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康正果 寫於 二零一五年

　　按照目前流行的說法，中共執政史被分為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也就是毛澤東時代和毛後的改革開放年代。毛澤東時代可定性為黨天下逐步確立及其遭到毛天下衝擊的年代，毛後的這三十多年則是黨天下重新修補和發生蛻變的年代。中共這六十多年的執政歷程仍貫串了殷海光所謂“壹、多、常、變”四點特徵，那就是採取各種手段維持和強化其黨天下的統治，通過不同的寄生方式擴張壯大中共集團及其既得利益。但中共無論詭變到何等地步，他們至今都未能解決其壹黨專政與中國人民要求實現民主憲政的矛盾，更難以消除其僵化的所有制對生產力的束縛，因而至今仍未改變其反國家、反民族、反人類的本質。

　　壹、階級滅絕和政治種姓

　　暴力奪取的政權勢必延續暴力的慣性，解放軍乘其殲滅國軍餘部的軍事強勢，同時對全國各地約有二百萬人數的地方武裝展開全面清剿。成王敗寇，自古皆然。昔日的共匪如今已是官軍，被清剿的地方武裝全都被冠以匪名。從解放軍出版社推出的六大本解放軍五十年代在全國“大剿匪”的紀實讀物（《新中國剿匪紀實叢書》）可以看出，那些地方武裝未必全都與國民黨有什麼聯繫，也不儘是沒能被共軍收編的土匪團伙，其中有不少發自民間的抗暴義舉都是為守衛家鄉、保護私有財產和各自的宗教信仰而遭到了解放軍血腥的鎮壓。縱觀歷代王朝，不管哪壹家得天下，都不吝與固有的地方勢力維持共存共治的局面。毛澤東的“開國有功”則壹反往常，他要靠他階級鬥爭的武器徹底終結華夏數千年的歷史，在清除舊社會污泥濁水的同時，也有目的有計劃地摧毀了民間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人文生態。按照他“能殲滅者壹定殲滅之”的指令，解放軍窮追猛打，連“剿匪”帶鎮反，再結合上工作隊壹批批深入農村大搞土改，中共趁機大開殺戒，順勢樹立了新政府極具震懾的威權。三個運動就這樣迭加穿插在壹起，製造了比清兵入關的鎮壓規模更加深廣和慘絕的紅色恐怖。毛澤東壹再發令督促，追加殺人指標，將近二百萬反革命分子，包括大批曾浴血抗擊日寇的國軍退伍官兵在內，都被他大筆壹揮，劃入了“非殺不足以平民憤”之列。1死於活埋、縊殺、肢解和槍斃的地主又多達二百萬人，遭受批鬥折磨的農民不下三千萬。2 經此“階級滅絕”的浩劫，自古以來行之有效的鄉村自治徹底瓦解，華夏族群中血性剛烈的人口成分遭到毀滅性的清洗，鄉土中國悠久的民德保障體系被連根剷除，從此為黨天下的建立打下全新的基礎。

　　經過土改運動，毛澤東早年在其《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壹文中所作的階級劃分，終得以從紙上論述落實到全中國每壹個家庭及其成員的身上。地主和富農被劃為階級敵人，貧下中農則被劃歸黨所依靠的對象。這種對立的階級成分本來是按經濟情況劃分的，但土改後固定下來的家庭成分則被中共強化為新中國特有的“政治種姓”。地富已失去土地和財產，他們的子女仍得背上地富成分的黑鍋。貧農已分得土地和財產，他們的子女卻還承襲貧農成分的榮名。地富因此橫遭種姓迫害，而貧下中農則享有種姓特權，大量的積極分子、黨團員和基層幹部，都從這群黨組織所信賴的人力資源中培養和選拔出來，由他們重組農村社會全新的權力體系。這樣看來，土改固然以重新分配土地為出發點，但平分土地只是中共顛覆價值階序工程的壹個階段性手段，運動的結局則是摧毀鄉村社會固有的民德基礎，把構築黨天下最得力的人物整個地置換進來。這類人並非因其出身貧窮便個個都是曾在舊社會無辜受害的良民，他們的貧窮也未必是地主剝削的結果，其中有不少人蓋因不善經營或愚笨弱智，乃至好逸惡勞才墮入了貧困。他們不但不代表村社群體的優秀成分，甚至混雜了大量劣質的農村人口。土改所推行的唯家庭成分論政策顯然與毛澤東搞湖南農民運動時的流氓手段壹脈相承，工作隊在全面煽動窮人對富人的仇恨之同時，也激發出鄉村社會潛在的惡力。這股惡力的蔓延尤易形成小人得勢和無賴逞凶的政治氣候，大量的“烏龜王八蛋人物”正是在這種氣候下混入農村各級幹部的隊伍，其貽害餘毒至今猶難以完全清除。其實在廣大的貧下中農成員中，本分老實的農戶本屬主體，中共的唯家庭成分論政策壞就壞在它極具分化離間的惡力，經過壹波波壞人整好人的政治運動，全體農戶都被拖入荒謬的盲動和互斗。表面上看，黨似乎提高了窮人及其積極分子的社會地位，實際上鬧到後來，他們與地主富農都壹起陷入貧困，遭到各級幹部的奴役。新的階級壓迫和經濟剝削於是在“政治種姓”的掩飾下被建制起來，黨天下的各級幹部組成新社會的統治階級，全體農民很快都落入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境地。更為不幸的是，舊社會再壞，還有富戶和豪強出面對抗官府，窮人尚可得到蔭庇；新社會是共產黨的天下，全體農戶只有面對遠比封建官府強悍的黨政幹部了。

　　二、公有制的建立及其施行的掠奪經濟

　　自從紅軍隨毛澤東在蘇區“打土豪籌款子”鬧起暴力革命，中共所搞的壹系列階級鬥爭無不以他們的掠奪經濟為終極目標。所謂消滅私有制，就是要把民眾的私產儘可能多地沒收為黨所控制的“公產”。中共建國之後，毛澤東常嫌劉少奇諸人在社會主義改造進程上步子太慢，因此他壹再鼓譟階級鬥爭，壹俟土改中分光了地主的財產，打擊的對象很快就轉向城鎮的私營工商業者。言行不壹和出爾反爾乃是毛澤東詭變多端的典型表現，解放軍進城不久，他就急著要消滅資產階級，不打算履行新民主主義施政綱領中保護私營工商業的承諾。3 由於毛要加快社會主義改造的進程，再加上新政權建立初期，極度缺乏資金，需要從民間搜刮更多的錢財，搜刮完鄉村土地主的財產，自然就輪到城市的私營工商業主。“三反”和“五反”運動於是接連發起，共產黨壹面大肆醜化資本家，壹面製造勞資雙方的對立，騷擾得私營業主動輒得咎。兩場運動的成果相當可觀，新政府僅從私營業主手中攫取的罰款即達二十億美元。那時正值韓戰打響，全靠這筆勒索來的巨款，“抗美援朝”的花費才有了著落。4 私營業主受到政府多方限制和刁難，生意很難再做下去，他們只有緊跟形勢，響應黨的號召，向政府乖乖獻出各自的資產。截至1956年，包括沿街叫賣的個體小商販在內，全都在公私合營大潮的衝擊下納入黨國體制。至此，中共在全國城鎮構建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製得以大功告成。

　　毛澤東自以為做了筆很合算的買賣，國營資產隨之劇增，私營業主及所屬從業人員從此都安頓到由黨組織統壹管理的單位。然而生產管理與毛澤東擅長的“打仗消滅敵人” 畢竟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強行改變生產關係，未必就能立即起到發展生產力的作用。毛澤東只知道擴張公有制大包大攬的強勢，卻未考慮到包攬後可能產生的負擔。私營併入國營，原有的競爭性能和創優潛力不只喪失殆盡，而且壹步步陷入國營企業的惰性漩渦。特別是大量的個體經營者，壹旦吃上大鍋飯，便都散漫懈怠起來，日漸成為黨國體制難以甩掉的包袱。

　　如上所述，自紅軍建立蘇區軍事割據和延安邊區政府，中共即已形成它侵蝕小農經濟利益的剝奪型體制。毛澤東所戲言的“進京趕考”，實質上就是將此剝奪型體制帶入城市，把壹切利益和權力都抓到共產黨手中。中央首先派大批黨政幹部全面接收舊政權的各級機構和被沒收的官僚資本企業，接下來論功行賞，更把大量的轉業軍人及其家屬優先安排到政府機構和國營企業工作。包括追隨共產黨的民主黨派人士，各有所長的知識分子，以及舊政府留用人員，也都跟上黨政軍核心利益集團沾了光，被納入享有生活保障的黨國體制。這個正在構建的黨天下以公有制的大鍋飯包養整個城鎮人口，並以嚴密的戶籍制分割城鄉，造成梁漱溟所謂“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的城鄉差別。其實工人與農民相比，也很難說在九天之上，真正在九天之上的只有極少數的共產黨“高級幹部”。新生的階級構成是統治階級——“幹部”——與被統治階級——“群眾”——的兩極對立。羊毛出在羊身上，廣大農民始終處於“群眾”的底層，工人、知識分子和普通（特別是農村的基層）幹部只不過比底層農民優越壹兩個等級罷了。

　　土改之後，地主被消滅，富農受限制，正在推行的新經濟政策更杜絕私人營銷糧食的門路，城鄉間原有的農產品供給體系由此而遭到前所未有的干擾。黨國體制仍在不斷擴大，城市人口呈直線上升之勢，至1953年，僅憑官方主導的供銷合作社已難以滿足城市人口的糧食需求。政府的包養能力僅可維持職工低收入的生活水平，因此既要防止私營糧商高抬市價，又要從農民手中徵購更多的低價糧食。政務院幾經商討，最後頒布了“統購統銷”——要求農民“按國家規定的收購糧種、收購價格和計劃收購的分配數字將餘糧售給國家”——的命令。明確地說，就是政府單方面制定法令，強行以低於市價的統壹價格徵購農民本可用以自給或以優惠價出售的餘糧。此外，糧食及其他農產品更是政府向蘇聯及其東歐衛星國大量出口，換取工業設備的主要商品。毛澤東當時推行“壹邊倒”的國策，中國受到歐美國家的封鎖和制裁，不可能像改革開放後那樣吸收來自西方的投資，便只有儘量榨取農民的收穫來優先發展蘇聯模式的重工業。這是中共在土改後對全體農戶初次施行的嚴酷剝奪。

　　三、合作化以及冒進浮誇之風的動力根源

　　新政策在農村引起普遍的不滿，致使不少地方暴發抗糧騷亂，逼死人命的事件也時有發生。毛澤東及其他黨政領導這才發現，面對遍布全國的單幹農戶，徵收公購糧並不是壹項運轉容易的工作。正是基於徵購任務嚴峻的現狀，合作化運動才作為應急的對策提上議事日程。紅軍從蘇區起事直到內戰獲勝，其間的種種詭變多迫於他們倖存的危機。對毛澤東及中共各級領導來說，如今面臨的經濟問題遠比“打仗消滅敵人”複雜和棘手。往往是解決了這壹方面的問題，又會相應地引起那壹方面的問題，很多應急的對策都難免造成新的麻煩，致使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常出於被動，結果受害最深的總是體制外的農民。如能從這壹角度來檢討毛澤東二十七年的執政情況，我們便不難看出，很多前後脫節的政策都是為補救前此的失誤或估計不足而被迫作出的應對，由此又引起黨內的路線分歧和權鬥。毛澤東與其他相關的決策人總是顧此而失彼，他們 “趕考”的成績也就越考越糟。

　　關於合作化運動，中共官方更突出其防止貧富兩極分化的宗旨，政策上總是強調，黨要全體農戶加入合作社，為的是帶領他們走共同致富的社會主義道路。既然政府要通過推廣合作化來補救土改的不足，那就說明，消滅了地主，平分了土地，人多地少和農村剩餘勞力無從轉移所造成的貧困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毛澤東過早終止新民主主義施政綱領，全面打擊私營工商業的政策既堵塞農村剩餘勞力轉向工商業的去路，又摧毀城鄉間自然發展起來的農產品供銷體系，其結果反而加劇了農村的貧困境況。然而毛澤東並不去檢討失誤，糾正其偏差，反而自以為是，偏要鼓動農民走“窮過渡”的合作化道路。他所說的“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就是驅使貧下中農去共人家富裕農戶的財產，助長低下者喜歡把任何事物的水平都從高向低拉的劣化傾向。在急速發展的合作化運動中，上中農和富農的騾馬車輛及大型農具就這樣被迫入社，壹夜間變成了全體社員共享的東西。這壹共產趨勢顯然對占人口多數的貧下中農更有吸引力，因此中央壹聲令下，互助組很快就合併成初級社，緊接著升為高級社，隨後在大躍進的狂潮推動下更擴大為人民公社。

　　農村地區的基層幹部在這壹連串的冒進中始終都起到推波助瀾，變本加厲的作用。他們是壹群土改運動中湧現的積極分子，其中鄉級以上的領導屬於國家幹部，因其收入來自政府所發的薪水，自然不太顧及農民的切身利益。為迎合上級旨意，他們常會把下達的指標提得更高，任何政治任務壹經他們向下推行，總會把事情搞過頭。村壹級的幹部均未脫產，在經濟利益上與其他單幹農戶並無本質差別。只因成立合作社便於他們獲得比單幹時更多的權勢和利益，故而他們比其他單幹戶更熱衷投入合作化運動。農村基層組織中這種盲從的動力作用壹經毛澤東號召，立即從下邊掀起社會主義運動高潮，很快就高漲到連主管農村工作的鄧子恢等中央領導都感到十分被動的地步。

　　毛澤東頭腦中總是聯翩的浮想多，周密明確的計劃少。他治國的思路頗如他讀《倫理學原理》時見縫插針寫批註的手筆，每當他面對自以為大好的形勢，最容易跟著群眾運動掀起的熱潮頭腦發熱，以致昏熱到追隨群眾，進而慫恿他們的狂熱舉動，結果總是弄得中央大員遲疑錯愕，跟不上形勢。對毛澤東的號召，基層幹部的反應多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正如官方《毛澤東傳》所說，他們“往往在互相攀比中又提出壹些超出毛澤東預計的情況和規定的指標。這些反映到毛澤東那裡，使他十分興奮，又進壹步提出新的要求和更高的指標。如此互相影響，循環往復，使得原來提出的比較符合實際的要求，變得逐漸並越來越離開了實際。”5 這段話儘管在替毛的頭腦發熱打圓場，我們仍可從中看出，在“脫離實際”的問題上，毛澤東不只難辭其始作俑者之咎，而且每當冒進風颳起，他還唯恐天下不左，總喜歡起推波助瀾的作用。只要讀壹下他在1958年8月視察河北徐水縣人民公社的有關報道，就可想見偉大領袖當時與無知群眾互相討好，交叉感染到何等荒謬的地步。毛澤東寫文章作報告本來就偏好虛張聲勢，他自然喜歡聽基層幹部的浮誇言辭。在徐水視察期間，他不但沒質疑幹部謊報的“衛星田”高產數字，壹聽說農民豐收的糧食多到吃不完的程度，他竟樂觀得李自成進京後讓部下天天過年壹般胡鬧，建議鄉親們壹天吃五頓飯。6正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央催逼地方，地方瞞哄中央，黨組織和群眾壹起把“共產風”、“浮誇風”刮到了舉國上下共陶醉同狂喜的地步。妳不能說主席毫無常識，絲毫沒看出那些謊報數字的水分，也不能說他相信群眾相信到寧願受騙的地步。他的問題是唯意志論的想象在頭腦里作祟，自以為發起全國範圍的軍事動員，就能幹成前人和外國人干不出來的宏業壯舉。按照毛澤東的革命邏輯看問題，既然解放軍小米加步槍打敗了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隊，全民動手的土法煉鋼就有可能在短期內超英趕美。沒有人膽敢違抗毛主席“只爭朝夕”指令，中央領導隨聲附和，基層幹部熱烈響應，上面和下面交相糊弄，滿以為痴念妄想膨脹到壹定的程度，事物就可從量變飛躍到質變，魔術般創造出人間奇蹟。毛更看重的是由他掛帥上陣所造成的革命聲勢，至於最終的實際收效到底如何，他起初並不十分在意。他甚至在黨的會議上不負責任地放話：“只要真正鼓足了幹勁，指標沒完成也沒有關係。”7 越是浮誇的特大喜訊，越能餵養毛澤東的聯翩浮想，也就越加滋長他不願面對現實的偏執，偏執到聽不進去任何異議和批評。

　　除了搗鼓得舉國上下都“鼓足幹勁”以外，大躍進沒能取得任何值得壹提的成績。它毀了農業、工業、貿易和自然生態，造成大饑荒，餓死了三、四千萬人。事實證明，毛澤東的那壹套胡鬧確實經不起實踐的檢驗， 他帶領共產黨“進京趕考”的這壹次臨場表現充分暴露出他們粗鄙低劣的原形。在廬山會議上，他拒不承認自己頭腦發熱，大多數與會者只好跟著毛壹起睜眼說瞎話，始終堅持錯誤和成績是壹個指頭和九個指頭之比。因為他們差不多都曾與毛狂熱共舞，犯過類似的錯誤，包括劉少奇、譚震林等人在內，都有過絕不次於毛的浮誇言行。所以他們都替毛澤東文過飾非，在維護毛主席權威的同時，也逃避了他們自己的罪責。劉少奇等人那時候若真有見識和魄力擰成壹股繩支持彭德懷，毛也許就沒可能胡鬧到文革，不至於乖戾到打倒他們壹大片當權派的地步。

　　直到1962年初，原來的冒進政策經過艱難的調整，生產才緩慢恢復，而饑荒還沒有完全消除。“七千人大會”上全黨檢討大躍進造成的惡果，毛澤東不顧尚未復原的大地瘡痍，竟然要把糧食徵購的指標恢復到大躍進時期的高峰數字。因為當時除了大量出口農產品，國家實在拿不出其他可用以交換工業化急需設備的商品。毛澤東始終強調“出口高於內需，必須保證出口”。他甚至揚言“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敦促基層幹部搶在農民吃新糧之前把國家需要的糧食徵購到手。8毛所主宰的黨天下何以能做到“先下手為強”呢？經過土改和鎮反，地主被打倒，地方豪強已殺光，黨國強權終於徹底清除了梗阻在國家與鄉村社會及其納稅農戶之間的“中介力量”，做成了歷代王朝壹直想做，都從未做成的事情。共產黨現在是全國獨壹無二的社會主義莊園主，身為人民公社的社員，不管是地富還是貧下中農，從此都束縛在公社的土地上，做了黨國的農奴。他們只有在基層幹部的帶領下聽憑毛主席予取予求：哪怕是忍飢或餓斃，也得向黨的“指令經濟”獻出的他們僅有的口糧。

　　1959年，農村壹片荒蕪，餓殍盈野，這壹年中國共出口糧食420萬噸，各地方政府通過無情的徵購，盡力完成了周恩來掌握的79億元出口指標。9 正是有鑑於前幾年的過量徵購餓死了那麼多農民，與會的多數代表都不同意毛在大會上的提議，毛不得已才收回了他那個全無心肝的指令。毛從此與幾乎全黨的各級幹部結下了私怨。10 特別是想起劉少奇“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妳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那句警告，毛澤東感到威脅至深。他害怕黨內會有人也像赫魯曉夫批斯大林那樣在他死後揭他的老底，更擔心還有人像勃列日涅夫驅逐赫魯曉夫那樣，等不到他死就奪走他屁股下的主席寶座。就這樣蓄謀籌劃到1965年，毛澤東從退卻轉向復出，他壹面拉攏軍方勢力，壹面組織文痞班底，決心要扭轉他被捧得很高，卻也被架得很空的處境。

