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零年

    林昭

　　判決後的聲明

　　昨天妳們——那所謂的偽法院假借而盜用著法律名義非法判我徒刑二十年！這是壹個極其骯髒、極其可恥的判決！但它確實也夠使我引為叛逆者無上光榮！

　　自來善惡不並峙，即如漢賊不兩立！妳們這壹非法的可恥判決，從另壹方面看恰正是林昭個人戰鬥生涯的上好見證！它證明著作為壹名自由戰士之林昭的吾志清操大節正氣！更證明妳們的欺騙、引誘、迷惑、試探、逼迫、折磨、侮辱、凌虐、摧殘、殘害等種種壹切鬼蜮伎倆，終於不得不在反抗者堅毅不屈貞烈無二的意志之前宣告徹底失敗而完全破產！

　　這是壹個可恥的判決，但我驕傲地聽取了它！這是敵人對於我這個人戰鬥行為的壹種估價，我為之由衷地感到戰鬥者的自豪！我還作得太少，更作得非常不夠。是的，我應該努力作得更多，以符合妳們的估價！除此以外，這所謂的判決於我可謂毫無意義！我藐視它！

　　看著吧！歷史法庭的正式判決很快即將昭告於天下後世！妳們這些極權統治者和詐偽的奸宄——歹徒、惡類、竊國大盜和殃民賊子將不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訴的罪人！

　　公義必勝！自由萬歲！

　　林 昭

　　壹九六五年六月壹日

　　告人類

　　我經歷了地獄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方，我經歷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更慘痛的死亡。

　　青少年時代思想左傾那畢竟是舊認識問題，既然從那臭名遠揚反右運動以來，我已日益看穿了那偽善畫皮下猙獰的羅剎鬼臉，則我斷然不能允許我墮落為甘為黨國奴才的地步。

　　長期以來，當然是為了更有利於維持妳們的極權統治與愚民政策，也是出於嚴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雙重影響下的深刻奴性，妳們把毛澤東當作披著洋袍的真命天子，竭盡壹切努力在室內外將他加以神化，運用了壹切美好詞藻的總匯與正確概念的集合，把他裝扮成仿佛是獨壹無二的偶像，扶植人們對他的個人迷信。（林昭獄中上人民日報書）每當想起那慘烈的壹九五七年，我就會痛徹心腹不自自主地痙攣起來。真的，甚至聽到看到或提到那個年份，都會使我條件反射似地感到劇痛，這是壹個染滿中國知識份子和青年群之血淚的慘澹悲涼的年份。假如說在此之前處於極權壓迫之下的中國知識界還或多或少有壹些正氣的流露，那麼在此之後確實是幾乎被摧殘殆盡了。

　　每當我沉痛悲憤地想到，那些自稱為鎮壓機關或鎮壓工具的東西正在怎樣地作惡，而人們特別是我們同時代的中國人的青春代，在這條叫專政的大毒蛇的鎖鏈之下怎樣的受難，想到這荒謬的情況的延續是如何斷送民族的正氣和增長著人類的不安，更如何玷污著祖國的名字而加劇時代的動盪，這個年輕人還能不急躁嗎？

　　誠然我們不惜犧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這樣壹種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辦法，使它在血泊之中建立起來呢？中國人的血歷來不是流得太少了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國這麼壹片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之上，政治鬥爭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較為文明的形式去進行而不必訴諸流血呢？

　　光是鐐銬壹事，人們就不知玩出多少花樣來，壹副反銬，兩副反銬，時而平行時而交叉，最最慘無人道酷無人理的是，無論我在絕食中，還是在胃炎發病，疼得死去活來時，乃至在婦女生理特殊的情況，月經期間，不僅從來未為解除過鐐銬，甚至從來沒有減輕、比如兩副鐐銬中暫時除掉壹副。

　　這怎麼不是血呢？陰險地利用我們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著我們的善良，單純的心與熱烈激烈的氣質，欲以煽動加以驅使。而當我們比較成長了壹些，關始警覺到現實的荒謬殘酷，開始要求我們應有的民主權利時，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慘痛無己的迫害與折磨和鎮壓。怎麼不是血呢？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壹切，這人的壹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污穢不堪罪惡極權制度的恐怖統治之下。這怎麼不是血呢？

　　不不！上帝不會讓我瘋狂的，在壹日，她必需保存我的理智與保存我的記憶，但在如此固執而更陰險的無休止的糾纏與逼迫之下，我幾乎真的要瘋狂了。上帝，上帝幫助我吧，我要被逼瘋了，可是我不能夠瘋，我也不願意瘋呀 ...... （林昭被壹女獄警毒打為後在牆上用血書寫的文字。）我默默地摳著牆上的血點，只有想到那麼遙遠而又那麼切近的慈悲公義的上帝時，我才找到我要說的話，這個滿腹委屈的孤憤的孩子無聲地禱告過，天父啊，我不管了，邪心不死的惡魔這麼欺負人，我不管了，我甚麼都不管他了。（被獄警打後寫於牆上的血書）我開始以自己的鮮血寫告人類書，它那短短的序言性的第壹節在半天之中壹氣呵成，相信凡讀著它的人們都不能不感覺到其中深沉而熾烈的悲痛激情。

　　昨天妳們那所謂的偽法院假借和盜用法律的名義非法判處我徒刑二十年，這是壹個極其骯髒極其可恥的判決，但它也確實也夠使我引為叛逆者無尚光榮的，它說明著作為壹名自由戰士的林昭，至高情操大節正氣，公義必勝，自由萬歲。（壹九六五年五月三十壹日被當局判林昭二十年徒刑後的血書）作為壹個人，我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乾淨的生存權利而鬥爭那是永遠無可非議的。作為基督徒，我的生命屬於我的上帝，我的信仰，為著堅持我的道路，或者說我的路線，上帝僕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路線，這個年輕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是為妳們索取的卻又是為妳們付出的。先生們，人性，這就是人心啊！為甚麼我要懷抱著，乃至於對妳們懷抱著壹份人性，這麼壹份人心呢？歸根到底，又不過是本著天父所賦予惻隱、悲憫與良知，在接觸妳們最最陰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權利中樞，罪惡核心的過程中，我仍然察見到，還不完全忽略妳們身上偶然有機會顯露出的人性閃光，從而察見到妳們的心靈深處，還多少保有未盡泯滅的人性，在那個時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王炳章

　　“我不坐牢，誰坐牢？”──范壹平會面記

　　聽到老民運戰士范壹平被中共無理判處三年徒刑的消息，心中的怒火頓時燃起。站在紐約長島大西洋的海邊，眺望東方，我真恨不得壹下子飛回大洋的彼岸，砸爛那中共殘害無數人民的巴士底獄！

　　回到家中，從網絡上看到范壹平家屬的聲明。老范那“我不坐牢，誰坐牢”的鏗鏘有力的聲音，迴蕩在我的耳邊。剛剛平靜下來的心情，又象熱油鍋里投進了壹棵冰棒，立刻翻騰起來，令我久久不能入睡。

　　老范的影子，立即浮現在我的面前。他是壹個坦然、直率、積極進取、大而化之的人。壹見面，沒說幾句，就能看穿他的內心世界。希哲曾跟我說：“炳章，妳性格和老范簡直相似得象是壹個模子刻的。”

　　今年元月，我潛回中國大陸秘密組黨。到達廣州後，范壹平熱情地接待了我。共同的專業背景，使我們聊起天來格外投機。他畢業於軍醫大學，做過外科醫生。我倆促膝相談，從醫學聊到政治，從紐約談到廣州。從民主牆的激憤回顧，又預言著民主中國燦爛的明天……。不知不覺，天已破曉。

　　壹平是壹家頗具規模的食品貿易公司的老闆，聽說是第壹次來廣州。第二天把司機叫來，開上麵包車，陪我兜游市容。重任在身，還有很多人要見。我抓緊在車上的機會和他商討民運大計。只顧說話，廣州是什麼樣子，好象在腦海里至今沒留下多少印象。他看我對遊覽毫無興趣，便叫司機把我們拉到廣東省政府旁邊的廣東大廈，在大廳里細談。

　　聊到形勢，老范說：“我剛從廣西回來。那裡農村的情況只能用慘不忍睹來形容。三分之二的農民生活在貧困線上，需要‘扶貧’。基層共干已經完全惡霸化、土匪化了，開口壹謅就是壹個稅收，出門就尋思哪家的姑娘還沒玩過。矛盾日益激化。這兩年，兩廣地區農民鬧事此起彼伏。民運應重視農村問題。”

　　至於城市，他說也好不到哪裡去。他告訴我：“前幾天省府大門前還鬧事。幾百個市民因為中共不合理的‘拆遷’住房，圍住省政府，而且有高手組織。我還保存了他們的傳單，要設法和他們的組織者聯繫壹下。廣東算是全國最好的了，但下崗問題已經凸顯。省里很多地方幾天沒有民眾在政府門前鬧事，好象就不大正常似的。下壹次民運，情況會和1989完全不同，我看是以工人、農民為主。”

　　說到腐敗問題，壹平開玩笑地說：“老王，妳想在軍隊弄個上校、大校噹噹嗎，拿幾萬美金來，我給妳買壹個。”我答道：“好哇，可我不想要虛的，要弄，就弄個真正有兵帶的。帶他壹個團，把旁邊的省政府占了算了”。“行，那就看妳老王出多少錢了。在廣東，花錢買警官當，買書記當，有的是。共產黨到了這個份上，氣數算是盡了。”

　　范壹平對組黨的看法和我完全壹致。他告訴我，有些人正找他搞“獨立工會”的事。但他認為，組黨更為重要。秘密地在全國範圍內組黨的時機早已成熟，問題就是沒人牽這個頭。他的看法是，不建立壹個全國性的嚴密政黨，下壹次出現1989民運的局面，就還會因為缺乏領導而可能失敗。他說：“妳來得太好了。我和希哲十幾年前就壹道干。希哲從牢裡放出來不久，就出去了。我憋了這麼多年，和妳的交談是最開心的壹次，真是說多痛快就有多痛快。我們這壹代，不把老共扳倒，不在我們的國土上建起民主的政體，就是失職。上對不起列祖列宗，下對不起子孫萬代。”

　　對於所謂“改良”路線，老范直截了當地說：“我們學醫的知道，有的病可以治，但有的病就是絕症，治不好。老共全爛透了，怎麼改？只有推倒重來，中國需要重新洗牌。對老共抱幻想的人，最好到農村住壹段，就明白了。”幾句話，顯示了他對民主革命的堅定立場。

　　鑑於老范尚未完全暴露，經常外出並未受到注意，他答應將做為廣東的代表，出席建黨大會。我在上海進行組黨活動時，給他打了個電話。老范乾脆地回答：“壹切都準備好了，就等妳的通知。”後來，他複印了我的《民運手冊》（徵求意見稿）和《民主正義黨成立宣言（草案）》，在朋友間廣為傳閱。由於活動範圍較廣，被當局發覺了。

　　范壹平今年43歲，出身於共產黨幹部家庭。父親曾任廣東省政府秘書長。象他這樣的家世，在朝廷里弄個官噹噹，過個公子哥式的生活，絲毫不成問題。但是，他選擇了壹條艱苦、卻有意義的道路。早在1970年代末就投身民主牆運動。1980年，與劉國凱等壹起編輯民辦刊物《人民之聲》。後協助王希哲辦為全國民運準備幹部的《學習通訊》和中華全國民刊協會機關刊物《責任》。民主牆與民辦刊物運動被鎮壓時，遭受審查。當時，他做好了坐牢的準備。他曾對家屬說過：“搞民主要付出代價。我不去做牢，誰去做牢！”王希哲在他的自傳《走向黑暗》裡記錄了劉國凱在那時召開的壹次營救會議，生動地描述了范壹平：

　　“我（王希哲）和何求等的被捕，並沒有使得原‘營劉委員會’的朋友退縮。劉國凱立即召集了壹次緊急會議，決定作出反應。於是壹份《告各界人民書》便在全國全廣州和海外到處傳播了：

　　“親愛的朋友、同志：

　　上海‘中華全國民刊協會’機關刊物《責任》主編傅申奇以‘反革命罪’被捕了。廣州《自由談》負責人何求；《責任》《學友通訊》編輯王希哲以‘反革命罪’被捕了。北京《四五論壇》編輯徐文立、楊靖以‘反革命罪’被捕了。杭州《之江》編輯王榮清以‘反革命罪’被捕了。溫州《東甌》編輯鄭玉林、鄧煥武以‘反革命罪’被捕了。韶關《北江》主編鐘粵秋以‘反革命罪’被捕了。武漢《鐘聲》負責人秦永敏、朱建斌以‘反革命罪’被捕了。“關於這次決定起草和發布《告各界人民書》的緊急會議，劉國凱先生有壹個回憶如下：

　　“會議氣氛凝重，但發言並不冷落。大家都認為，自中共政權建立以來，在其所進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被迫害者總是逆來順受，噤若寒蟬，從無抗爭的聲音。這次，我們這些民主運動的參加者，壹定要打破這個陋規，向中共表達我們的憤慨和抗議。至於用什麼形態表達呢？集會、請願都不可能，大家的意見很快統壹為發抗議書，即類似上次營救劉青那樣。抗議書怎麼傳遞出去呢？有人提出張貼，有人提議郵寄。范壹平則說，為了擴大影響力，最好是散發。我問他怎麼散發？他說他已想過了，有兩個方法。壹是到市區某個高樓，如廣州賓館的頂層撒下來。二是在開動的公共汽車的天窗上拋出，他還站起來，掂著腳尖，伸出手，做了個從汽車往外扔東西的姿勢。‘這樣，汽車壹開動，風壹吹，傳單就會飄得滿街都是’，他很有把握地說。我怔怔地凝望著范壹平的臉龐。他神情嚴肅、認真，並無半點造作。”（王希哲《走向黑暗》269頁）這就是老范，壹個英雄。17年過去了，他還是這樣無所畏懼。的確，這次在廣州會面時，我在他身上感受到壹種強烈的使命感。他反覆對我說：“把中國帶向民主，是我們這壹代的責任。組黨是有風險的，但我們必須跨出這壹步。妳冒著風險回來，我們冒著風險接待。我反正是豁出去了。現在應該在各方面做革命的準備工作。”

　　范壹平也做生意，但他做生意，胸中懷著壹個大目標。他跟我講，他正在搞融資，想法多為民運籌些經費，留著為大潮到來時用。

　　我們從廣東大廈出來，我問他家裡還有什麼負擔，他指著省府大樓說：“老爸以前就在這工作，現在退休了。他們那壹代共產黨人，把中國帶錯了方向。老共產黨人也在反省。但是，那些當權的共產黨特權們不壹樣。請告訴海外的朋友們，不要對他們什麼幻想。他們完全是壹伙利益集團，他們是不會輕易放棄權力和利益的。妳回來，是個很好的開頭，我們里陀噤合干，我看共產黨混不了多長了。”

　　寫到這裡，我拉起窗簾，東方已經泛白。我和老范見面才半年，民運局勢已經變得大不相同。那時，我們僅僅是討論組黨，而現在，老范所期待的反對黨組建工作已有了長足的發展。民主正義黨不但組建成功，而且已在國內十幾個省市建立了分部和聯絡網點。我回國在杭州見面、並詳細討論過組黨的著名民運人士王東海等人，結合1989民運領袖王有才，民運人士林輝、祝正明等，也勇敢地站了出來，公開籌組民主黨浙江省委員會，並要求登記註冊。與此同時，國內十幾個省市的民運人士，已經公開地聯合起來，以政治反對派的名義進行活動。新的民運浪潮，正在衝擊著那腐朽的專制大廈，衝擊著中共的巴士底獄。

　　范壹平是因為參與國內民主正義黨的組建工作而被捕判刑的，但中共官方卻以他協助王希哲偷渡為名，將其治罪。《廣州日報》在報導此案時，還故意將王希哲的名字抹去，寫成王某某。他們不敢在國內公開提起政治反對派的組織和人士，也不敢將范壹平，壹個追求理想的民運鬥士的真實面目呈現在輿論面前，他們害怕引起人們的認同。中共心裡已經虛弱到不堪壹擊的地步。

　　望著東方，我為多災多難的祖國祈禱，為老范祈禱。耶穌為拯救全人類背起十字架。“我不坐牢，誰坐牢？”老范用他的行動，實踐了對真理的追求，表達了心甘情願的奉獻。我祈盼，下壹次我們相逢時，我們不再是秘密的會見，而是在民主的陽光下和朋友們、和家人們歡樂的團聚。(1998.7.26)狹隘民族主義是獨裁者的最後防空洞──印尼虐華事件所想到的以蘇哈托下台為標誌，印尼人民革命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現在，繼任總統哈比比，組成了臨時過渡政府，印尼正在向建立完全的民主政體邁步。據報導，印尼的黨禁已開，37個政黨已經登記註冊，其中包括印尼華人組成的政黨，為未來的民主大選做準備。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壹個時期，隨著大批印尼華人被殘害、無數華人婦女被強暴的事實被逐步公開，全球掀起了巨大的抗議浪潮。印尼虐華事件越來越引起全體炎黃子孫和國際輿論的關注。相比之下，印尼民主革命的真諦被模糊了。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印尼民主革命伴隨著虐華悲劇？為什麼民主革命始動之初、蘇哈托下台之前，這個悲劇被掩蓋呢？為什麼在1965年印尼出現政權危機時，也發生過類似事件？為什麼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喜歡糾纏在壹起？

　　從已經被揭發的事實看，印尼這次的虐華事件是有預謀、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獨裁者蘇哈托的女婿、最年輕的三星上將、印尼特種部隊頭子普拉波，據報是策劃虐華事件的主謀。《亞洲人權觀察》公布的報告中，公開指責普拉波是幕後黑手。干下煽動反華浪潮、集體輪暴、姦殺華人婦女、打砸搶華人住宅、商號的，正是他手下的特種部隊極其唆使的暴徒。想想看，動亂中，個別人趁火打劫，如果政府採取果斷的制止措施，那些令人髮指的事件哪能發生？

　　蘇哈托在滅亡之前，有意地煽動反華情緒，挑起民族仇恨，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轉移人民對其家族侵吞國家財產的注意，把人民對獨裁的仇恨轉嫁到華人身上，以維持其搖搖欲墜的政權。

　　“狹隘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是獨裁者的最後防空洞。”古今中外的專制者都會本能地利用這個防空洞。大家或許記得1980年代初著名的拉丁美洲福克來群島之戰。當時，阿根廷的軍事獨裁者加里鐵里，在民主浪潮聲中，政權搖搖欲墜。突然，他出了奇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派兵占領了福克來島。壹時間，舉國歡騰，加里鐵里由獨裁混蛋變成了民族英雄，政權獲得了暫時的穩定。誰知，英國的鐵娘子撒契爾夫人不讓鬚眉，立即派出軍艦遠征南美，沒用多大氣力就收復了福島。壹夜之間，獨裁者又由英雄變為狗熊，黯然下台。

　　現今，獨裁頭子薩達姆、卡扎菲、卡斯楚（卡斯特羅）都是利用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維持專制的高手。壹有風吹草動，他們就煽動國民狂熱的反美情緒，將注意力成功地轉移到美國佬身上。中共也是壹樣。所謂1960年3年困難時期，4千萬人死於非命。中共開動宣傳機器，說什麼“蘇修逼債”導致我經濟困境。造成餓孚遍野的真正原因，明明是毛澤東誤國誤民的錯誤政策，他卻把“蘇修”打成了4千萬亡魂的奪命者。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壹次“人禍”，竟然沒有促發農民暴動，中共盜用了“民族主義”來轉嫁矛盾，是因素之壹。

　　其實，何止是獨裁者，就是民主國家的政治家，都知道“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妙用。其中壹例，是美國總統卡特的表演。1980年，卡特與雷根（里根）競選，氣勢日漸低落。為了挽回頹勢，卡特使用了“民族主義”的殺手。當時，正發生伊朗扣壓美國外交人員的人質危機。卡特利用在任總統之便，策劃了動用大批直升飛機營救人質的行動。誰知天不做美，美國直升飛機赴伊途中，發生機械故障，營救計劃歸於失敗。卡特也跟著灰頭土臉地下了台。如果老天爺幫忙，卡特的救人計劃成功了，那麼，他必然成為“民族英雄”。民族主義的意識流，說不定會把他留在總統的寶座上。

　　“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都是非常淺顯的意識形態，容易動員與認同。階級差別、左中右立場、不同信仰、不同國籍，在民族主義的認同上，都會讓位。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常常被獨裁者利用，特別是在政權發生危機時，來轉移人民的視線。我們民運人士必須清醒地看到這壹點。

　　將來，中共政權在崩解前夕，也可能祭出“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旗幟，以挽救自己的命運。最可能的壹張牌，就是轉移大陸老百姓的視線，武力攻打台灣，統壹中國。在這壹點上，政治家要保持清醒的認識。

　　明白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常被獨裁者用來作為防空洞的道理，揭露了印尼獨裁者蘇哈托策劃虐華、故意挑撥民族矛盾的陰謀，我們在抗議虐華事件時，就會把握方向和尺寸。我們的聲討對象應當是蘇哈托獨裁集團，應當是軍隊暴徒和其他犯罪分子。我們不要將矛頭對準印尼人民和印尼的民運人士；否則，我們就是中了蘇哈托集團和暴徒的奸計。

　　王若望

　　重視《自由與公民權利宣言》而見行動

　　由於蔣培坤(起草人，中國人民大學美學教授)、江棋生(發言人和解釋人，原中國人民大學博土研究生)、丁子霖(共同簽署人，中國人民大舉付教授)、林牧(共同簽署人，原西北大學黨委書記，已退休)、魏曉濤(共同簽署人，高級工程師)五人倡導的《自由與公民權利宣言》和《社會公正與公民權利宣言》，是二份指導爭民主、自由的綱領，也是啟示今後行動和取得勝利的文獻。

　　關於中共統治下的中華大地，《宣言》指出：“本世紀中葉中共掌握政權以後，從根本上剝奪了人民最基本人權之壹，即財產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扼殺人的權利和自由，和人們為爭取權利所作的努力，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為此慘遭迫害，甚至死於非命。最後，在中國大地上竟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八九年‘六四’大屠殺。

　　“中共執政者實現了對所有公共權力的壟斷。這種絕對的權力幾乎控制了整個社會生活包括精神生活的壹切領域。人類社會中壹切善良、純潔、美好的情感遭到無情的掃蕩和清洗；而仇恨、殘忍、叛賣、貪污、欺騙、搶劫等惡行，由於被授於階級的合理性而得到張揚。

　　“時至今日，中國的執政者依然把壹個事實上已不能代表全民利益和意志的政治黨派強加於全體公民的頭上，如果讓這種狀況繼續存在下去，必將越來越同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利益與價值取向多元化的現實相衝突；“其次，他們強制公民與‘中央’保持壹致，只允許公民接受壹種‘理論’，壹種‘主義’不允許接受為官方排斥的其它思想或價值體系，尤其是西方的價值體系。他們把報紙、電台、電視台等公共媒體置於特定的宣傳部控制之下，他們封鎖消息，用精心編造的謊言來掩蓋實際發生的事件；這種以最陳舊、僵硬的方式干涉思想自由，已越來越同今天高度信息化的時代不相容。

　　“第三，中共執政者依然沒有放棄對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公民自由權利的壓制。他們以‘危害國家安全’、‘陰謀顛覆政府’等莫須有的罪名，逮捕、審判依法行使這些權利，尤其是言論、結社等自由報刊的民間人士，剝奪這些人士的人身自由，任意關押，監視居住，乃至‘勞動教養’，最近十餘年來，工農勞動者被剝奪了任何反抗的權利。

　　當他們被迫行使遊行、示威等自由權利起來抗爭時，政府當局不是推諉、虛意應付，就是實行無情的鎮壓。”

　　“宣言”最後聲明：“人的自由是每壹個與生俱來的固有權利，他們為實現此項權利所作的抗爭，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我們呼籲中國的執政者順應民意，承認公民具有合法抗爭的權利，直至放棄對這種抗爭的壓制”。

　　我們認真學習《宣言》後，認為：它分析中共統治下，控制雖嚴密，他們仍勇敢地指出人民的權利是爭取財產和言論、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等公民的權利。

　　這些抗爭的要求，正是民運人士今後付諸行動的重點、目標。

　　《探索》1998年10月號

　　西藏民族的苦難與出路

　　西藏問題的特殊性

　　中國在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之後，孫中山曾提出“五族共和”的倡議，五族即漢、滿、蒙、回、藏五種民族。漢族占絕對多數，滿族在1661年進占全國，並建立了大清帝國，歷兩百五十年，被中華民國取而代之；經長期的文化、風俗、生活習慣等的相互交流，滿族已喪失本族的傳統和特色，幾乎分不清滿、漢族人的區別了。蒙古族也有過光輝的歷史，成吉思汗曾占領過亞洲直至歐洲大面積疆土，回頭來又結束了南宋王朝，並自封為元始祖，元朝經歷了八十九年而亡。

　　原來中國的地圖就如壹張桑葉，只因蘇聯的暴君斯大林早就有擴張領土的野心，在壹九二四年的五月，他調動軍隊侵入伊爾庫斯克，和庫茲涅斯克壹線(後改名為“斯大林斯克”)，歷十五天即占有壹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比東三省的領土大三倍多，比台灣的面積大八十四倍)。然後找幾個傀儡建立“蒙古共和國”，從此壹片完整的桑葉卻像壹只羊跪在地上向人乞求。這正好是中國領導人在強占大片領土的惡霸面前，表現出奴顏婢膝的壹幅諷刺漫畫。

　　今年四月二十三日，江澤民訪問了莫斯科，與俄國簽訂了“關於邊境地區相互裁軍和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指導原則的協定”，其中提及：“俄國將交還中國壹千六百公頃的土地”。這壹數字，只有十六平方公里，而俄國卻侵吞了中國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強占的領土面積，相當於日本、英、法、德、波蘭、新西蘭、緬甸和菲律賓八個國家的面積總和，如今只不過歸還了萬分之壹強。更讓人氣憤的是，中國方面還讓給黑龍江六百二十個小島作為交換。這次江澤民所簽訂的“協定”，不但追認了蘇聯強占中國廣闊領土的合法性，而且又簽訂了新的賣國條約。在《人民日報》關於江澤民出訪俄國的報導中，不但壹字不提俄國占有中國領土的真實數據，而且讚揚這次出訪的收穫是豐碩圓滿的，完全是壹副賣國賊的嘴臉!

　　在大陸的回民，大部份在西北四省居住(寧夏、甘肅、青海、陝西)。所有回民其實都是漢人，只是奉默漢穆德為教主生活嗜好與漢人不同，既沒有大家推崇的領袖，更不會想到建立伊斯蘭的獨立組織和政治團體。只有在新疆的維吾爾族，其中有相當多的人是伊斯蘭教信徒，他們在進行反共的活動方面，表現出令人震驚的成就。

　　藏族分散在甘肅、寧夏和青海等處，大部份居住在西藏高原，有六百零四萬人口。

　　藏族具有本身的特點：(壹)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信仰佛教，而且非常虔誠：給各處寺廟奉獻酥油點燃長命燈，即占收入的五分之壹：(二)藏民之間，守望相助，親如壹家，不分階級(歷史上曾有過農奴主和農奴，在五六年實行民改以後，早巳廢除)，沒有貧困戶，更沒有乞丐；(三)藏族有眾望所歸的領袖，壹位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達賴喇嘛，另壹位是班禪額爾德尼：(四)西藏問題已引起世界各國的重視，且舉美國方面，今年四月二十三日，柯林頓總統會見了達賴喇嘛；又在六月底，兩院壹致決定，委派壹位主管西藏事務的政策協調專員。達賴曾訪問過澳大利亞、新西蘭、英、法和台灣等處。今天，諸位壹起來到德國，也是把西藏的過去和未來，作為探討的主題。

　　引起西藏熱的原因，我認為，中共在壓制宗教信仰非常突出，同時也反映了對少數民族的政策，還是任其飢餓死絕和關押、屠殺，激起了人們在內心的人道關懷。

　　附帶說明：大陸的少數民族計有五十五類，如西南有苗祖，廣西的壯族、白族、傣族、卡瓦族、景頗族、布依族，在吉林省有朝鮮族，在河南開封市還有猶太人的後裔。

　　中共在西藏的暴政

　　壹九五O年中共進藏至七八年間，在平叛戰場上，屠殺藏人即有四十三萬二千七百零五人；七O至七壹年間，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藏南地區發生壹場暴亂，人民解放軍殺害了上萬人，許多村寨幾乎沒有男人。

　　五八年在班禪的故鄉，青海循化縣，這裡是藏人聚族而居的地區，當地中共官員製造的“循化反革命叛亂事件”，中共當局沒進行調查核實，就調動解放軍殺害了五百餘名藏人，有兩家是全部死絕(該縣的藏民總數是壹萬壹千餘人)。

　　五九年在拉薩“叛亂”以後，曾召集地方政府官員和眾僧批鬥被俘的藏民，若是發言不夠熱烈，或是，保持沉默的人，第二天便成了叛亂份子，立即拘押，又不讓申辯，僅計算壹次批鬥會上，遭拘押判刑的即有二十三人(占到會人數的壹半以上)。

　　五九年至六O年，由於農牧業產品不得進入市場，再加上畜牧業實行公社制，這就使公養的大批牛、羊走向死亡，據不完全統計，在山南地區即減少牲畜五萬七千頭。整個西藏餓死的人數達三十多萬人，占全部藏民的百分之五。

　　西藏原有大、中寺廟兩千五百餘座，中共官員進藏以後的五年內，只剩下七十多所，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七：過去僧、尼的總數達十壹萬人，外逃者近萬人，最後統計住持僧眾只有七千餘人，也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三，可是留下來的僧、尼已無寺廟安置，其中大多數又不願還俗，在走投無路的絕望中，就有跳崖自殺的三十餘名尼姑，出家的住持僧是採取自沉於雅魯藏布江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人數不詳)。

　　據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她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壹書提到：“鄧小平領導的‘二野’部隊，在壹九五零年進軍西藏時，就消滅了五千七百餘藏民。”另據美國原《新聞周刊》的記者艾夫唐在著《雪城境外流亡記》中披露，五十年代末甘肅省蘭州郊區監獄曾關押七萬藏民，只有壹半人倖存，其餘全部被迫害致死。

　　毛澤東在發動反右運動時，曾興起抄家和除四舊的高潮，這個抄家行動沒有在西藏推廣，並非此處的官員具有大慈大悲的善意，實由於藏民家家戶戶只有五件物品、餐具，每人服裝三件或五件，擠牛奶桶和打酥油的小鍋，供佛像的小神龕，抄走了不能換錢。

　　在這個地區抄家行不通，卻有壹條正當的理由叫做“破除迷信”，於是消滅寺廟裡的佛像，把成堆的佛經燒化，砸毀佛塔，所有值錢的袈紗、布料、鎏金制的佛像席捲而去，簡直是壹股土匪、強盜!

　　中共派來的“民政工作隊”，還做了壹件令人極難堪的事情：右邊站著二十餘名喇嘛，左邊站著尼姑和村婦，由工作隊長宣布：“為了實行結婚自由，今天請妳們來，先讓喇嘛挑選，看中誰就拉她出去，我就是妳們的證婚人。”

　　兩隊男女先是沉默，有壹位喇嘛說：“出家人並不願意結婚，若是還俗吧，也得在佛爺的認可之下才行。像今早排著隊由隊長下令選壹位夫人，這哪裡是自由婚姻哪”！繼續僵持了半小時，掃興的分隊長只得說：“妳們是賤骨頭，不識好歹，快些走開吧。”

　　結果是好事變成壞事：兩排男、女共有二十六人被關押，衝撞隊長的喇嘛判的重刑，四名尼姑和村婦遭工作隊員們輪姦。

　　據班禪額爾德尼曾給周總理的“意見書”中指出：“民主管理委員會的正副主任和委員們，在寺院中嫖女客，酗酒狂歡，不僅自己作了，還動員僧眾們也那樣作，可稱得上是同流合污”。

　　就是這位人大副委員長，他曾被打成叛國份子，坐牢九年八個月。

　　西藏獨立或是自治

　　壹九八二年九月，由全國文聯組織文化人訪問團前往西藏，我是參加訪問的成員之壹，同行者有周明(任《人民文學》副主編)、黃宗英(電影明星)，還有河南和江西省文聯主席等。

　　訪問團看到了被破壞的寺院，已是壹片廢墟，留下了碎瓦殘壁。在行路中遇到的全都是婦女，證明了藏族中的男人，大部被殺害，或是餓死了。

　　在訪問的第三天，陪同訪問的米扎桑找了壹位被迫還俗的喇嘛，他對我們說：“四川人金某派到這裡當了壹任縣長，文化大革命他領導造反，造西藏人的反，也造菩薩的反，拆廟、毀廟都是他領頭，此人發了財，他掠奪了大大小小的金菩薩，並且強迫藏民使用壹匹馬馱回四川的老家”。

　　我和周明交談中，提及考察藏人的民意傾向，便請米扎桑當翻譯，她說只要做手勢就行，只因藏民被漢人嚇怕了，開口說話就是壹條罪狀。大拇指和二拇指伸開像八字，就代表著八路軍，中共官員，藏民左手掌朝下，這是表示否定，右手朝上即是“好”或擁護之意，按上述的啞謎方式訪問過五十二名藏民(其中男子六人)，取得的結果：左手朝下的有四十八人，只有四名表示“好”。

　　漢人與藏民關係也是訪問團的考察重點，其結果是漢人表現出的驕橫姿態，使藏民感覺到農奴制又復活了。漢人不願與藏族婦女通婚，可是經常發生姦污女性的事件，而她們又不知道告到法院去，只能忍氣吞聲咽下這口氣。這又鼓勵了更多的色鬼找婦女來洩慾。

　　上述有關漢人表現的兩件事，便迫使藏民見著漢人只有避之唯恐不及了。由此聯想起漢人中的官員們，不也是壹個模子裡塑造出來的嗎?

　　訪問團在西藏只有十四天，獲得的共識只有壹句話：“流亡在外的達賴喇嘛才是藏族六百萬人的領袖和代表”！

　　今年六月十八日的《世界日報》刊出標題為：“當局實施‘愛國主義’教育壹年後，承認難以改變藏民思想”。引其中壹節云：“愛國教育運動於去年六月開展，旨為粉碎流亡海外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在西藏的影響力，被迫參與該運動的寺廟壹千八百間，運動推行後，數十名喇嘛因表現不佳而被捕。……在去年五月，西藏丹寺數名喇嘛因拒絕拆除達賴畫像而被捕後壹個月，當局將寺院內所有地方達賴喇嘛畫像充公，併到政府幹部的寓所大肆搜查，沒收所有達賴畫像，儘管當局施行嚴厲的鎮壓手段，西藏西部和西南地區的大部份喇嘛，仍然把達賴照片串成項鍊，戴在頸上，以示對達賴活佛的忠誠”。

　　上述報導反映了最近駐藏官員仍然採用逮捕“表現不佳”的藏民，強制推行“愛國教育”，它的後果只會更促使藏民怨恨這個實行專制和摧殘異族的政權，同時又昭示了廣大的藏民始終愛戴本族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沒收他的畫像不過是表現出無賴的流氓手法而已。

　　在美國新建的“自由亞洲電台”，於今年四月二十日轉播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的演說，即引起了拉薩發生了騷亂事件，衝擊政府機關、砸壞汽車、焚燒商店，並打傷執勤的幹警多人。(引自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海外版《人民日報》)這是“新華社評論員”的名義，原文只寫成“設在境外的電台”。從這裡透露了藏民已採取使用暴力抗爭的手段，這是對中共施行的恐怖政策的壹次報復，即表明過去維持的和平、理性、念佛、供長命燈，並不能保住藏族的生命。

　　中共倚仗武力奪取了整個大陸以後，對境內的少數民族實行了排斥、欺壓和分期屠殺的政策。被迫害的異族大眾，只有壹條爭取生存的出路，那就是割斷與母國的從屬關係。民族獨立的要求，正是中共的大漢族主義和種族歧視引起的。且舉台灣作為旁證，當北京當局對台灣的民選政權逞凶霸道，企圖堵殺其所有活動空間的時候，就迫使要求獨立的呼聲高漲起來。

　　按照國際間的慣例，各個民族都有獲得獨立的權利，視母國民族政策而定，同時還需要考慮四種情況：(壹)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分散在四面八方，就不能凝聚為統壹的整體，更難於求得大多數族人的共識，因而成不了氣候：(二)還應考慮本民族獨立後，經濟上是改善或是下降了?如果是後者，那麼，只有極少數的人贊同獨立；(三)爭取獨立的少數民族，在本族中早就產生了眾望所歸的領袖，由他領導秘密的地下鬥爭，直至達到目的，例如印度有聖雄甘地，捷克有哈維爾，漢族有孫中山等：(四)當母國尊重境內的各個少數民族的信仰和風俗習慣，能安居樂業，試問，還有獨立的必要嗎?這第四種因素，實在是決定性的、關鍵因素。

　　綜觀世界各國在民主獨立方面作出榜樣的國家；(壹)原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在二戰以後經公民選舉，北方的斯洛伐克成為獨立的國家；(二)蘇聯在九O年後分裂成俄羅斯、烏克蘭、塔吉克、格魯吉亞、烏茲別克、拉脫維亞等十五個獨立國家；(三)加拿大有壹個魁北克省，大多數居民是法國來的移民，只能說法語，也要求獨立。經和平談判作出決議，由該省的公民投票來解決，而歷史上的每次投票，獨立的壹方總是敗北；(四)在馬來西亞有四分之壹的華人，在大英帝國放棄海外殖民地以後，即分出壹個新加坡的獨立國家，而星國的政治和經濟方面，在東亞的諸國中，都占優先，至於台灣，還在不斷完善，她的終極目標，是統壹全中國。

　　據上述五種例證說明了壹個原理：實現民族獨立的國家，獲得自由發展的機會，甚至大大超出了母國。不分青紅皂白反對獨立的人，大概是中共洗腦後的大漢族霸權主義，作了吹鼓手而已。

　　回頭再提及達賴喇嘛的觀點，他歷次聲明，未來的西藏實行民主自治，並且提出願意與中共領導人舉行和平談判，而實行自治的地區，並不包括青海、寧夏、甘肅等處的藏族聚居區。

　　北京當局對此始終保持沉默，表明了不敢正面回應，實由於拿不出有力而有理的反駁，時間拖得愈久，有朝壹日中共政權自身難保，那就是總解決的時候!

