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關敏 寫於二零零六年

　　古典極權文化的本質

　　第壹章 等級森嚴的君主制

　　1．君主專制

　　民主壹詞最早見於儒家的典籍《書.多方》(約公元前1020年)，其壹曰：“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又曰：“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這裡的“民主”，指的是君王成湯。春秋時代，詞意更明確：“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民之主”是為民作主；是“主宰人民”，就是君主專制嘛！西方的“民主”是“民為主”，“民為主”是人民自己作主；是“人民主宰”。

　　皇帝也稱為王天子，古書云：“王，天下所歸往也”；“王者尊，故稱天子”；“君天下曰天子”。用天子稱呼皇帝，既表達了君權至上，又顯明了普天之下要服從壹人的統治。

　　《禮記.坊記》記載,“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遵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孔子把君主的權利看成是天上的神權在人間的壹種反映，以“天無二日”來比附人間也不可有二主，同時又把天下看成是家庭的擴大，用“家無二主”來作為君主專制的壹個理由。天子既然“家”天下，而“家無二主”，自然是“民無二王”而“定於壹尊”了。

　　儒家的目的壹開始就是而且壹直都是維護君主專制的。《孟子.萬章上》“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太陽成了君主的象徵。孔子的“天命觀”宣揚“天無二日”，天確實只有壹個太陽，但這只是太陽系中的情形，怎能輕易斷定別的星系沒有二個太陽呢？天無二日，應用到人類社會中，就是國無二君[西方古代國家都是二王、三王甚至元老院或公民大會當家作主]，“天意”只能由壹個人來代表。這就根本上扼殺了分權民主制度誕生的可能。

　　《禮記.文王世子》記錄：“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於其身以善其君乎？”這是“臣為君死”之意，所以才有了後來的“三綱五常”。壹切圍繞君來轉，“朕意即天意”，壹切以君上的是非為是非，壹切以君上的好惡為好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專制儒教在政治上的核心內容是壹統：包括思想壹統、政治壹統、生活方式壹統，什麼都要統管。孟子主張“定於壹”。荀子“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壹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文革打倒孔子，只是打倒表面而已，儒教的核心“壹統”絲毫未動。只是用新的壹統代替舊的壹統。這根本就是以儒打儒，打來打去還是儒，只是換了包裝騙騙不懂行的而已；就象從前換皇帝，大家輪流做，奴役的實質沒有變。

　　孔子的政治目標是獨裁：“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不議國政)”。

　　《尚書》和《周禮》記載：西周時的庶人不但議論國家大政，而且還直接參與國家大政的決策(《尚書.洪範》)，這壹習俗直到春秋時代。《左傳》魯襄公三十壹年云：“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這是庶人議政之例。《左傳》魯定公八年云：“衛侯欲叛晉……公朝國人，使賈(王孫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王伐我，病何如矣？’皆曰：‘晉王伐我，猶可以戰’，乃叛晉”。這是以庶人為主體的國人參與國家大政決策之例。

　　可見，孔子的“庶人不議”是他自己的主張，是他篡改了的“周禮”。其實，天下有道，恰好是庶人議論多；庶人不議，則顯示了人民遭受著極為嚴厲的壓制，表明了天下無道使庶人不能議政。庶人們鴉雀無聲，特權階級洪福齊天。這就是孔子的理想。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政不在大夫，…則庶人不議”。傳統的理解是大夫不應控制政府，這阻止了貴族議會共和制的產生；百姓不議論政治，這阻止了“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的可能。康有為說“不”字系誤植，必須刪去，成了“政在大夫”、“庶人可議”，可見搞康有為也不同意孔子的君主獨裁政治的主張。

　　魯迅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就是秦始皇隋煬帝，他會自承無道麼？百姓就只好永遠箝口結舌，相率被殺，被奴。這情形壹直繼續下來，誰也忘記了開口……‘莫談國事’，是做小民的本分。有學者曾說過：要征服中國，必須征服中國民族的心。其實，中國民族的心，是早給我們的聖君賢相武將幫閒之輩征服了的”。

　　自由是人類壹切理念中的最高理念，而思想、言論的自由又是其他自由的根基。沒有了自由，就成了奴隸。歐里庇德斯說：“所謂奴隸，就是壹個不能發表自己思想觀點的人”。

　　孔子反對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從心靈上桎梏人。他主張“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即：不在壹定的官位，就不能考慮那個位置的政務。也就是說，上級能考慮的，下級不能考慮。沒有官位的人，就毫無政治權利了！政治權利的層層遞減，到了人民那裡就絲毫沒有。每個人只能考慮自己分內事，縱使有絕頂的才智，也必須“思不出其位”。

　　孔子把“越位”議政看成最大的罪；他最憎恨“庶人議政”，他害怕百姓議政危害了他精心維護的等級特權制度。“莫談國事”的傳統來自於“庶人不議”的權力蠻橫，剝奪了民間的參與權利，必然使政治為壹小撮當權者所壟斷，公權力成了權貴們牟取私利的特權。

　　孔子要求人們都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度。各安其位、各守本分、沒有非分之想，天下就太平了。人們的衣著服飾、言談舉止，思想感情，無壹不被等級格式化。他要求人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凡是不符合禮制規定的，就不能看、不能聽、不能說，更不能動，當然也不能想。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作為教條使無數人在思想上做了特權者的奴隸。到了現代，演變成“非令不敢視，非令不敢聽，非令不敢言，非令不敢動”。例如：謝靜宜對即將進宮的蘆荻交代了紀律：壹、不該問的不問；二、不該聽的妳別去聽；三、不該看的妳不要看，四、不該說的妳別說。這四不，妳要牢牢地記住，這是紀律。

　　儒家文化之可惡，是以消滅人性為己任，只有順從馴服而無辨識批判。中國人幾千年來，舉凡婚姻、學業、事業都由家長作主。儒家訓練人做乖寶寶，要聽話，從小就剝奪了個人的自主權。在沒有問過父母之前就作決定，很可能會被父母指責為背叛祖訓、大逆不道！

　　中國從來都是壹個不自由的國度，在西方國家的人民開始追求民主的時候，中國從來沒喊過“要自由”的口號。即是一些有幸生活在自由社會的華人，有相當一部份是政治冷漠與幼稚症患者。儒家把中國人的自由功能徹底扼殺了。難怪有人會說，孔家店的貨色，只是教人如何做好奴才，沒有教如何做人。

　　2．特權結構

　　中國的等級思想上接伊尹、周公、管仲、子產，中經孔、墨、孟、荀、商、韓，下歷董仲舒、葛洪、韓愈、司馬光、程朱、顧亭林、曾國藩、直到今天，其核心內涵未有實質性的改變。正如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所言：“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維護宗法的“禮制”。“禮”是壹種以血緣為基礎構建起來的等級秩序，毫無平等可言。周公制禮無非是把人安置在相應的位置上，不要動，壹動就亂了綱常。

　　子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愛親人有遠近之分，尊賢人有等級之分，這就是禮所產生的緣由）。作用如此大的禮，究竟包含些什麼內容呢？歷代許多學者都在研究，留下的著作可謂浩若煙海。概括起來，主要也就是下面這三條：1.等級制(與特權結合)，2.人身依附(以下附上)，3.壹個頭腦(全體服從最高)。

　　《禮記.中庸》篇說：“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也就是說制定禮儀和考定文義的權力都屬於天子。歷代帝王制禮作樂的根本目的是突出帝王之尊，使卑者讓尊、尊者凌賤。作威作福為帝王的權利，誠惶誠恐為臣下應盡的本分。

　　“禮”的本質就是維護統治者欲望的滿足，剝奪被統治者欲望的滿足。這就是儒家的“禮”的極端虛偽之處。為什麼說儒家的“禮”對人性的壓制是只針對被統治者的呢？最典型的是孟子見梁惠王的話。孟子告訴梁惠王說：作為統治者，妳不能說什麼“利”，因為妳壹說“利”，天下人就都會說“利”了。天下人壹旦各利其利，“拔壹毛以利天下而不為也”，妳還到哪裡去得妳的好處呢？作為國君，只應該大談奉獻，大談“仁義”，這樣全國人民都只知“仁義”了，只知奉獻了，妳國君才會有撈壹票的機會啊！這和毛的“鬥私批修”、“狠斗私字壹閃念”壓抑人性的做法是完全相同的。

　　儒教禮制內容龐雜，包羅萬象，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無不被禮制囊括於內。其核心內容是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綱，本意是網上的總繩，君、父、夫為“總繩”，臣、子、妻為“網”，網對於總繩來講，除了服從還是服從，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壹國之君是所有臣子的綱，臣子們又是自己兒子、妻子的綱，整個國家便形成了壹個以皇帝為總綱的金字塔式的關係網，這個網是真的疏而不漏，每個中國人都逃脫不了。在這個專制的網中，君、父、夫只有權利而沒有義務，而臣、子、妻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利，“君可不敬，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可不孝。” 這是壹種單向的權利、義務關係，裡面沒有雙向制約，不存在絲毫平等觀念。

　　三綱之外尚有五倫：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倫之中的兄弟，要求弟弟對兄長絕對服從，這壹點在儒教禮制觀念中是僅次於孝道的相當重要的人論，因此二者常被合稱為“孝弟”。五倫之中的“朋友”，既無血緣關係，又無婚姻關係，應該擺脫父子、兄弟之間的服從關係，平等相處了吧，偏不！儒教硬是用不平等的血緣關係將之強姦了：儒教通過結拜兄弟的方式將朋友泛血緣化、泛兄弟化了。還美其名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拜把兄弟，要磕頭、燒香、喝血酒，以年長者為尊，它其實是壹種泛家族化的宗教儀式。儒教通過拜把兄弟這種方式使他的等級禮制觀念突破了血緣家族的範圍，壹下子放之四海皆準了。

　　儒教的不平等不單單表現在人倫之上，它表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天子有七座宗廟，諸侯有五座宗廟，大夫有三座宗廟，士有壹座宗廟。天子用豆器二十六個，諸公用豆器十六個，諸侯用豆器十二個，上大夫用豆器八個，下大夫用豆器六個。

　　天子的坐席是五層，諸侯的坐席是三層，大夫的坐席是二層。天子死後七個月下葬，用五層墊席和杭木，用八層個扇；諸侯死後五個月下葬，用三層墊席和杭木，用六層隔扇；大夫死後三個月下葬，用二層墊席和杭木，用四層隔扇。

　　同是儀表，說法就不同：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同是老婆，稱呼也不相同：天子后妃曰“後”，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庶人曰“妻”。同是死，叫法也不同：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諸侯之下士祿食9人，中士食18人，上士食36人；下大夫食72人，卿食288人，君食2880人。次國之卿食216人，君食2160人。小國之卿食144人，君食1440人（《禮記》）。

　　凡養老，……50異杖，60宿肉，70貳膳，80常珍，90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游可也。……50杖於家，60杖於鄉，70杖於國，80杖於朝，90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禮記》）。

　　孔子論音樂：“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征為事，羽為物”（《禮記.樂記》）。音樂的五音也被納入等級專制思想中，真他嗎的荒唐！

　　“夷狄之有君，未若諸夏之無也”。為什麼夷狄的君主連中原的無政府狀態都比不上呢？因為野蠻人中有平等，而華夏即使處於亂世也處處是等級森嚴。孔子多麼地欣賞等級制！

　　在等級森嚴的社會裡，天子主宰著國家大政，諸侯、卿士、庶民都按自己所在的等級規範行事，絕不能越雷池壹步。周禮規定：天子用八悄，諸侯六悄，大夫四悄，士二悄。魯國大夫季氏卻用了八悄，孔子怒吼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維護的是天子的尊嚴。

　　在中國，只要“等級制、人身依附、壹個頭腦”這三樣東西還存在，就算壹個等級制的社會崩潰了，還會有新的等級制的社會出現；壹個小圈子的等級制還會再構建成壹個大圈子的等級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嘛！總有人想不斷的升級，進而居於等級制的社會的頂尖。

　　等級制的社會充斥著特權，沒有權利平等。等級的底層幾乎沒有任何權利，只有應付不完的義務；上壹個台階，義務就減少壹些、權利就增大壹些；等級制的社會的頂層沒有義務，權利趨向無窮大。壓迫來自以等級劃分為基礎的權利制度，權利等級制從上到下壹級壓壹級。由於權勢不平等，必然引起物質不平等。權利不平等是人類壓迫的根源。

　　維繫這樣壹個等級制的社會，是孔夫子開創的儒學教育的目的，通過教育讓人們自覺地去維護這個等級特權秩序。這教育不限於老師給學生講課，已滲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可謂無所不在，其效果是顯著的，使人潛移默化地在精神上成為孔教的俘虜，能在不管受到如何不公正的待遇時，仍能安分守己、逆來順受。

　　中國古人把人間的等級投射到天上，天上的星座等級最早出現於馬馬遷《史記.天官書》，天上的壹個個星都是天的官員或官廳，天做為整體象徵了國家的等級體制。司馬遷道：“凡舉事無逆天數”，“天有十二辰而作十二本紀；天有十干，作十表；天有八方，作八書；…”。地上的紫禁城完全是與天上的紫微垣相對應的。北京的故宮就是“象天設都”的體現。天上本沒有帝、後宮、貴人、騎官、上將、貴相等特權等級，是古人為維護王權臆造出來的。

　　《資治通鑑》開篇,“臣光曰：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壹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腹心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

　　首論即為求得國家穩定，必須社會等級層次井然有序，君主應居於等級制的社會結構之頂尖，成為眾人之首腦，眾人不過聽其指揮之四肢，而無本身之人格，獨立之意志。司馬光認為最能保持中國穩定的社會結構是：

　　天

　　子

　　三 公

　　諸 侯

　　卿 大 夫

　　士 庶 人

　　按司馬光的歸納，其基本原則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用以保證統治機器運轉的有效和靈活，求得“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他認為每當這個等級制的社會的社會結構被破壞時，天下就要大亂，在上的統治者會喪失特權；在下的百姓更是遭殃，比起來還不如有個皇帝。

　　儒家把等級制度說成是萬古不變的理。朱熹認為理是萬物的總根源，在沒有宇宙前，“理”就存在。“宇宙之間壹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三綱、五常都是“理”所化生，是宇宙中永恆的理，也是道德的最高標準。因此，必須“存天理、去人慾”。“人之壹生，天理存則人慾亡，人慾勝，則天理滅”。

　　第二章 儒家和諸子的媚上愚下術

　　1．孔孟是鄙視民意的獨裁大師

　　儒家思想的要旨在於“天人合壹”。核心的是天君合壹，將原始的人對天的恐懼式的崇拜，引導為對君主的盲目的崇拜。子的“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孟子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和“為人民服務”“三個代表”都是對忠君、對專政的壹種民眾化。不管古代的民，還是現代的人民都處於虛幻的、不確定位置。儒家認為天道君欲本就合壹，天道就是全體國民意志的體現，那麼，“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就成了“君之所欲，民必從之”。

　　在專制社會，由於沒有自由的選舉制度，因而任何征服者都可以在殺人盈城之後自詡為“天意”。統治者可循環論證：即代表“天意”者必成功，成功者必然代表“天意”；既然“天意即民意”，他就必然代表了“民意”，“民意”於是淪為可以強暴的對象。

　　有人認為民主是中國發源的。他們說：自開國黃帝軒轅氏被推為“共主”，下迄堯、舜、禹帝位之禪讓，全以民意為依歸。

　　黃帝先打敗了蚩尤，然後又打敗了兄弟炎帝。再向南方出兵，先後52戰。眾酋長在刀口下，膽敢不推舉軒轅為“共主”？他的天下完全是武力打的，怎能與民主扯上關係？

　　有人說堯舜禪讓是“天下為公”。據《史記》記載，堯舜禹都是黃帝的後代，堯舜禪讓是在大家族範圍搞諮詢推舉式的安排接班人，顯然具有家天下的性質。當時連元老院都沒有，只是堯個別徵求意見，根本談不上“為公。“為公”不能自己說了算，要由元老院或公民投票說了算。舜掌握大權之後，就把堯子丹朱殺死，把堯囚起來，強迫堯把王位“禪讓”給他，另外還接收了堯的兩個女兒。曹丕娶了漢獻帝兩個女兒，又逼迫漢獻帝禪讓之後，得意洋洋地說：“現在我才知道古代的禪讓是怎麼回事了！”

　　與競選、公民投票相差太遠。堯、舜、禹帝位禪讓之傳說，就算真有其事，也是將國家主權私相授受，將國家當作私產。因此，不可能真正的“為公”。

　　儒家講“天下為公”的內涵就是“天下不屬公”。“天下為公”強調的統治者以所謂的“公心”來處理政務，人民只是決策的被動承受者而不是主動的參與者，人民的義務僅僅是供養統治者和服從統治者的教化，而沒有權力也沒有能力對聖人的微言大義說三道四。儒家把政治當成聖人教化管制百姓的過程，把世襲當正統，把禪讓當德政、把成功的謀朝篡位說成是有道勝無道。這種政治觀只能用來粉飾專制。

　　民主制度的根本是人人平等原則的確立。人人平等就包含了每個人的言論自由權平等，也就保證了少數人說話的權利。人人人平等必然眾說紛紜，為了得到社會行動上的秩序，人們確立“多數決”的原則。“多數決”強調的是常識（commonsense），看重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科學理論。這個常識就是人人都有選擇的權利，而不是汝生精英們的文化的烏托邦。這種民主的方法反過來強化了人人平等的原則，人人平等的“多數決”否定了聖人崇拜。

　　若在眾說紛紜的情況下，搞“聖王決”和“領袖決”，這就是獨裁或“聖王”政治。獨裁要求絕大多數人服從壹人，是對人人平等原則的破壞；獨裁只會越來越背離“人人平等”，走向等級森嚴的禮制，孔子就是這麼幹的。中國民主難產是由於聖王崇拜或精英崇拜作祟，因為聖人崇拜違反了人人平等原則，是反對服從多數原則的消解力量！

　　民本思想是“為民作主”，而民主是“由民作主”。民本思想，總是在為統治者想辦法，人民始終處於壹種消極的地位。在孔子那裡，是找不到由民參政、多數裁決的“民主”影子。相反，“上”與“民”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統治的目的是使民“服”，使民“敬”，使民“信”，使民“歸心”，而決非使民主政。這是與孔子的“愚民論”分不開的。

　　孔子認為：古今之民都是愚昧無知的。不過“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論語.陽貨》)。對於這些根底惡劣的愚民，即使施之教育也無法令其好轉，這就是“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中庸之為德，民鮮久矣”。這種既愚又詐之民雖難於改變愚性，仍可通過忠孝之道的培養，去其狡詐，返歸愚直，這樣的愚直之民才最易統治，所以孔子自信地說“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孔子的愚民思想表現在他要求人們安於貧困上。孔子極稱譽顏回，因顏回能安於貧困。孔子告誡人們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在等級制下，庶民哪有求富貴之道？這些人只能老老實實、安分守己、安於貧困、樂於接受統治；沒有非分之想，不會因生活的困苦而鋌而走險，走上反叛的道路。像這樣的“愚直”之民，就是孔子所理想的治世之民。

　　孔子認為，大德應統治小德，大賢應統治小賢；只有賢人才配有統治權。孔子把政治看成是智者對愚者的統治，提倡不透明的神秘政治；主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讓人民知道怎麼做，不讓人民知道為什麼做。這樣，人民就不會懷疑統治者，更不會反抗了。

　　《論語》中記錄了孔子與子貢的對話；“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孔子的話表明，100%的“鄉人皆好之” ，不如鄉人之中部分人——善者好之。也就是說，100%的鄉人<部分鄉人。可見，孔子鼓吹的是部分高於整體、聖人高於群眾。連“天必從之”的“民之所欲”，孔子卻要打個大問號。可見，孔子根本不敬畏天，是個騙子。

　　孔子總是給人群劃分等級：善者和不善者，君子和小人。孔子給人群劃等級的標準不過是他自己的標準而已，合乎他的標準就是“善者”，否則就是“不善者”。

　　儒家最主張等級制的。等級制的實質是尊上卑下，即尊崇聖王、君子，卑視小民。儒家認為上智下愚，民就是孔子所說的下愚，他只會把民意當放屁。

　　東海壹梟說：孟子強調尊重民意。“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孟子.梁惠王下》）這是他與齊宣王之間的壹段對話，要求君主在進行政治決策時要參考、聽從民意。

　　批判：孟子不過是把孔子所說的“鄉人”換成了國人而已；孟子不學無術、答非所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對曰：“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至於才與不才的標準他沒有說，為什麼不說？這是為了君王好根據王意和儒意來獨裁！如果把才與不才的標準說清楚了，那就不好隨意獨裁了。孔子反對鑄刑鼎是同樣的道理!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連大夫即高級官員的話都不要聽，這不是獨裁是什麼？當所有的“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也就是說，當99%的國人曰不可時都可以置之不理，這豈不是獨裁？

　　當古希臘人與古羅馬人通過獨立的元老院和獨立的公民大會來監督執政官[國王]時，中國的儒家們希望君主聽到了全國人民的呼聲後再去調查，萬壹君主整天花天酒地，聽不到全國人民的呼聲，那麼，人民只有無窮無盡的苦難了。

　　只有當100%的國人“皆曰不可”時才受理，這樣慢吞吞的監督，有何效率可言？而且還得等到君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果君王看不見，那不是貪官污吏要橫行天下嗎？

　　100%的國人皆曰不可了，就應該把那人放棄掉，還察什麼呢？可孟子還要王“察之”，可見，孟子瞧不起老百姓的意見，是鄙視民意，何尊重民意之有？孟子要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也就是說若王考察後覺得“可焉”，民意是可以否定的，那人可以不去。可見，孟子心目中的“王”是超越民之上的“神”，專制獨裁是完全合理的。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可見，壹個人要被國君所用，比登天還難！所有的國人怎麼會知道某人確實賢？“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所有的國人皆曰的可能性極端小，這樣壹來，壹個大臣就可以永遠當下去了！可見，孟子是在為特權階級謀利益。

　　2．孟子說“惟仁者宜在高位”。儒士就是有賢德的仁者，官員只能由儒士共同體推舉，而無需全體國民選舉。可見，儒學就是謀取儒家自己權力的學說。

　　壹些人宣傳孔孟學說中蘊含了“民主”成分，根據僅僅是壹句“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儒家的“民”是指民眾，不是指具體的個人。儒的“重民”=當代的“為人民服務”。到政府機關辦事，常聽到“妳又不是人民，憑什麼為妳服務”。毛澤東還喊“人民萬歲”，不是比儒家更重民嗎？結果卻相反。不要看儒家的口號，而要看儒家能否實行！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為他人做嫁衣裳”的草民何貴之有？草有何權利？皇帝奴才高高在上，百姓壹無所有，別看是兩條腿壹個腦袋，誰看誰都感覺不出對方是人樣，饞癮壹來，不吃人才怪。

　　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民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顯然，孟子在鼓吹聖人崇拜，說“民”離開了聖人的教化就近於野獸。這個把民看作愚昧無知近於野獸的人，他怎麼會重民？

　　野男人或者野女人是指不道德的性伴侶，都是貶義詞。孟子“無君子莫治野人[小人]，無野人莫養君子”，這“野人”絕對是貶義詞！老百姓被他稱為野人，哪裡有什麼“貴”可言？“民為貴”是指壹個政權的“君子”需要足夠數量的“野人”才能“養”好。

　　中國從來就沒有過“貴民”，只有“賤民”。在孟子推崇的統治者眼裡，“民”從來就不是人，故有“2足羊”之稱！所以，牧民的真正含義是將“民”像羊壹樣餵飽，否則，就會沒有羊肉吃、沒有羊奶喝！人權=生存權，就是儒家思想的現代版本！

　　3．儒家判斷是非對錯不是根據事物本身的性質，而是看妳是否維護或服從上級。

　　孟子說，如果君主有大錯，則奉勸，如果反覆奉勸無效，則廢黜君主（“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其實，這是空想。因為有大錯的君主是不會聽奉勸的，而廢黜君主必須要有反對無道君王的社會集團存在。而儒家主張君子不黨，那裡會有反君主專制的社會集團？

　　孟子的“民貴君輕”論以“誅壹夫”的革命論為基礎，試圖制約無道昏君，但這種制約又與“旱乾水溢”的自然災異相鈎連，從而帶上了“天人合壹”的色彩。“載舟覆舟”論雖指出了違背民意有政權傾覆的危險，但對民意怎樣去顛覆政權沒有作深入的思考，只能限於壹種觀念比附的水平。孟子“民為貴”的王道，不過是在“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利害關繫上，進獻給統治者的壹種權術罷了。

　　在孔子之前的幾百年，“國人暴動”就推翻了周厲王，難道那時就沒有“臣下易君”的理論？肯定有，只是沒有記錄下來。孟子說誅殺獨夫民賊只是威脅利誘壹下國王，他並沒有發展出推翻暴君的學說，跟“國人暴動”的社會實踐比，是壹種巨大的倒退。

　　春秋時期，晉靈公荒淫殘暴，多次設計殺害正直大臣趙盾，均未達到目的。後來晉靈公被大將趙穿殺死。當時趙盾在晉國邊境，因為留戀故國，又慢慢往回走。晉國太史董狐記錄這件事說：“趙盾弒其君”。趙盾辯護說：“這事兒同我無關啊！”董狐理直氣壯地說：“妳身為正卿，逃跑不越過國境，回來又不聲討殺害國君的壞人，不是妳弒君是誰？”董狐被孔子稱為秉筆直書亂臣賊子懼的“良史”。

　　儒家不是要誅暴君嗎？為什麼誅暴君的行為被稱為“弒”呢？弒者，臣殺君並大逆不道也！可見，儒家完全是站在君主壹邊，袒護暴君啊。孔子對維護暴君的董狐大加讚揚，充分暴露了儒家的忠於君主的依附本質。

　　公元前548年，[暴君]齊莊公因與大夫崔抒妻子私通而被崔抒殺害，史官記錄“崔抒弒其君”；崔抒殺史官，史官的兩個弟弟秉承兄業，又記之，亦被殺。最後壹個弟弟亦記之，崔抒才被鎮住。很顯然，齊之史官三兄弟用生命的代價維護君主的權威[為了寫“弒”]，比坎腳的和氏更加忠於主子。遺憾的是，齊太史兄弟連姓名都沒有留下。

　　為什麼只譴責齊大夫的殘暴？不譴責齊王的荒唐[齊國王很荒唐：吃人、兄妹亂倫],為什麼對王的過錯就要避諱呢？儒家這種搞法只會造成壹邊倒！

　　有人曾把儒家主張“選賢任能”[及後來的科舉制]看作是民主的表現，這樣講是錯的。選賢任能有否定世襲制的意義，但它包含消解民治的聖人治世的觀念。中國的皇帝有壹個很特別的稱呼，即“聖人”，意味著皇帝是真理的化身。這種聖人治世的觀念，在今天仍有深遠的影響。包公戲常演不衰，有事找領導作主，便可見壹斑。人們總是強調偉人的作用，總希望有個英雄來領導我們，天下大事都交他壹人來思考。文革時，全民高舉《最高指示》，統統放棄自己思考的權利，都讓領袖壹個人思考，也是這種聖人治世觀作用的結果。

　　儒家既不關注人，也不關注人的智慧和天性，更不關注世界的變化和規律；只關注聖人如何治理愚人，愚人如何服從聖人；最高境界是愚人對聖人的絕對服從，下層聖人對上層聖人的絕對服從。服從就是消滅服從者的智慧，絕對服從就是絕對消滅聖人外的壹切智慧。

　　正是為了讓“賤民”、“小人”歸於“順民”，儒士們費盡心機建立起壹套“教化”倫理。為使這套稱為“思想之聖”的“教化”倫理得以實施，儒士們又要求“聖君”作為這套倫理的載體，作為“天理”的化身，讓他擁有最高的政治權力。這就是專制主義鐵的邏輯。

　　統治者以等級尊卑觀念“教化”民眾，本身就是對民眾身心的奴役；處處將人作為等級尊卑秩序的工具，從而“使人不成其為人”。儒家要把人修成壹個等級制的人，要把國治成壹個等級制的國。它要把每壹個家庭變成壹個類似於君臣關係的專制社會。

　　4．除儒家外，先秦諸子都主張聖人治天下和愚民統治《老子》五千言就是講聖人是如何治理愚民的。《道德經》五千言，充斥著“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的內容，如“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他提出“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使人民不往遠處遷移。

　　老子提出：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不讓人民用先進的生產工具。因為用先進的工具，生產率就會提高，吃飽穿暖後就會有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想法。不讓老百姓看到好東西，即“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不給老百姓太多的學習機會，這叫“絕學無憂”。

　　《道德經》八十壹章告訴帝王只要做好兩件事就行：壹件是自己裝傻，另壹件是把臣民弄傻，帝王裝的無欲無為，把臣民弄的無知無求，天下就太平了。

　　老子的社會目標是“實其腹”，只把肚子填飽就行了，相當於今天的“生存權”。“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是沒有把人當人。

　　《莊子.逍遙遊》云：“故夫知效壹官，行比壹鄉，德合壹君而徵壹國者，其自視亦若此矣。而宋容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可見莊子也不以擁護者的多少來判定是非。

　　墨子否棄禮樂，反對世襲貴族，主張尚賢、禪讓、選舉；墨家雖然主張“天志”、“明鬼”思想，但是缺乏絕對的道德理念，屬於賞善罰暴的功利主義思想；墨家雖然主張“兼愛”思想，但是缺乏“人人平等”與“現代自由”的概念，屬於“尚賢”政治與擁護專制的哲學。

　　墨家主張“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尚同》)；而且說“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庶人由士政之；士由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由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由天子政之；天子由天政之。

　　墨子極力主張對民眾的愚民政策。愚民的結果就是造成民眾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使國民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出“偉人”“聖人”的專制上；進而使專制者更加專制！

　　法家則不論法、勢、術派，都以民愚為理論基礎，發展出壹套以暴力壓制為中心的政治學說。商鞅認為“民不貴學則愚”，“塞而不開則民渾”，“民愚則易治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生佚”。憂樂都會產生邪亂之心，他主張用暴力和法律“弱民強國”，不治到百姓形如藁木心如死灰不算完。

　　韓非視民為愚人，他說：“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剔首座，必壹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

　　韓非把學者、言談者，帶劍者、患御者、工商之徒稱為“五蠹”。他告訴秦始皇，人是壹種本性卑劣的動物，他們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懼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統治天下的方法就是“執長鞭以御宇內”，用法、術、勢來束縛和操縱，就象對待牲畜壹樣。他主張玩弄權術、株殺學者、投毒暗害、特務盯梢、扣押人質、連坐誅族、重刑峻法等法西斯手段，推崇獨斷，“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哪怕是昏君，大臣也不得推翻。

　　孫子曰：“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佛家講“萬法皆空，萬事皆空”，他要人看輕今生，要人去追求來生。壹個看輕今生的人，能使自己今生聰明起來嗎？中國所有的學說，都講的是愚民。

　　壹部中國思想史是壹部中國專制主義思想史。當時諸子都呼喚王權、呼喚聖王的出現、呼喚等級森嚴的社會，所以，極權主義的壹統天下是必然的。

　　第三章 吃人的奴隸孝道

　　儒家有“百行孝為先”之說，《孝經》說：“孝，德之本也”。只有平時在家裡養成不違背父母兄長的習慣，才不會違背君主官長的命令。所以，有子感慨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為仁之本與”！有人曾問孔子為什麼不參政，孔子回答說：“《書》雲:‘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孔子把孝悌與政治劃了等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禮記.內則》）。《禮記》還說，孝敬父母是為了孝敬民之父母——父母官，這樣，天下就好管理了。“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子女對父要孝，臣對君要忠，忠是孝的政治表現；妻對夫要順，順是孝的內在規定。此外，五常之首是仁，“仁之實，事親是也”（《孟子.離婁上》），“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道”成了人們行為的根本規範。

　　司馬光就十分推崇《孝經》，認為“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他說：“父之命，子不敢違；君之言，臣不敢違。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於君亦然。故違君之言，臣不順也；逆父之命，子不孝也。不順不孝者，人得而刑之；順且孝者，人得而賞之。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

　　1917年吳虞在《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中說：“詳考孔子學說，既以孝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孝為起點，所以‘教’字從孝。居住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無信，不孝也；戰陣無勇，不孝也。凡人未仕在家，則以事親為孝；出仕在朝，則以事君為孝。能事親、事君，乃可謂之為能立身，然後可以揚名於世。由事父推之事君事長，皆能忠順，則既可揚名，又可保持祿位。……家族制度與君主政體遂相依附而不可離”。總之，宣揚“孝”不是儒家的本義，只是維護君尊臣卑的權術而已。

　　儒家孝道的規定有：

　　1．個人沒有意志自由權，其愛憎要以父母的意志為轉移，以服從家長為天職在儒看來，孝不僅指在生活上贍養父母，還要無條件地順從父母。孔子說:“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意為侍奉父母，如果他們有不對的地方得輕柔婉轉地勸止，看到自己的心意沒有被聽從，仍然恭敬不觸犯他，辛勞而不怨恨。

　　用現在話說：對家長的決定可以提意見，但在家長沒有採納妳意見前，妳必須“不違”且“不怨”的執行，就是無條件的服從。換言之，就是要始終與家長[核心]保持壹致，可以通過壹定的渠道反應，但不得私下散布[父子相隱]意見，必須執行家長的決定。正如林彪所說：“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要執行”。

　　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勿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三年是多年之意，即父死多年也不改變其生前的意志，這才孝。《禮記.中庸》說：“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即繼承先祖遺志、事功和經驗。

　　孔子曾用“無違”概括了孝悌的實質，“無違”是指不要違背君父官長的意志。這種只知道對父母兄長唯唯諾諾、沒有任何自己的意志和抱負的“孝子”只能是“愚子”。

　　兒女在未成年時，在父母面前是弱者，在體力上，經濟上，經驗上，無法同父母抗衡。對弱小者套上枷鎖，不仁不義。 “孝”的觀念的灌輸，導致跪著的人性和變態的人格。

　　2．沒有行為自主權的孝道

　　《禮記》規定：“凡為人子之禮，冬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曲禮上》）。

　　儒家認為不僅要求子女對父母絕對服從，還要求子女不得離開父母，要與父母永遠住在壹起，直到為父母送終。“父母在，不遠遊。”為了隨時伺候父母，子女還不能出門遠遊。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是中國人追求的家庭理想，是家庭美滿的象徵。壹個人成年後離開父母自己獨居，在中國人看來這等於是拋棄父母，是不孝的行為，是沒良心的表現。

　　孔子反覆地向人們強調：“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即為人之子的最大義務莫過於孝，為孝之道的最大責任莫過於把祖宗的香火壹代壹代續過來、傳下去！男婚女嫁是“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禮記.昏義》）。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儒家反對生活自由）。獨身主義可謂最大之不孝，牛頓、康德不孝矣。十二生肖記年日，為首的是鼠而不是虎，漢人希望象老鼠壹樣繁殖力強大。

　　與之相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強調人口穩定而不是人口增長。按照柏拉圖的設想，壹個理想的城邦國家所能擁有的家庭數目最多不得超過5040戶。

　　“父母之命”具有絕對的權威。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典型包辦婚姻！“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總之，孔子反對壹切自由。

　　3．沒有個人財產權的孝道

　　“父母在，…不敢私其財”（《禮記.坊記》）。儒教規定，父母在，子女的經濟不能獨立，子女必須將個人的所得悉數交給父母，由父母支配，否則，是不孝的行為。

　　唐朝的法律規定：祖父母、父母、甚至曾高祖在是，子孫別離戶籍，分異財產者，徒刑三年；卑幼不有尊長，私輒用當家財物者，十匹笞十，十匹加壹等罪，直到杖打壹百。

　　宋朝司馬光的《涑水家議》中說：“凡為人子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收入，盡歸之父母，當用者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清朝的《清律輯注》規定：“壹戶之內，所有田糧，家長主之；所有錢財，家長專之。”……和父母住在壹起，將經濟權悉歸父母還不夠，做子女的還要從內心依賴父母，在父母面前永遠像個孩子才算真正的孝順。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舜是最孝順的人了，五十歲還依戀父母）。沒有自主權，主體性得不到發展，便只能永遠作個小孩子，不會成熟。

　　4．連身體也屬父母所有的孝道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經·開宗明義章》）。“父母全而生之，自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禮記.祭義》）。於是儒家把任何有可能傷害自己身體的活動、言行都納入禁止之列，計有“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不登危”（《禮記.曲禮上》）等等，還特地說明，這並非怯懦，而是“懼辱親也”（多好藉口）。就這樣，在孝道的規範下，人們連最起碼的人權都沒有，只剩下服從的義務。

　　5．家長握有生殺大權的孝道

　　“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壹治之也”。“孝”用於子對父，則有“無違”與“順從”之意，如“《論語．為政篇》：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國語．楚語上》：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孝”用於民對官，則有“賄賂官吏或尊長財物”之意，如“孝敬官員”、“孝敬大人”：“孝”用於官對皇帝，則有“敬奉”與“進獻”之意，如《明史．李邦華傳》：“中宮有所進奉，名為孝順”。

　　儒家甚至將“孝”，異化成“忠”的絕對基礎。《論語．學而篇》：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孟子．梁惠王上》：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儒家所宣揚的孝道思想下，家長成為絕對的權威者，他們可以視子女為私有財產，也可以自己的自由意志來踐踏子女的人權；這種不合人道、非理性、反道德與反人權的孝道觀念，正好成為“統治者對待人民的絕對模式”，統治者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對待人民，如此所謂的絕對道德與絕對真善美等價值，就不存在了。

　　既然統治者可以無條件享盡榮華富貴、不公不義、貪污腐敗、權謀詭詐、對反對者施行“誅九族”之刑，那麼人民怎麼不可以坑蒙拐騙與打家劫舍？這就是許多中國人民讀《三國演義》與《水滸傳》時，從來不指責其中“人殺人”、“反人權”、“反道德”與“反人類罪”等暴行，而卻會稱頌其中的英雄，這種“人殺人無罪”、“無道德無罪”、“反道德式的治亂分合偽歷史觀”與“忠於專制與皇帝的偽道德觀”，多麼地邪惡與令人痛心？

　　儒家的“三綱五常”、“貞潔牌坊”、“存天理，去人慾”、“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與“吃人的禮教”等，成為壓抑人的個體自主性與塑造人的群體意識基礎；儒家所宣揚的“君權神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與“大壹統思想”等，成為兩千多年來大陸各地爭戰與血腥政治發生的根源！

　　在古代中國，子女對父母是壹種人身依附關係。儒家在理論上賦予父家長的權威以專制的特質。父家長對其轄制下的家庭成員擁有絕對的控制力。父家長有權依自己的意志處置子女直至買賣撻殺。魯國宰相叔孫穆子凌駕於魯君之上，其子豎牛和壬爭權，國君賜壬壹個玉環，未經父親同意，壬不敢戴。豎牛欺騙說：“父親同意妳戴了，妳就戴上吧！”壬戴上後，豎牛對父親說：“壬經常去見魯君，還佩戴著他賜的玉環”。叔孫於是殺了自己的兒子壬。

　　父家長的意志則受到法律的保護。父母尊長享有法律上的特權，子女不能控告父母（謀反除外），父母如果認為子女不孝，可以不需要任何證據，向官府控告，就直接定罪，處死（壹般都是陵遲）。《清律例》規定“父母控子，即照所控辦理，不必審訊”（卷二十八），在父家長的絕對權威之下，哪裡還有什麼個人的自主性和獨立性。

　　《二十四孝》中的“咨蚊飽血”：“晉吳猛，年八歲，事親至孝。家貧，榻無帷帳，每夏夜，蚊多攢膚。咨渠膏血之飽，雖多，不驅之，恐去己而噬其親也。愛親之心至矣。”

　　又有郭巨“為母埋兒”：“漢郭巨，家貧。有子三歲，母嘗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兒可再有，母不可復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三尺余，得黃金壹釜，上云：天賜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奪。”

　　前者已是愚蠢至極，後者更是令人感到恐怖，如果不出現這壇金子，這個三歲孩子，就要被活埋了，而按“孝”的教育原理，這些都被當作“孝”而受到敬仰，並被廣為宣傳頌揚。

　　伯奇是周代大夫尹吉甫的兒子，他父母將他逐出家門。他欣然領命，在野外以木荷為衣，采亭花而食，後來投水自殺了。後人極力讚揚他的行為是“勇於從而順令”的楷模。

　　申生是春秋時代晉獻公的太子。獻公因聽信驪姬的讒言，便要殺申生；申生不做任何辯解和抗拒，隨即自殺。他的行為被儒家稱道為“恭”，即恭順了家長的命令。

　　“二十四孝故事”表彰的王祥，後母虐待他甚至要殺死他，他反而“跪前請死。

　　為了讓父母過得更舒服壹點，兒女的任何犧牲都是理所當然的。家貧無力奉養父母，就把自己的肉挖下來，燒給他吃；為了改善父母的生活，女兒可以賣作妾、作奴、甚至作娼妓…。父母死後的屍骨比自己的壹生幸福重要，父死無力安葬，就賣掉自己來為他買棺材。總之，兒女不過是父母的財產罷了。所以，才有“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才有“易子而食”“賣兒賣女”的野蠻“文明”。在幾千年的歷史中，“孝”起的“吃子”的可怕作用。

　　中國文化中，孩子沒有獨立的人格，被當做種的延續的工具來“喜愛”的。中國的文化以老者為本位，父慈只是手段，子孝才是目的。生兒育女不是為了子女本身的利益，而是為了孝敬上壹代，使上壹代的精神和肉體永遠延續下去。“愛子”與“殺子”的關係正如禮與法、德與刑的關係，目的只有壹個，就是製造上壹代的復製品，扼殺下壹代的獨立性。

　　壹對美國的華裔博士夫婦，對不聽話的孩子，操起了在國內時就練熟的巴掌。孩子大哭，驚動四鄰。鄰居們走上法庭，控告博士夫婦。法庭上較量的結果：鄰居們勝訴，博士夫婦被判不配撫養孩子，孩子歸別人監護。壹個美國女性在停車場打自己孩子的場面被錄下來，結果成了美國各大電視的新聞，警方說，這位母親因此最高可判三年徒刑。

　　中國人迄今不能完全進入文明的人性化階段，正是千百年來的專制暴力培育出來的。中國人在家對子女搞棍棒教育，打屁股是傳家寶，被視為教育後代最有效、最必須的手段。什麼“棍棒底下出孝子”，“打是疼、罵是愛”；野蠻成了文明。

　　當人們從孩提時代就受到不斷的暴力傷害，大多數人會向暴力屈服，並由習慣於暴力“進化”到崇拜暴力。暴力成了國人深入骨子的品性，以至麻木不仁，冷漠無情，合群自大，表里不壹，口是心非，趨炎附勢，逆來順受，明哲保身，委曲求全，隨風轉舵，幸災樂禍，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縱然用盡天下最惡毒的詞語亦不為過。

　　6．鋪張浪費的孝道

　　父母死後，就變成子孫的神(鬼)了。孝子還要繼續崇拜並供養他們的鬼魂。禮教規定要為他們各守三年的喪——不做事、不會客、不赴宴、不作樂、不與妻妾同房——每天守在墳前上香焚紙，哭泣膜拜。人的壹生要用六年的時間服喪，不事生產，這太不合道理，太不人道了。孔子說：“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壹也”(中庸十八章)。

　　宰予提出了對三年守孝的異議，被孔子大罵了壹頓。宰予的觀點是：三年守孝，禮樂必壞，農事必壞，阻礙了發展。孔子卻說，父母生養孩子，孩子三年才走出父母懷抱，父母死後三年，君子都不會吃飯香甜心中快樂；宰予真不仁義！

　　孔子口頭上講“三年之喪”，當他母親死去不久，他還在披麻帶孝時，壹聽到季氏舉辦宴會，便立刻趕去赴宴，結果被陽貨趕出，這就是聖人的孝道。三年之喪只是說給別人聽的，哪裡是他自己信奉的？

　　孔子為什麼要宣揚三年之喪呢？這可突出孔丘是個大孝子，博得別人的尊重，他可拿這壹套來批評人。所謂的儒，早先都是通過掌握婚喪禮儀來謀取衣食，如果薄葬短守，儒的生活就會出現困難。而三年之喪、厚葬長守，有利於儒的生存與發展。

　　孔子鼓吹厚葬，毀滅了再生產的物資基礎。秦始皇的陵墓，動用70萬工匠，歷時38年，耗費國家稅賦1/3而建成。《史記》說，它是當時人類建築力的極限。秦始皇兵馬俑，8千兵馬造型各異，絕不雷同。中國人講究“視死如生”，認為人死後會有壹個幽冥的世界，如果把死人生前的壹切帶到地下，他在陰間的生活會與生前壹樣。秦始皇妄想壹統冥界，這些兵馬俑是秦始皇陰間的護衛者。這些兵馬俑的製造大約歷時十年，需要幾萬工匠共同勞作。

　　西晉朝廷挖掘西漢霸陵等墓，獲大量的金銀財寶。晉人說：漢文帝即位壹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壹貢宗廟，壹充陵墓，壹供賓客。

　　慈喜生前酷愛珍珠、瑪瑙、寶石、玉器、金銀器皿，死後棺內陪葬的珍寶價值白銀高達億兩。所用的棺木是昂貴而巨大的金絲楠木做成，棺底所鋪的錦褥綴滿寶珠1萬3千顆，紅光寶石85塊，白玉200多塊，錦褥上加蓋壹條絲褥，上面又是2400顆碩大的珍奇寶珠。慈喜屍體上蓋壹條織金的陀尼經被，明黃緞底，捻金織成，織有漢字陀羅尼經文二萬五千字，綴有八百多粒珍珠。頭上的鳳冠由無數珍珠寶石嵌成，其中僅壹顆珍珠就價值白銀約壹千至二千萬兩。慈喜太后口中所含的夜明珠，分開時是兩塊透明無光的珍珠，合攏時就是壹個圓珠，射出壹道綠色寒光，夜晚百步之內可以照見人頭，十分清晰。屍體周圍擺滿了1百多尊佛像和兩百多件雕刻的果品之類，全是金銀、翠玉、紅綠寶石雕刻而成，除此之外，還有1萬餘顆五色珍珠均勻地撒在屍體上和棺木內空隙處。出葬之日，各種耗費更為驚人，僅在東華門外替慈喜亡靈燒掉的壹條用綾羅綢緞紮成的“大法船”，其價值就是18萬兩白銀。

　　孟子說：“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為送死可以當大事（重喪禮甚於重養老，見《孟子.離婁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孝順的人決不會愛惜天下的財力而在父母的葬禮上節省），及至葬，四方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到了安葬那天，四面八方的人都來觀看，孝子神色的悲戚，哭泣的哀傷，使弔喪的人感到很滿意）。

　　孟軻暴露了為了達到自己祖先崇拜的宗教目的，而不惜犧牲親情、真孝的醜惡面目。儒教片面強調葬禮的重要性，使得中國人愛搞形式主義、擅長“演戲”。鋪好束帶、單被時，孝子要跳腳頓足；鋪好斂被時，孝子要跳腳頓足；鋪好衣服時，孝子要跳腳頓足；遷屍時，孝子要跳腳頓足；束斂衣服時，孝子要跳腳頓足；束斂被子時，孝子要跳腳頓足；束斂束帶、單被時，孝子要跳腳頓足。每當移動屍體，抬舉棺柩時，就要哭泣，跳腳頓足無數次。……這些只是儒較繁瑣禮儀之壹斑。在儒教的葬禮中，哭泣不是感情的流露，而是壹道程序，壹種儀式，壹種表演。在儒徒看來，所有的儀式都是妳孝心的具體量化。

　　孝為“百德之首”，而“德”又是中國專制王朝中選拔、考察官吏的首選的、也是主要的考查內容。“盡孝”直接關繫到妳仕途進退、休戚榮辱。

　　有些沽名釣譽之徒，為了投皇帝所好，竟競相比賽超長服喪，其中有長達二十年之久的，大得皇帝的歡心，但也被人指責帶著姨太太同住，怎能算守喪？父親死了二十年，怎麼有十五歲的兒子？孝道變成登龍的晉身之階，全無“孝心”的實意，流為譁眾取寵的形式。

　　清末小皇帝同治的師傅李鴻藻，父死當然要除缺回籍服喪，但小皇帝只喜歡聽他的課。慈喜太后和恭親王，雖然以聖旨奪志，要他移孝作忠，照旗人規矩只守三月之喪，趕快銷假授課。但李鴻藻懍於禮教令譽，竟堅不承旨，照樣在家直到三年期滿。後來翁同穌也是依樣辦理。壹點通權達變的餘地都沒有，陷入教條主義的泥潭，7．重男輕女、沒有真愛的“孝”道

　　儒教將“孝”納入了功利的軌道，從而使“孝”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淪為祖先崇拜的工具。儒教將自己寄生在親情之上，實質上卻是在傷害、吞噬著人的親情。

　　“養兒防老，積穀防饑”，養兒等同於積穀，父母之愛源於壹己之私。“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父母之愛是因為兒女有傳宗接代光宗耀祖的功用。如果兒女失去了用處，父母之愛就會大打折扣。中國人重男輕女，是把生育當成養老的投資。因為生女不能給自己養老送終，是沒有價值的投資。中國農村，拋棄甚至殺死初生的女嬰的情況時常發生。虎毒尚不食子，在愛這個領域，大部分中國人的道德水準甚至連禽獸都不如。

　　中國人對於不是自己親生的子女，往往比親生子女感情淡薄，而且極力防止養子女知道自己的真實身世，因為他覺得這種投資不保險；但西方人收養別人的子女，卻全心全意地當作自己的親生子女傾心疼愛，無私奉獻。哪怕是異族的孩子。

　　中國人很難理解西方人為什麼費力不討好地去收養其它種族的孩子，而且人家不怕養子女知道自己的親生父母及其住址。他們不擔心養子女背棄自己去找親生父母，因為他們完全是無私的付出，是真愛，不像絕大多數中國人完全是把生養子女當作是壹種養老的投資。

　　西方人的愛做到了“為愛而愛”，西方人的父愛母愛是完全不圖回報的愛，所以西方人的孝敬父母，也是基於真愛。中國人由於壹開始的父愛母愛就是出於壹種隱含勢利的養老投資，所以其衍生出來的“孝道”本質上也只是壹種還債性質的行為。

　　西方認為孩子與父母在人格上平等，都是上帝造；西方人把子女作為壹個有獨立人格尊嚴的人平等對待，並真心疼愛，全心全意地為他的前途著想，培養好他的生存能力，長大以後則尊重其意願任其自由發展，不圖回報。“妳們做兒女的要在主里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子女聽從父母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必須“在主里”聽從父母即首先得講正義；子女長大後，就離開父母獨立生活，並時常保持感情的聯絡，也認真履行贍養責任。

　　1871年，壹位外國基督徒耶茨博士在《祖先崇拜》的文中說：“‘孝’這個詞，極易產生誤導。在我們所了解的所有民族中，中國人的子孫是最不孝順的，他們對父母不順從，固執地我行我素，從能夠了解自己的意圖、願望即剛啟蒙的那個時候起，便是如此。”

　　中國的城鄉中大街小巷，到處都可以看到靠揀垃圾為生的老年人，可以說，中國人才是世界上最沒有孝心的民族。中國人由於背負著還債心理，儘管婆媳關繫緊張，也要礙著面子湊合著過，導致中國人在“孝”的形式下變相地虐待父母；或是在父母在世時對其刻薄寡恩，父母死了之後又來隆重地“厚葬”，以形式主義標榜自己“孝順”。這是中國人的悲哀。

　　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說：父強調對子有“恩”，父強調子女要“孝”，只是“長者本位和利己思想”和占有欲的思想在作怪，是“父”的“特權思想”在作怪！父母之生育兒女，大部分不過由於貪戀床第之歡而已，兒女不過是父母淫慾的副產品。父對子沒有恩，子對父也無恩可報；父對子沒有債，子對父也無債可還。父與子是平等的朋友關係，而不是其它！子不是父的私有物，子雖小，但也有他的人權，他也是壹個完全獨立的個人。

　　魯迅說：孩子的心是發乎天性的，對老人都是“愛”和“敬”的。沒有受“孝”的教育的孩子倒對老人“愛”和“敬”，而受過“孝”的教育的大人，倒做出了對老人“不孝”“不敬”的醜惡之事。“孝”的教育可以休矣！讓我們用“愛”和“敬”來代替“孝”，讓我們用“義務”和“責任”來代替“孝”（父有養大子的義務和責任，子亦有在父年老時贍養的義務和責任），這才是我們解決現實“養老”問題的唯壹正解。

　　第四章 中國是個奴隸國

　　傳統中國的制度是非人的制度！它只能製造殺人的惡魔、愚昧的民眾、貪婪的權貴、無規則的政治、低效率的生產、對不擇手段的信仰和社會道德的沉淪；中國的專制統治者是壹群野獸！人民生活在野獸的統治之下，歷經兩三千年的茫茫黑暗；中國的老百姓是壹群螻蟻，微小而自卑，只能聽憑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壓迫、殺戮，只能任由統治者製造著動亂和災難。在這種扼殺人性的文化里，任何具有自由精神的個體都遭到扼殺，默默地窒息而死。能存活下來的是那些具備這個邪惡文化全部特徵的卑劣個體，即信奉奴才哲學、太監哲學的壹類人。

　　1．儒家的人等於奴

　　中國數千年文化之主流是不以人為人。無獨立之人格，無生命財產之保障，更無個人自由之可言。中國文化認為人生而不平等，而且把不平等擴大化、制度化。人壹出生便因身份和地位不同而有了等級；任何人只要在身份或地位上“高”他人壹等，就可以肆意踐踏侮辱他人。這樣壹來，人自然就喪失了人性、只剩下奴性和殘暴性。

　　儒家的人性是指認同君臣父子等級制的奴性，否則就是非人也的禽獸。儒家推崇的《詩經》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的本義是奴隸。儒家認為，天下人就是帝王的奴隸。儒家認為人生意義，就是成為“人上人”。“人上人”就是“奴上奴”的婉詞，“人下人”是“奴下奴”的婉詞。

　　儒家還進壹步把“人上人”美稱為“君子”，把“人下人”貶稱為“小人”。把同為奴隸的“君子”、“小人”強作分別，然後以“君子”自居，以示有別於“小人”，不過是儒家的自我貼金而已。“君子”不過是為帝王“勞心”的高等奴才而已。

　　孟子在與梁惠王的對話中指出：判斷善惡的標準不是“利”，而是“仁義”，即先君後臣的等級順序。事實上儒家是沒有判斷善惡的客觀標準的，孔子反對公布成文法，強調法律秘不示人，把判斷善惡的大權叫給統治者，人民成了任人宰割的豬羊。

　　鼓吹“人性善”是要人做奴隸。俗語云：“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善”就是受人欺壓的奴性。美籍華人說：起初，在美國的中國餐飯遭搶劫時，美國警察也是在三五分鐘內趕到現場，把劫匪抓住，可受害人怕報復，不敢站出來指證，警察只好把抓到手的強盜當場放掉。劫匪看到中國人好欺負，在光天化日下壹般只搶中國商店。更為氣人的是，來自中國的劫匪也選擇中國餐館動手！

　　科學家通過阻止猴子大腦中壹種叫“D2”物質的作用，切斷了猴子行為動機和回報知覺間的聯繫。被切斷了這種生理聯繫的猴子，長時間任勞任怨地執行給定的任務，而忘記索取任何“報酬”。這種任勞任怨的猴奴對主人是多麽好啊！

　　奧爾德斯.賀婿黎在小說《美麗新世界》中，虛構了壹個階級社會，那個社會的最上層是特權族阿爾法族(Alpha)，最底層是埃普斯隆族(Epsilon)。埃普斯隆族的大腦被藥物麻木，他們作為奴隸承受著繁重而乏味的工作，並對此毫無怨言。他們唯壹的要求就是有飯吃。

　　漢族就是那埃普斯隆族，儒學就是麻木大腦使人心甘情願做奴隸的藥物。儒家是為皇帝製造奴隸的工程師，孔子要求人們“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把人們的獨特的個性刪了、騸了；統治者當然叫好了！皇帝封孔子為至聖先師，讓儒生們當奴隸主的打手。

　　漢族已被孔學麻醉成了奴隸族。當滿清下令不要裹腳時，漢人奴習不改、照裹不誤。滿清統治者只把漢人當奴隸，從不把漢人當人；所以，慈喜太后說：“寧與洋人，不予家奴”。

　　儒奴主義思想的標誌有三：

　　1）順從。孝作為倫理規範，它的要求是順從，兒子順從父親，臣子順從君主，妻子順從丈夫……，整個社會被孝結構為壹個階梯型的順從體。“忠”是奴才對主子的單向度臣服，“孝”是子女對父母的單向度臣服。人與人只能人格平等地相互忠誠。壹個人無條件的單向度臣服於另壹個人，不叫“忠誠”，而叫“奴性。