　　四、中共“八大”與毛澤東的“權力恐懼症”癥結毛澤東感到十分彆扭的被架空感其實由來已久。被架空即意味著喪失權力，這對毛來說當然是很嚴重的問題。他壹生不斷介入路線鬥爭，為的就是逞能爭權，黨內的什麼事都得由他做主。從蘇區力爭軍黨權到延安全控軍權，在中共打天下的整個過程中，毛壹直參與或主宰壹系列重大的軍事決策，充分發揮了他身為軍黨統帥的主導作用。其間雖有過不少失誤，也沾光了朱德等職業軍人大量的戰績，但就中共最終武裝奪權成功這壹點來說，毛的“開國有功”畢竟蓋過全黨，被公認為位居第壹。然而中共奪權後的局面則另當別論，就毛澤東熟讀《水滸》、披覽《通鑑》那樣陳舊的知識水平來說，處理起治國的大事便難免捉襟見肘，根本跟不上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形勢。毛澤東從十月革命壹聲炮響中學到的馬克思主義只是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而對奪權後抓生產搞建設所憑藉的物質基礎——現代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卻壹無所知。由於他自己無知，所以最擔心隨著現代化建設的發展，產生複雜的社會分工，各種專業人才在各自的領域發揮才能，像他這類專搞“政治掛帥”的黨政領導會英雄無用武之地，最終遭到技術官僚的淘汰。這是毛澤東“權力恐懼症”的癥結，也是大量“進城趕考”的土八路在不同部門擔任黨委書記所面臨的危機。外行管內行的矛盾即由此而起。

　　早在1953年，毛澤東因發現有些直接送交劉少奇和周恩來審批的文件未經他審閱即以中共中央辦公廳名義發出的情況，曾對當時的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嚴加指責，視其為破壞紀律。由此可見，他內心不安，以及對其他領導時有不滿，多源於他極欲大權獨攬和個人能力十分有限的衝突，這壹癥結更催發了新的路線鬥爭。緊接著發生的高崗事件更加刺激了毛對劉、周等人的戒心。毛先是看出高崗與劉少奇和周恩來有分歧和衝突，接著便暗中慫恿高崗以左的姿態反劉、周諸人“右傾”的新民主主義時期過渡路線。哪知高崗手段低劣，搞權鬥並非劉、周的對手，結果反被對方整成反黨集團。毛為掩蓋自己那見不得人的小動作，只好犧牲掉行事魯莽的高崗，反過來連手劉、周，最終把高崗置之死地。高崗的垮台顯示了劉、周在中共高層的勢力和人望，經此有驚無險的閃失，毛澤東無可奈何地看到，他自“七大”以來組建的毛共山頭已明顯出現分化，眼前的這批官僚甚至比延安時期王明那壹伙教條主義者更難對付。

　　受蘇共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影響，特別是考慮到蘇方對中共搞所謂“毛澤東思想”那壹套壹直有所疑慮，因而在1956年9月中共召開“八大”時修改黨章，主事者順勢刪除了黨章內“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鄧小平在他的報告中“強調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反對個人崇拜，反對突出個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並明確表示，全黨同志都“厭棄對個人的神化”。11 面對這些明顯有所針對和限制的新規則，毛澤東大勢所趨下只好勉強接受。但大會剛壹結束，他就對來訪的南斯拉夫代表團說：“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龍套，妳們看，這次黨代表大會上我就跑龍套，而唱戲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 12 毛似乎要告知外界，他已主動放權，讓年輕能幹的同僚去負重任。但他明顯是話中有話，失落情緒已溢於言表。想當年“七大”召開，毛做了統掌全局的導演，劉、周諸人為他做演員，他就滿意和高興。如今“八大”召開，眼看他們台上演主角，而他自己則坐在台下聽講，毛的猴脾氣就沉不住氣了。

　　毛澤東的問題是，明明自己不懂經濟，不懂工業和商業，也不懂文藝和教育，卻偏要伸手亂抓，強行干預別人的專職工作。單少傑對毛這種“搶戲”的作風揭批得十分到位，他說：“作為壹個總愛搶別人‘戲’的政治家，毛澤東不希望別人向專業化方面發展，而要求他們向政治化方面發展，即向自己易於伸手的方面發展。” 單少傑將此界定為“政治家搶專門家的戲，政治領導搶行業領導的戲。”13 毛這種好“搶戲”的作風正是他壹再強調“政治掛帥”，狠批“白專”道路的根源，因為他只有這壹出拿手好戲可登台上演。而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因負責具體的事務，必須努力做建設性的工作，每遇到毛亂插手破壞秩序，他們只好委曲求全，儘量抵消毛所造成的干擾。“八大”決議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遏制毛繼續搞階級鬥爭的路線，把全黨工作轉向社會主義建設，集中發展生產力和促進經濟增長。

　　決議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並把這壹矛盾的實質確定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把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歸結為“保護和發展社會生產力”。14 透過中央文件慣於四平八穩的表述，我們不難看出這兩個矛盾在當時所蘊含的危機。經濟上的問題是增長十分有限，物資及生活供應極其不足。現行的統購統銷政策過度剝奪農民，造成農村普遍的貧困。所謂“統銷”，還涉及糧油棉布的配給制，即按照政府所發的各種票證定量供應，致使城鎮居民在吃喝穿戴上受到供應緊缺的限制。文化控制的日益趨緊，幾乎全系毛澤東壹手造成。毛在黨政事務方面插不上手，就轉移到文藝戰線上尋釁滋事，圈定了壹個又壹個打擊目標。自1951年挑起批電影《武訓傳》的事端，毛澤東壹直發號司令，限制學術與創作的自由，先後主導了批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胡適，批胡風“反革命集團”等壹系列運動，在整個文化界設立禁區，製造壓力，攪擾得學者作家壹片驚慌。決議說“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所強調的就是人民的物質生活與文化活動均處於貧乏的境況。就在中共“八大”召開前後，全國各地暴發不少工人罷工和學生罷課的事件，很多省份還相繼出現農民鬧退社的情況。所謂“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明確地說，乃是中共強行推廣的公有制與合作化運動束縛生產力發展所造成的矛盾，工農業產值與人民生活水平之所以難以迅速提高，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毛壹再搞階級鬥爭，推行冒進政策的結果。決議提出“保護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任務，明顯具有扼制“冒進”和淡化“政治掛帥”的用意。據官方毛傳所述，毛澤東對決議的這幾點表述“表示懷疑”，他不贊成拿中共先進的制度與中國實際存在的落後情況進行對比，而是按照他對列寧文章的錯誤理解，硬要拿中國現行制度的“先進”對比資本主義制度的“落後”。15五、從反右到大躍進：毛共初露其卑劣原形

　　面對上述矛盾所蘊含的危機，毛澤東不但無意從“保護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克服眼前的困難，反而故伎重施，還打算沿用延安整風學習的那壹套辦法解決問題。長期以來，開會，特別是開大會和開長會，總是可供毛搞黨內外鬥爭的最佳場合。壹開起大會，他就可高踞講壇，出語驚人，大發其壓倒全場的雄辯。1957年春，毛澤東又大發高談闊論的興致，他開始召集各類會議，借主持會議之機，宣講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矛盾論”新解。為藉助黨外的輿論衝擊他壹時尚無從下手整治的官僚集團，毛澤東特別向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提出新的“雙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就毛最初的言談和態度來看，似乎還談不上有意要搞什麼“陽謀”。他只是想另找機會，重選場地，唱壹些與“八大”決議不同的調子，發泄他在那個大會上“被跑龍套”的不滿，好補演他沒能盡興的主講人角色。與應招前來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在壹起座談，他壹副譁眾取寵的表現，明顯是要擺出他比其他中央領導人更民主、更開明、更放鬆言論管制的姿態，好讓與會者形成毛主席特別靠攏他們，願意虛心傾聽他們檢討共產黨執政得失的印象。所謂把“敵我矛盾轉化為人民內部矛盾”的說法，就是鼓動黨外人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放縱他們公開議論執政黨的是非功過，歡迎他們在會上傾吐憋在心裡的氣話。通觀毛澤東在鳴放初起時的壹系列安排，他似乎滿以為自己壹旦高姿態站在黨外人士壹邊，鼓勵他們發表批評官僚主義的言論，這壹群有社會影響的人物就會跟隨他的指令發言表態，發揮他們幫助共產黨整風的積極作用。確切地說，就是把黨外批評的風頭引向劉少奇系統和周恩來等人主管的部門。按照毛個人的估計，共產黨執政八年來威望很高，政績不錯，縱令鋪天蓋地的大鳴大放在黨內外形成較大的壓力，也不至於鬧到天下大亂的地步。

　　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曾說：“毛壹方面想發現真相，但另壹方面又不能容忍任何對他講真話的人。”應該如何理解這壹弔詭的毛澤東現象呢？就毛澤東平日的行事來看，他所欲發現的真相其實並非他常說的“實事求是”，而是壹個高高在上者唯恐受到蒙蔽，總是想知道別人向他隱瞞了什麼看法，背他做了什麼事情。他的真相求知慾頗似偵探破案，意在找線索抓罪證。因為他從來都不願意面對與他的意志和想象相反的現實，誰對他講了真話，誰就觸犯了他的禁忌。當他發現鳴放的走勢逐漸失控，突破設限，直戳到中共的政治逆鱗，他轉眼便翻臉不認人了。特別是那些針對中共壹黨專政的批評，如批評中共“以黨代政”、“黨黨相護”、“黨天下”、“外行管內行”等說法，遠比當年的延安整風來勢兇猛，每壹條尖銳的批評都打中毛澤東的七寸。黨天下是壹種黨-國二元結構的統治體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並不成其為國家，它只是中共中央及其政治局的壹個外部表現，國內任何部門的業務管理都要受黨組書記的領導和監督。即使是毛澤東要搶戲的行業領導，也都很難說是真正的專門家，其中大量的領導都是文化程度很低的轉業軍人。就他們猜忌教授、學者、專家、工程師等專業人員不服管教的心虛和過敏而言，全黨同志都與毛澤東同仇敵愾，壹個鼻孔出氣。毛開始在黨內的會議上大談“外行領導內行是壹個普遍規律”，說“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還特別為安東機器廠的工人題寫“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嘉獎。16 縱觀這些經不起推敲的渾話，我們即可看出毛澤東如何使用其“反動修辭”來誣衊對立面的流氓無賴勁頭。他在春天催放的百花才開到五月，現在卻由著他惡語傷人，全都咒罵成毒草。

　　必須指出，共產黨起初並沒做出多少讓民眾看好的事情，是因為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政府太不被民眾看好，海內外華人才把盼好的眼光轉向打勝內戰的共產黨身上。共產黨說他們解放了全中國，老百姓也就人云亦云，自以為獲得了解放。等這“解放後”的日子過到1957年，中共的面目日漸顯露，民主黨派這班人才體味到黨國體制下受人包養的窘境。因此就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這壹方來看，與其說他們被引蛇出洞，中了毛的陽謀，倒不如說他們眼看著共產黨食言自肥，忍不住要吐壹口怨氣，發壹些書生議政的激切言詞。1949年9月政協會議上制定的“共同綱領”言猶在耳，他們只是要求中共履行其中的承諾，並不認為這樣做有什麼非份之舉。真正被刺激得現出毒蛇原形的乃是毛澤東其人，以及中共從高層到基層的各級領導。毛共的赫然現形終於證實了殷海光當年對民主黨派痛切的警告。17 與幾年前鎮壓地主和反革命沿用的迫害方式基本相同，劃定右派分子的指標也都按定額分發下去。按照通行的說法，約有五十五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後來隨著反右運動進壹步擴大化，被轉化成敵我矛盾的人員實際上遠遠超過原定的指標。18真正的右派精英多已在大陸易幟之際逃到台灣和避居海外其他地區了，他們觀微知漸，憂患預警，果斷選擇了去此危邦的上策。留在大陸當了右派分子的倒霉鬼其實多屬偏於左傾的人物，特別是民主黨派中某些領軍人物和當年號稱“進步”的作家學者，他們的右派遭遇多少都有些咎由自取的成分，可謂右罪多為左傾誤，撲燈蛾投奔光明，反火葬了自己。共產黨向國民黨打民主牌時，他們追隨共產黨，積極充當激揚聲勢的外圍，滿以為共產黨打了勝仗，他們理當分享民主的果實。追隨到後來才發現，共產黨分給他們的杯羹乃是黨國體制下受包養的待遇，是壹種近乎“倡優所畜”的處境，不過拿他們做民主集中制的擺設，粉飾中共禮賢下士的形象而已。從毛澤東羞辱梁漱溟那壹大篇喋喋不休的言辭不難看出，對知識分子的多嘴，毛早就很不耐煩。從前不得志時，他對這類人僅懷羨憎交織的情意結，現在他身為黨國主席，站在居高臨下的位置上，已完全變臉，純粹是睥睨賤視的態度了。19 士可殺，不可辱，梁漱溟若真有血性，寧死也要維護自己做人的尊嚴。然而他並沒走他父親梁濟那樣自殺以明志的絕路，而是繼續端上中共賞賜的飯碗，苟活到毛澤東死後。晚年他回首往事，不但不批毛，反而自我批評說，他對主席的“態度不好”云云，並特別為他“政協委員照當”的優待而對毛感恩戴德。20 這就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困境，知識分子壹旦接受黨國包養，不只失去爭自由求民主的立身基礎，進而連人格也暗遭閹割，再也獨立不起來了。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反右鬥爭的勝利也意味著毛澤東衝擊黨內官僚集團的小動作意外受挫。但毛決不甘心他的失算，趁反右運動造成的政治強勢，他更加強化階級鬥爭的暴政。在1957年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大談政治戰線和意識形態上存在的問題，壹再強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是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而且對“八大”文件上“沒有講人與人的關係”表示不滿，又是把他壓倒全場的雄辯講得滔滔不絕，言談間大有推翻“八大”決議之勢。21 毛澤東政治家凌駕專門家的勢頭就這樣又逐漸占了上風。他言談中始終以無產階級的代表自居，任何違背他的人或事，均被他武斷為資產階級路線。接下來在次年壹月和三月，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特別是在成都會議上，他嚴厲批評劉、周諸人的“反冒進”政策，指責他們“右傾”。壹大批與會者曲意迎合毛的旨意，會場上壹時間形成毛天下的陣勢。成都會議之後，毛澤東意氣風發，他以掛帥上陣的姿態東巡南下，乘坐江輪出三峽，下武漢，再經長沙，飛往廣州，壹路上召見各省大員，反“冒進”的風頭在他操控下越刮越猛，“大躍進”的浪潮隨之步步高漲。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頌揚毛澤東思想的論調再度叫響，喧鬧會場。毛幾經周折，至此才把抓生產管經濟的好戲搶到自己手中。劉、周等人在“八大”後剛著手進行的調整工作被迫中斷，全黨全國隨後就由著毛澤東瞎帶頭胡鬧了四年，結果鬧出了餓殍遍野的“人禍”。毛在“七千人大會”上被迫作了檢討，但事後又上下其翻雲覆雨之手，多次出爾反爾，先是反擊右傾反翻案風，後來又大搞四清運動，直鬧騰到發動文化大革命，從高層批到基層，從黨內反到黨外，整個國家都讓他壹介獨夫的妄想偏執狂鬧得徹底失序，全黨全民陷入古今中外未曾有過的浩劫。

　　毛澤東曾指責“帝國主義和世界上壹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是：“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 就毛澤東執政二十七年的所做所為來看，這句話用在他身上才最合適不過。如今事過境遷後壹切都水落石出，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這恰恰就是毛澤東終其壹生詭變多端，從不認輸的胡鬧邏輯。

　　六、建立毛天下：大亂求大治

　　毛澤東臨終前回顧平生，自負他幹了兩件大事：壹是打敗國民黨，奪得政權；二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僅就毛把這兩件事相提並論的表述來看，即可見他對黨內對手的敵意之深，以及黨內路線鬥爭在其革命生涯中的意義之重大。對毛來說，國民黨、日寇及美帝只是階段性的敵人，壹旦打了勝仗，他寧可對國軍降將和日本戰犯施以優渥的待遇，以便在日後多方勾結，充分利用。而與黨內爭權的政敵鬥起來，毛澤東卻心狠手辣，不留餘地，非斗到妳死我活的地步不可。他手中預製了壹頂反黨的大帽子，誰反對他就等於反黨，為清除黨內妨礙他獨掌大權的勢力，哪怕搞垮了黨組織，他也在所不惜。這樣看來，毛澤東才是真正的頭號反黨分子。他強化黨組織，旨在約束黨內的其他成員，而壹旦黨組織強化到束縛了他的手腳，他立即就搞起清除障礙的反黨活動。如上所述，毛在“八大”後借黨外批評以整黨內對手的舉動便是壹則實例。只可惜搞到後來，得不償失，整出那麼多右派分子，無形中暴露了他們毛共集團的蛇蠍原形。

　　1957年畢竟去舊社會不遠，不管怎麼說，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總算是民國世代的過來人，不少人身上還都存養著未被新社會侵蝕淨盡的民國底氣。他們最初看好共產黨，雖說左得幼稚，卻還不失其純真的愛國情懷和民主信念。毛澤東不但未能把他們操縱成自己反黨的打手，反而迫於形勢，只好回過頭與黨內同僚連手反擊黨外的批評。這壹教訓自然更加強化了毛的階級鬥爭意識。他此後繼續打擊知識分子，同時加強全民的階級鬥爭教育，決意為實踐他的不斷革命論培養新生的戰鬥力量。這壹股新生力量以長在紅旗下的年輕人群為主，特別是在校的青年學生。灌輸在他們頭腦里的舊社會壹團漆黑，對舊社會的唾棄，對地主、資本家和國民黨反動派的仇恨，整個地濃縮成那壹代人所喝的政教“狼奶”。階級仇恨壹方面斫喪了他們固有的人性，革命傳統教育又從另壹方面賦予他們愛黨和崇拜毛主席的狂熱。他們被教育得越是缺乏人性，便越富有革命精神，兩種成分的“狼奶”混合在壹起，最終哺育成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強有力的群眾基礎和打鬧先鋒。後來隨著運動的發展，就是由這批新生力量組成了紅衛兵、造反派、保皇派、工宣隊、軍管組，以及十年浩劫中形形色色為毛天下猛衝狠打的骨幹。

　　除了這批可供運動的群眾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胡鬧到洪水滔天的地步，也與中共領導層自始至終對毛澤東缺乏制約，壹味屈從其旨意，甚至做出助紂為虐之舉的情況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上自劉少奇，下到基層的黨支部書記，幾乎所有受打擊遭迫害的黨政幹部也都或多或少地參與了害人兼害己的活動。毛澤東的確“文革有罪”，應判為那場浩劫的首犯，但中共集團和革命群眾也難辭其咎，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均屬毛的共犯。即使像劉少奇這樣毛文革最大的受害者，也在其受害過程中犯過迫害他人的嚴重罪行。從學者宋永毅梳理出的史實中不難看出，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劉少奇（包括其他受迫害的當權派）與毛澤東既無原則性的分歧，也從沒做出超出自保以外任何反叛性的抗拒。劉的悲劇在於他事先已被毛認定為自己身邊的“赫魯曉夫”，更在於他在意識形態上與毛同屬壹丘之貉，因此他不可能有任何高超的辯詞和壯舉足以抗拒毛強加在他頭上的罪名，結果只能在毛所玩的遊戲圈套內力求倖免，玩到最後，也沒能逃出劫數。誠如宋永毅所說，劉少奇的悲劇是“壹個不遺餘力的造神者最終被他所造的神無情拋棄和殘殺的悲劇，壹個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頭來自掘墳墓的悲劇，壹個冷酷無情的背叛者最後眾叛親離的悲劇。”22 陶鑄、林彪等人的下場何嘗不也如此！應該明確地看到，劉、鄧司令部與毛的衝突只是黨天下集體領導制度與毛天下個人獨裁的衝突，是在官僚集團控制下推行現代化建設的治國方針與毛澤東壹味搞階級鬥爭胡搗亂的對立，但在壓制民主自由和打擊壹切黨外異己力量方面，他們向來都行動壹致，狼狽為奸，每當給毛充當起打手，劉少奇從不比毛澤東手軟。

