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曾節明 寫於 二零零八年

美國式的總統制共和政體是最不適合中國的政體。如果模仿美國式的總統制共和政體，中國不僅不能快捷地實現憲政民主，反而因為混亂而很容易再次墜入專制獨裁的黑暗深淵，這已經為民國的歷史所證實。
   

中國需要反思自己的歷史、特別是近代以來，胡亂求醫，以致於耽誤病情、病入膏肓的歷史。歷史以血淚告訴我們：中國需要追求美國所引領的人類自由民主的大方向，但在實現自由民主的方式上卻決不能模仿美國，因為中國今天脆弱的生態環境和社會已經不允許再折騰了，將來去共產黨化的中國，需要壹個適合本國國情的政體，以求最快捷、最平穩的建成憲政民主體制，將轉型的代價降到最低。
   

由於中共垮台的必然和即將來臨，中國這次民主化轉型能否成功的最大問題越來越取決於在中共垮台前精英人士能否找到壹種最適合中國國情的憲政民主政體。由於美國式的政體根本不適合中國國情，那些至今迷醉於美國的強大榮光的坐而論道的中國政治精英人士，應該以冷靜客觀的眼光重新審視中美之間國情的巨大差異，進而為中國民主化做壹些切實有用的事才是，正如古話說的：“與其臨淵慕魚，不如退而結網。”，由於中共的垮台，很可能是突如其來的、地震式的垮台，因此中國政治精英人士必須未雨綢繆--必須在中共政權崩潰來臨之前儘早拿出詳盡的體制轉型方案，要拿出這樣的方案，首先就要設計適應轉型需要的新政權，要設計適應轉型需要的新政權，就必須設計與中國相配套的政體形式，因此，就必須對政體問題進行充分的探究和思索，可以說，事前對政體形式思索的人士越多、思索得越充分，中國和平轉型的可能性就越大。中國政治精英人士不未雨綢繆，手頭沒有建設新國家的方案，在導致中共垮台的突發事件中，相關政客只能是臨時抱佛腳、甚至病急亂投醫，中國大動亂的可能性相當大。
   

我在上述拙文中已經論述，中國之所以最不能採用美國式的總統共和制政體，直接原因是中國的國情、民情不具備任何實行共和政體的條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毫無自由民主的土壤，卻有著全世界最悠久、最深厚、最肥沃的反自由民主的土壤：除了共產黨黨文化以外，儒家主導的中國文化傳統中潛藏著大量的反自由民主的毒素，頑固而強韌地阻滯著中國得自由民主化進程。中國的這個獨特之處，使得中國的自由民主化要比許多國家遠為困難，中國要實現憲政民主，反倒比菲律賓、印尼或者黑非洲這些因為以前落後而沒有傳統文化包袱的國家更困難，中國沒能象前東歐國家那樣抓住1989年民主化機遇，看似偶然，其實偶然中蘊含著深刻的必然性；也因為中國的這個獨特之處，中國在建設憲政民主上沒有完整的、現成的外國例子可供仿效、借鑑、學習，現在的中國，學英、日的時機已失不再來、學法國缺條件、學德國缺素養、學美國缺乏可行性，中國必須在堅持自由民主航向的同時，將對多個外國經驗的借鑑與本國的特殊性融為壹體，這樣才能最大可能地爭取將中國這艘破舊大船平安地開抵憲政文明的彼岸，如果再象二十世紀那樣的瞎折騰，現在已經非常虛弱的中國註定落得國家解體、民族消亡的結局。
   

由於中國毫無自由民主土壤，在中共政權垮台後，如果建立壹個仿西方的民主政權，猶如在沙基上建高樓，註定很不穩固，中國將陷入類似當前伊拉克這樣的混亂當中，新的民主政權必將重蹈民國政權的覆轍。因此，在中共政權垮台後，中國必須有壹個穩固的、同時又能夠導向自由民主的政權，這樣的政權的政體必須得非常適合中國國情才行。那麼，這樣的政體應該是什麼樣的？
   

歷史上最適合中國國情的政體當數君主制政體莫屬。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種種缺陷，並且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無能擔當自由民主的啟蒙大任，因此中國兩千年來走不出君主專制體制，到了近代整個社會全方位地落後於西方。許多中國人據此全盤否定君主制政體，這是非常偏頗的觀點，壹則，在共和制民主政體產生之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採用的都 是君主制政體，君主制政體維持了人類社會的長治久安，這是不容否定的；二則，容易導致暴政的是君主專制政體，君主制政體中的君主立憲制，不僅同樣能夠實現憲政民主，並且往往共和制民主政體更加穩定，這已經為英國、日本及北歐國家的轉型歷史所證明。導致中國傳統社會走入死胡同的政體是君主專制，不能因為君主專制的惡果就得出君主制不適合中國的結論，事實上恰恰相反，正如古話說的：“解鈴還須繫鈴人”，中國唯有藉助君主制政體，才能夠最快捷、最平穩地實現憲政民主。
   

為什麼君主制政體特別適合中國國情呢？原因在於中國社會是壹個沒有宗教傳統的社會，因此中國的主流民族沒有超越世俗權力的信仰，中國社會就特別需要壹個國家和民族的人格化的象徵，以起到凝聚民族、維繫社會和國家的樞紐核心作用。
    如果沒有信仰，人的心智不可能長久健全，社會也不能維持；人如果沒有對神的信仰，就必然尋求對人、對物的信仰和崇拜。西方社會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的基礎上，現代西方自由國家的精神支柱是對上帝及其象徵物--自由、民主、法治的信仰，尊重法律就等於服從上帝，因此西方社會沒有“聖人”也能維繫。中國社會因為沒有宗教傳統，因此必須要有人格化的信仰和崇拜對象，否則因為信仰危機造成的道德敗壞遲早會導致整個社會的陷入大亂、乃至崩潰。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歷朝歷代，皇帝既是國家和民族的象徵，也是民族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象徵，“朕即國家”，忠於皇帝就是忠於國家、忠於民族；中國皇帝又是民族文化的象徵和意識形態的最高精神領袖，皇帝本人有可能文化不高，但卻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家所謂“天地君親師位”的排序，皇帝（君）位列世俗世界之首，是以主流文化稱為“王化”，皇帝在指點江山的同時，同樣有權指點文化。中國傳統的儒家社會，居於國教地位的“儒教”，名義上的教主是被譽為“天地君親師表”的孔子，實際上教主是作為國家元首的皇帝，因為根據儒家的理論，皇帝是“天子”--天的兒子，其人格具有半神的性質，孔子雖然是聖人，卻仍然是凡人，因此皇帝要比儒家的“至聖”更高貴和神聖，孔子自己也說過：自己有忠於君主的義務，君主卻沒有聽從自己的義務。由於孔子是死人，當權的天子要比儒家的“至聖”更高貴和神聖，君主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因此近兩千年來儒家教義的解釋權壹直掌握在皇帝手裡。
   

中國歷史上的這種隱晦的政教合壹的君主政體，滿足了在沒有宗教傳統的情況下，維繫中國社會延續性的長久存在的需要。但在另壹方面，由於中國傳統的王朝社會的法律並不具有契約性質，而是治民術的備忘錄，因此隨著中國傳統社會延續性的長存，中國社會重人格化的社會作用（人治），輕視法律和規章制度的傳統就非常根深蒂固，宗教對社會的影響力也更加困難、更加微弱。辛亥革命後，滿清政權這壹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大障礙已經掃除，但是基層中國法院系統建設卻非常困難，原因就在於此：縣長們普遍不明白法院的意義，認為法官是與自己“對著干”的人，因此抵制縣級法院建設；老百姓更不知法院為何物，受了害仍然跑到縣長那裡下跪喊冤；在明末時就開始向中國大力傳教的歐洲基督教，三百年來始終未能占據中國主流精神領地的原因，這也是道教勢微、佛教在中國終究邊緣化的原因。
   

可以說，中國社會是壹個人治傳統根深蒂固的社會，共產黨近七十年的統治，進壹步加深和強化了中國社會的人治傳統，這種人治的土壤是最不適合移植美國式總統制共和政體的，客觀地說，在中國這種人治傳統的社會建設憲政民主要比許多國家困難，因為中國人文的土壤自身不能培育自由民主，如果不導入人格化的養分，這片土壤很難結出憲政民主的果實。

正如中國古訓說的：“解鈴還須繫鈴人”，中國這種過於倚賴人格化的社會傳統、歷經長期歷史形成的非宗教人治社會，只有通過人格化的力量，才能順利轉型為自由民主的法治社會。 
   

具體地說：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國人心中習慣有個皇帝（顯性君主），不通過皇帝，中國人無法理解憲政民主；今天，中國人心中習慣有個主席（隱性君主），不通過主席，中國人無法理解憲政民主。 
   