　　經過儒家文化的薰染，順從被譽為壹種美德。按“孝道”，子民為父母官的利益應犧牲壹切，而父母官可心安理得地享用，這導致了無官不貪。宣揚“孝道”是為了“不犯上”，上面說什麽，大家照著說、照著做就是了。壹切看主子臉色行事，甘為“革命的螺絲釘”；自己命賤如草，卻對“小草”的命運甘之如飴。在家壹切聽從家長安排，在外壹切聽從黨安排。結果，中國人的精神面貌被“磨練”得只剩下馴服的奴性，絕沒有自由、自信和自尊。

　　2）中庸。儒家除了談論君與臣[或大人與小人]、父與子、男與女之外，還談什麽？中庸之道，不外是正名定位，安分守己，否則就是禽獸就是當代的反革命、敵人。

　　3）畏懼。畏懼是儒家道德觀的壹個核心。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儒生生來就該是膽小怕事的奴才，必須畏天命如同懼怕位高權重的人，更應該懼怕精英和權貴聖人們的言論。

　　儒家讓國人象綿羊壹溫順，讓獨裁者可垂袖而治，太輕鬆了。所以，法國人說，在中國誰都想當皇帝，且誰都能當皇帝。也是啊，都壹幫奴才，只要妳不想當奴才，妳就是皇帝。

　　在儒教的鉗制下，中國人早已養成“卑屈之風，服從之性”“壹任昏暴者之蹂躪魚肉，宰割烹醢”甚至“蹈湯不怨，赴火不辭，呼吸彌留際猶牢守‘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念，以流臣節於天壤，傳青史於後人。”

　　清朝初年的石成基曾喋喋不休地在“傳家寶”里宣揚：“天地君親師，此五件世上都該感激，都該設牌位早晚焚香叩謝，切不可懈怠，做個忘恩負義的人。”並寫了歌詞，要人們“每日清晨壹主香，謝天謝地謝君王。太平氣象家家樂，都是皇恩不可量。”

　　近10多年來，農民家裡又掛起了“天地君親師”的牌位，中國又回到了奴隸的路上！這是農村的黨支書帶頭的結果，君不見官方又在玩祭孔的鬧劇嗎？

　　退避。儒家主張“邦有道”時，出來做事，用正直來要求自己；“邦無道”時龜避，識時務者為“俊傑”。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又說：有道則仕、無道可卷而懷也；邦有道則知，無道則愚。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言足以容。

　　天下太平時，儒家就紛紛出來當官，還唱“殺身成仁、任重道遠”之類的高調。碰到無道的昏君時，儒家就提倡“隱”、“愚”、“容”。

　　對罪惡，儒家根本沒有任何鬥爭的勇氣；對道德，也沒有捍衛的真誠。孔子說：畏大人[即當官的]；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離婁下)。巨室就是大貴族。連大人都不敢得罪，怎會推翻暴君？儒家是些投機分子，既當婊子、又立牌坊。

　　忍耐。“小不忍則亂大謀”是孔子傳給後人的法寶。人們在忍耐的信條下，變得更加懦弱、苟且偷生，不敢傾吐真言。這是中國人在人類史上招惹最多暴君的壹個重要原因。

　　十九年世紀下半葉到中國傳教的美國傳教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漢名明恩溥），在其巨著《中國人的特性》中就提到壹段插曲。當時他多次看到在大饑荒中政府只是袖手旁觀，而成千上萬的饑民只是默默等死。他認為，即使是死路壹條，但揭竿起義而死，總比餓死有價值吧。於是深諳漢語的他就壹次又壹次的去追問那些等死的饑民，希望弄個明白。果然，饑民都眾口壹詞說：“不敢！不敢！”

　　歐洲人為了尊嚴、榮譽而去面對面地決鬥，對中國人來講純屬犯傻。中國人也有爭鬥，但他們絕不會光明正大地去決鬥，而只是會在保證自己不流血的前提下用盡心思去暗算對手，就是暗算不成，也有台階：“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韓信為避免決鬥而不惜鑽褲襠的故事，所以千古流傳，是因為它符合中國人的審美觀，並為眾多的懦夫們提供了壹個畏刀避劍的藉口和精神勝利的武器。韓信早年依靠“忍”而度過艱難歲月，等到進入漢朝，面對劉邦步步進逼，磨刀霍霍，他還是壹個“忍”字，結果成為別人宰割的綿羊。這不能不說是對他的人生信條的壹個莫大諷刺。

　　日本有個不忍池，反映了日本人的性格，日本人蜀山人看到韓信鑽胯之圖時，狂歌壹首：“寧斬擋道人，不能鑽胯下，這是大和魂！中國是中國，日本是日本，勿要只撿了中國的紙屑，忘掉了日本刀！”日本人不怕死，是由於他們長期受到“武士道”的薰陶。武士道的要義就壹句話：“賴生不如好死”。對貪生怕死的人他們嗤之以鼻。在不得已時，為了向人們表明自己的心跡，可切開腹部，光榮地死去。由於這樣的教育，所以日本人死硬，絕少出現“漢奸”。寧可戰死自殺，也不會束手就擒受辱。這就是為什幺日本人死硬難對付的原因。

　　中國人信奉儒家，流行是“好死不如賴活”，“好漢不吃眼前虧”。只要能夠活命，管它什麽氣節不氣節、榮譽不不榮譽、國家不國家！只要能夠活命，那怕像豬狗壹樣活著也行。這就是歷史上漢奸層出不窮的原因！這決定了中國的歷史就是奴役之史。

　　有人問：“中國人，妳為什麽不生氣？”中國人種，已經退化到不敢生氣的地步了！不敢生氣的原因：怕強大的壹方看到自己生氣的樣子，會加倍用毒招折磨自己，於是笑眯眯地偽裝成壓根兒沒有生氣；對對方的粗暴對待很滿意；沒有什麽氣可生的！

　　生氣是需要“力量對比”的；作為草民，不具備“生氣的力量”；並且知道在中國，生氣的危險太大了，生氣惹出橫禍的太多了。劉少奇對餓死人的經濟政策很生氣，結果死無葬身之地；張志新表達了壹下對某人專橫的生氣，結果她的喉嚨被割掉了…… 於是，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就徹底地趨於：卑瑣、苟且、怯懦、謹小慎微、逆來順受。

　　對惡人，中國人不敢表達恨；對於壓迫自己的暴君，中國人總在懦弱；而權勢者總把百姓放在砧板上，進行隨意地切割。中國人的陽剛之氣就在這樣的切割下，壹點壹滴喪失。

　　中國官方說，中華民族是壹個勤勞、勇敢的民族。勤勞，不假；“勇敢”，不配。

　　2．可怕的心奴

　　梁啓超把奴隸分為兩種：身奴與心奴。身奴就是普通的、或被迫的奴隸，心奴就是心甘情願的、自動獻身的奴隸，心奴就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體現。

　　據說在斯德哥爾摩地方有壹個銀行，壹個強盜進去搶了這個銀行，同時裹挾了壹個銀行女職員，帶著她作人質。這樣，警察開槍不好開，抓也不方便。這女孩被迫跟這強盜浪跡天涯海角了。在逃跑期間，這女孩竟然愛上了這個強盜，和強盜壹起干盜竊的事了，也就是認同了強盜。這在心理學上叫做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也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當妳被壹個力量長時期壓迫的時候，久而久之妳對壓迫妳的勢力認同了，妳成了心奴。

　　梁啓超將“心奴”歸納為四大類：第壹為尊古，做古人的奴隸。第二，為世俗之奴隸。所謂壹犬吠影，百犬吠聲。第三，為境遇之奴隸。第四，為情慾之奴隸。任何壹個人，只要他擁有能不斷滿足其欲望的條件，他就會去滿足其永無止境的欲望。人成了欲望的奴隸。

　　身奴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奴。財產被劫掠時，他說還有自由；自由被剝奪時，他說還有生命；生命被扼殺時，他還謝主龍恩。即使眼前壹無是處，他也能找到讚美的壹萬個理由。他認為麻木是幸福之本，媚骨是升遷之道，崇高是痛苦之源，正直是怪異之舉。

　　孟德思鳩說：“在中國的全部歷史中，連壹點標誌自由精神的痕跡都找不到，人們只能見到奴役的壯舉”。中國的歷史上沒有伊索那樣為自由而死的英雄，有的是為不自由[即君王]而死的“英雄”。

　　公元前661年，翟人殺衛懿公並吃了他的肉，而拋棄了他的肝。衛國的大臣弘演，看見懿公的肝痛哭不止，他決定自殺後讓人挖出他的內臟，把懿公的肝裝入他的腹腔來安葬。

　　《呂氏春秋.忠廉》：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爵祿者鶴也；所富貴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曝”；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未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如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自身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弘演納肝，不過是以己腹為禍國君主作棺；嵇侍中血，不過是用軀體為昏庸之主擋箭。均何足稱，然歷代均視為做人之典範。屈原為昏庸的楚懷王而死，流傳千古。以君為國，為君捐軀，為鬼亦雄；蓋欲眾人效忠於壹人，作為獨立存在的個人無復有也，只有奴隸存焉。

　　在專制主義統治下的中國，三教九流、七十二行，上自皇帝，下至庶民，熙熙攘攘，歸納起來，勿非三種人，那就是：主子、奴隸和奴才。

　　主子和奴隸是絕對的，而奴才是相對的。奴才在主子面前是奴才，在奴隸面前又擺出主子相。奴隸還有自己的靈魂，奴才連靈魂都出賣了。奴隸壹旦做了主子，對奴隸也許還有惻隱之心；奴才壹旦做了主子，對奴隸比原來的主子還厲害。

　　獨裁者僅憑自己的壹人不能控制所有的奴隸，這就產生了對奴才的需求。除了壹部分地位下降的統治者充當獨裁者的僕人之外，大量的奴才是從奴隸階級中提拔起來的。

　　奴才分兩類：文才和武才。文才是憑藉三寸不爛之舌和筆頭紙上替主子搞思想愚弄和輿論欺騙的奴才；武才則是那些仗恃蠻力給主子看家護院、彈壓奴隸、保衛專制政體的奴才。這些奴才，壹遇所謂騷動之類，便會凶相畢露地演出壹幕幕血腥鎮壓的慘劇。

　　周王朝建立後，周天子是最高的主子，他分封了很多諸侯，這些諸侯便是由主子中分化出來的高級奴才；諸侯又在自己的領地中安排很多文臣武將，這些文臣武將包括相到縣大夫，他們就是中級奴才；至於那些奔走於相和大夫車旁馬後的各種士人，便屬於低級奴才了。

　　那個替信陵君出竊符救趙主意的侯生，在信陵君救趙成功前夕便自殺了。這低級奴才以死效忠頂頭上司。還有那個錘殺老將晉鄙的朱亥，後來奉信陵君的命令出使秦國。秦莊襄王要朱亥留在秦國當將軍，朱亥堅決不答應。為了治服朱亥，秦莊襄王把朱亥關進老虎圈子裡。老虎見有人進圈，正要撲過來，只見朱亥怒眼圓瞪，對著老虎大喝壹聲：“畜生，妳敢！”朱亥的吼聲猶如睛天霹靂，竟把老虎駭得連連倒退，然後趴在地下不敢動彈。秦莊襄王只好把朱亥放出虎圈，但怎麽也不放朱亥出秦國。朱亥見自己無法脫身，便拔劍自殺了。

　　像侯生、朱亥這類人為什麽對信陵君效死命呢？其秘訣就在於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奴才依附性，緊跟曾給他恩惠的頂頭上司。侯生是魏國大梁看城門的老人，已七十多歲了，又窮得叮噹響，很受人輕視，但信陵君卻對他特別好，請他在家宴上坐首位，還讓侯生坐車，自己親自駕馬招遙過市……至於朱亥，本是賣肉的，信陵君把他當作貴賓對待。所以這兩個人便把信陵君當作自己唯壹的主子，以死相報。

　　韓非為後世樹立了壹個“毫不利己專門娛主”驚人的奴才樣板“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被而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又獻之武王而被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於楚山之下，三天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和曰：“吾非悲刖也。悲乎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

　　“我不是為自己的腳被砍掉而傷心。”只要君王能識寶，砍去雙腳是我心甘情願的。我的雙腳本來沒什麽別的用處，長在身上就是為了讓君王今天不高興砍去壹只，明天不高興再砍去壹只。只要君王知道我有多幺忠心耿耿，想砍多少就砍多少，只恨爹娘沒給我多生幾隻腳。如果君王不砍我的腳而砍別人的腳，我會嫉妒得發瘋。我最痛心的是君王不知道我被砍腳是我心甘情願的，我最寢食不安的是君王不明白我的忠心，我最憂心如焚的是君王以為我被砍了腳會對他懷恨在心──如果君王為此而不安心，那我就萬死莫贖了。

　　在奴才看來，君王虐待自己，就是要自己做他的奴隸；君王不虐待自己，就是不要自己做他的奴隸了。所以，被君王砍腳殺頭，就是無上幸福、就是皇恩浩蕩！

　　多麽死心踏地的奴才啊！如此扭曲如此無以復加的受虐狂的內心獨白，卻被韓非當成了感天動地的忠心表白！韓非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奴才。韓非認為：和氏、商鞅、吳起為了向帝王獻寶而付出重大代價是值得的。他把《韓非子》壹書當作寶貝獻給嬴政，壹天重用也沒有得到，被師出同門的李斯逼迫，服毒自殺於監獄之中。《韓非子》此後成為兩千多年中國酷政的最高寶典，其卑鄙無恥、冷血無情，比世界政治學史上最為聲名狼藉的馬基亞維利的《君王論》，還要大大地有過之而無不及。

　　自周初至清末，三千多年來，中國都存在家奴。買來的奴隸，稱為奴婢，主人有隨意使喚、打罵轉賣以至轉贈之權。如無力贖身，則世代為奴。清朝各帝三令五申，主子對奴才可以任意毆打、贈送或出賣。奴才無處逃避，因不堪痛苦，往往飲恨自盡；僅康熙壹朝，報部自盡者，每年即達2000人。直到1909年2月6日，清廷才頒布詔諭，禁止蓄養買賣奴婢，規定“凡從前旗下家奴，概聽贖身，放出為民”，“其經放出及無力贖身者，以僱工人論”。

　　在法律和道德的長久灌輸下，壹部份家奴，已漸漸失去人的自立、自主、自尊的本性，反以為主盡力、盡忠是其本份。這些馴服的家奴，在主人勢盛之時，是欺壓善良的惡僕。在主人衰敗之日，則是乞食養主的義僕。主人有難，自甘頂替，主人當然詡之為忠僕。

　　當了20幾年右派的曲嘯，壹旦解放，不是用法律討回公道，而是到處辯稱：“母親錯打了孩子，孩子怎麽能怨恨母親？”這個奴才後來終於受賞而富貴了。

　　在奴才的母子關係中，強調的不是“母親”對“孩子”撫愛的道德義務和法律責任，而是“孩子”對“母親”的感恩，以及“母親”傷害“孩子”的不容置疑的合理性。

　　3．全民皆奴

　　中國社會壹直處於人類歷史發展的最初階段，即半野蠻半文明階段。這裡，沒有土地私人所有權，只有部落的共同所有和東方專制主義式的土地國有制。即萬人服從於專制君主壹人（或國家）的奴隸狀態。

　　中國皇帝是上天的兒子，又是百姓的嚴父，百姓對皇上的依附關係又比外國的臣民對君主的依附更深壹層，地位更低下。

　　黑格爾說：“在中國，只有皇帝壹個人有自由，其它人壹律沒有自由，壹切政令都出自皇帝，臣民都被看作處在幼稚的狀態”。

　　穆勒指出：“壹個中國官員和最卑微的農夫壹樣，都是專制主義的工具和奴隸”。

　　中國歷史上的商鞅車裂、吳起箭穿、王安石淒涼的晚年、張居正死後被抄家，這些改革派都下場不妙。原因在於這些改革派僅僅是皇帝的奴僕。

　　專制統治越到後期，越喜歡扼殺有才能的奴隸。岳飛、袁崇煥就是例子。扼殺忠厚的奴才，必然鼓勵狗才。狗才有三個特點：吹牛拍馬向上爬；賣友求官喜告密；造謠中傷壓同行。專制者不知道誰是異見者，這就需要告密。告密者出賣了他人的隱私，知道對方隱私的，不是親戚，就是朋友。連親戚朋友都出賣的人，其道德墮落的程度可以想見。

　　魯迅說：“中國歷來只有兩個時代：壹，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中國人大抵只有兩種前途：

　　（1）解放了的人們“做穩了奴隸”，其實連豬狗都不如。中國人凡事能忍則忍、得過且過、做穩了奴隸就是幸運幸福。面對專制者的淫威，平民和下級官員也只有順從，而不敢有絲毫的質疑和違抗，更不敢主張自己的權利了。即使統治者不得人心，只要不是走投無路，很少人願意通過有理有節的抗爭打破現存秩序，中國老百姓只能保持沉默。

　　按照成吉思汗的法令，殺個漢人只需賠頭驢的價錢。魯迅說：“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在萬惡的舊社會，吃的是豬狗食，穿的是破爛衣”。

　　（2）沒有解放的人們“想做奴隸而不得”；壹切抗爭都只為獲得奴隸的身份。

　　儒教的長期浸潤使得平等觀念在中國人的頭腦中沒有絲毫立錐之地。在中國，人民除了長期的絕對服從之外，唯壹的選擇就是造反，“捨得壹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奴隸們受慣了豬狗的待遇，逼急了造反，成功者便成了主子。社會的各個台階上又是原來那樣壹級控制壹級，等級制的社會格局沒變。誰也沒有想到去打碎。

　　中國奴隸們的起義，把皇帝拉下馬，不是為了平等，而是要自己上馬當皇帝。不是我服從妳，就是妳服從我；不是妳為我綱，就是我為妳綱；不是我奴役妳，就是妳奴役我；阿Q不要然就甘心做奴隸，用“精神勝利法”平衡自己的心理，要不然就想“革命”之後叫別人做自己的奴隸。新主子的殘暴壹點不亞於先前的主子，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幾千年來壹次次起義的結局，不過是奴隸主與奴隸的對換而已。所以，鄒容在《革命軍》中說：“中國人無歷史，中國之二十四朝史，實壹部大奴隸史。”

　　魯迅說：“兒子跟老子講話，還沒開口就錯了。”壹開始就把人和人看成不平等，對君開口第壹句是“臣罪該萬死”，在這些關係中只要有了矛盾，就是臣子、兒子、妻子錯了。權力者怎麽作踐百姓、怎麽欺壓百姓都是對，都是為了百姓好。如認為“6.4”大鎮壓是穩定的需要，是為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於是鎮壓就是老百姓應感恩戴德的大善舉了。

　　魯迅在《老調子已經唱完》中說“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和鮮血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壹部份。…所以他們愈讚美，我們中國將來的苦痛就愈深！”

　　1925 年，魯迅勸中國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當時沒有引起多大的反對，現在則成了魯迅的壹大罪狀。當代中國人對魯迅的垢病，只能說明中國人的總體覺悟又退回到五四以前的愚昧狀態中，真是可悲！

　　第五章 “仁愛”的危害

　　有人以為孔子的仁者愛人是愛所有的人，否！“仁者愛人”是個欺騙性的口號。

　　孔子說，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他把人和民分開來說。“人”就是君子貴族；而“小人”是廣大的奴隸。公元前五世紀，魯國國君與齊國國君會談時，孔子任儐相。娛樂中，齊國演出萊部落的土風舞，孔子根據儒典，指責齊國不該用野蠻人表演，應上演傳統的宮廷舞。齊國立刻照辦，獻上宮廷中的拿手好戲：“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引經據典，認為“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令魯國的衛士，把那些無辜的演員，砍斷了手足(史記孔子世家)。

　　樊遲請學種田，孔子說：我不如老農。樊遲剛出去，他就罵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也，焉用稼。

　　試問：四方之民襁負其子來了，不耕田吃什麼？孔子壹年六萬斗小米俸祿，不用種田，可老百姓呢？孔子要等樊遲出去後才大罵，這和那些背後損害別人的奸徒有什麼區別？孔子從來就是鄙夷普通老百姓的，以這種居高臨下的態度怎麼能說是愛人呢?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仁者，人也，親親為大”。除“親親為大”外，還“泛愛眾”，“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這種“泛愛”並不是平等的博愛，而是“篤於親”的，是以自我為中心，以血緣關係向外依次遞減的愛。儒的仁愛是建立在血緣原則之上的有遠近、有等級的愛。儒教這種建立在血緣之上的有等級的愛，塑造了中國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意識。

　　韓非子記載了壹件事，季康子派人修長溝，子路作為邑宰（縣令），熬了點粥給奴隸吃。孔丘為此大發雷霆，認為這是觸犯了“周禮”，急急忙忙派人砸了飯鍋飯碗，把粥潑在地上。這就是孔丘的“仁者愛人”，真是虛偽到了極點！

　　孔子說，天子諸侯士大夫都應該遵守周禮規定的愛，超出周禮規定的愛就是愈禮，是蔑視上級的侵權行為。“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

　　沒有平等，就沒有相互尊重；沒有相互尊重，就不會有真正的愛。基督教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儒家從來沒有人人平等的理念。奴才要敬主子的爹娘，主子卻可以奴役奴才的爹娘。連儒家最推崇的敬老都如此趨炎附勢，他還能有什麼真正的美德？

　　儒家始終堅持的“愛有差等”、“愛莫大於愛親”原則。在壹個法制社會中，“父攘羊而子證之”應是公民的義務，否則就是做偽證。而孔子則毫不遲疑地肯定這就是“直”，這導致了“愛人”之“仁”墜落扭曲為愛親不愛民、愛己不愛人的假仁狀態。

　　《孟子》中有多處記載：舜的父親殺了人，身為天子的舜反而幫父親逃跑和藏匿；象多次謀害舜未遂，舜反而將弟弟象“封之有庳”做諸侯。舜對於其它仇人壹點都不手軟。萬章質問道：“仁人固如是乎！”然而孟子卻振振有詞地說：因為舜是仁慈的天子，所以儘管弟弟象是壹個惡人，仍然要親愛他，使他“富貴”。有了這樣的先例，在後世國君那裡就有了刑不上大夫，當遇到情與法、愛親與愛民不能兩全之時，他們理所當然地選擇前者。

　　孟子主張“父子間不責善，…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不講公平正義。孟子認為若為了“徧愛人”而放棄“急親賢”，就會淪為“無父之禽獸”。

　　孔子“仁”的核心是親親，就是愛自己的親人。“仁”是是壹種血緣之愛，這種愛在動物身上也有，甚至比人更強烈。將人混為動物，正是儒家的目的。儒生們口口聲聲斥責這個為禽獸，那個為禽獸，其實這是惡人先告狀。真正的禽獸，不是別人，正是他們自己！

　　人和動物不同的地方是：人可以越過自己的血緣、功利，去愛和自己無關的事物（大地、天空、樹木、鳥獸、他人等）；人可以越過壹己恩怨去愛自己的競爭對手甚至敵人；更主要的是人的愛是超越自我的。這是人之為人的地方。

　　“仁”的實踐結果就是使家庭成為了壹個緊湊、封閉、堅硬的社會基本單位，但家庭與家庭之間則很冷漠、疏遠。“仁”這種小愛，被封閉在家庭內部，壹出家門，就蕩然無存。“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是這種中國家庭之間的冷漠關係的生動寫照。

　　孔孟把特殊性血緣親情凌駕於普遍的博愛理想之上，無論在任何時代，都是倫理的病態。孔孟把小團體的私德（如“忠”）凌駕於社會公德之上，甚至為了維護家庭、團體的特殊利益而不惜犧牲社會的普遍利益。壹個人掌握權力之後，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親人。首先是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老婆、孩子謀求壹個高職位、安排壹份好工作。然後，就是給自己的女婿、兒媳安排個高職位、好工作；再往後，就是“泛愛眾”，為親戚、同學、戰友、老鄉們牟取方便……。儒教的“仁愛”其實是中國腐敗的避風港，是藏污納垢的大本營。

　　經過孔孟的教化，中國人就只講私德，不講公德；只相信推己及人的差等之愛，不相信兼愛和博愛。所以，公德最大的敵人不是無德，而是私德！博愛的最大敵人不是無愛，而是仁愛！壹西方國家在《中國旅遊指南》說：中國人有如下不同：“缺乏公共道德，如隨地亂扔東西，買票購物不排隊；缺乏守法精神，如不守交通規則；服務態度差，上班聊天……”

　　熊十力在1951年5月22日致梁漱溟信中說：“秦後二三千年，只有夷化、盜化、奴化三化，何足言文化？”又說：“家庭是萬惡之源，衰微之本，……無國家觀念，無民族觀念，無公共觀念，皆由此。……有私而無公，見近而不知遠，壹切惡德說不盡”。

　　第六章 儒家扼殺人權

　　1．君權扼殺人權 偏愛扼殺兼愛

　　孟子為戰國時鄒人，父母為墨門中人。孟母為兒子前途，曾三次搬家以便上好學校。孟子就學墨門，卻不思進取，最後轉投儒家。

　　他對楊朱的“拔壹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為我說”、墨翟的“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兼愛”說，深惡痛絕。他痛斥楊朱“為我”的實質是無君，否定君權；痛斥墨翟“兼愛”的實質即無父，否定父權。孟子破口大罵楊、墨“無君無父，是禽獸也”。

　　壹副“若自由寧願死”的態度。頭上壹定要有個天子管著，沒這個天子，那還叫什麼世道！按孟子的邏輯：無君是禽獸，追求人權之輩今日全淪為禽獸矣！

　　楊朱派主張個人主義。為我學說的核心是“貴生”，珍惜生命，“重己”，自尊自重，反對別人對自己的侵奪，也反對侵奪別人。“為我”學說極壹時之盛，以至“聖王不作，諸侯放咨，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

　　楊子為什麼敢於公開宣傳“為我”、“重己”的主張呢？區區壹毛在他的心目中真的比自己身前身後的名譽還重要嗎？《列子.楊朱篇》中有壹段假託孟孫陽與禽子問答闡述楊子“壹毛論”的話：孟孫陽說：“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讓別人摸壹摸自己的肌膚就能獲得萬金，禽子的回答是“為之”。孟孫陽又問：“有斷若壹節得壹國，子為之乎？”從妳身上取下壹節肢體，就把壹個國家給妳承包，妳干不干呢？“禽子默然有間”。是得好好想壹想，若因這壹“失節”弄丟了小命，那國家對自己又有什麼意義呢？

　　孟孫陽總結道：“壹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壹節，省矣。然則積壹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壹節，壹毛固壹體萬分中之壹物，奈何輕之乎？”，多麼深刻的見解呀！壹個人不過是人類的壹分子，就不“貴生”而輕之乎？如被活活餓死的幼女李思怡、活活被打死的孫志剛……。當壹個人分明無罪卻又遭受苦難時，任何有正義感的人都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自己受到了威脅。楊朱在2千多年前就看到了這種威脅，認識到了輕視“壹毛”的必然後果。

　　中國許多大人物因為意識不到這種威脅，或隨波逐流，或為王前驅，或落井下石，“先天子之憂而憂”、“毀”人不倦。到頭來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直至死無葬身之地。

　　古今中外的暴君無不是軟硬兼施耍盡各種花樣或威逼或利誘，要人民“毫不利己”地無代價獻出他們的“自私自利”權，以滿足自己壹姓的最大私慾。面對這樣的天下，楊子公開高舉“為我”的旗幟，明卻地指出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不可轉讓的、不損害他人的“自私自利”權。大聲疾呼“為我”、“重己”，不要把自己這壹毛奉獻給以天下主子自居的君主。由此觀之，楊子的“為我”“壹毛”論實在是君主專制的天敵。在君主及其儒奴們的長期的圍剿下，“壹毛”論沒有容身之地。大音稀聲，這就是楊子二千多年來失音的原因吧。

　　壹毛何可拔，天賦此人權。代代非楊子，愁看帝祚延。

　　黨治國先生說：“楊朱是中國古代徹底的人權思想家。他的‘人人不損壹毫’表現了中國古代徹底的人權思想。人人不‘利天下’更加是壹種了不起的卓識。因為所有專制統治者無不打著‘利天下’的旗號，拿著‘利天下’的救世方案欺世盜名，對天下實行獨裁統治。……其結果無不是禍害天下，陷天下於洪水猛獸。正因為排斥了楊朱的思想，中國才有世界史上最漫長的皇權專制統治”（《江嬰詩百首．江詩黨評．詩魂》黨治國）。

　　翟派主張兼愛眾人、不分親疏。墨子熱心救世，步行千里止楚攻宋，留下千古佳話。孟子明知“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卻血口噴人，罵墨子“是禽獸也”。

　　梅貽寶說：“墨子是大公無私，捨己為人，只當稱頌，怎可批評？說墨子兼愛即是無父，無父即是禽獸，則墨子就是禽獸了！這實在不像討論學術的口氣。”梁啓超在《墨子學案》中云：“說兼愛便是無父，因此兼愛便成了禽獸，這種論理學，不知從那裡得來。”

　　孟子為了排擠墨家，破口大罵墨子無父。按儒家的說法師徒如父子，孟子背叛墨家就是背叛父母的行為。真正無父無母的應該是孟軻，禽獸不如是孟子，而不是墨子。

　　儒家以不耕而食為君子、以學稼為小人，生活起居都要乘輿代步、從者眾多的大排場；與“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比，儒家只會加重民的負擔。墨家過的是“短褐之衣，藜霍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他們比儒家高尚的多。墨家的沒落是中國的悲哀。

　　2．儒家無人權

　　儒家的“人”就是等級制下的奴隸。貓眼看人的儒家信徒說“何謂人，曉禮儀廉恥忠孝仁義是謂人也，非如此乃禽獸也”。按照儒家的邏輯：只有懂得儒家的禮儀廉恥忠孝仁義，才能稱為人。也就是說，不懂儒家或反對儒家都不是人，都不享有人權。可見，儒家就是要剝奪人們的人權，使人成為奴隸！儒家談人權是天下的笑話。

　　其實，儒家沒有人權概念。這是因為：

　　1）儒家沒有個人概念。儒家仁學系統中的“人”，只是複雜的宗法人倫網絡節點上的角色集——為臣為父為夫等等。在以宗法家族為特徵的傳統中國社會中，人只是“父親”、“兒子”、“母親”、“女兒”，而絕對不是獨立的個人。

　　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天命——神秘主義，而“天命”只有星象師和天子才能知道，星象師完全被天子所控制，這就決定了“畏天命”必然是極端地敬畏天子。

　　國君在孔子眼中簡直尊貴無比，奉若神明。孔子見國君戰戰兢兢，三叩九拜。孔子在擔任魯國的中都宰、司空、司寇期間，壹聽見魯定公叫他，總是不等車馬備好，就急忙地向魯宮奔去，進門就連連磕頭。照“周禮”規定，臣子去見國君，必須先在堂下磕頭，然後升堂入室，再磕壹次頭。春秋末期的魯國，由於季氏掌權，早就減去了堂下那壹次，只在室內磕頭了。但孔丘與眾不同，每回總要磕兩次頭，以此來顯示他對國君的忠順。且壹邊磕頭，壹邊咒罵那些只磕壹次頭的人傲慢自大，違背了神聖的“周禮”。不信仰神的人必然崇拜人，給王下跪。看孔子跪王的樣子，就知道中華民族是個無骨民族，只能過屈辱的奴隸生活。

　　當孔子走進宮廷大門時，總是恭敬的彎著身子，好象無容身之地，站立時不敢站在門中間，行走時不敢走門檻。經過國君的座位時，臉色立即莊重起來，腳步也快了起來，說話時聲音低微，好象說不出來壹樣。兩手提著衣襟走上朝堂，敝住氣好象停止呼吸壹樣。

　　“畏大人”，老百姓要服從大人的獨裁。大人的含義就是家長，子女在家裡要服從家長的獨裁，是絕對沒有自主權的。這種樂意服從家長的狀況被稱為“孝”。人在外面做事，就要服從首長，服從父母官即官僚們；這種狀況被稱為“忠”。有了“孝”“忠”，還有什麼獨立性可言？拿“孝”來說，“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而且還得聽從父母的話，這哪裡會有人的獨立性？古代的中國人連戀愛自由也沒有，連交朋友的自由也沒有，更沒有結社的自由和遊行示威的自由，當然不可能是獨立的個人！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依此順序，大人在聖人之前，孔聖人見王時都三叩九拜、戰戰兢兢；而“天命”是什麼誰也不知道，結果中國只有由權力大小所決定的王“理”。中國人的大腦不需要思考真理，只需要起錄音帶的作用。有了這三畏，中國人的頭腦就是白長的，中國人都是無頭蒼蠅，創造了人人空生、空長、空活的空歷史、空社會、空文化。

　　在儒家“修齊治平”的公式中，個人是始點而不是最終目的；他不屬於自己，故不可能為自己的權利而辯護。人不過是社會關係倫常中的壹個動輒得咎的可悲的符號而已。

　　胡適認為儒家的家族主義只有家庭，沒有個人。沒有個人的獨立空間，更沒有個人的自由。他說：“吾國家之家族制，實亦有大害，以其養成壹種依賴性也。吾國家庭，父母視子婦如壹種養老存款,以為子婦必須養親，此壹依賴性也。子婦視父母遺產為固有，此又壹依賴性也。甚至兄弟相倚依，以為兄弟有相助之責。再甚至壹族壹黨，三親六戚，無不相倚依。壹人成佛，壹族飛升，如蟻之附骨，不以為恥而以為當然，此何等奴性！真亡國之根也！”

　　新儒家梁漱溟反覆指出：“中國沒有個人觀念”，並稱之為中國文化的最大之偏失。張東蓀也認為：“在中國思想上，所有傳統的態度是不承認個體的獨立性”。

　　孫隆基先生認為“仁者，人也”，實則“二人”也、關係也；離開人倫關係的對象，就沒有“人”。 “二”與“人”才構成人，“壹”只是半人，“壹”構不成人。離開了另外的“壹”半，人就撐不起來，立不起來，就東裂西倒，無所依附。孔子坦承“克己復禮為仁”。由無數這樣長不大的“人”組成的民族就是“未斷奶的民族”。孫隆基先生看出了“個人”在中國文化中的缺失，換言之，中國文化沒有養育出“個人”。對“個人”構成壓抑和殺傷。

　　有人認為，孟子的“浩然正氣”、莊子對逍遙由的追求是傳統中國社會存在獨立個人的確證。這是誤解，他們只是臣民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獨立人。

　　2）儒家沒有權利概念。利壹直是儒家批判的對象。儒家認為人間壹切醜惡之事都是私心[人慾]引起的。其實，醜惡現象並非因個人的私心，而是只有自己的私，不尊重別人的私，是私慾膨脹損人利已的結果。權利在古中國壹直是貶義詞，是指損人利己，與西方的權利概念不同。中國不可能產生以權利為核心的人權文明。沒有權利概念，當然不可能有人權概念。

　　3）儒家之徒否定天賦人權至上性。他們篤信人權源於權力、法律與後天性的努力，否定普遍的、平等的、抽象的人權，視人權為具體的、歷史的、可變的。這是荒謬的。

　　共產黨與儒家雜交出的民族主義說：“天賦人權從字面上理解嘛！就是等著老天掉人權下來嘛……何必去爭取呢？爭取是不好的！”

　　答：人權是天賦的，它自然存在在那裡。既然如此，為什麼還有那麼多的人權侵犯問題呢？這是因為少數有特權的人侵犯別人的人權。所以，人權用不著去刻意追求，只要取消了特權，人權便自然來到。所以叫“天賦人權”。在群體中保證每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的方法是每人的自由不可越過壹界限，此界限在於不干涉他人同樣的自由。換言之，人權的敵人是特權。想要獲得人權的方法是打倒特權。消滅了特權，人權自然就便被確立了。

　　天賦人權從來沒有說要妳不爭取權利。妳爭取權利不得越界，這個界限就是天賦人權。比如：妳到失物招領處只能領原來屬於自己的東西，而不是去冒領別人的東西。那個原來屬於自己的東西就是妳的天賦人權，這就是界限。

　　爭取權利不是巧取豪奪，把屬於別人的東西也搶來。當妳這樣做或者認為這樣做理所當然的時候，妳就是野獸，而不是人。所以，反對天賦人權就是野獸。

　　天賦人權已成為全人類共識。壹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主要是看人權標準是否已被絕大多數成員所信仰，而不是看他們是否使用了電腦或者是否贊同“知識經濟”。如果他們解決各種糾紛的方式依然還是槍桿子裡出政權，那他們不過還是壹群沒走出叢林的大猩猩。中國現在雖然高樓林立、都市繁華，卻始終沒有真正進入文明世界之中。

　　儒徒們說人權是理想，其實，人權是做人的底線，即最低要求，不是什麼高不可攀的理想。把人權說成理想，是儒徒們理屈詞窮的表現，其目的就是為了侵犯弱者的人權。

　　套用《人權宣言》的話說：“對人權的該知而故意無知、或忘卻或者蔑視”者就是禽獸，對人權有知而且維護人權者就是人；中國的統治者皆禽獸也，孔子拼命為天子服務，就是禽獸。“天賦人權”與“天賦王權”是對立的。反對天賦人權者，都是非人也的儒家。

　　4）儒徒曰：“中國古時就以人為本，孔孟的輕徭薄賦、民貴君輕就是以人為本。”這些人沒弄清以人為本的概念。以人為本是以人權為本，把個人當目的，不把個人當手段！

　　任何專制統治者都不會以人為本，而是以鎮壓人民為本。如同狼決不會以羊為本，而是以吃羊為本。輕徭薄賦對老百姓有點利，但對當官的更有利。統治者的讓步是暫時的，在農民得到壹定的休養生息後，剝削又會逐漸加重。孔孟的重民、特別是“孝”道是把民[子女]弄成了君王[父母]的工具，那些割肉療親、殺子救母的血腥場面，難道是以人為本嗎？那些拋棄女嬰、殺死女嬰、甚至打死子女的中國人，難道是以人為本嗎？不，那是以死去的祖宗[馬列毛鄧]為本，以家長[黨]的利益為本。在壹個反對個人主義的集體主義社會，個人的概念都沒法形成，怎麼會以人為本呢？專制文化不但實現不了以人為本，反而否定了人。

　　第七章 儒教社會無正義

　　1．儒家無正義

　　春秋以來，中國人只有功利原則，不講普遍正義，以成敗論英雄，以仁德為工具，以強人為依歸。這種民族心理，從根本上阻礙著民主化的進程，造成了動亂和專制的惡性循環。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躬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親親相隱，人之常情，情有可原，但這扭曲絕不是正直。可孔子竟顛倒黑白地說“直在其中矣”，妳幹壞事就幹嘛，竟厚顏無恥地把幹壞事說成是“正直[義]的”。自此之後，就開創了中國人壹種很惡劣的傳統：即，到底什麼是正義、真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將自己想要達到的目的解釋成是“正義”。可見，儒家文化邪惡虛偽得令人髮指。《論語》裡沒有壹個“真”字，更談不上追求真理、追求自由了。

　　有人說：孔子主張親親相隱，不能因壹時的公義毒害人的自然情感。難道親親相隱，就可以說謊、就可以盜竊、就可以任人唯親搞腐敗、以上欺下嗎？

　　是至親第壹？還是正義第壹？這是野蠻與文明的分界線。中國搞至親第壹，怪不得是壹個野蠻的國家。中國人從來不相信公理，不相信正義，只相信強權。

　　基督教說上帝造人，也就是說人之上有公理和正義的化身——上帝；中國人說“天人合壹”，在天人之間有個天子——皇帝，代天說話，這樣壹來，人之上高懸的永遠是強人和強權，所以，他們從來不知道正義是什麼，孔子那點東西不過是為強權服務的奴才學而已。

　　子曰：“學也，祿[福利待遇]在其中也；耕也，餒[飢餓]在其中也”。由此演變成“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鍾粟”。總之，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而優則士，惟有當官高。孔子教弟子教的是個人利害，而不是社會正義。

　　經儒家的教化，形成了諺語“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揭短”和萬般危險的“打臉”相提並論，可見國人對“揭短”之厭惡。所以，“家醜不可外揚”。不管什麼事，只要是自家的，就絕對不能到外面說，這是對自己心靈的背叛，純粹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家醜不能揭，國丑更是碰不得。在孔子的眼中，君王與父母是壹個道理，因此既然要求子為父隱，那麼同樣臣要為君隱。

　　魯哀公問：土地神的神主應該用什麼樹木，宰予說，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慄。孔子聽了就說：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宰予揭示了周朝使民戰慄的統治原則，孔子就非常惱怒，說作過的事不用提，完成的事不要勸說，過去的事不要責備。從中可看到孔子要使民戰慄，並且不許別人揭示。

　　既往不咎說的太好了！凡是君子，什麼都是好的，小人不得評議。歷代史書，不都是把那君王吹捧的如同天神壹般。領導永遠正確，領導壹句話頂過我們壹萬句話。於是，今天會有人不允許談論過去的悲慘，動輒說民族分裂，把天下的公義是非的道理置於何處?!

　　既然不能揭自家的老底，那麼剩下的唯壹選擇自然就是“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野雞打得滿天飛，家雞打得團團轉”，縱然祖國有千百個不是，作為草民也只能萬般無奈忍氣吞聲，像弱女子碰到強姦犯壹樣只能閉上眼睛默默忍受到享受。

　　講仁者，多為君子士大夫；講義者，多為庶民百姓草莽匹夫，義是下層草根社會的道德核心。孔子重仁，故有殺身成仁之語；孟子重義，故有捨生取義之說。

　　孟子鼓吹“捨生而取義”，他的“義”否定了個人利益[“何必曰利”]，他教普通人把生命獻出去，然後享受他人的犧牲和貢獻。中國人竟然殘忍至此！

　　這是壹種野蠻的教“義”！盜賊可用來約束同夥，帝王可要求臣民為君王而效死，法西斯可以用來要求他的黨徒效忠，恐怖分子濫殺無辜也自認為是義舉。

　　為了哥們義氣，不講原則，甚至干出違法犯罪的事來，輕易出手滅了朋友冤家的性命；那不是義，是殘忍。“義”造就了中國文化思想體系中重人情、輕規則的局面。

　　儒家文化所支撐的宗法社會、家族化的統治方式，是黑社會孳生的溫床。中國的黑社會歷來有供奉關羽的傳統，實際上，《三國志》記載的劉關張三人的發家史正是不折不扣的黑社會性質的，劉關張的故事也是歷來的儒家所推崇的典範。

　　關羽張飛拜劉備為兄長並決意佐劉備後，到自己家裡殺光了全家幾十口人[妻子也被殺]，以杜絕自己的“回心”。那句有名的“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話就是劉備說的[吳起殺妻求將]。曹操大軍在當陽長坂追到劉備壹行，劉備丟下老婆孩子壹個人跑了。全靠趙雲的保護才得以倖免。拋下甘夫人母子、壹個人逃命符合劉備的性格[果然是劉邦的子孫]。

　　中國黑社會，其廣泛性、深入性、殘酷性等諸多方面，在世界上都是首屈壹指的。他們有很濃厚的儒家“忠義”色彩。中國文化絕對地強調人對人無條件的服從、忠心，並以之為道德的最高標準，以及家族化的統治方式，是導致中國社會黑社會色彩異常濃厚的根源。

　　國外的黑社會組織，自己還能夠意識到自己是犯罪組織，為了逃避打擊，極力隱蔽自己。中國的黑社會，根本就不避警察，甚至警匪勾結，就在於中國社會是儒家宗法文化維繫的人治社會，而不是法治社會。

　　中華文明從發軔之初就蒙上了野蠻專制的陰影，不擇手段的官場哲學造就了謀略、陰謀文化，形成了虛偽的道德、窩裡鬥的習氣、野蠻血腥的品行。中國人沒有宗教的悲憫精神，使得中國人什麼殘忍事情都做得出來，什麼卑鄙殘忍手段都使得出來。魯迅曾說“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準確的說法應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專制統治下的人。

　　專制統治下的中國人的忍受的能力特強，等到忍無可忍起來反抗時，往往就背離了正義，見人就殺、有火就放。以血還血，血流得更多；以暴易暴，得勝的是更殘暴。用流氓手段挫敗敵人，自己成了流氓。以黑暗對付黑暗，結果心靈變得無比的陰暗，成了渾身是毒的老毒物——暴民。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人們也是用非正義的方式去追求正義的目標。每個人都作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結果卻進入壹個負反饋和逆淘汰的惡性循環。

　　正義的高妙之處是尊重壹切，感謝壹切，當妳吃魚的時候，要感謝魚，要請求魚的原諒，感謝上帝賜福於妳，就離義不遠了。

　　為了某某主義，壹群人對另外壹群人開戰就是不義。如果義可以輕視自己和別人的命就不是義。美國南北戰爭後，壹直為這場戰爭而內疚。蔣毛國共之間數十年的內戰，自己人滅了多少自己人，後來的人不但不為此感到恥辱，還以此為榮，左腿打敗右腿也算是榮耀？如果國共兩黨都堅持真理，那麼最大的真理不是姓資姓社而是合作主義。

　　如果目的是正義的，而手段是不正義的，其結果將難以符合正義。許多中國人認為只要達成目的，什麼手段都可用。例如，周恩來說過，為了革命做妓女也可以；林彪也說過，不說謊不能成大事。最後的結果，妓女和說謊者也成了革命後的領導者，對中國人的危害更大。

　　2．中華民族是壹個沒理性的民族

　　中國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緣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道德觀勢必導致自私、冷酷；普通人只關心他們的家庭和親屬，根本沒有國家的概念，對與自己不相關的人的苦難視而不見。延續至今的屠夫制度所養育出冷血文化，泯滅了對生命及其尊嚴的應有的敬畏和憐憫。“不要和陌生人說話”，這樣的自我迷戀自我封閉的人對社會有什麼價值呢！這造成自私自利，只顧自己的親人，不管他人的死活。

　　羅素認為中國人性格中有三個重大的缺點：冷漠，對他人的苦難沒有足夠人道主義的衝動；膽子小，勇氣不入西方人，這是中國兵無用的原因之壹；貪婪，中國人生活艱苦，掙錢不易，除少數在外國受過教育的人外，所有人都犯有貪污罪。

　　中國社會未能達到現代文明社會的人權標準。中國社會無正義，凡事都要講關係、走後門。與我有關係的，就全力幫忙，沒有關係，簡直寸步難行。

　　從古至今中華民族講的不是“公理”，而是“人情世故”。壹講人情世故就複雜了。本該公事公辦的，成了公事“情”辦，公事“錢”辦；而不是按程序解決問題，所以裙帶風盛行。中國是人治大於法治，潛規則重於正式規則。在中國具有強制力的法律制度也可“變通執行”，法院的判決書也可成為“白條”，出現了制度虛置。

　　儲安平說：“中國實在是壹個人情國家，無論大事小事，若有人的關係，總能得到或多或少的方便。在中國無事不講關係，能鑽營的人總要比不能鑽營的人多占便宜，故人人乃在交際、請客、接納、趨奉上花工夫，大部分時間耗費於應付人事，而份內的事反無充分的精力去照顧。壹般說來，顧私總不免損公，所以我們的社會遂到處充滿著不合理、不合法和不公正；壹個不合理不合法不公正的社會，自然是壹個不健全的病態的社會。”

　　輕是非重人情是中國人的陋習。當牽涉到是非之爭的時候，人們往往先考慮哪壹方是自己的，必須作出有利於自己的判斷。愛國主義教育強化了這種立場思維方式。如果有誰依據客觀的是非標準來表態，或者僅僅客觀地分析壹下是非曲直，就很可能被指責為大逆不道。

　　中國人輕是非重關係[立場]的思維方法在階級鬥爭中更加變本加厲。所謂黨內路線鬥爭就是強調以劃界斷是非，或者乾脆以某個司令部劃界。凡屬這個司令部的，都是對的；否則就都是錯的。如果某人曾經被公認過做了某件有益於人民的事，現在又發現他不是這個司令部的人，是非又如何判斷呢？於是解釋說這件事雖然客觀上對人民有利，但此人當初就懷有不良動機，假裝積極，騙取黨的信任，圖謀日後的野心等等。

　　重關係而輕是非的陋習在比較閉塞的地域仍然很嚴重。當某人違反法紀，上級派人下來調查時，幾乎沒有例外地都會遇到“關係網”的阻力，說情者有之，代作解釋者有之。這些說客未必都得到當事人的好處，只是因為他們和當事人相識。

　　中立和正義是社會良性運行的關鍵。中立就是不能只占在自己的立場。中國的佛教徒卻說：“大凡天下的事，本來都沒有什麼是非對錯，只因為人的立場不同，才有了是非對錯”。這種說法完全錯誤的。物質運動確實沒想到什麼是非對錯，但人類社會的運動確有是非對錯。判斷是非對錯的標準就是天賦人權，由此而引伸出壹系列的規則。

　　按無所謂是非對錯的說法，別人把妳全家殺光也無所謂是非對錯嗎？要是那樣的話，妳早到地獄去了，還能在佛說八道嗎？按無所謂是非對錯的觀念，那還要法院幹嗎？

　　譬如：譬如足球賽，按“是非對錯都是因為立場的原因”；那麼，足球裁判員到底該站在那壹方來執法呢？若裁判不站在中立的立場而搞歧視性執法，裁判員以階級立場執法，處處維護偏袒他的窮人[或富人]球隊，就沒有了公平競爭，比賽也失去了意義。若裁判員吹人情哨、金錢哨，那不就是在徇私舞弊、貪贓枉法嗎？可見階級性==歧視性==邪惡性。

　　3．中華民族是無罪惡感、無是非感的民族

　　無神論的正義是強權的正義。中國人崇尚暴力英雄，對暴力英雄的崇拜就是猴王崇拜。猴王崇拜的原則是“成王敗寇”、“利害就是是非”。根據這種邏輯，耶穌不可能被看作是英雄，因為他是失敗者，不具有經濟效用；反而那羅馬的審判官（彼拉多）、砍人頭如切菜的關羽、李逵、成吉斯汗，才是中國人心目中要效仿的英雄。對任何社會衝突事件的評論，國人不是依據誰是誰非，而是誰厲害，並對厲害者不勝欽佩。

　　無神論不可能有良心的懺悔。懺悔發自良知，良知渴望上帝，懺悔是人赤面上帝。反省來自理性，是人與人的比照。反省是功利性的，懺悔是公義性的。

　　無神論抵制懺悔意識，沒有自責，將壹切罪過都推給別人，壹切失敗都化作仇恨傾瀉在別人頭上。有人說“是鴉片毀了中國”。那個年代鴉片並非“毒品”，世界各國都無禁令。怪就怪在，吸食鴉片只在中國成為“時尚”。1582年明神宗朱翊均20歲，剛親政就開始吸鴉片。嚴復晚年也吸鴉片，徐志摩後來的老婆也吸鴉片，當時中國人都沒有怪英國。其實，英國也有吸食鴉片者。毀中國的不是鴉片，是傳承了幾千年的專制制度。

　　中國人以“泯滅是非心”、“難得糊塗”為座右銘，使得社會不擇手段之舉被人贊為“有手腕”，當叛徒被說成“識時務者為俊傑”。中國人成了從不認錯、不斷造神的民族。

　　文革不僅是生命的損失，最大的損失是對人性的摧殘和對高貴品德的摧殘。令人遺憾的是，似乎除了“四人幫”外，其它所有的中國人都成了受害者。如果不認真追究“文革”的根源，就不能甩脫這壹沉重的道德包袱，重建民族自信。昨天，毛可以將千百萬條生命作犧牲品而不受譴責，今天，商人就敢制假售假謀財害命。

　　對於良知較少的人來說，後悔永遠只是功利性的反思而不涉及道義和良知。製造騙局的人被人戳穿之後，不是後悔自己騙局的卑劣，而是後悔騙局的某個環節做得不夠周全。壹個貪官被查辦了，他所後悔的不是貪贓枉法的罪惡行徑，而是沒有找到最有來頭的後台為他撐腰說情。壹個搶劫者被人逮住了，不是後悔搶劫行為，而是後悔搶劫之後逃跑速度太慢。這種功利性的後悔構成中國人自我反思的主要內容。這種後悔不是導致對罪惡的羞愧、遏止和清算，而是鼓勵自己更加理直氣壯地、更加機智勇敢滴水不漏地去犯罪。

　　許多被判死刑者臨刑前說的壹句話是：我對不起孩子，讓孩子在世上遭殃。臨刑前的原高幹李玉書心痛地說，我奮鬥壹生，本來應該成為最值得女兒驕傲的慈父。我對不起女兒，真不知道女兒如何面對外界的輿論。他們沒有良心和正義的反省。

　　《工人日報》報道：廣東省惠州市公安局原局長洪永林，因犯貪污罪被判極刑。死前寫下反省書，令人聞所未聞。他說：去廣州、深圳、香港、澳門多次，住過無數豪華賓館，既有權住又有錢住，卻沒住過總統套間，後悔啊；其二，整日花天酒地，幾乎吃遍世上的山珍海味，喝盡人間的玉液瓊漿，竟沒喝過路易十三！更虧的是，家裡還放著四瓶，卻被抄了。

　　像貪官洪某到了死期，不但沒半點自羞自愧之意，反而“悔”沒住過總統套間，沒喝過路易十三。這正是：貪得無厭、慾壑難填，心比天高，永無止境。

　　為什麼中國人的臉皮越來越厚？為什麼中國人做壞事的能力越來越強越來越狠？這些都是在功利性後悔與反思中壹步壹步發展和提高的。所謂厚黑學，就是在“中國式的後悔”中反思總結出來的。中國人的心靈比制度更加陰暗、更加殘暴、更加下流。中國人的心靈是世界上最惡毒的地獄，壹切光明、美好、正義、良知都被中國人所絞殺、所埋葬。面對這麼多的苦難和罪孽，中國人竟然可以無動於衷。中國人既不想為改造制度投入熱情和精力，更不想喚起內在的良知稍作懺悔，僅僅壹句“當時形勢所迫”就打發掉了壹生的罪孽和壹個民族的苦難。中國人最大的不幸不在於經歷了太多的不幸，而在於始終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不幸。

　　第八章 謊言欺騙

　　孟德斯鳩說：民主政體的基礎是公民的品德。因此，民主的實質就是神主。他的反面是專制、人治，它不需要什麼品德，它的基礎是恐怖。

　　是的，專制必須是恐怖的，但長期專制，單靠恐怖是不夠的，還需要加上欺騙。人不同於動物，是因為人有靈魂。僅僅控制了人的肉體，是低檔次的。要想使專制政權長期穩定，還必須控制人的靈魂。儒教就是控制人們靈魂的工具。中國社會超長、超穩定的專制政體，是世界歷史中的壹個奇特的現象，原因就是中國人信奉為專制服務的儒教為國教。

　　儒教是壹個設計精緻的愚民工具。《墨子》裡有個故事，孔子和他的弟子被困在陳蔡之間時，沒吃的，餓了幾天，子路不知道從哪裡弄了些肉來，孔子問都不問肉從哪裡來的就吃，後來孔子參加宴會，肉割得不正就不吃，弟子疑惑，孔子說，此壹時，彼壹時。多麼的虛偽，吃飽了就搞這套愚民的把戲。梁啓超指出，中國幾千年政治，無非愚民、柔民、渙民、馴民之術，無非“遂使舉國皆盲瞽之態，盡人皆妾婦之容”（《中國積弱溯源論》）。

　　孔子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裡沒有壹個“真”字，更談不上追求真理、追求自由了。儒家的“智”在中國演變為鬼計、權謀，“信”被犧牲。

　　儒教不是教人誠信的嗎？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子貢問道：“怎麼樣才可以算士呢？”孔丘說：“對自己的行為有羞恥心，出使外國不辱君命，就可以算士了。”子貢說：“請問那次壹等的呢？”孔丘說：“宗族裡稱讚他孝順，鄉親們稱讚他敬兄長。”子貢說；“請問那再次壹等的呢？”孔丘說：“說話定守信用，行為定有結果，這是倔強固執的小人那！也可算是次壹等的了”（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君子堅守正道而不拘泥於信用）（《論語.衛靈公》）。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高尚的人，說出的話沒必要守信，所辦的事沒必要有結果，只要符合道義就行了）（《孟子·離婁下》）。孟子曰：“君子不亮（同諒），惡乎執”（君子不守信用，認真固執是不好的）（《孟子·告子下》）！