　　1997．8．8紐約

　　《中國之春》1997年12月號

　　沉良慶

　　真話的分量到底有多重

　　－－評《南方周末》新年獻辭

　　2005年12月29日，《南方周末》以編輯部名義發佈新年獻辭，題曰：“壹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在這個充斥謊言的國家，看到這種大言不慚地鼓勵說真話，甚至小心翼翼地說出似是而非的真話，我忍不住要發出怪笑：聽這種痴人說夢的真話，還不如聽黃段子過癮。汕尾大屠殺剛剛在眼皮底下發生，作爲喉舌身不由己，不能報導、評論（遑論撻伐）倒也罷了。此時此刻，不選擇爲死難者默哀，反而躊躇滿志地說什麽：“在廣州大道中289號的高樓上，打望著南國天空，懷想著壹年來我們這個國家走過的歷程……心靈安寧，如在世界開創的第壹個早上。”居心何在？煽情地說什麽：“它（指真話）就是我們的情感，我們的倫理，我們理應擔當之事。”這倒如實反映了喉舌的擔當：與主子保持壹致的情感、倫理和真理標準。

　　“說真話”的標準由誰制訂、由誰裁決？在這個權力和真理自上而下的國家，“說真話”的權利早已被官方的專斷意志和壟斷權力扭曲爲差序格局，標準由官方自上而下制訂，又由官方自上而下進行裁決，全國服從全黨、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領袖。上級能說的真話下級未必能說，官方能說的真話民間未必能說。如此壹來，還談得上“說真話”嗎？人們充其量只能在上級和官方劃定的條條框框內說點可憐巴巴、不痛不癢的真話，喉舌亦不例外。在這樣的國家，壹句真話的分量到底能有多重？抽象地談論這個話題不僅會淪爲無意義，甚至有害。誰都知道言論自由的重要和真話的價值，這壹點並不需要喉舌諄諄教誨。事實上，官方比民間更清楚這壹點。所以，他們才不惜壹切代價控制言論、引導言論、規範言論，強迫人們說官方許可的“真話”和政治正確的話，禁止胡言亂語；用具體、含糊、選擇性的政策文件代替抽象、清晰、普遍性的法律手段規範言論和新聞出版自由，至今不肯頒佈壹部哪怕是體現黨國專斷意志的新聞出版法；甚至用見不得人的流氓手段通過不留痕跡的電話指示對喉舌進行遙控。那種上級和官方許可或者至少能夠容忍的真話，就變成了假話的點綴和粉飾，甚至於把拍馬屁的假話變成“說真話”：

　　過去這壹年，我們的國家邁向了自鴉片戰爭以來最接近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夢想的歷史關口。這壹年，經濟高速發展，人權保障切實進步，政府推出各項舉措大利民生，疏通價格體系，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打破城鄉壁壘等等，這些都使我們爲之自豪……更加社會主義，更加市場經濟，我們的改革更加有望到位。

　　這份獻辭除了歌功頌德，就是爲權力市場化、權貴私有化的寡頭主義改革政策勸進。

　　在壹個封閉社會，“說真話”就是說假話；在壹個開放社會，“說真話”稀鬆平常，說假話倒是需要賭棍的冒險精神；在“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當下中國社會，“說真話”卻成了喉舌和壹部分人的專利權、奢侈品：不甘寂寞的媒體、退職官僚、文人墨客根據主子臉色和自身需要，分階段、有步驟、樂而不淫、哀而不怨地不斷抖點“說真話”的“包袱”和“猛料”，然後坐收名利，或者挨廷杖。這正是國人被剝奪言論自由導致的結果。

　　能不能“說真話”，並不取決於喉舌是否有“說真話”的主觀願望，而是取決於是否有“說真話”的權利和市場，即波普爾所謂“主體際性”（主體間性）。中國學界將“主體際性”歸功於法蘭克福學派殿軍人物哈貝馬斯。其實，新自由主義領軍人物之壹的波普爾早在1943年就在規模宏大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該書第 2卷手稿完成於是年2月，次年出版全書）第23章批判了“知識社會學”關於“科學的客觀性”的社會決定論，談到“主體際性”和“科學方法的公共特徵”：

　　通過使其思想更“客觀”，他們不可能獲得我們所謂的“科學的客觀性”。不，我們通常用這個術語所指的東西是依賴於不同的基礎的。它是壹個科學方法的問題。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客觀性與科學方法的社會方面是緊密相聯的，與這壹事實也是緊密相聯的，即科學和科學的客觀性不會（也不能）産生於個別科學家追求客觀性的企圖，而是産生於許多科學家的合作。科學的客觀性可以被描述爲科學方法的主體際性。

　　由於黨國壟斷了“說真話”的權力，喉舌難得說出的“壹句真話”不僅不“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而且比壹個民間媒體（假如存在的話）可能說出的“壹句錯話”還要輕。有人可能會責備我太苛刻：“人家戴著鐐銬跳舞，容易嗎？”當然不容易。如果壹個女人遭到強姦時不能選擇反抗、無處控告或者不敢控告，即便不敢拔刀相助，我也會選擇陪她流淚。但是，如果她竟然說出：“我很快活！”這樣的真話，我只能罵壹句：“狗男女！”有人可能會說：“妳爲何不罵《人民日報》？”我只能說：“很抱歉，我從來不看那玩意！”

　　元月6日上午，合肥市公安局國保支隊張大隊長、劉副大隊長等老朋友突然光臨寒舍。跟以往不同，這次壹進門就嚴正警告：“最近全國抓了七、八個，安徽就妳和張林跳得厲害，他已經被判了5年，該輪到妳了。妳不能再在海外反動媒體發表文章，否則，春節就不能帶小孩回老家了。”言下之意是要到看守所過春節。話說到這壹步，我已無話可說。他們將下載的文章拿給我看：“妳已經構成顛覆罪了，我們是專政機關，不是街道調解員，妳不爲自己考慮，還得爲父母和孩子考慮。妳可以給國內媒體寫點深層次的學術文章，最好趕快找份工作，我們可以幫忙。”總之，壹切都是我的錯，是我不想工作，還要讓家人受害，政府是無辜的，警察朋友更是苦口婆心。我在給洪哲勝先生的信中戲言：“既不能拿他們的話當聖旨，也不能拿他們的話當兒戲。最近壹片紅色恐怖，我會根據形勢和自身需要儘可能少說壹點、說得溫柔壹點，但不會閉口，還是那句老話：人長嘴巴不僅僅是爲了吃飯。”

　　我老人家不辭辛苦、遠涉重洋“說真話”都不行，喉舌卻可以大談“壹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這叫“官家可以放火，百姓不能點燈”。我可不想被喉舌鼓動，爲了說幾句“比整個世界分量還重”的真話，獨自跑到看守所過春節。

　　2006年1月20日

　　如何保護脆弱的言論自由

　　去年8月24日開庭的阜陽市政協副主席（原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起訴《中國農民調查》作者陳桂棣、吳春桃夫婦和人民文學出版社涉嫌誹謗案，引起海外中文媒體廣泛關注，充當喉舌的國內媒體則集體失語。與此相反，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8月9日在上海再度颳起反對權貴私有化的“郎旋風”，壹石激起千重浪。從普通網民到“主流”和“非主流”經濟學家，從“左派”到“右派”，相繼加入，或“挺”或“貶”。格林柯爾老闆顧雛軍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訴郎咸平涉嫌誹謗，更增添了事件的戲劇性，卻未聽到海外中文媒體相關報導。兩起分別涉及三農問題和產權改革問題且分別在海內和海外引起轟動的似乎不相干的誹謗案，在中國的問題背景下有著某種內在聯繫。兩起誹謗案的原告都是公眾人物，前者是黨政官員，後者是所謂“企業家”，誹謗涉及的都是事關公眾利益而非個人隱私問題。

　　我不打算評價爭訟的是非，尤其是後者牽涉到複雜的“問題”和“主義”，非壹篇短文所能廓清。無需贅述言論自由對於維護個人自由和社會公正的價值。在中國這樣長期以來密佈“先決約束”和秋後算帳網羅的專制國家，如何保護脆弱的言論自由？普通法國家保護言論自由的歷史經驗，或許有助於解讀正在發生的中國故事。

　　英、美普通法國家對言論自由的保護經歷了壹個從廢除“先決約束”到免於秋後算帳的、由弱到強、逐步深化過程。18世紀普通法先聖布萊克斯通認為，政府不得阻止公民按自己的意願發表文章，即進行“先決約束”。彌爾頓在《論出版自由》中也論述了這種傳統的英國式言論自由。美國憲法第1修正案規定：政府“不可制定任何……剝奪言論自由或新聞自由的法律。”自1798年煽動罪法案通過以來的壹個多世紀裡，儘管麥迪遜認為該法案違憲，傑斐遜在當選總統後赦免了被判此罪的人犯，對第1修正案的權威解釋仍然局限於不允許“先決約束”。在斯耐克、貝爾訴美國案中確立“明顯而現實危險”標準的霍姆斯大法官，則在第1條修正案和防止顛覆活動的要求之間徘徊，認為並非所有言論都能得到這種法律保護。儘管他在阿伯拉姆斯訴美國案中發表了生動感人的反對意見：“思想的自由交流更有助於通向人們期望的終極的善，檢驗真理的最佳標準是看某壹思想是否具有足夠的力量在市場競爭中被接受。”該意見和布蘭代斯大法官在惠特尼訴加利福尼亞州案中熱情洋溢的附議，成為沙利文規則確立之前支援言論自由的兩個經典案例。正是在此意義上，強調言論自由不僅具有工具價值，而且本身就有價值。激進地為色情文學辯護的哈佛大學教授德沃金在《為什麽言論必須自由？》壹文中甚至盛讚霍姆斯“獅子畢竟是獅子。”1960年3月29日，《紐約時報》登載的描述蒙哥馬利市警察對待抗議的黑人學童廣告頗有不實之詞。管理警察局的政府官員沙利文，遂以該廣告損害其名譽向亞拉巴馬州法院提起誹謗訴訟。地方陪審團判決他獲得賠償50萬美元。《紐約時報》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最終打贏這場官司。這就是美國憲法史上堪稱經典的《紐約時報》公司訴沙利文（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376 U.S. 254[1964]）案。布倫南大法官在判決中說：

　　“損害官員聲譽這個理由與事實錯誤壹樣不能給壓制事實上應當自由的言論以任何正當理由……如果壹種規則要求職務行為的批評者保證他作出的所有關於事實的斷言都是真實的，將導致壹種相應的‘自我審查制度’……憲法保障要求壹個聯邦規則的存在，該規則禁止公職人員因壹個與其職務行為相關的誹謗性的虛假言論而要求損害賠償，除非他能證明此種言論是出於‘實際惡意’。”

　　證明“實際惡意”即便可能，也是十分困難的。誠如德沃金所言：假如沒有沙利文規則，水門事件的調查或類似的揭露醜聞報導能否問世就值得懷疑。

　　中國的罪惡能夠暴露在陽光下嗎？我們將拭目以待。

　　高智晟

　　“泛五毛”對中國言論自由的破壞

　　在人類群體中討論是否該拒斥人的權利本是個極荒謬絕倫的命題，而這是我們中國人年復壹年面對的黑暗現實!而於人類群體裡討論人類權利成了公開的禁忌，被壹個政府當作極恐怖的危險而以更恐怖的方式予打壓，任何倘有人類正常感情者都能曉明，這國存在著反人類的政府。不難想象這種政府的野蠻及對人類文明前景和聲譽的反動和危害至怎樣嚴酷的程度。中國社會今天野蠻的言論管制環境即是這種反動及危害的可怕成績，而這種反動及危害常並不全來自惡政權。

　　於言論自由的暴虐壓逼是中共鉗制人民思想的傳統手法，而驅策“五毛黨”狙擊人民自由言說則是流氓的新戰術，這是比較的好識別的，作為人類自由言論死敵的地位也是確實的。而在中國，另壹個阻遏人民自由言論及其感情生成環境的勁敵卻為絕大多數人忽視：數目更其龐大的“泛五毛”群體現象。

　　無疑，“泛五毛”是相較於“五毛”而言的。相較“五毛”對言論自由價值的乾脆反動及愚昧認識，“泛五毛”們則正相反，是贊成言論自由原則的，但實際行動上對自由言論的危害於嫡派“五毛”們無異，連手法都趨壹律：恣恣肆肆的漫罵，乾乾脆脆的下流，目的只有壹個，即以不堪的辱罵來阻止他人於己不合的言論。

　　我用真名加入微信群便必得了被封號的命運，百人以上的群又有別的條件阻限而也無法加入。但我常能得了別人關於群里“泛五毛”們橫行無羈的苦訴。諸如前天壹位朋友在微信中說他在壹個萬人群里挺郭文貴竟被野蠻辱罵並被踢出了群，這種經驗許多人都有，惟程度之異而已。

　　言論自由不是壹項不分場合、地點可以任意使用的絕對權利。言論自由當然不含使用那些會造成傷害的污穢、下流、咒罵和誹謗性的語言。我想於正常人群這是不難理解的。而“泛五毛”們粗暴辱罵的目的正是為了嚇阻他人與己不壹致的言說。這是他們對自己認同的言論自由的壹種不含糊的反動，但他們卻不自知。更可悲的是，妳若試著提醒他們正破壞著言論自由的意義，他們的辱罵會更其的超出人理，而終於的勝利者總是他們。他們規律性的是不與不同持見者辯論，而是漸次升級開始人身攻擊，先否定妳的大腦、人格，若效果不彰便會擴大辱罵範圍，罵詞驚人的滂沛，上迄祖宗，旁連其他親眷，我自己就碰到過幾回，都以倉惶退離收局。

　　這依然的是壹種可怕的專制病毒，而症狀卻不若“五毛”般顯明，因而也便更加的難醫。但它對中國人群中言論自由習慣的建立及生長的危害相較於“五毛”還要大的多。人們恥與“五毛”為伍的共識其本可阻絕與他們在群里的遭遇，而“泛五毛”們卻密布於幾乎所有的群里。他們總是群里最活躍的部分，認識及思想能力不上不下，幾至壹律的固執而自以為是，且很能討得群里的人脈氣氛，影響甚至於主導著群里言論及認識的方向，其危害不難想見。

　　中國言論自由社會環境的形成將不會是件容易的事。有些“泛五毛”們怪戾的脾氣、習慣已深入了個體生命的深處，從而不能自撥，更不能自知，這是我們未來建立路上不可低估的大障礙。壹些“泛五毛”動輒即將自己或自己壹派的認識標準化，作了真理的尺度，卻不懂得壹絲批判的精神，妳若試著指出他觀點明顯錯謬，必會招致毫無理智的指責乃至辱罵在群里成了普遍現象。而那“壹律”唯己正確、消滅不同聲音的惡習卻與他們所反抗的對象毫無二致。“泛五毛”們另壹個特徵是同質認識及同質認識水準匯聚的圈子裡形成了露骨的相互標榜、而排斥異見的聲音，動輒即踢異見者出群，然後在壹片壹律的聲音里過活，不特國內如此，國外那些共產黨的反對者群里亦大都如此。最可怕的是，倘是他們自己壹派的人，便是邏輯再荒謬再畸形，也不會有人出來批評。我常想這就是中國未來沉重的所在、困難的維度。

　　我們可以對某種言論表示懷疑乃至反對，我們卻絕不可以動輒即試圖否定它、管制它乃至去消滅它。尤其是生活了美國幾十年者，照常理說應當能看到，自由的思想、言論已是如此深入地融合在他們的整個國家、社會生活及政治文化中。表達自由的概念所包含的內在創造性動力，加之技術上飛躍性的傳播進步發展，不僅更加提升了美利堅合眾國人民對自由思想及言論的表達環境，伴之而生長的則是美國公民與限制言論自由的任何企圖進行針鋒相對的、不妥協的鬥爭精神。幾十年耳濡目染，便是鐵石心腸亦當為之改變，然而我們看到了反面的情形。這種情形真是壹種可悲的不幸——首先是於他們自己，忠言逆耳只對識得之價值者能利於行。

　　在能夠自由思想、自由言說的社會裡，它具有對社會弊端的自我療治功能。這在今天的中國顯然無可能，只要談問題，便必會刺痛壹些東西的神經。足以摧毀社會生存前途的觸目驚心的腐敗及黑暗永被掩蓋，這種完全喪失理智的、輒即暴力遮堵問題的行徑已經使中國社會健康發展前景付出了慘重代價，“泛五毛”們客觀上正是這摧毀力量的贊助者。

　　2017年後的中國，必將經歷類似美國上世紀初發生的那場揭黑社會運動。無論它怎樣觸目驚心，怎樣慘不忍睹，我們必須清醒地去面對它。無疑，我們會面對許多問題，極權專製作為制度的死去，並不能立竿見影讓曾使它骯髒生命蓬勃肆虐的感情、習慣立死。可怕的專製毒素已浸入了許多同胞的骨髓，“泛五毛”現象已成了這些人生命的壹部分。

　　專制邪惡就在於它使許多人生命功能失靈，他們完全否定了自己眼睛及大腦的功能，久而久之使自己不知不覺變成了壹個不完全的人。“泛五毛”再壹個特徵是，他們於明顯的錯謬不僅不自知，反而以他病態的判識尺度，激進地予壹切與他的認識不同者作出否定的結論，他們反而認為是別人已經不正常。這是當下及未來壹個較長時期中國病的最可怕症候。

　　任何有目共睹的社會弊端革除起來並不十分棘手，有目共睹便易達成共識，而又合力以赴。但有些弊端的可怕在於它與我們許多同胞的生命及生命感情合體、成了生命本身，而自我感覺甚好，大部分旁人又不能看清了，這就是問題的極複雜壹面。

　　“泛五毛”們總對他人的正常保有著敏感的警惕，妳若在他面前表現出了妳作為人的正常，妳就是嚴重冒犯了他，他就會激烈表達對妳的反感，並會指責妳的“不正常”，這是他們的另壹個病症所在。

　　鉗制人民思想、言論自由的惡果便首先顯現在鉗制者自己身上。先是慢慢地喪失人類的感情及思想特徵，終於最後必然地使自己喪失人性，變成壹個冷酷的專制動物。已經顯見的現實是，不允許人們表達與己不同的見解的後果是，在個人人性及心智方面，遭受最嚴重損害者卻是他們自己。他們首先使自己喪失了進行自由與大膽探索討論的習慣，不知不覺中便喪失了作為正常人在這方面的感情，他們作為人的理性及心智特徵不但停止了正常的生長，反而迅速地褪化了乃至斫削全無。

　　當壹群人喪失了獨立思考、正常懷疑的人類感情時，使他們去探索真理，使文明生長，那等於把石頭當成雞蛋孵化。人類社會已顯明了的普遍經驗表明，獨立自由的思想、言論環境，是生成偉大思想成就的前提，亦是芸芸眾生理性、心智生長、發展的必要條件。壓制人們的思想和言論自由，強逼人們放棄自己的思想和表達，是人類社會中最醜惡、最蠻橫而最不可思議的暴虐。

　　而2017年後的中國，普遍而實質性的思想及言論自由環境建立及維持，需要人們對企圖控制或影響思想、言論自由的行為保持敏感的警惕及不妥協的鬥爭。壹方面，這是中國民主憲政制度良性生長的必要前提，另壹方面，這樣作完全符合我們、我們子孫後代的長遠福祉。西方的成熟經驗顯明，思想言論、出版的自由，對於監督、改變弊政，使社會風氣改變並良性生長，對公民社會的發育、發展影響巨大，這種自由的價值無可替代。沒有了這種自由或這種自由是不完整的，自由民主憲政的美好制度就不能存在，這是“泛五毛”病症發現並矯治的大意義所在。

　　紀念高貴的殉道者，他們是我們民族的光榮

　　昨日在母親遺櫃裡尋物時偶得《高智晟律師文選》壹本，坐下來壹口氣讀了致中共賊首的三封公開信，在自己有了同樣的酷刑經歷後，才真曉了那種災難的何其驚心動魄!山東的魏秀玲“死”而復活而終於又死。今天再讀，其悲慘狀直使人窒息，她死前下身竟是裸露著的，我的心持續為之顫抖著。“長春的劉博揚母子在被折磨至死前母子慘叫聲互聞……”寫下這些實地調查的文字又十年矣，殺人兇手們依然是“領導同志”，依然昂首挺肚，早已忘記了他們臉上永不可褪去的血污。這是類央視、《環球時報》、《解放軍報》諸惡媒體的成績，是全體壹路麻木下去的人民的功勞，是久淤於襟的恥辱。我彼時寫予胡、溫的那些文字，終於不能撼動這世界上壹些人麻木了的靈魂，邪惡政權行事如鬼的惡行依然未見有纖毫的改變。我的周圍，壹些見不得人的東西依然不舍晝夜地遊蕩著，認真經營著他們的主子永遠將中國留在黑暗裡的酣夢。這是潘基文們看不到也不願看到的。潘基文、普京、朴瑾惠們，他們好似別的星球的來客，對有目共睹的中國人權災難充耳不聞，對邀請他們來壹同光榮的惡棍們在當下中國的冷酷打壓言論、思想及信仰自由，野蠻阻撓憲政，阻撓教育改革、醫保改革，阻撓司法獨立，阻撓壹切普世文明價值傳播的有目共睹的醜行全無觸動。當有文字記錄並揭晾他們麻木了的靈魂。

　　中共黑惡勢力新近在全國範圍內對數百維權律師的刑獄、鞫訊、被失蹤的暴行，是繼“六四”屠殺、迫害“法輪功”及持續血腥強制拆遷暴行後的又壹公開的反人類罪的歷史惡記錄。這是人類文明共有的恥辱事件，不知潘基文們的內心是怎樣與這些顯然的反人類罪惡辦理交涉的?這次強盜集團的閱兵，在全國範圍內，所有的上訪人員、異見人士都遭致壓迫性管制，北京市，尚連飯館吃飯都必須出示身分證，提前十幾天即停辦了壹切包裹郵寄業務。這全是為了給潘基文們眼裡營造好的世界，給作賊心虛的惡棍們營造共歡的環境。

　　現在可以公開的是，我有兩部書稿已於8月中旬成功轉移出去，壹本《2017年，起來中國》，另壹本未予名，兩本書將在年內面世，書中是有些看頭予讀者的，故今天在此不想再多寫矣。

　　我想在此莊嚴地向妳們保證，所有今天發生在中國的反人類罪暴行，均無例外地將在2017年年底開始接受特別法庭的審判，其中究竟在即將出版的書裡有詳述。

　　讀三封公開信後信馬由韁寫下上述文字，以紀念那些已往逝的、高貴的殉道者，他們是我們民族的光榮，是這民族的最後力量，是這民族尚可有為、尚可高貴的證據，紀念他們，是我們終於還未完全泯滅良心的證據。

　　高智晟，2015年9月12日予。

　　郭國汀

　　中共專制暴政下為什麼冤假錯案堆積如山?

　　根本原因首先在於中共政權是個壹黨特權獨裁專制且不受任何有效力量制約的人類歷史上最惡劣最壞的政治體制。由於中共實際撐控了政軍警特公檢法司監獄媒體文化教育宗教，亦即中共獨裁撐控壹切，而由“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造成絕對腐敗”的政治學定律可以推論出“不受任何有效力量制約的絕對權力則必然導致絕對腐敗和絕對殘暴！”中共專制暴政正是此種不受任何有效力量制約的絕對權力。其次是因為中共專制暴政下，立法嚴重不公，而立法不公是最大的司法不公，因為水源受污染，必然使整條河流受污染。再次是因為中共獨裁撐控公檢法司軍警特，使得司法獨立及法官獨立審判成為不可能。中共立法時故意將全世界通行的“法官獨立審判權”掉包為“法院獨立審判”，而中共通過審判委員會（成員百分之百系中共黨員）法院黨委及政府特設政法委書記，嚴密撐控法院，因而使得法官根本無法依良知與法律（本身即包括大量惡法）獨立判案。事實上，所有政治案及敏感案件，均是由審判委員會或政法委書記定案，經辦法官僅是按其指示園案而已，也即“審者無判案權，判者未經審案”。再者，中國根本不存在獨立媒體當然不可能有所謂新聞自由，為了生存所有媒體要麼自宮要麼被閹，使得所有敏感案及政治案全部被強制消音，因而沒有新聞監督社會監督。此外，律師同樣很大程度上被偽司法部和偽律師協會撐控生存權，中共司法體制實質上是個逼良為娼的罪惡體制，事實上眾多中國律師業已被逼淪為司法娼妓，成為唯錢是追喪失律師職業道德倫理的經濟動物，還有不少律師則成為中共專制暴政的幫凶，最典型的即是所謂北京十大優秀律師，現任北京市律師協會會長李大進！若律師堅持真理堅持法治原則辦案十有八九必受中共流氓秋後算賬，輕者停業，失業，如張鑒康，楊再新，唐荊陵，郭燕及筆者；重者勞教判刑，如劉如平，朱宇飆，鄭恩寵，高智晟，郭飛雄；或隨時受中共特務監控騷擾暴打，如張思之，浦志強，李和平，莫少平，騰飆，李方平，江天勇，黎雄冰。。。鑑於上述原因，中共專制暴政下必然源源不斷地泡製大量冤假錯案。另壹重要原因乃是受害人的正當合法權益受侵害者，得不到及時公正合理賠償也是造成冤假錯案堆積如山的原因。

　　西方自由民主憲政國家冤假錯案極少發生，因為其政治體制屬自由民主憲政體制，代議制民主政體，所有政府官員立法代表均系全民定期選舉產生，他們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因而必須對選民負責而非對任何政黨負責；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人權法治的保障，政府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權力非常有限；獨立自由媒體對政府及其官員和全社會生活的全面隨時跟蹤監督報導；獨立司法體制下法官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有至高無上的真正獨立審判權；律師則完全自治得以全力為當事人辯護；因此在自由民主憲政體制下的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國家（包括北歐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社會正義、公正貨真價實。即便偶爾發生冤案受害人也能及時獲得豐厚國家賠償。例如加拿大著名冤案賠償甚至令受害人成為富翁：

　　? David Milgaard因強姦殺人冤案於1970年至1992年坐牢23年，後經DNA證據排除，宣布無罪；1999年名叫Larry Fisher的真兇落網，David 獲Saskatchewan政府賠償1000萬加元；? 壹名叫Simon Marshall 的弱智者，1997年被指控犯有15起強姦罪，他認罪服刑6年後釋放，隨後又被指控犯有三起強姦罪再次被捕，他亦認罪，並被媒體戲稱做the Ste-Foy Rapist，但最終經DNA檢測證明其完全無辜。因此2006年12月，Quebec 政府賠償了24歲的SIMON230萬加元。

　　? Thomas Sophonow 因殺人冤案於1981年被三次審判並坐牢四年，上訴法院1985年判其無罪，2000年6月8日，警方依DNA證據宣告系錯案，2001年獲賠260萬加元；? Donald Marshall 1971年因殺人罪被冤判無期，1983年上訴法院改判其無罪，後政府賠償他25萬加元另加每月的養老金。

　　反觀中國著名冤假錯案的賠償情況則令人心酸：

　　? 安微王忠志反革命50年冤案，1957年因拒絕村書記嫁女好意被被直接送到看守所關禁閉，理由是其不服從指揮，這壹關便是12 年，隨後被當作反革命罪判刑6年，後加刑4年。經2000多次申訴於50年後的2007年1月獲平反現索賠86萬元；? 湖北佘祥林因殺妻冤案坐牢11年獲賠46萬元，其中限制人身自由金255894.47元 (4009天×63.83元/天)；無名女屍安葬費1100元，家庭生活困難補助20萬元。（據《現代金報》9月1日）；? 雲南武威王柏元、袁秀英母子搶槍殺人冤案被分別判死刑和9年徒期，15年後獲25萬元賠償；? 湖南省湘鄉市東郊鄉石江村農民王威發1972年被屈打成招的搶劫、強姦罪冤案30年後得以平反昭雪，僅獲33000元補償；? 2001年陝西咸陽發生荒唐的“處女嫖娼案”，法院判決被告涇陽縣公安局事後向慘遭蹂躪的少女麻旦旦支付賠償金74．66元！

　　? 河南人肖世斌因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1981年改判無罪時已坐牢十年，為討賠償上訪二十六年迄今未獲分文賠償壹直在京上訪。前幾年已患直腸癌，開刀手術治療後，癌症已經轉移，由於經濟困難錢，無法再作治療；? 1997年黑龍江宋德文[強姦殺人]冤案坐牢七年迄今分文未獲賠；黑龍江哈爾濱鐵路工人史延生因“搶劫殺人”被判死緩，其母等3人被判包庇罪，壹家七口共被羈押5101天，獲賠6000餘元！

　　? 2004年11月份，半月談披露了河南三門峽市高鐵鋼“殺人餵狗冤案”，三門峽市湖濱公安分局刑警對高鐵鋼連續逼供16個晝夜，湖濱區檢察院在違法的批捕書上籤上：批准逮捕高鐵鋼證據不足，暫時批捕。局長譚魯生編造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心理測試專家武伯欣教授認定高鐵鋼有殺人嫌疑的結論。由此，高鐵鋼作為“殺人餵狗”嫌疑犯被無辜關押677天。事後，公安局和檢察院分別按超期羈押日均55.93元賠償標準給高鐵鋼國家賠償，再無下文；? 2005年9月安徽學生張虎張峰焦華王浩等四名學生因殺人冤案受安徽省巢湖市警方100天刑訊逼供致精神崩潰全部招供，2006年1月23日真相大白，協議中不提刑訊逼供每人獲賠6萬元。

　　比較上述加中冤案賠償案可見加拿大的冤案賠償標準是按中產階級平均年收入的十倍賠償冤案受害者（1034—1800加元/天相當於每天賠償人民幣7238元至12600元）。中國冤案國家賠償之可憐可悲荒唐至極！其賠償標準是按城市下層最低收入標準（5元人民幣/天），不賠精神損害和其他實際損失；且無權無勢越老實者，越得不到分文賠償，由此可見中共特色的所謂社會主義是什麼貨色。因為中共竊國盜政上千萬貪官污吏早已掏空了國庫（詳見郭國汀《中共政權是吸血鬼暴政！》），且在無知缺德乏能的中共專制暴政下每26個國民必須養活壹位如蝗蟲般的中共黨政幹部，加之專制暴政必然時刻人為製造無數冤假錯案。使得國庫根本不堪重負當然無能力按公平合理的標準賠償。欲根除冤假錯案，唯有徹底拋棄中共專制暴政，這就是歷史的結論！

　　2008年8月17日第129個反中共專制暴政爭自由人權民主絕食維權抗暴日於加拿大衝破精神思想的牢獄

　　——自由要義

　　迄今為止吾目力所及，應該殷海光先生有關自由的論述最為經典也最為通俗易懂。日後若有方家出現只能是好事。 至於錯君之論吾不擬再與之作無謂的論戰，因為汝有太多的玩世不恭，儘管吾敬佩汝之頑強鬥志，恕不再奉陪；因吾實在沒有時間，我已浪費過多的時間與汝論戰了。汝之其他兄弟，吾當然不論了。汝等愛怎麼說悉聽尊便。

　　至於是雜貨埔還是超市，此種爭論更無任何意義，吾並無多少學問有的僅是壹點獨立思考所得的獨立思想僅此而已。不過，請君記住：“鷹有時飛得比雞還低，而雞永遠也無法飛得像鷹壹樣高”!

　　此外，還有不少網友指責吾自封為“大律師”或是“大大律師”或是其他什麼的，這好像是汝等強加給我的。吾歷來公開宣稱自己決不是什麼大律師，僅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在律師界混得差點失業的窮大律師而已!吾並不聰明，更不是天才，僅是個十二分自信的傢伙，而且吾之’二百五’式或’洋徑浜’式的中英文是不入流的，登不了大雅之堂。

　　再者吾之自由主義觀，是真是偽，吾為爭取國人本應享有的諸種自由權，究境是“裝腔作勢”還是其他什麼的，歷史自有公斷，時間老人對壹切人均萬分公平，決不厚此薄彼。對於甘願作奴隸的人們，自由當然是壹錢不值!

　　思想自由，如果要有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必須以言論自由為前提，言論自由又與意見自由和出版自由密切相關。

　　在沒有政治安全之所，意見便不能自由流通，意見不能自由流通之處，人民終年在啞塞狀態之下昏然欲斃，哪會有旋轉乾坤的力量?

　　任何民主國家不禁止公民的言論自由，以及求知的自由。但所有的極權國家，都禁止言論自由，剝奪人民求知的自由。剝奪的方式除了控制消息來源之外，便是拿壹些天方夜譚來當作真理，如有不從，就威脅飯碗，進壹步則消滅人身，在此類地區所有的廣播，報紙，刊物的論調均如出壹轍。

　　言論自由是人之基本自由。惟具有此種自由，人才能有人之尊嚴。言論自由與極權統治不相容，因為所有的極權統治，都是建立在神話乘暴力之上。言論自由壹實現，那些神話容易被拆穿，那種腳本的戲就唱不成了。極權統治永遠要大多數人放棄自己的意見，惟少數人的意見是聽。

　　在民主國度壹定要經過充分的自由討論，讓各人發表各自的意見，不經本人許可，任何人不得以國家的名義拿走他人壹塊錢，更不用說奪走壹條人命!

　　如果國家的政策是正確的，那么正確的政策應該不怕在真正自由討論的場合公開爭辯，接受多方面的質疑。權勢只能建立權勢，但權勢永遠不能樹立真理。真理只能在自由討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來。

　　控制公共媒體者，實在不難讓人民只知道片面的消息，把壹切認為不合適的消息來源都過濾掉了，只留下其認為合適的壹種消息，使大家構成同壹種世界觀。這種愚民虐政是虐政中最虐的壹種。人民已成為思想監獄的囚徒而不自知。

　　真理的言論應能在言論自由市場上立足，讓持不同意見者詰難。只有經過這種自由爭辯的言論，才有希望被視為真理。真理無需真理以外的力量來推銷，也不需要真理以外的力量來保護。

　　人間愈是珍貴的事物愈是難得。言論自由即是如此。真正享有言論自由的只是那些老資格的民主國。其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權，且不受政治理由的限制。

　　要達到壹個美好的社會，可行的途徑就是發揮個人的自由創造力。

　　壹切形態的極權統治和真知真識真理勢不兩立。

　　現代極權統治刻意洗掉壹切客觀知識，而換上依其政治需要來編織成的壹套偽知識。

　　任何言論任何思想得自由地陳列在自由市場任人自由選擇。言論問題只有用言論來對付，思想問題只有用思想來解決。信仰問題只有宗教方法才能解釋。

　　在正義之治社會，沒有任何壹種言論和思想可以特別居於壟斷地位，而受到特別保護。各種言論和思想自由競爭，在機會均等的情況下，直接訴諸個人的觀察，判斷，分析等能力。凡用國家暴力強制確立的思想，無不證實為謬論。因為強制只能製造謊言而決不可能造就真理。

　　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為不可知的事，及不可預料的事預留地步，人惟有能繼續不斷地自由創造，人生才有不斷開拓的遠景。大自然之神奇永遠是人類智慧無法探明的，永恆的發明發現創造便是人類的使命。

　　人類的坦途是自由。在自由的制度中，各個人才能充分發揮創造力，人皆可充分發揮創造力，文化才可能有多彩多姿的發展。人類唯有在獲得身心靈魂自由時，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

　　以上是殷海光先生在1956年至1958年間公開發表在台灣省的言論，至少表明國民黨專制時期自由是多少的問題，而中共專制暴政下則自由是有無的問題。大陸並非沒有學人有此等思想，而是大陸極權專制長期的政治高壓，言論鉗制政策，使得大陸學人思想停滯，不敢想更不敢說而已，以至直至21世紀的今天，在中國律師這個公認為學識水準最高的群體中，仍有如此眾多的網友們主張：我們已經十八分自由了!國人水準不足以享受自由!吾國經濟落後不能主張自由，國民素質太低不配享有自由，否則亡國滅種之禍立至矣!南郭真的無話可說!

　　思想言論出版新聞輿論教育演講結社自由萬歲!

　　郭寶勝

　　虐殺政治犯要成為常態嗎？

　　——從張六毛慘死看被羈押者人權

　　雖然中國自稱沒有政治犯，但是那些因人權、政治公義而挑戰中共政權並被抓捕關押在看守所、監獄等羈押場所的犯人，就是中國廣義上的政治犯。在1997年新《刑法》實施前，政治犯壹般指犯有反革命罪的公民，1997年後，主要是指犯有危害國家安全罪的公民。改革開放前及“文革”期間，反革命罪等政治犯是被嚴加看管和低人壹等的犯人，虐待虐殺司空見慣；改革開放後的很長壹段時間，對政治犯待遇相比其他犯人稍有提升，尤其是比較有名的政治犯，看守所、監獄算是比較尊重他們。

　　但是最近幾年，政治犯卻成為要特別虐待的另類，警察、管教對待政治犯的嚴酷超過其他類型的犯人，政治犯在看守所、監獄等地受盡欺辱、甚至被折磨致死。從唐荊陵、郭飛雄、劉遠東等不得放風，到力虹、李旺陽、曹順利不明不白死在監獄等羈押看守場所，和最近發生的維權人士張六毛慘死在廣州第三看守所事件，都說明如今虐待甚至虐殺政治犯已經成為常態，對待政治犯已經退回到“文革”時期，這壹切不能不引起海內外各界的高度關注與呼籲。

　　張六毛，男性，1972年6月20日出生，廣州公民，曾任職廣州中石化，因公民活動而被公司藉故開除。2015年8月15日，疑因涉及《杜鵑》雜誌案件，被二十多個警察闖入他家及其親屬家中進行查抄，並宣佈張六毛因“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曾關押於廣州天河區看守所，後轉至廣州第三看守所。律師申請會見被當局以張六毛涉嫌“反黨”“反國家”禁止會見，最終律師被迫退出。11月3日，其家屬接到廣州第三看守所的電話：稱張六毛已去世。11月4日，張六毛的親屬與陳進學律師前往廣州三看瞭解情況，看守所說屍體在殯儀館。11月5日，由於沒有死亡鑑定書，家屬和律師在殯儀館無法見到遺體。同日，中國公安部刊文《“項羽後人”夢“天下”、“影子兵團”演鬧劇——廣東警方摧毀壹個企圖製造爆炸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團伙》，污衊張六毛是製造炸藥妄圖暴力顛覆政權的恐怖份子，並稱其被捕後死於鼻咽癌晚期。媒體定性、掩蓋真相，是中共壹貫手法。

　　從張六毛的突然去世、警方百般刁難家屬見遺體和媒體造謠定性下結論，足以知道張六毛死因有疑，完全是非正常死亡，十有八九是被毆打致死的。張六毛被虐殺說明中共國家機器對人權活動人士的鎮壓已不擇手段、窮凶極惡，警察們對政治犯的虐待和仇恨已經達到了壹個新的高度，參與聲援張六毛事件的諸多人權活動人士都表達出如此心聲：“今天張六毛、明天妳我他”。

　　人權活動人士及政治犯在監獄中受虐待甚至被虐殺，張六毛不是近年來的第壹個，也不會是最後壹個。力虹、李旺陽、曹順利是近幾年被虐殺的著名人士。力虹即張建紅，1958年出生，他曾於1989年六四期間發動寧波市文學界和新聞界聲援北京大學生的抗議活動而被勞教3年。2007年1月12日力虹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六年徒刑。在獄中因受虐待，患上壹種罕見的神經系統疾病，造成雙臂肌肉嚴重萎縮，期間力虹的家屬多次申請保外就醫均被拒絕，延至2010年6月才獲準保外就醫，但其時已經全身癱瘓，很快去世。力虹死時才52歲。他純屬被國家機器在羈押場所虐殺。

　　李旺陽，1950年生，湖南邵陽人，他是中國獨立工會最早的活動分子，1989年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而被判入獄13年，2001年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又囚禁10年，累計達22年。2012年5月22日接受香港有線電視訪談，訪談在6月2日播出，當地國保嚴密監控李旺陽，6月6日，在湖南邵陽市壹間醫院被其親屬發現身亡，死因成疑。當局屍檢報告結論是自殺，但遺體在沒有親人許可下被強行火化。李旺陽被自殺事件引起海內外、尤其是香港大規模的抗議和遊行。

　　曹順利，1961年生，北京大學法學碩士。2008年曹順利在北京發起“北京維權之旅”活動，因此被勞教1年。2010年剛出勞教所16天，又因世博會再次被勞教1年零3個月。曹順利女士於2013年9月14日又因多起人權活動被抓捕，當天送進朝陽區看守所羈押。曹被羈押看守所期間，健康狀況急劇惡化，當局拒絕讓其及時治療。直至2014年2月19日昏迷被送進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延至2014年3月14日去世。

　　張六毛、力虹、李旺陽、曹順利等被虐殺的政治犯僅僅是近年來在羈押場所被迫害致死的人權活動人士的冰山壹角。如果加上新疆、內蒙、西藏（如著名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在關押13年後莫名死亡，他的死亡引發衝突，警方開槍）人權活動人士、法輪功和基督教等宗教自由人士在羈押場所被虐待致死的，這個數字是非常巨大的。足以震驚全球。

　　除了近年來中國政治犯被虐待致死案不斷增加外，對政治犯在羈押場所的虐待迫害近年來也在加劇。正如剛出獄不久的著名人權活動人士趙常青所說：“我認為在監獄的情況非常惡劣，可以說這次所承受的苦難，比以前幾次牢獄所承受的苦難總數還要多”。

　　根據筆者在1993-1999年被羈押過的北京、深圳等全國四個看守所的經驗，當時管教們對政治犯還算比較尊重，這可能是因為他們認為政治犯不是流氓、搶匪，不是因個人私利抓進來的，他們中不少人還認為政治犯為社會道義進來，值得尊敬。各地警察、看守所管教如果知道妳是政治犯，壹般會禮貌壹些，有大學畢業的管教還特別喜歡跟政治犯聊天解悶。但是近年來由於中國社會矛盾加劇、國人道德良知的墮落和泯滅、中共極權統治法西斯化達到極致，故對政治犯的折磨、虐待也不斷升級。廣州看守所對人權人士郭飛雄、唐荊陵、劉遠東等的禁止放風就是典型案例。

　　根據1990年發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守所條例》第二十五條：“人犯每日應當有必要的睡眠時間和壹至兩小時的室外活動。看守所應當建立人犯的防疫和清潔衛生制度”。看守所中的室外活動，俗稱“放風”。筆者在廣東深圳看守所被羈押過三年半。深圳看守所每個倉（即監室）都連著壹個放風場，通過壹個鐵門相連，鐵門用電控制，非常厚實。鐵門外為壹個沒有屋頂的三面圍牆圍起來的小場子即放風場，屋頂被鐵條嚴嚴實實地分割著天空。壹般放風時間是上午10點到下午五點。放風是犯人們最開心的時間。我在深圳市看守所時，除了下雨天和管教故意處罰整個監倉外，都有放風的機會。在放風場走走，呼吸下新鮮空氣，仰望下被鐵條分割的天空，心情就稍微舒暢些。如果通往放風場的鐵門緊閉，如果整天不給妳放風的機會，那種感覺就快窒息而亡。

　　但放風這個所有犯人的基本權利，近來在政治犯身上不予實施了。眾多人權媒體確認，自2013年8月8日被捕至今日為止，中國民主活動家郭飛雄（本名楊茂東）已經在廣州天河看守所被關押2年多沒有放風。其律師多次抗議無用。律師報告說，在最近的會見中發現郭飛雄的記憶力、表達和思維都已經受到損害。

　　同是廣州人權活動家的劉遠東於2013年2月23日被捕，其代理律師劉正清在2015年8月19日指出，劉遠東被關押兩年多，至今不獲放風，所以沒見陽光，倉內擠滿人，他患有腸胃病、皮膚病等，情況不好。

　　另在唐荊陵壹案中，中國公民不合作運動的首倡者和主要推動者唐荊陵自2014年5月16日被刑事拘留後，郵寄和送書、寄信都被第壹看守所扣壓和退回。在被關押期間，唐的母親去世，而當局也沒有同意他回家看母親最後壹面。唐荊陵及同案政治犯袁新亭、王清營三人自入獄後1年多沒有放風，他們被迫參加勞動、晚上被迫值夜班，關在壹個二十平米20壹30人的房內，營養不足、生活條件很差，生病得不到醫治，變相被同室和管教欺侮，經受被帶手銬、腳銬、定銬等折磨。折磨還導致王清營精神狀況失控。

　　海內外人權活動人士對中國當局不給予郭飛雄、劉遠東、唐荊陵、袁新亭、王清營等政治犯放風的權利表示極大的憤怒和不安，認為這是將政治犯與其他犯人區別開來加倍迫害和虐待的典型案例，是對他們的蓄意殘害和慢性屠殺。

　　總之，中共的法西斯化、中國社會的“文革”化越來越明顯，其中的壹個表徵，就是對政治犯的虐待和虐殺越來越劇烈，幾乎要接近“文革”時期了。被虐殺的張六毛、力虹、李旺陽、曹順利等人權活動人士，至今還在虐待中的郭飛雄、劉遠東、唐荊陵、袁新亭、王清營等人權活動人士，都應該引起國際社會和全球正義人士的廣泛關注，而中共當局對作為政治犯的人權活動人士的暴行，必須受到全球正義力量的揭露、譴責和制止，否則中共就會更加肆無忌憚地虐待政治犯、虐殺政治犯，並使其成為常態。海內外的人權活動人士，讓我們無所畏懼、全力以赴，為那些正在被虐待的同道、為中國的人權民主事業吶喊到底、抗爭到底！

　　伍凡

　　審薄案是壹場雙簧鬧劇而已

　　公審薄熙來是以小罪掩蓋大罪

　　過去這壹週有好多大戲在看，這個戲還在演。從習近平角度來講，他面臨的是黨內的鬥爭、社會矛盾激化、經濟下滑、資金外流，壹系列的問題都在這個時候爆發了。那麽黨內鬥爭目前最激烈的壹場，“公審薄熙來”這場大戲正在上演。今天是第三天了還沒有結束。我看了這3天，這個戲越看越沒有味道，為甚麽講沒有味道？妳看到最後，從這場大戲的裡邊，妳究竟看出實實在在的真實的信息，有沒有告訴各位？全國的老百姓、全國的鄉親父老，妳們從裡邊真正能看到薄熙來真的犯罪了嗎？他犯了多大的罪呢？還是看不出來。

　　所以我說這場公審薄熙來是壹場演雙簧的鬧劇。為甚麽這麽講？我們看看中共首先定的薄熙來是甚麽罪？定了6條。從去年開除他黨籍、開除公職之後，發表了公告定了他6條，這裡邊又牽涉到，第壹，他嚴重的違反黨的紀律。第二，王立軍和谷開來故意殺人案件中，薄熙來是涉及了。第三，為自己謀利，也為別人謀利，利用自己的職權。第四個是利用職權，谷開來和他的兒子都得到好處。第五個跟100多個女人有性關係。第六個就是組織人事紀律、用人失察失誤等等。這6條罪名到現在只剩3條了。薄熙來是壹條壹條都反駁、都不承認，最關鍵的薄熙來是不是僅僅這6條呢？不止啊。

　　他最關鍵的，對習近平來講他是“犯上作亂”，他要想謀取大位，對習近平來講是壹個致命的對手，這次沒把它定出來。還有壹個他是“殺人犯”，殺甚麽人？在重慶唱紅打黑，殺了很多資本家和那些黑道和黑官，更重要的是他殺了法輪功（學員）。這兩個大罪，在這場戲裡邊沒有演出來。並且谷開來殺海．伍德的事情也不提。那麽究竟把他定了多少呢？只定了3 條，賄賂2千多萬、貪污500萬；還有壹個就是濫用職權。

　　濫用職權到現在為止，它集中在大連和重慶的唱紅打黑，殺資本家的事情到現沒有任何壹個具體的名字出來。所以這麽大的罪，妳把它縮小到壹個經濟犯，或者是壹個用官位權柄用的不當，犯這樣的罪非常的錯。所以演到現在，薄熙來壹條壹條都否認了。

　　那麽我們問：這個事情為甚麽會出現這個狀況，是有意的呢？還是無意的呢？就說這兩天所演的戲下來，人們壹定會想為甚麽會演到這種程度？是人們估計他會認罪，用他的兒子來做交換，不再起訴他的兒子、不涉及他兒子薄瓜瓜的事情，但是第壹天在中級法院提的起訴書裡邊就把薄瓜瓜寫進去了。所以這是不是事先達成協議，事後中間有變化了，薄熙來在這兩天中間把自己的供詞全部否認了。

　　那麽另外說是有意的或無意的呢？還是甚麽？在我的觀察是個演雙簧，怎麽講？壹個是“周瑜打黃蓋”，壹個願打、壹個願挨。過去妳薄熙來這17個月來妳給抓起來審判中間，妳那些東西都承認了，妳不承認我怎麽審呢？這個承認不是說口頭承認，所有都有錄像並且還有文字簽字記錄在案。那麽他否認說，我當時是因為受到精神壓力，或者說我頭腦空白甚麽都記不清楚了，糊裡糊塗的簽了字了。這種事情在庭上講出來是個笑話，人家當個笑話，妳是個大人、妳是六、七十歲的人了，妳是做過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人，妳講的話能夠算數嗎？現在完全不能算數。

　　可是這場戲又演出來了，為甚麽讓他演？ 他又達到這樣的目的，首先薄熙來的罪案不只這3條耶，第壹次中共中央開除他的黨籍、開除他的公職的時候列他6條罪狀，可是公審的時候只有3條，還有2條最大的罪狀它乾脆抹煞掉了。第壹個他要謀反，跟周永康這些人要聯合起來要把習近平拱掉，他爭取當中央總書記和國家主席，這是謀反，這是中共最忌諱的事情，妳犯上作亂嘛。把這件事情引開了。

　　第二個最大的事情，無論他是在大連也好、在遼寧省省長也好，他主持壹系列的迫害法輪功、屠殺法輪功（學員），把屍體拿出來做標本拿到外國，到歐洲、美國來展覽，還成立了公司去賺錢。這個罪行是反人類罪、酷刑罪，中共審判中間把它抹煞掉了、也掩蓋起來了。為甚麽？因為這個涉及到全世界有十幾個國家訴了薄熙來，最終他進不了美國、進不了加拿大。他那時候商務部長要經常出國的，正因為人家起訴他說妳有罪狀，有那麽多的法輪功學員憑實據、憑事實來告妳，別的國家接受了訴狀來起訴妳。

　　這個時候他還能代表中國的壹個政府的官員出去嗎？這非常丟臉的，所以他不能再做商務部長了、不能出國了。這個事情要把它掩蓋起來，妳把它掩蓋起來並不等於妳沒有罪。那麽現在的作法就是用小罪來掩蓋大罪，用小罪來演戲、演雙簧給大家看，演雙簧的目的還有壹個就是主導輿論。

　　演雙簧公審薄熙來的最終目的是保護共產黨，掩蓋共產黨罪行中共現在主導輿論，第壹，妳們給我看到薄熙來可翻供，可以在上面怎麽講話我們都不制止他，這表明我的審判是公平的、是開放的。可以達到這麽壹個目的。第二，他多壞、多壞、多壞，壞就壞在貪污、腐敗，其他的壞壹概不讓妳去想、也不讓妳知道，轉移這目標。這樣的審判，人們問：“最終的目的是甚麽？”為甚麽要公審薄熙來呢？為甚麽要公審他？因為公審薄熙來它達到這麽壹個最主要的目的，維護共產黨的政權、保護共產黨。這是第壹。

