。 佳士資方拒絕批准在工廠成立工會（在中國，獨立工會是非法的）。他們開除並雇用流氓暴徒毆打主要的工人代表。工人和資本家的待遇形成鮮明對比，清楚地表明了中國乃威權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現實。佳士董事長潘磊和人事經理郭麗群均為深圳市人大代表，而人大這個偽議會中的“人民代表”皆由中共所欽選。 隨工人鬥爭而來的警方鎮壓中，80多名青年和工人被捕或失蹤。“紅色參考”是少數幾個協助傳播此案消息的網站，而這正正觸怒了中共政權。 到2018年底，中共當局在全國上下的大學校園內展開了鎮壓，並終止了許多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會”的運作，這些社團被認為支持佳士工人鬥爭。在被警察拘留數月之後，多名抗爭學生領袖被迫拍下“認罪視頻”。柴曉明也在大約這個時候被捕。 柴曉明的唯一罪行是捍衛工人的權利，抗議工人和社會主義者在中國遭遇的殘酷鎮壓。習近平政權對左翼青年和年長的運動人士採取日益嚴厲的鎮壓表明，當局儘管試圖展現力量和穩定，但卻對社會主義思想越來越受支持感到恐懼。對於新一代的中國左翼和社會主義青年來說，柴曉明的迫害只是提供了更多組織起來反對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的理由。 中國：習近平政權向馬雲與螞蟻集團宣戰 螞蟻集團的龐大上市計劃，在最後一刻被混亂地取消。這顯示了中共專制與中國科技業的新興寡頭資本家之間，爆發了一次重大衝突。這甚至相當於“宣戰”行為，而中共當局同時也陷入不同的“戰事”，包括與美國政府的衝突。據報，習近平親自下令阻止螞蟻上市，縱使這會對中共的市場信用帶來嚴重打擊，而同時間美國也在指控中國科技企業充當中國政府的工具和附庸。 中國的主要面向微型信貸業務的科技金融集團“螞蟻集團”A股與H股原定於十一月五日於上海創科板與香港聯交所同步上市，這一上市計劃涉及融資額達2300億元人民幣，上市後的估值可能高達3100億美元，遠超包括花旗與高盛集團等全球主要銀行，直逼摩根大通的市值。新股首發的消息在中國和香港的股票交易市場都引發了一波認購投機潮，A股與H股分別超額認購近900和400倍。其龐大的體量和熱切的認購額使之成為人類資本史上最大的集資計劃。 戛然而止 然而，這一“壯舉”卻在上市前兩天（十一月三日）宣布流產，戛然而止。此前一日的十一月二日，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約談馬雲、螞蟻集團董事長以及執行長。同日，銀保監會會同央行發布《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規管小額貸款公司的出資比例，這一規定被廣泛解讀為直接針對螞蟻集團而來。 在此前的日子中，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可謂一帆風順。叫停上市的晴天霹靂決定，揭露了中共機器經常的矛盾而不協調的運轉方式。這問題直到被送往習近平之前，也是在馬雲10月份的“不尊重”言論之前，似乎沒有人在“掌控”事情。我們在2015年股災和貨幣危機，看到了類似的缺乏協調。這些都是了解未來中國經濟危機和動盪會如何失控的重要教訓。 八月底，中國證監會從受理螞蟻的IPO（公開新股發行）申請到完成審批只花了史無前例的二十五天。從路路暢通到突然煞停，眾多猜測認為是由於馬雲本人在十月底於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發表的演講中，公開且尖酸地批評挖苦中國政府對金融業的監管“過時落伍”，觸怒了當局因而叫停其上市計劃。 事實上，對中國金融監管的官僚體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約談”同日所出台的 《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從立案起草到公開頒布，起碼要花上一兩年的準備時間，決非臨時起意煞停螞蟻上市。因此，更有可能的時間順序是馬雲早知山雨欲來而在公開演講中放手一搏，意圖製造輿論聲勢倒迫中國的金融監管機構。但這件事造成反彈並惹怒了當局，也為習近平敲響了警鐘。當局的擔憂，不單是馬雲等個別的資本家會過於“獨立”和傲慢，而且他們的經濟力量在未來會變得過大，能夠公開迫使當局屈服於“市場力量”，連政府也控制不住他們。從政權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很危險的邏輯，因為中共必須要不斷展示自己為社會中最強大的力量。 馬雲本人對外一直宣稱，螞蟻集團是一家“科技型企業”。簡單而言螞蟻集團是憑藉著馬雲旗下的阿里巴巴集團在中國電子商貿領域中的壟斷性地位，承接了電子商貿交易過程中的支付、交易中介擔保、以及小額金融貸款的業務。據螞蟻上市招股書，螞蟻集團按業務可拆分為三大板塊：以支付寶起家的電子支付平台、以微貸、理財、保險業務構成的電子金融科技平台和以大數據徵信、區塊鏈、海外支付等構成的創新與其他板塊。可見其核心經營的是金融服務，本質上毫無疑問是一家金融機構，而且更是一家巨型機構，甚至足以向國有銀行施壓，使其可能走向與中共政權核心需要相違背的方向。馬雲以“科技型企業”包裝上市，實際上是為了迴避金融業對槓桿率、資本金和準備金的監管。 危險的槓桿率 螞蟻集團直至2020年6月，在中國促成信貸餘額已高達21536億元。翻查螞蟻小微小額貸款有限公司的財報，至2019年底，公司淨資產177億元，註冊資本120億元，即螞蟻集團用不到200億的本金就發放了超過2萬億貸款，槓桿率超過100倍！而這意味核心資本充足率僅0.8%，遠遠低於巴塞爾協議（即資本充足協定，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成員所推出的資本充足比率要求）對銀行4%的要求。固然螞蟻集團本身不是銀行，因此不受巴塞爾協議規管，但顯然這個被馬雲稱為“老人具樂部”的協定對他而言芒刺在背，時刻提醒著他作為一家金融機構，有著上千億元的資本金缺口。 中國的金融系統自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後一直存在著債務陰霾，為了降低風險，監管當局近年一直推行“去槓桿”政策以冀降低金融市場的槓桿率，以防一旦爆發危機，也可控制損失。然而，全國的居民槓桿率卻依然快速增長，特別是由於新冠疫情影響，過去數年稍稍降下槓桿率再次反彈，甚至創出新高。2020年三季中國宏觀槓桿率達到270%，其中居民部門槓桿率為61.4%，雖然尚不及美國次貸危機時的98.6%，但回溯到2008年，中國居民槓桿率僅為17.9%，到2018年已暴漲至60%。相對而言美國居民槓桿率從20%到60%的過程經過了40年，而中國只用了10年，迅速暴漲的居民槓桿率亦間接地反映了貧富差距的急速擴大。 螞蟻集團現在被指控是中國家庭債務不斷增加的元兇。與此同時，這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無盡矛盾，這也包含“中國特色”的制度，因為中共透過“雙循環”戰略來提高個人消費的計劃，只能建築於更多的消費者債務之上。民眾的收入水平根本不足以大幅擴張消費開支。中共可以對螞蟻等企業實施更嚴謹的限制，但卻會為自己帶來反效果。 同樣跟美國08年次貸危機相似的，是螞蟻集團與銀行的合作形式。現時螞蟻集團與100多家銀行合作，而螞蟻的聯合貸款出資比例僅為1%－5%，意味著那100多家銀行相對而言承擔了95%－99%的債權和壞帳風險。換句話說，螞蟻的商業模式是寄生性的，作為中介人賺取利潤，而又讓國有銀行承擔所有風險。 同時也由於疫情的影響，螞蟻業務的消費信貸逾期率已由去年年底的1.56%翻倍上升至3%。以2萬億放貸額計算，壞帳數額已達600億，這對於那100多家合作銀行而言他們的壞帳準備金可能不足以抵扣，這相當於一個危險的定時炸彈。 由於中國的信用卡業務相對較小，螞蟻所提供的小額消費信貸迅速填補了這一空間，掌握了8億居民的消費信貸業務，實際上已變得“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ll)。馬雲稱“中國金融沒有系統性風險，因為中國金融還沒形成系統”這番話相當諷刺，因為他正是其中一個給中國金融系統埋下了隱患的人。 股票投機 另方面，螞蟻在國內發行股份的手法亦引人懷疑。九月開始，馬雲通過支付寶向大眾銷售螞蟻戰略配售基金，集資600億元人民幣，但這主要面向一般群眾的銷售條款卻包括了鎖定18個月不得轉讓。但同時，螞蟻集團內地的招股書中條款卻標明“持股5%內的股東，在上市後12個月可以轉讓”。 而在十一月七日，中國財新網公開了螞蟻顯名股東名單。股東名單中包括了國內資本以及中共國有企業，以及新加坡淡馬錫和政府投資公司、馬來西亞國庫、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投資委員會，甚至包括了香港親政府富豪李嘉誠0.54%以及董建華0.05%。 條款間的差異，意味著各大資本以及李嘉誠和董建華等個人完全可以先於普通股民提前離場，盡情在招股熱潮中飆升的股值投機。 但同時，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制，全球經濟在未來幾年將深陷危機，加上中美衝突，中國經濟亦不會樂觀。而同時中共去槓桿化政策失敗，居民槓桿率和宏觀槓桿率創新高，債務逾期與違約率增加，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發生債務危機的風險。 在11月10日當局宣布新草案來規管科技業的壟斷行為後，中國科技企業的股票遭到拋售。這些事件顯示中共政權及其所為“更優勝”的資本主義模式（國家資本主義專制）也正朝向暴風雨，其政治及經濟矛盾正不斷增加。當局與寡頭資本家之間的衝突，直接或間接聯繫到政權內部的派別權鬥，而這也是自1980年代末以來最為嚴重。習近平介入去阻止螞蟻上市，也是政治因素的反映。事實上，政治因素更可能是主要原因──為了發出信號，警告沒有任何個人，包括中國的前首富，能夠破壞習近平中共的“規矩”。但習近平的每一個新“解決方案”──無論是香港的國安法，或者是對美的強硬立場──都在製造新的危機。 馬雲並不代表為意識形態挑戰中共的“資產階級民主”，他關心的只是為了最大化自己的經濟力量和位置。馬雲最惡名昭彰的是主張“996”工作，而他過去也曾讚揚鄧小平在1989年的六四鎮壓。 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計劃經濟才是解決方案，而非調控資本主義，不論是民主或專制政府。因為資本主義永遠都會為了最多的利潤而抵消和抗逆規管。我們需要將大企業公有化，這當然包括馬雲的商業王國，並將整個經濟置於多數人利益的民主管理。不要鐵腕極權政權，而是透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政府來實行公有制，由人民、基層工人階級掌控及管理企業。如果這些擁有社會巨大力量的企業，交由貪婪的資本家、投機者或短視的腐敗官僚所控制的話，未來這只會導致經濟危機與災難。 中國各地學生抗議監獄般封校措施 自從4月份以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中國政府對大學和院校實施了嚴格的校園封鎖。對於9月1日開始的新學期，儘管教育部在8月宣布部分放寬限制，但許多學校仍繼續實行嚴厲的封鎖措施，包括嚴格的出入管制、保安封鎖學校出口。截至本文付梓的10月，這些措施已經引發了多個地區的學生抗議。 中國各地的大學仍處於封鎖狀態。全國有3700萬的學生被禁止離開校園，根據官方說法，這是為了“防止疫情擴散”。全國多處校園內發爆了抗爭。在如此政治高壓的條件下，中國學生面對的是極權統治，卻表現出令人欽佩的勇氣。 中共獨裁設法壓制批評聲音，高調宣揚說政府“戰勝”了疫情和經濟危機，但這些自吹自擂的假象卻被學生的訴求戳破——反對宿舍惡劣不堪的衛生條件、反對學校食堂使用“地溝油”、反對不斷上漲的水費、反對減少學生本已很短的洗澡時間。資金極其匱乏的教育體制，讓學生生活的方方面面無一不受影響，與此同時，中央政府卻給了企業和地方政府一共3萬億元人民幣的紓困援助，然而這些企業和地方政府，正是讓數百萬工人放無薪假和被解僱的罪魁禍首。 “五大訴求” 從東莞到合肥，學生們組織了一場場抗議，反對校方嚴苛的限制，他們針對水電費暴漲、禁止外賣食品、縮短上網時間等，提出了“五大訴求”。這一現象意義重大：“五大訴求”這個用語現在成為中國某些抗議活動的特徵，即使訴求內容各有不同，但這是直接借用了去年以來香港群眾鬥爭的用語。 學生們的最後一項訴求幾乎可以說是香港民主抗爭的迷你版，他們要求民主推選學生代表與校方直接對話，並爭取學生訴求。可以預期，當局會指控好學生領袖受“國外勢力挑唆”。在微博上和這些抗爭有關的一個標籤被瀏覽超過1.5億次，隨即又被審查刪除。隨著各地短暫發生這些反抗，學生抗爭如野火般蔓延全國。 對學生的最大攻擊，是把原本有7天的國定假日縮短為1天。山東省滕州市第一中學有2,000名學生發起遊行示威，反對縮短假期。面對政權日益強化的鎮壓，這場示威仍將抵抗精神向前推進，甚至有望贏得勝利。 這些示威不容小覷。他們代表著青年對獨裁資本主義制度深感不滿，也對自己未來成為工人後將面對的高壓感到憤怒。即使是高中生，也都勇敢地提出“誓死力爭，還我假期”的口號，並在《告全體同學書》中寫道“我們已經沉默了太久”，並且“壓迫是不會隨著我們的退讓而收斂的”。像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這類毛語錄名句，也開始受到學生歡迎。 這些校園抗爭與2018年的佳士鬥爭有關聯，當時有大約60名的左翼學生支持工人罷工，並呼籲在深圳建立獨立工會。更多的學生由於極其高壓的條件而沒能直接參與，但他們利用秘密的網絡論壇和聊天群密切關注了這場鬥爭，並激進化起來對抗富人和強權。 削減預算 對學生權利的限制，通常是種種打壓的開端，因為資本主義下的學校制度試圖培育聽話的工人，以謀取未來的資本利益。對大學之超高壓控制，反映了中共的真實恐懼，因為國家資本主義中的矛盾，已變得徹底不能管控。 民生也正遭受最新一波的打擊，包括削減2020年教育預算 9.8％（137億元），這無疑導致更多家庭依靠昂貴的私人補習——家長在這方面每年平均就要花費12萬元，但在中國年收入低於1.2萬元的就超過6億人。這種嚴重的不平等現象，加上許多學校資源不足，造成大量低收入工人被迫在血汗條件下工作——不僅是中國惡名昭彰的血汗工廠，服務業甚至科技業亦如此。 但是，只靠反對削減預算、反對上漲費用，學生們是不能贏得勝利的。由中共主導的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才是禍根。預計今年將畢業的870萬大學生中，許多人將找不到工作，因此學生要把同樣的抵抗精神，運用於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無處不在的不平等現象。 學生抗議活動的英勇行為，應當激勵起工人採取行動並捍衛自身利益，對抗官資聯手推動的大規模裁員和工資削減。只有資本主義下處於生產核心地位的工人階級，才能擊敗整個壓迫制度。 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反攻倒算，有著警察在背後支持的學校當局，開始圍捕所謂的學生領袖並鎮壓抗議活動。中共當局十分熟悉一個伎倆，一開始會做出部分讓步以分化運動，隨後打壓“煽動者”。但是，這並不能終結運動。中國的學生抗爭有著悠久的歷史，並多次引發了群眾性的工人鬥爭，甚至是革命運動，就像1919年和1989年兩次。正因如此，中共獨裁政權尤其擔心學生的抗議活動。最近的抗爭得到全國各地的同情和關注，就像一場大地震來臨前的一場較小震動，標誌著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鬥爭正在來臨。 中國：鎮壓或“改良” 儘管專制當局忘乎所以地宣傳其經濟成就，但現實是階級差距日益拉大，在底層窮苦百姓中對自己不斷惡化的局勢日益表現出沮喪和絕望。在內蒙古為例，當地生產了中國四分之一的煤炭和擁有中國最大份額的風力發電資源，但仍然有7萬農戶沒有用上電。甚至在各省內部貧富差距也非常極端——如在廣東省最富的地區深圳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最窮的地區河源市的10倍。 當局的傀儡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全總）在2010年的一份調查顯示，勞動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份額整整下降20個基點——從1983年的56.5%下跌到2005年的36.7%。同一份報告顯示，“資本收益率與此同時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占的份額增加了20%。（《財經》雜誌，2010年5月12日）。這些數字證實了社會主義者一直認為的，政府大規模下崗和解僱國有企業工人（70%以上），粉碎工人的抗議活動，並鼓勵血汗工廠的生產方式和惡劣的工作條件，使國家的財富從勞動力大規模地轉向資本。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報告，23.4%的工人在過去5年未有加過薪，而75.2%的工人抱怨收入的極端不平等。 可追溯至過去十年的初期，數年來中國領導人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全球性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支持下，致力刺激國內消費以“平衡”大規模依賴投資和出口的經濟模式。但這種情況並未發生，實際上經濟仍在向相反的方向發展，隨著經濟刺激施和大規模信貸增長，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50%，而整體經濟的消費的份額從2000年的，從46.4%下降到2010年的34%，而今天這一趨勢仍在繼續發展：難以負擔的購買新住房的價格迫使更多的家庭增加越來越多的積蓄而非消費，而通貨膨脹則使較高的零售收入掩蓋了實際銷售數量的變相下降。而消費者支出的主要擴張集中在相對富裕的城市新中產階級，這一少數人口中，而並不是實際工資水平仍然很低，而且缺乏福利體系支持的大多數人口身上，這迫使人們不得不積攢他們很大一部分的收入。 當局在最近二十多年執行的政策培育出一個超富的資產階級和房產業主。中國現在有96萬個千萬富翁，個人財富在1000萬元以上。根據英文的《中國日報》（China Daily ，2011年4月15日），“55%的中國百萬富翁的財富來自私人企業，20%是依靠快速上漲的房價炒樓而得的。”千萬富翁毫無疑問是政府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並已取得相當的經濟話語權。正如內蒙古的煤炭大王和全國人大代錶王春城和春城集團的案例表明，越來越多的情況下那些主要的資本家們正被納入政府和准政府的體制中。事實上，在起初這一方向正好相反，那些主要的大資本家往往早年本身就是黨的官員出身，利用他們的政治影響力以建立商業帝國。根據中國官方的英文報紙《中國日報》的網上調查顯示，超過90%的受調查者相信新富階層獲得財富的方式與他們其“政治背景”有直接聯繫。 而這一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早已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托洛茨基所預見到，他曾經警告說，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國際工人階級的失敗，使得俄羅斯的斯大林官僚攫取了計劃經濟的權力，並在此後越來越多地威脅到社會革命和國有經濟的進步，除非是工人階級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統治才能阻止這一局面出現。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書中對斯大林主義極為精彩的分析，解釋了一個基於國有計劃經濟基礎上的官僚集團如果能成功挫敗工人階級的抵抗，將有可能發展出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對官僚們來說），僅僅做一個信託基金的代管人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成為真正的股東才行。官僚集團在這一個決定性的概念上的勝利意味著它也就轉化成為了一個新的有產階級。” 黨國體系的轉變 在中國，這一（官僚轉化的）進程發生在中共這一毛主義/斯大林主義的執政黨內部。這是資本家群體爆炸性增長的結果，而且由於與舊的計劃經濟體系的徹底決裂和新的產權關係的建立，也這是（中共）成為了這個國家新的經濟統治集團的工具。由於缺乏真正的社會主義群眾性政黨，（中共的蛻化）在國際範圍內給工人階級運動也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後果。儘管從1990年代初期蘇聯和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崩潰，到最近的全球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充滿矛盾，（中共的蛻化）使得資本主義制度在世界範圍內得到暫時的穩固。中國的這一進程在當前階段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加速進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今天正如維基解密所報導的，它引用自一份美國泄密的電報，“中共的政治局其實是一個商業帝國組成的小集團，他們將自己的既得利益置於普通窮苦百姓的利益之上。他們限制媒體自由以避免將黑暗的私下交易暴露給新聞界。”這份報告還注意到，在中國內部，對於前總理李鵬和其家族控制國家電力行業，負責政法的周永康石油產業，和總理溫家寶的妻子張培莉控制珠寶行業幾乎是“人盡皆知的”。這與此前毛澤東時代相比代表著質的變化。此前，在毛主義-斯大林主義制度下，雖然官員們也涉及腐敗，並根據在政府內部不同的等級和職位而享受大量特權。 但是，在計劃經濟和全面國有經濟的條件下，即使是在如毛澤東時代所謂的“社會主義”這樣一個官僚化扭曲和極權主義統治下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這一腐化仍然存有其限制，但是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種限制也被打破了。這是因為國家擁有的資產無論一個人能盜取多少，但是他們無法使之合法化，也不能公然將之轉化為私人財產，如房產、公司所有權、股票和其他金融資產。而如今在新的形勢下，限制已經被徹底解除了，“共產黨”和其領導層個人領導了這一蛻化的進程，他們使自己的家族變得暴富，並積累了大量的商業利益。黨則成為他們在新經濟制度下用來保護自己資產和經濟地位的重要工具，並在很大程度上向社會隱瞞了這一事實。同樣地，黨也作為一個秘密和等級化的組織正好合適作為調整和調節不同經濟部門，不同競爭省份和不同經濟集團間利益衝突的一個討價還價的平台。 由於物質和歷史的原因，對中國而言具體的資本主義的形式是嚴重不同於舊的工業化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但與其他東亞國家存在相應的類似之處。它傾向於一黨專制統治以維持對一個龐大、複雜和不穩定的社會的控制，——尤其是對壓制工人階級和農村群眾更是如此。 不可避免地，這引起了猖獗的腐敗現象，去年有146,500名官員因腐敗被懲處，但其中只有不到3.5%的案件涉及縣級以上官員。許多“大魚”因此得以放過，而這絕非偶然現象。正是因為爆炸性的經濟發展與黨國體制的存在，使之成為不同的政商集團、省級團體和不同政治派別的混合的“中心”。被暴露的高級官員腐敗案是很罕見的事件。通常黨內部會進行準備詳盡的派別談判，以避免引發執政“不穩定”和公開的敵對。被抓住的官員都受到派系關係保護，而各派別則保護他們不那麼合法的活動。 地方國家機關與私人資本沆瀣一氣，使腐敗日益嚴重。只有很少數的違紀案件真正進入司法程序，而許多案件則通過“雙規”等黨內的紀檢系統方式偷偷地解決，以確保幕後交易和派別關係勾兌。避免腐敗官員就如司法體系，以避免他們共處更多腐敗現象，也以此掩蓋腐敗的真實情況和不暴露於公眾眼中。據說大約有五分之四設涉及“雙規”從來沒有最終進入司法體系。這導致了政府反腐敗的行動變得極端無效——“光打雷而不下雨”——而進一步腐蝕了黨政府與群眾的關係。曾經有民間傳言表明這一困境，“不反腐，則亡國；反腐，則亡黨。” 這一現實為近來央行人民銀行的報告所揭露，據說自1990年代起有高達18,000名官員和國企高管逃往國外或失蹤，帶走了近8000億元人民幣（1230億美元）。數字本身是聳人聽聞的，但或許更說明問題的是這篇67頁的報告在幾天之內從銀行的網站上被刪除了。政府官員和媒體稱這一數字是“不準確的”，但是卻沒有提出任何其他數字。這不是主要國家機構朝令夕改自相矛盾的唯一實例。中國的“國家實體”並不是一個整體，而是越來越多出現的“不和諧”互相競爭的實體的共存。在關於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上尤其是如此。 謝國忠預測大約10%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被灰色收入或腐敗所吞噬。他認為這導致嚴重地影響“經濟效率”，並帶來社會不穩定和革命的種子。（《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1年7月8日） 政權有多穩定？ 在從計劃經濟轉變為“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所謂的共產黨試圖建立新支持基礎——資產階級、城市中產階級、國家公務員和在一定程度上還剩餘（精簡後的）國有企事業單位的編制內員工。這些技術工人和高薪雇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工人貴族”的特徵。統治集團通過各種政策以贏得他們的“忠誠”，譬如鼓勵市民擁有私房產權（主要是儲蓄作為投資保值），並賦予一定農村人口所享受不到的“特權”。當然這種忠誠度還有待經濟危機的考驗，並需要基於經濟（國內生產總值）仍然得以高速發展的情況。 當局的宣傳還包括對於“不穩定”的恐懼——這一假設在於假如發生政權變化的話，情況會變得非常嚴重的惡化——以及民族主義和中國正在世界範圍內崛起的形象。但這些政權維持統治的社會化階層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可能面臨嚴重的侵蝕，特別是考慮到今天在住房和商品上出現大規模的投機泡沫。 在現階段仍然作為。許多中產階級業主當然也對通貨膨脹、痼疾般的腐敗、專制壓迫和對外來人口不公正感到不滿和深感擔憂。但他們也在當局的宣傳下擔心出現“不穩定”——而這真正是當局不斷重複宣傳的內容——這一主要想法即是——如果發生政權更替的“無政府現象”，那麼情況會變得更為惡化而無法控制。 中共黨國體制所反映出這種內在矛盾導致其調整的空間遠遠小於許多評論家的想象。而這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是如此。 戶籍改革？ 一個當局缺乏這種調整空間的極佳例證就是戶籍改革問題。外來人口即使在新的居住地居住多年以後，仍然不能享有所在城市包括公共廉租屋、醫療保健和教育等福利體系。作為歧視外來人口的基礎，戶籍制度也成為近來引發廣東省騷亂的一個重要因素，如同廣東增城新塘騷亂所反映出來的。一些地方政府已經引進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類似於美國綠卡的“積分制度”，從而允許相對少數的收入高的、有技術的和教育背景的和當地公司需要的外來人口能入籍，從而躲過如終身詛咒般的“二等公民”的外地農村戶口。 但同樣地方政府並不想因為徹底廢除戶口制度，而承擔需要大規模擴展的醫療保健、交通、教育和社會服務支出等成本。這將意味著增加地方稅收，這反過來會令工資上升和吞噬掉雇主們的利潤。當局就戶籍改革問題已經爭論了近二十年而總是沒有任何結果。 政府的智庫近來所做的一份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想要全面“城市化”外來人口，使他們能充分享受今天城市人口所享有包括教育在內的各種福利待遇，地方政府需要為每個外來人口花費8萬元人民幣。根據政府方面宣布的每年有1500萬農村人口流動進入城市，這就意味著廢除戶籍制度的成本每年將高達難以置信的1.2萬億元人民幣（1850億美元-或者說相當於6.1%的中國外匯儲備）。而地方政府必須承擔這筆費用，中央政府僅會在教育和健康醫療方面提供極少一部分的預算支持，所以對於地方政府們而言，幾乎不可能有多少積極性推動這一全面改革。 就此問題當局已經進行了近20年的爭論而迄今仍然沒有任何結論。2010年3月在兩會前夕，當13報紙冒險就戶籍改革問題發布聯合社論時，各報社的編輯立即遭到了中宣部嚴厲的紀律處罰和威脅。而他們的“罪行”就是因為沒有在小範圍的範圍內以政府智囊的形式反映這個問題，而是直接將之公諸於眾。 2008年後推動的經濟刺激政策的效果之一就是在較貧窮的內陸省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基礎設施建設熱潮。這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和它們用來掩蓋資產負債表的各種媒介通過債務驅動融資熱潮所推動的。而且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格局，因為更多的外來工開始選擇留在本地省份，因為相對更容易就業。 而由此帶來的結果是一些沿海省份正在經歷勞動力短缺，這是迫使它們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一個主要因素。相應地，也出現技術含量低和勞動密集型工廠向內陸省份的方向流動，因為當地勞動力仍然豐富而便宜。地方政府為在這一產業轉移中爭奪份額，競相提供廉價或免費土地、廠房、稅收減免，以及眾多的優惠政策。 雖然外來工人的工資（在增加工資後）仍然很低，但企業紛紛加大工作量和推行計件工資等，以抵消最低工資上升的影響。勞動力的短缺給與工人更大的博弈能力，而這也為工人更為激進的情緒所反映。內陸省份工業化的蔓延將很快帶來其政治以及經濟影響。這些地區的罷工將可能表現出非常不同的特徵，因為工人不再是孤立地限制在工廠區內，面對講不同的方言的當地人——他們將更多地根植於本地小區。隨著這一情況的發展，聲援行動和罷工蔓延到其他地區的情況將無疑得到進一步加強。 紅色文化 《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雜誌再一次正確地評論到中國的現狀，“外界以為中國的統治者是全能的，統治者自己在每一個關鍵轉變的時刻都發現了威脅” 中央政府必須始終保持微妙的平衡，而這不僅針對整個社會的各種競爭勢力之間，而且也在執政的政黨和國家機器內部。中國表現出“波拿巴主義”的一個特殊形式——通過委員會，而非一個“強人”決定一切。這也並非偶然。毛澤東和鄧小平極端不穩定的，和由此帶來的社會動盪，導致產生目前“相互妥協的”集體領導體制，在其中統治集團內各種勢力受制與互相的“限制和平衡”而實現，這就意味著在整個進程中不同的政治派別、地方大員和政商集團間充滿了交易與勾兌。 而政府所遵循的這一方式的問題在於，當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正在日益積累時，政府真正的自由行動——而非僅僅是空口許諾——實際上有限的很。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眾多的“中央政府的政策”，例如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提高家庭消費、制止違法違規的土地銷售、增加教育支出和遏制腐敗等，都已被證明是不可實現的。 但是，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這是否代表了政府政策的大膽轉變嗎？是的，但是當一方面這顯示了中央政府的力量，但在很大程度上這體現了中央政府消除控制——在中央政府的認可下，允許銀行、國有企業、尤其是地方政府獲取大量貸款——而不是試圖控製發展。而且事實在於這一進程是不受控制的，甚至是無法控制，而這也已經被當前信貸寬鬆和過渡投資所決定。這種無節制的信貸擴張仍然全面影響整個經濟工作，並正在帶來潛在的災難性後果。儘管如此，更多的經濟刺激方案很可能帶來新的經濟下滑，雖然這為當局贏得了時間，但是卻沒有考慮到長期效應。 在“全黨團結”的外衣之下，正出現越來越多的政權內部的分裂。這並不意味著出現反資本主義與支持資本主義的派別。即使是在中共黨內仍然存在的極少數的毛派力量也並不主張立即恢復計劃經濟。更重要的鬥爭是“新權威主義者”和“改革派”之間的鬥爭，前者希望進一步“完善”當下的鎮壓體系，而後者則是今天處於少數派，傾向西方民主化。馬克思主義者必須仔細地分析這些國家體制的內部衝突，以推導出合適的展望。 而2009年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發起的“紅色文化”運動就是其中一例。薄熙來宣傳的首要目的是推動其個人作為勇敢而廣受群眾歡迎的領導人的形象，同時也是為了維持黨早已支離破碎的支持和改變無處不在的腐敗形象。 這項活動恢復了一些毛澤東主義的禮儀和服飾，但並沒有毛澤東依靠群眾，鼓吹“階級鬥爭”的傾向。它包括唱“革命歌曲”、其他舞台活動、會議和講座。受薄熙來活動鼓舞的一些基層毛派嘗試組織他們自己的紅歌會和集會，但是卻遭到了當地政府的鎮壓。毛主義共產黨（地下組織）2009年在重慶組織一次會議，本以為在紅色文化宣傳的背景下會得以容忍，但所有的參與者均被逮捕，其中八人迄今仍在監獄中煎熬。 “唱紅歌”運動本身沒有明顯的反資本主義或激進的特徵，而主要是薄熙來用來爭取明年領導層更替時進入政治局常委的一個手段。然而，這其中包含非常強烈的專制因素，而且薄的支持者則恰恰強烈反對總理溫家寶代表的一派，他們希望逐步和部分放鬆對鎮壓的力度。。而且薄熙來的宣傳運動至少在公眾看來，意味著自1989年鎮壓以來統治集團內部相對穩固的團結變得開始疏離。 而且，在國家領導人中對此活動的態度和積極性也表現不一。它強調民族主義和中國需要依賴共產黨作為唯一的政治力量發展社會。運動的另一個特徵是強調革命時代的“純潔”，以阻止黨內官員失控的腐敗。作為自大的“太子黨”，薄熙來本身也是中國新一代統治者的典型代表。無論是在重慶，還是此前任大連市市長，薄熙來都大量吸引外國投資，並鼓勵私人資本。2002年，薄熙來在遼寧省主政期間，曾經鎮壓了大規模工人抗議，並扼殺了曾經短暫出現的獨立工會。工人的這一抗爭運動曾經非常著名，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曾長期呼籲釋放該運動的兩名工人領袖肖雲良和姚福信，他們是薄熙來所推動的這一鎮壓的犧牲品。 薄熙來在重慶推行的政策也有涉及“社會層面”，但仍然是有限的。建設“經濟適用房”的政策與其說是為了低收入家庭，不如說是為了控制房地產市場價格。而且這些住房項目大部分都是用來出售的，而不是用來出租的，而公租房事實上上是人口中最貧困階層的最迫切需要。該計劃的資金是通過出售國有土地所獲得的。重慶市政府發起的另一項計劃是允許農民獲得城市戶口，但以此為代價是要推行土地使用權的轉讓。這些政策確實廣受歡迎，但同時給政府和地產商帶來明顯的商業利益。 作為薄熙來的搭檔，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談到這些政策時說：“我們正在尋求20世紀80年代裡根——撒切爾似的模式。在經濟危機的時候，我們認為應該給人民發錢，這樣他們就能消費。如果經濟形勢足夠好，失業率將會低，那麼人民的日子就會更好。” 一些毛派分子，至少在最初階段，他們將薄熙來的政策看作是與中央政府的資本主義政策的可能決裂。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支持者已經解釋過情況並非如此。薄熙來和此後北京當局採用一些毛時代的方式希望以此一定程度上消除當局所面臨的缺乏支持的局面，並從一部分工人和青年中獲取支持。為實現一個真正的替代資本主義的政治選擇的出現，我們必須從中共已經固化的政商勾結為主導的結構外去尋找道路。 針對紅色文化的宣傳和政府支持的對過去歷史的回顧，正如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學院副院長何兵在2007屆本科生今年的畢業典禮上所說的，“他們鼓勵你唱革命歌曲，但不鼓勵你革命，他們鼓勵你看《建黨偉業》，但不鼓勵你建黨”。而這部為了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的電影卻是由美國通用集團贊助拍攝的。（註：本文原採納諸多媒體的說法“何兵講話是在研究生畢業典禮）上，但根據讀者反映，何兵的這段講話應該發生在2007屆本科生畢業典禮上，特此修正） 政治改革？ 這就是中國當局特有的性質和與眾不同的內部複雜性。儘管當局發出警告，但是不穩定仍然稱上升趨勢，而且當局也沒有放鬆專制和控制；反而是在向與之相反的方向轉變。這並不意味著當局不可能在環境影響下採取新的方針——但是這一需要有一場大規模的威脅到當局統治的群眾抗爭爆發才可能發生。但是，在這種狀況下的向所謂的民主讓步和放鬆專制控制等轉變也許太晚了，以致於無法挽救當局。 中央黨校的資深學者黨建部主任王長江曾將這描述為，政府內部存在嚴重的“政改恐懼症”。 到目前為止，領導層中統治集團或者說統治集團聯盟仍然堅持原有立場主張進行持續的但“機敏的”鎮壓。他們反對任何放鬆政治控制的舉動，擔心將可能導致更大規模的社會動亂、抗議、地區衝突和國家機器的分裂（自1989年以來，特別是派系鬥爭一直隱藏在背後而不為群眾所知） 。而且，尤其是執政黨內部強大的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擔心，如果黨一旦放鬆權力控制，將使他們的經濟特權和壟斷控制受損。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一再以非常模糊的口吻呼籲政治改革，而最近一次在倫敦的會議上他又做瞭如此表態，但是並沒有提出一個具體的政策。事實是，溫家寶的思想並不能構成任何影響深遠地動搖政治制度。他抨擊“權力過分集中，缺乏權力制衡等。”但他的補救措施就是更加明確和獨立的法律制度（“法治”和更大程度上開放媒體，而不是賦予群眾投票或組織的權利。 溫家寶的想法反映了中小資本家和外國資本投資者的要求，他們希望更多的法律保護以反對侵犯知識產權和更為透明的政府合同，但同時並不希望出現獨立工會和不受束縛的工人階級。 溫家寶和黨內改革派希望通過藉助小心地增加一些“安全閥”來加強一黨專制的體系，而並不是取代它。他們希望部分通過司法改革和建立更加自由的媒體從而加強私人企業的地位，並以此作為手段提升競爭壓力迫使國有企業更有效使用資本。社會主義者明確反對這種論調，並明確指出，根據國際上“反壟斷法”和去規則化的政策只會有利於新興資本家而不是廣大普通民眾。我們指出只有工人對工業的民主管理和控制是實現真正的效率和滿足公眾利益的唯一途徑。 雖然這些政改派在統治集團內部很大程度上屬於寡不敵眾。溫家寶被允許一定程度上自由表達他的思想，特別是在其出訪外國的時候（但是他的講話也並不總是能在國內得以報導）。這部分是為了安撫改革派的焦慮，使他們對政治改革存有希望，儘管所有的證據都顯示相反的情況，部分也是為了給外國的政府和聽眾提供相同誤導的印象。媒體和司法改革是外國中產階級自由派和資產階級投資者所樂意支持的內容。 社會主義者要對任何將希望寄托在當局主導的政治改革上的想法提出警告。正如我們同樣反對作為中國資本主義逐步發展的結果，民主也會自發地出現的想法。民主權利只有通過群眾鬥爭才能實現。而通過社會主義綱領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力量，同時它需要將其他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的陣營中。 不可避免的，動盪會更為經常化和更激烈，新的工人和貧困農民的組織將會出現，並會學會如何保護他們自己和面對當局鎮壓時保持獨立性。具有政治覺悟的工人和青年也將日益認識到在專制制度之下沒有出路。 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20國峰會組織（G20）等資本主義經濟組織所讚揚的經濟刺激政策雖然避免了2008-2009年出現立即的經濟低迷，但未能解決任何經濟方面的根本問題。相反地??，它們增加了經濟對於債務驅動型投資的依賴，並製造出日益不穩定的通脹泡沫，而廣大的工人和窮人正在為此承擔代價。 因此，在某個階段，中國最可能出現的前景將是一場巨大的社會爆炸，其規模甚至可能會把最近在中東發生的事件甩到後面。在政治判斷上無法未卜先知地預測具體的時間表，但這是當前中國局勢總的發展方向。 中國：貧困縣“政治性清零” 中共的滅貧指標是帶有政治意義的。對習近平來說，中國在今年年底前達到“小康社會”是必要的，否則會對習近平的權威造成損害。所以，官方經濟數字往往與現實不符。 2020年11月23日，貴州省政府宣布，該省僅剩下的9個貧困縣正式“摘帽”。自此，中國國務院認定的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部去除“貧困縣”稱號——這就是中共自2015年展開的“脫貧攻堅戰”的結果。 政治性目標 12月3日，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中，習近平自吹自擂道，中國實現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勝利”，並聲稱全中國人民都不愁吃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亦均有保障。但會議也承認，中國發展仍然很不平衡，仍須擔憂脫貧人口就業和可能返貧的問題，仍須支持為了“脫貧攻堅戰”被迫搬離家鄉的人口，要確保人民基本生活品質等等。這也正呼應了李克強在今年5月底提及的中國有6億人（約43%人口）月收入不足人民幣1000元、不夠在一個中等城市租到房子的情況；而在北京等大城市，最低月工資（2200元）也不足以支付起碼的生活成本。 中國國內的媒體大張旗鼓宣傳脫貧“成就”，聲稱這是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蹟、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部分報道並將美國拿來比爛，表示生在中國很幸福：報道美國有4000萬貧困人口、同期中國貧困人口少於2000萬，卻不談兩國貧困標準（中國：每人年收入低於人民幣2300元、折合352美元，美國：單身家庭年收入低於12760美元，家庭每多1人則增加4480美元）；報道指因為新冠肺炎，美國數百萬租戶付不出房租而被驅趕；但對於中國國內蛋殼公寓爆雷、年輕上班族為主的租客被驅趕，卻機會主義地批判“資本”設法安撫群眾，而絕口不提中國資本主義制度的問題。 不只貧困線過低，中共脫貧作假也是前科累累。早在2019年，就有河南的扶貧人員爆料，他們收到上級政府下發的“標準答案”，要求貧困戶在接受領導視察時，依照這些“答案”熟練回答脫貧相關問題；也有地方政府要求貧困戶掛好衣服、擺好食物，將“脫貧”大戲演得更逼真；如果有人不願配合演戲，就可能被地方政府強制搬出縣外。為此，已經有貧困戶不堪住家被拆而自殺。即使是中共高層，自己恐怕也不相信脫貧真的成功。11月20日，李克強才告誡多個省份政府首長要講真話，而這恰好也是習李內鬥的又一個表現。 從前述中國貧困線、最低工資和生活成本看，即使按官方標準不貧困的人，日子也不一定好過。現在的中國，仍未真正擺脫新冠疫情，南方又遭遇持續4個月的水災，還有潛在的糧食危機，而疫情對經濟的衝擊也不會迅速退去。中國總負債占GDP比例已攀升至335%，存在企業陸續爆雷風險。11月，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現11年來首次下降，降幅為0.5%，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亦下降1.5%，恐怕預示中國經濟增長乏力，家庭消費疲弱。中國官方公布的失業率即使略有下降，也仍有5.3%；面對減少的職缺，今明兩年約1800萬大學畢業生面對的完全不是五四宣傳片《後浪》中前程似錦的模樣，而是黯淡的就業前景。 真正的解決貧窮問題 面對政權內部權鬥、國內經濟下行和社會動盪、國際戰線受挫，習近平趕著在2020年實現“脫貧大計”，作為美化自身執政的“政績”，全然不顧貧苦大眾的真實生活水平。“脫貧”之後自然不必再發扶貧補助，各地及中央政府可以省下一筆錢，而基層人民的日子依舊苦哈哈，並充斥著危機。 