　　哦！原來孔孟的誠信是針對百姓、小人說的，君子、大人是沒必要遵守的，誰遵守，誰就成了“硜硜”的小人了，就不是君子了。這種針對百姓、小人的誠信，是奴才的誠信。的確，如果百姓、小人們不誠信，不老實，統治起來不就太困難了嗎？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已為厲己也；……”（《論語.子張》）（君子應先確立信譽，然後再去勞役人民，不然的話，人民就會認為君子在傷害欺騙自己）。

　　孔丘師徒不讓君子們講信用，但為了奴役人民，還必須做做樣子。這不是明著在教統治者怎樣去欺騙人民的嗎？表面上儒教在教人誠信，實際上他是個地地道道的欺詐教唆犯。儒教的欺騙性很強，這在“誠信”上表現得最明顯。

　　儒教的祖師爺孔丘就是壹個說謊話、假話、篡改歷史的大師。周朝流傳下來的《詩》本有三千多篇，到了孔丘手中，他將其中絕大部分不符合自己觀點的詩都給刪了，僅僅保留了壹個零頭——305首符合其教義的詩作為儒教的教材，成為儒教的“五經”之壹。

　　孔丘編《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極盡其篡改、歪曲歷史之能事。“以壹字為褒貶”，拿歷史作工具，處處宣揚儒家思想。孔子編寫《春秋》時有個原則就是“避諱”，即“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避諱就是為別人隱瞞醜事，為別人而說謊。由於倡導避諱，中國文化變成壹個不折不扣的撒謊文化。

　　孔丘的春秋筆法開了中國人以文飾“非”飾“過”的先河。孔丘的學霸作風使得中國的上古史陷入了雲霧中，並給後代的儒生們編造偽史提供了榜樣。

　　孔子修訂《春秋》，照史書的記載，會使暴君凶父懼，使亂臣賊子懼。然則此意很不明顯，連梁漱溟先生長期也讀不懂“春秋以道名份”之意義。直到近代熊十力和徐復觀先生，才在依稀字行間，發現凡是不利於君王的話，被悄悄刪除了。

　　孔丘尊周王室為正統，吳楚等自稱為王的國君，在《春秋》被貶為子爵；晉文公在踐土與諸侯會盟，實際上周襄王是被召入會的，但《春秋》卻避諱說：“周天子巡狩來到河陽”，何謂“巡狩”？視察之意也。北宋的徽、欽二帝被金國人當了戰利品掠走，中國的文人們稱二帝“北方巡狩”；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慈喜太后倉皇西竄，清人也說“太后西安巡狩”。

　　君子、大人們犯了“不廉”（祭貪污、受賄）之罪，不能稱為“不廉”，而是稱為“簠簋不飾”。“簠”“簋”均為盛食物的器皿，“簠簋不飾”就是吃了點不乾淨的東西。

　　君子、大人們犯了“污穢”（男女淫亂）之罪，不能稱之為“污穢”，而是稱之為“帷薄不修”，“帷薄”是床上幔帳之類，“帷薄不修”就是床沒有收拾整齊。……儒生們避諱就是為了維護儒教自己所營造出的君子與小人之間的鴻溝。

　　“諱”“飾”和“瞞”其實是壹回事，都不過是“騙”字的另壹種寫法罷了。孔丘造假大體上屬於“瞞”的範疇，而他的徒之徒孫們則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不單單只是瞞了。

　　孟軻為孔丘的造假行為辯護：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說話沒有真實的內容，是不好的。但不吉祥的事實，只有否定賢者、尊者的人才會說）。

　　儒教樹立假榜樣，編造假歷史。根據考古，今天只能知道距今3600年的中華文明史（按商於公元前1600年建國算）。商以前，考古工作者沒有發現有文字的存在，也沒有發現金屬和城市遺址，因此，不能說上以前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存在著國家，存在著文明史。

　　然而，在儒教的經典中，商朝以前還存在著夏王朝，夏以前，還有軒轅黃帝、顓頊、高辛、堯、舜五位帝王，足足五千年的文明史。

　　據顧頡剛先生研究，能真實地記載歷史的古代文獻中，《詩經》是時間上最古老的了。顧先生在對《詩經》的研究中發現，周人知道的上古史，並不比今天的人從考古中得出的歷史遠多少，他們所知道的最上古的人物是禹。《詩經.商頌.長發》中說：“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意思大概是在洪水茫茫之中，“上帝”叫禹下來布土，而後建立商國，禹見於載籍，以此為最古，此時的禹，還是壹個“上帝”派下人間的神。

　　到了《論語》時代，禹已經成了人，並在他之前有由堯、舜兩位帝王。但堯與舜、舜與禹的關係還沒有提起。（《論語.堯曰篇〉雖說明了他們的傳授的關係，但經後人考證，《論語》中從《季氏》自《堯曰》五篇是後儒續入的。儘管後儒們在問題上有意摩古，但在宗旨上，很明顯地秉著“王道”“道統”兩個主義。

　　《論語》之後，又有了《堯典》《皋陶謨》《禹貢》等偽古文的出現，於是堯與舜有了翁婿關係，舜與禹有了君臣關係。《論語》時，堯舜的觀念還是籠統的，只是兩個道德最高、功績最大的古王，有了《堯典》等篇後，堯、舜都有具體實事可舉了，舜也成了“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後來到了孟子時代，舜乾脆就成了壹個孝子的楷模。

　　此後，從戰國到西漢，是儒生們偽造古史最活躍的時期，此間，又出現了壹位比堯舜還早的帝王——黃帝。黃帝，本是秦國所祭祀的壹位神，那時，他只是青、白、黃、炎四個以顏色命名的神中的普通的壹位。黃帝和炎帝當時與青帝、白帝並列，同為秦人所崇拜的四位神靈。到了《國語》中，黃帝、炎帝已經變成了人，並且還是同胞兄弟，壹起做了少典的兒子，把周朝時最大的兩族分配給他們，做他們的子孫。“昔少典娶於有嬌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皇帝為姬，炎帝為姜”。後經儒生的鼓吹，黃帝成了中華文明的開創者，黃帝、炎帝成了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

　　有了黃帝，並不罷休，後又有人抬出了神農，於是神農又立在皇帝之前了。《易·繫辭》又抬出了伏羲，伏羲又立在神農之前了。後又有人說“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貴”，於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伏羲之前了。自從《世本》出現，硬替古代名人找了很“正宗”的世襲，於是沒有壹個不是黃帝的子孫了。自從漢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傳了過來，於是盤古成了開天闢地的人，更立在天皇之前了。時代越後，知道的古史越前；時代越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約放大；文籍越無征，知道的古史越多。假史就是這樣造出來的。

　　“融四歲，能讓梨”，“讓”本來就是儒教所鼓吹的，最能體現其禮制精神的壹個君子行為。但儒教的“讓”不可能是“真讓”，如果本性善良君子們處處真心實意地讓人，就會處處讓不知禮讓的小人占盡便宜，最終會使小人騎在君子的頭上，這豈不是亂了綱紀？為了維護乾坤綱紀，“讓”只能是有分寸的，有技巧的“虛讓”。“虛讓”使得中國人具有了壹種特有的虛偽、擅長“謙辭”、說假話的本領。

　　中國的集體敘事從來就是掩過取功、掩惡取善。每個朝代，都大肆刪改前代的歷史，直至改得面目全非；而對於本朝的歷史，則會千方百計塗脂抹粉，拋光潤色。因此，必然禁止思想言論自由，否則謊言如何能說得下去？有意用功來掩蓋過錯，這本身就是故意犯罪。

　　中國當權者不斷的掩飾自己的錯誤，死不認錯，不惜以更多的錯來掩蓋原先的錯；不斷的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中國人的心靈遂完全封閉，不能開闊。

　　漢族是崇拜計謀與血腥爭鬥的民族，其權謀與暴力思想源遠流長、極其發達。中國人推崇的是狡智，老子就是中國的狡智之祖。鬼谷子主張“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即聖人、統治者可以搞陰謀詭計，愚蠢的人才張揚外露；鬼谷子還說：“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就是說，聖人暗箱操作，所以顯得神乎其神，他的成功被世人看見，所以可以自詡為正大光明。“兵者，詭道也”（語出《孫子》，是說要勇於裝孫子）、“兵以詐立”等詭計思想，中國人是奉為圭臬的，在西方軍事家中也非常罕見。亞歷山大大帝建立了龐大帝國，他鄙視詭計、不願偷襲。流傳下來的3000多部兵書，是中華民族權謀與暴力文化的典型遺產。精於“假作真來真亦假”的諸葛亮成了民族英雄；公元610年，隋煬帝搞對外開放，請外國商人到洛陽來，用了壹萬八千人演節目，聲聞數十里，壹連半個月，城中商人、居民身著華衣，盛飾市容，西域商人免費吃喝，醉飽方休。他們看見樹上纏著錦緞，就問：“妳們不是還有許多人沒衣服穿嗎？為什麼把錦緞纏在樹上，不給他們做衣服？”可見，假大空古代就風行。

　　中國的口號向來漂亮，中國的事情向來骯髒。公元626年6月4日，李世民發動了“玄武門事變”，殺死了太子建成和三弟齊王李元吉及其大批隨從人員；還把建成的五個兒子和元吉的五個兒子全部給殺死。他還把建成和元吉的家產、美女悉數奪為已有。李世民使三國時魏文帝曹丕欲殺而未殺自己的弟弟曹植，只迫令他七步成詩的事件相形見絀。

　　李世民在殺人後，奔入唐高祖李淵的寢宮。當時因為天熱，李淵正袒露著肥胖的上身乘涼。李世民假星星地跪倒在李淵面前，壹面哭，壹面喊著已死去的母親竇氏，還歇斯底里地抱著李淵的胖胖的乳頭吮吸著。李淵只好恕李世民殺害了建成、元吉的罪，封李世民為太子。幾天之後，李淵宣布遜位，把皇帝讓給李世民當。

　　李世民殘忍令人髮指，可謂不孝不悌之至。他當皇帝后就立即做秀：給死在他刀下的兩個兄弟追加封號，把他們重新安葬，出殯的時候，還登上城樓遠望，大哭壹場……他的太子李承乾企圖篡權，李世民把李承乾發配到黔州(今貴州彭水)而死，東宮人馬全部斬首。

　　朱元璋成為皇帝后，心裡卻感到納罕。壹天，朱元璋屏退左右，獨自在剛剛修建的金殿上閒步。他回想起自己往日的貧困，不禁感慨萬端，又看四下無人，便自言自語地說：“我因為窮，被迫參加紅巾軍，原只想搞點搶劫以維持生活，不料得到皇帝寶座，實在是出於意料之外……”朱元璋話未說完，似乎聽到什麼響聲，他抬起頭來壹看，不禁大吃壹驚:

　　原來在雕梁畫棟間，有壹個人正在那裡刷著紅漆。因這殿剛剛修成，油漆還未完工。

　　朱元璋沒料到有人聽到了他的秘密，若傳揚出去，皇威何在？他暗罵了壹句：“這是妳自己找死！”他抬頭對梁間的油漆工叫道：“下來！”哪知油漆工根本不理睬，仍壹個勁兒地刷著油漆。朱元璋又叫了壹聲，油漆工仍然不睬。

　　朱元璋惱怒不已，喝令：“來人！”轉眼間，從殿角階下奔來了數十名手執武器的御林軍，皇帝要他們拿下油漆工。幾名御林軍應聲爬上梁柱，把那個油漆工拖了下來。

　　油漆工傻乎乎地跪在朱元璋面前。朱喝道：“妳為什麼不下來？”油漆工仍傻乎乎地跪在地上、呆呆地望著滿臉殺氣的皇帝。朱元璋更火了，怒喝道：“孤在問妳的話，為什麼不回答？”幾名御林軍也壹齊喝叫道：“快回皇上的話！”油漆工仍傻乎乎地望望御林軍，又望望皇帝，口裡發出噥噥唔唔的聲音，雙手做著奇怪的手勢，樣子十分滑稽。

　　看到這情況，朱元璋禁不住轉怒為喜，仰天發出壹陣愉快的大笑，說：“原來是個聾啞人。”朱元璋揮手示意讓油漆工出宮去。油漆工走出戒備森嚴的皇宮後，突然長長地嘆了口氣說：“我今天算撿回了壹條活命！”原來此人既不聾又不啞，只因為在偶然間聽了皇帝的心聲，明知要被砍頭，急切間，想出了這個裝聾做啞的辦法，騙過了暴虐的明太祖。

　　朱熹大肆鼓吹“革盡人慾，復盡天理”。宋慶元二（1196）年，監察御史沉繼祖揭露他言行不壹：他曾引誘兩個尼姑作妾，出去做官時都帶著她們；他讓守寡的大兒媳有了身孕。宋寧宗降旨要貶朱熹的官，朱熹嚇得趕緊上表認罪，不僅承認了納尼作妾等事，連幾十年“正心誠意”的大學問也不講了，說自己是“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偽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表示要“深省昨非，細尋今是”。陳亮等人和他反覆辯論多年，他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現在壹看政治風向不對，馬上承認自己提倡的壹套是“偽學”，要“深省昨非”了。

　　中國幾千年來就是個劣性競爭的大舞台，越是心狠手辣背信棄義表里不壹如劉邦朱元璋慈喜太后者越有可能取得成功；而越是天真仁慈的人越遭到慘敗，比如那個聖賢之書讀得很好的建文帝朱允炆。由於帝王們的無恥表演，仁義道德實際上很早就破產了。

　　在儒家文化的調教下，中國卻出了更多的亂臣賊子，更多的逆子惡親，更多的荒淫暴君，更多的酷吏暴行。跟從前不太壹樣的是：從前的壞人是赤裸裸的，現在呢，所有的壞人都懂得要打著仁義的旗號反仁義。殺人成了替天行道，篡位成了賢王禪讓，欺騙成為足智多謀，族誅成為社稷安危，厚斂成為充實國庫，納妾成為天倫之樂，嫖娼成為儒雅風流。做什麼事，須找壹個合乎天理人情的說法，至於暗地如何操作，就沒人問了。

　　清朝的才子紀曉嵐在《閱徽草堂筆記》中記載了幾個關於假貨的事。壹件事紀曉嵐買羅小華墨（是當時的名牌），買回去壹用，居然是泥摶的，染以黑色，還帶了壹層白霜，利利索索地把紀曉嵐給騙了。另壹件是買蠟燭。紀曉嵐趕考，買了壹支蠟燭，回到寓所里怎麼也點不著，仔細壹看，原來也是泥做的，外面塗了壹層羊脂。

　　紀曉嵐的從兄萬周，壹天晚上見燈下又要和叫賣烤鴨的，買了壹只回去，竟然也是泥做的。這鴨子的肉已被吃盡，只剩鴨頭、鴨脖子、鴨腳和壹幅完整的骨架。骨架里搪上泥，外麵糊上紙，染成烤鴨的顏色，再塗上油，燈下難分真假。

　　紀曉嵐的奴僕趙平，曾以2000錢買壹雙皮靴，自以為買合適了，沾沾自喜。有壹天下雨，趙平穿著皮靴出門，結果光著腳丫子回來了。原來那靴子的腰是烏油高麗紙作的，揉除了皺紋紋，貌似皮子。靴子底則是破棉花粘糊的，在用布繃好。此外，紀曉嵐還講述了兩個更難以想象的假夫妻和假房客的故事。

　　1748年英國海軍上將喬治.安森出版了他的《環球旅行記》，書中記載了他真實的環球經歷，這位漂流者很鄙視中國，因為他從中國商人手裡購買的物品，大多是假貨。“蔬菜像爛草壹樣，豬羊的肚子裡灌滿了水，而且缺斤短兩。”中國人的貧困、不講生活質量更讓他吃驚：“中國人搶著吃外國船上扔下來的臭肉，腐爛的貓與狗的屍體。”

　　美國傳教士史密斯（明恩溥）在其1898年出版的《中國人的特性》中說：“假份量、假尺碼、假錢鈔、假貨物，---這些在中國都是在所難免的。”

　　之所以出現這種欺詐有理的現象，是存在“狡猾崇拜”這種民族文化。以狡猾為能事的社會，被懲罰就是講實話、正直的本分人。在壹個老實人吃虧，狡猾人大撈好處的社會，誰還會去做誠實的人。壹旦社會選擇了狡猾為生存規則，那樣的社會將讓人無所適從。

　　韋伯(德國社會學家，1864～1920)說：中國文化里沒有懼怕上帝的心理，所以中國人缺乏心靈的約束力量。只要不被人發現，就等於那件壞事從來不曾發生，行惡者也不會在內心進行自我的道德譴責。中國人的道德不是來自個人的內心體驗，而是壹種外部壓力，是“他律”而不是“自律”。在中國人的道德中，不是不能幹壞事，而是不能在別人知道的情況下幹壞事。這是對來自社會的可能懲罰的計算與應對。中國人對是非的評判標準來自外界，所以，謊言才能夠產生、並經久不衰，因為謊言可以逃避責罰、可以保住官位甚至官運上升。

　　儒家謹小慎微的自我控制出自要保住他的“面子”。儒家專注於自己的外表，掩飾自己，認為別人也在掩飾自我，這種普遍的不信任妨礙了信用和企業活動。沒有信任就沒有信用，沒有信用就沒有正常的商業活動，所以，資本主義在中國得不到正常的發展。

　　近現代社會從國家的政治、外交到民間的貿易、僱傭，都以契約的形式進行，近代社會被稱為契約社會。發達國家都把契約看作有絕對的約束力，應無條件地執行。對契約“馬馬虎虎”的中國人，易被指責為是不可信賴的夥伴。

　　第九章 思想壟斷和教育專制

　　中國專制主義最可惡、最黑暗的壹個特點，就是思想統制或曰愚民政策。專制統治是建立在草民的盲目性遵從的基礎上的，禁智慧、錮理性自然就成為專制社會的統治原則。專制文化本質是反智的，因為民智的開發，意味著統治難度的加大。中國的傳統文化正是壹種反理性的專制文化系統，這種愚昧、非理性或反人性精神的狀態正是專制主義得以長期延續的精神支柱。那裡有專制，哪裡就有愚昧；同樣，哪裡有愚昧，哪裡就有專制。 1．孔子的思想專制吳虞說，“儒家道統”就是思想專制。儒的使命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他們企圖規勸權力者，使之推行“周公之治”；對其它思想都以惟我獨尊的態度壹律排斥。

　　儒家從來就是思想專制的最熱心的倡導者。孔子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說：“聖王不作，諸侯放咨。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說別人是“禽獸”，就暗含著應該將對方從肉體上消滅之意。對於不同的思想，孔孟諸人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禮記.曲禮上》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鹿，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郊特性》）；意思是說：平等是禽獸之道。

　　滿清的雍正帝賜其八弟名為“阿其那”（豬），賜其九弟名為“塞黑思”（狗）；完全不顧自己與“豬、狗”壹脈同源。真乃“大義滅親”的魔鬼。耶穌說：“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凡罵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域的火。所以，妳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妳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

　　違反儒教心目中的儀、止、禮等標準，就是“禽獸”，就要被殺而食之。看看儒徒們念的咒語。《詩經.相鼠》

　　〈原詩〉　　　　〈今譯〉

　　相鼠有皮，　　　　瞧瞧老鼠還有皮，

　　人而無儀，　　　　妳作為人卻沒有儀表。

　　人而無儀，　　　　為人而毫無儀表，

　　不死何為。　　　　不死還有什麼意思。

　　相鼠有齒，　　　　瞧瞧老鼠還有齒，

　　人而無止。　　　　妳作為人卻沒有好行為。

　　人而無止，　　　　為人而無好行為，

　　不死何俟。　　　　不死還等到何時。

　　相鼠有體，　　　　瞧瞧老鼠還有肢體，

　　人而無禮。　　　　妳作為人卻不禮節。

　　人而無禮，　　　　為人而不講禮節，

　　胡不揣死？　　　　為什麼還不快死？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論語.憲問》）。翻譯：原壤伸長兩腿坐在地上等孔子。孔子[認為伸長兩腿坐就是違背了“禮”]罵道：“妳小時作為弟弟不懂得謙讓，長大了也不講禮，老不死的，壹個害人蟲。”罵完就用棍子打他的小腿。

　　“老不死”！罵得很下流！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他罵做俑的工人斷子絕孫，這是婆婦們最惡毒的罵人。有理說理，無知無識才罵人。自古皆然。

　　孔子堅決地反對各種不同於他的學說。他害怕自己的說教被反駁，就提倡“畏聖人之言”。對於反抗他言論的宰予，就說“朽木不可雕也”，侮辱宰予的人格。他企圖以“文武之道”來排斥其它思想文化，“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把“己之所欲”強施於人，對反對者甚至格殺勿論。少正卯聚眾講學，使得“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少正卯宣傳的是法家的壹套，虛仁假義的東西受到了打擊，少正卯聲名太盛，孔子的弟子除顏回外都跑去聽，於是這個文質彬彬的聖人拿起了刀，二話不說就誅殺了少正卯。殺了之後，還下令把屍體示眾三天。

　　“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壹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丑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壹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則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

　　大意是：人有五種罪惡，而盜竊是不算的。壹曰，心達而險或曰“心逆而險”，即心藏反骨而且陰險，就是世界上第壹該殺的人。二曰，行辟而堅，就是行為不同於常人卻有非常頑強意志的人。這是第二該殺的人。三曰，言偽而辯；滿口虛偽之言行，且善於狡辯。四曰：記丑而博。宣揚醜惡的事情，且非常博學。五曰：順非而澤。順從邪惡勢力，並對荒謬的道理大加讚賞。把罪惡裝扮成美麗。都是該殺的死罪。

　　這裡有三條是言論罪（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順非而澤），壹條“腹誹罪”（心逆而險），壹條行為罪（行僻而堅）。這樣的判決，沒有壹件有人證、有物證的具體犯罪事實，只是幾句抽象的形容詞，就定人死罪。是非曲直、量刑輕重，並無客觀標準。

　　這證明孔子繼承了中國以言定罪的惡劣傳統，沒有容人的雅量，只能聽歌功頌德的諛詞而已。孔子自稱博學，而少正卯人被稱“聞人”，比他還要淵博，他當然嫉恨在心，所以就公報私仇了。儒學以道德虛偽行為齷齪著行於世，所有的儒者幾乎盡犯上述五條。

　　誅少正卯的事記載於《荀子》、《史記》、《漢書》、《孔子家語》等書。為了尊孔，朱熹懷疑這個事實，清代的學者乾脆否認這個事實。中國文化成了徹頭徹尾的虛偽文化。

　　2．虛假的平民教育

　　為了尊孔，人們編造了“孔子首創平民教育”的故事。“平民教育”有三個基本意義：1）為普通人的教育，讀書不為作官，跟儒家“祿在其中”的教育對立；2）普通內容的教育，識字、算術和生產知識等，跟儒家“六藝”教育對立；3）公益性的教育管理，跟儒家的以盈利性的教育管理對立。“平民教育”是晚清西學東漸的產物，是反對孔儒教育思想的。在國民黨統治區平民教育有很大發展，那便是今日中小學的雛形。

　　《史記》等史料記載，公元前675年，周王朝發生親王之間爭奪王位，掌握文史資料典籍的官員跟著親王奔波，造成大量資料流出周王室，分散到諸侯各國。由於文史資料和文史人員的大擴散，出現了“官學失守”、諸侯各自為學為教的局面，即“私學”出現。換句話說，早在孔子誕生前壹百年左右，中國就有“私學”了。說孔子“首創”，那是篡改歷史。

　　拿孔子的交納十條干肉即可入學的條件來說吧，當時，誰能有十條干肉？《詩經·七月》裡說得明白，當時能拿出壹條干肉就是很奢侈的生活了，能拿十條干肉出來，只有貴族和他們的商賈。《周禮》等記載，王公貴族是按照等級享受“臣”提供的“禮”，自己並不習禮，否則就是恥辱。周室動盪，許多王公奴隸主貴族失去了貴族地位，而“有教無類”就是勸說那些失去貴族地位的人：不要迷戀已經失去的地位，要“不恥下問”學點作臣的本事（六藝）、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更現實。

　　這壹來，孔子不但為自己搞“六藝”之類的“禮教”生意找了個藉口，而且，也為廣開財路提供了理由。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這個境界遠遠比不上蘇格拉底、耶穌、佛陀，人家就從不收費，主動到大街上去免費授課。

　　耶穌為門徒洗腳。當孔子的得意學生顏回死了無錢安葬、顏父求孔子把車賣了換棺材安葬顏回時，孔子說：賣了車我就只能走路了，而我是曾經做過官的人（曾居大夫），照禮不可以步行，這事我幫不了妳。這就是孔子所謂的“仁”和“禮”。

　　孔子的“有教無類”是為培養“臣子”而廣開財路的。如果孔儒“首創平民教育”，為什麼要拒絕和看不起“種地”壹類的平民知識？如果“有教無類”是人人都可入學，為什麼“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管正論反論，說“孔子首創平民教育”都是個彌天大謊。

　　3．教育專制

　　教育來源於和服務於民眾，但中國教育不是為民服務而是為愚民服務的，人民不是文化教育的主人而是奴僕。它充滿了霸權主義官僚主義神秘主義偽精英主義特權的氣息。

　　孔子不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孔子沒有。因為孔子提倡君子要“畏聖人之言”。壹個把“聖人之言”當教條來敬奉的人，就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

　　知識分子要有創造性。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天天“法古”，何創造性之有？總之，中國古代社會，沒有獨立的知識子！

　　孔子倡導的教育是奴化教育。這套奴化教育正是孔子所鼓吹愚民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的本性大抵相同，由於教育的不同才產生了差距。既然教育可以改變人的習性，那就可以通過教育使人們“致其道”。所謂“道”，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社會的道德規範。孔子主張學道應先從孝悌入手。

　　以“孝”為教的中國教育壹如它的反文旁，其實是反文化的。孝字的上半截是“老子”，下半截是“兒子”，因此孝的本義即兒子服從老子。儒家的教育內容就是孝道。

　　孔子認為壹般的人只要有孝悌就行了(他稱這種道德的培養為“學”)，壹般人能懂孝道，就算是學習過了。他提出:“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孝悌是根本，學文只不過是“行有餘力”的人的進壹步深造。子夏進壹步闡發了孔子思想，他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而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其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直截了當地把孝悌的培養當作學習的主要內容了。

　　培養沒有自己意志、沒有自己思想的“孝子”、“忠臣”就是孔子教育的宗旨和根本目標。只有通過奴化教育才能在家庭內部建立起尊卑有序的等級關係，這是“齊家”。只有每個家庭都建立等第森然的人身依附關係，人們才會安分守己，最終服從於壹國的最高家長——君主。君臣關係是家庭關係的放大與推廣。沒有奴化的教育，這壹切便無從談起。

　　西方的education發端於蘇格拉底的“精神助產術”，是對學生的發問、引導、辯難。歐美的大學傳統是從古希臘的柏拉圖在ACADEMY建立第壹所學園開始的。從柏拉圖《理想國》、《巴門尼德斯篇》等著作記述的各種研討、辯難的風格看，在ACADEMY學習的主要形式是研討，但研討沒有嚴格的師生之分，大家平等，是探求真理的同路人，在這些討論中，老師並不認為自己是有知識的人、教導者，老師只認為自己是知識的助產士（蘇格拉底），從內容看，研討的範圍非常廣，導師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大家的目光導向世界的本源、神、純粹善等抽象的本體論問題，在這裡老師並不教學生怎麼具體地做人，怎麼具體地成事。

　　上課前老師不壹定有什麼現成的結論，結論在他們的探討中。老師啟發學生？不，簡直是在刁難學生。學生聽從老師？不，是在質疑、反駁老師；唇槍舌戰十分激烈。他們是師生，更是對手。在他們那裡，可能沒有標準答案。符合標準答案的學生也很難是好學生。誰的見解新鮮出奇別具壹格，與別人與老師的不壹樣，有壹點創新就是好學生。

　　孔子和學生的關係是嚴格的師生父子等級關係。《論語》中的對話事實上是壹個聖者和凡人的對話，是壹個全知者和無知者的對話，是壹方對另壹方傳授已有知識的行為。

　　在《論語》裡，孔子即是真理本身，他成了整個話語世界的專制者和獨裁者。《論語》幾乎全是夫子壹人獨白，沒有學生質疑，更沒有學生反對他的觀點，滿堂灌填鴨式，即使有所謂循循善誘的啟發式，也不過是啟發學生說出他早已知道要告訴學生的內容。

　　孔子認為自己是“學而知之”，在對話中，他是以“學成者”的身分高居於他人之上的。凡是需要知道的他全知道，凡是他不知道的都是不必知道的。他教導說：“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他的“知”，並不是指去認識新世界得到的新“知”，而是學習古人認識世界得到的舊“知”。這種推崇舊“知”，忽略新“知”的態度，成了中國思想的基本特點。他認為自己所知的是不可懷疑的，必須“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卻從未考慮過自以為“知”，其實是不知的情況。孔子的“知其不知”與蘇格拉底的“自知其無知”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

　　《禮記.學記》中的“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亦即為師之道，尊嚴而已。它告知每壹個為師者，在學生面前，無論如何都要保持自已的尊貴與莊嚴，這樣會使學生產生敬畏之心。敬則服，畏則從；如此為師，便是得道。

　　這種尊是建立在“師尊生卑”的等級基礎之上的。古有“天地君師親”之說，又或謂“天地君親師”。無論師在親之前還是親之後，總之是上了排行榜。與君相對的是臣，與親（父）相對的是子，與師相對的就是生。在這樣壹種捉對關係中，後者服從前者，乃地位使然。

　　處在什麼樣的禮位上，就只能做出什麼樣的面貌。什麼垂首而立，什麼程門立雪，否則就有違弟子之禮。因此，正像“君之仁”對應於“臣之忠”，“父之慈”對應於“子之孝”，“師尊嚴”對應的則是“生謙恭”。問題是“尊嚴”與“謙恭”雖然對等，但不平等。

　　師在血緣之外所以能廁入“天地君親”的座次，正在於它的作用就是對這種血緣等第的維護。孔丘為維護“禮”，炮製了壹個“仁”，以仁的教化讓禮深入人心；仁所討論的是兩人間的關係，把這種關係確定下來推廣開去，以形成天下人之間的合禮的等級關係。

　　“禮”作為壹個極不平等的社會等級系統，孔丘的學說就是要為它制定合法性及其倫理準則。這既是儒文化教育的實質，也是“師”的地位為後世統治者所看重的原因。您瞧孔丘，“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多大的架子呀！

　　孔先生辦的是私學，假如顏回不來，子貢去矣，“束脩”就無從保證。別說那割不正不食的大話，壹旦無肉可割，就不是束脩而是束腹了，除非割股自啖。孔丘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為了錢，不惜給人趕驢車，這為師的尊嚴又在哪裡？

　　儒家的“師道尊嚴”比起亞理士多德“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境界，差得太遠。孔子說“當仁不讓於師”，他真正讚賞的卻是乖巧聽話的顏回，對喜歡頂撞他的子路就很不滿。

　　把真理當作老師，真理會越來越多、大師越來越多、人們都有進步和提高從而超過大師，而把老師當作真理只會真理越來越少、師傅越來越多從而使人萎縮。

　　孔子“傳道授業解惑”式師傅帶徒弟，弟子無人超過他。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師徒壹個勝壹個，西方至今也是群星燦爛人才輩出，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孔子輸給了蘇格拉底，中國的教育輸給了西方的education。

　　魯國的季孫把公室分給自己的奴隸，使他們變成了佃農。孔子對季孫毫無辦法，於是他遷怒於給季孫效力的學生冉求，對身邊的弟子們宣布說：“冉求已不是我的學生了，妳們可以打著鼓去攻擊他！”儒家搞師道尊嚴，打罵教育是常事。自古以來，就談不上什麼文明。

　　古希臘人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先秦諸子是“吾愛吾師，吾更愛聖王”。諸子用臆造的道德高標準（聖人）來脅持人民的意志和精神、乃至肉體，中國思想家根本不是思想家，而是教人如何做個好奴才的欺名盜世的處世家。

　　孟德斯鳩說：共和國家的教育提高人們的心智，專制國家的教育降低人們的心智。專制教育就是奴性教育。甚至對那些處在指揮地位的人們，奴性教育也是有好處的，因為在那裡沒有當暴君而同時不當奴隸的。它將恐怖置於人心裡，達到降低人們心智的目的。

　　絕對的服從，就意味著服從者絕對愚蠢，甚至連發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為他無須思想，懷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壹下自已服從的意願就夠了。

　　專制國家裡每壹個家庭就是壹個專制帝國，那裡的教育主要是教人怎麼樣相處，‘為人只講三分話，未可全拋壹片心’，所以教學的範圍是很窄狹的；只是把恐怖置於人們的心中[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根本不知道邏輯和怎樣說理；三分不痛不癢的真話與七分結結實實的假話結合得天衣無縫。在那裡，知識招危險，競爭會惹禍，品德談不上。這就使教育範圍極為狹窄。在象中國這種專制國家裡，儒家教育從某些方面來說是等於零的。它不能不先剝奪人們頭腦中應得的壹切，然後再給人們壹點點的東西；以便培養好奴隸。

　　所有的愚民教育有壹個共同的目的：即使不能洗盡人人腦袋中的獨立思想，也要把他們變成不敢說真話、不敢做實事、不敢做真人的騙子手和膽小鬼。藉助於祖先崇拜、語言禁忌和政治巫術，國家、民族、集體等等被過分強調的宏大話語以偽善的道德，將人的個性、自由、價值與尊嚴擠壓得幾近於無，整個民族在泛道德化的病態氣氛中逐漸喪失了生命的真切體驗和普遍的人性關懷。

　　4．儒教——精神閹割術

　　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是專制下奴隸的呻吟，是繼續推動中國更加專制的運動。先秦時代諸子百家都是擁護專制政治的文人諫臣或謀士，其本質是知識的販賣與治國術的兜售者，他們的目的在於把自己高價賣給君王，以便取得俗世的榮華、富貴與權力。

　　中國歷代執政者都把孔教定為國教，並不是專制者選擇了孔子，而是孔子的“學說”天然就是為專制服務。孔子是沒落貴族，骨子眼裡充滿了高低尊貴的等級觀念。這種人創立的學說怎能有平等精神，怎能不被統治階級所看中、所利用呢？

　　儒家的經典《尚書》，大量地宣傳專制思想以及人如何成為壹個優良的奴隸；《詩經》，是古代人民在專制政權下奴隸的心聲；《禮記》是儒家擁護專制政權的法典與制度，是使人變成奴隸的工具；《春秋》是古代諸國征戰與政治鬥爭的專制歷史；《樂經》已失傳，估計也沒有什麼重大的人文思想。上述這些典籍，並沒有任何高度的人文價值，只不過是幫助人接受專制政治與成為優良奴隸人的書籍，這些典籍，與希臘諸位哲學家思想，實在無法比擬，那簡直是“奴隸哲學”與“人的理性與形上學”的差異，也是“非人”與“人”的差別。

　　孔子缺乏基本邏輯與形上學的知識能力，造成了狹隘的唯心主義、任意經驗直觀、好作結論式思考與邏輯矛盾的弊端；這種人文思想的弱智性也影響了後代儒家文人，缺乏邏輯判斷與形上思維的基本能力、漠視專制腐敗與社會不公不義、擅長察言觀色與明哲保身的哲學、精於玩弄人際關係與權謀等的思想，造成了後代儒家文人喜歡說壹套做壹套的毛病。

　　形容儒家性格最貼切的名詞，就是孔子慣常罵人的名稱，即“巧言、令色、足恭、鄉愿、恥惡衣惡食者”。所謂足恭，是指文人屈服在專制政治下，擅長於察言觀色，並且表現出如同奴僕般畢恭畢敬的態度；所謂令色，是指文人為了討好專制的統治者，儘量表現出迎合統治者意志的嘴臉；所謂巧言，是指文人在專制統治者的規定與容忍的範圍內，儘量表現出自己的修辭才學與兩面舌頭的技巧；所謂鄉愿，是指文人經常漠視統治者的腐敗與社會不公不義，不敢挺身支持公理正義，只會保持高度的沉默與裝聾作啞；所謂恥惡衣惡食，是指文人不願意忍受惡衣惡食，喜好追求功名利祿。

　　儒家文人，不僅有上述的缺點，而且具有“文人尋租”的特質，許多文人為了獲得榮華富貴與權位，會以出賣自己的良心、人格與能力的方式，來滿足統治者的要求；這些文人，將自己當成工具，出賣給統治者，他們是壹群待價而沽的奴隸，也是有價的物品。換言之，只要統治者出得起價錢與願意收買，這些儒家文人，隨時可以獻身效力，以上這些特質，都是儒家文人現實生活真正與典型的性格。

　　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說：“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孔子這種假裝奉行道德理念，而實質上卻是充分明哲保身的哲學，完全缺乏對社會的基本責任意識，缺乏實踐社會正義與道德的理念，也缺乏與不公不義政治抗爭的意志，這樣的人，是屬於逃避社會責任的奴隸性人格？孔子主張，“君可以使臣”、“君可以使民”、“臣應當事君”，這豈不是充分擁護專制政權與建立奴隸哲學的思想？

　　子貢形容孔子具有“溫、良、恭、儉、讓”的特質，孔子又強調，人應該有“恭、寬、信、敏、惠”、“忠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剛、毅、木、訥”、“訥言、敏行”的性格，這些所謂理想人的特質與性格，難道不是壹種適合“身為奴僕家臣”最好的特質？

　　子張問“干祿”（求官）之道，孔子回答：“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孔子教弟子如何當官，他並不告訴弟子，應該如何為百姓爭權利、實踐社會正義與監督統治者的行為，而是傳授弟子如何謹言慎行與對統治者察言觀色的本事。這樣的人，談不上所謂的社會正義意識與為政之基本道德。

　　孟子說：“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三月不做官就慌了)”。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中國讀書人唯有學而優則仕壹途。“學好文武藝，售於帝王家”。國人的才智都用到“學而優則仕”上去了，實用技藝被貶為奇技淫巧，科技文藝活動受到壓抑，無法自由發展。

　　孔子主張仁政，這個仁政是建立在專制制度之上，人民與土地只不過是統治者的私有財產；孔子主張仁愛與道德，這個仁愛與道德，是建立在認同於專制制度的奴隸式道德。孔子從來就不敢挺身而出，批判專制政權的腐敗與社會的不公不義，也不敢挑戰統治者的權威與權力。換言之，孔子與儒家文人，根本缺乏真正道德批判與道義承擔的精神，這壹套思想，如何能為華夏民族，建立人的尊嚴與道德？

　　科舉制為鞏固皇權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帶來了最大的弊病是：在思想探索的領域裡設立了禁區，任何越界思想的後果都是血淋林的。在這種情形下，中國文人不是迎合、就是逃避，絕對沒有自由的思維。幾千年來正統知識分子幾乎全是御用的，不但失去了思考的能力，而且拒絕接受外界壹切先進的思想。直到現在，這種局面也沒有改變。結果，民族的思維能力越來越孱弱，氣質越來越陰鬱，思想越來越實用，內心越來越機偽，而當權者越來越殘暴了。

　　李世民搞科舉，手舞足蹈地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知識者被裝進了皇上的口袋，失去了獨立人格，沒有人格的人只能是奴才。科舉制不過是臣民“平等”地作為皇上奴才候選人的制度，就象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壹律“平等”地供皇上“選美”。

　　科舉制表面上是考試規則面前人人平等，然考試的結果卻把人分出等級，按分數的高低來決定官位和收入，象范進中舉做官後就迅速腐敗，從而加劇了人間的不平等。由於中國資源稀缺、爭奪激烈，因而知識都用來謀取權力，以便參於分贓。那些十年寒窗的學子壹旦進入官僚階層，就拼命維護他們的利益和地位。赤裸裸的貪婪，是中國官僚的全部本質。

　　在儒家成為主流意識之前，儒生孜孜以學見用於列國封王，所以儒家具有當閹奴的天生的路徑。公元10世紀，中國南方有壹小朝廷叫南漢，皇帝叫劉岩，建都廣州。他認為太監最無私。他的孫子南漢王劉繼興下了聖旨，云：“凡朝廷任用的人，不管是進士還是狀元出身，壹律要閹割，方能當官”。自此，在南漢當官的上至宰相下至七品芝麻官都是沒鳥的,而且規定想考科舉的都要先把“鳥兒”割掉。規定下達後，當官的人並沒見少。可見，儒生們對閹割習以為常了，實行起來壹點也沒有操作上的難度。

　　5．專制主義的愚民實踐——統壹思想

　　文禍的原因在於對語言的迷信。以為吉言或贊語可使人得福，逆言或咒語可使人得禍；所以，對逆言或咒語採取了野蠻手段。

　　夏桀生性好淫而兇殘，他下令大造宮室瑤台，用美玉輔設牆壁，用金銀架設廊柱，耗盡國庫；派人四處搜求美女，凡民間長得漂亮的女人，勿論婚嫁與否，壹律押解進宮，供他晝夜淫樂。“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展噪於端門，樂聞於三野”。他把數以萬計的侏儒和音樂雜要人員弄進宮中，為他表演滑稽和雜技節目，致使夏朝宮內日夜笙歌不絕。

　　他別出心裁地布置肉山脯林，在旁邊挖掘了若幹個大池，池中灌滿美酒。酒池可以運船；糟丘十里。然後召來三千名彪形大漢，要他們比賽喝酒吃肉。那三千大漢被酒肉灌得臉紅筋脹，有的實在透不過氣來，停下想歇壹會兒，便被站在旁邊的武士壹刀剁下了頭顱。於是壹個個拼命硬吞牛飲，很快便醉得東倒西歪，紛紛跌入大池中淹死了；而那些倒在肉山脯林下的醉漢們則被壹壹砍下了腦袋。屍橫遍地，血盈酒池。

　　面對夏桀的荒淫暴虐，群臣悚懼，不敢勸諫，只有上大夫關龍逢敢於犯顏直諫說：“為人君身行禮儀，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夏桀說：“天上有太陽，地上夏桀王，太陽不亡，夏桀就不會亡！”龍逢搖頭長嘆說：“君王自比太陽，妳可聽見民間歌謠說：‘太陽啊！妳什麼時候墜毀，我們寧肯和妳壹同滅亡！’”夏王桀勃然大怒說：“妳竟敢咒罵孤王。請嘗嘗炮烙的滋味兒。”

　　桀大喝施刑，四名武士用鐵索套住赤身裸體的龍逢的四肢，把他抬到燒得泛白的銅柱邊，然後壹聲吶喊，猛的讓龍逢當胸抱住銅柱，四肢及全身緊貼炮烙。龍逢壹聲慘叫頓時斃命，那血肉之軀被燒得青煙騰騰，頃刻間便成了壹副發黑的骨架……殷紂王和蘇妲己日夜在宮中享樂作長夜之飲。廚師因為熊掌沒有煮透，紂王便親手殺死廚師。紂王還有壹些奇特而殘忍的愛好，那就是把人的腳脛砍斷砸破，以便觀察裡面的骨髓；還把孕婦的凸腹剖開，以觀賞那閉目捲曲的胎兒；他還喜歡看把人推入虎圈，老虎是如何咬噬人體的。大臣若有規勸他的，他便學夏王桀的辦法，施以炮酪刑。紂的叔父、大臣比干苦心勸諫紂王改弦更張，竟被紂王下令挖心剖肝而死。

　　中國古有“愚民”壹詞，《左傳》有言云：“捉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還有“假令愚民取長陵壹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可見，愚弄人民，使民愚昧，古已有之。從來就沒有人覺得人民有什麼值得尊敬的，只知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如果人民都成了傻子，這個“川”防起來無疑能夠更方便壹些。

　　《國語》載：“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

　　當時，邵公曾苦苦地勸他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這段話的意思是：堵塞人民的言路，比建造堤壩來堵塞河水還危險。用堤壩堵河流，水道壅塞，壹旦潰決泛濫，那死傷的人就多了。民也象水壹樣。所以，治水的人壹定要排除壅塞使河流暢通；治理人民的人，壹定讓人民發泄、盡情說話。……人民所發表的言論，是經過他們的深思熟慮後才說出來的，怎麼能夠加以堵塞呢？假若妳壹定要堵塞，又能夠堵多久呢？

　　剛愎自用的周厲王哪裡聽得進去？暴君總是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而過低估計了了人民的力量，結果是爆發了公元前841年的“國人起義”，鎬京的平民們忍無可忍，壹齊舉起了武器，不約而同地殺入王宮。周厲王嚇得狼狽逃竄，被流放到彘（今山西霍縣境內），死在那裡。周厲王逃跑後，政權由周公和召公共同執掌，史稱“共和”。

　　清代詩人吳梅村道：“倉頡夜哭良有以，受患只從讀書始。”韓非子說：君主壹定要禁錮臣民的思想，使他們只服從命令，不亂說亂動。秦始皇實踐禁錮思想的第壹步，就是殺掉韓非本人。等他統壹後，他在全國禁錮臣民的思想；他害怕不利於永久統治的文字傳開，就搞大規模焚書恐怖活動。終於達到“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道路以目”的程度。

　　當年，秦始皇是不允許臣民隨便對他說三道四的，甚至宮中的壹切也不能泄露。據說秦始皇曾行幸梁山宮，從山上望見丞相車騎甚眾，“弗善也”。身邊侍從有人私告丞相，丞相隨即減損車騎。於是，“始皇怒曰：‘從人泄吾語’；案問，沒人承認。於是，便把身邊侍從全殺了。當時，皇帝的壹切都是國家機密，就連皇帝走的路都是復道，御用道路與公用道路分開，而且御用道路兩側還築有高高的壁牆，其行蹤不為臣民所知（王子今文《秦漢甬道考》，文博雜誌1993年2期）。此後“宮禁至重”、“深居簡出”是整個專制時代最高統治者的行為慣例。有許多人因為泄露後宮的政務被處死或被迫自殺。

　　秦代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貧乏的朝代，思想家未出現壹個，就連好文章都沒有留下壹篇。《古文觀止》中僅有李斯的《諫逐客書》壹篇，還是秦滅六國前寫的。

　　漢武帝時，由於連年對匈奴用兵，國庫空虛。漢武帝為了籌錢，發行了壹種皮幣（上林苑中白鹿之皮），漢武帝向大農令顏異徵求意見。顏異表示反對。恰逢有人因別的事控告顏異，漢武帝便命張湯受理此案，而張湯調查得知：顏異曾與客人交談，客人說起朝廷政令多有不便，顏異“微反唇”，即嘴唇略微動了壹下。張湯據此上奏，說顏異身列九卿，見政令不便不向朝廷奏告，而私下“腹誹”（在心中誹謗），於是處以死刑。真是欲加以罪，何患無詞！連肚子裡怎麼想都成了壹種罪證。

　　西漢時司馬遷的外孫楊惲被朝廷免職後，作書：“田彼南山，荒穢不治，種壹頃豆，落而為萁。”宣帝以“荒穢”等詞誹謗朝廷，誅之；妻女被放逐酒泉，族人及朋友都遭貶 。

　　東漢末年，白馬地方縣令李雲上書勸諫漢桓帝要勵精圖治，否則將“帝欲不諦”（“諦”是精明的意思），結果被殺。

　　曹操云：“寧使我負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負我”。曹操殺了孔融（並滅其族）、楊修、華佗等名士。

　　晉武帝司馬炎曾同大臣劉毅交談，司馬炎問劉毅說：“卿看寡人似漢朝哪位皇帝？”劉毅直率地回答說：“陛下同桓、靈二帝十分相似。”司馬炎陡然變色，質問道：“寡人平定吳國，統壹天下，功比天高，妳竟然把我比做桓、靈兩個昏君，是何道理？”劉毅冷笑道：“桓、靈之所以是昏君，就在於他們賣官鬻爵，而陛下不也這樣做麼？更何況，桓、靈賣官，錢歸官庫，而陛下賣官，錢入私囊。從這點看來，陛下還不如桓、靈呢”。把晉武帝司馬炎噎得直喘粗氣，他喝令武士把劉毅推出午門斬首，在眾官的求情下，劉毅被改為監禁天牢。

　　晉時“動輒滅門”，有個叫周嵩的人，僅僅因為批評皇帝周圍有“碌碌之臣”而被棄市。

　　崔浩寫北魏國史，備而不典，寫了鮮卑人同姓婚、扎辮子等；公元450年崔浩全家被殺，與他同宗的崔氏全部被殺，婚親盧氏、郭氏、柳氏，統通被殺。壹樁文字獄殺盡四大望族，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

　　隋煬帝忌妒名聲顯赫的詩人薛道衡，於是羅織罪名，說薛的《高祖文皇帝頌》讚美先朝，意在誹謗本朝，殺之。

　　中唐年間，北方天旱遭災，官吏隱瞞實情，向百姓追逼租稅，農民疾苦不堪，伶人成輔端寫“何其如此賤田園”等詩句以紀其慘狀，被唐德宗下令杖殺。

　　五代時，壹書生向吳越王錢鏐獻詩，中有“壹條江水檻前流”之句，錢鏐認為“前流”是自己姓名的諧音，有譏諷之意，下令處死獻詩的書生。

　　明清時的文字獄達到了頂峰，讀書人更是葡匐於皇權的腳下，知識界壹片黑暗。洪武九年，朱元璋因天文出現星變而“詔求直言”，遂有言臣信以為真，上疏指出由於朱元璋的暴虐，使“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為何物，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朱元璋壹聞此言，立刻將上疏者押至面前，親自將其射死以泄怒氣。

　　由於他出身貧賤，當過盜賊、和尚，對別人的言辭就特別敏感。林元亮的《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句；林伯瑾所寫的《賀冬節表》內有“垂子孫而作則”，“則”與“賊”同音；蔣鎮的《正旦賀表》內有“睿性生知”句，“生”被讀作“僧”；許元的《萬壽賀表》內有“體干法坤，藻飾太平”八字，“法坤”被讀為“發髡”，“藻飾太平”當作“早失太平”；徐壹夔的賀表內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光”被附會剃光頭，把“聖”附會為“僧”；周冕的《萬壽賀表》內有“壽域千秋”，“壽”被附會為“獸”；吳憲的《賀立太孫表》內有“天下有道”，被附會為“天下有盜”；睿因寫“遙瞻帝扉”，“扉”與“非”同音；林雲因寫“式君父以班爵祿”，“式”與“弒”音同；都被處死。

　　王子之師張信以杜甫詩“舍下筍穿壁”為字帖教寫字，朱稱“堂堂天朝，何譏誚若此”！遂斬之。壹和尚寫謝恩詩“金盤蘇合來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殊”被析為“歹朱”，殺之。魏觀請名士高啟作《上梁文》，文中有“龍蹯虎踞”四字，魏觀和高啟被腰斬。張尚禮寫宮怨詩：“庭院深深晝漏清，閉門春草共愁生。夢中正得君王寵，卻被黃鸝叫壹聲”。朱“以其能摹圖宮閫心事”，遂“下蠶室死”。僉事陳養浩有詩嘆道：“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朱“以其傷時，投之於水”。……因文字獄死之人何只數千。

　　馬皇后腳大人人皆知，因這雙大腳，引出壹樁血案。壹年元宵節，出來壹張漫畫，壹個大腳女人，赤腳、懷裡抱了壹個西瓜，到處傳的起鬨。正巧朱元璋微服訪問，壹見大怒，壹時查不出誰幹的，下令把這條街的人全殺了。

　　建文四年六月朱棣攻入南京，同年十月他就下詔第二次重修《太祖實錄》（建文帝修過壹次）。朱棣對修史官員獎罰分明。對聽話有意袒護朱棣篡改史實的，如胡廣、黃淮等人，升官；對直書無隱不避朱棣忌諱的，如葉惠仲，族誅。花了九個月時間，奴才們就獻上了篡改完畢的《太祖實錄》。

　　明朝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後不久，壹天他在幾位大臣的陪同下前往長陵察看，走到壹條大河邊上時，他問河邊壹位打魚的人：“這河叫什麼名字呀？”那打魚的人說道：“叫沙河。”永樂皇帝壹聽馬上變了臉：“什麼？叫沙(殺)河？！不行，從今天就改了，叫‘金河’，‘黃金萬兩’的‘金’，這多吉利。”皇帝本姓朱名棣，朱(豬)就怕殺(沙)了。接著又傳下御旨，命令昌平州內凡是姓沙(殺)、屠(宰)、郎(狼)、陸(戮)的人統統遷出，換上姓朱、梁(粱)、康(糠)、米、蔡(菜)、曹(槽)、甘(泔)的人家。他的歪理是皇帝姓朱(豬)，姓沙(殺)、屠(宰)、郎(狼)、陸(戮)的人住在這裡，常常會遇到朱(豬)，很不吉利。而姓梁(粱)、康(糠)、米、蔡(菜)、曹(槽)的人家才會使豬(朱)有吃有喝，大吉大利。御旨壹下，老百姓就遭了殃，許多姓沙、屠、郎、陸的人家被迫搬出去，而外鄉許多姓朱、梁、康、米、蔡、曹、甘的人家又被迫搬進來。老百姓們被折騰了很長時間，對皇帝恨得直咬牙。

　　明朝是壹個打屁股的朝代。廷杖始於明太祖鞭死開國元勛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父子作威作福，罪有應得，但朱元璋卻開了廷杖大臣的先例。壹言不合，扒下褲子就打。被廷杖的大多是壹兩個人，但正德年間明武宗創過107人同時受杖的紀錄，嘉靖皇帝同時廷杖124人，其中16人當場死亡。上百人被扒下衣服，排在太和殿下，上百根棍子同時起落，壹時間聲響震天，血肉橫飛，慘不忍睹。越沒有尊嚴越無恥，所以才會有成百上千的文武官員爭著給宦官當乾兒子、干孫子的怪事，才會有95%以上的朝官向大順軍、滿清軍屈膝稱臣的醜事。明朝大臣也開創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規模集體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氣節真的還不如幾個粉面柳腰的妓女。真可謂奴才有主子，奴隸無祖國！

　　清朝的文字獄更邪火。康熙時浙江人莊廷攏編刻《明書》，被人告發，其父莊允城被逮入京死於獄中，莊廷攏被掘墓開棺焚骨，凡作序者、校閱者及刻書、賣書、藏書者均被處死，子侄18口以及210位士大夫被斬首；被發遣、充軍的有七百家，被牽連入獄者3000餘人。另壹起是《南山集》獄，波及數百人；戴名世被斬首，方孝標被戮屍，兩家男子十六歲以上者均被殺，女眷等則被沒收為奴婢，方氏同族人都被充軍黑龍江。壹個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腦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認為是“危險人物”處決。

　　雍正時文字獄泛濫。呂留良案受到株連的人多達幾萬人。刑部尚書的兒子因做詩文有“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結果按大不敬律斬首。朝臣查嗣庭任江西主考，出題“維民所止”，被告發“維止”二字，影射“去雍正二字之首”。雍正帝大怒，將查嗣庭入獄。結果查死於獄中，其屍被戮，查的親屬或處斬，或流放。

　　有個叫徐駿的官員，僅因“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壹句，便被扣上“誹謗朝廷”的罪名，落得個身首異處誅連九族，連故里的官吏都被斬。

　　乾隆時發生文字獄140餘起，被捕殺的文人及受連累的家屬幾萬人，連瘋人說瘋話都不放過。精神病患者發病時自稱皇帝，被乾隆凌遲處死的就有六起。乾隆自稱“古稀老人”，退休的大理寺卿尹嘉銓有壹次自稱“古稀老人”，即被絞死。

　　翰林學士胡中藻有句詩曰“壹把心腸論濁清”，乾隆帝看後大發雷霆：胡中藻遂因壹“濁”字被殺，並罪及師友。

　　徐述夔的《壹柱樓》詩集中云：“明朝期振翩，壹舉去清都”；被乾隆帝定為“大逆”，不但把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戮屍，其孫子和為詩集校對刊印的人也全都處死。

　　沉德潛的《詠黑牡丹詩》云：“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其中的“奪朱”用的是《論語》裡的典故，可“奪朱”被說成是奪了明的天下；“異種”意為“奇異之種”，但也被解為“非我族類”的滿族。乾隆帝看後大怒，當時沉德潛已死，就把他的屍體拉出鞭打壹通。……文字獄的盛行使朝廷的大臣們之間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寫日記，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清朝對全國圖書都要進獻檢查，不利於滿清的文獻被禁毀；連前人涉及遼金元的文字都要篡改；查繳禁書竟達3千多種，15萬多部，總共焚毀的圖書超過70萬部。壹篇吳三桂的“反滿檄文”，壹本《揚州十日記》，壹本《嘉定屠城記略》，竟在中國本土演滅，二百多年後才從日本找出來！

　　為了統治的需要，就在教科書裡編入統治者的胡說八道，通過“學者”的論證，把最無恥的道理用最美妙的語言表達，並規定學生要會背會用。清朝的科舉，童試就有壹種題型叫“聖旨默寫”，要小孩子把皇帝的名言默寫下來。這些名言當然是大談皇上聖明。而且規定，如果這個不合格，就算其他答的再好也不錄取。