　　第二，維護習近平的大位，否則大家都來謀反的話，習近平還能有日子過嗎？殺壹儆百，把薄熙來這個梟雄幹掉，這個干不壹定殺妳喔，我把妳關起來關在籠子裡，這樣的話可以達到我的目的。至於妳現在怎麽唱也好、怎麽叫也好，沒關係，我有錄像、我有妳的簽字，我可以定妳的罪，妳再否認也否認不掉。所以它達到這個目的就演這套雙簧。

　　這個雙簧演出來，那薄熙來得到甚麽呢？薄熙來想：“我倒霉了，我最後落在妳手上，我最後出口氣，我就是在庭上給妳鬧壹陣，我就瞧不起妳們這些人。”他從心眼裡面瞧不起胡、溫、習、李，他認為：妳們都不是有才幹的人，這大位應該我坐，我倒霉了，我現在也在庭上鬧壹番給妳們出個丑。僅此而已，還能達到甚麽目的呢！

　　薄熙來庭上翻供的目的

　　所以這場戲演了兩天，各位聽眾妳們看到，妳能真正得到薄熙來真的犯了甚麽罪的實際內容，妳知道嗎？不知道，因為中共不讓妳知道，只讓妳知道壹些小小的case。對薄熙來來講有好處，我把最大的罪名躲開了，妳不會拿我貪污的兩千多萬人民幣，摺合美金不過是幾百萬，妳不會殺我的頭。為甚麽？他為甚麽要這麽做？為甚麽跟它鬧呢？他壹定看準了，在中共黨內有壹批勢力是不贊成習近平的，而同意薄熙來的壹些做法。他有太子黨還有壹些毛左，還有壹些挺薄的這些人，因為現在中國社會搞的貧富差距那麽大，所以使得那些最貧窮的老百姓反而懷念毛澤東了，那個時候我的日子、我的情緒、我的心情比現在還好過壹點， 所以毛左的社會勢力出來了。

　　而這個社會勢力就會反映到共產黨內部人，黨、政、軍各派，所以他想：“我在庭上鬧壹下，妳壹定要顧忌到共產黨內有壹批人會同情我、支持我、暗地裡幫我講話的，習近平再狠、再狠妳動不了我，妳只不過是在量刑上面加壹點小壹點而已，其它我還能夠活下去。”所以他保著這個想法。再有壹點他無論如何要保他的兒子，妳千萬不能再提薄瓜瓜了，妳再提薄瓜瓜我甚麽都給妳翻出來，我們有壹個底限，我們只談錢和財，我們不談其它的。這是他們默契的地方。

　　所以我說他唱雙簧，就在這個地方公審妳，公審之前，經過了17個月的調查、審問，包括中紀委、檢察部門壹起，有錄像、有錄音還有文字上的簽字，都已經承認了，可是到了最後出來是壹個全盤否認。很多人覺得大吃壹驚，為甚麽會演這壹個？是不是這不按劇本唱？但是在我看來他們是心照不宣的雙方都在演唱各自的劇本。最終的目的，習近平要達到：我只要把妳關起來，我的目的達到了。

　　第二個我讓妳在庭上去胡說八道，讓他證明我的司法公正是開明的、是公開的，我沒有強迫妳。但是他手上有把柄，妳所有認罪的錄像、記錄、錄音、簽字的文件妳逃不掉，並不壹定要說妳在庭上認罪了我才可以判妳的罪，妳在整個偵訊過程中妳所認的罪就算數了。還有事實有證人、有旁證、有物證等等這些都可以定妳的罪。

　　那麽薄熙來他想，妳再怎麽判妳不會把我殺了，了不起就是壹個死緩，判20年到死緩，對薄熙來來講他認為都壹樣，為甚麽？再也沒有出頭的機會了，只不過是名字不同而已，關到牢籠裡頭了。薄熙來想妳既然不能殺我，那麽我就在庭上大鬧壹番，妳能怎麽樣我？這壹場劇鬧下來，這雙簧劇唱到現在還沒有完，但是最終壹點，薄熙來妳是要下台的、妳是要進牢籠的、妳最後要像江青壹樣。30幾年前判江青的時候不也是高喊嗎？“妳們都是背叛了毛主席，我是毛主席的看門狗，他要我咬甚麽人我就咬甚麽人。”喊了壹通了以後結果還是判死緩，最後死在牢籠裡頭、死在秦城。

　　從這壹點再回看歷史來講，無論現在妳薄熙來怎麽叫、怎麽唱，結局是壹樣的。習近平走到這壹步他是算贏了還是輸了？我看他還是贏了，因為他最終要把妳薄熙來關起來。那麽他沒有能力完完全全不讓薄熙來講話，他做不到，為甚麽？我們看看在1935年斯大林也舉行過壹場轟動世界的世紀大審判，他審判誰呢？審判布哈林這壹批老革命領袖，這批人是跟列寧壹起參加十月革命起義的壹些老領導，斯大林要把這批人殺光、斬決，他做了非常重的壓力，詳細的工作之後，在布哈林被槍斃之前，他喊“斯大林萬歲”。妳習近平有那個能力嗎？妳做不到，妳既然做不到妳只好讓他在庭上否定壹切，但是他並逃不了罪，那個罪的把柄還在那裡，事實在那裡。

　　公審薄熙來就是公審共產黨

　　最終習近平只能說，好，妳唱妳的，我來判我的。這場雙簧戲就演到現在，因為這場戲妳每天看，看來看去，走來走去，就是這麽壹點內容，沒有更多的人告訴妳究竟薄熙來他是壹個甚麽樣的人，從這壹個往上推，我們看共產黨這些領導人，究竟是壹些甚麽人？

　　有人問：薄熙來妳用2,500萬定他的罪那不是小看他了嗎？中共的壹個村長、壹個鄉長貪污的錢都超過這個10倍都不止，妳用這個定薄熙來，用2,500萬來定他的罪實在是當笑話看，小兒科了。

　　所以為了要保護共產黨，他們不願意把犯上作亂、殺害法輪功這些更大的罪曝光，僅僅用小小的壹些罪名來壓住薄熙來；薄熙來知道妳用這種罪名壓不住我，所以我就來給妳翻供。這壹翻供習近平的反應是甚麽？習近平的反應是我不講話，由法庭去處理，並且讓中宣部下令全國中央到地方的媒體圍攻妳，都罵妳薄熙來兩面三刀、不是人等等。可是這樣罵有作用嗎？老百姓能相信妳罵的是薄熙來，實際上罵的就是共產黨。

　　所以在我看來，這次公審薄熙來就是公審共產黨，因為薄熙來是共產黨的化身之壹、主要的領導人之壹，可是妳壹點不讓他公審，那麽妳這場戲就不要做了，那麽妳怎麽處理薄熙來呢？要通過這個法律程序，通過法律程序處理薄熙來才能達到妳最後把他關起來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間又想保護共產黨的面子，最大的罪行掩蓋起來。這就是這場唱雙簧的最終目的。雙方各有所求，但是贏家是習近平，輸家是薄熙來。

　　共產黨內鬥不已，再壹場是公審周永康

　　那麽這個戲是不是就到這為止了呢？不會，因為共產黨的鬥爭還在不斷的發生，壹直不斷的發展，下壹場大戲可能就是周永康。人們正在講昨天網上壹個消息說，周永康的兒子帶著老婆、孩子、岳父、岳母逃到了洛杉磯，昨天出來的消息，並且講這個月的月底要把周永康抓起來，這是真的還是假的？我們不知道；也講過鄧小平的兒子和女兒逃跑到澳洲去了，現在沒有下文了。那麽周永康的事情不那麽簡單，不會沒有下文。因為周永康的位置比薄熙來更高，他所掌握的犯罪的把柄給人家抓的更多，尤其是處理的法輪功、鎮壓老百姓、槍斃楊佳等等，這個罪行都在周永康身上。

　　所以我們從公審薄熙來的雙簧劇這個角度來看，下壹場戲會更大。那麽共產黨怎麽樣把更大的罪行掩蓋起來呢？他要用甚麽辦法去處理周永康呢？是不是同樣也是雙簧劇呢？我們拭目以待。這是我對大家非常關心的這壹場對薄熙來公審的壹個看法。

　　公審薄熙來絲毫沒有減少中共面臨的危機

　　薄熙來公審是不是表明共產黨的矛盾就解決了？NO，我們可以看到，從最近習近平批准向下傳發的九號文件，九號文件裡邊特別提到“七不講”，這個九號文件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發給省、地、市以及軍隊師壹級的領導幹部看的。它裡面非常明確的講明，如果我們不能夠掌握住輿論、不能夠把外來的帝國主義和異議份子的那些輿論抵擋住，那麽我們的政權將喪失，就不能保存。這個文件發的時候正好和公審薄熙來是相對應的。所以我們回來看看，為甚麽公審薄熙來用這樣的模式，用半開放的模式，讓人們感覺公平、公正的壹種方式、壹種幻想、感覺來處理薄熙來的案子呢？因為他們要掌握輿論，要欺騙老百姓；如果走普世價值、自由民主道路的話，那共產黨政權壹定垮台。

　　所以他們還是要走既不反對鄧小平的，也不反對毛澤東的，這兩條路線要把它合併起來，要掌握所有的輿論工具，掌握新聞媒體來保衛共產黨。在這次審判薄熙來的過程中間，可以看到他們充分的、全面的控制著媒體，妳不可能從這個媒體之外得到更多的信息。沒有壹個記者，尤其是外來的媒體可以進入到現場，我們現在所得到的信息都是由濟南市中級法院的壹個微博壹條壹條傳出來、寫出來給妳壹張照片，就壹張照片更多的沒有了。

　　他完完全全用這些來引導人們的情緒、思想和心理，這是習近平認為的創作，既能滿足妳們想知道壹些，可是我又控制住更多的內容不讓妳們知道。九號文件出來以後對共產黨能挽救嗎？我們看看九號文件它談的是甚麽呢？九號文件它第壹，宣揚西方憲政民主，企圖否定當代領導、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妳宣揚憲政的話，那就是否定現在共產黨的制度，所以它堅決反對妳。

　　第二，宣揚普世價值，企圖動搖黨執政的思想和理論基礎，它不讓妳宣揚。第三，宣揚公民社會，企圖瓦解黨專政的社會基礎，社會基礎就是老百姓，妳只能做順民妳不能有自己的公民社會、妳不能有公民社會裡邊的可以結社、結黨、成立非政府組織等等，通通不允許。第四，宣揚新自由主義，企圖改變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就是它要把經濟做為鳥籠經濟控製得緊緊的，只能有共產黨的國進民退，不能讓老百姓有銀行、有大企業等等，要控制住這個經濟制度來支持共產黨的政治制度。

　　第五，宣揚西方的新聞觀點，挑戰中共黨管媒體的原則和新聞出版的管理制度。這就很明顯了，新聞媒體老百姓不能夠擁有的，妳講話要不符合共產黨的新聞原則，通通封殺。從這次審判薄熙來已經看的非常清楚。九號文件的第六條它講，宣揚歷史虛無主義，企圖否定中國共產黨歷史和新中國歷史，這話怎麽講？就是說妳不能夠去講共產黨的罪行，不管是過去的和現在的，壹概不能講，否則妳就是歷史虛無主義。

　　甚麽叫“虛無主義”？我就否定妳過去所做的壹切，因為妳殺人太多了，搶老百姓財產太多了，把環境污染那麽嚴重，老百姓不能講，妳講了就是妳否定共產黨的歷史、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就是妳只能講它好，它做再壞妳也只能講它好，這個就是愚弄老百姓、欺騙老百姓、封閉老百姓。

　　第七條，質疑改革開放、質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妳不能夠講現在改革以後開放這個社會的性質妳不能否認，因為這個社會已經變成貧富不均、高官貪污、太子黨掌權，軍隊是黨化、政治化，而要求軍隊國家化通通作為壹個錯誤事項批判。反正共產黨所做的，改革開放所有的妳不能講，妳講了要麽就批判，要麽就請妳喝茶、請妳喝咖啡、請妳去旅遊。

　　九號文件提出來七條錯誤的事項，壹個主張最終的目的是甚麽？就是不准妳有獨立思想、自由的思想，不能根據事實來講話、不能講共產黨任何壹點壞的，哪怕它當妳的面殺了人，妳都不能講它壞。世道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了。

　　共產黨為甚麽要這樣呢？因為它知道老百姓知道所有的真相以後，都會起來反對它，起碼會憤怒妳、仇恨妳，這壹點人們的心理絕對會產生，所以它非常害怕。九號文件最終目的是壓制老百姓，從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全面的壓制來保護這個政權，這裡邊它已經寫的很清楚了；如果不能控制住這壹些，那麽共產的政權就完蛋了，它自己承認了。

　　這個過去胡錦濤也講過，中共的政權不是永遠可以執政的，總有結束的時候，這個話習近平也講過，那麽現在他特別告訴全黨的中層、地市級以上的高官讓他們要為共產黨保護政權、賣命，如果妳不走這條路妳就別想當官。可是這些高官們看看妳審判薄熙來、看看妳審判劉志軍、劉鐵男，他們會真的替妳賣命嗎？NO，不會！

　　我們看事實嘛，那麽多的裸官把他們的子女、家屬送到外國去了，他們隨時準備逃跑的，他知道這個政權是不穩定的。妳審判了薄熙來，難道共產黨就團結壹致來為妳習近平效勞嗎？NO，這些太子黨們看的很清楚。所以周永康的兒子以及鄧小平的子女往外跑了，現在無法證實，但是時間再往前走，終有壹天這些事實會曝光的，因為這個社會動盪不已，並且習近平那些作法、最近的講話，說前30年、後30年不能矛盾，要把鄧小平路線和毛澤東路線結合起來管理這個社會，那不是大打架了嗎？

　　妳究竟要左還是右，這兩個本身矛盾的東西，妳怎麽走在壹起？尤其是在經濟上面非常衝突，而實際是講歸講，他還是走鄧小平的路，他不會再去辦人民公社了，但是他用這兩條毛澤東的無法無天、文化大革命再加上鄧小平的四個堅持，兩個結合起來控制這個軍隊、控制黨、控制社會，想保持這個社會繼續沿著共產黨的意願這條道路來走，我想走不通的，為甚麽？矛盾太大了。

　　每天每天我們所看到的事實，不是朝著習近平中共中央他們的意願走的，而恰恰是相反，走壹個相反的道路，他們無能為力改變這個社會的現狀，改變不了。最簡單壹個事實，妳花了那麽多的錢投資印刷那麽多的鈔票，經濟改善了嗎？沒有；這些錢留在中國了嗎？沒有，往外跑了，妳有多少錢印填這個窟窿呢？妳有多少錢可以印了滿足這些貪官污吏的壹些黑洞呢？滿足不了。

　　相反的，在這個時候老百姓看到妳這麽樣的揮霍、這麽樣的貪污，從薄熙來的審案中間也看到、從劉志軍、劉鐵男的審判中也可以看到，都是貪得無饜的壹丘之貉，包括現在在位的25個中央政治局委員、7個政治局常委都是壹個貨色，那麽人們還能信妳們嗎？

　　公審薄熙來改變不了中國的現狀

　　所以從薄熙來公審的反應來看，無論是中國的網民以及外國的媒體，包括越南共產黨的報刊、網民，包括在英國留學生的反應，他們都不認為妳這樣唱這場戲能讓人相信共產黨能打大老虎、能打小蒼蠅、能改變中國嗎？改變不了。妳即便打10個這樣的政治局委員，妳都改變不了共產黨貪官污吏的這個局面，因為共產黨按它講有 8千萬，它的幹部、黨員、掌權的至少有800萬，妳殺了10個妳能改變800萬貪污腐敗的局面嗎？改不掉，更爛的了。

　　所以我說妳唱這場戲只不過是渡過眼前這個難關，把薄熙來關起來讓妳減少壹個挑戰者，可是共產黨更大的挑戰是在社會、是共產黨內部、基層、中層，在黨內、在軍內要軍隊國家化的呼聲，這壹些是根本的挑戰，妳在制度上不能夠解決這些問題的話，這個挑戰是不會結束的，今後這種挑戰會越來越激烈、越來越頻繁。

　　我們可以看到蘇聯的倒台也是在共產黨這樣的內部鬥爭中，老百姓興起反對共產黨呼喊聲中突然倒台了、突然消失了。那麽共產黨面臨著正是同樣的局面，共產黨內部鬥爭不已、經濟下滑、資金外流，妳不能用審判薄熙來來解決所有這些問題。所以它面臨著更大的矛盾、更大的風波在後頭。

　　徐沛

　　壹甲子紅牢 四代人抗爭

　　六十年前，共產黨靠外援、暴力、宣傳和特務顛覆了中華民國，迫使第壹代反共的大陸人追隨蔣介石領導的民國中央政府敗退到了台灣。兩百萬大陸難民象潮水壹樣湧入台灣島，給被日本統治已半個世紀的六百萬台灣人帶去莫大困擾。

　　這之前發生了台灣人與民國地方政府的矛盾在地下共產黨員誘導下變成遭致武力鎮壓的 “二二八”暴動。“二二八”成了台灣居民與外省移民的第壹道至今未全癒合的裂痕。儘管如此，台灣人卻因此免遭紅禍，與大陸人相比可謂不幸中的萬幸。

　　共產黨在大陸顛覆民國政府後以“鎮反”、“三反”、“肅反”為名殺害了無數沒能逃離大陸的民國精英。與此同時，中共開始卸磨殺驢，迫害為中共竊國立下汗馬功勞的槍桿子比如高崗與筆桿子比如胡風。中共竊國後，整人運動不斷，導致至少八千萬大陸人非正常死亡。

　　反思共產黨在大陸的六十年暴政，我得出“英雄何其多？— 林立果不是唯壹”的結論。撰文紀念了奮起抗爭的張志新、林昭、李九蓮、鍾海源、遇羅克和林立果等壯烈犧牲的大陸英雄後，有讀者告訴我大陸媒體為慶祝中共竊國六十周年推出了中國十二位最美麗的女性，張志新名列其中，希望我能作個回應。

　　被剝奪人權的大陸女性

　　我上網查後得知入選的有林徽因、王丹鳳、楊麗坤、嚴鳳英、張志新、章含之、潘虹、周曉蘭、鞏俐、伏明霞、楊瀾和章子怡。

　　見此美女榜，我笑了，大陸媒體雖然不得不受中共操控， 但中共媚女宋祖英沒名列其中，倒是被民間從已半坍塌的紅色堡壘中挖掘出來的民國美女林徽因榜上有名，可見大陸人越來越不受中共操控。

　　其實，就這四代大陸女人的身世與經歷就能折射出中共竊國六十年的血腥與淫穢。這壹打女人中只有林徽因五五年去世而免遭迫害。其他全是中共的受害者 ，其中楊麗坤被逼瘋，嚴鳳英和張志新被害死，王丹鳳與章含之都曾挨整，而章含之還整過人，潘虹父親被打成右派並被迫自殺，周曉蘭十三歲時被迫跟著父母下放農村，強行勞改……中共被迫打開國門後，王丹鳳最先用腳投票，逃離大陸，壹代影星飽受紅禍後在年近花甲時寧可到香港去開餐館謀生；周曉蘭則在九十年代辭去國家體委副司長的官職定居美國……她們中只有撒謊成性的楊瀾不適應在美國過人的生活，而重新投入“黨媽媽”的懷抱，靠拍中共的馬屁當了暴發戶。

　　遺憾的是，揭露楊瀾的文章不能在大陸自由傳播，否則，她肯定也會象宋祖英壹樣名落美女榜。不過，甘當話筒的楊瀾雖然能在“黨媽媽的關懷”下，繼續與吳征開夫妻店，合夥矇騙他人，但在能獲得自由信息的華人中她早已聲敗名裂。

　　從楊瀾與吳征的發家史上就能認識到中共專制是宵小的賭場，君子的地獄。

　　鞏俐與章子怡或許擁有東方女性的美貌，但絕對缺乏東方女性的美德，不過這不怪她們，因為中共剝奪了在過去的六十年裡成長起來的中國女性象林徽因壹樣受東西方文化薰陶的機會。

　　鑑於大陸藝人，尤其是國際影星不是我關注的對象，我也無心譴責中共的受害者，雖然她們中不乏施害者，所以，我想以剛在法國巴黎辭世的林希翎為例談談中共對女性的摧殘。

　　老實說，被中共打成“右派”的林希翎們的言行對我從無裨益。比如，方勵之在八十年代中期還鼓勵青年壹代加入共產黨，改造共產黨。方先生不知我們這壹代比如我根本就不認同共產黨那壹套，怎麼可能違背良心加入其中？

　　本來我無意公布對林希翎的看法，但她過世後，有人把稱她為“民主前驅，自由之魂”的祭文發到了我的郵箱，面對諸如“她被暴政奪走了愛情、家庭和自由，卻依然保存了完整的人性、捍衛了知識份子的獨立和尊嚴”之類的評語，我想既然林希翎在海內外知識界有如此影響，那有必要把我對她的看法輸進電腦，希望對讀者辨別左派與右派有所啟發。

　　被冤枉成右派的林希翎（壹九三五—二零零九）二十年代前登上文壇的蘇雪林們（壹八九七—壹九九九）才算中國的右派，他們都曾抵制紅潮和魯禍。蘇雪林還把反魯看作她的半生事業，六十年代，當大陸人只有馬恩列傳與毛選魯集可讀之時，蘇雪林因擔心魯迅偶像在台灣也被豎立起來，還特意發表 《我論魯迅》加以預防。

　　自稱是“少年紅色娘子軍出身”的林希翎看不出魯迅心理有毛病，也不質疑毛澤東對魯迅的吹捧。不過以魯迅精神在中共的專制下針砭時事自然會遭到與魯迅心靈相通的毛匪的迫害。

　　林希翎的思想和表現在我看來都與右派不沾邊，用和她同樣被毛匪打成學生右派的譚天榮的話來說， 就是 “我們被劃成右派，被整得死去活來的青年對黨並沒有仇恨，只有忠誠與熱愛。當年對黨的忠誠與熱愛未必是我們這個群體歷史上的閃光點，卻是不爭的事實，我們‘校園右派’，本來就是壹群壹貫追求革命，追求進步的人。”

　　這些假右派在毛匪死後胡耀邦當政時，多半被“平反”，不少人又成了中共的奴才。林希翎在中共拒絕如她所願，為她“平反”後，於八三年出國，但即使身在自由世界，她的思想也沒能走出中共的牢籠。這是林希翎的悲劇，也是共產黨的邪惡。

　　林希翎在出國後的二十六年裡親共媚共言行不斷，在辭世前壹月的採訪中她還說：“而我主張‘民運’的中間路線。很多人還是‘冷戰思維’，不是‘親共’就是‘反共’，就這兩極。而我，對於中共好的方針政策，過去支持，現在支持，將來還支持；而對中共錯誤和罪惡，過去反對，現在反對，將來還反對。這樣就‘兩邊不討好’”。

　　就是說，林希翎臨死前都不明白共產黨踐踏人權與要求人權的民運背道而馳，本來就是兩極，哪有中間路線可走？本來她自己的親身經歷就足以讓世人明白共產黨的邪惡本質，然而不知何故她自己卻失去了這壹認知能力。與此同時她卻表示“現在‘民運’許多思想還沒有超出57年的‘右派’思想，而他們對右派又知道多少？”

　　這說明林希翎既不了解民運的真諦，也沒搞懂“右派”的來歷。以魏京生為代表的民運先驅在民主牆時代就喊出了反獨裁，反專制，要人權，要民主的心聲。這與林希翎等積極參與的接受中共領導的“大鳴大放”從壹開始就不在壹個層次面上。

　　查閱了目之所及的林希翎言行後，我認為林希翎在中共的迫害下喪失了女性與知識人的尊嚴。

　　有尊嚴的女性不會與陌生人搞“壹夜情”，不會在別人有求於她時伸手要錢而又不履行諾言，也應 不會在別人的辦公室壹住就是半年……有尊嚴的知識人不會向中共媒體提供惡毒攻擊魏京生的大字報，不會因自己兒子自殺而配合中共誣衊法輪功……好在林希翎在死前用她的話來說突破了共產黨的“兩個禁區”，壹是開始同情和支持達賴喇嘛，二是開始認同法輪功的美好，讚賞法輪功的神韻。

　　簡言之，林希翎不是反抗共產黨的真右派，而是壹個在少女時被誘導上賊船後淪為紅色娘子軍的不幸女人。我在她的言行中沒有找到智慧，她的名言“猴子要滿意現實的話，那麼我們現在都不會變成人”透露的是壹個中共黨文化人的無知。

　　不過與她同代的林昭倒是在紅牢中升華成為反抗共產黨的真右派。在中共的信息封鎖下與我母親同輩的抗爭者都未對我有直接影響，多虧與我同代的柴玲們的英勇抗爭，我才發現中共是狼外婆。儘管柴玲作為天安門壹代的標誌壹直在遭受包括中共筆桿子在內的左派們的“惡意剪接”，但這絲毫不影響她在二十年前對共產黨的認識在六四屠殺後逐漸深入人心，成為共識：“推翻這個沒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動的政府，……而讓中華人民真地站起來，讓壹個人民的共和國真正地誕生。”

　　無論如何， 我衷心祝願大家能在對林希翎的悼念中唾棄中共，回歸中華；摒棄黨性，找回人性。

　　萊茵河畔 中共竊國六十周年紀念日

　　我看民運（維權徵文）

　　此文標題中也含“我”字，是希望能象“我看五四”和“我看六四”壹樣提醒讀者注意自己和作者的主觀性和局限性，以及我們各自獲知的歷史和面對的世界。要想從中國人頭腦中驅除馬列就得從增強自我渺小的意識做起。強調“我”既不妨礙表達我對神佛的敬畏之心，也是為了聲明我只代表自己，而不象江澤民等無恥之徒膽敢代表人民。

　　可惜作者的本意常會被人曲解。我也不能倖免，橫遭壹魯迅迷匿名斥責，還說我咄咄逼人，有如鈍石……我感謝匿名者再次應證我常念叨的德語警句：吃什麼，是什麼（Was man isst, ist man)。大概因我所愛的孫悟空和賈寶玉都是石頭轉身，我今生雖是女兒身卻情願有如鈍石砸碎魯迅等阻塞中華文化命脈的中共偶像。而魯迅迷們則會忽視魯迅為日本侵華，中共奪權所起的巨大作用，以及壹再侵犯他人等不仁不義的言行……對此我只能慨嘆，在此只請諸位別忽視我與魯迅的根本區別在於我尊孔敬佛，樂於拜師求道，雖想百日飛升，卻不脫離現實。魯迅藉口民主自由，蔑視道德不守法規，甘為私生子“橫眉冷對千夫指”，我則主張做人要先守傳統道德（仁義禮智信），再談民主自由。為了修煉“真善忍”，我樂於微笑面對眾生相。我在努力追求真理，但不會象魯迅那樣以為唯我獨醒。魯迅在五四運動中抹黑傳統文化，為馬列入侵中國開闢了思想通道，淪為中共的同盟，而我在六四屠殺後就在弘揚中華文化，與中共唱對台戲，甘當民運的壹分子。

　　遺憾的是我沒能實現學成歸國教書的理想，失去了象魯迅那樣言傳身教，影響學生的機會。好在我們生活在全球化的年代，不論身在大陸還是海外，處在中共（或曰體制）內還是外，也不必加入反對黨不可，只要有自我意識，捍衛人權，追求公正，反對暴政就會不知不覺地介入民運, 因為民運的實質不就是在中共試圖繼續剝奪中國人的言論、信仰等等自由時，勇於維護我們的天賦人權？！

　　從魯迅其人其文中就可獲知民運早在五四時就在中國興起，那時成立的政黨不只中共，可惜受魯迅等誤導的中國人只想爭權奪利，忽視人之為人所該遵守的倫理道德，讓以外來邪說為指導思想靠國際共產勢力扶持的中共能夠蓬勃發展，最終用謊言騙取民心，用暴力奪取政權。老壹輩的民運中人要麼被迫流亡，要麼被收買，要麼被鎮壓。

　　然而在中共的革命專政下，卻壹直有新生代在奮起抗爭。在中共的歷次政治迫害中遇難的“右派”比如林昭，“造反派”比如遇羅克未嘗不算新壹輪民運之先驅。當然等到魏京生直接打出民主的旗幟，也因此被投入監牢時，更多的人才意識到被中共剝奪的自主權！

　　五四後７０年的六四，中共再次用屠殺維持了專政，卻也永遠失去了民心。民運終於再次在中國人中興起，海外的政治組織應運而生，大陸的修煉團體也規模空前，畢竟這之前能識破中共騙局的人太少。“人民民主”就是中共謊言系統中的壹大專詞。王若望們曾為了這套謊言拋頭顱灑熱血，到頭來不曾享有民主的甜頭，卻飽嘗專政的苦頭。如果說在六四前相信共產主義和中共的人算幼稚的話，那麼屠殺發生後還相信中共的人就只能算愚頑，不過得排除那些至今被蒙在鼓裡的同胞。

　　遠在德國的我在六四屠殺後改攻哲學，得以追根究底，發現共產主義那壹套的本質是無神論和暴力論。遺憾的是這樣的外來邪說經陳獨秀等人的打扮便變得魅力無比，以致迷惑了壹大批善良正直的中國人，包括我父親。

　　８９年後共產謊言大白於天下，共產陣營分崩離析。即使中共靠坦克維持了專政，但還象我父親那樣把共產主義當理想的中國人卻難以尋覓。共產主義的謊言曾作為“遠大理想”讓父輩們在“為了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終生”時，確實曾達到大公無私的境界，沒有壹系列勇於獻身的黨員，中共也不會取得政權。但中共不僅是個政治騙子，更是壹種意識形態，壹個外來妖魔，攫取權力後就壹直用所謂的唯物史觀詆毀中國傳統思想和宗教，進壹步破壞了五四時就被魯迅等動搖的道德基石，所以當馬克思要消滅的資本家被中共請進國門，資本主義在中共國大行其道時，中共便不再有理想境界，也因而失去了道德約束，為了名利情可以不擇手段。中共官場的腐敗史無前例的原因就在於此。說貪官們也在反共雖是戲言，但卻反證中共不再有精神支柱。

　　在必須暫時告別中文網時專門撰文來談民運，歸功於近壹月來我每天都要收到的“民主通訊”。

　　主編洪哲勝是繼龍應台後令我嘆服的又壹位中華民國人。他的作品應證了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與共產黨的紅色恐怖相比，有如小巫見大巫。洪龍兩人都有深厚的中華文化根基說明國民黨沒有象共產黨壹樣試圖摧毀中國傳統文化，相反，禁止了馬列毛魯等的革命著作。可惜再好的禁令都會適得其反。年青的洪哲勝恰巧就是嚮往革命的理想者。好在他有幸在台灣三歲隨父生活在講究、宣揚和踐行“慈悲”的修行場所，所以當他成年後讀毛澤東選集時，會在扉頁上寫下：壹個革命者不能缺乏的是（大字號的）愛　—　必須愛人民！想來他在對“共產主義革命事業”有了深入了解的今天也得出“革命”和“愛人民”在實踐中是壹大矛盾。既想革人命，如何愛人民？

　　洪哲勝留學美國並獲得博士學位，從而脫離了宗教界，所以原意為讓世人信佛修佛從而擺脫六道輪迴的“普度眾生”被他世俗化，變成他向華人社會宣傳西方民主的原動力。他能做到先投身於台灣民運，再無私奉獻於大陸民運和他所受的佛家薰陶不無關係。

　　我曾去信說我去年以來瀏覽中文網的最大感觸是不少作者只識中共非文化，不解中華文化卻因不滿中共獨裁，而要“擺脫中華文化”，殊不知中共恰巧違背中華文化（儒釋道）。並表示要實現他理想中的民主政體，需要每個個體都具有人的道德規範。然而，五四後，尤其是中共的專制恰恰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徹底的摧毀，企圖把中國人都灌輸成不懂傳統道德，只知馬列邪說的愚民。生長在這種馬列意識形態下的大陸人不受暴力論和無神論的毒害幾乎不可能，當然有深淺之分，也因此在民運中會有各種各樣的表現。

　　不過民主不就是民眾各自做主嗎？所以，會有思想交鋒，矛盾在所難免，但不尊重他人，造謠誣衊等魯迅的作風和中共的特權應該堅決予以擯棄，否則，不是共特也堪稱共特。再說只有共產體系內才是劣勝優淘，民運只會大浪淘沙，請有政治抱負的人千萬要好自為之。中共和魯迅壹樣並非壹無是處，魯迅可以讓人奮起吶喊，而在反抗紅色恐怖中我們不都成熟了許多？

　　我很高興獲知剛去世的楊小凱也已在思考信仰對在大陸實行憲政的重要性。龍應台在面對台灣大選引發的爭端時，則提出要重視“核心價值”。壹系列的大陸異議作家也都在宗教中獲得了精神支援。而我大力推崇教人“真善忍”的法輪功，就是因為法輪功既能讓人身心康復，精神煥發，又能重塑道德規範。依我來看，也不存在比“真善忍”更核心的普世價值。而法輪功不是西方的信仰，而是中國的功法，簡單易行，不是說教。

　　事實上，還在我２００２年接觸法輪功之前大陸的學員們就被中共推向了對立面。當這些只想修身養性的良民百姓在中共的迫害中不得不站出來捍衛自己的正當權利時，他們也就不自覺地變成了維權或曰民運的主力軍。９９年４月２５日他們自發的萬人上訪，不卑不亢，舉世矚目。江澤民企圖三個月內消滅法輪功，五年後，法輪功卻更加聲勢浩大。世界正需要“真善忍”！不錯， 法輪功作為佛法大道沒有政治訴求，絕大多數學員只是在捍衛屬於自己的合法權益，反對中共迫害，以證法輪功好，以求“普度眾生”，但這樣的非暴力不合作和無私無畏何嘗不是暴政的剋星，民運的楷模？

　　遺憾的是大陸同胞不僅無法象我壹樣接觸和了解法輪功，而且會在中共的污衊誹謗下誤解法輪功，何況用魯迅的眼鏡和中共的觀念也難以看見法輪功創造的奇蹟，再加上不懂法輪功的人也很難識別混藏在學員中的共特。可是既然都在爭取人權，反抗專政，如不了解，豈不可惜？

　　但願我能起個橋梁作用，不過我雖在修煉法輪功，但不代表法輪功。是否認同“真善忍”，是每個人的選擇，我有心說法輪功好，但無意替誰作主。我既信各人作主好，也信真善忍好。否則，我既不配稱民運壹員，更不配稱法輪功學員。

　　無論如何，我相信如果每個身在民運中人都能在“真善忍”的基礎上維護人權，反抗暴政，那麼中共國就會很快崩潰，大陸也才有建設憲政的道德根基。讓我們各自盡力而為吧！

　　２００４年夏於萊茵河畔

　　曹長青

　　共產黨垮了，誰來代替？

　　對六四事件，理性回顧這場運動，我們可以看出，它並不是由於激進、理念太清晰、訴求太高而引來鎮壓，恰恰是由於對共產黨本質不清，才導致那麽多人被殺害。

　　初期學生們的主要口號是反腐敗，後來只要求：承認是愛國運動，保證不秋後算賬。知識份子高喊：我們沒有敵人。結果呢，迎來的是壹場血腥屠殺。中共從壹開始動用的就不是維護國內治安的警察，而是對付外敵的軍隊。但鮮少有人相信真會有屠殺，當子彈都在肉裡開花了，還以為橡皮子彈。這是典型的不識狼本性，被狼吃掉的例子。

　　中國文人的傳統是向皇帝進諫。八九年學生在人民大會堂下跪遞諫，既是繼承了這個傳統，更是知識份子壹直對共產黨認識不清、直接影響到學生的結果。中國文化人壹直都沒明白（我懷疑今天是否明白了），跟獨裁專制者不是對話關係，跟共產黨不能對話，就如同跟海盜、跟恐怖份子不能對話壹樣。跟他們只能是抗爭的關係。話不應該講給共產黨，而應該講給人民聽，那就是，壹黨專制必須結束（這個被許多文化人不屑壹顧，認為誰都懂的道理，事實上在中國根本沒有得到廣泛的共識）。

　　和共產黨對話，就是強化它的合法性

　　在共產黨還很強勢的情況下，它怎麽可能跟妳對話？它要麽根本不理妳，要麽就鎮壓妳。只有讓最根本的概念、壹次到位的概念——共產政權必須結束，沒有共產黨，中國才能更美好——深入人心，才有可能逐漸形成民間強有力的反抗聲音和勢力（智慧產生真正的勇氣），才有可能迫使共產黨主動來跟人民對話，向人民讓步。抗爭才有可能勝利。

　　壹定有人立刻反駁，那不更被殺嗎？妳讓大家都去找死嗎？問題是，妳下跪不也是被殺了嗎？與其跪著被殺，為甚麽不站起來呢？其實問題的關鍵是：不敢站起來是次要的，不懂得需要站起來才是問題；不敢否定壹黨專制是次要的，仍對那個黨寄予希望才是問題！

　　今天我們喊要結束（推翻）共產專制，絕不等於是要暴力革命。這裡根本不存在人民對政府暴力的問題，只有政府對人民施暴這壹條。手無寸鐵的人民怎麽個暴力法？想暴力也沒有資本，所以喊非暴力多少讓人感覺有些矯情。

　　在現實操作上，壹次到位的可能性比較小（也絕不是沒有可能，東歐全部共產政權怎麽都可以在壹夜之間沒有任何流血就垮台？），但理論上，必須到位。思想是行動的前提，老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就是不肯說必須結束共產黨，就是不肯把壹加壹等於二的簡單高聲喊出來（甚至是，誰喊打倒共產黨誰淺薄），那我們就再熬下壹個二十年吧。

　　今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靈了，但是，“沒有力量能取代共產黨”這個概念卻深入人心；而只要“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會天下大亂”這個今天流淌在中國人（尤其是眾多中國知識份子）骨髓裡的概念不被清除出去，共產黨的垮台就免談。而只要共產黨不垮台，甚麽自由、民主、憲政、共和，三權分立、新聞和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等，全都只能是對牛彈琴。全世界共產黨的歷史、共產黨的性質，決定了妳根本無法跟它論理。而每次試圖跟共產黨對話，事實上都是強化壹次它的合法性；於是，妳起到的要削弱共產黨的作用，可能都低於潛移默化強化它合法性的作用。

　　曾製造壹個天堂，今天又描繪壹個地獄

　　知識份子現在面臨壹個要跟誰對話的問題。是跟普通民眾還是跟政府？共產黨是壹個甚麽話都不聽的政黨。知識份子總擔心老百姓接受不了壹下子到位的說法。其實是知識份子自己的思想沒到位。六四時最早喊出要結束壹黨專制的是民間，把毛像潑墨，高喊結束五千年皇帝統治的也是民間。我不止壹次地被反對我強烈反共態度的文化人質問：“妳給我說說，共產黨垮了，誰來代替？”那我就回答妳：中國有壹套相當健全的行政體制，目前全是靠這個行政體制在運作。所謂共產黨垮台，只是黨的系統退出行政，壹切照常運轉。因為縣有縣長，市有市長，省有省長，下面還有鄉長，鎮長等各個層次都有壹套行政領導體系，共產黨退出了行政，共產黨垮了，但這個行政系統仍在，完全可以起到穩定局勢，國家繼續運轉的作用。而且今天中國已經基本是行政系統在起作用、在領導管理，沒有了共產黨那些“書記們”的干預，這個行政系統只會運轉得更好。

　　共產黨壹垮台（或者只要開放黨禁、報禁），壹天之內會有壹百、幾百個政黨出現，壹個月之內就會有新的政治明星、政治勢力出現。下次誰想當國家主席、省長、市長、縣長，就要靠競選來當。就這麽簡單。就這樣逐漸過渡有甚麽可怕？有甚麽不可以呢？！東歐全都是這麽走過來的，台灣也是這麽走過來的，都沒有流血，都沒有暴力。中國人怎麽壹定就不行呢？難道中國人是低等動物？那種認為“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會天下大亂”的人們，是最自我歧視的種族主義分子，是那些自認“自己是壹條蟲”、必須有共產黨的金箍棒撥弄的成龍們才相信的。

　　事實是，這個“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會天下大亂”的概念，和當年虛構壹個共產天堂讓人們勒緊褲帶去追求壹樣，今天，共產黨又（在無數文化人的協助下）虛構壹個地獄，把中國人嚇死；用這個沒有共產黨領導，中國人就得下地獄的恐懼，讓妳滿足現狀，不挑戰專制。中國人曾經被第壹個謊言欺騙了半個世紀，在絕對封閉的環境下，有情可原；但在今天這種發達的信息下，在全球民主國家現狀有目共睹的情況下，如果中國人仍然相信中共和那千百個御用文人們製造的謊言的話，不是他們的錯，是我們的失職，是那些骨子相信自由的人沒有把真話說到家，沒有把最基本的理論、最簡單的常識說到位。

　　繼續“進諫”，繼續被殺

　　共產黨現在可以用“顛覆政府罪”抓人、判刑。但當妳從壹開始就清楚地喊出，我絕不顛覆政府，我只反對壹黨專制，恐怕共產黨定罪也麻煩（他們不也弄壹些多黨花瓶嗎）。當千百萬的人都明確了不顛覆政府（沒有全國大亂的恐懼），只抗議壹黨專制，那會是壹股真正的力量。

　　中國今天的經濟繁榮，絕不是（！）共產黨領導的結果，是亞洲人勤勞、有商業頭腦的文化歷史傳統的結果之壹，是海外以華人為首向中國巨額投資的結果之壹。在有了民主選舉、健全的保護個人私有財產的制度之後，中國的經濟只能走向更加的繁榮；在有了公平的司法解決糾紛的情況下，中國社會只能更加穩定；在有了新聞自由的監督下，官商勾結的貪腐壹定會大幅降低，民間的商業競爭才會更合理。更重要的是，在有了政治選擇權之後，中國人才不再是奴隸，而成為自豪的自由人！

　　從六四到今天，壹路的教訓都是，不清楚共產黨的本質，繼續做“進諫”的夢，那就等於在繼續犧牲的同時，卻起不到傳播徹底否定共產黨合法性的作用。至於很多文化人還停留在呼籲給六四平反的水平上（讓屠夫說，妳們是好孩子，我把妳們當壞孩子殺了，殺的不太對），那就更沒法多說了。

　　李壹平

　　楊恆均的“寬容和解”會議場外二三事

　　今年5月3號，壹份海外華文小報《世界華人周刊》主辦了壹個會議，邀請壹眾自由派知識份子談論中國政經形勢。會議的海報是這樣寫的：“實業不濟、股市虛高、環境惡化、官不聊生，聽聽自由派名家怎麼說；包容與和解、寬容與對話，是中國社會成功轉型的金鑰匙。”這份小報雖然名不見經傳，其主編卻是大大的有名：“民主小販”楊恆均。

　　楊恆均先生過去幾年來寫了不少博客文章，在互聯網上宣傳民主就是好。這些年民主思潮勢不可擋，湧現大量具有民主思想的網民，楊先生在這批人中贏得了不少粉絲。但是最近幾個月時間，“民主小販”有點不務正業，大聲叫賣“寬容和解”，引起罵聲壹片。

　　寬容和解本來都是好東西，但不是絕對真理。比如說，壹個強姦犯已經受到應有的懲罰，妳去對受害者說寬容和解，妳怎麼勸都沒問題。若受害人不肯原諒，她是正常人，若肯原諒，她就是聖人。

　　但是如果強姦犯正在強姦時候，妳跑過去對受害人說：“包容與和解，寬容與對話是結束強姦行為的金鑰匙”，不僅受害人會罵妳缺德，所有正常人都會產生向妳豎中指的衝動。

　　目前中國的現狀就是權貴正在強姦民眾：強拆房子，毆打小販，歧視民工、操縱股市、壟斷市場、牟取暴利、毀壞環境、瓜分國資、濫發紙幣、權貴家族集體向外轉移資產、武警彈壓維權者、酷刑侍候良心犯等等都是強姦的動作。這時候，楊恆均要老百姓寬容，自然會受到壹些抵制。女權人士葉海燕的壹篇文章代表了這種意見，萬能的網民甚至挖掘出楊恆均過去的國安幹部背景，以此解釋楊恆均的反常行為。大家可以參考張鶴慈先生有篇文章。這次會議溫哥華會議的主題又是“寬容和解”。楊恆均拉來壹眾自由派公知談論中國形勢，但是協辦單位卻是溫哥華華人社區中的親共團體，受邀聽眾多是常去溫哥華中國領事館混吃混喝的僑社代表。這種組合非常稀奇，因此我在會議開始之前，寫了壹篇《大外宣海外設陷阱，眾公知集體赴鴻門》，道破楊的目的是借眾自由派公知的聲勢來推廣偽類“寬容和解”論調，消解國內逐步上升的革命思潮。