由是我們應當看到：當年滿清錯失實施君主立憲制的時機實在是壹個遺恨千古的悲劇！滿清政權的錯失機遇，不僅造成了自身的覆亡，也間接地導致中國走上了貽禍至今的共產大彎路。如果當年滿清抓住了實施君主立憲的歷史時機，則決不會有民國初年軍閥割據的局面，共產黨即使在中國出現，也沒有禍亂天下的空子可鑽，沒有天下大亂的歷史條件，毛澤東壹伙再有才幹也不可能竊奪政權。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中國需要再建君主立憲制政體？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的，中國的自由民主化特別需要壹個人格化的政體，君主立憲制既人格化，又滿足自由民主化，無疑是其中的最佳選擇；但是，當今的中國又不可能復辟君主立憲制政體，因為中國的顯性君主制傳統已經在上個世紀的大革命、大動亂、內外大戰以及共產黨幾十年的暴政當中毀隕殆盡，中國唯有創造出壹種具有非君主政體的外形、蘊含君主立憲制之實的新形式政體，才能譜寫中國歷史的新紀元。 
   

君主立憲制政體是君主政體的改良，要實行君主立憲制，首先就得存留君主政體：當今世界沒有哪壹個國家在廢黜君主制幾十年後，又能在無君政體的軌道上建設君主立憲製成功的；當今世界所有成功奉行君主立憲制政體的國家要麼是由原來的君主政體過渡而來，如日本和北歐國家；要麼是原君主制宗主國的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雖然壹度廢棄君主制、建立了克倫威爾獨裁“共和國”，但是僅十二年就復辟了君主制，而後在君主制的軌道上通過“光榮革命”創立了君主立憲制政體。 

今天的中國，不僅顯性君主制蕩然無存，而且已經不具備所有恢復君主制的重要條件： 
   

其壹，辛亥革命傾覆滿清以來將近壹百年，中國的顯性君主制早已作為反面制度已經深植入中國人的意識，“皇帝”這壹名號的名號已被批倒批臭，權威掃地、神聖無存，以致於象毛澤東這樣狂妄驕橫的共產大獨裁者都不敢公開稱孤道寡，凡事都要儘量掛上“人民”的標籤...因此，今天要是再抬出個“皇帝”、“國王”以建立君主立憲制，是不可能得人心的。 
   

第二，不像日本、英國和北歐各國君統的長久延續和現實存在，由於滿清覆亡已久，中國顯性帝制傳統的沿襲完全中斷，而且斷層、斷面巨大，今天，中國傳統皇家的禮樂典章制度早已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無序無統，很難在原有基礎上加以改良、重新樹立，如果硬著頭皮矯揉造作，只能得到不倫不類的結果，徒為世人所笑。 
   

第三，中國原有的皇族早已衰微，當今中國也沒有壹個非常德高望重的人，受中國人敬重到有威望做中國君主的地步。時間的久遠能夠賦予壹個家族威望和資歷，本來，作為滿清皇室的愛新覺羅家族有大好的條件和時機存留中國的君主制傳統，但因為其在滿清末年的倒行逆施引發了辛亥革命，愛新覺羅家族因清王朝的垮台而威信壹落千丈，儘管如此，愛新覺羅家族仍是復辟皇統的最佳供選家族，但是其後 ，滿清廢帝溥儀又投靠日本人當滿奸，擔任分裂中華民國的偽滿州國“執政”，這就導致愛新覺羅家族名譽掃地，這些，使得前清皇族已經沒有恢復君主制的威望。胡耀邦是中共國最清廉的領導人，主持平反右派和冤假錯案，誠可謂德高望重；趙紫陽則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提出政治改革設想、堅決反對六四屠殺，死不“認錯”，可謂是眾望所歸，但胡耀邦、趙紫陽都已經死了，他們生前沒有取得最高權力，而且他們影響中國政局的時間不長，因此他們的家族也沒有足夠的權威在中國恢復君主制。 
   

由以上可見，復辟君主制在當今中國已經沒有現實可能性，復辟君主制的方案，既無可操作性，也不可能被當今中國社會各階層所接受。復辟君主制在當今中國已經沒有現實可能性，重建君主立憲制在當今中國也就不可能。當前力主君主立憲制的王從聖先生對中國國情和癥結所在看得很準，他提出的重建君主立憲制構想也很完美，可惜時過境遷，現在已經不是滿清末年了。 
   

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無情和無奈常常讓人深深的惋惜，本來，晚清時期的中國，有著絕佳的實施君主立憲制的條件和機遇，只要實施立憲，中國在二十世紀的命運將完全改寫--至少能夠走上壹條比二十世紀中國的道路平坦得多、光明得多的道路。現在這種條件和機遇都不可能再有，正如古話說的：“機不可失，失不再來”；當今中國無奈的現實，正應了另壹句古話：“天予不取是罪過”，壹個錯失機遇的民族，似乎註定是要受到上天的懲罰的。 
   

那麼，中國要建設憲政民主，就沒有出路了嗎？答案是否定的。當今，又有壹種機遇擺在中國面前，中國能否避免清末民初轉型的悲劇重演，就要看當今的中國精英人士能否把握這壹新的機遇了。 

重建顯性君主制--君主立憲制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而中國在共產政權垮台後，非得有壹個採取人格化政體的政權，否則無以維持長治久安，對此該怎麼辦？我以為，中國最適合採取壹種特殊的虛位元首制加內閣制政體，這種政體既具備現代國家政體之形、符合當今中國的國情、民情，又具有君主立憲制的內涵，可以稱之為“隱形的君主立憲制”，對它，我的個人構想是： 

國家元首稱國家主席，國家主席由無黨派人士中的德高望重者擔任；國家主席為國防軍首腦，有簽署命令、提拔將領等管理軍隊的權力，在戰爭時期或國家處於緊急狀態時有調動軍隊的權力（宣戰和緊急狀態由議會多數決定）；國家主席負責國家首腦級的接待、出訪等外交禮儀活動，不介入政府的運作；國家主席履行任命議會多數黨黨首為內閣總理的儀式；國家主席履行批准內閣總理的組閣人選的儀式；如果內閣總理在任上死亡或者辭職、離職，國家主席有權立即任命新內閣總理；如果議會通過對內閣總理的不信任案，國家主席有權解除總理的職務，並任命新的內閣總理。

以上的設計，已經把“國家主席”框定為壹個政體的人格化的象徵、政權的樞紐核心，“國家主席”既具備君主立憲制中的虛位君主的象徵性地位，不會形成專制權力，又在可能動亂時具備類實權君主制或總統制中國家元首的穩定國家政權的強有力的職權，以將動亂消彌在萌芽狀態中，而且，國家主席的中立化強大威懾力量，又對那些擅長操控民意、“運動群眾”、煽動動亂的草根政治野心家弄權形成有力制衡，使得如施明德、宋楚瑜、陳水扁之類的政客耍弄民主政治的法術不至於危害社會和國家。如此的設定，使得國家主席在波瀾起伏的民主政治生活中，成為政權的定海神針；達成這樣的目的，也非常適合中國老百姓特別求穩怕亂的需要。 

另外應該設計：國家主席身兼國家社會最高精神領袖的職能，國家主席無權強制向社會推行其思想和理念，但是有權動用國家傳媒等條件，向國家社會發表有關道德、文化、社會風尚等方面的指導性建議；國家主席是國家、民族的人格化象徵，也是國家、民族最高榮譽的人格化象徵；為了維護國家主席作為最高精神領袖和國家、民族的人格化象徵的形象和權威，國家必須禁止壹切對國家主席的批評，國家主席是整個國家社會中唯壹享有不受批評權利的特殊公民。 

這種設計是根據中國社會的特點對症下藥的壹種設定：傳統的中國，既無宗教傳統、也無法的傳統，卻有著根深蒂固的人格化政治（人治）傳統，兩千多年的歷史證明，中國傳統王朝那種君師合壹的體制最能夠維持這種既無宗教傳統、也無法的傳統的社會的長治久安，傳統的中國王朝社會，最高精神領袖名為孔子，實為壹國之君，因為孔子是死人，國“教”儒家以君主為核心，是君主掌管著儒家教條的最高解釋權。歷史上的動亂也表明，拋卻這種君師合壹的體制，則人心離散，政權乃至社會都會維持不住。西晉滅亡後，五個外族政權割據黃河流域，這些外族政權除北魏以外，都拋棄了儒家主導的君師合壹體制，結果黃河流域社會陷入空前的大動亂大崩潰當中，這種局面直至北魏政權壹統黃河流域才得以改觀。當今的中國，因為共產黨的統治，更無宗教傳統、更無法的傳統，根深蒂固的人格化政治（人治）傳統進壹步強化。前蘇聯和東歐共產 國家，在共產政權崩潰後，尚有基督教可以維繫人心和社會，而現今的中國，共產意識形態崩潰、社會道德崩壞、原來作為“國教”的儒家已無法主導社會，也沒有任何思想和信仰能夠凝聚社會的精神，如果不藉助最高精神領袖這種人格化的權威的凝聚作用，壹旦中共垮台，專制的強制性聚合力消失，中國社會很難不陷入分崩離析境地。傳統的中國王朝社會，因為尚有儒家的主導作用，所以皇帝還不用公開彰顯實際上的國師--最高精神領袖身份，現在的中國，已經沒有任何壹種思想和信仰能夠凝聚社會的精神，所以必須抓住中國人喜好人格化教化和權威的心理，採取國家主席--最高精神領袖這樣的新君師合壹的制度，以最有效地維繫人心社會穩定、重塑社會道德。 