　　滿清壹紙“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剃髮令把中國人整成了有辮子沒脊梁的精神侏儒，將數千年的奴化教育做到了登峰造極，最後只剩下壹門“研究錯別字”的學問。龔自珍大叫：庠序無才士，巷無才偷，藪澤無才盜！中國人遭受過如此滅絕人性的奴化和侮辱，無休止的肉體恐怖和精神摧殘，脊梁彎了又彎，膝蓋曲了又曲，腦袋洗了又洗，中國人被磨掉了人之為人的最可寶貴的血性和骨氣，令人痛心地成了壹個跪著的合群自大的族類。

　　官定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主義和民族主義）不但是中國人的行為規範，而且竟成了中國人壹切智力活動的唯壹靈感來源。壹切對官方意識形態的質疑，都被扼殺於萌芽狀態中。任何偏離“主旋律”的噪音都被全社會合力撲殺。人們不但心甘情願地放棄對自己大腦的使用權，改用兩三個死人的大腦，而且還剝奪別人的“用腦權”，從而有效地將壹切中國人的創造性智力活動凍結了兩千年。

　　第十章 愚民思維方式

　　1．天崇拜的起源

　　范文瀾綜合了史書記載的傳說後認為：“炎帝姓姜……姜姓是西戎羌族的壹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慢慢開始農耕。羌族孕育了包括“犬戎”、“白狗”、“白狼”等西戎族，還孕育了漢族、党項、土蕃、藏族等民族，而且古羌族流入蒙古草原參與了蒙古草原民族的形成。據有的專家研究，單音節有聲調的漢藏語系就發源於單音節的古羌語。

　　例如，現在用得最濫的“美”字就是這樣，美字由“羊”字和“大”字組合而成。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美……從羊，從大羊。”徐鉉注釋道：“羊大則美，故從大。”可見華夏先祖的審美觀是游牧人唯物主義的審美觀。

　　在炎帝進入中原之後，傳說中的南方“獸身人言”的九黎族蚩尤也北上中原。“九黎族驅逐炎帝族，直到涿鹿”。炎帝便聯合黃帝族，共同打敗蚩尤，地點在涿鹿；後來黃帝與炎帝三次大戰發生在坂泉。上古時期涿鹿、懷來、媯河和燕山地區是游牧民族的地盤。後來，黃帝又定都於涿鹿。最後，黃帝葉落歸根，“黃帝崩，葬橋山”，而橋山更是地處西北。炎黃二帝起源於西北游牧族和游牧區，因此必定崇拜天，也就是崇拜草原和游牧民族的“騰格里”。《史記》說，軒轅黃帝擒殺蚩尤以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

　　《草原帝國》的作者、法國研究亞洲史的泰斗勒尼.格魯塞說，“匈奴人於公元第三世紀後半期時組成了壹個統壹的和強有力的民族。他們的首領被稱作單于，這稱號的全文譯音為撐梨孤塗單于，漢文內譯作‘天子’，撐梨為突厥——蒙古語字根，它顯明的是突厥字與蒙古字‘騰格里’（天）的譯音”。從匈奴到突厥，再到蒙古，全都崇拜騰格里。在黃帝時期的西北游牧族就崇拜騰格里，要不當時的各部族就不會把黃帝尊為天子了。騰格里崇拜和天子這壹稱號都來自上古時期的西北游牧族。原來華夏族的“天崇拜”，是炎黃二帝從草原老家和游牧祖先那兒帶到華夏來的。

　　2．日崇拜

　　春秋時晉人伯瑕認為日食是“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影響最大的因日食而下詔自責的當屬漢文帝。公元前178年，日食之後文帝下詔：“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托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壹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漢文帝把日食原因歸咎自己，並廣泛徵求進諫者，他成為後世帝王遇到重大災異時下“罪已詔”先例。

　　日食，表示君主受到了侵犯，或是說明有人搞陰謀詭計，在皇帝背後搗鬼。唐代孔穎達在《左傳正義》中寫道：“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能夠搞陰謀的人往往是親近大臣，所以漢代常常為日食免去宰相壹級官員的職務，甚至把他們處死。

　　黃初二年六月，日食發生。負責官員將此事上報文帝曹丕，要求按舊例罷免太尉以避災。此時的太尉是老臣賈詡。賈詡在曹丕做太子壹事上立有大功，而且還因賈詡的深謀遠慮對鞏固帝位大有用場。這黃初二年，是曹丕登基稱帝的第二年，政局還未穩定，不能因壹個小小的日食就除掉賈詡。所以，曹丕聽完報告，下詔說：“上天降下災異，是警告天子的。天子委過於下級官員，這不是聖人的做法。文武官員們，大家小心盡職吧！以後凡有此類警告，絕不歸罪妳們。”曹丕這紙罪己詔書，不僅保住了賈詡，而且也為自己買下了美名。

　　太子石宣驕奢淫逸，大造宮殿，役使民工數萬之多，百姓怨聲載道。禁軍領軍王朗上奏皇帝石虎，希望他能對太子的行為加以阻止，但因此卻開罪了太子石宣。建武十年，天空中出現了“熒惑守房”的星象。“熒惑”就是現在所說的火星。火星本呈紅色，亮度常有變化，行蹤忽東忽西，忽明忽暗，因此稱火星為“熒惑”。所謂“房”就是房宿，是二十八宿之壹，它和心宿同被古代星象家稱為“天王布政之宮”。他們以為，反覆無常的“熒惑”停留在天王布政的地方，自然是不祥之兆。石宣要借這天象除掉王朗，於是就收買負責天文星象的太史令趙攬，要趙攬向皇帝石虎進言，就說要想逢凶化吉，必須“以貴臣王姓者當之”。當石虎問“這王姓都是誰”時，趙攬脫口而出，說：“王姓大臣中最尊貴的，莫過於王朗了”。石虎不同意，要趙攬再舉出個次壹等的。趙攬無奈，只好再舉個次壹等的中書監王波。於是王波就莫名其妙地做了祭刀鬼。通過星象師之手，災禍就轉嫁到了茫然無知的王波頭上。

　　遠古的人們認為，日食就是太陽被某種動物吞食，就象猛獸食人壹樣，所以叫日食。他們每逢這時就進行救援，敲鑼打鼓，弄出各種聲響，要嚇退野獸。大約從夏代開始救護日食就成了國家禮制的壹部分。每到這壹天，就在國家舉行重大祭祀的場所敲鑼打鼓，向神獻祭。假若正在舉行重要會議，也必須停止，因為這是壹個危難時刻。“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若哪位大臣不肯去救護，“乃是不君事其事也”（《左傳正義》），即不以其君為君，這樣的罪名誰敢擔當？

　　《全唐文》卷410中對舉報私藏天文書籍者，給予升官或五百貫賞錢。對民間私習天文者給予流放、充軍甚至死罪的懲罰。明太祖朱元璋還規定只允許有世襲權利的人學習天文。青年學者江曉原在《天學真原》中認為，中國古代天學“在上古是王權的來源，到後世是王權的象徵，因此，如果誰打破了天學的壟斷，就意味著王權受到挑戰並被削弱。……天命的確認（王權的確立），除了依靠經濟、軍事、德行之外，最根本的政治資本是天學。”

　　日食是上天對皇帝的某種警告。這或許是因為大臣搗鬼，也或許是因為皇帝自己有什麼錯誤。如有過錯，就要認真反省，改正錯誤。假如曆法預報的日食沒有發生，人們就會說那是因為皇上的德行感動了上天，於是就要慶賀。唐玄宗時有兩次預報的日食沒有發生。壹次是因為在中國看不到，壹次是剛開始日食，太陽就落山了。但天文學家壹行告訴玄宗說：這是皇上的德行感動了上天。

　　3．“天人合壹”的專制類比思維

　　要弄清“天人合壹”的含義，關鍵是弄清“天人合壹”中“天”的意義。《四庫全書》中有200餘條表述“天人合壹”的材料。“天”包含著如下內容：天是可以與人發生感應關係的存在；天是賦予人以吉凶禍福的存在；天是人們敬畏、事奉的對象；天是主宰人、特別是主宰王朝命運的存在（天命之天）；天是賦予人仁義禮智本性的存在。今天不少人把“天”理解為自然界，認為“天人合壹”就是“人與自然合壹”的內容，則壹條也沒有找到。

　　古代的“天人合壹”的“天”並不是自然，而是超自然的神秘；“天”按最早的字書《說文》的解釋，表示至高無上。“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的“天”就是這個意思。

　　天字在甲骨文中就有出現，是壹個頭部突出的人的形象（見下圖 ，據許進雄，古文諧聲字根，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705）。最初的意思僅僅是用來表示人的頭頂。殷商人特別崇拜鬼神，他們心目中至高無上的主宰被設想住在天上， 但在甲骨文中是用“帝”來表示而不是“天”，甲骨文專家許進雄教授認為，那時的人似乎還沒有把頭上的整個空間明確地看成壹個系統。

　　周武王伐商誓師時責備紂王“弗敬上天，降災下民。皇天震怒，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他這是執行天的命令來了。三篇誓詞，不到八百字。“天”字出現了十九次（《周書·泰誓》）。

　　周戰勝了商，成為中國新的統治者，“天”也成了宇宙萬物的最高權威，道德的最後裁判，後世無不奉行。

　　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嬴政在中國歷史上第壹個自稱皇帝，他命工匠將李斯寫下的“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個篆字，刻在滅趙國時得到的和氏璧上，作為他的傳國璽。從此這塊石頭便成了神聖之物， 後來被想當皇帝的野心家爭來奪去，以為得到這塊傳國璽，自己便也“受命於天”，即從天那裡得到統治萬民的合法性了。皇帝被稱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土地人民都是屬於皇帝壹人的家產，任他予取予奪，“天經地義”。

　　所以劉邦和朱溫當了皇帝，都忘不了向本是農民的父兄誇耀，妳看我置的家業有多大！臣下也跟著呼萬歲。別說皇帝，晁蓋和宋江占山為王，也是打的“替天行道”的旗子。

　　當人們處於絕望之際，常常會呼喊“天啦！”“蒼天在上！”，“天”成了他最後的希望。這個精神世界之天比自然界之天更是無所不在地滲透在中國人的生活中。

　　《易經》開宗第壹章有壹句話，“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系詞上篇）這是說人間的倫理秩序，道德規範都是天規定的，體現在自然之天所顯示的現象中，而天象的變異則預示著禍或福將降臨人間，以後就成了中國人認識世界和行事的準則。天成了和人壹樣有思想意志、喜怒哀樂、超人而且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

　　《荀子.王制》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

　　董仲舒云：“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壹也”（《春秋繁露.陰陽義》）。即：天是有喜怒哀樂的天，可以和人感應、能夠給人以吉凶禍福的天。

　　那時的人們知道，物與物在不接觸的情況下是可以發生感應的。比如磁石可以吸鐵，琴弦可以共振等等。感應的發生是由“氣”在做中介。感應的發生是有條件的，比如磁石可吸鐵，但不吸銅；琴弦的共振，也是宮弦和宮弦共振，商弦和商弦共振。如同牛鳴牛應、馬鳴馬應壹樣。於是得出結論：只有同類的事物可以互相感應。

　　董仲舒為論證天人可以感應，首先需要論證天人同類。他論證說“天人相副”，即人是天的副本；人是天按自己的樣式製造出來的。譬如，天是圓的，所以人的頭圓；地是方的，所以人的腳方。人為什麼有兩隻眼？因為天有日月；人為什麼有四肢？因為天有四季；人為什麼有喜怒哀樂？因為天有陰晴。天有360日，人的骨頭有360節。由此建構了壹套完整的確認皇帝應當“法天而治”的理論。

　　董仲舒講：“三”代表了天、地、人，“1”是把握、參悟；“王”就是掌握了天、地、人規律的聖人，是無所不知的聖王。“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蝕），星辰不隕，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川浴不處，深淵不涸”。

　　它壹方面樹立了君權神授的地位；另壹方面強調不可違逆天的意志，否則必有禍殃。他告誡人君，如果善待百姓，把國家治理得好，上天就會降下祥瑞；黃河清，彩雲現，禾生雙穗等等則是祥瑞。相反，上天就會發出警告，直至給以懲罰，“自絕於天”會失去權位、改朝換代。日蝕、月蝕、隕石墜落、花木不合時令的開放或生長，都被視為上天的警示；地震山崩、洪水泛濫或久旱不雨、蝗蟲蜂起，不只是警告同時也是上天在施行懲罰了。

　　自然界出現不尋常的現象，被認為是人事的影響，這種影響並非說人類活動破壞了植被，污染了河流土壤之類的影響，而是指因為周幽王寵信了褒似導致歧山發生了地震。這種基於“天人合壹”的“天人感應”，將自然界的變動看成是上天在傳遞某種神秘的信息。因此董仲舒的“天人合壹”中的“天”，不是自然之天，而是有人格意志的神。

　　董仲舒的原想讓皇帝因敬畏上天，也不得不對自己殘虐百姓的行為有所收斂，但實際上難以收效。因為中國文化傳統中有壹套自欺欺人的消災彌禍的所謂禳解辦法，如用祭祀以賄賂天地神靈；將責任推給臣下，讓他們當替罪羊；讓和尚道士給冤死者念經“超度”等 。災害發生，受災的仍是老百姓，腐敗的統治者照樣腐敗並心安理得。

　　董仲舒認為“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就該“受命於天子”。“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白虎通》卷壹）。“蓋聞天生民，不能相理，為之君，使司牧之”。也就是說人民生來就不能自主、自理，必須由天父地母的王者來管理、來恩賜。人生而就是不平等的，有貴賤之分，在下者應當服從在上者，也就合於宇宙的公理。

　　“天人合壹”把統治者地位神聖化、絕對化、永恆化；如果誰敢反抗專制統治，就是“天理難容”，身首異處；“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皇帝是“奉天承運”，所謂天人合壹，說到底，仍是為鞏固皇權服務。

　　按照這種“天人合壹”的邏輯，就自然本身去探索自然也是沒有必要了，答案就在人世間，就在學者們的心；坐在那裡冥思苦想，就是格物，也可以致知了。

　　如發大水是“小人專制擅權、妒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湧水為災。”因為“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就要鬧水災，而小人屬陰。

　　鬧蝗蟲，那原因在《易傳》上有：“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征篇》說的更具體：“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

　　這種思維方式擴散到民間，便成了天上落下壹顆星，地上就要死壹個人，帝王上應天星不說，他的文臣武將也都在天上各有自己的位置；萬物皆有靈性，不僅人能修煉成仙，狐狸也能成精，石頭也可通靈，雷公電母，財神瘟神等眾多與人的安危禍福相關神，都在《封神榜》上有名有姓，而人民也真箇把他們供奉起來。鬧旱災了，禁屠宰、關南門、求龍王；出現瘟疫，請道士打醮，找端公跳壇神；有人亡故，請陰陽找風水寶地埋葬 ，以求多福多壽多子孫……直到到民國時期仍是常有的事。

　　最早使用“天人合壹”概念的，現在能查到的出處是宋代張載的《正蒙》。和張載同時的程頤就說：“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二程遺書·卷六》）。張的“合壹”，程的“無二”，其內容是說，天人同此壹氣，或同此壹理，人的仁義禮智本性乃是天的賦予。在他們的著作中，這個賦予人以善良本性的天也是壹個人們必須敬事的天，是壹個可以和人感應的天，是可以給人以吉凶禍福的天。

　　周敦頤的《太極圖》，邵雍的先天圖，被認為是講述天人合壹思想的代表作。那裡講“仁義禮智”是天所賦予的，人世的秩序是天的秩序的副本。

　　李慎之先生指出：“道家、中國化了的佛家、法家、陰陽家、兵家、農家、醫家，以至風水、氣功、武術、房中術……”都把“天人合壹”作為自己的出發點與歸宿點。李先生稱之為中國文化的小傳統，並說：“近代以來，中國大傳統中的“天人合壹”說已經大大式微，但是在小傳統中近年卻不但重新抬頭，而且日見流行”。小傳統中的“天人合壹”，各式各樣，台灣的宋七力組織了個“天人合壹研究會”，並不研究什麼人與自然的關係，而是用他的“分身”、“眉心放光”等等來顯示他的“天人合壹”境界。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隆籠蓋四野”。這是自然之天了。中國人很注意對這個自然之天的觀察，留下豐富的記錄。可惜沒能把天作為壹種獨立的自然現象去研究，而是把自然之天和精神世界的天混在壹起，簡單地說就是“天人不分”。

　　中國因為天人不分，對人與自然的關係得不到理性的認識，也就無法正確處理。

　　秦始皇自以為權力為天所授，便可以凌駕於自然之上而為所欲為。南巡至湘山，逢大風，幾不得渡，於是大怒，派刑徒三千人去把湘山上的森林砍光，直到裸露出紅色的土壤，作為對山神的懲罰；壹次夢見與海神戰，解夢的方士說海神是看不見的，但要有大魚、蛟、龍出現，就表示他在那裡了，於是出海去找尋，在山東之罘見巨魚，自用連弩射殺。

　　秦始皇是信奉“天人合壹”的，而且身體力行，為修煉成水火不進，能凌雲氣與天地長久的“真人”，動用70多萬人修阿房宮，因為“真人”需要住這樣複雜深沉的房屋群，使外人不知道他住在哪裡。為此，四川、湖北的許多山頭被砍光了。

　　秦始皇築長城是信了“亡秦者胡”的預言，還有修馳道要求筆直，塹山堙谷。這些工程，對環境的破壞是巨大的。秦始皇干出的壹些事，比唐吉訶德還令人哭笑不得。

　　武則天下令百花在冬天齊放，當然是編出來的故事，說明“天人合壹”並不尊重自然。某些人自詡中國文化不與自然作對，而是追求“天人合壹”，那是紙面的東西，不是實際。

　　實際是，中國的土地上許多山頭早就是童山濯濯，黃河下游因泥沙淤積成為“懸河”，舉世無雙；而且長江也在步黃河後塵。“天人合壹”在哪裡呢？樓蘭古國成為荒漠廢墟；就是因為天人不分，不能了解自然所致。以為天下就是自己目光所及那個範圍，自以為居天下之中，可以關起門來過日子，各人自掃門前雪，這難道是對自然的總體認識？倒是西方把自然作為獨立的對象去考察和研究，才真正弄清楚了各種自然現象之間，產生了科學。

　　人類的活動對萬物的變化是有影響的，但不存在周幽王寵信褒似就會導致地震的因果關係。“華夏金湯固，河山帶礪長”。這是清朝時在黑龍江西邊中俄界碑上刻的字；堅如盤石，安如泰山是習慣的認識。泰山其實在不斷升高，也因受風化剝蝕而失去原有的高度。

　　精華與糟粕並不是機械性地混合在壹起，可以簡單地剔除糟粕而保存其精華。僅僅籠統地高喊回歸“天人合壹”，恐怕對急需民主化的中國有害而無益。

　　4．語言落後和思維邏輯缺乏

　　林語堂認為，漢語是詩的語言，它朦朧、隱晦、簡練、隨意，具有跳躍性、整體性，它重意境、暗示、象徵、音韻，因此，幾乎隨便幾個漢字組合在壹起，都能構成壹首詩。但是，漢語的這些特徵與科學描述的精確性是相悖的，所以，漢語不是研究科學的語言。中國文化是詩的文化，不是科學的文化。

　　從語言上看，古漢語屬於人類的早期語言，語言的模糊必然導致思想的模糊，中國語言逐漸走向了單音化的道路，詩歌散文琅琅上口，思想卻蒼白空洞。語言中沒有時態、語態，語法跟嬰兒語言壹樣簡單，連件事情都說不清楚，妳能期望他們有獨立的人格，像個貴族壹樣互相尊重？不可能。語言沒有說服力，只能用暴力來說服了，啞巴急了幹什麼？

　　西方在2000多年前就有語法著作，中國人學語言壹直很倉促，語法、標點符號是在西方入侵後才引進的。西方語言的語法規則較複雜，中國語言就沒有西方語言中的因時間、單複數、人稱和語氣的變化而導致的動詞的變化，漢語很簡單[沒多少語法規則]，漢字很難。這樣，西方的小孩掌握語言的過程就是掌握語法規則的過程，從小就產生了守規則的意識，這為守法奠定了基礎；漢語的規則少，會說漢話產生不了規則意識；漢字的筆劃多，難寫；同音字多，難記；又是正楷字、又是各種不同類型的草字，把人都弄糊塗了，產生不了遵紀守法的規則意識，只會產生狡猾崇拜[所謂的書法藝術]。

　　比較同時期的希臘、印度和波斯文明，就可以發現春秋戰國時代的思想流派，在思維深度、邏輯嚴密程度上，都差得很遠。譬如：2000多年前古希臘就有邏輯學、語法學；印度2000多年前也有了語法學。中國壹直無邏輯學、語法學，不知道思維的規律；語法學是1840年後引進的。中國禪宗拋棄了印度佛教的因明等邏輯理論；道、禪皆主張直覺。中國人最拿手的只是比喻、象徵、暗示、零散的思維，莊子、韓非子則以寓言、故事“論證”其哲學，《論語》、《老子》、禪宗語錄等只是格言警句式的思想火花的匯合。

　　邏輯即人類的語言規律、思維規律，進而萬事萬物發生、發展、進化的規律。形式邏輯最重要的第壹條的規律就是同壹律。同壹律就是人與人之間尋找共同的語言，有了共同語言之後，才會進壹步對事物之間的關係進行討論，沒有共同語言壹切都是白搭。不要把同壹和統壹完全等同起來[那是列寧搞的]，壹等同起來就是為極權專制服務中國人根本問題是沒有遵守同壹律。對他人嚴，對自己松；對上級拼命的吹捧，對下屬、貧民，就百般刁難。在他們的心中永遠沒有平等，他們只有強盜邏輯和法西斯邏輯。有人鼓吹“不平等是人類發展的動力”，真是反人類的奇聞！動物世界是不平等的世界，人類社會是追求平等的社會。人類社會是追求平等的社會的前提是人有正確的形式邏輯思維,否則就會搞類比推理，把人當牛當馬當豬當磚頭當螺絲釘，最後必然走向文革似的非人社會！

　　黑格爾認為中國的思維方式帶有嬰兒時期的直觀性和不成熟性，缺乏成年人時期的成熟思維能力。林思雲說：中國人的大腦成長速度異常緩慢，20歲中國人的理性思維能力，還不及10歲西方兒童的水平。如果壹個成人的理性思維能力仍然停留在少兒的水平上，在醫學上就被稱為精神障礙者。按照西方的標準，大部分中國人都應該算作輕度精神病患者。

　　5．忽視細節的原始思維

　　長於分析、注重細節、注重個體的精密思維與民主相關，囫圇吞棗的整體主義的粗糙思維與專制相連。譬如；西方人寫通信地址是先寫自己的門牌號，再寫村、鎮、縣等名稱；中國人卻相反。在時間上，西方人是日月年，中國是年月日。在姓名上，西方人先名后姓，中國人先姓後名，而且中國人特別強調姓。

　　美術：如斷臂的愛與美之神維納斯、蒙納麗莎夢壹般的神秘微笑都以細節見長；中國的《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是大場面，很符合中國人自大的心理。小說：西方小說的心理描寫十分的詳細，中國的小說都是壹些大場面，缺乏細節描寫。荷馬史詩就有詳細的心理描寫，《三國演義》心理描寫就差得多。

　　壹位牧師曾問壹位鐘錶行家：“妳知道為什麼最好的手錶是日內瓦生產的嗎？”行家答曰：“不知道。”“因為日內瓦有加爾文的基督教教派。”牧師說。“因為基督教非常嚴謹和注重細節的投入，使日內瓦的工匠們生產出了最精確的手錶。”

　　當亞運會在廣島結束的時候，六萬人的會場上竟沒有壹張廢紙。全世界的報紙都驚嘆：“可敬的日本民族！”因為沒壹張廢紙，全世界就服。再看看“十壹”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的人們散去後，滿地的廢紙，到處亂刮！外國人壹看就認為：中國要同日本比，還差得遠呢！萬事從小事做起。哪次飛機失事不都是因為壹節油管不通、壹個輪胎放不下來才失事的？

　　中國人忽視細節的整體主義思維習慣，妨礙了真理的發現，導致了技術的落後，使人陷入了“上智下愚”的專制主義的困境。

　　6．沒有超越的血緣性的狹隘思維

　　中國沒有超越世俗的思考，沒有多少高深的理論。孔子注重“人倫”和“事功”，他的學問集中在如何處理人際關係上以及具體成事上（“事統”），並不教導學生以對知識的抽象興趣，他不願意像蘇格拉底那樣以討論超越人倫事功之物為使命。

　　人文思考從根基處說是壹種抽象的玄思，它的根本性觀念是從人類（the human race）的角度來思考人存在的根基，由此才會有超越性問題：人的本性、人的本源、人和大自然的關係、人和神的關係、人和人的關係。它把人作為類來思考，超越具體人倫事功，超越有限的存在。“人文”是以古希臘思想及其方式為根基的。

　　中國搞幾千年的“以孝治天下”。中國人的“禮”和“孝”最初都是維護血統的純正，以後轉化為對等級的強調。“孝”就是血統論，就是不講是非正義[父子相隱]，就是神化祖宗家長，搞“祖宗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因此，中國人的思維缺乏中立性超越性。

　　有人鼓吹“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合於自由平等要求的。其實，這是曲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以“孝”道為基礎。離開了孝的背景解釋壹通，必然得出壹個假結論。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意思就是：我不喜歡的東西或事物，我不會施給妳。好象很合情合理，其實不然。由於孝道的作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變成了“父不喜歡的，子就必須不喜歡；父喜歡的，子不能反對甚至必須接受”。這就陷入了專制愚昧的泥潭。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做不到的，孝道使它無用，強權使它虛偽。譬如：孟子不喜歡別人罵他，那末他就不應罵人；他怎麼罵反對他的人是“禽獸”呢？孔子不喜歡別人殺他，他就不應殺人；他為什麼亂殺少正卯呢?

　　有人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處理平等的人之間的關係；問題是中國古代根本就沒有平等的人，哪會有處理平等人之間的關係準則。

　　我不欲不等於人不欲，我所不欲可能是人所不欲，也可能是人所欲。“蘿蔔、青菜，各有所愛”，我不喜歡吃蘿蔔，而我的兒子卻喜歡吃蘿蔔；難道就因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名言，就不給我兒子吃嗎？

　　孔子提倡“仁”，並指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儒家當官後,“達”的是自己的親朋好友，是赤裸裸的腐敗。推己及人的處世觀，強調的是“己”，而不是公義。什麼都用“我”來做標準，用“我”來衡量壹切，這就陷入了“唯我獨尊”的“定於壹”的專制邏輯。孔子思維的根本錯誤就是“以己推人”，這必然導致“唯我獨尊”的專制主義和“唯利是圖”的假仁假義主義以及“唯祖是從”的復古主義。

　　泰勒斯 (前625年～前547年)說：“不要做妳討厭別人做的事情”。有人說，這和中國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人家比孔子早。西方宗教的教義說：“無論何事，妳願意人家怎樣待妳，妳也要怎樣待人”。如果別人不願意，那麼就不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如果自己不欲而人慾，那麼不妨聽之任之，而不要認為他錯了。

　　正確與錯誤、正義與邪惡不是根據“欲、不欲”和“施、不施”來劃分的，而是根據是否侵犯人權來劃分。人們行為的正義標準只能是蘊涵了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權。當代社會的絕對標準就是人權。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及其人權公約，各國人民和政府都應遵守，不能違反。否則，就成了野蠻的國家。

　　孔子的“欲、不欲”和“施、不施”的道德說教只適合於三歲兒童的理解力，經過2000多年，中華民族的思維水平還停留在幼兒園階段，實在可悲!

　　1911年的革命已經使傳統社會崩潰，儒家的唯我獨尊的專制地位也隨之崩潰。儒家的運轉體系也隨之死亡，但儒家的專制思想仍然影響著人們。1949後，中東歐的專制文化——馬克思列寧主義取代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壹般認為：儒家學派已在文革中被徹底整死了。

　　當代的儒家信徒否認儒家的專制思想。如果儒家沒有專制思想，專制的皇帝會獨尊儒家嗎？應該說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專制思想，不過是用虛偽的“仁”進行了包裝。

　　在人權時代，專制的東西肯定沒有用了，用它只會阻礙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儒家信徒總會舉壹些片言之語來說明儒家沒有專制性，那是因為他們的思維就是專制思維，就象蛇毒對蛇不是毒而是寶壹樣。

　　壹棵大樹被天牛咬死，並不是天牛吃得太多，而是天牛將樹幹中輸送養份的管道切斷了，使得整個系統不能運轉。同樣，貪官污吏造成社會動盪並不是由於他們貪污了多少錢財，而是由於他們破壞社會公正、破壞經濟運行、破壞了政府職能的運轉，使得社會、經濟、政府這些系統趨於崩潰。而且貪官污吏的級別越高，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如果是獨裁者發昏破壞整個系統，崩潰就指日可待，比如胡亥、楊廣、蒙古皇帝、毛澤東等。

　　當壹個人咽下最後壹口氣後的壹段時間內，渾身壹百萬億個細胞，壹定“絕大部份是好的”，“大部份”器官還是好的，所以醫院可以作移植手術，個人也可以預先立遺囑捐贈器官，更不要說在死刑犯身上淘金的大蓋帽和白大卦對“大多數是好的”這壹教導的活學活用了。不過，“大部份是好的”並不能否定死亡的事實(無論採用腦死亡還是什麼別的標準)。

　　而且器官移植必須爭分奪秒，否則就是100%地壞了。儒家運轉體系在1911年死亡時候，“器官移植”也失敗了，因此儒家也就100%地壞了。

　　所以，對儒家思想必須採取壹票否決制，凡是專制反人權就是壞的。譬如：孝道就是剝奪了子女的人權；“父子相隱”包庇盜竊、侵犯了他人財產權，既虛偽又貪婪更不道德。所以儒家思想從總體說就是壞的。

　　房子塌了，當然不能住了，要廢物利用拿幾塊磚當然是可以的。儒家就是那塌了的房子，“取其精華”不過是“廢物利用”罷了。

　　既然可利用儒家的元素，為什麼不能利用西方的元素呢？這是因為儒家信徒搞血統論。有人甚至講“凡是祖宗的就是好的,凡是非祖宗就是壞的”。這是典型的不講是非的血統論，是阿Q的表現！

　　有人狡辯說不是“血統論”，是要用古代的標準衡量古代的人，難道我們發瘋了嗎？我們又不是古代人，人們為什麽要用古代的標準衡量古人，用古代的標準衡量出的“精華”能為今天所用嗎？

　　人們既然是要用古人的東西，當然是用當代的標準來衡量它們是否能為我所用。用古代的標準來支配人們的言行的話，人們就成了古人的奴隸！這樣壹來，中國就毫無希望了。

　　第十壹章 中國根本就沒有科學和哲學

　　中國文化的源頭《易經》壹開始就充滿了神秘主義、感性、反理性的特徵，並全面影響了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和各個流派，也是現在中國最大的偽科學——中醫的指導思想的根源，壹直到現在還在毒害人類、迷惑人心。它只不過是壹本原始時代的算命書而已，巫術迷信的弱智產物。到現在人們仍在為它裡面那些弱智囈語的確切含義爭論不休，但並不防礙中國的江湖騙子，“國學專家”“民間科學家”利用它來裝神弄鬼，毒害欺騙民眾。

　　在某些研究者看來，凡是科學已經發現的壹切，《周易》中早就有了。科學尚未發現的，《周易》中也早就有了，只等著我們去發現。因此，有人宣稱，依賴《周易》，中國將稱霸世界；《周易》將使21世紀成為中國的世紀。“科學易”研究的成果之壹，就是《周易》中的算命術也成了科學：預測學。有人認為用《周易》可以預測地震。

　　在這樣的背景下，楊振寧說，《周易》中沒有人們所說的那些科學成果，《周易》也不是促進科學發展的動力，甚至還起到了阻礙的作用。他說：“徐光啟第壹個翻譯了《幾何原本》，歐幾里德的幾何學是人類史上壹大貢獻，第壹次把推演法規律化，推演法對於近代科學產生的影響無法估量。徐光啟翻譯後了解到，推演法的壹個精髓就是欲前後更置不可得。就是壹條壹條推論不能次序顛倒，這跟中國傳統不壹樣。可惜徐光啟的譯著只翻譯了前六章。沒在中國產生應有的影響，所以推演法沒在中國生根”。

　　愛因斯坦說，科學的基礎有二：壹是希臘發明的形式的邏輯，壹是文藝復興中發現的實驗獲得因果的方法。中國缺少這兩項，所以中國古代沒有產生科學。不存在中國古代科學曾經領先的問題（《愛因斯坦文集》）。科學和技術之外，還有“科學技術”。後者是由科學推導出來的技術，是經驗積累所不能達到的技術。例如無線電技術，是電磁理論的產物。中國的“四大發明”都是技術，都是來自經驗的技術，不是科學。

　　馬克思說過：中國根本就沒有科學和哲學。確實，我們在中國的思想典籍裡面看不到有什麼思辨色彩的東西，只有零零散散壹些裝神弄鬼的看似壑智實則弱智的格言。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文化百花齊放的繁榮時期，這只能在中國內部自己跟自己比比而已，拿到世界史上壹比較，諸子百家（也就幾個思想流派）的思想內容實在貧乏弱智得很。

　　孔門智慧自古以家事言國事，以父子喻君臣，以家政推及國政。修身可以齊家，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打比方可以，但在實踐中卻行不通。原因很簡單，國政的複雜性與家政不可同日而語，就象擺地攤的經驗不能用來管理大公司壹樣，家政經驗不可能用來成功地治理由無數家族組成的王國、帝國或共和國。

　　儒家所說的“知”僅指道德修養、人際關係等，而非自然界的知識以及理性和邏輯等。孔子的知識面也很狹窄，樊遲壹個日常的農業問題就可以把他“問倒”，更不用說列子提出的“辯日”之類的天文知識，與他“同時代”的西方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其學術幾乎是孔子的十數倍，而這樣的壹個“術業了了”的傢伙居然在中國成了“聖人”。

　　第壹個系統研究東方學術的西方哲學家黑格爾說：在我國的歷史上，像孔子這樣的“思想家”俯拾皆是。他評價孔子學說是壹種常識道德，任何壹個民族都能找到這種常識道德，甚至還要更好，比如西塞羅的《政治義務論》，便是壹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所有書的內容豐富而且更好。這壹評論已為孔夫子簡單膚淺的“思想”蓋棺定論了。

　　古希臘的諸子視野廣闊得多，對靈魂、神靈、邏輯、藝術、自然、社會等都有探討。公元前6世紀的畢達哥拉斯提出球形大地說，是基於對幾何現象、力學現象和熱力現象的反覆觀察和論證。公元前3世紀的埃拉托色尼用幾何的方法巧妙地算出地球的周長，並提出地球表面大部分是水面，創立經緯網，繪製出基於大地球形說和經緯網原理的世界地圖。阿基米得發現了浮力定理，計算球體，園錐體和其它立體的計算公式，並在深刻理解槓桿原理的基礎上，發明螺旋提水機械和使羅馬海軍潰不成軍的撼船機械。

　　諸子百家的學說，基本上都是關於倫理道德等感性思維方面的學說，與西方哲學相比，顯得粗糙而膚淺。孔孟老莊的東西，大部分都是語言含混的諺語類的東西，只能算做社會思想而不能算做哲學。很多東西可以有多種結論和闡釋，沒有嚴謹的科學性。和宗教相比較，他們沒有壹套完整的世界觀體系，只能屬於亞宗教形態的東西。至於如何建構其社會理想，則成了沒有絲毫方寸可言的思維混亂的大雜燴。按照歐洲人的標準，思想家是指具有最高理性思維水平的人，從而可以說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壹位思想家。

　　翻開先秦諸子的著作，隨便就可使看到對科學的排斥。如道家認為人的生活方式越原始越好。《老子》：“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莊子.天地》講在漢陰有壹個不用人們常用的汲水工具，在井邊挖壹個邪的隧道，抱著瓦罐汲水澆園，“用力甚多而見功寡”。當子貢表示疑問時，他還講出壹大堆玄理。

　　儒家的《禮記》云：“作奇技奇器淫巧以疑惑眾者，殺”。馮友蘭曾總結說：“中國曾經有不少的創造發明，但是我們常常看到，他們不是受到鼓勵，而是受到阻撓”。

　　亞里斯多德著有《形而上學》、《工具論》、《倫理學》、《政治學》、《詩學》、《修辭學》等書，他把知識分為理論、實踐、創作三大類，提出十大哲學範疇，研究了物體的運動、形式邏輯等，建立了多個新學科，他是希臘智慧的傑出代表。古希臘的哲人們在人類歷史上第壹次系統地涉及了物理、數學、天文、幾何、邏輯和政治學等基本概念和方法論，形成壹個科學思維的傳統。他們實際上已經初步懂得用試驗的辦法從事發明創造。近現代西方思維創造力的原創基因不在別處，就在希臘哲學。

　　李慎之說：“在世界各古老文化中，只有希臘文化從文明發軔的‘軸心時代’開始就有科學與民主，其它如印度文化、中國文化等壹概沒有。這已是世界史的常識。為什麼說中國沒有科學？理由十分簡單。第壹，中國沒有按嚴格的邏輯推理發展出壹套科學理論繩繩相繼，日新又新。第二，中國沒有發展出以數學作為各門科學的共同語言。……祖沖之推算出來的圓周率的精確度據說比歐洲人早了幾百年，…但中國從來沒有幾何學。”

　　有壹個歷史事實證明了各文化間的優劣：那就是，希臘文化曾深刻地影響了印度文化，而印度文化繼而又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文化，這種影響在三者間基本上是單向的，沒有反向的影響。孰優孰劣，高下立判。中國早期思想文化的貧乏弱智決定了它以後難有更大發展的空間，在這之後兩千多年裡，後代人反覆地在這些弱智思想裡面兜圈子，不能推陳出新。雖然也出現過程朱理學這樣的重新包裝，只是使它變得更壞，而不是更好。

　　壹種愚蠢的說法是：因為妳們西方人偷走了我們的文明成果，妳們才成功的（所謂“四大發明”等神話）。中國文化從壹開始就不可能演變為現代文明的。

　　中國不是輸在近百年，而是從起跑線上就差了4000年。從起點上，希臘羅馬時代的城邦民主制和共和制已經高出春秋戰國的君主制壹個層次；希臘科學理性精神、邏輯學的創造，又高出古中國從《易經》衍生出來的感性思維文化壹個層次；基督教博愛、懺悔、救贖的宗教精神又高出儒家君為臣綱的專制主義壹個層次；文藝復興的天賦人權、自由民主理念，宗教改革，又超越原地不動的中國文化壹個層次；近代科學的誕生、工業革命，又壹次把仍然在落後的農業文化中做低級循環的中國拉下了兩個層次。到了現代，西方民主體制人權高於主權的超越性認識，又高出中國半封建集權專制不止壹兩個層次。

　　這樣累加下來，西方文明已經高出中國文化七八個層次。不客氣地說，中國文化實在是壹個劣等得不能再劣等的文化。只有西方文明，才當得起“博大精深”這四個字，其它不論何種文化，包括中國文化與其相比，是毫米與光年之間的差距，是石器時代的石斧與宇宙飛船之間的分別，根本不在壹個數量級上。

　　波普爾說：“西方文明卻是整個人類歷史中最自由、最公正、最人道主義的最好的文明。它所以最好，是因為它具有最大的改進能力。”而中國文化註定了永遠做不到這壹點。

　　第十二章 全民皆愚

　　1．百事不如人

　　1935年正當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創刊兩周年之際，壹位筆名叫“壽生”的北大學生寄來壹篇文章，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後於日本，只不過因為中國的固有文化太豐富了，因而接受性較為遲緩，不比日本文化根基膚淺，只會壹味摹仿。只要中國恢復民族自信心，努力苦幹，就可以復興。壽生的看法，在當時青年人中很有代表性。

　　胡適以為，這樣的自信心是建立在沙堆上的。他特撰《信心與反省》壹文，指出壽生文中鄙薄日本、抹煞日本文化的惡習是最要不得的。創造不外乎摹仿功夫深時的壹點新花樣。日本不僅善於摹仿，其文化中有很多偉大創造，成績遠勝於中華文明。我們到了今天，若是還看不見日本文化的長處，反而抹煞事實，笑人摹仿，那真是盲目的誇大狂了。

　　胡適批評了民族自大狂，他說中國人是“又愚又懶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質，便完全被壓死在物質環境之下，成了壹分象人九分象鬼的不長進民族”。“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

　　胡適說：“我們如果平心研究希臘羅馬的文學、雕刻、科學、政治，這四項就不能不使我們感到我們文化的貧乏。尤其是造型美術和算學兩方面，我們不能不低頭愧汗。《幾何原本》的作者歐幾里得和孟子先後同時，在二千多年前，我們在科學上已落後太多！從此以後，我們所有的，歐洲也有；我們所沒有的，人家所獨有的，人家都比我們強。

　　試舉壹個例子：歐洲有三個1千年的大學，有許多個5百年以上的大學，至今繼續存在，繼續發展。至於我們所獨有的寶貝：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扳子夾棍的法庭……雖然‘豐富’，雖然‘在這世界上無不足以單獨成壹系統’，究竟都是些使我們抬不起頭來的文物制度。即如壽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芒萬丈’的宋明理學，說起來真正可憐！講了七八百年的理學，沒有壹個理學聖賢起來指出裹小腳是不人道的野蠻行為，只見大家崇信‘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吃人禮教。請問那萬丈光芒究竟照到哪裡去了？”

　　胡適的文章引來不少人寫文章反駁，反駁的論據大多是人們熟悉的。

　　反駁之壹，中國的文化並不僅僅是“小腳、太監、姨太太”，中國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向上的力量。中國既要學習西方科學文明，也要發揚中國優秀的文化。正是這些優秀的固有文化在重利逐樂的西方物質文明衝擊下失落了，才使得中國走入岐途，墮落了。

　　對此，胡適再撰《再論信心與反省》、《三論信心與反省》，指出這不過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翻版。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作為道德品質，不過是人類共有的理想，不屬於哪個民族所特有。考察壹種文化，更重要的要看她怎樣來實踐這些理想。如果沒有作法，沒有熱力，再好聽的理想，只是壹些空名詞而已。

　　在中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好名詞，不曾阻止“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貞節牌坊、地獄的監獄、扳子夾棍的法庭”的存在。後者的崩潰，全不是程顥、朱熹等聖人的功勞，乃是與歐美文化造成的新文明叫我們相形之下太難堪了，這些東方文明的罪孽方才逐漸崩潰的。說我們這七八十年來走入迷途、墮落了，是無稽的誣告。在幾十年中，廢除了三千年的太監、壹千年的小腳、六百年的八股，五千年的酷刑，這是“向上”，不是墮落！

　　胡適沉痛地說，可惜我們向上得還很不夠。八股廢除了，但八股訓練的思維習慣還流毒無窮。“小腳逐漸絕跡了，夾棍扳子、砍頭碎剮廢止了，但裹小腳的殘酷心理、上夾棍打屁股的野蠻心理，都還存在於無數老少人們的心靈里。今日還是壹個殘忍野蠻的中國，所以始終還不曾走上法治的道路，更談不上仁愛和平了。”

　　中國人只有放棄壹切本不該有的傲慢心態，承認自己既不如人家古老，也不如人家文明，更不如人家先進，虛心地重新書寫被盲目放大了的歷史，才能用最好的心態面對西方文明，學習西方文明。胡適說：“肯認錯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學人家。不要怕模仿，因為模仿是創造的必要預備工夫。不要怕喪失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因為絕大多數人的惰性已盡夠保守那舊文化了，用不著妳們少年人去擔心。妳們的職務在進取不在保守。” 中華民族只有洗心革面，深化改革，重鑄國魂，再造制度，中華民族才有希望。

　　2．中華民族三百年前不是優秀民族

　　判斷壹個民族優劣的標準是什麼？在追求“現代化”的世界上，只能是符合現代化的標準：壹是看該民族是否具有民主、法治、公平、高效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二是看該民族是否能創造出現代物質文明，三是看其文化是否具有反省、創新的機能，四是看其社會是否健康、文明、正義。從這四個方面來看，中華民族確實存在著令人痛心的太多的缺點。

　　壹個優秀民族的優秀素質的形成，有壹個必要的條件：必須有壹個寬鬆的政治環境，讓這個民族的個體有獨立思考的權力。自焚書坑儒後，中國的士已嚇破了膽，從此閉上了鳥嘴。漢武帝腰斬學術自由，獨尊極度推崇等級制度的儒奴教，知識分子們就更喪失了獨立人格，其最大的追求是為皇帝們當差，去幫皇帝治國平天下。中國的儒、道、墨、釋等思想；所有的價值理念，都必須對專制政權低頭與讓步，否則就會遭受到滅亡的命運，絕對沒有自主與自由創造的空間。這使得中國文化思想成了黑暗與邪惡文明的奴僕。

　　中華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制度、行為、思維方式等方面確實存在著重大的弊端。傳統中國只能產生專橫的統治者、愚昧的民眾、貪婪的權貴、無規則的政治、低效率的生產、對不擇手段的信仰和社會道德的沉淪，而不可能產生理性、正義、文明。中國人儘管有飲食、計謀等方面的小智慧，但缺乏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方面的大智慧。

　　論政治，中國三千年來壹直都是最專制，最腐敗，最黑暗的政治，壹直到現在都還是專制體制，實行的是非程序政治、謊言政治和暴力政治。

　　中華民族兩千多年來，內亂、戰爭大約占了壹半的歷史時期（據統計占了55%），人口死亡過半的動亂就達10次，但沒人總結教訓、完善制度、提出防範悲劇再度發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會被忘卻。還有無恥的人，玩法律於股掌、置人民於血腥之中，不擇手段地追逐“富貴”、奪取權力。為此，君臣相殺、父子相殘、骨肉相斫、同胞相害，權力鬥爭將人異化為豬狗不如的野獸。無規則的權力鬥爭、謊言的說教，腐敗的官場、阿諛奉承的官吏、猛於虎的苛政、逆來順受的百姓，這幾乎就是傳統中國政治的全部內容。面對這樣的政治制度，古代中國人竟然心安理得！歷史上未曾出現過壹點民主的火花。孔子的德政、孟子的仁政不過是與專制相輔相成的人治而已，與民主政治無緣。古希臘無論是民主理論還是民主制度與實踐，都創造了早期的輝煌，儘管它們不完善。

　　當西方通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而解放人性、限制王權、發展議會民主時；中國的專制卻愈來愈嚴，出現了“杯酒釋兵權”、取消宰相的更加集權的趨勢，儒家倫理發展到“存天理、滅人慾”而以禮殺人的地步。唐朝的大臣在皇帝面前還可坐而論事；宋時就只能站著說話；到了清朝，只許跪著而且眼睛也不能上抬，口中也只能自稱“奴才”。

　　從秦國坑趙國降卒42萬，到蒙古、滿清的野蠻屠城，再到“6.4”屠殺；從焚書坑儒到明清的文字獄，再到文化大革命；從上古的自由戀愛到孔子的男女授受不親，再到明王朝的10萬宮女、10萬太監[明亡時留在宮中的太監仍有7萬之眾]、幾十萬王子皇孫[如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年薪20萬美元；而崇禎皇帝和他的皇后每年吃到肚子裡的日常伙食費，就有16872兩白銀按糧價折算超過52萬美元；而嘉靖、萬曆之後此項開支超過36萬兩白銀，即超過1000萬美元]。這對中國人是怎樣的壓迫、怎樣的負擔啊？

　　論經濟，中國老百姓在封建帝王、貪官污吏、地主豪強等多重壓迫下壹直都是最窮困的，所謂“唐朝時壹個馬車夫都比歐洲貴族富有”之類的話完全是瞎話。事實上，古代中國所謂“繁華富裕”，跟今天靠剝削農民和城市平民，來維持寥寥幾個大都市（以及官商階層）的“繁華富裕”假相的做法是同出壹轍的。這壹共同點，兩千多年來壹直沒有改變過。

　　壹些弱智的中國人流行“古時候中國的GDP占世界的80%（另有50%-90%不等的多個版本）”這種白痴笑話，在中國古代的兩個鼎盛時期——漢、唐，同期的羅馬帝國和阿拉伯帝國，在領土、人口、生產力上，都遠遠超過中國；而且延續時間也比漢唐生存的時間長。

　　中國自秦漢起，文明壹直處於壹種停滯的狀態中，卡在守土思維里跳不出來，文明上沒有任何進展，始終是在對歷史進行循環返復。

　　中國的皇帝擁有無限的權力和無限徵稅權。地方官員打著“聖旨”的旗號“暢行無阻”地徵稅，全然不顧農民的承受力。農民沒有任何權利、只有義務。秦二世胡亥統治時，賦稅超過農民收入的2/3；引發了陳勝吳廣大起義。漢武帝獨尊儒術，窮兵黷武，對外用兵（前140-前87年造成海內虛耗，百姓易子而食；人口減半，即50%的人死亡。

　　公元158年，西漢有1067萬多戶，5648萬多人，而到三國鼎峙之時，人口銳減將近90%！魏蜀吳三家通共也只有147萬多戶，767萬多人，可是要供養三個皇帝和百萬軍隊以及三架官僚機器，人民的負擔和痛苦該有多重。

　　沒有利益分配的發言權和決定權是農民貧困的根源。這種惡劣的的稅收制度表現為“黃宗羲定律”。“黃宗羲定律”就是朝廷賦稅改革，將前面濫征的各種攤派與附加，與正稅合在壹起壹並徵收。然而改革後，政府“忘記”了這壹並徵收的賦稅本身已包含了攤派和附加，再次另行攤派。結果是改壹次，賦稅增加壹回。最典型的莫過於明代的壹條鞭法，改革後公私稱便，朝廷的歲入也大為增加，但是後來朝廷又增加各種新的攤派和附加，最後是民不聊生，引發了明末農民大起義，葬送了朝廷的卿卿性命。

　　由於人口增加，官員膨脹，致使農民的實際稅費負擔都很沉重。據專家研究，中國歷代農民的實際稅費負擔是西方農民負擔的5-10倍。中國稅重，主因是統治者的貪得無厭的人慾沒有受到神的制約，中國的宗教是統治者手中的玩物。

　　其次，中國人的主食是糧食，而糧食易保存，刺激了統治者“深挖洞、廣積糧”的欲望，從而加重農民的負擔；西方的肉魚不容易保存，不可能“深挖洞、廣積肉”啊。這樣，西歐各國的老百姓負擔要輕。

　　第三，中國人吃糧食、喝糧食酒、吃菜子油與西方人吃肉、喝葡萄酒、用橄欖油相比，壹方面是蛋白質少，另壹方面是勞苦，需要精耕細作。翻地、播種的勞動比放牧、葡萄園及橄欖的管理的勞動勤苦得多。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西漢人均生產1400斤糧食，唐代2400斤，北宋1700斤，明2000斤，清360斤，1953年555斤；老百姓只能在饑荒的邊緣上掙扎。西方中世紀老百姓的休假時間比中國要多；中國人幾千年來壹直很貧窮落後。

　　第四，統治者推行小農與家庭手工業結合的重農輕商政策，以糧為本，只發展單壹的糧食生產，為此大規模開荒毀林，導致中華民族的發源地黃河流域由水草豐茂、“水清且漣漪”變為如今的黃土遍地、黃沙漫天。中國農民要儲存很多糧食才能活命，可極端野蠻的統治導致糧食被官方收光，農民只有死路壹條。朱德回憶說，1921年前後，中國每省都處在軍閥的鐵蹄下，農民的收成被踐踏得壹干二淨，成了壹望無垠的黃土沙漠。依靠土地的農民，為了混壹碗飯吃，成千上萬地當兵去了。這也是中國內戰、起義多的原因。

　　西方人魚肉每天搞點，能活命就行，魚肉儲存會變臭，官方不好剝削過多，所以西方起義少，矛盾相對緩和。西方人喜歡把矛盾放在面上談判解決，矛盾顯得很多；中國採取高壓政策，表面上看不見矛盾，實在勾心鬥角，矛盾壹旦表面化，就不可收拾，往往血流成河。

　　總之，西方黑暗的中世紀比中國同壹時期要明亮得多。

　　論文化，中國文化根本就是最腐朽、最墮落、最愚昧、最陰暗的奴才文化、太監文化、偽君子文化。中國文化作為壹種思維模式，是壹種徹底的反理性思維模式、反智文化、愚民文化、專制文化；作為壹種生活方式，中國文化體現了中國人最腐朽、最墮落的生活方式——太監的生活方式、奴才的生活方式。

　　論科學，科學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尋求真實，中國由於避諱文化、討厭真實，無法誕生科學；我們只有技術，唯壹能夠拿來吹噓壹下的就只有子虛烏有的“四大發明”。

　　壹些無恥的弱智文人，“學者”，熱衷於編造中國古代的所謂“科學奇蹟”“先進思想”，如二進制是萊布尼茲偷學了易經的發明，墨子發現了光學原理、牛頓定律（這是那個臭名昭著的李約瑟搞出來的）等等，雖然都被駁斥過無數遍，但反覆販賣這些謊言，既能夠迎合大眾的意淫需要，又能夠為這些弱智文人換幾個打牙祭的稿費，所以他們就樂此不疲。

　　科學技術的發展，靠的是思想的徹底解放，靠的是思維方式的不斷創新和突破，靠的是新的思想自由的發表、交流和有益的爭論。獨裁政權的愚民政策完全是與科學技術發展的要求背道而馳的；它不僅愚化了億萬人民，同時也從根本上扼殺了知識分子的創新意識；從本質上說，愚民政策是反科學的、是對民族精神的蹂躪、是對人性的摧殘！人類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話，最好不要說什麼“統壹思想”之類的蠢話，說尋求共識與合作才是可信的人話。

　　工具是文明的表現特徵。高等民族使用製造工具，低等民族使用天然工具。比如象筷子這種木製或竹製的天然加工品，與西方金屬餐具相比，在文明度上就落後了壹大截。又如鎧甲，西方早在5世紀就發展出由整塊金屬鍛造而成的重裝鎧甲，6世紀就有柔軟舒適的精鑄鐵編鎖子甲，而中國直至清朝依舊在廣泛使用牛皮護甲；西方14世紀就普及了有著複雜工藝的玻璃製品，中國人卻仍在捏土坯燒瓦罐。可見中國由古至今壹直在木頭、皮草、泥土製品等天然加工品水平上徘徊，無法與西方精湛的、自古希臘壹脈相承而來的科技水平相匹敵。所以說西方文明從古至今都優於華夏文明，這是不容置疑的。

　　中國落後，是因為愚昧；中國愚昧，是因為喪失了理性；中國喪失了理性，是因為不懂得邏輯思維，不懂得自由平等，在專制的恐怖下喪失了理性思維能力。壹個不會理性思維的民族，不可能真正贏得其他民族的尊重！

　　中國落後，是因為野蠻；中國野蠻，是因為喪失了天理良心，喪失了對神的信仰。中國喪失了良心，是因為不知道生命神聖，在苦難的折磨下喪失了愛的能力。壹個不懂得珍愛生命的民族，不可能真正走上自強之路！

　　中國的教育是失敗的；因為中國的學生不懂得良心和理性。把追求“人上人”說成是追求“先進”，權力崇拜，維護權勢，幫窮人有啥好處？輕視弱者的生命，說被軋死的人是闖了紅燈，連起碼的悲憫心都沒有，甚至為生命的喪失而幸災樂禍，何來良心？何來理性？

　　專制體制、背離上帝是中國文化野蠻的主因。在專制政治下，人們絕對沒有思想的自由、也沒有批判的權利。在這樣的氛圍之下，人類如何能擁有真正的獨立創造、客觀分析、自由批判的意識？只要中國不斷持續專制體制，中國文化就不具有獨立自主與自由創造力的可能。只要專制體制仍然存在，就意味著中國文明的沉淪。中國人要拯救自己的文化，改變文明沉淪的命運，首先必須推翻專制政權，否則永遠無法挽救中國文明沉淪的命運。

　　3．全民皆愚

　　在悠久的中華“文明”中，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壹直不受任何約束，肆無忌憚，無法無天，可憐老百姓受盡欺壓凌辱，即使引頸受戮，亦要感謝皇恩浩蕩。朝廷只許歌功頌德，不讓揭露問題，並且壹味地進行愚民教育，讓人們沉湎於皇帝、明君、聖人，陶醉於“太平盛世”，不知道危機迫在眼前、災難源自何處，於是，愚氓遍地，專制統治得以維持。