　　這篇文章在網上發表之後，楊恆均的搭檔張輝很快聯繫上我，邀請我去參加會議。我問讓我上台發言嗎？他說不行，我說那我就不去了。後來壹位本地社區活躍人士、作家黃先生告訴我正式會議之後，他要組織壹些本地自由派人士與幾位與會的公知私下座談，邀請我參加，我欣然接受了。

　　我大約在正式的研討會結束之前1小時左右到達會場。黃先生把我介紹給楊恆均的搭檔張輝。 張輝與我互相寒暄幾句之後，馬上就給我講了壹個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他說，“我給何清漣老師講了壹件事，現在也講給妳聽聽。何老師和她兒子十五年前在北京大學西大門外出了壹場車禍。何老師壹直認為是特務干的，認為普通人沒那麼大本事，把兩個人撞飛出去好幾米遠還不出人命。其實特務哪有那麼黑啊！是我妹夫干的。何老師當初移民就是因為這件事，我這次跟何老師說清楚了，不是特務干的，肇事者是我妹夫。”

　　用這個故事做開場白，稍有社會閱歷的人都明白是在提醒我小心車禍啊！本想聽他繼續講講細節，但很明顯他是個非常有經驗的人，在這個問題上點到為止。然後馬上把話題轉到會議主題上來，說中國現在最需要的就是“寬容和解”，不能再繼續互相鬥下去了，這次會議非常有意義之類的話。

　　聽他講完我哈哈大笑，然後回應了壹下，“我這個人講規矩，要文斗就來文的，要武鬥就來武的。至於宣講“寬容和解”，我就要提醒妳壹下，也請妳轉告楊先生，風險也不小。給妳舉個例子，幾年前韓寒講民主的時候，可是幾千萬粉絲的大眾偶像；後來出了三篇反對革命的文章，很快就被網民當成了假貨加小丑。逆潮流而動，跌得會非常慘。楊先生這幾個月到處宣講寬容和解，小心跟韓寒壹樣。聽說現在他的“羊群”（楊的粉絲群）的根基有些不穩，要小心哪！”

　　說完之後還拉了壹下家常，我問他什麼時候來加拿大的，他說在加拿大住了好些年，但是美國政府就是不讓他入境，認為他是中共的人。然後他說他其實不是中共的人。我聽後會心而笑。既能把自己的身份亮明了，又不落下口實，看來是張先生非常喜歡運用的壹種說話技巧，短短幾分鐘內就用了兩次。

　　張輝介紹了新華社駐溫哥華的負責人給我認識，他的名字我忘了。他說：“妳這篇文章可把我害苦了！”我笑問此話從何說起，我寫篇文章而已，怎麼會傷害新華社？他也不正面回答，我只能這麼猜想他的意思：新華社也是主辦者之壹，我這篇文章對會議起到了負面作用，讓他們沒法拿到國內去宣傳“寬容和解”。 當然這只是猜測而已。 張輝又對我說，“XX明年就要退休了，拜託妳不要給他找麻煩了。”我說，“哪有這麼嚴重！我給妳出個主意，妳就跟上級說李壹平胡說八道不關妳的事，妳們上級也知道我壹向喜歡‘胡說八道’的”。

　　然後張輝又去把楊恆均找來。大家握手寒暄之後，楊恆均說：“妳的《變局策》在國內影響很大啊!”我說：“哪裡哪裡，被封死了，只能在民運維權圈子裡面傳播。妳的文章可以到處流傳，影響才叫大啊！”

　　楊恆均說：“會議最後是聽眾提問，每人只能壹分鐘，妳可以上去提個問題。”我說：“算了吧！”

　　楊說：“妳可以上去提問的，但是壹分鐘時間我看妳能提什麼問題呢？”

　　我哈哈大笑，告訴他放心，我這個年紀的人寫寫文章就算了，不會赤膊上陣踩場子。

　　這時作家黃先生提議照個相，我就和兩位照了壹張。從照片上的表情看，兩位都緊繃著臉，似乎還在因那篇文章在生我的氣，只有我笑容滿面，倒像是已經“寬容和解”了。

　　唐柏橋

　　行動起來 埋葬暴政

　　－－在5.17紐約聲援退黨大型集會上的演講

　　最近壹段時間，中共又壹次露出了他們赤裸裸的猙獰面孔。他們竟然公開提出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七不講”：不講普世價值，不講新聞自由，不講公民社會，不講公民權利，不講黨的歷史錯誤，不講權貴資產階級，不講司法獨立。 如此倒行逆施，已到了令人張目結舌的地步。這是中共末日的瘋狂。

　　尤其令人憤怒的是，幾天前多名長期從事人權活動的良心律師在圍觀四川資陽黑監獄時，同時遭到中共惡警的肆意毆打。這意味著中國的法制已蕩然無存，中國社會已毫無正義可言。現在再愚鈍的人也已經意識到，等待中共自身改革還政於民無異於緣木求魚，與虎謀皮。不久的將來中國必然爆發壹場轟轟烈烈的反專制爭民主的民主革命。

　　事實上，今年開春壹來，國內維權抗暴事件風起雲湧，規模越來越大，已勢不可擋。就在“五四”當天，昆明、成都、上海等幾個省會大城市同時爆發了大規模的群體抗暴事件，已形燎原之勢。尤其是幾天前在北京爆發的為遭輪姦殘殺的安徽女青年袁莉亞討公道的群體抗議事件，向世人昭示了全民維權抗暴反對專制的民主革命即將爆發。

　　我曾多次在演講中提到，當群體抗暴事件從鄉村縣城逐漸延燒到省會大城市時，換句話說，當中共無法阻止群體抗暴事件在省會甚至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爆發時，中國民主革命就隨時可能爆發。而壹旦中共最高權力中心北京爆發大規模群體抗暴事件而導致失控，抗議民眾衝破封鎖湧向天安門廣場集會抗議，就會迎來第二次“六四”民主革命。因為只要人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進行抗議，全國民眾就會奔走相告，各地民眾就會紛紛走上街頭，而且會迅速成為整個國際社會和媒體的關注焦點。面對這種局勢，中共當局將進退失踞全面崩潰：鎮壓，只會激起更大的抗議浪潮和國際社會的同聲譴責，最終會被全民的怒火所吞滅；不鎮壓，就會被壹步步逼到牆角，毫無招架之力，最後只有交出權力，請求人民的寬恕或逃亡國外。

　　這次北京爆發的大規模抗議事件，對中共而言，可以說是已經到了最危機的時刻。他們這次僥倖阻止住了憤怒的民眾湧現天安門廣場進行抗議。但是總有壹天，他們會阻擋不住民眾維權抗暴的滔滔洪流。他們就算成功阻止九十九次，但只要有壹次沒能阻止住，他們就徹底完了。因此，對於我們來說，只要我們成功壹次，我們就贏了。

　　如今國人對中共專制政權的胡作非為殘酷鎮壓已深惡痛絕忍無可忍。下壹次民主革命壹旦爆發，我們壹定會取得成功。因為中共過去用來對付全民反抗運動的各種手段，包括謊言，恐嚇，甚至武力，都已經不起作用。我們日拱壹卒，步步向對方逼近。總有壹天，我們會將對方將死。現在就等全國民眾同時走上街頭的那壹天了。因此，只要我們勇敢地站起來反抗，中共這個龐大的專制政權就會轟然倒下，被正義的力量徹底埋葬。

　　親愛的父老鄉親們，無論妳是漢人還是藏人，無論妳是內地人士還是港澳同胞，無論妳是城市工人還是鄉下農民，無論妳是商人、軍人、幹部、教師、醫生、律師、作家、藝術家還是科學家，今天妳都將面臨壹個選擇，是站在民主正義的壹邊，還是繼續與專制邪惡為伍。當轟轟烈烈的中國民主革命爆發的那壹天，妳的壹個小小的選擇將決定妳壹生的命運。要麼流芳百世，要麼遺臭萬年。任何人都不要心存僥倖，當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民主革命爆發時，沒有人能置身事外！

　　如果妳如果妳不想繼續等待，如果妳不想讓妳的下壹代繼續被中共暴政欺凌，如果妳不想讓妳的子子孫孫生活在被毒化的環境，如果妳決定勇敢地站在正義的壹邊，那麼，就請妳現在就開始以妳認為可行的方式行動起來吧！我們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可以行動。我們每擊打壹次鍵盤，就是壹次行動；每轉發壹條信息，就是壹個行動；每罵壹句中共，就是壹次行動；每寫壹篇文章，就是壹次行動。我們每壹次上街圍觀，每壹次舉牌抗議，每壹次向暴政扔擊石塊，每壹次學楊佳向當局討要說法，都是壹次壯舉。如果妳自己什麼也沒做，妳就沒有資格埋怨國人為什麼如此麻木，妳就沒有資格要求別人去犧牲奉獻，更沒有資格哀怨自由公義離我們還太遙遠！因為妳不配擁有！

　　自由乃壹切幸福的源泉；公義乃社會發展的基石。如果妳渴望自由，如果妳渴求公義，如果妳無法再容忍中共的暴行，那麼，就請妳勇敢地站起來，走上街頭。只要我們行動起來，世界就能因我們而改變！

　　中國當代民運的兩位巨人（上）

　　“如果妳祈禱，我請妳為他祈禱；如果妳寫作，我請妳寫寫他；如果妳講話，請繼續為他呼籲。”——王炳章女兒王天安幾天前，我與不久前遭中共在獄中殘害的中國民運領軍人物彭明的家人見了面，今天又讀到中國當代海外民運的發起人王炳章女兒王天安呼籲大家關注她父親的壹篇報道，感慨萬千，心痛如絞！我們都虧欠這兩位當代民運最傑出的先驅。

　　自從王炳章於八零年代初在美國首倡成立海外第壹個反對中共暴政的民運組織中國民聯後，三十多年來有兩位在海外遭綁架回國並被處以無期重刑的民運戰士。壹位是王炳章本人，另壹位是曾經在海外首先成立臨時政府的彭明。他們不僅見識卓越，也膽略過人；而且既有很深的理論功底，也有很強的行動能力，中國當代難得的領袖人才。碰巧的是，他們都曾經撰寫過如何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綱領性著作，壹本是彭明的著作“民主工程”，壹本是王炳章的著作“中國民主革命之路”。

　　王炳章是文革後第壹批公派出國的留學生，也是當時第壹個獲得北美博士學位的青年才俊。他本來會有大好前程。如果他沒有走上反抗暴政爭取民主的道路，今天壹定是深受尊敬的中國醫學界領軍人物。他不僅學有專攻，而且口才極佳。這也許是他能振臂壹呼成立中國當代史上第壹個海外反對派組織的主要原因。我和王炳章雖無深交，但對他的演講才華深有體認。我記得他每次演講，都喜歡穿壹套乳白色的西裝，給人整潔幹練的感覺。這說明他在日常生活中是壹個壹絲不苟的人。在海外我聽過無數人演講，自己也發表過無數次演講。但是，像他這樣每次演講都離不開如何推動中國民運這壹話題的人還沒有第二個。“中國民主革命之路”就是他根據自己多次演講的內容整理出來的。他是壹名真正的革命家。聽很多八十年代曾參加過中國民聯的人說，王炳章和中國民聯曾經在海外留學生中非常有影響，很多中國最優秀的人才都爭先恐後投身到他領導的民主運動中來。中國民聯最高峰時曾經有幾千名成員，而且大多數都是當時的留學生。而八十年代出國留學的年輕人都是中國最優秀的人才。現在很多曾經參加過民聯的人都已經是他們各自領域的佼佼者，很多人在國內擔任重要職務，還有壹些定居在海外的精英常被請去國內講學。

　　王炳章八十年代曾經是海外最著名的反對派領袖，他不僅發起了當代中國海外民運，而且壹直擔任海外唯壹的民運組織中國民聯主席。因此很多人把他稱為當代孫中山。非常巧合的是，孫中山和王炳章都是學醫出身，後來都為了拯救民族於危亡而棄醫從政。“六四”前夕，部分民聯成員發動壹場類似政變式的奪權行動，將最堅定反共的王炳章從他親手創辦的中國民聯排擠出去。使得中國民聯從此壹蹶不振。部分參與打壓王炳章的老民聯骨幹已經對此有所檢討和反思，但是為首者至今沒有任何反省和道歉。

　　“六四”鎮壓後，大批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和組織者逃亡海外。海外民運因此發生了結構性變化。這本來是海外民運壹次發展壯大的天賜良機，可是因為這批逃亡出來的人良莠不齊，有些甚至逃離中國前還是中共的御用文人。他們身上有很多中共黨棍的不良習氣。而因為這場運動影響極大，這些逃亡出來的人被廣泛報道，他們迅速成了海外民運的主導力量。他們成立的中國民陣被視為準臨時政府，很多西方國家甚至認為他們不出幾年就會回國執政。海外民運於是變成了兩套馬車。原本在王炳章和中國民聯領導下的朝氣蓬勃的海外民運從此陷入了內鬥不休的泥潭而不可自拔。剛剛被從中國民聯排擠出去的王炳章自然成為最大的受害者。海外民運自那時開始，出現了壹個非常奇怪的現象：海外民運人士的地位基本上都是根據他們在中共體制內曾經擁有的地位來決定，而不是他們的能力和對民運的貢獻。造成這壹局面的主要因素是海外媒體。因為媒體為了增加他們的銷售量，自然更加熱衷於寫有更多人願意看的故事。而壹個體制內的高官突然成為反對派人士，當然最有可讀性了。當時媒體的取向基本上決定了民運的走向。被媒體吹捧的人自然就成了民運里的紅人甚至領袖。中共後來也逐漸意識到海外媒體的重要性，於是制定了壹個大外宣的計劃。很多海外中文媒體甚至西方媒體逐漸被中共以各種方式滲透和收買。他們做得非常成功。現在幾乎所有的海外中文媒體都被中共滲透和收買了。大多數媒體直接受中共控制。他們跟中共的宣傳機器人民日報和CCTV已經沒有什麼區別，唯壹的區別就是還披了壹件偽裝成客觀公正的媒體的外衣。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任我們怎麼努力，海外民運都難逃被中共擺弄的命運。於是，像王炳章這樣真正對中共有殺傷力的民運領袖就自然會逐漸遭到排斥和孤立，難以有所作為。中共對付王炳章這樣堅定反共的民主鬥士有壹整套方案。他們先是通過安插在民運里的特務將王炳章們從民運組織里排擠出去，然後進行全方位的攻擊抹黑，讓很多民運人士對他們產生反感和牴觸情緒，以此切斷他們的後援。等他們被徹底孤立後，再尋找時機對他們進行致命壹擊。他們對付中共最害怕的反對派領袖王炳章、彭明、張宏寶等都是採取這壹方式。他們先是通過壹張龐大的網絡將王炳章和彭明誘騙到東南亞，然後再派遣特工配合長期潛伏在他們身邊的特工將他們綁架回國。王炳章和彭明後來都被判終身監禁。張宏寶最後被中共在美國以製造車禍的方式暗殺。張宏寶在被害前身上有40多個案子，包括家暴案、詐騙案等。他的形象被中共徹底摧毀，因此中共才會如此肆無忌憚地在美國對他下手。事實上，張宏寶被害後，海外反對派運動幾乎沒有為他發聲，美國政府也很快宣稱這是壹起交通意外。

　　有人曾經百般抹黑王炳章，把他說成是壹個道德敗壞、利慾薰心的人，我曾經也受到過這些流言的影響，對王炳章產生過誤會。現在事實證明，那些謠言均屬子烏虛有，而且可以肯定都是中共及其走卒杜撰出來的。因為這幾年他們在用同樣的方式對付我，企圖把我這樣壹個與中共勢不兩立、為民運奉獻了壹切的人描繪成十惡不赦的人，甚至把我說成是中共特務。他們的故事編得比電影劇本還逼真，有人物有情節，完全可以以假亂真。因此也就難怪會有壹些人上當被騙。

　　根據我多年四處尋訪了解到的情況，王炳章雖非完人，但是在當代中國能做到像他那樣克己奉公之人恐無幾人。他是壹名虔誠的基督徒。我猜想他過去那麼多年從不理睬針外界對他的各種流言蜚語，是因為他有壹個慈悲和包容的心。我過去面對各種流言蜚語，也是這樣看待的。我知道面對同道的誤解，內心會多委屈。我相信王炳章的境界壹定比我要高。當我意識到我也曾經被人誤導時，我感到萬分慚愧。因為我曾經也讓他蒙受了這令人刺心的委屈。在他面前，我真的自愧不如。從今以後，我唯有更加堅定自己的民主信念，更加努力去推動中國民主革命，才不會讓自己良心不安。

　　王炳章已經失去自由14年，而外界對他的關注非常少。我們每壹個人包括我本人都有責任。這壹局面必須得到改變！無論從哪個角度講，王炳章都當之無愧是中國當代民運的第壹人。無論中共如何抹黑他，無論壹度被中共操作的“海外民運”如何排擠他，他的歷史地位已經奠定，誰也無法動搖。王炳章的名字將載入史冊，成為20世紀末、21世界初這場中國民主革命的代表人物。

　　袁紅冰

　　改良，還是革命

　　前言

　　為什麼中共暴政歷經了那麼多次危機，卻還不崩潰？中國的自由民主，何時才能踏平萬里艱難，迎來屬於自己的盛大凱旋？

　　無數人千萬次地問過這個問題――有多少政治犯在被押上刑場之前，昂首怒目，逼問蒼天；有多少思想犯，在漫漫無盡的苦役和勞改之路上，淚乾血滴，逼問乾裂的大地；又有多少良心犯，在黑牢的鐵門之內，用乾枯的心去追問那似乎永遠不會消散的黑暗；又有多少被迫流亡國外的中華兒女，時常悲憤如漫天飄飛的紅葉，去追問那湧向我可愛祖國的萬里長風！

　　是的，中共暴政歷盡危機，為什麼還不崩潰？中國的自由民主何時才能贏得屬於自己的盛大凱旋？今天，我將回答這個問題。

　　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很可能只是為中國的民主革命書寫壹篇墓志銘；當然也可能，我的回答會和其他智慧之士的思想壹起，撞響中國民主革命的晨鐘。而結果如何，完全取決於我們這個民族還有沒有能力理解真理，並崛起於危難之際；完全取決於我們這個民族還有沒有潛力，孕育出如同戊戌六君子到辛亥的英烈那樣壹群英俊秀麗、國色天香的中華兒女，他們願意為自己國家、自己民族的命運去浴血奮戰。但是，無論結果如何，我都必須首先把我所理解的關於革命的真理告訴天下。

　　當改良主義思潮仍然像滾滾陰雲籠罩在中國民主運動上空的時刻，當許許多多自稱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人們還在以百種妖嬈、千般媚態、萬種風情，向中國兜售改良主義幻想的時刻，我，作為壹個獨立而自由的知識分子有責任向歷史講述革命的真理。

　　壹、中國海外民運現狀

　　中國海外民運的現狀，壹言以蔽之：如深秋寒風過後的北方原野，壹片蕭索，萬里荒涼。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六四”被摧殘之後，中國海外民運卻洪波湧起，氣貫長虹。當時可謂猛將如雲，謀士如雨，資金如山。然而，曾幾何時，便呈資金煙消雲散，將士落花流水之頹勢。

　　海潮退後，沙灘之上，死貝枯蚌無數；中國海外民運退潮之後，也遺留下無數主席、理事、常委、秘書長，以及眾多相關組織。只可憐，主席、秘書長常是形影相弔；常委、理事只能總理家庭柴米油鹽之事。民運組織名目繁雜，然多為“壹人組織”；更有甚者，為壯個人聲勢，竟將民主政黨辦成家庭作坊，卻也可成政治史上壹道奇觀。

　　也有些民運組織的殘垣斷壁之間，立幾個七長八短漢，站幾個南腔北調人，豎幾面東倒西歪旗，開幾場談天說地會，說幾句不疼不癢話，就宣稱自己已經堅守了民運陣地。

　　海外民運近年幾成蕭條之祭奠運動。年年“六四”，三五十人，悲悲切切，紙馬香燭，燃於中共使館門外，壹年大事就已告終。即便如此，尚有霄小之徒，機心百端，欲爭全球主祭之位，冀用“六四”英烈之血，滿足其對虛名的饑渴之欲。壹旦事機敗露，互相之間便紅眼相向，唇劍舌槍，唾液溢濺，醜態百出。

　　自命為民運人士者，雖形色各異，千姿百態，卻也可就其經典形象，描繪如下：

　　有人臥於幻想之雲端，欲將昨日良心犯之苦難，換取未來總統或高官之寶座。此類人鎮日裡憂心忡忡，只怕不留神間被人超越，丟掉未來的總統高官之位。天下人皆見幻想之雲早就消散，惟獨此類人如醉如痴，死死揪住幾縷悲涼的秋風，以使自己能繼續吊在半空中。

　　有人心疲神倦之際，茶足飯飽之餘，發幾篇隔靴搔癢之聲明，寫幾篇老生常談之文章，便以為傷害了中共暴政，便以為確定了民運理論家、思想家之歷史地位，並以此得精神之自慰。然而，自慰無論是生理的，還是精神的，都脫不了猥褻之氣。

　　有人奴性如附骨之俎，對抗中共不久，便思“悔過”，對“召安”的苦戀十餘年不改，真可謂“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只可惜落花有情，流水無意。中共暴政視這些軟骨頭“民運人士”如政治上的殘花敗柳，有心玩弄，無意垂愛。

　　有人自視為“民運領袖”或“學運領袖”，常故作頤指氣使狀，每年發壹篇“海外民運工作重心”之類具有全局指導性的公告，以顯示其有控馭海外民運之勢。只是此類“工作重心”連其本人也轉瞬即忘，還要怨天下人不肯維護其領袖之威儀。殊不知，唯有視民主為神聖使命者，唯有胸懷天地者，唯有天縱之英才，方可領袖偉大之歷史運動。

　　為堅守政治意志而作到“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方會得到歷史的尊敬。然而，有“民運領袖”卻把自己的思想觀點當作商品，向出價最高的政治勢力叫賣，以圖換來維生或揮霍之金錢。出賣思想與出賣靈魂是同壹回事，而這些出賣靈魂者卻仍然渴望得到歷史的尊敬，豈非太小視了歷史維護公正的能力。

　　亙古未有之暴政仍在荼毒國運，數千萬同胞的冤魂仍在如磐的暗夜中悲泣，卻已有人急不可待，欲收回他們對中國民運的生命投資。於是，自命“資深民運人士”者有之；自命“民運之父”者有之；自稱“民運道統”之象徵者有之。而且為爭此類虛幻的歷史地位，竟可至積思成疾之程度――壹些“民運人士”的心理變態，皆由此而生。此種人不知，歷史是最忘恩負義的。無論妳曾經付出了多少，歷史將只把鮮花獻給最後的勝利者。儘管勝利者的桂冠，是由此前無數的苦難孕育而成。

　　自命“民運人士”中之最堪憐者，乃網蟲也。此類人俱已心神衰朽如老樹昏鴉，無力再與命運搏鬥，卻難忘青春時幻想大於才能的凌雲壯志，難捨酸秀才追名逐利的虛榮之心，於是，只好在網絡虛擬的生活範疇內，逞口舌之利，與壹幫三流文人、四流學者潑打廝混，聊以充填空洞之靈魂。此類人日夜顛倒之間，只顧指天罵地，數黃道黑，互相攻擊，還自以為可以由此成為歷史人物。殊不知在他人眼中，直如閒漢與潑婦爭風，無賴與悍婆對陣，全無精神之價值，思想之魅力，唯余潑皮牛二之流韻。

　　自命“民運人士”中最不堪者，是壹群由於心理變態而醉心於沒有任何政治、思想原則的內鬥之人。此類人士或貌似寬宏，實則心胸狹隘，如循牆之鼠；或形似謙謙君子，內心卻虛榮浮躁，如瞪目高鳴之雞；或外顯忠厚之狀，卻嫉天妒地，如更年期之醜婦；或其言以俠義自許，其行卻陰損刻毒，如食腐屍之蜥蜴。他們為虛幻之名爭風吃醋，時至瘋癲之狀；為些小之利痛心疾首，常達迷亂之態。他們抗爭暴政百無壹能，醉心內鬥，實已成癖。他們早無雄心為民主而戰，卻視同道互搏為生活樂趣。精神意志淪落至此，亦足為中共狗特竊笑。

　　誠然，環顧海外民運，也可發現志趣高遠之人，意志剛烈之士；也可見到壹、二臥薪嘗膽之組織。只可惜這類人士和組織不僅廖若晨星，同時也缺少創造歷史之能力，常只能徒喚“有心殺賊，無力回天”。

　　失敗並不可怕，屢戰屢敗，也可能最終壹戰成功。可怕者，不敢或不願正視失敗之現實，探尋失敗之原因。今日海外民運頹唐如此，連中共暴政也視之如無物。然而，若有人敢直陳海外民運雕蔽不堪之現狀，則必遭端著海外民運之飯碗乞討精神或物質生活者，群起而攻之。此類人外戰暴政，早已力倦神疲；窩中內鬥，則必定悍如瘋虎。

　　清帝遜位，西風殘照，尚有遺老遺少白衣麻帶，望闕痛哭失聲。今日之民運卻已落入只有遺老沒有遺少之境――海外民運人士鮮有35歲以下者。放眼望去，三三倆倆，多為進入生命黃昏之人，真可謂暮靄沉沉壹片。

　　歷史運動雕殘了誘惑少年之心的魅力，也就喪失了前途。然而，有“資深”民運人士對此卻無憂無慮，幻想時機壹旦到來，就會風雲際會，萬眾擁戴。殊不知，時機從不在等待中到來，而只能在創造中湧現。時機只屬於她的創造者；徒然的等待決不可能受到時機的垂青。

　　現在，為使海外民運再度崛起如奇峰峻岭，並重返人類歷史的中心，首先必須以歷史為銅鑒，冷峻審視目前海外民運之“西風殘照”，並找出命運如此為海外民運畫像之原因。

　　海外民運至今幾如風中殘燭，若再如某些人那樣，本已日暮途窮，尚以為正在朝霞之端昂視闊步，海外民運將進入絕境。

　　其實，早有有識之士看到海外民運的敗落的現狀，只是不敢以探討之劍，直指問題的咽喉。所慮者，無非怕自命“民運人士”者操戈圍攻。然而，即便如此，又有何懼――不過是壹株枯樹臨秋風，滿枝昏鴉噪斜陽而已。

　　中國海外民運現狀觀之令人心痛欲裂，思之令人黯然神傷。無論如何，為中國命運計，已至必對海外民運作壹歷史總結之際。

　　有人常願把海外民運敗落的主要原因歸之於中共特務的破壞。這些人多是對民運有深厚感情的、心地善良的朋友。但是，把失敗歸因於對手的狡詐和強大，雖然可得到些許精神安慰，卻不能使海外民運輝煌崛起。弱者渴望安慰，強者才敢於在失敗中探索勝利之路。既然如此，就讓所有真正關心海外民運的朋友都成為強者吧。

　　二、中國海外民運雕蔽的人格原因

　　人乃社會運動的生命承載者，因此，人格狀態與社會運動的興衰必然直接相關。當年海外民運洪波湧起之時，投身其中的人格狀況，大概可分為三類。現壹壹分析之。

　　偉大的“六四”，敗於中共暴政的血腥屠殺。不過，現實中失敗之際，“六四”已為中國民主運動贏得了勢將流芳百世的道德榮耀。正是由於“六四”之血蘊涵的政治道德魅力的感召，大批海外華人學子以及“六四”後從大陸逃出的學運參與者群體，聚集於海外民運的戰旗之下，壹時聲勢如潮。當時，民運的主體是良知被“六四”政治道德魅力點燃的青年學子。這個群體對民主的嚮往中，激情高于堅硬的意志。雖然濺在專製鐵幕上的“六四”之血依然殷紅，他們卻繼續幻想民主運動會迅速成為凱旋的英雄，絲毫沒有意識到，追求中國的民主，猶如在鐵鑄的荒原上播種希望壹樣艱難。

　　現實很快就冷冰冰地告訴人們中國民主的艱難；大大小小民運領袖低俗甚至惡劣的人格，又強烈地腐蝕著人們對民主運動的信心。幾度政治風雨之後，沒有堅硬意志支撐的激情便黯然熄滅。喪失了神聖的激情，世俗生活的誘惑便成為生命的暴君。中國海外民運的主體――由脆弱的良知和瞬間的激情構成的人群，從此便風逝雲散，落花流水，黃葉飄零。壹代作為高貴政治道德象徵的生命群體，很快便湮滅於平庸的世俗生活中。

　　另壹類人則是基於個人野心和命運偶然性的雙重作用，而進入海外民運。專制政治的特質之壹就在於孕育個人野心，從而形成畸形的政治人格。中共暴政下，真實人格難於生存，野心人格則多如牛毛，就連小小科長都常會有黃袍加身之夢，壹介平民也總思飛黃騰達，希冀有壹日成為專制政治之顯貴。對於專制體制內為個人權力或利益進行的角逐，野心人格可謂得心應手、遊刃有餘。只是天不作美，由於諸種個人生活歷程的偶然性――這類個人生活歷程的偶然性，大到諸如“六四”這種重大歷史事件，小到個人性格，千姿百態，難以盡述――某些野心人格也被命運之風吹進民運之範圍。

　　野心人格進入民運，無論對於野心人格自身，還是民運，都意味著悲劇。

　　中共專制是人類歷史上最堅硬而兇殘的，這就決定了中國民主之路必然是獻祭者的命運之路，而不可能成為野心人格的成功之路；試圖通過創建民主政治實現個人政治野心，需要付出太沉重、太長久的個人代價，這在野心人格的天平上得不償失。

　　另壹方面，野心人格徹底敗壞了海外民運的人格構成。凡是中共專制體制內能發現的所有腐爛人格特徵，都可以在海外民運中找到惟妙惟肖的復製品。之所以如此，端在於野心人格對海外民運的廣泛滲入。海外民運外戰外行，內鬥內行；壹時之間，背信棄義、陰險詭詐、鼠肚雞腸、嫉賢妒能、勾心鬥角、爭名竊利、搶權奪勢、首鼠兩端等等人性最不堪之醜態，都以海外民運為舞台，粉墨登場，成為歷史斜視中的過客。

　　野心人格，乃海外民運內鬥的人格之源；乃海外民運雕蔽的人格原因。這類人格的存在和活動所彰顯出的骯髒、卑鄙、低俗的人性，似乎在告訴歷史，海外民運是人格不淨潔者的運動。海外民運也由此喪失了原有的群眾基礎，並且沒有吸引新的力量加入的人格魅力。

　　野心人格崇拜實用主義。被命運推進民運後不久，他們便意識到民運非棲身之所。所以，有能力通過別的生活方式實現其野心對生命價值的定位者，便紛紛棄民運如蔽履，另覓高就。惟獨有壹部分野心人格，除了混壹個“海外民運大佬”的虛稱外，再也無能靠自己的能力通過其它方式，過上“受人尊敬”的生活。於是乎，他們便只能“悲壯”地堅守於海外民運之中，盡力使海外民運變成他們的個人財產，只差插上“私人領地，法律保護，請勿擅入”的招牌。這類野心人格雖然蠢笨無能，卻又常常自視甚高，正在幻想中等待中共崩潰之後，回去撈個總理部長噹噹，過壹把權力野心癮。

　　有人當會問：“現在海外民運中就沒有高尚之人嗎？”

　　我對此壹問的回答是：確乎有壹類心靈純而美之人，是基於對自由民主的信仰和受到理想主義的召喚，而壯懷激烈，投身民運。只可惜天不作美，這類理想主義者往往單純到脆弱的程度。在同那些皮糙肉厚、心狠手黑的野心人格進行的政治較量里，壹敗再敗，幾至無還手之力。因此，美麗高貴的理想主義人格從來沒有能夠哪怕暫時主導海外民運。如何使美麗高貴的理想主義人格成為堅硬的意志――這是下壹個歷史過程必須解決的重大政治課題。因為，脆弱的美，沒有能力證明真理。

　　理想主義人格屢敗之後，其中壹部分頹然退隱，另壹部分間或還對民運有些許關注，不過，那種關注也只是懷舊之情使然。當然，也有為數不多的理想主義者，仍然孤獨地堅守對自由民主真理的純潔的忠誠。正是因為他們的存在，海外民運還能保持最後幾分聲譽和尊嚴。

　　這部分理想主義者是孤獨的，更是艱難的。最艱難之點不在於同中共暴政的抗爭，而在於同海外民運內部野心人格的周旋。對事的失望足以傷神，對人的失望足以傷心。傷神尚可奈何，傷心至極，常令人絕望。由卑污的野心人格導致之對民運的絕望，恰是理想主義者們心靈的艱難。不過，我相信，理想主義者們終將會超越絕望，思考這樣的問題：與其承受同野心人格周旋的骯髒的艱難，不如破釜沉舟，同野心人格群體作政治上的決裂，再辟新的戰場，去迎接同中共暴政直接抗爭的銳利的艱難。

　　人是具有道德良知的動物。任何壹項社會政治運動都只有以其道德的魅力感動了歷史，才能贏得廣泛的支持。民主運動是為所有人的自由權利爭取法律保障的社會政治運動。福蔭天下，澤被萬眾――這正是民主運動的政治道德之源。壹旦野心人格成為海外民運最經典的人性表現，人們就很難相信，由這樣壹些自私自利且又卑鄙無恥的小政客主導的運動，會有政治道德的內涵。就連“六四”聖血為海外民運加冕的道德的王冠，也很快由於野心人格的種種小政客式的惡行，而黯然失色。

　　社會運動壹旦雕殘了道德的感召力，就已經死亡了。所以，今後無論在什麼時間，什麼空間重振海外民運，第壹要務便是再鑄海外民運的人格形象。因為，高貴的人格乃是政治道德的生命之源。

　　三、海外民運雕敝的政治意志原因

　　思想是人的靈魂；政治意志則是政治運動之魂。可是海外民運壹直沒有形成堅定、明確、統壹的政治意志。在壹定程度上，海外民運可以說是無魂之政治運動。這也正是其迅速由盛而衰的基本原因之壹。

　　十餘年來，海外民運思想混亂的狀態從未得到的改善。思想混亂之中，政治意志肢零破碎，根本無法形成震撼中共極權統治的政治能量。但是，有人竟把導致海外民運邊緣化的思想混亂，視為民主的當然結果，而且至今不誤。真使人啼笑皆非。這些人似乎無視壹個基本的事實：對於中國，民主政治只是壹個艱難的目標；現在民主運動急需鑄成統壹的政治意志，去決戰中共專制。而思想混亂，恰是海外民運的精神癌症。此症不除，海外民運斷難成為具有創造歷史的意志和能力的政治運動。

　　縱觀海外民運思想史，可以發現改良主義思潮始終是造成政治思想混亂的潛流。因此，為使海外民運能形成足以同中共暴政決戰的政治意志，首先就必須對改良主義思潮進行思想的清理。

　　政治改良主義已經被過多的學者進行了過多的詮釋。庸人學者們的主要能力之壹就是把簡單的問題繁瑣化，當繁瑣到上帝都厭倦的時候，便很少有人會願意對之進行討論，於是，庸人學者就會以對繁瑣的獨占而宣稱他們的淵博。為了避免除皓首窮經的腐儒外無人感興趣的繁瑣，為了能夠對問題作簡要、明快的討論，本文所謂的政治改良主義只限於當代中共的政治範疇之內。

　　當代中共政治範疇內的改良主義思潮可表述如下：即使在“六四”事件之後，中共仍然有意願和能力，通過由其主導的漸進的政治改革，最終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因此，壹切其它社會力量都應當以推進中共實現其民主政治改革的意願，作為決定自己政治活動的前提。

　　當代中國，改良主義思潮的人格承載者，主要有兩部分人。壹部分是被“六四”壹陣狂風，由中共官僚體制內，吹到了海外民運中的人；另壹部分為現在仍處於中共體制內的學者和官員，其中還包括某些結成朋黨，互相吹捧自己是自由主義者的文人。

　　當代中國的改良主義者對於中共暴政乃是壹分情仇，二分怒意，三分鬱悶，四分失望，五分責怪，六分哀怨，七分苦戀，八分憐愛，九分寬容，十分幻想。改良主義者對中共暴政具有棄婦懷舊似的幻想，那種愁腸千迴、幽怨萬般的依戀，可以令石人垂淚，只可惜中共暴政在政治改良的意義上毫無憐香惜玉之意。

　　八九“六四”，中共用鐵血手段向歷史申明：它決不允許通過體制內的政治改良和平演進到民主政治――它決不允許用任何方式改變壹黨專制的極權政治。

　　儘管改良主義的文人製造或引進了諸如新權威主義、威權政治、後極權政治等等壹系列偽概念，試圖說明中共專制已經軟化，因而有改良的實際可能，但是，“六四”對和平情願學生和市民的血腥大屠殺，勝於雄辯地證明，中國仍然處於典型的極權政治之下；中共暴政乃是人類歷史上最泯滅良知的極權政治。

　　“六四”之後，中共暴政被徹底剝去了政治道德的遮羞布。它淪落到只能靠骯髒的物慾收買人心，維持專制的可憐境地。它要全體中國人的良知都在物慾的追求中腐爛，以便所有的人都忘卻它在“六四”中犯下的反人類罪行。中共暴政在這個意義上上取得了壹定的成功，但付出的代價是，當它希望全體中國人都腐爛時，它自己首先腐爛了，而且腐爛到無可挽救的程度――事實上也沒有誰真正想要挽救。

　　當前的中共“上層壹萬家”，乃是貪官污吏、奸商惡賈和無恥文人共同構成的黑幫集團。這個政治黑幫唯壹的政治意志只在於，用壹切方式強化極權專制。而強化極權專制的作用有二：壹是中共官僚集團可以繼續藏匿於暴政鐵幕之後，規避歷史對其反人類罪行的大審判；壹是權貴階層能夠利用國家權力，在受到專製法律保護的條件下，繼續肆無忌憚地掠奪國家、社會和人民的財富。通過政治改革實現民主，對於中共權貴階層乃是自殺行為，因此，中共政治黑幫集團根本不可能有政治改革的意志和激情――它沒有自殺的意志和激情。

　　正如當年戊戌六君子的血洗去了近代史改良和革命的界限壹樣，“六四”之血也洗去了現代中國改良和革命的界限。

　　在已經喪失任何可能性的情況下，改良主義的“棄婦”們依然或者呼天搶地，或者媚態百出地召喚中共暴政的自我改良，結果必然是讓人們在思想混亂中迷惘於改良的幻想，從而掩蓋只能用民主大革命開闢中國未來命運之路的真理。

　　縱觀歷史，可以發現壹個基本的政治鐵律：改良總是以強化改良運動主導者的政治地位作為目的；專制的改良，不是為了否定專制，而是為了給專制注入新的政治活力。當代中國的改良主義苦戀者們實際上對“政治改良”寄以超出其能力的過分希求。由專制政治的最高核心主動啟動並主導否定專制政治的政治改革――這種希求不僅違背政治邏輯和人性的邏輯，在人類歷史上也很難找到實際例證。

　　改良主義苦戀者們喋喋不休、津津樂道的壹個例證就是“戈爾巴喬夫現象”。但是，這種現象並不能為當代中國的改良主義思潮提供辯護。中共的“戈爾巴喬夫”胡耀邦和趙紫陽，均被中共自己的專製鐵手扼殺。這壹事實表明，中國專制之獸性絕非原蘇東地區的共產黨統治可比。這且不論，問題的實質在於，東歐和前蘇聯的歷史性變革的主要動力，並非來自共產黨統治集團主動啟動和主導的改良，而是來自經過長期積累並最終爆發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義。戈爾巴喬夫、謝瓦爾德那澤、葉利欽等人物的出現，使東歐和蘇聯的民主進程比中國少了許多艱難，這是他們偉大的歷史功績。不過，只有共產黨官僚體制之外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義，才是東歐和前蘇聯的民主政治之父。

　　在中國的社會危機呼喚革命的時刻，在中國的苦難和艱難渴望革命的時刻――當中國的命運問題必須用堅硬的革命加以解決的時刻，改良主義的溫柔小夜曲，聽起來就顯得格外冷酷。

　　苦戀政治改良主義的深情，與仇視革命的恨意同生共長。革命，這個曾經引導人類殺出中世紀專制重圍的具有英雄情懷的概念，現在卻受到極不公正的侮辱和貶低。攻擊革命的思想最初或許來自西方，但是，對革命表現出激烈怨恨的，卻是當代中國散布改良主義幻想的文人。

　　革命意味著什麼？

　　就近現代專制和民主政治的範疇而言，在近代，革命意味著徹底否定中世紀的封建專制，建立以主權在民為原則的憲政民主制；在現代，革命主要意味著徹底否定共產黨的極權專制，建立憲政民主制。

　　無論近代還是現代，革命的壹個明確特徵在於，發動和主導社會大變革的力量均起自於統治集團以外的各個社會階層；儘管革命並不拒絕同專制統治集團內部的某些派別作策略上的妥協或聯合，但是，革命之魂總在民間，而不在專制統治集團之內。

　　回顧近現代史，可以毫無困難地發現，革命是憲政民主制的主要鑄造者。沒有革命的狂飈突起，就沒有《獨立宣言》，就沒有《人權宣言》，就沒有封建專制的崩潰，也沒有東歐和前蘇聯共產專制陣營的土崩瓦解，煙消雲散；革命如果被近代史否定，巴士底獄直至今天還會屹立不到，人類可能還在中世紀的黑暗中，戴著專制的鐵鏈蹣跚而行；革命如果被現代史否定，東歐和前蘇聯地區的人民就將仍然在專製鐵幕的陰影中承受苦難的命運。

　　許多改良主義的苦戀者，正是在利用革命賜予的言論自由權利，忘恩負義地詛咒革命。他們把革命等同於暴力，誣指革命就是以暴易暴；斷言革命必定導致暴力的無限制使用，導致暴民政治。他們所能舉出的主要例證，便是法國大革命和共產黨的所謂革命。

　　在文人殺害“革命”的思想刑場上，法國大革命竟被描繪為暴力、罪惡的象徵；羅曼. 羅蘭夫人的壹句話――“自由、自由，有多少罪惡假汝而行。”――成為某些文人心目中對法國大革命的有罪判決。

　　但是，當改良主義苦戀者以無限制暴力和暴民政治的名義徹底否定法國大革命時，他們忘記了《人權宣言》乃是法國大革命的思想之子，直到今天，人類在爭取人權的過程中，仍然在相當程度上執行著《人權宣言》的遺囑；當改良主義苦戀者對滾落於巴黎街頭的貴夫人那美麗的頭顱憐香惜玉，並因此徹底詛咒法國大革命時，他們忘記了，正是法國大革命摧毀了中世紀黑暗的象徵巴士底獄，從而使在鐵牢中囚禁了數百年的政治犯和思想犯的冤魂，得以重見白日。

　　法國大革命的過度暴力確實深刻地傷害了它的道德價值。之所以出現這種過度暴力，大體有兩個原因。

　　其壹，法國大革命爆發於歐洲――這中世紀黑暗最沉重的地方，它當然要比英國和美國的民主革命更艱難，也當然要受到專制勢力的更殘酷無情的反擊。正是專制勢力反擊的殘酷無情，刺激法國革命趨於極端化，從而導致暴力的過分使用。

　　其二，法國革命的主導者們最初犯了壹個屬於理想主義者的致命錯誤――他們寄予政治革命太多的期待。他們不懂，政治革命的目標應當以政治體制的變革為限度，而其它屬於精神領域的變革，只能在民主政治建立之後，在人們普遍享有思想和言論自由之後，通過文化或宗教的方式來進行。凡是企圖用政治革命的方式解決價值觀念和思想領域問題的地方，壹定會有超過理性限度的暴力；凡是人們能夠用包括“革命”在內的任何神聖的名義，對思想進行強制的時候，就是獸性戰勝人性之日。

　　上帝才不會犯錯誤，如果有上帝的話。法國大革命的英雄們把自己當成拯救人類的上帝，並由此鑄成大錯。法國大革命因為他們的錯誤而蒙受恥辱。但是，無論如何，法國大革命都是人類走向民主政治的偉大里程碑，儘管，它沐浴在過度暴力的血腥之中。

　　改良主義苦戀者們如同孔雀喜歡炫耀尾巴壹樣，喜歡炫耀他們的“理性”，他們的“冷靜”，他們的“非極端化”。然而，在否定革命的問題上，他們卻毫不理性，毫不冷靜，並且非常情緒化，非常極端――他們完全無視《人權宣言》和攻克巴士底獄對整個人類歷史的無可取代的貢獻，只以過度暴力的名義，就徹底否定了法國大革命；他們還不經任何邏輯的過渡，就進而斷言所有的革命都壹定會導致以暴易暴，導致暴民政治。改良主義苦戀者們在徹底否定革命過程中表現出的激烈情緒，頗似假作單純的妓女聲稱自己看見壹滴血就會暈倒時的矯揉造作。