2020年底層60%的家庭收入都有下降，因此貧富差距擴張得比之前更快速。社會主義者指出，問題不只在於地方政府，更在於整個中共政權，及其維護的官僚專制資本主義制度。中共的脫貧宣傳是不可信的。只有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自下而上的計劃經濟、工人民主控制和監督各產業，真正的脫貧才會實現。 二零二一年 中國：“內卷”與“入關”——利潤飽和與帝國主義戰爭的新瓶舊酒 近期，國內網民交流討論社會性議題的話題中，常常提及到一個概念——“內卷”。廣義而言，這一概念往往會被用於解釋國內各行各業以及各領域出現了過度內部競爭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的問題。 然而，網絡上對“內卷”的討論非常廣泛，套用這一概念的情境亦非常多元——從日常生活瑣事、到就業和職場競爭、乃至國內“決定人生”的高考，都能套用到這一概念上。但弔詭的是，每個人對“內卷”這一概念卻有著不同的定義。 “內卷” 首先應當釐清“內卷”的定義。普遍都知道“內卷”（involution）作為一個生物學概念被引入社會學當中，源自於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農業內捲化——印度尼西亞的生態變化過程》， 所指的是當社會到達某一階段後卻無法進一步向更高階段演化，而是只能在當前水平下複雜化的重複再生產，缺乏創造性。換言之就是量變不斷累積，卻無法達成質變的一種狀態。 而這一種概念套用在中國國內，最容易引發廣泛共鳴的就是高考制度。中國高考被視為典型的內卷，原因而是在於為了在龐大的考生人數中進行淘汰和考核，受制於全國課程大綱又不允許試題和考生跳出大綱這一框架，因而只能將考試題目和內容趨於無意義的複雜化，使得考生被考核的層面往往不是學術水平或創造性，而是對各種出題手法熟悉與否和考生的答題技巧。 然而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國內地區經濟發展的極度不平衡而引伸到地區教育資源的不平衡，使得教育當局必須以一個全國統一的高考課程大綱所為統一的考核準則，否則落後省分和地區的考生根本無法競爭，高等教育名額必然進一步向發達省分和地區傾斜。 在就業和職場上，這種情況則最常體現為“向下競爭”的加班文化。在資本家鼓吹“奉獻”“奮鬥”等等的措辭下，工人通過更多的無償加班等途徑以“證明自己對公司的價值”，996這種公然違法的工作條件更成為了互聯網科技行業的常態。這種工作強度和時數的不斷疊加亦是內卷的典型形式。事實上這種情況並非新鮮事物，日本在上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早已進入了這一階段，有著大量工人在工作崗位上“過勞死”的案例。 在中國，其實這一狀態的因素在於當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體制復辟，市場的利潤率趨向飽和後，資本本身亦同樣開始進入“內卷”狀態。在中國，一個有利可圖的新行業可能往往只需一年半載就會吸引大量尋求增殖的資本迅速一涌而上，擠滿甚至“壓壞”行業的生存空間。如幾年前的共享單車行業，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可見，這依然是典型的資本主義體制下市場利潤飽和而資本加強對內剝削的老問題。 網民試圖用“內捲化”一詞綜合各種社會衰敗的現象，反映民眾對社會停滯不前、無發展機會的不滿，為自己的生活困境及暗淡前途提供一個客觀解說。可見中共的官方宣傳權威受挫，使社會意識的出現真空，各社會階層正在尋找答案。社會開始有集體的獨立思考，認知到社會制度出現問題，而不再盲目接受統治階級的洗腦宣傳，已經足夠令中共有所恐懼。然而，這可讓革命思想有更大醞釀的空間，但也可以形成右翼民族主義的思想。 “入關” 突破這一困局的想法同時亦被大量爭論，其中包括所謂的“入關論”。這一充滿國族主義的念頭將現時中國比喻為十七世紀中期努爾哈赤與皇太極所統治的女真政權“後金”，而把美國比喻為擠壓女真族生存空間的“明朝”。認為中國應當像當時的後金一樣“入關”，“征服大明”。而這其實也不過是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戰爭說辭的“中國式”翻版，以戰爭手段為資本掠奪和打開國外市場，占據世界資本市場更高更有利的位置。希特勒亦曾叫囂“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最終劍沒能為犁取得寸土，倒是丟失了更多的領土，並給世界帶來了死亡、破壞、衰退。 因此，現時的情況是中國資本主義復辟後，同樣陷入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瓶頸。 而歷史早已證明，帝國主義戰爭根本不是解決方案，只會為工人群眾帶來最恐怖的苦難。因此，跳出這一困局的方法，就是組織起工人階級的力量，並團結國際上的工人階級，實現世界革命，徹底推翻資本主義體系。 中國：由政權護航的血汗科企合法殺人 中國網購行業競爭極其激烈，且隨著更多的資本無序地湧入各類型網購市場，市場空間迅飽和的狀態下，資本開始更喪心病狂地壓榨員工。去年12月29日，社交電商企業拼多多一名年僅23歲的女員工加班至凌晨一點半，不幸在下班回家的途中猝死。 而在本文行文之時，拼多多公司又一名任職技術開發工程師的員工在1月9日於長沙家中跳樓輕生離世。 事實上，中國工人群眾早已進入了被資本超額剝削的“新常態”，這種工人疑似過勞猝死的消息甚至司空見慣得令人麻木。而這次引發關注的一點，在於事件發生後，有網民在網站“知乎”提問：“如何看待網傳拼多多員工加班後猝死一事？”後，拼多多官方帳號回答稱基層勞動群眾都是“用命換錢”，“不認為是資本的問題……這是一個用命拼的時代”，“選擇安逸的日子……就要選擇安逸帶來的後果”。 這類型的說辭可謂是中國資本家卸責開脫的標準答案，包括馬雲的“996是福報”再到劉強東稱“996隻是小意思”。只是這一次，跳出來為資本保駕護航的還包括了中共中央政法委的官方號“長安劍”，其發文指：“年輕人以奮鬥向上的姿態，在一往無前追求幸福的路上倒下了，這無疑是一個悲劇”。這種塗脂抹粉的言論可謂極其令人反胃！政法委這樣的一個官方機構將一個涉嫌違反《勞動法》導致員工過勞死的慘案，輕描淡寫乃至舞文弄墨地描寫為“在一往無前追求幸福的路上倒下了”，似乎與其遭受到的過勞剝削毫無關係似的。 勞動法如無物 根據 2019 年 3 月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時間達到 46 小時，意味著中國資方充斥違反《勞動法》的企業。世衛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的全球研究認為，工作超過一周 55 小時，是導致中風和缺血性心臟病的“足夠有害證據”，但這還比996工作制少17個小時。 根據《中國經濟生活大調查》，2020 年，除去工作和睡覺， 中國人每天的休閒時間僅為 2.42 小時，比 2018 年還要少了 25 分鐘。可見，疫症帶來的經濟危機使長工時問題進一步惡化。 更甚者，“長安劍”又稱“別有用心者一嗅到‘味道’，便趕緊跑過來吃人血饅頭……，以‘用命換錢’‘資本的問題’等一系列說辭，藉機在網絡平台上，大肆表達自己對社會的不滿，散播個人情緒化的言論……，不管有沒有‘帶節奏’的原始意圖，這都無疑是陷入道德的泥淖”言下之意，中共的“政法”機關根本不在乎這個案件中企業有否違法、員工是否過勞死、乃至不在乎全國有多少勞動者正面臨同類型的困境，因為它認為這僅僅是一個“道德的泥淖”。它所在乎的，是對社會不滿，對現狀不滿，對資本剝削不滿的人是抱著什麼樣的用心。 而在“長安劍”文章中，對拼多多唯一的批評點僅僅是在於“面對公眾質疑，拼多多……應當主動承擔誠信的社會責任，積極鍛造誠信的社會形象……祥和社會，溫暖人間”，仿佛在中共中央政法委眼中，這血汗企業不過是一個偶然撒了個無傷大雅小謊的孩子，字裡行間儘是對“孩子”的循循善誘。實情是，這“孩子”正在殘酷地奴役並迫死了為他打工的工人，而這“孩子”黃崢，正是透過這些工人的血汗和生命，累積起全國富豪榜第13位的財富！ 中共是對基層民眾所遭受的資本壓迫的幫凶，甚至因為脫離民情而反過來質疑不滿者居心何在。相對地，它卻對資本溫情脈脈噓寒問暖，對血汗剝削視若無睹。對中共尚存幻想的人可以休矣，專制政權與資本家本來就是共為一體，工人階級只能依靠自己，爭取建設獨立工會的權利，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對抗那些由政權背書的吸血鬼。 地產公司蛋殼破產 揭示中國資本主義賭場危機 近日，中國的蛋殼公寓公司“暴雷”（資金鍊斷裂），引起了軒然大波。蛋殼公寓是一家長租公寓運營商，於2015年成立，最多在十多個城市同時管理40多萬間公寓，號稱累積服務100萬人以上。今年2月就有傳聞說公司沒有正常付給房東房租，但公司方回應說一切正常，11月，再次出現房租沒有到賬，租客被斷水斷電、客服聯繫不上等情況。 其後，司方已經處於癱瘓狀態，北京總部外聚集數百人維權。而房客和房東的衝突更是加劇，一方已經繳納房租，一方沒有收到房租，已經退房的也無法收回押金。導致多起惡性事件，房客有被強行趕出租房的、有持刀與房東對峙的，而廣州更有一名年輕租戶近來因遭房東強制清房，從18層高的高樓一躍而下。 如何盈利？ 導致這一現象的直接原因是蛋殼公寓乃至整個租房行業的盈利模式。為了搶占市場，包括蛋殼在內的各個公司都採用“高收低付” 的模式，也就是以高價租賃房源，以“優惠”方式租給房客的“虧損”式發展，而同時為了保證現金流，公司“引導”租客選擇“租金貸”，通過合作銀行貸款，一次性給公司一年房租，而租客之後實際上繳納的是還款而不是房租，金融槓桿讓公司在短時間內有大量的資金去搶占房源。 蛋殼公寓曾是共青團中央、《環球時報》等極力推薦的企業品牌，今次的破產猶如另一場P2P借貸風波一樣，對中共的權威將造成大打擊。所謂“國家包底”再不是穩健投資的保證。 而這種模式也得到了資本市場的認可，雖然2017年到2020年初，蛋殼已累積虧損63億元，負債率達97%，但2020年1月17日，蛋殼公寓在紐交所上市，當日估值27.4億美元。但是這種不穩定的模式在疫情的衝擊下很快就迎來危機。 事實上，從2017年至今，已經有70多家長租公寓公司相繼“暴雷”。除了畸形的模式外，最根本的癥結還是在於在中國被忽視的住房正義，乃至整個資本主義邏輯。中國地域發展不平衡，少數大城市占據了絕大多數資源，大量年輕人為了生計湧入這些城市，而他們也是公寓公司的主要“獵物”，據2019年的數據，北上深等大城市一居室房租收入比已經達到90%以上，而受薪者要平均工作2~5年才能購買一平方米房屋。 2020年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的36個重點城市中，有超過1000萬，約13%的人正在承受超過1個小時的通勤之苦。一線城市卻出現許多靠房價上漲暴富，以收租為生的“新地主”。這種現象，乃至整個中國飲鴆止渴的房地產政策，都是資本主義引起的，資本需要集中的勞動力，所以有了人口極端密集的大城市，同時要製造房屋短缺，因此催生了隔斷房、“睡城”；資本需要增值，就利用房屋作為商品炒賣。無產階級勞動者被資方、被房東壓榨，剩下的一點點資源甚至都無法完成勞動力再生產。 房屋全面公有 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人人都應有合理的居住空間。多年前就有調查評估在中國今天有超過6千萬間空置房屋，如果將其全部公有化，讓勞動者進入居住，已可立即解決迫切的房屋問題。只有在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制度對人的異化，把住房看成滿足人生活需求的工具，而不是資本的遊樂場，從而建立健全的全民公共住宅計劃。將所有住屋及金融企業公有化，收歸工人民主控制，取消畸形的金融投機。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我們就必需有一個有明確社會主義綱領的工人階級政黨。 中國：女性受暴激起公憤 數起家暴致死案的媒體報道，重燃了中國網民對於女性受暴問題的廣泛討論。山東德州女子方洋洋因不能懷孕，自2016年經媒人介紹結婚以來，長期遭夫家虐待。其夫家的虐待手段可總結為“打、凍、餓、禁閉、罰站”，終致方女在2019年1月31日死亡。當時方洋洋只有22歲，身高1.76米的她，死時體重因極度營養不良只有30多公斤。2020年11月媒體報道中提及，法院一審判決中，三名施虐者中，公婆分別被判三年和二年二個月有期徒刑，而丈夫則被判刑二年緩刑三年，引發判決過輕的爭議。 慘案頻發 家庭暴力魔爪也伸向了離婚的女性。藏族網絡紅人拉姆，在2020年5月因其前夫唐路對其長期家暴而協議離婚，但又被唐路威脅殺害小兒子因而復婚，之後拉姆再遭受多次家暴，在6月終於起訴離婚成功，但受暴的威脅根本沒有消退。9月14日，拉姆在直播過程中被唐路潑汽油燒成重傷，最終在30日不治。很多網友對於事件表達憤慨，亦有網友發現唐路在離婚前已經因為拉姆在抖音直播中人氣比自己高而心理不平衡，也對部分網友喊拉姆為“老婆”相當不滿，留言諷刺道“你是不是很高興”，可見事件中的兇手控制欲之強。 如果情況變成妻子無法忍受丈夫虐待，因而殺死丈夫，情況又如何呢？2015年8月，一名長期遭受家暴、在遭遇砍殺威脅之際反擊殺死丈夫的女性，被判有期徒刑7年，而這還是事件中女方自首、男方親屬諒解後，“從輕發落”的結果，也比丈夫家暴妻子致死的董珊珊案的6年半刑期來得重。若無男方家屬諒解，刑期恐將達到11至12年，更有1/5的女性在這種情況下被判死刑或死緩。我們對比兩種情況就可發現，中國的司法對於廣大女性非常不利，警方會說“清官難斷家務事”，法院還可能指責反擊的女方“不能正確處理婚姻家庭矛盾”。 中國對於女性受暴問題處理機制漏洞百出。中國的法律沒有婚內強暴概念，在這方面和伊朗、沙特阿拉伯、烏干達等國處於同一水平線；法院在實務上也很少認定婚內強暴。中國法律實踐中，對於家庭暴力的界定範圍過窄；性暴力和經濟控制經常不算家暴。2020年兩會通過的“離婚冷靜期”在今年1月1日生效，而這會讓本就不易的離婚更難進行；不堪家暴而跳樓摔成重傷的女性，會被派出所認定自殺行為，事發1年後仍不能離婚。即使官方聲稱各地的家暴救助服務在改善，只要表面的“家庭和諧”仍然被認定為頭等大事，女性受暴者仍然難以公開發聲、擺脫家暴。 由於“傳宗接代”觀念，胎兒一旦被發現是女孩就有不小的機率被墮胎；或是一些孕婦服用“轉胎丸”（一種雄性激素），造成孩子是雙性人、被家長送去“矯正”中心凌虐。即使女孩順利降生，也要在一生中遭遇諸多障礙。中國女歌手譚維維在2020年12月發表新歌《小娟》，列舉的女性遭受家暴、謀殺的情節都在中國近三年真實發生過。女性離開人世後，也可能被配冥婚，只為免得出現“孤墳”，影響家宅“繁榮”！在資本主義的當今中國，這一陋習也催生了女性遺體買賣市場，及為斂取此種不義之財的謀殺女性案件。 舊思想殺害女性 根據《2020年全球性別差異報告》，中國性別平等在全球153國僅排第106名，在“健康與生存”一項位居倒數第一，涉及政治和受教育權的指標亦有倒退。中國女性受暴和其他受歧視的問題，在貧困、落後地區尤甚，但無論中國官方宣傳，還是國際上對於中國的認識，大多聚焦在中國經濟較發達的省市，令中國女性受暴等社會問題通常被社會大眾（包括外國人）嚴重低估。所以，有效對抗女性受暴問題，除了通過教育和宣傳扭轉落後觀念外，還需爭取就業性別平等、體面工資、可負擔住宅、性暴力庇護所、家務勞動社會化（托兒、護老等）、免費優質公共網絡（促進信息流通）等，而落實這些不免侵犯到資本家利潤和中共獨裁的訴求就需要工人團結鬥爭。 中國：從“打工人”流行語的爆火看工人階級意識的回歸 最近一段時間，在中國的網絡上，突然席捲起了一陣關於“打工人”的狂風。在人們通常使用的聊天社交平台上，各種段子、表情包再附上打工人三個字眼充斥其間，甚至於人們互相問好的時候也會喊句“你好，打工人！”、“加油，打工人”。關於如何理解這一熱門網絡流行語，解讀其背後的含義，也就成了當下討論的重點。 “打工人” 一般來說，“打工人”帶有兩層含義在裡面。一是對所有從事體力勞動或者技術勞動的人的統稱，無論是在工地搬磚的工人還是坐在辦公室“996”的白領，或者早出晚歸的職員，都屬於這個範圍。打工人的火熱反映了廣大勞動者內心深處的階級認同的回歸。自改革開放以來，階級敘事淡化，開始轉向以牟利為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改開政策下誕生的資產階級憑藉其雄厚的經濟基礎，不僅在政治上，還包括在文化、娛樂、輿論上也占據了主導位置，掌握了話語權。比如用“企業家”代替“資本家”，提出“人民富豪”稱呼，宣傳“穩定壓倒一切”。在這之前，流行的同類詞彙還有“打工仔” 、“社畜”。 但是相比較而言，“打工仔”常隱含著一絲卑微和低人一等。社畜又似乎太安於現狀，沒有鬥志和理想。“打工人”一詞在字面表達上相對中性，更容易被統治者接受。可以說，用這個詞彙是不得已而為之，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在10月26號，作為中共喉舌的央視公眾號在一文章中公然使用了“早安，打工人”，更是將這一網絡流行語推向了風口浪尖。因為官方面對該詞彙背後所反映底層群眾的勞累心酸、被壓迫現實的視而不見，很多人因而感到不滿，更對官方有意將這個詞彙去政治化、變中性化、變娛樂化來愚弄大眾的手段感到憤怒。縱然中國政府向來不乏一幫“五毛”、“小粉紅”等網絡水軍來為自己裝腔作勢，然而他們卻在評論區宣泄生活艱難的群眾面前潰不成軍，最終央視公眾號在群眾的壓力下刪除了那篇文章，避免更多討論。由此可見，中國政府是有多麼的害怕工人群眾政治意識上的轉變與覺醒，害怕群眾會團結起來，會將網絡上的抗爭進一步發展為現實中具體的反抗與鬥爭，威脅到自己的統治。二來，“打工人”，也有打壓工人的意思隱含在其中，是工人階級對自己現實生活中被資本剝削打壓的自我嘲諷。 低廉薪資與高強勞動，是當下中國底層群眾無法擺脫的命運。中國適度勞動協會課題組，對北京的白領進行分析後則發現有61.6%的人已經進入了過勞死的“紅燈預警期”，即具備過勞死的徵兆。而處於過勞死“紅燈”危險區、即隨時可能過勞死的狀態的人，占據26.7%，形勢十分嚴峻。2013年時，有一篇新聞報道過：“中國每年過勞死的人數到達60萬人，這意味著每天大概有超過1600人，因為勞累過度而死亡。” 資本家強制下的高度勞動所對應的則是，工人薪水低、被欠薪、討薪難。資方愈加頻繁地採取強硬而暴力的手段對待絕望的討薪工人，有超過20%的抗議工人被公司毆打或被警察拘捕。由於沒有代表自己利益為自己發聲的工會，工人群眾的權益被白白踐踏，遭到打壓也無法維權。面對在中共操控下淪為黨國機器的所謂工會，我們主張工人要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以維護自己的權利。這工會要屬於全體工人民主控制的。所以這個詞彙爆火的背後，更深層的是對現實生活中糟糕境遇的反映。 勞無所獲 所以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意識到了一個現實：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一切成果，不過是給老闆做嫁衣裳。格子間的白領和流水線的廠工並沒有什麼區別，都是被資本僱傭所剝削的奴隸。於是等級分明、曾經互相鄙視的勞動者開始和解，在“打工人”的大旗下有了一致的自我認同。 如今，中國的工人階級政治意識也在快速覺醒，但工人階級的不滿和抗爭絕不能屈就於網絡的宣泄，應當團結一致起來，轉變為現實中具體的有步驟的鬥爭與行動，這正是中共富豪專政所恐懼的。 中國：直播生態––資本主義下沒人能“成為自己生活的導演” 疫情肆虐的2020年，是整個資本主義體系醜態百出的一年，悲劇和荒誕之事每天都在上演。荒誕之一，就是在今年年初，一些公司提出的“居家線上辦公”的漂亮口號。宣傳託辭是“自由自在，隨時隨地辦公”——仿佛這樣真的“自由”了似的。其實，在中國大陸，一部分人早就（2015年左右）實現了完全的居家線上工作，但他們所受到的壓迫與剝削甚至更重，他們的工作壓力甚至更大——他們是“主播”。 主播從業者 日前，大陸相關數據顯示主播（包括兼職）從業者已經接近千萬。千萬主播，來自縣、鄉、村不發達地區的主播占比55.0%，農村地區的主播就占了24.5%。由此，大陸政府官方口徑會提到，網絡直播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草根青年群體”上升通道的作用。但事實與此相去甚遠。一般人印象里，主播們會唱歌、跳舞、才藝表演（包括遊戲）等等，總之會有一技之長。但鏡頭前的光鮮僅僅是表面，這千萬人里，近八成人收入不足5000，5000——相當於一個大陸中部地級市的平均工資，或者這麼說：僅僅相當於一個東南沿海地區流水線工人的工資，甚至更少。 於此同時，相比體力或一般的白領勞動者，他們要受多一層的剝削：所在的公司（稱MCN機構）和直播平台會對主播進行雙重的抽成。以大陸靠近頭部的直播平台鬥魚為例，一個主播每個月掙得的禮物（靠觀眾打賞而來），鬥魚會抽走7成甚至8成；主播帶貨（打廣告賣商品）所得收入，公司一般僅僅會給到2.5到3.5成——這已經是較好的情況。在多數MCN機構中，主播的薪資結構會更不合理：底薪極低，提成則想方設法剋扣。而且，多數主播是被MCN機構極不合理的KPI考核限制著，如果沒有達標，基本底薪也會難保。接著便是一系列我們看到的：女性主播被迫做色情（軟色情）、男性則是瘋狂的吃播（活吃蛇、蜈蚣；生吃小麥麵粉、吃土等等）、獵奇直播（肉體自殘自虐、辱罵貶低自己、虐貓）等等，不一而足。主播們的處境，是資本主義體系中無產者現在（或將來）生活的生動寫照。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到，一無所有的人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賣淫——這種事在大陸已經具體發生了，上海的一位奶茶店女老闆為開色情直播賺錢還房租。 這種情況的發生，固然和大陸的直播受眾（約5.5億人）文化水平較低有關，但更深層的原因，還是因為網路平台必須提高點擊率，同時要保持低製作成本，因而要在最短時間內刺激觀眾官感，才能賺取利潤。更有深度和創作水平的製作，需要時間消化和吸取，與這類網路平台的生態相違背。這是資本主義的頑疾。相關數據表明，主播群體以藝術學專業畢業的學生為主，占比38.7%——這不是對資本主義體系下“藝術創作自由”的最佳諷刺嗎？另外，中國共產黨對文藝的審查（包括直播）雖然向來嚴厲，當局以反“三俗（低俗、惡俗、媚俗）”為名對文化行業數次整頓——在欠缺製作資源和創作自由的環境下，文藝水平根本難以提高。一切“三俗”，換個地方，換個包裝，照常發生——從當初的“YY直播”到“陌陌直播”，再到快手、抖音……同樣的事情在重複。我們不如說，共產黨當局的“反三俗”，只不過徒有其名，其真正的目的是扼殺異議、鉗制創作自由。社會主義者固然支持民眾網上表達的自由，但今天直播行業泛濫起來，無疑是整體工資低下和就業困境下誕生的畸形生態。我們主張勞動者建立獨立工會的權利，為直播行業的待遇提升而鬥爭。 審查扼殺創作力 此外，我們反對一切政治審查，只有全面的創作自由才可以使創作文化水平提高。社會主義者主張將所有網絡平台和MCN機構公有化，交由網絡創作者和資訊科技員工民主管理。它們的作用只是為直播使用者提供技術，並把信息有效傳播給所需要的觀眾，而不是為了推銷商品。網絡科技的進步帶來的，不僅僅應該是文娛資本和威權政府無孔不入的壓榨和監視，它應該讓大多數人受益——通過直播，真正記錄自己的生活；讓大多數人真正“成為自己生活的導演”。 中國：不要再有下一個豫章書院 在2017年網路出現了一些關於南昌豫章書院修身教育專修學校的討論，有學生出來指控校方的暴行，引發了輿論關注。輿論一連串發酵後，豫章書院申請停辦，南昌青山湖區委宣傳部相關負責人也表示，公安部門已介入此事，然而幾個月後“因為證據不足”，並沒有對校長吳軍豹作出逮捕決定。 學生出面的指控包含著體罰、囚禁、暴力訓練等，學生若不服從校方的高壓統治，就會被體罰、被用鋼筋毆打，甚至是會被“關小黑屋”。校方還會阻擾學生與家長的接觸，對家長進行洗腦，讓家長認為孩子的求救只是不服從學校的管教。許多學生在如此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出現自殘、自殺的行為。 此事件的相關舉報人、出面指控的學生皆收到死亡威脅，甚至是被校方的人登門造訪，威脅讓他們閉嘴。舉報人之一不堪其擾，自殺未遂後，再度引發社會關注。2019年底吳軍豹等人接受公安機關調查，2020年1月審查起訴，在7月最終判決結果出爐。法院僅針對學生被關小黑屋一事，判決了輕微的“非法拘禁罪”，吳軍豹被判處兩年十個月的有期徒刑，其他學校相關負責人的刑期更短。學生、舉辦人所提出的“冒充國家公職人員招搖撞騙罪”、“虐待被看護人罪”等罪名，證據充足，卻沒有被公訴。 “戒網癮” 其實在中國充斥著無數打著“戒網癮”、“治逃學”、“教育德性”、“心理輔導”旗幟的特訓學校，這些學校並沒有正規的教育系統，也沒有專業的心理輔導人員，皆是軍事化管理教育學生。這些學校的手段通常是家長報名後，校方冒充國家公職人員、冒充警察，拐騙、強擄學生到校，之後會隔斷學生與外界的聯繫，每天會進行禮儀訓練、講述道德課程，也會對學生進行考德點評，不符合規範者皆以體罰處理。無數案例顯示，即便是事情曝光，官商勾結、校方背後的勢力使得事情即使呈報到公安機關，最終也都不了了之，學校改個名字、換了校址，依舊維持營利，舉報人甚至會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脅。且這些學校利潤空間大，一學期學費高達2萬多、3萬元以上人民幣，缺乏行業標準，人人都可以藉由開辦特訓學校大撈一筆。在需求龐大而公辦學校不足的情況下，這樣的特訓學校有增無減。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團中央國際聯絡部曾發布的《中國青年發展報告》顯示，中國17歲以下的兒童青少年中，約3000萬人受到各種情緒障礙和行為問題困擾。中學在讀學生7.7%存在高抑鬱風險，高等教育在讀學生則是6.6%，中學生以及高等教育學生的壓力來源最大宗皆是學業壓力，各占了8成、7成的壓力來源比例，其他的壓力來源包括人際關係、知識危機、經濟壓力以及對未來職業的迷茫等。在中國如此高度競爭的教育環境下，患有情緒障礙的青少年年齡層不斷下降，近日四川也傳出有小學生留下“活著太累了”的遺書，隨後跳樓身亡。 增加公共教育資源 各項數據、社會案件皆顯示出需要擴大公共教育資源的迫切性，同時必須增加針對青少年學生的心輔資源，而不是讓民間更多無良、缺乏專業性的特訓學校去填補公辦學校的空缺。學生受到暴行、孤立無援的消息不斷被打壓，在網上揭露發言被刪帖，呈報至公安不了了之，這些都並不只是地方官商勾結的問題，而是再再顯示出中央政權的腐敗！ 社會主義者要求取締所有私營的特訓學校，並結束任何學校的高壓統治。我們支持學生組織獨立學生會的權利，為自己爭取校內的自由和權利，對抗校方的高壓統治。我們要求全面加強對青年學生的心理輔導服務，讓所有需要者免費使用。我們要求全面擴大教育資源，讓人人可以免費就讀大學，從而廢除考試制度，讓所有學生能在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學科。競爭式升學制度只是反映著社會的就業困境以及貧富差距，這些問題愈嚴重的社會，統治階級就越需要把作為準勞動者的大部分學生劃分為不同等級（當然將大部分劃為低賤的“失敗者”），方便他們進行壓榨和分化統治。而學校的高壓統治則是維穩工具之一，壓制學生的反抗。所以歸根究底，學生鬥爭一定要扣連至整個社會的鬥爭，即整個工人階級對抗資本主義和極權統治的鬥爭。 中國：延續退休年齡及人口老化 在去年11月14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苗圩罕見地承認中國面臨了人口老化的危機，而在十四五規劃中共也提出了“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與西方資本主義政府打擊退休金的政策相同。 中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男為60歲，女工人及幹部分別為50及55歲。政府未有提出明確延遲退休年齡的時間表，因為根本沒有可行方案，任何做法都會激起民憤。中央在2013年表示過研究制定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及後提出過於2017年推出具體方案，但後來因為爭議過大，相關方案至今未見。 減免企業社保費 中國在2015年就開始實施調降企業負擔社保費費率，在去年五月更進行了最大幅度的調降來削減企業成本。而疫情期間，對於企業減免的社保費負擔更是高達了1.2萬億人民幣，這是將退休問題轉嫁在工人階級身上。 延遲退休會對工人階級造成嚴重負擔。首先，意味著勞動者要多繳少領社保，工作負擔增加。更多年老工人占著工作崗位，年青工人向上流動的機會再減少。另一方面，失業的年老工人在中國極難找工作，長期以來官方都將“女性40歲、男性50歲”的人群列為就業困難群體。大部分企業事業單位在招聘時會將最高應聘年齡設置在35歲，一到40歲就很難找到工作。再者，延遲退休意味著托兒會受影響。內地不同地區約有50%至70%的第三代由祖父母輩幫助看護，更多父母（尤其是婦女）要照顧孩童而更難外出打工。 另一方面中共官員及企業欠繳，挪用養老金的腐敗事件也是不斷上演，過去網上就曾傳出一名中共高官的月退休明細表，高達4萬人民幣，而這僅是冰山一角，過去更有媒體揭露，2012年中共61萬名官員的退休俸高達7000億人民幣，占了當年GDP1.3%，可見基層的工人階級拼命為權貴養老，但自己的退休生活卻被剝奪。 中國早已在15年時面臨到人口老化的危機，這也是當時中共在十三五取消一胎化政策，並且推動全面實施夫妻可生育二孩的政策主因。但四年過去，二孩政策並沒有有效刺激生育率。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是變得更加嚴峻，依照目前速度，會在2022年步入深度老齡化社會。 依照官方的最新數據顯示，60歲以上的人口已高達18%，出生率更是創下1949年以來最低，僅有10.48%，預計在2035年中國老人扶養比會從當前的17%上升到33%，而未來5到10年內，養老金缺口會高達10萬億人民幣，並且可能會在2035年破產。政府的養老金出現赤字已經不再是新聞，一方面在於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僅有3到4成，農民工的情況更是嚴峻，甚至有高達3800萬人因為薪資過低而棄繳社保費。 中國迅速陷人口老化的危機之中，其中一個因素是改開時，中共為了避免人口快速增長所帶來的社會保障負擔，施行的殘暴的一胎化政策。而到了今天，中國資本主義的高物價、低工資以及嚴重缺乏的社會保障成了最有效的“避孕藥”。在11月23日，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宣布13個行業的最低薪資每個月僅有2200人民幣，有高達5.6億人沒有存款，90後的人均負債更是高達12.7萬元。 正是資本主義體制——剝削體制對於工人階級的殘酷壓榨，同時勞動力使用的無序及浪費——造就人口老化問題。中國在未來十年，勞動力人口每年都會以1%速度遞減。經濟學人智庫去年發表數據，預計到了2030年，中國的勞動人口（15至64歲）將較2018年減少7,000萬，下跌至9.23億人。 延後退休 延續退休年齡揭露了中共獨裁政權親資的真面目，其新自由主義方針與西方資本主義政府無異。法國政府在去年一月取消延長退休年限就是因為有數十萬的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發起大規模的罷工抗爭才阻擋下來。中國的工人階級及青年也需要起來鬥爭，爭取全面而且充足的退休保障，需要向富豪課以重稅，並且要終結官僚的特權及貪腐，取消城鄉戶籍制。但只有將整個經濟民主公有化，收歸於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的手上，才能夠在不扣減工時的情況下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把工作攤分給更多工人，讓更多的工人可以獲得更多的工作機會。為此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戰鬥性的獨立工會並進行抗爭才能實現。 中國：反對996合法化！不要改開2.0 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進行了一場南巡，並且在此行前天中央公布深圳經濟自由化的改革方案，被喻為改革開放2.0。其中一項“探索特殊工時管理制度”意味著允許企業進一步地彈性使用工時，降低企業的勞動力成本。這等同廢除勞動合同法，將996（朝九晚九六天工作制）合化法。中國《勞動法》規定，各行業勞動者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這法例本來形同虛設，996的員工往往實際工作72小時，現在企業更可以明正言順強制加班了。此外，企業也可以透過彈性配置工作時間降低所需的雇用人數，甚至是提供更多非典型的派遣工作。中共將由深圳開始逐步擴展此一政策至全國。此一政策出台後立即受到網民的撻伐。 臭名昭著996 幾年來科技業的996已令勞動者深痛絕惡。最近電商巨頭拼多多的一名年僅22歲員工，在凌晨1點多下班後，回家途中突然猝死。這一悲劇換來資方的冷血回應：“你們看看底層的人民，哪一個不是用命換錢……這是一個用命拼的時代”，因而激起了廣大群眾的憤怒。深圳的平均月薪僅有5000人民幣，根據報導和相關研究有高達36.9%的上班族需要加班至晚上8點，甚至在深圳每年猝死急救人數自2014年起，每年以16.5%的速度增長，最主要的因素就是過勞。 外送員這樣的非典型僱傭關係的職缺也將可更泛濫的使用在不同的產業部門，這將會帶來更廣泛的失業危機，並且給予工人階級帶來更多的惡性競爭，帶來工資及工時的雙重打擊。勞動合同法本來已形同虛設，城鄉二元戶籍制及企業軍事式管理手段，對工人階級是進行著殘酷的剝削，好比企業強迫員工簽屬奮鬥者協議，甚至對於員工未達業績的非人道懲處也不是新聞。 IMF預測去年中國全年GDP可達2%，甚至預測今年會有7-8%的增加，許多的經濟學者藉此宣稱中國已脫離疫情的打擊，也有許多的官媒指出深圳自改開以來達成了萬倍的增長。但事實上如果對照去年2%GDP增加，今年所預測的8%就意味著這兩年的平均複合增長率僅有4.9%，將成為中國30年來最低增速。同樣的深圳官方在2019年罕見的未公布GDP數據，依相關的學者推估增長僅有5.15%，是深圳走向經濟特區40年以來最低。 除為了刺激經濟，也要應付美國對中國科技業的攻擊，習近平想用將深圳金融市場進一步自由化，吸引外國金融資本進駐，從而促進融資以為科技業提供資金。但深圳金融業的極高投機性使這大計恐怕難以有效實現，到最後還是要靠“國家隊”的扶助，使中國累積更多債務。 當前中國也面臨著缺工問題，不僅是來自人口快速老化，長期對於農民工的壓榨及經濟趨緩下，也讓農民工移動到一線城市工作的比例逐年降低。儘管中共為了補救，推動公營房屋留住勞動力，甚至明年深圳也將正式施行“深圳特區健康條例”，希望藉此鼓勵企業給予員工休假以提振民間消費。但事實上中國推動年假落實也僅有50%，很難相信一個內容模糊的條例可以帶來什麼實質作用。而中國的房地產更是居高不下。這些都顯示了習近平的雙循環政策是窒礙難行。 團結抗爭 工人階級要靠自己的力量來抗爭。近年深圳是不斷地爆發勞權抗爭，由2018年佳士運動的開始，2019年的996程序員在網絡上發起的抗議。這都顯示了工人階級的激進化，甚至2019年996程序員抗議事件更有美國的網絡工程師發起聲援運動，展示了工人階級的跨國團結。今年黑色星期五，全球15國的亞馬遜員工發起共同罷工，成功的要求貝索斯支付防疫工作津貼，這顯示了工人階級國際團結的力量。在中共獨裁體制下，要發動這樣的抗爭固然是艱難的。中國工人階級要有建設獨立工會的權利，團結起來鬥爭，挑戰中共及金權的專制才能夠終結長期的血汗過勞及低薪。 中國：《紅色參考》陳洪濤被打壓 全面脫貧假大空 2021年2月，習近平於北京召開“全國脫貧攻堅表彰大會”，宣稱中國已全面脫貧，並授予全國1981人“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稱號。這場浩大的宣傳背後是對異見聲音的大力壓制。 毛派網站《紅色參考》主編陳洪濤於微信公眾號“方城故事”發表文章《南陽！以市委書記為首7名領導被評上全國扶貧攻堅先進個人》 ，指出河南省南陽市受到該表彰的7人全部為當地官員，而不是真正的農民、婦女和工人。7人當中，為首的南陽市委書記張文深，於2019年曾帶幾十官員和記者進行明作秀、假“暗訪”，並怒斥基層扶貧幹部辦事不力，引發大量網民嘲諷和批評。 2月26日，陳洪濤在微信朋友圈發文“自稱方城縣公安局治安大隊的來，說是口頭傳喚，要去公安局”。此時，他在微信公眾號的文章已被刪除。 翌日陳洪濤被警察釋放。他表示，因在公安局辦案中心一夜沒睡，所以需要好好休息。 這並不是《紅色參考》主編陳洪濤和編輯部成員第一次遭警方鎮壓。2017年“兩會”的第一天，陳洪濤在公眾號上報道，方城縣進京上訪者高保遭地方政府截訪綁架毆打後，在昏迷中被丟棄高速公路，引起了社會關注。其後，方城縣出動國保、網警等幾十人圍堵守候陳在方城的家，扣押了其家中一台電腦主機，恐嚇騷擾其家人。 2018年夏，《紅色參考》編輯部因參與佳士工潮和涉嫌呼籲北京等地大學生前往深圳聲援，被廣東國保跨省查抄了北京的辦公室，編輯尚愷被捕；2019年3月21日，《紅色參考》前編輯柴曉明因涉嫌“顛覆國家政權”，被南京市國家安全局“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陳洪濤的文章只是針對個別的地方官員，而沒有批評習近平整個“全面脫貧”的假政績，其實是很不足夠的。習近平想利用宣傳全面脫貧來鞏固自己的權力，併合理化取消勞動合同法和將退休年齡延後等打壓工人的措施。 中國在疫症以來的貧富差距嚴重擴大。根據最新公布的胡潤富豪榜公布，去年中國新增259名資產達十億美元的富豪，達到1058人。連最近的官方報告《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也表示，中國有七成網民月入低於5000元人民幣。 階級意識加強 中國左翼聲勢提升 中共各級獨裁政府對包括左翼毛派在內的政治異見者又一次的鎮壓和限制言論自由。中國左翼在網路為陳洪濤發起團結聲援，製造了相當的輿論壓力。恰逢兩會即將舉行，南陽市委書記張文深為免多生事端而將他釋放。 今次抗爭的成功再次振奮了左翼運動的信心！近日，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熊焰及其多名好友被捕，使左翼聲援浪潮再次爆發。中國勞工論壇歡迎此一發展，我們支持中國工運的組織權和言論自由，反對一切以言入罪，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及工運分子。 在疫症的經濟危機下，中國網民去年多次發出怒吼，從狠批科技業的996工時制，到對“人民富豪”馬雲的鞭撻，以至對青年生活粉飾太平的影片《後浪》的反彈，都看到階級意識和反壓迫情緒正在急劇升溫。而九月學生更出現反抗封校政策的喊樓運動，及後以毛派為主的左翼的聲勢和自信大大提升。 中共當然有打壓這些左翼活動，但至今尚未對作出全國性的鎮壓。相信今次逮捕陳洪濤只是市政府的決定，而並非中央指揮的全面搜捕，使左翼可以獲得一定的勝利。然而，中共並不能容忍這些左翼活動長足發展，早晚會將鎮壓升級，甚至發起針對左翼和工運分子的全國性鎮壓。工人階級必須要組織起來鬥爭，捍衛組織權利和言論自由，為更艱苦的鬥爭作準備。 中國：支持外賣騎手抗爭 跨省罷工正在醞釀 3月1日，由中國各地外賣騎手組建的“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組織者熊焰（陳國江）及其多名好友，被北京警方抓捕。爾後，有被抓捕的兩人獲釋，但熊焰卻仍然沒有消息。抓捕消息在中國網絡平台被大量刪除，但仍然引發許多外賣騎手抗議。 受到熊焰被捕一事影響，熊焰原所屬的外送平台“餓了麼”旗下騎手消極怠工，大量騎手拒絕接單，以致大量訂單因為超時而作廢。有“餓了麼”騎手更號召在3月8日發起全國大罷工。毫不意外，有關工運消息遭中共官方封殺，而兩家外賣平台也否認怠工罷工情形。但是，仍有一些網民在新浪微博反映自己的外賣沒人接單的情況，並成功發出“騎手是罷工了嗎”等字句。 “外送江湖騎士聯盟”成立不到一年，集結近萬名外賣騎手，而熊焰則為盟主，在網上發送幫助傳達業界聲音的內容，還會幫同業維權。被捕的原因是熊焰在網上平台公開批評外賣平台“餓了麼”欺壓騎手，因而觸犯了利益集團使官方出手“維穩”。盟主早前發布視頻批評“餓了麼”平台設置的獎勵規則先用欺騙手段留住騎手，後隨意更改規則侵害騎手經濟利益。此視頻播放量達到900萬（在中國國內網站已被河蟹），相關話題在微博閱讀量超過2億次，迫使公司向騎手假惺惺地公開致歉。 外賣騎手成為中國最受壓迫的藍領工人之一，近年抗爭時常發生。在3月1日，廣州和深圳部分“美團”騎手也聚集罷工，抗議公司在未通知的情況下變相調降配送費。按照新的配送費標價標準，每名外賣騎手每周將少賺上百元，每月將損失上千元。 在中國，隨著人們生活節奏的加快，便捷人們日常飲食的外送平台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相應地，外賣騎手也成為社會不可或缺的一員。由於准入門檻較低，當外賣騎手通常是中國基層民眾謀生手段之一，目前超過600萬人從事此行業。但該職業危險性高，卻幾乎沒有任何職業保障，騎手往往要為了避免超時而被平台罰款，被迫採取闖紅燈、逆向行駛等交通違規行為，而這也冒著被交警罰款、扣車，或是發生交通意外而傷亡等風險。此外，從業者的工資被平台不斷壓低，包括將餐點送到地點後，若沒有按規定拍照片，也會被扣錢；現實中騎手們是“獨立的約聘人員”，沒有與平台簽勞動合同，法理上並無僱傭關係，一旦遭遇傷害，維權也很難成功。 現如今的外賣騎手行業，屬於“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一種。外送平台可以在用人上更具彈性，這就意味著可以節省員工福利、辦公空間和員工培訓等方面的支出。表面上看，企業往往聲稱零工經濟所具有的彈性，可以幫助外賣騎手們實現工作與生活平衡，但現實遠非如此——要維持基本收入，基本上每天就要跑10小時以上、每周無休能才有希望每月賺到6000元以上。外送平台用人上的彈性，也讓騎手隨時可能失去這份工作，或者從一個平台跳到另一個平台，而這些也反映出這種零工經濟的不穩定性。“獨立的約聘人員”身份造成的騎手們處於相對原子化的狀態，也讓組織起來罷工存在一定困難。 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外送人員一樣遭受平台剝削。2016年夏天，因為從時薪制改為計件制（將造成實質工資下降），Deliveroo在倫敦的外送人員開始罷工，之後罷工浪潮傳遍全英，並影響到其他平台的外送人員，更在接下來一年影響到歐陸多國，並且各國之間工人也彼此串連。各地鬥爭有成果有挫折，但都彰顯出外送人員身為工人團結對抗資方的精神，中國外賣騎手可以從中學習。而對於近來中國外賣騎手維權遭打壓一事，英國應用程序和外送員工會（ADCU）在推特發出正式聲明聲援熊焰。這些抗爭和聲援行動，無不顯現出國際工人階級團結。 目前，中國外賣騎手們與關心事件的人士仍活躍在微信、QQ、Telegram等群組討論行動方案，準備將行動升級。中共獨裁嚴厲打壓組織自由，“槍打出頭鳥”地針對工運領袖，迫使近幾年工人要“化整為零”，轉用手機網絡並以“無領袖”的方式組織起來。今次外送員工同樣巧妙地運用網絡組織，但同時在鬥爭中也出現了勇敢帶頭的工運領袖。鬥爭若要取得更顯著的成果，工人更需把手機網絡的組織化為實體組織的力量，建立獨立工會。 中國勞工論壇熱切支持外賣騎手跨平台的怠工、罷工行動，要求釋放所有被捕工運分子，停止打壓工人組織及言論自由。我們支持爭取提高獎金和每單（或每小時）收入，要求公司為所有工人提供正式勞動保障。 中共“兩會”召開 習近平進一步鞏固權力 3月4日，中共的人大政協“兩會”會議在北京召開。 這兩個機構其實都沒有實權，它們只是中共獨裁統治的花瓶，而且中共統治越來越來變成習近平的一人獨裁。不過，兩會依然受到注目，因為這是新政策出台的地方，當然這些都是習近平和他的黨羽背後早就鋪排好的決定，只不過是讓超過5000名代表走個熱烈鼓掌通過的過場。 過去二十年，中國資產階級所累積的巨額財富受到許多關注，他們當中許多人也成為了兩會代表。今年這一群人的財富總額又刷新了紀錄。根據《胡潤百富榜》，參與兩會最富有的資本家，他們的財富在過去12個月暴增了68%。這些代表的總財富高達3910億美元，比香港2020年的GDP（3490億美元）還要高。 閱讀更多?資本主義與中國 去年，縱使有年初的疫情和嚴厲封城政策，中國每個星期就有5名新億萬富翁（身家超過10億美元）誕生。根據胡潤的報告，中國“拋離了美國”，中國有1058名億萬富翁，對比美國只有696名。今年7月23日，中共將迎來其建黨100周年紀念，我們到時候會看到習近平政權掩蓋其階級性質的政治把戲——當今中共實際上的政治意識形態，與1920年代南轅北轍。 經濟反彈？ 人大會議定下了2021年的GDP增長目標，不過許多評論員原以為今年會跟去年那樣不這麼做。