　　有人說：中華民族充滿了阿Q，從上到下，從政府官員到普通老百姓都是標準的阿Q；不僅老百姓“愚”，“君”和“官”也是愚的。早在春秋時曹劌就指出：食肉者鄙。愚民之術亦可使愚民者自愚耳。這是因為，壹個人騙人騙久了，不知不覺自己也會當了自已的當。統治者藉以愚民的文字語言，久而久之自己也信以為真了，結果自己也變得越來越愚蠢了。

　　愚蠢到不知道什麼叫平等、什麼叫自由，而且愚蠢到不知道什麼叫智慧、什麼叫聰明、什麼叫愚蠢。愚蠢到自己都沒有認識到自己愚蠢。

　　中國人的愚蠢是專製造成的。妳明明看到了鹿，他偏要說是馬；妳明明聽到了悲慘的聲音，他偏要歌功頌德。妳只能順他的意，否則就要誅九族；或者妳裝聾作啞逃過壹劫，這叫“難得糊塗”。結果，中華民族消滅了自己的天才，成了奴隸、成了阿Q。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奴隸最危臉，主子對這種奴隸不是殺就是趕。這種文化孕育出來的人怎能不愚昧？壹個民族的墮落從關閉大腦開始，壹個不能自由思考、象豬壹樣生存的民族怎能聰明起來？

　　在專制社會，人們在“聽話、敬上”的教條中陷入了非理性，意識不到平等博愛；他們只知道等級、特權和服從，“人上人”的帝王意識根深蒂固，把野蠻當文明，理性被關閉，人們普遍愚昧，社會在腐敗貧困中崩潰倒退、再崩潰再倒退。

　　如果馬克思所說的社會意識可以反作用於社會存在是成立的，一個社會大多數人的思想觀念可以決定社會發展的大方向可以決定社會制度，那麽只有清除儒家文化對人們的侵蝕，台灣的自由民主才可以得到鞏固。儒家文化為專制統治的存在提供了思想基礎，如果不從文化的層面反思儒家文化對於建立正確的公民人格的阻礙，不清楚文化因素對社會制度的作用，不去思考儒家文化對於台灣鞏固民主制度的危害，沒有正確的思想觀念，台灣的民主制度就自然會受到專制復辟的威脅。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發揚光大”與中國傳統儒學有非常密切的契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儒學的結合被共產黨人為發展成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1．都主張人性不平等，都反人性、反人權。

　　儒學認為壹些聖人、先哲、帝王將相生來就是人性至善至美的，而那些群氓的人性生來就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醜惡的，即所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儒家說人性是善的，並不包括所有的人，那些反儒的人或“刁民”都被開除了人籍，被稱為“禽獸”，可被殺被吃掉。殺了不算殺人，這和毛的階級鬥爭“敵人該死，殺敵人不算殺人”相似。儒家的二十四孝公然主張吃人肉，吃者是父母[官]、是特權者，被吃者是子女、是臣奴，他們絕對不可能有人權。

　　前些年中國出了壹位打假英雄王海，竟然引起了“王海是不是消費者”“王海是英雄還是刁民”的爭議。這純屬中國牌扯蛋。應先把制假、售假者繩之以法後，再來討論王海是不是英雄。“刁民”壹詞是“舊社會”官老爺對老百姓的蔑稱，這個詞彙的再度出現，是統治階級對消費者、老百姓的人格侮辱，也反映了中國人大腦中的儒家思想是何等的嚴重。

　　馬主義說抽像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地主和農民、資本家和工人，人壹出生就打上了階級的烙印[為證明“剩餘價值”，就編造了壹個“抽象勞動”，他邏輯上就前後矛盾了]。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性是有階級性的，由於階級不同其人性也就自然不同。無產階級生來就是大公無私的階級、是善的，資產階級生來就是唯利是圖的階級、是惡的，無產階級生來就是革命的階級，資產階級是註定要滅亡的階級。既然沒有抽象的“人”，又何來共同的“人道”、何來“人道主義”？所以階級論從來就是反人道、反人性、反人權、反人類的。

　　在中文版《共產黨宣言》連標題在內的19624個字中，沒有看到“人權”壹詞。1850年馬首次提出“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而英國早在1679年就通過《人身保護法》、1689年通過《權利法案》，開始了人權保護。1875年馬克思概括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則，而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宣布“天賦人權”觀，1789年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宣布人類在權利上生而平等；這是當時最進步的文化。在天賦人權觀逐漸付諸實踐並不斷取得成果時，馬克思卻宣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段專政”，遠遠落後於時代文化主流。

　　中共曾堅決否定人性、人道、人權等等這些人類得之不易的成果。黨自成立後，就壹直批判“人性論”直到今天。他們用“階級性”和“黨性”來取代人性，強調“鐵的紀律”、“黨的獨裁”、“每壹個同志要犧牲自己的意志、感情和前途，以保衛黨的團結”（中共二大《關於中國共產黨黨章的決議》）。多少年來，中國人們被強行灌輸階級觀念、階級仇恨，灌輸宗教就是是鴉片的思想。在很多中國人的內心世界裡，人性已經泯滅，代替的是階級情、民族恨、親不親階級分，只要上級把某人劃入“敵對階級”就可以不把他當人，把他當牲畜。因此，大躍進時期尤其是文革出現了大規模的吃人狂潮。

　　2．都主張等級制。

　　在人的社會形態上，儒家哲學主張等級社會，君子治野人，野人養君子，《禮記》全是等級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子小人論”，到所有的人都變成聖人，人類就進入“大同”社會。漢代的閹人司馬遷居然將國人分為“重於泰山、輕於鴻毛”，真是搞窩裡鬥的恐怖理論依據。此後，中國人互殺到民國和文革也是“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儒家倫理是以等級主義的服從為原則的，因而儒家文化區的知識分子也很容易接受等級制的“階級”學說。馬克思：無產階級乃所有階級中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應統治世界且永掌政權。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先進中的先進，自稱偉大光榮正確；黨的領袖更是先進不得了，不能違背，否則，就是彭德懷的下場。“先進性”就是等級性。

　　馬克思主義主張階級社會。鼓吹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等所有的剝削階級都被消滅，人類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1949年後出現了血統論的階級觀，1966年11月，遇羅克在《出身論》壹文中批駁了出身論的謬誤，指出：“‘出身壓死人’這句話壹點也不假！” 1968年1月，遇羅克因《出身論》而被判處死刑，年僅27歲。1979年又宣告他無罪。

　　希特勒依照馬克思“先進階級論”的框架炮製出優等民族論：雅利安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等的民族，雅利安民族應該統治世界且永掌政權。6百萬猶太人便生靈塗碳。

　　3．都搞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

　　儒家主張崇拜聖人。孟子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壹正君而國定矣”。誰來正君呢？當然是孟子了，這叫“捨我其誰也”，孟子用孔子之道來正君。可見孔孟神化君王就是神化孔孟自己，因為他們比君王還聰明，能夠正君，他們是王中的聖人！

　　孔孟為推銷自己的學說，就神化聖王來達到其目的，若是搞民主的“多數決”，孔孟就毫無市場了，所以，他們要宣揚聖王高於所有的國人，這和神化無產階級革命家同理。

　　聖人崇拜的最主要特徵是對聖教的教條主義情感與態度。儒家的聖教即《五經》。崇拜者們把《五經》視為窮盡壹切的最後真理。荀子講，《五經》無所不備，“在天地之間畢矣”。陸賈說，《五經》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無事不成，“乃天地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董仲舒把《五經》的每壹個字都視為聖人傳達天意的符號，“名則聖發天意”，“欲審是非，莫若引名”。清末皮錫瑞云：孔子為萬世師表，《六經》即為萬世教科書。

　　在獨尊儒術的時代，“非聖無法”，聖人的言論、著述就成了不可逾越的教條。伽達默爾說：“如果權威的威望取代了我們自身的判斷，那麼權威就是壹種偏見的源泉”。當孔子被樹立為“大成至聖先師”之後，《論語》的話語強權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鞏固和加強，大眾的聲音完全被淹沒在孔子壹人的聲音之中，這是人的沉淪和思想的退隱。

　　《論語》之後，儒家的許多大思想家像朱熹、王陽明等都承襲了孔子的言說方式。這種 “語錄體”文本實際上還為後來的“句句是真理”“壹句頂萬句”開了壹個惡例。

　　對儒家出發點“忠孝”的質疑就全靠屠刀來解決。經過無數打壓、圍剿、殺戮，“異端”已趕盡殺絕，中國人已不知道什麽是“思想自由”。崇聖思維成了中國的主脈，崇聖就是崇拜孔聖人，且愛屋及烏。他們從不反駁聖人，終於成了聖人的“心奴”，成了儒學的奴隸。

　　儒教全部學說的核心在於它的“崇聖性”：所有的思想到聖人那兒已經到頭，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權力到君主那裡已經到頭，不能更換。社會只存在著壹個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著壹個聲音，那就是君主的聲音。在壹個國家，某種思想壹旦成為“惟壹”，而且“法定”，這個民族就休想再有什麼想象力和靈性了。

　　宋儒朱熹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如果孔子不生出來，古往今來的幾十億甚至幾百億人便統統沒了腦袋。李卓吾說：“兩千年無思想，非無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為思想；兩千年無是非，非無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

　　儒學的根本點是“三綱五常”，尊人為大。三綱五常對穩固專制政體特別有效。“三綱”指三種絕對服從的關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五常”指五種人倫關係的原則即“仁、義、禮、智、信”。“五常”完全服從“三綱”，“三綱”則以“君為臣綱”即尊人帝[王或皇帝]為大，以此為整個國家和社會必須遵循的核心綱領。就如今天以“黨的領導”為根本原則壹樣，儘管有壹些關於民主的說法，其實，黨對政權的壟斷才是不可動搖的根本。

　　這種尊人為大的儒家學說，誘導人們忽視了當權者作為人與身俱來的弱點和罪性。長期以來，中國人對於社會的不合理，對於社會不斷的動亂興衰，對於人生的不幸遭遇和政權所導致的人為禍患，不是從制度層面檢討問題看待問題，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所謂“聖王”、“明君”、“英主”、“清官”身上，極端疏於制度設計！

　　在儒學長期所孕育培養出來的“萬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的官本位社會制度和官、士、農、工、商……三教九流等級次序的意識形態下，壹代又壹代社會優秀人才，或者嚮往於“內聖外王”，皓首窮經；或者為了光宗耀祖，出人頭地，盡都把畢生的精力和時間，放在博取功名利祿之上。這是致使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商業不發達，科技不發達的重要原因。

　　中國長期在這種官本位社會制度和思想影響下，可以說形成了家家想出皇帝，人人想做梟雄，個個要當官做老爺、出人頭地、做人上人的民族文化。中國陷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怪圈，是“尊人為大”的文化不斷培養出窺覦王座的狂人妄夫的結果。

　　反觀西方基督教文明，在於尊上帝為大。在這種長期形成的社會氛圍下，整體國民素質心存感恩和謙卑，因此相對而言，缺乏產生亂世梟雄狂人妄夫的肥沃土壤……儒家的聖人崇拜在共產黨人那裡達到了頂峰，他們把自己的死稱為“去見馬克思”。共產黨吹噓自己“先進”，黨的領袖先進得成了神，萬歲萬歲萬萬歲。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可以說達到人類的最高峰，恐怕只有金日成能望其項背。對馬列毛鄧採取教條主義的照抄照搬的態度恐怕也是空前絕後的。

　　4．都主張人治、都反對法治。

　　由於儒家哲學認為聖人、先哲、帝王將相生來就是人性至善至美的正人君子，因此，這些人是不會犯錯、不會犯罪的，對他們就不適用法律。儒教篤信聖賢統治，即信人不信神——崇拜皇帝。儒教信天子人神，朝廷命官及家屬成了准人神，所以有“刑不上大夫”的人治！毛在世，中國人把他當成神；毛死了，又成了不可議論的神。儒教鼓吹天人合壹的聖王人治，官大壹級就是真理，禮教強姦正義，假大空厚黑由此淵源！

　　馬克思主義強調黨的領袖作用，主張人治。馬克思：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先進中的先進；黨魁（斯大林、毛澤東）是共產黨的領袖，是先進先進的先進；黨魁肩負著領導共產黨的大任，共產黨肩負著通過消滅壹切劣等階級來解放全人類的大任；黨天然地占據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即使犯了嚴重的錯誤，其地位也不可動搖，不受法律約束，對他們的行為的任何約束都是不必要的。毛澤東認為人民內部矛盾不適用法律，主要是說服教育；無產階級專政只是針對少數階級敵人的。主張法律面前人與人的不平等也是二者共同的特徵。

　　5．都搞專制。

　　在秦皇之前的天子稱王，那時是王權；秦皇后就是皇權。其實質都是以暴力為後盾的強權。

　　鄧小平時期，有句口號叫：“加強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黨學的核心是四項基本原則，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保證黨的領導。也就是說壹切的壹切，都要服從黨的領導。因為天大地大[或神大]都不如黨的恩情大，這叫黨恩浩蕩。

　　儒學的研究對象就是“加強天子的領導、改善天子的領導”，儒家的宗旨是維護國君的權力，保證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三綱五常的核心是“君為臣綱”。也就是說壹切的壹切，都要服從天子的領導。因為天子就是天上的太陽，是活著的神，這叫皇恩浩蕩。

　　孔子的理想就是天下壹統，重建周天子的權威，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凡是有利於天子的權威的就宣揚如孝和忠；凡是不利於天子的權威，就鳴鼓而攻之，可先打為禽獸然後殺而吃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斥責“大夫”的話，因為他用了天子的禮儀、冒犯了天子的威嚴。孔子是維護天子的“鷹犬”！如今，凡是有利於黨權的就宣揚如孝和忠；凡是不利於黨權，就鳴鼓而攻之、就封殺、就屏蔽。儒家搞師道尊嚴，老師打罵學生是常事。因此，中國人的思想從小就被專製成了“木頭”。

　　孔子主張寬猛相濟。寬就是讓步；猛就是屠殺。魯昭公20年，鄭國發生奴隸起義，在萑符劫殺了貴族，奴隸主貴族游吉派兵鎮壓，起義者全部被奴隸主殺死。孔子聽說了這件事，拍手高興地說：殺得好！然後是壹通治國寬猛的妙論，這就是所謂的仁者愛人。

　　孔子因為齊國不重用他，派子貢遊說列國，使得齊國吳國遭受滅國的災難，死了百萬人。這也叫仁者愛人？奴隸起義領袖柳下跖(盜跖)，痛斥孔某人是壹個巧偽人，是“盜丘”。

　　到了共產時代，寬猛相濟被不斷的階級鬥爭、不斷無產階級革命所取代，“和為貴”被認為否定了階級鬥爭而糟到毛澤東的批判。屈打成招、冤假錯案、亂殺無辜泛濫。

　　孔子也強調和為貴，但那是對自己人。毛後時代，又回到了“和為貴”，但絕不放棄階級鬥爭和專政的恐怕手段。孔子的自由是吃“禽獸”的自由！就是對“禽獸”們實行專政再專政！那些不拜祖宗的中國人和外國人不就是被儒家說成禽獸和夷狄嗎？夷狄等於禽獸，吃了被儒家叫好。君不見“壯志是飢餐胡虜肉”嗎？

　　黨權論與儒術是同構體，批判儒家就是批判當今的官方黨權理論。

　　6．都反對私有財產權。

　　儒家沒有財產權。財產權指處置支配自己的財產的自由，即他人不能阻撓，所謂“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也。儒家主張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明國人都沒有真正的財產權，王所有了壟斷了天下的經濟大權。儒家的“大同”社會就是沒有私有財產的社會。儒家在經濟上有平均主義的傾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窮而患不安”。平均主義當然反對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儒家“禮”的本質就是維護統治者欲望的滿足，剝奪被統治者欲望的滿足。最典型的是孟子見梁惠王的說辭。孟子告訴梁惠王說：作為統治者，妳不能說什麼“利”，因為妳壹說“利”，天下人就都會說“利”了。天下人壹旦各利其利，“拔壹毛以利天下而不為也”，妳還到哪裡去得妳的好處呢？作為國君，只應該大談奉獻，大談“仁義”，這樣全國人民都只知“仁義”了，只知奉獻了，妳國君才會有撈壹票的機會啊！這和毛的“鬥私批修”、“狠斗私字壹閃念”壓抑人性的做法是完全相同的。

　　馬克思《共產黨宣言》說，共產黨人的根本目的就是消滅私有制。這和儒家相和。所以中國人見不得別人富，鬥爭起來格外有勁。在中國賺錢的個體戶，擔心有壹天大家眼紅，又會來壹個大翻身；所以，撈夠了錢就把資金轉移到美國。

　　7．都反道德。

　　儒家公開主張皇帝壹夫百妻制[實際變成了壹夫萬妻制]，玩弄女性；共產黨人主張過共產共妻。誰能共，當然是共產黨權貴，他們淫別人的妻。現在不公開提倡共產共妻了，但共產共妻的實質仍然保留下來！《共產黨宣言》主張同壹切傳統的觀念決裂，就蘊涵了共產共妻的意思。看來在玩弄女性上講，兩家家都沒有道德可言。

　　8．都腐敗

　　儒家只講“孝”、講“親親”原則導致了腐敗泛濫。共產黨人只講黨性，不講人性人權，導致了更大的腐敗泛濫。

　　在中國有個有趣的現象：壹位官員不貪污、不受賄，就是壹個十足的清官了，他運用權力為自己子女走後門、安排好工作，群眾們則特寬容、特理解，認為這和腐敗是兩碼事。

　　前深圳市委副書記李意珍的女兒鈕鈕僅25歲，已坐擁資產769萬元人民幣。鈕鈕的電影在深圳官僚的操作下強令學生們出錢觀看。李意珍的妻女經營三家公司，資金2800多萬元。這些材產雖然現在看來不多，但是按照當時中國的物價，已經算是壹筆巨額的材富了。

　　1980年代，中國的新聞聯播中播放了美國總統里根的兒子第二次失業，不得不去馬戲團當演員的新聞，這本是嘲笑美國的高失業率的，但這條新聞恰恰證明了美國社會的公正性。總統的兒子並沒有因為自己的父親而搞特殊化，更沒有成為壹個為非作歹、無法無天的“衙內”。美國總統的後代過平民生活。里根的女兒曾當待女支付房租，小布什的女兒開始了她的人生道路，她選擇的是去壹所小學當壹名教師。

　　在中國，哪怕是壹個普通的官員，即使手下的百姓餓死壹半，他的兒子也不會失業的。

　　9．都愚民、都不誠實。

　　沒有愚民就沒有獨裁者，愚民是獨裁政權存在的前提。每壹個獨裁者都需要壹大批的愚民去為他“打江山”作出犧牲；他希望他的“子民”都是愚民——不知道什麼是人權、民主、法治，更沒有獨立思考能力。只有這樣，才能保住他的“江山”永遠傳下去！

　　每個獨裁者都要在愚民上花很大的精力，統治者愚民的手段有千萬種，但其本質卻只有兩個字：欺騙！為此，他要編造出所謂的“理論”（披上“科學”外衣），操縱宣傳機器，用“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手段，壹步步地把謊言變成深入人心的“真理”。皇帝利用儒[馬]家思想讓別人做君子[雷鋒似的螺絲釘]，自己做小人[風流人物]。

　　顧准說：孔子心裡明白，仁、恕是講給別人聽的，是對芸芸眾生的要求；至於當權的人要成霸業，不心狠手辣是不行的。後代史家，說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壹直是內法(或荀)而外孔；其實，這種說壹套做壹套開始於孔子本人。

　　孔子助長父子相隱，主張為尊者諱，也就是說要隱瞞真相、要說假話。“以無恥為成熟，以狡猾為智慧”的行徑是瀆神的，對於基督徒而言，孔子是壹個不義的人；因為“不許欺詐”是耶和華的絕對命令。“說謊的，妳必滅絕；好流血弄詭詐的，都為耶和華所憎惡”。神說，魔鬼是“說謊人的父。”當我們說謊時，便表示我們是魔鬼的兒子。謊言重複壹千遍還是謊言，謊言可以蒙蔽所有人於壹時，可以蒙蔽某些人於永久，卻決無永遠蒙蔽所有人的可能。

　　耶穌沒有詭詐或伎倆，面對那些預謀致他於死地的人，他除了從從容容地走上十字架“送死”之外，什麼事情也沒做；他沒有用“兵不厭詐”的權術去謀害敵人，或者用不可告人的陰謀煽動他的追隨者們起來反抗那些壓迫者…總之，他心地單純、沒有任何的詭詐。

　　憲政民主和法治社會的關鍵是守約精神。“重法輕智”的守約精神壹直貫穿在整本的聖經之中。在聖經里，亞當和夏娃吃因吃了“知識果”而犯罪，最終被上帝驅逐。

　　宗教是信任的根基。美國人深受聖經價值觀的薰陶，多半誠實單純，他們心裡沒有什麼城府，不會很多東方人的計謀詭詐，而是直來直往，坦坦蕩蕩。正是由於他們的這種簡單，造就了他們強烈的守法意識，及個人品德意識。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法規、制度、程序是至高無上的權威；個人的品德和誠實，如同生命壹般。沒有聰明才智，他們不會感到懼怕，而壹旦沒有了秩序和法則，對於許多的普通美國人來說，簡直就是如同世界末日壹般。

　　人要壹個高於他的神在他的上空無時不刻盯著；這樣，任何制度、禮儀才能深入人心。尊天、敬地、信神的人對是非的評判標準來自內心，他追求的是內心的平靜和安寧、絕不會撒謊，無須告密。在美國，執政黨暗錄反對黨開會的音，所有的人都會反對，連總統最親近的盟友都會反對。從利益而言，尼克松最親近的政治盟友是不該反對的。當他們聽到錄音帶的消息後，大都背叛了尼克松。為什麼？他們是基督徒，基督不許說謊。

　　毛澤東面對來訪的尼克松的女兒女婿滿臉困惑地說：“我就想不通妳們美國人是怎麼搞的，幾盒錄音磁帶就把壹位總統趕下了台呢”？尼克松的女婿艾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威爾威爾的孫子）試圖向他解釋這是美國政治制度運作的結果，毛擋了回去：“那都是假的”。“水門事件”在毛看來是太小的事，可在美國人看來，卻足以失去對壹位國家元首的信任。

　　劉易斯 博洛爾說：“對政客們不誠實的欺詐之舉持無所謂的冷漠態度是壹個民族在道德上病入膏肓的標誌”。壹個沒有聖經只有“三國”的民族，在玩各種各樣的詭計方面是走火入魔了。所謂“法律象繩子，膽大的跨過去，膽小的鑽過去，只有老實人被它捆死”，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其報應就是，妳玩死我，我玩死他。皇帝玩臣子，臣子耍皇帝；權大的玩權小的；權小的玩無權的。玩阿玩，玩到有壹天大家全玩完。

　　勃列日涅夫美國訪問，看到美國生活富裕，經濟發達。他住到賓館，看到廁所都是全自動的，擦屁股都不用手的，壹按按鈕，就給妳沖洗，輕柔的把妳的屁股擦乾淨。回去後他就責怪科學家們，說衛星上天了哪都好，怎麼輕工業就不能發展呢？明年尼克松來訪蘇時壹定要搞出來。領導們壹說，科學家動起來，來訪的時候就成功了。尼克松去廁所里解大便，找不到按扭，可壹抬屁股就全自動沖洗，而且還很溫柔的把屁股擦乾淨。尼克松說，“真行，全自動化了，比美國還先進，不用按按扭就全自動了。”他想回頭看壹看，壹看，蹲便下邊蹲著壹個人，伸出壹個手來。那個人在下邊想：他怎麼不走？沒擦好吧？再給他擦壹下，手壹抹，就抹了尼克松壹臉。這是壹個政治笑話，說明了極權專制是假大空。

　　民主制度需要誠實的領導人；非民主政權則相反。國家元首如果不敬畏上帝，就會“朕就是法”，“無法無天”，搞“壹言堂”，本來是禍國殃民的魁首，卻利用權勢操縱輿論、壹手遮天、自欺欺人，製造各種形式的個人崇拜，為自己塗脂抹粉，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和“舵手”，殘害百姓，滿足壹己之私慾，不管其以什麼高尚的主義或名稱進行。

　　儒家鼓吹過以聖人統治為前提的“天下為公”，馬克思鼓吹過以共產黨領導為前提的共產主義，都違反了正常的社會發展規律，是不能兌現的荒謬的烏托邦。孔子講“守孝”而自己卻不遵守。50年前，儒生們見大勢已去，就改頭換面，披上共產黨的外衣，把仁者換成人民公僕，把愛人換成為人民服務，仁者對小民進行道德教化換成共產黨的思想教育。中國是披著馬皮的專制體制，其核心文化及思想和千百年來的毫無二致，官員不過是沒有儒名的真儒生。壹些科學家、學者為了個人的利益而置良知於不顧。大躍進時期，有人昧著良心鼓吹畝產萬斤糧符合科學；田漢寫了《十三陵暢想曲》，更是火上澆油。文革時期的“假大空”，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2000年實現四個現代化，最後全是謊言！現在發現為人民服務騙不了人了，就撕下共產黨的外衣，又打起儒的旗號反民主！

　　10．都是反“壹神論”的唯“物”主義

　　國家的好壞看制度，制度的好壞看人民。而人民的好壞，決定因素就是看宗教。美國就是壹個典型，美國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幾百年中，由壹個十分落後的殖民地，發展成為世界頭號強國，靠的就是開國初期的建國者，壹批虔誠的清教徒為美國劃定了正確的航向。美國的力量，說到底就是因為人民有較純正的信仰的緣故。

　　中國的問題恰恰在於人民脫離了宗教的訓誨與約束，以致於肆無忌憚地進行種種罪惡的勾當。權力越大的人惡行更多，早就有過駭人聽聞的炮烙和人豬的記錄。中國統治者為什麼個個如此心狠手辣、缺乏愛心？是因為中華大地缺失了對神的敬畏。以致幾千年來，中國總是陷於仇恨、暴力、陰謀、欺詐、殺戮、戰爭和流血之中而不能自拔。

　　中國長期以儒教立國。儒家強調教育，但教育不可能代替宗教。只有宗教才會對人心有剛性的約束。儒家除了當帝王的僕役外，根本無法讓統治者遵行自己的規範。即便是儒家出身的官吏，也很少能做到勤政愛民，清廉自守。可以說，正是儒學拖累了中國的發展。

　　儒家“敬鬼神而遠之”，“不知生，焉知死”，五經上提到的“天”，“上帝”等詞，也是語焉不詳。儒家是壹個非常熱衷於現實功名、富貴榮華的功利主者，其人生目的主要在追求豐衣足食、家庭和樂和社會安寧。作君王的，只要能讓老百姓吃飽肚子，就功德無量了。所以強調“民以食為天”，“食色性也”，滿足了人民生理的兩大需要，就是天下大治。

　　“無神論”的共產黨的理想更進壹步地物質化了，追求物質豐富成了唯壹的最高價值。所以今天中國社會很多人上下齊了心，壹致“向錢看”，難怪中共的官員誇口，“妳看中國能讓13億人有飯吃，這就是對全世界最大的貢獻了。”這與孔老夫子的“民以食為天”是齊壹口徑了。中共奉行唯物主義、打壓壹切宗教，使中國陷入更深的罪孽與災難的深淵之中。

　　國民黨的文化傳統中根本就沒有自由民主，早期追隨孫中山的革命黨人壹方面抨擊專制制度，為民主、自由、共和、革命奔走號呼，另壹方面心裡卻仍揣著與民主、自由相悖的儒家文化不放，甚至將儒家文化與民主自由混雜壹起，當作革命理論向民眾宣傳。鄒容的《革命軍》是當時革命理論中最響亮的號角，《革命軍》高呼“我中國欲獨立”，“欲與世界列強並雄，不可不革命”。同時它又疾呼：“中國之有孔子，無人不尊崇為大聖人也。曲阜孔子廟，有人人知為禮樂之邦，教化之地，拜擬不置，如耶穌之耶路撒冷也。乃滿人割膠州於德，而請德人侮毀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遺教之地，生民未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孔子之鄉，使神州四萬萬眾，無教化而等倫於野蠻。是誰之罪與？夫耶穌教新舊相爭，猶不惜流血數百萬人，我中國人何如？”

　　陳天華，《警世鐘》、《猛回頭》的作者。1905年因抗議日本“取締清韓留日學生規則”，而在日本大森海灣投海自殺，臨終前寫有《絕命書》。《絕命書》中說：“今日死之，使諸君有所警動，去絕非型，共講愛國，更臥薪嘗膽，刻苦求學，徐以養成實力，丕興國家，則中國或可以不亡。此鄙人今日之希望也”。其中又說，“如謂宗教必不可無，則毋寧仍尊孔教。”

　　鄒容、陳天華乃是革命隊伍中最剛烈、最勇猛、沖在最前頭並為革命奉獻出年輕寶貴生命的兩位鬥士，他們的思想中尚且有如此多的“傳統”，就遑論其他的革命黨人了。

　　正是由於自身對民主、自由認識的糊塗，並將革命不同程度地理解為改朝換代；使得滿清皇帝下台後，許多革命同志認為完事大吉，產生功成身退、消極歸隱的思想，紛紛脫離同盟會；甚至使得光復會創始人陶成章被自己革命黨人所暗殺，同盟會因而陷入混亂、分裂的狀態。正是由於自身對民主、自由理解的膚淺，使得革命不徹底，急於求成，流於形式；坐視起義獨立的諸省的政權被舊官僚們搶去；使得革去的僅僅是舊稱謂，使得革命最終淪為新瓶裝老酒，換湯不換藥的表面文章。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將壹個原本已經表面上還有壹些西方政黨色彩的國民黨，改造成幫會式的中華革命黨，所有黨員分出等級，都要對他絕對效忠，還要宣誓。這壹套是孫中山當年在檀香山做痞子的時候學來的。

　　“凡於革命軍未起義之前進黨者，名為首義黨員；凡於革命軍起義之後，革命政府成立以前進黨者，名為協助黨員；凡於革命政府成立之後進黨者，名為普通黨員。”這三類黨員享有不同的權利：“革命成功之日，首義黨員悉隸為元勛公民，得壹切參政、執政之優先權利；協助黨員得隸為有功公民，能得選舉及被選舉權利；普通黨員得隸為先進公民，享有選舉權利。”而“非黨員在革命時期之內不得有公民資格”（程思遠《中國國民黨百年風雲錄》）。國民革命追求的是為黨謀取特權，使黨員成為特權階層，而不是為全體國民謀利益。

　　孫中山認為在中國爭取自由、平等和民主不是緊迫的任務，要緊的是發財。

　　1924年他認為中國人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太多，所以才壹盤散沙。“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充分的自由”，“用不著爭自由”。“歐洲壹二百年前為自由戰爭，當時人民聽到自由便象現在中國人聽到發財壹樣。……因為中國現代到了民窮財盡的時代，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貧窮；因為發財是救窮的獨壹無二的方法，所以大家聽到了這個名詞便很歡迎。”

　　不錯，在當時的中國是有許多人只想發財，對自由民主沒有要求，但是孫中山忽視了壹個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孔教的作用，使許多人失去獨立的人格意識。只要孔教還存在於廣大人群的頭腦中，儘管沒有皇帝了，社會還會按專制秩序運作。

　　孫中山說的中國人太自由不是西方意義上的自由，而是西方所反對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孫中山在誤解自由的同時也對它產生了恐懼感。他宣稱：“我們的革命黨，向來以三民主義去革命，不以革命去爭自由”。

　　孫中山所鼓吹的民權主義只是全體人民對政府的直接監督之權，絕不是個人自由，也不是政府體制上的分權。民族主義壹旦與民主主義結合在壹起，就很可能把民主政治中的專制傾向表現出來，人民主權的概念就很可能被置換為“民族至上”和“統壹至上”，民族主義因此成為暴政的發源地。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極其狹隘，只注重民族的獨立而缺乏個人獨立個人自治地方自治的觀念。這種理論導致了對外孤立於世界，對內則實行專制強權統治。

　　孫中山雖然表面上主張以革命結束混亂建立共和，但是為了建立壹黨專政卻提出中國民主要經過三階段，即先“軍政”、“訓政”，然後才實行“憲政”民主。孫中山將人分為“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及不知不覺”三大類作為其訓政理論的依據。孫認為在進入“憲政”之前，先由“先知先覺”的政府訓練人民是非常必要的。他說：“中國奴制已行了數千年之久，所以民國雖有九年，壹般人民還不曉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中國人民今日初進共和之治，亦當有先知先覺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此訓政之時期。所以為專制入共和之過渡所必要也”。

　　1922年，孫中山說：“近來俄國新發明了壹種政體，這種政體不是代議政體，是‘人民獨裁’政體，…比代議政體改良得多”。因此，“法美共和國皆舊式的，今日唯俄為新式的；吾人今日當造成壹最新式的共和國”。提出要抑制“舊式的”個人主義和個人自由，強調國家的絕對自由。至此，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已經抽去了歐美現代憲政的宗旨和基石。

　　國民黨“壹大”提出“民主集權制”，就是民主加個人集權。儘管有民主做修飾，但無法消除集權的本質。孫中山是黨的總理，是黨代會的主席、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對黨的全國大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有複議和最終決定之權，黨員必須服從總理指導。總理的任期是無限的，並對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成員進行指定和任命。

　　孫中山明確提出了在訓政時期由國民黨實行壹黨專政，“代替”人民行使壹切權力。以黨治國的訓政階段只維持6年，壹經地方自治完成，執政黨將還政於民，國家將最後進入憲政階段。胡漢民認為，“壹黨專政”以政權歸於壹黨為歸宿，而“以黨建國”則是以政權屬國民為歸宿，二者間本質不同。統治了中國人民20年的《訓政綱領》（1928）和《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1931）正是在這壹指導思想下制定的。而這壹套黨國體制的設計，開啟了國民黨在中國的威權統治，為中國種下了禍根。

　　蔣介石既排拒自由主義，又痛斥共產主義，其指導思想仍然是傳統的儒教。1934年國民黨政府恢復了官方的孔子誕辰紀念。蔣介石到死都實行“軍政”，最後把權力傳給了兒子。可見，極少數的人把持的政權是永不會使民眾得著現代政治的訓練的。

　　人性善惡是指人的本性在自然狀態下的發展趨向的好壞。

　　基督教的人性善惡觀

　　基督教的“人性論”認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創造出來的，人同上帝有相似之處，包括心靈、良知、自由意志、道德觀念，等等。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時，經不住誘惑而偷食了禁果，違犯了上帝的命令而犯罪。這是人類第壹次違背上帝的命令，因而犯下了必須世代救贖的罪孽。人類完全喪失了“原始的公義”，人性僅剩下作惡的自由，壹無良善。

　　《聖經》中“原罪”的描述，確定了西方政治哲學中人性惡的大思路。顯然，基督教講的人性是最初的人性，是沒有等級壓迫的人性；上帝是善，惡是對上帝的違反；所有的人相對上帝都是惡。基督教對人性的看法具有真實性。

　　原罪之前的人是性善的，惡是人的自由意志背離上帝[即驕傲]的結果，人類將由耶穌基督的拯救，克服惡，最終達到善的大結局。這就是《聖經》告訴我們的人性真相。基督教倫理是壹種罪惡──救贖的過程倫理，是容忍撒旦的倫理。基督教在宣布人性惡的時候，其實已承認並容忍了人性惡，承認了人的不完善性。

　　托馬斯.阿奎那認為亞當的原罪使人“喪失原初的正直性、失去了上帝的慣常的恩惠, 從而不再能抵擋各種邪惡的慾念的引誘，犯下越來越多的新的罪。原罪意味著壹種容易犯罪的狀態或條件，亞當之後的人繼承了這種狀態或條件，所以特別容易犯罪。

　　路德說：人在肉體裡和靈魂里全都有壹個攪亂的、敗壞了的和受到毒害的本性，人類沒有壹點東西是好的。

　　基督教的人性論的特點是：

　　1．“原罪面前，人人平等”！

　　原罪，原意是偏離靶心，不完美，不聖潔，與上帝公義聖潔的要求有差距。基督教認為：因為上帝造人時賦予了人自由意志，人有選擇自由，但人受肉體支配後易偏離上帝的正道，就犯罪了。罪的肇端就是人的貪婪和對自由的濫用；亞當夏娃濫用了自由而犯罪。

　　伊甸園 [原罪]

　　人是被造物，是有限的；每個人的德行與上帝對人的要求比，差得很遠，都是偏離了靶心的罪人。人不可能是善的絕對化身，沒有“全心全意行善”這回事。

　　每個人心中都有罪，比如驕傲、自私、貪慾、嫉妒、仇恨、冷漠。人內在的自私，在外在的行為上壹定要表現出來，這就是罪行。人並不是因為犯了罪行才成為罪人，乃是因為人有罪性[或是罪人]而必然要犯罪。

　　耶穌說：“妳為什麼稱我是善良的呢？除了上帝沒有人是善良的”。

　　西方的聖人使徒保羅雖是基督教最偉大的神學家，他說：“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提前1:15)。不但自認是罪人，而且是最大的罪人。彼得被公認是耶穌的大門徒，他也說：“主啊，我是個罪人”(路加福音5:18)！

　　2．對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不醒悟是專制的靈根；意識到人的罪性和有限性是民主的起源。

　　聖經里的罪是指人違抗上帝的旨意，妄想僭越上帝的地位以行不義之事。人不再以神為中心，而以自己為中心，企圖僭越神的地位，以自己為神。罪性是人自立為王、自命為生命之主、自我崇拜和將別人置於自己的意志之下的壹種狀況。基督教的十字架的精神是對專制主義的釜底抽薪，它要剷除專制主義的心靈之根——驕傲、自我中心、自大狂。

　　人若將無限的價值加到人生的有限性中，就陷入到驕傲的罪性中。驕傲的罪有5類：

　　1）權力的驕傲，表現為人不承認自己的軟弱，想通過攫取權力操控他人來克服、掩飾自己的軟弱；這種人自以為是萬民之主，想取代神的地位；表現為自我中心、自以為是以及征服和轄制別人的欲望。有權勢的人惟我獨尊，以為憑自己的能力足以應付壹切自然變遷、世事變幻。他擔心壹旦失去權力將變得壹無所有，於是他鞏固權力的最好手段是獲取更多的權力，這種信念又驅使他不斷侵略別人，擴張自己。這是壹種典型的暴君式的人格。

　　作為被統治者，則表現出奉統治者為神明，將自己的命運交給他們。這是千百年來人類受苦難的根本原因。那些弱勢群體在獲得統治地位後，其暴虐、腐敗程度，絲毫不亞於他們所反抗的原統治階級。明白了這壹點，就會對壹個階級推翻另壹個階級的革命有足夠警惕，因為政權改變，並不能改變人性本來的罪惡。

　　2）知識的驕傲，即理性的驕傲，它集中表現為人把自己有限的知識當成絕對真理。知識原本是某壹方面有限的知識，卻妄以為是終級的知識。幾乎任何壹種社會力量都有把帶有本階級意識形態特徵的知識視為最正確的知識，甚至連最逼近客觀的科學有時也不免受到來自意識形態的污染。知識的驕傲來自於人類不知自己的心智的有限性，來自於人慾掩飾知識的有限和知識所沾染的自私色彩。固執己見不是來自認識能力的局限，而是來自人懼怕自己被證明為錯的不安。這種罪性，幾乎所有人都具有。從位高權重的官員到虔誠的科學研究者，都會因為維護自己的面子而死活不接受更正確的意見。

　　對科學、理性的崇拜是壹種迷信，這類崇拜最後集中表現為自我崇拜、自高自大，在儒家是“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事開太平”，在政客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在這種自我崇拜的迷信中，知識分子間就易進入到戰爭狀態——由於都相信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因此學術辯論完全被絕對者之間的戰爭所取代，中國人為很小的問題都爭得頭破血流。真可謂：知識令人仇恨令人分裂，唯有上帝的愛心造就人。

　　這些知識分子由於受“勞心者治人”的影響，往往具有“唯我獨正”的專制性格，他們等級思想嚴重，缺乏理性平等觀念，總是期待著領袖人物認識民主的好處，這些宣稱“宗教等於迷信”的知識分子是真正的迷信者或偶像崇拜者，他們甚至比普通民眾更加崇拜領袖人物，完全陷入了英雄史觀的專制泥坑。

　　3）德性的驕傲，乃是有限的人以他有限的德性為終極的義，以他有限的道德標準為絕對的標準。道德上的驕傲顯現於壹切自義（self-righteousness）的判斷中，判斷別人不義是因為別人不符合他的武斷的標準。人既以自己的標準來判斷自己，所以總發現自己是善的，別人是惡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到處是這種“自義”的人。孟子：“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完全是把自己神聖化了。屈原以香草美人自媲，而以毒草惡鳥比喻那些他所謂的“小人”。這種道德優越感，很易變成“罪在別人，美德全備於我”的思維定勢。我們的社會缺乏包容性，跟這種思維有關。道德上的驕傲有時可以充當知識貧乏階層驕傲的理由。

　　4）靈性的驕傲直接由道德的驕傲產生，表現為人將自己視為神明，將自己的偏私標準和有限成就當作無上的善。基督教從根本上排除了人上升為神的可能，把人自比為神視為嚴重的僭越之罪；“欲與天空試比高”是人最大的罪，因它蒙蔽了自知之明，阻絕了與神和好的機會。這是人的罪性的最後表達。

　　5）團體的驕傲是個人驕傲的集中表現，且比個人的驕傲更加嚴重，它追求自私目標的行動更加不受限制，較個人更為專橫，虛偽、自私和殘酷。國家崇拜是團體的驕傲的最高峰。

　　專制奠基在上尊下卑、不容異己、狹隘自負的野蠻心靈上。沒有壹個超離現實世界的信仰，壹個民族的精神高度是很難提升的，最後必然崇拜自己。如果個個都崇拜自己，在政治上就很易出現“彼可取而代也”的想法，以為換了自己就能創造壹個新世代。

　　具有自大狂情結的人把為國家、為民族、為“真理”而奮鬥作為人生的目的，實質上是想控制他人做“皇帝”。這是壹種專制主義的人生觀，他們在心裡蔑視大多數人的庸俗平常，以為自己才是人類的典範，自己的人生才有意義。他們大權在握時都成了殘害人民的暴君。

　　壹些人說，信神是迷信。其實，不信神會陷入更大的迷信和罪性中。如果不崇拜上帝，就會崇拜人間的英雄。英雄受人崇拜就會因權力的腐敗和他自己的驕傲而成為暴君。把受造者當創造者來崇拜或者把次價值當最高價值來崇拜就會陷入更大的迷信。

　　正因為人都有“罪性”，不是神。所以，對社會弊端的批判並不是要換個好人當政，而是呼喚制度變遷。寄希望於制度而不寄希望於個人，這才是壹個理性的知識分子。

　　壹個人，要想擁有壹個完美的人生，只有壹條路可走，那就是上帝的道；整個人類要想走出迷途，只有壹條路可走，那就是上帝的道。

　　專制的核心是無法無天、不敬畏上帝。要對專制釜底抽薪，就必須宣傳關於上帝的知識。不能正確地認識上帝，就無法產生對上帝的敬畏之心。對上帝沒有敬畏之心，作為個人，其人生就是迷茫的、悲苦的；作為整個人類社會，不僅消滅不了專制的根基，還更製造更大的動亂和仇恨，就無法建立起壹個祥和安寧、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秩序。

　　1992年1月美國副總統奎爾說：“世界歷史上的專制暴政，並非人類不幸的根本原因。專制暴政有人類靈性上的根源，這就是不承認人的有限性，不承認人人都有原罪。哪裡的人們把自己的命運和前途完全建立在對人的信賴之上，而沒有超越個人、政黨及其‘主義’之上的信仰作為文化的、心理的基礎，哪裡就難免滋生專制暴政。”

　　3．寬恕與懺悔

　　《聖經》裡有個故事：有婦人犯通姦罪，依摩西的法律當亂石砸死。法利賽人把這案子交給耶穌。耶穌說，妳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拿石頭砸她。人們聽了這話，從老到少壹個壹個都離去了。結果，沒有壹個人敢把手中的石頭砸向這婦人，耶穌放了她。

　　假如那人群中摻雜著壹個中國人，這婦人就糟了，准有壹塊石頭擊中她的命門，叫她壹命嗚呼。金字塔下的人看到他人倒霉、不如自己，就以為自己升了級，所以“幸災樂禍”甚至落井下石。中國人不承認人人有罪，只承認“個別人是沒罪的”。為證明自己沒罪，最直接的辦法就是誣陷他人。仇恨、爭鬥就難以避免。愈窩裡鬥，愈發罪孽深重。最終有壹人會讓天下人知道他是最清白、最高尚的，此人就是皇帝。自古皇帝加尊號，可以用十幾個最好的詞藻，九五之尊以造假自我神化為樂。此等教化下，普通百姓也無自我反省之心。

　　壹塊石頭，在《聖經》裡是檢驗人皆有罪的試金石，在中國卻進入了壹個很不光彩的成語：“落井下石”。誠如馬丁.路德所說：“罪人不願承認自己是罪人，這就是罪的最終形式。”

　　在上帝面前，每個人都是有罪的，每個人的靈魂中都包含惡的可能性，因而我寬容別人的罪惡和別人的缺點。寬容不是不批判這些惡，恰恰相反，要堅決的批判；但在批判惡的同時，必需意識到自己的心中之賊：被我批評的罪惡可能內在於我的靈魂中。因此，批評罪惡不構成批評者的絕對專制。懺悔意識不僅批判他人，更多是要批判反省自己。即使我們譴責了該譴責的人或事，也不表明我們自己更高尚。我們應該在譴責中有悲憫，在批判時同懺悔。正因為罪是人生的常態，所以面對壹個全知全能全善的神，所有的人都不可狂妄。

　　英王儲查爾斯與卡米拉在婚禮上認罪懺悔文如下：“萬能的上帝，主耶穌基督之父，萬物創造者，全人類的審判者，我們坦承與悲泣我們的多種的罪與惡，這些我們不時透過思想、語言與行為對您的神的威嚴嚴重犯下的罪與惡，足以令您對我們做出譴責與憤怒。我們非常懊悔，也誠心對我們的錯誤感到抱歉；記住錯誤令我們痛苦，錯誤的重擔令人無法忍受。請寬恕我們，請寬恕我們，最仁慈的天父，看在您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份上，寬恕我們過去所有的錯誤，允許我們能在未來新生命中服務與取悅您，透過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去顯揚您的名的光輝。阿門”。

　　既然每個人都有罪，那人人得時時刻刻警醒自己，更重要的是要懺悔與悔改。懺悔的準則實際上就是要求人對於人本身的有限性保持永遠自省。懺悔在希臘文里的意思是：心思改變，生出懊悔。懺悔出自內心，任何外力的強制都無效。悔改應從自己開始。

　　基督徒宣傳人人當悔改的價值觀，最終獲益的是全國人民。每個人的道德墮落，根本問題在於他自己；與財富的多寡、與是否學習幾個代表沒有直接的關係。將自己的罪推到別人和他國身上、推到物質上是懦弱的表現，因此，每個人都應該快快地悔改。人人悔改了，犯罪減少了，社會的損失減少了，大家豈不都生活得更痛快？

　　納粹德國在二戰中殺死6百萬猶太人，戰後德國政府不知道做過多少公開道歉，每年付給受過迫害的猶太人經濟賠償。在美國，1949-1954年有個“麥卡錫時代”，許多無辜的人受到迫害。半個世紀過去了，美國的教科書中仍然把這個“紅色恐懼時代稱為美國歷史中最黑暗的壹頁，教育後代不要重蹈覆轍。日本人不認罪，引起中國及東南亞人民的憤怒。壹個不忘記檢討自己過失的民族是壹個勇敢的民族，充滿自信的民族。

　　4．信靠上帝，向上提升

　　人本主義認為人性是善的，壹切罪惡都是後天沾染的。人之所以作惡，是因為無知。他們認為即或人犯了罪，也有能力改過遷善；只要指出錯在哪裡，人便能夠克服自己的弱點，就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了。所以，教育工作，是趨善避惡的最佳良方。這樣壹來，教育者就成了善的化身。聖經里卻說：“沒有義人，壹個也沒有”，事實的確如此。

　　其實，犯錯的人並非出於無知。不是“知”的問題，而是“行”的問題。因為“不知者不為罪”，小孩子與神智不清的人，都不負法律責任。絕大部分罪惡，都是“明知故犯”；人性是“惡”的，所以才會“明知故犯”。

　　上帝因人犯原罪而處罰人類，但上帝仍然愛人類。由於罪是要贖的，人本身沒贖罪的能力，所以上帝的獨生子化身成人，以其在十字架上的死替人贖罪，使人與上帝重新修和。這就是耶穌基督拯救的意義。這種拯救是上帝白施於人的恩典，被稱為“救恩”。基督的救恩意味著人從罪惡的狀態中警醒過來，人性中的上帝形象得到了恢復，但仍存在缺陷。

　　基督教是有生命的宗教。聖經認為最重要的是解決人的生命問題，就是透過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的救恩，叫壹切信他的人得著神的新生命(神的靈與人的靈交感而成的新生命)。因生命的改變而有新的生活、新的能力，就可以勝過罪惡了。這個根本問題解決後，自然就促進了人格的成熟。如果國民都是由這種人格成熟的基督徒組成，這個國家必然富強。

　　基督教與其它宗教最大的不同，在於基督教的救恩。基督教相信人是照著上帝的形象[指仁愛、公義、聖潔、完全等]所造，人性中有神性在，即血肉之軀中有靈魂在。所以人有宗教心和道德心，與動物截然不同。人有與上帝感通的本錢，也有與他人相通的基礎。

　　人是神的最高創造物，也是神的最愛。神以非常的手段來表達他的愛，他差遣三位壹體中的第二位——他的獨生子耶穌降生為人，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付出了“罪”的工價，叫“壹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信耶穌的人要向耶穌認罪悔改，請求他的赦免，並接受他為救主，讓聖靈(三位壹體的神的第三位)住在心靈里，並掌管信者的思想、言語、行為。這樣，人的生命與神的生命，發生了連結關係，也就是得到了神的生命。這稱為“重生”、“得救”，並成為神的兒子。

　　生命更新之後，內心寧靜安憩，滿足喜樂，心中時時刻刻有神監督著，不需要象儒家“去人慾”，需要只是時刻遵上帝命令控制人慾，就比較不容易犯罪。不但不再去犯罪，還會多行善事以取悅上帝，社會的道德水準就大大提高了。人與上帝團契後，交往愈親密，生命愈成長，生活愈聖潔有力。原因就在把神性導引到人性裡面來了。神的能力成了人的能力，人就能趨善制惡。這就是基督教不同於其它宗教的地方。其它宗教只有教主，沒有救主。其它宗教要靠人自身的力量來修持，基督教則有神的救恩與神的力量活在人的心裡。不僅能夠不犯罪(消極的道德)；而且會活出神的愛(積極的道德)來。

　　基督教認為，人有上帝的形象，享有壹系列不可剝奪的權利；人又是有罪的和有限的，絕不能放任利慾的泛濫。由於原罪，單靠自己是戰勝不了人性中的惡的，必須依靠耶穌基督，用他的寶血與上帝重新立約，將自己的信心建立在流淌著基督寶血的十字架上，才能戰勝人性中的惡，才能逐漸洗刷身上的罪惡，獲得永生。人可以得救，卻永遠不能變得象神那樣完美無缺。只有聽從神的召喚，反思罪孽，愛人如己，才能避免落入罪的淵藪。誘惑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罪也壹樣。這就是為什麼西方人每天禱告、每周禮拜的道理。

　　信徒們謙卑地祈求上帝的拯救，對罪惡敏感到極點、恨惡到極點，每時每刻依靠上帝的能力，才能戰勝邪惡的私慾和外界的引誘。承認自己是罪人，藉著神的拯救，就可以達到完滿成熟的地步；不斷地吸收神性，使人性向神性發展。

　　5．民主分權制惡

　　人人皆有罪，這就意味者靠人不可能建立壹個完美的社會。基於每個人都有罪性，罪性暗示人不可靠，權力在人手中很容易“泛濫成災”；必須用制度來制約權力，防止掌權者濫用權力。罪人若是擁有絕對的立法權，他的私慾就會上升為法律；罪人若是擁有絕對的司法權，他會判決世界都歸他所有；罪人若是擁有絕對的行政權，他就會把全世界踩在腳下。若有人聲稱他們是先進材料作成，能創造出壹個完美的社會。千萬別相信他。對由壹群罪人建立的政府壹定嚴加防範，不能信任；必須像防強盜壹樣的防範他們，把他們關在籠子裡。政府必須由人民選舉產生，做到三權分立，保護人民的自由。

　　“西方人認為人性是惡的，而權力是惡的平方”，沿用至今的法律制度充分體現了防惡的目的，公法之設，在於防範公共權力的濫用，私法之設在於抵禦公共權力對社會個體權利的侵犯。對人性的不信任，依靠理性、科學的制度約束權力貫穿了法治的始終。

　　西方政治學裡有個著名的“無賴假定”。休謨認為，“政治家們已確定了這樣壹條準則，即在設計任何政府制度和確定幾種憲法的制約和控制時，應把每個人視為無賴——在他的全部行動中，除了謀求壹己的私利外，別無其他目的”。

　　美國憲法之父、清教徒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曾告訴美國公民：“（在考慮聯邦憲法的權力配置時）我們應該假定每個人都是會拆爛污的癟三，他的每壹個行為，除了私利，別無目的”。他指出：“防止把某些權力逐漸集中於同壹部門的最可靠辦法，就是給予各部門的主管人抵制其它部門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個人的主動。野心必須用野心來對抗。權力只有通過權力才能控制”。

　　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人都具有普遍人性。能夠區別高下的只有制度：是約束人性的惡，還是放縱人性的惡？可以選擇、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選擇、不可改造的是人性。

　　1770年，J庫克船長帶領船隊來到了澳洲，隨即英國政府宣布澳洲為它的領地。開發澳洲的事業開始了。當地的土著居民人數不多，且尚未開化，只有靠移民。於是政府就把判了刑的罪犯向澳洲運送，既解決了英國監獄人滿為患的問題，又給澳洲送去了豐富的勞動力。運送罪犯的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這種移民活動壹直持續到十九世紀末。

　　起初，英國私人船主向澳洲運送罪犯的條件和美國從非洲運送黑人差不多。船上擁擠不堪，條件極差，平均死亡率為12%。其中壹艘名為海神號(The Neptune)的船，424個犯人死了158個，死亡率高達37%。這麼高的死亡率不僅經濟損失巨大，而且引起社會強烈的譴責。

　　經濟學家認為，人的本性是利己(生物學家已從基因複製的過程證明了這壹點)。從利己出發，人可以做出善事——歷史進步正是利己心推動的；也可以做出惡事——罪惡都來自利己。人性需用制度引導，而不能靠說教改變。私人船主敢於乘風破浪，冒死亡的風險把罪犯送往澳洲是為了暴利。他們儘量多裝人，給最壞的飲食條件，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潤。而且，私人船主之間也存在競爭，大家都在拼命壓低成本，誰要大發善心，恐怕在激烈的競爭中無法生存下去。在這種情況下，要把死亡率的下降寄望於人的善良是毫無用處的。

　　假如由政府進行干預，政府以法律規定最低飲食和醫療標準，並由官員到船上監督實施這些規定。但政府的干預不是萬能的。派官員到運送罪犯的船上去執法是壹件苦差事，不給高薪沒人肯干。 面對貪婪成性又有點海盜作風的船主，官員面臨兩種選擇。壹是與船主同流合污，分享利潤；壹種是堅決執法，自己或親人的生命受威脅。在無法無天的海上把那些不識相的官員幹掉，扔到海里，詭稱他們暴病而亡，對船主不是什麼難事。面對船主的利誘和威迫，官員的最優選擇只能是與船主合作。當貓與鼠合作時，鼠們更膽大妄為了。

　　當時既沒乞求船主們發善心，也沒派什麼官員，而是找到壹種簡單易行的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時運送的罪犯人數付費，而按下船時實際到達澳洲的罪犯人數付費。當按上船時人數付費時，船主拼命多裝人，而且不給罪犯吃飽，把省下來的食物在澳洲賣掉再賺壹筆，至於多少人能活著到澳洲與船主無關。當按實際到達澳洲的人數付費時，裝多少人無關緊要，能到多少人才至關重要。這時船主就要多給每個人壹點生存空間，要保證他們在長時間海上航行後仍能活下來，要讓他們吃飽，還要配備醫生，帶點常用藥。罪犯是船主的財源，當然不能虐待了。這種按到澳洲人數的制度實施後，效果立竿見影。1793年，三艘船到達澳洲，這是第壹次按從船上走下來的人數支付運費。在422個犯人中，只有壹個死於途中。以後這種制度普遍實施，按到澳洲的人數及其健康狀況支付費用，甚至還有獎金。這樣，運往澳洲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1%-1.5%。