要保障國家主席作為國家社會精神領袖的地位和作用，國家就必須儘可能地維護具體的國家主席本人的名譽和形象，因而就必須為國家主席個人製造出壹種莊嚴和不受輕慢的特殊個人空間。應當承認：如果國家和政府的領導人可以任人批評和辱罵，就會形成壹種輕慢地氛圍，這種氛圍能夠嚴重損害領導人的權威。固然，傑出的領導人可以通過政績和領導的藝術消解解這種輕慢氛圍的損害，鞏固自己的權威，但並非都能輕而易舉，即使優秀如林肯、里根這樣的領導人，都曾備受詬病誹謗，在政壇上壹度進退維谷，何況那些平庸之輩？固然，崇高的德行最終能夠戰勝誹謗，但是，民眾幾乎總是理性匱乏、情緒泛濫的，明末的國防棟梁袁崇煥生前被北京市民蜂擁而上、生啖其肉、“咬穿肚腹”，他冤死了壹百多年後，終於被認識到其德行的崇高，可惜彼時漢人亡國已有多年，“認識到”又有什麼用？可見，言辭的誹謗的後果有時是很嚴重的，言論的自由不能漫無限制，否則會導致誣陷、誹謗、謠言盛行、世風惡劣，甚至會導致社會動亂...近年來台灣的混亂就是壹個例子。因此，壹個社會，在享用言論自由的同時，必須服從壹定的權威、依據壹定的準繩。因此也可以看出：壹個政權不應該禁止民眾批評和辱罵所有的領導人，否則勢必形成新的專制，會打擊求真務實者、喪失修錯能力、不可能強大和長治久安；但是，也不應該任由民眾批評和辱罵所有的領導人，否則註定會導致國家社會精神渙散、道德崩壞，甚至政治動亂。國家主席不受批評的設定，就是保障壹個社會，在享用言論自由的同時，必須服從壹定的權威、依據壹定的準繩的設定，這可以使得民眾充分運用言論自由（包括批評和辱罵其他國家和政府領導人）時，政權的穩定和社會的安定不受破壞。 

儘管制度可以支撐起壹個職位的威嚴，但卻不能自動地帶給掌握這個職位的人以威望，威望就象陳釀的美酒，它由傑出的才幹和崇高的德行釀成，存放的時間越久遠越上乘。由於國家主席在國家、政權、社會中承擔著核心、樞紐、壓艙石和精神領袖的作用，因此，威望對於擔任國家主席的人就特別重要。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國家主席壹職由德高望重者擔任，擔任國家主席的人選應該由選舉產生，而不宜搞世襲制。 

雖然世襲制有職權交接班穩定的優勢，而且通過世襲制也可以產生名門望族，家族的威望能夠帶給其成員壹定的威信，但是應該看到：上天對人的才幹、類型的塑造並不是機械的、門當戶對的，科學家的子女往往不能成為科學家、政治家的子女往往沒有政治才幹、君主的嫡子（長子）往往是君主子女中最不適合繼承皇（王）位的人選，因此，中國儒家的君主繼承權嫡長制度是最愚蠢的接班人制度，它扶植愚弱的庸才、壓制真正適合繼承皇位的能幹的人才，其結果不是釀成如“玄武門之變”、“靖難”這樣血腥的政治動亂，就是導致暴君治國、昏君治國。直到滿清雍正帝廢除君主繼承權嫡長制度，情況才得以改觀，但是世襲制仍然解決不了世襲家族的“壹代不如壹代”的問題：生活的驕奢安逸、以及長期的沒有外在競爭和挑戰，必然造成世襲家族後代進取心、才學乃至身體素質的退化，以致於家族後代人才絕跡，就象滿清末年的皇室那樣，盡皆酒囊飯袋花花公子楞頭青，沒有壹位能幹者。慈禧死後，光緒帝之弟載灃掌握了大權，攝政王載灃雖然身被愛新覺羅家族之威，但因為亂無章法的昏庸施政很快威信掃地，最終被袁世凱輕而易舉地趕下了台。 

在君主立憲體制下，實權掌握在首相手裡，君主寶座已成為象徵性的的虛位，因此，世襲制所產生的昏君、庸君已經無法禍國殃民，但是君主和皇（王）室成員的醜行仍然會給國家形象帶來很大的損害 ，英王愛德華七世因為“不愛江山愛美人”而被迫退位、二戰期間英王室的親納粹醜行都很大地損害了英國的形象、當代英王儲查爾斯的性醜聞以及對戴安娜的謀害嫌疑，大大地損害了英王室的聲譽和凝聚力。 

總之，世襲制會造成接班人的昏庸。連君主立憲制都受到壹些世襲制弊端的影響，可見，當今的中國是不適宜採取職位的世襲制，因為當今的中國，亟需有權威的傑出人物統領大局，而且，現今的中國，也沒有實施君主立憲制的條件。將來中國的政體設計中，統領大局的國家主席職位，必須由德高望重的能幹人士擔任，這樣的人選必須要通過選舉才能找到，必須要通過選舉才能服眾。 

為什麼通過選舉產生的政治領導人更容易服眾？因為人有壹個心理規律：人更容易嫉恨靠幸運出身獲得財產和地位的人，而不是傾向於嫉恨靠自己的能力公平競爭得來的財產和地位，甚至不那麼嫉妒象毛澤東那樣的禍國殃民的僭主，因為毛澤東壹伙的江山是靠他們自己別著腦袋打下來的。受這種心理規律左右，民眾更容易嫉恨靠世襲或其他私相授受形式獲得權力的政治領導人，除非靠世襲或其他私相授受形式獲得權力的政治領導人表現出卓越的才幹和德行，就象俄皇彼得壹世、蔣經國、趙紫陽那樣。只要是通過真實普選產生的領導人，即便其掌權後的表現差強人意，通常民眾對之的憎恨情緒也沒有對壹個非選舉產生的糟糕領導人那樣強烈，因為有壹個淺顯明了的邏輯可以消減民眾的憎恨情緒：領袖是民眾選出來的，民眾選錯了人，就得為之承擔後果，也就是俗話說的“自作自受”。 

當今中國，在顯性君主傳統已經徹底湮滅的情況下，擔任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職位的人選非通過選舉，長遠來看是不能服眾的。新的自由中國的第壹任國家主席的人選可以由終結中國共產政權的功勳最為卓著者終生擔任，因為開國的巨大功勳足以服眾，但是第二任、第三任國家主席人選就不能不通過選舉產生了，因為他們已經沒有破舊立新的功勳可以支撐起威望，他們首先要靠選票服眾。

未來中國國家主席應當靠選舉產生，但是這種選舉卻不能模仿美國的總統大選，因為兩者的情況有著重大的差別，而且中國的國家主席制度不能承受美國式大選的弊端：

首先，美國總統的任期只有四年，如果競選的壹方這次敗選，四年後就有機會捲土重來，再次問鼎總統寶座，而且，美國總統競選是政黨人之間的選舉，參選總統敗選者，仍有機會不久當選國會議員，因此美國總統選舉的勝選方和敗選方落差不是很懸殊，不會出現壹輸全輸的情況；而未來中國國家主席任期終身，因此，如果採取美國總統大選那樣的選舉形式產生國家主席，競選者壹旦敗選，就是終生性的失敗，幾乎不會再有機會，再加上美國式的大選勞師動眾、社會耗資巨大，壹旦敗選，不僅對競選人、而且對其社會支持勢力，都是特別沉重的打擊，因此容易產生各方輸不起的情況，因而就會出現特別殘酷的政治競爭，很容易導致競選各方不擇手段、甚至造成政治動亂。