　　“七千人大會”之後，毛澤東把“調整、鞏固、提高”這類給“大躍進”災難擦屁股的事務都丟給劉、周諸人去處理，他自己則帶上隨行人員乘坐毛專列四處巡遊，籌劃如何運用“反右運動”的遺產，對“走資派”來壹次全面打擊。這個遺產就是被毛稱之為“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群眾鬥爭形式。23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劉少奇親自主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壹致通過了毛澤東遠在杭州遙控操作的“五?壹六通知”。 細讀“通知”中毛特意添加的那兩段話，毛決意要打倒劉少奇的暗示已躍然紙上。24 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劉居然沒提任何異議，即隨眾贊同了毛對自己的判決。為轉移討伐的目標，劉竟不惜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罪名嫁禍到他的老部下彭真身上。毛澤東遠在天邊看耍猴，身陷局中的劉少奇不知愛惜羽毛，還在最後的掙扎中耀武揚威，作惡多端。“五?壹六通知”正式公布後，正是經過毛澤東首肯，最早的兩隊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和北京大學，劉少奇隨後才向各學校派出大量的工作組，並親自領導了揪斗“黑幫”，狠批“三家村”等壹系列代理毛澤東行兇的迫害活動。劉少奇上下齊打擊，幹部群眾全挨整，直到毛返回北京，指責劉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緊接著在八月初發表他的第壹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跌入圈套的劉少奇才失去整人的大權，被排擠到靠邊站的地位。明明是毛澤東自己“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他卻血口噴人到他要打倒的劉少奇及其他當權派頭上。他們錯就錯在仍奉行毛澤東反右運動的舊策略，對批評黨委的群眾採取了“引蛇出洞”的打擊。不幸毛澤東這壹次卻反其道而行之，他要引出洞的“蛇”已暗中置換為劉少奇及其他當權派了。青年學生如今是奉旨造反，因此壹上陣就有恃無恐，比如聶元梓等人的北大第壹張大字報，就是經康生授意才貼出來的。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在遣詞造句上壹仍他早年煽動農運的語言暴力和延安整風時潑婦罵街的文風，為此後的大字報文體示範了粗俗惡劣的政治判決書表達方式，從此拉開了革命與反革命迭相變換的大混戰。正如他在那壹年7月8日寫給江青的黑信中所言，他要把正在開展的運動搞成“壹場全國性的演習”，讓“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25 這說明毛澤東當時尚未確定那場運動發展的具體步驟，為橫掃壹切牛鬼蛇神，他不惜拿全國人民的身家性命做壹場大演習的試驗品。所謂“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就是發起全國範圍的群眾運動，縱容所有的參與者在大混戰中為所欲為，各顯招式，最後都失足落入毛所劃定的左、中、右框框。毛深知反右運動積怨知識分子，大躍進的人禍引起全民不滿，他現在放縱群眾造反各級黨委，不只可達到打倒劉少奇黑線上壹系列人物的目的，同時也順勢把他自己應負的罪責都分散轉移到走資派身上，還可讓長期以來倍受壓制的群眾發泄怨憤，趁機報復了他們所憎恨的領導。

　　除了利用大字報製造大批判大揭發的聲勢，毛澤東還支持青年學生建立紅衛兵組織，鼓勵他們衝出學校“破四舊”——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把革命造反擴向全社會。語言暴力進而升級為行動暴力，湖南農運中的“痞子運動”和中央蘇區打劫土豪的種種暴行如今多作為革命傳統的樣板被重演成從北京迅速遍及全國的紅色恐怖。對紅衛兵打砸搶的暴行，毛澤東不但不發令限制，還多次流露出縱容鼓勵的言論。他曾說：“越凶越好，妳信不信？越殺人就越要革命。”運動初起，毛嫌“北京亂得不厲害”，不讓公安部門干涉紅衛兵的暴行。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於是迎合主席的旨意，公開對北京的警察說：“紅衛兵打了壞人不能說不對，在氣憤之下打死他就算了。如果說不對，就給壞人撐了腰，壞人嘛，打死了就算了嘛！”聽說紅衛兵的暴行導致很多人受辱後含冤自殺，毛澤東的反應竟如此冷血，他說：“凡是自殺的人，都不要去救……中國人這麼多，也不缺這麼幾個人……”26 在1966年10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中央印發了壹份題為〈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的參考數據，所列出的首都紅衛兵戰果即包括打死壹千七百多人和沒收私房五十二萬間等數字。這群狂熱打砸搶的紅衛兵多由讀中學的革干革軍子弟組成，他們壹身紅軍著裝，並以“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口號互相標榜。他們的搶劫行為有中央支持，有居委會報信，有派出所帶路，其有目標有組織的革命行動再次暴露了中共壹貫實行掠奪經濟的慣匪本性。如果說毛帶領解放軍進城初期，因礙於那“進京趕考”的角色而沒能放縱軍隊去干本來想干的慣匪營生，紅衛兵現在的抄家暴行就是替革命行道，補償他們父輩的缺憾了。就拿掠奪浮財來說，北京的紅衛兵僅在“紅八月”期間即從“黑五類”家庭中抄出“黃金10.3萬兩，白銀34.52萬兩，現金545.99萬元，文物和玉器61.36萬件。……全國紅衛兵共沒收了118.8萬兩（約65噸）黃金。” 正所謂“革命自有後來人”，他們翻版紅軍打家劫舍的手段，實踐中共的革命傳統，雄赳赳完成了“老子共匪兒暴徒”的接班事業。為嘉獎紅衛兵的戰果，周恩來宣布用沒收的財物支付他們大串聯的花費。27 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其實革不出任何新東西，除了把不斷出現的黨內權鬥順延到黨外，就是變換著方式擴大打擊面，對儘可能榨取的民間資源進行野蠻的掠奪。

　　隨著劉少奇及大小當權派被正式揪斗出來，抄家風暴中出現的過火行為都算在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賬上。以高乾子弟為主的第壹波紅衛兵運動急劇沒落，不少“聯動”分子都在他們的“當權派”父母垮台後被打成反革命而遭到短期關押，獲釋之後，壹個個累累若喪家之犬。進入1967年，以造反派為主的第二波紅衛兵運動從高校擴展到工廠，暴力逐漸升級為派性之間的武鬥。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他的七十三歲生日宴會上向在座的中央文革成員舉杯祝酒，狂呼“祝全國全面內戰”。文化革命從此演變成奉旨武鬥的武化革命，派性分歧引發大大小小的槍戰，有些地方甚至動用了坦克和大炮。老帥們群起抗爭的“二月逆流”事件發生後，造反派大揪“軍內壹小撮”，致使各個軍區的將領及相關機構都受到嚴重的衝擊，最終在武漢鬧出了後果嚴重的“五?壹六”事件。中央文革支左的過激行動受到軍方強烈的反彈，毛澤東不得不對他放縱的“大演習”稍作收斂。他搞這場運動，壹靠林彪及其軍方穩住陣腳，二靠他老婆領軍的中央文革四處點火，煽動造反派衝鋒陷陣。現在造反派把火燒到了為毛充當“長城”的解放軍身上，毛只有維護軍方，問罪造反派了。隨著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在各地正式成立，紅衛兵運動也就走到了鳥盡弓藏的結局。革命小將轉眼間衰變成耗盡熱能的廢渣，在1968年底的上山下鄉運動中，他們全都被趕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去了。“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緊接著在全國展開，打擊的對象轉向造反派和革委會內部。階級鬥爭就是人肉絞肉機，不管妳是什麼派，壹旦捲入其中，便都成了絞肉。周恩來告誡造反派代表說：“妳們要揪的壞人不僅僅是走資派，還有妳們隊伍中的壞人。”毛澤東把這壹清除“壞人”的運動比為人體的排泄功能，壹大批曾揪斗走資派和參與武鬥的積極分子都陸續被清查出打砸搶之類的罪行，隨之就作為糞便排泄出革命隊伍。他們遭到更加殘酷的批鬥、毆打、判刑，乃至處死，這期間受害致死的人數遠遠超過“紅八月”的瘋狂屠殺。28延遲已久的中共“九大”直至1969年4月才在北京秘密召開，大會正式公布了劉少奇“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並將他永遠開除出黨。在充當了大會的活靶子之後不久，劉即被丟棄到病床上凌遲死去。這種黨內同志間的“殘酷迫害，無情打擊”由來已久，壹直都在各種運動中反覆發作，只不過進入文革 “大演習”，毛澤東突破舊例，改變了迫害方式。從前蘇區肅反和延安整風不管斗得多麼厲害，全都嚴格限制在黨內，由保衛局的專職人員審訊處罰。這壹次毛卻把整人大權交給群眾專政，所謂的“黑幫”或“走資派”全都由紅衛兵造反派任意揪斗。毛當然深知群眾對這些共產黨幹部多有積恨宿怨，他於是壹副無可奈何的樣子背過身不管，壹任群眾拿那些人報復泄憤。

　　林彪現在上升為二號人物，被確定為毛的接班人，儘管這未必是林彪個人的意願。“八大”中刪除的“毛澤東思想”再次寫入新的黨章，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氣氛籠罩了整個會場。很多“八大”當選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還在審查監禁中，以林彪為首的軍方代表和以中央文革為主的“文革派”大批補入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費了這麼大的周折，毛澤東總算初步達成其毛天下取代黨天下的目標。只可惜他從大亂中攫取的這個“大治”很快就露出裂縫。江青率領的文痞班底與以林彪為首的軍方勢力不斷出現摩擦，周恩來繼續操勞其擦屁股的冗務，在兩者的多次踫撞中起壹些微薄的潤滑作用，勞累得自己不久即被診斷出晚期癌症。

　　七、毛澤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隨著軍方人員從中央到地方明顯得勢，壹貫把持軍黨大權的毛澤東逐漸敏感到槍指揮黨的危機。長期泡病號的林彪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被毛壹拉再拉，勉強捲入黨內權鬥的，作為毛的“親密戰友”，他其實談不上有多大的個人野心。林引起毛反感的主要有兩件事情。其壹是“九大”後林彪與周恩來壹致主張發展經濟，發展國防，儘快結束文革。但毛澤東沉湎亂局，內鬥得欲罷不休，還想把“鬥批改”繼續延長下去。誰倡言發展經濟，誰就忤逆了他的旨意。即使是被打倒的劉、鄧司令部，當初也談不上有意架空主席，他們的犯忌，不過是抓緊了毛抓不到手的經濟工作。其二是有關設立國家主席的提議。對毛來說，此事的要害並非究竟讓誰當這個主席的問題，而是在廢掉劉少奇之後，毛不打算再設國家主席。因此設國家主席的提議本身就犯了毛的大忌。所謂“毛天下”，就是集黨政軍大權於他毛主席壹人手中的天下。在毛的心目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成立的那壹天起就只被作為共產黨權力的壹個外部表現，連國家本身都是黨權的影子，還有什麼必要再設置國家主席！天上從來沒有兩個太陽，怎能容許黨主席外另立個國家主席！

　　毛澤東說過，“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是中國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為的壹句俗話”，他曾多次以此話嘲諷他所蔑視的反動派人物。林彪的“九?壹三”事件正是壹塊砸到毛腳上的石頭，該石頭不容辯駁地證實，毛本人也屬於他所嘲諷的蠢貨。林彪機毀人亡這壹砸，差點要了毛的老命，他從此壹蹶不振，急劇衰老，大大折損了殘存無幾的陽壽。“林彪集團”的覆亡固然削弱了槍凌駕黨的勢力，毛自己也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從此聲譽掃地，從黨內到黨外，越來越多的人對毛所主導的革命方向開始產生懷疑，特別是讀到中央文件中附錄的〈五七壹工程紀要〉，其中作為林彪反革命集團罪證的言詞每壹句都說得振聾發聵，說到了老百姓的心裡，可謂替他們說出了誰也不敢說的真話。毛澤東如此栽贓林彪，無異於自狀其丑，簡直是再次搬起壹塊石頭，交給千萬人去砸他的臭腳。試讀以下片段，不啻為金箍棒打出了毛澤東的白骨精原形。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不僅挑動幹部斗幹部、群眾斗群眾，而且挑動軍隊斗軍隊、黨員斗黨員，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倡導者。

　　他們製造矛盾，製造分裂，以達到他們分而治之、各個擊破，鞏固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時向所有人進攻，那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他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每個時期都拉壹股力量，打另壹股力量。

　　他是壹個懷疑狂、瘧（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壹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壹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壹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

　　毛天下的布局已經撕裂，毛澤東不得不回過頭修補破綻。他著手籠絡眾老帥，開始複查幹部，重新啟用壹批靠邊站的當權派，把他們所受的冤屈都歸罪到林彪反革命集團身上。為了把他必須否定的“左”與他自己的永遠正確的左加以剝離，毛另創新的政治修辭，給林彪套上壹個“形左實右”的罪名。批林與批孔於是連在壹起，“極左”與“極右”發生了對接。林彪，這位曾經號稱主席親密戰友的人物，現在卻被描述成壹個“克己復禮”的孔老二信徒。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壹時間大談儒法鬥爭，再加上馮友蘭之流不惜自毀清名的學者撰文宣講，領班合唱，在壹片口誅筆伐中玩瘋了大批判的鬧劇。

　　殘缺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經過兩年才修復，1973年8月，中共“十大”提前在北京召開。毛澤東身體欠佳，基本上缺席會議，周恩來、王洪文和張春橋諸人出台做傀儡，主持了大會的議程。黨章再次修改，凡是與林彪有關的章節全都刪除乾淨。新壹屆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大幅削減了軍方代表，重新啟用的老幹部大量補充進來。毛這壹次讓他搬起的林石頭砸得不輕，他蹩足蹣跚，不得不大大地後退幾步。之所以召回這麼多老人，壹因“抓革命，促生產”離不開那些干實事的專門家；二是考慮到權力平衡的問題，他得安排老幹部牽制和輔佐王洪文之類被作為接班人培養的新生力量。毛在病榻上費盡心思，結果又陷入搬石砸腳的困境。他壹心要扶植的王洪文、江青壹伙，壹直都扶不起來，因而不得不啟用讓他很不放心的老帥舊部，於是他又在背後唆使江青找老帥舊部們的岔子，防止他們再向右轉。先是“文革派”與周恩來不斷鬧分歧，接著他們又對鄧小平重新主政的局面作種種干擾。國民經濟瀕臨崩潰，而毛也病入膏肓，剩下的時日很有限了。但毛仍擔心出現修正主義，壹再要全黨深入理解他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鄧小平復出後奮力進行他“全面整頓”的工作，並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著手籌建重大的項目，但行進中壹直障礙重重。

　　八、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

　　毛澤東為什麼要把發動文化大革命視為他平生所干的第二件大事呢？因為林彪事件弄得他所擺的陣勢大煞風景，使“九大”宣告的文革勝利打了很大的折扣。越到後來，毛澤東越看出自己的失道寡助。因此在他臨終前才有了關於兩件大事的談話。提起文革，他明知“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更清楚他自己來日無多，看不到這第二件大事的最終結果，因而最擔心在他死後，他苦心經營的文化大革命遭到全盤否定。所以他叫來暫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強調發動文革是他執政二十七年來最大的政績。毛澤東即使不屬於那種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的昏君，也談不上對妻子兒女的未來命運有多麼關心。作為父親或丈夫，他在親情上壹向比較淡薄，越是到生命的末期，越是摒絕家人，越是退入貼身女侍的溫柔鄉中。文革中捧出江清，是讓她充當所向披靡的闖將（江自己交代：“我是毛主席的壹條狗﹐叫我咬誰就咬誰！”）。把侄子毛遠新召到身邊參與政務，做他的聯絡員，是因為覺得身邊再無可信賴的人供他驅使。所有的人都是毛澤東政治棋局上由他操縱的棋子。他是個百分之百的自我中心主義者，他的毛天下構想其實並不同於帝王意識性質的世襲取向，他痴心妄想要傳世的東西，只是他的路線和業績，那怕讓兩派鬥爭得壹塌糊塗，只要他陰魂不散，儘可能久遠地憑附到矛盾的對立與統壹之鏈條中，繼續發揮魅惑天下人的作用。因此他不太自信地對華國鋒說：“這筆‘遺產’得交給下壹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妳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29毛與華國鋒這次談話是在天安門“四五事件”發生之後。他雖然欣賞江青壹伙所向披靡的闖勁，但他也深知，這夥人能亂天下，卻治不了天下，在他死後，他們難以獨當壹面。他曾明確告誡江青：“我在我說了算，我不在老帥說了算。”召回鄧小平這位“柔中寓剛”的人物，就是為了讓鄧的“鋼鐵公司”與文革派形成對立中的統壹之勢，牽制住軍方，好維持可能取得的平衡。30因為鄧在流放中壹再通過汪東興向毛寫信檢討自己的錯誤，表示他肯定文革的成就，並保證“永不翻案”，毛才有所放心，再次起用鄧主管政務。但鄧小平主政後卻拒絕作肯定文革的決議，江清和毛遠新又把天安門事件的主謀推到鄧的頭上，弄得毛眼中的鄧小平壹時間成了納吉式的人物。毛澤東再次廢黜鄧小平，但仍給鄧留有出路，保留了鄧的黨籍。在沒有最佳選擇的情況下，毛只有讓他認為“老實忠厚，辦事公道”的華國鋒代理總理，主持中央工作，勉強接了他的班。華國鋒無論是資歷或才能都遠不能與鄧小平相比，他將來是否能頂住黨內外非議文化大革命的勢力，毛此刻就拿不準了。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毛之將死，其言卻凶，讓人聯想到漢高祖為戚夫人楚歌時的徒喚奈何。

　　借著哀悼某壹黨國亡靈來發泄對黨國的不滿，這是中共暴政下民眾表達不滿和營造集會唯壹可選擇的方式。大家已經受夠了毛澤東及其文革的折騰，周恩來畢竟是黨國領導中分量很重人物，他的病逝正好給民眾帶來了“用死人壓活人”的良機。圍繞著廣場上的追悼活動，悲憤的群眾對江青壹伙的罪行進行公開的預審，這壹敲山震虎的行動明顯敲響了毛澤東的喪鐘。毛當時已奄奄壹息，在那個曾經山呼他萬歲的廣場上，民眾正在以詩句中的“妖魔”、“豺狼”等字眼隱喻毛澤東及其幫凶，向中南海發去了清明時節的四面楚歌。他們哀悼周總理，實際上也是給毛主席提前送葬。毛聽到毛遠新對現場情況的匯報，立即簽署鎮壓令，把民眾的哀悼活動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他明確指出，那“是炮打我，是對總理的緬懷，是對江、張的聲討，是對翻案主帥下台抱不平，總之要推倒文化大革命。”31汪東興曾告訴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在毛的心目中，只有毛壹個人不能死，誰死了也無關大局，毛自有解決問題的辦法……”32 但毛澤東如今死到臨頭，他已無法親手解決他所製造的眾多問題了。而李醫生及其搶救小組也回天無力，只能乾瞪眼送主席上路，去找他常提說要見的馬克思。