　　如果說對法國大革命的徹底否定是壹種非理性的極端主義情緒，對共產主義革命的態度，就是改良主義苦戀者們精心設計的思想陷阱。

　　且讓我們看改良主義苦戀者們對待共產主義革命的思想邏輯：共產主義革命是暴力神聖化的過程；共產主義革命表明，革命就是以暴易暴，就是暴力濫用；所以，今天對共產黨的統治絕對不能採用革命的方式，否則，就是暴力的輪迴，革命之後上台的暴民，說不定比共產黨還壞。

　　上述思想邏輯是由錯誤的概念，錯誤的類比和無端的推定構成的思想陰謀，陰謀的目的在於，以反暴力的名義，要求人民在中共暴政前放棄革命的權利。

　　從文藝復興開始，直到現代，人類命運的政治主題壹直是革命――由專制，通過民主革命，進入民主法治時代。這個歷史進程的前壹時期革命的對象，是中世紀的封建專制；而後壹時期的革命對象則是共產極權專制。就民主革命的範疇而言，所謂的“共產主義革命”根本就不是革命，而是專制主義的借屍還魂，是對中世紀專制的否定之否定，是專制主義的復辟。理由很簡單，共產主義運動在眾多國家內建立起的政治制度，全都是人類歷史上最暴虐的極端專制主義統治。所以，歷史已經作出結論：“共產主義革命”乃是偽革命，真專制；是反革命。

　　改良主義的苦戀者用共產主義偽革命的血腥和暴力，來否定對中共暴政的革命，是由錯誤的類比得到的錯誤結論。共產主義偽革命的血腥和暴力，是由它的靈魂，即它的理論所決定的。共產主義理論斷言，階級仇恨，以及由這種仇恨催生的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動力；共產主義偽革命要實現的第壹個政治目標，就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且共產主義理論認為，國家就是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暴力工具。可以看出，正是由於暴力和仇恨這兩個概念在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中互相激發，創造出了恐怖的歷史。

　　民主革命在理念上與共產主義革命不可同日而語。民主革命的目標，乃是建立保障公民自由權利的政治制度，和每個公民擁有平等法律權利為原則的社會公正。在理論中，暴力和仇恨並不是民主革命的圖騰。儘管也出過法國大革命過程中過度暴力的現象，但民主革命本質上與人性壹致。前蘇聯和東歐上世紀九十年代發生了民主大革命，而革命過程中暴力的運用完全被限制在人類的理性和良知能夠接受的範疇之內，並沒有出現過度暴力和血腥的恐怖。這表明，民主革命已經成熟到不被仇恨所誘惑，並能有效而人道地駕馭歷史命運的程度。

　　討論進行到此，應當得出結論：在中國沒有改良可能的情況下，散布改良主義幻想；在中國需要政治大革命的艱難時刻，侮辱並否定革命――這正是造成包括海外民運在內的中國民主運動思想混亂的根源。混亂的思想，無法熔鑄出明確而堅定的政治意志。沒有明確、堅定的政治意志，民主政治運動就不可能形成強大的政治能量，去挑戰，去震撼中共暴政。

　　四、海外民運頹敗的組織原因

　　政治意志是政治組織的靈魂；政治組織是體現政治意志實效性的機構。海外民運組織林立，但是，卻沒有任何壹個組織真正具備同中共極權專製作政治決戰的素質和能力。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之壹就在於，海外民運的各組織均沒有形成具有高度理性並與現代人類道德意識相壹致的民主革命的政治意志。相反，在改良主義思潮的嚴重毒害之下，各民運組織政治結構軟弱渙散，政治紀律蕩然無存，政治能量如風中之燭。

　　最經典地表現出改良主義思潮毒害的政治組織觀念，莫過於聲稱要把民運組織構建成具有建設性的“反對黨”，或者要按照外國“議會黨”的模式組建民運政治組織。

　　上述政治組織觀念乃大荒謬。這種荒謬是建立在對政治範疇基本認知的錯誤之上。

　　在憲政民主制度的政治範疇之內，才會有同“執政黨”相對應的“反對黨“的概念。中共極權專制之下根本沒有”反對黨“生存的任何空間。現代之中國，只有老子黨和兒子黨――共產黨是老子黨，政治協商會議內的各政黨都是由共產黨發薪水養活的兒子黨。老子黨與兒子黨之間實行的是“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的專制倫理關係。所以，中國的兒子黨必須通過比共產黨自我吹噓更賣力地吹捧共產黨，作為自己生存的政治前提。

　　不知要在中共極權體制內組建“反對黨”的諸君，是否要讓民主運動步中國兒子黨的後塵？更不知具有建設性之“反對黨”之“建設性”要如何體現？因為，有利於中共極權的“建設性”才被中共專制之法允許；有利於否定中共極權、實現民主政治的建設性，則壹概被中共之法以“顛覆國家罪”予以鎮壓。以為用“建設性”壹詞的掩護，“反對黨”的生存權就可以得到中共的肯定，乃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之舉。如果是在中國大陸，出於鬥爭策略的考慮，提出建設性“反對黨”的概念，或許還應當被理解。來到海外，依然傳播這種概念，實在令人齒冷。

　　至於按照外國“議會黨”的模式構建當今之中國民運組織的觀念，流播更廣，為害更甚，其荒謬性也更加明顯。憲政民主體制之內運作的政黨，同要與極權專制進行政治決戰的民主政治組織，處於完全不同的政治範疇，面臨完全不同的政治任務，因此，這兩類政治組織必須各自具有與其所處政治範疇，和承擔的政治任務相適應的完全不同的組織結構，而決不可以互相模仿。

　　按照外國“議會黨”的模式組建民運組織，由於政治範疇的錯位，使海外民運組織徹底喪失了向中共暴政挑戰的銳利的政治意志，徹底喪失了同中共暴政政治決戰所必須的迅速的決策能力和果斷的行動能力。海外民運組織也因此變成“政治的自由市場”，成為小政客叫賣雜亂的政見，低智商的野心家炫耀小聰明的領域。而潑婦廝打般的內鬥，毫無政治道德底線的陰謀，沒有任何政治紀律約束的我行我素，更徹底剝奪了海外民運組織形成堅硬的組織構架，決戰中共暴政的可能。

　　其實，構建具有建設性的“反對黨”也好，組建“議會黨”式的民運組織也好，其意識的深處都鬱積著濃烈的改良主義氣息。此類組織的構建者似乎並不把推動極權專制轉化為憲政民主的歷史進程當作自己的政治責任，他們只是滿足於事先組建起在憲政民主制度下運作的“反對黨”，或“議會黨”，並通過“善意”或者“建設性”的呼喚，促使信奉極權專制的中共自動改良為遵守憲政民主原則的政黨，然後，他們再與中共壹起坐在“圓桌旁”，共商民主建設的大計。

　　思想至此，令人哭笑兩難。只要想壹想中共暴政五十六年間以國家恐怖主義為紙，以強權暴力為筆，蘸著中國人民無盡的血淚書寫的罪惡史，便可以明白，希圖組建“反對黨“和“議會黨”諸君對中共暴政的希求，完全是痴人夢話，醉漢顛語。

　　改良主義思潮束縛中國民主運動的另壹條鐵鏈，就是要求民運組織的行為具備以專制之法為標準的“合法性”。中共暴政有兩類法律。壹類法律是公開宣布的，壹類是實際執行的。公開宣布的法律用來欺騙人民和國際社會；實際執行的法律是為了維護極權專制。不知改良主義思潮要求民主運動組織符合的哪壹類法律？如果符合公開宣布的法律，只能是幫助中共暴政欺騙世界並自欺；如果符合實際執行的法律，民主運動組織就同中共暴政維護專制的意志壹致。民主運動組織的天職只在於否定中共極權的法律制度，創建憲政民主的法律制度。要求民主運動組織的行為符合專制之法，同要求民主運動組織與中共暴政同流合污沒有什麼本質區別；民主運動組織壹旦放棄徹底否定專製法律的努力，並去符合專製法律，也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全部政治價值。

　　有人竟十分自得地為海外民運組織內亂烽起，內鬥不止，軟弱渙散的狀態辯解曰：追求民主的組織只能如此，像中共那樣講統壹的政治意志，講鐵的紀律，講嚴密的組織結構，就必然導致奪權後的獨裁專制。

　　上述辯解的壹個基本邏輯錯誤，就在於把兩個不具可比性的概念加以類比――民主革命組織與共產黨如雲泥之別，不可同日而語。如果以民主革命是文藝復興以來“永恆的政治主題”為大背景審視，共產黨根本不是革命黨，而是偽革命黨，反革命黨。因為，舉凡共產黨建政的制度全部是中世紀專制的否定之否定，全是中世紀黑暗更泯滅人性的復辟。民主革命組織與共產黨在基本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共產黨崇尚暴力和階級仇恨，其政治目的就是為了用暴力奪取政權，並建立共產黨壹黨獨裁的階級專政。民主革命的組織崇尚自由、民主、人權，其革命的目的不是為了奪取政權，而是為了建立遵循“人民主權”原則的憲政民主制度，並把自己對權力的要求，置於人民公開、公正、自由的定期選舉的選擇之下。民主革命組織同共產黨，這兩類在理論基礎，政治意志，政治目標都南轅北轍的政治組織，怎麼可能產生同樣的政治結果？那些為海外民運組織可悲的現狀進行辯解的人，不是缺乏政治智慧的庸人，就是居心叵測者――他們希望海外民運組織永遠處於缺乏政治決戰能力的可悲狀態。

　　政治命運就如同草原上的野馬，只服從強者的駕馭。具備堅硬的政治意志、嚴密的組織結構、嚴明的政治紀律、迅速決策和果斷行動能力的民主革命組織，才是駕馭政治命運的強者。使歷史遺憾的是，目前海外民運組織不配稱為強者，而弱者必定被命運輕蔑地拋棄。

　　要想扼住命運的咽喉，就只有成為強者。革命和革命黨，乃是中國民主運動走向強者之路。而且是唯壹的路。

　　五、為革命正名

　　革命，是近現代歷史的政治主題。近代，革命的目的是否定中世紀封建專制；現代，革命的目的是否定共產極權專制；當前，革命的目標是攻克專制主義最後的巴士底獄――中共暴政。

　　從歷史事實的角度審視，否定革命，就是肯定中世紀的千年黑暗，就是肯定前蘇聯和東歐的共產極權專制。然而，改良主義苦戀者們正在否定革命。

　　為了砸碎改良主義苦戀者們用污衊和謊言鑄成的囚禁“革命”的鐵牢，讓“革命”重新如英雄般走上與人類最後的專制暴政――中共暴政決戰的戰場，我們必須為革命正名。

　　就現代中國而言，革命的涵義應當明確表述如下：通過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義，實施政治大變革，否定中共壹黨專政的極權統治，否定中央極權的國家結構，實現以主權在民為理論原則，以多黨制為政治基礎的憲政民主，建立聯邦中國。

　　革命同不受限制的暴力之間，並不具有改良主義苦戀者斷言的那種必然聯繫。明確即將來臨的民主政治大革命同暴力之間的關係，已經成為最緊迫的理論要求。

　　否定中共極權專制的民主政治大革命同暴力之間的關係，表現為三項原則：

　　第壹原則，民主政治革命的基本政治目的，就在於徹底否定中共極權專制的體現為國家恐怖主義的暴力，因此，民主政治革命在本質上是政治暴力的天敵，是政治暴力的徹底否定者。

　　第二原則，民主政治革命將運用現代人類理性和良知所能允許的壹切方式，結束中共暴政的專制統治。這些方式包括前蘇聯東歐地區人民反抗共產專制的各種運作方式，也包括中國人民抗爭暴政過程已經使用和正在使用的各種方式。革命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之壹，就是如何採取有效措施，將孤立、分散而又廣泛發生的維權抗暴的活動組織起來，最終形成統壹意志指導下的全民大抗爭和全民大起義。

　　第三原則，民主政治革命絕不崇拜暴力，絕不提倡暴力，但也不否定在反抗專制暴力鎮壓時，人民擁有採用適度政治和法律強制力，維護自己天賦人權的權利。

　　首先，對於中共極權專制利用國家恐怖主義，以專制惡法的名義和暴力方式，摧殘、剝奪公民權利的犯罪行為，人民有權按照現代法治精神，進行正當防衛。

　　其次，在人民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維護人權、抗爭暴政的活動時，如果中共專制當局利用國家暴力進行鎮壓，人民有舉行全民大起義的權利。當然，人民會根據具體條件下是否有利於民主革命成功，來決定是否以及何時行使這項權利。

　　再次，當形勢發展到民主革命與中共極權專制決戰的關鍵時刻，如果必須使用適度政治強制力，才能取得決定性勝利，民主革命即當果斷採用適度政治強制力，以推動歷史進程。羅馬尼亞人民在革命過程中，果斷處決齊奧賽斯庫，阻止專制力量重新集結反撲，加快革命成功的步伐，就是合理採用適度政治強制力的典範。在這種情況下採用適度政治強制力，恰恰是為早日結束專制暴力，實現社會的非政治暴力化所必須的。

　　“非暴力”是改良主義苦戀者們最賣力炫耀的壹塊道德遮羞布。不過，即使是真理，壹旦被吹噓到令人肉麻的程度，人民也有理由懷疑吹噓者的真誠。甘地和馬丁. 路德金髮起的“非暴力反抗運動“，是改良主義苦戀者們要求中國人民學習的經典之作。但是，如果真的學習了，中國人民將進入更加苦難深重的命運。

　　甘地和馬丁. 路德金及其領導的運動面對的是什麼？是以自由、民主、人權理念為立國之本的政治體制。這樣的政治體制本質上符合人性，因此，它可能被人性所感動，被非暴力運動的道義力量說服。這是甘地和馬丁. 路德金成功的根本政治原因。

　　中國人民面對的是什麼？是崇拜國家暴力的極權政治。中共暴政不會被人性所感動，也不會被道義力量說服。“殺二十萬學生，換二十年穩定”，就是獨夫民賊暴力意志的宣示――中共暴政只能被革命的意志所征服。讓中國學習甘地或馬丁. 路德金，實質上就是要求中國人民在維護人權，抗爭暴政時，也要任由專制政治隨意摧殘虐殺。試想，如果“六四”之夜學生們不是撤退，而是學習甘地，繼續在天安門廣場上“非暴力”地反抗，結果會如何――結果定然是坦克群從學生的血肉之軀上壓過，將“非暴力”抵抗壓成動盪的血海。

　　改良主義苦戀者們不經過任何邏輯的推演，就將人民革命等同於暴民政治，並以此為由聲討革命。但是，值此人民革命尚只是政治設計，而中共極權專制已經將國家恐怖主義運用到極致之時；值此中共暴政利用國家暴力，貪婪地攫取社會財富，肆無忌憚地踐踏人權之日；值此權利被剝奪的民眾可憐到只能用跳樓、服毒、自爆、自焚、無望的上訪等方式，表現壹腔悲憤之際，不去譴責中共暴政――這個暴力的根源，卻以反暴力的名義，唾液四濺地誣衊否定中共暴政的、尚未發生的人民革命，這是多麼無恥的偽善！有文人曰：偽善也可能是善意的開始；我說，偽善比公開的罪惡更接近罪惡，因為，偽善除了罪惡之外，還有無恥的欺騙。

　　改良主義苦戀者另壹個最能表現他們苦戀的觀點，便是宣稱“街頭民主”沒有真正的社會歷史價值，因此應當推動“議會民主”。

　　愚昧到何種程度才會不明白，中國的所謂“議會”――人民代表大會，不過是中共暴政的壹個橡皮圖章。如果在這個橡皮圖章上能夠雕刻出民主，那麼“小蝦也會吹口哨了”。人民代表大會的存在只有壹種實質性政治價值，那就是作為中共極權專制的“民主”修飾物，來欺騙國際社會和中國人民。

　　崇尚“議會民主”者所蔑視的“街頭民主”，實質上是公民的各種維護權利，抗爭暴政的活動。這種活動在相當時期內是積累政治大變革能量的主要方式。因此，否定了“街頭民主”，就意味著否定了當前中國公民維權抗暴可能採取的主要方式，就意味著否定了政治大變革的可能性。

　　崇尚“議會民主”者，在八九年“六四”期間，以為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有成功的可能，曾壹度投機他們鄙夷不屑的“街頭民主“，試圖充當學生運動同當局之間的政治掮客。殊不知，以正義的激情為底蘊的學生運動，根本不受政客式的理性利益權衡的控制，終使政治掮客的努力，成為壹枕黃粱。而崇尚“議會民主”者也被中共頑固派視為學生運動的“幕後黑手”，被迫流亡海外。這真可謂造化弄人。

　　“六四”學生運動引發的民主大潮退去之後，這部分改良主義苦戀者傷感之餘，又重彈貶低“街頭民主“之老調，希翼得專制者之憐愛。只可惜他們已經人老珠黃，而中共貪官們卻只喜歡摟著年輕貌美的三陪小姐，傷感地唱“遲到得愛”。崇尚“議會民主”者，不過是壹小群熱衷於充當客廳英雄的文人，這就註定了他們的政治願望不可能在歷史大舞台上實現，但是，他們的觀念卻加劇了海外民運思想的混亂，加深了如北京初冬之霧般朦朧但濃重的改良主義幻想。

　　“民主革命”，是近現代史政治領域的“永恆主題”。命運已經註定，以英國革命為起點的政治歷史進程，將以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作為最後壹幕。唯有自由民主在中國成為現實，整個人類歷史才可能走進另壹個主題時代，人類的心靈也才可能開始新的精神探索過程。如果任由改良主義苦戀者在思想領域謀殺了革命，人類的歷史就將繼續在專制的最後鐵幕下徘徊；如果中國人民放棄了革命的權利，中國的命運就將雕殘於對民主的絕望之中。

　　六、中國呼喚革命

　　中國的政治現實呼喚革命；中國的社會大危機呼喚革命；中國的偉大命運呼喚革命。

　　胡耀邦、趙紫陽時代，命運曾賜給中共以政治改良的機遇。然而，中共通過對胡耀邦、趙紫陽的政治迫害，以“六四”屠城的方式，最終拒絕了命運的恩賜。歷史的機遇並不像太陽，每天都會從東方升起――抓住了它，歷史的機遇就如同插在心上的利刃壹樣真實；沒有抓住它，歷史的機遇就如同飄忽的時間，壹旦逝去，便無可追回。有必要再說壹次：如同六君子的血洗去了中國近代改良和革命的界限壹樣，“六四”之血，也洗去了現代中共改良與革命的界限。

　　“六四”之後，鄧小平以及官僚集團基於掩埋反人類罪行的陰暗心理，指令專制權力教唆整個社會去瘋狂追求物慾，以使中國人的心靈在物慾中腐爛，從而忘卻道德和良知，忘卻“六四”之血的精神價值。陰險的中共官僚集團把兩個最具社會能量的群體――商人和知識分子納入官僚特權階層的範疇，從而形成了由腐敗的官權、骯髒的金錢和墮落的知識共同構成的政治黑手黨。

　　政治改良需要以執政集團具有崇高的政治意志為基礎。中共，這個犯有重重反人類罪行的政治黑手黨，它尚存的唯壹政治意志，就在於利用國家恐怖主義、謊言和利益收買，毫不妥協地維持極權專制。因為，唯有依靠專制的國家權力，中共官僚集團才能繼續壟斷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唯有躲藏在專制的國家權力之後，中共官僚集團才可能規避人民對其反人類罪行的大審判。

　　我們相信中共內部存在眾多良知未泯的人士，但是，在政治大腐敗的背景下，他們不足以形成政治改良的政治意志。中共官僚集團從整體上已經喪失了政治改良所必須的政治道德素質。這就是中國最重要的政治現實之壹。中國或者同中共官僚集團壹同腐爛下去，直至萬劫不復之境；或者超越改良的幻想，以政治大革命，贏得自由民主的未來――中國有史以來面臨的最冷峻的命運抉擇就在於此。

　　長期以來，種種自以為是的庸人之見廣泛流播，已成革命昂視闊步踏入現實的思想障礙。今日，且擇其要者破除之。

　　其壹曰，中共當局控制著強大的現代化軍隊，控制著強大的國家權力，壟斷著中國壹切政治資源，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因此，以結束中共專制為目標的革命根本就沒有發生的可能，遑論成功。

　　持此類觀點的人沒有理解壹個基本的事實：中共致命的危機並非來自物資力量的匱乏，而是源於精神和政治意志的腐爛。

　　人類的歷史是由心靈，由意志走向現實物性世界的。人類歷史本質上是心靈史，意志史。雖然在現實物性世界中，中共目前還表現出強勢存在，但是，在心靈和意志範疇內，中共早已壹敗千里，潰不成軍。“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悲劇和“六四”血案，使中共變成政治道德的破落戶；蘇東地區社會主義陣營頹然崩潰，又使中共變成思想理論的破落戶。當今之中共既無能力重建政治道德，也無能力再創思想理論之基礎，唯有靠“即得利益”來換取黨的凝聚力。然而，當利益成為唯壹的價值取向時，政治組織必然黑社會化。黑社會化的結果又必然是政治組織內部以私利為驅動力的組織幫派化，以及各幫派之間的權力和利益搏戰。當今中共不斷懲罰貪官，無非是在權力爭奪中取得強勢的幫派，對弱勢幫派的清洗。從清洗的殘酷性可以發現，黑手黨化的中共內部權力和利益的爭奪，正在血淋淋地撕裂中共自身。

　　通過以上討論，可得出壹個結論：中共已經是魂銷魄散之黨，而建立在私利基礎上的黨的統壹性，正由於遍布黨內各級組織的殘酷的權力鬥爭趨向瓦解。因此，壹旦出現重大社會事變，處於精神分裂和組織瓦解狀態下的中共，很難有效的使用名義上被它掌握的軍隊和其它政治社會資源，來體現統壹的政治意志。而喪失了統壹意志的物質力量的強大，乃是泥足巨人。

　　否定革命可能性的第二種典型的庸人之見，可以如此表述：中共主導的經濟改革使國民經濟高速增長，而經濟的高速增長，必然產生保障中共統治穩定的政治效應。

　　上述觀點的致命錯誤在於，對中國現代經濟性質缺乏基本了解。中共主導的經濟改革造就的，並不是以公平競爭為原則的自由市場經濟，而是“權貴市場經濟”。“權貴市場經濟”以腐敗的專制官權為軸心，以權錢交易為動力，以墮落的知識界廉價的“合理性”論證為遮羞布。“權貴市場經濟”的天性決定了，經濟的發展必然要以權力腐敗的深化，權貴階層對人民和社會財富的瘋狂攫取，自然資源和環境資源的毀滅性破壞為補充。“權貴市場經濟”已經成為社會不公正的根源之壹。因此，經濟的發展過程同時也是社會矛盾的積累過程，而且經濟發展的速度越快，社會矛盾積累的速度也就越快。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正預示著，社會大危機高速接近導致社會崩潰的臨界點。

　　馬克思曾從黑格爾那裡抄來歷史發展的宿命論，然後又以必然規律的名義，將宿命論植入共產黨的社會發展觀。如果真有宿命的話，“權貴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財富和權利的極度兩極分化，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宿命。而財富和權利兩極分化的極端發展，又必然撕裂社會的穩定。在特定意義上，正是中共建立的“權貴市場經濟”，在為否定中共暴政的社會大變革準備了充分的條件――黑手黨化的中共乃是自己的掘墓人。

　　但是，革命的社會條件並不等於革命；革命的崛起除了社會條件之外，尚須具備政治條件，即革命黨的橫空出世。

　　沒有民主革命的引導，壹旦出現中共統治危機導致社會自然崩潰的現象，那對於中國將意味著社會的大動亂，民族的大分裂――中國將陷入前所未有的大災難之中。唯有以憲政民主和聯邦中國的理念為引導，通過民主大革命，中國才能踏過重重社會危機，艱難但成功地開拓民主建政的新紀元。

　　中國面臨嚴峻的命運抉擇。如果人民放棄革命的權利，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將失去美好的前途，並墮入萬劫不復的社會悲劇；如果仁人志士放棄了組建民主革命黨的努力，就等於放棄了革命。

　　七、革命黨興，共產黨亡

　　中共暴政喪失了堅定的政治信念和具有邏輯說服力的理論，因此，在精神的領域內它已經失敗了；中共暴政喪失了道德的感召力，全憑暴力、謊言和物慾利誘維持統治，因此，它執政的道德基礎已經崩潰。但是，中共暴政卻依然是壹個如刑場般真實的現實存在――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何在？

　　歷史的邏輯壹再表明，即便是完全喪失了存在理由的宿命，如果沒有受到另壹種意志的強有力挑戰，也會在歷史運行的慣性中，繼續保持其存在。儘管那是腐朽的存在。中共暴政面臨的局面就是如此。沒有強有力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能量對其實施劇烈的震撼，中共暴政雖然尸居餘氣，卻也要依恃歷史運行的慣性，保持其現實存在性，並將中國拖入難以預測的大災難的地獄。

　　革命黨就是斬斷歷史慣性的銳利的政治意志；革命黨就是以雷霆萬鈞之勢，對中共暴政作最後震撼，並使之驟然崩塌的政治能量。革命黨不起，共產黨不銷；革命黨興，共產黨亡――這必將是歷史的結論。

　　在現代之中國，應當如何理解革命黨？

　　革命黨的基本政治目標，就是通過全民的政治大革命，徹底否定中共極權專制，建立以主權在民原則為靈魂的現代憲政民主政治；徹底否定與極權專制意志壹致的現行國家結構，組建聯邦中國。

　　革命黨運用革命的方式所要達到的基本政治目標，首先在於否定極權專制制度，實現憲政民主，而決不運用革命方式，謀求執掌國家權力――這是革命黨為自己設定的首要的政治紀律。任何政黨執政的權力，都必須在憲政民主政治制度建立之後，由全體公民通過公開、公正、自由的定期選舉來決定。而革命黨在憲政民主實現之後，重要的政治任務之壹，便是使自己由革命黨轉化為按照憲政民主的政治制度運作的議會。

　　與基本的政治目標相壹致，革命黨把徹底否定壹切形式的國家恐怖主義和國家暴力，作為自己的重大政治職責。革命黨將運用現代人類理性和良知允許的壹切方式，發動民主革命。革命黨不提倡暴力。但是，革命黨確認，當公民的人權受到中共暴政的國家暴力侵犯時，公民有按照現代法治精神進行正當防衛的權利；當人民維護人權，抗爭暴政的和平運動受到中共當局的國家暴力鎮壓的時刻，人民擁有起義的權利。革命黨還確認，在民主革命與中共暴政進行政治決戰的時刻，為防止中共當局聚集國家暴力，鎮壓民主革命，人民有權採用適當政治強制力，剝奪中共當局運用國家暴力，鎮壓民主革命的能力。

　　要依據同人類歷史上最成熟、最兇殘、最狡詐的極權專制進行政治決戰的要求，來構建革命黨的組織結構。革命黨的所有組織構建，都必須符合“迅速決策，果斷行動，紀律嚴明，生存力頑強”的原則；都必須有利於高效地凝聚和發揮強大政治能量。

　　精神和意志是現實世界歷史發展的終極原因。因此，革命黨在否定中共極權專制的革命過程中，將首先把精神和意志的領域作為戰場，以具有創造性的有效方式，同中共暴政開展心戰。心戰的作戰目標有三：1. 徹底摧毀中共軍隊、官員、警察、御用文人、奸商惡賈殘存的專制意志，以及對專制政治生命力的信心；2. 在全社會範圍內進行民主革命的大啟蒙，讓全體人民毫無疑義地明白，中共暴政是萬惡之源，是人民苦難的根源，是社會不公正的根源；唯有全民的抗爭和人民大起義――唯有民主革命，才能徹底否定中共暴政；3. 在全民範圍內，特別是被中共暴政肆意摧殘和踐踏的農民、農民工、下崗工人、復員轉業軍人中，廣泛傳播憲政民主的理念，聯邦中國的理念，使憲政民主和聯邦中國，成為中國人民共同的政治理想。

　　可以預見，當民主革命在心戰的戰場上取得決定性勝利之時，她在現實中的凱旋就指日可待了。

　　中國大陸目前民怨沸騰，民怒沖天，民變烽起；中共暴政已是千夫所指，萬人側目。中共可悲地淪為政治黑手黨，政治黑手黨的天性就是踐踏民權，掠取民財。所以，暴政之下，起自民間的維權抗暴活動，勢將愈演愈烈，並成為壹個時期內人民反抗暴政的主要形式。

　　革命黨的最主要的作用之壹，就是要通過自己的組織活動，使大量分散的人民維權抗暴活動，逐步形成互相配合、互相呼應、互相支持的具有統壹政治意志的全民大抗爭。

　　面對海外民運的頹勢，壹些沒出息的“民運人士”不僅不思如何重整征袍，再舉義旗，反而滿足於被稱為“民運人士”的虛榮，並以不同方式散布海外民運無用論，為他們頹廢的政治意志作合理性的詮釋。今日，為創建革命黨，不得不清除海外民運無用論。

　　海外民運對於中國大陸民主革命的興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共暴政對人民實施警察和特務統治，建立了法西斯式的嚴格的社會監控體系。在這種情況下，革命黨將自己的統率機構置於海外，可以確保革命黨的統率機構不被中共摧毀，這對於革命黨的持續存在和發展至關重要。

　　大陸內部的農民、農民工、復員轉業軍人、下崗工人和上訪群體中，通過多年群體性維權抗暴活動，已經形成了准組織聯繫。各類群體中，也已經湧現出許多“天然”的領袖人物。這種情況是大陸發展革命黨的組織基礎。不過，大陸政治環境嚴酷，如果革命黨在大陸各類群體，以及各地區間發生大規模的橫向組織聯繫，則壹處組織被中共秘密警察破獲，就可能使革命黨的整個組織網絡都受到致命威脅。而由駐於海外的統率機構同大陸內各群體、各地區的革命黨組織發生縱向聯繫，即便壹處組織暴露，也不會有牽壹發而動全身之虞。

　　革命黨的組織策略可表述如下：革命黨創建在海外，統率機構在海外，大規模發展在國內 【至於在國內發展組織的有效的策略體系，屬於革命黨的最高思想秘密，不宜公開討論】 ；國內各類群體、各地區的黨組織之間不發生橫向組織聯繫，唯有海外的統率機構同國內革命黨各組織發生縱向聯繫；國內革命黨各類群體和地區的組織之間的配合，不能通過橫向的組織聯絡進行，而只通過由統率機構協調各項維護人權，爭取民主的行動來實現。

　　海外民運另壹重要作用表現在心戰領域。在海外的各民主國家，革命黨可以建立起直指中共暴政的安全的心戰基地。精神和意志領域，是革命黨選擇的決戰中共暴政的主要戰場之壹。

　　另外，在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持，為大陸革命黨的運作籌措資金等諸多方面，海外民運也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中國命運在召喚革命的同時，也在召喚革命黨。革命黨是革命之魂。唯有在革命黨的引領之下，中國民主運動才能重返歷史的中心。而組建民主革命黨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如何重建中國民主運動的，特別是海外民運的道德形象。

　　多年來，狂悖荒謬的野心人格和詭詐百端的小政客心理，以及由此引發的民運內鬥醜聞，早已撕碎了海外民運的道德形象。喪失了道德感召力的政治運動決不可能感動命運，並贏得光榮的未來。重建海外民運道德形象的關鍵之點，就在於重建海外民運的人格形象。

　　民主革命毫無疑問是屬於全體中國人民的神聖事業，但是，民主革命黨的中堅必須具備聖徒情懷，必須具有悲憫天下之心，必須願把自己的生命作為祭品，獻給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歷史是由人創造和書寫的。庸人書寫俗不可耐的，甚至卑鄙的歷史；高貴的人格則創造高貴的歷史。中國的前途端賴蘊涵不可抗拒的道德魅力的革命黨；革命黨的道德魅力首先取於革命黨的領袖集團要由勇於獻身的英雄人格，和悲憫天下、不謀私利的聖徒人格構成。

　　中共將政治變成血腥、骯髒的領域。但民主政治必須淨潔。以高貴的政治道德淨化政治――這是民主革命黨必須承擔的歷史職責。

　　只因心靈已在物慾間腐爛，對於被稱作中國人的茫茫人海而言，是否還有潛力創造出能駕馭命運的革命黨，在今天已經成為問題。中國的前途，乃至人類的命運都在凝神屏息，等待著這個問題的答案。唯願上天賜福中國，還能有中華好兒女，對此壹問作出可以傲視千古的回答。

　　（2005年10月29日）

　　民主大革命正在逼近

　　政治改良派和中共製造的“人權花瓶”們雖然千嬌百媚，形色各異，卻有共同的意志特徵：“曲線救黨”。他們都要聲稱自己嚮往“自由、民主、人權”，都要對中 共發出青杏般酸澀的指責，最後，他們又必然都要論證中共及其法律制度存在的歷史合理性，並嚴詞責難，甚至誣衊鋒芒直指中共暴政生存權的民主大革命。指責中 共是其“曲”之所在，這壹“曲”是為了增加欺騙性；肯定中共的政治生存權才是其衷，衷之所在，在於救黨。

　　回顧過去，可以發現，每逢共產黨遇到現實的或者思想理 論的困境時，改良派和“人權花瓶”們總會及時挺身而出，為幫助共產黨擺脫困境竭盡所能。當前，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逐漸形成；維權抗暴運動初步從思想理論 上掙脫了必須在中共憲法和法律範圍內行動的思想枷鎖，正在艱難但卻頑強地推進歷史。改良主義思潮又壹次表現出棄婦般的對中共暴政又苦又甜、幽怨百端的愛 戀，企圖用虛構的思想邏輯，瓦解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否定維權抗暴運動的政治價值。

　　近日，壹位身處海外的改良派聲稱中共“氣數未盡”，理由主要在 於中共“該硬的都硬了，該軟的都軟了”，即該兇殘的都兇殘了，該無恥的都無恥了；另壹位國內的“人權花瓶”，所謂“著名維權律師”則斷言，共產黨至少可以 繼續存在三十年，理由主要在於，三十年後才可能給“六·四”平反。

　　以上兩位的相同之處表現為：他們都是以中共的意志作為判斷歷史進程的基點。當然，對於他們自身而言，這是合理的。因為，奴才總是本能地以主子的意志作為思想的起點，如果他們還有思想的話。

　　中 共顯然深刻意識到了自己的政治生存危機，才會惶不擇人地啟動早已年老色衰的昨日政治花旦，和今天的三流“人權花瓶”，來證明專制政治依然有強悍的生命力。 不過，無論有多少寄生於專制體制的政治跳蚤們喋喋論證，都不能改變基本的歷史邏輯－－中共暴政的崩潰已勢成必然，現在只是等待某種偶然性觸發此種必然。

　　支持上述歷史邏輯的證據，多如春天北京上空沙塵暴中的黃沙。今只擇其主要者列於後。

　　八 九年，通過血洗北京，中共權貴階層獲得了專制政治的穩定，但卻徹底喪失了執政的道德基礎。中共暴政因為犯下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行，而淪落為精神的破落戶。 處此困境，如何解脫？屠夫鄧小平以小商販式的實用主義精明，推行讓中國人在物慾中腐爛的政策，當人民普遍忘卻了道德價值時，中共暴政便不必再擔心由於執政 道德基礎的喪失，而失去政權。

　　在這次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人性腐爛過程中，首先腐爛，並且腐爛入骨的，是國家權力的承載者，中共各級官員。中共 權貴階層由此形成黑幫集團。所謂政治黑幫就意味者，中共權貴的政治意志已經在對物慾的貪婪中徹底腐爛；國家權力腐敗所排泄出的個人利益，成為中共權貴集團 唯壹的凝聚力。

　　專制權力本質上超越有效的限制和制衡，不受限制和制衡的權力的腐敗，也不可能受到有效遏阻。因此，專制權力腐敗的閘門壹旦打開，就會波濤洶湧，勢不可擋，迅速趨向極端。

　　國 家權力腐敗產生的凝聚力，在於對官員物性貪婪的滿足。在壹定時期內，各級官員為攫取個人私利，會本能地維護承載他們的個人私利之舟，專制政治。但是，當權 力腐敗發展到極端之時，當專制政治由於再也容納不了極端腐敗的權力引發的社會矛盾而趨於崩潰之時，將很少有人會為挽救專制體制捨生忘死。因為，專制政治的 近衛軍－－各級官員早已在腐敗中把個人私利視為上帝。

　　腐敗延長了暴政的生存，但是，暴政最終必將死於腐敗。那是壹種最令人厭惡的死，而且死期將近。因為，腐敗正如脫韁的瘋馬，拖著掛鐙的中共暴政，狂奔向墓地。

　　八九年之後逐漸成熟起來的中國權貴市場經濟表現出兩個奇蹟。壹個是經濟增長指數的狂飆突進，壹個是社會財富和權利的兩極分化的狂飆突進。這兩種狂飆突進同生共長，如影隨形，互為表里。而這種現象是源於中國權貴市場經濟的天性。

　　中共的經濟改革最終形成的，是以腐敗的國家權力為主導，以權錢交易為潤滑劑，適應權貴階層攫取社會財富需要的市場經濟體制。這種市場經濟運行的過程，就是權 貴階層利用腐敗國家權力，高速積累私人財富的過程。以腐敗的國家權力為根據，而不是以公平競爭為根據的個人財富的積累，必然要以絕大多數人的貧窮為補充 －－絕大多數人的貧窮，是權貴階層富有的原因。

　　由此，可以發現壹個權貴市場經濟運行的邏輯：經濟增長指數越高，權貴階層私人財富的積累越快，底層民眾的貧困化和權利被剝奪的進程也隨之越快，並最終形成越來越趨向極端的社會財富和權利的兩極分化。

　　只要國家權力的專制性沒有得到徹底改變，上述權貴市場經濟的客觀邏輯就不會改變。保持國家權力的專制性，則是中共權貴階層的命脈之所系。已經犯下重重反人類 罪行的中共權貴階層只要失去專制國家權力的保護，便不可避免要受到正義的審判，淪為民主政治下的囚徒。所以，中共權貴階層決不會主動放棄專制。國家權力的 專制性繼續存在，權貴市場經濟導致日趨極端的兩極分化的邏輯就不會停止運行。而極端的財富和權利的兩極分化，必將血淋淋地撕裂社會。中共暴政的崩潰正是社 會大分裂的政治注釋。現在，我們已經可以聽到社會兩極分化走近社會分裂臨界點的腳步聲。

　　中國最深重的危機在於人的靈魂的墮落；造成民族人格的整體墮落，也是中共暴政最不可饒恕的罪惡。

　　高 貴者死，卑鄙者生－－這是專制政治確定的生存規則。八九年之後，中共權貴階層更迅速地演進成政治黑幫集團，並以其前所未有的虛偽、貪婪、腐敗、兇殘，成為 最大的教唆犯，教唆全社會在赤裸裸的物慾中腐爛。人們的心靈間，只有沸騰的物慾，只有冷酷的私慾，只有猥瑣的獸性和污濁的奴性；良知與道德，理想和信念早 已是萬眾輕蔑斜視下的存在。

　　今日之中國，生命的高貴感和神聖感蕩然無存。霍布斯所言狼與狼的關係，在人世間普遍出現，而且還是最狡詐的狼。絕大多數人都處於極度焦慮、浮躁和莫名的不安之中；除了自身卑微的物性生存之外，不對任何事務負責的末世心態，如滾滾的沙塵暴，瀰漫了人心。

　　“人 是追求意義的動物”。當人喪失了追求意義的能力，就無可避免墮落成最兇殘的獸。遍觀中國，滾滾如塵之中國人，內心深處都動盪著急欲發泄的獸性，而中共暴政 用國家恐怖主義維持的穩定，正在民族心靈的普遍動盪中震顫。那種震顫，明確講述著即將到來的崩潰。大崩潰後破堤而出的獸性的狂濤怒潮－－專制政治孕育的罪 惡之果，將在神州的荒野間肆意汪洋，中國命運之星將黯然湮滅。

　　中共暴政已經把中國的命運引入絕境死地。非有與社會正義壹致的強悍意志，不足以挽中國命運之狂瀾於即倒。因為，人類的歷史進程，由意志所決定。

　　對於中國，最艱難之處在於，現在只有中共權貴政治黑幫集團的政治意志，猶如即將崩塌的巴士底獄，斜立於西風殘照之中。而能像鐵手壹樣牢牢扼住中國未來命運的民主大革命意志，卻似貴州冬日的大山，總被霧鎖雲閉。

　　中 共暴政是中國現代社會悲劇的根源。民主大革命所否定的，正是中共悲劇的根源。只有民主大革命的意志具備了主導中國未來歷史的政治能力，中國的命運才會踏上 良性發展的邏輯。當中共暴政的必然崩潰由於偶然性的觸發驟然降臨之日，如果民主大革命的意志還沒有能力成為中國命運的主宰，重大的社會災難就無可避免－－ 沒有真理引導的動盪歷史，只能在血雨腥風中找到歸宿。因此，用堅硬的政治理性，迅速鑄成民主大革命的意志，乃是拯救中國命運的壯烈之舉。

　　任由中共暴政自然崩潰，而無所作為，是喪失了創造歷史的勇氣者的卑微選擇；將中共暴政的崩潰納入民主大革命的範疇，定會使中國歷史進入真理的邏輯。中國未來的命運完全取決於壹項激烈的時間競爭，即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的形成，是否能早於觸發中共暴政崩潰的偶然性的降臨。

　　斗轉星移，風流雲盪，白駒過隙，時不我待。讓民主大革命由理念形態轉為實踐形態，已刻不容緩。這壹偉大的轉化，似應循下列諸階段，即再舉義旗，形成大勢，聚集英雄，策略運作，決戰暴政，勝利慶典。

　　“再 舉義旗”的實質，就是要用有效方式，明確宣示通過全民大反抗，徹底否定中共極權專制，創造憲政民主和聯邦中國的政治意志。同時，要具體申明民主政治將為除 中共權貴階級之外各個社會階層、社會群體所帶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利益，從而給崇高的民主理念，注入現實利益的驅動力，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將因此成為絕 大多數中國人的利益追求。

　　所謂“形成大勢”就意味著，以思想的海雨天風，掃蕩泛濫多年的改良主義幻想，讓民主大革命的意識主導時代精神；讓 全人類都凝神屏息，關注中國人民為摧毀極權專制最後的巴士底獄－－中共暴政，而向歷史表述的對正義的渴望，對自由的嚮往；讓歷史明白，中國人民徹底否定中 共暴政的政治意志，乃是自“文藝復興”以來，人類反抗專制歷史的最後總結。

　　“聚集英雄”是歷史邏輯的必然。無美女作為祭品，無法鍛造出干將 莫邪千古神劍；無英雄男兒願意為之獻祭，不可能湧現偉大的命運。任何徹底變革命運的歷史進程，必定有屬於她的英雄人格。民主大革命毫無疑義是屬於全體中國 人的神聖事業，但是，民主大革命運動的中堅，必須由具備聖徒情懷的英雄人格構成；聖潔的英雄人格，乃是民主大革命運動的道德凝聚力和無堅不摧的鋒芒。

　　智慧的運動才可以預期勝利。“策略運作”由此成為必須經過的階段。民主大革命運動之策略，必隨天道之所欲，循人性之軌跡，不拘壹格，不執壹端，但機心百變之中，又有定律：策略的中心目的在於，採取有效措施，使中國自發湧現的大量民眾抗暴維權活動政治意志化和組織協調化。

　　經過充分的策略運作過程，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即應敏銳地抓住歷史機遇，或者創造歷史機遇，發動全民總體反抗運動，以人類理性和良知允許的壹切方式決戰暴政，終結專制，實現憲政民主，創建聯邦中國。

　　人類歷史是意志的展現；最堅硬的意志，才會主宰歷史。因此，必須使民主大革命的意志成為最堅硬的意志。

　　被 艱苦的命運擊敗的生命是可悲的，他們已經不敢想像給時間確定意義和價值。百折不撓、千敗猶戰、萬挫不餒的英雄，則永遠不會喪失為時間確定意義和價值的自 信。根據對中國社會大危機的評估，人民應當確定，當六 . 四事件二十周年之際，必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行民主大革命勝利的宏麗慶典，即絕不允許中共暴政存在於六·四二十周年之後。

　　勝利慶典之際，要在天安門廣場上，為死於暴政的八千萬同胞建立高達雲天的墓碑，那些對中國人民犯下反人類罪行的獨夫民賊，將被鑄成鐵像，永遠跪在死難者墓碑下，作為專制罪惡的象徵，警戒萬世。

　　我向歷史預言，民主大革命正在逼進，即將橫空出世，並主宰中國的命運。因為，我已經同中國的崇山峻岭壹起，感到了大地的震盪。屬於全人類的自由民主的理想，將以中國民主大革命的勝利而最終實現。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民主革命意味著什麼？