第二，無論在哪個國家，擁有較好素養和判斷力的人都是少數，大多數民眾都是理性薄弱、缺乏判斷力的壹群。因此，民眾在評判競選人時，普遍會側重於競選人的形象、口才、禮儀等外在東西，而對於治國理念這樣的較深的理性問題卻無能鑑別和把握，而執政理念對於國家領導人選來說恰恰是壹個首要的問題，因而大選往往不能選出執政理念最適宜的人選。僅次於執政理念的考量項是治國能力，由於民眾的局限性，大選也往往不能選出治國能力最卓越者，因為外在形象好的人並不見得能力強，比如，英俊瀟灑的人不壹定聰明、口才好的人不壹定有遠見。因而，大選總是能夠選出口才和外在形象優越的領導人，卻往往不能選出執政理念和治國能力的最優者，美國的歷屆總統們就是最好的說明：美國總統們絕大多數俊朗瀟灑，但是除了林肯、羅斯福、里根兩三個傑出的外，絕大多數美國總統平庸無能、乏善可陳，有些不如其下級、甚至理念和能力愚不可及：尼克松離開了基辛格，就寸步難行，他奉行基辛格路線，對中共和越共大行綏靖政策，導致越南被赤化、中共國占據聯合國常任理事席位，貽害至今；杜魯門眼光遠遜於麥克阿瑟將軍，在對付共產主義擴張問題上愚蠢頑固、昏招迭出、壹手成全了整個東亞大陸的赤化，成為千古歷史罪人。

美國式大選的另壹個弊病就是選舉受媒體的影響巨大：只要有雄厚的財團支持，壹些並不傑出的競選人在選舉智囊團的策劃下、通過對媒體的掌控和充分運用，就可以包裝出壹個大眾喜聞樂見的“優秀政治家”，這種包裝出來的“優秀政治家”往往能擊敗競選財力相對不雄厚的競選者。麥克阿瑟將軍壹手奠定了日本自由和繁榮的基礎，他的才幹遠遠超越了單純的軍事領域，他的政治才幹遠在杜魯門之上，如果二戰後麥克阿瑟能夠坐在杜魯門的位置上、或者他能夠主導美國對華政策，中華民國決不會丟失中國大陸。但是麥克阿瑟在總統選戰中卻不是杜魯門的對手，為什麼呢？因為老麥壹則個性強，不如杜魯門勤於迎合討好選民大眾；二則麥帥不象杜魯門那樣有雄厚的財團支持。

總之，以上兩種弊端，基本上決定了美國式大選只能選出形象較佳和善於投合大眾喜好的政客，往往不能選出治理國家的最佳人才。不過，美國的短暫的總統任期制卻能夠頗為有效地消減大選弊端帶來的危害：當壹任美國總統因為施政的庸劣造成的不良後果後顯現後，下壹任新總統就必然立即糾正前人施政的偏差，以順應民意，儘管新總統的能力很可能比其前任好不到哪裡去。

由於中國沒有自由民主的土壤，未來中國脆弱的憲政民主政權經受不起大選選舉國家元首的弊端，因而在國家元首的選舉上，中國不適宜採用大選，而必須走壹條重視壹人壹票選舉政黨，國會席位根據政黨票的得票比例進行分配，然後國會選舉國家元首的內閣制道路，這條道路必須能夠避免總統制的重大弊端。 

從理論上說，內閣制的選舉比起總統制的選舉主要有如下優勢： 
   

內閣制的國家元首選舉是小圈子選舉，遠不如大選對社會的牽動面那樣廣泛、那樣耗資費時，因此選舉遠不像大選那樣容易引發社會動盪。
   

內閣制重視將人民的理性和鑑別力放在政黨理念上邊，總統制的選舉重視參選人的個人魅力，內閣制適合中國人喜歡關注政黨政治傾向喜歡根據對方是左派還是中間派還是右派做出判斷的思維方式。
   

只有明確選擇政黨理念，才可以充分體現出民意主導國家意志的民主權利。
   

總的來說，人民投政黨票選出國會成員，然後國會選舉產生國家元首的選舉的效率比總統制的大選更高，但引發動亂的可能性卻比大選小得多；內閣制的選舉雖然因為缺乏廣泛的參與性而在民主上打了折扣，但其選舉的結果（當選的人物）卻比大選更加穩妥。

那麼，世上有沒有這樣的選舉？有，天主教教皇的選舉為中國人提供了壹個選舉德高望重權威人士的絕佳範例： 
   

教皇選舉程序之第壹步：新教皇的選舉在前任教皇去世後最晚不超過二十天之內舉行；教皇選舉的地點是羅馬市的西斯廷教堂，會議的場所是封閉的和嚴格與外界隔絕的，任何媒體都被拒絕在外；教皇選舉會議的參加者是羅馬天主教會的年齡不超過80歲的120名紅衣大主教，這些人可謂天主教神職人員中不折不扣的高級精英人士，這120名被統壹安排住在梵蒂岡的聖瑪塔賓館，選舉教皇期間不得與外界有任何接觸，不得看電視、報紙、寫信和打電話。 
   

這種封閉式的選舉相較於通行的大選有壹個巨大優勢：即阻斷了傳媒、社會輿論、利益團體勢利對選舉人的引導、影響和操控，最大限度地保障了選舉人享有壹種獨立、冷靜的選舉氛圍，這種選舉氛圍遠比狂熱浮躁的大選氛圍更有利於選出優良的領導人。而且，這種封閉式的選舉也能夠有效的防止野心家搞串聯等破壞選舉公正性的陰謀活動。 
   

教皇選舉程序之第二步：紅衣大主教們在會議開始後就立即進入秘密投票程序，在選票上寫上自己心目中的人選名字。與政治選舉不同，候選人不需要發表競選演說。教皇選舉反覆進行很多輪投票，在34輪選舉之前實行三分之二多數票勝制，如果仍然未決，則在決定是否採用簡單多數制或者得票最多的兩位對決選舉。因此，教皇選舉會議的時間最短可能要幾個小時，最長可能要持續幾周。 
   

這種不限候選人提名名單的秘密投票選舉方式，比通行的大選有更廣泛、更自由的選擇面，而且不易受地域、派系等因素限制，選舉人自由提名，也有利於提名自己熟知的對象。多輪次的選舉和三分之二多數票勝制遠比美國式大選的微弱多數勝制更能消減偶然因素的作用，保證當選人是精英人士中的眾望所歸者。這種選舉就不會出現象2000年美國大選的尷尬：布什與戈爾票數相持不下，引發美國總統難產，最終不得不靠最高法院判決，才得以避免了壹場政治危機。順便說壹下，這樣的事在美國可以藉由法院裁決解決，如果發生在毫無法治傳統的中國，對陣雙方勢必各拉山頭、大打出手，導致全局崩亂，所以中國決不適宜採用美國式的大選。秘密投票、不限候選人名單、候選人不需要發表競選演說，這就會出現：有志角逐者不壹定被提名，沒有野心的人不壹定沒有機會，就很有可能出現所謂“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現象；這同時也導致相互競爭者模糊不清，遠遠不象大選競選那樣“敵我”陣營涇渭分明，使得選舉團中的有志角逐者難以確知自己的競爭對手是誰，從而既大大減少了勾心鬥角的空間、也大大消減了敗選的挫折感和怨憤。另外，候選人不需要發表競選演說的制度不僅大大節省了時間，也杜絕了競選者利用言辭和外在形象的片面優勢媚眾取寵的渠道。 
   

教皇選舉程序之第三步：選舉每進行兩輪，之前的選票就被燒毀，燒毀時加上些瀝青，外界就會看到西斯廷教堂的煙囪中冒出黑煙，外界從而知道選舉還沒有達成最後結果。若選舉進行三輪還沒有結果，就要休會最多壹天用來做禱告、選舉人之間自由交換意見和高級紅衣大主教講話。 
   

選舉有了結果後，西斯廷教堂的煙囪中就會冒出白煙，這就是告訴外界已經產生了新的教皇。新教皇隨後到梵蒂岡聖彼德大教堂的陽台上被介紹給等候在廣場上的信眾。 
   

燒毀先前的選票，既保證了投票的秘密性，也使得偷票、造票、改票等舞弊行為很難進行，以微小的成本和簡易的方式，堵住了選舉工作人員參與舞弊的漏洞。封閉性的選舉自然可以消除外界的干擾和操控，但卻難以向外界傳達選舉的信息，這就帶來壹個問題：外界急於了解選舉的進程而不能了解，就會激發各種傳言和小道消息廣泛流傳，這在多輪投票未能產生勝選人、選舉時間表被迫延長時尤其如此，這時，壹些不擇手段的政治野心家可能會乘機散播謠言、煽風點火，把政局和社會推向動亂。因此，封閉式的選舉存在壹個在保持封閉的前提下把選舉的進程及時公之於眾的問題，羅馬教皇的選舉制度，就十分巧妙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以燒毀選票時冒煙作為選舉進程的信號也是壹種成本低廉而簡便易行的傳遞信息方式，既壹舉兩得，又不會改變選舉的封閉性質。教皇選舉的不限提名和三分之二多數勝選制，使得選舉人有比大選選民廣闊得多的選擇範圍，但是也比大選更容易造成多輪選舉無結果的情況，如果放任這種情況，就容易導致選舉陷入僵局或混亂，教皇選舉制度中三輪選舉不果後的休息制和高級紅衣大主教講話制，就是針對選舉多輪不果的平衡機制，以預防選舉陷入僵局或混亂。多輪選舉不果，就說明選舉人心目中的理想人選分歧很大，嚴重缺乏共識，缺乏共識的主要原因壹是缺乏信息的互通有無；壹是缺乏權威。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再硬選下去，只能是越選越僵。這時候需要的是權威和共識，暫時中止選舉，讓選舉人自由地交換意見、交流溝通，有助於增加共識；而權威（如高級紅衣大主教）站出來發表意見，在這種瀕臨僵局和混亂的時刻最能夠凝聚人心。 
   