　　哈耶克說過，壹種壞的制度會使好人做壞事，而壹種好的制度會使壞人也做好事。制度並不是要改變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的利己心去引導他做有利於社會的事。制度的設計要順從人的本性，而不是力圖改變這種本性。每個人有他自己的利益偏好，而這種偏好正是此人之為此人的規定，容不得其他人來“改造”他，除非他自己要“改造”自己。“改造人”實際上使人變成了非人也的奴隸。如果只有人斗人、人吃人，才能實現利己，人就比野獸還要壞。如果只有人為人、人幫人，才能實現利己，人就比天使還要好。要建立壹個美好的社會，只能靠壹套把利己變為有利於社會的制度。

　　哈耶克則認為：制度設計關鍵在於假定，從“好人”的假定出發，必定設計出壞制度，導致壞結果；從“壞人”的假定出發，則能設計出好制度，得到好結果。建立在“人性善”基礎上的道德約束極其蒼白，而實踐中則往往導致專制與暴政。

　　現代經濟建立在人人都有罪性上比較好。契約的前提就是先小人後君子。首先假定妳會要犯罪，所以用壹定的條條框框來約束妳。中國人太講君子風度，相信人會按照約言去做，結果到對方違約時官司都沒處。

　　儒家人性論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與習對舉，證明性是先天獲得的。孔子倡導的仁，可被視為對人之天賦秉性的壹個抽象歸納。因為，仁者，“從人從二，古文仁從千心”（許慎：《說文解字》）。可知仁是對共同的人的特點的壹種概括，是善的。

　　儒教認為“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經》），人生來即是善的。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孟子盡心上)。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告子上》）。

　　荀子壹派表面上是性惡論，實際上他說的性惡是針對小民的，聖人仍是大善的，聖人可以“化性起偽”的，他最後的落腳點還是性善論，最典型的論據是“塗之人可以為禹”（《荀子.性惡》）和企望“積善成德”。

　　“人之初，性本善”是錯誤的命題。人從娘胎里壹出生，就具有妒忌、貪婪等自私自利的趨惡天性，儒生們硬說那是孩子的惡作劇，視為可愛，那是虛偽。

　　孔子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人非聖賢，怎能說自己沒有過錯呢？壹切罪惡起源於不良的動機，先有淫念，才有淫行；先有恨意，才會殺人。罪行是罪，不良的動機也是罪。人之所以會犯罪是因為人有罪性。人慾(私性)橫流，罪惡泛濫，社會充滿了罪惡。說社會是惡的、人性是善的、是不合邏輯的(社會由人組成的)。難道社會不是由人組成的？

　　1．儒家人性論中復古主義與排外主義

　　顏淵問為為邦之道，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舜（實行夏朝的曆法，乘坐商朝的車子，穿戴周朝的衣冠，採用舜的韶舞作音樂教材（見《論語.衛靈公》）。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

　　孔子說，舜就是個很好的榜樣，他什麼事都不需要做，就能使天下大治。為什麼呢？因為舜是天縱英明，生來就是完美的聖人，他只要順乎天然的本性生活，自然就成為很好的榜樣，而使得萬民景仰，垂範千古了。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國魂啦！

　　孔子認為最高典範就是堯舜和周文王周武王。他壹味地懷古、戀古、思古、述古、信古、法古、玩古、學古、教古、吃古、賣古、忠古、孝古……凡是古的，就是好的，而且是絕對的好！為了使中華文化不致消沉墮落，只有壹個辦法：不許改革，不許創新。如果有人大膽改革創新呢？立刻打壓！完全撲滅！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萬物皆備於我矣”；哪需要向外學習？只要儘量修掉後天的沾染的不良習性，讓人儘量返回到初生的“赤子之心”本性中去，把先天就具有的善性給發掘出來。人只要潛心修道，明心見性；是“人皆可以為堯舜”的。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則拜。大舜有大焉(孟子公孫丑上)。又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孟子盡心上)。

　　同樣是人，但今人不如古人，而且越古越好。子路不如禹，禹又不如堯舜；商湯和周武的德行，是要靠修養身心來勉力行仁的；哪像更早的堯舜，是天縱英明，生來的聖人，他的美德，完全是出於天性使然，壹點不需要後天的努力；五霸的德行，不過是假借仁義的美名為幌子罷了。可見人性是壹代不如壹代啊。

　　孟子曰：堯舜既歿，聖人道衰，暴君代作(孟子滕文公下)。意為：堯舜以後，聖人之道就衰落了，所出的都是暴君了。這樣搞下去，國家還有希望嗎？孟子說：要想國家大治嗎？有辦法！恢復古制，用周文王的典章文物和制度，五、七年的功夫就可大治了。他滿足於現有成就，視外國人為野蠻民族，以為自己都是好的，外國的都是壞的而停滯自誤。

　　雨果說：中國是保存胎兒的絕妙的酒精瓶；黑格爾說，中國是沒有時間維度的國家。

　　2．儒家人性論中的等級特權和雙重標準

　　孔子把人分為三等：生而知之者，學而知之者，學而不知者。老百姓都屬於“學而不知者”，只能遵循“生而知之者”以及“學而知之者”為他們制定的道德規範。少數人被定為聖人君子，被豁免了作惡的可能性，從而置身於法律和眾人之上。這導致了對自己很寬鬆，對別人很嚴厲。君子們的言談舉止不能傳達出平等的相互尊重；而是傳達出有權有勢的上等人氣象。因此，自由平等博愛無法產生。

　　韓愈提出“性三品”說，把人性分上、中、下三等。善惡無絕對標準，道德準則隨身份等級而定，對等級不同的人是完全不壹樣的。儒家道德的第壹律條就是：尊卑。皇帝用太監，善哉；臣民用太監，惡。天子用八悄，善；諸侯用八悄，大逆不道。男人多個性伴侶，善；女人多個性伴侶，罪大惡極！

　　對於壹般人來說：“或飲酒，或好財貨，或好聲色都是“人慾”，必須革除；至於皇帝，“鐘鼓苑囿遊樂之樂，與乎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人情之所不能無者”（朱熹注《孟子集注·梁惠王下》）。這就叫“同行異情”，同樣的行為，因地位的不同而不同。

　　孔子自己“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食壹）而餿，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卻要求別人“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雖然孔子也說“禮，與齊奢也，寧儉；喪，與齊易也，寧戚。”，不過說說而已，他和他的徒子徒孫從來都是不惜鋪張豪奢的。

　　按身份等級劃分出的道德，根本就是偽道德、是反人性的。儒家規定了人是王權的從屬品，把家庭形式化成了壹個個縮微的皇權結構。為了強化控制，道德有了壹票否決的大權，儼然主宰人的生死：忤逆尊長可以處死；男女私情沉塘火燒而後快，等等。律條嚴苛，不過是為了把人身上的繩索緊緊捆綁，使人成為任意驅策的牲畜。

　　皇帝和官員不僅是統治物質財富，還要統治人們的精神、情感、習慣，於是他們壹級壹級的成了道德的掌控者，擁有了道德的解釋權，官大壹級就是真理。他們的貪婪和殘暴必然與道德條文背道而馳，他們自身的道德敗壞同他們滿口的仁義道德形成鮮明對比。於是，整個社會從上而下充滿了虛妄和絕望，專制和等級就這樣完全摧毀了人的尊嚴和價值。為了在這個等級制的道德架構中生存，人們就須互相傾軋、仇恨、鄙視、壓榨，於是，這偽道德就必然導致人們走向邪惡。禮教強姦正義，假大空厚黑由此淵源！道德成了壓迫下屬的工具。

　　由是國人只信任權勢，權勢成了衡量人價值的唯壹標尺，官階是國人衡量人的價值的首要準繩。而公權力，即使在清庭滅亡近百年了的今天，執政者還把它看作是自己私有品，居然叫喊：這是我們用鮮血奪來的，妳們想要，拿幾千萬人頭來換。

　　3．性善論導致了虛偽敗德

　　哲學家黎鳴認為：人的生物性偏於惡，人的社會性是善惡交錯，人的精神性偏於善。他以愈是出現得早的事物，其惰性愈大的理論進行計算，從而得出結論是：人性的90%偏向惡；人性的10%偏向善。他說：西方古代哲人和宗教先知對人性善惡的判別是真實的，中國古代聖人對人性善惡的判別是不真實的，是虛假的。基因的自私與人的自私是壹脈相承的，這種自私性的基礎即是生命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再生。因此，自私不必是惡，但在社會生活中也難為善，不妨說自私是潛在為惡的基礎[原惡]。中國人自古以來，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輕信大人、聖人的漂亮話，實在是受了絕大的欺騙。大人、聖人身上的原惡不僅絲毫不比小民少，而且大人、聖人身上的原惡壹旦變成實惡，它所造成的社會災難簡直千萬倍於小民。由於原惡的存在，中國聖人所宣揚的克己、禮讓的善也絕大多數是偽善。

　　由於性善論，中國人認為通過努力學習就能成為至善、完美的範例；於是“學而優則仕”的官僚們自然便是善的典範；而不學習、不識字或學而不優的的平民百姓自然成了惡的刁民；於是善良的大人君子們對小人刁民們進行人治就是天經地義；官僚們擁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權，不需要監督制約，結果是善良的官僚們在缺乏監督的狀態下，干盡了壞事。

　　為了維護官僚們的“善”的形象，儒生們使出了看家本領——造假。壹個公開奉行“說謊價值論”、撒謊成精的老油條被奉為民族聖人，是我民族的不幸。

　　性善說導致人人說假話，相互吹捧奉承；有壹點成就就驕傲自滿。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自足自滿，飄飄然不可壹世。壹有問題，都把箭頭往外指，都是別人的錯，很少反躬自問，承認自己有錯的。於是每個人活在自我中心意識中，任意放縱私慾而不自知。於是不肯認罪，不肯悔改，也不肯接受上帝的拯救。社會當然壹天壹天敗壞下去。

　　美國有壹項科學測試發現：現代社會中的成年男性平均每24分鐘就會想到性。這意味著當種種高尚的奮鬥動機、理想由於種種原因遭妳拋棄後，性慾，將最終成為妳奮鬥的唯壹壹個不體面、但最強有力的動機。或者說高尚動機、理想僅僅只是幌子；幌子下面，妳正在作為性慾的奴隸，自覺不自覺地在受著性慾的驅使。不讓上帝做妳的主，情慾必做妳的主。

　　由於儒家的性善論，使得中國人對“性”不敢正視，將“性”掩著、蓋著、藏著、掖著；使得中國人迫害女性；使得中國人擁有表面仁義道德，背後男盜女娼的虛偽。

　　4．性本善導致獨裁

　　在獨裁體制下，眾人的意志必屈服於獨裁者的意志，這隻有根據性本善的觀點才說得通。人性本善，因此每個君主都可成堯成聖，因此眾人都要服從君主的意志，以助君王成聖王。

　　以性本善哲學為基礎的制度設計可概括為“無限政府”和“有限權利”。儒家假設掌權者為“天下為公”的聖賢，對最高權力的控制就沒想過；儒家相信“人好壹切都好”，關注權力的歸屬而輕權力的監控。因此，中國二千年間未曾產生過實質性的分權制衡機制，無獨立的司法審查制度（行政司法合壹）、無類似於英國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的程序制度。

　　儒家認為：上等的“聖人之性”先天就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需要教化、改造，方可臻於完善。所以，“內王”以“化民成俗”為己任，強制改造人性。孔子把學生看成木頭，所以他說“朽木不可雕也”！荀子認為：人就是木頭，聖人就是木匠，可以用斧頭去劈去砍；完全否定了人性的先天性基礎，墮入了專制怪圈！儒家不容許壹個獨立的個人自治領域，主張政府行為可以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

　　儒家總是把人群分成好人[君子]和壞[小]人，而好人的最高典範是聖人；這種分類法違背了人人平等公理。儒家把壹切文明都歸於聖人，讓聖人凌駕於社會之上；完全依賴壹兩個聖人的精英政治就是特權政治、就是獨裁政治、就是少數人合法掠奪壓迫平民的政治。

　　在獨裁體制下，眾人的自私都要服從君主的自私，結果是大惡。中國的君主專制，結出了大惡之果，自唐至清，離文明越來越遠。中國的歷史就是奴役的歷史！

　　5．崇拜明君清官的人治，忽視法制建設

　　儒家壹直盼望明君的出現。國人已經習慣於讓別人支配自己的命運，所以，即使機會握在手中，也總是輕易的把權力和機會交給居心叵測的權力狂們，然後禱告那是壹個清官、明君。這使我們的民族成為了壹盤散沙。儒家社會的百姓總是以為皇權是善的權力，皇權因此不受制約，也不必制約（事實上無法制約）。對最高權力的制約匱乏，貽誤了中國法治進程。

　　中國古代有權力制約機制，都是預防相權過大而威脅皇權。隋唐時設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省制度，相權由三省分掌：中書省掌管決策，門下省掌管審核，尚書省掌管執行。三省分工制約，確實預防了宰相濫用權力。但對最高權力的皇權卻沒有明確的制約監督，這與認為皇帝是至善化身而不會為惡有內在的必然聯繫。

　　儒家強調“克己復禮”，只注重個人內在的修行，不注重社會法律制度的建構，把無限的權力賦予某個人[王]或組織，這是罪人的狂妄之舉。在儒看來，法律僅意味著：馭民的工具，而掌權者自身是超乎法律之上的；從而否定了法治。

　　西方的道德至上，壹開始就強調它是“自然正義”，是如自然科學定律壹樣的純粹理性。所以指導西方法律的道德是理性、正義、公平，體現於法律之中則在於重視個體之間的平等、自由、權利等觀念。

　　中國的道德至上，壹開始就是宗法至上，是重親疏貴賤尊卑長幼之分而否定平等、自由、權利的道德。它首先是人的情感，以此為基礎的法律自然缺少理性。

　　“性善論”強化了宗法規則，遏制了民眾獨立人格的產生。在宗法倫理社會，身份規則是壹切社會關係的基礎，個人從來是作為宗族的“零部件”而存在的。表面上看 ，雖曾有過家庭、行會、幫會（江湖）、僧道等民間團體，但它們通行的都是人身依附規則即個人人格被吸附消溶於集體人格中的規則。個人的人格被家族人格吸附，勢必造成個人人格的不獨立，不利於民法的發展。

　　6．理性萬能

　　從人性至善進而相信人的理性能力，相信人類能掌握規律，相信存在壹個完善的社會狀態，並篤信為實現這個完善的社會而存在壹個至善的萬能政府，從而加強了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成的壹元化管理趨勢。自戊戌變法以來，儒教的人性善與西方舶來的理性主義結合，更加堅信人力無邊、人定勝天、人應該宰制萬物、征服自然。既然人的理性具有如此至上性，對天、對神的敬畏就不復存在，所謂用自然法來約束世間的權力就更無能為力了。

　　這些人自詡掌握了唯壹正確的規律並宣稱人類有駕駛自然的能力，而壹旦擁有了足夠的力量（或曰暴力），他們會把人間變為“美好社會”的試驗場，從而也有了正當的理由來鎮壓不同政見者。長期受科學萬能教育的中國人，很難認識到人的有限性。

　　柏拉圖晚年發現《理想國》的哲學王的路走不通，因為人性本惡，國王不可能成為哲人王。這導致西方思想界敢於自我批判，幾千年來中國儒生們敢自我批評儒家理論嗎？

　　法家人性論

　　法家認為性本惡，主張實行嚴刑峻法，高壓恐怖。結果是惡上加惡，惡性循環。秦皇執政12年，被處宮刑的人就多達70多萬人……。秦亡，酷刑、文字獄、連坐、戶口制度等惡的鎖鏈代代相傳，嚴重摧殘了中國人的身心健康。法家的“人性惡”理論不徹底，他們認為皇帝是善的，這樣壹來，就陷入自相矛盾，“人性惡”理論就崩潰了。

　　唯物主義人性論批判

　　1．人的本質不是“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馬克思認為：人沒有先天的東西，都是環境的產物，都是“社會人”， “人性就是階級性”，“全部人類歷史不是別的，就是人性的不斷改變”。反對費爾巴哈的“自然”人。

　　馬克思說：“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於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恩選集第壹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1995年6月第2版第56頁）。

　　馬克思認為：人是“利己”、還是“利他”是由所有制決定的。在批判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的分工產生的原因“是利己心的緣故”時，馬克思說“利己心是壹個社會的、歷史的範疇，它隨著私有制的產生而產生”。這顯然違背現代生物學的基因自私原理。

　　馬克思認為先有私有制，後有私利的追求。恩格斯在研究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時說：是利己心瓦解了原始公有制，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私有制帶來了利己心”。事實上，“利己心”是人的本能，它與所有制毫不相干；相反，利他主義是壹種後天的社會屬性。

　　馬克思把人的本質歸結為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而社會關係又是生產關係決定的。按馬的邏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公或私]決定了生產關係的性質，生產關係的性質決定了社會關係的性質[公或私]，從而決定了人的本質[公或私]；所以，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決定了勞動者只能“壹心為公”，為集體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搞共產主義的義務勞動。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原則在邏輯上行不通。從理論上看，如果無例外地每個人都奉行此原則，必須將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在實踐上，壹部分人奉行此原則時，正好被另壹部分奸佞之徒趁機得利。社會主義實踐證明：公有制的建立根本不可能絲毫削弱利己心，利己心反而帶來對公有財產的瘋狂地掠奪與瓜分。事實證明，人的利己心不受所有制決定，不受“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決定，人的本質絕不是“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馬克思對人性的看法在中國春秋時期就有。齊國相晏嬰出使楚國。楚王在接見晏嬰時，故意讓人押著壹個人從接見廳下走來，並說被押的人是齊人，犯了偷盜罪。楚王揶俞晏嬰說：“齊國人都愛好偷盜麼？”晏嬰離開座位嚴肅地對楚王說：“我聽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織。是什麼原因呢？水土不同啊！這個人在齊國而不偷盜，壹到了楚國就犯偷盜罪，是不是因為楚國水土使這個人愛起偷盜來了呢？”楚王尷尬地笑著說：“聖人是不能隨便開玩笑的，寡人反而弄得難堪了！”

　　晏嬰宣揚的是環境決定論，這與基因決定論是衝突的，把人簡單等同受環境決定的植物，楚王連“人不是橘織類的植物”都說不出來。可見，當時的中國人愚昧到了何種程度，什麼中國古代燦爛的“百家爭鳴”不過是阿Q自我安慰而已。這是愚昧的“天人合壹”的類比思維造成的。事實上橘織是不同的物種，中國古人弄錯了。同時代稍後的希臘人亞里士多得研究了世界上的各種動植物，對植物進行了分類學研究，是很了不起的。

　　中國人最缺乏理性思維能力，幾千年來連邏輯學、語法學都沒有。中國有成語“人心不古”，人越來越墮落！中國人自由本質完全被儒家消滅了！只知道為了肉體的延續而做奴隸！對苦難殘暴已經麻木不仁，甚至為其辯護。

　　管子鼓吹“倉廩實而知禮節”；倉廩足，知榮辱。中國的社會現實卻是“飽暖思淫慾”、為富不仁的多。為什麼經濟發展[權力增長]與道德敗壞成正比呢？根本原因是中國人把人混成了動物、向動物[龍虎]學習的結果；中國人不認識上帝，所以道德敗壞。

　　唯物主義的道德觀，將人與動物並列，道德生活完全是外在的，後天的添加物。主張人性是壹張白紙，非善非惡，可塑造人性、塑造新人。不承認靈魂的存在，道德生活就不是出於心靈的內在需要。所謂“良心”、“羞恥心”、“罪惡感”都不能找到“內化”的基地。

　　動物世界沒有道德，只照著本能欲望而生活的，完全沒有理性和德性。所謂“科學[進化論]的人生觀”，必將導致弱肉強食，平等道德必然崩潰。

　　2．“人的本質是壹切社會關係總和”是現代版的專制理論馬克思把人的本質歸結為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但人首先是作為自然的個體存在的。馬克思主義完全抹殺了作為人的自然個體的本性，過份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完全違背了它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對於個體而言，其內在的本質是內因，而“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僅僅是外因，內因對他的行為起著主要的的作用，而外因是其行為的外部條件、起次要作用。馬克思把外因看成決定性的作用，犯了根本性的錯誤。

　　什麼是本質？本質就是最普遍的、天生就有、不會改變的性質。“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它們怎麼能成為人的本質呢？

　　“人的本質是壹切社會關係總和”是現代版的專制理論。“關係說”企圖從外在的社會性囊括人的本質；抽掉了人的精神活動的具體存在，抽掉了個體活生生的靈魂，其結果只能使人僅僅作為壹定的階層、黨派或社團組織的成員。

　　從“關係說”里，看不到人對社會關係能動的選擇和超越；只看到了對現實的適應和服從。該理論顛倒了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把主體的人當作社會的手段而不是社會的目的；並認為集體的利益永遠高於個人的利益，向社會奉獻壹切是個人應盡的義務和責任；社會永遠是主人，個人永遠是卑微的奴隸，個人的價值要靠社會來體現。

　　上學、參加工作、入黨團都要填社會關係表，原來這是馬者們在定義人本質的“善惡”。例如：他是高乾子弟，妳是農民的兒子；所以，他就作威作福，妳就作牛作馬－－因為妳的社會關係總和是無法和他比的！高乾子弟總是騎在普通群眾的頭上，因為他們本質“先進”。

　　3．人的本質==利己[貪婪]+自由

　　作為個體的人的本質是什麼呢？那就是：利己心，趨利避害；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繫上，首先是愛自己的子女；也存在對自己父母的愛，但這種愛遠遠沒有父母對子女的愛那麼強烈、那麼普遍。現代生物學告訴我們：基因是利己的，利他只是利己的壹種特殊形式。

　　動物的利己是本能，可稱為本能利己；動物本能也表現為利群。比如，那些雄蜘蛛性交後被雌蜘蛛吃掉，就是利群；還有大哈馬魚為繁殖而粉身碎骨，產卵即死，也是為了群的生存。這些動物的行為說明動物的目的是為了繁殖基因、保存基因、擴張該類基因的地盤。同樣，人也願意為子女粉身碎骨，特別男人喜歡玩很多女人，這也是為了繁殖基因、擴展該基因的地盤。利己利群都是為了延續繁殖該類基因，所以說基因是自私的。人當然也自私自利，不過人的自私自利打上了自由思維、理性計算等特點！

　　人的利己與動物的利己是不同的，人是故意的、有意識的利己，動物的利己是壹種本能，它意識不到。人的利己與動物利己的區別是：人的利己表現為貪得無厭，動物的利己適可而止。成年人在公眾場合不貪婪是大家監督的結果，也是理智計算的結果[怕得不償失]。所以，人的本質==利己+自由意志。換言之，人的利己受自由意志的指導與調節。

　　原始社會人類的生存條件極端惡劣，始終面臨著飢餓、猛獸侵襲帶來的死亡危脅，靠個人是無法生存的，人們必須依賴集體的力量才能生存，而集體的力量的任何削弱都可能帶來整個部落的毀滅。此時，為求生存只能共產、只能追求公利。追求公利是唯壹能實現自利的途徑。原始社會的大公無私、尊老愛幼僅限於部落內部，對其它部落，他們不但發動戰爭，而且把對手吃掉。這正說明了他們是利己的。

　　唐山地震時，壹些逃出的人住在帳棚里沒飯吃，大家就分頭到處找吃的，找來後由壹個熱心的大嫂支口大鍋，平分食物。當營救工作開展起來後，很多家的東西扒出，人們就開始私藏自家東西，不再上交，大鍋飯維持不下去了，共產主義瓦解——這正是原始共產主義產生與瓦解的現代版。難道是人性變了嗎？非也，人性沒變，人們從開始到結束都是利己的。

　　某村的選民寧願讓腐敗官員繼續當政，他們的邏輯是：腐敗官員是肥豬，新選上的官員是瘦豬，瘦豬比肥豬更貪。這種類比邏輯是錯的：肥豬的貪心小，怎能證明腐敗分子的貪心小呢？特權意識甚至不以自己擁有比別人更多為滿足，而是以自己擁有全部、他人壹無所有為滿足。皇帝富有四海，他的貪心比誰都大，十萬宮女還不夠，還要巡遊玩女人。

　　基督教認為：因為上帝造人時賦予了人自由意志，人有選擇自由；但人受肉體支配後易偏離上帝的正道，就犯罪了。

　　從基督教的角度看，人的本質就是自由+貪婪=罪。可這樣解釋：貪婪是人的生物基因本質，自由是人的大腦本質。大腦思維是傾向自由的。大腦思維的自由本性，使人追求新奇、追求創造、追求平等[不被奴役也不奴役人]，這是健康人的向上本質。

　　人的本質==利己[貪婪]+自由。當人感情用事，大腦的自由功能會退化，貪婪本性占優勢；貪婪的本質占上風，人就變得十分野蠻狡詐，社會制度就是專制制度，專制是使人成為奴隸的壹種病毒，專制制度是壹種野蠻的制度。總的說來，肉體誘惑力遠大於自由理性能力，墮落的趨勢使人類普遍的專制。這說明了人性惡在人類史上起主導作用。

　　當人敬畏上帝能進行理性思維時，自由的本質占上風，人就變得文明誠實博愛，社會制度就走向民主科學。自由民主制度是使人獲得尊嚴的制度。自由理性能力使人類產生民主科學，象古希臘的民主科學在人類當時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只是在理性清醒後，人類的自由本能才得到充分的開發而走向現代民主。

　　4．共產黨的目的是逐漸把人改造成革命的工具馬克思認為人是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性即其社會 性；人性是隨社會變化而變化。依據生產向自動化發展的趨勢，勞動者自由時間在增加，科學的應用在普及、深入，這壹系列的變化，就為新的人性創造了條件，也就是“新人”的產生。

　　馬克思說：“理論壹經掌握了群眾，就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1903年，巴甫洛夫（1849壹1936），在馬德里的國際醫學年會上宣讀了他的實驗和研究報告，認為條件反射是高等動物和人類對環境作出反應的生理機制。1904年巴甫洛夫得了諾貝爾醫學獎。

　　巴甫洛夫的理論給了布爾什維克領袖以重大的啟發：環境可以改變人的生理和心理，創造出新的反應機制。通過重複的灌輸和指令，人的大腦會對壹定的術語和名詞產生條件反射，自動地做出和灌輸者和指令者的要求相壹致的反應。這難道不正是“科學社會主義”？

　　1921年1月24日，列寧簽署了壹道政府命令：《科學家I.P.巴甫洛夫的傑出成就對全世界工人階級具有巨大的意義》，要求對巴甫洛夫和他的實驗提供物質保障，當然包括狗食。

　　托洛斯基妄想條件反射不僅從心理上、而且從生理上改變人，像狗壹聽到午餐鈴聲就流口水，讓士兵壹聽到槍響就勇往直前，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

　　蘇聯時期對心理學和教育學的研究作了極大的投資，然而巴甫洛夫並沒有因受重視而歸順新政權。就在列寧下旨保障他的研究之後不久，他在給學生開課時公開說：“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不是絕對真理，它們可能是部分正確部分錯誤。”他根本不相信布爾什維克的“世界革命”有什麼成功的把握，認為“把大量款項用在發動日本革命，而我們的實驗室每個月只有三個金盧布”是不可思議的。他反對用內戰來解決政治問題，說俄國為了布黨的理想犧牲得太多了，還說布的政策正把俄國引向死路。

　　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內左派代表布哈林出面寫了長篇文章，把巴氏的觀點逐壹加以駁斥，認為它們才是俄國的四條“死路”。布哈林還摹仿列寧訓斥知識分子的口吻，輕蔑地說知識分子和教授們對革命的懷疑是“石器時代的思想”。在蘇聯先後受到批判的科學觀點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孟德爾的遺傳學和摩爾根的基因說、鮑林的共振理論、病�柕热说牧孔永碚摗⒕S納的控制論、弗里德曼(1888～1925)和伽莫夫(1904～1968)的宇宙學等等；先後受到批判或者迫害致死的著名科學家包括生理學家巴甫洛夫、物理學家約飛、火箭設計師科洛廖夫(1907～1966)、物理學家朗道、生物學家瓦維洛夫(1887～1943)，等等。

　　馬克思主義反對“利己心”是人類的生物本能，所以就要迫害遺傳學家。孟德爾是19世紀奧地利修道院的院長，他堅信神造萬物，通過雜交實驗，發現了遺傳規律。遺傳學強調基因[與神有關]的先天決定作用，這與共產黨通過制度的變換來把人改造為大公無私的人相衝突。所以，20世紀三十年代，以李森科為首的“米丘林學派”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完全否定孟德爾摩爾根的染色體-基因理論。李森科給基因學說扣上“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帽子，把遺傳學打成了“資產階級偽科學”。這和蘇維埃政權以重塑人性的使命有關。

　　享有國際聲譽的遺傳學大師尼.瓦維洛夫（Vavilov）向蘇共中央上訴，斥責李森科排除異己、缺少文化以及對學術上反對他的人進行報復。1935年瓦維洛夫被解除了蘇聯農業科學院院長職務。1940年8月，瓦維洛夫及其助手們被陸續逮捕。瓦維洛夫被誣為“間諜”，被蘇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判處死刑。臨刑前，德軍入侵，改為緩刑壹年半。緩刑期未滿，1943年，根據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決議，瓦維洛夫被槍斃。壹大批具有正義感的遺傳學家成為“人民公敵”而深陷囹吾，整個蘇聯遺傳學界萬馬齊喑，農業壹片蕭條，持續到赫鹵曉夫的跨台。

　　1949年後巴氏理論在中國生物學界壹枝獨秀，也是和思想改造運動相適應的。這種惡狀又在中國持續了20多年[可參考“教育自由”壹節]。

　　1905到1908年，俄國爆發了壹場有社會主義者參加的民主革命，俄國工人在壹些城市組織了“蘇維埃”。高爾基在1907年發表了長篇小說《母親》，描繪了壹個目不識丁的家庭主婦如何轉變為壹個自覺的革命戰士。這本小說成了世界“無產階級文學”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濫觴，因它提出了黨文學的基本任務：為塑造“新人”服務。列寧不但向黨的幹部推薦這本書，而且於同年邀請高爾基參加在英國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代表大會。

　　1917年十月革命為布爾什維克在國家範圍內塑造“新人”的社會工程創造了條件。托洛茨基說：“他（指“新人”）將先控制他生理機制中的半意識，然後是下意識，例如呼吸、血液循環、消化、新陳代謝，接下來將在壹定限度內使得這些機制完全服從理性和意志的操縱。甚至純粹的生理生活也將成為集體實驗的對象。”

　　斯大林說：“我們共產黨人是特殊的類型。我們是用特殊材料作成的。”1930年代有這麽壹首詩：“我就是鋼鐵、太陽和混凝土／我就是紡織廠的梭子和發動機里的線圈／我就這樣作為壹個工人被孕育和誕生／我的第壹個動作就是揮舞榔頭／……熔化的鋼水在我的血管里奔流／我變得更加高大／我的臂膀由鋼鐵鑄就／堅強得舉世無雙。”如此醉心於把人變成鋼鐵，難怪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要給自己取個意為鋼鐵的名字：斯大林。

　　為了塑造“新人”，布爾什維克運用了各種手段。為了把兒童、少年和青年的成長完全置於黨的控制之下，他們成立了“小十月人”(5-10歲的兒童)、少先隊和共青團；把參加生產勞動和社會政治活動與兒童早期教育相結合；用文學藝術的形式大力宣傳“蘇維埃新人”的榜樣和模範，其典型形像之壹是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筆下的薄�枴た虏旖稹�書的題目《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形像地表現了革命對人性的改造。

　　“蘇維埃新人”體現了共產主義“新人”的壹些普遍特徵，人作為個體的壹面(個人意識、個人動機、個人利益、個人觀點以及個人行動的自發性等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壹個集體的“人”和黨的“人”。因此“新人”的誕生也就是個性的死亡。20、30年代的蘇維埃文化讚美的“新人”通常都沒有個人的面貌，只有整體的品質，象鋼鐵壹樣堅強，像機器壹樣整齊而有效率。“蘇維埃新人”標誌著社會心理學家所定義的“大眾人”的產生。這個“大眾人”既是19世紀機器時代的產物，也是20世紀集體主義意識形態廣泛傳播的結果。

　　人能不能百鍊成鋼，或者即使百鍊成鋼以後能不能變成壹顆黨擰在哪兒就在哪兒紋絲不動的螺絲釘，甚至是壹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20世紀的歷史已作了回答。斯大林的女兒六十年代初就叛逃到美國，卡斯特羅的私生女1990年代中期移民美國（卡斯特羅的兩個姐姐也移民到了美國）。她們到了西方後都出了書，把父親的老底兜了出來。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出的書題為《致友人的20封信》，在書中譴責了她父親的專制，並對母親的自殺提出了疑問。卡斯特羅女兒的書就叫《卡斯特羅的女兒》，把她父親描繪得自私暴戾喜怒無常，還把父親當年寫給母親的情書（當時她母親是他人之妻）都公之於眾。

　　1939年8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講演《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時就借儒家“吾日三省吾身”之說，強調黨員必須加強黨性修養，鼓吹“克己奉公”。他引了斯大林的“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說：“壹個共產黨員入黨以後，就象木料壹樣交給了黨。黨今天要把這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明天要把這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當黨需要建大廈時，妳也可以變成棟梁；如果黨需要造壹個馬桶，那妳也得嘗嘗臭氣……做黨的工具是不可以講條件的。”

　　劉少奇說：“黨的利益高於壹切，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不壹致的時候，能毫不躊躇、毫不勉強地服從黨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這就是常說的黨性”。

　　文革開始，劉少奇被打倒，他找到毛澤東說：我只有壹個請求，辭去壹切職務，回到鄉下去種田，做壹個普通人。此時此刻，連劉少奇都忘了他只是“黨的工具”，他無權對黨提條件。正是他鼓吹的“材料論”黨性，成為置他於死地的“殺手鐧”之壹。對他直接下毒手的人，就是他自己調教出來的“工具”。真是自作自受。

　　盧梭說：“專制政治是不容許有任何其它的主人的，只要它壹發號施令，便沒有考慮道義和職責的餘地。最盲目的服從乃是奴隸們的唯壹美德”（《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林彪說：“黨性乃尊命性也，尊命乃大德大勇大智”。胡績偉說：中共形成了壹種“黨性原則”，即“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黨說甚麼就是甚麼，黨叫做甚麼就做甚麼（甚至可以為黨撒謊）。在中國，壹切行動聽指揮不僅僅限於軍隊，它已成為中國共產黨以及公、檢、法等公權力部門的不成文的原則。為什麼貪官壹端壹窩？難道國人都那麼容易同化的麼？不是，正是壹切行動聽指揮，行動左右了思想！不是國人失去了反思的能力，而是國人失去了反思的勇氣。久而久之，大家都認為：所有的反思都會成了無疾而終的掙扎。

　　中共1949年奪取政權後，“塑造新人”成了與建設新社會並行的目標。從蘇聯照搬的社會政治組織，如少先隊和共青團等從“解放區”推展到了全國，蘇聯的“新人”典範和歌頌“新人”的文學作品在中國也非常有影響，如傷殘軍人吳運鐸和他的《把壹生獻給黨》就被稱為是中國的“薄�枴た虏旖稹薄�60年代上半期，“共產主義新人”在各條“戰線”湧現，其事跡充斥著報刊、電台、電影、文學讀物，成了這壹時期文化領域最令人矚目的現象。

　　大慶油田的王進喜和他的“1205英雄鑽井隊”是工業“戰線”新人的典範。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則是農業“戰線”新人模範。60年代中期提出的“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口號，在非軍事部門建立軍隊中的政治工作部。軍隊在60年代為全國提供了難以計數的榜樣：雷鋒、王傑、歐陽海等，他們最突出的特徵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這種塑造“新人”的努力在“文革”期間達到了顛峰，有組織和集體管理的每個人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都必須“狠斗私字壹閃念”。“文革”期間塑造新人的運動，就是大量下放幹部和知識青年(並不否認下放背後的社會經濟和人口問題的考慮)。

　　70年代“紅色高棉”更是壹奪取政權就把全部城市人口下放，企圖徹底廢除城市(壹同被廢除的還有貨幣、家庭、婚姻、財產等等)。“紅色高棉”是在毛主義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但他們認為即使是毛也沒有堅持他的革命路線，沒有做到“七、八年再來壹次”，因此柬埔寨在革命徹底性上要超過中國。

　　在50年代的北越，當抗美戰爭還未到來時，越南知識分子和幹部也經歷了和中國類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規模的下放。大量的知識分子和幹部因各種原因死於非命。

　　共產主義制度為什麼在全世界到處碰壁呢？最主要的是馬克思看錯了人性。有人說：“共產主義是壹個美妙的理想，只可惜它走上了邪路。”

　　有人說：“共產主義的領導人不是完人，免不了會犯錯誤。”此說完全錯誤。共產制度的領導人即使是聖賢，也逃不脫失敗的命運。因為共產主義所根基的是錯誤的人性論，它仇視能最大限度發展個體才能、提高人權水準的自由制度。丘吉爾早在1920年1月就指出：“共產主義壹定會失敗，因為它違反人類的天性和需要。”他認為，這是壹群狂妄虛無的瘋子，嘗試將混亂的理論付諸實現，結果必然會導致腐敗、脫序和內戰。都被壹壹言中。

　　無神論鼓吹對人的崇拜，以前是對皇帝崇拜，現在是對自我崇拜。壹些信民主的人搞多數崇拜，認為多數等於正義，主張隨大流；壹些精英大搞自我崇拜。自我崇拜的結果必然導致自我中心、自我封閉、夜郎自大、自賣自誇，拒絕學習其它先進文明；缺乏對他人、對社會、對人類歷史的了解。即使學習其它先進文明，也是學其皮毛，拒絕學其內核。

　　為什麼人不能被信仰、被崇拜？因為人是有限的、有罪性的。崇拜他人（自己）都屬個人崇拜，個人崇拜在英語中與邪教是壹個詞。教皇或皇帝或孔子都是人，是不能獨尊的，獨尊有限、有罪的人的指令和思想必然會給人類帶來禍害。

　　1．拜聖人的邪教

　　殷王“率民以事神”，周取代殷後，變革了殷人的上帝崇拜，主要表現在“以德配天”上。這樣壹來，在敬神中把神抽空了。《左傳》云：“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民，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可見，聖人崇拜取代了對神的崇拜。

　　“聖”的主要含意就是聰明，聖人，也就是聰明人。這種聰明，不是壹般性的才智，而是見微知著、通幽知化、洞察壹切、通曉壹切的品格。《尚書.洪範》云：“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大禹謨》篇也說：“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古人以為聖人有如下作用：

　　1）聖人是完成“天人合壹”的中介

　　聖人溝通了天地自然，也溝通了神明。《易傳.繫辭》講：“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老子反覆論述了聖人是唯壹能體認“道”、法自然的人。有了道便具備了最充分的合理性，於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失道者失天下，得道者得天下”等。

　　老子認為有兩種聖：壹是用形而上的方法“得道”之聖；壹是憑直覺之智規範事理之聖。他認為後壹種聖人是世俗之聖，只懂形而下之事，只會帶來災難，對這種凡俗之聖應摒棄。

　　《中庸》講，聖人“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

　　《禮運》說“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致政也。”

　　《管子.心術下》云：“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

　　《呂氏春秋.盡數》稱：“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弁萬物之利以便生。”

　　《淮南子.泰族訓》云：“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

　　聖人本質的屬性就是“體道”，或曰“聖道同體”。董仲舒講：“天者，辟物之祖也……聖人法天而立道”。“道之大源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韓愈提出“道統”說。

　　在理學家的論述中，理的人格化就是聖人。朱熹講：“聖人形骸雖是人其實是壹塊天理。”又說：“聖人都忘了身，只有個道理。”換言之，聖人是肉體化的天理。周敦頤講：“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聖同天，不亦深乎!”

　　道與天理既是萬物的本原，又是理性的極致，是芸芸眾生必須遵循的準則。聖人與道、天理同體，無疑也就是真、善、美的化身和絕對的權威。聖人作為天人合壹的中介，特別是把天道與人道溝通，這種作用與功能本身就表明聖人是神、人的混成體。

　　聖人最主要功能是把天的作用、性格、原則等社會化，使天人之間獲得調和與統壹。芸芸眾生只有通過聖人的調理才能各得其所。先哲們雖有天地之間人為貴的言論，但凡人在天地之間僅是被動物，只有經過聖人之手的再塑造，才可獲得某種自覺。

　　2）聖人是文明、人文及其物化——各種器物的發明者和創造者《易傳.繫辭》認為人類社會的文化(包括禮儀、教育、制度等)是聖人創造的。

　　《周禮.冬官考工記》云：“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為也。煉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為行陸，作舟以為行水，皆聖人之所為也”。《易.繫辭下》云：“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大下”。史稱“伏羲作八卦，結繩而為漁罟”；黃帝、堯、舜“垂衣裳”,“刳木為舟，剡木為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服牛乘馬，引重致遠”。

　　《韓非.五蠹》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木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燧人氏”。

　　《禮記.冠義》云：“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記.樂記》）。也就是說，等級特權制度是宇宙的總規律。

　　荀子云：“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辨”即“別”，“別”是禮的核心，實際上就是說人之為人在於有禮。又說：“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

　　《墨子.節用》篇講：“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制為飲食之法”，“制為衣服之法”，“教民以兵行”，“制為舟楫”、“節葬之法”、“宮室之法”等等。

　　《商君書.君臣》曰：“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眾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眾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

　　韓愈把聖人視為人類生存的前提正是這種文化本體觀的表現，他說：“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3）聖人是解民於倒懸的救星和理想社會的創造者在中國傳統的政治觀念中，聖人是理想的人格化，同時又是實現理想的締造者，人們追求理想、擺脫災難所信賴的唯有聖人。

　　老子的“小國寡民”之世要由“聖人之治”來實現，孔子的“博施於民，泛愛眾”的理想，堯舜猶難做到，必待聖人而後行。墨子講兼相愛，交相利，也同樣要有聖人而後能實現，“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易.咸卦》稱：“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管子.心術下》云：“聖人裁物，不為物使。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

　　法家認為各時代有各時代的聖人，而理想的未來要由“新聖”去締造。

　　20世紀，聖人觀念在中國搖身壹變，變成了科學、先進、正確性的說詞，1950年代修三門峽大壩時，“聖人出，黃河清”成了有力的證據。“聖人出，黃河清”帶有讖緯迷信色彩，是聖人崇拜的表現。可見，中國人中聖人觀念的毒有多深。

　　2．拜聖王、拜皇帝的邪教

　　中國人信仰“天”，“天”是自然的神秘化，“天”必須通過天子來表達天意。祭祀“天”則被“天子”所壟斷，任何人不得染指。清王朝覆滅前，“天子”每年都有祭天儀式，這是中國最隆重的宗教祭祀活動。這樣，就由天崇拜變成了對天子崇拜——即個人崇拜。

　　中國的皇帝是直接通天的，他是唯壹的“天子”，是天在人間的代表，是道的化身，是“人間的上帝”。禮記云：“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發號出令則民悅，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 天下的壹切都由皇帝作主。皇帝的所作所為，正像當今保險業者所說的“不可抗力、天災”。皇帝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無所不管；他“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中國的“天”約束不了皇帝，連神都是皇帝封的。比如門神就是唐太宗封的。

　　天子唯壹的需要是全民對他的愚忠與崇拜。孔子對天子堯歌功頌德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堯哉！”

　　儒教是壹種純粹政教合壹的宗教。在這個政教合壹的宗教體系中，皇帝就是最高祭司，是教皇；他手下的眾官僚，按級別依次為樞機主教、宗主教、都主教、總主教、主教、神甫等，還未做官的秀才是修士，每個家長則是壹個家庭的長老。這個體系中的每個人都尊奉儒教信條，並高度自覺地向自己的臣民、老婆、孩子灌輸儒教，以使天下大順。

　　“崇拜”就是妳第壹看重的是什麼。 崇拜權力的，就要為奪權掌權保權而繳盡腦汁、耍盡手段，可以掩蓋真相犧牲真理，走經驗主義實用主義路線。孔孟之道實用主義色彩較重、唯利是圖、唯上是從，不知道真理為何物，只能搞以吏[儒]為師的政教合壹。

　　聖王[上]崇拜是中國專制文化影響時間最長、範圍最廣、程度最深的原因。荀子云：“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聖王便是“兩盡者”，加之帝王又是天子，具有幾分神性，這樣帝王就成了迷信的對象。中國人把帝王稱做聖人的傳統是漫長的。每壹個皇帝登基了，就是聖人出來了的時候。所以皇上也常被稱做聖上，皇上的話就是聖旨，是絕對聖明的。皇帝不但要控制政局，而且要掌握意識形態，政教合壹是很好的辦法。皇帝是國主的稱號，聖人是教主的稱號，中國的皇帝又是儒教的教主，這就是中國的統治形式，中國從來就是個政教合壹的國家。

　　在聖王面前，人們只能葡匐而仰視，甚至只能五體投地而不敢仰視。

　　其壹，甘為臣僕、狗馬的心態與觀念。

　　管子云：“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為人臣者，仰生於上也。”君主是天下人的衣食父母，君主把恩澤、陽光、雨露灑給天下，惠及牛馬。既然壹切都是由君主賜予的，甘心做臣僕與狗馬也就是合乎邏輯的，於是“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是為臣的準則。

　　君主把臣視為工具，有用則使，無用則棄。漢武帝說：“何世無才，患人主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

　　其二，向帝王求是非、求合理性的心態。

　　愚民政策有兩手：消極的壹手是防堵，如焚書坑儒；積極的壹手是引導，定思想於壹尊，欽定學術為獨木撟，並誘之以功利，同樣可達到愚民的效果，而且顯得更高明。

　　漢統治者意識到：禁錮臣民的思想不是禁止他們思考，灌輸給他們有利於集權統治的思想最高妙。這就像對付驢子，不把驢子捆起來，而是蒙住他的眼睛，讓它在那裡拉磨轉圈。統治者讓人拉的磨，就是儒家思想，轉的那個圈，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劉邦於公元前196年11月過山東曲阜時，用太牢（牛羊豬三牲）隆重祭祀了儒家學派的創始者孔子，後經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使孔子成為“萬世師表”。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作之君”，君王擁有軍政財稅大權；“作之師”，君王擁有思想教育的大權，有教化民眾的之責。可見，中國自古就搞政教合壹的專制主義。

　　至於“師”，沒有壹個皇帝不喜歡當老師的，其壹言壹行，都要寫進“起居注”，作天下的楷模。蔣介石最喜歡被稱呼為“校長”，毛澤東覺得“偉大的導師”最適合自己。

　　自秦始皇定下了“以吏為師”（實質是以帝為師），“別白黑而定於壹尊”，真理的裁判權就歸屬了皇帝。漢武帝時因封禪之禮眾儒生爭論不休，當時著名儒生兒寬上疏曰：“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群臣之所能列。”兒寬交出的不只是政治行政裁決權，同時把判定是非的權利也奉給了“聖主”。從漢武帝始，由皇帝裁定經學的是非，成為朝廷壹個重要議題。石渠閣會議、白虎觀會議就是由皇帝裁定儒學中分歧的兩次重要會議。

　　自武則天開始親自殿試以選拔知識份子任官後，皇帝更成了理所當然的最有學問的人。韓愈奴顏婢膝地說：“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

　　柳宗元也如是說：“身體髮膚，盡歸於聖育；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他們認為自己的壹切知識都是皇帝賜給的。奴性之毒，深入骨髓!

　　明太祖朱元璋，吹噓自己“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釋然自順，豈非天授乎”（“翦勝遺聞”）！並把他的話編成四本“大誥”，下令家家戶戶必備，天下百姓必讀，每隔三年，京城比賽背誦“大誥”，人數多達19萬餘人。這是古代規模最大的背誦皇帝語錄的運動。

　　中國歷史上最後壹位成功的皇帝聖人毛澤東統治全國27年，他把皇帝改稱主席、統帥，把聖人改稱領袖、導師，成了壹個極其偉大的政教合壹者，超過了歷朝歷代的皇帝聖人。

　　真正統治中國的，就是“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朱元璋《詠菊花》）式的威嚴和橫暴。百花齊放不是民主。百花齊放是武則天的命令，是專制皇帝的專制命令，何民主之有？百花自放才是民主，自由的花兒自由的開放、自願的開放、自然的開放，才能形成民主的環境。專制的花當然可以放，但要警惕他稱王稱霸，因為儒家是狡猾的毒蛇之花。

　　與專制社會的“百花齊放”的規定相反，民主社會強調的是每個公民的言論權利是與生俱來的，是百花自放的，不是“大救星”賞賜的；這種自由是無禁區的，不能被限定在“把政治問題與學術、技術性質的問題分開”的禁忌之中。百花自放、百家爭鳴是天賦人權；壹花獨放，壹家獨鳴則是對人權的侵犯。

　　其三，對聖王的期待心態。

　　帝王是治亂之源，因此社會上形成壹種對聖王的期盼心態。寄期望於好皇帝以及相應的清官，幾乎成為人們唯壹的選擇。即使“革命”，也是新聖人領導的革命，用歷史上的成語，即“湯武革命”。“湯武”便是聖人的代稱。

　　“革命”不是壹般人所敢涉及的，而佐君致“堯舜”才是正人君子們的流行觀念和價值準則。杜甫的詩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把壹切希望寄託於君主聖明或聖君再世，其中雖不乏善良的願望，但終歸還是壹種依附觀念。

　　儒家的民本主義、內聖外王思想，無壹不是“君臣大義”的安棲之地，最多就是企求“明君”、“清官”。中國人始終離不開對“君”、“官”的依戀，對權威的依戀。中國農民都知道孝經、知道天地君親師並加以崇拜。天子崇拜就是權力崇拜，就是邪教。

　　其四，君主聖威下的錯感與罪感意識。

　　古代臣下給皇帝上疏，均有套話鋪前墊後，諸如“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兢惶無措”、“昧死以言”、“愚臣”、“愚見”、“惟聖心裁鑒”、“臣不勝倦倦之至”、“臣罪當死”、“仿徨闕庭，伏待斧�俊钡鹊取＿@些不僅僅是禮性的套話和無所謂的形式主義，在這些套話背後隱藏著深層的政治文化，這就是臣下的錯感和罪感。

　　君主是聖明的，無所不知，明察秋毫。君是心，臣是股肱；君是首，臣是四肢。按照這個邏輯，臣下的職能就是聽令。於是有臣者“奉命而行事”、“下順於上”之論。臣在向君主奏對中，便以自卑自謙反襯君主的聖明。久而久之，臣下在君主面前便形成壹種不待論證的、自然而然的錯感和罪感意識，即使遭冤殺，也要歌頌皇恩浩蕩，稱“臣罪當死”。

　　傳統社會的崇聖意識從兩個方面限制了人的主體性意識。壹方面，聖人居高臨下，對壹般人形成“天蓋”式的桎梏；另壹方面，個人要向聖人學習，追求“內聖”，就必須不停地向自己本來有限的主體性開戰，即不停地“斗私”。因為“人皆可以為堯舜”的人格模式是由抽象的政治倫理原則構建出來的，所以，人只剩下了壹個以道德為軸心的軀殼，這個軀殼在儒家那裡便是三綱五常之類的“理”。聖人崇拜限制或桎梏了人的主體性，否定人的個性人格，在行為上教人順從、馴良、守成，幾近奴隸。

　　聖人崇拜又極大地桎梏著人的才能向著多樣化、多方面發展，凡人在聖人面前，沒有任何個性和獨立性可言，只有心悅誠服地崇拜和追隨聖人，才能使自己的道德得以提升。人的個性自由被聖人的光華窒息了，人的個體獨立人格在聖人博大的共性人格面前消失殆盡。因之，儒家的聖人崇拜本身即意味著對人的個性和獨立性的剝奪。而且，這種崇拜越虔誠，越神聖，對人的個性和獨立性的剝奪就越徹底。因此，獨裁者才維護儒家的旗幟近二千年。

　　中國人以皇帝為上帝。明明是流氓地痞、靠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發跡的人，只要壹登皇位，就自然而然擁有神聖的光環。皇帝壟斷了壹切資源，只有扭曲良知才能青雲直上，才能賺得盆滿缽滿。笑貧不笑娼的利益取向擊敗甘守清貧的道德取向，世風遂每況愈下。

　　中國人慘就慘在：那坐在京城中央寶座上的，不是上帝，而是與生俱來帶著深刻罪性和有限性的凡人。有罪的人充當正義之神，有限的人握有無限權力，藐小可憐的人成了目空壹切的至高者，壓跟兒不認識上帝的人成了人間的上帝，這就是全部中國悲劇的總根源。

　　鍾祖康說：“我們中國的祖先這兩千年基本上都是胡混過來的，走壹步錯壹步，走壹百步就錯九十九步。……我們的祖先愚不可及，兩千年來只是終日沉迷於惡習，沒有嚴肅的解決中國人的精神需要，即沒有為中國人奠定壹個宗教信仰的基礎。……中國人認識不到宗教的用處，那就是中國人的確很笨，沒有大智慧，只有小聰明、小權謀。他們硬要舍易取難，水中撈月，企圖將中國變成壹個不靠宗教力量的道德大國，妄圖只用道德文章和政治口號就把中國變成壹個‘禮義之邦’。這不是自找麻煩是甚麼？當這個‘道德大國’和‘禮義之邦’終於被發現原來是弄虛作假第壹、口是心非無雙時，自己人都嗤之以鼻，要麼堅持自稱‘禮義之邦’，要麼如魯迅說的那樣‘以醜惡驕人’，真是無藥可救的了”。

　　3．拜祖宗的儒邪教

　　中國人觀念中最神聖不可侵犯的是祖宗，祖宗是中國人的神祉，祖先崇拜是中國人共同的宗教。《禮記.郊特牲》說：“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

　　中國人相信祖先的亡靈不滅，並能像神壹樣在冥冥之中保佑自己和全家，祖先的墳墓——陰宅所處的位置的好壞，決定著子孫的命運和前途。祖先在陰間需要子孫常常獻祭，貢壹些祭品，燒壹些紙錢。祭祖是被儒家禮教強制執行的。誰要違背，將被視為大逆不孝，將會失去作為中國百姓的資格。

　　中國人所崇拜的祖先，是已亡的父母親、祖父祖母以及對家族有傑出貢獻的顯名達貴的遠祖。中國人對祖先亡靈的感情是實實在在的，他是祭祀者與亡靈生前親情的延續，是對祖先功德、養育之恩的感激和追憶。祖先崇拜是壹種原始的宗教，他的宗教情感有著真實的、現實的生理基礎，他往往比其他神靈崇拜的宗教感情更加執著、有力。

　　祭祀祖先是儒家禮制中最重要的事。祭祀分有四季，春天的祭祀叫做灼，夏天的祭祀叫做禘，秋天的祭祀叫做嘗，冬天的祭祀叫做烝.