今年的目標將會是“6%以上”，許多評論員認為這個目標比較保守和容易達成。《彭博》就此向不同經濟學者進行調查，他們對於中國2021年的增長預期平均為8.4%。 雖然增幅為1976年以來最疲弱，但是中國在2020年仍是唯獨出現經濟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當然一如以往，這個數據是有水分的。不過，根據官方數字，去年中國經濟增長了2.3%，同期德國經濟萎縮5%、美國經濟萎縮3.5%。雖然8%的經濟增長很吸眼球，但這要考慮到2020年的低基數效應。如果我們求取2020和2021兩年平均年增長的話，比起十年前每年增幅達雙位數，這個反彈實際上是延續了過去增長速度下滑的趨勢。 工人們也沒有從這個“復甦”得到好處。自2009年以來，去年中國首次出現全部省份凍漲最低工資。各項指標顯示當局打算2021年繼續凍漲。同時政府也在準備大幅削減退休保障，首先從婦女入手，把女性的退休年齡從55歲調升到60歲，來達到“男女平等”。這聯繫到中國正在面對的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勞動人口減少的計時炸彈。 政府的社保資金已經開始見底。根據中國社科院的報告，中國32個省級地區當中，近半的社保預計會在2022年出現赤字，而2015年只有6個省份。這個議題有可能會觸發重大的社會動盪。2013年一項民調，顯示95%的民眾反對提高退休年齡。 2027年，印度預計會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勞動力的下滑，預計2017到2037年勞動人口將從7.59億減少到6.61億，將會對經濟以及中共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及軍事大國的計劃受到打擊。 另一個形成中的危機就是急速膨脹的債務水平。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資料，中國的公共、企業與家庭總債務從2019年GDP的255%增加到2020年的280%。加上外債，這個數字更加增加到GDP的295%（人行估算外債為GDP的14.5%）。2020年中國的經濟僅僅增長2.3%，債務卻大幅上升。這是不可持續的狀況。 權力鬥爭 今年兩會最重要的特點，並非上頭條的政策“決定”，而是習近平派系進一步鞏固他的權力。中共黨國內正掀起了一場權鬥。為了在明年黨大會中連任第三任期而鋪路，好讓他能夠成為終身領袖，習近平大力強化自己的控制。 習近平不斷集中權力到自己手中，放棄了1980年代鄧小平政權所建立內部制衡和監督的“集體”威權統治，這是嚴重危機的警號。隨著習近平對於社會的鎮壓不斷加劇，其政策也激起越來越大的反抗（如同過去在香港及內蒙）。實質工資的下跌也引起了工人階級的不滿，尤其是那些占中國藍領工人2/3比例的農民工。 美團外賣的騎手在3月8日發起了罷工行動，要求提高工資及改善待遇。另一家外賣平台“餓了麼”的騎手熊焰在上月被捕，他被指控組織外送員的獨立工會。中共獨裁對於獨立工會是零容忍的。 香港 兩會也為香港訂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意味著香港的有限度“半民主”議會制度壽終正寢。中共打算對於香港施加更強硬的威權統治。上周，當局動用國安法逮捕、起訴了超過40名泛民政治人物，並將他們收押。他們將會在5月再次上庭，面對“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的控罪。這顯然是為在北京的人大政協會議造勢。上周的香港審判異常混亂而殘酷，法院開庭至凌晨，數名被告體力不支暈倒，這是故意為了展示習近平政權的力量，發出堅拒歐美西方勢力“干預”的信息，警告所有試圖挑戰當局的人。這同樣劍指那些試圖組織起來維權的中國工人，以及中共黨內越來越不滿習近平政策方向的反習派系。 中國：習近平的虛幻世界 中共獨裁政權描繪的中國現況和中國實情之間存在巨大且愈來愈大的落差。隨著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紀念日臨近，中國的獨裁者習近平需要不斷的“勝利”，以確保明年政治局換屆之前的地位。中共的宣傳機器已經陷入瘋狂。 同樣，對於習近平令人作嘔的個人崇拜也達到了新高度（或深度）。 2月，《人民日報》在一篇慶祝中國脫貧“全面勝利”的文章中，提到習近平的名字達139次。正如我們將要說明的那樣，習近平的脫貧攻堅戰是脫離現實的又一次宣傳上的成就。最近被網絡審查屏蔽的一個字眼，揭示了習近平政權對於批評聲音多麼敏感：“翠”字作為一種抗議的方式，在中國網絡傳播起來，因為這個字也可以解讀為“習習卒”，即“習近平死兩次”。 習近平在國內外面臨多重挑戰。對於他的政權和中共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危機，甚至可能是生死存亡的危機。許多新政策和聲明表明了這一點，包括有關“防範金融風險”（中國的債務水平現在已經超過日本的最高水平）、在2027年之前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以應對拜登執政時期肯定會延續的美國壓力）、以及習近平旨在提高中國的消費支出，以此來抵消全球化和反華保護主義政策影響的過於複雜的“雙循環”戰略。 中共二十大 習近平還面臨著黨國內部挑戰。關鍵問題是明年的中共二十大，習近平的目標是打破傳統的任期限制，打算再任第三屆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國國家主席。他計劃成為“終身主席”。在2012年至2017年的第一個任期中，習近平發動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反腐運動，成功地平息了高層派系的權力鬥爭。實際上，這掩飾著針對派系的清洗行動，目的是清除他的敵人並鞏固習近平手中前所未有的力量。正如我們所解釋的那樣，中國政權的特徵從“一黨專政”演變為“一人專政”。 但是，由於在社會和國際關係方面的危機，中共內鬥再次加劇。如今，這場權力鬥爭是自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前後最嚴峻的一次。儘管習近平目前較可能成功地繼續他的統治，但在黨國上層日益成長的不滿情緒和派系操縱可能會迫使他做出妥協。2022年二十大之後的時期可能會看到不同的勢力組合，和中共內部更大的不穩定性。最終，統治階級內部的衝突反映了社會進程和工人階級不滿情緒的上升趨勢。 黨國內部的分裂並沒有明確或清晰的分野，這些分裂根本上無關政治分歧，而事關權力：中共的高層是控制著龐大商業帝國的資本主義寡頭的集合。在這些人當中，越來越多的人感到悲觀，認為幾乎所有事情都出了問題。 因此一些反習派人士不滿習近平在與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和台灣之間的爭端之中，他的極端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強硬的戰狼外交。這一部分的統治階級寧願回到鄧小平更為謹慎和務實的“韜光養晦”外交政策，以此作為降低全球緊張局勢（尤其是與美國的緊張關係）的手段。 反而，習近平的政權像一隻豎起脖子的傘蜥一樣，誇大其經濟實力和全球能力，一定程度上為了外交，但更重要的是，它仍然增強了習近平繼續統治所需的大漢民族主義“強人”光環。中國的侵略性外交政策——在與印度的爭議邊界上、在台灣海峽和南海進行的軍演升級、為報復華為創辦人之女孟晚舟在溫哥華被逮捕而拘留了兩名加拿大公民，都具有雙重目的：向外國政府施壓、也要養活國內的宣傳機器。 加倍鎮壓 不安的另一個原因是鎮壓的持續增加。這一直是習近平統治最顯著的特徵。反習派基本上沒有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都不會拒絕命令警察鎮壓街頭抗議或工人罷工。但是習近平在香港、內蒙古、（以及更明顯的）新疆的殘酷鎮壓顯現他的“默認做法”，而只要他的強硬政策遇到阻力，他的“默認做法”就會加倍，這反而會適得其反。 蔡霞說，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進入了一個“精緻的新極權時代”，已經超越了毛澤東甚至希特勒的極權主義。 這至少有四個原因。首先在新疆，險惡鎮壓已經達到了奧威爾式的水平，並沒有實現“穩定”這一既定目標。它終究再推動中國走向革命性的爆炸，中共的某些階層對此感到恐懼。香港2019年一地的群眾性民主運動預示了中國的前進方向。其次，這為拜登和其他西方元首提供了可以重大影響全球輿論的武器，並在“人權”和“民主”的敘述背後隱藏他們對中國的冷戰策略。 第三，習近平政權的暴政甚至與過去相比也呈現出不同的特徵，因為它也直接在內部監視和管控中共精英。中共久負盛名的、培養未來高官的中央黨校的前教授蔡霞說，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進入了一個“精緻的新極權時代”，已經超越了毛澤東甚至希特勒的極權主義。“不同在高科技，就是我們講的信息化大數據的監控。他可以做到精準監控每一個人，他可以二十四小時全方位立體全天候地來監控。”她在2020年9月19日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時說道。 蔡霞於2020年逃到美國，與中共部分太子黨（中國的“紅色貴族”）關係密切。太子黨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核心，這一派最初支持習近平（習近平本人也是太子黨），但現在對於習近平愈加不滿。蔡霞說，習近平的統治派系被稱為“之江新軍”（或“浙江幫”），得名於這些許多人最初起家的省份，他們僅得到約10%中共黨政中高層的堅定支持。現階段，大多數人不願公開反對習近平。他們的“支持”是被動的。儘管出於派別目的，蔡霞可能誇大了對內部力量對比的解釋，但其他重要的事態發展證實了在黨國各個層面上普遍存在但沉默（甚至可以說是“消極對抗”）的不滿現象。 最明顯的體現是習近平與總理李克強之間日益公開的權力鬥爭。由習近平派系控制的國有媒體甚至審查了總理的講話，這是自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以來從未有過的事情。自2012年與習近平就任以來，李克強一直保持低調。但是在過去的一年中，他成為中共內部異見者的代言人，通過媒體採訪丟出了許多“重磅炸彈”，間接批評習近平的政策。去年5月底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結束時，情況就是這樣。李克強向媒體宣稱，中國有6億人（總人口的43％）每月收入不超過人民幣1000元。這是對現實的檢驗，是對於習近平通過官方表彰大會自誇的脫貧攻堅戰的嘲諷。 蔡霞的說法揭示了很多東西。她告訴自由亞洲電台：“除了‘習家軍’以外，大家都知道這樣子下去不行。”儘管習近平越來越招人不滿，但蔡霞承認，習近平不能通過“正常”程序換掉。她的結論是：“或許在一個偶然的突發事件或者偶然的導火線， 一下子就把局面給炸開了。” 醞釀反抗的第四個原因是，習近平的極端警察國家措施導致中共政權喪失預測和應對新危機的能力。當新冠病毒在武漢開始爆發時，這在全世界範圍內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儘管當局後來有意識地掩蓋疫情，但事實是，在2020年1月20日之前的關鍵幾周里，習近平政權自身也被黨國對掩蓋真相的熱衷和國安機關的行動遮蔽了雙眼，國安部門在每次有人試圖警告疫情時往往會迅速鎮壓。 中國制度的“優越性” 直到西方政府在大企業的壓力下對於疫情悲劇性地應對不力，習近平才得以轉移公眾注意力，並從武漢疫情防控不力中部分恢復過來。面對突然的危機，武漢並不是政府癱瘓獨有一例。從2019年6月開始在香港爆發的上百萬人示威遊行，以及一年前特朗普政府的首次貿易戰攻勢，是習近平政權無法預料的兩個事態發展，最初受到驚嚇而無所作為。 中共宣傳的一個關鍵主題是中國（極權主義）政治制度相對於“西方民主”的“優越性”。中共喉舌聲稱，防控疫情的“勝利”、2020年中國的經濟反彈以及脫貧都表明了中國制度的“優越性”。同樣，中國的“疫苗外交”將大量中國製造的疫苗運往較貧窮的國家，被用來進一步羞辱西方帝國主義的冷酷。顯然，資產階級民主於全球（但特別在美國）的深刻危機，隨著像特朗普這樣的不穩定而專制的人物的出現，對中共的宣傳非常有利。 但是，歷史上的資本主義偏愛議會或“民主”政府而不是軍警獨裁制度，還是有原因的。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中，資本家的弊處在於工人階級贏得了某些有限但至關重要的政治權利：組建工會、政黨、自己的媒體，並利用這一民主空間來辯論和澄清所需的思想和鬥爭方法對抗資本主義。在像中國這樣的極權資本主義社會中，上述所有這些權利都被殘酷地壓制了。 但總體而言，資本家更喜歡“民主”制度，因為它提供了更穩定的統治形式。 “多黨制”（幾乎所有黨派都是資本主義政黨）可以充當釋放群眾壓力的安全閥。議會民主機關、媒體、司法機構包含“制衡”機制，以監督統治集團來防止其偏離資本利益太遠。 相反，極權主義政權，特別是在經濟危機和階級緊張局勢加劇的時代，往往會陷入重大危機並崩潰。中共和中國的資產階級中沒有任何一人贊成轉向資產階級民主模式。天安門廣場群眾民主運動（在300多個城市進行群眾運動和罷工）遭到鎮壓後，資本主義在中國得以復辟，但是鄧小平政權有意識地選擇了保留了重要的國家控制並拒絕資產階級民主的資本主義復辟道路。 中共的自由派分子主張的“政治改革”，只是提出改良的、更少鎮壓的、更少的政治和社會控制的專制統治。但是，在正在進行的中共權力鬥爭中，肯定有些人很羨慕美國統治階級，因為美國統治階級可以通過選舉他們能夠解決他們的“特朗普問題”，而“中國的特朗普”卻無法用選舉解決問題。 中共成立一百周年 中共成立百周年紀念活動將伴隨海量的民族主義宣傳，傳達這樣的信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是紀念活動還有另一面：活動將被習近平派系把持，作為內部權力鬥爭的武器。個人崇拜將達到一個新高度，以鞏固習近平作為“毛澤東以來最偉大的領導人”的地位。這樣做的目的是確保明年二十大和習近平做第三屆之前不會出現任何失誤。 一個世紀前鼓舞中共先驅的思想——階級鬥爭、反資本主義、民主、國際主義和俄國革命——對於當今統治者則是“顛覆國家政權”的話題。它們將被掩蓋在民族主義主題下，如打擊“台獨分裂分子”、抵抗“反華勢力”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考慮到二十大，習近平在未來一年內將經受不起任何重大挫敗——不能有新的香港抗爭般的社會爆炸。拜登在任期的頭幾周，就台灣、南海和中共對香港的政治壓迫施加壓力，而北京可能試圖通過至少在某些特定領域（例如氣候變化）提供合作來緩和緊張局勢。不能排除可能會出現有限的緩和過程，但它是脆弱且短暫的。在國內，我們可以期待一系列“勝利”的到來，這些當然都是由習近平精心設計的。 這一系列“勝利”包括經濟方面。儘管是1976年以來的最低增速，但中國仍是2020年唯一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經濟體。與以往一樣，中共一直在耍一些統計手段。儘管如此，依官方數據，中國去年的經濟增長了2.3％，而德國萎縮了5％，美國萎縮了3.5％。 今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預計將增長8％，有些甚至預計將增長10％。雖然這很引人注目，但今年的GDP增長表現將因2020年以來的低基數效應而被誇大。即使2021年的增長率為8％，2020、2021兩年的複合增長率也將低於6％，換句話說，延續了自2019年（6.1％）以來增長放緩的趨勢。 K形復甦 此外，中國經歷了K型復甦。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年收入超過30萬元人民幣（約合48,400美元）的人（僅占人口的5％）的財富有所增加。但是至少2/3的人口實際收入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的前三個季度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僅比前一年增長了0.6％。相比之下，2019年的這一數字為6％。 家庭債務水平在過去五年內增加了三倍，到2020年增加到GDP的62.2％，而美國的這一數字為76％。在這方面趕超的速度令人震驚：2008年，中國的家庭債務占GDP比例為18％，而美國為99％。最重要的是，這源於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而中國房地產市場價格是世界最高之一。據《中國日報》報導，上海、深圳和北京的住房價格在全球排名第四、第五和第六，而香港是第一。 在去年，沒有一個省份提高最低工資——2009年來首次出現這種情況。所有跡象表明，2021年將繼續凍漲最低工資。這解釋了為什麼在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人均消費在2020年下降4％——自1969年以來的首次下降。去年奢侈品市場增長了近50％。因此，2020年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不是基於強勁的消費（消費是習近平“雙循環戰略”的核心目標），而是基於這種所謂的戰略要避免的因素：更高的債務水平、對於出口更大的依賴性和房地產泡沫。 由於疫情和其他國家的連續封城造成的意外收穫效應，2020年出口增長了3.6%。中國成為“萬不得已的出口國”。上半年，中國用於抗擊新冠肺炎的關鍵醫療產品的出口增長了兩倍多，從180億美元增至550億美元。電子產品出口也出現了類似的增長，尤其是在家工作的產品。這些意外收穫無法重現。 據中國人民銀行（央行）稱，已經嚴峻的債務水平進一步攀升，到2020年，中國的公共部門、企業和家庭債務加在一起達到GDP的280％，高於2019年的255％。如果計入外債（中國人民銀行估計為國內生產總值的14.5％），則這一數字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約295％。隨之而來的是，中國有2.3％的溫和增長是通過其有史以來最大的債務增長而實現的。這是不可持續的。中國債券市場的壓力，加上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的一系列違約，表明金融體系出現了首次嚴重的裂痕。 左翼思想的增長 然而，根據上海胡潤百富榜，對於其中大多數是中共成員並融入中共國家權力結構的超級富豪來說，2020年是“有史以來財富增長最快”的一年。在這一年中，中國新增了257位億萬富翁，每周新增5名億萬富翁。他們的財富總和增長了60％，達到4萬億美元。 胡潤研究院指出，中國擁有1058名億萬富翁，“拋離”美國的696名。在中共成立百周年紀念日，我們將看到習近平政權歪曲政治現況、掩蓋1920年代共產黨人的階級性和政治與當今專制資本主義寡頭統治截然相反的現實。 中國一名托洛茨基主義者評論道：“十年前，中國互聯網上聲音最大的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現在左翼占主導地位。幾年前，阿里巴巴董事長馬雲被尊稱為‘馬爸爸’，現在他被稱為‘吸血鬼’和‘邪惡的資本家’。” 中國青年與日具增的政治激進化，尤其是“泛左翼”（其中以“毛派”為最多）的迅猛增長，對中共來說是一個麻煩，以及潛在的破壞性發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中國，我們看到的不是傳統毛主義。相反，這已成為多個左翼思想的通稱。 中國許多年輕的毛派支持國際主義、女權主義、LGBTQ和少數民族權利。這些青年深刻批判甚至反對親資本主義的中共政權；當然了，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們需要小心翼翼進行批判。換句話說，他們與國際上一些毛派有著截然相反的立場，國際上的毛派往往熱切支持習近平政權及其在新疆、香港的高壓政策，並反對工人罷工。 ISA在中國的一名支持者說：“在2020年疫情期間，我注意到中國年輕人正在向左轉。”他說，反建制意識的增長現在在社會中很普遍，其中包括但不僅限於毛主義的增長。“十年前，中國互聯網上聲音最大的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現在左翼占主導地位。幾年前，阿里巴巴董事長馬雲被尊稱為‘馬爸爸’，現在他被稱為‘吸血鬼’和‘邪惡的資本家’。”對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尤其是對來自中國內陸貧困省份的2.9億農民工的卑微待遇）的憤怒，是當今政治激進化的主要推動力。 脫貧 習近平脫貧“全面勝利”的慶祝活動是為了轉移人們對這些現實的關注。中共政權不僅宣稱這是“人間奇蹟”，甚至還將“貧困”一詞從脫貧機構的正式名稱中拿掉，這讓將來禁止所有提及“貧困”更為可能。 毛派網站“紅色中國”的編輯之一陳洪濤因在2月份發布一篇文章揭露了脫貧運動假象而被捕。在這個話題上，與許多其他話題一樣，人們普遍不相信中共政權所聲稱的，中國的左翼人士尤其不會去相信，而國際上的新斯大林主義“左翼”似乎很樂於相信這些荒謬絕倫的宣傳。 習近平的“脫貧攻堅戰”於2013年發起，其明確目標是到2020年底使剩餘的1億人口擺脫“極端貧困”。鑑於他在這場“戰爭”押上了自己的個人聲望，因此他不可能錯過這個期限。現實再次為了這個獨裁政權的存續而被竄改。 政府投入了1.6萬億元人民幣用來扶貧，用於一些極端貧困地區的道路和基礎設施投資以及1000萬人的搬遷。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為實現其脫貧目標而普遍偽造數據、強制執行和偽造成就。這場脫貧運動採用了非常低的“極端貧困”標準，即每人每天2.30美元。這低於世界銀行提出，適用於印度的每天3.20美元的貧困線，並且低於為中國這樣的中高等收入國家所建議的貧困線的一半。 國產疫苗觸礁 中共當局宣傳掩蓋現實的另一方面，在於中國抗擊疫情的實況。習近平在去年9月8日北京舉行的表彰大會上宣布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勝利”。這時慶祝還為時過早，因為之後又爆發了新的疫情。雖然按國際標準，新一波感染數很低，但這卻帶來了數次大規模的封城措施。 在與北京相鄰的河北省，1月有超過2200萬人被迫關在家中一周以上。這實際上是2020年武漢封城規模的兩倍。在新疆（2020年7月至2020年8月）、吉林和黑龍江（2021年1月）也發生了類似的封城，波及數千萬人。北京與地方政府之間存在摩擦，據信部分政府太過急於實施封城。這也是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一個特徵。 目前，中共政權推出的疫苗遭遇碰壁。儘管中國的全球“疫苗外交”取得了一些進展，向以中、低收入為主的80個國家（西方國家及他們的疫苗公司冷落這些國家）出口疫苗，但其國內施打疫苗計划進展不順。根據2月15日《南華早報》的一項分析，中國向國外運送的疫苗數量（4600萬支）超過了用於本國的數量（4050萬支）。 中國不僅面臨著給相當於美國四倍的人口接種疫苗的挑戰，而且還面臨著公眾的廣泛不信任。這是因為在過去幾十年中發生了許多涉及不安全、過期和受污染的假疫苗、藥品和食品醜聞。缺乏透明度以及中國疫苗生產商拒絕透露一些試驗數據，加劇了公眾的疑慮。在上海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一半人口不打算接種疫苗。根據另一項調查，在浙江醫務工作者中，只有28%願意施打國產疫苗。 迄今為止，中國疫苗僅被批准用於60歲以下的人群，與西方產疫苗相比效果不佳。科興疫苗在巴西的試驗中僅達到50.4％的有效率，而在印度尼西亞則達到65.3％。相比之下，輝瑞疫苗的有效率為95％，而莫德納的有效率為94.1％（兩家都是美國公司）。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科興在中國的工廠出現了生產延遲，以及存儲疫苗所需的進口玻璃小瓶發生短缺。 對中國疫苗的質疑也削弱了其全球外交攻勢。去年12月，柬埔寨獨裁者洪森（過往非常親中共）拒絕接受中國疫苗，除非其獲得世衛組織的批准。他說：“柬埔寨不是垃圾桶。” 儘管世衛組織仍在評估中國的疫苗，但柬埔寨政府已於1月份接收了第一批疫苗。但是現年68歲的洪森還是在中國官員的建議下放棄為自己接種。他說：“該疫苗對60歲以上人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在研究中。”在菲律賓，另一位獨裁統治者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正在推廣中國的疫苗，在民調中被問及的受訪者中，只有不到20％的人對中國疫苗有信心。 匈牙利是唯一使用中國疫苗的歐盟國家，這當然與右翼奧爾班（Orbán Viktor）政府突出的反歐盟立場有關。但是2月份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27%的匈牙利人願意接種中國疫苗，在執政黨的支持者中這一比例則上升到了45%。 儘管習近平虛張聲勢，而且擔心在中共慶祝成立百周年之際不能讓任何事來“破壞黨”，但習近平政權仍將面臨許多現實考驗。債務危機、與美國的持續冷戰，以及擔心西方國家加快接種疫苗後可能改變與中國的力量平衡，這些挑戰都預示著未來的動盪。工人和青年之間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意味著新的鬥爭爆發是不可避免的，而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將迎來更廣泛支持。 捍衛中國女權主義抗爭者！ 中國女權運動人士再次遭受打壓。中共專制懼於女性日益的激進化，而這一激進化正是社會上及青年人中更廣泛的激進化趨勢的一部分。 這些打壓都有著相似的模式。首先，女權主義者遭到親中共的民族主義網軍有計劃地惡毒圍捕。政府在網絡上煽動著歇斯底里的反女權攻勢。之後，女權運動知名代表的社交媒體和群組被關閉。她們被扣上“漢奸”的帽子，並被噤聲！ 3月底，四川成都的一間餐廳里發生了一起攻擊事件。兩位女性因勸阻一位男性吸煙者而被攻擊。這名吸煙者一氣之下向這兩位女性潑灑灼熱的液體，這個事件被這兩位女性用手機拍了下來並發上微博。這名男子說：“不抽煙的男人不是男人”——講出這句話對他沒有任何好處。 這兩位女性分別是知名女權運動人士肖美麗與鄭楚然。鄭楚然是2015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前夕被捕並被拘留一個月的“女權五姐妹”之一。 作為全球聲援行動的一部分，當時ISA在香港組織了聲援抗議，要求釋放五人。 右翼網軍 肖美麗關於成都餐廳遭攻擊事件的內容在網絡上瘋轉，起初得到了絕大部分人的支持，有支持言論來自一些與政府部門相關的帳號。次日，有民族主義大V在微博上對這些女性發起了攻擊，他們貼出肖美麗在2014年聲援香港雨傘運動的“歷史”照片。網軍們遂違背事實，給她貼上支持“港獨”的標籤（港獨並非雨傘運動的目標，但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用這個標籤來攻擊所有支持或同情香港民主運動的人）。隨之而來的是數以百萬計的海量網絡攻擊。 另一張照片顯示，鄭楚然戴上了一條黃絲帶（代表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她被指控為“台獨”分子（另一項中共治下的禁忌話題）。這兩位女性和其他女權主義者遭到暴力威脅和指控，包括“崇洋媚外”、“反華”、“CIA間諜”。 不久之後，肖美麗的微博帳號被微博關停，而這些網軍則彈冠相慶。 這一波攻擊正採取了我們熟悉的將厭女思想與民族主義相結合的模式。這些攻擊背後的右翼民族主義勢力，實際上是中共政府的側翼力量，並受到中共的庇護。他們的核心主張是民族主義，但也包括社會保守主義——因此討厭女權主義。他們指責女權人士被外來價值觀“腐化”了、一切都是西方“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陰謀。這些民族主義者支持獨裁同志、（中國帝國主義）強國夢和大漢族主義。他們煽動針對穆斯林等少數民族的種族主義。其中一部分人正在朝向法西斯主義發展。 除了這個“非官方”的網絡水軍，中共國家機器還直接僱傭了200萬名全職網警和2000萬名兼職網警。 超過20個女權主義者和女權組織的帳戶被微博關停。微博方面聲稱她們的言論是“有害”、“非法”、“煽動群體對立”。其中一名女子告訴CNN：“我們遭到了全互聯網海嘯般的打擊，被集體噤聲。”很明顯，中共是此次打壓的幕後主使。但問題是，當局為什麼要這麼做？ “6B4T”運動 另一獨立但與前述打壓關聯的發展，是超過10個女權小組在另一個社群網站“豆瓣”上被封殺。豆瓣是提供給年輕人的一個書評和影評的平台。在此次打壓被封殺的女權小組，一共有超過4萬成員。 這次打壓的目標主要是激進的“6B4T”支持者，她們在不斷高漲的中國女權浪潮中仍是屬於邊緣的少數，她們主張不與男性戀愛、婚姻、生育等等。“6B4T”運動始於和中國一樣是儒家社會的韓國——韓國資本主義非常父權、對女性的壓迫十分嚴重。 “6B4T”能夠獲得一群以中國年輕女性為主的追隨者，實際上不難理解；由於強硬的極權資本主義政權不允許任何形式的集體抗議、組織、政治活動，因此社會上許多群體都有著極度的無力感。在資本主義復辟後，中共恢復了很多在20世紀50—70年代革命時期被消滅或衝擊的父權控制架構。 在今天，中共認為更多的婦女權利阻礙其統治和“大國崛起”使命的完成，而實現這些的動力，隨著中美帝國主義冷戰衝突的加劇而強化。習近平政權沒有變得更開放、更民主、更容忍各種抗議，反而變得越來越高壓。當局對新興女權運動和女權意識的態度有著矛盾心理。儘管當局極力壓制，中國的#MeToo運動所引起的關注已反映了這一主要趨勢。最近一個案例是，4月15日武漢大學一名副教授被開除，該副教授至少性侵了18名女學生。因受害女性挺身而出揭露施暴者，拒絕掩蓋這件事，這起案件得到了全國社交媒體上的廣泛關注。 中共當局不敢直接大規模鎮壓、逮捕或迫害女權人士，否則當局將與一大部分社會輿論產生衝突，而社會上很多人對婦女的現時狀況感到不滿。與此同時，中共擔心女權主義會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而他們最害怕的是所有不受其控制的社會發展。即使這些運動未有組織（2019年的香港也沒有），但是思想一旦進入群眾意識就會對統治精英（包括中共獨裁）造成威脅。 人口危機 中國女權人士遭攻擊的另一個關鍵性因素，是中國出生率的災難性下跌、達到了194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而去年又下降15%。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表示，未來五年，每年的出生人數可能會下降到1000萬以下。對比一下1987年（計劃生育實施7年後）：當年的出生人數為2500萬。 中國人口正進入下滑時期，在中美衝突的歷史性背景下，這對習近平來說更加棘手。“世界工廠”的勞動力規模已連續8年下降。中國人口問題的原因很複雜，部分是由於計劃生育的遺留問題所致。雖說限制只生一胎的政策於2016年取消，但這並未能扭轉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趨勢。這更是因為在中國生育的高昂成本：教育、住房和醫療都花費甚鉅。 在重新推廣落後的儒家思想宣傳後，習近平政權推崇異性婚姻和“家庭和諧”，視這些為確保政治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控制元素。 因此，女性就像少數民族和渴望民主的香港人一樣，必須受到鉗制。中共過去還是股革命力量時，他們曾激烈地反對儒家思想，儒家強調服從權威：臣對君、婦對夫。資本主義在中國的野蠻復辟摧毀了婦女在工作和學校中的地位，甚至讓前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和社會結構得以復活。 中國青年人生活壓力大，經濟狀況不穩定，家庭債務水平飆升，這尤其與住房開支有關。這些對結婚生子的抑製作用愈發顯著。據官方統計，2019年結婚人數從2013年的2380萬下降到1390萬，降幅達41%。計劃生育的遺留問題，以及非法但普遍存在的性別選擇性墮胎，導致男性人口比女性多3000萬。目前每年從緬甸、柬埔寨甚至烏克蘭等較貧窮國家向中國販賣的進口“新娘”數以千計。 近年來，政府更積極地推出政策鼓勵婦女多多生育。 在最新的五年規劃（2021-2025年）中，政府正在計劃“改革”養老金，以“平等”之名打算將婦女的退休年齡延遲五年（也就沒收了應得的養老金）。 當局去年通過了新的《離婚法》，強制規定了30天的“冷靜期”——這一政策受到女權主義者和左翼人士的廣泛批評。 這項政策使離婚變得更加困難，因為如果一方在30天內反悔，離婚過程必須重新提出新的申請。 “女性們團結吧” 在撰寫本文時，女權平台仍被繼續封殺。 民族主義的反女權政治獵巫未曾收斂。一些人甚至猜測，這場打壓可能還有另一個動機：習近平政權希望在其試圖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這在中國民族主義者中並非受歡迎的做法）時轉移民眾的注意。 對女權社交媒體帳號的攻擊引起了大量關注。2018年對電視節目主持人朱軍提起性侵訴訟的知名女權人士弦子，聲援豆瓣遭打壓的姐妹們。“#女性們團結吧#”標籤在微博上紛紛出現來抗議封殺，閱讀量接近5000萬次。 針對女權團體的打壓也是一個警號——習近平政權正準備加劇對所有其他反對聲音的鎮壓。這可能包括工人鬥爭、左翼青年、少數民族、調查記者和其他人。 對習近平來說，明年的中共二十大和他第三個任期的歷史性加冕（他盼望終身統治）是壓倒一切的優先事務，他對社會和政治動盪的恐懼變得更大。改變這局面的關鍵，婦女鬥爭、維護少數民族權利與組織獨立工人運動需要相互聯繫起來。這些不應是彼此獨立的“單一議題”，而是聯合起來形成被壓迫者反對資本主義、父權制和極權主義的運動。 中國人口危機 罪魁禍首是資本主義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去年全國新生兒的數字比2019年大幅下降15%。此前，出生率已經連續3年下跌，這對中共獨裁政權的現代化及大國野心造成嚴重了挑戰。雖然世界上許多工業化國家都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但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大部分工業仍然依賴勞動力密集的生產模式。 中國現時每名女性的平均生育率，遠遠未達到維持現有人口的水平。在資本主義極為不平等的時代，人口老化會導致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今天中國的城市裡很常見的“4-2-1”家庭結構（１名有全職工作的成年人要供養2名父母和4名祖父母），對勞動者來說造成災難性的壓力。 “解決方案” 中共為此實施了幾項“解決方案”，但由於資本主義的短視及矛盾的本質，所有這些政策都必然失敗。首先，他們試圖將計劃生育中一孩政策鬆綁，變成“二孩政策”。這在2015年10月修法的時候曾一度刺激了出生率，但出生率很快又回到下行趨勢。這是因為出生率下降的背後成因都沒有改變——生活成本高、工時長以及養育子女的開支甚巨。最新的報告估算要養育一名孩子，從出生到17歲的費用為19.1萬元人民幣，其中城市的孩子需要27.3萬元，而在農村則要14.3萬元。而這個國家正如總理李克強指出：“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幣）”。 再者，當局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模式，是透過大量引入上億農民工到城市裡打工，而這些“無根二代”被實質上剝奪了生育權。這些農村戶口的工人沒法獲得只有城市戶口才能享受到的社會服務。因此，對這些農民工來說，養育孩子基本上不可負擔，就連公立學校對於外地戶口的兒童也會收取私立學校的學費。 事實上，中共政權為了應對人口老化與勞動力下降的問題，當局正推動多項政策，但長遠看這些政策實際上會導致出生率進一步減少。其中最主要的政策，“十四五”規劃會調升退休年齡，從男性60歲和女性55歲變成男女同樣65歲。中共政權希望從不斷減少的勞動力中榨取更多利潤，準備要在帝國主義衝突中與美國一較高下。 而採取這種政策來“適應”人口老化是十分短視的，強迫工人工作更長時間更會諷刺地導致出生率進一步下降。第一，能夠幫助雙職父母帶小孩的退休祖父母將減少。第二，勞動市場的競爭也會加大，進一步打擊工資水平，也就更難以負擔養小孩。在疫情之前，畢業生已經很難找到工資好的工作，根據外賣送餐公司美團在2018年的調查，15%的外賣騎手持有至少學士學位。 資產階級評論員只看到當中的諷刺，但馬克思主義者不同——我們看到工人的超額剝削與大量失業之間的緊密聯繫。沒有維持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失業，就不能夠壓低工資，也沒有心理恐懼使得被超剝削的工人不敢反抗以爭取更好的條件。當然，低工資和惡劣工作條件的得益者就是中國的資本家，他們在2020年全國的美元億萬富翁的人數就增加了257人。 人口控制 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人口控制”的問題只存在於資本主義制度，這個制度無法完全地運用社會的生產勞動力，導致超額剝削和就業不足。不過，現代生產技術其實能夠實現社會的富足，不論個人選擇生育與否。 在社會主義下，人口老化將不會是個問題，在現代科技的幫助下，加上充分實踐民主計劃生產的潛能，就算是勞動力減少也能維持全體人口的高水平生活。我們主張全面的生育自由，不論是控制生育的權利，抑或是生育子女的權利。歸根究底，廢除資本主義就代表廢除父權制度，並實現全面的社會醫療、托兒服務，還有社區洗衣、清潔、食堂服務。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從不斷打擊生活的循環解放所有工人，而婦女也能夠從家務勞動和強迫養育兒女中得到解放。 中國：女權小組遭打壓 鬥爭已成重要趨勢 4月17日，WHU性別性向平等研究會在武漢大學組織了一場遊行，目的是聲援遭攻擊的女權博主肖美麗和最近豆瓣上被大批封禁的女權小組，同時還有“武大狼事件”的受害者們。毋庸置疑的是，當局對任何性質的群體性事件的反應極其迅速，該行動很快被平息。4月20日，因“網絡上出現了惡意曲解此次活動目的以及社團性質的言論，並被大肆發酵傳播，對學校、社團以及社團成員均產生了預料之外的負面影響”，WHU性別性向平等研究會小組發布聲明，宣布停止活動。 這次的活動反響激烈，“武大狼事件”是其中的一個直接原因。 “武大狼事件” “武大狼”，顧名思義，武漢大學的一匹狼，一匹色狼。4月12日該事件在武漢大學的一個匿名平台上曝光，熱度不斷升高，一名楊姓副教授曾在2017年和2019年兩次因為性騷擾事件收到學校的約談和警告，但沒有實質性的懲罰。而直到這一次該校黨委在下午就對此事作出了通報，暫停了該副教授的教學任務。4月15日學校官方發布聲明解聘該副教授。此事衝上微博熱搜。 在此之後，微博女權遊行在16日進行。次日，WHU性別性平研究會在武漢大學內遊行。兩次遊行雖然在網絡上激起了一絲水花，但最終還是石沉大海，連一點存在的痕跡都難以尋找。現在在“中國局域網”內搜索這兩起事件，看到的都是網民（包括很多網軍）紛紛指責這類群體性事件的始作俑者背後一定站著一群手眼通天的“境外勢力”、這些事情一定是經過精心謀劃和長期準備的“反動勢力”的陰謀。女性的自發反抗行動被指 “讓人生疑”、與境外勢力勾結與陰謀煽動顛覆國家的帽子，則反映這些民族主義網絡水軍污名化女權的企圖。在中美對抗的大背景下，親中共分子抹黑女權主義為西方削弱分化攻擊中國的一種戰術手段。此前幾位被打壓的女權主義者和團隊，均有“通敵和給西方遞刀子”的罪名。 同時我們不得不提及國內左翼對待女權主義者的錯誤立場。雖然近年不少左翼分子都受全球女權運動啟蒙，例如佳士運動中的岳昕。但不少國內左翼在特殊的輿論環境下對女權主義採取了疑慮甚至戒備的姿態。雖然很多左翼人士以個人參與到了運動之中，在較大一點的官方媒體團隊裡卻罕見對女權運動公開發表積極的聲明。很多國內的左翼認為“女權主義是一種西方的政治正確，是西方的舶來品”，或者“女權主義會造成性別對立，掩蓋階級鬥爭”都是一個重大的錯誤理由。女性面對性暴力和物化的問題也加劇了職場上的壓迫，致使女工的待遇受打壓。階級和性別壓迫都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兩者密不可分。還有一部分人認為所有問題的源頭都是階級問題，階級鬥爭一旦勝利，性別壓迫也會隨之解決。他們認為，如果現在捨本逐末去支持女權運動，就會削弱階級鬥爭的力量，反倒是女權主義者如果真的想要解放就應該加入到社會主義者鬥爭的道路中來，接受自己的領導，才能取得真正的勝利。 反對宗派主義 如果這一宗派思想受到廣泛左翼和工運的接納，將會大大阻礙團結鬥爭，使運動脫離新一波中國青年激進化的浪潮，甚至變成為中共父權和民族主義宣傳的幫凶。可見這些國內“左派”的政治觀點非常狹隘和片面，完全忽視或拒絕承認對女性的系統性壓迫和歧視正是資本主義秩序的一部分。而我們知道：女性主義在中國被污名化同時有著中共出於維持專制的考量。中共亦極為恐懼對權貴性侵的指控會蔓延至黨高層，會大大打擊黨的面子，更害怕女權運動會形成一個威脅，所以要竭力壓制。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全力投入在當下的女權鬥爭，並將之聯繫至反中共和反資本主義的工人運動。今日的中國女權運動沒有 “合法的”發聲渠道，但隨著經濟下行、普通群眾生活水平下降、鎮壓升級帶來的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女權運動有望獲得更廣泛的受眾。我們既為麵包戰鬥，也為玫瑰鬥爭。團結起來進行鬥爭，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讓性別歧視和針對女性的暴力成為歷史。 中國：當局推崇“陽剛之氣” 強化性別刻板印象 1月28日，中國教育部公布了一份文件聲稱，將要求體育教學“更多注重學生‘陽剛之氣’培養”等。該文件表面上是在談強化學生的體質健康教育，但實際上是在回應全國政協委員、國企董事長斯澤夫在2020年5月作出的“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提案。斯澤夫說，中國許多年輕男性當中出現“女性氣質化”的趨勢，若不“有效治理”，“必將危害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教育部這番說法一經報導，在新浪微博便引發熱議。該話題一度登上微博熱搜榜第二名，閱讀次數超過170萬次。 性別定型 很多網友批評當局加深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歧視。有人質疑“男孩子溫柔體貼有涵養，女孩子勇敢堅毅有擔當怎麼不可以？”也有人諷刺為何不禁止女性男性化；還有人憂心，當局此舉會造成更多性格溫和靦腆的男生被校園暴力和歧視辱罵。有不少批評者抨擊，這種說法相當於將“女性化”視為貶義詞、是不尊重女性的體現，應放下性別刻板印象。對官方說法持支持態度的人也不甘示弱。很多反女權人士埋怨“女拳都瘋了嗎，這樣都能打拳？”（“女拳”是對於女權人士的蔑稱，“打拳”則是貶義指代進行女權主義批判） 中共政權已經不是第一次如此鼓吹傳統的性別角色及刻板印象。事實上，當局近年持續收窄性別議題的討論空間，有意打壓多元性別。2018年9月中國中央電視台《開學第一課》邀請了一些“小鮮肉”明星做嘉賓，不久，中共官媒《人民日報》、新華社、《解放軍報》便在同一天發表文章，指責受邀的韓系“小鮮肉”歌手都是“娘炮”、是“不良”文化。2019年開始，中國媒體開始認定男生戴耳環是“娘娘腔”，因此給戴耳環的男明星進行模糊處理；與嘻哈文化相關的元素、紋身和LGBT符號在節目中也受到審查。 除了媒體報導，公共教育也對於LGBT存在歧視，並且這種歧視受到法庭背書。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的教科書中，有聲稱“同性戀是心理障礙”的歧視性描述且不願修正。有LGBT權利支持者將這家出版社告上法院，但經過3年纏訟後仍然敗訴。這並不是單一案例——根據2016與2017年的一項調查，中國大學使用的91本心理學教科書中，近半仍認定同性戀是一種病。而中共政府對此表示對LGBT運動“不主動提倡”，實際上是在放任錯誤的觀點在社會廣泛流傳。由此可見，即使中國在1997年將同性戀除罪化、2001年起不再將同性戀視為精神疾病，LGBT在中國社會仍然遭受各種歧視與挑戰。 