教皇選舉團的參選人員界定決定了教皇選舉的精英性質，精英的理性和判斷力遠在大眾之上，他們遠比大眾更能選出德高望重的傑出人士；而且精英選舉要比大眾選舉--大選秩序良好。羅馬教皇選舉制度歷經了幾百年，沒有出現大的動亂，至今仍然能夠有效地維護最高教權的承襲、維護天主教的運轉，這就證明類教皇選舉的精英選舉道路是壹條可行之路。教皇壹旦當選，終身任職，身為天主教世界的精神領袖，這壹點與未來中國國家主席的理想設計相合。 
   

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五百年來，天主教能夠歷經宗教和政治挑戰的驚濤駭浪而始終不衰，至今仍然是世界上信徒最多的宗教教派，也是全世界宗教中體系中最大的世界性宗教，教皇的權威和維繫作用是主要原因，而反觀那些在文藝復興時期否定教皇、分裂出去的“新教”各教派，則已經分裂成多如牛毛、林林種種的新“新”教派，如今難成體統，這些教派必將因無休無止的分裂而進壹步勢微，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就是因為基督教各派新教沒有壹個類教皇那樣的統壹的權威領導，群龍無首。 
   

教皇的權威和維繫作用，正是未來中國政權理想設計所追求的國家主席應該發揮的作用。 
   

綜上所述，天主教教皇選舉制度是未來中國國家主席選舉制度的最佳仿效範例。 

參照教皇選舉的形式，未來中國國家主席的產生辦法可以這樣設定： 
   

未來中國首任國家主席由在瓦解中共政權的行動中作出最大貢獻者擔任，瓦解中共政權的行動中作出最大貢獻者包括：倒共軍事政變的首義指揮者、葉利欽式的人物——中共高層中發動政變，結束壹黨專制的領導者等等。首任國家主席去世後，後任國家主席均由選舉產生，選舉辦法是： 
   

壹，現任國家主席去世後，參議院議長在最高檢察院檢察長的監督下，在三天之內向政府總理提交書面函，要求政府在七天之內撥出國家主席選舉專款，如果總理未能如期撥款，參議院議長或最高檢察長可向最高憲法法院控告總理瀆職。 
   

二，新任國家主席的選舉在前任國家主席去世後最晚不超過二十天之內舉行；國家主席選舉的地點是未來中國首都（如南京、武漢）的國會大廈，會議的場所是封閉的和嚴格與外界隔絕的，任何媒體都被拒絕在外； 
   

三，國家主席選舉會議的參加者是未來中國參議院的年齡不超過80歲的約200名參議院，這些人可謂未來中國社會中不折不扣的高級政治精英人士，這200名選舉人被參議院議長統壹安排住在首都某賓館，在選舉國家主席期間他們不得與外界有任何接觸，不得看電視、報紙、寫信和打電話。 
   

四，眾議院和最高檢察院各派壹名監督員列席會議進行監督，如果兩名監督員或其中壹名監督員認為選舉不公正，則提交最高憲法法院大法官裁決，以大法官的裁決為準。 
   

五，參議院國家主席選舉成員在會議開始後就立即進入秘密投票程序，在選票上寫上自己心目中的人選名字。參照教皇選舉，候選人不需要發表競選演說。國家主席選舉反覆進行多輪投票，在34輪選舉之前實行三分之二多數票勝制，如果仍然未決，則在決定是否採用簡單多數制或者得票最多的兩位對決選舉。因此，國家主席選舉會議的時間同樣最短可能要幾個小時，最長可能要持續幾周。 
   

六，選舉每進行兩輪，之前的選票就被燒毀，燒毀時加上些瀝青，外界就會看到議會大廈的煙囪中冒出黑煙，外界從而知道選舉還沒有達成最後結果。若選舉進行三輪還沒有結果，就要休會最多壹天，讓選舉人之間自由交換意見，同時，參議院各政黨領袖發表講話。 
   

選舉有了結果後，議會大廈的煙囪中就會冒出白煙，這就是告訴外界已經產生了新的國家主席當選人選。新國家主席當選人選到議會大廈的檢閱陽台上被介紹給等候在廣場上的眾議院議員、政府成員以及國家各機構代表，同時舉行隆重的新國家主席就任儀式。如果新的國家主席當選人選是某政黨成員，他必須首先公開聲明退出某政黨。在就任儀式上，政府總理、參議院議長、眾議院議長分別代表政府和國會，向新任國家主席宣誓效忠，新任國家主席向憲法宣誓效忠。 
   

如果新的國家主席當選人選不在首都，國家主席就任儀式則在三日內舉行，由參議院、政府、國防軍各派壹名代表前往其所在地，專程護送新的國家主席當選人選進京。如果新的國家主席當選人選不願意擔任國家主席，則國家主席選舉中得票第二多的人當選，不願意擔任國家主席的當選人選仍然必須出席新國家主席就任儀式，再儀式上公開聲明自己不願意擔任國家主席的意願。 
   

新國家主席就任儀式舉行後，在壹個月之內，必須舉行閱兵式和軍隊宣誓效忠儀式：新任國際主席身著戎裝，檢閱國防軍各兵種儀仗隊；國防軍各軍種最高將領向新國家主席宣誓效忠。 
   

新國家主席就任後，其本人、妻子、兒女終生由國家發給高新薪俸。這樣，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消減國家主席可能的“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念頭、最大限度地消除以權謀私的動機。 
   

未來中國國家主席的這種設定，首先充分滿足了實現中國政治進步的壹個必要條件——人格化的引導。 
   

中國社會是壹種奇特的人治傳統的社會，維持社會的主要是人格化的力量——皇帝（天子）和各級官僚（青天老爺），“天子”的天命權威（包括共產黨的“歷史必然”論的天命權威）、老百姓對聖主（包括“偉大領袖”、“英明領袖”、總設計師之類）和各類“包青天”（包括“黨的好幹部”）的期盼形成了整個社會的強效粘合劑。兩千多年來，法律和規則在中國從來都不具有維持社會的重要功能，它們只是作為人治的輔助工具，通過人的力量發揮輔助作用。中國有句古話說：“國不可壹日無君”，中國的老百姓習慣有個皇帝、習慣有個主席，否則就無所適從，進而為所欲為，直至天下大亂。中國的歷史表明，中國社會可以缺少法律而穩定，卻不能在沒有權威人物的情況下穩定：當年劉邦以個人的領袖魅力，僅以“約法三章”就迅即穩定了秦朝崩潰後大亂的關中局勢；民國初年，隨著袁世凱、孫中山的先後死去，中國沒有了權威人物，立時陷入全國性的內戰當中，直至由蘇聯扶持毛澤東共產勢力以極權恐怖手段樹立毛澤東這個“大救星”，中國社會才恢復穩定——極端專制下的穩定。 
   

民國的混亂直接來源於君主制的廢除，可以說，正是皇帝權威的消滅成全了中國的共產極權。中國的老百姓習慣有個皇帝、習慣有個主席，只有通過皇帝、主席這種人格化的最高權威才能夠穩定中國社會，進而才能夠逐漸引導中國民眾、中國社會的觀念和文化傳統轉向憲政文明，和國際政治文明接軌。 
   

總而言之，中國需要人格化的國家象徵、民族象徵，中國需要人格化的權威，非此不能維持社會的穩定、甚至不能維持社會的存在，也就是說，中國需要君主，或君主的等同物。當今的中國，歷經了中共大半個世紀的幾乎全方位的破壞性統治，生態環境和和包括社會道德在內的人文環境都比民國初年遠為脆弱，中國再也經不起大的折騰了，在共產政權瓦解後，如果沒有保障人格化權威的機制迅速穩定局勢，中國墜入大動亂深淵的可能性非常大，壹旦中國墜入大動亂深淵，國家民族勢必解體，“中國”可能成為歷史名詞！ 
   