　　恐懼是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最主要的心理之壹。於是，在妖魔化民主革命的過程中，改良派便竭力營造對民主革命的恐懼。他們指責民主革命壹定會引發中國的社會 大動盪和大分裂。在他們的視野中，民主革命比大海嘯和大地震還令人恐懼。然而，他們的指責是基於臆想，而他們的恐懼是虛偽者的扭捏作態。

　　且不論當今世界上與人性壹致的自由民主制度都是以民主 革命為其政治發端，僅就中國的情況而言，改良派們的上述論斷，也忽視了壹個基本事實。中共建政近五十七年，重大的社會動盪和人權災難連綿不絕，極權專制才 是當代中國社會動盪和人權災難的根源。目前，建立在社會極端不公正之上的所謂穩定，實際正在蘊育更大社會悲劇和動盪。民主革命所要否定的，正是當代中國社 會動盪的根源，而民主革命帶給中國的，將是公正、穩定同時又充滿活力的現代法治社會。

　　民主革命對於當代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不妨做簡要的，但更為具體的分析。

　　當 代中國的官僚體系，是由國家權力系統內的官員、共產黨控制的各種社會組織的官員、共產黨系統內的官員，以及共產黨豢養的奴才黨的官員共同構成。這個人類有 史以來空前龐大的官僚體系，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腐敗、最貪婪、最兇殘的。當代中國的官僚體系，是巨大的社會政治癌變，也是社會艱難承受的經濟負擔。不得不 養活這個空前龐大的官僚體系，正是底層民眾貧困的原因。

　　民主革命的具體目的之壹，就是要廢除這個官僚體系，並建立精簡、法治、高效、廉潔的國家權力系統。廢除當前中國極權專制的官僚體系，不僅意味著終結了對中國人民的政治壓迫，而且意味著使中國擺脫了壹個沉重的經濟負擔，並從壹個角度清除了底層民眾貧困的原因。

　　中共建政以來，農民壹直處於賤民階層的地位。歧視性的法規和被剝奪了土地所有權，使農民成為事實上的農奴。

　　中國農村土地名義上歸國家和集體所有，實際則完全由國家權力控制，國家權力又被共產黨絕對壟斷，而共產黨的統治者是黨內的官僚集團。所以，中共官僚集團才是當代中國最大的地主。

　　民主革命必然廢止對農民歧視性的法規，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則；民主革命也必然剝奪中共官僚集團對土地的非法壟斷，使農民獲得對其耕種土地的所有權。中國九億農民將從此開始創建有法治和所有權保障的、有尊嚴的幸福生活。

　　中 國國有企業的巨額資產，是中國人民數十年血汗的積累，其中也包括國有企業職工的血汗。由中共腐敗的國家權力主導的所謂“國有企業所有制改造”，以掠奪式的 低價，使國有企業資產流入貪官污吏和姦商惡賈的錢袋。而國有企業職工在失去屬於自己的財富的同時，也失去了生存的保障——工作的機會。

　　恢復正義是民主革命的政治主題之壹。因此，必須索還被貪官污吏和姦商惡賈利用腐敗權力奪去的國有資產。然後，以國有企業職工為基準，合理作價，劃分股權，實施國有企業民營化改造。唯有如此，才能使數千萬國有企業職工重新獲得生存權的保障。

　　近 億農民工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奴工群體。他們艱辛至極的勞作，只能換來微薄至極的工資；他們實際上毫無法律權利保障的卑微的生存，沒有任何人格尊嚴可言。由 於被剝奪了組建自由獨立工會的權利，農民工不可能以集體的力量維護自身利益；每壹個農民工面對被腐敗官權“加持”的資本時，只能處於絕對弱勢的地位——這 是農民工悲涼困苦的最重要原因之壹。

　　民主革命所欲創建的現代法治，以確保公民基本人權為天職。組建自由獨立工會，就是基本人權不可缺少的部分。農民工通過工會形成群體意志，便會改變弱勢處境，獲得同強勢資本進行有尊嚴的談判的地位，農民工的利益也才可能受到實際保障。

　　由腐敗的國家權力主導的權貴市場經濟，迫使每壹個民營企業者都成為罪犯。民營企業必須向貪官污吏行賄，必須使用偷漏稅、走私等各種犯罪手段，才可能生存下去。民營企業者無論積累了多少資本，在貪官污吏前都沒有真正人的尊嚴；他們的財富也由於被迫同犯罪行為緊密相連，而變成“賊贓”。

　　民 主革命的社會目標之壹，就是創建遵循法治原則運作的、以公平競爭為靈魂的自由市場經濟。只有在這樣的經濟機制下，民營企業才能最終擺脫腐敗權力的控制和被 迫犯罪的命運，才能獲得人的尊嚴；他們的財富也才可能由“賊贓”，變成高貴而淨潔的價值，並受到法律的嚴格而周密的保護。

　　民主革命對中國究 竟意味著什麼，還可以做更多層次的審視。不過，僅從以上簡要的討論就足以確認，民主革命將給國家帶來法治，給社會帶來正義，給人民帶來公平，給社會各階層 帶來自由發展的條件。因此，民主革命必將受到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擁戴，並產生巨大的社會凝聚力。萬眾擁戴，社會就不會動盪；人心不亂，社會就不會分裂。可以 斷言，民主革命對中國意味著穩定發展的光明前途，意味著符合自由人性的和諧社會。

　　（2006年5月8日）

　　為民主革命申辯

　　今日之中國，正處於真理黯然蒙塵，謬誤昂視闊步的時代。高貴、聖潔者被醜化，猥瑣、卑鄙者卻獲燁燁尊崇。在思想領域，情況亦是如此。“六.四”慘案之後，高貴的民主革命意志受到墮落文人重重的思想圍剿，偽善、無恥的改良主義竟成為“理性”的象徵。這是對中國命運的雪上加霜。

　　高貴的思想創造高貴的命運，偽善的思想產生陰暗的歷史。基於對中國未來命運的責任，必須為民主革命申辯；申辯又應當自批判當代中國改良主義思潮始。

　　“六.四”慘案，是用中國人的血提前為中共暴政書寫的死刑判決書。“六.四”意味著，中共暴政以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行抹去了政治改革的意願，徹底喪失了改良的政治道德基礎，喪失了通過政治改良，得到歷史寬恕的機會；對於中共暴政只剩下壹種前途：為其反人類罪行接受正義的審判，並以反人類犯罪集團的身份，如德國納粹黨壹樣，永遠被驅逐出歷史舞台。

　　八九年之後，中共暴政企圖用經濟改革重建其已經崩潰的政治道德基礎。但是，不受法治原則限制的專制權力同市場機制的婚姻，孕育出兩個怪胎：壹是國家權力無可遏制地在對物慾的貪婪中腐爛，壹是市場經濟的異化。

　　以腐敗專制權力為軸心運轉的市場經濟，不僅沒有形成公平競爭的機制，反而產生出專門為權貴階層攫取社會財富提供服務的經濟運作規則。這種經濟運作規則必然導致社會財富和權利的兩極分化；壹極是由貪官污吏、奸商惡賈和御用文人構成的政治黑幫集團，即當代中共的權貴階層，另壹極則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底層民眾。

　　中共官僚集團本企圖通過經濟發展，為專制政治再建合理性基礎，但權力腐敗和兩極分化卻雄辯地論證著暴政的不公正和罪惡。這表明中共暴政的滅亡是歷史的宿命。而中共暴政所做的壹切努力，都是在同不可抗拒的滅亡趨勢抗爭。當代中國的改良主義思潮正是中共權貴階層為這個目的精心培育出的意識形態。

　　當代中國改良主義思潮的核心，就是試圖讓人民相信，中共暴政主導的經濟改革最終會產生政治民主化、法治化的效應，因此，中共暴政的存在不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當代中國改良主義思潮的首要特徵，就在於“曲線救黨”，即以“自由、民主、人權”的名義，肯定專制暴政的政治生存權；當代中國改良主義思潮的政治價值，就表現為否定壹切對中共暴政政治生存權具有現實威脅的思想和行動。

　　且看八九年以來，當代中國改良主義思潮的種種表演。

　　“六.四”慘案的血腥氣息尚未在北京的沙塵暴中飄散，改良主義就開始散布對中共暴政的壹項經典幻想：通過中共主導的經濟改革，將逐漸形成中產階級；強大的中產階級必然提出民主政治的要求，中共為回應這種要求而進行政治改革，中國會由此“和平、理性、非暴力”地實現民主轉型。

　　今天兩極分化趨於極端的嚴酷現實已經使改良主義的上述觀念成為笑柄，但是，當初這種觀念卻為中共暴政用幻想欺騙人民，渡過“六.四”之後的政治危機，發揮了不可取代的歷史性作用。

　　當中共壟斷的國家權力在物慾中徹底腐爛之時，改良主義放言曰，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反對腐敗，就是反對改革；要犧牲幾代婦女的青春，換取改革的成功，等等，不壹而足。改良主義就是用此種無恥的煌煌大論，安撫人民對國家權力腐敗的憤怒。

　　貪官與奸商勾結，假“所有制改革”之名，合法地搶掠“國有資產”，國有企業職工因此失去用自己血汗積累的財富和工作機會。改良主義為瓦解下崗職工反抗暴政的意志，又喋喋論證，國有企業民營化是改革成功的必由之路。根據這種論證，權貴階層對“國有企業”的瓜分是社會進步的象徵，而下崗工人的窮困則是歷史發展邏輯的要求。

　　中國數千萬農民功實際處於奴工狀態，底層民眾有病無錢醫，有學無錢上，有理無處訴，有冤無處申。改良主義則宣稱，人民的困難不過是改革的陣痛，是為國家的富強必須付出的代價。

　　“六.四”血洗北京使鄧小平成為獨夫民賊，於是，改良主義便要讓人們相信江澤民會給中國帶來開明政治；當江澤民逐漸裸露出專制戲子的醜陋真相之後，改良主義又欲人民相信胡錦濤可能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現在，胡錦濤已經充分證明他不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而是中國的金正日之後，改良主義又預言，中共第五代接班之後，就會實行民主改革——改良主義對於中共暴政的期待與愛戀，真有鐵杵成針之堅毅，水滴石穿之恆心。只可惜，中國的現代苦難不欣賞這種奴性入骨的堅毅與恆心。

　　2006年，中國維權抗暴絕食運動風起雲湧，維權運動必須衝決專制惡法限制的意志，迅速崛起如崇山峻岭。改良主義最隱密的壹翼則為之痛心疾首。其狡猾詭詐者，蛇行鼠竄，暗中策劃，背後下手；其愚蠢或亢奮者，則呼天搶地，捶胸頓足，公開亮相——直欲置抗暴絕食運動於死地。仿佛不受專制惡法限制的維權運動謀殺了此類改良派的衣食父母，或者暗戀終生的白馬王子。

　　迄今為止，中共暴政雖然以國家恐怖主義和警察統治的方式，竭力壓抑維權抗暴絕食運動，但其官方喉舌並未公開作出應對。這是因為，面對維權抗暴絕食運動，中共暴政已經喪失了公開應對的道德能力。而改良派們對此項運動的公開詆毀，恰恰極為默契地彌補了中共暴政的道德缺陷。因為，這些改良派們，或者由於個人命運的極端偶然性，或者由於刻意粉飾雕琢，都擁有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的外形。外形雖如斯，內心實在希望“曲線救黨”。改良派們正在做中共暴政不方便做的事。

　　縱觀八九年以來改良主義思潮的所行所為，可得出結論：當代中共改良主義乃是中共暴政諂媚的思想佞臣和無恥的辯護士。不過，當代中國改良主義最兇殘之處，還在於它對“民主革命”進行的思想謀殺。

　　民主革命是以“文藝復興”為起點的人類歷史的政治主題。

　　民主革命撕裂中世紀的千年黑暗，引導歐洲和北美大陸率先進入民主政治的範疇—— 這是人類民主革命史上令人激動的第壹階段；而令人黯然神傷的第二階段，則是專制政治以共產主義思潮的名義借屍還魂，並主要在東歐和亞洲形成新專制主義的國家集群，即所謂社會主義陣營；令人再次充滿希望的第三階段，則表現為民主革命同共產專制主義的搏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東歐人民的大起義導致共產專制主義的歷史性挫敗；目前，民主革命正在準備與共產專政在東亞大陸做最終決戰。

　　以上對“文藝復興”以來人類政治歷史發展邏輯的表述，忽略了近代的殖民過程，忽略了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對歷史進程的影響，忽略了宗教恐怖主義，等等。這種忽略顯然使歷史邏輯的表述缺乏完滿性。但有壹弊必有壹利，以上表述的歷史邏輯雖然沒有歷史事件和過程的完滿性，卻獲得了發展進程的主題明確性——那正是人類政治歷史發展的時代性主題。

　　當前中國民主大革命的內涵可以簡要表述如左：通過人民維護基本人權，抗爭暴政的運動，並最終通過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義，運用現代人類理性和良知允許的壹切方式，運用必要的政治強制力，徹底否定中共極權專制，重建憲政民主，創建聯邦中國。

　　中國民主大革命的勝利，將意味著“文藝復興”以來的人類民主革命的盛大凱旋。因為，中共極權壹旦崩潰，北韓、越南之類二流小國的專制統治勢將隨之敗落。共產主義專制將在喪鐘聲中變為歷史的遺蹟，如風吹霧散。同時，現代宗教恐怖主義也會由於失去壹個強大的專制政治盟友，而進入迅速衰敗的邏輯過程。整個人類將因為最終超越專制政治，而進入另壹個精神發展的時代。

　　中國民主大革命的勝利是中國獲得自由與正義的標誌，並必定為中國贏得歷史的榮耀和人類的尊敬。但是，中共暴政以詭譎的政治策略精心培育出的改良主義思潮，對民主大革命的恨意可謂入骨三分。多年來，改良主義思潮對民主革命的侮蔑與歪曲性的攻擊，無所不在。今必擇其最主要者予以批駁，以為民主革命申辯，以為民主革命迅速形成堅硬的政治意志和強有力的歷史運動掃請思想障礙。

　　改良派妖魔化民主革命的重要方法，就是“暴力化”民主革命。改良派的假紳士們聲言，革命就意味著暴力，意味著以暴易暴，意味著暴民政治。

　　在此問題上，改良派完全無視基本的歷史事實。回顧歷史，最慘烈的人權災難都是專制政治所造成；極權專制是國家恐怖主義的策源地，是獸性化的政治暴力的策源地。民主革命的價值就在於對極權專製做根本性政治否定。

　　否定了極權專制，也就否定了國家恐怖主義和獸性的政治暴力的政治基礎。因此，民主革命不僅不意味著暴力，而且是國家恐怖主義和政治暴力的天敵。唯有民主革命，才能壹勞永逸地消滅政治暴力。

　　改良派不知是天真，還是弱智，似乎完全不清楚民主革命同“共產主義革命”的原則區別。他們說，“共產主義革命”用暴力奪取權力和維護權力，所以，如果通過革命否定共產黨官僚的極權統治，就會導致暴力的循環。

　　事實上，“共產主義革命”是對“文藝復興”以來人類自由民主大潮的反動，是復辟專制政治的歷史運動。民主革命同“共產主義革命”屬於“不共戴天”的不同政治範疇。前者代表了人類發展的政治方向，後者是專制政治以“共產主義”名義的借屍還魂。

　　改良派在此混淆兩者的涇渭之別，並非天真，而是故作弱智。弱智的表象之下，隱藏著詭譎的邏輯：模糊了民主革命同“共產主義革命”的界限，便可以貌似公允地否定壹切革命，其意則在於否定唯壹能埋葬中共暴政的歷史運動——民主大革命。而且在改良派設計的這個思想邏輯中，共產黨官僚集團反倒由於其暴力性而得到了死於民主革命的豁免權。這是何等陰險的邏輯。

　　改良派在對民主革命進行思想栽贓的過程中，始終高喊“和平、理性、非暴力”，仿佛如此壹來便能夠“刀槍不入”。在此，改良派們又通過混淆概念，以“非暴力”的名義，否定合法的政治強制力。而事實上，沒有合法的政治強制力，就沒有民主制度。近現代人類歷史中，有兩種性質完全對立的政治強制力。壹種屬於極權專制，壹種屬於憲政民主。屬於極權專制的政治強制力，是確保專制權貴階層特權地位的國家恐怖主義和獸性化的暴力；屬於憲政民主的政治強制力，則是體現主權在民原則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行為，以及符合法治精神的公正的秩序。

　　在創建憲政民主的民主革命過程中，合法的政治強制力至少表現為如下三項人民的權利：

　　壹、人民用和平方式維護人權，抗爭暴政時，中共暴政如果用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加以鎮壓，人民擁有運用政治強制力，進行正當防衛的權利；二、中共暴政剝奪和侵犯公民基本人權的國家暴力普遍嚴重威脅到人民有尊嚴的生存權時，人民擁有舉行全民大反抗和全民大起義的權利；三、憲政民主創建之初，極權專制的殘餘勢力如果用暴力方式實施復辟活動，人民擁有使用合法政治強制力，進行回擊的權利。

　　在此問題上我為民主革命的全部申辯，可以歸結為壹句必將書寫於民主大革命戰旗上的話語：“運用與理性和良知壹致的合法的政治強制力，通過全民大反抗，徹底否定中共暴政——這個中國苦難的根源，中國悲劇的根源，中國國家罪惡的根源，中國政治暴力的根源，乃是人民不可剝奪的權利。”

　　屬於民主的大革命的政治強制力，是重建正義之劍，也是播種憲政民主制度之犁。

　　否定了屬於民主革命的合法的政治強制力，就否定了人民的壹切。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

　　論民主革命的合法政治強制力——暨“非暴力”論分析壹、引言

　　人類創造了許多美好的詞彙，諸如真理、公正、理性、和平等等。但是，在各種特定時代背 景之下，這些美好的詞彙卻往往承載著醜陋，甚至罪惡的內涵；美好的表象成為假相，而內涵才是真實的價值。因此，為理解特定時代參照系中的美好詞彙的真實價 值，我們往往不得不撕裂這些詞彙的表象，使其具體內涵裸露在陽光下。

　　當代中國政治背景上書寫的“非暴力”，就是這樣壹個表象與內涵不壹致的詞彙。

　　“非暴力”以屬於其表象的道德狐媚，迷惑了太多善良的人；“非暴力”以屬於其表象的正義性，持續地阻遏著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的形成；“非暴力”以屬於其表象的溫柔，冷酷地扼殺了人民抗暴運動的銳利鋒芒，從而也就扼殺了勝利的希望。

　　無論“非暴力”在歷史上或者其它國家曾經具有怎樣的政治價值，在當代中國，“非暴力”洋溢著道德風騷的表象之下，藏著壹只鐵手，那隻鐵手中的短劍，正陰險地從背後刺向中國的自由、民主、人權事業。

　　二、中共官僚集團乃是當代中國政治暴力之源

　　作為政治理論討論之主題的“暴力”，毫無疑問專指政治暴力。而中共官僚集團乃是當代中國政治暴力之源。

　　作為中共官僚集團政治《聖經》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暴徒式的坦率宣示，政治暴力是共產黨奪取權力的前提，也是共產黨專制權力的靈魂。中共官僚集團的實踐，不過是對其政治《聖經》的血腥的注釋。

　　中共建政之初，在中國對“共產主義理想”的普遍迷醉之中，中共官僚集團的政治暴力形象還顯得有些朦朧，儘管當時國家化的政治暴力已經按照其自身的邏輯，開始了反人類罪行的犯罪過程。

　　“文 化大革命”發生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共官僚集團內部對最高專制權力的爭奪。這個集團內部爭奪權力時表現出的冷酷、偽善、瘋狂的獸性，和對國家民族利益的完全 忽視，徹底摧毀了通過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官方宣傳形成的道德金盾。“文化大革命”破產之後，雖然由於中國人深入骨髓的奴性，中共暴政依舊繼續壟斷專制權 力，可是，中共官僚集團已經淪落為道德的破落戶。

　　為重建執政的道德基礎，中共官僚集團實施經濟改革。試圖以經濟的成就，換取政治道德領域的 凱旋。然而，專制政治自有其特定的邏輯——它必定要以民眾的苦難和血淚，來論證其反人類的本質。“六 . 四”血洗北京，是政治暴力的壹次空前的肆虐，是國家化的政治暴力的壹次瘋狂的發泄。浴血的屠刀在歷史之崖上，刻出了中共暴政未來的宿命：中共官僚集團徹底 喪失了通過政治改良改惡從善的可能；這個反人類罪行的犯罪集團只能以謊言和政治暴力延長其罪惡的存在，直至被人民大起義推上歷史的審判台——對於中共暴 政，那將是末日的審判。

　　“六 . 四”之後，暴政的所作所為都在論證上述宿命。

　　從江澤民到胡錦濤，儘管還竭力製造“三個代表”、“八榮八恥”之類精神騙局，來欺騙世界，但是，在政治實踐中，暴政卻已公開地運用赤裸裸的政治暴力鎮壓人民的反抗。當代的中共政治暴力已經警察國家化，特務統治化，政治黑幫化。

　　中 共官僚集團與政治暴力互為基礎，水乳交融。政治暴力成為中共官僚集團生存的依託，而中共官僚集團則完全政治暴力化，成為政治暴力的意志存在。發揮到極致的 政治暴力意志，和以國家恐怖主義化的政治暴力為靈魂的中共官僚集團，它們存在的全部意義，就在於維持權貴階層的特權，冷酷地剝奪絕大部份民眾的基本人權。

　　政治暴力成為當代中國苦難的根源、罪惡的根源和社會不公正的根源。而官僚集團則是政治暴力的根源，是萬惡之源。歷史早已發出這樣的召喚：為結束中國的苦難和罪惡，為重建社會正義，必須否定中共官僚集團的政治存在，以及屬於中共官僚集團的政治暴力。

　　三、合法的政治強制力的價值

　　世界常常不是被感動的。因此，人類不僅有詩，也有法律。

　　與 人性壹致的範疇之內，高尚的情操和行為往往可以感動歷史；反人性的範疇內，命運不會被感動，而只會被征服。專制政治就是拒絕感動，而只被征服的範疇。縱觀 人類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的歷史，專制政治無不是被民主革命的意志所征服，才退出歷史的。感動需要眼淚和微笑，征服則需要合法的政治強制力。

　　中 共暴政是有史以來最兇殘、最無恥、最偽善、最成熟、最頑強的專制政治。想用理性感動中共官僚集團，使其放棄專制特權，就如同想用小女孩的微笑感動冰冷的頑 石壹樣愚蠢。否定中共暴政，乃是與中國命運攸關的壹項重大歷史使命。唯有民主大革命的堅定意志，和屬於這種意志的合法的政治強制力，才能完成這項開拓中國 未來光榮命運的使命。放棄民主革命的意志，就等於放棄了人民的壹切權利；放棄屬於民主革命的合法的政治強制力，就等於給中共暴政簽發走向未來的通行證。

　　合法的政治強制力，是民主革命之劍，是征服中共暴政的正義的力量。所謂“合法”，決非意味著符合專制惡法，而是符合人類理性和良知確認的現代法的精神。屬於民主革命的合法政治強制力，同屬於中共暴政的非法的政治暴力，至少有下列涇渭分明、水火不容的區別：

　　（壹）“主權在民”原則，是現代法的精神的起點；公民權利的最高權威性，是現代法的精神歸宿。民主革命及其政治強制力的政治目標，就在於實現以“主權在民”原則為靈魂，以保障公民權利為基礎的憲政民主。

　　中共暴政的政治暴力的價值則在於普遍剝奪公民權利，從而維護國家權力的中共官僚集團私有制。

　　（二）公民權利法律至上性，是民主革命及其政治強制力追求的基本法治目標。所謂“公民”，即是具有公法上權能的普通民眾。根據“公民”的定義，政治選擇權應當是公民權利的核心；被剝奪了政治選擇權，公民權利的星系就失去了自己的太陽。

　　在暴政前人民擁有起義的權利的信念，乃是公民政治選擇權的題中之義。這同時也是合法的政治強制力的法理基石之壹。

　　中共官僚集團的政治暴力則以國家恐怖主義化的暴力，和政治黑幫化的特務統治，壓制公民的政治選擇權，從而保障中共權貴階層通過政治特權，攫取社會資源和經濟利益。

　　（三）屬於民主革命的政治強制力的合法性還表現為：在方式上，這種政治強制力服從人類現代理性和良知的制約；在強度上，這種政治強制力是有限的——合法的政治強制力以足以徹底否定中共暴政及其政治暴力為限。

　　中共的政治暴力則是完全獸性化的，不受任何理性、良知和現代法的精神的限制；是壹種無限的暴力。

　　（四）民主革命的合法的政治強制力，本質上屬於人民正當防衛權的範疇，即這種政治強制力的合法性依據之壹，就在於它是人民面對中共的迫害，維護基本人權，反抗政治暴力的權利。

　　中共的政治暴力則是實施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反人類罪的犯罪方式。按照現代法律精神，這種依附於極權專制的政治暴力，本身就意味著最嚴重的犯罪。

　　通過上述討論，在嚴格劃清合法的政治強制力和政治暴力之間的界限後，我們至少還應當得出壹個結論：政治暴力是極權專制的天然特性，是中共暴政的專利；為其法律性質所決定，民主革命只具有合法的政治強制力，而和政治暴力無關。

　　為了創造與自由人性壹致的歷史命運，中國人必須明白壹項真理：唯有民主大革命的理性和意志，才是國家暴力和政治暴力的徹底否定者——以合法的政治強制力來否定。

　　四、“非暴力”論的消極作用

　　中 國財富和權利的兩極分化已經趨於極端。這表明權貴階層和普通民眾在財富和權利分配上的矛盾，達到了即將總體爆發的臨界點。與之同時，政治黑幫化的中共官僚 集團不僅沒有通過政治改良，實現民主化轉型的可能，它甚至喪失了通過政治改良緩解社會矛盾的能力。以極端的政治暴力，應對極端的社會矛盾；以極端無恥的政 治謊言，掩蓋國家恐怖主義化的政治暴力——這是當代中共官僚集團唯壹的政治意志。

　　當代中國的壹切苦難，壹切罪惡，壹切社會不公正，都可以從 政治暴力化的中共極權專制中找到最終原因。揭露、控訴，並徹底否定中共暴政，乃是全體中國人必須完成的命運攸關的歷史課題。然而，令人困惑的是，有人不是 把思想批判的鋒芒直指人民的血淚所浸透的國家暴力，反而喋喋不休地要求民眾反抗暴政時壹定要“非暴力”。“非暴力”論宣揚者中，確實有壹時糊塗的善良者， 但是也不乏希圖以“非暴力”的溫柔呼喚，炫耀其政治“道德”的人。不過，在暴政運用極端的暴力壓抑社會的時刻，在無數底層民眾慘遭國家恐怖主義化的政治暴 力荼毒的時刻，首先要做的事毫無疑義應當是反抗暴政。在這種時刻道貌岸然地要求作為受害人的民眾“非暴力”，並以這種要求證明自己的“和平、理性”，乃是 道德的偽善，是極端的不道德。

　　政治強制力有兩類，壹類是屬於極權專制的政治暴力，壹類是屬於民主革命和民主制度的合法的政治強制力。“非暴 力”論的根本謬誤，就在於混淆了獸性的政治暴力和合法的政治強制力之間的界限。當“非暴力”論壹本正經地教訓被損害與被摧殘的底層民眾要“非暴力”時，實 際上就抹去了極權暴力與反抗極權暴力之間的界限，模糊了暴政的施暴行為和人民對暴政的正當防衛性的反抗的原則區別。

　　面對“非暴力”論，顯然 有必要再次強調：政治暴力是極權專制的專利，民主革命不會“掠美”；民主革命的辭典中只有合法的政治強制力的概念，而沒有政治暴力的概念；民主革命同政治 暴力的唯壹聯繫，只表現為屬於民主革命的合法政治強制力是政治暴力的天敵，是政治暴力之源——極權專制的徹底否定者。

　　中國的命運即將與極權 專製作殊死的決戰。值此歷史的關鍵時刻，混淆合法的政治強制性與政治暴力的界限，並進而以“非暴力”的思想繩索，綁縛人民抗爭暴政的手腳，取消唯壹能致暴 政於絕境的、屬於民主革命的合法政治強制力——這實質上就是取消人民對政治暴力進行正當防衛的權利，就是取消民主大革命贏得決戰勝利的可能，而得到肯定 的，則是中共暴政的繼續生存權。

　　沒有民主大革命的合法政治強制力，就沒有人民的壹切；否定民主大革命的合法政治強制力，就永遠不可能在神州大地上消除國家恐怖主義和政治暴力。

　　有半吊子酸文人、醋名士總喜歡以印度甘地和台灣民主化作為例證，來論證“非暴力”的歷史意義。殊不知，當年的印度與台灣，同今日之中國處於性質根本不同的政治參照系。

　　甘 地的“非暴力”所感動的，乃是以“自由、民主、人權”為立國之本的英國；台灣民主轉型的“和平”性，取決於以“自由、民主、人權”理念為背景《中華民國憲 法》。當代中國的統治者，乃是徹底腐爛於物慾的政治黑幫；是犯有重重反人類罪行的犯罪集團；是不會被眼淚感動，只能被現實的力量所征服的俗氣熏天的唯物主 義者。要人民對這樣壹個良知泯滅的犯罪集團，溫情脈脈地吟頌“非暴力”的詩篇，只能演出壹場歷史的悲劇。

　　五、簡短結論

　　聽從民主大革命意志的召喚，磅礴萬里、雷霆萬均的合法政治強制力，縱橫馳騁於神州大地，對中共暴政作摧枯拉朽的最後壹擊——這必定是即將揭開的另壹個偉大時代的序幕。

　　歷史將記住，放棄合法政治強制力，就意味著對中國苦難的背叛；未來將證明，屬於民主大革命的合法政治強制力，是開拓中國自由命運的劍與犁。

　　(2006年8月14日)

　　《中國民主大革命政治行動綱要》

　　第壹部分：意志篇

　　人類文明史本質上是意志史；推動人類社會大變革的直接動力，源自同大多數人願望壹致的明確而堅定的政治意志。從現在起的壹個歷史階段中，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必將逐步主導中國的命運，成為徹底否定中共極權專制統治，實現憲政民主，創建聯邦中國的精神力量。

　　中 共官僚集團用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建立的壹黨專制的制度，完全否定“主權在民”的原則；中共暴政是壹個剝奪了人民的政治選擇權的警察國家。中共官僚集團 對國家權力的壟斷違背現代法的精神，因而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具有合法性。中國現在的政治制度實質上是國家權力的中共官僚集團私有制。國家權力的私有制是非法 的。

　　中共的全部歷史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極端極權專制主義構成中共根本的政治意志。在精神的意義上，中共是壹個對中國人民實行政治奴役 的外來政權。中共對中國半個世紀以上的統治就是中國淪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精神和文化殖民地的過程。中共官僚集團不過是馬列主義對中國實施絕對精神統治的政治 代理人。

　　中共的全部歷史證明，中共官僚集團是中國歷史上最徹底的賣國賊集團。為了中共極權專制的生存和安全，中共官僚集團不僅向外國割讓 大片國土，而且用國際條約的方式承認歷史上俄國侵占中國廣大領土的合法性。更不可饒恕的是，中共官僚集團背叛了文化的祖國。中共建政後的歷史，既是中國淪 為馬列主義精神和文化殖民地的過程，也是中共官僚集團以馬列主義的名義摧殘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過程。

　　中共用政治暴力壟斷國家權力以來的全 部歷史證明，中共官僚集團是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反人類罪的犯罪集團。現代中國所有的社會悲劇都是中共暴政的政治結果。中共官僚集團利用專制權力實施了屠殺 人民罪、奴役人民罪、政治迫害罪、民族滅絕罪、文化滅絕罪、群體滅絕罪、掠奪社會和公民財富罪等壹系列反人類罪行。數千萬中國人在中共暴政製造的各種社會 大悲劇喪失了生命。

　　中共的現狀證明，中共官僚集團是由千萬貪官污吏組成的權力腐敗集團，是利用國家權力貪污納賄、掠奪社會和人民財富的經 濟犯罪集團。中共主導的經濟改革最後形成權貴資本市場經濟體制。權貴資本市場經濟是貪官污吏利用腐敗權力，同奸商惡賈和御用文人結成同盟，以合法的名義掠 奪社會和普通民眾財富的經濟機制。這種經濟制度必然造成財富和權利極端的兩極分化，造成普通民眾相對或絕對貧窮，造成社會的極端不公正。

　　中 共的現狀證明，中共官僚集團是依靠暴力和謊言維護專制統治的黑手黨。中共政治道德基礎已經崩潰，中共官僚集團唯壹的政治意圖，就在於運用腐敗權力攫取特權 利益。為實現反人民、反社會的政治意圖，中共官僚集團借諸軍隊、警察、特務實施黑手黨式的統治，致使冤案叢生，冤民悲苦，社會正義蕩然無存。

　　被 冠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名的中共暴政，絕對不是象偽自由知識分子斷言的那樣屬於“第二共和”。中共暴政本質上只是用專制摧殘人權，用獨裁毀滅共和的反人 類罪犯集團的統治。將中共暴政同“共和”的概念聯繫在壹起，既是侮辱了共和概念，也是對事實真相的根本歪曲。將中共暴政稱為“第二共和”是偽自由知識分子 為混淆專制與民主、獨裁與共和之間原則界限的壹個思想陰謀。

　　血寫的歷史和鐵鑄的事實證明，中共官僚集團是中國苦難的根源，是社會大悲劇的 根源，是社會不公正的根源——中共官僚集團是萬惡之源，是人民的公敵，只有徹底否定中共官僚集團的專制統治，中國才能擺脫馬克思列寧主義精神和文化殖民地 的命運，重建中國文化精神，實現中國人普遍自由、幸福的社會理想。

　　歷史上的不同時期，中共內部都曾有仁人志士奮起反抗中共極權專制，呼喚 自由與民主。這些仁人志士最終的悲劇境遇印證了他們的勇敢與高尚，也論證了中共官僚集團根本不可能實施導向自由民主的政治改良。通過當代民主大革命徹底否 定中共暴政，這個極權專制的最後政治根據，已經成為人類進步的時代要求。

　　當代中國民主大革命的內涵可以表述如下：以人民維護基本人權，抗 爭暴政的活動為主體，聯合中共黨內、政府內、軍隊內追求自由民主的仁人志士，最終形成人民大起義和社會總體反抗的政治運動，運用現代人類理性和良知允許的 壹切方式，徹底否定中共官僚集團極權專制統治，為創建憲政民主的聯邦中國，掃清政治障礙。

　　當代中國民主大革命的全部政治目標可以概括如下：驅除馬列，重建中國；否定暴政，確立民權；實行法治，憲政民主；各族共和，創建聯邦。

　　民主大革命的進程必然也同時是社會改造的過程。當代中國的社會改革應當遵循如下四項基本原則：

　　1．廢止國家權力實際歸中共官僚集團私有的政治制度，建立以主權在民原則和權力分立制衡原則為基礎的憲政民主。

　　2．廢止中共官僚集團以國家的名義壟斷土地所有權的制度，即廢止實質上的中共官僚集團土地私有制，通過公正、公平的土地分配過程，建立平等保障每壹個中國公民土地所有權能力的制度。

　　3．廢止中共暴政的以腐敗權力為軸心，以權錢交易為基本特徵的權貴市場經濟體制，消滅財富和權利的極端兩極分化的經濟制度根源，建立以民事權利平等為基礎的、體現公平競爭和人道原則的自由市場經濟。

　　4．廢止適合於中共官僚集團極權統治和對少數民族實施文化性種族滅絕的國家形態，建立以各民族和各地區共和原則為基礎的聯邦體制。

　　上列四項政治社會改造原則可以概括為民主革命四大政策，即還權於民，還地於民，還財於民，各族共和。

　　民 主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共官僚集團——這個背叛了中國文化精神的賣國賊集團，這個毀滅社會正義的貪官污吏集團，這個血案如山的反人類罪犯罪集團，這個 用國家暴力欺壓普通民眾的黑手黨集團——所必然造成的人權災難、人民苦難和社會悲劇；不是別的，正是中共暴政的罪惡孕育了當代中國民主大革命。

　　壹 切遭受中共暴政虐殺、摧殘、欺凌、踐踏、污辱的人們，都是民主大革命的社會力量。被剝奪土地所有權能力、處於“賤民”地位的九億農民，被剝奪了基本人權的 當代奴工群體農民工，被剝奪了基本生存條件的國企下崗工人，從狗官造成的重重冤獄中湧現的數百萬“訪民”，被剝奪居住權和土地使用權的城市和農村的拆遷 戶，退伍即失業的轉業軍人，畢業即失業的大學生，飽受各級各類貪官污吏巧取豪奪的民營企業家和小工商業者，飽受軍隊官僚集團欺凌與壓迫的普通士兵和基層軍 官，因表述追求政治民主的理念和社會正義的良知而受到迫害的中共黨員，因中共體制內殘酷的權力鬥爭而受到整肅並認識到中共暴政反人性本質的官員等來自社會 各階層的人們，共同構成民主大革命的社會基礎。以創建自由中國為天職的革命黨人，將成為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的象徵，和民主大革命運動的中堅。

　　民主大革命的首要目標是徹底否定中共暴政，即徹底否定國家權力的中共官僚集團私有制，以及附屬於這個政治制度的全部法律制度。民主大革命必將打擊和懲罰的目標有如下兩類：

　　1．實施屠殺人民罪、奴役人民罪、政治迫害罪、群體滅絕罪、酷刑罪、利用腐敗權力攫取社會和普通民眾財富罪、出賣國家利益罪等罪行的貪官污吏；其中持續實施犯罪並拒絕悔罪者，是民主大革命打擊和懲罰的主要目標。

　　2．敢於利用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專制權力對抗和鎮壓民主大革命的貪官污吏；其中簽發鎮壓命令者、直接指揮鎮壓者，以及鎮壓中負有血債者，是民主大革命打擊和懲罰的首要目標。

　　斷言民主大革命意味著暴民與暴力——這是中共暴政的思想走狗和偽自由知識分子對民主大革命的最惡毒的污衊。

　　中 共建政後半個世紀以上的歷史早已告訴人們，中共極權專制的政權是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的策源地；中共官僚集團掌控的國家暴力則是罪惡、恐怖和痛苦的策源 地；否定中共暴政，剝奪中共官僚集團掌握國家暴力的能力，中國才能擺脫暴力的統治。民主大革命正是對中共暴政的徹底否定，因而也是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 的天敵。只有民主大革命才能夠摧毀中共暴政，這個國家暴力的策源地，這個罪惡、恐怖和痛苦的策源地，為建立自由、民主、和平的社會掃清政治障礙。

　　在確認民主大革命是國家暴力的徹底否定者的同時，必須重申屬於人民的下列天然正義的權利：

　　1．在中共暴政以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為後盾，運用專制的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剝奪人民各項基本人權情況下，人民有權運用自己確定的方式，實施正當防衛，維護基本人權，反抗暴政。

　　2．在中共暴政直接運用軍隊、警察、監獄等國家暴力，鎮壓人民維護基本人權，抗爭暴政的正義行動的情況下，人民擁有起義的權利，人民擁有通過起義徹底否定中共暴政的權利。

　　維 護基本人類，反抗暴政；舉行起義，反抗暴政暴力鎮壓，實施正當防衛；通過全民大起義，否定中共暴政——這三項被壓迫者的政治權利天然正義，符合現代法的精 神，是屬於人民的合法的政治強制力。只有人民合法的政治強制力在理論和實踐的意義上都得到歷史的肯定，中共極權專制的國家暴力才會被歷史否定。

　　在暴政前，放棄正當防衛的權利，放棄合法的政治強制力，人民就放棄了壹切；維權抗暴就是人民實現合法政治強制力的社會運動。

　　中 共官僚集團已經徹底喪失政治改良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能力。在此情況下散布政治改良的幻想是對歷史真相的背叛，其作用只表現為阻礙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的形成， 延長中共暴政的存在。中共官僚集團把國家暴力發揮到極致，財富和權利的兩極分化，以及社會不公正也發展到極致。在此情況下，呼籲順從、和寬恕暴政，是對正 義的背叛，其作用只表現為遲滯民主大革命的爆發，延長中國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精神和文化殖民地的恥辱，延長中國人民的苦難。

　　我們，決意承 擔民主大革命神聖使命的人們，在此宣示：我們絕不順從暴政的權柄，因為，順從就意味著永遠作極權專制的政治奴隸；我們絕不與暴政和解，因為，和解就意味著 對中國曾經的苦難的背叛，對中國現實不公正的承認；我們絕不與暴政妥協，因為，自由與奴役之間沒有妥協的可能；我們絕不寬恕暴政，因為，不是所有的罪惡都 可以寬恕，中共暴政不可寬恕的反人類罪行已經取消它被寬恕的資格。

　　——絕不順從、絕不和解、絕不妥協、絕不寬恕，直至中共官僚集團作為反人類罪的犯罪組織，接受歷史性的正義審判。對中共暴政的審判將既是民主大革命勝利的標誌，也會是中國恢復正義，民主建政的起點。

　　革 命黨人的唯壹的政治理想，就在於徹底否定中共極權專制，創建憲政民主的聯邦中國。革命黨人絕不背叛自己的理想；革命黨人絕不追求對國家權力的壟斷；革命黨 人絕不謀求通過民主革命獲得國家權力。革命黨人的終極目標只限於建立以主權在民原則為靈魂的憲政民主政治和現代法治秩序，將人民的政治選擇權還給人民。革 命黨人堅守這樣的政治理念：任何人對國家權力的執掌，都必須置於人民的政治選擇權之下，而人民的政治選擇權又必須通過公開、公正、自由、定期的選舉得到實 際有效的體現。

　　沒有人民的同意，就沒有國家權力的執掌者；人民的政治選擇權構成國家權力合法性的基礎。“主權在民原則”是民主大革命意志最初和最後的政治原則，也是革命黨人永不改變的政治信念。

　　以 “主權在民原則”為基礎的憲法和法律應當擁有最高國家權威。法律之上不再有權威，法律之下公民權利壹律平等。憲法的主要職能在於確立公民自由權利，確立立 法、行政、司法分立制衡的國家權力系統。“保障公民自由，嚴格制約國家權力”，構成法律的最高責任。憲政民主是民主大革命意志最初和最後的法律原則，也是 革命黨人永不改變的法治原則。

　　共和精神是處理各民族、各地區關係必須遵循的原則；聯邦制恰是這種原則的國家結構體現。通過聯邦制，既可以 實現各民族、各地區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願望，有效發揮各民族、各地區創造自己生活方式的能量，又能夠實現各民族、各地區的共和，形成同外部世界競爭的強大 合力，並避免民族和地區分離必然引發的族群、地區之間的激烈衝突。聯邦共和是民主大革命意志最初和最後的國家結構原則，也是革命黨人永不改變的國家理念。

　　主權在民、憲政民主與聯邦共和，共同構成民主大革命民主建政的基本政治價值。

　　中 國同胞們，歷史已經太久地容忍了暴政；人民已經太久地承受了苦難；中國已經太久地縱容了罪惡；社會已經太久地喪失了正義。暴政必須否定，苦難必須結束，罪 惡必須審判，正義必須重建。否定暴政，結束苦難，審判罪惡，重建正義——這是中國下壹個歷史進程的主題。當這個歷史進程完成她崇高的使命之後，中國人將永 遠擺脫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的地位，而成為自由人。

　　中國民主共和大革命意志的全部政治追求，可以概括為創建自由中國。中國革命黨人誓為自由中國而同中共暴政決死戰。無論需要經歷多少艱難險阻，決戰暴政的意志絕不改變。

　　中國同胞們，請堅信：暴政必敗，自由必勝。

　　第二部分：政策篇

　　民主大革命有堅定而明確的政治原則，也有合理而有效的政治策略。現將最基本的政治原則和相應的政治策略分述如下。

　　壹、關於中共政治制度的政治原則和政治策略：

　　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建立的壹黨專政的極權政治制度，是中國社會不公正的根源，是中國人權災難和社會悲劇的根源，是中國政治罪惡的根源。中共暴政實施的實際是國家權力的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私有制。

　　民主大革命重要的政治價值和政治原則就在於， 運用人類理性和良知允許的壹切方式，徹底否定中共暴政壹黨專政的極權政治制度，剝奪中共官僚集團利用國家權力的名義實施反人類罪的政治條件。

　　以徹底否定中共暴政作為首要政治原則，並不意味著對中共黨員的政治歧視。否定政治歧視是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的壹項基本價值理念。因此，任何意義上的政治歧視，都違背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

　　事 實上，數量眾多的人士都是為避免在就業、升遷、教育和其它社會生活領域遭受中共暴政的政治歧視，才不得不參入中國共產黨。歷史和現實證明，在中共黨內也曾 湧現出眾多具有崇高政治道德良知的仁人志士，他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表現出的追求正義與真理，抗爭暴政專制的堅定意志和英勇的行為，構成中國自由、民主、人 權事業的重要內容。