　　在祭祀的日子，進到祭室，就仿佛壹定見到有先人在位；轉身出門，肅然間感到壹定聽到有先人的聲音；出門以後再聽，慨然間覺得壹定聽到有先人的嘆息聲。所以先王所做到的孝，是先人的容顏不會在眼前忘記，先人的聲音不會不會在耳邊消失，先人的意志、嗜好不會在心中忘卻。孝子將要舉行祭祀時，考慮事情不可不有預先準備，……主人夫婦就齋戒沐浴，穿上禮服盛裝，端奉著祭品進獻上來，恭恭敬敬，專心致志，就好象不能勝任的樣子，就好象將要使手的樣子，這就是孝敬的心意到了極至的表現。……於是知道了孝子的心思，以他恍惚的感覺而於神明交接，期望著供養神明。

　　每年陰曆的正月初三、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壹等都是今天中國人祭祀先人的鬼節氣。祭祀時，子孫將祭品貢放在墳頭，放壹掛鞭炮，燒壹些冥鈔、紙做得錢幣、金銀元寶等，向祖先亡靈磕頭，並“祈禱”：爺爺（爹、娘），我們今天給您送錢來了，您就拿去慢慢地享用吧……您在天之靈壹定要保有全家平安，保佑您的孫子今年順利考上大學……。

　　中國人的喪事、葬禮也是壹項重要的宗教活動。“儒”的本意原是壹種職業，就是周朝時喪禮中的司儀。儒生們為喪禮制定了繁雜、等級分明的禮儀。這種禮儀別說造著作，就是照著說，就是壹件累人的事情，在《禮記》中有詳細記載。

　　壹個人，不管他生前是個紳士還是個流氓，壹旦死去，就成了神。他的兄弟、兒子、孫子、兒媳、以及親戚們都要向他磕頭，作痛哭狀。弔孝時磕頭，奠禮時磕頭，出殯時磕頭……壹場喪禮下來，要磕幾個至幾十個頭不等。

　　理學前期的創始人張載已認識到建立宗法家族制度對於鞏固專制制度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宗法宗子”。此後，理學家莫不提倡。經過明清兩代的倡導，壹套完整的宗法家族制度建立起來了。全國各地紛紛起來修族譜、建宗祠、立族產、建立族規族法，對人民進行嚴密的宗法統治。壹個已經瓦解了的宗法制度得以在家族的基礎上建立起來，阻礙了中國歷史的前進。

　　海外《黃花崗》雜誌上有篇文章題目是“祖宗無罪，罪在我輩”。這完全是胡說！人人皆罪人，祖宗怎能倖免？我們祖宗是有罪的，如：秦始皇、黃巢等歷史上的祖宗難道無罪？

　　祖宗無罪就是祖宗崇拜，就是儒家孝道的表現。神化祖宗、把祖宗當神，這樣壹來，神就多了，多神論其實就是無神論。好的信仰是壹神論，而且人不是神，祖宗當然不是神。

　　儒家提倡祖先崇拜是多神論。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語怪力亂神”等壹大堆非宗教化的話，但中國人卻是全世界最事鬼、最迷信、最多怪力亂神[即假神]之邦！儒教用模糊的“天”來取代神，並將人對神的嚮往很實際地轉移到自己的祖先身上；然後，讓人多娶老婆，多生孩子，使人死後，靈魂可以寄托在子孫延綿不斷的香火之中。

　　中國人的祖先崇拜從宗族意識中生發出來，它用死人統治活人，使人面向過去，背對未來，並衍生了壹整套的等級制倫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因而成了阻礙中國文明的人性化進程的壹大禍害。身份等級成了多數人的生活指南，人人平等的觀念沒有立足之地，生命至上的人本主義思想無法在傳統的母腹中孕育和分娩，個人主義的本體價值無法獲得自身的正當性和現實的立腳點。

　　中國人心中沒有獨壹真神的位置，沒有終極性的文化精神追求！在中國，人敬畏人多於敬畏神。壹個敬畏人的民族要麼就趨炎附勢、敬畏權力，在高壓之下萎縮壹團、被迫地適應；要麼在自由的環境下無所顧忌、無法無天。這兩點在中國體現得很充分。對遠方的美國、日本扯著頸子大罵，對身邊的官員卻恨不得倒地下跪、搖尾乞憐、奴顏婢膝。中國人的奴性、愚昧、懦弱、殘忍、虛偽、自私、自以為是、華而不實也就舉世聞名了。

　　道教、佛教、回教批判

　　1．道教批判

　　道家的思想以老子為主。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屬於道的相對主義）、“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屬於倫理的相對主義）、“不尚賢，使民不爭”（缺乏絕對善與正義的思想）、“恆使民無知無欲也”（缺乏絕對的理念與價值意識）、“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否定絕對道德的存在，屬唯物主義）、“夫唯不爭，故無尤”（缺乏追求公理與正義的積極意識）、“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道的相對主義）、“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否定創造論，屬無神論）、“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主張詭詐術的戰爭）、“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屬禍福相對論）、“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主張愚民政策）、“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缺乏堅持絕對正義的意識與立場）、“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滅，木強則折”（缺乏對強者道德責任的要求，忽略強者執行正義的絕對立場）、“人之道，為而弗爭”（缺乏闡述積極爭取公理與正義的責任意識）等。

　　老子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無中生有”得不到數學支持。因為：0+0=0，0-0=0，0×0=0，0÷0=無意義。“無中生有”是性交類比思維的產物。“壹”是指男根，“— —”指女陰，“— —”中間的空就是老子說的“無”，那是生命的孕育地，所以說“無中生有”。

　　中國的神話故事“女媧造人”，造人者就是陰性，中國還有“聖人皆無父”的說法，都表明“無中生有”乃中國母系社會的寫照！

　　西方人說“1”時，已擺脫了類比思維，上升到抽象研究階段，1+1=2，1-1=0，1÷1=1，1×1=1，1×n=n，n÷1=n，所以說1是萬數之源，宇宙之根。1=神，就是數學抽象的結果。

　　老子曰：“道生壹。壹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生萬物”是古老的性交類比思維的產物。從陰陽八卦中可知：“壹”是指男根，“— —”指女陰，“三”=“壹”+“— —”=男根+女陰=性交，性交生小孩，引申為陰陽交合生萬物，故曰：“三生萬物”。

　　老子的無中生有、無為而治、以及對無的推崇，說明老子的道德經就是陰道經，後來道教在此基礎上發展出房中術！孫子兵法全是陰謀術；儒家維護皇權，不反對割男人的G8，儒術就是服事家長和父母官的陰柔之術-。這些學問決定了中國陰勝陽衰。

　　道教是壹個教人委曲求全、貪生怕死的宗教。莊子在濮水中釣魚，有兩個楚王的使者來拜訪，說：“我們大王想把國事託付給妳。”莊子持著魚竿頭也不回地說：“我聽說楚國有壹神龜，已死去三千年了，楚王把他用布包起來，裝進竹箱，藏在廟堂上。這隻龜，是寧可死去而留下骨殼被人尊重呢？還是寧願搖擺著尾巴在泥中打滾呢？”兩個大夫說：“當然是搖擺著尾巴在泥中打滾好。”莊子說：“妳們回去吧！我將擺著尾巴在泥中打滾”（《莊子.秋水》）。

　　莊子主張齊物，人與萬物等量齊觀，過分貶低人的地位，人人認同自然，與萬物同生死，共呼吸，人有何價值？當然就會被不仁者“以萬物為芻狗”了。正好為奴役張本。

　　將人混同於動物，是無神論、唯物論的必然，將人混同於豬和王八，則是其中的最高境界－－莊周可真是個天才。有了道教的教導，中國人個個都是賊精。

　　中華民族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宗教。玉皇大帝不過是人間皇帝向上投射。道教用玄虛的“道”來取代神，它否認天堂、地獄，也不屑於祖先崇拜；道教追求肉身成仙來擺脫死亡、擺脫短暫，讓靈魂永遠寄居在自己的肉體之中。它追求的方式不是對自己內心的謹守，而是裝神弄鬼，玩煉丹術、房中術，根本就是邪教。

　　道教的房中術是地道的淫術，其手段是極其齷齪下流不堪入目的，什麼同性戀、采陰補陽、攀弓踏弩、摩臍過氣、燒茅打鼎、進紅鉛（服用女人月經）、煉秋石（將男人的尿熬成藥）服婦乳、食淫液、服婦尿液，等等。道教是中國人的靈魂，看看道教的房中術就可以知道中國人的靈魂有多骯髒。

　　2．佛教批判

　　印度教的“梵”（梵天），是指世界萬物的最高本體，是恆常不變的存有，是造物主；“梵”亦稱為“我”（大我），個體的我（小我）其本質即是“梵”（大我）。

　　在古印度的種姓制里，政治上由婆羅門與剎帝利兩個種姓擔任統治階級，並且對吠舍與首陀羅兩個種姓進行各種不合理的剝削與壓迫；前兩個種姓階級為了鞏固種姓制度，因此編造了神話，指出梵天（造物神）用口創造出婆羅門，用兩臂創造出剎帝利，用兩股與兩腳創造出吠舍與首陀羅；前兩者是高貴的，後兩者是低賤的，故前兩者可合法統治後兩者。

　　早期佛教為了改革古印度的不合理階級社會，因此主張眾生平等；早期佛教於是用與印度教相反的理論，即上述“空”、“緣起說”、“無常與無我”、“無分別”與無神論的“輪迴說”等，來否定印度教的“梵”、“我”、“種姓制度”與有神論的“輪迴說”等的理論。

　　早期佛教用“空”的概念，來反對印度教“梵”的概念，這導致了日後佛教理論永恆混亂的結果；佛教應該反對“梵”對“種姓制度”的神話，而不是反對“梵”的“世界萬物的最高本體”、“恆常不變的存有”與“造物主”等的本質。

　　雖然印度教指稱“婆羅門（造物神），是壹切受造物的父親，它是由壹個金雞蛋裡面出來的”，這種說法令人難以信服；但早期佛教，也不應以“空”的概念，來取代壹切。

　　原始佛教不被稱為宗教，因為佛教的教義承認他們不知道誰是神。他們相信人心是掌握人思想和行為的源泉，所以，他們相信自我，自我就是生命的神，實質上是無神論。

　　早期佛教，主張“空”的概念，那麼它所主張的四聖諦、四念處、四正勤、八正道、五蘊、十二因緣等概念，便沒有了存在的意義！如果“無我”成立，怎麼還會有上述概念存在？

　　既然主張空，那就是屬於無神論；在這個無神論的基礎上，那麼所謂的愛、正義、慈悲、般若、妙覺、如來藏、菩薩行、犧牲、舍己、利他、布施、三學（戒定慧）、四攝、五力、六度、七覺支、十善、禪定、修持無著心、修持法語、忍辱、持戒、精進、智慧、方便力、有情、責任、救人、濟世、對抗黑暗勢力與不公不義等，在人文邏輯上，如何能夠成立？

　　佛之世界觀是空的。佛教的緣起論與“空”的概念息息相關，其中包含11種意義，即無作者義、有因生義、離有情義、依他起義、無動作義、性無常義、剎那滅義、因果相續無間斷義、種種因果品類別義、因果更互相符順義、因果決定無雜亂義；總而言之，就是“無造物主”、“無我”、“無常”與“因果相續”的觀點。空與緣起論的結合，產生了許多否定存有的概念，這些概念成為教徒們逃避社會責任與無視於人間苦難事實的思想依據。

　　基督教在300年傳教歷史中，遭到羅馬皇帝的殘酷鎮壓，賴上帝保佑，依然獲得勝利。

　　相反，佛教在印度傳布伴隨阿育王的屠刀，在中國傳布伴隨十六國和北朝的屠刀，最臭名遠揚的隋朝皇帝和最虛偽的蕭梁皇帝都是佛教的支持者。在中國每次改朝換代中佛教都拼命的進行政治押寶，對失敗者進行殘酷屠殺。比如元朝的江南佛教總管和尚居然將大宋皇帝陵墓全部挖開，將皇帝頭骨做成他的念珠。

　　宗教裁判所壹共燒了幾百萬人，十字軍打了200年不過也才幾百萬人。但是佛教徒隋朝和元朝皇帝對百姓的屠殺何止那個數字。特別是蒙古人，北方500萬戶剩餘50萬戶，南宋也損失數千萬人口。僅此壹個時代，佛教的罪行就遠遠大於強算在基督教頭上的罪行。

　　佛雖有“不許殺生”的思想，但“萬物皆空”、“投胎轉生”說不利於珍愛今生。佛先說眾生平等，把人與禽獸同列，是踐踏人性。佛主張眾生在六道中輪迴。造孽太多，打入牲道受報；當然修成正果得上登菩薩道，受人供奉膜拜。顯然各道之間，受到極不相同的待遇。

　　佛教發展不出科學技術，創造不出豐裕財富，更不會衍生出強力的豐功偉績；是愚民政策的最佳工具，其對現世倫理架構之破壞，責任之逃避，將使其國家永遠與現代化絕緣。

　　以印度教與佛教起源的印度為例，雖然印度已經民主化，但是至今印度的環境與社會，仍然是充斥著壹片貧窮、髒亂、社會不公不義、人民的社會階級不平等（根源於種姓制度）等；人民受宗教的影響，長期地逃避道德責任與漠視社會嚴重的問題，這樣的國家，如果沒有基督教的絕對道德與積極社會責任之理念，如何能有效地全面整治與革新？

　　佛教理論的根本貧困，導致了亞洲佛教國家，長期地容忍專制與不公不義的社會現象；從這點分析，佛教是有客觀人文限制的宗教，我這麼說，並不是否定佛教慈悲與利他的偉大價值，而是質疑佛教為什麼沒有成為，拯救人類貧窮與苦難命運的積極宗教？

　　佛教有明顯的缺點：壹是佛佗只是有覺悟的人，欠缺神性。二是佛教樹拜偶像，勞民傷財。三是寺廟僧眾靠信徒供養，和尚居於廟內，只為自己修行成佛，不過問現實人民苦難的問題、不主動積極參與社會的改革、不過問政治腐敗的問題、不過問社會不公不義的事件，甚至成為容忍專制政權存在的婢女，不免被人視為寄生壹族。

　　與之比較，基督教新教的牧師，帶領信眾壹同奔天國之路，他不僅是人們的精神導師，同時能深入社區，組織各種活動，隨時為人們排難解紛，牧師是社區中不可或缺的壹分子。所以與群眾共同生活的牧師，要比離群索居深藏寺廟的和尚，更受人愛戴和歡迎。

　　“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這句口頭禪，說明中國人燒香拜佛不是出於真信仰。壹個跪在送子觀音前磕頭的中國婦人，她的心頭裡絕不會有犧牲二字；她的行為無異於做買賣，香燭和磕頭是陽冥間交易的通貨。佛院成了信徒“求財、求官、求子”的功利主義傾向的場所，到廟裡求籤問卦的人，不論是黑社會人物，不論走私販毒，不論賭徒騙子，壹律可以求問，只要添多少“香油”就是了。這不是對佛的賄賂又是什麼？

　　漢人的思想，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漢化後的佛家等思想；基本上都建立在無神論與相對道德之上；它們具有共同的特質，那就是都是屬於高度擁護或容忍專制政治的思想哲學，都是統治者的御用工具。這些思想，也成為阻礙東亞大陸人民民主化的障礙。

　　在中國民間，各種巫術、鬼神迷信壹直長盛不衰，更是王權制度的幫凶。這造成了人們迷信權力，為求升官不惜吹牛拍馬、行賄走後門。民怕官，官都貪，社會越來越腐朽。

　　中國有必要樹立這樣壹種理念：在這個世界上，不僅僅只有利益，還有遠高於利益之上的人類應該普遍遵循的原則、真理和正義等終極價值。這些終極價值來源於對上帝的信仰。

　　3.回教批判[可參考第壹章]

　　凡是以煽動人仇恨與鼓勵暴力的宗教，都是邪教；人類有三大邪教，即伊斯蘭原教旨派、共產主義與大漢沙文主義，後兩者為類宗教的人文宗教。這三大邪教，都鼓吹仇恨與暴力；都是“自我中心主義”並排斥異類，甚至要消滅異類！伊斯蘭原教旨派，將人分為穆斯林與非穆斯林(或稱異教徒)；共產黨，將人分為無產階級與有產階級；大漢沙文主義者，將人分為漢人(華夏人)與夷狄(漢人以禽獸與蟲魚等名稱異族)。

　　伊斯蘭教在基督教福音派的眼中，壹直被認為是撒旦的教義。在全界引起軒然大波的《撒旦的篇章》壹書就反映了福音派的這種認識，作者拉什迪斯是出生於伊斯蘭世界的基督教徒。曾經主持過小布什就職典禮的牧師小葛培理說：“古蘭經鼓勵穆斯林對猶太人和基督徒使用暴力，恐怖主義是伊斯蘭的傳統”，福音派領袖法維爾說：“伊斯蘭的先知都是好戰之徒”。司法部長阿什羅福特說：“古蘭經讓信徒獻出自己的兒子殉教：但在《聖經》中，上帝為人類犧牲了自己的兒子，壹望即知，誰在鼓勵流血，誰是邪教”。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對立，來自於兩個宗教在教義上的不可調和的根本的對立。

　　基督教主張，上帝以耶穌的形式降臨人間，替人類贖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壹回，把人類從罪與滅亡中救了出來。聖父聖子聖靈三位壹體，是同壹上帝的不同位格。因此崇拜上帝是三位壹體的上帝，向耶穌禱告就是向上帝禱告，耶穌就是上帝。

　　伊斯蘭教則認為耶穌僅僅是天使的壹位，在十字架上死的不是耶穌本人。人不能崇拜天使或其他，只能崇拜真主安拉。伊斯蘭教抽空了上帝替人類贖罪的神學的本質。

　　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相互指責。伊斯蘭教指責基督教崇拜天使而不是崇拜真主本身，是異教徒，是撒旦；基督教則指責伊斯蘭否認人類的罪性，否認上帝替人類贖罪，來自撒旦。

　　在原教旨主義者看來，伊斯蘭不僅僅是邪教，而且是來自撒旦的古老的反基督勢力，是與基督教不共戴天的仇敵，是以基督徒為代表的上帝的力量必須摧毀的邪惡勢力。

　　無神論導致社會墮落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說過：“壹個人不想做奴隸，就必須有信仰”。中國人從來就沒有真正的信仰，所以充當了兩千多年悲慘的奴隸！從秦始皇到現在，中國人在獨裁專制的野蠻深淵裡象牲口壹樣地活了兩千多年，只要有壹口飯吃，只要肉體能保存，其它壹切都可以棄之不要。這樣的動物還能稱做“人”嗎？ 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說：“妳去尋找完全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吧，如果妳能找到，我敢擔保他的生活已與禽獸相差無幾了”。

　　1．多神論導致道德相對主義

　　有人信萬物為神，這是自然神論或多神論，必然否定神，走向相對主義。如果人們都按自己的想法（及需要）行事，如果人類沒有統壹的絕對的道德標準——上帝之道，那麼人的壹切行為準則都會失去方位，失去根基，其結果壹定是災難和死亡。這種與上帝隔絕的最大惡果，就是否定絕對的道德標準，把世界推向“道德無政府主義”（moral anarchy）。

　　孔子為建立壹套專制統治術，竟將許多原本絕對道德的價值，轉化為相對道德思想，使儒家逐漸走向無神論的道路。如：孔子強調“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不敢公然對抗社會的不公不義）、“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強調明哲保身的哲學）、“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重視官場求生術）、“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反對堅持絕對的價值）、“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指謹言慎行，不敢公然反對統治者的不義）、“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重視親疏遠近的人倫關係，反對絕對的道德）。

　　當壹個文人在思想上擁護專制時，就很容易被工具化。即使像孔子這樣的有神論者的大司寇（主管司法的巫師），最終也成為類似無神論者與統治者的御用文人了。例如，孔子經常向神禱告（如《論語.八悄篇》，“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但是面對專制統治者的不公不義時，他只能放棄有神論的絕對道德意識，對統治者的行為，睜壹隻眼閉壹隻眼，這就是“子不語怪、力、亂、神”、“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的原因。

　　《三國演義》的第壹句話就是，“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宣揚的是尊劉抑曹與天道循環等維護正統的儒家學說；又賦詩云，“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諸上，慣看秋月春風；壹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這些都是在傳播儒家的大壹統意識，是在模糊人類的絕對道德意識與思想，是在否定人類的道德歷史觀！在這種思想下，人可以殺人，人可以不必對戰爭或自己的罪行負責任，反正那都是天意與天命嘛！

　　《水滸傳》傳揚：群眾在官逼民反的狀況下，應有替天行道與忠、孝、節、義等道德思想；然而他們卻殺人如麻並搞黑道文化。那位忠義兩全的宋江企圖接受專制政權的招安，其目的就在於讓黑道漂白變白道，成為皇權的工具！當梁山好漢“征破遼國，平定方臘”後，宋江在飲朝廷賜的毒酒時，還說“我為人壹世，只主張忠義二字，不肯半點欺心。今日朝廷賜死無辜，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這種沒有人性和人道的文學，是多麼禽獸！

　　《西遊記》借豬八戒、唐僧、孫悟空等角色，來表現人的本我、自我與超我等三種性格；它體現了人性各種負面的特質，即“人性的私慾”（豬八戒）、“無知、懦弱與愚昧”（唐僧）、“猴的野性--不受道德與社會約束的行為”（孫悟空）等，這種明為宣揚佛家慈悲思想，實為宣揚道家虛無道德觀的作品，完全是對人類絕對道德理念與信仰的否定！

　　《紅樓夢》在第壹回中，就以壹僧壹道來表達“天命”式的讖語，也就是看破紅塵；所謂的僧與道人，代表無與空的世界觀，以這種觀點來創造文學，就是徹底否定人的存在意義、人的真實感情、人的道德主體性、人的責任意識。《紅樓夢》與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作品，完全不同，前者屬於個體永遠不用負個人與社會責任的愛情觀，後者屬於超越人類仇恨與社會制約的愛情觀！《紅樓夢》是壹部多麼可怕的殺人靈魂作品？

　　基督教的道德是絕對道德。例如，《十戒》指出“不要謀殺人”，是指“人不可以為某種功利性的目的去謀殺人”，那麼在儒家所主張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王，子不得不亡”、“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三綱五常”等價值觀下，“個人無條件為社稷而死”、“個人無條件為統治者而死”、“個人無條件為吃人的禮教而死”、“個人無條件為侵略異族而死”、“個人無條件為保護家天下而死”等，就不屬於這種絕對性的道德。

　　《十戒》指出“不要謀殺人”，並不等於“不可以殺人”，人類可以因為自衛、保衛弱者、阻止戰爭、阻止惡人殺人、阻止恐怖主義而殺人，那麼道德上允許“殺人”的基礎是什麼？那就是絕對慈愛與公義。人類絕對不可以為了服從統治者與長輩意志而殺人。

　　《聖經》中普世的道德理念，是現代西方民主與自由文化的唯壹基礎；《聖經》中人人平等的理念，是人類消滅專制與不平等社會文化的唯壹基礎；《聖經》中慈愛、公義與責任理念，是人類現代公平正義社會文化的唯壹基礎；《聖經》中的道德理念，是人類建立現代慈愛與公義文明的唯壹基礎！如果沒有《聖經》與耶穌基督的個人道德與責任觀，人類將永遠無法擺脫集體主義與奴隸制度的制約；如果沒有耶穌基督的犧牲之愛與舍己之愛，人類將永遠無法有真正懺悔、救贖與重生文明的可能；如果沒有《聖經》與耶穌基督的出現，人類將永遠活在專制與黑暗的文化世紀裡！如果沒有耶穌基督的犧牲之愛與舍己之愛，人類將永遠無法產生紅十字會與無國界醫生組織，這可以從東方各國無法產生該類組織可知。

　　無神論、相對價值與絕對道德，是造成人類19世紀帝國主義興起、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法西斯主義興起、共產主義興起、極權政治興起、種族大屠殺事件、各國大屠殺事件、恐怖主義出現的主要原因。有神論、絕對價值與絕對道德，是抵抗無神論、相對價值與絕對道德的重要力量；它是宗教絕對善的力量，它可以對抗人性的惡。

　　2．無神論導致道德崩潰，犯罪率高

　　胡適先生認為：“生命本身，僅僅是壹件生物學的事實；生壹個人與生壹只狗，壹只貓，沒有分別”(詳見胡適文存卷九原道第12章)，從而認為“人死如燈滅”，人生的價值乃是虛無的幻滅。這種人生觀的無神論者只會及時行樂，怎會有道德？

　　若問壹個無神論者人生的目的是什麼？他會說人生的目的是房子票子兒子，是生活得更加美好等物資性的目標。共產黨宣揚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經濟決定論，追求物質豐富成了唯壹的最高價值，全國上下壹致“向錢看”。許多人信錢，其箴言是“有錢能使鬼推磨”。

　　在這樣壹種唯物主義、功利主義、相對主義、隨機主義的觀念下，人們怎麼能潔身自好、懺悔自新、恪守某種永恆不變的價值準則呢？不信神的人不相信地獄的存在，所以不怕下地獄；由於沒有神的制約，人在誘惑面前，道德就會崩潰，就會喪盡天良。

　　共產主義說宗教是“迷信”、“落後”、“鴉片”等，說宇宙只是物質沒有上帝、人只有今生沒有來生。沒有神，道德就是相對的東西，就會因人而異，就會成為壓迫老百姓的工具。在無神的共產世界，人們沒有終極價值，沒有絕對標準，人性墮落到谷底。

　　當大多數中國人停在家裡的自行車至少被偷過壹次時，連馬路上的井蓋都被偷，這個民族道德已墮落到何等的地步？！中國人能在食物中下毒造假而且屢見不鮮，投毒導致眾人中毒案子多次發生，中國人的良心和道德敗壞到了何種程度！中國人的這種渺小、鄙瑣的道德比納粹的道德更低下更可憎，壹絲壹毫的高貴都沒有。中國人總喜歡用勤勞、智慧、勇敢來自欺欺人，卻不知道這樣道德水平的民族怎麼可能是勤勞、勇敢和智慧的？

　　沒有好的信仰就難以形成良好的道德風尚。中國人沒有對獨壹無尊神的信仰，所以插隊、隨地吐痰、亂扔垃圾、大聲喧譁、闖紅燈等等，社會秩序混亂；什麼假藥、毒米、毒油、毒鹽、甚至毒奶粉等踐踏倫理底線的事頻頻發生，人慾橫流、爾虞我詐、道德墮落。

　　宗教是減少犯罪的最重要的手段。俄國作家托思妥也夫斯基說：“假如沒有上帝，我什麼都可以做”。人如果不害怕上達帝，什麼罪惡都能幹得出來。中國的皇帝、官員，由於自己就是法律制定者、執行者，故作惡多端、喪盡天良。而那些有信仰的國家的首腦、官吏，由於知道有個高於自己的上帝，由于堅信來世會受到審判和懲罰，即使他們擁有作惡之後不受現實懲罰的權力，他們也不逾越規矩，不為壹己之私喪盡天良。

　　無神論起了揚惡抑善的作用，壹旦無神論統治，什麼法律、重刑、嚴打都沒用。無神論釋放了人們心中的惡魔、貪慾，扼殺了人們的善念，打開了犯罪的閘門。

　　現在的中國人，干起壞事來幾乎沒有任何約束，沒有任何心理負擔。只要能獲得利益，中國人什麼都敢干。壹個村莊專門搞盜竊，壹個村莊專門劫貨車，壹個村莊專門搞詐騙，壹個村莊專門製造假藥，壹個村莊專門製毒販毒。中國不是像文明社會那樣按照社會的正常需要合理分工並分配利益，而是按照狡猾、邪惡、欺詐的特長來分工，按這幾方面的水平來分配利益，幾乎和原始森林裡食肉動物、食草動物、昆蟲及飛禽的分工類似。在這種背景下，官員們個個貪污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今天的中國雖然制定的法律文本有好幾尺厚，公檢法人員幾百萬，國安、武警幾百萬，從重從嚴懲處，每年死刑人數世界第壹，監獄勞改場關押的“犯人”上千萬人。國家不治日益嚴重，貪污腐敗世界第壹，無官不貪，官壹貪就上億，情婦十幾個、幾十個地包養，女人上百個幾百個地玩弄，還為她們購置無數棟用來藏嬌的金屋。

　　中共中央委員、前公安部長陶駟駒是副部長李紀周的後台，貪污五億五千萬元，在北京、上海、蘇州等15個大城市，買了320套豪華住宅。又將這些每幢價值壹、兩百萬元的豪華住宅、別墅，以每幢僅3000至5000元的價格，賣給當時國務院領導、各部委領導、退休黨政軍高級幹部及其家屬。陶駟駒指示收取地方海關查扣沒收的走私、販私、騙出口稅等款項共70多單，金額1.5億多萬元。壹部分用於供高級幹部及其家屬到美、歐、日、澳及香港等地旅遊、購物。另壹部分，1700多萬元，購買了3百多塊名表（多屬勞力士等名牌）。再將這些平均每塊5萬元左右的名表以每塊100至500元人民幣的價格，賣給了中央各部的高級幹部家屬、退休黨政軍高級幹部及其家屬。陶駟駒本人擁有4幢別墅、3塊名表、2輛轎車（壹輛敞蓬寶馬、壹輛日制越野）；收受賄賂210萬元人民幣、不記名債券7萬美元。在國務院領導中，只有朱熔基、錢其琛、遲浩田、羅干的夫人沒有接受名表。李鵬等人的夫人，都曾以低價從陶駟駒那裡“買”過壹至二塊名表。

　　遼寧省沉陽市某報披露，僅1999年該市就有100多名“三陪小姐”遭到殺害。……中國大陸2004年第壹季刑事犯罪案件近100萬件，犯罪率比去年同期上升14.2%；其中，偷盜案發率比去年同期上升17.1%，搶案上升8.6%。割電纜，哄搶火車，傳銷行騙，劫殺案，……日本中日新聞2001年9月16日消息：2000年壹年間，在日本的華人壹共有1,329,315人，占全亞洲在日人數的1/3以上；其中：大陸人 385,296人，台灣人 944,019人。2000年壹年間在日的華人犯罪為1,4331起,其中：大陸人 1,4176起，台灣人 99起。從上面的統計數字來看，在日華人中台灣人是大陸人的約2.5倍，而犯罪率則大陸人是台灣人的約35倍！“大陸人多，所以犯罪的也多”的理論還好意思說出口嗎？

　　據日本有關統計資料顯示，中國人在日本犯罪獲得外國人犯罪第壹的“殊榮”。2003年上半年，在外國人犯罪案件中，以中國人最多，達7449件。以下是土耳其人(14.5%)，巴西人(10.4%)，韓國人(6.6%)；在犯罪種類中，入室盜竊為4107件，和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68.2% 。其中的75.8% ，即3115件是中國人所為。從人數上來說，入室盜竊的中國人是4109人，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45.2% ；殺人、搶劫、放火等重大犯罪為172件，和去年同期相比略有增加，其中的43% ，即74件是中國人。21世紀世界各國最憂心的 ，已由“中國威脅論”變成了“中國人威脅論”。

　　財富、科學和法律，顯然無法代替信仰，拯救靈魂，提升道德。宗教提供了壹個信仰系統，形成了壹整套社會和家庭的倫理、道德與文化規範。靠宗教淨化人們的靈魂，約束以至消除人們的惡性，發揚人們的善性，國家何愁不治？印度是壹個宗教民族，人們的道德水平普遍比較高。印度的犯罪率，始終是全世界最低的。

　　沒有上帝信仰的中國人可心安理得地干非常邪惡的事情，神靈對他們沒有約束力，只有在需要時才會“臨時抱佛腳”。中國人的確是龍的傳人，是撒旦製造的恐龍的傳人，很容易受魔鬼撒旦的控制而幹壞事。

　　近代的歷史證明，各種主義並不能救中國。當代的中國，正處於世道人心傍徨無所依傍的境地，維繫中國原有文化體系的傳統儒家思想已經崩潰了，新的還沒有建立，正是信仰的空白狀態。沒有信仰的時代，必然是個瘋狂的時代，是道德淪喪的時代，是人心空虛無聊、黑暗邪惡的時代，看中國遍地貪官，到處假冒偽劣，環境惡化，人的罪性大爆發，就就是遠離上帝的惡果。

　　3．精神崩潰，自殺率高

　　比荒漠更荒漠的是中國人的心靈。目前，中國人的信仰混亂，精神空虛、自殺蔓延。

　　2000年，中國大陸自殺成功的人數是25萬人。2002年有28.7萬人死於自殺，另有約200萬人自殺未遂。這意味著，每兩分鐘，就有壹人死於自殺，另有八人自殺未能如願，每天至少有5000人想以自殺結束生命。自殺，已成為大陸排第五的死亡原因。每年全國有150萬人，因親友的自殺而產生長期而嚴重的心理創傷。其中包括135萬的年齡小於17歲的孩子，親身經歷了親人的自殺。中國是世界上唯壹女性自殺人數超過男性的國家。

　　中國自殺率大約為十萬分之二十三以上，遠遠超過世界約十萬分之十三的平均數。香港平均每十萬名市民就有17.6人自殺。這些自殺的人中，除了精神病患者之外，弱勢群體占的比重相當大。如今大陸中國有1600萬精神分裂患者，占總人中的1.23%，其中800萬人是重度精神分裂；而且每10個中國人中就有1個存在心理障礙。

　　這需要宗教來提供心靈慰藉。中國啊，妳需要上帝！只有當妳心中有了上帝，妳才會把人當人看：把人只當人來看，不當神明來看；把人真當人來看，不當豬狗來看。對弱者而言, 好的宗教能夠起到安慰心靈、樹立信心以及鼓起生活之勇氣的作用。

　　殷商的邪教文化

　　專制政權由於掌握了不受任何限制的暴力工具，它可以不顧法律的規定，隨意剝奪人的生命權和財產權，剝奪人們自由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可以任意踐踏人權，視生命如草芥。生活在專制政府下的人們沒有和平安寧可言，隨時處於朝不保夕的危險之中。在專制社會裡，只存在兩種“人”。專制者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野蠻人”，而廣大受壓迫的民眾則是“奴隸”。社會生活壹切以維護統治者壹人的利益的為宗旨，完全泯滅了個人的思考和判斷。

　　詩人葉文福說：中國自古就是壹個荒唐的國家！中華歷史不過是“野心包圍著野心、鐵蹄驅逐著鐵蹄”的歷史，中國人在馬蹄和拳頭下苟延殘喘，留下了聲聲沉重的嘆息和堆堆白骨。很少能看見閃爍著人性的光彩。從甲骨文里就可看出中國文化的邪教特徵。

　　祖：在甲骨文里，從且，且就是男性的生殖器官，或是神主牌位；金文從示從且，成為現在漢字的“祖”。殷商人民崇拜祖先，這種習俗，後來的漢人與入主中原的人民承襲了。

　　祭：在甲骨文里，象手抓著壹塊流血的肉塊，用以獻神；另有甲骨文，從又（手）從肉，從“示”，具有殺牲獻祭的意思。這種慘殺式的獻祭宗教，絕對無法走向慈愛、道德懺悔、道德救贖與建立絕對道德的宗教（基督門徒的禱告是用道德的信仰為基礎，而不是用犧牲獻祭的方式進行）。“羞”字，從羊從又（手），表示手持羊為祭；“俎”字，象肉置且上，表示以肉塊祭祖；“魯”字，象魚放在缶（禮器）上，表示以魚獻祭；“牲”字，左邊象壹只捆綁的羊，右邊從“生”（表示完整），表示以全羊獻祭；金文將羊換成牛，漢字承襲成“牲”字；“血”字，象皿中盛血，表示以血獻祭；“福”字，象壹壇酒在示旁，表示以酒祭神；“佑”字，象以酒灑於示上，表示以灑酒祭神；“尊”字，象雙手抱酒罈，登上階梯，向神獻酒；“豐”字，象豆（祭神盛物的禮器）中有禾，表示以禾穀祭神。

　　禮字同“豐”，象豆中有兩串玉，殷商大型祭祀時，需要用玉，因此祭神大典稱為禮，祭神之器稱為禮器。後來文人佩玉習俗，實為延續殷商巫師以玉祭祀與以玉表權威的意識。

　　烈：在甲骨文里，其上象殘骨之形，其下象滴水，表示殺牲取血，用以血祭。漢字的“裂”，甲骨文從“列”，即以刀裂骨，具有分開、分解與分裂的意思。

　　燎：在甲骨文里，象火燒木頭，木上冒煙，即燎祭之形；殷商燎祭時，會焚燒人或牲畜。

　　旱：“旱”字為“熯”的本字；甲骨文里，“熯”同“堇”，象把壹個雙臂交縛、頭頸戴枷的人牲放在火上焚燒之形，會以人牲獻祭求雨之意。此外，甲骨文里，“膠”與“赤”字，都是“熯”字類似，屬於“焚燒人牲”與“求雨之祭”的用字。

　　丞：在甲骨文里，象雙手將人埋進坑洞裡，即活埋人祭；此字還有壹個完全相反的意思，就是雙手將人從坑洞裡救出，具有拯救的意義，後來演變成“拯”字。甬：在甲骨文里，象人在盤中，即人祭之象；後來演變成殉人的代用物，即始作俑者之“俑”。

　　薶：“薶”字同“狸”與“埋”， 象“用土將牛埋進坑裡”，這就是“牲祭”；殷商人祭山林土地之神時，採行埋犧牲入土的方式。

　　沉：在甲骨文里，象水中有牛，另壹象水中有羊，即沉犧牲於水中以祭河神；金文的“沉”字，左邊象水，右邊象壹個被捆綁的人，表示沉人於水中。

　　帝：在甲骨文里，象結紮柴草為神形，作為燔燒典禮時祭神用。殷代天上至上神稱帝，如武丁時的卜辭，數次出現有“上帝”的用語；殷王祭祀其死去的生父或王時，亦稱其為帝，如甲骨文卜辭里有“貞咸賓於帝”，指先王死後可以升天配帝，成為上帝旁邊的人帝（或稱王帝）。帝原本指死去的王，後來秦始皇竟然自封為皇帝，成為後代專制君主的通用稱謂。

　　禘：在甲骨文里，象以手捧帝，祭帝之典；所謂禘祭，就是祭祀天神或先王的大典，殷商與周代，只有王才能舉行禘祭。

　　征：甲骨文“征”同“正”，字形上邊“口”象城邑之形，字形下邊從“止”（同“趾”），表示來到城下向前攻城。甲骨文“伐”，象“以戈擊人”，即“殺人”。甲骨文“殲”，從戈從二人，“二人”指多人，因此“殲”表示“趕盡殺絕”之意。甲骨文“取”，從耳從又，指以手執耳，指割下戰俘的左耳。甲骨文“災”，象戈上高懸著人頭，有戰爭災難的意思。

　　國：從戈從口，“口”象城邑之形，指“以武力保衛城邑”或“被武力征服的城邑”，這個“國”字，只體現“武力”的概念，沒有人民自由意志、人民自決與人民自治的意義。

　　甲骨文的“孝”，從爻從子，“爻”就是卦爻，它是卜筮的內容，具有無上權威；“子”就是“人”；孝字從爻從子，表示“人”要遵從“爻”的權威，具有接受長者教誨與順從長者意志的意思；“孝”，自然就有“服從”與“順從”的意思。

　　唯有“王”、“巫”與“祝”等統治階層，才有對爻的解釋權。於是“爻”就變成了統治者教化與約束人民的工具。當人接受與順從“爻”時，無異於接受與順從統治者的絕對權威與意志，這就是儒家主張以孝治國的原因。儒家最後再用“君臣與父子之道”來控制人民，甚至發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臣亡，子不得不亡”等的邪教思想！

　　教：教字的甲骨文，從爻從子從攵，“攵”即手持刑杖棍棒之像；“教”就是“統治者拿著棍棒，要求人民服從爻”；“王教化”，就是王用棍棒來教化人民。“教”，就是所謂的棍棒教育法，就是所謂的暴力教育法，為什麼要用暴力教育法？因為那是壹種教人非理性與否定自主意識式的順從教育，是教人成為統治者所要的愚民、良民與順民的教育，那不是人的教育，那是把人異化成奴隸、非人、沒創造能力、沒抽象能力、沒思辯能力、沒邏輯能力、沒溯因能力、沒推理能力、沒理性、白痴與禽獸等的教育！“文”就是暴力，“爻”就是謊言；謊言與暴力，就是專制統治者的兩種武器，是奴役與壓迫人民的絕對工具。

　　“牧”從羊從文，其甲骨文的本意，就是“用棍棒驅趕羊群”，後來金文與篆文用“牛”取代左邊的“羊”，成為現在的漢文“牧”字。這個字後來演變成“放養牲畜”、“放養者”、“管理”、“治民”、“主事之官”、“州的長官”與“統治者”等意義，如“牧牲畜”、“牧人”、“牧正”、“教化牧民”、“天子牧民”、“天子為牧”。怎麼可用“驅趕牛羊群”的“牧”字來“牧民”？這說明了：民不過是類似牛羊的牲畜罷了！

　　民：在甲骨文與金文里，“民”象“以壹銳物刺壹目形”；“民”的本意，就是奴隸，後來引申成為普通百姓。試想，當人睜開眼睛時，就看到壹把錐刺，那就是悽慘的奴隸啊！如果“民”的本意是“奴隸”，那麼亞洲大陸的人“民”，有什麼資格談自由與民主？

　　甲骨文的“民”與“臧”，具有類似的意義；“臧”從戈從臣，象“以戈刺瞎眼睛之形”，指“古代為了防止俘虜與奴隸逃跑，因此刺瞎其雙目，使其成為卑賤的奴隸”。

　　眾：甲骨文“眾”字有兩種，第壹種是“三人並排”，第二種是“日下三人”（表示許多奴隸在烈日下勞作之意）；金文將“日”改為“目”，成為“目下三人”，象徵統治者在監督奴隸勞作。“眾”字有“眾多奴隸”之意，古代的統治者，壹直將人民視為私有財產與奴隸。

　　辛：辛字的甲骨文，代表“刑刀”、“刑具”、“刑罰”與“罪惡”，由“辛”字，發展出來的字，有“幸”(代表“枷鎖”)、“童”、“妾”與“童”等字；古代男奴為童，女奴為妾，童亦為奴，所謂奴就是奴隸，就是有罪者；後來演變成“幸”代表幸運，“童”代表孩童，“妾”代表非正娶之妻，“童”代表僕人，這些概念都仍舊脫不了賤人、奴隸與有罪人的內涵，都是擁有者可以隨意踐踏那些屬於低等人人權的概念；“辛”、“幸”、“童”、“妾”與“童”等字，毫無人權的意義。

　　宰：宰字的甲骨文，從屋下有辛，“宰”指在屋裡執行刑罰者，後來演變成“殺”、“家臣”、“官名”、“墳墓”、“主持”與“主管者”，如“宰相”、“州宰”、“宰夫”、“宰殺”、“主宰”、“宰制”、“宰人”等；“宰”字充分體現古代統治者絕對權力與殺戮的本質，這裡面沒有對人的愛與關懷。

　　家：從屋下有豕，就是指養豬的地方；統治者造字時，竟然不是以“屋下有人”，而是用“屋下有豕”造此字，這是什麼心態？是將人看成豬，還是將豬看得比人更重要？這說明了統治者將老百姓的家，看成物質性的生產單位，人與豬根本都是統治者的私有財產。

　　牢：牢字的甲骨文，從牛在欄圈中，就是指關牛的地方；這個字後來演變成“ 束縛”、“關押”、“監禁”、“ 祭祀時用的牲畜量”等意義，如“ 牢固”、“監牢”、“牢獄”、“ 太牢”(指牛羊豕)、“ 少牢”(指羊豕) ；然而，監禁人的地方，怎麼可以用“ 牢”，那麼人與禽獸何異？那麼人的尊嚴何在？這就是統治者將人禽獸化的證據。

　　豖：豖字的甲骨文，從豕從壹小點，豕代表豬，壹小點代表劁豬（閹割），“豖”字表示閹割豬；豖有壹個異體字，即“斀”，是指割掉男人的生殖器。

　　人：就是由兩條線組合的概念；壹條右邊豎立的曲線代表頭、身與壹條腿，另壹條左邊短線代表壹只下垂的手臂，這就是人的概念。在統治者的意識里，人必須越簡單越好，最好變成後來的漢文壹樣，只是“兩條腿的東西”，看不出“頭”、“腦”、“心”、“肩膀”與“愛”，這才是統治者所喜歡的“人”！在這個世界上，只要有壹點人的尊嚴與人的基本意識者，誰能夠動筆寫得下這個“人”的字？

　　人字的甲骨文，像側立的人形；就是“半面與側面的人”，而非“全面與正面的人”；這個“人”，僅能呈現“半個身軀（含壹條腿）”與“壹只手”，為什麼殷商的統治者，不願意用“全面”與“正面”的人，來呈現“人”的意義？因為統治者不要人民，用“全面”與“正面”的人，來面對真實的世界；所謂的“人”，在統治者的眼裡，只不過是壹個簡單的數字概念，說白了就是“壹頭牲口”！

　　“大”字 ，象“正面而立的人”，“大”與“人”的關係，就像“巫王”與“賤民”的關係，就像“奴隸主”與“奴隸”的關係，就像“宰制者”與“被宰制者”的關係，就像“吃人者”與“被吃者”的關係，就像“全人”與“半人”的關係。

　　這種“大”與“人”的關係，就是殷商統治者非人化與異化人的最基礎構想，“唯有透過不斷地壓抑與渺小人的位格與尊嚴，才有可能樹立王權的絕對權威，也才有可能建立統治者可以胡作非為的絕對合法性”。

　　在甲骨文里，任何畜牲與野獸，它們造字結構都比“人”字要複雜，例如，龜、豬、鹿、龍、象、兔、狼、狐、鳥、雀、雁、鳳、鴻、鸛等，為什麼“人”字的內涵與概念，比畜牲與野獸還簡單與空洞，難道“人”不如畜牲與野獸？

　　凡是與“人”概念相關的甲骨文，都具有病態、變態、殘缺、片面、妖怪與扭曲性等概念的特質，例如，“首” 字 ，從長發、怪形頭、長嘴與壹眼，為什麼是壹眼，而不是兩眼？“頁”(同“首”)字，從首從跽坐人形，為什麼還是壹眼？“首” 字 ，在小篆變成從長發從鼻，成為後來漢字的依據，為什麼只剩下壹推頭髮與壹個鼻子，那是人的頭嗎？

　　“面”字 ，即“臉面的面”，象“圓框內壹眼” ，為什麼人的臉內只有壹眼，而沒有其它的器官？“見”字 ，即“人睜大眼睛看東西”從“壹眼與半人身” ，為什麼不用兩眼看東西？為什麼沒有臉、心與嘴巴？“自”字 ，即“自己之自”，象“人的鼻子” ，為什麼用“人的鼻子”代表抽象人的“自我位格”？

　　“美”字，象“人頭上插羽毛”或“人頭上戴羊角飾物”，為什麼“人頭上要有飾物”才代表 “美”？那麼“人頭上沒有飾物”，是不是就不美了呢？那麼誰才有權或資格在頭上戴飾物呢？那麼“美”的普遍性與抽象內涵在那裡呢？篆文的“美”字，從羊從大，指羊大美味，那麼屬於口感之外的“美”，豈不是不存在了？經由這些簡單的問題可知，這種表像與簡化式的文字絕對不可能產生，那種具有普遍與絕對性“美”的深刻意義！

　　凡是與“人”概念相關的甲骨文，都具有奴化、獸化、牲畜化、卑賤化、物化與非人化等的概念。例如，“母”字，象“女子胸部有兩點”，以此突顯乳房與乳頭的特徵，難道母親沒有其它更重要的內涵？“女”字，甲骨文有兩種字體，壹象“女子雙手交叉扶膝跪坐之形”(表示恭順與卑賤)，另壹象“雙乳巨大的女子跪坐之形”(表示統治者物化與性化女人)，這是統治者恭順、卑賤、物化與性化女人的證據！

　　“婦” 字，象“女子手持帚”，指掃地的女子。妻：甲骨文象手抓女子頭髮狀，就是指“強搶女子為妻”；此外，金文的“奴”字，從女從又（即“手”），就是指“從戰爭中抓來的女俘虜”，這充分顯示了古代部落戰爭抓人為妻與奴的野蠻行為。

　　“奴”字，象“人手抓女子”，原指虜女為奴，後來泛指奴隸，是誰賦予人可以隨便虜人為奴的權力？是什麼樣的社會與文化意識，可以容許人任意虜人為奴？

　　臣：甲骨文象“壹豎起的眼睛之形”，《尚書》說，“男曰臣，女曰妾”，均指奴隸；古代奴隸不可以抬頭平視主人，只能俯首或仰視，因此用“豎目”代表奴隸。在這樣極端非人化意識的環境下，人如何保持人的尊嚴與人格？

　　方：甲骨文“方”字象“人頸部縛有繩索或戴枷械之形”，就是指“縛繩索或戴枷械的賤人”，“賤人”就是外族之人；在甲骨文里有鬼方、土方、羌方、夷方、虎方等，這充分表現了殷商人歧視外族部落的心態！

　　甲骨文里，“我” 字，象“壹根長柄綁著三個戈”，表示部落強大的武力；甲骨文里，“我”字代表殷商部族，並沒有個體人的意義，這代表殷商人只有集體意識的“大我”，而沒有個體意識的“小我”，這是多麼令人震驚的事實？

　　從“大”與“人”、“君”與“民”、“父”與“子”、“我”(指“大我”)與“自” (即鼻子，指“自己”) 、“王”與“眾”(指“眾多奴隸的人民”) 、“戈” (指“武力”)與“或”(從戈從口，指以武力維護城邑，即“國”) 、“巫” (從二玉交錯之形，即“巫師”)與“祭” (象以手持流血的肉祭神，如人祭)、“帝” (指殷人信奉的上帝，本質為嗜血的邪魔)與“牲” (指“犧牲”，如人牲)等字關係，人類可以得到許多清楚的訊息，那根本就是殷商統治者，用巫術政治來徹底迷惑人心與殘害人的邪惡文化！

　　從上述的甲骨文字可知，殷商的統治者，如何用文字來建立人的奴隸與順從意識，如何用文字來發展他的王權與神權政治，如何用文字來鞏固其絕對權力與統治地位，如何用文字來掩飾統治者的罪行與不公不義，如何用文字來愚弄、剝削與壓迫人民！

　　尹：尹字的甲骨文，像手執某長物，這個長物，可能是針、杖、棍棒、刀、武器等；不論這隻手拿什麼東西，當他拿著這個東西後，它就擁有某種權特別力或能力，於是產生“治”、“治理”與“主管”的意義；後來“尹”演變成“治理者”與“官名”，如“大尹”、“府尹”等，這裡面沒有人與人共同合作與互助的概念。

　　君：君字的甲骨文，從尹從口，這個口字，可能是“口”(指發號命令者)、“神器”(指權威的禮器，代表神聖權威的君權)或“城邑”(指統治者掌控的城邑)等；不論如何，都是指拿著某種武器或器具的絕對權威者、主宰者或統治者，它充分體現了古代權威或暴力政治的本質，這裡面根本沒有民主與人權的概念。

　　在甲骨文中，“王”從斧鉞之形，象壹把下砍的大斧形，上橫是斧柄，下邊是斧頭；斧鉞代表刑殺征伐，只有王才具有這種絕對的權力，因此“王”字代表無上的權威與權力。

　　甲骨文“父”字，象“手持石斧”，石斧是生產工具，亦為武器，代表權力。

　　“父”與“王”是巫王政治與社會的兩種無上權力，後來的儒家就是用“父”與“王”權，來建構絕對“孝”與“忠”的思想，以此來壓抑個體獨立意識與尊嚴，推動人絕對忠於“王” 與絕對 服從專制，並積極宣傳屬於集體意識與相對道德等的偽道德觀思想。

　　所謂的“君父”與“子民”等思想，就是將“父子之道”擴大為“君臣之道”，就是用“絕對的父權”來建立“絕對的王權”；“孝”與“忠”的本質，就是無條件地“無違”與“服從”，就是要妳莫名奇妙去死也要絕對地“無違”與“服從”，這就是東亞大陸專制與集體意識的起源，這就是東亞大陸沒有真正意義上人的原因。

　　在絕對的權力下，統治者肆無忌憚地實行專制與中央集權的政治。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禮記．曾子問》說，“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孟子在《梁惠王上篇》說，“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壹！”；《春秋公羊傳》首頁， “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壹統也。”，這些都是源於古代華夏民族的大壹統思想；這些思想，導致了上古時代各種部落國與諸侯國的無意義戰爭。例如，禹時天下萬國、西周初期1773國、春秋時1200國，到了戰國時期只剩下韓、趙、魏、楚、燕、秦、齊、吳、越、魯、衛、宋等國。

　　商朝的國君盤庚是較為賢明的君主，貴族們堅決反對他的遷都決定，他召集貴族臣僚到王庭訓話說：“妳們的生命，乃是我替妳們從上天保留下來的，妳們如果違反我的意願，妳們的祖先在天上會向我先王請求，嚴厲地懲罰妳們。到那時候，勿論妳們怎幺求饒，我都會把妳們統統殺掉，不留下壹個人，也就別想到新都去了”。恐怖得很！

　　殷王為了建立權威，用集體祭祀的方式，使人民接受神無上的權威之時，同時接受殷王的權威。巫王發明“人牲”與“人殉”的祭祀方式；在甲骨文里，“祭”字從又（手）從帶血的肉從示（祭台），象“人手執帶血的肉塊，獻於祭台之上”，為什麼要“獻帶血的肉”？因為必須用人類最恐怖的手段，如“活人祭”、“人頭祭”與“割人體”等，來建立鬼神與巫王的絕對權威！所謂的“人牲”，就是以人為牲畜祭品，這些“人牲”大多是從外族部落虜來的奴隸，例如，殷商時代的羌人等；所謂的“人殉”，就是以人為陪葬者，大多是奴隸主的親人(如妻妾子女)或僕役，他們要在陰間繼續服侍主人。

　　殷商人的殉葬人，並不限於奴隸，有些屬於死者的家屬、僕役或兒童；這些眾多的男女殉葬者，很多是年輕人或小孩。從甲骨文的紀錄可知，殷商人祭祀壹次可以宰殺千頭的牛，王死陪葬的人達千人，王死陪葬物的種類與數量也十分多。在甲骨文裡面記載著，各種耗費龐大的祭祀，如經常使用數百頭或上百頭牛，為了維護這種奢華的祭祀與龐大的開銷，殷王需要發動多少次的戰爭，才能夠搶奪足夠的資源與供驅使的奴隸？

　　在甲骨文中，武從止從戈，戈為武器，表示要戰爭；止為足，表示要出行；從止從戈，表示發動戰爭或武力威脅。許慎在《說文解字》裡說，“止戈為武”，意為停止戰爭，不符合甲骨文原意；甲骨文里的止，象壹只腳的輪廓，“止”是“趾”的本字。殷商時代，統治者如此地貪婪好戰，如此地奢華與聚斂，他們怎麼可能有“止戈為武”的意識？

　　殷王為了擴大權力與爭奪資源，自然要以經常發動戰爭的方式，搶奪異族的資源與奴役異族的人民。為了發動戰爭，發明了“華夷之辯”、“夷狄為禽獸”與“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等概念，以此來進行各種不義的戰爭，這就是商代頻繁征伐異族與各種戰爭發生的原因，商朝主要是亡於過度的征戰與兵疲，而不是亡於紂王的昏庸無道。

　　在華夷之辯的意識之下，殷商人民可以將擄掠來的異族，視為罪人與奴隸，並且進行各種殘酷與非人道的對待，例如，要求從事長期性各類生產與畜牧業、過度的體力勞動與殉葬；殷人相信人死後有靈，因此貴族死後要奴隸們殉葬，他們希望死後仍有奴隸供驅使；殷商時期的活人殉葬風俗，十分殘忍，按社會不同等級的貴族，實行不同數量的活人陪葬制，例如：王的陪葬奴隸可達千人，高層貴族可達數百人，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根據甲骨文的資料統計，有7426個羌人在祭祀中被處死！在殷商的墓里，發現有些人的頭骨上有刻字，這些是人頭祭祀時的刻辭，祭祀後這些頭顱會被打碎；這些頭顱屬於外族部落的首領或戰士，當他們死後，殷商人民將他們的頭顱切下，作為祭祀祖先與炫耀勝利的象徵。

　　1934年至1935年，在洹北侯家莊西北崗所發掘的殷代的王陵，其中有九座殷王大墓與壹座埋葬器物的大墓，大墓的東區又有附屬於大墓1242座小墓；這些墓估計有數千的殉葬人，根據資料記錄，多數都是身首砍斷，有的只有肢體，有的只有頭顱，有的雙手被縛，有的抱手蜷腿，有的張口彎頭。

　　河南安陽小屯村附近發現了十座殷王大墓，西北崗發現了1221座小墓，這些墓除了有許多商代的陶 器、青銅器、兵器、玉器、工具與樂器等陪葬物之外，還發現有活人陪葬，他們身首異處，有的只有肢體，有的只有頭顱，有的雙手被縛，有的抱手蜷腿，有的張口彎頭，死狀極為痛苦，據估計約有2000多人。武官村北殷代墓區，在191個坑中，有1,200具遺骨，大部分都是頭顱被砍掉的軀體，這壹地區共發現約2000具的遺骨。

　　考古發現，商代用活人殉葬屢見不鮮。河南安陽武官村商代奴隸主大墓及其陪葬坑中，出土了大量殺祭的人體屍骨；大墓中還出土了雕刻精美的樂器——大石磬；廓室兩側的24具年輕女性骨架旁有舞具小銅戈，她們生前是樂舞奴隸。

　　孫渺《夏商史稿》第九章第五節人殉、人祭云：“1950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殷墟武官村大墓以南，發現4排17坑，坑內埋葬的都是無頭人骨架…總計共埋152個骨架。…規模最大的是武官村以北壹批祭祀坑。據不完全的統計，191座祭祀坑中，共埋人骨11178個人骨。根據發掘情況看，這些人牲並不是壹次殺戮後埋入的，每次祭祀時殺戮的人數不等，少者壹、二人，多者幾十人至幾百人，最多者壹次竟達339人”。