因此，中國決不能再亂！ 
   

未來中國國家國家主席的這種設計，就是最大限度避免中國再亂的設計，它結合當前中國的國情，以壹種現代中國人能夠接受的現代的方式復辟傳統中國的的君主制，並且開創壹種適合中國國情的新型君主立憲制政體——虛君共和制政體。未來中國國家國家主席的這種設計，既充分地利用了民主制度在任賢舉能上的優勢，又避免了民主制度容易引發的混亂，以及庸俗、浮躁等缺陷，這就避免了傳統中國社會因民主缺失而停滯僵化的痼疾，又合乎中國人特別怕亂的民族心理特點；這種設計，充分地發揮了人格化力量對國家、民族、社會的粘合、穩定、引導作用，這特別適合中國人格化的政治文明傳統，它也能夠最大限度地避免中國因為共產政權崩潰而分崩離析。 
   

綜上所述，未來中國國家國家主席的這種設計，是壹種使中國以最小的代價向憲政文明轉型的設計。 

有了“虛君”——未來中國國家國家主席的設定，還必須有壹個相對獨立於國家元首的政府首腦的設計，因為國家主席不能兼任政府首腦，否則未來中國國家政權就會變成獨裁政權；而且，作為最高精神領袖的國家主席壹旦兼任政府首腦，國家政權就會變成政教合壹的專制政權。因此，未來中國政府的首腦--總理必須由另外的人擔任。由於國家主席任期是終身制，因此，總理不能由國家主席單方面任命，除非有非常情況，否則，政權就失去了民主的性質，總理必須由比國家主席選舉更大範圍的選舉產生，而且任期必須短暫，比如四年左右，這樣，就可以平衡產生國家主席的精英選舉和國家主席的終身制任期。 

就選舉的廣泛程度來說，象美國總統大選那樣的全國性選舉是最廣泛的選舉，但是因為中國絲毫沒有民主傳統，而且幅員廣闊、各地的民情和經濟文化發展程度差異很大，因此，在中國舉行象美國總統大選那樣的全國性選舉成本和難度都巨大，中國特殊的國情、民情，決定了未來中國最適宜採用內閣制選舉的方式產生政府首腦。 

具體辦法為：按照各個政黨在參議院、眾議院所占議員席位的總數統計出在國會占多數的政黨--多數派政黨，中央政府由多數派政黨組閣，多數派政黨領袖自動成為政府首腦--內閣總理，並呈報國家主席批准，由國家主席履行任命儀式。 

這種選舉方式雖然沒有美國式的大選那樣轟轟烈烈，但是卻遠為簡便易行、安全穩妥，而且不需要媒體造勢、競選演說、拜票等壹系列競選活動，它比起美國式的大選，節省了巨量的成本開支；而且它不依賴媒體的炒作，也更能保障選舉的公正。 

內閣制選舉由於簡便易行，看起來好像沒有選舉，實際上它的民主性壹點也不遜於美國式的大選。因為根據憲政民主的原則，國會（參議院、眾議院）的議員都是由全國範圍內的分區直選產生，每個選區選舉自己的參、眾議員人選，由於壹個選區的選民壹般來說更熟悉本選區的候選人，而且候選人可以有若幹個，所以當選的議員實際上要比在全國範圍內選出的壹個總統更能代表民意；而且，分區選舉幾百個議員要遠比在全國範圍內選舉壹個總統更加簡便易行、成本低廉，也比全國範圍內選舉壹個總統更不依賴媒體，因此也更加公正。 

具體來說，內閣制選舉以及內閣制具有以下種種優點，因而特別適合共產政權崩潰後的中國： 

壹，內閣制總理選舉簡便易行、成本低廉，有助於迅速穩定局勢和長治久安。 

由於中共的垮台必定是突如其來，共產政權崩潰後的中國因為專制權力的陡然消失而墜入管制的真空，經濟危機、社會道德敗壞、再加上巨大的歷史積怨，必然導致社會秩序大混亂，如果新國家的中央政府班底不能迅速確定，就無法迅速恢復秩序，就會演變成全國性的大動亂，各少數民族地區乘機獨立，中國很有可能因此而不復存在；或者，前中共軍隊將領中的野心家眼見新政權無能，而乘機以“穩定”為號召，發動兵變建立軍人獨裁政權，以軍管恢復秩序。 

因此，中共垮台後，新政權組組織政府是當務之急，但是，在共產政權崩潰後的混亂境況下又無法進行全國範圍的民主選舉：屆時如果立即採用美國式大選選舉政府首腦，在壹個毫無民主傳統、民主經驗、傳統糟粕和共產黨文化流毒泛濫大國，無異於引爆全面動 亂的核彈，今日之伊拉克就是前車之鑑。若採用內閣制則容易解決這個問題，屆時可以由國家主席緊急任命臨時內閣總理、由總理組織臨時內閣，先鐵腕恢復社會秩序，等到局勢穩定後，在國家主席的監督下進行參、眾議員選舉，選出新國家第壹屆國會，再由國會中的多數黨領袖出任新國家第壹任總理；或者，中共倒台後，暫時由國家主席統領大局，先以軍管維持住秩序，在軍管的基礎上大赦海內外民運、異議、宗教信仰人士、邀請海外人士回國、登記政黨，在槍桿子保護下新國家國會選舉，產生總理及新國家首屆政府內閣，待新政府正常運作之後再結束軍管。 

中共垮台後，中國的新政權必然面臨財政困難、秩序混亂、動亂山雨欲來的嚴峻考驗，要度過危機，穩定是關鍵，而穩定局勢的關鍵又在於新政權能否儘快地確立新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中央機關，特別是行政機關。由於在全國範圍內選舉數百個國會議員要遠比在全國範圍內選舉壹個總統要簡便易行、成本低廉、且所需時間較短：內閣制的選舉，國會議員由分區直選產生，程序簡單明了，耗資較低；而美國式的大選必須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多輪篩選，最後決出的繼位候選人還必須進行全國性的競選，這就勞師動眾、耗資費時得多，而且其選舉難度與國家幅員成正比--國家越大、難度越大，這顯然最不適合中國這樣壹個毫無民主傳統的大國。更何況，中國民眾嚴重缺乏自由民主素養，幾乎沒有任何民主實踐的經驗，實行內閣制選舉，選區較小，席次眾多，技術、成本、失誤的機率都比美國式的大選小得多，這就特別適合中國民眾的民情：以中國民眾的素質，要順利地選出壹個總統很難，但要選出壹個國會則相對容易得多，因此，內閣制的選舉可以使中國避免很多麻煩和危險。 

由於內閣制的選舉遠不如總統大選那樣競爭激烈和具有賭博性，因而不容易引發社會階層、族群撕裂和暴力衝突。 

在總統制的選舉中，全國只有壹個唯壹的勝利者，勝者全勝，輸者全輸，候選人只要相對多數票就可當選，選票總數的差距對最終結果不具意義，勝者全贏，敗者全輸，這使得總統選舉過程變得很激烈，很緊張，這種決鬥式的選舉顯然最不適合中國人的民情，因為受兩千年的文化傳統以及共產黨黨文化的影響，中國人毫無按遊戲規則進行政治競爭的習慣，也不具有承受這種激烈的按規則“單挑”的心理素質，壹旦競爭激烈起來，中國人就很容易不擇手段，屆時，形形色色的袁世凱、毛澤東就會跳出來蠱惑人心、弄權亂國。去共產黨化的未來中國，至少有二、三十人時間是憲政民主的脆弱期，文化糟粕和前朝遺毒廣泛存在、肆行猖獗，共產前朝遺老遺少、李光耀分子等專制獨裁勢力必然蠢蠢欲動，自由民主的社會基礎薄弱，如果採取總統制的選舉，必然天下大亂，為專制獨裁勢力所乘。 

而內閣制的選舉，勝利的果實不是為壹個人所有，而是由眾多的當選者共同享有。在內閣制下，由在國會占據多數議席的黨派推選總理，組織政府，而獲得多數議席的政黨的勝利是壹批人的勝利而非僅僅壹個人的勝利， 而且，為了政府的有效運作，多數黨壹般需要和少數黨建立某種聯盟，這對國會的少數派政黨議員來說又是壹種發揮影響力的機會，他們因此而會對在國會中發揮較大的作用寄予更多的期望，這就會增加他們當選議員的勝利感，而在總統制下，國會裡的少數黨議員基本上成了擺設。 

綜上可見，採用內閣制要比採用總統制更容易選舉政府首腦、組織政府，這非常有助於穩定，也就是說，內閣制非常符合去共產黨化非常時期中國的需要。由此可見，內閣制選舉競爭的尖銳性遠不如總統制選舉，而且選舉結果相對較公平，這就非常適合未來中國建國初期的需要。 

二，內閣制有助於政權的持續穩定，不容易誘發反體制的內訌，如暗殺、政變。 

在總統制下，總統對國會通過的法案可以行使否決權；另壹方面，國會又有權否決總統委任的官員人選；而總統所在的黨又不見得是國會的多數黨，因此，總統與國會的矛盾會經常發生，現實世界中的總統制國家，總統與國會鬧僵的例子比比皆是，最近有烏克蘭、羅馬尼亞，美國總統布什因為伊拉克戰爭問題，與國會也搞得很不攏。而與之相反，在內閣制下，由於總理本身就是國會多數黨首領，總理與國會協調壹致就容易得多。 