　　正是：地下若逢馬克思，恐遭導師抽教鞭。

　　九、撥亂反正：鄧小平與胡耀邦的分歧

　　毛澤東留給華國鋒的遺囑實為天大的諷刺，人死了還沒過五期，“妳辦事我放心”的接班人就干出了壹舉粉碎“四人幫”的好事。主席生前反修防修，整整鬧騰了十年，主要目標是揪出“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鬧來鬧去，最後竟讓人家揪到他老婆頭上。華國鋒並無意背叛毛主席，他抓捕“四人幫”，應該說是江青壹伙奪權心切，硬把他逼到了那壹地步。好在有軍方全力協作，並沒“血雨腥風”動干戈，就乾淨利落地交待了毛的“遺產”及其遺孀。軍方兩位最主要的同謀者壹個是負責軍委工作的葉劍英，另壹個是中央警衛團總管汪東興。據傳，葉帥乃是毛臨終時拉住手託孤的顧命大臣，汪曾信誓旦旦，跪在主席面前表示效忠。33 結果正是由這兩位握有實權的軍頭夥同華國鋒宮廷政變，把毛妻毛侄抓了個正著。這壹切真應了聶紺弩給毛所下的蓋棺論定：“身敗名裂，家破人亡，眾叛親離，等到壹切真相被揭開，他還要遺臭萬年。”34更為可悲的是，他人死後不能入土為安，喪事不由家屬做主，而是由他折騰了壹輩子的黨組織反過來擺弄他的屍首，把那具殭屍做成“人肉毛像”，橫陳在紀念堂里充當鎮守紅色江山的魘勝物。毛澤東生前壹直擔憂他的形象被人利用，早在寫給江青的信中，毛即提及他的親密戰友“為了打鬼，藉助鍾馗”，唯恐他“當了共產黨的鐘馗”。直到臨死之前，他還多次向張玉鳳抱怨說：“我是供展覽的偶像”。35 然而身後是非誰管得……只要共產黨還在台上，黨就會把毛澤東當做偶像和鍾馗利用下去。

　　仗著他手中有“照過去（既定）方針辦”那句最後的最高指示，華國鋒依舊執行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路線，並把批鄧的餘波延續了壹段時日。在他此後主導中央工作的兩年中，壹直靠“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給自己撐腰壯威，還被加冕上“英明領袖”的稱號，儼然擺出毛二世的架勢。直到1978年12月十壹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上否決了華國鋒壹伙“凡是派”的路線，此後的政局才出現了“撥亂反正”的轉機。

　　需要辨析的是，鄧小平和胡耀邦兩人都反對“兩個凡是”的說法，都發揮了清除“凡是派”的主導作用，但兩個人的出發點卻有很大的差別。鄧小平反對“兩個凡是”，但並未徹底跳出“凡是”的窠臼。為了與“凡是派”劃清界線而又不偏離毛澤東的路線，鄧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講話提出，“要對毛澤東思想有壹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鄧小平不敢離經叛道，只好用“完整準確”的說辭把 “凡是派”從毛澤東的路線上剝離出去。毛澤東當初批劉、鄧，幸好沒用整劉的手段整鄧，他特別對鄧手下留情，無形中也為中共的倖存留下壹條活路。鄧不愧毛的“鋼鐵公司”之稱，他從再次復出邁開第壹步直至咽氣為止，都堅決壓制民主自由，嚴守共產黨的壹黨專政，照舊拿毛澤東做共產黨的鐘馗。他所致力的“撥亂反正”只做到消除林彪集團和“四人幫”所造成的亂局，回歸黨天下的正統為止。全面檢討壹下鄧的言談舉措及其政績，實在說不出有多少真正屬於思想解放的東西。

　　在“撥亂反正”方面，胡耀邦與鄧小平的本質區別在於，胡壹起步即首倡“思想解放”，力圖把“四人幫”——實際上也包括毛澤東——顛倒的幹部路線糾正過來。正是由胡在任職中央黨校期間組織寫作班子，開展有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等問題的討論，當時的理論界才突現衝出思想牢籠的風氣，把毛澤東思想的設限暫時擱置到壹邊。胡進而與“兩個凡是”針鋒相對，大膽提出“兩個不管”的表態。他說：“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哪壹級、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改正過來。”當有人疑難他說：“毛主席批的怎麼辦？”胡也毫不含糊地回答：“照樣平反。”他因此大發感慨說：“禁錮我們這個民族創造力的，壹個是精神枷鎖，各色各樣的教條主義；壹個是組織枷鎖，各種錯誤的組織結論，壓得抬不起頭，無法發揮各自的聰明才智。這樣壹個精神上被禁錮、被壓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麼可能與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進行自由競爭？”36 只需對比壹下胡與鄧批評“凡是派”的眾多言論，即不難看出，胡的“思想解放”已衝出黨八股的思想牢籠，而鄧卻不放手毛的衣缽，始終在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左右搖擺，跳著他半進半退的機會主義皮筋舞，慎重地修補讓毛澤東搗亂壞了的黨天下。

　　保守派以陳雲等倖存的元老為核心，胡喬木和鄧力群兩個理論黨棍仗著眾元老的支持，在黨內外 “思想解放”的整個過程中處處製造障礙，四出充當打手，多次起到拉扯鄧小平向左轉的作用。改革派最先由胡耀邦領軍，早在粉粹“四人幫”壹周年之日，胡即令《人民日報》刊發在他指導下寫成的壹篇文章——〈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呼籲中央立即著手平反冤假錯案。文章發表後引起各方反響，收到了大量的群眾來信。胡耀邦迅即在全國範圍內推展起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揭開了“凡是派”緊捂在文革醬缸上的蓋子。

　　胡耀邦當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他大量任用文革中挨整的幹部做艱難的甄別工作，對中共自奪取政權以來在各個時期和不同領域製造的冤假錯案壹律進行快刀斬亂麻的清查，迅速給予平反，上自中共各級幹部，下至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包括資本家、宗教界、歸國華僑及國民黨投共人員，千百萬含冤受害者在平反後重見天日，恢復工作，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但後來的官方敘事卻片面突出鄧小平在這方面的功勞，在國人模糊影響的印象中，大都忽略了胡耀邦“撥亂反正”的先鋒作用。不可否認，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得以順利進展，的確與鄧小平這樣的實權人物大力支持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但由於鄧在某些方面插手干預，也使得平反工作的成績打了很大的折扣。據《人民日報》前總編、社長胡績偉回憶，胡耀邦在為五十五萬右派平反的過程中，最大的阻力即來自當年主持反右運動的鄧小平。鄧小平仍舊堅持反右派鬥爭是“必要的、正確的”，拒絕改變“反右派鬥爭運動”的定性，只承認反右“擴大化”的錯誤。胡耀邦儘管繞開鄧所設置的坎坎，摘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但卻沒完成他本來要“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計劃，更沒能落實“壹切不實之詞，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的主張。在中央通過為劉少奇平反的決議後，胡耀邦支持《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還歷史以本來面目——論為劉少奇平反的重要意義〉的社論，但受胡喬木百般干擾，並經鄧小平支持，題目後來竟被迫改為〈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並對原文作了大量刪改，結果把毛澤東的罪責全都推到“四人幫”身上。胡績偉因此指責鄧小平“限制了平反冤案的廣度和深度，並留下了極其嚴重的思想上、組織上、政治上的後遺症和禁區。”37隻平反個案而不追究元兇，不徹查造成眾多冤假錯案的制度性根源，那壹紙平反書只能恩賜給含冤受屈者壹種基於特殊政治需要而行使的政策性赦免，不過終止他們遭受已久的懲罰而已。但等到事過境遷，執政當局又有了新的政治需求，冤假錯案還會再度發生，有些人甚至在平反後會再次獲罪。38 多年之後，連胡耀邦本人都因反“自由化”不力，被鄧小平撤了中共中央總書記之職。就胡耀邦在平反工作中表現的認真負責和寬厚正直來看，他人性中高於黨性的成分固然值得特別肯定，但必須看到，胡以及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改革派當時積極平反冤假錯案，首先是從“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這個基點上出發的。他們的舊部同僚，親友熟人，文革中被打倒了壹大片，要全面清除“凡是派”，自然亟需啟用這壹大批被打倒的幹部，把他們補充進來，來個大換班底的全面調整。平反幹部在當時乃是特殊的政治人事需求，是撥亂反正的動力，自然屬於第壹優先。至於右派等其他獲得平反的含冤受屈者，不過跟著平反老幹部沾光罷了。十年動亂，大學關門，撥亂反正的年代百廢待興，人才奇缺，黨亟需召回被貶黜到鄉野礦山的知識分子填補崗位空缺，因此才把他們壹五壹十地平反後納入體制，重新包養下去，好讓他們為“四化”建設發揮積極作用。

　　十、鄧與胡走向決裂

　　鄧小平與毛澤東壹樣出爾反爾，詭變多端。需要民眾支持他上台時，鄧強調“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那時候西單民主牆貼出大量抨擊“凡是派”的大字報，熱烈支持鄧小平上台掌權，鄧因此公開宣稱“群眾貼大字報是正常現象”，說共產黨“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39 鄧上台之後，國內外形勢突生變化，他發現大字報的矛頭指向壹黨專政和他的個人獨裁，翻臉甚至比反右時的毛澤東還快，立即下令取締西單民主牆，逮捕法辦了魏京生等壹大批異議分子。壹邊平反舊的冤假錯案，壹邊又製造新的冤假錯案，這就鄧小平重新執政後的兩手操作。倖存的眾元老文革中都有過挨整遭罪的經歷，他們深知“四大自由”的顛覆作用，豈能容忍毛澤東留下的這壹遺產繼續威脅他們的人身安全和政權穩定！1980年8月人大開會修憲，鄧小平首先指令刪除憲法中允許民眾參與“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鄧此後再不提民主，只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與倖存的眾元老文革餘悸猶存，懷有嚴重的被迫害偏執，他們畏懼亂憎惡亂，自取締了西單民主牆，壹直都堅持執行“穩定壓倒壹切”的政策，期間雖未再搞大型的群眾運動，但小規模的整人運動從未間斷。1983年，鄧小平聽憑胡喬木壹伙搞所謂“清除精神污染”，從批判“人道主義”、“異化”等純理論問題入手的運動很快就擴大到全面整頓社會秩序的“嚴打”。有些人僅因參加地下舞會，便以“流氓團伙”罪論處，不到壹年的“嚴打”，判處死刑者竟達兩萬四千人之多。

　　平反冤假錯案突出了“四人幫”的罪惡，也為正式評定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開啟了通道。在鄧小平的主使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壹再修改，直到修改得完全符合鄧的旨意，才在1981年6月召開的中共十壹屆六中全會上正式通過。〈決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說這場運動“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並把發動和領導該運動的責任歸結到毛澤東頭上，認為毛在運動中犯了“嚴重的錯誤”。但鄧小平堅持要作補救性的說明，〈決議〉的結論強詞奪理，似是而非，竟把毛的錯誤定性為“壹個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而且特別肯定毛“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儘管有不少與會者提出尖銳的非毛言論，鄧小平仍力排眾議，非要保住毛澤東的中共黨父地位不可。

　　蘇共當初之所以能夠壹舉推倒斯大林這個偶像，不只歸功赫魯曉夫敢做敢為，更為本質的因素是，蘇共本來就有列寧做他們的黨父，否定了斯大林，也無損於布爾什維克的光榮歷史及其執政的合法性。毛澤東固然該像斯大林那樣被徹底否定，但否定了毛，中共的黨父靈位即告空缺，他們的“偉光正”形象就失去脊梁骨的支撐。批毛即等於批共，毛若全錯，鄧小平以及與會的各級領導也就隨之全錯。鄧可以強行樹立起毛的列寧地位，卻難以完全抹去毛身上濃厚的斯大林陰影，致使他所支撐的毛偶像半紅半黑，挺而不堅，在整個的後毛時代敗露出中共的權力陽痿症狀。鄧因此特別告誡與會者說：“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毛澤東同志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壹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鄧小平壹片藏污納垢的苦心終於說服全黨同志，抹平了會上的異議。因為對中共集團來說，黨性畢竟高於人性，黨格更高於人格。共產黨員在講求黨性和黨格的情況下是無需講求人性和人格的，這乃是中共得以倖存的根基，也是他們能玩轉其詭變多端的要妙之道。他們全都很明白，若真要以人品要求共產黨人，黨員的資格就很難保持下去。誠如孟德斯鳩所言，專制國只需要恐怖，不需要共和國講求的品德和君主國重視的榮譽。改革開放發展到如今，之所以出現無官不貪，全黨腐敗，乃至全民腐敗的現象，其根源即在於鄧小平的撥亂反正並不徹底，在於他繼續維持毛時代的是非顛倒，恪守既定的價值錯位，把毛澤東這樣的罪魁禍首仍高供在黨父國父的牌位上。

　　暴力奪權必然導致壹黨專政，壹黨專政必然導致個人獨裁。鄧小平吃了毛澤東獨裁的苦頭，在復出執政初期，他也曾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批評了諸如家長制、壹言堂、個人崇拜、領導職務終身制等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存在的弊端，決心要改革毛澤東留下的個人集權領導制度。但在兩個“左王”胡喬木和鄧力群的蠱惑下，鄧的此類講話最終都未能公開發表，僅流於內部的空談。他自上台即牢控軍黨大權，壹直穩坐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交椅，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個總書記只是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他們自始至終在鄧的威權下照章辦事，胳膊扭不過大腿。中共高層內很少有胡耀邦這樣堅持個人獨立思考的人物，但他在任總書記期間也無法正面抵制鄧小平壹個人說了算的任何決定，只能盡力做些艱難迂迴的調整工作，以免受鄧的牽制，退回毛澤東的極左路線。

　　比如在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與會者對《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進行表決，陸定壹踴躍發言，要求刪除《決議》中“反自由化”的壹段表述，鄧小平當即對陸的提議嚴加批評，並揚言反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會後更補充說，再加五十年，直反到下個世紀。會後不久，上海、合肥和北京等地相繼發生學生集會遊行的事件，鄧小平和保守派元老主張堅決鎮壓，鄧當時就發布命令說：“不惜流血，天安門廣場來壹個抓壹個！”對於天安門廣場上被捕的學生，胡耀邦則命令公安部全部釋放，在做了他身為總書記所能做的最後壹件事情之後，他寫信給鄧小平，提出辭職。結果鄧給胡扣上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由鄧在自己家中主持所謂的“生活會”，把胡批鬥了整整七天，胡最終被迫下台。40 兩年多之後，胡耀邦在鬱悶中病逝，為他在關鍵時刻作出人性高於黨性的抉擇而付出了難以避免的代價。

　　十壹、雙軌制、官倒和八九民運

　　中共集團從成長到壯大，每壹步都建立在剝奪人民的基礎上：先是靠剝奪千百萬人的生命而打勝了內戰，繼而靠剝奪農民的土地和工商業者的資產建立起公有制體系，最終靠剝奪全民的各項權利維持其極權統治。只是到後來生產隊養活不起農民，也貢獻不出更多的糧食養活中共集團，而工礦企業也養活不起吃大鍋飯的職工時，政府才不得不允許各地生產隊效法小崗村十八戶人家冒險闖出的包產到戶做法，開始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製”挽救農業，並放任他們轉移多餘的勞力創辦鄉鎮企業，為此後的民企創業鋪墊起通道；才勉強許可職工離開國營單位去自謀生路，搞個體經營，發揮他們要過上好日子的積極性；才不得不開放自己無力開拓的空間，讓民營和外資企業插進來繁榮經濟，增加就業機會，為政府貢獻高額的稅收。為向市場經濟過渡，國務院下文正式廢除計劃外生產資料的價格控制，開始實行“價格雙軌制”的改革，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其實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所謂“計劃外市場價格”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早已自發產生，為民間的自由經營開通了渠道。改革的路子首先是在體制外的經濟領域闖出來的，是在民間自力更生的實踐活動打破禁區，開創出新天地之後，官方的政策才跟了上來，贊助體制內的權力去揩體制外改革效益的油。說來說去，都是因政府背不起經濟的重擔，為緩解前三十年折騰造成的窘境，權力壟斷者才被迫向民眾讓出了壹部分市場的自由。這是毛澤東人亡政息後勢不可擋的時代潮流，鄧小平順水推舟，勇於與時俱進而已。把他捧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未免誇大了他的功勞。他的功勞在於頂住了陳雲等 “鳥籠經濟” 派的壓力，堅決支持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派解放生產力的主張，以不爭論姓社姓資的模糊態度推行了給老百姓鬆綁的新經濟政策。

　　相對於毛澤東時代的政策來說，這壹“進步”只能算是被迫的撤退，充其量退到了新民主主義政治綱領所許諾的包容程度。但這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撤退有壹個很難處理的問題，即所有制的還原問題：國營企業如何轉換成私營？原來從私人手中沒收的房地產該以何種方式退還給原主？對中共集團來說，這壹還原的難度正如胡平所云，就好比要把魚湯還原成魚。如果把地主的土地都退還給地主，把原先的私營工商產業都歸還各家業主，豈不等於否定共產黨領導的這場革命，壹下退到了“解放前”的舊社會？這正是毛澤東擔憂的資本主義復辟，也是陳雲等保守派壹直抵制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原因。正因為壹下子難以解決公有制如何轉型為私有制的問題，鄧小平被迫撤退的“進步”尺度僅限於漸進的社會轉型步伐，他從起步即全力反對自由化，唯恐改革的進程走得太遠，會走到“轉型正義”那樣恐怖的地步。只要共產黨的壹黨專政不倒，失敗的公有制就很難還原回固有的私有制。土地雖包產到戶，土地的所有權卻仍懸置在集體名下。民營企業雖開辦起來，國營企業仍是黨國驕子，占據絕對壓倒的優勢。歸根結底，不徹底改造公有制，市場經濟就不可能得到健康的發展，被公有制扭曲的價格不只難以合理糾正，反而會在壞的市場條件下被更加扭曲。

　　價格雙軌制的設想本來是為了從計劃經濟穩步轉入市場經濟，而正式執行後之所以出現嚴重的問題，根源就在於公有制的壓倒優勢為權力的市場化提供了方便。因為價格差異造成巨大的尋租空間，當倒騰原材料的買賣要比平日用計劃供應的原材料生產產品獲利更多時，國營廠家便紛紛干起了倒賣原材料的商業炒作。控制配額的政府官員只需把配額賣給其他企業或個人，便可輕而易舉地發壹筆橫財。這些靠出賣審批權發財的政府官員及其親屬，以及相關的辦事人員因而被民眾稱為“官倒”。按照吳庸提供的資料，“1988年底，中央及各地黨政軍群機關及附屬事業單位所辦從事倒賣活動的公司近30萬戶（包括分支機構則近50萬戶）……1988年全部控制商品價差1500億元以上，利差1138億元以上，匯差930億元以上，加上稅金流失、地租流失、進口許可證體現的價差等，共占當年國民收入40％左右。”41 這就是黨政軍群體轉業干起奸商行徑，搜刮國民財富的第壹桶金。

　　鄧小平的經濟體制改革實在談不上有什麼理論，那多是他審時度勢，在談話中即興流露的決策性表達。此類被傳為警句的片言隻語既缺乏明確的界定，也未必經得起認真的推敲。比如他最有影響的“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那句話，就沒說明到底是讓哪壹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個沒有主語的“讓”字伸縮性也就被放得很大，到底是誰讓誰先富起來呢？結果是近水樓台先得月，全都讓有權有勢有門路的人物捷足先登，占據了“先富起來”的地盤。八九民運初起，學生反官倒的討伐目標十分明顯和具體，首當其衝的就是鄧家老大鄧朴方任董事長，高乾子弟紮成堆的康華公司，還有因倒賣彩電而被風傳全國的趙家諸公子。學生當時揪官倒反腐敗，只限於反對權力濫用，只要求與政府領導人對話，遠未激進到反對中共壹黨專政的地步。他們的行動表達的是社會公憤，反映了民眾對物價飛漲的不滿，因此得到包括普通黨員和幹部在內的最廣泛的民眾支持，很快就從北京波及全國各個城市。