性別規範、刻板印象、對於LGBT的歧視等性別壓迫，都源自必然存在階級壓迫的資本主義制度；而在新冠疫情當下，遭遇這些壓迫的人也更容易遭受暴力、出現身心健康問題。資本主義依靠對於婦女的壓迫、傳統性別分工以及核心家庭結構、婦女的無償家務勞動來維持運作、減低公共服務開支，自然也會貶低“女性化”特質；在當今中國成為不斷崛起的帝國主義勢力、需要使用民族主義“戰狼”外交、鼓吹軍國主義滿足中共當局野心時，更需要鼓吹所謂的“陽剛之氣”。LGBT的存在也對於核心家庭制度構成挑戰，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受到壓迫。同時，這些性別壓迫和其他特定壓迫一樣，都可以被統治階級利用來分化工人階級、妨礙共同鬥爭。 解除刻板印象 就像在世界其他國家那樣，在中國，統治階級用時尚、廣告、媒體或法律法規等為所有人樹立對於男女兩性的性別規範。社會主義者不會接受這種束縛——所有人都應當有按照自身性別認同與性取向生活的自由。當然我們應當嘗試每一個渠道，但爭取這種自由是沒有辦法只（或者主要）通過修法或是去政治化的方式來實現的。就像美國“黑命攸關”運動以及殺害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警察三項謀殺罪成顯示的那樣，法律上的鬥爭也需成為群眾性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即使是局限於嘉年華會活動的上海驕傲節，也被迫在2020年8月13日宣布終止所有活動，並且未給出任何原因，相信也與當局打壓有關。為了根除各種性別壓迫，我們需要尋求工人階級最大團結，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讓所有人不分性別認同與性取向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不只是法律和文化上免受歧視，也需要物質上的豐足。 中國：“惡意討薪”誰之惡？ 試想這樣一個場景：一位農民工在外辛苦一年，工資遲遲未結無處討要，走投無路，只好舉起標語，站在寒冬里的廣場上、樓頂、塔吊上，希望能討回自己的血汗錢，然後就遭到了相關部門“零容忍”的強力打擊——為的是要“保護企業”。 而這，就是發生在今天中國的真實故事。在公檢法官僚們的眼裡，工人如果選擇了合法途徑去參與仲裁，就是企圖借法律敲詐企業，該進黑名單；如果選擇了“非法手段”去討要自己的薪水，那更是罪不容赦的“惡意討薪”，要抓起來通報以警眾人的。 如此巧立名目造出的罪行是如此可笑，以至於群眾不禁吐槽：工人惡意討薪，難不成企業是善意欠薪麼？ 而對於資本家呢？最高檢為他們釋放了最大的善意。“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於是各地紛紛以不起訴犯罪的資本家為榮，把釋放涉罪資本家作為證明本地政績。“審慎辦理民營企業涉罪案件”、“民營企業家改裝槍支 檢察官不起訴”，如此種種新聞充斥報章，證明了今天中國由資本家當家作主；甘肅省前副省長更是語出驚人，“誰跟企業過不去，我們就跟誰過不去”。 於情於理，討回屬於自己的工資都不可能是惡意的行為；如果說在討薪的過程中有誰是惡意的，那只能是官員與資本家在打壓工人時結成的同盟——他們是秩序的受益者與維護者，而且顯然他們都認為企業的發展比工人的生存更重要。因此中國廣大的工人階級必須團結起來，對抗專制政權的“惡意維穩”！ 中國：質疑中印邊境衝突死亡人數變成“詆毀烈士” 中共當局再次以“保護英烈”為藉口打壓言論自由。2021年2月19日，新浪微博用戶“辣筆小球”發表評論，質疑《解放軍報》公布的2020年中印邊境衝突中方死傷信息，認為中方陣亡的不只4人；並暗諷解放軍團長以犧牲下屬性命為代價活下來。之後，“辣筆小球”帳號被禁言一年，其本人在當天晚上被刑拘，在3月1日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被批准逮捕，並在央視新聞鏡頭前“被認罪”。他的質疑則被南京警方、部分網民、中共與官方媒體打成“惡意歪曲事實真相”“損害英雄形象、傷害民族情感、毒害愛國之心”。 跨國追捕 即使質疑者人在海外，亦可能被跨境追捕。就在“辣筆小球”被刑拘後不久，人在歐洲的王靖渝也因質疑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以及中共當局為何拖延8個月才公布相關信息，被指“詆毀貶損衛國戍邊英雄”，因而被中國公安網上追逃、勒令3天內回國自首，其父母也被停職、被迫每天12小時待在派出所、在家也有警方監視。在綿陽警方針對王靖渝言論發表警情通報後，王靖渝則在評論區大罵解放軍死得好、印度軍隊幹得好。這場衝突只是為了爭奪面積不大、無人居住的荒野地帶。社會主義者不贊同支持中印邊境衝突中任何一方（無論印方還是中方）的言論，但王靖渝被指詆毀英雄官兵完全是因為其質疑官方報道。 3月15日，中國知名地產商潘石屹之子潘瑞，也被北京警方發布通報要求回國接受調查處理。事件可追溯到潘瑞在2020年6月23日的一則微博留言“聽說（中共軍方）至少一個營地被印度活埋”。8個月後，潘瑞的這則評論被翻出來，其微博很快被封鎖，而北京市海淀公安分局也聲稱“已依法對潘某刑事拘留，並對其開展追逃”。值得一提的是，潘瑞曾在新浪微博分享《路透社》“中方可能至少有40名官兵死亡”的報道，並質問這些官兵身份，而中國外交部則否認這則報道。 毫不意外，中共官媒轟炸式批評這些所謂“詆毀烈士”言論，裝模作樣地強調“詆毀英雄，就是與祖國對立、與人民為敵”。很多網民對於這些事件的反應，也是怒罵這些“詆毀烈士”者、希望他們被判刑，並紛紛分享人民日報製作的致敬邊防軍人圖片——但我們評估民間反應時，也需考慮到中國網絡審查之嚴格、質疑聲音極易被消失，以及中共有著龐大的網絡水軍引導輿論，很多網民也未曾知道這些“詆毀烈士”言論的原話。 扼殺自論自由為實 這一波打擊所謂“詆毀烈士”的行動，法律依據為2018年5月1日開始施行的《英雄烈士保護法》。中共當局認為，“學術自由”“還原歷史”“探究細節”已經成為歪曲中國近現代歷史，並醜化、詆毀、貶損、質疑英雄烈士的藉口，而“精日”人士美化日本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的言行也激發了民間對於立法保護英烈的支持。但現實中，這部法律一直被當局用以打壓言論自由、封殺一切與“官方歷史”或是“正確的人類集體記憶”不符的言論。這部法律聲稱保護的烈士大多是軍人，但現實中退伍軍人的權益一直沒有有效保障，並在維權時屢遭鎮壓。 所謂“詆毀烈士”的說法，只是中共民族主義宣傳罷了。當局對於改善退伍士兵的生活狀況的承諾一直只是空談，現有的退役軍人事務部也無法真正保護到退役軍人的利益。真正侮辱英烈的，當屬為了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要基層士兵送命、對於衝突和傷亡實情閃爍其詞、對於仍活著的退伍士兵則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中共資產階級政府。 中國：自媒體管控再度收緊——全面噤聲時代來臨？ 中共網信辦1月29日召開會議，宣布將“重點整治”自媒體、短視頻網站等內地網上平台。緊接著2月初搜狐、微信等各大自媒體和公眾號平台要求取得《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等相關媒體資質，才能向社會公眾提供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如果不具備有關資質，則不能採編發布、評論解讀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領域及重大突發事件等相關信息內容，否則將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和平台運營規範。 只有官方認可的新聞單位或新聞宣傳部門主管的單位才有資格拿到如此嚴苛的許可證。這意味著從今往後非官方的自媒體無法自由發布和評論時政新聞，而只能轉發評論中共喉舌所發布過的新聞，不然就會遭到輕則禁言封號，重則拘留判刑的處罰。 2月19日，微博大V“辣筆小球”就因為在微博上質疑官方對於去年中印衝突中，中共軍隊傷亡細節的報道而被以定義模糊的“尋釁滋事罪”為名逮捕。即使社會主義者不贊同該博主的政治立場，我們支持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要求立即撤銷對其控罪。 禁區處處 近兩年裡中國群眾運動和重大危機此起彼伏，從香港2019運動、新冠肺炎到內蒙罷課罷工、蛋殼公寓事件。在這些事件中，自媒體往往是群眾發聲的重要途徑。面對群眾激進化的壓力背景下，政權擔心自媒體會成為“不穩定因素”並在民主鬥爭燃起之時會危及獨裁統治，因而不得不發布加強管控自媒體的命令。 表面上看，該政策出台好像讓中共政權更穩固了，但恰恰相反。就好比長城防火牆政策正好揭穿了政權自我標榜的“文化自信”一樣，該政策背後表現的，不是政權的自信，而是政權的自卑與脆弱——政權害怕網民通過自媒體評論時政攻擊政府、害怕新冷戰背景下的任何中國的失利，會打擊政權的威信，造成國內的反政府意識。 一方面收緊自媒體管控無疑標誌著大陸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將會大幅受限，公民輿論監督政府為數不多的渠道也將會變為粉飾太平的工具，中共政權自認為短暫地穩定了統治秩序。 但另一方面，就像一年前打壓李文亮言論的事件卻引起了群眾要求言論自由的憤怒呼聲一樣，現在政權想要通過限制媒體的言論自由來壓制反政權的憤怒，想要製造全面噤聲時代，但最終必然會適得其反。網絡發聲和遊行示威、議會鬥爭等手段一樣都猶如社會的泄壓閥，而堵上泄壓閥的獨裁高壓鍋裡面壓力只會越來越大，並在有朝一日以大規模社會運動的形式爆發出來。 支持完全言論自由 社會主義者支持完全的政治自由、言論自由，反對中共政權對於各種媒體自由的管控。但是這個目標無法通過仰賴中共黨內任何一派來實現，也無法依靠資本家來達到。因為中共獨裁制度是和資本主義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平時資本家依仗政權的鎮壓來肆無忌憚剝削工人牟利，在政權需要時各自媒體資本平台便成為打壓言論、新聞自由的急先鋒。只有通過我們工人勞動者的民主鬥爭來打倒親資獨裁政權，並建立工人民主管理媒體的制度才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政治、言論自由。 中共延後退休年限 工人階級需要反抗 在人口日益老齡化的背景下，面對巨大的養老金缺口和疫情帶來的財政壓力再次升級，中共在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該決策將惡化中國就業狀況和勞動者生存條件，並推動階級矛盾走向激烈。以犧牲勞動者利益換取的舉措遭致強烈的輿論反對。中國工人將進一步認清中共政權的本質。無產階級是時候組織起來、行動起來了。 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矛盾 老齡化：在工人階級處境不斷惡化、物價房價高漲的情況下，人們生育意願低迷，勞動力不足以及人口老化問題極為嚴重。在2018年，中國有將近2.5億人的年齡在60歲以上，占了全部人口的17.8%。一間知名智庫表示，在2053年前，這個比例可能超過33%。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從2012年開始出現下降，年均減少300萬以上，而且減少幅度逐漸加大，預計“十四五”期間還將減少3500萬人。2013年開啟的“二孩”政策下，中國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進一步了惡化養老金收支情況。 養老金缺口：根據中國保險協會11月的報告，至2025年底，中國的長者人口可達到3億，到時退休儲蓄缺的口就會達到10萬億元人民幣。中國養老金收入由財政補貼與征繳收入兩部分組成。若不計財政補貼，據人社部的《統計公報》顯示，中國養老金從2013年就出現了虧空，2016年更虧空達6504億元。 該缺口主要是由於資本家拒交社保金造成的，這體現了深刻的階級矛盾。以《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為例，2014年農民工未繳納養老比率高達83.3%，當時月均工資2,864元，按當前繳納比例計算，資本家少繳納了15,686億元養老金，這是該年度養老金征繳與支出差額2,226億元的7倍多。而這還僅僅是農民工一個群體的情況。 由於2008年資本主義世界危機，中國從2009年開始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依靠地方政府大幅舉債來刺激經濟，致使債台高築。現在中央政府為免槓桿過高，減少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持。去年全國財政赤字達到6.27萬億人民幣，比前年上升了近3成，可見在現行制度下難以大增公共開支用以養老。據《標普全球》指出，中央政府今年不再像去年疫症爆發時那樣安排特別國債發行，意味著其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資金將減少10%，而這筆轉移支付幾乎占地方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 養老金缺口的根源在於生產資料私有製造成的產品分配不公，而中共應對該問題的方法，則是延長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年限、減輕資本家的付出，這體現了“退休延後”劫貧濟富的本質。 就業危機： 中國不少企業實行“ 35歲，45歲”淘汰制度，在退休時間延後，還無法領取退休金的中老人的就業前景將十分灰暗。同時由於新的求職者的湧入入，這將加大工人階級就業壓力。在就業危機的情況下，工人階級由於處於就業的不利地位，資本家將會對其進行更為嚴厲的剝削，這將造成工人階級的普遍苦難。 生命消逝： 隨著“996”工作制的普及與就業壓力的不斷爬升，勞動者的工作強度達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延後退休時間就是縮短勞動者的生命時間。部分未達到退休年限的中老年人將湧入低端產業，例如清潔、保安和更辛苦的外送員，這些產業往往對健康損害更為嚴重。剛從“996”中出離的中老年人，將面對更慘烈的壓迫。 據《壽命精算學與退休年齡》的研究，一個人55歲後每工作一年，就將平均減少兩年壽命。據此計算，中國2018年男性的平均壽命為77.0歲，若退休時間從60歲延長到65歲，勞動者的平均壽命將為67歲。即是說，一個工人在退休兩年後，就將面臨死亡。可見，“退休延遲”政策成為了收割工人生命的鐮刀，而手持鐮刀的死神正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外資本家。 工人們團結起來奮勇抗爭 綜上所述，“延遲退休”政策是中共為了維系統治進行的階級壓迫政策，其根源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工人階級需要有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向資本家發動鬥爭追回欠交的社保。社會主義者要求取消戶籍制度，落實真正的全民退休保障。至於錢從哪來，我們則要向富人徵收重稅。這樣的話黨國及民營資本家都會大力抵抗，因此要將整個金融制度應該民主公有化，交給工人階級民主控制。 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為什麼我們要社會主義的替代出路 四月底，有報道指中國人口正在下降。《金融時報》（2021年4月27日）指2019年中國人口下降到14億以下。這是50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當局隨即否認了《金融時報》的報道。國家統計局沒有給出原因下，延遲公布了去年進行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報告。報告原本定於4月初公布的。這令人懷疑中共專制正面對尷尬的消息，並試圖“修訂”數據。“據了解，2020年，我國人口繼續保持增長”這是國家統計局在4月29日發布的簡單聲明，並指具體數據將在人口普查公報中發布。中國正面對人口問題炸彈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印度很可能會在2027年取代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第一的國家。自2012年起，中國的勞動力每年萎縮。這對中共來說是個大麻煩，特別是現在他們正與美國帝國主義進行經濟與地緣政治的生死之斗，經濟力量、生產力及適齡工作人口都是決定性的因素。 有時，為統治者粉飾太平的學者們的行為看起來很讓人迷惑。在推動延遲退休時，他們疾呼“我國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集體主義精神更強有利於避免發達國家延遲退休中的社會動盪”，“老一輩的人更能忍讓、更能吃苦”，仿佛這個國家仍舊是社會主義國家，仿佛中國人民都如同羔羊一般溫順，任人宰割；仿佛一放開政策，無論多窮的人都會敞開肚皮生出大群孩子——以供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剝削。 殺雞取卵 但細想起來，他們的行為又都是有邏輯可言的——為了從普羅大眾身上榨出最後一滴油水的邏輯。中共的行為本質上與任何其他的資產階級政府無異──許多在過去20年也在提高退休年齡、打擊退休金。對於依靠廉價勞動力維持經濟發展的政權來說，人口紅利的消失是令人恐慌的。如果人口結構發生了他們所預期的變化，那麼通過高人口存量與低生育率所帶來的快速發展就難以為繼。 針對老齡化和少子化，央行在工作論文中寫道，“人口紅利當時用得舒服，事後是需要償還的負債”，還宣稱“應全面放開和鼓勵生育”，免得人口結構崩盤。如此種種“政策建議”看起來仗義執言，但是，無論做多少看起來理性客觀的評述，他們都無法掩蓋這樣一個問題：難道老百姓是平白無故地不喜歡生孩子嗎？ 當然不是。 如果學區房、補習班、備考不會榨乾一家人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如果寒門難出貴子沒有發生在現實世界中，如果父母在工作之餘還能留出陪孩子的空餘——那生孩子都不會是如此令人避之不及的選項。在資本主義的暴力壓榨之下，生育只是套在父母和孩子身上的沉重枷鎖，是通過代際更替補充工作力的手段；各路媒體為“後浪”所應許的未來從來都沒有屬於過普羅大眾。在階級固化的社會裡，怎麼可能有人容許“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呢？ 資產階級只會進一步收窄階級流動的通道，讓無產者好好地當一枚社會的螺絲釘。 歸根結底，只要資本主義制度還在壓榨中國人民，那麼所謂放開和鼓勵生育就只能是為資本提供剝削材料的政策。要解決人口危機，需要的是社會主義綱領。這是一場要透過打倒資本主義與專制統治才能勝利的鬥爭： 全面實行免費教育，取消大學和高等學校學費！免費、民主公有與管理的托兒服務。 中國公布官方人口普查結果 卻有“做假帳”之嫌 原定於四月上旬公布的中國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五月十二日終於在一片質疑聲音之中姍姍來遲。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結果，2020年中國全國總人口為14億1178萬人，對比2019年官方統計的全國總人口14億05萬人，人口淨增長為1173萬。 在結果公布前，英國《金融時報》引述內部消息報道，中國人口將跌穿14億，是60年來首次人口下降，對此中國政府予以否認。 但在今天官方普查結果公布後，內地網民立即發現數據不合理。網民推算，假如2020年的死亡人口（官方對此未有公布）與2019年相等（998萬人），即意味著2020年的出生人口高達2171萬！這誇張的數目甚至跟國統局同日公布的2020年1200萬出生人口互相矛盾。 那怕僅僅查看人口增長數字本身也不合常理：過去十多年，人口增長穩定下降，2010年的新增人口為641萬人，到2019年的新增人口下跌至467萬人，但這次人口增長數字突然上升超過一倍，這本身數字簡直是荒謬絕倫。 另外亦有網民根據2007-2020各年公布的年齡結構比例推算，按此方程計算2020年的出生人口竟高達4234萬人！ 可見，這份所謂的“人口普查結果”在數字上根本都無法自洽，難以自圓其說。各項方程數據甚至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事實上，我們早在十年前已預視到了中國的人口壓力問題。粗暴的一孩政策使問題大大惡化，令中國陷入了“未富先老”的慘痛局面。連帶而來的就是勞動力衰退，退休養老的壓力急增。過去依靠著龐大的勞動人口基數，將勞動成本，亦即是工人的工資壓到最低水平，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現在似乎也已走到盡頭。這對於本來就疲弱的國內消費市場可謂雪上加霜，勞動力衰退亦將連帶引發國內經濟漸漸喪失動力，習近平“雙循環”的構想有著胎死腹中的危險，進一步破壞了他“定於一尊”的地位。更甚者，中國正處於國際關係和地緣戰略博奕中被動和不利的地位，這個時間點上國內的根本性經濟失去動能，對中共戰略布局的打擊非常嚴重。 同時，“14億人口”是一個重要的心理關口，一如中共的所謂“保八”“保六”政策口號，因為假如中國人口跌破14億人口大關，意味著中國人口第一大國的地位很快將被印度取代，而印度的人口結構要比中國年輕得多。而且代表著中國的退休壓力突破了警戒線，令人憂慮中國政府寅吃卯糧的養老政策是否無以為繼，甚至進一步觸發全國性的社會動盪——一如多次延長退休年齡而爆發大規模社會抗爭的歐美國家。事實上，這危機已初見端倪，根據中共社科院發表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8-2022）》，即使中央持續對養老基金提供財政補貼，養老基金依然有機會有2035年完全耗盡分文不剩！這意味著現時50歲以下的勞動者都有可能在退休年齡時身處一個沒有任何公共退休服務的社會，甚至辛苦供款數十載的養老金血本無歸。因此，為挽救社會的信心，中國政府不得不做假帳以“穩定民心”。 然而，中國政府這種數據造假手段不過是自欺欺人。就像新冠疫情爆發早期不承認大禍臨頭反而指“吹哨人”造謠一樣。數字上的幽靈人口既不能為中國提供勞動力，亦不能進行任何消費活動。中國社會少子化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下民眾受到的超額剝削，絕大多數基層民眾僅僅只能維持生活的水平，社會公共服務的嚴重缺失，戶籍制度更讓占中國人口大部分的農村戶借人口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務和為數不多的福利之外，令育兒對中國的民眾而言往往意味著生活條件的大幅倒退。而中共所謂的“鼓勵生育”亦僅限於一紙空文，政府無意亦無力提供實切的財政支援和補貼予育兒家庭。因此，人口老齡化與萎縮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死結，中國走進了這一死結當中，只有推翻資本主義，實現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全面推動優質免費的公共服務，解除為人父母的後顧之憂，才能確保生有所養老有所依，讓社會的人口結構健康發展。 成都49中學事件：五毛維穩反倒激化群眾意識 2021年5月9日母親節，在四川成都卻發生了一宗白頭人送黑頭人的慘劇，成都市四十九中學一名17歲學生在校期間高空墜亡。次日早上，死者母親魯女士在微博中發帖質疑校方撥打急救電話不及時、從學生墜樓到聯繫家長足足140分鐘、拒絕讓家屬觀看監控視頻，並發出質問“學校想一直耗著我們，最後拿出一壇骨灰將我們應付了事嗎，信息社會難道一條活生生的生命就是這樣被輕易想抹殺就抹殺了嗎？” 當天晚間，有留意到消息並不滿當局草菅人命官僚作風的民眾陸續聚集在成都49中門口，手持白花，要求校方向公眾交代真相。當示威人群開始齊呼“真相！真相！”時，大量警察沖入人群，搶奪相機、毆打群眾、將多人拖入警戒線逮捕。 不久之後，中國網軍就開始出動帶風向，指49中門口聚集的示威者是“廢青”（廢物青年，中共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示威者的蔑稱），是受“境外勢力”影響的“破壞分子”，認為他們學習了香港示威模式。而他們所謂證據竟是“中國人悼念死人不會拿康乃馨”“現場的人不講四川方言而是在說普通話甚至‘粵語’”等等。這種說法很快遭到了廣大網民的嘲諷，指出將愈演愈烈社會矛盾轉移為“境外勢力干涉”的手段老套而拙劣。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部分“小粉紅”“愛國網民”自發地參與到悼念活動中，卻不料被這些“友軍炮火”所誤傷，無論這些網民是否承認自己接受了所謂“境外勢力”的影響，事實上他們已經逐漸理解香港民眾的示威方式，並接受了部分香港運動輸出的影響。小粉紅這種歇斯底里地攻擊根本是失控，將任何抗爭行動攻擊為“反華叛國”，只會使更多群眾看穿政權宣傳之荒謬。中共的輿論機器本來目的是用來維穩護黨，但卻製造了一隻開始失控的巨獸，反過來使輿論形勢更不穩定，激化群眾的意識。 另一方面，網民將成都官方一開始的遮掩打壓態度與香港2019年11月示威者周梓樂墜樓後，法庭作出了詳盡的死因研訊進行對比，指出香港司法比大陸司法公開透明，也更重視調查真相，還家屬一個公道和撫慰。雖然香港的法律在中共粗暴干預後已淪為廢紙，但網民作出這種對比，也表明了香港運動即使在消息封鎖下也被內地關注，並影響著內地群眾的意識。 2019年的香港反威權運動是香港的群眾運動，具有反對警察暴力、要求民權和自由的先進意識。在中國政府有意引導抹黑下，香港運動成為了大陸網絡中不可觸及的言論，在公開平台討論的後果包括但不限於封號、拘留、被單位開除等。成都49中事件發生後，官方竭力把事件去政治化，定性為過火和失控，阻止網絡進一步對香港示威運動的討論擴大。 成都49中事件不僅僅是公眾與特定單位機構的矛盾，還是中國青年群眾運動的又一具體表現。此次事件中，中國網民將反獨裁意識濃縮在反對官方粗暴回應和網軍抹黑的指責中。中國勞工論壇支持一切抵抗獨裁政權的群眾運動，對中共這一資產階級專政的獨裁政權壓製成都49中群眾運動行徑表示嚴厲譴責，對遭打壓的死者家屬表示哀悼和深切的慰問。同時我們也指出，這次事件並非是個別案例，而是專制官僚作風的積習。內地群眾亦將逐漸明白這是內地與香港民眾所共同面對的壓迫和困境，因此內地與香港民眾必需團結鬥爭，共同對抗資本主義專制政權。 “躺平”——反抗高壓現狀的抗議 關於“躺平”的一場辯論在中國廣泛展開。對這個概念的普遍興趣顯現出，無論習近平政權如何堅稱各種“勝利”，中國社會當今的發展出了大的問題。 在4月，百度貼吧出現一則題目為《躺平即是正義》的貼文，其作者本是一介普通網民，但文中“人不應該如此勞累”、“我有時會躲在某處看著那些忙碌的人發笑”等文字引發以年輕人為主的諸多網民的共鳴。“躺平”這一概念遂引發熱議，並在中國網絡上廣傳。概括來說，“躺平”或“躺平主義”具體內涵包括“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娃、不消費”及“維持最低生存標準，拒絕成為他人賺錢的機器和被剝削的奴隸”，類似源自日本的“低欲望生活”、“佛系”等強調無欲無求、看淡一切的生活態度，也與中國青年中頹廢、悲觀、絕望情緒生成的“喪文化”有一定關聯，但在當下中國，“躺平”這種抗議形式比起前述案例有更深遠的影響。 當然，“躺平”流行之後，很快遭遇中共官媒批判。5月，新浪微博“共青團中央”發表微博指稱“當代年輕人從未選擇躺平”，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則發表評論指責“躺平”可恥、是毒雞湯，湖北廣播電視台評論說“認命可以，躺平不行”。豆瓣、百度也對這一熱詞進行審查，豆瓣上的幾個“躺平小組”在建立不久後旋即被站方強制解散，而百度貼吧“躺平吧”和數個相關貼吧均被禁止普通用戶發帖。然而，網民對於官方宣傳和網絡審查並不買帳，多數網民群起反彈，令“共青團中央”被迫關閉前述微博評論，而親中共的鳳凰網一份網絡民調指出，60%網民理解並同情年輕人“躺平”。 “躺平”的興起、成為一股流行趨勢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這體現很多年輕人對今天資本主義高壓快節奏生活的牴觸。因此，這對於習近平政權造成巨大挑戰。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社會問題不斷激化；受到生育率（2020年只剩1.3，而維持穩定人口結構需要2.1）、結婚率（2020年只有813.1萬對，17年新低）皆下滑等影響，勞動力自2012年以來連年衰退至今；縮減的勞動力和老化的人口結構不利於中國“大國崛起”、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超級大國；中國人口實際上跌破了“14億”這一心理關口，而這也會讓中國人口第一大國位置很快被印度取代，中共當局顏面會因此受損。 雖說歐美日等國也在面臨生育率低迷、人口老化等問題，但中國目前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未富先老”會帶來更嚴重的後果。如果年輕人紛紛選擇“躺平”、拒絕加班996或者高額消費，中國的生產力和本就疲弱的國內消費必將受到負面影響，進而衝擊習近平強調擴大內需的“雙循環”戰略，在當今中美帝國主義衝突的脈絡下也讓習近平更難連任。因此，中共當局當然要大力批判“躺平”思潮、丟出鼓吹個人奮鬥的陳詞濫調。 中共官方的這些論調，越來越不被廣大中國年輕人接受。《南方日報》那篇社論聲稱的“（中國）勞動力資源充沛，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廣闊……只要足夠勤奮依然能自我實現、自我成就”，根本離現況相差十萬八千里。現今大部分年輕人（同時也是工人）面對的，是堅持奮鬥、接受“內卷”卻換不來相應回報，面對高昂的住房、教育、醫療成本，連自己都養活不起、甚至還要靠家裡補貼，怎敢結婚、生孩子？中共政府如今已經蛻變為一個親資、保守、右翼的獨裁政權，它當然不可能推出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社會主義政策，而只可能是瘋狂打個人奮鬥雞血、並設法扼制對“躺平”支持的增長。 總體而言，“躺平”是對抗中國社會“內卷”的一種表現，包含了對於996加班制度的反抗、不合作運動的成分，甚至可以說有反資本主義的傾向。這一思潮本質還是消極反抗、個人行動，而非集體行動。但由於中共極權高壓統治下群眾很難自我組織、並且極易遭遇迅速鎮壓，開始激進化的工人與青年尋求這樣的方式表達對於社會現狀憤怒實屬正常。這也是現行體制不可持續、走向崩潰的另一個跡象。中國資本主義正製造不可持續的債務水平、不可持續的房價、不人道的剝削和過勞，而中共黨國的“控制”和政治鎮壓從長遠來看無法使這個體制擺脫自身的矛盾。隨著社會矛盾越來越嚴重，工人階級也會明白，組織起來推翻威權資本主義、打造讓所有人都有體面生活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才是對於現狀真正進取的解方。 走向反動的中國革命 今天中國的國會（全國人大）是全球最有錢的議會。根據外媒的估計，習近平一家在海外的至少藏匿的高達一兆美元的資產。同時，李克強宣布今天中國仍有6億的人生活在貧窮線底下，每月平均收入僅有1000人民幣。在中國內，每兩個人就受到一支監視器的監控。中共在今天面臨到了89年以來最嚴峻的社會危機，深陷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災難之中，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的制度讓整個中國陷入在水深火熱之中。 1949中共建政了什麼？ 中共以毛澤東為首的軍閥，領導著革命推翻了國民黨政府。但在缺少了工人階級的直接民主，中共政權打從一開始就仿照蘇聯建立了一個斯大林主義的官僚獨裁政權。與中國革命不同，俄國革命是由工人階級所領導的，並且以民主工人國家取代了資本主義，這讓工人階級一度擁有全面權力控制政府及經濟。不過由於其他國家在共產黨及工人政黨的領導缺乏準備或犯錯下，導致革命失敗，使俄國革命在1920年代被孤立。在極端政治孤立的情況下，俄國革命遭到了官僚的反革命。雖然革命所形成的國有經濟存活了下來，但工人民主控制卻被以斯大林為首的官僚特權階層所篡奪。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口頭上仍然奉行“社會主義”，但他們只是純粹出於保住權力與特權而保衛國有經濟。國有經濟在1930-40年代比起深陷危機的資本主義發展得更為迅速。毛澤東與中共領導層，學習的是俄國的官僚專制，而非1917年最初的俄國革命。中共在1950年代所建立的國家是一個極度畸形的斯大林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被國有經濟所取代，而這也成就中國急速的工業發展，但權力是集中在一群不受監督的官僚菁英手上，而不是工人階級。 建政初期，毛澤東認為在中國要先發展資本主義，並把社會主義任務推到無限遠的未來，這是世界各地被斯大林主義化的共產黨皆主張的“兩階段論”。毛澤東並不主張世界革命，而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認為最重要先建立強大國家和經濟體制，休養生息和穩定政權才根本。中共只是沒收了民營企業，卻沒有建立民主公有制。但巨大的革命壓力，即農村自發的土地革命，衝破了國家的秩序。加上冷戰期間韓戰的爆發使地主和資產階級對國民黨復僻抱有希望，令共產黨加速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的威脅。中共政權在官僚控制的計劃經濟下實現了至今所謂的民主資產階級國家都無法實現的改變。 改革開放 在毛澤東逝世之後，中共政權面臨了巨大的危機，獨裁官僚壓抑了計劃經濟的生產力，經過文革的破壞後更是枯萎至盡頭。1976年，中國的GDP出現萎縮，社會陷入混亂。計劃經濟與官僚的關係就如身體與癌細胞的關係一樣，當身體被寄生癌細胞破壞到盡頭時，癌細胞也會死去。 這讓整個中共政權陷入在分裂與被群眾推翻的恐懼之中，儘管要解決這樣的危機所需要的是一場補充性的工人階級革命，將計劃經濟奪回於工人階級民主管理。事實上整個中共的官僚集團在毛時期的政策就不斷改變。對於官僚集團而言並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願景，而只是為了自身利益而實用主義地在不同階級與階層以間作出平衡，維護國家權力的控制的同時發展經濟。過去所仿效的俄國及東歐的經濟模式陷入停滯甚至失敗，這並非如資產階級代言人所宣稱社會主義“失敗”或資本主義的“優勝”那樣，而是官僚越來越沒能力發展計劃經濟。他們很成功地複製原有的工業技術，尤其是重工業，但在在精細的生產方面則很落後。從原本只是計劃經濟的相對障礙，到了1970-80年代，斯大林主義官僚變成了絕對障礙，實際上是把社會推向倒退。當時只有新的工人的政治革命，打破官僚的枷鎖，並由工人階級重奪計劃經濟的控制才能避免這個倒退。與此同時，以列根和戴卓爾為首向全球推動了新自由主義，加上亞州四小龍的成功。中共官僚迫切地為求打破經濟上的孤立，振興貿易與投資，開始尋找新的經濟模式來取代計劃經濟。 鄧小平雖然被稱為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他只是領導著一群獨裁的官僚集團為保權力而執行實用主義的政策，摸著石頭過河。 中共透過並逐步的引入市場經濟，同時保留國家對經濟的控制權。在城市裡面，鄧小平政權逐步開放私有企業進入市場，同時將國企轉型為以獲利為導向的體制。官僚透過特權進行尋租並透過價格雙軌制套利、還有不平的稅來竊取財富。官僚開始了初期的資本積累，準備成為未來的一批資產階級。農村則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國有名義的土地下容許農民部分地自由出售商品，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與僱傭勞動制度的建立衍生出大量的私營企業，製造出大量的農民工。官僚藉由特權迅速的將較好的土地與耕作機器據為己有，地方政府在農地變為建地的過程中竊取差價，積累私有財產。 儘管在鄧小平的改開10年間並非徹底地走向私有化，但部份的市場經濟已經為整個社會帶來巨大的衝擊。在價格雙軌制推動以後帶來了通貨膨脹與周期性的蕭條，工人階級的生活不斷地失去保障，卻眼睜睜的看著這些特權利用改開的各種政策貪污圖利發大財，在1989天安門運動爆發前，中國的通貨膨脹甚至高達了31%，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天安門的革命幾乎推翻了鄧小平政權，而這更加讓中共政權意識到他們沒有了回頭路。群眾運動在300多個城鎮被血腥鎮壓，就如1927年國民黨在上海、武漢、廣州屠殺工人一樣。1989年的極端鎮壓就是為了扼殺新生的工人運動，因為中共明了工運是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最大威脅。維持政權的統治只有高度的獨裁與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在經歷的數年對於工人階級殘酷的鎮壓以及黨內的清洗以後，（光是在天安門革命結束至1990年底，就有4萬多名工人被捕，甚至活躍的工人被處以死刑）。 資本主義復辟 在90年代，鄧小平推動著沿海經濟特區，將國有企業逐步的推向私有化，大量的國企工人下崗。股票交易所成立了，越來越多的國企被部分上市，這讓中共官員加速私有化的進程，好讓他們從國家官僚搖身一變成為擁有房屋及金融資產的資本家。而中共也透過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一方面是農民工，一方面是因為農民工而被壓低勞動條件的城市工人），對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的鎮壓，（包含取消組織工會及罷工權）和外資的稅收優惠為今天的世界血汗工廠打下了基礎。 今天的中共有著世界最嚴重的貧富懸殊，10%的有錢人掌握了社會上67%的資源，這些農民工占了中國1/4的勞動力，這些大量被剝削的勞動力成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今天中國的私立幼兒院占了總體的90%，中國的公共醫療開支占GDP的經費僅有世界水平的1/4。 毛時期的革命政權是建立在歷史性的群眾動員才得以確保革命的成果，今天中共政權已經徹底地將革命所帶來的一切成果轉變為他們私人的財產，社會上一切的保守與反動的意識死灰復燃，隨著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化，中共政權再次的面臨到1980年代的巨大危機。儘管毛澤東建立的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即使獨裁政權下創造了無數的災難，但計劃經濟成就了中國重要的工業化，沒有這個工業基礎，則1980年代以來的親資本主義改革也會變得不可能。中共政權代表了一個未完成、被官僚扭曲的革命，因而未能發揮出計劃經濟的巨大潛能，而最終復辟資本主義，並製造了可怕的新危機和大量苦難。今天工人階級需要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組織起來推翻中共獨裁，當下次革命到來時，中國工人階級將會獲得到真正的解放。 民主計劃經濟 關於計劃經濟如何運作的討論，對於工人運動和受壓迫者至關重要。自1990年代威權主義的斯大林主義政權垮台以來，資本家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更深的危機。但是資產階級有一個很大的優勢。近年圍繞著美國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國的科爾賓（Jeremy Corbyn）和法國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左翼浪潮，保衛著左翼的許多重要社會訴求，但很可惜，這些左翼人物當中，沒有人為民主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概念加以推廣宣傳。在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計劃經濟垮台之後，右翼經濟學家對於計劃經濟“信息不透明”和“缺乏創新性”的指責，這種說法已經影響了許多工人和青年的政治認識。現在是時候澄清這些問題了，用能夠徹底改變當前制度的綱領，來重新武裝工人與青年的思想。 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想鉅細靡遺地描繪資本主義被推翻後的社會細節，他們不願在沒有現實基礎的情況下空談，從而與“空想社會主義者”劃清界線。但工人階級為何鬥爭？這仍需要我們提出新社會中具體政治經濟制度的模樣，因此馬克思在1848年著名的《共產黨宣言》和其他著作中，有意識地把重點擺在社會主義的大致輪廓。為了徹底擺脫老闆們利潤至上的制度、為了擺脫貧窮和不平等，社會主義者得出結論，必須實現對生產資料，包含工廠、職場和技術的共同所有權，以此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立基於有計劃的生產活動，由工人討論和設定生產的方式和目標，以決定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如何運作、為何運作。 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壯舉，讓馬克思有了活生生的機會向世人展示何謂工人階級民主，包括公社的自由選舉、選舉產生且可即時罷免的工人委員、收入不超過平均工資的公職，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徹底解體。馬克思稱“總算發現一個政體，致力於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不過巴黎公社僅在一個城市掌權，因此它只能為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提供有限的學習經驗。儘管經歷了數十年來主流學說對計劃經濟這一概念的持續攻訐，以及斯大林主義自上而下計劃的經歷，為社會主義世界而鬥爭的人需要更為努力。 近年對抗這個剝削、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的制度的鬥爭持續爆發，也啟發了無數群眾。多數運動反對的對象明確，但對於能夠取代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缺乏認識，使得運動或多或少被削弱。我們必須提供更清晰的圖景，來展示民主的計劃經濟在實務上如何運作，以及它與斯大林主義獨裁的計劃經濟有何不同。 擺脫資本主義的浪費和低效 試想那些在避稅天堂上萬億美元的閒置資本和蓄積的財富，由工人政府徵收，而這個政府將用這些錢消除飢餓、建設體面的社會住宅，並提供每個人體面的薪資；試想那些在廣告和非實質生產性的金融服務的投資，能夠改挹注於公共服務，例如公共教育、公共醫療、公共托育，並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試想資本主義下商品無秩序的重複生產和計劃性汰舊的現象能夠結束，如此將能大幅解放許多資源，並用於社會所需的產品和服務。 如果將各大產業國有化並以計劃經濟的型態協調起來，工人階級就能掌控社會的剩餘價值，許多金錢就不會再被那些有錢股東和資本家所浪費掉，他們由於普遍消費力不足而拒絕投資。在社會主義的計劃下，已開發國家占GDP 5%的奢侈品市場，能夠被廢除並重新導向有用的社會生產。那些右翼經濟學者所謂的“效率”，導致的不過是他們口口聲聲捍衛的資本主義日益惡化的大規模失業。在民主的社會主義計劃中，原本無業的工人能夠投入生產貢獻社會，並在公共機構、新興環保產業，或大型的基礎建設計劃中，得到待遇良好的工作機會。 新冠肺炎疫情而產生的醫療危機、災難性的氣候變遷以及新一輪經濟危機等事件，都使得社會上更廣泛的族群更加明確渴望民主計劃制度。資本主義政府為了不損及市場利益而讓新冠肺炎的疫情雪上加霜。政府本應即時接管生產口罩和呼吸器等所需用品的產線。