在總統制下，總統無權解散國會；同時國會也無權解除總統職務，國會對總統的彈劾權只能針對總統的違法行為，而無法針對總統的政策性失誤；並且，總統壹經選出，其政策再怎麼壹塌糊塗 ，也沒有壹種合法的方式在其任內將其更換，例如，美國杜魯門總統在1945年～1949對中國實行親共棄蔣的愚蠢政策，導致了整個東亞大陸被赤化的惡果，美國在亞洲的國家利益遭受重挫，至今難挽被動局面，當時美國國會壹度對杜魯門政府怒不可遏，但卻莫可奈何，杜魯門、哀奇遜的親共路線繼續肆行無阻，要不是朝鮮戰爭爆發，杜魯門等人還要把台灣丟給中共去“解放”。因為總統制的這種僵硬，在不成熟的民主國家，容易誘發政權內部反體制的嚴重衝突，甚至流血政變。最典型的例子莫如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與國會（國家杜馬）新國家成立不到壹年就兵戎相見：國會領袖哈斯布拉托夫等人組織武裝對抗總統，煽動民眾走上街頭，企圖發動“第二次十月革命”；葉利欽則調集國防軍進京，於1992年10月4日炮轟白宮，生擒哈斯布拉托夫、魯茨科伊等人。俄羅斯的國會與總統之爭雖然以總統的徹底勝利收場，但是卻付出了壹千多人死亡的代價，而且，埋下了威權獨裁政治的隱患：“十月事件”之後，葉利欽順勢加強總統權力，普京則進壹步加強總統的獨裁權力，至今，俄羅斯的憲政民主框架已經模糊，而壹個威權獨裁的政治體制逐漸清晰。 

由於中國的自由民主傳統及民眾的素養尚不及俄羅斯，壹旦未來中國出現“十月事件”和“府院之爭”的情況，其後果只有比俄羅斯更惡劣，很可能因此導致新政權站不住腳、共產政權復辟。 

而在內閣制下，國會多數黨可以通過黨內程序更換總理，國會也有權通過不信任議案更換內閣，總理也有權解散國會，重新進行國會選舉......因此在內閣制下，國家政權內部的矛盾更能夠通過體制內程序解決，雖然這種內部矛盾可能造成總理、內閣、國會更迭頻繁，但正因為內閣制擁有充足的合法化解危機的渠道，在內閣制下，政權內部矛盾激起政變等顛覆性事變的可能性很小。在現實世界也可以看到：同是前共產國家，實行內閣制的國家普遍比實行總統制的國家穩定，比如：實行內閣制的波蘭、匈牙利要比實行總統制的俄羅斯等國穩定得多；內閣制的日本遠比總統制的韓國和菲律賓穩定；內閣制的加拿大要比總統制的美國和墨西哥穩定；壹直奉行內閣制的英國和北歐則是全世界最穩定的國家。 

由於中共的邪惡統治，當今中國社會道德敗壞、宗教信仰缺失、人心普遍混亂墮落，現在的中國人，無論草根百姓、權貴精英，都嚴重缺乏共識、相互猜疑、嫉恨；中國人又有深厚的內耗傳統，因此，中共垮台後，新政權內部矛盾重重、內鬥頻頻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內閣制富於彈性和韌性的機制，能夠提供較大的緩衝空間，消減內鬥的張力，避免內部矛盾聚變為顛覆性的體制破壞力量，因此，未來中國政權壹旦採取內閣制，吵鬧和人事更迭固然會很頻繁，媒體也會大放厥詞，表面顯得很混亂，但毛澤東式的人物出人頭地的機會卻很少，而且，體制內宣泄的渠道較多，也可以緩解促成反體制行為（如政變、暗殺）的壓力。古話說：“兩害相權取其輕”，既然中國人的內鬥難以避免，我們寧願要傷皮不傷骨的小打小鬧，哪怕是天天打鬧，也決不能要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和地震。 

三，內閣制能夠使中國民眾更快地適應新政權，向內閣制的體制轉換也比其他政體形式的轉換簡便易行。經過中共大半個世紀的統治，中國民眾，無論是精英還是草根，對中共政權的政體形式比較熟悉，對民國、清末的政體形式早已淡漠，對當今世界的民主政體組織十分生疏。中國的知識精英分子雖然對美國、台灣的民主形式談起來頭頭是道，卻僅僅停留在紙上和嘴上而已，現在的中國人毫無組織憲政民主政體的經驗。人的心理規律是：對生疏的東西本能地加以排斥，因此，中國草根民眾必然難以適應與中共政權政權的政體形式迥然不同的新政體，比如說總統制政體；異議知識分子雖然有壹股在政體上追新逐異的理想熱情，但由於毫無實踐經驗，又缺乏共識，因而很容易在受到挫折後陷入混亂，這就會造成未來中國，面臨新政權難產或夭折的巨大危險。因此，未來中國國家政權政體形式不宜採取與中共政權政體形式截然不同的形式，而最好能沿襲中共政權政體的某些形式。 

內閣制就能做到這壹點。在內閣制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由不同的人擔任，政府首腦稱總理，只負責處理具體的國計民生等行政事務，不承擔國家首腦的職責，這就與中共政權的現政體有形式上的共通：中共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由不同的人擔任，政府首腦也稱總理，現中共總理溫家寶只負責處理具體的國計民生等行政事務 ，不承擔國家首腦的職責，接見、出訪等外事禮儀活動多由國家主席胡錦濤主持，軍隊也由國家主席掌控，中共總理無權過問軍隊事務。可見，在中共政權的現政體中，國家主席位高而務虛，國務院總理位低而務實，這與內閣制的精神是壹致的。 

因此，將中共政權的政體轉換成內閣制的憲政民主政權政體要遠比將之轉換為總統制或其他形式的政體簡便易行：只要廢除由共產黨黨魁壟斷國家主席壹職的制度，實施國家元首無黨派中立化，再撤銷國務院、各級政府、人大、政協、公檢法等國家機關中的共產黨組織就可完成轉型，“國家主席”、“國務院”和“國務院總理”的名稱大可保留無妨。 

向內閣制的轉型，可以大大減少中國向憲政民主國家過渡 

的政治風險和混亂，又由於新政體在形式上為中國民眾所熟悉，可以大大縮短民眾適應新政權的時間，這對穩定人心、安定社會的好處不可估量。 

歷史的發展往往帶有無法解釋的詭異之處，中共政權在江西建政之初，本來完全是壹個蘇聯蘇維埃共產政權的克隆版，其後在幾十年打江山和坐天下過程中，為了鞏固權力而逐漸作了壹些本土化的改變，這使其在形式上有別於蘇共政權：今天的中共政權既具有現代國家政體國家元首（國家主席）加政府首腦（國務院總理）二元制的表形；在中共政權中，國家主席（總書記）位高而務虛，總理權虛而務實，國務院作用類似經濟內閣，因而中共政權的政體蘊含著內閣制的結構；又由於國家主席（總書記）手握實權，總理領銜輔佐處理具體的政務，因而隱晦地帶有中國傳統王朝君主（國家主席）加宰相（國務院總理）制的特徵。 

由上可見，中共現政權的政體形式，最接近壹種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分立的內閣制現代自由民主政體表形，如法國和德國的政體，未來中國國家政權如果採取這種政體形式，可以大大減少中國向憲政民主國家過渡的政治風險和混亂，又由於新政體在形式上為中國民眾所熟悉，可以大大縮短民眾適應新政權的時間，這對穩定人心、安定社會的好處不可估量。 

這裡需要強調的是：沿襲中共政權政體的某些形式，決不是沿襲中共政權的專制獨裁。中共政權之所以是極權專制政權，根本不是國家主席加國務院總理這種政體形式造成的，而是其壹黨專制的體製造成的，中共壹黨專制的總綱要點是： 

壹，黨政不分，以黨控政； 

二，中國共產黨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於壹身，凌駕於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之上。 

中共政權的專制獨裁性質主要由中共的三個部門維持： 

壹，中共中央軍委，它通過掌控槍桿子，實現對政府乃至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劫持和監控； 

二，中共中央政法委，它集全國警察、司法、檢查大權於壹身，使得中共作為壹個政黨不受任何法律制約，凌駕於法律之上； 

三，中共中央宣傳部，它掌控和鉗制全國所有的媒體、出版單位，通過“筆桿子”營造虛假的精神輿論氛圍愚弄中國民眾以維持中共的不法統治。 

只要撤銷中共中央軍委、中共中央政法委和中共中央宣傳部，再就是撤銷政府、人大、政協及各國家機關黨組、沒收中共各級機關非法占據的國家財產，剔除中共的附體組織，將其革回壹個普通的政黨，中國現政權就會發生本質的變化。 