　　學生運動先是壹波波遊行示威，後來發展到廣場上絕食靜坐，學校停課，各地學生大串聯，文化精英聯名上書中央，要求推行政治改革，其來勢之洶湧澎湃，恍若文革再起。鄧小平及其元老集團本來就深染文革恐懼症，這場初起的運動首先讓他們聯想到打倒當權派的造反行動。早在4月25日，鄧小平就在他家裡向前去匯報情況的李鵬、楊尚昆等人嚴肅指出：“這不是壹般的學潮……這是壹場有計劃的陰謀，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要向全國人民講清楚，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壹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這場動亂。”42 對比趙紫陽出訪朝鮮前對李鵬那番態度溫和的叮囑——“儘量避免流血……對學生積極疏導，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各種形式的對話”，可以明顯看出，正是鄧小平上綱上線的定調措辭太強硬，才把以“反官倒”為主的遊行逼到了絕食學生進占天安門廣場那樣的規模。針對學生占領廣場的現狀，鄧小平的定調再次升級，據網傳《李鵬六四日記》電子版所記，鄧覺得“現在好像是來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因此他便對李鵬等人講：“實際上，對方不止那些學生，更有壹些別有用心的人。他們根本口號就是兩個，壹是要打倒共產黨，壹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壹個依附於西方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由此可見，鄧小平“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的決心早已鐵定，在“能殲滅者壹定殲滅之”的這壹殺戮取向上，鄧始終都是緊跟毛澤東，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他的確不愧毛的“鋼鐵公司”之稱。

　　其次，鐵腕鎮壓也是文革後倖存諸元老的共識，在他們眼中，占領廣場的學生無異文革造反派在新時期的再現，他們文革中窩了滿肚子仇恨報復的壞水，也正好到了瘡破流膿的時刻。因此鄧壹拍板，中顧委眾元老均無異議。現在回過頭去看，戒嚴令頒布之後，學生們曾寄望老帥們出面緩頰的動議該是多麼天真！鄧小平的強硬態度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保守派眾元老背後鼓動起來的，作為中共元老院的執行官，鄧不得不為那惡毒的共謀承擔罪責。

　　中共高層中像趙紫陽那樣在造次顛沛中人性強過黨性的個人畢竟十分稀少，他能夠壹直抵制鄧小平開槍鎮壓的決定，乃至被鄧罷黜後既不後悔，也沒寫壹個字的檢討，已屬難能可貴，值得稱讚了。至於有些人發議論，遺憾趙錯失了扮演葉利欽那樣角色的機會，實屬不切實際的臆想。當時的形勢根本不具備葉利欽登上坦克振臂壹呼時的那種條件，更何況趙紫陽本人既無葉氏的魄力，也毫無反黨的念頭。他始終受制於他那個給鄧小平當總書記的弱勢權限，他個人的思想境界也遠未達到要終結中共壹黨專政的高度。習近平譏笑蘇共“更無壹個是男兒”，實際上中共的滿朝文武才“更無壹個是男兒”呢！過去如此，至今依然。

　　十二、毛共的蛻變

　　鄧小平調集解放軍裝甲部隊長驅進京，坦克上街，人群中亂槍掃射，光天化日下屠殺和平抗議的平民，那壹股子兇殘還真應了毛澤東臨終前“血雨腥風”的預估。鄧以他鎮壓群眾運動的鐵腕呼應了毛澤東運動群眾的流氓，毛的搗亂與鄧的戡亂看似完全對立，其殘賊百姓的本性實則相輔相成。誠如余英時所說，無論用西方現代人權語言或中國傳統文化中公認的道理來判定，天安門屠殺都是“絕不可饒恕的罪行”，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43 說他們終於卸妝畫皮，露出血盆大口的原形，絲毫都沒有妖魔化他們的成分。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高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時候，那是毛及其毛共人模人樣，修煉成精的高峰景象。隨後的壹系列運動鬧得民不聊生，直鬧到林彪墜機，清明節天門廣場群眾悼念周恩來，毛澤東人民大救星的假面始壹層層剝落，最終敗露出他禍國殃民大災星的真相。但即使毛共作孽害人到那步田地，國人對共產黨的本質仍未完全認清，沒能徹底看透。中共集團內畢竟還有周恩來那樣深獲公眾好感的總理，緊接著又出了壹舉粉碎“四人幫”的英明領袖華主席，眾多的共罪便全推到林彪、“四人幫”身上。倖存的眾元老在中共內部再次剝離出能夠容身的人事空間，推演出可撫慰國人的新時期美好前景，鄧小平正是在國人的這壹期望下順應時勢，復出上台。他厲行的“撥亂反正”在壹定的程度上緩解了毛時代的高壓政策，特別是把執政任務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增長，又倡言凝聚全民共識的致富許諾，壹時間竟營造出新時期特別令人興奮的氣象，以致學生在遊行隊伍中曾高舉“小平您好”的標語。“六四”槍聲完全打消了鄧上台以來國人眼前重新浮現的美好希望，他壹手操控的軍事鎮壓徹底暴露了中共集團反國家、反民族、反人類的本質。海外輿論泛起壹片討伐中共罪惡的呼聲，連中共黨內個別良知未泯之士都奮起譴責，憤然退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共宣布經濟制裁，按照當時不少反共人士的樂觀估計，中共政權的垮台指日可待。

　　然而中共並沒垮台，不但沒垮台，反而變得更加強大。鄧小平似乎壹直都在等待壹個拿學生運動開刀的機會，他在屠城後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就明確指出：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壹定要來的，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壹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經歷的風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他們是堅決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

　　就是抓住了這個等待已久的殺機，鄧肅清了黨內的改革派，屠城後又狂捕參與“動亂”的人士及所謂“六四暴徒”，槍斃壹批，關押判刑壹批，通緝中逃往海外壹批，覆巢之下幾無完卵，恐怖肅殺籠罩全國，政治體制改革之路從此雪封冰凍。完成鎮壓學運的大手筆之後，鄧小平驚魂初定，退而“韜光養晦”兩三年之久。他在垂下的竹簾後驚瞥到柏林牆拆除，蘇聯瓦解，東歐巨變，很為他主持的中共黨天下躲過國際“大氣候”促成的這壹劫而暗自叫好，深感愜意。

　　但鄧小平並沒因完成了削平右派的工程，從此便徹底“韜光養晦”下去，而是緊接著又“有所作為”的。他深知，“右可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是鄧“九二南巡”途中所講的話。那壹年年初，他視察深圳、珠海特區，返程中特別在上海過年，就是他指使朱鎔基主導的“皇甫平”寫作班子發表文章，向保守派打了“誰不改革誰下台”的招呼。按照流行的說法，鄧的南巡意在排除陳雲等保守派製造的障礙，扭轉李鵬“治理整頓”造成的經濟下滑，他壹路上的談話經過媒體及時的報導，直接促使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急起猛進，再次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南巡迴京，由鄧壹手籌劃，召開了中共十四大。會議通過了不再設置中顧委的決議，迫使眾元老退出政壇。原有的保守派政治局常委——姚依林、宋平——和“左王”鄧力群全部落選，鄧小平接著又迫使楊家將交出軍權，最終由他壹手把集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於壹身的江澤民扶上第三代核心領導的高位。“壹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也寫入黨章，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鄧小平理論遂交給江澤民全面宣講，全權推行，後來更由鄧所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胡錦濤繼續推行下去。鄧小平從此垂簾靜觀，全身而退，他把毛澤東那些胡鬧的“遺產”偷梁換柱，整個掏空，大踏步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這就是晚死者有條件修正早死者的後發優勢：“待到山花爛漫時，他在叢中笑”了。

　　流行的說法也許誇大了鄧小平南巡的功勞。也有明眼人透過那新聞所報導的表面現象壹瞥到事情深處的黑洞，評論家胡平有壹篇文章就點出了問題的要害。44 左派與右派這組用語及其間的劃分本出自西方，在西方語境中向來都涇渭分明，名實相符。但壹經蘇共沿用，再引入中共的語境，多少年口水仗斗下來，已攪渾得左右含混，似是而非。倖存的眾元老保守派固然左，但進入改革開放年代，他們的左與毛澤東原教旨意義上的“左”已有很大的不同。那種“左”的原汁原味恐怕只有在被趕出政治局，發配回原產地大寨的陳永貴和秦城關押多年後釋放出來的姚文元等沒落左派遺老身上還頑固殘存，包括“烏有之鄉”那群人在內，他們均屬壹小撮腦殘左派。保守派眾元老的情況則有所不同，他們壹直享有優渥的特權，他們的“左”只是左在為維護其既有特權而堅守壹黨專政的那個基本點上。壹旦涉及到他們右手中緊攥的個人特權和家族利益，元老們就未必來真箇的“左”了。鄧小平本人尤其如此。如上所述，學生反官倒首先點名鄧、趙兩家的兒子，趙紫陽因而及時致信中央，表示可首先從自己家人查起，還建議中共政治局常委“取消特供、取消專機、專列和蜂擁警衛”；並要求人大常委儘快討論，制定反貪污、反官倒、反特權的具體法律。後來在他的《改革歷程》錄音訪談中更特別指責鄧小平，說“鄧的改革有底線，壹是不能觸動老壹輩革命家和他們子女的利益，二是馬克思毛澤東的旗幟不能倒。所以只准許搞經濟改革，政改不動。用舊的政體保護特權，用馬克思毛澤東旗幟以示合法。這是鄧的局限性，為腐敗設立了溫床。”趙這些話絕非私下抹黑鄧小平之辭，據時任總書記秘書的鮑彤回憶，學運發生前，鄧家女兒曾找上門要求他出手制止社會上“徹查康華”的動議，鮑當即壹口回絕。鄧女壹氣之下，給鮑丟了句 “老娘不高興”的粗話，便揚長而去。兩相對比，趙的“右”顯然右得很開放，鄧的“左”卻左得夠虛偽。

　　胡平文中更指出，“六四”後國務院下文“治理整頓”，羅列了七條問題，第壹條就牽涉到鄧家兒子康華公司的貓膩。鄧小平南巡力促改革開放大步前進，與其說是沖著保守派眾元老，打擊他們的“左”，不如說是拉他們下水，促使他們拐個彎向右轉。胡平因此認為，鄧小平南巡之際，“當局對腐敗的態度經歷了壹個變化的過程：起初還想有所約束，隨後便發現大可不必，到後來乾脆大開綠燈。在這壹變化過程中，保持不變的是，他們總是把維護他們的專制權力置於首位。” 陳雲就曾揚言，“還是我們的孩子可靠，不會掘自己的祖墳”。據此，陳雲向鄧小平提議：“江山是我們打下來的，因此繼承這個江山也應該是我們的後代” 。他提出壹個家庭至少出壹個人，出壹個人的意思就是掌握大權。儘管鄧小平在六四學運敏感時期曾高調表示，要讓高乾子弟退出權力圈子，但屠城後坦克掃平了障礙，他無需再有所顧忌，於是就順水推舟，默許了陳雲的提議。鄧小平的路線壹向都是左右兼顧，左體右用，現在他索性放手撒把，壹任陳雲等元老及其家屬左右通吃了。

　　另據新浪網《“先富”理論的制定過程》壹文所傳，正是針對此微妙的新變局勢，鄧小平在壹次非公開的講話中就問題的癥結向眾同僚曾作出點穴開竅的指示。他告訴袞袞諸公：“現階段讓什麼人富起來，這還是我們的權力範圍內可以掌握控制的，也是可以辦到的。在這方面如果確實不能實行公平競爭的話，那麼我們就不要提了。我們的接班人這些年來經受了各方面的鍛煉，現在我們把他們安排到合資企業中去鍛煉，或讓他們自己開設集團公司去收購那些收益虧損的國營企業，相信他們壹定能夠勝任。只要我們給予他們適當的政策，允許他們使用適當的關係和機會，讓他們先富起來應該來說是不太難的。但是我們在輿論上更多的還是應該宣傳那些白手起家的萬元戶，這樣看上去就體現了機會平等和公平競爭。” 45 對中共既得利益集團來說，在放寬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與其讓民間的私人資本壯大到挑戰共產黨壹黨專政的地步，還不如讓太子黨、紅二代、官二代代表黨下海經商，通過把國產轉為黨產的程序，化公為私，實現所有制的辯證性蛻變。鄧的意思顯然是，讓他們的子弟左手抓政權，右手抓財權，才更有利於保住紅色江山。按照鄧小平內部講話的精神，高幹家庭於是實行起讓這個子女從政，讓那個子女經商的“壹家兩制”，李鵬家和習仲勛家就是這種政左經右安排的典型結構。胡平還特別提到，另有位學者陳奎德觀微知漸，他指出，早在鄧小平南巡之前，陳即在讀到壹篇號稱“太子黨綱領”的長文後看出其中的奧妙，並撰文對該綱領作出以下概述：“通觀全文，該派太子黨實質上為他們掌權後的中國做了如下壹些基本的設計，其本質是：

　　壹、以國家主義取代共產主義。

　　二、以右翼專制主義取代左翼極權主義。

　　三、以地緣政治原則取代意識形態原則。

　　四、以現實主義維護權力壟斷的執政黨取代浪漫主義平民色彩的革命黨。

　　五、以黨的所有製取代國家公有制。

　　六、以中央集權的強化取代地方主義的趨勢。”

　　讀了這六點宏觀的概括，再回顧這二十多年來中共黨天下發生的變異，我們自不難領會鄧小平告誡黨內要“特別防止左”的用意，也會更加清楚地看出，鄧到底要讓哪壹部份人先富起來。

　　中共集團的專制本質固然未變，但其寄生的方式和倖存形態卻已發生劃時代的詭變，恍若毛毛蟲破蛹而出，壹展翅蛻變成斑斕的蝴蝶。那蝴蝶並未因其華麗的轉身而自我升華，它採花啜蜜，翩翩飛舞，為的是產下更多的蟲卵，好繁殖出壹代代絕不進化的毛蟲。左毛蟲與右蝴蝶就這樣官商孿生，裙帶繁衍，形成了今日腐敗難除的權貴資本主義。

　　正是：左變右時右亦左，私歸公後公轉私。

　　十三、荒謬的歷史輪迴

　　鄧小平的“壹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政策也體現在他所安排的總書記與總理的分工合作上：總書記抓政治決策，總理主管經濟改革，兩者互相配合，產生微妙的制衡作用。江澤民對鄧的旨意心領神會，十四大之後，江曾就他的總書記職責明確表態，說他今後的工作“主要是掌握好軍隊和思想領域，壹手抓槍桿子，壹手抓筆桿子。”46 鄧小平處理六四學運最遭詬病的就是調集解放軍荷槍實彈鎮壓平民，把負擔國防任務，抗擊外敵的武裝力量濫用在平息內部騷亂上。毛澤東時代的無產階級專政多依賴群眾專政，土改靠貧下中農打擊地主，反右運動發動積極分子批鬥右派，文革時縱容紅衛兵和造反派揪斗當權派，橫掃壹切牛鬼蛇神。鄧小平時代的中共基本上已失去群眾的支持，特別是八九民運期間，整個地形成了全民與政府對立的局勢，舊有的公安系統已不足以應付廣場上官民對峙的陣勢。鄧小平與元老派情急之下，不得不選擇動用解放軍的下策。

　　正是有鑑於此，江澤民提出“把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建成維護社會穩定的壹支重要力量”，賦予龐大的武警部隊以安內的職能，如有關條例所規定，武警可執行“參加處理暴亂、騷亂、嚴重暴力犯罪事件、恐怖襲擊和其他社會安全事件”等任務。執行維穩任務的警察機器引入了與國際接軌的建制，如配備橡皮子彈、催淚瓦斯等武器，他們被改裝得更專業、更有效率，在施暴上更有訓練和現代化，像消防隊救火壹樣專門去撲滅四處抗議的怒火，其中性的執法操作不只顯得“師出有名”，而且表現出壹副社會進步的架勢。

　　後鄧時代的專政機器更加完備，其暴力也更加升級。武警之外，另有城管執法，主管城市市容。此類人員因執掌收費、罰款的大權，經常欺壓出售農產品的農民和擺攤設點的下崗工人。他們執法粗暴，動輒砸攤子，無理沒收商販的商品，乃至毆打無辜小民。城管人員的素質普遍偏低，其執法劣行民憤極大，常引起與群眾發生衝突的暴力事件。此外，公安機關還特別組織起壹批叫做“國保”的秘密警察，由他們專門對付法輪功學員、維權人士和異議分子。他們有目的地監視跟蹤維權者或持異議者，經常非法審問或綁架上了他們黑名單的人士，造成不少人被“被失蹤”、乃至“被自殺”的事故。比較而言，在毛澤東時代全面封閉的社會中，因有戶籍、糧油關係和單位的限制，對人的控制基本上靠群眾中的互相監視。而在後毛鄧時代改革開放的社會中，信息流通，人群的遷徒居住已較少受到政府的管制，再加上官民對立的情勢日益嚴重，對人的控制就只有依靠執行暴力的專職人員了。

　　要配合江澤民這樣精明務實的總書記主持國務院的工作，繼續讓李鵬做總理就明顯有不稱其職之嫌。李乃烈士遺孤，固然屬於陳雲所謂接班最可靠的子弟，但卻是公認的蠢才壹個。鎮壓學生運動，他幹得的確盡職，但要急速扭轉六四後嚴重下滑的經濟，他的保守加平庸就遠不能勝任了。因此鄧小平急召朱鎔基進京負責國務院工作，全權委託朱行使其“經濟沙皇”的職能。江總書記那時候專心推行鄧小平理論，號召全黨學習新出版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經濟執行層面的問題，就放手交給朱總理施展其大刀闊斧的改革工作。朱鎔基也是那類曾經因左傾愛國而被冤屈成右派分子的人物，他摘帽後仍對黨忠誠不渝，曲嘯壹般無怨無憎，從普通的科室幹部壹直做到國務院總理的職位。他推行的各項改革實出於形勢所迫，多屬於補救性質的應急措施，因此施行後雖收到迅速解除眼前危機的效果，卻留下了不少剜肉補瘡的後遺症。

　　六四屠城後，中共政府受到歐美各國的經濟制裁，對外貿易十分蕭條，為增加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朱鎔基創立分稅新制。壹是在國稅之外另立地稅，二是將已往的分配打了個顛倒，強令地方政府把75% 的稅收上繳中央，將有限的資源嚴格控制在中央政府手裡，僅將餘下的25% 留給地方。中央政府負責國防、外交、戰略性開發等預算開支，而地方政府則負責普通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他同時嚴控信貸，並將大量的國企賣掉，從1994年元旦開始，正式宣布取消官倒們利用信貸資源和國企地位牟取私利的雙軌制，全面實施單壹的市場價格。經過宏觀調控，實現了官方引以為豪的“經濟軟著陸”。中國經濟壹躍而起，走出了九十年代的困境，大踏步跨入二十壹世紀。

　　縱觀全局，可以明顯看出，朱鎔基的改革措施，是以增強中央政府的經濟主導權為目標，把民間自發的經濟活力納入體制內的改革，改革的主導權由地方上交中央，由民間收歸政府，很多改革方案都是從減輕政府負擔的目標出發，放任由特權操縱的市場之手趨利避害，把政府處理不了的麻煩都嫁禍到弱勢群體身上。比如國企改革中“抓大放小”的政策，對石油、鋼鐵、金融、通訊、能源等屬於央企的行業，仍保持國有，緊抓不放，強化其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壟斷實力。而對紡織、輕工等不景氣的中小企業則作為包袱全部甩掉，廉價賣給本企業原有的主管人員。“國營”蛻變成“國企”，全民所有制的財產轉變成共產黨的私產，工廠企業的黨委書記搖身壹變為經理、老闆，三千多萬國企員工廉價買斷工齡後被迫下崗，讓他們為“改革陣痛”付出被黨國體制遺棄的代價。