那些有代表性的醫療衛生科學家已經在幾年前說過，感染力時高時低的病毒不會給製藥業帶來穩健的“商業模式”。而對於利潤驅動的資本主義來說，生態破壞不足以刺激它進行大刀闊斧的生產轉型。 但是，對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挑戰卻更加多。我們需要展現在一個生產數以百萬計的產品並有數千家公司的社會中，計劃經濟能夠奏效；但大型跨國公司已經在內部作出生產計劃，其資金密集化和集中化的程度，令全球經濟由更少數幾間企業把持。現在跨國公司幾乎占全球GDP的1/3，以及世界總就業人口的1/4。 “經濟計算”辯論的後續 193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學家與經濟計劃的捍衛者之間，就展開了激烈的辯論。面對右翼從原則上對計劃的反對，左翼人物和運動人士的回應形形色色。有論點提出集中化或者完全分散化的所謂“市場社會主義”。另一方面，有些人試圖提出一些想像，幻想著我們能立即跳入一個沒有貨幣和市場的世界，直接以現代技術和工人委員會為基礎，生產能滿足人類需求的產品。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兩種方法都有嚴重的局限性。第一個方法沒有考慮到在產品或服務充裕的情況下可以開始免費分配，而貨幣無需再存在。第二個方法忽略了一點，也就是若要實現為人類需求直接進行生產的願景，會需要一個過渡時期，讓世界範圍內生產力得到進一步增長並彼此協調起來。將這些方法付諸實行的先決條件不會立即出現。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在生產活動開始以前就使用現代技術來滿足一些需求，恐怕並非最有效率的“計劃”，像是易壞消費品，這個情形其實可採用其他已存在的“實時計劃”來解決，下文會對此做更多說明。 出於反對斯大林主義政權過度地官僚集中化的計劃體制，部分人僅僅主張工人擁有個別企業並“自治”。許多無政府主義理論者都秉持這一傳統。還有一位頗具影響力的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沃爾夫（Richard Wolff），他製作許多有關當前議題的有趣視頻，這是許多青年在網絡上認識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開始。沃爾夫寫了《工作場所的民主》一書，捍衛“工人自主型企業”的概念，但他也希望保留市場。工人委員會實行企業自治，並決定賦予更高層級政治機關權力和生產資料的程度。 這種市場環境下自治的問題是，各個工人擁有的企業將被迫相互競爭。他們將爭奪市場份額和利潤、被迫針鋒相對，這種“市場社會主義”很快會趨向模仿市場資本主義。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市場社會主義”的體系就曾經在鐵托領導下的前南斯拉夫試行過，而它摧毀了工人階級之間的團結基礎，並導致了各個工人自治企業之間以及貧富地區之間的惡行競爭，同時也造成大規模失業。 當然，前南斯拉夫仍然是一黨制國家和斯大林主義的變種。所謂的自治管理仍是由非民選且不可罷免的黨官僚所指導，這些官僚也操縱著工人的意見，當時工人階級沒有自由、民主進行組織的權利。但就算在市場條件和“市場社會主義”下的結果也往往相同。在南斯拉夫，市場競爭導致產業的管理者以追求效率之名、以利潤最大化的名義，將社會拉回等級制度和官僚的主宰。 此外，如果真能夠讓越來越多的公司被工人自下而上接管，那麼由最富的1%所控制的國家機器，將不會袖手旁觀什麼也不做。需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群眾運動來迎擊資本主義國家的攻擊，用民主但政治上集中的工人國家來取代舊制度。地方自治的捍衛者低估了國際勞動分工，以及進行國際革命和在民主計劃經濟中進行全球合作的需要。 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兩個經濟階段 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在經濟上會經過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在第一階段，只要社會財富還沒有達到普遍的豐裕，資本主義分配方法的某些元素就會以一種改良的形式保留下來。人們獲得報酬的標準仍然會依據努力的程度：工作時數。當然，每個人都可以享受一系列免費或幾乎免費的服務，這就是間接工資或社會工資。工人政府第一件要採取的措施之一，就是縮短工時，允許工人階級有時間參與經濟和政治的決策，同時也是讓工作、家庭和自由時間達到更好的平衡。通過民主的計劃經濟來解決群眾的失業問題，將能更有效地在不減少工資的情況下重新分配工作，從而為降低每周工時奠定基礎。一旦經濟生活中占據關鍵地位的產業部門收歸公有，大公司將無法把巨額財富運往避稅天堂，而社會將得到許多實現上述目標的有利條件。 馬克思主義者把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稱為“過渡經濟”，在這一階段里，市場、貨幣、按時計酬等元素仍然存在。托洛茨基是俄國革命的領袖，他反對斯大林主義時談到這一階段：“只有依據國家的計劃化、市場和蘇維埃民主這三要素關聯之點，才能實現過渡期之正確的經濟指導。” 在第二個階段里，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當某些產品達到豐裕的程度，那麼採取免費分配形式的商品和服務就會增加。隨著人們逐漸習慣了一個沒有匱乏的世界，金錢可以變得不重要或者消失。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將這一點總結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要達到這樣的第二階段，當然需要先在第一階段的初步階段就為生態環境進行徹底的轉型，必須不斷監測開發中的綠色生產力的生態足跡。與短視近利並以利潤為導向的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是，工人民主制意識到環境保護符合我們的物質和社會利益，從而持續確保我們的自然環境不因經濟發展而遭到破壞。 各種計劃模式：沒有單一方法適用於所有生產 如果我們既反對過度集中、官僚主義的計劃體制，又反對孤立的自治方案，那麼我們主張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可以看看資本主義下已經存在哪些計劃型態，去除專製成分之後，或將能夠為社會主義所受用。我們還可以看看另一種被認為特別適合社會主義計劃的計劃形式：投入產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 美國零售業巨頭沃爾瑪（Walmart）是一家卑劣的公司，它打壓工會且低薪血汗。若從營業收入來看可以說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並在2019年就有220萬名員工。根據幾年前的收入計算，如果它自成一國那會是世界第38大國家。沃爾瑪被視為將供應鏈規劃的先驅，它的方法已被許多資本主義公司所效仿。沃爾瑪遍及20多個國家，設有1.1萬多家門市，其內部運作就像是某種計劃經濟——當然，是以專制的計劃為基礎的。 沃爾瑪通過高科技與供應鏈的實時信息共享，大幅提高了運營效率。沃爾瑪本身不會自己補充庫存，反而是讓其合作的供應商來幫它補貨。沃爾瑪只是與供應商及其整個供應鏈中的其他供應商實時共享收銀交易中的信息。它向供應商提供低價但大量的貨品貿易，這是個令競爭暫停的優待關係。形式上，這些供應商是與沃爾瑪交易的不同公司，但在市場上交易的數量已經因此減少，以在彼此配合和縝密計劃下提高效率。沃爾瑪和它的供應商雖然是不同的公司，但在實踐中，卻仿佛是一間完全按照計劃整合在一起的公司。產品不是盲目地湧入沃爾瑪的庫存，而是隨著實時反應的消費需求信息來進行調動。用實時信息演進技術，沃爾瑪針對消費品設置的計劃模型有效地預期需求的動態。 另一種是基於訂單的計劃（order-based planning），也就是收到訂單後才開始生產。像思科（Cisco）這樣的信息技術IT公司，在為大公司生產路由器和其他技術的時候，採用的就是這種模式。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更大、更昂貴的工業或科技產品，也可以用這種根據訂單進行有生產計劃的做法。 另外還有一種方式則是根據實際生產目標，來決定投入多少原料的“投入產出分析”計劃型態，尤其適合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這種方式對於工人國家中的新興產業來說，將會非常受用。我們會問，為了拯救氣候和環境，那麼我們的急迫的計劃中，會需要建造多少風力發電機和太陽能板呢？我們需要多少投入？需要多少成本？能源、原料、教育和公共運輸，都是能夠採行這種“投入產出分析”的產業。以所有人都能獲得充分教育資源的師生比和班級規模，來決定我們需要多少學校和教師、又需要哪些資源。 透過長期監測需求或使用者數量的動態變化，就能制定投入產出的計劃，像是運輸網的乘客數量、接受不同教育形式青年數量的演變，或者它也可以用於工人國家希望優先發展的產業，來因應氣候災難的生態產業，或是將家務勞動變成公共的社會服務等。 民主的討論可用來決定在教育、醫療、文化、公共運輸、體育、基礎設施等方面分別投入多少比例的社會盈餘。當然也要決定公共服務的預算，把常常落在女性肩上的無償家務勞動，轉變為社會化的免費托兒、公共社區餐廳、公共洗衣店等。從職場到區域性和全國性的民選會議中，工人國家由下至上的層面都將為此展開討論。對產業綱領和生產計劃的主要內容的反對聲音，能夠反映在工人的報刊和媒體。 各種經濟計劃方式和整合程度：“信息問題”的解決方案 根據產品或服務的性質，工人國家可以選擇不同形式的計劃。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計劃都可以繼承自資本主義，但需要移除資本主義專制的元素，並由民主工人的控制和管理來取代。職場、社區、學校的工人和青年組成的委員會以及區域性、產業性和全國性的民選代表，將管理經濟的關鍵產業。 原理上，“投入產出分析”可以廣泛應用於今天很多產品和服務。電腦在這個任務上能幫很多忙。但在現實中，這仍需要民主的討論，來決定計劃的類型以及如何實施工人的控制和管理。無論計劃是更加集中還是分散，工人的民主對於任何層面的經濟計劃都是至關重要的。集中起來制定的計劃，也需要產業部門工人、消費者，或原料工人之間的民主討論、修改和糾正。 產品種類繁多、高投入也高產出的產業，或許適合把計劃放到國有企業及其產業勞工委員會的層面上進行決策。但這樣的話，也需要採取制度措施來避免國有企業間的惡性競爭。有個具體的合理做法，是以產業為基礎來組織工人委員會、或地區產業委員會，討論在這種情況下的生產變化、將成功的產品的擴大到其他國有企業中進行生產、重新安排就業或工作時間等，並以工人的利益為核心。全國工人的代表應出席並參加這場民主辯論。當需要在公司或公司集團中通過投票做出決定時，馬克思主義者提出：公司本身的工人有1/3的投票權，工會或選舉產生的產業代表有1/3的投票權，工人政府有1/3的投票權，從而反映所有方面的利益。 這不僅是一個利用當今更先進的技術來實現計劃工作可能性的問題。如果沒有工人和使用者的不斷反饋，任何擁有大數據的電腦演算法都不可能變得有效。正如托洛斯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說的：“在國有化的經濟之下，要提高品質，就要有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制度，要有批評和創意之自由──而這些條件卻與充滿畏懼、扯謊和諂諛的極權政制不能相容。” 一旦計劃經濟被劃分為幾個經濟產業，並且承包商與主要公司整合在一起，我們那麼在各產業要採用計劃生產的就不會是數千家，而更可能只是數百家。這些產業可以由產業代表進行集中計劃，也可以由國有企業的工人委員會進行計劃。在後一種情況下，這一過程需要由產業級的委員會來引導和管理，以維持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團結，避免陷入孤立的“自治”死胡同。 這樣子的角度改變了所謂“信息問題”的性質，這個問題往往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及一些“市場社會主義者”）用令人混淆的方式呈現出來。用“成千上萬的公司生產成千上萬的產品”的概念，來製造“集中計劃”不可行的假象。我們說的不是單一巨大集中的“超級大腦”（或計劃機構）來處理每日數百萬過載的經濟決策信息。必須指出的是，大多數產品與其他產品之間不會相互影響。雖然某些產業之間可能有重疊，但我們可以將經濟劃分為相對獨立的不同部分。從而我們說的就是幾十個專門的規劃機構。此外，這些產業會因不同特性而有所不同地集中化。某些可以高度集中，比如公共交通計劃或鋼鐵生產。而另外的可以像消費品那樣比較零散化。 很明顯，不只是一個而是有數十個“計劃中心”，而且總體來說還有成千上萬個工人的大腦、眼睛和雙手，都參與在民主的計劃經濟中。在適當的水平上組織每個產業的生產，並採用最適合的計劃類型，將使計劃順利進行。現代技術將對這項任務提供巨大幫助。但民主工人的控制和管理對於一個健康的計劃經濟同樣至關重要。 公有制與工人政權的決定性作用 當然，那些僅有少數工人的小商家並不會被國有化，他們將在工人國家的社會規範下繼續維持經營。而用來判定什麼樣規模的公司或銀行應被國有化的標準則是取決於這些營運單位的公開帳本，不過國有化產業仍應當在全部經濟生產當中擁有絕大部分的占比。在近年來的委內瑞拉和1980年代的尼加拉瓜當中，僅有少數產業有被國有化，而且這樣的國有化之運行基礎並不是建立在群眾所組織的民主委員會之上，這種狀況便為政治反革命的行動與經濟上的破壞性災害製造了一個有機可乘的突破點。 全國性的工人政府將藉由討論來制定全國資源有多少用於消費，又有多少用於積累和投資，而且還可以決定要一間國有的公司或一個產業部門中可以累積多少的“創新基金”。勞動者的一部分工資將是社會或間接薪資，用於支付養老金、醫療保健基金或是轉職期間的臨時失業補助金等等支出。工人政府的另一個角色是要進行價格管制，價格可以透過中央及產業部門或是公司等等的等級單位依據社會主義的會計準則來決定。如果價格無法藉由集中決定的話，則也仍可以通過電腦程式和信息技術來輕鬆管理。 實際價格可能會與原先計劃的或是一般正常的水平有所出入，這種狀況或許是應該提高或降低產量，並轉用另一個級別的計劃來重新分配資源的信號。然而工人國家的運作模式並不同於私人的獲利工具。由於考量到重新分配資源時所可能出現的社會變因，價格管制（還有其所伴隨的盈餘降低情形）便有可能會被認為是一項必要的措施。 如果工人國家被世界資本主義聯合抵制時該怎麼辦？ 有人可能會爭辯道：若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對革命、對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工人政府發起抵制時，會發生什麼事情？尤其如果抵制是發生在近幾十年來規模持續增長的全球供應鏈中？新左翼的比利時工人黨（PVDA / PTB） 在其理論周刊中指出，徹底的經濟轉型以及與歐元制度的決裂，需要等到數個歐洲國家共同發起的一次群眾運動才會成功，以便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決裂。他們的論述說，比利時的電力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法國大企業的供應，而我們必須使外國資本家無法抵制這場群眾運動。ISA比利時支部呼籲在選舉期間時對比利時工人党進行批判性的投票支持，因為它是在議會中與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政策和意識形態作鬥爭的主要力量。然而，我們認為，這種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決裂的觀點，是過於簡化的。 工人國家確實會遭受抵制的威脅，但是這種看法低估了一場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本質，其並不會僅僅只是以左翼多數派在國會內將大型經濟部門國有化的政策表現出來，工人還會握有實權，讓產業還會轉由工人階級的民主委員會來進行管理。這樣的職場民主委員會將選舉推派的工人和青年代表，來參加區域或全國性的工人大會，而這些新機構將會動員起來，以掌握政權，並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當人們見證到這種工人階級的民主力量之時，便將立即改變群眾意識，使其對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的可行性及現實性抱有信心。我們相信有著戰鬥傳統的法國工人階級，會因看到法國統治階級對鄰國革命採取野蠻行徑，而起身反制。 像是民主社會主義革命這樣震撼世界的事件，一旦建立了工人與受壓迫者的政府，將對其他國家發出與資本主義決裂的階級號召，呼籲採取罷工一同對抗世界上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對工人政府發動經濟制裁和扼殺革命的企圖。這將使世界上所有革命的工人國家在經濟上聯繫起來，並向資產階級任何顛覆和破壞社會主義社會變革的企圖進行鬥爭。 從斯大林主義的計劃政策中吸取的教訓 斯大林主義由上自下的計劃經濟出了什麼問題，從中我們能學到什麼教訓？1917年俄國革命促使了工人議會與兵士議會（工兵蘇維埃）的建立，並威脅了世界各地的統治階級，因為他們為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式的民主，提供了一個具體的示範。不幸地，俄國的革命卻被孤立在一個僅有少許工業部門的農業國家。 到了1920年代中期，圍繞在斯大林身邊的專制菁英開始掌控計劃經濟。在這個時期，戰爭與經濟摧殘使工人議會遭到破壞而大量消失。斯大林主義官僚的經濟政策的特性在於缺乏遠見、朝令夕改，並嘗試在不同的階級力量之間找到平衡，妄圖建立一個幾乎完全自給自足的經濟體，並由上而下施行獨裁統治。 用能否達到產量目標作為獎勵工廠經理的標準，這變相鼓勵了資源屯積，和刻意在帳面上低估實際更高的生產力。在這樣的氛圍中，斯大林和官僚們變得很大程度地依賴國家的秘密警察，才能更精確地了解群眾的情緒和實際的經濟狀況。對於真正的工人民主制來說，這種情況當然非常荒誕。對於斯大林與新的菁英來說，重工業及軍工業是最優先發展的項目。但公開的檔案中也表明了，政治局時常需要舉行緊急會議，來討論民生消費問題。他們擔心若消費遠低於其他經濟指標時，會導致社會反彈。 儘管有著斯大林主義的恐怖，計劃經濟依然使俄國躍升世界強國。從1928年到1970年，人均GDP增長了4.1倍，與類似條件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國家相比，增長強勁得多。但到了1970年代，增長開始放緩。錯誤的投資破壞了生產力。到了1980年代初期，軍事開支占了GDP的16%。對軍工業的高度重視奪走了民生產業中的許多技術專家，經濟中非軍事部分的新發明率步入下坡。 到了1980年代，誤導性的統計數據和對真實的經濟情況的缺乏了解，是促使戈爾巴喬夫周圍的高級官僚倒向資本主義的主因。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拖垮斯大林主義計劃經濟的因素並不一定會存在於一個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之中。正因為工人們並沒有被民主地組織起來，也無法發聲，官僚過分強調重工業和軍工，不能理解現實情況。官僚們出於自身的物質利益而歪曲了局勢的實際情況。官僚們過度集中的計劃反映在他們緊抓著對社會盈餘的嚴格控制。這些官僚主義的元素是能夠藉由一個政治革命來掃除的，從而建立工人民主來幫助計劃經濟往健康的方向發展。 “但誘因在哪裡？” 資本主義捍衛者批評說，社會主義告訴我們人們會因享有免費健保、更高的薪資與更多閒暇時間而變得懶散。我們當然不支持這種觀點。相反地，對於政治教育以及文化上的自我發展的急迫需要，將在社會主義下倍數增長。工人階級將會如同現在的資產階級一樣，產生階級意識並警惕任何威脅其地位與生活水平的階級敵人。一個革命的、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將是生產力、質量、效率、創新與民主的最佳保證。 當然，對生產力最大的“誘因”在於，在社會主義下，社會透過在職場、學校、社區等地建立民主的委員會，人們將獲得工作的保障、更好的生活品質、更多休閒時間、發達的社會福利系統和塑造自己未來的能力。 如果採用激勵措施，那就要以產業或者以全國為範圍，集體而共同地施行。在大舉國有化後的企業尺度上，如果這些措施的比重太高，反而會破壞創新的動機和勞動者的團結。相對於成功的社會主義所需的革命精神，也就是拒絕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分化工人的精神，激勵措施反而是個倒退。更廣泛的集體激勵措施將會確保成功的國有化企業，能派遣他們的專家到該領域的其他企業分享經驗，讓大家共同進步——這點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經濟活動最終將成為生活的較小部分。同時，它將是讓個人和社會全面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礎。直接生產者，即勞動者，將不再像資本主義那樣被生產力操控和異化。隨著資本主義的危機加深，數百萬人將走向鬥爭。如果我們希望能把工人階級與青年組織起來，並圍繞著夠帶來根本改變的綱領，採取團結行動，那麼將關鍵的產業轉入民主計劃經濟的訴求，將發揮重要作用並武裝和強化這些抗爭。 全民基本收入 近年來，用“全民基本收入”（亦稱無條件基本收入）來代替其他各種福利，重新成為人們討論的一個話題。我們高興參與這個討論，因為得到可以滿足基本需要的收入是每個人的基本人權。具體的主張有很多種，但是它們都認為應該讓每個社會成員都可以無條件地定期得到一筆免稅收入，無論他們有沒有工作，也無論他們的家庭構成（詳見下文）。 早在幾個世紀之前，人們就開始討論全民基本收入了，但就像現在呼籲實行全民基本收入的人所指出的，這一問題在今天尤為緊迫，因為現在就業愈發不穩定，越來越多的工人從事散工或者“按任務計薪”，就連許多全職工人的工資也不足以滿足基本需要，而且就業崗位也可能因自動化而減少。 2017年2月，盧森堡的一名歐洲議會議員向歐洲議會提交了一份報告，呼籲施行全民基本收如制度，原因之一正是“機械自動化可能對勞動力市場造成的影響”。因為反對同屬法國社會黨的現任總統奧朗德的反工人政策，而在上一次大選中被推舉為該黨總統候選人的貝諾瓦·哈蒙（Benoit Hamon），呼籲為每個法國成年人提供每月750歐元的基本收入。他提出應該向使用機器人的企業徵收特別稅，作為一部分資金來源。 世界各地的許多國家和城市，像是芬蘭丶荷蘭與肯尼亞，正在或者準備進行局部的全民基本收入實驗。在英國，蘇格蘭民族黨與綠黨支持施行全民基本收入，柯爾賓也說工黨會考慮這一問題。 其中亦有右翼的動機 但須要警惕的是，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不只是左翼。在芬蘭，在失業者當中實驗基本收入政策的，是右翼聯合政府。美國的米爾頓·弗里德曼和查爾斯·默里等右翼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與評論家，支持某些形式的基本收入制度（像是“負所得稅”這種不是富人多繳而是窮人多拿，但最終有利於資產階級的累進稅率）。他們宣稱，砍掉公共福利項目可以減少政府的官僚弊病，同時也可以為私營服務提供商開創更大的“自由市場”。 不只如此，就像學者喬納森·薩多斯基（Jathan Sadowski）在英國《衛報》所寫的：“在某些方面，我們可以將全民基本收入看作提供給資產階級的福利。因為全民基本收入彌補了共享經濟的微薄工資，現在Uber和TaskRabbit等公司可以招募到更多人，而且工資可能比過去還低。這些科技公司一面賺得盆滿缽滿，另一面卻可以更肆無忌憚地只支付最低生活工資給“名義上不是雇員”的雇員。” 一些右翼所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其實是倒退而不是進步，因為這些方案更有利於富人而非窮人。然而，儘管巨富們有可能從中得益，但大部分資產階級代表還是反對全民基本收入。 原因包括巨大的潛在成本；會減少資產階級能藉以壓低工資與勞動條件的失業大軍；會讓工人的生活更有保障，因而讓他們更敢於罷工。 在2016年6月瑞士就是否實行全民基本收入舉行公投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國會政黨表示支持。鋪天蓋地的宣傳攻擊全民基本收入是“不勞而獲”，而且右翼的瑞士人民黨恐嚇群眾說，UBI會引來一群撈錢的移民，導致反對派贏得了公投。 資金從何而來？ 2016年7月一個名為“指南針”（Compass）的非政府組織在約瑟夫•朗特利基金會（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的資助下研究了幾種可能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然後得出一個結論：“在現行的稅收與福利制度下，在不改變財政收入的情況下，取消有條件的福利補助而代之以足夠體面生活的基本收入，一定會讓大批人的利益受損。” 這個發現沒什麼令人驚訝的地方。我們已經看到，多年來為社會上最貧窮和最脆弱的階層所設置的福利遭到殘酷的削減，富人與大財團得到大幅的減稅優惠，而全民基本收入卻是面向所有人的。 歷屆政府所做的，遠不是為福利制度提供更充裕的資金，而是將越來越多人推入窮困。他們最近使用的一種手法，是藉助新實施的通用福利金（Universal Credit），暗中削減福利。兒童津貼曾有一些全民基本收入的影子，因為所有有孩子的家庭都可以得到津貼，但現在它也變成了有條件的補助，而且實際津貼額正在縮水。 不只在英國，世界各地的資產階級撙節政策，正在削弱各種福利和補貼為群眾所提供的保護。數十年來阿拉斯加的政府利用石油收入，每年為包括兒童在內的所有居民提供一筆無條件的收入，金額在2015年達到2072美元的高峰。但是在2016年，州長藉口州政府財政赤字過高，將金額減少到1022美元。 混和方案 為了得到大財團的同意，有些左傾的智庫和政黨提出了折衷的混合方案。社會中最貧困者與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的任何改善，我們都會歡迎，所以我們對各個方案的評價取決於它能帶來什麼。 但是所有這些混合方案為了儘量保證財政收入不變（也就是說，避免向超級富豪們加征重稅），都將群眾所能得到的好處大打折扣。所以他們最好的方案也不過是讓一部分社會成員得到微薄的基本收入，同時留著部分舊有的福利制度來補償“利益受損者”。 綠黨的“公民收入”方案提出要將兒童津貼提高超過兩倍，但現在完全依靠福利救濟維生的人的生活狀況只會有“些微改善”，雖然至少他們不會因為沒有達到某項標準而被停止或取消救濟金。 “指南針”和許多其他組織不願意提出透過對富人與大企業課以重稅，又或者透過將大企業國有化，來為全民基本收入或現有的福利制度提供充分的財源，而只是提出應該創立一個特別的“社會財富基金”。 “指南針”的報告中寫道：“許多國家已經採用這樣的基金，確保多的國家財富被用於公眾利益，而不是少部分人的利益。這個方法至少能確保一些經濟活動的部分收益，在所有公民和世代之間匯集和共享。” 為什麼只是爭取“一些”經濟活動的“部分”收益呢？為什麼不是將國內各大重要企業收歸公有，進而民主地決定如何分配它們所創造的所有財富呢？ 否則基金的收入與支出將受制於慈善家不穩定的捐款，或像各國已經存在的社會基金和主權財富基金那樣，臣服於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的需要（阿拉斯加就是一個例子）。 “指南針”也提到，有一種比社會財富基金“更激進”的籌款方式，也就是“對股份所有者每年收取少量費用”。 許多左翼改良主義者早在幾十年前就提出了這種想法。他們所遭遇的問題是，“少量”費用不足以支撐能維持生活的基本收入，可是收取較高的費用又不會得到統治階級的許可，而議會中親資政黨也不打算違抗統治階級的利益。 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 目前各國福利制度正在遭受的衝擊，以及給社會上最富有者的減稅優惠，不只是為了意識形態層面上的理由。它們也反映了全球資產階級所面臨的嚴重經濟危機，包括他們缺乏可充分獲利的投資管道。 既然提供足夠的全民基本收入意味著要對大企業和富人課重稅，那資產階級政府同意施行全民基本收入顯然不是自願的。 任何這種“慷慨”行為，都是依靠工人階級的鬥爭浪潮才實現的，而且這股浪潮大到工人很可能不只是要爭取“最低生存水平”的基本收入，還要挑戰資產階級對創造社會財富的工具的控制。 根本來說，工人階級和中間階級的人們想要的和需要的，絕對不是資產階級的自動化機械越來越多地取代他們的工作，也不是大老闆變得越來越富有，而勞工卻淪落到只能依靠福利救濟或者基本收入維生。 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則完全不同。在大企業被收歸公有之後，自動化將被用於減少工時而不會減損薪資。所有工作將被分攤，讓所有能工作的人都可以參與到社會財富的創造中來，而這些財富會為所有人（包含無法工作的人）提供良好的生活條件。 在社會主義之下，人們可以民主地辯論和決定：是要提高工人工資，並將最低工資定在足以體面生活的水平，同時也讓無法工作的人享有良好的福利；還是要以全民基本收入為基礎，讓所有人都能得到高質量的生活水平；或是要將兩者結合起來。 而且，社會主義社會將大幅改善公共服務，包括為老年人與身障者提供的服務丶廉價的住房和交通丶以及免費教育，這些將有助於實現普遍的良好生活條件。 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經足以使所有人擺脫貧困。 然而，資產階級不僅不會用這些社會財富消除貧困，而且還推動社會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少數富豪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令自己更加富有，導致社會愈發不平等，大量的社會財富屬於少數人。 而且資產階級也遠不能充分利用現有的生產力。 通過將主要產業收歸公有而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經濟，不僅能運用目前的閒置生產力，而且還能以環保的方式大幅增產群眾所需要的產品。自動化會用於淘汰苦勞的工作丶用於減少工時，而非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那樣威脅到工人的生計。 “進步的”全民基本收入是這樣： 保障每個人擁有基本生活水準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 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驅動了過去幾十年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跨國公司——尤其是美國的跨國公司，從中榨取了巨額利潤；而他們對於中國的獨裁政權和中國工人的狀況並不關心。對於中美兩國的統治階級來說，這是一個雙贏的過程；與此同時，經濟增長和低通脹緩解了矛盾，並掩蓋了中美之間矛盾的積累。 這個過程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而情況也開始發生變化。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德帝國主義之間的對抗相似，今天的美帝國主義在經濟、技術、金融、軍事和國際關係等各個領域都受到了中國的挑戰。列寧解釋說，帝國主義引起了“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劇烈的矛盾、摩擦和衝突”；在1914年，這種衝突最終導向了一戰；而在今天，這種衝突表現為中美冷戰。 長期的帝國主義對抗 歷史清晰地證明，華盛頓從不憚於用戰爭和武力來維持其權力，為此美國建立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作為美國的挑戰者，中國對勞動人民和一切反對派實施了殘酷專政。中美兩國現在已經準備好進行長期的全球帝國主義對抗。冷戰的衝突程度可能時強時弱、有新的轉折或結盟，但衝突不會消失，兩國的軍備競賽將繼續不斷升級，軍費開支和武器出口將繼續創紀錄增長。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必須抱有獨立的革命社會主義立場，組織鬥爭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勢力。雖然美國資本主義政客現在突然開始譴責中國的獨裁統治，但他們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一直對其視而不見——他們至今也沒有對沙特阿拉伯等獨裁政權表示任何異議。沒有任何帝國主義力量或其軍事力量會“解放”被壓迫者。同理，反對美帝國主義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為支持北京政權的理由；但一些“左派”團體支持美國2011年轟炸利比亞，還有其他一些認為批評中國獨裁統治是在支持美帝國主義。 毫無疑問，受益於今天的中國政權是些什麼人。中國是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全國有878名億萬富翁，遠遠超過美國的649名，而且其中有257名是在2020年疫情期間躋身億萬富翁行列的。同時，教育、醫療和住房也被廣泛私有化，工人沒有任何權利。當局強拆迫遷、環境醜聞等問題屢見不鮮。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必須支持所有地方的工人鬥爭。在中國爭取權利的工人遭到政權的嚴厲鎮壓，包括綁架、酷刑和監禁。在中國，數百萬人受僱於警察、軍隊、情報機構和龐大的監視機構。這個龐大的鎮壓系統既與中國公司合作，也與美國和西方公司合作。所有資本家和政府都害怕任何可能的革命運動——他們有時虛偽地支持運動，但目的只是為了破壞這些鬥爭。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支持工人階級的團結，並支持中國、香港和國際工人的鬥爭。任何在工作條件、就業、工資、環境、教育等重要領域的鬥爭都必然會立即成為反對中共專政的鬥爭，就算是地區性的上訪和抗議最終也會遭到殘酷的國家鎮壓。因此，民主訴求——抗議權、組織工會權、互聯網和新聞自由——是中國和香港鬥爭的核心，它與改善生活條件和環境的鬥爭密切相關。民主訴求也成為了革命性的訴求，因為這會威脅中共政權，所以只能通過工人階級的革命群眾鬥爭來實現。 社會主義者必須為中美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做好準備。真正的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意味著團結對抗全球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體系，意味著工人和被壓迫者奪取政權。 什麼是帝國主義？ 對於帝國主義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分析範例是列寧1916年所著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為了解釋這個新階段，他從較長時間在世界範圍內分析了全球資本主義，並形成了今天馬克思主義者所持有的觀點：帝國主義隨著資本集中而發展；日益壯大的大公司成為壟斷企業，這是“現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遍規律”；大企業與銀行緊密連接並受其控制，這意味著金融資本取得了主導權；帝國主義是腐朽和寄生的資本主義：“大部分利潤都流向了操縱金融的‘天才’”，投機資本和產業資本之間不再有任何邊界。 列寧所描述的帝國主義的一切特徵都已經在中國存在了幾十年。中國經濟正在為全球市場生產商品，但利潤的分配對各國資本家來說都是私人的。在中國，具有國家資本主義特徵的少數壟斷企業在金融、能源、互聯網等所有經濟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列寧在書中也強調了德國等國的大企業如何與銀行和政府建立“個人聯繫”；而土地徵收和投機問題也在中國引發了許多抗議。 中國的私營企業和大資本家正在與中共專政攜手合作。中國的頂級億萬富翁被吸納入黨，中國的部長、將領和黨的領導人比全球任何其他政府官員都富有。列寧的“富豪和官僚”概念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在中國得到了完美展現。但是，與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一樣，這絕不會帶來穩定，只會積累矛盾，並帶來新的危機。 不存在的超帝國主義 考茨基認為帝國主義將聯合成為“超帝國主義”的聯盟，戰爭和衝突將不再發生，而金融剝削將繼續。這是一個與馬克思主義相左的論點，列寧強烈反對卡爾·考茨基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將資產階級定義為民族的資本家階級，他們無法超越自己的民族利益。此外，超帝國主義理論助長了帝國主義和平發展的幻想，它將資產階級設想成了鐵板一塊，忽視了其在全球範圍內的衝突和分裂。 列寧認為“帝國主義的重要特點，是幾個列強爭奪霸權，即爭奪領土，其目的與其說是直接為了自己，不如說是為了削弱對方，破壞對方的霸權”；現代帝國主義意味著幾個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 美帝國主義是二戰後資本主義陣營的領導者，在冷戰中主要對抗蘇聯，但也對抗中國。中蘇兩國的經濟是非資本主義的官僚計劃經濟，並由“共產黨”獨裁統治；中蘇兩國的共產黨不是真正的政黨，而是國家機器。當斯大林主義在蘇聯解體、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時，美國似乎成為了唯一的超級大國。 但是，列強之間的力量關係——主要是經濟力量的關係，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相對於美國，中國經濟迅速增長，而亞洲成為了經濟增長的主場，世界格局發生轉變，美國遇到了挑戰。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像是19世紀70年代以後德國資本主義對英國的挑戰。在鋼鐵等關鍵產品的產量上，德國的產量從英國的一半提高到了英國的兩倍。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列寧問道：“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了用實力來解決矛盾，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但今天，中美之間爆發了冷戰，之所以沒有爆發熱戰，是由於能摧毀整個地球的核武器的存在，以及絕大多數民眾的反戰立場。 中美發動類似於敘利亞的代理人戰爭是可能的，而目前中美之間還不太可能爆發全面戰爭。冷戰將維持；但與許多預測相反，雙方的統治階級很可能因此受到挫敗。最初的民族主義支持將被衝突所帶來的國內、陣營內的嚴重政治、經濟、環境和社會危機所抵消。 瓜分世界 在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定義中，壟斷的發展和金融資本的角色與全球化有關：全球化決定了資本的輸出、跨國公司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強國的領土劃分。在十九世紀的後幾十年裡，主要的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了世界。列寧指出，“瓜分這種贓物的是兩三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全身武裝的強盜”。這是“發達國家大量‘資本過剩’的結果”。由於資本的集中和壟斷，資本家不得不面對地價相對低、工資低、原材料便宜的欠發達國家對資源、市場、利潤和權力的爭奪。這也是一場“勢力範圍之爭”。 在19世紀，英國是全球市場的最大生產國。它在生產紡織品、機械等方面的技術優勢摧毀了其他國家（例如拉丁美洲）的本地小規模生產。儘管列寧將這一過程描述為“最終的瓜分世界”，但他也強調“重新瓜分是可能的，並且是不可避免的”。這個論斷從那以後一再得到證明，不僅是在兩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美國在20世紀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帝國主義強國，將其他帝國主義列強推到了後座。 由於中國過去看起來甘於充當分包商，所以美帝國主義在很長時間內容忍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然而，習近平上台後，中國有望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兩個大國之間的平衡發生了變化。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2008-2009年的全球危機中受到的損害似乎較小，中共政權並採取了一些大膽的措施。 2015年發布的“中國製造2025”規劃劍指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並試圖減少對西方和美國的依賴。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與各大洲100多個國家政府之間的巨大協議網絡，它的推出標誌著中國正在遵循資本超越國界的一般規律行事。通過貿易、貸款和債務，“一帶一路”的公路、鐵路、港口、機場、管道等基礎設施網絡將參與國與中國的經濟聯繫了起來，增加了參與國對中國技術的使用，讓中國能夠從參與國的基礎設施、能源和土地中受益。從2009年到2016年，中國每年的外國直接投資翻了兩倍，達到了接近2000億美元。 2005-2020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總額接近2.1萬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是對能源的投資。 鐵路 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寫道： “建築鐵路似乎是一種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傳播文明的事業。在那些由於粉飾資本主義奴隸制而得到報酬的資產階級教授看來，還有在小資產階級庸人看來，建築鐵路就是這麼一回事。實際上，資本主義千絲萬縷的密網，把這種事業同整個生產資料私有制連結在一起，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對10億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數以上的附屬國人民，以及對‘文明’國家資本的僱傭奴隸進行壓迫的工具。 ” “在殖民地及亞美兩洲其它國家建築20萬公里的新鐵路，這意味著在特別有利的條件下，在收入有特別的保證、鑄鋼廠可以獲得厚利定貨等等的條件下，新投入400多億馬克的資本。” 十年來，已有34個國家與中國公司簽訂了新鐵路建設合同。其中包括中國-老撾、亞的斯亞貝巴-吉布提、蒙巴薩-內羅畢、拉各斯-伊巴丹以及許多其他大型鐵路工程。它們由中鐵負責建造，由中國貸款提供資金，並使用了大量中國工人和技術人員。 2013-2019年，各國政府與中國企業共簽署了總值616億美元的鐵路項目。基礎設施項目不是慈善機構，而是旨在更有效地運輸進出口，為中國提供石油、礦產和其他自然資源，並在中國政權與世界各國政府之間建立政治聯繫的項目。 債務 早在1916年，列寧就指出金融資本對需要它的國家有很強的控制力。 “國外的很多國家，從西班牙到巴爾幹，從俄國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國，都在公開或秘密地向巨大的貨幣市場要求貸款，有時還要求得十分急迫。”此外，他還展示了貸款如何與貿易需求掛鈎：“最常見的是，規定拿一部分貸款來購買債權國的產品，尤其是軍用品、輪船等等”。 21世紀的中國已經成為了債權國和主要資本輸出國。經濟學家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在《哈佛商業評論》2020年2月號上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政府及其附屬機構已向全球150多個國家提供了約1.5萬億美元的直接貸款和貿易信貸。這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債權人——超過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所有經合組織等傳統官方貸款機構的總和。” 大多數貸款與中國的基建和自然資源投資有關，並造成了債務國極度依賴中國的結果。同時，大多數貸款都是按照市場利率收取利息的，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免息。 “據估算，50個接受中國援助的主要發展中國家欠中國的平均債務存量已從2005年占債務國GDP的不到1%增加到2017年的15%以上。其中十幾個國家（吉布提、湯加、馬爾代夫、剛果共和國、吉爾吉斯斯坦、柬埔寨、尼日爾、老撾、贊比亞、薩摩亞、瓦努阿圖和蒙古）欠中國的債務占其名義GDP至少20%。”（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 這項截至2017年的中國貸款調查，凸顯了其在全球金融資本中的重要角色。“加上投資組合債務（包括中國央行購買的1萬億美元美國國債）和貿易信貸，中國政府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債權總額超過5萬億美元。換句話說，截至2017年，世界各國欠中國的債務占世界GDP的6%以上。”（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 2020年11月，贊比亞成為疫情期間第一個出現債務違約的國家。其112億美元的債務中，有30億是欠中國的，但實際上對中國的欠款遠超這個數字。中國對這個非洲第二大銅生產國特別感興趣。在疫情期間，北京還承諾提供貸款用於購買中國疫苗，例如北京最近向斯里蘭卡提供的5億美元就是用來購買新冠疫苗的。 中國向外國提供貸款的目的不是改善其窮人的生活。相反，就像讚比亞一樣，債務國的財政逐漸被還款蠶食，工作條件隨著剝削的增加和貧困的加劇而惡化。 “一帶一路”倡議中的許多參與國都是專制政權，不斷破壞民主；而中國的政權和制度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組成部分。 中國帝國主義與左翼 近年來，隨著中美帝國主義衝突的加劇，一批國際左翼對中共政權（所謂的共產政權）採取愈發無批判的態度，否認其對內壓迫及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壓迫。 本文上半部分的經濟事實大多不會受到中共政權的“左翼”支持者的質疑。他們對中國政權事實上的帝國主義行徑進行辯護，或是強行粉飾，或是宣稱這些行徑使那些國家的人民受益。這些評論者，通常有斯大林主義或毛主義的政治背景，由於他們支持派坦克對1956年的匈牙利工人、1989年的北京等進行鎮壓，因此他們也被謔稱為“坦克派（tankies）”。儘管資本主義早已在俄國與中國復辟，這些人仍相信這些政權至今仍有“進步”的成分。 當中國領導人們看起來與美國總統和跨國公司們相處甚佳時，中共的辯護士們就顯得頗為狼狽。2014年習近平在澳大利亞國會的演講贏得了全場起立鼓掌。一年後，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談到了中英關係的“黃金時代”。在2015年，習近平與伊麗莎白女皇共乘馬車，並將保守黨治下的英國形容為中國“在西方最好的朋友”。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率領貿易代表團訪問新疆並獲得中國官方媒體的讚揚，他們只談生意，閉口不談維吾爾人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受虐待問題。而近到2020年初，特朗普還稱讚習近平為一位親密的朋友。以上所述，沒有一條是那些現在宣稱北京系反抗美帝國主義的先鋒的“坦克派”可以解釋的。 與資本主義政治家與經濟學家在中國受到歡迎的同時，社會主義者或任何試圖聯繫抗爭工人與及青年的人卻都被逮捕或驅逐出境。這是因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在馬克思、盧森堡和列寧的傳統下，是反對一切資本主義政府與帝國主義勢力的。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強調並指出：儘管英、法、美、德更加發達，沙皇俄國也是發展中的帝國主義勢力。在1920版的序言中，列寧強調了俄羅斯對芬蘭、波蘭、庫爾蘭、烏克蘭、希瓦、布哈拉、愛沙尼亞及其他非大俄羅斯人地區的壓迫，同時也說明了在1916年寫作時，他用日本帝國主義的案例來代替俄國，是為了規避沙俄的審查。 今日，坦克派們與中共辯護士們宣稱那些被捕者與流亡者及他們的支援者並不知曉事實。這本身就是對獨裁政權及其鎮壓手段的認可。他們也宣稱，社會主義者不能利用自由派、資產階級或公共服務媒體作消息來源。事實上，那種指責所有主流資產階級媒體的報導都是美國中情局宣傳的論調，往往是中共支持者的唯一論點。那馬克思主義傳統又是怎樣的呢？ 馬克思從未在引用資產階級報紙的問題上猶豫過，例如引用英國保守主義媒體報導巴黎公社失敗後的反革命鎮壓。馬克思本人曾長達十年擔任過與共和黨有聯繫的紐約第一大報《紐約論壇報》記者。 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對資本主義媒體與中共官媒的公正性抱有幻想，這純粹是一個批判性地研究事實與消息來源的問題。 今天坦克派們的批評，根本比不上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領導的反托洛茨基運動。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獨裁政權做出的科學批判，被指與右翼分子甚至納粹勢力無異。他們對於之間的階級差異三緘其口，資產階級評論員渴望資本主義的反革命行動，但托洛茨基則主張通過新的工人革命來建立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工人國家。而這根本性的階級區別，卻並不意味著古拉格集中營只是右翼所想象出來的。坦克派就那些引言出處進行批評，但真實的爭論點卻是關於他們對斯大林主義、毛主義以及今天的國家資本主義政權的支持。 中國在新疆的種族隔離政策 新疆集中營、失蹤、強姦、酷刑等的巨大網絡，指明了在新疆的反維吾爾人及絕大多數穆斯林群眾的行徑並非臆造，而是殘酷的事實。對維吾爾人的壓迫升級與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及帝國主義化同時展開。新疆的自然資源及戰略位置，是習近平一帶一路的關鍵部分，加之對少數民族反抗的恐懼，都促進了北京對新疆和東突厥斯坦鎮壓力度的升級。 直至1950年代，新疆的漢族人口還不足5%。但這一現象隨90年代資本主義復辟剝削興起時大量漢族移民的湧入而改變。今日，維吾爾族大約有一千兩百萬人口，不及新疆人口總量的半數，而漢族人卻占了超過40%。 中共對新疆的統治，就是“實行通行證檢查制度、興建集中營、打造網格化的警察控制體系，複製了南非種族隔離時代和以色列的少數族裔控制體系”，在烏魯木齊居住兩年、持續研究新疆的學者拜勒（Darren Byler）如是寫道。另一個轉捩點是911後小布什所發動反恐戰爭。中共迅速地應用西方的論調，並將所有維吾爾人打上疑似恐怖分子的烙印。 美國左翼雜誌《每月評論》上的一篇文章宣稱，有關新疆鎮壓及集中營的報導都是在支持美帝國主義，這受到了拜勒及其他35位國際學者的強烈反對。他們的答覆認為中國的政策是對西方反恐政策的蓄意挪用，美國和中國雙方仇視伊斯蘭的行為都應受到譴責。 這些回答也清楚地指出了北京政策植根於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擴張與壓迫原住民的聯繫是左翼所熟悉的，拒絕認識和批評這些變化是故意視而不見。”拜勒在一次採訪中表明他“強烈譴責美國的軍事行動”。他將中國描述為國家資本主義，而將新疆的體制描述為“恐怖資本主義”。新疆政府將拜勒指控為“中情局特工”。這是習近平政權及其外國支持者、中國民族主義者慣常對包括中國女權主義者、工運分子在內的批評習政權的人提出的指控。 新疆現代史上的關鍵轉捩點是2009年7月的騷亂。起於種族主義動機，兩位維吾爾族的民工在一家廣東的工廠內被打死。幾天后，烏魯木齊的維吾爾族青年舉著中國國旗進行了和平遊行，呼籲當局調查廣東的鬥毆致死案，但卻遭到武警開槍射擊。騷亂的根源是愈發嚴重的歧視與壓迫，如漢語取代維吾爾語成為了學校中的唯一語言，維吾爾人的土地被搶走，及針對宗教服裝及習俗的限制。 “人民反恐戰爭” 為應對一些絕望的恐怖襲擊，中國政府於2014年5月宣布發動“人民反恐戰爭”，來針對維吾爾人群體。社會主義者一直反對個人恐怖主義，認為這是一種失敗的方法，總會導致更強烈的鎮壓，而並不會像這個例子所示那樣推進反壓迫的鬥爭。內部通行證系統迫使30萬維吾爾人離開烏魯木齊，並通過檢查站限制旅行，集中營體系也被引入。2017年，新疆已成為一個完備的警察統治社會。 拜勒的報告顯示，至2017年初，政府已經招募了“近9萬名新警員”，將新疆的公安預算增加了356%以上，達到約92億美元。且“由於就業普遍不足，維吾爾人被大量招募到部隊中”。 除了先進的監控外，還實施了面向維吾爾族的個人電話、電腦檢查系統。“僅杭州的兩家科技公司大華和海康威視就獲得了超過12億美元的合同，用於在維吾爾族地區建設安全基礎設施”。這些安全技術已成為中國面向專制政權的出口產品。 同時，石油和天然氣拉動新疆GDP的一半以上。以棉花和番茄為主的大規模工業化農業也得到了發展。這不是一場“民族衝突”，而是來自政府層面的單邊攻擊。這樣，新疆既有實行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隔離種族主義制度的性質，又有遭到殖民經濟剝削的性質。與漢族居民相比，維吾爾人在住房、工作和工資方面遭到歧視。而建造龐大的基礎設施專案則是為了確保將來利潤，並加強北京的控制。 有無數人親眼看見強姦和酷刑，還有兒童被從家人身邊帶走。大約有100萬維吾爾人被送往集中營，每個人都知道有人被拘留。這種所作所為目的是在精神上打擊維吾爾人，通過極其屈辱的流程來建立對中共和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忠誠。此外，北京還挑選維吾爾族“領導人”來代表新疆政府。 中共政策的種族主義和反維吾爾特徵在他們的強制計劃生育政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包括剝奪經濟和法律權利，強迫維吾爾族婦女接受植入避孕環，還有更惡劣的行徑。儘管中國否認了這些行為，但即使是官方的《中國統計年鑑》和《新疆統計年鑑》也顯示了新疆的出生率是如何在兩年內減半的——這還是包括漢族人口後的數據。2015年至2018年，最大的兩個維吾爾族地區的出生率下降了84%。 這些事實首先由研究員Adrian Zenz在國際上發表，他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和右翼分子。但包括中國官媒在內那些利用Zenz的政治立場來詆毀他的人，忽略了他的論據就是來自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他是親中共宣傳勢力的炮轟焦點，但這些事實也得到了在集中營中的婦女所述故事的證實。 集中營系統按不同級別的監獄標準建造，實行從反維吾爾語和文化宣傳的“教育”及工廠強迫勞動到強制安裝避孕環、婦女絕育和酷刑。 後來中共不再否認集中營的存在，而是改口稱它們是為了“再教育”、“職業培訓”和促進婦女的“健康生育”。他們把對集中營的所有批評都描繪成美帝國主義的宣傳，但從不向任何有信譽的調查員提供進入集中營的機會。然而美帝國主義現在對維吾爾人境遇的批評也是純粹的強權政治和虛偽。維吾爾人的待遇問題遠非新鮮事。2002年，美國與中國合作，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抓獲了22名維吾爾族人，將他們關在臭名昭著的美國關塔那摩灣酷刑營。他們中沒有人被裁定為聖戰分子或與基地組織有關聯，但最後三人直到2013年才被釋放。特朗普2017年針對穆斯林的旅行禁令也受到中共領導人的讚賞。 當美國48家最大的在華企業被要求就針對維吾爾人的政策發表評論時，只有6家做出了回應，其中只有1家表達了有限的批評。很明顯，美帝國主義利用維吾爾人集中營和和待遇問題與中國搞冷戰，但絕不是被壓迫者鬥爭中的盟友。 台灣、中國與美國 台灣是中美帝國主義冷戰的焦點。它也是一個事實上的國家，擁有超過2300萬居民。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後，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逃往台灣，國民黨繼續在該島使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目的是希望最終重返大陸。此後，北京的中共政權和國民黨中蔣介石的繼任者都堅持“一國”的立場。在台灣，由於中國經濟的強大拉動，資本家和國民黨幾十年來一直對大陸的中共政權妥協。即使是現在執政的民進黨的台灣民族主義政客，也沒有過火地挑戰北京。 這也是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的立場，當時尼克松和後繼總統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中華“民國”，讓貿易與利潤成為了優先的事情。然而，在軍事上，由於其戰略位置以及作為向北京施壓的著力點，美帝國主義與台灣保持緊密聯盟。 實際上，台灣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獨自的政府與國家。舊的“統一”主張在島上失去了大部分支持。這是國民黨在選舉大敗的原因之一，國民黨現在被迫與之前緊密聯繫的中共保持距離。香港出台國安法，廢除民主權利，終於打消了台灣人對“統一”的“一國兩制”安排的幻想。 今天，台灣只有12.5%的人支持統一，54%的人支持正式獨立，23.4%的人支持現狀，即事實上的獨立。 由於中國強硬的鎮壓政策，特別是在香港，中共獨裁政權現在保證其國家地位的唯一途徑是通過軍事行動或其威脅來追求“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去年，中國空軍和海軍陸戰隊在台灣周邊進行了越來越多的演習，並配上了軍事色彩的聲明。這些一部分是習近平試圖展示實力的體現，一部分是對美帝國主義在東亞更加尖銳的形象的回應，這種形象在奧巴馬時期開始，然後在特朗普時期加強。這包括新的武器出口協定、更頻繁的軍事行動以及去年美國和台灣之間公布的先前秘密防禦協定。中共通過恐嚇使台灣人支持統一的企圖是註定要失敗的，結果只會是增加對獨立的支持。 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群眾的團結。而只有堅持在民族問題上的正確立場才能實現這種統一。這意味著了解工人的情緒和意識。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再次指明了道路，宣稱反對“自決權或分離權在實踐中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支持統治民族的特權。”而被視為壓迫國家的支持者將阻礙建立工人階級團結。 1917年的俄國革命解放了被壓迫民族，但絕不支持外國帝國主義。相反，帝國主義列強對俄國進行反革命干預，包括反對芬蘭、烏克蘭和其他國家的解放。 同樣，支持獨立不等於支持美帝國主義，台灣獨立也無法依靠美國的幫助而實現。在帝國主義時代，成功的民族解放運動從來不是由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領導的，當然更不是由帝國主義領導的。就台灣而言，獨立只能通過反對資本主義和老牌政黨的群眾鬥爭來實現——尤其是與中國大陸工人階級反對中共獨裁和中國資本主義的鬥爭相結合。在任何國家衝突中，社會主義者都不會支援任何一方的統治階級。在台灣，這意味著不支持美國、中國或台灣資本主義政黨，如民進黨和國民黨。 香港——並非顏色革命 中共獨裁政權的應聲蟲們——相信的是一些紅色旗幟和“共產黨”的名字，而不是真正殘酷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專政。他們將香港的群眾運動（尤其是2019年），貼上美國支持的顏色革命的標籤。 事實恰恰相反。2019年10月4日，香港的群眾運動已經持續了四個月，《衛報》報導稱： “據報導，在特朗普承諾美國將在貿易談判期間保持沉默之後，美國官員被禁止參與支援香港的民主抗議活動。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特朗普在6月的電話中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承諾（……）。由于禁言令，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唐偉康被告知取消在美國智庫的露面和計劃的演講，這些演講已經動搖了該地區的抗議活動……” 特朗普本人表明了美國的立場：“有人說某天他們會禁止示威。但那是在香港和中國之間的問題，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必須自己處理，他們不需要建議。”同一篇文章還指出，特朗普不想評論新疆和維吾爾人的待遇問題。在他的回憶錄中，特朗普的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聲稱川普告訴習近平，新疆集中營“完全是正確的做法”。 美帝國主義一般不鼓勵支持群眾運動。每當積極地提到提到自下而上的運動時，華盛頓的關注點僅是他們培養可靠領導的可能性及如何平息抗議。 2019年當運動在香港爆發時，有一、二百萬人參與示威，它傳達了憤怒、沮喪和恐懼，即民主改革的承諾被對民主權利的新限制所取代。 在一個極度不平等且幾乎沒有福利制度的社會中，民主權利恰恰被視為改善普通人生活所需的手段。這場巨大的運動是由一項不受歡迎的《送中條例》引發的，但很快就變成了要求忠於北京的香港政府下台和一人一票普選。後來《送中條例》撤銷也無法平息。 這是一場讓所有建制派勢力和政黨都措手不及的運動。被群眾視為民主權利鬥爭中失敗領導者的泛民主派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真正的領導權落在了無組織的青年手中。 習近平政權將這場運動視為一種威脅，擔心它會蔓延到大陸。然而，當香港運動達到頂峰時，北京卻沒有用自己的國家力量進行干預。但很明顯，運動沒有勝利，中共就會組織報復。這對習近平來說也很重要，來向世界展示在各派系之中，誰才是香港真正的統治者。 這場強大的運動只有在輸出到中國，並且通過工人階級總罷工運動來指明道路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取得勝利。否則，疲憊和混亂終會出現， 這種情況又因疫情期間的限制而更甚，遲早會造成運動失敗。正是在運動的後期階段，運動開始更廣泛地出現美國國旗和要求特朗普介入的口號。隨著冷戰的加劇，美帝國主義也對中國的香港政策愈加批評。這也與保持香港作為該地區主要商業和金融中心的期望有關。但對個別香港和中共主要官員進行象徵性制裁，與真正支持香港群眾的訴求並不是一回事。 中共獨裁現在正在香港強加大陸化條件，禁止民主權利，加強監視和鎮壓力量，監禁反對派政客和工會領導人，並以此來散播恐怖。北京知道它在香港沒有任何社會基礎。在2019年11月的地方選舉中，親中共的建制派遭受了歷史性的失敗。近來措施也包括徹底改造香港的政治制度，旨在防止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 中共在香港的行動沒有任何進步或反資本主義的成分。他們得到擁有土地的大多數億萬富翁大亨以及主要銀行的支持。滙豐銀行，表面上是歐洲最大的銀行，但現在正在將其總部從倫敦遷回香港，他們公開宣布支持國家安全法。另一家英國銀行渣打銀行也是如此，“我們相信國家安全法有助於維持香港的長期經濟和社會穩定。” 反抗帝國主義與法西斯式手段 不僅是坦克派們，還有其他一些左翼也害怕對美中帝國主義進行比較，或害怕將中共的手段與法西斯或軍事獨裁作比較。社會主義者沒有理由要給不同帝國主義列強進行殘暴程度的排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強調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列強，而歐洲大多數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則支持他們的“自己”國家，認為它更“民主”，或者說對方是“侵略者”。 然而，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並不意味著所有帝國主義都是一模一樣。在工人和窮人的鬥爭推動了民主改革的地方，組織進一步鬥爭顯然要更可能得多。資本主義民主具有嚴重的局限性，真正的權力掌握在資本家手中，但它提供了組織工會和政黨、發表言論和印刷（以及在互聯網上發帖）、罷工和組織示威的可能性。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些權利會受到限制，必須要不斷爭取，要反對反動派篡奪先前勝利成果，反對破壞工會、反動宣傳和壓迫性法律。 1930年代，托洛茨基將斯大林的手段與希特勒的手段進行了比較，寫道斯大林是後者的學生。在評論二戰初期的協定時，托洛茨基提醒他的讀者，他曾經警告過“斯大林正在尋求與希特勒的諒解”。 儘管社會性質不同，蘇聯是墮落工人國家，德國是法西斯獨裁資本主義國家，但托洛茨基指出了他們的相似之處。法西斯主義當然是作為一種群眾運動發展起來的，它被用來粉碎意大利和德國的所有工人階級和民主組織。但法西斯黨上台後不久，法西斯主義的群眾運動特性就被暴力的國家機器所取代。 智利的皮諾切特和印尼的蘇哈托等野蠻的軍事獨裁者用法西斯式手段粉碎工人階級組織——共產黨和社會黨、工會等。而今天在中國，中共對鬥爭中的工人和其他反對派施行同樣殘酷的鎮壓方法。而在新疆，針對維吾爾人的國家運動將滅絕他們的文化、語言和宗教的野蠻措施與殖民主義結合在一起。這就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 中國民族主義勢力已成脫韁野馬 近來，中國民族主義發展已經“失控”。就連之前的民族主義一號護旗手、《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似乎也對目前的民族主義之歇斯底里感到不安。總的來說，中共（尤其是習近平的獨裁統治）嚴重依賴在社會上製造民族主義情緒來為政權提供支持基礎。從歷史上看，情況一直如此。但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顯著放緩，以及當局全方位強力壓制對其潛在挑戰，支持政府的民族主義變得更加重要。我們現在是否已經看到這樣的跡象：即使是習近平政權也控制不住它製造的民族主義浪潮？ 胡錫進“偽裝成愛國者” 今年5月1日，中國政法委新浪微博官方帳號“中國長安網”發布微博，用一張圖比較所謂“中國點火”和“印度點火”——中國發射長征八號運載火箭和印度焚燒死於新冠肺炎的民眾遺體的畫面，以諷刺印度抗疫不力卻還想和中國作對。這條微博雖然隨後被主動刪除，但已經引起爭論。復旦大學教授、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的長期供稿人沉逸發微博聲稱“這圖挺好的”，並把批判“中國長安網”那條微博的人稱作“聖母婊”。而胡錫進作為《環球時報》總編輯，這次明確反對做前述的比較。 印度從4月開始的疫情反彈令每日死亡人數突破紀錄，就官方數據而言，成為全球新冠肺炎死亡案例第三多的國家（僅次於美國和巴西），死亡人數超過30萬。醫療系統已經崩潰。 胡錫進發微博稱，官方機構帳號應當“高舉人道主義大旗”，還說應當“冷靜、深入”探討官方機構帳號如何把持涉外輿論的言論尺度。然而，胡錫進這番言論一出，沉逸及其他一些年輕民族主義網軍便紛紛炮轟胡錫進是“露出尾巴的公知”“騎牆派”“偽裝成愛國者”。實際上，胡錫進從來都是忠心辯護中共當局所作所為，不過是害怕“中國長安網”那條微博有損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外宣才採取“溫和”的姿態。如今連胡錫進這個一貫的民族主義者都被貼上“公知”甚至“賣國賊”標籤，可見中共自己培養的民族主義者已經發展到了多麼激進、連官媒都覺得要降溫的地步了。 今年6月初，中國青年作家蔣方舟在2016年前去日本參加交流活動、在去年7月接受NHK採訪的片段被部分網民發現。這兩個事件分別被歪曲為“收取日方資助在中國替日本做文宣”和“想方設法證明中共的體制有問題”，因此蔣方舟被很多愛國“憤青”批判、用“蔣大佐”“皇軍認證”等字眼諷刺。胡錫進也捲入了相關討論，指參與他國出資的交流活動可以促進信息交流、同時捍衛中國的立場，結果被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打成“皇協軍洗地”，搞到胡錫進被迫在8日發微博呼籲“愛國網友保持克制”。中國民族主義發展“失控”再度得以體現。 “可信、可愛、可敬” 這些擔憂似乎已經達到了最高水平。習近平在5月31日中共政治局的一次講話，亦顯現中共不想民族主義發展太過火。當天，習近平表示，中國要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形象，對外宣傳中要“謙遜謙和”，與近年來的戰狼外交風格做對比，這一轉變猶如精神分裂。復旦大學教授、《這就是中國》節目常駐嘉賓張維為則被請去中共政治局“講課”。從張維為近期受訪強調西方要了解中國模式、“遏制中國根本行不通”來看，習近平政權的民族主義總路線其實沒有變，變的只是嘗試讓外交更有技巧（儘管大概也是徒勞）。 “戰狼”與帝國主義 自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以來，中國外交作風趨於強硬，被稱作“戰狼外交”。而由於中美兩大帝國主義強國之間的冷戰，中共政權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這場衝突不是由哪個政府的政策或外交“基調”引起的，而是這些政策更深層次的表達。這場衝突是由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引起的，正如列寧所解釋的那樣，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發展成為帝國主義這個“最高階段”。1980年代以來，各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制，但自2007-2008年在美國開始的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炸式增長破壞了這種不易的“和平”。2011年以來，美國政府越來越公開表達對於中國崛起、在經濟和軍事上挑戰美國的“關切”。習近平政權以更具攻擊性的外交政策進行反擊（“一帶一路”和南海戰略便是兩例）。因此，爭奪全球主導權的鬥爭進入了衝突升級的新階段，“國家安全”（各國統治階級的權力）現在比短期經濟問題更重要。 2020年，利用中國初期防堵新冠肺炎不力，美歐等國家紛紛強化反中立場，新冠病毒成為帝國主義鬥爭重要的新戰線。除了他們提出要在中國進行新冠肺炎溯源外，我們也看到已經啟動的反華措施的加劇，包括歐洲多國抵制華為5G通信設備、中美經濟走向脫鈎、澳洲維多利亞州退出一帶一路、中歐貿易協定遭暫緩批准。習近平的“雙循環”戰略中，強調擴大內需的“內循環”已經由於普通家庭緊張的財務狀況而不是很有力，如果“外循環”再做不好，整個經濟的下行壓力便會加劇、進一步威脅到習近平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和執政穩定性。因此，習政權及其喉舌開始考慮轉向更“有技巧”的民族主義外交，但卻遭遇自己培養的民族主義網軍反衝。就像《科學怪人》裡的弗蘭肯斯坦博士一樣，自己創造了怪物，卻失去了對它的控制！ 中共鼓吹的民族主義是反動、右翼的民族主義，並且是種族主義、大漢沙文主義、威權主義的。對印度新冠疫情的無情嘲弄，即使是胡錫進都認為太過分，表明當今中國右翼民族主義沒有任何進步的元素。中國過去作為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表達了群眾對推翻外國壓迫者的進步渴望，而今天的民族主義與過往不同，它包含了帝國主義的民族霸權議程。 四面樹敵 目前，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政權可謂騎虎難下，在國際上遭遇越來越多敵對，在中共內部也面臨其他派系對於“戰狼外交”過火的批評——“戰狼外交”限制了中共在與西方衝突中的戰術選擇。民族主義壓力現在正在影響中共政權在需要時對不同策略的選擇範圍。如果淡化民族主義色彩，會引發自己養起來的“民間”極端民族主義者強烈不滿。社會主義者反對包括胡錫進、沉逸在內所有右翼民族主義勢力。民族主義被統治階級用以分化工人階級，轉移人們對當今危機的真正原因（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專制統治）的注意力；但正如中共現在正認識到的那樣，這可能是一把雙刃劍，統治階級曾經利用的民族主義如今也給自己帶來麻煩。工人群眾也會通過自身體驗了解到，唯一的出路不是更多的民族主義，而是自己組織起來為在中國和全球實現社會主義而戰。 中國：女權之聲冒起 中共獨裁恐懼 在今天的中國，女權主義者被潑上了滿身的污水。打算起訴朱軍性侵的人被扣上了“反華分子利用公眾的善良，躲在女權背後破壞社會穩定危害國家安全”的帽子，發帖呼籲女性平權的人被稱為為受西方思潮影響的和平演變急先鋒——而潑髒水的人認為，既然官方聲明中國早就是一個堅決維護婦女合法權益的國家，那麼凡是壓迫女性的行為都必已被我們偉大光明正確的國家所掃清，還要試圖爭取女性平權的行為都一定是“女拳廢物”、“港獨”（他們認為所有不支持香港鎮壓的人都是港獨！）、“反華勢力” 。 在這樣一個污名化女權運動的過程中， 以“優秀傳統文化”之名崛起的右翼民族主義格外引人注目。他們自認是道德的、正義的，認為中國女性已經得到了足夠的權益和夠高的地位，而女權運動是來自外國、受境外勢力支持、以搞亂中國為目的的。這樣一股右翼勢力的誕生顯然迎合了官方“穩定壓倒一切”的需求；他們口無遮攔地攻擊任何可能對現存秩序有威脅的人，以此來保衛既得利益者的“歲月靜好”。他們辱罵女權主義者是“母狗”，是“收了拜登的狗糧的”，仿佛他們通過污言穢語、通過異想天開，就站在了保衛國家安全免受所謂“境外勢力”侵犯的前線！ 值得欣慰的是，對於通過污衊、造謠、辱罵、舉報、封號封組維持壓迫秩序的行為，女權主義者進行了堅決的回擊。在校園裡，他們為了將性侵學生的教師清除出教學隊伍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在職場上，他們迎著層層“規矩”的壓制，爭取女性作為女性而應當享有的權益——即使這會為他們帶來無窮無盡的抹黑。無論是“網暴博物館”還是訴朱軍案的當事人，在被人污衊為“反華勢力”的同時，也依舊得到了廣大群眾的自發支持；而且很多男性並沒有因性別而置身事外——他們也積極參與到了與女性一起鬥爭的行列中去。 女權鬥爭的歷史地位 馬克思主義者不會認為性別問題是“次要”問題，而是明白只要女性沒有得到徹底解放，就沒有社會主義。女性在社會鬥爭中經常處於前沿。歷史上，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正好發生在3月8日（國際婦女節），女工從凌晨開始就出來罷工，提出停止戰爭、結束專政和要求“麵包”等訴求，並有效宣傳令許多士兵轉向革命一方。在當代，中國2018年的佳士鬥爭中，很多核心人物也是女性，其中嶽昕同時是一名公開的女權主義者；今年2月開始的緬甸反政變抗爭中，女性往往是工人罷工和領導運動的主力。喚起性別平等意識，為的不是分化，而是工人階級的最大團結。 自從資本主義復辟以來，中國性別不平等不斷加劇。經濟方面，1990年城鎮女性平均收入相當於男性的77.5%，而20年後這一指標下滑到67.3%。智聯招聘發布的《2021年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女性也比男性更常在應聘時被問到婚姻生育狀況、職場性騷擾、婚育階段被調崗或降薪。#MeToo傳到中國，也讓中國校園性騷擾和性別歧視問題得以向公眾攤開檢視——75%女學生遭遇過性騷擾，很多來自更有權勢的教授或其他上級。在結婚率和生育率急劇下降之時，習近平政權越來越多使用儒家價值觀、鼓吹女性“回歸家庭”，通過“離婚冷靜期”，鼓勵生育三胎而沒有配套福利措施，並加劇審查女權主義帳號和網絡群組、藉助右翼民族主義網軍發動攻擊。 2021年恰逢中共建黨百周年慶典，也是習近平爭取第三任的前一年，因此是重要一年。但七一前夕中國社會抗議此即彼伏，令當局對於包括社會抗爭很是害怕、要嚴防死守——這意味著女權鬥爭也會遭到中共有意限制。為了爭取女性權益，除了通過教育和宣傳反對性別歧視（包括工運和左翼內的性別歧視），工人階級也要團結爭取同工同酬、提高工資、獨立工會，而我們也需要反對中共獨裁、爭取社會主義，而中國的女性註定處於這一鬥爭的最前線。 蘋果向中共出賣隱私 資本為利助長鎮壓 蘋果為了保住中國市場，任由中國的服務器密鑰完全受蘋果公司中國企業的掌握，中國政府要對其作出監控實在易如反掌。位於中國西南的貴州省貴陽市郊區，蘋果公司的新合作夥伴——中國國有企業“雲上貴州”數據中心，就是存放蘋果公司中國用戶數據的服務器所在地。 政府監控的內容包括但不限於用戶儲存的視頻、照片、文檔，通話記錄，位置信息和已安裝的應用程式。目前，蘋果公司已要求所有中國用戶簽署使用icloud等服務時，不得不接受“雲上貴州”監管的條款。 帝國主義衝突也是中共要加強監控的重要因素，因為資訊科技戰將是中美衝突重要的一環。除了監控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使用者的活動和行蹤，也要確保掌握科技的控制權以便受到美國的杯葛或制裁。 蘋果公司等西方企業偽善地聲稱捍衛“隱私”和“言論自由”，卻一次次向中國政府靠攏而出賣這些原則，證明蘋果公司和其他跨國企業一樣——它們在追求利益和保障客戶權益之間永遠選擇資本利益。在中國市場每年500億美元收入的引誘下，蘋果公司必然選擇與獨裁政府合作。而多年來，蘋果公司在中國的代工廠就是利用中共鎮壓工會的力量，讓它們肆無忌憚剝削工人。 資本不在乎民主權利 為了幫助中共政權打造出大規模監控的警察國家，許多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公司在利潤面前絲毫不吝嗇提供援助。他們會向中國政府提供治安監控系統（甲骨文、微軟等）、屏蔽敏感詞/圖片（shutterstock等）、以及來自美國、以色列、日本、歐盟的其他外國公司提供的用以大規模監控國民的技術。西方資本主義政府也利用這些技術來監控自己國家的人民，但礙於政治壓力而要做得比較隱晦。中國政府甚至要求各大汽車商交出行車數據，它們為了保住中國市場自然也樂意於“遵守中國法規”而侵犯用戶隱私。 僅2019年，中共維穩費支出1.4萬億元。這些由勞動人民身上榨出的錢被浪費在安裝監控、升級各種安全科技、僱傭警員上以對付勞動人民自己。這些錢完全可以被省下來，投進教育、醫療和其他公共福利設施中以提高數億貧困國民的生活水平。 只有所有資訊與科技公司徹底民主公有化，並且打倒獨裁政權，才能不受資本的操控、接受透明的公眾監督，確保用戶的數據隱私安全。 袁隆平逝世：中共造神的真相 5月22日，中國工程院院士、農學家袁隆平在湖南長沙逝世。隨後，中國官方對於袁隆平進行鋪天蓋地的宣傳。新華社發表題為《建議為袁隆平院士逝世降半旗誌哀》的評論，稱袁隆平作出了“世界性的貢獻”，習近平則號召中共黨員和中國科技工作者“向袁隆平同志學習”——官方罕見稱不是中共黨員的人士為“同志”，顯見中國想利用袁隆平給自己臉上貼金。同時，為了避免袁隆平具有爭議的一面和批評中共政策的歷史被大肆宣傳，當局也鉗制言論自由、打壓民間的不同聲音。 雜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是中國研究與發展雜交水稻的開創者，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成功利用水稻雜種優勢的科學家，因為解決糧食問題的突出貢獻被譽為“雜交水稻之父”。水稻是世界上一半人口的主要糧食，所以袁隆平的研究與理論可謂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在小麥育種上取得的突破性進展，帶來了一場使糧食產量大幅增長、結束了世界大部分地區饑荒的綠色革命。但是改良雜交水稻這樣的重大科學成果，絕非僅靠袁隆平一個人的“天才智慧”就能實現，而是同時依靠一個分工協調的科研團隊、後勤保障、前人的經驗和充足的財政支持。古往今來的一切顯赫功績和成就，其本質都是廣大群眾集體智慧和勞動的偉大結晶。 這次中共在“造神式”緬懷中以“誹謗攻擊污衊國家英雄人物”為理由加強言論監管，各大網絡平台也配合當局進行有關審查。新浪微博對發布此類信息的64個賬號做出永久關閉處罰。在兩天內，至少七名網民因發表所謂“侮辱性言論”（實際都只是質疑官方論述而已）被刑拘。中共一邊瘋狂神化袁隆平，一邊又不准國民“唱反調”，不惜大加懲罰，這是為了什麼呢？袁隆平生前對於毛時期的中共的許多政策有過批判，而這些批判的內容至今都還能在一些中國媒體網站上搜到。在2009年接受《廣州日報》的一次專訪時，袁隆平表示：“三年困難時期（大饑荒），餓死了幾千萬人啊。大躍進把樹都砍了去煉鋼鐵，把生態破壞了，1959年大乾旱，一年基本上沒有收成，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個餓殍。” 在文革期間，袁隆平也因為批評當時毛澤東提出的農業“八字憲法”而被批鬥，所幸因為其從事的科學研究而免於更嚴重的迫害。 然而，新華網英文版近日一則報導，卻說袁隆平是因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看見餓殍，才投身雜交研究水稻研究，與新華網中文版在2007年的說法（在大躍進期間於湖南看到餓殍）自相矛盾。顯然，中共不惜篡改歷史，是害怕放任網民討論袁隆平的一生，會讓討論超出自己可控範圍，從而讓自己反而因為高調紀念袁隆平而遇上更多麻煩。 今年，中共建黨100周年之際，中共推出了新版黨史，淡化了對於文革的批判， 甚至在部分地區放任舉行文革活動。在文革期間，袁隆平因只想搞農業科學一度而遭受批鬥，被列為“牛鬼蛇神”的候選人。就像中共一邊要利用“文革復興”來造勢，一邊高唱由文革被迫害至死的聶耳填詞的《義勇軍進行曲》，實在自打嘴角、虛偽至極。 現在，習近平面對著中共國內經濟的下行、社會矛盾的激化、黨內派系鬥爭的加劇，為了打響終身統治的算盤、迎接自己的“新時代”，除了破壞了鄧小平時代的“集體領導”制度，他還要進一步破壞鄧小平的權威、將自己拔高到與毛澤東同一水平線上。而中國當今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與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完全不同，習近平也沒有毛澤東那樣的堅實群眾支持基礎，因此認定習近平能夠重返毛澤東路線、搞“二次文革”， 是過於膚淺的認識。他最多只是藉助毛的措辭和宣傳伎倆來維護權威而已。 宣傳工具 中共當局高調宣稱中國已經全面脫貧，而雜交水稻技術對於解決貧困問題也起著重大的作用，因此可以說中共對於袁隆平的大規模紀念，也是將袁隆平用作宣傳中國不只讓國內脫貧、也大力協助亞非國家解決貧困問題的工具，強化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宣傳。然而，以袁隆平的地位，一生沒有加入中共這一事實，以及其批判官方政策的歷史，不是永遠能夠迴避下去的，廣大群眾在紀念袁隆平的貢獻之時，也會逐漸發覺到中共高調宣傳背後的真實目的。 中國：賽格大廈晃動——瘋狂資本建設的後患 2021年5月18日下午，深圳天朗氣清、風力五級，當地華強北廣場的賽格大廈突發明顯晃動，引發周邊群眾恐慌。而之後的兩日大廈接連於中午時分發生晃動。大樓晃動事件引起輿論對於資方與監管官僚的質疑，而中共表態一切安好的虛偽做法更是使輿情升溫。 連續三日的晃動，已然印證了此次事故並非偶然因素的聚合，而是存在結構性問題。深圳應急管理局表示大廈結構安全完好，這顯然無法服眾。一篇華科大的碩士生論文已顯示大廈存在邊設計邊施工的問題，而事發之後的網上瘋傳的大量工程車輛進入廣場的影片也印證了大樓需要結構性加固的事實。 賽格大廈建於1997年——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狂飆猛進的年代，當時投資方賽格集團出於節省用地與裝點門面的考慮， 將其定位為深圳第一高樓。在利益驅動下，2.7層每天的深圳速度背後就呈現出“先施工後設計”“邊施工邊設計”“鋸掉頂部天線一半再添上”的一地雞毛。 施工亂象 而當時的中共官僚體系已徹底擁抱資本主義，兼具了波拿巴政權與自由資本家之惡，同時沒有資本主義民主，也沒有西方國家的資本社會化和工人福利。資本主義野蠻生長時代也結出了生產極端無政府狀態的苦果。這些都導致了工程過程缺少監管，出現種種亂象而資方卻仍然堅持一意孤行拆了東牆補西牆的現象。而最終受害的是生命安全被嚴重威脅的中國工人階級。 而今日，中共政權虛偽的掩蓋事實、黑箱作業的方式，不僅折射官僚體系對民主表達權利的瘋狂壓制，也反映出了當局的脆弱性，使每件事故都可危及其統治。 在這次事件中，中國的工人階級進一步激進化與覺醒。要克服官僚與資本之惡對人民生命安全的威脅，只有依靠組織和鬥爭。關鍵的訴求是組織工會的權利。真正的工會不僅為提高工資、每周工時40小時、職安條件、結束外包製度而鬥爭，也要求民主監督職場。建築企業、房產發展商、銀行和城市規劃部門，都一定要公共擁有，並且受到工人、租戶、小商戶和公眾的民主監督，其有權選舉公司管理層。而管理層不會領取高薪厚祿和享有特權，並受到工人民主監督。如此方能實現對生產品質的真正監管，以及對人民生命安全的有力保障。 甘肅馬拉松悲劇：政府的默許與資本的狂歡 在5月22日的黃河石林山地馬拉松百公里越野賽中，由於大風、降水、降溫，21 名參賽選手死亡，8人受傷。這場悲劇表面上源於天氣變化，但人禍也恐怕不可忽視。沿途安全保障遠遠不夠，物資準備、賽事熔斷、應急救援等等幾乎所有可能挽救回選手生命的機制都存在嚴重不足。 根據省委省政府的調查組結論，這次馬拉松中重大傷亡的原因是“賽事組織管理不規範、運營執行不專業”；這一結論固然道出了組織運營上的問題，但也迴避了問題的本質：資本主義對體育賽事的剝削牟利、體育賽事完全缺乏民主控制。2014年，國務院發布的《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產業 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表示“我國體育產業……還存在一些體制機制問題”。所以，他們對於這種體制問題選擇了什麼解決方法呢？ 答案是市場化。中共為體育發展所設定的目標是完善市場機制、發揮市場作用、努力扶持企業發展，力爭在2025年讓體育產業總規模超過5萬億元。根據國務院在文件中的觀點，市場化顯然是有利於“進一步促進公平競爭，降低賽事和活動成本”的。通過商品化、市場化，健身成為了新自由主義進軍的一片藍海， 地方主辦的體育賽事井噴式增長；據新京報統計，如今全國80%以上的馬拉松比賽是在最近五年才出現，而在6.63餘萬家體育賽事活動策劃相關企業中，成立時間在5年內的就有5.7萬家。這種不受監管的瘋狂擴張是由利潤驅動的，而不是為滿足社會需求而發展起來的多樣化、廉價的大眾體育運動。 體育產業市場化 這些蜂擁進入賽事策劃的企業總體水平相當可疑。以本次越野賽的舉辦方晟景公司為例，全公司上下只有12個人，且基本上沒有從事體育賽事的專業背景； 但這樣一個公司就已經可以輕鬆地與本地官員達成交易，進而組織賽事——如果沒有事故的發生，那麼在同時收到報名費、贊助、政府補貼的情況下，體育賽事的主辦方將能夠取得高額收益；通過越野賽來宣傳景區、促進消費，地方政府也受益良多。