或者乾脆壹步到位：解散中國共產黨，中國現有的國家政權就會立刻發生質變。 

總之，去除中共政權的專制獨裁根本不在乎是否改換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這種政體形式。 

客觀地說，拋開壹黨專制，中共政體的形式並非壹無是處，它的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的這種形式比起總統制和其他政體形式更有優勢： 

首先，這種形式更加適合中國人的文化心理，中國歷史自秦朝以來的大部分時間裡，王朝的的最高權力中樞都採取皇帝＋宰相的設計--皇帝掌控軍隊，作為朝廷和民族、國家的人格化象徵；宰相作為朝廷文官系統的最高首腦，掌控著處理日常政務的相當大的實權，這種形式就具有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分立的雛形，裡面蘊含著內閣制的種子。明朝以前的歷朝歷代都設宰相，明太祖朱元璋雖然廢除了宰相制，但在明成主朱棣之後，因為皇帝的個人能力和精力所限，又不得不設立首輔大學士協助辦公，後來又設內閣首輔，權力漸增，到明末時內閣首輔的職權已經差不多相當於宰相。滿清入主中國後，在政體上倒行逆施，廢除內閣和首輔、設立軍機處，把君主集權強化到登峰造極，但這種極端孤家寡人的形式在乾隆以後難以為繼，不得不加強軍機處的的職權以分擔皇帝事必親躬的負擔，鴉片戰爭以後又設立總理衙門，這既是宰相的替代物，也是近代政府的雛形；滅亡前夕，滿清於慌亂中重設內閣，載灃、袁世凱先後擔任內閣總理大臣，這時候的內閣已經很接近現代內閣制的內閣了。 

中國有著如此悠久皇帝加宰相政體形式，作為最後壹個王朝，滿清末年給中國人的留下的歷史記憶又特別刻骨銘心，因此中國人非常熟悉和習慣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分立的的政體形式。中國人慣於期盼“良相明君”就是這種文化心理的表露。 

中共政權政體的國家主席加國務院總理形式就恰到好處地承襲了最高權力形式上的二元制傳統，而且，它既與現代憲政民主國家的虛位元首加內閣制政體有形式上的相通性，在名稱用語上又能銜接中國當今的國情和歷史傳統：由於上世紀的大革命、大戰亂和共產赤禍，中國顯性君主制統序已經消亡，因此現在在中國構建君主立憲制不可能，甚至不可能使用“宰相”、“大臣”等君主制時代的名詞；另壹方面，由於歷史原因，“總統”這壹名稱對大陸中國人來說又很生疏，過於“西化”，而不容易習慣。中共發明的“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名詞就能夠銜接歷史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因為，經過共產黨大半個世紀的統治，中國人已經習慣有個“國家主席”，習慣有個“國務院總理”，“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已經成為“皇帝”和“宰相”現代稱謂。 

可見，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的這種政體形式是中共政權鳳毛麟角的亮點之壹，這種形式在中國有著獨到的優勢，未來中國政體最好保留這種形式。 

四，內閣制更容易選拔稱職的國家、政府首腦，這非常適應中國國民素養的現實情況。壹個國家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對任職人選的素養和能力要求是不同的：國家元首要求其任職人選德行、舉止、形貌端莊有禮，對能力的要求重在兩點： 

壹是協調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以維持國家政權內各派力量的平衡； 

壹是準確把握公眾心理，凝聚民心，塑造和凸現自身權威形象，發揮權威影響力。 

而相比之下，政府首腦對任職人選的舉止、形貌要求不高，其對能力的要求則重在具體事物的管理能力，壹個好的政府首腦既要有制定政策的眼光和頭腦、又必須有推行政策的謀略、手腕。 

可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二者對人的要求有很大的不同，適合擔任國家元首的人不見得適合擔任政府首腦，適合擔任政府首腦的人不見得適合擔任國家元首。實際上，面面俱佳的全才很少見，通常的情況都是：形貌出眾、能說會道、八面玲瓏的人缺乏深謀遠慮；而老謀深算、精明強幹的人形貌和口才不出眾、人際關係不佳。結果就造成了這樣的現實情況：適合擔任國家元首的人往往不適合擔任政府首腦，而適合擔任政府首腦的人往往不適合擔任國家元首。 

如果擔任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適合人選的角色錯位，很容易貽害國家、民族。 

希特勒是個惡魔，但是卻不得不承認：他是個把握公眾心理，凝聚民心，塑造和凸現自身權威形象，發揮權威影響力的天才，他是個天才的演說家。本來他這樣的人只適合“務虛”，沖頂只能擔任虛位國家元首，由於魏瑪共和國體制的漏洞，結果卻被他攫取了總理的權力，這樣壹個邪惡的理想狂主張行政大權的結果是什麼？只能是倒行逆施和禍國殃民。 

周恩來英俊瀟灑、能說會道、八面玲瓏，在中共黨內勢力殘酷爭鬥中老樹常青、東方不敗、遊刃有餘；此公極擅察言觀色，在需要的時候對人體貼入微、見微知著...因此成為中共黨頭號內德高望重的“大儒”，這個人本來適合擔任中共國的國家元首壹職，豈奈由於中共國的專制邪性，長於務虛而短於務實的周恩來不得不聽從更善於運籌帷幄、更為兇殘狡詐的毛澤東，很不合適地坐在國務院總理的位置上，這樣的錯位結果是什麼？只能是對毛澤東的暴政諂媚迎合、助紂為虐，在餓殍遍地之際才施以小恩小惠--“粥恩來”，這居然籠絡了大批中國愚民，成就了“人民的好總理”！孰不知周恩來根本是枉為總理，他根本不適合當總理。 

在總統制下，由於總統集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職權於壹身，總統壹個人必須同時承擔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職責，這個要求就很高，而且適合這種要求的人很難尋覓。因此，經過大選產生的總統人選，常常不是欠缺國家元首的素質、就是欠缺政府首腦的素質。 

並且，在總統制下，總統由大選產生，由於大眾和競選的局限性，在大選中獲勝的人往往主要不是因為其所在政黨的執政理念，而是因為其口才、形貌等個人魅力，卻並非政府首腦所必需，因此，當選總統的人往往沒有較佳的政府首腦才能。 

平心而論，美國民族的政治素養在世界各民族中居於最前列，但是經過大選選出的美國歷屆總統，能夠同時都勝任總統職權中包含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角色的，迄今只有華盛頓、林肯、羅斯福、里根四人，其餘的總統們不是此長就是彼短，為此，美國在歷史上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例如：作為傑斐遜聰明能幹、執著而富於理想，但卻不擅公關和外交，結果他幼稚的對英政策使美國蒙受了慘重的經濟損失；杜魯門擅長公關、拉選票，在國際政治上卻毫無謀略和眼光，他的愚蠢對華政策，導致整個東亞大陸被赤化，美國國家利益蒙受了巨大的損失，並貽禍至今，即使是政治素養很高的美國民族，都照樣受到總統制的這個弊端困擾，可想而知，中國民族，或其他政治素養較差的民族如果仿效美國的政體會怎樣。 

集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職權於壹人的政體，也必然造成最高領導人過於疲勞、不堪重負，這同樣會損害工作效果。 

而內閣制下，因為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分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職責由不同的人分擔，就不會出現上述的種種弊端，而且也容易選拔合適的人擔任這兩種首腦。 

如果採用內閣制政體，政府的首腦由國會中多數黨的領袖擔任，這就更能找到勝任者，因為國會的議員由全國分區直選產生，壹個政黨，如果能夠在國會中占多數議席，說明該黨的執政理念受到人民廣泛的認同；壹個人，能夠成為國會中多數黨的領袖，說明該人的工作能力受到同僚的認可，這樣產生政府首腦比起大選更為穩妥、更能選拔勝任者，因為在大選中，候選人制勝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形貌和口才，形貌和口才卻不是政府首腦最需要的東西。 

由於歷史、文化原因，中國人不僅整體上政治素養非常差，而且人才非常畸形，長期以來，中國社會注重“做人”的培養，而不鼓勵人個性、思維能力和創造力，富於個性、思維能力和創造力的人往往被視為變態或“不安份”，而倍遭壓抑，人文領域尤其如此，因此，中國有的是中規中矩、四平八穩的人，卻非常缺乏雄才大略而且聰明能幹的政府首腦型人才，現在中共國的國家元首面臨後繼者無人能勝任的危機，就是這壹畸形的暴露。如果中國採用集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職權於壹人的政體，必然導致不得罪人但是卻毫無開拓能力的庸才占據雄才大略的開創型政治家能夠施展抱負位置，這對於亟待開拓轉型、時不我待的中國來說只能是災難。 

因此，未來中國必須採取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分立的內閣制政體，根據中國的種種情況，未來中國的最佳政體非虛位元首制加內閣制莫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