　　總的來說，朱鎔基此類強力推行的行政手段都是為毛時代留下的弊政擦屁股，擦屁股式的改革每壹步都難免擦出新的麻煩。不可否認，只有全面打破國企職工的鐵飯碗，才能迅速開拓自由的勞動力市場。但中共當局並沒為此舉做周全的善後工作。世界銀行和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當時對社保欠賬的數目分別進行估算，二者壹致認為此欠賬數目約二萬億元。因此壹些經濟學家和官員建議，政府應劃撥近二萬億元國有資產存量“做實”老職工的社會保障個人賬戶，以補償這些下崗工人為改革所付出的代價，但此議最終遭到國務院否決。

　　此外，朱鎔基打破鐵飯碗的政策執行得並不徹底，他並沒有乘勢打破事業單位與公務員的鐵飯碗，而此後的胡溫政府不只沒進壹步做這方面的努力，反而大舉招考公務員，致使行政機構的冗員不減反增，甚至有大量的科室幹部屍居素餐，直到習近平執政後著手整頓不正之風，才陸續清理出不少吃空餉的名額。端著鐵飯碗的公職人員結成利益集團，操縱國家政策，大肆禍害百姓，全都是朱鎔基及其繼任者沒能把打破鐵飯碗的政策執行到底的後果。鄧小平壹再強調“穩定壓倒壹切”，他死後歷屆政府壹直堅持維穩，他們所維的這個“穩”就是要穩保利益集團的權勢和利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憲法上照舊被界定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且“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諷刺的是，名義上的領導階級早已落入國家棄兒的境地，而代表他們的共產黨官員卻壹個個都蛻變成騎在百姓頭上拉屎撒尿的老爺。

　　分稅制對農民的剝奪更甚於國企改革對工人的坑害。1994年實行分稅制之後，為完成中央強加的指標，地方政府只有巧立名目，對全體農戶施行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的“三亂”苛政，農民的稅費負擔逐年加重，至2000年 ，農民稅費總額由958 億元上升到1359 億元，增長了41.9% 。再加上種田成本逐年提高，農產品價格低迷，土地承包製早已失去實施初期讓農民嘗到的甜頭。正是在農村地區的改革陷入瓶頸，農民的生活日益貧困的情況下，壹位名叫李昌平的鄉黨委書記流著淚向朱總理寫信呼籲：“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李昌平的文章見報後人讀人哭，他的書傳到哪兒讀者就哭到哪兒，圍繞著李昌平的信和書，報刊和網站上展開了全國範圍的“三農”問題討論。然而朱總理那時候正忙於挽救中央的財政虧空和處理國企改革問題，他不相信眼淚，他所維護的官方和市場都不相信眼淚，為了穩住城裡的糧價，他還要繼續壓低農產品的價格。從1997年到2000年，農民為朱總理實施的宏觀調控政策損失了16000億元以上的收入。直到2006年溫家寳任總理期間，中共政府才廢除“三亂”，並全面取消農業稅，終結了農民自古以來“納皇糧”的歷史。

　　這與其說是中共政府體諒農民的苦處，開始對百姓實施仁政，不如說從農民手中徵收的那壹點農業稅對財力雄厚的中央政府已變得可有可無。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土地的需求量猛增，地方政府早已看不上來自稅費的收入，新的榨取和剝奪轉向了“土地財政”。中共施行的土地制度名義上是村社農戶集體所有制，實際上土地所有權完全控制在鄉以上各級地方政府官員手裡。土地承包製實施三十多年來，土地私有的動議之所以壹再遭到中央的否決，就是因為土地的實際所有者——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看中了這最後壹筆可掠奪的財富。進入九十年代，房地產市場日益興旺，土地才作為財富進入貨幣系統。政府利用公權力從農民手中強行徵地，僅付給數量有限的徵地補償費，轉手高價賣給開發商，從中獲取高過補償費數十倍、乃至成百倍的暴利。據四年前的壹項統計，國家在二十年來向農民徵用土地約壹億畝，總共從農民手裡剝奪的土地資產達兩萬億元以上。這些錢不只充實了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也中飽了各級經手官員的私囊。地價、房價越高，政府及官員相應地獲利也就越多。

　　在利益驅動之下，中央壹直縱容地方濫用職權，貪得無厭地徵用農田，暴力徵地因而呈愈演愈烈之勢。馬克思曾說過：當商人有300% 的利潤時，他就不惜走上犯罪的道路。現在政府花幾十萬徵到的土地轉手可賣到幾千萬，為謀取這樣的暴利，各級官員就不惜動用公權力，干出與當年紅軍打土豪籌款項和貧下中農鬥地主同樣傷天害理的暴行。政府官員總是為開發商撐腰，對受害民眾的訴求多不予理采，有時甚至由鄉長、縣長或市長親自出馬，指揮雇來的黑惡勢力毀農田拆民房，大打出手。跟在他們身後壓陣的還有法院、城管、公安等部門的官員，由行政、司法多位壹體組成搶劫團伙，光天化日下拘捕、毆打，乃至殺害抗議徵地，阻止拆遷的民眾，血腥分食掠奪到手的土地大蛋糕。2013年3月，湖北巴東縣壹位維權村婦在強征現場竟被水泥罐車故意撞死，軋成了肉餅。據壹項報告不完全的統計，僅此壹年內，拆遷徵地過程中致人死亡的案例就達十六起之多。47可供徵用的城郊農田畢竟是有限的，為了多蓋樓，多賣錢，提高GDP數字以博取升官的政績，各地官員勾結開發商掀起瘋狂的拆遷運動。他們該拆的拆，不該拆的也拆，拆光了大城市、小城鎮可拆的房屋，最後把拆遷的算盤打到農民僅有的宅基地上。民眾多從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農民意識出發，老是說中央的政策原來不錯，都叫下面的歪嘴和尚把經念錯了。其實，地方上的各類惡法和暴行根子大都出在中央，中央始終都是罪惡之源。為配合大規模城市化的拆遷行動，國土資源部專門發文羅列條規，該文件特別有壹條文曰：“鼓勵農村建設用地整理，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要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掛鈎。”細讀這句十分費解的條文，才讀出其中的“微言大義”，原來中央向地方放話：倘若某地減少農村建設用地，就可以相應增加城鎮建設用地。文件壹發下去，立即為地方政府拆村並居的巧取豪奪之舉開了綠燈。各地官員於是強迫農民放棄自己的宅基地，把他們集中營似的趕進樓房居住點住家。這情形正如辛子陵專文報導所說：“各地將農民的宅基地復墾，用增加的耕地，換取城鎮建設用地指標。他們共同的政策依據是，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鈎。這項政策被地方政府利用、曲解，成為賣地生財的新途徑。違背農民意願，強拆民居拿走宅基地。演變為壹場新的圈地運動。據測算，山東諸城壹個縣由此增加的建設用地，讓政府每年能有兩三億元的收入。……無數村莊從中國廣袤的土地上消失……”全中國農村壹窩蜂亂搞起“滅村運動”。48 土地財政越來越成為地方政府主要的財源，官商的勾結貪婪到刮地皮的程度，致使地價高漲不止，房價居高不下，給國計民生造成前所未有的困擾。

　　中共自打上井岡山開始，即靠剝奪農民的生命和財產發展壯大，剝奪到今日，連農民僅有的宅基地都不放過手。大量無立錐之地的農民因此流入城市打工，幹上了城裡人不願干的髒活重活。舊有的價格雙軌制雖已廢除，但由於勞動力、資本、土地、國有企業產權等基本的生產要素仍受到黨國體制強有力的控制，變相的雙軌制仍對持農村戶口的人群造成極大的傷害，突現了城鄉分割戶籍制的社會不公。農民工與國家正式職工同工不同酬，連各類事故的死亡傷殘賠償都是同命不同價。更不要說大量的農民工被拖欠薪資，無處說理，甚至在索討欠薪時遭到毆打，被打傷打殘，乃至打死……分配與待遇極其不公的現象遍及社會的各個層面。各級官員、大小公務員以及大型國企職工均享有高補貼、高福利，形成中國特有的“福利腐敗”。逐年增長的“三公消費”已成為民憤極大的社會公害，致使行政管理費在國家的財政總支出中占25% 以上。中共的武裝奪權和壹黨專政創造了荒謬的歷史輪迴：他們高舉消滅社會不公的義旗奪得天下，為保住紅色江山，又以極權控制的等級制製造了更加惡劣的社會不公。

　　十四、掘起進行曲

　　六四屠城後，歐美各國政府面對選民的人權義憤，不得不對北京採取最低限度的經濟制裁，以示其應有的抗議和懲罰。鄧小平對外開放的路子壹時間稍受梗阻。就在美國政要及其智庫人士爭論對中共政府是孤立起來還是與之打交道期間，我們精明的海外同胞早已作為港商和台商捷足先登，紛紛投資起大陸市場。歐美跨國公司怎肯讓道德底線羈絆其投資搶灘的腳步，各國政要遂配合攸關本國利益的全球化生意經，開始用“人權對話”撩撥急於拉攏關係的中共政府，藉以緩衝與殺人政權打交道的輿論責難。與時俱進的中南海欣然接招，在1991年發表的白皮書中，竟恬不知恥地宣稱他們“壹直高舉民主和人權的旗幟”，而且就人權問題壹再向外界賣功討好，自詡能解決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就算是為這個世界立了人權大功。因此像生存權和發展權之類的特殊國情，就都由中方順手拉入人權的大框架，以糊弄搪塞外界的輿論，而對爭取人權的基本點——公民的生命財產權和言論自由，從起步即閉口不提，大打了折扣。至於暗中委託安保公司承辦“黑監獄”關押上訪維權者，縱容開發商雇打手暴力拆遷，血腥徵地，紅二代把持國營企業主管，瓜分公有財產，維穩費用超過國防支出，坐視藏人自焚，阻止維吾爾人出疆，所有這類以新方式繼續草棺人命和瘋狂掠奪的反人權行徑，均被劃入不許外國人干涉的內政，至今仍在發展是硬道理的辯護下大行其道。

　　中共政府壹方面堅持抵制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潮流，壹方面推行向外開放的優惠政策，熱心招納投資商來大陸分享經濟改革的豐厚杯羹，從而大踏步匯入新世紀的經濟全球化大潮。經過十五年討價還價的“復關”談判， 2001年12月，在朱鎔基精心主導下，中國終於“入世”成功，從此躋身WTO成員國之列。慣於寄生的中共勢力在新世紀的全球化格局中找到了最佳的寄主，跨國企業、金融資本、開發公司隨之大舉湧入中國。加入了WTO，不只可大量引進跨國公司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利用跨國公司的銷售渠道和網絡擴大出口量，而且也有利於建立中國自己的跨國公司，走出國門，到其他國家設廠辦企業，提高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入世”後的中國經濟恍若衰弱的病體服了強壯劑，其飛速發展的趨勢呈現出明顯的外向型特徵。五年之間，外貿總額即增長了三倍。特別是進出口順差爆炸式飆升，外匯儲備總額連年劇增，其飛速的增長額幾達到世界經濟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地步。中國造廉價商品遍布世界各國商場，壹時間為中國贏得了“世界工廠”的稱號。

　　不可否認，“入世”的成果十分豐厚。首先，中國躍居全球第壹大出口國，近年來GDP排名全球第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由此進入全新局面。城鎮化亦隨之迅猛發展，據最新的統計數據，中國的城鎮化率至2013年已達42.2% 。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力突破小農經濟的瓶頸，不斷湧入城市，成為新增的就業人口。其此，“入世”承諾也促進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壹系列規範市場管理和限制政府權力的法律也陸續建立起來。有不少論者更十分樂觀地估計，全球化將會推動中國融入普世價值和接受國際規則，只要中共現在能接受市場經濟規則，將來就有可能接受法治和憲政民主。總的來說，按照此類壹廂情願的設想，中國壹旦步入全球化軌道，中共政權就會循序漸進，直奔自我改良的錦繡前程。

　　針對此類有關“入世”成果的正面論述，秦暉早在多年前就撰文提出質疑，他著眼中國與全球雙向影響的動態變化，向讀者訴說了另壹種並不樂觀的“全球中國化”反動趨勢。針對中國“入世”以來的社會現實，他列舉事例，詳陳統計數字，對全球資本湧入中國造成的負面效果作出了中肯的描述。49 秦暉壹再強調的壹個事實是，中國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場的全球化，而非人權的全球化。因此我們必須認清，中共寄生全球化的詭變進程實際上已侵蝕到全球化的正面價值，誘發和縱容了跨國資本追逐高額利潤的貪婪性格。就中國“入世”以後的情況來看，充分吸納外來資本，大量引入先進技術，實際上並無助於政府兌現“共同致富”的改革許諾，反而使本土的低成本勞工和國家壟斷土地資源的強權更具有對外競爭的優勢。這壹優勢不只強化了改革開放過程中形成的新型奴役制度，而且以其獨特的“中國模式”造成全球範圍的不良影響。正如秦暉所預料：“這種體制下掘起的經濟體如果足夠龐大，它將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國家降低福利標準，同時也迫使自由國家重樹貿易壁壘，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若按這壹趨勢發展下去，西方不但難以和平演變中國，反而會遭到中共的“和平演變”。中國政府不許工人成立獨立工會，再加上勞力過剩，進入外資工廠的勞工就只能對低工資、低福利和嚴苛的管理制度逆來順受，毫無討價還價的餘地。中國的地方官員得到外商的好處，他們不只支持暴力強征商用土地，而且坐視那些貢獻高額利稅的廠家污染本地環境。由此即不難理解，當初“入世”談判時，美國政府要求加入“保護環境和保護勞工”的條款，中國政府何以會拒不接受了。“國必自毀而後人毀之”。

　　毛左分子把改革開放的壹切壞事都歸罪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對中國財富的掠奪，現在可以看出，其實是中共官員的唯利是圖和短期行為斷送了自己國家的生態前途。“全球的中國化”效應使“入世”後的中國壹躍而成為“資本吸納機器”和“商品輸出機器”，“中國的‘競爭力’ 大有掃平全球工會、逆轉勞資關係、壓低百年福利之勢。”正是看中了這些有利的條件，發達國家的製造業紛紛從高人權、高福利的本土撤出，大舉遷廠到中國大陸。中國模式的掘起實際上已在全世界促成向低自由和低福利發展的方向，昔日的“華盛頓共識”如今被認為過時，新興的“北京共識”反贏得西方某些左派經濟學家的贊同。歷史並沒有隨著柏林牆的拆除而宣告終結，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近著中列舉了未來可能發生的七大“意外”，其中有壹項就是“世界轉向‘中國式社會主義’”。

　　隨著“中國模式”的悍然掘起，中共政權快步走出“六四”後的人權困境，再壹次登上詭變成精的峰巔，壹系列壯舉輝耀出胡溫執政期間的很多亮點。2008年，北京成功舉辦奧運，中國在金牌榜上名列第壹。2009年10月1日，中共建國六十周年大慶在天安門廣場上隆重登場，通過電視頻道，向全球觀眾傳播當朝黨國的盛世圖景，其劃時代的壯觀場面足以與1949年的開國大典前後呼應，遙相輝映，連美國媒體都不由得發出“世界上其他國家無法移開目光”的驚嘆。緊接著2010年，上海世博會在人潮湧動中開幕，招徠各國貴賓和全球遊客蜂擁參觀，再次炫示了中國新世紀奔小康的盛況。從海峽那邊望去，唐山風物，可謂鹹魚翻身，台灣的政要、名流和富豪也都被“磁吸”得前往朝拜，相繼走訪……憑藉其龐大的經濟規模和雄厚的資金，掘起的中國現在轉守為攻，開始拿歐美的投槍反刺過去，叫板起美國的人權紀錄。中共對港台施加的制約和利誘更屬兇險莫測：在香港是大舉滲透，多方侵蝕和限制港人的言論自由；在台灣是拉攏分化，麻痹和削弱台灣朝野的主權意識。近年來孔子學院遍布世界各國，中共控制的媒體以各種語言播放中國華麗轉身的俗艷圖景。中共財團更對海外華文媒體大量投資，重施毛澤東“摻沙子、甩石頭、挖牆腳”的故伎。意識形態的喬裝，文化綏靖的話語，均在潛移默化中大規模洗腦海外華人受眾，其封口襟聲的效力已危及歐美院校的言論自由，其大肆併購的收買操作在台灣書報業正露出猙獰的頭角。隨著兩岸的生意越來越熱絡，台灣的經濟越來越依賴大陸，執政當局和在野群體對人權的關注難免被中共侈談的“雙贏”所收買，尤其為國民黨名譽主席連戰嚮往的民族復興願景所誤導。中國的掘起，西方各國感受到的威脅其實虛多於實，尚很飄渺，只有對僅隔海峽的台灣，那威脅才是實實在在，近在眼前的。台灣當局要是繼續像現在這樣壹步步趟入“九二共識”的深水，到頭來恐怕只會是中共的單贏。

　　十五、新常態和新轉型

　　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確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飛速增長，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相當壹部分國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由於中共拒不實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上取得的所有成就都連帶有負面效果，其中為害最大的要數對環境的全面破壞。工業排放及廢棄物從江河湖海污染到地下水，污染到土地和空氣，直到城市的飲用水出現問題，北京城籠罩霧霾，黃浦江上漂滿死豬，癌症村的存在被披露於世，這才真正引起政府的警覺，才發現壹味追求GDP高增長所付出的自毀性代價。儘管如此，貪婪的開發商仍在夥同地方政府四處建立危害環境的工廠，全國各地因此而引起的暴力抗議事件時有發生。前不久廣東茂名政府強行引入PX項目徵地建廠，便引起當地民眾上萬人強烈抗議，官方出動上千名武警粗暴鎮壓，造成嚴重的流血事件。如今的環保維權已導致農村弱勢群體與政府及廠家嚴重對抗，近年來各類維權抗議事件從十幾年前的每年六千起增加到二十萬起，而且規模越來越大，衝突更加兇猛，成為當局最頭痛的維穩問題。中國對石油、木材、礦產的大量需求，包括富裕階層嗜食珍稀野生動植物的陋習消費，更把資源的貪婪索求擴大到境外，巨量的進口貿易還嚴重危及世界上起他國家的自然生態。

　　壹個長期貧窮的大國，突然隨著經濟增長而出現相當可觀的富裕階層，他們的奢侈消費已引起國外環保人士的恐懼和憤慨。在壹位美國記者敘述中國掘起如何威脅全世界自然生態的新書中，消費急劇增長的中國被描繪為可怕的“饕餮巨龍”（devouring dragon）。50 中國的掘起過程在某種程度上顯示出新型的“大躍進”規模，其盲目性和破壞性已在國內外遭到各方面的批評和抵制。江朱執政期只顧經濟增長，毫無顧忌地耗費自然資源，及至胡溫上台，可耗費的資源日益減少，而污染破壞則已嚴重到國人能否在這塊土地上繼續生息繁衍的地步。連續多年的經濟增長至此達到極限，再難以繼續增長了。

　　另壹個惡果是國人最不能容忍的貧富兩極分化。當初鄧小平放開管制，開始摸著石頭過河的時候，公開講話中也曾流露出將來會出現兩極分化的擔憂。51 鄧的遠慮不幸而言中，如今中國名列世界上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國家之列。據北京大學公布的最新數據：“中國家庭貧富差距在迅速拉大，其中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30％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僅有全國1％的財產。” 之所以發展到今日改革共識完全破裂的地步，正是鄧小平左右兼顧的國家機會主義政策放任利益集團左右通吃造成的。對這種完全由中共政府調控的左右搖擺政策，秦暉稱之為“尺蠖效應”，他在上述的那篇文章中如此描述：

