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杜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文化體制改革和社會體制改革的迷思

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發布後，海內外評論如潮，各抒所見。有的認為《決定》60條囊括了全面深化改革必須面對的所有問題，回應了民眾的呼求，滿足了社會的期待，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有的認為《決定》通篇都是譁眾取寵的諾言，歸根到底是為了鞏固一黨專政的專制統治，不值得重視。我認為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都過於極端，但也各有合理的成分。

《決定》提出的改革方案，其中確實有許多是廣大民眾熱切期盼已久的，如完善市場體系、轉變政府職能、健全人大機制、司法相對獨立、廢除勞教、允生二胎、土地流轉、放寬戶籍等等，都是社會上呼籲多年、切望改革的問題，不能說通篇都是譁眾取寵。但《決定》60條是否都能貫徹，貫徹的程度如何，卻取決於改革的目標。就這一點來說，後一種評價不無道理。

（一）總目標的迷思

《決定》規定，“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呢？近幾年報刊上對這個問題的論述不少，眾說紛紜，但都有一條共同認可、而且放在首位的特徵，那就是黨的領導。但這個命題是經不起認真分析的。所謂黨的領導，按照中共十三大的論定，實現黨政分開後的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幹部。”而迄今為止我們一以貫之的，則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黨高於政的領導，也就是一黨專政的領導，就其本質來說，是專制主義的統治。它同社會主義背道而馳，怎麼能說是社會主義制度呢？如果要強調“中國特色”的話，是否可以這樣理解：由於中國有著幾千年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深厚傳統，它浸染了整個社會的每個角落，每個成員，無所不及，無遠弗屆，因而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也只能接受封建專制主義為自己的實質內涵。這就是以一黨專政為特色的“黨的領導”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首要內容的邏輯所在。至於被一些論者列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其他特徵，或者本身就是虛偽的命題（如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或者是空洞的口號（如人民當家作主，以民為本），或者為當代許多國家所共有（如市場經濟、法治國家），更不足以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徵了。

用這個推理去代入《決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的公式，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全面深化改革，是為了加強和鞏固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在關於文化體制改革和社會體制改革的兩章里，鮮明地表現出這個特色。

（二）文化體制改革的迷思

在以“推進文化體制機制創新”為標題的第十一章里，《決定》提出“完善文化管理體制”，“推動政府部門由辦文化向管文化轉變”，“實行管人管事管資產管導向相統一”，“健全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的體制機制“。可以說，文化體制的改革，一言以蔽之，是管字當頭。至如“完善文化經濟政策”、“加強版權保護”、“鼓勵非公有制文化企業發展”、“支持各種形式小微文化企業發展”、“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培育文化非營利組織”等等，雖然各有其積極的涵義，但無不與“管”字有關。它對文化的發展不無小補，卻旨在加強共產黨對文化事業的壟斷，違背了文化的本質特徵和發展規律。

文化是人類追求自身的完美和社會的完善的過程，也可以概括為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它的結晶就是文明。同自由一樣，追求真善美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它的發展需要自由的條件，需要我們所熟悉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所以，要改革文化體制，創新文化體制的機制，就應該解開對文化發展的束縛，建立有助於文化自由發展的體制機制，為文化的自由發展開闢廣闊的天地，讓人們為爭取自身的更加完美和社會的更加完善而齊放、爭鳴，暢所欲言。黨和政府的作用，應該是保障公民的思想言論和新聞出版的權利，而不是剝奪這些權利。可是，《決定》提出“完善文化管理體制”的同時，又表示要“堅持正確輿論導向”，而且要健全它的體制機制。幾十年來的實踐表明，所謂“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就是輿論一律，就是一花獨放，一家獨鳴，就是“一言堂”。那麼，如何“完善文化管理體制”，也就可想而知了。“8964”以來，對文化的專制統治日益嚴酷，“冰點事件”、“八本書事件”以及今年年初的“南周事件”，都典型地暴露出這種輿論導向的專制主義本質，展現出它的粗暴、蠻橫與兇殘。更為經常的手法是，一個電話、一項指令，就封殺許多重大事件的報道。再就是查禁“非法出版物”，把許多富有社會價值和歷史意義的出版物，當作“掃黃打黑”的重點，不斷收繳、銷毀。據今年4月報載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局長鄔書林的權威說法，去年全國各地共收繳各種非法出版物達3085萬件之多（其中大概也包括我去年在香港出版的《回歸民主》的許多複印本）。這種專制主義的文化管理體制，剝奪了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出版的自由權利，也就是公民追求自身完美和社會完善的自由權利。這正是目前最需要革除的弊端。改革文化體制，理應以保障公民在文化發展中的自由權利，取代專制主義的文化管理體制。但《決定》對這個最迫切的問題卻不置一詞，相反地卻要完善“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的文化管理體制，這不正是為了適應加強一黨專政的需要嗎？