　　民主大革命所要摧毀的，只是中共壹黨專政的極權政治制度。應當為這個制度承擔政治罪責的主要有兩類人：（壹）決定使用 或者使用國家暴力以及其它政治暴力，鎮壓民主大革命運動，犯有反人類罪行的人員；（二）在其它社會領域，決定使用或者使用國家暴力以及其它政治暴力實施反 人類罪行的人員。

　　在當代中國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範疇內，反人類罪的定義如下：自中共建政以來，決定使用或者直接使用國家暴力以及其它政 治暴力，以中共專製法律的名義或者政治名義所實施的屠殺人民罪、奴役人民罪、政治迫害罪、民族滅絕罪、群體滅絕罪、文化滅絕罪、酷刑罪、掠奪社會和社會成 員財富罪等罪行，均為反人類罪。對反人類罪的法律追訴沒有追述時效的限制；反人類罪的主體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組織。

　　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所確認的徹底否定中共暴政的政治原則，是中國自由的前提，而自由中國符合包括中國共產黨黨員，特別是普通黨員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根本利益。

　　二、關於中共法律體系的政治原則和政治策略

　　以 “憲法”為核心的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體系，是中共官僚集團政治意志和特權利益的法律體現，因而是專制的人治惡法，是違背現代法的精神的非法之法。 這個法律體系的根本價值只在於通過摧殘和剝奪中國人的基本人權，來維護中共壹黨專政的極權專制體制，維護國家權力的中共官僚集團私有制。

　　中 共憲法關於公民自由權利的規定是虛假的。因為，壹黨專政的極權政治是公民自由權利的天然敵人，它以剝奪公民的政治選擇權為生存的前提。沒有政治選擇權作保 障的所謂公民自由權利，只能成為虛假的法律允諾。相反，基本的事實是，中共官僚集團壹直以專製法律和司法程序，作為剝奪中國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 由，以及其它基本人權的工具，作為對異議人士進行政治迫害的工具。

　　中共的法律體系依附於中共暴政的政治體制，並為維護中共暴政的政治存在服務。民主大革命在否定中共政治體制的同時，必然合乎邏輯地將徹底廢止中共的法律體系，作為不可更改和不可動搖的政治原則。

　　民 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不承認否定“主權在民”原則的中共專制惡法的效力。這就意味著，中共專制惡法沒有資格作為價值判斷的社會標準；中共官僚集團以專制惡法 的名義，運用國家暴力侵犯基本人權的情況發生時，權利受到侵犯的任何人衝破專制惡法的秩序，實施反抗暴政的行為，都具有天然的正義性，都是符合法的精神的 合法行為。

　　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不承認中共暴政通過其司法程序，為實施政治迫害所作出的壹切司法裁判的效力；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不承認中共各級官僚通過其司法程序，為侵占和剝奪公民財產權和其它權利所作出的壹切司法裁判的效力。

　　相 反，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認為，中共官僚集團為實施政治迫害和侵占、剝奪公民財產權以及其它權利，運用其專制司法程序所作的壹切裁判，都是違背法的精神的犯 罪行為。民主大革命勝利之後，實施上述犯罪行為的中共官員，包括作出裁判的法官，都將受到正義法律的制裁；上述犯罪行為的受害人，有權按照憲政民主的法治 程序，對犯罪的中共官員進行法律追訴。

　　三、關於中共法律所確定的財產所有權的政治原則和政治策略民主大革命把廢止中共專製法律體系作為基本政治目標之壹，當然也就不承認依據中共專製法律建立的所有權制度。民主大革命主要在下述三種意義上徹底否定以中共專製法律制度為基礎的所有權。

　　（壹） 中共官僚集團運用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維護壹黨專政的極權制度。在實行國家權力的中共官僚集團私有制的同時，中共官僚集團也通過其壟斷的國家權力，以中 國共產黨的名義，侵占大量國家資產。這些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被官僚集團侵占的資產的所有權，是以國家暴力為後盾取得的。財產取得方式的非法性，決定了所有 權的非法性。

　　民主大革命將沒收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非法侵占的所有財產，轉歸憲政民主的聯邦中國國家所有。在通過民主大革命方式實現上述財 產所有權轉移的過程中，任何中國共產黨官員由於其瀆職、怠工或者其它故意行為致使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侵占的國家財產遭受損失或者滅失，都是犯罪行為，將受 到法律追究。

　　（二）中共推動的“經濟改革”最終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場經濟，而是中共權力貴族操控的經濟體制。中共權貴市場經濟以腐敗權力 為運行軸心，以權錢交易為潤滑劑，其本質就在於為中共貪官污吏及其家族掠奪國家、社會和公民財富提供壹種經濟機制。這種製造財富和權利極端兩極分化的不合 理的經濟制度，構成當代中國社會不公正的根源。

　　民主大革命在徹底否定中共暴政政治法律制度的同時，也必然徹底否定中共權力貴族市場經濟體制，以及由這種極端不公正的經濟體制產生的所有權後果。

　　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宣布：中共官員及其家族成員利用腐敗特權，通過中共權力貴族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起來的財產所有權，原則上不受法律保護；民主大革命成功之後，將對中共官僚集團成員的財產進行全面清查，壹旦查清財產的非法來源，即啟動財產返還的法律程序。

　　要 特別注意清查中共官員同奸商惡賈勾結在壹起，以“國營企業產權改革”的名義，利用腐敗權力和黑箱操作，攫取瓜分“國有資產”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中共黨 和政府的官員實際成為利用國家權力搶劫國有企業資產的罪犯，而原國營企業的職工卻失去了生活的基本依託。所以，凡通過這種方式獲得的“私人資產”，必須全 部予以追繳，並由原相應的“國營企業”全體下崗職工，按照合理原則和股份制度，公平分配此類資產的所有權。

　　（三）政治的極度腐敗使中共官僚集團整體上貪官污吏化；貪污和受賄已成中共官員的主要私人財產來源。中共各級各類官員本人及其家族的財富在相當程度上是貪污受賄犯罪行為的贓證。此類財產當然不受法律保護。

　　鑒 於上述情況，民主大革命勝利之後，中共官僚集團成員必須公開申報其本人及其家族的全部財產，說明其財產的合理來源。凡不能說明合理來源的，即按“有罪推 動”原則，推定其為貪污受賄所得。相應官員將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被推定為貪污受賄所得財富財產壹律予以沒收，上繳國庫，用於國家免費教育、社會醫療保 障、社會救濟等公益事業。

　　由於中共官員的普遍貪官污吏化是中共暴政制度性腐敗的結果，因此，凡民主大革命勝利後主動向民主政府申報上繳貪 污受賄財產的前中共官員，將免於追究其刑事責任，並為其個人和直系親屬保留過有尊嚴的生活所必須的財產；凡民主大革命勝利之前有資助民主大革命行為的中共 官員，在民主大革命勝利之後，將以其資助民主大革命的資金為基準，按照壹比十的比例，抵銷其所應上繳的貪污受賄所得資產。

　　四、關於土地所有權制度的政治原則和政治策略。

　　土地所有權制度本屬於財產所有權制度的壹部分，但由於土地所有權制度對於中國現代大變革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故單列壹節進行闡示。

　　中共官僚集團以國家的名義剝奪了中國人的土地所有權能力，原則上實行土地的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而“集體所有制”不過是中共官僚集團以專制國家權力控制土地所有權的壹種方式。

　　由 於中共官僚集團通過壹黨專制的政治制度，壟斷國家權力，實際 建立了國家權力的官僚集團私有制。在國家權力私有制之下，整個國家都成為中共官僚集團的私產，所以，土地的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就意味著土地歸中共官僚集團 私有。中共官僚集團由此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當代中國唯壹的地主。

　　所有權是公民自由權利的前提。所有權被剝奪，人就失去保持獨立人格的生存條件。沒有獨立人格作為基礎，自由權利就不可能真正實現。

　　土地所有權能力又是所有權能力的基礎。喪失了土地所有權能力，所有權能力就由於喪失基礎而殘缺不全。殘缺不全的所有權能力不可能保障人格的獨立性和自由權利的有效實現。

　　中 共官僚集團通過國家權力私有制獨占土地所有權的主要目的之壹，也正在於普遍剝奪中國人保持獨立人格的可能，並限制中國人社會自由權利的真正實現。被剝奪了 土地所有權能力——這正是中國十億農民淪為賤民地位的所有權原因。大量城市居民在腐敗官權逼迫下喪失家園的所有權原因，也是由於中國人被剝奪了土地所有權 能力。

　　對於中國土地和附屬於土地的自然資源而言，中共官僚集團壟斷的土地所有權制度，是最少責任感的制度。中共官僚集團的政治腐敗的壹項 直接表現，就是官員都自我利益中心化，他們很少再關心專制的整體利益。運用占有的國家權力，最大限度地耗費土地資源的使用價值，從而為個人攫取政治和經濟 利益，成為中共官員對待土地資源的基本態度。這構成了中國自然環境和資源狀況毀滅性惡化的所有制原因。

　　為給中國公民提供人格獨立的所有權 基礎，為給中國公民有效實現對各項自然資源的權利提供所有權保障，為使“主權在民”原則建立在完善的公民個人所有權制度之上——為使中國公民真正成為國家 的主人，必須通過民主大革命，在否定國家權力中共官僚集團私有制的同時，廢止土地的“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即廢止土地的中共官僚集團所有制，還 地於民，恢復所有中國公民的土地所有權能力，並按照正義原則和正當程序，使土地所有權轉移到中國公民個人手中。

　　土地的公民個人所有權能力壹旦得到確認和實現，必須湧現出對土地資源的普遍而巨大的責任感。中國土地資源毀滅性惡化的趨勢將因此逐步扭轉；中國自然環境將因此逐漸步入良性發展過程。

　　二零零七年，東北地區的部分農民，通過宣布對土地的所有權和自主分配土地的歷史性壯舉，拉開了“還地於民”的社會大變革的序幕。

　　中國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號召，全體農民應當加入“還地於民”的社會大變革中來，按照公平原則，自主分配土地所有權，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所有由於“官商勾結，強征土地”而喪失家園的人們，要重返自己的家園，宣布對自己家園的土地所有權。

　　中國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宣告，農民收回土地所有權的聲明和自主分配土地的行為，符合社會正義和法的精神。民主大革命勝利之後，此前農民對土地所有權的分配原則上應當受到法律的肯定和保護。

　　中國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警告，所有對現階段農民收回土地所有權行為實施政治迫害的行為，都屬於鎮壓民主大革命的嚴重犯罪行為。凡決定和執行對相關農民政治迫害的中共官員，在民主大革命過程中和勝利之後，都將受到正義的追究，絕不寬貸。

　　五、關於人民反抗暴政的政治原則和政治策略。

　　民主大革命意志明確肯定，為追求自由與幸福，人民擁有維護人權，反抗專制的天然權利，擁有以革命方式結束專制統治，建立體現“主權在民”原則的憲政民主政治的天然權利。

　　中 共暴政的壹黨獨裁專制違背“主權在民”原則，不具有合法性；中共獨裁政治所建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國家權力系統，根本上是以剝奪或者限制中國人的基本人 權，維護中共官僚集團政治、經濟和社會特權利益為目標，也不具有合法性。因此，人民有權利不遵守中共專制國家權力建立的社會制度和專制惡法建立的法律秩 序，用自己確定的方式抗爭暴政。人民為爭取自由、民主、人權而違反中共用暴力維護的社會制度和法律秩序的行為，符合現代法的精神，符合法的正義原則，是合 法行為。

　　中共官僚集團利用國家暴力，為鎮壓反抗而實施的剝奪人民的生命、財產、自由權利的行為，是嚴重的犯罪行為，其決定者和直接執行者 必須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當生命、財產、自由面臨執行中共官僚集團意志的軍隊、警察、城管、保安等直接侵犯時，為制止國家暴力的非法侵犯，人民有權以個人 或者群體的方式對侵犯者實施正當防衛。此種正當防衛天然合理，是符合現代法的精神的合法行為。

　　在中共暴政剝奪了人民通過現存制度維護自己基本人權的可能性的情況下，對於犯有利用國家暴力侵犯人權罪的中共各類官員，人民有權運用自己確定的方式，給予相應的懲罰。這種懲罰具有正當防衛的性質，應當得到現代精神的理解。

　　在 中共官僚集團犯下的重重反人類罪行未受到追訴的情況下，在中共官僚集團繼續將國家暴力發揮到極致，侵犯中國人的各項基本人權的情況下，以中共專制惡法的名 義，否定人民對中共暴政的正當防衛權，否定人民舉行大起義的權利，否定人民實施民主大革命的權利，都只能有利於中共官僚集團繼續運用國家暴力，剝奪中國人 的基本人權，而不利於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

　　六、關於軍隊的政治原則和政治策略

　　根據現代法的精神，軍隊的價值在於保衛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免受外部勢力的侵犯；軍隊存在和發展的物質基礎來源於全體國民的稅收，因此，軍隊只能屬於作為全體國民象徵的國家，而不應當屬於任何個別黨派或者政治勢力，軍隊應當保持政治中立。

　　世 界各國的實際狀況表明，壹個政黨獲得國家執政權的方式有兩類。壹是通過人民的政治選擇權獲得執政權，壹是通過暴力獲得執政權。壹般情況下，前者屬於民主政 治，後者屬於專制政治。民主政治之下，政黨獲得執政權的方式是公正、自由、定期的選舉，是非暴力性的；專制政治下，政黨獲得執政權的方式是暴力，而此種暴 力主要表現為政黨對軍隊的絕對控制。

　　與民主政治相適應，軍隊必定屬於國家，並政治中立；軍隊由某壹政黨控制，便是專制的象徵，它意味著軍隊淪為某壹政黨的政治工具，意味著該政黨在運用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維持執政的地位。

　　中共官僚集團主要是依靠有組織的暴力，即軍隊，攫取並維持其壹黨獨裁的專制統治；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是中共暴政存在的前提。

　　當代中國的專制體制使中國軍隊變成中共官僚集團的政治家奴。中共官僚集團利用軍隊實施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專制統治，指使軍隊犯下奴役人民罪、屠殺人民罪、群體滅絕罪等反人類罪行。

　　為 徹底否定中共暴政，就必須使軍隊掙脫中共官僚集團的絕對控制。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必然要求軍隊國家化和政治中立化。中國軍隊絕大部分官兵的根本利益與人民的 利益壹致。只有徹底否定中共官僚集團對軍隊的絕對控制，中國軍隊才能雪洗中共官僚集團政治家奴的恥辱，才能不再作中共官僚集團奴役和屠殺人民的工具。

　　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確認如下原則：

　　（壹）中共官僚集團對中國軍隊的絕對控制是非法的。

　　（二）中國軍隊官兵個人或者群體採取的任何反抗中共官僚集團控制，違抗中共官僚集團命令的行為，都是正義的，合法的。

　　（三）中國軍隊官兵的為摧毀中共暴政，創建憲政民主政治而發動的軍事政變，屬於民主大革命的政治範疇，是人民反抗暴政權的壹種表現形式，因此是正義的，合法的。

　　七、關於對中共官僚集團反人類罪行的正義審判對於中共官僚集團的全部反人類罪行實施正義的審判——這是民主大革命追求的基本目標之壹。

　　利用專制國家權力實施反人類罪是最嚴重的犯罪行為。不經審判就寬恕犯罪，意味著縱容犯罪。正義的審判是恢復正義的起點，是創建法治的前提。唯有通過對中共官僚集團反人類罪行的大審判，才能避免中國未來再發生同類犯罪。

　　中國民主大革命勝利之後，依照現代法治原則，對中共官僚集團的反人類罪行實施符合正當程序的大審判，將是中國結束專制，進入民主時代的法律象徵。

　　第三部分：組織篇

　　創造歷史的重大社會運動，必然要求與其使命相適應的組織形式。政治意志是民主大革命的精神力量的根據；組織形式則是民主大革命的社會能量的來源。沒有明確的政治意志，就沒有民主大革命；沒有堅強、高效的組織，就沒有民主大革命的勝利。

　　壹、革命黨

　　（壹）革命黨的性質。

　　革命黨是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的主要組織形式，是發動和引導民主大革命的中堅力量。革命黨的全部歷史價值就在於同中共暴政作政治決戰。

　　革 命黨與以往的中國海內外所謂民運團體具有原則區別。以往海內外的民運團體原則上是依照憲政民主下的政黨方式構建組織形式，而中國仍然處於專制統治之下。所 以，所有這些議會黨團式的思想混亂、組織軟弱、紀律松馳的所謂民運團體，都沒有能力同中共暴政，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兇殘、最詭詐、最極端、最偽善的專制政 治，作政治決戰。

　　以民主大革命的方式決戰中共獨裁專制——這是革命黨的政治目標。革命黨要依照同中共暴政決死戰的政治目標，確立自己的組織原則和結構。

　　（二）革命黨的歷史使命。

　　革 命黨的歷史使命為下列兩個方面：1. 運用人類理性和良知允許的壹切方式，徹底否定中共暴政，結束壹黨專政的制度，最終埋葬造成重大人類災難和社會悲劇的共產主義政治運動；2. 創建憲政民主制度，以實現“主權在民”原則；創建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和完善的弱勢群體社會保障體制，以實現社會正義和社會人道原則；創建聯邦中國，以實現民 族和地區共和。

　　革命黨將通過發動和主導民主大革命的方式，即通過全民抗爭和人民大起義的方式，否定中共暴政；革命黨將通過組織全民公決的方式，創建憲政民主和聯邦中國的法律體系。

　　（三）革命黨關於執掌政權的原則。

　　革 命黨發動民主大革命的政治目標只限於否定中共暴政，創建以“主權在民”原則為政治基礎的聯邦中國。革命黨絕不謀求通過民主大革命自己執掌國家權力，也不允 許任何個人或者政黨謀求通過民主大革命執掌政權。摧毀中共暴政之後，執政權的歸屬只能由人民的政治選擇權決定，即由人民通過公正、公開、自由、定期的選舉 決定。民主大革命的基本政治價值之壹，就在於創建保障公民政治選擇權的憲政民主制度。在執政權的歸屬問題上，人民通過公正、公開、自由、定期的選舉實現的 政治選擇權高於壹切。

　　任何超越人民政治選擇權，通過民主大革命運動執掌國家權力的圖謀和行為，都是對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的根本背叛。完成 摧毀中共暴政，創建憲政民主制度的歷史使命之後，革命黨就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應當解散；原革命黨人可以按照民主政治下的議會黨的組織特徵，重建新的政 黨，繼續推動中國民主制度的發展和完善。

　　（四）革命黨的組織特徵。

　　為實現歷史使命，適應同中共暴政政治決戰的需要，革命黨應具備下列最基本的組織特徵：

　　1．堅定的信念和嚴格的紀律。革命黨是志願者組成的決戰中共暴政的政治組織。所以，堅定的信念是革命黨人對自己靈魂的承諾；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實際上是在服從自己的意志。

　　2．實行公開、不公開和半公開相結合的組織運作模式；中國國內組織要實現“隱有形於無形之中，無形之中又有堅硬形象”的組織策略。上述組織運作模式和組織策略是由中共暴政的警察和特務統治的性質所決定的。

　　3 ．革命黨組織結構要具備政治決策迅速、戰略反應靈活、捕捉戰機準確、政治行動高效、社會動員力巨大、組織生存力頑強的素質。具備這些素質是決戰暴政並獲得勝利的前提。

　　4．為應對中共暴政嚴酷的特務統治，革命黨應當實施“政治行動先行，組織行為慎重”的原則。

　　“驅 除馬列，重建中國；否定暴政，確立民權；實行法治，憲政民主；民族自治，聯邦共和”——這是革命黨人的政治目標；“還政於民，還權於民，還財於民，民族共 和”——這是革命黨人社會改造的基本政策。凡與上述政治目標和基本政策壹致的政治行為，都屬於民主大革命的範疇；凡贊同上述政治目標和基本政策的人，都屬 於革命黨人。

　　革命黨人在沒有實現公開組織化之前，應當通過實現上述政治目標和基本政策的政治行為，作為認知戰友的標誌，主動互相配合，推 動民主革命進程。當出現全民總體反抗的歷史契機的情況下，全體革命黨人應當發揮創造歷史的主動性，在分頭組織人民大起義的同時，高效、迅速地公開完成組織 化進程，以形成民主大革命的中堅力量。

　　（五）革命黨組織的具體任務。

　　革命黨組織分為中國國外組織系統和中國國內組織系統兩部分。

　　革命黨國外組織系統的具體任務主要有下列各項：

　　1．組建革命黨決策機關，統壹協調、指導革命黨的活動。決策機關設在國外有利於防止中共警察特務力量給革命黨組織造成根本性危害。

　　2．組建有效的心戰基地，向中國國內各階層民眾傳達革命的政治意志、政治原則、政治策略和行動方案；對中共政府、軍隊、警察，實施有效的心理瓦解，促進中共暴政內部矛盾的發展。

　　3．籌措民主大革命行動經費。

　　4．建立進出中國的有效通道，以便向國內輸送人員、經費和各項物資等。

　　5． 組建不公開的革命黨決戰團。決戰團的成員應當具有很高的政治行動能力、組織能力和獻身精神。決戰團的任務有兩項：壹是採取有效措施及時進出中國，執行革命 黨決策機關的決定；壹是在與中共暴政進行政治總決戰之前，全體返回中國，分赴各地區，按照革命黨決策機關統壹部署，完成革命黨組織系統的公開化過程，發動 全民總體反抗性的人民大起義。

　　6．為中國民主大革命爭取國際援助。

　　在同中共暴政進行政治決戰之前，革命黨國內組織的全部活動都必須遵循不公開的原則和“政治行動先行，組織行為慎重”的原則，以便有效發展、積聚、保存革命黨同中共暴政政治決戰的組織能力。在嚴格遵循上述兩項原則的前提下，革命黨國內組織系統的具體任務主要有下列：

　　1． 發展革命黨組織系統。革命黨國內的組織系統應當力求精幹、高效、嚴密，絕不可盲目追求數量意義上的龐大。在發起同中共暴政的政治決戰之前，國內革命黨組織 應當以兩至三人的封閉性革命黨小組為基本組織形式。各革命黨小組只按照民主大革命的政治任務實施政治活動，原則上互相之間不發生組織聯繫。

　　革命黨也可以考慮按照省級區域劃分和不同社會階層兩個系統進行組織發展。在發起同中共暴政的政治決戰之前，兩個系統不發生橫向關係，都分別直接同設在國外的革命黨決策機構聯繫。

　　2．在各個社會階層中盡全力推動組建維護基本人權性質的半公開或者不公開的組織。革命黨要促進這些廣泛分布於社會各階層半公開或者不公開的維權團體的發展；力求做到革命黨發動同中共暴政的決戰時，這些團體能迅速轉化成實現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的組織力量。

　　3．為同中共暴政實施政治決戰進行經費和物質準備。

　　4．極端謹慎而又堅定積極地組建和發展革命黨決戰團成員，為民主大革命準備壹支同中共暴政進行政治決戰的精銳力量。

　　5．收集中共官僚集團成員所犯的奴役人民罪、屠殺人民罪、酷刑罪等反人類罪的資料，以及他們利用腐敗的專制權力攫取財富的證據資料，為對中共暴政及其犯有反人類罪行的官員進行大審判，作證據準備。

　　（六）革命黨人

　　任何社會運動的政治道德內涵，都會強有力地影響運動的進程和結果；缺乏政治道德的社會運動沒有能力創造與正義壹致的歷史。

　　社會運動的政治道德主要由其政治目標決定，但是，推動社會運動的中堅力量的政治道德素質，則是判斷這個社會運動正義性的重要標誌之壹。以私利為終極目標的人主導的社會運動，不可能實現民主與共和的理想。

　　中國的“憲政民主，聯邦共和”運動是屬於全體中國人民的神聖事業，但是，民主革命黨人則構成運動的中堅力量。因此，歷史必然對革命黨人提出政治道德的要求。凡自願加入革命黨者，應當遵守下列基本政治道德：

　　1．忠實於“憲政民主，聯邦共和”的政治信念；2．在發動和協調指揮民主大革命過程中，嚴守政治紀律，為實現政治信念而決戰中共暴政；3．在民主大革命的過程中，革命黨人應當具有為自由民主的信念獻身的英勇精神和悲憫天下的俠義精神。使民主大革命的歷史進程同時成為重建中國政治道德和社會良知的過程。

　　4．民主大革命完成否定中共暴政，創建“憲政民主，聯邦共和”的歷史使命之後，應當迅即還權於民，還政於民，讓通過公開、自由的選舉表現出的人民政治選擇權，決定國家權力由誰執掌。

　　歷史不會對革命黨人提出超越政治範疇的道德要求，但是，在政治道德範疇內，革命黨人必須擁有聖徒的情懷。革命黨人的政治聖徒情懷，是民主大革命高貴目標的人格表現；革命黨人將由於自己的政治道德而贏得中國的尊敬。

　　二、維護基本人權的團體

　　中 共官僚集團的利益與社會利益在根本上處於不可調和的尖銳對立狀態。隨著中共政治腐敗不可逆轉的惡性發展，隨著權力貴族市場經濟造成的兩極分化趨向極端，中 共官僚集團將越來越依賴國家恐怖主義和黑社會性質的暴力，來掠奪社會財富，摧殘基本人權，鎮壓人民反抗。在此情況下，維護基本人權的團體（以下簡稱維權團 體）大量湧現，就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

　　各種形式的維護基本人權的活動構成當代中國民眾抗爭暴政的主要內容。為有效維權抗暴，民眾必然尋求維權活動的組織化。各領域的維權團體就是維權活動組織化的必由之路。

　　民主大革命以革命黨為政治和組織的中堅力量，以人民自發組建的、廣泛存在於社會各階層的維權團體為組織基礎。在準備與暴政決戰的歷史階段，革命黨最主要的任務之壹，就是推動維權團體的組建和發展，從而為同暴政的全民大決戰和人民大起義作充分組織準備。

　　同時還應當認識到，社會各階層維權團體的組建與發展，也是在為未來民主建政準備人民自治的基礎。充分發育的民間維權團體將為憲政民主提供強有力的社會支撐點。

　　鑒 於中共暴政實施警察和特務統治，人民被剝奪了結社自由權利，所以，在組建和發展維權團體過程中，要實行“半公開和不公開相結合，以不公開為主”的行動原 則；要儘可能用中共暴政允許的非敏感性社團的名義，掩護維權團體的組建與發展。“隱有形於無形之中，無形之中又有堅強的形象”應當成為維權團體的組建與發 展的始終不變的策略要求。

　　現將在各個社會階層中組建和發展維權團體的原則和策略要點分述如下：

　　（壹）關於農村中的維權團體。

　　中 共暴政之下，十億農民是苦難最深重，生活最窮困的階層。中共官僚集團以國家的名義壟斷土地所有權，農民則由於喪失土地所有權而處於中共官僚集團的農奴地 位。土地所有權能力被官權剝奪，是中國農民苦難與貧窮的所有權根源。除此之外，對農民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奪主要來自下述三個具體方面：

　　1．中共暴政的法律、法令對農民的群體歧視性規定使農民實際成為“賤民”，喪失了現代社會個人發展的壹切機遇，並處於醫療、最低生活保障、退休保障等壹切現代社會生存保障制度之外，像野草壹樣活著和死去。

　　2．政治和法律歧視是農民窮困的制度原因，各級政府和官吏的苛捐雜費則使本就窮困的農民更加困苦。中共暴政停止農業稅只具有政治欺騙的價值。因為，造成農民極度窮困的直接原因不是農業稅，而是多如牛毛的苛捐雜費。

　　3．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官僚階層是中國的政治癌症。多如蟲蟻的鄉鎮和村級官員是中共官僚集團控制農民的主要專制力量。這些貪官惡吏對農民的欺凌盤剝，構成農民苦難窮困的另壹個直接原因。

　　農民的生存狀況決定了創建維權團體在農村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革命黨人應當發動或者鼓勵農民自發組建秘密的“農民維護基本人權協會”。“農民維權協會”的活動內容應當包括下列各項：

　　（1）建立有效的生活互相扶助機制，以加強凝聚力；（2）為擺脫“賤民”地位，用各種方式爭取同城市居民平等的法律權利；（3）逐步形成群體性抗交苛捐雜費、反抗貪官惡吏欺凌盤剝的能力。

　　（4） 廣泛傳播廢除土地專制國家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還地於民的理念，為確認農民土地所有權能力，公平合理地分配土地所有權準備具體方案。同中共暴政的政治決戰 壹旦開始，在革命黨人協調之下，各地“農民維權協會”即應召開全國聯席會議，宣布廢除中共暴政壟斷農村土地的專制的土地所有權制度，全面啟動還地於民的程 序。

　　鑑於中共官僚集團實施極端的國家恐怖主義統治，在同中共暴政進行政治決戰之前，“農民維權協會”的存在和活動都應保持不公開狀態。

　　中 國農村地域廣闊，在諸多窮困和偏遠地區，中共的基層組織基本癱瘓，在相當程度上失去政治功能。秘密的“農民維權協會”應當儘可能利用中共即存的組織形式， 例如村黨支部、村團支部、基幹民兵組織等，做為掩護自己存在和發展的表面形式，以利於做到“隱有形於無形之中，無形之中又要有堅強的形象”。

　　（二）關於國營企業下崗職工的維權團體

　　國營企業的所有制改造是中共官僚集團的壹個陰謀。陰謀的實質就在於，中共權力貴族以經濟改革的名義，利用腐敗的專制國家權力，同奸商惡賈勾結在壹起，瓜分國營企業，使國營企業工人用半個世紀的勞動積累的國有資產，變成中共權貴階層成員個人的私產。

　　近 半個世紀以來，中共官僚集團用終身工作保障的允諾和極低的工資，來換取工人的超強度勞動，並由此積累起大量國有資產。現在，國有企業資產轉化為權貴階層和 依附於這個階層的奸商惡賈以及御用文人的個人私產，國營企業職工則失去了終身工作保障，而他們長期低工資的超強度勞動卻沒有得到合理補償。由於國營企業被 貪官污吏、奸商惡賈私有化，國營企業職工不僅被剝奪了工作機會，而且喪失了生活的依託。他們的生存處於危機之中。

　　現實的生存危機決定，“維權團體”在國營企業下崗職工中的產生和發展是歷史的必然。事實上，多年來在生存危機逼迫下，自發出現的維權活動中，已經自然形成了國營企業下崗職工的准組織形式。革命黨人應當努力推動這類准組織形式向秘密的獨立工會方向發展。國營企業下崗職工中的秘密獨立工會的工作任務至少應當包括下列各項：

　　1．建立工會成員各家庭之間有效的相互扶助機制，以應對生存危機，加強獨立工會的凝聚力。

　　2．用各種方式揭示國營企業下崗職工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現實生活的艱難困苦。

　　3．為解決各種極端的生存問題，組織各種與下崗職工的利益直接相關的維護基本人權，抗爭暴政的活動。

　　4． 調查、收集貪官污吏和姦商惡賈利用腐敗權力瓜分、攫取原國營企業資產的證據。民主大革命同中共暴政的政治大決戰壹旦展開，原國營企業下崗職工中的各獨立工 會應當迅即由秘密狀態轉為公開狀態，由革命黨人組織協調，在全國範圍內形成統壹的原國營企業下崗職工的獨立工會，並依據已經收集到的證據，從貪官污吏和姦 商惡賈手中收回原國營企業資產的所有權；根據公平原則，在原國營企業職工範圍內，合理分配原國營企業資產的股權，以實現民主大革命關於“還權於民，還財於 民”的社會改革方案。

　　（三）關於農民工的維權團體。

　　數千萬中國農民工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奴工群體。惡劣甚至危險的勞動 條件、極端廉價的勞動回報、女工和童工的非人道使用——所有這些構成中國農民工奴工地位的內容。由於中共專制惡法剝奪了工人的罷工權和組織獨立工會的權 利，在得到腐敗權力支撐的強勢的資本面前，中國農民工不具備保護自己基本人權的任何社會和法律能力。組建維護基本人權的團體，是中國農民工擺脫奴工地位必 須選擇的方案之壹。

　　農民工的維權團體應稱為“中國農民工獨立工會”。在同中共暴政的政治大決戰來臨之前，“中國農民工獨立工會”的組建和發展，亦應保持秘密狀態。要用“同鄉會”、“工友生活互助會”之類沒有政治敏感性的名稱，來掩護“中國農民工獨立工會”的活動。

　　“中國農民工獨立工會”的工作任務至少有如下各項：

　　1．建立工會成員的生活互助機制，增強農民工維權組織的凝聚力。

　　2．秘密組織各種維護農民工經濟權益和人身權利，改善農民工勞動條件的群體性公開抗議活動。要特別針對雇主拖欠農民工血汗工資的行為，通過罷工等方式，實行強有力的反擊。要作好準備，對雇主暴力壓制農民工討薪抗議的行為實施正當防衛。

　　3．要準備“中國農民工權利法草案”。民主大革命與中共暴政的政治決戰壹經開始，各地的“中國農民工獨立工會”應當立即由秘密轉為公開，在革命黨人協調之下，形成全國統壹的組織，公布“中國農民工權利法草案”， 從壹個角度實現“還權於民”的社會改造方案。

　　（四）關於民營業企業家和個體戶的維權團體。

　　工商如狼，稅務似虎，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和工商個體戶是在虎狼叢中求生存。壹旦訴訟纏身，司法官員腐敗更勝虎狼。

　　貪 官污吏慾壑難填，仗勢欺人，索求無度；民營企業家和個體戶被迫納賄，以求生存。在中共貪官之前，縱有財產千萬，也毫無人的尊嚴。只有通過民主大革命創建公 平的自由市場經濟，工商從業人員才能擺脫中共狗官的欺壓盤剝，過上有尊嚴的生活。組織工商企業家和個體戶的獨立的維權團體，是這個社會階層維護自身利益， 推進社會變革進程的具體方式。

　　企業家和個體戶的維權組織主要應當從事下列活動：

　　1．秘密形成聯合抵制和反制貪官污吏欺壓和盤剝的機制。

　　2．民營企業家和個體戶要詳細記錄官員索賄情況，以便民主大革命成功後，由維權團體證明相關企業家和個體戶是在腐敗權力逼迫之下，為了生存不得不行賄，從而免除行賄的法律責任，保障由被逼行賄獲得之財產的法律安全。

　　3． 中共暴政設置“工商聯合會”作為控制民營企業家和個體戶的壹項組織措施。有志於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的民營企業家和個體戶應當採取有效行動，逐步促使“工商聯 合會”由內部改變性質，即由中共暴政控制企業家和個體戶的組織，改變為維護企業家和個體戶權益，反抗貪官污吏欺壓盤剝的團體。待民主大革命與中共暴政展開 政治決戰之日，實質上秘密存在的獨立維權團體，在革命黨人協調之下，應當立即公開化，從企業家和個體戶的角度，推動建立公平的自由市場經濟秩序的進程。

　　（五）復員轉業軍人和軍人的維權團體。

　　中共暴政正在空前的權力大腐敗中走向總體政治崩潰。中共軍隊是權力最集中的地方，因而也是腐敗最猖獗的地方。普通士兵和中下級軍官是軍隊腐敗的直接受害人。

　　入伍、提干、入黨、轉志願兵、退役各個環節，甚至請假、調換兵種都必須向上級官員行賄；士兵受軍官欺凌，中低級軍官受高官壓迫；軍隊成為中共官僚集團的私家軍，軍人成為軍隊高級官僚的奴隸。

　　軍隊腐敗，社會墮落。軍人退役，無論退伍安置，還是就業安排，都要奔走於地方腐敗官員之門，叩頭作揖，送禮行賄，尊嚴喪盡。即便如此，最後也可能落個退伍即失業的下場。

　　通過民主大革命實現軍隊國家化，軍人才能壹勞永逸地擺脫中共官僚集團的私家軍和政治奴隸的地位，獲得社會的尊敬；退伍軍人也才能過上有尊嚴、有經濟保障的生活。軍人的命運同民主大革命的成敗息息相關。

　　在 民主大革命勝利之前，為維護士兵、中下級軍官和退伍軍人的利益，應首先組建秘密的維權團體。維權團體的宗旨是“維護軍人、退伍軍人的權利與尊嚴”。現役軍 人維權團體的名稱為“軍人維權協會”；退伍軍人維權團體的名稱為“戰友維權協會”。軍人和退伍軍人維權團體的主要活動內容有下列各項：

　　1．謹慎而積極地發展組織。維權團體應以集團軍為基準單位。同時，要超越軍兵種、大軍區的限制，超越現役軍人和退伍軍人的界限，進行廣泛聯繫。在實現上述聯繫的過程中，退伍軍人由於有更大的行動空間，應當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2．維權團體應廣泛傳播軍隊國家化的理念，廣泛傳播“作國家的衛士，不作中共狗官家奴”的意識。

　　3．形成以群體性方式反抗中共狗官壓迫欺凌，維護軍人和退伍軍人利益的動員能力。

　　4．民主大革命與中共暴政的政治決戰開始之後，軍人和退伍軍人的維權團體應當立即由秘密狀態轉為公開狀態，在革命黨人協調下，控制軍隊，宣布軍隊政治中立，或者協助起義民眾逮捕中共貪官污吏。

　　（六）上訪冤民的維權團體。

　　中共暴政的黑社會化和權力極度腐敗必然催生出大量冤案。現在，由大量冤案產生的上訪冤民已經形成壹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

　　上訪冤民本就冤沉似海，又由於惡警酷吏的截訪而更加苦難深重。形成群體的力量，來反抗不公正的命運，是上訪冤民必然的選擇。上訪冤民的維權團體似應稱為“洗冤團”。“洗冤團”至少應當從事下列活動：

　　1．建立冤民互助扶助，共度艱難的機制。

　　2．冤民的上訪活動要互相配合，協調壹致，形成具有統壹組織性的申冤活動機制，強化“壹人有冤，眾人相助，冤民之間，情如手足”的意識。

　　3．“洗冤團”要號召冤民把上訪之路同時變成讓社會了解冤情之路；要不停地訴說狗官的罪惡，要不停地訴說自己對正義的追求，要儘量讓更廣泛的社會階層了解冤民的苦難。

　　4．“洗冤團”要形成群體性反抗截訪的惡警酷吏的能力；要形成群體性的針對惡警酷吏截訪暴行的正當防衛能力。

　　5．經過充分準備，“洗冤團”應發出號召，召喚全國數百萬冤民，身穿狀衣，口唱“申冤道情”歌，於同壹時間段，齊集北京，申訴冤情。只有讓申冤之聲經天徹地，中國冤民之冤才可能引起人類的震撼。

　　（七）大學生的維權團體。

　　中 共暴政之腐敗史無前例。學校官場化，學者官僚化，則必然導致教育的腐敗。今日中國之大學，升學、考研、定專業、論文評定、學位授予等等所有教學和學術活 動，無不被腐敗侵蝕。教育國家產業化使學校淪為官僚斂財的機器；大學生則是官僚化的教授學者經濟盤剝的客體，來自貧困家庭的女大學生充當娼妓，掙取學費竟 已成普遍現象。畢業即失業，又使大學生前途渺茫。

　　組建獨立的維權團體，維護大學生的權益，乃是社會現實的要求。在中國官辦學者，御用文人 整體上喪失社會良知的功能的情況下，大學生應當承擔起重建社會良知的責任。因此，大學生的維權團體除關心大學生自身的利益之外，還應當關注社會各階層的人 權狀況，成為社會各階層的人權代言人。

　　大學生的維權團體可以考慮定名為“大學生維護人權大同盟”。“維權大同盟”至少應當從事下列活動：

　　1．利用“讀書會”、“研習會”等各種形式，掩護“維權大同盟”的發展。

　　2．對大學生權益遭受侵犯的情況進行深入調查，制定可行方案，在校園內發動群體性抗議教育腐敗，維護大學生合理權益的抗爭活動。

　　3．各校的“維權大同盟”要逐步形成全國性聯繫網絡，在發動維權抗爭活動時互相協調，互相支持。

　　4． 承擔重建社會良知的責任。大學生來自社會各階層，“維權大同盟”應當借大學生同社會各階層的天然聯繫之利，支持幫助農民、下崗工人、農民工、工商業者、退 伍軍人秘密組建獨立的維權團體的活動。失業的大學畢業生原則上以參予原來所在學校的“維權大同盟”為宜，同時應當在支持幫助其它社會階層維權團體組建的過 程中，發揮積極作用。

　　5．在民主大革命同中共暴政政治決戰之時，“大學生維護人權大同盟”應當發揮創造歷史的主動性，運用大學生同社會各階層的廣泛聯繫，協助革命黨發起全民抗爭暴政的人民大起義，以終結獨裁暴政，創建憲政民主制度。

　　第四部分：決戰篇

　　同中共暴政的政治決戰是人類在全球範圍內與血腥的共產極權專制主義的最後壹戰。強化政治決戰意識，有效進行政治決戰準備，是儘快徹底否定中共暴政的歷史性需要。

　　（壹）中共暴政的強大與衰弱

　　中共暴政擁有世界上人數最多的軍隊，擁有數百萬武警、警察和特務，用國家暴力控制立法、行政、司法等全部國家權力，用專制國家權力壟斷了全部國土資源和經濟資源，用國家恐怖主義的方式嚴格控制媒體、學校和其它文化單位。

　　在物資的意義上，中共暴政極其強大。但是，人類的本質是意志的存在；人類歷史的本質是意志史。從意志的角度審視，即從人類歷史本質的角度審視，中共暴政卻已經達到大崩潰的臨界點。中共暴政在意志領域的衰弱主要表現為下列各項：

　　1． 精神凝聚力是任何政治形態都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生存保障。然而，共產主義運動史卻已經使共產主義極權政治理論徹底破產；中共暴政的政治實踐更使其變成政治 道德的破落戶。中共暴政在內部和外部雙重意義上都徹底喪失精神凝聚力。中國共產黨已是魂飛魄散，中共官僚集團變成追逐物慾私利的利益集團。

　　2． 人材逆向淘汰屬於專制政治的規律。這個規律也是中共暴政的政治癌症之壹。具備威信和權威的鐵腕統治者構成維護專制體制穩定存在的基本要素。只有鐵腕人物才 有能力為專制體制提供源於人格威信和政治權威的政治凝聚力。然而，中共暴政壹項致命的政治危機正在於，它已經喪失了產生具有威信和權威的統治者。

　　由 於人材逆向淘汰規律的作用，當代中共暴政的各級當權者總體上是極端自私而又無恥的壹群。他們精於專制官場內的政治權術，因而能官運亨通，卻又不具備政治家 的基本素質，所以缺乏有效運用政治權力的能力。這群無恥無能的庸人政客既不能給專制體制提供源於人格魅力的凝聚力，也不能給專制體制提供源於政治道德的權 威性。他們作為權力的人格承載者，恰恰構成中共暴政徹底喪失政治凝聚力的另壹個原因。

　　3．維持專制的穩定需要以統壹的政治意志為前提的高 效率官員隊伍。但是，前所未有的權力腐敗已經使腐敗成為中共官員的常規性生活方式。深度腐敗和墮落使中共的千萬貪官污吏群體完全喪失社會理想、政治道德、 人格操守，蛻變成以權力攫取財富和地位的政治黑手黨。官員隊伍的高效率的基礎在於政治意志的統壹；政治意志在私慾和貪慾中腐爛的同時，中共暴政官員隊伍的 效率性也就被腐敗的生活所摧毀。

　　4．人心喪盡、萬民唾棄——這是中共暴政在意志領域的致命危機之所在。任何專制政治都意味著特權階層同社 會的矛盾；特權階層只能以對全社會的壓抑和剝奪建立其特權。用謊言和暴力維護特權利益是專制政治的共性。現在中共暴政的罪惡和墮落超越了漫天的謊言所能遮 蓋的程度，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認清中共暴政這個貪官污吏集團的本性，使用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壓抑社會的反抗，越來越成為中共官僚集團唯壹的選擇。由國 家暴力到人民的憤怒的惡性循環，正急速趨向人民憤怒的最後爆發和暴政的總體崩潰——在意志的範疇內，人民已經拋棄了暴政。

　　物質意義上的空前強大和意志領域內的極度衰弱構成中共暴政的基本時代特徵。而物質是表象的，意志才是本質。本質上的極度衰弱將決定中共暴政的命運；它所擁有的強大物質力量將由於意志的極度衰弱而喪失實效性。

　　（二）與中共暴政進行政治決戰的基本形式

　　中共權貴階層的特權和巨額財富必然來自於對普通民眾權利的侵犯，來自於對社會財富的掠奪。因此，中共暴政在本性上就是人民基本人權的天敵；中共暴政的生存必然以侵犯、剝奪普通民眾的基本人權作為不可缺少的條件。