　　就像那壹放壹縮卻只朝著壹個方向移動的尺蠖，我們的政策壹“左”，老百姓的自由就減少，但福利卻難以增加；政策壹“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縮，但自由卻難以擴大。壹講“小政府”官員就推卸了責任，但權力卻依然難以限制；壹講“大政府”官員就 擴大權力，但責任卻仍舊難以追問。“右手”大動，公共資產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產並無多少保障；換上“左手”，老百姓的私產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財富仍然看守不住。

　　這種政府帶動利益集團壹個蘿蔔兩頭切的實例充斥當今中國的社會現實，受限制和被剝奪的總是絕大多數無權無勢的民眾。泛濫的雙軌制為雙層制鋪路開道，江朱的國企改革僅起到遏制中小官倒的作用，初步為民營工商開拓生存空間，算是促進了壹時的“國退民進”。但由於被保留下來的各大型國企壟斷行業仍受到優惠呵護，致使資源過度集中到高層手中。例如套用西方“目標管理”（MBO）的經理人持股方式，放任在國企任職的紅二代及高層官僚合法持有大量國企股份，這種“國有股白送”的改革憑空製造了壹大批紅色資本家階層。再如退休高幹及其子弟憑藉他們的身份地位，紛紛被投資公司請去擔任董事，不費吹灰之力，便分到融資所得的豐厚股份。這類放縱壹部分人暴富的現象發展到胡溫執政後期，權貴資本實力猛增，民企的活力受到壓抑，利益集團便乘此“國進民退”的逆流大勢壹擁而上，各據要津，形成了今日尾大不掉的權貴資本主義。

　　中共政府為什麼絕不放手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大型國企，並視此為執政黨保持執政地位的關鍵呢？這不僅僅是壹個堅持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純意識形態問題，其著眼點首先出於當權者十分自私的利益分配。保持原有建制的存在，目的在於方便人事安排，即保證掌握政權的家族能讓其成員同時也執掌財政大權。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唱紅打黑，大搞演出出版活動，整個的花費，據說就是靠他從陳元掌門的國家開發銀行貸款數百億元來維持的。沒有陳雲他兒子的財政支持，薄熙來問鼎政治局常委的運作就根本無法啟動。正因權貴資本寄生國有經濟，運作假公濟私的事務，所以經濟體制壹直難以實現結構性的改革，改革到今天，充其量只改革到國家干預，以國有企業為主的中國式市場經濟。政府通過強化國企的壟斷地位來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卻不允許體制外建立任何反壟斷的機制。黨天下如今發生了重大的變異，實際上已變成紅色家族和國有資產壹體化的專制政體，國家無復國統，黨官和黨員也都談不上有什麼黨格了。

　　2012年，就在習近平接掌胡錦濤大權之際，彭博社發文揭露八大家族關係網掌控國有資產的驚人現狀，同時也公布了習近平家族擁有的巨額資產，《紐約時報》則專文爆料溫家寳家族斂財二十多億。52 醜聞壹出，媒體網絡大量轉載，立即引起舉國譁然的強烈反應。資源高度集中，必然引發高層間爭奪資源。在整個胡溫執政期間，利益版圖基本劃定，國內的所有產業類別多已由某個說得出姓名的高層權貴據為己有。他們的利益糾紛錯綜複雜，各派勢力均在政治局常委壹級掛靠到可供蔭庇的政治同盟。只要是國有機構，從高層到基層，都有裙帶朋黨占據要津，其盤根錯節之勢達到每揪出壹個腐敗分子，就會拉扯出腐敗鏈上壹連串同案的共犯。余英時在中共建國六十周年大慶前的壹次訪談中說得很明確：“貪腐是中共生存的必要條件。今天不再靠理想主義、民族主義號召黨員，而是依靠壹種共同的利益。有了這種利益，有了權利，就可以得到壹切，可以為所欲為。美國壹名評論家指出：中國的貪腐問題，就是壹種膠，將黨內人士粘結在壹起。反貪是為了做樣子，實際上是通過反貪，將政治上的敵人整掉。但是，在社會秩序到了壹種不能再維持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集權制將無法維持下去。”這就是中共內部的救黨派最擔憂的“亡國亡黨”危機，也是黨國政治走向衰敗的明顯標誌。

　　在此危局逼人的情況下，習近平被扶正為新壹屆領導班子的核心，接了胡溫交手的混亂攤子。改革紅利已瓜分殆盡，留下的多是增長過程中積累下來的麻煩和利益集團過分剝奪造成的惡果。多年以來，民營企業以遠低於國營企業的資產創造出比國企更高的利潤，同時也容納了遠多於國企的就業人員。假使民企能在獲得政府更多支持和優惠的情況下進壹步發展，逐步取代效率很差的國企，則經濟體制的改革必會有良性的發展而邁向新的轉型。但由於胡溫執政後期出現國進民退的劣化趨勢，近三年來，國企的資產更加雄厚，民企卻逐漸萎縮，外企更大量逃離，國家經濟失去了體制外經濟實體所帶動的效率和活力，而陷入了人浮於事和產能過剩的國企長期滾爬的泥坑，改革的進程至此便走上死路。現在中央與地方政府債台高築，高達GDP的百分之三百，為擺脫經濟疲軟的狀況，只有大搞基礎建設，通過巨額投資來刺激增長，製造虛假的繁榮。這種力不從心的拼增長好比壹陽痿患者大服春藥來助燃其滿腹的慾火，其結果只能是開動印鈔機濫發紙幣，把資金凍結在過多的高鐵建設和空置的新建樓房上。總而言之，在中共現存的政治體制下，為經濟增長所作的努力即使掙死掙活，也只能掙扎到力所能及的極限而頹然止步。

　　進入2015年，下滑趨勢立馬呈現。新年伊始，媒體就報導出令人氣餒的消息：“進出口雙雙下跌，且進口跌幅更大，不是國際訂單減少可以解釋的，只能說，中國經濟進入了值得警惕的時期。而製造業倒閉潮與PMI指數低迷，更是左證。…… 中國製造產業發展了這麼多年，大部分仍然停留在產業鏈的最低端，利潤微薄不說，產品技術還跟不上市場發展。國內外有很多的現象表明，製造業企業不肯花資本去轉型升級，就得面對倒閉的惡夢。”53 這說明，經過三十年以出口加工為導向的製造業以及後來由國家主導的大規模基建投資，這兩個經濟增長模式已走到末路，而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則壹去不復返，再無開放初期的甜頭可吃了。面對下壹步轉型的迷茫前景，習近平最近不得不壹再宣布，要平穩應對這壹過程痛苦的“經濟發展新常態”。

　　為什麼說到下壹步轉型的問題，習近平稱其為“痛苦的過程”呢？因為要像人家南韓那樣創出引領世界的品牌，要把外向型增長轉為內銷型導向，可不是他兩年前暢抒“中國夢”那樣可信口開河，快意渲染的事情。這需要進行壹系列的制度改革，要完成企業轉型，前三十年只發展不改革，政治體制和法律制度都不作全面改革，到如今環境污染、兩極分化等嚴重的問題都暴露出來，依舊不敢下決心進行根治，卻想來個急轉彎，壹步就踏上新轉型的軌道，那談何容易！

　　習近平執政兩年來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比前任兩任總書記顯得更為強勢，他拉上王岐山打老虎拍蒼蠅，把其他五個常委全丟到到身後的空位上，壹副毛澤東獨斷孤行的氣勢，大有突破鄧小平重新建立的集體領導局面之勢。然而就個人的修養和素質來看，比起江澤民和胡錦濤，習近平不但沒能表現出高出壹個檔次的水平，反倒讓人覺得，中共的總書記真是壹代不如壹代，壹屆更比壹屆差勁。江澤民多少還有些滬上文化的底子，又是民國時的交大畢業生，思想不太僵化，國際眼界較為開闊，英語水平可達到背誦壹段Jefferson《獨立宣言》，讓上海大學生甚為折服的程度。此人儘管有點戲子習氣，出國訪問，還是能給美國政要留下態度親和，言談開放的印象。胡錦濤基本上是黨化教育培養出來的技術官僚，長期從事共青團工作，言談舉止循規蹈矩，比起江澤民就顯得過於拘謹。他出訪俄羅斯，向人家談起他最喜歡的俄國文學作品，開出的書單竟是蘇聯時期的青少年愛國教育讀物《卓婭與舒拉》。其人的文藝趣味之枯燥短淺於此可見。儘管閱讀面如此有限，胡錦濤的交底還是很老實的，而習近平講起他讀書的事情，就讓人覺有點誇誇其談。習在壹次座談會上暢談他博覽俄羅斯文學的書目，說是“在托爾斯泰的三部曲中，他更喜歡《戰爭與和平》”。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卷帙浩繁，但只有那麼壹部。擁有三部曲作品的托爾斯泰乃蘇聯作家阿列克賽·托爾斯泰，其“苦難歷程”三部曲分別為《兩姊妹》、《壹九壹八年》和《陰暗的早晨》，與習更喜歡的《戰爭與和平》風馬牛不相及。由此可以想見習近平讀書壹席談中的道聽途說成分。

　　2006年，胡錦濤白宮會談之後來耶魯大學演講，筆者作為該校教員也曾應邀出席。胡演講中最戲劇的插曲是，他自我表白說：“我是壹個唯物主義者。”英譯者接下來譯曰：“I’m a materialist”，當下就逗得全場聽眾啞然失笑。總書記當時人已置身英語語境，其措詞卻脫不了黨話語系絡。對漢語聽眾來說，誰都明白總書記在作正面的自我定位。但美國人並無馬列哲學觀念，胡既然自稱他是“materialist”，就難怪耶魯師生把他當成愛錢財好享受的人看待了。這壹誤解不啻為壹個“弗洛伊德式的口誤”（Freudian slip）：胡錦濤可謂替共產黨幹部吐出了埋藏心底的真話，他們哪壹個不是物質/實利主義者呢？其實胡那次訪美，就是來大簽定單合同的，美國政府和財團，包括耶魯財團在內，都有交易與合作要與他帶來的團隊商談。左派與右派至此掛上鈎，哲學觀念和經濟算盤不謀而合，中共與美帝在全球化的軌道上終於接通。江澤民時代，中美之間的人權對話還能迫使中共政府放魏京生、王丹出境。及至胡溫執政，中國已經掘起，且握有美國最大的債權，中方就再也沒有為慰藉某些國會議員的人權情面而輕饒過壹個良心犯。劉曉波即使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也監獄裡照關不誤。江澤民殘酷迫害法輪功，胡錦濤端著衝鋒鎗指揮軍隊槍殺抗議藏人，在執行鄧小平“兩手硬”的基本點上，這兩位總書記幹得都很盡職。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因“小說反黨”案受牽連，曾叫毛澤東關押流放十六年之久。他復出後主政廣東，開發特區，是中共元老中在打通對外開放的工作上起步最早的壹員。他的子女自然也多得到他開風氣之先的好處，其中有兩個女兒及壹個小兒子早都擁有各自的公司，或已入加拿大籍，或現為澳大利亞永久居民。唯獨大兒子習近平旨在從政，立足國內，先是經他老爸走後門安排到中央軍委，給時任軍委秘書長的耿彪做秘書，從此踏上紅色仕途的第壹個台階。看來習仲勛也是按陳雲的“壹家兩制”方案辦事，特意安排他家的老大去抓軍黨大權，好為在其他領域和世界各地開拓天地的紅二代弟兄姐妹守好家底，保住父輩打下的江山。

　　習近平屬於喝“狼奶”長大的紅衛兵壹代，下鄉當知青時，他就擔任過生產隊的黨支部書記，此後他歷任縣委書記、市委書記和省長等職，壹路晉升途中，習精心操作的多屬模範地方官員那類作調查寫匯報，訪貧問苦等務虛的勤政工作。經過三十年曆練，到當上總書記的年月，習近平的思維表達方式早都受官場的薰陶而定格下來，他不但開口說官話套話，說得明暢練達，習以為常，而且好引毛語錄背毛詩詞，特別是沿襲前幾屆核心的宣講傳統，擅用簡潔的數字口號宣布他最新的治國大綱。鄧小平有“壹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江澤民有“三個代表”，胡錦濤有“八榮八恥”，習近平在這方面可謂後來居上，自十八大以來，他的數字干條條越說越多。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毛澤東胡搞的那壹套早被棄若敝屣。就像紀念堂里橫陳的毛那具人肉蠟像，外形雖完好，內臟已掏空，毛澤東思想的外殼至今雖甲冑般武裝著中共的黨國尊嚴，但甲殼內部已經過器官移植，換上了權貴資本主義的心肝。三十多年來，中共當局既怕從今日的自由主義立場上揭批毛澤東時代的極左路線，又怕殘餘的毛左勢力揭批今日的“資本主義復辟”，執政黨整個地處於左右為難，進退失據的困境。這就是鄧小平既左右兼顧，放手當權派左右通吃，又壹再強調“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緣故。在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上，他寧可持不爭論的態度，只顧摸著石頭往前過河。

　　習近平接班後，中共已趟入改革的深水，若繼續摸著石頭走下去，難免有沒頂之災。但志大才疏的習近平仍持“不信邪”的態度，堅持要按照鄧的路線走下去。眼看著有門路有財富的人家紛紛移居國外，從中央到地方，“裸官”壹大堆，中央委員會和“兩會”代表中身藏綠卡者大有人在，無奈之下，習大大只有給大家打氣，蠻有把握地提出理論、道路和制度上的“三個自信”。習近平這種強打精神的“自信”到底有多大的信心？我們最好還是對照他最相信的老祖宗馬克思批判德國舊制度的言論，照壹照習“只是想象自己有自信，並且要求世界也這樣想象”的愚頑嘴臉。如果習近平及其中共集團相信他們的權貴資本主義本質，又何必用“壹個異己本質的外觀”——四項基本原則——“來掩蓋自己的本質，並且求助於偽善和詭辯呢？”“現代的舊制度不過是真正主角已經死去的那種世界制度的丑角。歷史是認真的，經過許多階段才把陳舊的形態送進墳墓。世界歷史形態的最後壹個階段是它的喜劇。……這是為了人類能夠愉快地同自己的過去訣別。” 中國人民現在為中共的“政治力量爭取的也正是這樣壹個愉快的歷史結局”，希望他們帶動國家與全民與毛澤東留下的那壹切愉快地告別。54 但習近平及中共當局卻執迷不悟，他們拒絕可與過去斷然訣別的任何出路，因為他們若不延續那使他們能夠倖存下去的過去，就會立刻失去穩坐天下的現在。他們仍在犯他們的老祖宗所警告的“世界歷史性錯誤”，仍在想象他們相信事實上他們自己已不相信，而且也無法使中國人民相信的東西。那就是習近平接著推出的“兩個不能互相否定”，他非要把前三十年的毛統與後三十年的鄧統強行貫通起來。自己明明是歷史虛無主義地無視毛澤東時代的罪惡，反而斥責認真清算那壹段歷史的言論為虛無主義。為了迫使黨內外都迎合他睜著眼所說的瞎話，習又下發9號文件，暗暗在高校搞“七不講”的教育活動。這文件不便公開發表，只好由領導在下面向教師口頭傳達。現將網民的調侃加疏解轉抄如下：

　　普世價值不要講（要講中國特色）；新聞自由不要講（要講黨管媒體不變）；公民社會不要講（要講社會管理創新）；公民權利不要講（要講和諧社會）；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要高舉毛鄧旗幟）；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要講中國夢）；司法獨立不要講（要講政法委辦案）。

　　嗚呼，習近平可以休矣！本欲劃分禁區，結果自暴了弊端，這簡直就是撩起衣服對他人說：這是我的軟肋，不准妳打。十八大以來，執政已兩年之久，總書記仍然如馬克思譏笑的那樣，“象壹個不諳操練的新兵壹樣，到現在為止還認為自己的任務只是補習操練陳舊的歷史。”

　　最近習又提出“四個全面”理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黨報上的呼應連篇累牘，把這四點籠統的陳舊說法吹捧為“引領民族復興的戰略布局”，但網上的反應卻發出壹片噓聲。僅就“全面”這個修飾詞重複四次的聲嘶力竭來看，即可想見，中共今日的理論架構多麼貧瘠，其價值系統已完全空洞。有網民針對這四個全面諷刺說：“全面小康就是把財富搞得多多的；全面深化改革就是權貴必須分最大壹塊；全面依法治國就是不服這種分配規則的要懲治；全面從嚴治黨就是把砸鍋分子清除出去，確保利益權力在權貴手中。”在習近平壹再推出的此類政策廣告中，形式化語言的語義已完全與現實脫節，成為可反覆組合的儀式性符號系統，由此而形成儀式性的獨裁政治。像習近平這樣擅長空洞辭令的權力中人物便通過儀式被推上權力頂峰，充當了這個體制的自動機制需要他扮演的角色。壹屆接壹屆的總書記就這樣把權力的交接延續下去，只有平庸的常態，沒有任何轉型的可能。

　　十六、中共高層所謂的中國夢

　　陝西人習近平頗有股子“陝西冷娃”的楞勁頭，那壹年他出訪墨西哥時尚未接班胡錦濤，在接見旅墨華人的談話中，他即大大咧咧，毫不客氣地指責某些外國人，說他們“吃飽了沒事幹”，對中國“說三道四”，那說話的口氣明顯流露出紅衛兵壹代的憤青情緒。他自正式執政以來，在對外關係上即表現出強勢姿態，明顯與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以及前兩屆領導人“和平掘起”的表白有很大的不同。習的“中國夢”是強國夢，特別是強軍夢，是隨著中國的掘起而勢必伸張拳腳，很想要揚眉吐氣壹番的“世界夢”。習近平及其紅衛兵壹代人是在反帝反修的教育背景中長大的，如今充斥軍中的紅二代各級將領也都與習懷有相同的鷹派衝動，急欲修復毛澤東時代拋荒的廣闊海疆。

　　毛澤東只擅長在黨內鬥爭和剝奪農民方面先下手為強，他那種想當第三世界老大的妄念壹副天下主義的自大。他執政二十七年，壹味慷國家人民之慨買友邦的擁戴，卻在與鄰國劃分疆界的問題上持國際主義的凱子態度，比如把原屬中國的夜鷹島送給越南，把長白山壹部分劃歸朝鮮，等等。更為可憎的是，寧可把冤枉錢花到援助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以及亞非拉窮國亂邦上面，對東南亞諸國，還大搞革命輸出，支持那裡的游擊隊顛覆活動，卻顧不上把更多的精力和財力用於建立現代化的海軍和空軍。致使中共的海軍多年來艦隻破舊，數量有限，僅可勉強執行近海防守任務，根本無力出征遠洋，到中國地圖上所標示的曾母暗沙去落實海疆主權。直至八十年代，中共的海軍都無力對東海和南海上有爭議的島嶼、環礁採取有效的軍事行動。結果是東海、南海富有漁業和海底石油資源的海域都被鄰近諸國先下手為強，占有和開發了不少。中方想要立即收回所謂自古以來即屬於中國的島嶼或環礁，至今仍面臨“後下手遭殃”的困境。這是壹直以來內鬥不休的中共集團給國家主權造成的損失和遺憾，也是後毛時代的幾屆班子不得不著手解決的難題。