（三）社會體制改革的迷思

《決定》關於社會體制改革的條文中，列出許多符合於廣大民眾期望的改革課題，在教育、就業、分配、社會保保、醫藥衛生、計劃生育等方面，都提出一些有利於民生而且可能實現的設想和承諾。在“創新社會治理體制”一章里，也有許多可取的改革方案，雖然多數只是抽象的原則，但如能把這些原則具體化，促其實現，當可推進社會的安定與和諧。而在“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條目下關於社會組織的管理問題，卻頗令人失望。抽象的條文說得還好：“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係，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支持和發展志願服務組織。”但在社會體制改革中最為重要、最應該提及的問題，即貫徹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卻閉口不談。而在具體的條文裡，只是重複已經推行的措施：“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成立時直接依法申請登記。”這表明當局依然拒絕貫徹憲法第三十五條的結社自由。

社會團體是公民社會的支柱，是公民自組織的重要形式，也是鏈接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的橋梁，更是保證社會和諧安寧的有效工具。一方面，它可以更好地保障公民權利的行使，實現公民對政治權力的參與和監督，成為“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的構件；另一方面，它可以承接許多權力機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公共事務，在必要時甚至可以成為權力機關推行政策的助手。特別是在實施憲法、構建憲政民主的過程中，它將會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可惜，執政者見不及此，卻把民間自發的團體視為洪水猛獸，防範打壓，不遺餘力。如十多年前，一些熱血青年為了探尋救國救民之道，走到了一起，成立一個鬆散的學術小團體“新青年學會”，類似於普通的讀書會。“學會”才活動幾個月就遭到了嚴酷的鎮壓，幾個成員被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十年、八年徒刑。

為了加強對社會團體的管理，1998年經國務院批准公布《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它明確規定：“成立社會團體，應當經其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所謂業務主管單位，按照條例第六條，指的是縣以上的政府有關部門或由它授權的組織。這就剝奪了沒有官方背景的公民的結社權利。有些人熱心於社會公共事業，卻因沒有“業務主管單位”，無法登記。為了爭取能夠公開合法地開展活動，被迫以公司的名義，在工商局登記註冊。但這樣一來，就不得不承受許多不必要的限制和麻煩，甚至遭受迫害摧殘。

《決定》只允許四類社會組織可以“直接依法申請登記”，不需要掛靠在主管單位。這樣，就把其他類別的大量民間組織，都排除在“直接依法申請登記”之外。所謂“依法”，依的就是那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它的作用是加強對社會團體的管理，而不是保障公民結社自由的憲法權利。嚴格說來，《決定》關於社會團體的改革思路是違反憲法的。

（四）意識形態的障礙和出路

《決定》關於文化體制改革和社會體制改革的局限性，體現了指導思想上的意識形態障礙。認為開放言論、出版和結社的自由，將會損害他們的統治地位。許多因言、因文、因結社而獲罪的公民，大都被加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原因就在這裡。當然，就目前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而言，開放言論、出版和結社的自由，讓公民獲得憲法所規定的自由權利，必然不利於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和封建專制主義的社會制度。然而，對於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這卻是擺脫危機、滌除污穢的良好出路。目前整個社會危機四伏，貧富對立、官民對立日益嚴重；共產黨內的腐敗已入膏肓，雖然反腐敗雷厲風行，但只能治標，難以治本；朝野改革反改革的矛盾與鬥爭不斷深化，隨著權貴資產階級權力基礎的不斷擴大，全面改革步履艱難。這一切都直接間接地根源於政治權力的不受制約與監督，根源於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一旦社會危機和黨內矛盾激化，爆發尖銳鬥爭，共產黨將首當其衝。唯一的出路，是切實地“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以憲政民主取代一黨專政的專制政體，共產黨自身也將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轉變為一個民主的、清廉的、開明的政黨。這將是一個漫長的甚至是痛苦的變革過程，而實現文化和社會兩大領域的公民自由，開放報禁書禁和社禁黨禁，則是推進這個轉變的兩大通道。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的改革，只有按照這個目標逐步推進，才能有效地加快社會的健康發展。這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也是共產黨浴火重生的大好機會。三中全會《決定》沒有觸及這個重大的歷史課題，實在令人遺憾。當然，“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三中全會之後，仍有足夠的解放思想、轉變觀念的機會。但當政者是否有“補牢”的自覺，卻很難有多大的樂觀，恐仍難免於“一廂情願”之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