　　反 抗的策源地總在於壓迫。上述情況決定，今後壹個歷史時期中，維護基本人權的活動將構成人民反抗暴政的主要形式。中國民主運動終於走出少數異議人士孤軍奮 戰，少數“維權律師”在暴政法律框架內“維權”的歷史進程，普通民眾中普遍湧現的群體性維權抗暴活動才是中國民主運動的象徵。

　　以人民的維 權抗暴活動為主體，聯合中共暴政內部良知未泯的官員、軍人、警察，最終形成全民總體反抗和人民大起義，同暴政作政治決戰，徹底否定中共官僚集團的專制統治 ——未來中國的歷史將證明上述社會進程的現實性。不過在形成決戰中共暴政的全民總體反抗和人民大起義之前，維權抗暴活動首先要實現幾項重大轉變，即由非政 治意志性向政治意志性的轉變，由具體事項維權向根本利益維權的轉變；由自發維權向維權組織化的轉變；由被動維權向主動維權的轉變；由分散、獨立維權向維權 活動統壹協調化轉變。

　　（1）由非政治意志性向政治意志性轉變。

　　民眾的維權抗暴活動本質上就天然具有否定專制專制的特性。 不過，當民眾把中共的具體官員或者特定機構視為侵犯人權的根源時，維權抗暴活動的政治本質就不可能充分展現出來。只有在民眾普遍意識到國家權力的中共官僚 集團私有制是中國人權災難的根源，並使這種意識轉化為反抗中共暴政的自覺的社會行為時，維權抗暴活動才由非政治意志性存在，轉化為政治意志性存在。也只有 否定中共暴政的政治意志成為維權抗暴活動的靈魂，維權抗暴活動才能獲得創造自由民主的歷史命運所必需的政治能量。

　　簡而言之，維權抗暴運動的政治意志化就意味著，維權抗暴運動以徹底否定中共極權專制，以及附屬於中共暴政的全部專製法律為最終的政治要求。

　　（2）由具體事項的維權向根本利益維權的轉變。

　　維權活動壹般起步於對中共暴政各級官吏和組織的具體侵權行為的反抗，但是，如果只集注於具體事項，維權活動就會由於缺乏對問題的實質性理解，而無法上升為具有廣泛社會意義的運動。在此情況下，具體事項的維權也很難取得真正的成果。

　　起步於具體侵權案的維權抗暴活動壹旦超越具體事項，提出根本性的權利訴求，其政治能量和社會意義也就隨之超出具體事項，而獲得社會變革意義上的價值。

　　典型的案例就是2007年東北富錦地區和陝西原三門峽庫區的農民維權活動。這兩個地區的農民在抗爭官商勾結非法徵用土地的過程中，超越具體的維權事項，明確提出農民對土地所有權的要求，富錦地區的農民甚至果斷地實施了“還地於民”的訴求。

　　上述兩個地區農民的維權抗暴活動由於超越了具體事項而成為偉大的預言，他昭告天下：剝奪中共官僚集團——這個中國唯壹的大地主用國家暴力對土地的壟斷，還地於民，實現公民個人對土地的所有權能力，必將成為中國民主大革命的主題之壹。

　　在中共官僚集團把國家恐怖主義的暴力發揮到極致的時刻，中國的農民已經通過維權抗暴活動，率先拉開了民主意義上的中國土地大革命的序幕。

　　（3）由自發維權向維權組織化的轉變。

　　組 織化是所有社會運動實現其政治意志和社會價值的必由之路。中國維權抗暴運動的組織化的含義如下：第壹，每次維權抗暴活動本身的組織化；第二，在農民、國企 下崗職工、農民工、退伍軍人、大學生、上訪冤民、工商業從業者等各個社會階層中，普遍秘密建立“維護基本人權”的組織。其中，“維護基本人權”組織的普遍 建立，是維權抗暴運動組織化的基礎。

　　有必要再次強調，在社會各階層普遍建立秘密的“維護基本人權”性質的組織，其意義不僅在於給維權抗暴 運動提供組織化基礎，更在於為民主建政提供公民自治的社會基礎。這種意義上的社會基礎，對於民主大革命否定中共暴政之後，迅速建立民主秩序，避免長期和激 烈的社會動盪至關重要。

　　（4）由被動維權向主動維權轉變。

　　被動維權只是本能的反抗，而人類歷史本質上是意志行為，本能反 抗難以形成創造歷史的動力。主動維權是中國人民創造自由命運的唯壹選擇。主動維權意味著，每個人都應當超越個人權利受到侵害才反抗的被動狀態，關注屬於全 社會的人權災難，並以此為基點，運用自己確定的方式，主動發起各種要求中共官僚集團歸還人民基本權利的社會運動。

　　由被動維權向主動維權的轉變是歷史性的轉變，是民眾普遍覺醒的象徵。中國維權抗暴運動由被動向主動的轉變，將拉開同中共暴政政治決戰的序幕。

　　（5）由分散維權向維權運動統壹協調性轉變。

　　以 徹底否定中共獨裁專制為政治意志，以中國“六. 四”和前蘇東地區人民大起義那樣的社會運動為形式，形成全民總體反抗和人民大起義的局面——這是同中共暴政作政治決戰，並戰而勝之的最可能的方式。全民總 體反抗和人民大起義局面的形成，根本上依賴於維權抗暴活動的統壹協調性機制的建立。因此，革命黨人不僅要積極推動維權運動的政治意志化、根本利益化、組織 化和歷史主動性進程，更要明確認識到，革命黨的根本政治價值的集中體現，就在於為維權抗暴運動提供切實有效的統壹協調性機制。

　　綜上所述， 中國維權抗暴運動由非政治意志化向政治意志化的轉變、由具體事項維權向根本利益維權的轉變、由自發維權向維權組織化的轉變、由被動維權向主動維權的轉變、 由分散維權向維權運動統壹協調性的轉變，將構成中國維權抗暴運動發展的歷史軌跡。上述轉變完成之日，就是同中共暴政作政治決戰之時。轉變已經開始，決戰就 要來臨。

　　民主大革命同中共暴政的決戰將是中國人民訣別政治奴隸命運的最後壹戰，將是徹底埋葬共產極權專制主義的最後壹戰。

　　（2007年12月1日）

　　再論中國呼喚大政變

　　壹、引言

　　人類的歷史由意志主導。主導歷史的意志可以分為兩個基本範疇，即國家權力意志和公眾意志。

　　在常態下，國家權力意志直接主導歷史；公眾意志則在特定情況或者非常態情況下，通過更換國家權力意志的人格承載者的方式，體現其主導歷史的作用。不過，對於民主國家和極權專制國家，公眾意志在主導歷史過程中的地位和樣式卻有原則性區別。

　　就民主國家而言，憲法和法律構成國家權力意志的靈魂，執掌國家權力者是憲法和法律的僕人，他們執行公務的個人意志必須服從憲法和法律。關鍵點在於，憲法和法律是公眾意志的體現。因此，國家權力意志就成為公眾意志主導歷史的中介。同時，公眾意志又通過定期、公正、自由的選舉，即通過政治選擇權，獲得確定國家權力的具體執掌者的權威。從而進壹步保障了公眾意志作為國家權力淵源的地位。以上所述，構成了現代法治精神的最基本內容。

　　極權專制國家的本質在於國家權力的私有化。壟斷國家最高權力的政治人格——壹個人或者壹個寡頭集團的個人意志，才是國家權力的靈魂。憲法和法律也不過是極權專制者意志的體現。由於國家權力的私有化，公眾意志與國家意志處於直接對立的狀態。公眾意志被排除於國家權力意志之外，個別政治人格以國家權力意志的名義主導歷史進程。以上所述，構成了從古至今的人治精神的基本內容。

　　極權專制之下，國家權力意志與公眾意志的對立，是基本的社會矛盾。當矛盾發展到特定時代的社會結構難以繼續承受的極端狀態時，公眾意志改變國家權力意志的大變革就會發生。大變革如果是以民主法治理念為引導，她就意味著公眾意志根本主導歷史進程的新時代開始了。

　　二、中國處於大變革的前夜

　　人類有史以來最兇殘、最成熟、最偽善、最腐爛、最頑強的極權專制非中共暴政莫屬。這是中國的悲哀和艱難。同時，中共暴政壹旦被中國人民所否定，就意味著敲響了極權專制的最後喪鐘，這種摧殘自由人性的政治法律制度將從此退出人類歷史。這又是屬於中國的光榮。

　　悲哀和艱難仍然是現實，光榮卻還屬於未來。但是，現實中的壹切都預言著社會大變革，而聰慧的人們也能感到，未來在急切地期待著社會大變革。

　　八九年六月四日，是中共暴政用屠刀劃出的歷史界限。鄧小平用鐵與血證明了暴政的兇殘，也徹底撕下了暴政的道德遮羞布，以政治流氓式的勇氣，裸露出中共的專制本能。極權政治毫無顧忌地裸露自己的殘暴本能之日，便是其完全淪為政治黑幫集團的起點——這是歷史事實的結論。

　　歷史邏輯運行到今天，中共暴政已經完成了貪官污吏、奸商惡賈和官辦學者、御用文人沆瀣壹氣，形成政治黑幫集團的過程。這個政治黑幫集團，假經濟改革之名，構建起權貴市場經濟體制。以腐敗權力為軸心，以權錢交易為動力的權貴市場經濟，其基本機能就在於為權貴階層迅速攫取社會資源提供運作機制，並且無法阻止地造成社會在財富和權利兩個範疇內的極度兩極分化。

　　中國當代權貴階層財富的快速積累，可以令歷史上所有的暴發戶震驚與艷羨。不過，底層民眾的貧困和苦難，社會正義的喪失和人權災難，對權貴階層的憤怒和詛咒也在同步增長。社會大分裂的趨勢正如尾巴被點燃的公牛瘋狂地奔向極端。社會很快就將在那極端之處，驟然斷裂為大變革的史詩。

　　如果說社會的全面兩極分化構成社會大變革的宏大背景，那麼，壟斷專制權力的中共政治黑幫集團的現狀，則在催生社會大變革。

　　從中共建政起，到“文化大革命”，中共暴政實施的壹系列反人類罪行已經摧毀了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文化大革命”後，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是歷史給中共挽救自己道德基礎的最後壹次機會。六. 四屠城，中共暴政的道德基礎以及共產主義理念被射向學生和市民的槍彈徹底擊碎，中共統治集團從此完全淪落為精神的破落戶，儘管它壟斷著世界上最強大的專制權力。只配作大學班級團支部板報小品的“八榮八恥”，居然由中共領袖堂而皇之的提出，並希圖用之重建中共的道德。這就足以說明中共已患精神絕症。

　　堅硬的政治意志是保障中共生存權的精神因素。理論和道德的破產意味著形成政治意志的根據已經不存在。中共政治黑幫集團現在已是精神破滅、失魂落魄的政治活鬼。用國家恐怖主義和黑社會方式維持專制體制，以繼續貪婪的攫取私利，乃是中共黑邦政治集團唯壹的心理衝動。

　　精神湮滅，赤裸裸的利益成為中共凝聚力的依託。利益有其強勢，也有其脆弱。短時期內，壹個政治組織可以由於共同利益而產生凝聚力。但是，當這種利益喪失了道德和社會正義的支持後，即利益非道德化之後，絕對的自私和個人的貪慾便是利益導致的最終結果。構成壹個政治組織的具體人格普遍的絕對自私化和個人貪慾化，就意味著最強烈的對組織的渙散和解體因素。

　　當前中共官員中絕大部分人實質上只對自己的利益負責，很少有人願意對中共的政治形象和前途承擔真正的責任。中共官員中普遍瀰漫的短期效應心態和末世情懷，正是以非道德性的利益為凝聚力產生的必然結果。壹旦面臨重大事變，千萬貪官或者將於瞬息之間作鳥獸散，或者露首藏頸，唯圖自保。無論如何，鮮有願為暴政決死戰者。此種情形，不料可知。

　　極權政治極具自虐、自殘性的特徵，其具體表現就在於淘汰人才的本能。在成熟的極權機制建立之後，壹切大智大勇、大仁大義的人格，壹切具有治國安邦之雄材偉略的人格，都會迅速而無情地遭到淘汰。唯有擅長阿諛奉承而又陰險詭詐的宦官人格，才會如魚得水。今日中共廟堂之上儘是平庸無能、卑鄙無恥之鼠輩掌握國家重器，便是明證。

　　最高權力的人格承載者必須是強權鐵腕人物——此乃極權政治有效運行並穩定存在的前提。然而，經人才淘汰機制的長期運作，中共最高權力人格承載者，非貪即佞；非顢頇頑固，便輕浮淺薄，壹窩狐鼠，絕無操縱龐大極權機器之鐵腕。

　　當下之中共可有壹比：猶如弱智之巨人，軀體龐然如泰山，弱智之頭腦卻無能讓軀體協調運動。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欺上瞞下，偽報虛誇，買官鬻爵， 貪鄙成風——所有這些現象都無奈地訴說著中共末路窮途之狀。

　　討論至此，所要論證的無非是中國處於大變革的前夜。其實，只要對中共暴政人心盡失的現狀略作審視，便可知大變革已迫在眉睫。現在，不僅底層民眾視暴政為仇讎，就是數千萬貪官污吏和軍警憲特也對中共的前途喪失信心。人心是現實的先導；人心若此，大變革的前景不問可知。

　　三、用民主大革命的意志主宰命運

　　在常規思維的範疇內，大變革的方式無非有改良和革命兩類。只不過，改良是現實中的幻想，革命則是正在走近現實的未來。

　　改良屬於偽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專利。通過這類文人的表述，當代中國的政治改良的內涵，大體可以如此概括：在經濟改革的驅動下，中共仍然具有主動推行政治改革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能量；中共官方主導的政治改革最終使中共權貴階層主動放棄專制權力和社會特權地位，從而實現由極權專制到民主的社會和平轉型。

　　相信，凡對中國政治現狀稍具常識性理解的人，看到這種對改良的概括表述，內心必然湧起壹種強烈衝動——用大耳括子向滿嘴胡說八道的偽自由主義文人那張似乎永遠不會長鬍子的嫩臉摑將上去。

　　偽自由主義文人曾以歷史發展規律代言人的權威聲稱，經濟改革必將孕育出強大的代表中國民主希望的中產階級。但中共的權貴市場卻只孕育出社會財富和權利的極端的兩極分化。而偽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倒率先成了“中產階級”。不過，這個渺小的“中產階級”不能給人以民主的希望。

　　偽自由主義文人曾以先知的神秘口吻宣稱，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必定瓦解專制的經濟基礎，並最終使中國走向民主。然而，結果卻是國有企業變成權貴階層的私產，幾千萬下崗職工喪失了生存的依託，而極權專制卻進壹步國家恐怖主義化。只不過，也有壹些偽自由主義文人在這場用專制權力瓜分國有資產的過程中，獲得了個人利益。

　　偽自由主義文人曾以學者的莊嚴宣稱，官員的腐敗表現了社會的進步——腐敗表明官員已經人性化，並背叛馬克思的專制主義。令人遺憾之處在於，空前腐敗的中共官員群體不僅沒有放棄專制主義，反而賦與專制主義黑社會化的無恥和下流。唯壹“可喜”的是，偽自由主義文人也獲得了同貪官污吏壹起在腐敗中“回歸人性”的機會，儘管那種機會是由中共當局所恩賜。

　　偽自由主義文人還曾以算命神漢的方式為中共領導人看相，並推斷江澤民、胡錦濤會實行政治改革。結果江澤民以極端國家恐怖主義的方式，製造了大規模迫害法輪功的人權災難；胡錦濤則通過政治上向金正日學習的批示，表明他的政治改革態度。當然，偽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們由於表達出對獨裁者的幻想式的期待，而在專制之下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

　　偽自由主義文人對中共暴政的判斷總出錯誤，原因在於極權專制實際上是他們的生存依託。中共暴政之所以不能改良，則是由中共官僚集團現在的素質所決定。

　　經由政治改良實行民主轉型，意味著中共官僚集團放棄專制權力。中共官僚集團同時也是政治黑幫集團式的犯罪集團。屬於這個犯罪集團的罪行至少有奴役人民罪、剝奪人民基本人權罪、屠殺人民罪、酷刑罪、攫取國家和社會財富罪、出賣國家領土罪等重罪。壹旦失去專制權力的保護，這個犯罪集團必將受到正義的審判。因此，用國家恐怖主義維持專制權力，乃是中共官僚集團唯壹的政治意志。希望這個犯罪集團實施會把自己推上審判台的政治改良，與希望地球倒轉沒有什麼不同。

　　另外，改良是重大的歷史事變。非大智大勇者不足以實施之。而構成當今中共官僚集團主體者，盡為奸佞小人，庸俗不堪之徒。此類人搞陰謀權術或花哨的政治表演精力充沛，對安邦定國之策毫無所知；心懷之間，除個人私利，實無壹物，根本不可能具有創造歷史的英雄氣概。指望此類人實施重大歷史事變，就如同指望鼠群擁有萬里長空之志壹樣徒然。

　　中共官僚集團的本質和人格素質決定，當代中國不可能有憲政民主意義上的政治改良。改良既然不可能，中國的命運就會從民主大革命中尋找出路。

　　對於當代中國，民主大革命的具體內涵可以如此表述：主要起自於中共權力體制外的各階層民眾自發的“維護人權，抗爭暴政”的活動，在民主革命的理念之下，逐步形成明確的政治意志和全面總體反抗的社會歷史運動，從而徹底否定中共極權專制，實行憲政民主，創建聯邦中國。

　　在民主革命的理念現實化為可以控馭中國命運的政治意志之前，寄生於中國暴政深度腐敗的政治、經濟、社會危機大爆發，從而導致中國社會的全面崩潰——這是中國瀕臨的最主要的危機。不受民主革命政治意志控制的社會崩潰，將會用人民的巨大痛苦，為中共暴政殉葬。

　　這就決定了，推進民主革命理念的大啟蒙運動，已成拯救中國命運於大危機的當務之急。唯有民主革命的意志主導中國的大變革，歷史才會在埋葬中共暴政之後，迅速進入民主建政的理性過程。因為，民主革命理念中就蘊涵著現代法治精神，正義的民主秩序，創建憲政民主的公正的程序。所以，民主革命的理念以政治意志的資格主導大變革進程，就意味著現代法治精神、正義的民主秩序、創建憲政民主的公正程序成為中國命運的現實。

　　四、大政變——民主革命的捷徑

　　政治大變革是歷史運行的必然邏輯。但是，通過對大變革具體方式的確定，英雄人格仍然能夠創造歷史，主宰命運。

　　在常規思維範疇內，關於中國的大變革的爭論，有改良或者革命兩種。然而，往往只有超常規思維才能創造偉大的歷史。用軍事政變的方式，開啟民主革命之門，乃是屬於英雄人格的神聖事業。而軍事政變將會以最小的民族犧牲和最輕微的社會震盪，推動中國由極權專制向憲政民主的轉型。

　　中共權力體系內部，貪鄙陰詭之人春風得意，惡俗凡庸之人駕輕就熟。此種狀況不僅引發中共權力體系內良知未泯者的道德憤怒，更會點燃有英雄之志者心中直衝雲天的不平之氣——堂堂中國的命運豈能由此類霄小鼠類左右！良知未泯者的道德憤怒和胸懷英雄之志者的不平之氣，這兩者便構成政變的人格基礎。

　　中共政治不可逆轉的深度腐敗，導致社會的全面墮落。精神已死，理想已滅，道德崩潰，心靈腐爛——廟堂內外，朝野上下，壹片末世心態。不過，對現實的最深刻的失望中，必然孕育著對新時代的熾烈期盼。普遍的末世心態正在中國人的心中播撒渴望大變革的種子。

　　人心思變，則歷史必變，只因人心是歷史進程的最終動力。同時，自由、民主、人權已成現代人類的精神原則。以民主大革命的名義實施軍事政變，上合天意，下符民心。這就從戰略的高度決定了軍事政變必勝。其餘所需精心構思的，無非政變的策略。那只是屬於技術層面的問題。

　　軍事政變可能的方式有兩種。

　　其壹是在首都發動，壹舉徹底處置中共領導集團，控制最高國家權力。政變英雄壹旦宣布政變的目的在於否定中共暴政，實現憲政民主；申明“還政於民，還權於民，還財於民”的三大政策；闡發“思想自由、創作自由、表達自由、信仰自由、新聞出版自由”的六項精神自由原則，則神州大地之上連蟲蟻草木都會歡欣鼓舞，更何況人乎。萬里江山，自可傳檄而定。

　　如若暴政警覺，嚴控北京，難於在首都舉事，軍事政變則可首義於廣州、武漢這類有共和革命傳統的大都市。政變發動後，應迅即組建“民主中國臨時政府”，宣布中共暴政為非法政權，中共官僚集團為犯有反人類罪的犯罪集團；責令中共各級官員立即執行“民主中國臨時政府”的政令。

　　有人擔憂如此壹來中國會陷入內戰。此種憂慮與杞人憂天異曲同工。

　　中共暴政早已是喪魂落魄，尸居餘氣。其外觀雖然宏麗，棟梁卻被蟲蛀蟻蝕，瀕於摧折。中共暴政之所以尚未崩潰，唯壹的原因是沒有堅硬的政治意志對其實施摧枯拉朽的最後壹擊。

　　壹旦軍事政變挾“自由、民主、人權”理性橫空出世，必定萬民景從，億眾擁戴；中共暴政則由於早已人心喪盡，必將眾叛親離，如湯沃之殘雪，頃刻消融，根本無稍做掙扎之力。此情此勢，內戰又由何而來？

　　中國軍人乃是民族銳利的鋒芒，乃是中國人中最為英俊秀麗、剛毅果決的群體。中共暴政之下，軍人被迫淪為中共的私家軍，替中共官僚集團看家護院，甚至聽暴政之命，屠殺人民，犯下千古大罪。

　　目前，中國的命運在呼喚大政變。中國軍人當聽從祖國命運的召喚，拔劍而起，斬決暴政。如此壹來，妳們將壹舉雪洗暴政強加於妳們的恥辱和罪惡，恢復軍人的堂堂榮耀。——這彪炳萬代的榮耀將與中國的國魂永世同在。

　　中國軍人們，拔劍而起吧！

　　（2006年7月8日）

　　與高貴的靈魂對話

　　——爲高智晟《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序

　　壹

　　對於我，寫作是與靈魂對話的事業——向自己的靈魂傾訴，或者傾聽另壹個高貴的靈魂。我很少爲其他人的作品撰序。原因十分簡單：走過這個腐爛於物性貪慾的時代，遇到表述高貴靈魂作品的機會，難於上青天。

　　此刻，面對案頭展開的高智晟的文本——《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草），以及其創製憲法過程中的心路歷程，肅穆之情，沛然而生。我深知，這是壹位中國自由命運的獻祭者，用指骨在歷史鐡碑上刻寫出的文本；文本的每壹個字，都是從高智晟高貴的靈魂中湧出的英雄血淚。

　　我生命中的翠青年華是在秘密寫作中度過；中共極權鐵幕下的自由寫作之艱難，猶如在鐵鑄的荒野上播種唯美的血珠。高智晟作為當前中共帝國的第壹要犯，於秘密警察的狼視鷹顧之下，他創作這份文本所經歷的艱難不問可知——那必是比承受紅焰焚心裂骨之苦更悲愴的艱難。

　　爲高智晟作序之日，巨雷經天，驟雨狂風；天雷之火點燃的雨瀑，燦若藍焰。於是，我碎衣仰首，立於大野間，以電光燦爛之急雨沐浴淨身，然後入壹亭中，燃藏香以清心——藏香縈繞，如爲自由而焚身的藏人男女之魂在起舞；淨身清心之餘，我方舉筆作序，以示敬意——向凝結在這份文本中的中國自由寫作者鐵血的艱難致敬。

　　審視這份文本的過程中，我只對明顯的排印失誤作出修正，其他全部保持原狀。有朋友希望我對文本作文字的修改，我沒有同意。壹方面，我相信人世間只有殘缺的美，完滿之美只能在死亡中實現；另壹方面，人們被文本中蘊涵的思想能量震撼的同時，也可以從文本的某些“不完滿”中，直接而銳利地體驗到從刀鋒上走過的艱難——那是高智晟聽從自由意志的召喚所承受的寫作的艱難。

　　多年之前，我於流亡生涯中撰寫《聯邦中國憲法理論綱要》；現在，高智晟於中共暴政的鐵血迫害之下創製《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這種從憲法理論到憲法創製的過程，或許預言壹個重大的歷史命運節點：中國人的百年憲政民主之夢，即將成為神州大地的現實；中國人就要由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升華爲自由人。

　　當前，世界範圍內的鼠輩政客、庸人學者還在驚艷於中共暴政的“經濟奇蹟”，聰慧天啓的智者卻已經開始嚴肅思考壹個迫在眉睫的問題——中共強權步蘇東共產帝國壹夕灰飛煙滅之後，中國民主建政的進程和人類命運的趨向。高智晟創製的中華聯邦憲法就是這種歷史大預言式的思考的壹項法律成果。

　　智者的預言同時也必然是未來的啟蒙者。祈願天佑東亞大陸，從高智晟鐵石心中滲出的憲政思想之血，能染紅中國民主化的晨光。在浩蕩的歷史靜默中，中國命運和我壹起，聽到自由的晨鐘在雲際撞嚮。我知道，高智晟是司鍾人之壹。

　　二

　　人文歷史是意志的實現，而靈魂則是意志之源；唯有源自高貴靈魂的意志，才可能創造高貴的歷史命運。

　　據說關於未來中國的憲法已有幾個版本，我卻唯獨關注高智晟的文本。究其原因，只在於高智晟表述英雄鐵漢和聖徒智者的人格，而人格是靈魂的生命形式。高智晟創製的中華聯邦憲法可謂英雄意志和聖徒智慧的呈現。唯有從英雄意志和聖徒智慧中才可能湧現出高貴的歷史命運——這是我的信念。

　　自由民主和憲政法治是中國人的百年之夢。我深知，東亞大陸的民主化是屬於全民的共同事業。但是，英雄意志和聖徒人格必須成為當代中國民主大革命之魂；中國民主化轉型必將成為英雄意志和聖徒人格主導的聖戰。因為，通過即將降臨的命運之戰，中國不僅需要贏得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更要壹掃道德腐爛、人性奴化的陰晦之氣，再造高貴的國魂，重鑄唯美的民族人格。

　　高智晟曾孤身壹人，在中共最敏感的政治痛點上向強權發出精神挑戰，其劍鋒所向，天地色變，暴政心驚；“雖萬千虎狼而吾往矣”，以思想決戰暴政，不死不休，百死不悔——高智晟英雄之氣，直衝霄漢，浩蕩千古。

　　酷刑慘烈，鬼神股戰，石佛心驚，如煉獄毒焰，焚高智晟身心；其痛可熔金爍石，其苦可令枯木垂淚，唯難動高智晟之心半分，高智晟可謂當代中國第壹鐵漢。

　　行走在刀鋒之上，蹣跚於無盡的苦痛之中，高智晟卻將壯麗的理想刻在額骨間，從不敢稍忘拯救國運民苦之初衷，以聖徒的大悲憫之意，情懷天下，遂憑天啓之智慧，完成中華聯邦憲法之文本。稱其為聖徒智者之舉，當屬名至實歸。

　　高智晟命運之悲常令我長嘆如狂風呼嘯。有誰知，其悲不止於暴政的迫害。

　　高智晟孤身虎膽，佇立於十五億中國人卑微的沉默之巔，對中共強權作精神之挑戰。當其時也，竟有僞類——偽基督徒、偽維權律師、偽自由知識分子、偽民運人士，向高智晟因孤獨而高貴的背影射出唇箭舌槍；僞類們惡意燭天，仇恨如熾，刻薄寡毒之情可令鐵石心碎。

　　在此，我願披肝瀝膽壹言：“我只視中共暴政爲不共戴天的公敵，僞類本不配與我為敵。只在兩種情況下，我方向僞類亮思想之劍——壹是僞類以祈求中共改良之名詛咒當代民主革命意志之時；因為，通過民主革命摧毀中共暴政，是中國自由化的唯壹出路；壹是僞類對高智晟實施人格謀殺之時，因為，我不能讓英雄和聖徒成為孤獨者。”

　　“英雄鐵漢，聖徒智者”——這是高智晟的命運在歷史鐡碑之上事先爲自己刻寫的墓志銘。他創製的中華聯邦憲法，則意味著英雄聖徒的血淚對未來中國的祝福和期待。唯願中國人不要再次辜負來自蒼天和大地的祝福和期待。

　　三

　　為什麽中國人如此長久地容忍曠古絕今的中共暴政；為什麽八九年的全民反抗沒有轉化成人民起義，壹舉摧毀中共暴政，就如同翌年蘇東共產帝國的人民起義所作的？——這是關於中國命運悲愴至極的血淚交迸之問。

　　如果承認意志是人文歷史的起點，那麽，上述大哉問可壹言答之：中共暴政用屠刀和鐵牢表述的精神奴役之下，當代中國民族人格已經奴性化；祈盼從猥瑣的奴性人格中湧現自由的命運，往往比在鐡戈壁間播種屬於千里麥浪的希望更加艱難。

　　據說知識分子是民族的智慧之鏡。然而，當代中國民族人格奴性化的經典，正在於中國知識分子的壹項政治私情——跪求中共暴政天良發現，通過政治改良實現中國民主化。此種因人格卑賤而愚蠢的改良主義思潮長期瀰漫在中國思想界，如夜郎國之陰雲，終年不散；徹底否定中共暴政的英雄意志則沒有成為時代的政治主題。

　　沒有意志，就沒有命運；英雄意志不能主宰歷史，自由的命運就永遠是歷史長夜盡頭的夢。中國過分長久地容忍中共暴政的根本原因正在於此。

　　面對中共暴政，偽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壹個典型邦派劉曉波團伙，爲展現對中共暴政的善意，聲稱“我沒有敵人”；高智晟則以其思想和行為宣示，中共暴政是東亞大陸上各民族的公敵。

　　當劉曉波團伙在法庭上諂媚中共暴政下的人權得到極大改善之時，高智晟則揭示鐵鑄的事實：當代中國是人權地獄；中共暴政是慘絕人寰的人權災難之源。

　　當劉曉波團伙感謝中共暴政的監獄對其實行人道主義待遇時，高智晟卻在經受頑石都會為之失聲痛哭，且繼之以淚盡血涌的酷刑。

　　高智晟與劉曉波僞類團伙之間的玉石之別所表述的，正是殘存於中國命運中的英雄意志與奴性化的當代民族人格的區別。這是表述重大歷史命運分界的區別。

　　劉曉波團伙也曾領銜發出呼籲中共政治改良，乞盼暴政將聯邦制賜與中國。這種奴性入骨的乞求只可能產生壹個效應，即讓中國的國運在徒然的希望中，在中共暴政的鐵幕下，繼續腐爛。

　　高智晟創製中華聯邦憲法，是以摧毀中共暴政爲政治前提；中華聯邦憲法也只能以當代中國民主大革命法律成果的名義實現。高智晟的中華聯邦憲法蘊涵著壹個艱難但卻具有現實性的希望。

　　是的，英雄意志，以及徹底否定中共暴政的信念，曾經孤獨如荒漠中的旅人的足跡。不過，歷史發展到今天，“中共暴政是東亞大陸各民族的公敵和死敵，必須以民主革命除之”的信念，早就超越僞類們的改良幻想，成為人民的共識。君不見，僞類中最“機靈”的小動物們，已經急不可待地準備投機革命。

　　值此中共暴政尸居餘氣，迴光返照之際，高智晟的中華聯邦憲法與朝日壹起臨世。在閱讀高智晟憲法思想的過程中，我呼吸到英雄意志的鐵石芳香，更聽到摧毀暴政的人民大起義的戰鼓聲已經在九天之上擂響。

　　四

　　從特定的角度審視，高智晟中華聯邦憲法的核心價值，在於確認國家權力公民所有制。國家權力公民公有的制度正義性，在近現代史的晨光中就已經凝成普世價值；這項普世價值是西方政治哲學對人類的貢獻。不過，高智晟是以中國的命運、政治利益和人權渴望爲基石，來確認普世價值，而不是對普世價值作當代西方政客的意志表述。

　　自鄧小平創建中共權貴資本主義以來，西方國際資本同中共暴政千萬貪官污吏之間，逐步形成跨越國界的黑手黨式的權錢交易結構。在這個跨國的黑手黨式的權錢交易結構的作用之下，西方國際資本通過搾取中國農民工奴工般勞動的血汗成果，以及無須付出環保代價的對自然資源的毀滅性開發利用，從中國攫取奇蹟般的暴利，中共千萬貪官污吏則迅速變成掌握專制權力的億萬富翁。與之同時，中國人權和國本遭受重創；美國等民主國家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公平規則受到戕害。

　　由這個“魔鬼的雙贏”結構所決定，當代西方政商集團壹方面試圖遏制中共暴政天性中的極權主義全球擴張的趨勢，另壹方面則希望維持中共暴政的穩定存在，因為，中共暴政的穩定意味著西方國際資本擁有穩定的暴利之源。

　　基於上述對待中共暴政的兩項基本原則，西方政客要求東亞大陸各民族，抗爭中共暴政時必須遵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聖戒”。

　　在中共強權將國家恐怖主義暴力發揮到極致的背景下，在中國人被剝奪了壹切暴力反抗的可能，甚至連買菜刀都必須實名制的狀況下，不是譴責中共的國家恐怖主義暴力，而是要求中國人應當遵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戒律——西方政客的荒謬之舉，偽善而詭詐；此舉既可以通過“政治正確”的宣示，證明西方政客“良知尚未泯滅”，從而騙取本國人民的選票，又可以否定東亞大陸各民族效法前蘇聯帝國的人民，舉行全民起義，摧毀中共暴政，這個國際財團暴利之源的可能。

　　中國的僞類——偽自由知識分子、偽民運人士、偽基督徒、偽維權律師，對西方政客之心意自是洞若觀火，也深知言不及中國現實命運之意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之說，完全無助於中國民主化進程，但是，僞類們仍然奉之如奉天條。根本原因就在於，僞類有壹顆源自殖民地人格後遺症的奴性之心，他們視“西方政要”如仰視上帝，希翼從謙卑的奴性仰視中得到世俗名利的恩賞　�憹M足投機的私慾，他們可以背叛任何高貴的人格原則。

　　僞類皆污濁，高智晟獨清高。在評論美國駐華大使以鼠輩政客的無恥阿諛中共治下的中國人權狀況時，高智晟如是說：“今日美國政商集團客觀上已成中共血腥迫害人權的贊助者，已成中共冷血搶劫人民財富的實際分贓者和美國價值的背叛者。”

　　此壹言盡顯高智晟蒼茫浩蕩如西北大野的胸懷間，全無宵小之徒投機謀私之意，唯有忠誠於真理和中國苦難命運的青天白日之心。中華聯邦憲法文本是高智晟靈魂和人格的法律表述；讀閲過程中，我的思想之手撫摸到對於中國命運的苦難和艱難的忠誠。或許正由於與中國的苦難和艱難誓同生死，或許正由於字裡行間縈繞著中國命運的泥土芳香，高智晟創製的中華聯邦憲法才可能得到蒼天大地的祝福——相信，靈智未泯的讀者會與我有同樣的感受。

　　五

　　即使對於聖徒，唯美的完滿也只意味著終生不渝的追求；人世間只可能有殘缺的美。高智晟的中華聯邦憲法也有需要商榷的缺憾之處。

　　“過去六十多年的民族命運記憶讓我們深切認識到，宗教信仰對永續我們人民長遠福祉的無可替代的偉大意義… …”——高智晟寫在中華聯邦憲法序言中的這句話，即使與真理壹致，也只表述缺憾。至少我如此認知。

　　在我的憲政理念中，絕不能以國家權力和法律意志的權威，肯定和確認任何壹類特定的精神形態，就算這類精神形態具有“絕對真理”的金冠，或者神聖宗教信仰的華彩；國家權力和法律意志的肯定和確認，必須止步於精神和思想自由的原則。我的上述憲政理念來自兩千餘年的人類歷史的教訓。

　　就西方宗教精神而言，近現代中國人的理解還處於幼稚階段。幼稚是因為理解中缺乏歷史縱深感。

　　西方宗教精神的核心，在於信仰創造世界和人類命運的獨壹無二之神。問題是，從西方宗教的精神基因中湧現出至少三個世界性宗教，即猶太教、廣義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而每個宗教都確信屬於他們的神才是唯壹真神，並應當獲得人類心靈的所有權，進而主宰世界的精神價值確立權。於是，各宗教間殊死爭奪人類心靈所有權和世界主宰權中產生的宿命性仇恨，就成為西方歷史的主題曲之壹。

　　血與火的歷史熔鑄出壹個教訓：任何壹種宗教，只要與國家權力形成壹體化，只要其宗教法規獲得國家法律的權威，就會以神權政治之名，形成摧殘人類精神自由的極權專制。基督教的演進史正是對於這個歷史教訓的經典闡釋。

　　基督教創立之初是壹個被侮辱與被摧殘的精神派別；紅血白骨鋪就的命運之路，使基督教獲得感動歷史的魅力，升華爲壹種神聖的信仰。

　　世事滄桑難測，經過最初的苦難之後，基督教竟被奉為羅馬國教，走上世俗權力之巔。從此之後，基督教逐步由曾經的精神受難者，異化成信仰自由的摧殘者，並最終以“中世紀千年黑暗”爲皈依，形成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的策源地，即中世紀神權政治。儘管中世紀神權政治的宗教之魂以“天主教”而著名歷史，不過“天主教”與古基督教同宗同源則是不爭的事實。

　　新教運動與“文藝復興”相伴相隨，在人類精神命運最艱難之點上壯麗崛起，無數在宗教法庭火刑柱上燃燒的異端者的身體，點燃了精神自由的歷史命運的晨光。有人據此稱，基督教精神是近現代民主制度之源。然而，此說有荒謬之處。

　　中世紀神權政治鐵幕上雋刻的精神王冠，正是中古基督教精神的象徵“天主教”；新教是被當時“正統”的天主教蔑視爲異端的邪教。雖然新教運動有力地推動了命運之輪，但是，引領歐洲歷史走出中世紀千年黑暗的主導意識，畢竟是復興的古希臘自由民主和理性人權理念，而不是宗教神學。

　　可見，將近現代民主政治歸因於基督教精神，既是對宗教的誤解——宗教本質上是心靈之學，而非政治之學，又意味著對基督教政治功能的溢美之辭——需要溢美，不是對美缺乏自信，就是試圖遮蓋曾經的醜陋。

　　以上簡要審視基督教命運的興衰榮辱、起伏跌宕，是爲重申壹個值得刻在銅表之上、爲世法的歷史教訓：精神自由是人的最高價值；爲確保精神自由不死於思想專制，必須禁絶任何“絕對真理”或者宗教信仰與國家強制力合而為壹，必須禁絶以國家意志，即法律的名義，肯定“絕對真理”或者宗教的價值。

　　在精神自由的憲法原則之下，包括宗教信仰在內的任何意識形態都有生存權，前提是必須尊重別的意識形態的生存權；任何壹種意識形態，只要以絕對真理的自信聲稱否定其他意識形態的生存權，他就首先否定了自己存在的合法性。

　　與之同時，包括宗教在內的任何意識形態都只能依靠自己的精神魅力去感動社會，以贏得生存和發展的機遇，而絕不能憑藉國家權力和法律的強制性肯定，迫使社會接受，也不能謀求形成公眾輿論的壓力，用精神暴力否定其他意識形態，肯定自己的唯壹真理性和生存權。

　　之所以重申上述精神自由原則的內涵，是因為壹個現實的危險已經向未來中國露出猙獰的笑：中共暴政尸居餘氣繼之以灰飛煙滅之後，中世紀歐洲神權政治的鬼魂依然有在東亞大陸復活的可能。

　　高智晟《制憲思想記錄》有載，他曾由於爲法輪功人員作人權申辯，受到余杰夫婦以基督教之神的名義進行的惡意燭天的詛咒。

　　當代中國某些偽自由知識分子皈依基督教之後的第壹項人格效應，往往表現爲借諸受到上帝“揀選”的榮耀，立刻自命具有了中世紀天主教教士式的上帝代言人的精神特權，並依據這種特權，絕對肯定自己的信仰，否定人類精神多元化的權利，蔑視其他宗教或者哲學信仰。

　　歐洲已經遠離中世紀黑暗——從精神上遠離，余杰夫婦壹類中國的神漢神婆卻依舊如食腐屍的野狗，瞪著血紅的眼睛在中世紀的黑暗中逡巡，他們正追求在未來中國重建中世紀式的精神特權。余杰壹類神漢神婆是壹種社會現象，在他們心中喧囂的宗教專橫意識，實際是西方極權主義的現代經典，即中共暴政精神專制意志的另類回聲。

　　防微杜漸，禁絶現代宗教專橫意識主宰中國未來命運的機會，乃是制憲者不可不認真思考的課題。唯願高智晟熟思之，詳察之。

　　六

　　遏阻財富轉化為凌駕於公民社會之上的政治和社會特權的法律能量缺失——這是人類憲政史發展到現代，日益憷目地臝露出的壹項重大缺憾。高智晟創製的中華聯邦憲法對於這項人類憲政的缺憾並沒有表現出足夠的敏感和關注。

　　人類往往不是從真理的啓示裡，而是從慘痛的歷史教訓中，找到推動命運之輪轉動的正確理念。

　　近現代憲政法治是建立在“中世紀千年黑暗”宣示的壹項歷史教訓的基石之上：只服從專制者個人意志的國家權力，乃是政治不公不義和人權大劫難的罪惡之源。

　　正是在這個歷史教訓的引導下，近現代憲政法治的核心內容之壹，就在於把國家權力關進法律的鐵牢，以剝奪國家權力戕害公民自由權利的可能。迄今為止，在自由民主國家，憲政法治已經設計出壹整套行之有效的制約國家權力的法律機制。

　　對國家權力實施嚴格的程序和實體制約的同時，法律卻忽略了對於財富轉化爲政治和社會特權的趨勢的限制。當代財團強烈影響政治選舉的能量、促進社會財富兩極分化的經濟制度、作為社會普遍幸福象徵的中產階級日漸瓦解，乃至國際財團同中共千萬貪官污吏結成跨越國界的權錢交易的黑手黨集團，使國際經濟秩序日漸腐敗化，等等所有這些現象，都是財富轉化爲政治和社會特權的魔鬼天性沒有受到法律嚴格限制的惡果。

　　新教精神曾經試圖通過“爲上帝積累財富”的信念，將財富馴化成道德的紳士淑女。然而，歷史進入以物性貪慾爲核心價值的哲學時代之後，新教的道德精神鵰殘於人類對心靈的背叛，財富淪為道德之外的存在，而財富異化為政治和社會特權的趨向，如猛虎出柙，勢不可擋。

　　我曾有言：“東方需要自由的拯救，西方則需要拯救自由。”東方需要自由的拯救之意，就是以憲政民主、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摧毀中共極權暴政對東亞大陸的統治，實現自由中國之夢。“西方需要拯救自由”的壹項題中之意，則在於以法治的名義，禁絶財富轉化爲凌駕於公民社會之上的政治和社會特權的趨勢，同時，又不至傷害自由競爭的經濟體制的活力。

　　當前，有志於設計未來自由中國的憲法制度者，在首先關注“東方需要自由的拯救”的命運主題的同時，也不可忽略“西方需要拯救自由”的課題——如此，方可未雨綢繆，以收後發優勢之效。

　　七

　　在文化的意義上魂死心滅，表述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悲劇主題；歐洲共產主義對東方的思想入侵，以及中共建政，更標誌著東亞大陸各民族喪失文化的祖國、心靈的家園、精神的故鄉，神州大地淪為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的政治和精神殖民地。

　　挑戰決定命運——重建文化的祖國、心靈的家園、精神的故鄉，即再鑄國魂，尋回古中華的核心價值，就宿命地成為中國英雄、聖徒和智者艱難至極的事業。世間萬苦，心死最苦；世間萬難，追尋丟失的靈魂最難。

　　中國追魂的精神運動跌宕起伏百年有奇，其間血海淚濤常有天河倒傾之勢，然而至今仍然前途蒼茫，不知何時方能找到與永恆壹致的浩蕩寧靜。

　　高智晟創製中華聯邦憲法，乃是中國百年追魂長河中激起的又壹座思想波濤：他不完美，但卻峻峭；他並不自詡得到絕對真理的加冕，但卻是以聖徒對真理的忠誠書寫的智慧；他並未聲稱具有拯救者的權威，但卻表述從壯麗的英雄人格中湧現的獻祭的激情。

　　夜色深沉，萬籟俱寂之際，我合上案頭的這份文本。與高貴的靈魂生離死別之情，如海雨天風沛然湧入我心懷；身處地獄深處的高智晟，常令我憂心如焚。不過，心在紅焰中化為萬年死寂，我卻清晰地聽到歷史之門被自由之風吹開的聲響——那在蒼穹之巔迴盪的聲響，是我能夠送給高智晟的唯壹慰藉。

　　二零壹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