　　習近平執政以來最討好國人的舉措計有兩個方面，壹是強力反腐，二是在東海、南海上捍衛領土主權的強硬措施。可以看出，每當政府對日本、越南、菲律賓以及這三國背後的美國採取抗拒或挑戰姿態，便總是能激起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群的叫好，也最能撫慰國人的民族主義焦慮，壹時間提升國人合群自大的良好感覺。但反過來看，當局若放縱民間的“愛國”狂熱過度高漲，也會受此類力量的牽制而騎虎難下，在東海、南海問題上激化與相鄰諸國的衝突，導致擦槍走火的危險。這正是表面上強硬，實際上並不敢貿然打外仗的中共領導層很擔心的事情。

　　近十幾年來，中共的空軍海軍在武器裝備上實力大增，數量和質量都開始領先鄰近各國。迅速提升的軍力助長了軍方某些發言人和壹大批憤青軍迷好戰的狂熱，更有鷹派學者撰文指出，以往的韜光養晦策略是弱國外交。該學者在文中宣揚，所謂“和平掘起”，和平只是手段，掘起才是目的。要實現和平掘起，必先武力掘起，中國的軍事力量只有在與美國旗鼓相當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和平掘起。因此他提出中國現在的國防建設目標應從已往的防止外部軍事入侵擴大到維護全球範圍內的國家安全利益，即把強軍夢與中國的“世界夢”聯繫起來，推行“王道現實主義”的外交路線。按這壹武力掘起領先論的說法，等將來中國擁有了與美國同等的空軍海軍力量，中國就具備和平統壹台灣的能力了。

　　顯而易見，中共黨內軍內的軍事觀如今也隨著中共本身的變異而發生了變化，變得不再迷信毛澤東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而是由強調革命軍隊中人的積極因素轉向了唯武器論。毛澤東曾戴給美帝的“紙老虎”帽子，現在移用到共軍頭上也許才更為合適。不可否認，共軍的武器裝備的確已大量更新，較前精銳，正在追趕世界先進水平。隨著國防經費連年激增，還會造出更先進的戰鬥機，以及包括航空母艦在內的各式戰艦投入服役編制。但共軍至今仍是壹支黨軍，而非自成系統的國家化軍隊。黨軍打內戰奪天下，曾經很有效力，但置諸新世紀的現代軍事脈絡之中，它原有的威力不但未必有效，而且會成為對外作戰時的致命缺陷。首先，共軍整個的建制需要徹底改革，指揮系統也與正在升級的武器裝備不太配套。其次，嚴格地來說，共軍從未打過真正的空戰或海戰，更不要說最新的空海壹體戰。它到底是騾子還是馬，在沒拉出來溜壹溜之前，優劣勝敗全都是說不定的。

　　這兩年來軍內反腐的情況明擺在全民眼前，中共軍隊的腐敗，是從營房連隊到中央軍委的全面性腐敗。應徵入伍要花錢，新兵經訓練分配到各個部隊，更要花錢打點，去買更好的兵種和服役地點。由士兵升遷到士官，再升至更高的職位，每壹步都得花錢購買。大小軍官都驕奢淫逸到這步田地，如此貪腐的軍隊能否真正打仗都是壹個問題，哪能談到戰則必勝！解放軍以大欺小，到菲律賓近海搶占幾個環礁當然沒有問題；而要打垮長期戰火中熬煉出來的越南軍隊，恐怕就得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但若在東海上真正發動與日本的奪島之戰，勝算就很懸乎了。中共其實也知道自己的實力很有限，並不敢輕舉妄動，現在的強硬只是“引而不發”扎個勢，讓對方覺得不好惹罷了。

　　習近平復興中華民族的美夢同時還有回歸傳統文化的指向，有這個願望，不能說不好，但傳統的價值階序早已被毛澤東那壹套徹底顛覆和敗壞，如何回歸到撥亂反正過來的地步，可就不是僅僅在書本層面上提倡壹下國學，搞壹些尊孔崇儒的熱鬧活動那麼簡單的事情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共至今都拿不出壹套團結全國人民的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他們深知，四項基本原則只是壹條劃界的禁令，可作為反自由化的攔路虎防民之口，卻根本無法贏得公眾的認同。教育部長袁貴仁近日發令，“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課堂”，有網友譏諷說，“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價值觀念呀。”

　　中共今日壹方面恐懼普世價值的傳播，壹方面又拿不出具有說服力的替換價值，他們的理論處境實在尷尬，業已退化到價值空巢，守護失據的境地。這種“西方價值恐懼症”病急亂投醫，孤立無助之下，不得不祭起儒家這面曾被毛澤東踐踏得十分骯髒的舊旗。按照余英時的分析，儒家其實是有許多與普世價值相通的價值，但習近平及中共御用學者無意汲取其中可予以優化新生的傳統資源。他們本是壹群海畔逐臭之夫的組合，最感興趣的總是些投合專制政體的陳腐東西。因此對於儒家，他們想要喚回的陰魂只能是“偽儒家”那壹套貨色，是“三從四德直系的儒家”，是“完全聽命於中央的儒家”。這情形正如馬克思所說，“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他們效勞，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壹邊穿著這種受尊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 55 好演壹場閉幕前自討沒趣的鬧劇。

　　毛澤東晚年曾對毛遠新有過這樣壹段談話，他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從批孔起家的，但是我們決不能走前面他們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們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拿來給予老百姓，落入歷史的壹種循環，這是不行的。如果共產黨也到了沒法統治或者遇到難處了，也要把孔子請回來，說明妳也快完了。” 56 毛澤東擔心的政治衰微和意識形態破產果真在習近平執政年代赫然浮現，習不知惡夢將至，還在暢抒他中國夢的隨想。他夢魂顛倒，痴人說夢，到頭來恐怕就是以南柯壹夢收場了。

　　十七、轉型的動力在民間

　　在執行“兩手硬”方面，習近平比前兩屆領導更硬更狠。他的壹手硬是嚴打維權活動，封殺異議言論，縱容毛左勢力，扶植“五毛”團隊。自習近平來上台以來，對於異議維權人士打壓依舊持續。對“天安門母親”的言行，前兩屆政府雖嚴加防範，限制的手段還算比較客氣。習近平上台以來，國保的打壓行動驟趨嚴厲，連“六四”忌日前夕在壹位“天安門母親”家中聚會悼念的活動都觸犯了新條例，被加上“尋釁滋事”的罪名。好多與會者都被粗暴拘捕，其中著名的維權律師浦志強至今仍遭關押並面臨判刑。

　　對媒體網絡言論，習近平上台後的審查管理也更趨嚴厲，大量的網站被無理取締，國家網信辦肆意關閉發表自由化言論的微信公眾賬號，為阻止網民翻牆閱讀境外網站的信息，竟然連外資公司業務上經常使用的翻牆軟件都悍然關閉。最讓輿論唾棄的是，時至今日，習近平仍仿照毛澤東那壹套干涉文藝創作的做法，召開文藝界的積極分子座談會，公然大捧周小平、花千芳之流專門在網上寫五毛黨跟貼文字的人物。習大大的推舉反而弄得這兩位新寵遭網民恥笑，成了不受公眾歡迎的人物。無權者自有他們不認同、不接受權威的權力，封網的技術每高壹尺，翻牆的技術都會更高壹丈，官方不管使用什麼手段堵截信息傳播，最終都落為徒勞。現在中國社會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突出，老百姓的覺悟也隨之步步提高，自由表達的訴求是無論如何都壓制不下去了。全球化格局下的網絡已布下公民不服從的天網，當局的高壓政策只能加速它自己的崩潰。

　　習近平的另壹手硬突出表現在打擊腐敗犯罪活動方面，其力度遠高於前屆領導，因而最能贏得公眾的稱讚。自從審判了薄熙來夫婦，先是抓捕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接著審查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破了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中共舊規。習近平這壹系列懲治貪官的舉措特別討好民意，算是起到了宣泄公憤的減壓效應。但也有輿論認為，習近平的反腐是有選擇的反腐，是借反腐清除政敵，並被指責有偏袒紅二代的嫌疑。然而反腐不管反到何種程度，當局若不徹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僅靠中紀委那樣的“依法治國”和“從嚴治黨”，是絕不可能徹底根除腐敗的。“依法治國”的操作後面隱蔽著壹個操縱法律的黨權黑手，所謂的“法”，乃是四項基本原則之類由中共集團予以認定，才可能算數的法，它不但與“以法治國”的“法治”根本不是壹回事，而且“依法”的方式本身就有非法之嫌，就難免在打黑過程中施加“黑打”的手段。反腐反到現在，已反到王岐山所面臨的“兩軍對壘，膠著狀態”，可見腐敗勢力之根深蒂固和打不勝打，連王本人都不得不承認，他們中紀委解決問題和處理問題的能力“遠遠還不匹配”。

　　下壹步怎麼辦？當局有勇氣開放媒體，在新聞和言論自由的局面下“以法治國”和“從嚴治黨”嗎？他們顯然是不敢的。從鄧小平開始即嚴厲維持的穩定已難以為繼，亂局正在從中共內部向外擴散。揪出的老虎和蒼蠅越多，從黨內到民間的毛左勢力就愈益蠢動，而習近平的很多言行還在壹定的程度上助長這股隨時都可能復發的文革紅旋風再度颳起。不久前左王鄧力群去世，對於這樣壹個早被鄧小平打入冷宮的頑固派，過氣的棍子文章寫手，習近平竟然與全體常委隆重出席弔唁，並給予高度評價。這陣勢不能不讓人有所聯想：莫非習近平危急關頭思良將，希望他身邊的文膽也都鄧力群般左氣逼人，為他的左轉彎作舞文弄墨的開路？

　　今年二月初，中國的壹批“毛派共產主義者”在河南洛陽集會，實現所謂“中國毛派大聯合”。他們指責當局是以修正主義為政治特徵的官僚壟斷資本主義集團，並號召“在大中城市掀起以工農為主體的人民群眾革命運動，重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未來”，其 “推翻修正主義統治”的號召儼然在向習近平政府開炮。他們發表在網上的會議紀要立刻被當局刪除，但對這壹群毛左分子的囂張活動，當局卻沒有採取任何壓制打擊的行動。對比放縱國保逮捕和酷刑自由派維權人士的毒辣手段，可以明顯地看出，當局在“特別是防止‘左’”的操作上始終都暗懷投鼠忌器的顧慮，充分暴露出他們在應對毛左分子方面心虛氣短的弱點。因為毛左勢力與當朝勢力畢竟都屬於同根而生的毛共，打擊了毛左勢力，弄不好會傷及這個政權的根本。三十多年來，中共壹直都給自己進行資本主義的輸血，為的就是“回春”衰微的黨體，結果弄得輸血上癮，如今已走上壹條連他們自己都不敢正視的道路。於是他們只好以自虐的方式作自救的掙扎，邊貪腐，邊反貪腐，由這個更有權的貪腐去反那個較無權的貪腐，在反貪腐的政治操作中權鬥下去，從而達成新的權力整合，好繼續維持壹時的穩定。這情形簡直就像蛇頭咬住蛇尾，不惜自食其肉以肥其身，甚至齷齪到自吞其糞以潔其體。總而言之，不管怎麼胡來都行，只要能保黨倖存，繼續蛇壹般蠕動下去。

　　溫家寶在他離職前的壹次講話中語重心長，談到他對文革復辟的擔憂。溫說：“隨著經濟的發展，又產生了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我深知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溫這位影帝做人雖然很假，但有時候演戲進入了角色，還是會說出些實話，儘管那些話後來都流於空話。但不管怎麼說，他還是說出了中共集團內部最大的恐懼。他們都先富起來了，因此他們最害怕毛澤東陰魂不散，憑付到弱勢群體身上，驅動歷史輪迴的紅輪隆隆滾動，再次軋過中國大地。

　　溫家寶的“文革恐懼偏執症”乃是中共集團後毛時期綜合症的壹個典型症狀，是他們不願意，也不敢在政治體制上進行實質性改革的根本原因。因為當局特懼亂，所以暴力維穩；因為國家暴力引起民眾的暴力對抗，結果國家更加強化其鎮壓機器。打壓越趨嚴，反抗就越強烈越頻繁。維穩的惡性循環要是再這樣發展下去，中共的文革夢魘就可能在大白天闖入現實。鄧小平當初若配合趙紫陽的建議，能夠對學生反官倒的合理要求溫和疏導，充分發揮民間社會的改革動力，也就不會發生後來的流血事件，不會把官民的對立鬧到今日幾乎勢不兩立的地步。

　　中國的民間社會源遠流長，從村社宗族建立宗祠到文人以文會友，結社論學，再到商人組織商會，旅居群體組織同鄉會，各種類型的團體都在朝廷和官府以外的在野世界充分發揮小政府統治下的大社會良性作用。從古代到近代，學術到商業，以及各類公益事業，都在非盈利機構的範圍內從事其繁榮地方經濟和維持世道人心的有益活動。可以說早在西方的NGO傳入中國之前，中國社會就已存在具有其民間社會特色的非政府組織和志願者群體了。如上所述，不幸這壹切在1949年中共集團暴力奪權後被徹底摧毀。假使當初的義田義倉制度沒有經土改而沒收，粥廠和賑濟組織沒有遭政府取締，大饑荒餓死三、四千萬人的慘劇就不會發生。民間社會自始便是中共必欲去之而後快的存在，因為只有破壞了民間社會，中共的暴民動員才有得逞的餘地；只有剝奪民間社會，中共的匪運暴行才得以維持下去。中共的武裝革命自發起到壯大都是在侵蝕和魚肉民間社會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經過1949年以後的壹系列政治運動，中國大地上的民間社會被摧殘殆盡。文革的“大演習”之所以能鬧到天下大亂的地步，民間社會的消亡便是壹關鍵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角度來看，強國家-弱社會的格局畢竟發生了壹定的變化。原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漸淡出，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也隨之有所鬆動。就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來看，地方上也獲得了不少自治權，尤其是在農村，長期萎縮的社會活力也逐步復甦過來。再加上民營企業飛速發展，國家把基本的資源分配權還給了市場，隨著國家逐步放權, 出現了很多政府做不好、市場又不願做的社會公共事務問題，這壹切就為當今非政府組織的興起提供了萌生發展的空間。大量由志願者和維權群體組成的非政府組織便經過從隱蔽到公開，從不合法到合法的進程中發展起來了。比如在2008年四川地震救災過程中，志願者群體便發揮過很大的作用；近年來很多環境污染和涉及到公共醫療衛生的嚴重問題，也都是在非政府組織的關注下，被披露報導出來，從而引起外界注意和得到治理的。

　　然而權力獨占欲乃是中共政權的本性，自從非政府組織及其志願者群體出現，政府即對其持高度警惕和監督的態度，從註冊上限制到管理上刁難，致使非政府組織的工作處處受到掣肘，動輒得咎。隨著中國經濟奇蹟好景不再，社會不滿日增，執政當局越來越缺乏政治自信，他們對NGO活動的容忍度也就越來越低。公盟創始人許志永博士熱心為弱勢群體發放救濟，提供法律援助，呼籲官員公布財產，結果被捕並獲刑四年。良知醫生高耀潔調查河南艾滋村，救助艾滋病患者，卻觸犯當局，被迫流亡美國。本來是能夠對重建民間社會起到良好作用的非政府組織及其志願者群體，不但得不到政府的善意支持，反在近年來不斷受到打擊，甚至連作壹些與國外NGO合作交流的活動，都被誣衊為勾結海外敵對勢力而遭取締，其成員也受到迫害。像傳知行研究所創辦人郭玉閃這樣獻身社會公益事業的志願者，居然都被習近平當局扣上“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失蹤”到深似海的大牆後面，至今渺無消息。

　　正是由於非政府組織及其志願者受到打壓，難以正常發展，才出現了此類放在健全的民間社會中絕不至於釀成的亂象：例如弱勢群體得不到適當的救助，環境污染逼得人沒有活路，地方黑惡勢力與政府勾結在壹起殘害良民，各種維權活動被迫出現暴力趨向，大量的上訪冤民滯留城市，圍困政府機構……所有這壹切亂象都驚動著當局的維穩神經，投下了文革復辟的陰影……再加上互聯網的普及，為民間的表達訴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間，大有鋪展開壹道“網際民主牆”的勢頭。網民們對現行政策、新聞時事、改革得失隨時發表評論，暢抒己見，形成“網絡輿論”，結為“意見群體”，鑄造“公民意識”。他們對貪官醜行進行網絡監督和舉報，在言論上介入反腐維權議題，種種網上操作別開生面，形成了具有中國網民特色的壹場民權運動。這壹趨勢正在擴展和壯大，當局若壹味採取封網打壓的做法，僱傭五毛黨作惡俗的騷擾，只會把本來的民主訴求和比較理性的改革討論逼到文革式的大字報方向上去，把新時期公民意識的社會關懷扭曲成毛左分子的病態文革懷舊。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中共當局的文革恐懼症完全是他們自己神經過敏，過度反應造成的。李克強總理近日在他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算釋放出壹絲放鬆管制的信息，向公眾傳達了些許新意。面對“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多重困難和挑戰相互交織”的現狀，李總理不得不公開承認：

　　體制機制弊端和結構性矛盾是“攔路虎”，不深化改革和調整經濟結構，就難以實現平穩健康發展。

　　我國經濟下行壓力還在加大，發展中深層次矛盾凸顯，今年面臨的困難可能比去年還要大。

　　我國發展面臨“三期疊加”矛盾，資源環境約束加大，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數量擴張的發展方式已經難以為繼，必須推動經濟在穩定增長中優化結構。

　　因此他提出，要“培育和催生經濟社會發展新動力。……必須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打造新引擎。” 而且特別要求地方政府“對應當放給市場和社會的權力，要徹底放、不截留，對上級下放的審批事項，要接得住、管得好。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健全為企業和社會服務壹張網，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建立全國統壹的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和信用信息共享交換平台，依法保護企業和個人信息安全。”他在報告中還說出了贏得全場鼓掌的話：

　　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

　　比起前總理溫家寶閃爍其辭的民主許諾，李總理要政府放權的宣示顯然說得爽快和具體多了。但“大道至簡”的無為而治能否落實，就要看“兩會”結束後，當局會不會切實“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會不會有效地“發揮企業家才能，全面落實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增強各類所有制經濟活力，讓各類企業法人財產權依法得到保護”了。改革開放到今天，中國仍未走出馬克思所說的“既苦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又苦於資本主義的不發展”之困境。前壹個“苦於”是政治體制不改革，當局不能以法治國，致使權貴資本主義泛濫造成的。後壹個“苦於”則是非公有經濟的發展備受壓制，民間社會難以健全發展，強國家-弱社會的現狀造成的。如果當前的新轉型之趨向不能走出這兩個“苦於”的困境，總書記不管推出多少數字口號政策，總理不管做出多麼誘人的承諾，最終都於事無補。

　　通觀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政府似乎已下定了在新常態下作新轉型的改革決心。如果這壹轉型能順利進行下去，隨著非公有經濟發展壯大，有助於國企的進壹步改革，最終消除權貴資本主義的溫床，如果民間社會也能在權力不再任性後迅速健康地成長起來，意見群體及其網絡輿論能夠對政治體制的改革起到積極的影響，到了那時候，執政黨將會把權力放鬆和收縮到什麼地步？通過經濟改革取得的樂觀效果是否能自然而然地促進政治改革呢？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過程中，全面深化的改革在實現民主憲政的方面到底能深化到什麼程度？司法能夠真正獨立嗎？由誰來“從嚴治黨”？是僅僅由中紀委，還是依靠新聞自由和公民社會的監督？在後資本主義的大浪淘沙中，中共集團將進壹步作何蛻變？隨著民間社會的民主演變，原有的利益集團會作出什麼反應？所有這壹切希望和懸想仍顯得似有若無，飄渺在我們眼前濃厚的霧霾之外。蒼天或有眼，大地闃無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