所以，對於地方政府與體育公司而言，一般情況下，舉辦賽事都是一種“雙贏”，哪怕舉辦方並不具備相關資格，哪怕政府作為“承辦單位”只是掛名的。 但這種雙贏只存在於市場意義與聲望意義。據中國新聞周刊的採訪，“政府不一定會評估運營方到底靠不靠譜”；政府渴望獲得政績，體育賽事活動策劃相關企業渴望撈金，在這樣一種不負責任的氛圍下，賽事風險被視為商業風險，主辦方對於安全保障、賽程設計等的考慮也都服從於企業盈虧，而非選手的生命安全。 於是，5月22日，選手們走上了一場由一心謀利的主辦公司和掛名的政府主辦的越野賽的賽道。而此時，那場致命的風雨已經在空中醞釀了； “無聲的跑者消失在狂暴的風雨中”。 我們主張： 沒有社會主義變革，體育愛好者永遠都會受欺騙。 資本主義正在侵蝕體育界。全球各地皆如是。儘管少數頂級的職業運動員的薪水非常高（是過高了！），但體育事業（尤其是職業水平的）是極其不民主和剝削性的。在 2021 年歐洲足球錦標賽上，丹麥球員埃里克森（Christian Eriksen）在對陣芬蘭的比賽中突發心臟病倒地，需要在球場上進行緊急救生治療，使無數觀眾感到不安。比賽暫停了，但在大型贊助商和電視公司的壓力下，只暫停了兩個小時。丹麥球員當然因此事遭受嚴重打擊，最終輸給了芬蘭。 扭曲的體育 社交媒體上引發了一場關於主辦方不將比賽推遲到另一天進行的作法不人道的辯論。此事件發生於今年早些時候足球界“歐洲超級聯賽”的大醜聞之後。球迷起義（曼聯球迷之前以入侵老特拉福德球場的方式，非常有效地進行抗議）迫使曼聯和尤文圖斯等大型俱樂部放棄了他們的搶錢計劃。體育產業不僅被被億萬富翁所有者的欲望所扭曲，而且完全缺乏民主控制，也沒有社會所有權（因而可以向大眾而非少數精英開放）。社會主義體育政策涵蓋設施、俱樂部和協會的公有制，以及俱樂部和協會成員、工作人員、愛好者和更廣泛的工人階級社區的民主控制。 中國：新的冷戰，新的太空競賽 過去半年可謂是中國航天工程項目密集式連環啟動的日子。自去年年底起，總計有完成月球探測器“嫦娥五號”航天任務、火星探測器“天問一號”成功著陸並運行、成功發射“神舟十二號”載人航天火箭，並首次讓三名宇航員長時間駐留其空間站“天和”號核心艙等等。再加上其他衛星系統的陸續構建和升級，如中國版的GPS“北斗衛星導航系統”，令人關注中國的航天技術的發展水平。 民族主義宣傳 中共政府亦非常積極地將這一系列的科技成就為自己的民族主義宣傳添油加醋，以鞏固自身的執政威信。這些宣傳甚至顯得過火，比如在5月初，印度新冠疫情猛烈爆發之時，正值中國空間站“天和”號發射升空及順利入軌。中共政法委的官方微博帳號“中國長安網”發了一則微博，配圖竟將中國的運載火箭點火發射的照片與印度防疫人員火化染疫死者的照片並列，並配以文字“中國點火vs印度點火”，對印度的疫情慘劇加以冷嘲熱諷，這視人命如草芥的輕佻冷血態度反令大量民眾感到心寒和反感。甚至連右翼民族主義報刊《環球時報》的總篇胡錫進都公開表示此舉不妥，因而被網軍攻擊不夠愛國。可見當初煽動民族主義的人也開始遭到反噬。 面對中國航天計劃競爭，在五月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美國太空總署署長比爾·納爾遜表達擔憂。特別針對中國2030年的登月計劃，他提出了加大對發展載人地外登陸系統的投資。 中美新冷戰的背景下，這一舉動令人聯想到中美之間是否也會像半個世紀前的美蘇冷戰一般展開新一輪的太空競賽。當然中美衝突是為了市場和經濟力量而非意識形態的。 雖然客觀上中國的航天技術近年發展的確相當迅速──這也給予了中共自我吹噓的底氣，但技術水平上與美國相比依然存在相當的差距。特別是在重型運載火箭的有效酬載量乃至產量上，兩者甚至有著三十至五十年的技術距離。 現時，中國最新銳的現役“長征五號”火箭只有25噸的低軌道酬載量，假如要進入月球軌道的話，酬載量最多只有9.4噸。相比之下，美國60多年前的“土星五號”火箭有著45噸的月球軌道酬載量以滿足登月任務所需。 另一方面，在生產技術上，中國的火箭建造依然處於人手組裝的水平上，生產技術離產品化量產化相距甚遠。對工作人員的個人的技術水平和穩定性有著極高的依賴性，這對於排除系統隱患，優化系統結構非常不利。對比SpaceX的成熟量產航天器和發動機，馬斯克甚至聲稱目標是每天生產一台“猛禽”火箭發動機，測試“星艦”原型機的發射頻率達到一到兩個月內就發射一次，兩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代差。 放肆的資本 半個世紀前的太空競賽，客觀上推動了技術的進步，但本質上更多是國家的面子工程。因此當年技術的發展亦隨著蘇聯登月競賽中失敗大幅放緩。而現在，不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的航天技術，到底都是在為帝國主義衝突與資本服務。而SpaceX作為一家私人資本所擁有的公司有時甚至讓人感覺這是馬斯克的私人玩具。2018年馬斯克用獵鷹重型運載火箭將一台特斯拉Roadster跑車和假人送入日心軌道，此舉除了用作吸引眼球的廣告宣傳外沒有多大的科研價值，徒增一具太空垃圾。這亦生動了展示了太空技術假如不為公共擁有、人民民主管理的話，統治階級和資本家能鬧出多麼荒唐的舉動。 社會主義者認為科技的發展必須以全人類的福祉和全世界的未來為基礎，現時太空航天技術已日漸成熟。中美主導下的資本主義制度正在製造氣候危機，破壞地球，而新冷戰的競爭使這情況進一步惡化。但首先的目的卻只是為帝國和資本的利益所服務，技術的進步為我們所提供的生活便捷不過是利潤的“副作用”。而當太空技術被帝國和資本所壟斷時，往往反而會阻礙技術的發展和限制民眾的應用（如我們日常生活所應用的GPS系統，其定位精度實際上是被美國政府故意降低的）。因此我們必須終結資本主義的統治與帝國主義的衝突，鑄劍為犁，以解放更先進的生產力和技術發展。 漫談河南水災 2021年7月20日，中國河南省暴雨成災，降雨量驚人，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經濟損失與人命傷亡。這次災難活生生地向我們展示了中共專制的官僚體制如何一步步將災難升級，令本可避免的人命傷亡一再發生。 當然這次雨災在這星球上並非個別事件，幾乎在同一時段，德國西部——比利時亦發生洪災，美國西部及加拿大出現極端高溫和山火。這些消息都一再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氣候災難已經降臨。 然而相對地，中共官方固然樂於將這場災難“甩鍋”給極端天氣，但相比之下，官方的宣傳口徑卻絕少談及這場災難與氣候危機之間的關係。中國是世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占了全球排放總量的27%。在過去的一年間，由於全球疫症關係，重工業產能增加，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更增加了15%，創下新高。而到了22號，中國國家氣象中心的首席專家任國玉更直接了當地否定了鄭州暴雨與氣候危機之間的關係，而稱原因是雙颱風所造成的“異常的行星大氣環流”。但眾所周知，颱風頻發正是氣候危機的一個重要標誌。中國政府並非像特朗普般睜眼說瞎話的否認氣候危機，而是希望將氣候危機僅僅局限於作為一個外交談判的話題，以避免引發國內針對環保問題與氣候危機的群眾運動。但這場水災，已經令不少中國的民眾驚醒過來：原來氣候危機離我並不遙遠！ 中共宣傳部門不遺餘力地強調這是一次“千年一遇”（某些部門甚至稱“五千年一遇”）的暴雨，試圖以此淡化官僚的責任。固然這次災難警醒著我們氣候危機的急切性，但官僚所造的破壞不下於災難本身。鄭州氣象局在19日到20日上午接連發布了五道“暴雨紅色預警”，按照中央氣象局的官方指示，發布紅色預警後，政府及相關部門應做好應變準備，停課停工等等。但鄭州市政府卻對此毫無準備，沒有宣布停工停課，在整日的暴雨中要求城市如常運作。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一名幹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表示“預警不是法律，主要還是建議。總有些（單位）不太自覺，還是會讓員工正常上班”。氣象局人員指，他們只負責提供天氣預警，無權決定停工停課，要由應急管理部下命令。至於應急管理局就回應指停工停學決策“要經過指揮部層層批准後才可以做到”。這些回應充分暴露了不民主的官僚體系的僵化。直到20日下午，整座城市已泡在水中，街道上多處急流沖走行人甚至汽車，災難已不可挽回，官僚部門卻仍然沒有提醒民眾應留在安全的室內躲避，造成傍晚下班時段民眾意圖趕回家中時（假如政府及時下令停工停課，他們當天早上根本就不必離家上班）正面遭遇惡劣天氣。 因此，當天的天災與災難性的官僚舉動疊加起來，造成了雙重災難。其中一處傷亡最嚴重的地點京廣北路隧道，當天下午到傍晚時段正好是下班交通高峰時段，超過200輛汽車堵塞在隧道中間動彈不得。同時隧道開始積水，水流漸漸增大。有消息指，淹沒的速度非常迅速，整個過程僅僅只花了數分鐘時間。該段隧道於2011年落成，而早在動工建造之初，就有工程師指出在這地段位處低洼，過去曾經是一片沼澤地，在此興建隧道並不合適，很有可能會被水淹浸，但政府與工程當局卻無視了這一警告。在過去的十多年間，中國各地所謂的“基建狂魔”熱潮令各地紛紛大筆投資基建，但有不少都僅僅只是為了滿足官僚政績的大白象工程，安全與質量堪憂，甚至在關鍵時刻毫無作用。 例如在災難發生的僅僅一個多月前，鄭州市城市管理局官方網站稱2020年啟動的鄭州智慧隧道一期（京廣路隧道試點）建設工作已經步入尾聲。如果有突發事故發生，將能實現精準快速搜救。而《南方都市報》亦指京廣隧道半年前才剛經過大修，維修項目包含排水設施、消防與電設備。兩個月前也曾進行防汛演練，同時搭配兩座排水站，當積水池內積水達到一定深度，排水站可自動啟動，及時排水。然而這些措施在面臨這一次的考驗時卻通通失效。 另一個重災區就是鄭州地鐵。20日當天傍晚，網絡上已流傳被困在地鐵內的民眾所拍攝的大量影片畫面。從影片中可見，地鐵車廂內已充滿泥水，部分水深更已到達乘客頸部。而車廂外的水位更高，而且水流洶湧。因此民眾質疑地鐵為何仍然堅持繼續營運，從而變成死亡陷阱。鄭州地鐵公司安全部門主任聲稱停運需要“通過運營公司上報交委和應急管理局”。再次，我們看到了官僚體系的猶豫遲頓。更可怕的是，這種“等待上級發落”的官僚心態影響著整個社會——簡直就如新冠疫情爆發初期的武漢。從鄭州地鐵慘劇中死裡逃生的民眾和工作人員都表示，從列車隧道開始出現輕微積水，到積水淹浸路軌令列車停駛，然後車廂開始滲水，直到最後車廂外水流湍急無法逃生，中間整整經歷了三四個小時的時間。但在這三四個小時的過程中，從列車駕駛員，到站台站長，再到地鐵管理部門竟沒有任何應變措施，都在機械地等待“上級指令”。救災人員張先生向德國之聲表示，他有一個朋友與其他乘客受困於當時淹水深及肩膀的地鐵車廂內，“他所在的車廂沒有死人，但是是靠自救才跑出去的。”相比之下，對於自身也身處險境的基層列車駕駛員而言，居然眼白白看著車內外積水漸漸高漲，都不敢自行組織乘客及時疏散逃生，只知原地等候指令。可見，嚴重的官僚作風甚至消磨了一個人最基本的求生本能，令人們即使面對“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險都不敢自救。這只能說明官僚比水災更可怕。 官方媒體在地鐵的災難中亦表現得非常惡劣。當晚約九點左右，在有大量民眾依然被困，仍在等待救援的情況下，官方媒體（包括央視、“環球網”、以及鄭州市政府官方微博等）就急不及待地發出消息指所有被困乘客已經獲救，無生命危險。這一消息令被困在車廂內，仍能通過手機收到外界訊息的乘客陷入絕望。認為搜救隊已放棄搜救，他們只能待在車廂內等死。官僚為了自己的面子，絲毫不顧及現實情況和被困民眾及其家人的感受，引發了民眾的猛烈批評。隨後官方媒體才裝模作樣地承認仍有人未獲救，救援工作仍在進行。對於死亡數字，官方媒體聲稱地鐵水浸事件造成14人死亡。但這一數字亦被質疑，有民眾認為從網上片段所見，在車廂外水流洶湧且水位高漲的情況下，即使車廂內仍未完全淹浸但乘客亦會很快面臨失溫和缺氧等，救援整列列車數以百計的乘客是極其困難的工作。而據《河南商報》報道一名被困乘客的丈夫表示，當他到達妻子被困地點附近的地鐵站向工作人員求救時，“工作人員根本不知道車廂的情況有多危急”。 但官僚災難仍不止於此。20號晚上十點半，《人民日報》發文稱鄭州常莊水庫將於當晚泄洪。但鄭州的官方通告卻指，水庫在20號上午十點半已經泄洪。有鄭州民眾在20日中午時分拍攝到市中心的情況，顯示在市中心，馬路在不到30分鐘的時間內突然被洪水和急流所淹沒，有民眾和汽車被急流所沖走。這景象不似暴雨所造成的積水逐漸上漲，反而更像山洪暴發。因此民眾懷疑是否政府官僚在未通知民眾和未安排疏散的情況下就急急泄洪，導致市區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就被淹浸。 隨後不久，官方媒體突然更改口風否認泄洪的消息，令事件的真相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鄭州以北約80公里的衛輝市附近一條鄉村，21號凌晨4時，的確有人想趁村民在睡夢中偷偷挖開當地堤壩。所幸及時被村民發現並趕走，隨後村民連夜冒著暴雨守在堤壩之上，以防再度有人破壞堤壩。但耐人尋味的是在25日，亦即停雨兩天后，衛輝市內的城市積水不減反增，城市水位猛漲，由局部積水變成全城被淹。衛輝民眾懷疑政府在沒有通知和安排撤離的情況下泄洪。官僚災難在停雨後卻依然繼續，28日消息稱，當衛輝市的洪水尚未退去，志願救援人員仍在城中涉水搜救災民時，衛州市政府卻突然通電，至少8名志願者觸電受傷，目前生死不明。 這次雨災與官僚災難引發了民眾的普遍不滿和憤怒。暴雨過後，民眾聚集在被淹沒的京廣九路隧道外圍觀，遭到現場的警察驅趕。特別是當隧道完成排水，開始將隧道內的車輛拖走時，警察用更為粗暴的手段驅趕甚至毆打在場群眾。令人懷疑官僚是否為了掩蓋隧道內死傷慘重的實際情況。 在27號，大批鄭州市的民眾到地鐵沙口路站外獻花吊念死者。政府隨即在站外圍封起擋板，阻止民眾繼續獻花和吊念。然而在當晚，有民眾自發拆除搬走擋板，得到在場其他民眾的歡呼和鼓勵。在28號，前往吊念的民眾更多，鮮花更一直延伸擺放到街尾。而在強大的民意壓力下，政府默認了民眾這一抗爭舉動，沒有再次重新圍封車站。 但在另一邊廂，中共在面對強烈的民眾不滿情況下，繼續採取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方式以轉移民憤。特別是共青團鼓吹民眾針對BBC、CNN、以及德國之聲等境外媒體記者。而這些記者亦表示在中國進行採訪工作其間感到明顯敵意，以及遭到部分民族主義者的阻撓和圍堵。有人指部分身穿黑色便衣參與圍堵外國記者的人實際上是國安秘密警察，他們當中甚至攜帶了專門用來干擾擊落無人機的武器。央視在當天的新聞報道中，對於全國關注的河南水災僅僅數字帶過，卻大篇幅地報道歐洲的洪災消息。 民眾在這次水災中同樣覺醒的，是開始意識到這次災難不僅是天災，更是人禍。民眾網絡上開始疾呼“請不要用天災掩蓋人禍”！官僚體系的無能和腐敗放大了這場災難，只有全面落實民主權利，消除對利潤的貪婪，才能徹底掃除官僚腐敗。政府面對天災危機時總是優先考慮自己的政績或經濟效益而非民眾的生命安全。交通、建築和城市規劃部門應由工人階級民主控制和管理，不容私人資本染指，絕不能心存僥倖拿民眾的性命冒險。這次的災難亦再一次凸顯了中國的工人為何需要獨立工會。對於危害民眾安全的大白象工程，除了要民主控制建築部門，工人通過新成立的獨立民主工會民主地選出工人安全代表，讓他們有權在緊急的情況下宣布停工停課，以及否決危險的工程方案。民眾亦要自下而上的組織抗爭，與各地的工人群眾團結一致，反對資本主義和專制官僚為牟利罔顧環境成本，用社會主義的政策對抗氣候危機，終結資本主義的破壞性統治。 中國：習近平的多重危機 習近平計劃在黨大會中完成他成為中國終身統治者的加冕儀式。中共的黨大會只是個橡皮圖章，並不是一個進行辯論和民主投票的政治會議。這次大會和中共內部正在進行的權力鬥爭或將迫使習近平做出一些妥協，這會是他首要的任務。習近平政權的每一個政策和行動，都在某種程度上與他鞏固從“一黨專政”過渡到“一人專政”的過程有關。 這個過程的結果並非個人心理或野心所致（至少不是主要因素），而是隨著全球和中國資本主義危機的加深、國內不斷緊張的社會情勢，以及以新冷戰為表現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協調的經濟和外交攻勢爆發，中共極權國家機器內部不斷積累的極端矛盾。一般來說，歷史上的一人獨裁政權都代表著深重危機的出現。 這也就是中國今天的處境。習近平的統治已經進入了一個多重危機疊加的階段。事實上，他的政權在採取行動“解決”現有危機的同時也引發了新的危機——從香港和台灣，到人口危機，再到債務危機。債務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儘管進行了近6年的經濟“去槓桿化”，但債務仍然像病毒一樣在經濟中蔓延。當監管機構對債務問題的注意力從一個經濟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時，任何原本暫時下降的債務水平都會反彈。 日本病？ 中國人口危機對從消費到債務水平再到養老金和養老的方方面面，都造成極其嚴重的負面影響。中國人口恐怕已經達到頂峰並開始下降，來得比大部分預測提早10年。中國在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之前，就出現“未富先老”噩夢，似乎越來越有可能。 十年一度人口普查在5月份公布，但當中各數字之間根本自相矛盾。人口普查結果也被推遲了一個月才公布，令人懷疑數據遭到篡改。和談到其他所有政策時一樣，政府機關和媒體只能報導各種“勝利”。“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一個親中共的智庫）的黃文政認為，中國人口危機、出生率的急劇下降、勞動力萎縮和人口結構迅速老齡化“可能會給這個國家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中國迫在眉睫的潛在危機已經充斥著“日本病”特徵：經濟放緩和“人口增長停滯”相結合，恐將延後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的時間，甚至讓中國超過美國成為永遠不可能實現的事。以美元計算，中國的GDP目前約為美國的75%。日本在1990年達到了類似水平，但隨後陷入經濟危機、長期停滯和“失去的數十年”。今天的美國經濟規模已經比日本大四倍。 中國人口危機顯示，儘管社會普遍誤以為中共有能力提前計劃，中共其實沒有這個能力。為什麼沒有更早地實施新政策？這可謂習近平的另一大挫敗，更加劇中共內部權力鬥爭，部分反映出對習近平統治下的“政策轉向”甚至政策癱瘓的焦慮。4月，作為國家央行，中國人民銀行極反常地介入此事，發布了一份有關人口轉型的報告，敦促徹底改變人口政策。這種公開批評標誌著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人行因其經濟作用而享有稍大一點的自由度，而其他國家機關只能保持沉默。人行該篇報告指責政府的“觀望態度”，並警告說“如果沒人想要更多的孩子，放寬政策就沒什麼用了。”許多評論員認為人行這個特殊的部門已經成為脫韁之馬，現在採取措施加緊對它的控制也沒有任何用。 人口普查報告，以及可能存在的未公開、甚至更令人震驚的調查結果，顯然已促使政府採取行動。但中共政權最近的一系列人口政策帶來恐慌。5月政府頒布了新的三胎政策，隨後在7月出台了一項更明確的措施，取消了自1980年以來實施的對計劃外生育（“超生”）的所有罰款。但是，政府宣布三胎政策時，公眾壓倒性地懷疑這個政策，甚至是對此很憤怒——規定的改變並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新華社》的一項民調顯示，93%的受訪者完全不考慮生育第三胎。該民調在數個小時內被移除。網上的一條評論總結了當時的流行情緒：“政府覺得我不買勞斯萊斯，是因為限購嗎？ ” 帶有負面影響的“勝利” 在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40年裡，中共獨裁政權被普遍（尤其是外國資本家及其機構）認定是可靠的經濟與政治管理者。是的，獨裁政府牢牢掌控所有媒體、銀行、關鍵經濟部門和世界上最大的官僚警察機器，不受被中共操弄的法律體系約束，可以做許多其他較“輕度”資本主義國家無法做的事情。但他們也會失敗，有時是遭遇災難性的失敗。一方面，這是因為中共政權經常被自己的審查制度、來自地方政府的虛假和誇大的統計數據，以及下級官員害怕說真話會招致習帝不滿等因素所蒙蔽。中央政府的政策往往被在保護自身利益方面非常老道的地方政府沖淡或阻撓。 這就是新冠肺炎如何在武漢開始並嚴重爆發，然後在中央政府作決定之前蔓延到海外的原因。所有這些因素似乎也讓人口危機演變到現在政府補救恐為時已晚的地步。這將需要國家進行大規模干預，以降低房價、提高工資和工人的福利保障、結束在職場和社會上對女性的歧視、將醫療支出至少提高到全球平均水平（目前僅全球平均的一半水平）並取消所有中等、高等教育階段的教育費用。若要實現這些政策，我們需要革命性的反資本主義變革，而這隻有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運動可發揮這樣的作用、完成這一任務。中共政權若要實施這些政策，第一步就會丟掉權力，所以它沒有能力採取這樣的政策。 中共在香港沒有退路 習近平通過強硬的民族主義鎮壓將越來越多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而其統治越來越在自身宣傳製造的假象中深陷迷朧。其的政策往往使現有危機加倍嚴重並製造新的危機，將社會緊張情勢推到極端。習近平政權在新冷戰中的失誤，例如對現已崩潰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過度自信（這促進了拜登對歐洲的拉攏），令中共的反習派抱怨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外交路線被拋棄。 香港是另一明顯的案例。習近平的鎮壓、在2014年突然取消允許實行一人一票真普選的早前“承諾”，以及當年雨傘革命結束後的白色恐怖，極大地觸發社會緊張局勢，隨後因最終導致了2019年的社會爆發——逃犯條例修訂不過為次要問題。習近平的政策掀起了一陣風暴。 從此，由於習近平的字典里沒有“退路”二字，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直接控制香港，消除香港與大陸的區別。習近平還利用對於香港的全面控制，虛張聲勢表現其政權擁有無上權力，不像冷戰中美國領導的陣營“虛張聲勢”那樣陷入癱瘓。 當然，在香港的戰鬥雙方力量差異懸殊，北京幾乎掌握著所有的底牌。在中美資本主義之間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中，這並不是衡量力量對比的可靠指標——如果習近平政權相信自己處於絕對優勢，他只會犯更多的戰略錯誤。在台灣和南海，美國的反擊將更加猛烈，並將建立一個更強大的軍事和外交聯盟網絡，以保護其在亞太地區的帝國主義利益。 就內宣而言，香港作為宣傳習近平這個強人的“勝利”，就算不是典型案例，但也具有重要意義。但這需要付出代價。對香港的鎮壓極大地令北京對台灣問題的立場更為棘手。兩岸衝突通過談判解決的可能性從來就不高，現在則更是幾乎不存在。 香港的出逃移民潮 此外，即使在香港，負面影響也可能會在一定時間後顯現。中國古代軍事家孫子勸告說：“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大凡用兵的原則，使敵人舉國屈服，不戰而降是上策，擊破敵國就次一等）。”但習近平和他在香港新上任的頑固手下們已經開始大肆逮捕、頒布禁令、清洗反對派與進行恐嚇。他們現在甚至查禁兒童讀物。中共這樣做是在“毀掉”這座城市，並導致成千上萬的人移民海外或正計劃移民。在撰寫本文時，每天約有千名港人出逃——這還是在許多疫情旅行相關限製取消之前。 跨國公司不再指望香港作為其亞洲總部的基地，尤其是因為香港在華盛頓的命令下遭踢出“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隨著外資陸續撤出香港，中國大陸的資本和企業將填補這一真空。習近平最近打壓中資企業（特別是科技企業）、阻礙他們在美國上市的計劃的副作用之一，也使得他們需要依賴香港。 但作為中國金融中心的未來顯然不同於作為全球金融中心。香港未來將更多與上海和深圳競爭，而非與紐約、倫敦甚至新加坡作競爭。這個過程不會在一夜之間發生，但過去一年的事件使香港即使在金融意義上的長期“大陸化”也成為必然。因此，“亞洲國際都會”的命運將成為新冷戰時代去全球化的縮影。 毛澤東時代的教訓 香港的全球金融地位本可作為服務於中共政權的有用工具，以規避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西方的反華保護主義和遏制政策。這是香港在過去擔當的傳統角色。即使是毛澤東的非資本主義政權也允許英國人繼續控制香港，因為讓英國殖民者留在那裡是“有用的”——如果他們願意奪取香港，中共本可以在24小時內占領香港。這就是為什麼香港毛派在1967年反英抗暴，最後卻被北京出賣。這段歷史顯示了習近平政權與之前歷屆中央政府在外交靈活性和“務實”方面的鮮明差別。 在新冷戰爆發前，中共所謂的超級經濟大國形象給貪婪的外國政府和資本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湧向中國，抓住一切機會與中共高層官員打交道。中國對新冠疫情的迅速抑制（相對於西方資本主義政府的災難性反應）暫時突出了中共制度的“優越性”，這當然也是習近平宣傳的主題。但是，中國現在激增的多重危機的數量，令人懷疑中共政權是否真的有作出過計劃。 人口危機：獨生子女政策和資本主義復辟的遺產 從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間，中國勞動力減少了4500萬，未來五年將再減少3500萬勞動力。 2021東京奧運期間的中國與民族主義 中國日益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席捲了2021年東京奧運會。奧運會有著不光彩的歷史，億萬富豪贊助商與傳媒公司劫持了其耀眼的體育成就。奧運會由腐敗、反動的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控制，而國際奧委會在歷史上與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專制政權有著密切的聯繫。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和薩馬蘭奇 （Juan Antonio Samaranch）這兩位長期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的人都是法西斯主義的同情者。近幾十年來，奧運會也成為房地產開發商的奴隸，使他們能夠通過大白象基建來獲得利潤豐厚的合同並炒高房價，而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基礎設施在奧運會結束後就很少使用了。受新冠疫情影響，本次東京奧運在無觀眾的場館舉行，這可能是有史以來最瘋狂、當然也是最昂貴的奧運會。其花費至少154億美元，而這筆錢可拿來建造300家醫院。 對於中共當局而言，這場國際賽事與其說是一個體育競技場，倒不如說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舞台。中共藉由運動員的奮力拼搏展現所謂“大國自信”。這並非中共獨有現象——其他資本主義政府（尤其那些世界強國）也出於這個目的利用奧運會。但也許在中共統治下，這種民族主義野心比任何其他政權都更強。在通過政府經辦的體育學校全日制訓練的“舉國體制”下，運動員的首要任務是確保中國拿最多的金牌，而自己如果沒得冠軍就要挨罵。也有不少時候，當中國選手沒得冠軍時，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充滿針對奪金的他國選手的叫罵聲。中共在1971年提出的“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體育工作政策，在民族主義熱潮下淪為徹底的空話。這阻礙了公眾將體育運動視為身心技能競賽並享受其中。 在羽毛球男子雙打決賽中，中國選手李俊慧、劉雨辰因不敵台灣選手而“屈居”銀牌，遭遇大批中國網民的指責，說他們沒有拼盡全力、缺乏鬥志，更有甚者要求兩人立即退役。如果沒有收穫金牌，運動員本人會遭到指責、一切都是他們自己的錯；但如果運動員收穫了金牌，就不能只把功勞歸於自己，而必須感謝國家感謝黨。在4×200米自由泳接力奪得金牌的張雨霏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中國力量不服輸，拼了就可以激發潛能”，仿佛自己是靠“中國力量”支撐才拿到的金牌。舉重運動員石智勇則表示，要將他獲得的金牌作為中共建黨一百周年的獻禮。 中共官媒央視在在羽毛球男子雙打決賽後，沒有轉播頒獎儀式，一方面迎合中國國內不斷高漲的、政府操弄民族主義情緒（包括這次對於輸給台灣隊的憤怒），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明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種只反映富豪精英階層為了資本主義擴張而想要有更多權力、而非台灣與大陸工人階級利益的論調——畢竟，台灣藝人小S徐熙娣只是講了“國手”二字就被打成“台獨”“辱華”，如果轉播台灣的奧林匹克國旗歌，那豈不是央視帶頭“辱華”？而乒乓球混合雙打決賽後，有網友沒有跟著那些極端民族主義者罵擊敗中國隊摘金的日本選手，而是就事論事理性分析，結果被扣上“漢奸”等帽子。尊重對手的體育精神在此時蕩然無存。 奧運期間的這種民族主義發展走向極端乃至失控，也體現在對於本國運動員言行的態度上。在羽毛球女雙預賽中，中國選手陳清晨在比賽期間數次大聲喊出中文髒話引發爭議。為此辯護的中國網民在一開始盛讚這是“優美中國話”、中國媒體則稱其為“C語言”，也有部分網友硬掰陳清晨當時喊的是音近的“watch out（小心）”；但到韓國方面決定根據世界羽毛球聯盟規定投訴的時候，這些網民基本上都說是“watch out”、不再承認是中國話了。無論是否覺得韓國人輸不起、想在此時此刻嘲諷一番，講法出現這樣子的改變，肯定有害怕韓方投訴真的會給中國選手造成嚴重後果、會破壞中國形象的成分在。 民族主義過火不只是對外造成麻煩，甚至也演變成針對中國本國的運動員的網絡暴力（網暴）。射擊運動員王璐瑤因為沒拿到獎牌發自拍表示遺憾，而被噴“就是想紅”；而奪得在這次奧運首枚金牌的楊倩則因為被人挖出1年前曬Nike鞋的微博圖文，被罵“崇洋媚外”“跪族少女”，甚至有極端網民要她“滾出中國”。對此，中共官媒陸續出來為民族主義煞車：環球網發文反對網暴，鼓勵王璐瑤不要灰心；《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自媒體“俠客島”除了譴責網暴以外，亦批評認為喜歡外國品牌就是賣國賊的觀念狹隘偏執。 在這次奧運最後一天，中國被美國反超，丟掉了維持多天的奧運金牌榜第一名，勢必會讓那些民族主義勢力再次暴怒、四處出征。但這樣子的出征行為引發了海內外太多的反彈，不免影響到中國的國際形象，對於2022年北京冬奧有不利影響，因此中共當局想辦法對此降溫。當然，這種民族主義情緒並非中國獨有，新加坡也有過網暴本國表現失利選手的案例，韓國、俄羅斯等國選手則有過為本國“爭光”而犯規或使用禁藥的記錄。國際體育賽事在資本主義底下必然充斥民族主義，而只有經過社會主義變革，完全的公平競爭與真正的體育精神才能實現。 1971年基辛格對中國的秘密訪問 “Eureka!（成功了） ”這是1971年7月9日至11日，與中國領導人進行絕密會談後，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返回美國時，發給尼克松總統的一封只有一個詞的電報。從基辛格的角度來看，他的訪問進行得很順利。他的老闆是個一個右翼的反共產主義戰爭販子，私底下接觸毛澤東的斯大林主義政權是他高風險的政治賭注。 這些會談導致了美帝國主義外交政策突破性轉變。這最終改變了歷史進程，為過去30年最重要的全球關係（即中美關係）奠定了基礎，然而中國成為資本主義強國的迅速崛起和發展，遠遠超出了尼克松、毛澤東和他們同時代人的設想。 基辛格的秘密任務，甚至是美國國務院和尼克松內閣的大多數成員都在此前並不知情。基辛格對巴基斯坦進行了一次不起眼的訪問，在一次官方晚宴上假裝生病。巴基斯坦的軍事獨裁者葉海亞·汗是少數知道這個秘密的人。根據官方的說法，他沒有帶基辛格去一個曾屬於英國的度假山莊休養，而是由汗的私人司機帶他去了一個軍用機場，而基辛格從那裡飛往北京。之所以保密，是因為接觸中國這個提議的敏感性，這將不可避免地面臨美國主流政治人物（尤其是尼克松領導的共和黨中的親台遊說勢力 ）的反對。尼克松和基辛格也不確定他們對中國的策略是否會成功。7月15日，尼克松發表電視講話，透露基辛格剛從中國回來，次年這位美國總統受邀訪問北京。 甚至在基辛格出訪之前，雙方就已經進行了廣泛的非官方接觸，探討達成協議的可能性——根據現已公開的總統文件，彼此有著“100多次秘密會晤”。這些討論為美國男子乒乓球隊在1971年4月驚喜地訪問中國開闢了道路，從而產生了“乒乓外交”這個術語。 中蘇交惡 1972年2月尼克松與毛澤東的會面，將是一次公關上的大成功，並提高了他的總統支持率。民意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的美國人，支持他的中國之行。儘管如此，這一進程仍以龜速推進，距離中美關係完全正常化還需要7年時間，部分原因在於美國政治的不穩定——尼克松在1974年因水門事件而下台。 尼克松的訪問為中美之間的歷史性協議鋪平了道路，為所有美國總統提供了示範，直到奧巴馬開始放棄了與中國的接觸 （以及這方面表現很突出的特朗普），轉而採取遏制和對抗的方式。 在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的政策是一個大膽的地緣政治策略，旨在分裂世界範圍內的斯大林主義陣營。美國充分意識到中蘇交惡日益嚴重，甚至在1969年兩國爆發了邊境衝突。美國統治階級知道自己正在輸掉越南戰爭，而尼克松-毛澤東的修好政策是其在對抗斯大林主義蘇聯的鬥爭中重新占據上風的策略。 因此，毛澤東和他的繼任者在蘇聯和全球斯大林主義的最終崩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儘管這個崩解過程要在20多年後才完成。在毛澤東的繼任者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開始了資本主義復辟，毛澤東與美帝國主義修好的經濟和外交政策也極大地促進了這一轉變。這是今天的“坦克派”和親中共的左翼分子不想被提醒的事實——中共幫助推動了蘇聯的解體。 台灣: 談判的關鍵 1971年，美國與蔣介石在台灣的獨裁政權結盟，一度有三萬軍隊駐紮在台灣。台灣也有派遣一小隊軍事人員，到越南協助美軍作戰。在與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談判中，毛澤東和周恩來提出了強硬的要求。他們想要美國的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和貿易特許權——他們也成功得到了。 毛澤東政權正值危機當中，面對著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影響，這本身就證實了中國斯大林主義的官僚體制已經走到了死胡同。但是中方感覺到美方更渴望達成交易。歷史學家芬比（Jonathan Fenby）說，為了達成最好的協議，基辛格，有時候還有尼克松，都在拍馬屁。在他們的會議上，尼克松稱讚毛澤東的著作，而毛澤東也回敬說，尼克松的《第六次危機》“不錯”。 雙方都直率地分開處理自己的實際權力利益與公開姿態。毛澤東在1973年2月告訴基辛格，兩國政府還需要互相批評一段時間。“‘共產主義去你的吧！’我們就說，‘帝國主義去你的吧！’有時我們也要講點呢，不講不行呢。” 談到他們對莫斯科的共同利益，毛澤東說，“只要目標相同，我們也不損害你們，你們也不損害我們，共同對付一個王八蛋！”(出自尼克松的總統文件)。 談判的主要癥結在於台灣。在這裡，美國方面也給了毛政權它想要的東西。尼克松準備犧牲台灣與中國達成協議，這將更加決定性地促進美國在全球的利益。早在1971年4月，基辛格就告訴尼克松，“這是一個不得不發生在蔣介石的晚年的悲劇，但我們必須冷靜對待。”總統同意這個說法，說“我們必須做對我們最有利的事”。這意味著接受台灣被驅逐出聯合國，當時“中華民國”仍被認為是中國的合法代表。美軍還將撤離台灣，“一個中國”外交政策將使毛澤東政權取得重大外交勝利，而美國則轉而與台灣建立“非正式”關係，這此後成了美國的一貫立場。 聯合國投票發生在1971年10月，以76票贊成對35票反對同意把台灣趕出聯合國。台灣代表團最後一次慢慢走出聯合國大會。美國投票反對驅逐台灣，尼克松假裝對此感到憤怒，但這只是許多外交把戲中的一個。實際上，中國領導人已經得到了秘密保證，美國在聯合國的投票只是作秀——部分是為了安撫里根（Ronald Reagan）等親台灣的共和黨人。美國盟友英國、法國和加拿大都跟隨大多數國家投票，贊成將台灣踢出聯合國，並將聯合國席位給毛的中國。 中國政權與美帝國主義簽訂的協議，儘管是最引人關注的案例，但它並不是將狹隘的國家和官僚利益置於國際工人運動利益之上的單獨一例。多年來，中國政府一直譴責“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對西方的綏靖政策，隨後與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獨裁政權、希臘軍政府和在1973年領導粉碎左翼的血腥政變的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建立了外交關係。1976年，毛澤東去世前，中國與美國和種族隔離的南非站在同一戰線，介入了安哥拉內戰。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曾與美國一起，在阿富汗對蘇聯軍隊發動秘密戰爭，甚至允許中情局在新疆的奇台和庫爾勒，建立了兩個電子間諜站。鄧小平政權幫助培訓了數千名聖戰恐怖分子，其中包括許多維吾爾人——這是段有損其目前在新疆反恐強硬立場的黑歷史。當然，今天的世界和中美關係已經完全顛倒過來了。一場新的冷戰——資本主義巨頭為“贏得21世紀”而進行的鬥爭——已經拉開序幕。 斯大林主義和冷戰 1945年至1991年的第一次冷戰，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之間的地緣政治對峙。1945年以後，中國和其他一系列“共產主義”國家，都建立在非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之上。馬克思主義者用“斯大林主義”來形容這些官僚主義的獨裁政權，它們使用社會主義的措辭，但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斯大林的獨裁統治著1917年俄國革命後，工人國家墮落之後剩下的殘餘。資本主義已經被廢除，但是早期在列寧、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的工人民主的機構，在徒有其名的“共產主義”的特權官僚機構的崛起下，被其侵蝕和粉碎。 這些國家都實行國有經濟，但它們是以自上而下、充斥浪費、官僚的方式進行規劃的。通過在政治上壓制工人階級並將其排除在經濟和政治決策之外，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沒有可能朝向真正的社會主義發展。只有工人階級進行新一場政治革命，才能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掌控計劃經濟，通過廢除官僚專制徹底民主化社會。 中國資本主義與氣候危機 在河南省省會鄭州，自2021年7月20日以來，至少有302人因水災死亡，中共獨裁政權則稱其為“千年一遇”的洪水。但事實是殘酷而明確的：氣候危機已經到來，並將持續存在。 伴隨著氣溫和海平面的上升，中國人口稠密的東部沿海地區會面臨被淹沒的嚴重威脅。據估計，如果全球平均氣溫上升2攝氏度，中國4300萬人生活的沿海陸地就可能被淹沒。更糟糕的是，像三峽大壩這樣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可能會因降雨量增加和永久凍土融化而受到威脅。 煤電狂熱 中國是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排放量占全球的27%。習近平吹噓中國計劃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官方媒體不斷強調，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產國。但是，中共政權所計劃的一切都不足以達到這些目標，更不用說要實現2025年達到碳排放的峰值才能避免重大的“氣候臨界點”，這可能會為地球上的人類生活留下加速和不可逆的影響。事實上，由中國能源基金會和馬里蘭大學在2020年協調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中國必須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 儘管中共大聲疾呼要重視氣候問題，但十四五規劃沒有提到具體的可再生能源目標，也沒有計劃怎麼限制碳排放。2020年，中國新建造的煤電產能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總和的三倍多。數以百計的新煤電廠將被國家能源局開“綠燈”批准。中國66%以上的電力來自於煤炭。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以營利為目的的國家電網和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通過宣傳“清潔和高效”煤炭的神話，成功地遊說在十四五規劃中建造數百座新的煤電廠。 這直接揭示了中共的資本主義“商會”式的管治方式，強大的營利性國有能源公司利用國家積累了數十億美元的利潤。但這也與習近平在世界舞台上和黨國內部的地位有關，他的地位在新冷戰和新冠大流行病後經濟停滯下備受嚴重威脅。懷揣著在2020年確保終身執政的計劃，習近平試圖振興國內經濟，這導致他依賴煤電，煤電能讓數百萬人就業，而且煤礦在國內供應充足，不像天然氣、石油或鋰（用作再生能源）發電，必須從其他地方進口。 此外，《彭博新能源財經》駐北京的分析師欒棟（Jonathan Luan Dong）表示，可再生能源支出的數字是“根本不可能的”。雖然政府報告說在2020年已經安裝了1.2億千瓦的風能和太陽能，但幾乎沒有證據看到這對供應鏈的後續影響。國家能源局也選擇不提供2020年的風力安裝數據的數字。在新的帝國主義冷戰衝突中，為了向投資者和潛在盟友進行宣傳繼而對數據造假將導致相互傾軋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地球生態系統的奔潰中走向共同毀滅。 市場就是問題所在 中國對可再生能源的推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場驅動的，它現在擁有第二大“綠色金融”市場，中國的資產階級可以在這裡獲得巨大的利潤。然而，隨著可再生能源規模的擴大，太陽能和風能的價格將開始下降，直到建造新的可再生能源發電廠不再有利可圖為止。這種追逐利潤的邏輯最終使資本主義無法完全過渡到碳中和經濟，這就是為什麼民主計劃經濟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唯一途徑。 中共引入的第二個機制是全國碳市場，它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場。所謂的碳市場給工廠設定了碳排放上限，並要求企業在市場上購買“碳污染許可證”才能排放更多污染。但這一政策有嚴重的局限性，目前對所有污染者實行的“污染特赦”，基本上使市場完全是投機性的。其他地方也存在著的類似的、更嚴厲的模式，如歐盟已經實施了15年，但並沒有降低排放量的跡象。 碳市場不起作用的原因是，它們本質上是一種轉移注意力的策略，允許大型污染企業從消費者那裡獲得更多的利潤。這將使像中石化（中國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公司）這樣的公司能夠合理化基本商品的價格增加，在化石燃料繼續被開採出來的同時，掠奪超過數十億美元的更大利潤。 就在本周，中石化進行了10萬噸碳排放配額的批量購買，同時宣布到2025年將天然氣產量增長60%。雖然他們認為這是煤炭和石油的淨減排，但由於開採過程中的泄漏，天然氣的污染往往比其他化石燃料更大。更糟糕的是，中石化增加天然氣的原因與去年在新疆發現巨大的新天然氣資源直接有關，這為在西部地區進行更多的殖民和剝奪鋪平了道路。 習近平的碳捕集之夢 到目前為止，當局還沒有宣布或啟動真正的計劃來實現2060年中國碳中和的目標。清華大學的能源結構模型預測，即使到2060年，在最理想的能源結構下仍然有16%的電力來自於化石燃料。在預測能源消耗總體翻番的情況下，中共正計劃通過碳捕集技術“抵消”大量的碳排放。 與世界上污染者階級中的很多人一樣，碳捕集被視為資本主義和地球生態系統的“救星”，據稱其可以“抵消”化石燃料開採的成本，並允許這個萬億美元產業持續經濟增長。然而，現有的碳捕集系統目前只捕集了全球排放量的0.1%，擴大該技術的規模看起來是非常困難的。採用率極低的部分原因是回收碳缺乏市場，因為它必須與自然碳競爭。 同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資本主義的邏輯導致幾乎所有主要的碳捕集投資都是由大型石油公司進行的，從埃克森美孚到中國自己的中石化，後者剛剛啟動了一個“百萬噸級的碳捕集項目”。這是因為81%的碳捕集系統實際上是用在原油提煉的，揭示了碳捕集只是污染者用來洗綠自己併合理化開採更多化石燃料的一種方式。無論是在億萬富翁的獨裁國家還是在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化石燃料公司的萬億美元利益都與他們的政治和經濟體繫緊密相連，這使得應對氣候無常變化的“政治意志”難以出現。 即使資本主義政府要建立大規模的碳捕集系統，據估計這將需要相當於目前世界上所有耕地的土地。這將為大規模的土地掠奪和世界各地的窮人和原住民的流離失所開啟道路，降低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資產階級則繼續“照常過活”。 資本主義與環境破壞 迄今為止，中共政權為大規模破壞環境所提供的理由是經濟需要快速增長。雖然我們知道，勞動人民的實際受益很少，大部分紅利都被中國越來越多的億萬富翁（根據2021年的胡潤榜，中國億萬富翁人數超過1000）拿走了。算進環境清理成本的話，這個狀況就更加糟糕。 根據中共自己的環境保護部在2015年的數據，空氣、水和土壤污染的清理費用將花費6萬億人民幣（9600億美元）。在聯合國2018年的一份報告中，中國從1990年到2015年的人均GDP增長率為58.4%。然而，如果考慮到自然資源的損失和生態系統的不穩定，聯合國的“包容性財富”指數報告顯示，中國的人均GDP只增長了10.2%。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雖然能夠調動相對巨大的經濟資源，但仍然存在著對短期利潤的盲目追逐，這對我們的環境造成了不可逆轉的破壞。 中共對日益嚴重的氣候危機的應對是採取一系列氣候緊縮措施，包括上海在2019年實施的垃圾分類的新規則。雖然家庭垃圾是一個問題，但與“污染特赦”下繼續從工廠和發電廠噴出的不受管制的工業污染相比，它真的不算什麼。 然而，上海市政府已經決定迫使勞動人民為氣候危機買單，只要他們不遵循迷宮般難懂的垃圾分類系統，就會被罰款200元（相當於上海市1.5小時的平均工資）。雞骨是濕垃圾，但豬骨是干垃圾，還有一長串無意義的官僚化規則。受影響最嚴重的是上海的環衛工人，他們不得不加班加點對垃圾進行分類，因為市政府拒絕收集未經分類的垃圾。在沒有利潤激勵的情況下，統治中國的資產階級對確保大眾的宜居環境毫無興趣，只是在垃圾管理成本過高時強加殘酷的生態緊縮政策。 氣候帝國主義 中美新冷戰將在未來幾十年內將進一步明確世界資本主義的陣線。在這裡，雙方都變得越來越虛偽。中國已經資助了從埃及到菲律賓的300多個外國煤廠，而習近平則聲稱“一帶一路”必然是“清潔和可持續的”。由於超過60%的BRI投資用於不可再生能源，拜登政府指責中國將污染外包。但美國也好不到哪裡去，繼續花費數十億美元用於海外化石燃料補貼。雖然拜登已經簽署了一份行政命令，停止對煤廠的補貼，但美國繼續資助比煤更高碳排放的天然氣廠，進一步依賴這種美國現在大量出口的燃料。 為爭奪鋰和鈷等可再生能源資源的競爭也可能會加劇。中國已經獲得了剛果民主共和國一個主要鈷礦的開採權，那裡普遍存在童工和奴隸勞動，採礦污染物往往對當地社區造成永久性損害。 同樣，在過去兩年中，中國在南美的鋰礦交易中投資了42億美元。這激化了安第斯山脈關於工作條件和原住民土地權利的階級鬥爭，而龐大的中國國有企業則堅定地站在當地資產階級一邊。雙方對鋰這一製造電池的重要原材料的需求，對製造電池至關重要，是造成2019年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Evo Morales）被政變的因素之一，億萬富翁馬斯克（Elon Musk）在推特上說：“我們想政變誰就政變誰。” 中共對當地右翼勢力推翻莫拉萊斯政府一事卻基本上保持沉默。 拯救地球的階級鬥爭 擺脫全球氣候災難的唯一途徑是發揮工人階級的力量。這意味著要推翻中共腐朽的億萬富翁獨裁政權，它把超級利潤和其不容置疑的權力置於人民和地球之上。沒有一個民主的計劃經濟，就不可能過渡到一個生態社會，因為資本主義是建立在對於化石燃料的利用上的，並且它會繼續依賴化石燃料作為其增長的核心。 習近平的政權越來越害怕環保抗議活動，因為他明白這些活動對促進工人階級鬥爭和意識的爆炸性影響。過去針對焚化爐和污染性化工廠的抗議活動使數以萬計的工人階級居民參加了充滿憤怒的街頭抗議，最近一次是2019年武漢反對興建焚化爐的抗議。 群眾運動的國際化也開始影響到中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因為全球變暖的危險而變得激進。受到通貝里（Greta Thunberg）的氣候罷課激發，一名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的16歲中國學生歐泓奕也嘗試進行類似的學校罷課。歐泓奕代表了青年中日益增長的工人階級對環保鬥爭的意識，她說：“大多數環保組織都是對城市裡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說話。但我想關注那些被氣候變化直接影響而無法發聲的人。” 當局對歐泓奕的鎮壓接踵而至，中共將她逮捕、審訊，並禁止她回到學校。習近平的“環保主義”已徹底表現為一個騙局，中共害怕有一天龐大的中國工人階級會起來反抗他們對自然的獨裁掠奪。中國的工人和學生必須組織起來，建立獨立的工會和學生組織，並且為民主地大規模控制所有化石燃料行業和其他主導經濟部門而鬥爭，以過渡到一個真正且環保的社會主義世界。 中共接連鎮壓與“共同富裕”修辭的背後 中共獨裁者習近平今年已經發起了至少14次不同的鎮壓。最近，當局針對性小眾（LGBTQ）進行了打壓，並禁止娛樂媒體中出現“娘炮”男明星。 網上的LGBTQ 群組和網站被封鎖，而部分大學開始排查同性戀學生。這變相把同性戀再次入罪化。 私人補習班、網絡遊戲、學校的英語課也都遭受打壓。當局亦在打擊科技巨頭，如阿里巴巴、騰訊和抖音母公司字節跳動。這導致中國股市今年就蒸發了３萬億美元的市值。習近平也批評所謂的“過高收入”並要求富豪們要“回報”社會。 習近平的民粹主義新轉向讓部分資產階級評論員擔憂。《金融時報》質疑，中國是否變得“不可投資”呢？索羅斯指習近平要回到毛時代。一些偽左翼也對習近平的新政策感到雀躍，這些人也支持中共在新疆和香港的極權政策，他們認為這些新政策證明習近平政權代表了“社會主義”。 但這既非社會主義，也不是反資本主義的。這不是左翼民粹主義，而是右翼民粹主義。習近平想要挽救中國的資本主義以及他本人的獨裁統治。其他資本主義政府，特別是美國的拜登，也在對大企業實施更嚴的監管及更高的稅收。他們放棄過去僵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而這是由於資本主義制度出現了嚴重的危機。習近平則是用鎮壓和加強政府控制的手段來試圖達到相同的目的。 什麼是“共同富裕”？ 習近平的“共同富裕”口號並非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這是一個儒家的概念，“均富”也是一百年前孫中山國民黨的綱領之一。社會主義者強調需要推翻資本的力量，並且建立工人階級對於整個經濟的民主控制。 習近平則強調其政策並非要“殺富濟貧”。習近平的忠誠副手，副總理劉鶴近日發言，保證中共政權對私營企業“堅定不移支持”，並且“政策不會動搖”。 習近平政權正在走鋼絲，嘗試要保衛其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制度。當局採取措施針對部分影響力過大的資產階級，譬如科技巨頭阿里巴巴的馬雲、騰訊的馬化騰，同時使用民粹主義措辭來應對因生活水平下降、成本上升與嚴重不均而日益巨大的群眾不滿。 中國的億萬富翁（以美元計）的人數遠遠超過美國：中國億萬富翁有1058人，而美國有696人。中國最富有的1%人口（1400萬人）所擁有的財富比人口中最貧窮的50%（7億人）還要多。這就是中共治下極端資本主義政策的惡果。 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 習近平的運動混合了一些針對大型私人企業、富豪明星與如私人補習行業等寄生部門的民粹主義攻擊，並加上右翼恐同、反女權以及極端民族主義宣傳。按政府的說法，同性戀和男生“女性化”都是荼毒中國的西方思想。 反西方的民族主義是當局所有宣傳的關鍵，這是為了動員社會準備好在中美雙方爭奪世界第一霸權地位的新冷戰中作長期的消耗戰。 同樣，香港的民主鬥爭也被說成是西方陰謀。北京誓言要利用殘酷鎮壓來粉碎香港的“不愛國者”。香港的工會被打壓，其領導人物正在坐牢。跟在中國大陸一樣，工人權利遭遇殘酷鎮壓，從而實現資本主義的“穩定”。 多重危機 為什麼習近平要這樣做呢？答案就是因為中國資本主義跟全球資本主義一樣，都在面對嚴重危機，且不是單一，而是多方面的。中國正面對人口危機，且實際情況比政府數據要嚴重許多。出生率正斷崖式下跌。去年，印度出生的嬰兒（2400萬）比中國多一倍（1200萬），而兩國的人口相若。 另外還有債務危機，這跟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緊密相連。全國最大地產商之一的恆大集團正面臨破產，其負債超過3000億美元。這比大部分國家的負債還要高。至於政府會否出手拯救恆大，是金融市場非常關切的問題。恆大並不是例外，還有許多潛在倒閉的大企業接踵而來。 中國的房價即使對於許多中產來說都是難以負擔的。一線城市深圳的平均房價是該城市平均年工資的44倍。相對地，洛杉磯的比例為9.6倍，而紐約則是5.4倍。 高昂的房價和教育費用都是中國民眾負擔不起生育小孩的主要原因。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及房地產投機炒賣所導致，也包括公共服務的萎縮。一項政府調查顯示很大一部分（超過六成）的中國家庭要花費三分之一的收入來滿足子女的教育。 對於私人補習公司的打壓，還有限制未成年人士玩網絡遊戲，這些都很受家長們的歡迎，政府以此來顯示自己有所作為。但是這些措施，雖然打擊了部分的資產階級，仍然未能解教育制度當中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普通家庭的經濟負擔依然沉重。 政策不受歡迎 為應對人口危機，習近平在5月公布了三胎政策，允許每個家庭生三個小孩，而5年前實施的還仍然是一孩政策。但公眾對於三胎政策的反應非常冷淡，對於很多人來說，這反映了政府完全與社會脫節，並不了解普通家庭所承受的沉重壓力。 但習近平政權卻把生育率下降的問題歸咎給“同性戀的西方思想”和“傳統家庭價值”的減弱。最近法院判決，准許學校教科書將同性戀定性為“精神疾病”，而這種病理化敘述是2001年之前的官方立場。 經濟困境 中國經濟也處在危機之中。七月，中國的經濟出現萎縮，顯示後疫情的復甦只是曇花一現。債務及人口問題有可能把中國推向“日本病”。日本今天的經濟規模仍處於1995年水平。 帝國主義意味著鎮壓 習近平政權要面對的另一個危機就是中美冷戰。中國的統治階級內部越來越擔心自己正處於下風。美國的反中政策，特別是針對數十家中國科技企業的禁令，正帶來切實的傷害。 而習近平最大的危機，是工人、青年以及越來越多中國中產的日益不滿。這些因素解釋了民粹主義的新轉向。習近平希望確保在2022年11月的二十大中能夠順利終身連任。他迫切地要在這次黨大會前鞏固其政權的支持。 這可能意味著對於工人罷工、香港抗爭者、新疆維吾爾族、中國的性小眾與女權分子進行更多的打壓。 這正是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歡迎世界各地工運分子的團結聲援及支持的原因。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是一場旨在組織這樣的團結聲援的運動。 恆大危機──中國版的雷曼兄弟？ 中國最大的房地產企業之一恆大陷入破產邊緣，旗下的金融機構恆大財富無法兌付其金融產品而出現大規模擠兌。全中國各大城市都有購買了恆大理財產品的小投資者圍堵恆大辦公大樓，如深圳大樓下擠滿了積蓄隨時化為烏有的受害者倒地嚎哭，並群起責難在場的恆大金融財富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兼法人代表杜亮，部分地區更有數百民眾遊行聲討恆大，這對政權來說往往帶會來緊張局面。 早在去年，恆大已接連傳出不利消息，而到今年9月更被標普評級機構下調評級至“負面”。到今年6-7月，恆大商業票據延期，被各商業夥伴及供應商停止供貨並要求兌付，網上開始流傳恆大資金鍊斷裂的消息。8月開始陸續拋售旗下資產套現。直至9月，恆大財富停止金融產品的兌付，標誌著危機的正式爆發。 “債台高築” 據悉，現時恆大帳面拖欠供應商、債權人和投資者總計1.9665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中國全國GDP的2%。其中，有息負債（債劵、銀行貸款等）共5718億，當中涉及了超過128家銀行和121家非銀行機構。當中銀行債務對中共政權而言是最為關鍵的。去年年底，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在最後一刻被剎停，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於螞蟻的小額借貸業務涉及了與超過一百家銀行的合作計劃，帶來巨大的潛在系統性風險（可參看過往文章《習近平政權向馬雲與螞蟻集團宣戰》）。而這次，恆大卻實實在在的闖下了比螞蟻金服更大的禍。 至於另一部分超過一萬億元的債務亦絕非無足輕重。這筆巨債來自於恆大利用影子銀行進行融資，包括信託、理財產品和商業票據。就商業票據而言，大多屬於恆大開給供應商、合作方的商業憑證，約定到期付款，並無任何擔保。一旦這些商業票據最終無法兌付，數以千億元計的壞帳將傾刻衝擊整個行業。 恆大在6月30日公布的年中財報顯示，恆大淨負債率（企業負債與淨資產的比重）已高達99.8%。然而這僅僅是帳面上的數字。實際上，恆大先利用將子公司大部分股權質押予債權人，再以該子公司名義舉債。這些債務被視為“表外債務”未被納入計算，而這筆債務實際數額仍是未知之數，但據估計不會少於四千億元甚至更多。 恆大駭人的債務來源於其高毛利率、高周轉率、高槓桿的模式。在過去，中國絕大多數房地產企業都熱衷於利用這一套營運模式，以求以最快的速度擴大自身的資本盤和市場份額。這亦同時帶動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和房價迅速升溫，同時亦令銀行體系承受了越來越多的風險，因此中共過去十年的房地產市場政策一直強調“去槓桿”“軟著陸”“降溫”等等。而對恆大的最致命打擊在於去年8月，中共對房地產企業推出“三條紅線”政策──即房企剔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債率不得大於70%；淨負債率不得大於100%；及現金短債比不小於1。而恆大的情況則是三條皆犯，按規定不得新增任何有息債務。這直接導致了恆大無法再舉新債蓋舊債，令其外強中乾的空架子本質原形畢露。 而觸發群眾性事件的爆發點則是恆大財富的停止兌付金融產品，恆大在港交所的公告稱，“本集團的兩家子公司未能按期履行為第三方發行理財產品提供的擔保義務，相關金額約為人民幣9.34億元”。但另一方面，恆大財富執行董事兼總經理杜亮在與維權者交涉時稱，稱恆大無法拿出400億元來兌付理財，這對於小投資者而言意味著其持有的恆大金融產品變成一堆廢紙。甚至連恆大員工也深受其害。恆大 內部強制員工購買恆大金服的理財產品，強制認購的金額動軏十萬元甚至上百萬，這迫使不少員工甚至要舉債購買，同時強制任務攤派，要求員工向親朋戚友推銷，活脫脫一個龐氏騙局。 騙局 而最令中國民眾反感的，是恆大高層不負責任的行徑和態度。在今年7月，當危機已經迫在眉睫時，集團主席許家印不是尋找“水源”以救火，反而是準備進行“特別分紅”，搶先瓜分企業資產。而杜亮在被維權者追問下，亦承認自己早於五月已套現其購買的恆大財富產品。據查，基本上所有恆大的高層與中層管理人員早已提早套現離場，而蒙在鼓裡的散戶民眾在最後一刻才驚覺店家原來早已夾帶私逃捲款走人。現時，恆大財富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基本都不被投資者所接受，雙方仍在僵持。 現時，恆大危機的消息已經波及到國際市場，全球股市應聲下跌。港股恆指創下了10個月的新低，而歐洲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東方匯理則是恆大國際債券的最大整體持有者，有機會因此而損失慘重。因此全球資本市場都在觀望中共如何應對這一危機。路透社認為，恆大的下場可能性有三：災難性地倒閉、有秩序地倒閉、或被政府所拯救。 政府對恆大危機的立場因政治因素而變得極其複雜：習近平統治下特殊的危機特徵、他對各個資本主義經濟部門的持續打壓，以及在習近平盤算的2022年第三任期前夕加劇的中共權力鬥爭。情況充滿矛盾。有明顯跡象表明，地方政府、銀行和其他政府部門為聯合進行政府干預在幕後進行準備。但與此同時， 中央政府並沒有官方表態， 發出了政府不為所動、恆大的命運將由“市場力量”決定的信號。與極權政府一樣，我們不可能確切知道恆大內部發生了什麼。對習近平而言，出於數個原因，出手拯救恆大會帶來負面影響。這將標誌著政府打擊“金融風險”的行動和“三道紅線”政策的挫敗。這會加劇資本主義的“道德風險”——金融投機者將樂於投機，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投資失利，他們會得到出手拯救。習近平的形象也會受損：出手拯救將被解讀為他放棄控制資本家中最不受控的部分的強硬作法。但讓恆大倒閉這一替代選項可能引發一場嚴重的金融危機，甚至可能威脅到中共對權力的控制。這解釋了中央政府表面上漠不關心和背地裡瘋狂行動的矛盾現象。這也可能導致失誤，以及政府失去對局勢的控制。 不過，我們可以確信恆大危機不會是直線發展的，其影響會有可能會擴大成更廣泛的金融及經濟危機。 如前文所述，中共首先必須維持其銀行體系的穩定，以免整個金融體系的第一塊骨牌倒下。因此，自然最大的可能是如海航模式般，政府出面，派駐工作組進駐，進行資產處置，並嘗試實行有序倒閉，然後再追究許家印和一眾高層的法律責任。現時，中國網絡上流傳恆大高層的接待備忘文件，內容顯示他們極其奢侈乃至荒唐生活方式。這很可能是中共所做的輿論準備，為日後清算追究這批人打下輿論基礎。嚴厲刑罰無疑很受人歡迎，但相對於處理導致危機的真正問題，這些都只不過是作秀而已。 “雷曼兄弟” 現時，國內外都在討論恆大會否成為中國版的“雷曼兄弟”。台灣央行評論認為這將會成為雷曼翻版。高盛預期在衝擊最小的情況下，恆大危機可能使中國GDP減少1.4%，而在最壞的情況下，則多達4.1%。但其實，雖然恆大與雷曼兄弟有其相似之處，都是行內數一數二的領軍企業，以及與商業夥伴連結共生。但現時判斷恆大危機會否成為雷曼翻版言之尚早。這個辯論欠缺的最重要的問題是：無論是雷曼還是恆大都不是危機的根源，他們都是背後更大問題的徵兆。在中國，恆大反映了過去20年房產空前泡沫的終結──這是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大的泡沫。正如我們在2019年對於中國的展望文件中警告道： “中國經濟中最大的‘灰犀牛’是房地產市場，其市場價值已膨脹至65萬億美元，是七大工業國經濟總量的兩倍（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加拿大）。這幾乎是中國GDP的五倍，代表著投機泡沫甚至超過了1980年代日本房地產泡沫的水平。” 文件中我們還預測： “政權在寬鬆與緊縮的貨幣政策之間走鋼絲，這將造成風險——要麼觸發房價再度上漲，要麼可能導致市場崩潰。這只是在現在還是日後泡沫破裂之間作出選擇。駐上海的經濟學家謝國忠說：‘只有債務繼續比GDP更快速成長，（房地產泡沫）才能維持下去。中國幾年前嘗試過的任何去槓桿化措施都會使泡沫破裂。’” 就如我們上述所指出，是中共自己的打壓、“三道紅線”觸發了當下的危機。但是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下，他們又有什麼可做呢？巨大的房產泡沫終於開始跌了，就算是政府重回到大規模信貸擴張的政策下這個過程可能會被延長，但當局極力想避免這個情況。但無論事態的發展如何，過去房地產行業的高速增長已經是一去不復返了。房地產行業占中國GDP的25%，有些經濟學家甚至認為這數字更高，這會對中國未來數年的經濟有深遠影響。 因此，我們能夠提出結論，恆大危機是中國經濟的轉折點。 中共最終可能被迫要以某一種方式接管恆大，來限制對房地產和金融系統所造成的衝擊。但這可能是當局未來更多地被迫干預和接管的開端，來防止市場崩塌。這可能是房屋需求減緩、企業信心受到動搖、房價下降，並由於銀行與房地產的高度相連，有可能蔓延到銀行系統。同樣，出於政治及經濟原因，中共絕不會再允許房地產企業繼續過往那種高槓桿高風險的市場模式繼續維持下去。 但政府干預並非長遠之計，“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只能夠嘗試保護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免受其自我毀滅的力量所衝擊，在億萬富豪們多年來掠奪大量私人利潤後將損失“國有化”。沒有群眾的民主控制及計劃下，基層大眾所面對的房屋噩夢並不會得到根本解決。 中共鎮壓勞工議題 港大勞工研究博士方然被捕 8月26日，研究勞工議題的香港大學社會學博士生方然在廣西南寧市被國安人員帶走並被秘密關押，至今未有任何消息。根據方然父親提供的信息，方然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並“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意味住他可能會被拘押六個月，期間與家人和律師隔絕。 多次被打壓 26歲的方然曾多次被當局邀請“喝茶”。他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似因為研究中國勞工問題而被打壓。向來政府視勞權為禁忌。香港《南華早報》評論道：“他被拘押使香港勞權團體感到心寒。很少人願意評論為什麼一個學生可以被指控顛覆國家”。讓報引述多名方然的同事，形容他是“熱心的社運人士”。方然曾於清華大學成立左翼讀書會，而他父親為中共黨員。他的一位同學指方然在少年時期加入過中共，因為他當時以為中共是為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奮鬥。該同學向《南早》表示說：“他可能以為中共代表平權和解放的事業”。 一直以來，中共對勞工議題持敵視的態度，任何研究、討論，甚至僅僅是報道勞工狀況的信息都可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進而遭到中國國家機關的警告甚至被拘捕定罪。 早在2010，深圳——這個當年帶領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城市——就開始打壓幫助勞工的非政府組織，直到這些機構全部在政府的壓力下解散，眾多工運分子和NGO人士被判監。從2018年開始，政府口徑更是直接把非政府組織和“境外勢力”聯繫起來，號召愛國主義分子積極舉報。最重要的事件是2018年佳士鬥爭的鎮壓，當時眾多左翼青年前往深圳參與運動，提出獨立工會這項重要訴求，結果超過80名佳士工人和學生被拘押。 幾個月以來，雖然中國政府陸續出台了一系列看起來是“維護勞工權益”的政策，例如最高法院和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在八月末宣布“996”工時制度違法，但對輿論的控制也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頂峰。2014年，中共成立中央網信辦，開始加大對網絡的控制力度。時至今日，中國已經建立起了全球最大規模的網絡警察系統，並且採用最先進的網絡技術來對關鍵字進行審查，監視網l絡訊息，操控網路輿論。被網絡警察判定為“違法”或者“有害”的用戶將被約談、拘留甚至逮捕。方然不是第一位因為研究、討論勞工問題被帶走的人，更不是最後一位。 萬馬齊喑 除了勞工議題以外，幾乎任何涉及到批評時事、討論政治的言論都有被中共“約談”的風險。有人戲稱：“在中國，你只能讚美和感恩”。根據相關報道，僅僅在2020年的頭幾周（也就是疫情最嚴重的那一段時間），廣西警方調查了385名“散布謠言”的人，青海警方約談了72人，寧夏警方約談了66人。這個數字是通過零星的政府消息統計出來的。實際的數字不為人知，但一定比這多。 在網絡上，由於信息封鎖，方然被捕的事件僅僅在小範圍內被人了解和討論，但越來越多的鎮壓行動已經不再是秘密抓捕可以掩蓋的。儘管中國政府一再訛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日益高壓的政策（尤其是對工人運動的鎮壓）暴露了他們的真正面目。 工人階級必須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階級爭取自己的權利。馬克思主義者支持民主鬥爭和工人鬥爭，主張建立屬於工人階級的工會和工人階級的群眾性政黨，而且還要把這些鬥爭和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聯繫起來。 中國教育改革究竟利誰？ 今年以來，中國下發了多份關於教育改革的文件，包括控制初中生升學比例和取締課外補習機構。3月，中國教育部發布了一份文件，要求各省保持高中生和職業高中入學比例控制在1：1。7月，中國教育部再次下發文件，開始打擊校外培訓機構。廣東、湖北等地更是出動了“掃黃打非”辦公室，使用行政力量開始“整治”。 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在輿論中掀起激烈地討論。例如，有人認為，這些政策是為了保障教育公平，避免補課的內卷競爭，因為有錢人過去可以通過補課來接受更好的教育；另有一些人認為，尤其是家長，這剝奪了他們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晉升的權利。有一名家長在採訪中表示，即使去一所稍微差點的高中，也不願意自己的兒子進入職業中學——因為那樣的話就會在就業上遭到歧視。 補習班被禁的影響 中國的教育改革真的是為了保障教育公平嗎？實際上，在取締了公開的補習班之後，官僚和富人的子女仍然可以通過其他手段來獲取更多更優質的教育資源。一種方法是通過“地下補習班”或者家教等渠道來補習，鑑於政策影響，這樣的補習班將會更隱蔽和昂貴。例如在黃山，一名教師被爆料在自家的別墅開補習班，一節課收費數百。另一種方法是直接跳過高考，通過高中“國際部”（實際上就是留學預科班）去國外讀書，或者參加分數要求更低的“國際學院”。這種情況更是官僚集團和富人的專利，因為出國或在國際學院接受高等教育需要支付的費用高達一年十幾萬甚至數十萬。 窮人失去了公開補習機構之後，也就更難獲取額外的教育資源，從而失去實現階層晉升的唯一選擇（雖然這根本不是選擇）。他們將很難在高考的“獨木橋”上與官僚和富人的子女競爭。不僅如此，初中畢業生還面臨“分流”的問題。在現行制度下，由於政府要求對畢業生升學比例進行控制，大量的初中為了完成“指標”和提高升學率，連同職業高中一起，勸說班級上成績不好的學生放棄中考，直接和職高簽約。而另一邊，家教、私立高中、留學中介等機構將會獲得更大的市場。工人階級中稍微積累了一點財富的家庭也不得不把他們的血汗錢投入其中。即使在今天，大學生的就業前景不容樂觀，但在中國資本主義制度下，他們只能儘可能獲得更高的學歷才能取得高收入的職位，否則只能淪為“廉價勞動力”。 中國教育問題的根源是不健康的制度。由於教育資源不足（這種資源不足本身是中國僵化的系統造成的，很多地方教職工拖欠工資，或是設施老化；像在四川、河北、河南這樣的勞動力輸出省份，政府更傾向於讓學生“落榜”來維持勞動力輸出），學生學習周期極短，每名學生都不得不在極短的時間內生吞活剝教學內容，進而發展為畸形的“填鴨教育”。在這種教育體系下，學生幾乎完全沒有自由發展的空間，只能淪為“考試機器”。 教育到底為了誰？ 另一方面，中國正在面對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的危機。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報告，一些機構的預估中國的勞動力缺口可能在未來達到1100萬。屆時，中國將無法繼續保持“廉價勞動力”的優勢——這是改開以來中國資本主義得以快速增長的原因之一。中國的勞動力短缺不僅僅是人口問題，而且是青年在愈來愈重的剝削（高房價、過度加班等）下，不願意繼續扮演“廉價勞動力”的角色，但是資本家不願意提高工人工資——他們已經習慣了壓迫工人階級。因此政府選擇用中考分流政策來逼迫他們回到工廠去，美其名曰“強化職業教育”，但實際上是限制學生接受教育的權利。 我們需要一個保障青年人受教育權利和工人階級利益的健康制度，而非一個由精英所控制的以及通過犧牲年輕人的未來以維持自己統治的畸形教育制度。隨著中國發布新的教育改革，基層家庭的學生、甚至無產階級中較為富裕的家庭，也將被官僚和富人的子女“甩在身後”。我們主張一個民主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大力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取消學費及一切學校雜費，適當地延長學制，來保證每一名學生無論家庭條件如何都能享受免費公平的教育。只有這樣才能消滅畸形的教育系統和社會不平等。 “電子海洛因”與“精神鴉片”？ 中共污名化打壓電子遊戲的背後 中共政權針對電子遊戲業再度出手，對電子遊戲大肆污名化及予以嚴厲打壓。更以行政手段“規定”未成年學生每周只能遊戲3小時，且只能在周末和假日進行。根據規定，中國所有網絡遊戲企業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假期的每天晚8點至9點對未成年人提供一小時服務。 不合時宜的思維 這一政策立即引起國外內的譁然，當然，更深層的原因離不開作為習近平政權出手打擊科技與互聯網企業。對於受這政策影響的青少年學生而言，這不倫不類且“雞肋”的“周末一小時”政策所顯示的則完全是官僚的無知和與實際生活的脫軌。 中共這已經並不是首次針對電子遊戲，在這背後有著深遠的社會主流意識和傳統文化的輿論根源。習近平突然推出這一政策是為了爭取家長支持，通過以“萬惡” 的電玩作為戰靶，營造政府政策大刀闊斧、力圖解決人口危機以及兒童教育負擔的的形象。2000年官媒《光明日報》就刊載了《別讓遊戲機害了一代人》的文章，同年又再發表《電腦遊戲：瞄準孩子的“電子海洛因”》，這是隨後電子遊戲在中國被污名為“電子海洛因”、“精神鴉片”的濫觴。 2007年，開始正式付諸實行一套針對網絡遊戲的“防沉迷系統”。這系統日益嚴密，至今，配合手機實名制和AI人臉識別技術，雖不說能完全滴水不漏，但已不是十多年前隨便下載一個“身分證號碼生成器”就能繞過的關卡。 但事實上，中國的遊戲廠商卻因此而受到了即時且嚴重的打擊，這不僅僅體現於受政策影響而造成的股價和市值下跌這些帳面上的損失，更造成了營運成本的大增。據悉，AI人臉識別技術的調用成本約為每次0.68~1元，如果玩家每次登錄都識別一次的話，所增加的成本簡直難以想象。長期下來，即便騰訊也難以負擔附加成本，更遑論那些小本經營，旗下只有一兩款遊戲的小廠商了。 這對中國經濟可造成深遠的影響。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發表研究報告，直到2030年時，中國因鎮壓科技公司將造成45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習近平政權願意受這巨額的帳面損失，動機在於他們認為，不論作為金融企業還是收集大量資訊的企業，都不能放任這些科技巨企發展至“大到不能倒”，對他而言，騰訊已相當龐大，在香港港交所市值達6560億美元，旗下的微信用戶達12億，並從中搜集了巨量的用戶數據甚至通訊內容，對於中共而言這些都事關“國家安全”，絕不能失去對這一切關鍵點的控制。 古板的家教教條 社會上大部分傳統家長仍沒有擺脫“勤有功、戲無益”的古老家教教條，視各種消遣娛樂為洪水猛獸。不論是五六十年代興起的新派武俠小說，七八十年代的搖滾樂，到八九十年代的電視劇都有過被視為“精神毒品”、“教壞下一代”的污名化日子。這不僅為習近平打擊娛樂產業的民粹政策提供了土壤，也誕生了諸如“豫章書院”和“楊永信電擊療法”這種通過折磨虐打青少年，摧殘其心智以“戒除網癮”的恐怖畸胎。 歸根究底，每一代人都有其趨之若鶩的娛樂形式。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激烈競爭壓力下亦難免令人更熱衷於尋求“高濃度”而激烈的娛樂形式。這些娛樂手段反過來同時又為資本所控制，它們不會在乎娛樂的“質量”或“健康”與否，只求最大限度地吸引用戶投入消費，迅速大量地獲取利潤，無可避免會令部分人迷失其中。對於廣大的中國青少年而言，過大的課業壓力、缺乏公共娛樂空間和多元的娛樂方式、家長對娛樂的錯誤理解和刻板印象等因素，都很容易造成青少年學生沉迷電子遊戲。 因此，這實際上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整體性問題，“青少年沉迷電子遊戲”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非常次要的表現。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應由家長、學生、教師共同民主地制定教學的課業與作息安排；擴大公共教育的投入，減輕學生的壓力和家長的教育成本；社區建立充足多元的公共休憩娛樂設施並免費開放；設立全面的托兒服務。並最終建立一個開放、多元、而活潑的社會主義社會。為此，資本家對經濟發展的控制以及高壓獨裁體制都要被廢除。 由阿里巴巴到女權主義受到鎮壓 近日發生的阿里巴巴性侵案、吳亦凡事件等，反映出資本權力無限擴張對中國女性壓迫的同時，也促進著中國女權意識、工人意識的進一步激進化。 8月7日一位勇敢的阿里女員工在網上發帖，聲明自己被惡意灌酒並猥褻，又被其上司偷辦房卡多次侵犯。屢次向公司反饋遭冷遇後，這位女士只能通過發帖與在食堂發傳單維權。阿里公司包庇罪犯的做法，引起國內輿論的強烈憤怒，許多人將矛頭指向根源性的資本主義性壓迫。 輿情洶洶，阿里被迫炮製一份6000人聯署文章進行公關，中共官媒大張旗鼓進行報道，試圖在阿里內部消化這次事件以平民憤。卻遭到上千阿里員工及網民發帖斥責“你代表不了我們！”，並且質疑“工會和婦聯去哪裡了？”。可見，所工會與婦女組織只是政府打手，不會代表我們的利益。 職場性騷擾與惡意包庇早已不新鮮，此事只是繼米兔運動後中國女權意識的又一個引爆點。早在2000年，《深圳周刊》的調查就顯示，有62%的受調者表示受到過性騷擾，其中有八成為女性。而近日“激流網”的調查則顯示，有70.3%的受害者由於懼怕失去工作等會保持沉默。而向單位求助的受害者中，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用人單位對施害者沒有作出任何處罰。 然而，性騷擾只是資本對女性壓迫的冰山一角。勞動力市場對女性的就業歧視則加深了女性工人的生存壓力。有研究表明，中國男性員工的平均實際工資水平顯著高於女性員工，在控制變量的前提下超過60%的實際工資差異源自性別歧視。這不僅降低了在家庭中女性的經濟地位，也使得資本對女性進行更重的剝削。 對女權運動的恐懼 在當今女權浪潮洶湧待發、與中國資本主義對女性壓迫日益暴露猖獗的情況下，反革命勢力感到恐懼並進行猛烈反撲。中共政府害怕洪流一觸即發，與工人、青年和少數種族的不滿交匯在一起，便逮捕迫害女權活動家，封停女權主義網頁與公眾號，並一方面象徵性地制裁首惡平息民憤，一方面卻命令民族主義網軍對女權主義者進行網絡暴力。對於涉及資本主義制度的結構性改革，如提高女勞工經濟地位、出台反職場性騷擾規章制度等，中共政權卻無所作為，並讓倡議者噤聲。 另一方面，資本家集團也不斷學習歐美國家的財團公關話術與分化方法。譬如阿里性侵事件中的阿里官方，就炮製出一個不存在的員工行動小組，來自導自演一場針對職場性騷擾的“改革”，從而轉移矛盾，在企業內部消化此次事件。但是隨著工人意識的不斷提高，這種拙劣的鬧劇將被一次次識破。 而我們也必須意識到，新一輪激進化的女權主義浪潮與工人意識覺醒，將讓統治階級處於極大的困局。從五年前女權五女的英勇抗爭，到近年反抗職場、官場性騷擾的米兔運動，到近來吳亦凡事件、阿里事件引來的公眾輿論對資本勢力總集火，都讓中共與資產階級感到群眾運動的巨大壓力。並且女權意識也越來越與無產階級意識聯動起來，社會公眾對父權文化的批判逐漸開始上升到對權貴與制度的根本性批判。越來越多的左派青年（包括部分毛左）也開始認識到女權運動的重要性，這都將對習近平的終身獨裁統治造成麻煩。 面對資產階級對罪犯的包庇縱容，與中共象徵性執法的偽善，加之習近平為了個人歷史性連任企圖用殘酷暴力鎮壓應對動盪的危機局面。在當前革命與反革命交織的情況下，也只有將婦女解放、維護少數民族權益、LGBT運動、建立獨立的工人運動這些鬥爭聯合起來，使鬥爭矛頭指向資本主義、極權主義、父權制，推翻獨裁政權與資本主義體系，才能完成婦女解放、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任務。 當局禁“娘炮”上電視——性別刻板印象背後的父權構建 9月2日，中國廣電總局發布了有關加強對於文藝節目管控的通知，要求在影視產業禁止不合官方價值觀的人物、節目與外形，其中還特別提到要堅決杜絕“娘炮”等畸形審美。 刻板印象 當局已經不是第一次借打擊所謂“娘炮”來強化性別刻板印象了。2018年、2019年官媒都有對“娘炮”上節目、帶耳環的批評，抨擊這些是“不良文化”。今年1月，教育部更是公布了文件，要求在教育中加強對學生“陽剛之氣”的培養，這也是對去年政協中“防止男性女性化”提案的回覆。 在階級社會中，陽剛、勇敢、果斷、自信往往被認為是男性氣質，而溫柔、細心、依賴會被歸為女性氣質。這種對於男女性氣質的認識似乎是理所當然、與生俱來的，但並非如此。其實這種性別刻板印象是後天社會所產生的，其背後是赤裸裸的具有利益關係的權力構建。 俄國革命家柯倫泰在《新婦女論》中提到，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中，男女性的職務和經濟地位無甚差別；女性的身體同男性的身體，在力量和敏捷度上也沒有多大差別。在這種情況下，男女性的性彆氣質的差異自然也不明顯。而隨著生產力發展導致的三次社會大分工後，父權製得以建立——恩格斯稱之為女性的具有世界意義的失敗，從此女性在社會生活上得以從屬並受控於男性。而為了鞏固父權統治，社會構建了一套性別歧視的文化體系，這也便是所謂的性別刻板印象。 當局利用教育、輿論、傳媒機器、法律法規所構建的兩性規範，無論粉飾以多麼動聽的語句，其主要目的早已昭然若揭——鞏固和維護資本主義父權制度。鼓勵陽剛之氣常常伴隨著滋生控制欲甚至暴力，觀察最近發生的阿里性侵案、西安地鐵事件（一名女乘客被保安強行拖拽以至撕破衣服，引發公憤）等可以看出從性別刻板印象到性別歧視、性別騷擾甚至性別霸凌，有其內在關聯性；這些是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用來作為社會控制的工具，包括宗教、文化傳統、警察與法庭，以父權架構來維護統治階級的權力及特權。在專制資本主義的中國里，這種控制就更為重要。性別刻板印象通過給男女性打上群體標籤來扼殺了個體的個性，不符合這種性別規範體系的個體都會被規訓，性小眾群體更加會被歧視和打壓；性別刻板印象束縛了兩性的自由發展和自由選擇，女性參政率低、學科專業的性別隔離背後都有性別刻板印象的影子。性別刻板印象使得政權強化了所需要的具有壓迫性質的核心家庭結構和傳統性別分工，而工人階級卻要付出人的全面發展被妨害的代價。 實現真正的解放 馬克思主義者要求打破性別刻板印象的束縛以及背後的整個資本主義父權制度，實現每一個人的性別認同與性取向的自由以及人的全面發展。我們會為爭取包括性別平權等的立即使工人階級受益的改良而奮鬥，而只有推翻一切不平等的根源——資本主義才能真正解放。 中共加強民族與父權主義 LGBT群體困境加劇 中國本就很有限的LGBT權益仍持續遭侵犯。這些打壓是習近平政權更廣泛運動的一部分，包括煽動反動偏見、將LGBT作為出生率下降和社會不滿加劇的代罪羔羊。7月6日晚間，中國多所大學的LGBT組織的微信帳號在一夜之間遭到屏蔽，變成“未命名公眾號”。很多抗議此次打壓的網民在新浪微博用“#未命名公眾號#”來聲援這些組織；亦有聲援者發文《今晚，我們都是“未命名公眾號”》來整理遭停用的LGBT組織微信帳號、對於LGBT群體再次遭遇歧視和迫害進行控訴，但該文在獲得廣泛傳播之後，在微信也遭刪除。 網絡與現實的打壓 對於LGBT的打壓不只是在網絡上，也包括現實生活中對於LGBT個體的大排查。上海大學在8月底被爆出一份內部公告，要求各學院上報LGBT學生名單，用在所謂的“校園調研”當中。此事首先在新浪微博被爆出，獲得數萬用戶分享或按贊，之後此事傳出海外，但現在原貼文現已被撤下。雖然校方沒有明說如何處理相關信息、目的為何，但是中國年輕人和維權人士都警告，這是對於LGBT的進一步打壓。值得注意的是，表格中問到“思想狀況”和“心理狀況”，仿佛是在說LGBT群體更容易在這兩方面出現問題、所以可以藉由這兩點來“關切”（打壓）這些學生。 中共對於LGBT的官方態度“不支持、不鼓勵、不反對”之下，潛藏著各種侵蝕LGBT權利的行徑。中共當局在2016-2017年頒布的電視劇和網絡視聽節目審查規定，將同性戀列為“非正常的性關係”，然而中國早在20多年前就將同性戀合法化和非病理化。2018年，在北京798藝術區進行的彩虹聚會遭園區保安暴力破壞，事後譴責打壓的公開信也被屏蔽。2020年，由13個LGBT組織協助下完成的《中國性少數群體（LGBT）的職場體驗報告》指出，中國只有10%的企業有性少數包容政策，LGBT雇員在晉升、社交方面也遭遇更多阻礙；雇員在國企、政府部門出櫃更易遭受歧視，一定程度上也顯示中共這個體制歧視LGBT的本質。 中美衝突將是長期的，且國家要付出巨大代價，習近平為了讓社會適應其中，需要煽動中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緒。這些右翼民族主義份子，在社會文化議題上採取保守主義立場，包括反對LGBT權利——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反對所謂“境外勢力”。中國部分LGBT組織與駐華外國大使館合作的現實，也成為民族主義者用來攻擊平權運動“與境外勢力勾結”的藉口。今天將LGBT權利運動打成西方的政治工具、“政治正確”的說法，與歷史、文化並無關係。同性戀在中國歷史上早有記錄，“斷袖分桃”、“龍陽之好”說的都是中國古代皇帝的同性戀故事。 根本目的 煽動民族主義、反對LGBT權利，最終是為了捍衛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當下，中國面臨著生育率的持續下降和勞動力的不斷縮減，即使開放二胎也扭轉不了大趨勢。在中美帝國主義衝突的背景下，這將意味著中國或將永遠無法超越美國，因此習近平政權備感壓力，又提出三胎政策。LGBT的存在挑戰了階級社會下家庭的一男一女結合模式，以及生育下一代、為國家提供勞動力的作用。然而，生育率下跌主要是因為工資增長追不上生活成本的增長，令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敢生育，從來不是因為LGBT變多或者是影響力變大。 社會主義者強烈譴責近來中國對於LGBT的新一波打壓。這顯示平權運動要依靠的不能是中共，但也不是大企業或者外國使館，而是廣大工人群眾與其他受壓迫者——國際團結的尋求對象也應該是國際基層群眾。真正能解放LGBT群體的不是彩虹資本主義，而是國際民主社會主義——這將包括通過群眾鬥爭實現民主公有經濟，在職場、校園、社區內提供充足的資源實施LGBT平權政策，讓書面的平權規章制度真的落到實處，從而全體人類能夠真正自由地做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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