　　殷商時期的甲骨文，是統治者的工具；這種工具，主要在於宣傳服從神權政治與統治者的絕對權威，主要在於鞏固王權、專制與中央集權的政治，主要在於壓抑人的抽象、邏輯、分析、推理、溯因、創造與形上思維的能力，主要在於非人、非理性、偽道德、奴化與禽獸化人民，主要在於摧毀人的獨立自主意識，主要在於建立人的集體主義與集體服從等意識！

　　從甲骨文可知，商代的刑罰有死刑、肉刑、徒刑、囚禁與服勞役等。“死刑”分砍頭（“伐”與“元”）、剮刑、剖（“卯”）刑（如“剖心”、“剖孕婦”）、凌遲、醢刑（剁成肉醬）、火刑（“膠”、“熯”）、活埋（“丞”）、沉水刑（“沉”）；“肉刑”分宮刑（“斀”）、刖刑（“陵”、“ 剕”與“歲”）、 劓刑、刵（割耳）、黥刑、尤刑（斷指）、臧刑（以戈刺目）；“徒刑”包括拘系（即“以繩索捆綁人的頸子，牽之以行的刑罰”或“戴腳枷流放的刑罰”）。《呂刑篇》的五刑，即墨（黥面）、劓（割鼻）、剕（砍腳）、宮（閹割）、大辟（殺頭）等，《呂刑篇》甚至主張“遏絕苗民，無世再下”（要殺盡那些作亂的苗民，不讓他們的子孫後代留在人間）。

　　甲骨文里充滿了各種殘忍的刑罰。例如，剮(割肉剔骨之刑)、劓(割鼻之刑)、黥（以針刺面後塗墨）、刵（割掉耳朵）、椓（割男女的生殖器）、大辟（死刑）、墨（面額刺墨）、臧（以戈刺目）、尤（斷指之刑）、亢（ 人的腳上套著刑具）、幸(犯人在監獄裡戴著刑具)、元（砍頭）、斀（切掉男性生殖器）、宮（切掉男性生殖器）、腐（切掉男性生殖器）、剕（割足之刑）、陵（割足之刑）、歲（割足之刑）、抽舌、鞭笞、炮烙、剖腹、焚刑、醢刑（人死後剁成肉醬）、脯刑、磬、絞、車裂、腰斬、梟首、棄市、族刑、人彘、陵遲、剜眼、刺瞎等。

　　“剮”字從刀從骨，即是割肉剔骨的刑罰；“刖”字像砍去人壹足形；“陵” 字，左邊從大而缺壹足，右邊從刀鋸之刑，表示刖足之刑，後來演變成的陵（凌）遲之刑，即“斬去手足後，再割去身上的肉之刑”；“歲”字像以鉞斷足之刑，此亦為刖刑；“斀”字，左邊像男性的生殖器官，右邊從刀，是指用刀割掉男性的生殖器官；“元”字，從壹點從壹橫從人，壹點就是人頭，壹橫指用刀截斷，“元”字表示斬首之刑；“亢”字從大從壹，“大”指人，“壹”指橫在兩腿之間的刑具，表示人的腳上套著刑具；“幸”字從口從幸，表示監獄裡戴刑具的犯人；“尤”字從右（手）上壹橫，像斷手指的刑罰。

　　凌遲最早是把人殺死之後再剁成肉醬，稱為“醢”。受過此刑的有子路，還有周文王的長子伯邑考。後來發展更加精細，目的還是要讓犯人受最大的痛苦，因此不但是活的時候施刑，還要求受刑人必須身受多少刀以後才死。先將犯人用漁網緊緊地網起來，人的肉會從網隙中透出來，然後由腳開始，壹刀壹刀地割；行刑的人，如果不慎讓受刑的人，提前斷氣，那麼他也要受刑；為了避免犯人咬舌自盡，必須先將犯人的牙齒敲斷。明代的魏忠賢，被皇帝判剮1萬7千3百33刀[因其提前自殺而未執行]；明末的袁崇煥，被判剮1200刀；也有人被剮3600刀。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監劉謹，壹共割了三天才讓他斷氣。

　　此外有梳洗。用鐵刷子把人身上的肉壹下壹下地抓梳下來，直至肉盡骨露，最終咽氣。剝皮：剝的時候由脊椎下刀，壹刀把背部皮膚分成兩半，慢慢用刀分開皮膚跟肌肉，像蝴蝶展翅壹樣的撕開來…最難的是胖子，因為皮膚和肌肉之間還有壹堆油，不好分開。皮剝下來之後製成兩面鼓，掛在衙門口，以昭炯戒。最早的剝皮是死後才剝，後來發展成活剝。俱五刑：把砍頭、刖、割手、挖眼、割耳合壹，即“大卸八塊”。漢高祖死後，呂后把他的寵妾如意夫人抓來，剁去手腳，割掉鼻子耳朵舌頭，眼睛挖出，丟在豬圈裡餵養，取名“人彘”。

　　烹煮：找個大瓮，把人塞進去，然後在瓮下面用柴火加熱。車裂：即五馬分屍，就是把受刑人的頭跟四肢套上繩子，由五匹快馬拉著向五個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塊。

　　古代的華夏民族，竟然會發明下列的刑具與文字，例如騎木驢（將犯罪的裸體婦女綁在木馬上，讓尖釘刺入婦人的陰部，遊街示眾）、拶指（挾手指的刑具）、枷板、夾棍、槓子、老虎凳、腦箍（可裂開頭顱，使腦漿溢出）、站籠、欄車、盤枷、匣床、大枷、繩索、笞杖、刀錐、斧鉞、鬼頭刀、竹籤（刺人指甲的刑具）、木腳鐐、鐵鞋、腳踏球、貞節銅鎖、貞節鐵鎖（禁錮女性生殖器的刑具）、鐵鉗、銅烙印（燒紅的鐵器烙印在人的身上的刑具）、金瓜（砸犯人頭顱的刑具）、鍘刀、刑釘、絞繩等。

　　在殷商時代，王的權力完全建立在神權政治上，只有“王”才能夠祈求祖先的福佑，只有“王”才能夠舉行祖先的大祭祀與占卜，只有“王”才能夠為人民消災祈福，只有“王”才能夠與祖先與先帝溝通，並托祖先與先帝向上帝求情賜福，只有“王”才擁有解釋甲骨卜辭的權力，如甲骨文卜辭里經常有“王占曰”與“王卜曰”等用語。殷商時期的巫、祝、醫、卜，擅長於各種巫術，他們所從事的祈禱、降神、占夢、祈雨、醫病、占星、望氣、預言等巫術，他們屬於商王的御用文人。巫師為了討口飯吃，當然會揣摩統治者心意，迎合統治者的意志；龜甲與獸骨的占卜，根本就是統治者與巫師串謀的戲，其目的是演給人民看，讓人民產生恐懼與因此誠服於統治者的絕對權力。

　　同理可證，由巫師所發明的文字，當然要符合統治者的絕對意識與意志，否則統治者如何用它遂行其絕對的權力與意志？由巫師所發明的儒家哲學與思想，當然也要符合統治者的絕對意識與意志，否則統治者如何用它來愚弄與統治人民？

　　殷商時期的巫師，逐漸發展成為儒家的文人。孔子周遊列國，其目的就在於尋找壹個巫王，接受他的禮樂治國理念；所謂的禮樂治國，就是建立類似商王朝政教合壹、專制、大壹統的中央集權政治。儒家荀子的弟子李斯，向秦皇鼓吹孔孟的大壹統思想，最後創造了兩千多年來的“秦制”，這個秦制包含了殷商的巫王政治，也包含了華夏沙文主義的各種文化病毒，如專制主義、大壹統思想、中央集權、華夷之辯、華夏擴張主義等。

　　殷商時代，已經具備有高度政教合壹的巫邦政治，殷王就是最高權威的“巫”；殷商的宗教，基本上就是壹種違反人性的邪教，這種邪教在亞洲大陸延續了幾千多年而且還在延續。

　　巫王政治，就是巫術與王權合壹的政治，就是邪教政治，就是專制政治，就是吃人的政治。儒家就是巫王政治的幫凶，就是發明絕對忠孝思想的偽道德者，就是提倡相對道德與情境決定論等倫理觀的魔鬼，就是混淆人類歷史道德進化觀與製造偽歷史分合觀的罪人，就是幫助統治者壓抑人個體意識與道德的邪靈，就是推動專制與人集體意識的撒但，就是傳播漢人沙文主義販毒者，就是阻礙人化與人文明的野獸，就是謀殺人靈魂與慈愛的妖怪，就是焚燒東亞大陸民主與自由的兇手。在這種專制文明、邪惡的文字與殘暴的神權政治下，所有的人都變成了“奴”、“鬼”與“獸”！所謂的“奴”，就是沒有人權的奴隸；所謂的“鬼”，就是沒有靈魂的魑魅魍魎；所謂的“獸”，就是沒有人性的禽獸！這些“奴”、“鬼”與“獸”，就是亞洲大陸人民數千年來的悲慘現實與命運，它壹直持續到今天！

　　甲骨文及其所演變出來的漢字，代表了古代專制的文化，代表了古代邪惡的意識，代表了古代不人道的思想，代表了古代反道德的理念，代表了古代反人類罪的意志，以這種古代非人與邪惡的文字，如何能夠為現代人類，開創慈愛、公義、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平安、喜樂、幸福與和平等的文明？唯有以抽象字母的英文，來代替單音節象形的漢字，這才是大陸人民，未來“人化”、“自由化”與“民主化”，唯壹明智與正確的選擇道路！

　　第13節 西周奴隸制和秦皇極權制

　　在西方，蘇美爾文化起源於兩河流域，希臘文化產生於海邊，都是交通便利，有互通有無的天然條件，商業成為主要的經濟形式，人口流動很早就破壞了血緣紐帶所帶來的束縛。以個人為基礎的古希臘民主政治形成歐洲最早的傳統。

　　中國人以以血緣為紐帶，以集體的力量抵禦各種災害。歷史上就有禹召集萬國集會於塗山，商討集體治水的傳統。“哀田以族”，甲骨文中“田其豐年”中的“田”都是集體開荒和集體耕種的意思（見張光直著毛小雨譯《商代文明》）。這種集體生產的制度產生利害與共、疾病相扶持的集體主義思想，也產生以王為中心的極端集權專制的奴隸制度傳統。

　　1．西周的奴隸制度

　　在姬昌當政前，周人就對王頂禮膜拜、呼萬壽無疆了。姬昌為了表示對紂王的忠誠，吃掉了用自己兒子做的肉羹。表面上看，好象是韜光養晦，其實是“君尊臣卑”的特權思想使他吃得心安理得。姬昌被囚而演八卦，提倡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父尊子卑；從此，中國僅有的壹點平等都被消滅了。

　　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推翻紂王，心奴化的政策開始全面實施。2年後，周公在誥文中把治國比作“梓材”，而且禁酒，禁娛樂，給民眾規定這個，規定那個，壹步壹步地剝奪民眾自由生活的權利。從西周開始，人與人之間的等級關係成了社會的主軸關係。這是中國人思想上奴隸 [即心奴] 化的開始。

　　魯哀公問宰我祭祀土地神的牌位用什麼木頭？宰我說，夏人用松木，殷人用柏木，周人用栗木，用栗木的用意是“使民戰慄”，就是得讓老百姓害怕。這道出了奴隸制度的真相。

　　西周分封制度，實際上只是官家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王是全國土地的唯壹所有者。周王再將土地分封給親屬和功臣，令其為諸侯，按級別占有土地。王室直接管轄之地，只是其中壹部分。但王室是天下諸侯共同的主人，諸侯對王室要承擔壹定義務。國家公有制，本質上就是國王和貴族的所有制。“公”=“王”，對這個關係，當時的人是清楚的；而現在的人們還以為自己也有壹小份，認為“公”=“妳有我有大家有”，其實錯了。

　　西周實行井田制，相當於集體公社。所謂井田制，就是把耕地劃成不同生產單位，由貴族派官吏直接指揮組織生產，產出由貴族（公家）和社員按壹定比例分成。這就是壹種叫“徹”的集體生產和分成制度。不僅土地歸貴族所有，就是勞動生產工具，也是歸貴族控制。社員們到田頭開始幹活前，要由農官分發工具。土地不准買賣，所謂“田裡不粥”。從手工業來看，沒有私營工商業主，只有官營手工業。物品的交換，也由貴族和官吏統壹控制，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工商食官”，即工商業者吃的是官家的飯。

　　從教育來看，沒有私立學校，教育由貴族控制，只有官府才能開辦學校，只有貴族子弟才能入學。就算是貴族們想開辦學校，沒有周王的批準是不行的。在周朝的制度下，沒有自耕農、沒有獨立手工業者和商人，壹切生產要素、生產過程和分配過程，都在國王、貴族和貴族官吏的直接計劃控制之下。

　　周朝所建立的封建制和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是不同的。它們的區別之壹是，取代羅馬帝國的法蘭克王國的查理大帝向諸侯分封土地的原則是軍事功績，而周人分封土地的原則是血緣，是所謂的“親親建國”，中國周代受封的諸侯宗族是嚴格遵守周人制定的宗法制度的，因此中國周朝所建立的封建制，其實是宗法封建制。

　　宗法制度，這種以血緣原則建立的社會制度，其實踐的結果之壹就是使家庭而非個人成為了社會的基本細胞。中國的家庭因宗法制度而變得自我封閉性很強，這種封閉性使得每個家庭對本家庭之外的公共勞動帶有強的反動、牴觸情緒，並且使得家庭與家庭之間缺乏合作精神。而莊園經濟，恰恰需要農奴家庭為領主勞動，並需要農奴家庭之間的相互合作。這種矛盾牴觸的存在，使得周人的井田製得不到很好的貫徹，而在歷史中顯得面目模糊。這種模糊的井田制也只維持了四百年，便開始瓦解了。

　　這種矛盾性可以從西周的詩歌集《詩經》中體現出來。在其中有關勞動的詩篇中，基本上都是反映農夫們的嗟嘆哀怨、憤憤不平的。《詩經》中的三百首詩還是孔丘從西周流傳下來的三千多首詩中嚴格挑選出來的，符合自己教義的詩，三百首之外更多的詩因不符合儒教教義而被孔丘無情地刪去了，在那些被刪去的詩中，可以想象得出，反映農夫們抱怨、反映階級矛盾和西周社會陰暗面的詩歌會更多。

　　與中國小農經濟相比較的是歐洲中世紀的封建莊園經濟。與歐洲封建莊園壹同建立的，是基督教信仰。這種信仰使得基督教堂成為了莊園地理、精神的中心。基督教和宗法制度最顯著的差別在於：宗法制度的原則是血緣，它使得血緣成為人與人之間的唯壹紐帶，它使得家庭成為社會的基本細胞；基督教的原則是超血緣，它使得超血緣的上帝成為人與人之間的紐帶，它使得個人成為了社會的基本細胞。這樣，歐洲人便很容易衝破小家庭觀念的束縛，實現社會化合作。正是基督教為歐洲中世紀莊園所需要的合作勞動提供了價值基礎，這種價值基礎不僅使歐洲的封建制生存了近千年之久，並且使封建莊園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成為可能，因為資本主義經濟，是這種超越家庭觀念、社會化合作的進壹步發展。

　　讓我們來聽壹聽，在歐洲中世紀莊園中的基督教堂里，神甫們都給莊園主和農奴們講了些什麼：六日妳要作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驢可以歇息，並使妳婢女的兒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暢（出23:12）。

　　若有外人在妳們國中和妳同居，就不可欺負他。和妳同居的外人，妳們要看他如本地人壹樣，並要愛他如己（利19:33）。

　　在妳們的地收割莊稼，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妳打橄欖樹，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不可摘盡葡萄園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園所掉的果子。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的與孤兒寡婦（申24:19）。

　　有施散的，反更增添；有吝惜過度的，反致貧乏（箴11:24）。

　　好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箴11:25）。

　　欺壓貧寒的，是辱沒造他的主；憐憫窮乏的，乃是尊敬主（箴14:31）。

　　戲笑窮人的，是辱沒造他的主；幸災樂禍的，必不免受罰（箴17:5）。

　　妳不可因他貧窮就搶奪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門口欺壓困苦人（箴22:22）。

　　周濟貧窮的，不至缺乏；佯為不見的，必多受咒詛（箴28:27）。

　　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以1:17）。

　　那行不義蓋房，行不公造樓，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給工價的，有禍了（耶22:13）！

　　困苦窮乏的僱工，無論是妳的弟兄或是在妳城裡寄居的，妳不可欺負他。要當日給他工價，不可等到日落（利19:13）。因為他窮苦，把心放在工價上，恐怕他因妳求告耶和華，罪便歸妳了（《申命記》）。

　　在歐洲中世紀的莊園中，教堂不僅是傳播基督教義的中心，並且它本身就是階級矛盾的緩衝器，是友愛和睦的紐帶，是愛的源泉。

　　最近，在巴黎附近的壹個修道院中發現了查理曼時代的莊園薄記，其中詳細記錄了農奴們每天的工作情況，並且生動具體地描寫了生活的各個方面。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史教授根據其中壹部分記錄，以壹個農奴的情況為例，用現代語言編譯了《農夫波多》壹文。文中以相當多的篇幅描述了農奴們互相幫助，互相愛護，友好相處的具體細節。這和中國《詩經》中所反映的流離嗟怨的農奴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2．戶籍保甲連坐制

　　《左傳》成公13年劉子：“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襄公9年知武子：“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襄公13年君子曰：“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國語》“周語”嚴公云：“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周語”內史過云：“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貢上”。“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

　　為保證君子們的特權剝削，中國古代社會強化了垂直的等級序列構成的宗法社會，其基礎是由士農工商四民組成的。他們的身份與職業是世代相傳的，又有大致不變的固定居址；統治階級希望這種結構堅如磐石，所以稱這四民為石民。

　　管仲說：“利出壹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羨（多餘的錢財），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

　　這壹思想被歷代專制君主奉為統治民眾的金科玉律，成為實施中國特色人身控制的黃金法則。“利出壹孔”的制度安排，使得統治者壟斷了壹切政治權力和所有經濟利益，這等於扼住了臣民的咽喉，擁有了對臣民的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臣民也只有唯命是從才能生存，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歷代可以得心應手地實施殘酷的專制統治的根本原因。

　　在技術層面，“利出壹孔”包括兩個互相補充，互相依存的的措施，既政治上的人身控制和經濟上的弱（貧）民術。

　　人身控制的手段和工具就是數千年壹以貫之的發達的戶籍制和什伍保甲連坐制。

　　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始於商代，由於上交到中央的戶籍簿冊壹律都規定用黃色的封面，所以戶籍又稱黃籍或黃冊。據《周禮》記載，有“司民”壹官，男孩出生後八個月，女孩出生後七個月，都要在戶口簿上登記，而且是戶分城鄉，人分男女。古代的戶籍制度不僅包括人口的登錄，而且包括定期的稽核人口，登記內容主要有姓名、性別、年齡、高矮、胖瘦和長相及外表生理特徵等，十分詳細，每壹個人都必須在官府登記，否則為“脫籍”（黑戶口），不僅本人要治罪，而且街坊四鄰和執掌戶籍的官吏都要治罪。

　　秦國在公元前357年建立戶籍制度，至商鞅變革，戶籍制度更為完善，秦律還規定，已成年的兒童未登記戶口，連里正都要受處罰；居民遷徒，必須向官府申請辦理遷移戶口的手續；擅自脫離戶籍而逃亡，稱作“亡命”，被捕後要治罪。

　　與戶籍制相對應的，是壹套嚴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組織系統，將每壹座城鎮，每壹個村莊，每壹個家庭，每壹個人，都毫無遺漏地編入國家行政網絡之中，這就是實行層層管制的里甲或保甲連坐制度。

　　里甲制的始作俑者是管仲，《管子.立政》詳細記載了這壹制度。居民每五家編為壹伍，設壹伍長，五伍為里，里設里長，負責監督里內每個居民的壹切活動，在居民點“里”（閭）的四周築起圍牆，堵塞缺口，只留壹條與外界相通的通道，以控制內外居民的進出。在里門的左右各有壹間觀察室，每天早晚，伍長和里長坐在裡面監督居民的出進。里門的鑰匙由里長管理，下設看守，負責按時開閉里門，並監督所有的出入者，向里長匯報，凡是不按時出入，行為舉止不符合規定者，看守壹經發現，都要及時向上級反映。每里若有人犯法，則里長與其同罪。這是用管理監獄的方法來管治人民，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

　　商鞅這個專制變法的梟雄，在秦國實施嚴酷的戶籍制和里甲連坐制，以至人民“行間無所逃，遷徒無所入”。後來商鞅遭政敵圍攻，只得隻身潛逃，來到邊境旁的小客棧，準備投宿，因無證件，被店主拒之門外，他只得長嘆壹聲道：“嗟乎！為法之弊，壹至此哉？”堂堂壹國宰相，壹人之下，萬人之上，在朝廷的通緝下，連藏身之處都找不到，只有俯手就擒，由此可見人身控制的效果。

　　此後歷代均有嚴密的戶籍制度。如漢武帝四年（公元前107年），關東200萬流民中發現有40萬人脫籍，構成丞相石慶的失職，石差點被漢武帝處死。

　　3．重農抑商

　　僅有政治上的人身控制還不足以控制人們的意志，必須輔之以經濟手段才行，這就是歷代政府奉行的弱（貧）民術。

　　弱（貧）民術的主要政策就是重農抑商，其根本主張是以農為本，限制工商業的發展。這是中國歷代專制王朝最基本的經濟指導思想，其目的就是把廣大人民強行束縛在土地上，達到隨時可以為統治者所驅使的目的。

　　重農抑商政策產生於戰國時代，在商鞅變法中將重農抑商政策第壹次明確提出，並以此作為大力推行農戰方針的基本內容付諸實施。以後的統治者都將其作為治國的不二法門。

　　4．秦皇的極權主義專制

　　1970 年代以來人們從睡虎地出土秦簡與青川出土的秦牘中已明確知道秦朝實行的是嚴格的國家授地制而不是什麼“土地自由買賣”；人們從《商君書》、《韓非子》壹類文獻中也不難發現秦代法家經濟政策的目標是“利出—孔”的國家壟斷，而不是民間的競爭。

　　秦始皇繼承了商鞅的學說，“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也。故勝民之本在於制民，若冶於舍、陶於土也”（《商君書·畫策》）。為此，設酷刑重賞，實行“弱民”、“強政”的政策，迫使人民屈從於皇帝的絕對統治。為了實現這種絕對統治，建立起壹套從郡、縣、鄉、亭、里到編民為什伍的行政管理系統和戶籍制度。“四海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箸，死者削。遷移必辦“更籍”、“以分田裡、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作軍旅”。可以說，中國極權統治的政治和行政組織制度到秦已達到十分完善的程度，中國極權統治制度到秦已達到十分完善的程度。

　　法家政策的另壹面是反宗法、抑族權、消解小共同體，使專制皇權能直接延伸到臣民個人而不致受到自治團體之阻礙。法家公然宣稱“夫以妻之近及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韓非子.備內) 。在實踐上則崇刑廢德，揚忠抑孝，強制分家，鼓勵“告親”，禁止“容隱”，不壹而足。正是在這種“爹親娘親不如皇上親”的反宗法氣氛下，大共同體的汲取能力可以膨脹得漫無邊際。

　　秦王朝動員資源的能力實足驚人。《史記.秦本紀》記載：“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並天下，天下徒70餘萬人”。始皇26年，“徒天下黔首三萬戶琅琊台下。”始皇32年，“乃使蒙恬發兵30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修長成50萬。始皇33年，“發諸‘嘗埔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謫遣戊，”集解：徐廣曰：“50萬人守五嶺”。這就是說，秦始皇用50萬奴隸軍隊，征服了廣東、廣西和越南北部地區，並派兵留守駐防。始皇35年，修綿延300里“阿房宮隱宮徒刑者70餘萬人”。“隱宮”即宮刑。另外，修馳道民夫30餘萬人。還有那工程浩大的馳道網、規模驚人的徐福船隊……。

　　無償服奴隸式兵役和勞役的老百姓共270多萬人，為上述軍事和勞役大軍運送糧草和裝備的人以及在內地駐防的軍人、夫役，估計還會有250萬人，兩項相加約有520多萬人。當時，中國人口約有2千萬人，其中有勞動能力的壯年人（包括婦女），按1/3計算，不過6百餘萬人。在6百餘萬有勞動能力的人民中有5百萬人為秦帝國服奴隸式的兵役和勞役。這就是大規模地實行奴隸制的證據，這不是“國家權力只達到縣壹級”能實現的。以至於“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漢書、嚴安傳》）。

　　《漢書.食貨志》記載了戰國初期魏文侯的相國李悝所算的壹筆農民收支帳，農夫壹家5 口，耕田100 畝，平均每畝收糧1.5 石，共收150 石。除去十分之壹的租稅15 石，餘135 石。每人每月平均吃糧1.5 石，全家共吃90 石，餘45 石。每石賣錢30 文，共得錢1350 文。除去祭祀、廟會用錢300 文，余錢1050 文，每人穿衣用錢300 文，全家共用1500 文，還差450 文。加上婦女紡織和飼養家畜的收益，全家收支平衡，略有盈餘。

　　秦朝的人民生活水平，有兩句話可證：“服囚犯之衣，食犬彘之食。”西漢景帝時的大臣晁錯，敘述漢文帝在位時農民生活狀況時，也算了壹筆帳：農夫壹家5口，其中應服徭役的壯男至少2 人，壹年有幾個月不能在家勞動。壹家種田不過100 畝，收穫不過100 石。還有送往迎來，弔喪、疾病、養育兒女。壹遇災荒和急征暴斂，就要賤賣農產品和借高利貸，最後只好賣田宅賣子孫來還債。西漢“文景之治”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農民的生活還不如戰國初期，負擔比周朝高20 倍的秦始皇時代的農民，生活水平更加低得不可思議了。

　　秦開創了大共同體壹元化統治和壓抑小共同體的法家傳統，大共同體的膨脹既然連小共同體的存在都不容，就更無公民權利生長的餘地了。

　　專制皇權制度，在教科書上被稱為私有制，實際上只是皇家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帝王體制之下，臣民的財產隨時都可能被剝奪和被搶劫，臣民沒有人身權利。帝王可隨意的占有他人的妻子，甚至人的生命也捏在帝王手上，他可以隨意處死妳。戰爭時期進行的土地分配，也不是私有制。勝王敗寇，誰勝產權就是誰的，誰勝誰就是法律。

　　從1912年清朝皇帝退位開始，連年的軍閥混戰、日寇侵略、革命掃蕩，私有產權只能在夾縫中偷生，並且不斷地非正常地更換主人。由於相對於以前的封建皇朝和和以後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段時期管制較為寬鬆，私有制因素也特別活躍，但未受法律的公正保護。這只不過是私有制的萌芽的階段。中國多數朝代不許獨立的商人富過王侯，太富了，就要“國有化”，就要“共產”。所以，民無法制約官，官越當越富。

　　儒家王莽復辟極權主義的井田制

　　王莽（前45-23年），字巨君，他姑母王政君是漢元帝的皇后、漢成帝的生母。自漢成帝起，王家有九人封侯，五人做大司馬。王莽父親早死，沒有輪到封侯，以致家境孤貧。王莽以孝順母親而聞名，為壹時人望之所寄。

　　他的伯父大將軍王鳳病重，王莽侍疾盡心盡力，親嘗湯藥，亂首垢面，壹連幾月不解衣帶。王鳳頗為感動，臨死前將王莽託付給王政君。王莽因此做了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他贍養救濟名士，家裡不留余財，連自己的車馬衣服都拿來分發給賓客。壹次王莽的母親生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王莽妻出去迎接，她衣不曳地，破布蔽膝。諸夫人以為是婢傭，後來知道是王莽的妻子，都驚詫莫名。

　　漢成帝死，哀帝即位，新的外戚傅氏、丁氏掌權，王家受到沉重打擊。王莽因得罪傅太后，被免職歸家。他閉門自守，兒子王獲殺了壹個奴婢，被王莽逼令自殺。但王莽在士人中的聲譽日增。官員為王莽鳴冤上書的數以百計。

　　漢哀帝死後，王莽迎立中山王劉箕子為帝，是為漢平帝。平帝只有九歲，由太皇太后王政君臨朝聽政。王莽位居首輔，壹切政令都出自他。王莽著手清除權傾壹時的丁傅外戚的勢力，將皇太后趙氏貶為孝成皇后，接著再廢傅太后、趙皇后為庶人，二人後皆自殺。丁、傅兩家親屬都被免去官職，流放蠻荒之地。

　　有壹年盛夏大旱，郡國飛蝗成災，王莽自己帶頭不吃葷，並出錢壹百萬，獻田三十頃，以賑災黎。滿朝公卿，見王莽如此，也都紛紛捐田獻宅。連王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湯沐邑”十個縣交給大司農管理。王莽派使者去民間捕蝗。又廢漢皇室的呼池苑，改設安民縣，募貧民遷居，沿路飲食及所需田宅、器具、犁牛、谷種、食糧都由官府供給。在長安城中造五個里，有住宅二百區，讓貧民居住。因此朝野上下，都交口稱頌王莽的仁德。

　　為籠絡人心，王莽欲自比周公，買通塞外蠻夷，讓蠻夷假稱越裳氏，獻入白稚。遠古周成王時，曾有越裳氏來朝進獻白稚。群臣仰承王莽之意，上書稱王莽德及四夷，早已超過了周公，以安定漢朝的緣故，應加封為安漢公。王太后在群臣蠱惑下，再三加封王莽，王莽十分做作地再三推辭，甚至託病不朝。最後才接受了安漢公的賜號，接受了名號，卻把俸祿轉成二萬八千人的封賞。又有黃支國獻入犀牛，廷臣都說黃支國在南海中，離京師三萬里，以前從來沒有朝貢，現在來獻犀牛，是安漢公的威德所致。其實這些都是王莽壹手安排。

　　王莽私下囑咐大臣，上奏稱王太后春秋已高，不宜親省小事，此後政事盡歸王莽裁決即可。之後朝中只知有王莽，不知有漢帝。平帝年已十四歲，漸漸懂事，恨王莽的專橫跋扈。宮中的侍役多是王莽安插的耳目。王莽得知後，便先下了手，他在臘日進獻壹杯毒酒。平帝喝了酒後，腹痛難忍。王莽假意做愁眉淚眼的樣子。並寫了壹篇祝文，情願以身代帝，然後將祝文藏在金縢里（金縢藏策本是周公因武王有病，願甘代死的典故）。群臣都稱譽王莽是再世的周公。不久平帝腹痛而死，時年僅十四歲。

　　王莽攝政時，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伐，失敗後被磔屍滅族，王莽猶不解恨，對響應起兵的23個縣進行大屠殺。王莽的長子王宇因呂寬案，被王莽逼迫自殺，牽連數百人。由此他得到了大義滅親、公而忘私的美名。

　　王莽的妻子病而失明，王莽叫兒子臨去照顧。臨和王妻的侍女原碧私通，後來王莽又占有了她，臨就和原碧密謀要殺王莽。不幸事泄，王莽為了保密，竟把辦案的人全部殺掉，以毒酒賜臨，臨不肯飲，自刺身亡。王莽後立四子王臨為太子。

　　平帝年幼無子，群臣想在宣帝曾孫五人中推立壹人，王莽藉口五王都是已故平帝的兄弟，不能相繼為帝，應在宣帝的玄孫中選立。宣帝玄孫有二十三人，王莽卻找了壹個年僅兩歲的劉嬰為皇太子，號為孺子。

　　這時讖緯禪讓之說盛行。武功縣長孟通在井中得到壹塊白石，上有紅字：“告安漢公王莽為皇帝。”王莽派王舜將此事轉告王太后，太后作色說：“這純是欺人的妄語，不宜施行！”王舜說：“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罷了”。王太后無奈，只好下詔封王莽為“假皇帝”。從此王莽身穿天子袞服，戴天子的冕旒，南面受朝，出入坐鑾駕，自稱為“予”。年號稱為居攝元年。

　　齊郡臨淄縣亭長辛當，夜裡夢見天使對他說：“攝皇帝當為真皇帝，如若不信，亭中發現新井，便是確證。”第二天早晨辛當起來，見亭中果然有壹口深百尺新井。巴郡也有石牛出現，上有紅色的文字，大體都是上天命王莽為帝之類的話。王莽便改年為初始，以應天命。

　　公元8年，在長安學儒學的梓潼人哀章投合王莽，私下制了壹個銅匱，上刻傳位王莽的讖言。哀章穿黃色衣冠，扮成壹個方士，趁黃昏將銅匱交給高祖廟裡的守吏，然後裝神弄鬼地匆匆離去。守廟官忙報知王莽，王莽打開銅匱，上刻攝皇帝王莽應為真天子，並署佐命大臣十壹人，當然少不了哀章的名字。次日王莽率群臣入太祖廟拜受金匱禪位，定國號為“新”。廢孺子嬰為定安公，西漢滅亡。王莽照金匱策書按名授官，只有王興、王盛兩個姓名，是哀章捏造的；王莽遣人四處尋訪，不久找到壹個城門令史叫王興，還有壹個賣餅的叫王盛，當即把他們封為將軍。

　　很多人都極力支持王莽稱帝，其中包括著名的大學者劉歆和身居要職的孔子世孫孔光。王莽上台後，就急忙任命了西漢大儒劉歆為“新朝儒家大帝國”的國師，在王莽眼看著要被推翻的節骨眼上，劉歆背著王莽前去勾結原漢朝的將軍王涉、大司馬董忠，後因事泄而自殺。

　　王莽自稱為黃帝虞舜的後裔，尊黃帝為初祖，虞舜為始祖。王莽是儒家學派的巨子，以壹個學者建立壹個龐大的帝國，中國歷史上僅此壹次。王莽要把儒家學說在政治上壹壹實踐，締造壹個理想的快樂世界。王莽機械的迷信制度萬能，他認為“制度確立之後，天下自然太平”。他認為古代社會中，人人平等，可到了後來，互相爭奪，遂發生不平等現象。富人有很多土地，窮人壹無所有。男子淪為奴隸，女子淪為婢女。為了剷除造成這種不公平的罪惡，王莽的新政府成立後，即實施壹連串下列的新社會政策：

　　1．土地國有：恢復1200年以前的井田制度。稱天下田為王田，不得私下買賣。壹家不滿八口，田過壹井（九百畝），超過的土地，壹律沒收，或分給他的鄰居。

　　2．耕地重新分配：沒有土地的農夫（佃農），由政府分給土地。以壹對夫婦壹百畝為原則，不滿壹百畝的，由政府補足。

　　3．凍結私奴制度：雖沒有馬上廢止，但禁止所有奴隸婢女繼續買賣，違令重罰。以限制奴隸的範圍和數目不再擴大，使它最後自然消滅。

　　4．強迫勞動：凡無業游民，每人每年罰布帛壹匹，無力繳納的，由政府強迫他勞役，在勞役期間，由政府供給衣食。

　　5．實行專賣制度：酒專賣，鹽專賣，鐵器專賣，由中央政府統壹發行貨幣（從前任何富豪都可製造銀錢，新政府收回這種授權）。天然資源都為國家所有，由政府開採。

　　6．建立貸款制度：人民因祭祀或喪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貸款，不收利息。但為了經營農商事業而貸款，則政府收取純利十分之壹的本息。

　　7．實行計劃經濟：由政府控制物價，防止商人操縱市場。食糧布帛之類日用品，在供過於求時，由政府照成本收買。求過於供時，政府即行賣出，以阻止物價上漲。

　　8．徵收所得稅：壹切行業，包括漁獵、卜卦、醫生、旅館，以及婦女們家庭養蠶織布，都課徵純利1/10的所得稅。政府用這項收入作為貸款或平抑物價的資金。

　　百姓養生嫁娶、宮室封國、刑罰、禮儀、田宅車服等儀式皆遵照西周制度。王莽懍遵儒家“正名”學說，他用儒家學帕特有的繁文縟節，不憚其煩的改官名、改地名，凡是“現代”的全都取消，壹律恢復“古代”原名。改的太多，以致沒有人能記得住。

　　西漢政府對西南夷諸部落酋長，大都用王爵羈縻，這不過是不費壹文的虛名，王莽卻改封他們侯爵。句釘王拒不接受（句釘國，雲南廣南），首先起兵叛變。王莽又把西漢政府頒發給匈奴汗國單于的金印（匈奴單于璽），改為“新匈奴單于章”。皇帝的印稱“璽”，“章”是普通人的印，烏珠留若單于氣沖牛斗，遂跟中國斷絕關係。

　　王莽認為自己比任何人都聰明，他不能容納與他意見相異的建議。他對句釘國和匈奴汗國的反抗，採取迎頭痛擊政策。

　　王莽連年挑起戰事，所需入不敷出，於是只有課重稅於民間：鹽稅、酒稅、鐵稅、山澤採辦稅、賒貸稅、銅冶稅等等多如牛毛。貧民無法謀生，富人也朝不保夕。揭竿造反的流民，四處攻城略地。王莽正與匈奴作戰，顧不上這些，便親自去南郊禱天禳災，用五彩藥石燒了壹個北斗形的銅斗，號為“威斗”，用來象徵性地平息天下的叛亂。

　　天鳳四年，全國發生蝗、旱災，饑荒四起，王莽叫百姓煮草根以代糧，赤眉、綠林軍相繼揭竿而起。更始帝劉玄在綠林軍支持下即位，派王鳳、王常、劉秀進攻昆陽等地。莽軍壹觸即潰，在昆陽之戰以40餘萬軍不敵萬餘兵力的劉秀，巨毋霸也掉進河裡被淹死。

　　地皇四年，王莽率群臣至南郊，舉行哭天大典，稱“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綠林軍另壹支勁旅攻入長安，王莽赦免城中獄中的囚徒，授給他們兵器，並飲血盟誓說：“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更始將軍史諶攻占渭橋，這些囚徒都跑得無影無蹤。城中起火，王莽逃到漸臺，漸臺四面皆水，王莽還抱著符命、威斗等壹些不管用的玩意，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千餘人隨他上了漸臺。城中少年響應，商人杜吳在漸臺殺了王莽，校尉公賓斬其首，起事軍將首級懸於宛市之中，王莽時年68歲。當時有人割王莽舌切碎分食，因為人民痛恨王莽用他那條長舌壹再向人民許願過好日子，結果是壹次又壹次的騙局。

　　由儒生把持的正統修史者把王莽定義為不道的奸臣、篡位的賊逆，儒家人物甚至拒絕承認王莽本人就是儒門弟子。遍查正史，關於王莽出身的資料只有含糊其詞的五個字：“被服如儒生”。言下之意是說“啊，這個王莽嘛，咋說呢，好象是穿了壹件俺儒家的衣服。”

　　專制邪教及其特徵

　　1．專制的定義

　　廣義的專制是指侵犯人權，打罵強姦都是專制行為。

　　狹義的專制是指政府對老百姓的欺壓。古希臘人認為，自由國家裡主宰壹切的是法律而不是統治者；專制政體（despotism）就是運用非法的手段實施統治的政體，它是所有政體中最壞的政體。在那裡，沒有自然法，有的是單獨壹人發號施令，法只不過是專制統治者任意發布的命令。孟德斯鳩說：“專制主義是指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壹個人按照壹己的意志與反覆無常的性情領導壹切”。專制社會就是社會的命運掌握在壹個人或少數人手中，普通大眾對自己的命運沒有什麼發言權、也不能主宰自己命運的社會。

　　狹義的專制表現為“三壟斷”制度。俄共書記久加諾夫說：蘇共垮台的原因在於它的“三壟斷”制度，即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壟斷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所以，專制主義也可以稱為壟斷主義。這種壟斷主義在中國古代就已經存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明中國人都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財產權，王壟斷了經濟大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表明王壟斷了政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天命——神秘主義；畏大人，老百姓要服從[官僚]大人的獨裁；畏聖人之言，小民要服從聖人的思想獨裁，真理都在[孔]聖人那裡，這就是真理壟斷！可見，三壟斷制度在古中國就已成型。

　　當代芝加哥大學教授鄒讜愛用totalism（全能主義）指專制主義，即皇帝老子什麼都要管，實際上就是“權錢通吃”。藉此，可明白專制主義的涵義。

　　2．專制邪教的總特徵

　　無論專制主義表現形式如何，其特徵都是壹樣的：專制主義=等級+謊言+暴力，這些共同性決定了它們政治邪教的本質。當否認上帝的時候，就否認了生命的價值和尊嚴，不可避免地要淪落到血腥專制的境地。以人為神和個人崇拜就是邪教。邪教就是搞等級制度，反對人人平等；就是輕視百姓的生命，儘管用各種美麗的詞語包裝，也掩蓋不了其野蠻的性質。

　　邪教組織使用謊言欺騙和思想控制手段損害個人的自由意志，致使個人完全依附於領導。邪教組織是個獨裁主義集團，由壹個人或壹組人實行專制領導。邪教組織在謊言欺騙不見效的情況下，公然使用赤裸裸的暴力，踐踏人類的良心與正義，墮落為毀滅性組織。

　　1）等級特權。

　　人類歷史上形形色色的專制者，總是找出人們的某些表面差別，並據此建立人類價值等級論，以維持其永久的統治。等級制是專制邪教的目的，企圖通過穩定的等級壓迫使少數人獲得永久的特權。

　　柏拉圖認為，人生來就是不平等和有差異的。有些人適合干某件事，有些人則適合干另外壹件事。為了最好地發揮每壹個人的才能，“使所有的琴弦都和諧壹致”、“合奏壹支交響曲”，就必須遵循“各人應做適合於自己天性的工作”的原理進行分工。因此統治國家的人就只能是那些生來即有統治天性的人。這些人被稱作“哲學王”，但哲學王人數不多。“國家與個人，不經哲學家治理，決無希望可言。……除非哲學家們當上了王，……否則國家是永無寧日的，人類是永無寧日的”

　　波普爾在柏拉圖的哲學中發現了壹個極權主義的政治綱領，其要點是：1）嚴格的階級區分，統治者是牧人，被統治者是畜群；2）國家的命運就是統治階級的命運，統治階級的獨特利益就是國家的整體利益；3）統治階級對軍隊的壟斷權；4）思想檢查制度，以持續的宣傳造就和統壹思想；5）國家要自給自足，即統治階級必須控制或壟斷經濟。波普爾認為，柏拉圖的極權主義思想因素，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中得到繼承和發揚。現代比較重要的極權主義的觀念，如馬列主義都直接得到黑格爾的傳承。

　　在專制主義統治之下，主奴關係取代了兄弟關係，等級製取代了平等制。……專制社會就是特權社會和不平等的社會。極少數人享有極大的特權。因為權力是靠暴力產生和維持的，而不是各方協商達成的契約賦予的。由於壹方在暴力上絕對地壓倒其他方，那麼這唯壹勝方必然擁有更大優勢和特權。暴力是壹種成本最高的競爭方法，它必然要求高得多的回報，也就是高度特權；而且暴力形成的規則不可能對特權者產生有效的制約，否則付出高昂暴力成本的意義何在？

　　朱元璋皇帝廣封朱氏宗室，幾個兒子皆擁勁卒，居大鎮，下詔嚴令群臣時時刻刻、無微不至地尊顯朱氏皇族。他有24個兒子和壹個侄孫，都建藩為王，有地有兵有錢。明朝的藩王都有五萬石米的俸祿，還有鈔二萬五千貫，絹布鹽茶馬草各有支給，以至於最低的“奉國中尉”也有祿米200石。到了明末，這些只會在王府里配種生人的朱氏鳳子龍孫，競繁殖有幾十萬之眾，光養活這些“飯桶”，就可以把壹個強大的王朝淘空。

　　同時，明朝官俸為歷代最薄，百官之俸，最初皆取江南官田。後定明官祿，正壹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壹品至正三遞減十三石，到最低官級，正七品至從九品最後遞減至僅五石而已。其後以絹以鈔以銀折算，也大抵依據此制。從官祿來看，這些整日為大明帝國機器運轉殫盡竭慮的官員待遇，同皇族相比，簡直天上地下！

　　2）謊言欺騙

　　專制社會充斥著統治階級散布的謊言。暴力必然違背人們基本良知，而特權必然讓人們反感抗拒；所以統治者必然散布兩類謊言：

　　第壹類，此廝該死，那賊該殺，以此來證明使用暴力的合理合法。

　　中國的“理”只屬強權，“理”字的偏旁就是個“王”字，“王”者永遠有理！中國的“法”歷來專治下屬和卑賤的弱者。因此，官大壹級，勝過父母。21世紀的各大媒體還以此為榮，有詩為證：“如今公僕是爹娘，黨的恩情勝爹娘，遍地學子考公務，只為先做小爹娘。”做了小爹娘好處多呀！因為渾身是理，與下人打個官司准贏。

　　第二類，吾皇英明神武，澤被蒼生，德播四海，真龍天子，萬歲萬歲萬萬歲，好讓人接受特權的合理合法。

　　1930年代李慎之上小學時唱的壹首歌道：“把生命交託給總理（孫中山）”；上中學時學的壹首歌道：“大哉中華，代有賢能，蔣公中正，今日救星”。

　　有壹天蔣介石總統前往某家精神病院視察，所有的病患都站在走廊上高聲歡呼，“蔣總統萬歲！蔣總統萬歲！”只有壹名病患面無表情，對總統不理不睬。蔣總統看到了，於是問院長說：“那位病人為什麼不對我歡呼呢？”院長道：“因為他今天精神非常正常”。

　　早在上古時代，詩經就記載周人反覆歌唱國王“萬壽無疆”，說明早在3000多年前中國人就已經感染了個人崇拜這種精神病毒。中國的語言是高度等級化的，如果語言中的等級弄錯了，輕則被貶，重則殺頭。誰敢自稱萬歲，那就被殺九族，清朝就有這樣的例子。

　　3）暴力主義或槍桿子主義

　　專制主義嚴重破壞人類的團結、和平和秩序，給人類帶來了無窮無盡的戰爭動盪和災難。專制者大權獨攬、橫行無忌，對內對外政策均從自身利益出發，而不顧人民之公益。

　　自國家產生以來，戰爭日益加劇；自專制主義產生以來，國家就日益變成了純粹的戰爭機器。無數的奴隸在專制的枷鎖下呻吟；無數的平民在專制的異化機器中掙扎……。

　　專制政權是使用野蠻的武力而建立的，勿需考慮人民的意願，也勿需獲得人民的同意就以武力統治人民。專制政權統治的社會是壹個野蠻或文明程度很低的社會。

　　中國黃帝族的統治是通過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與炎帝戰於坂泉之野的“血流飄杵”的戰爭實現的。故國人崇尚暴力、崇拜權力、信仰多子多[征]服也。

　　中國文化是叢林文化，叢林界的規律決定了其本質。叢林界弱肉強食，崇尚以強凌弱、以智詐愚，只有利益的爭奪，不存在公理、正義、平等和博愛。叢林界的經濟是掠奪型經濟、權力型經濟，通過暴力獲取權力、通過權力搶奪壹切資源。在這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是永遠不變的真理。叢林中的家族、人群是壹個個大大小小戰鬥的小團體，互相廝殺掠奪對方的財物和資源；在這群相互征戰的“野獸”中，誰最殘暴、最狡猾誰就最後勝出，成為最高統治者。所以只有最殘暴、狡猾的暴徒才能最後登上我們領袖的寶座。從叢林規則脫胎而來的強盜邏輯支配著國家的政治生活，在虛幻的共同體的名義下踐踏著百姓的利益。

　　既然盜人之國者能為君，萬民也依樣畫葫蘆，無人不盜，因而誕生了中國的盜匪文化。遠在春秋時代，被孔子譽為“盜亦有道”的盜跖，當時已率領數萬徒眾橫行天下，生食人肝，勢敵諸侯。漢代不但綠林、赤眉、黃巾為亂，亦出現專門捕人而食的餓賊。

　　中國自十九世紀起即兵匪不分，兩者不同的是，兵公然掠奪，匪暗地搶竊。民國以後，中國到了“無山不賊、無湖不匪”的地步，再加上兵匪、學匪，不僅東北馬賊跋扈，連大都市的巴士內都須要兩位配槍的隨車士兵才能保護乘客安全，被稱為“土匪仔國家”。

　　朱新繁《中國農村經濟關係及其特質》壹書稱，1930年代的匪賊總數約有2千萬人，到了1950年代中期，才平定了盤據河南省的土匪。自改革開放以來，不但強盜殺人、六害七害應有盡有，車匪路霸到處出沒，甚至流出海外，活躍於全球各地。今日的中國，已從革命輸出國變成土匪輸出國。在土匪仔國家成長，又飽受強盜文化薰陶的中國人，即使非人人皆盜賊，至少人人皆有賊心。

　　中國人壹逢戰亂就大偷各種文物古蹟，和平時期還有中國人將重點文物的佛像頭砍下賣到海外。而日本在二次大戰時許多文物古蹟被炸，卻沒有人趁火打劫偷盜文物財寶。

　　1995年1月坂神大地震後，市民很快從混亂中恢復鎮靜，除了自發組織救援外，其它人都在戶外冒著嚴寒等待政府救助。沿街的店鋪櫥窗被震碎，商品撒落壹地，包括珠寶等貴重物品。災民無壹人去撿；大家都餓著肚子，但撒落滿街的食物飲料沒有人去動。他們的觀念是：這些東西是別人的，不能動。

　　中國的歷史是“成王敗寇”的歷史，所有的“歷史的勝利者”都是暴力的服從者和實施者。古印度和基督教都產生了非暴力的思想，在中國的墨子有反對戰爭的非攻思想，還算不上非暴力思想，但很快就消聲匿跡了。這證明了中國文化暴力成分的強大。儒家的虛偽與法家的殘暴結合得天衣無縫，法家決定了中國文化暴力特徵。

　　《水滸傳》成為中國人特別愛看的小說，和中國人的嗜血心理有關。宋江在詩里寫，“敢笑黃巢不丈夫”，他要與黃巢比比，看看誰殺人更多。專門在大樹十字坡剝人肉做包子的菜園子張青和母夜叉孫二娘，也是壹百零八好漢中的人物。水滸中的英雄們所殺的人中到底有多少是惡貫滿盈的貪官污吏呢？

　　時至今日，漢語知識界還有那麼多學者、專家、策士假裝不知道普世價值的存在，他們或者以東西方文化差別論自欺，或者以狹隘的民族主義狂熱自慰，或者以虛幻的集體主義觀念自殘，藉以維護現存文化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為壹切踐踏基本人權的罪惡行徑辯護。凡是對既得利益者不利的思想、觀念、價值和規範，都可以斥之為不合國情而拒之門外。凡是有利於既得利益者但與普世價值相背離的東西，都可以掛上美名來粉墨登場。他們拒絕的恰恰是人類共有的符合人性的部分，維護的卻是傳統文化中動物性的成分。

　　鋪天蓋地的法西斯民族主義實力主義的灌輸教育，目的是通過實力主義教育，達到讓中國人民鄙視壹切人類道德底線，崇拜強人，爭當強人。把人類同情憐憫弱者的天性從中國人民心中徹底清除掉。這樣統治者壹切迫害弱者的行動，就都變成了強人偉大的證明。 人類道德底線的核心，不外是對弱者懷有同情憐憫之心。壹個民族，崇拜強人、爭當強人、喪失最後壹絲對弱者的同情憐憫之心，自然也就會鄙視人類壹切道德底線。

　　李昌平說：我們正在建立壹種強盜輿論和強盜道德。這種強盜輿論和強盜道德正在不遺餘力地論證和美化這個強盜社會。在我們的主流媒體上，強者被捧上了天，而弱者得不到任何同情。不幸者的壹切都是咎由自取，社會對妳沒有任何責任。壹切都是妳的命，妳必須自己想辦法解決自己的問題。我們的媒體，天天宣揚的就是這樣的壹種東西！

　　壹些武俠片，俠客們壹不高興，就在飯店裡大打出手，凳子亂打，碟子亂飛，窗子砸爛，客人連滾帶爬，店主鼻青臉腫，桌子底下面亂鑽，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些俠客義士們與店主和客人商量賠償的事！人的天賦、精力、時間、財產乃至生命就在互相的內耗中白白浪費了。

　　任何社會都有矛盾，有矛盾只能用輿論監督、司法等手段來解決，用民主法治來解決，妳有什麼權力該出手就出手呢？罪行法定，只有法官按照法定程序審判後，才有權定罪判刑，其它人壹概沒有權利。

　　總之，中國人如果不對傳統文化進行痛心革面的反省，不以生命為代價來捍衛人性的尊嚴，中國的暴君就永遠不可能絕跡。在現代文明社會裡，它必將經過改頭換面，以新的更具欺騙性的面目站在民主政體的最前列，給傷痕累累的中華民族造成新的更大的傷害。

　　勿需否認，現代文明仍然無法完全拋棄暴力手段，但這絕不是濫用暴力的藉口。越來越遠離暴力，才是人類文明與野獸的區別。暴力手段必須嚴格由社會契約規定，按社會契約行使，而不是由另壹個更大的暴力來規定，因為暴力本身不能規定和取締暴力的運行。同樣，也不能指望用大特權去消滅其它特權，因為特權本身並不能限制和消滅特權。只有消滅專制主義，才可能在個人、階級、民族、種族和國家之間建立平等、友好、互惠、互利的關係，人類團結、國家和平、社會正義和政治秩序才會有實現的希望。

　　4）腐敗混亂

　　專制制度的實質就是權力壟斷，任何壟斷都會腐化墮落。專制統治集團權力過大，社會不能對其監督制衡，腐敗必然日趨嚴重，社會風氣日益敗壞。專制主義嚴重阻礙了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正常發展，破壞了人類政治精神、政治倫理、政治心理和政治結構的健康成長，給人類社會帶來了總體性的災難。……當王朝剛建立時，新的統治者鑑於前朝傾覆的教訓，希望江山千秋萬代，訂下了很多祖訓。然而這些清規戒律，必然頂不住“唯物主義”的利益誘惑。

　　扶貧賑災、禦敵平亂，不僅物資被層層剋扣、侵占和濫用，最後到災民和士兵手中時已所剩無幾，而且會以此為名義掀起新壹輪對民間的掠奪和搜刮；治理江河、興修水利，則會搞出大量的貪污腐敗和豆腐渣工程。

　　孟德思鳩說：“專制國家有壹個習慣，那就是下級給上級送禮，而上級對下級沒有任何義務，於是上下級合夥對人民沒有義務。人人都認為每個上級對下級都沒有義務，只有人民對各個上級有義務。人們認為彼此之間的唯壹聯繫就是壹部分人加給另外壹部分人的懲罰；是壹大部分人為壹小部分人提供利益。……在那裡，人的命運與牲畜別無二致，只有本能、服從和懲罰”。

　　中國古代從周穆王開始，便訂出了用巨額金錢贖刑的條例，規定：墨刑（用刀刻面塗墨）贖金黃銅六百兩，劓刑（割鼻）壹千二百兩，刖刑（砍腳）三千兩，宮刑（男子閹割生殖器，女子禁閉宮中當奴隸）三千六百兩，斬刑六千兩。

　　周穆王用這種辦法向那些犯了罪的富人奪取金錢，充實國庫；同時，也是對當時獄官的貪贓枉法、收取罪犯賄賂的壹種對抗方式。從此以後，歷朝常有用金錢贖罪的規定，如漢將李廣因誤軍機判罪，在繳納了大筆贖金後免罪罷官閒居；而司馬遷獲罪下獄，由於無巨額金錢作贖金，以致被閹割了生殖器，悲憤終生。晉朝法律規定：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錢贖罪，最重要的罪--死罪，贖金黃金二斤。

　　滿清政府進北京，靠的是吳三桂出賣國家，而不是靠了自己的弓馬嫻熟，所以有“小兵臨大國”之感，大概與柳宗元的寓言故事“黔之驢”壹樣，剛剛得到貌似龐然大物的驢子，有無從下口之感。壹旦認識了驢子的脾氣，那個小老虎，再也不怕驢子了。滿清統治者認識到，制服中國這頭驢子，只要抓住所謂的“儒學禮教”，也就掌握了制服中國的全部靈魂。

　　於是，滿清政府幾乎壹字不改，把中國幾千年不變的儒家思想繼承下來。滿清統治者用這種中國土生土長的儒家思想，管束為它賣命的漢奸吳三桂之流，壹旦吳三桂開始反叛，它便舉起儒教的大旗，毫不手軟地加以鎮壓。此種方法十分見效，儒家的“忠孝”思想，使中國人壹致口誅筆伐“三藩叛亂”，因此，滿清統治者也很快地在中國人的支持下，剿滅了“三藩叛亂”。同樣，他們也用這種方法，招降明王朝的舊臣，譬如皇太極的老婆孝莊，就曾親自出馬，用儒家禮教說服明朝經略大臣洪承疇。孝莊不但用自己的身體給“既好色、又好男風”的洪承疇以性慾的享受，還用儒家禮教與洪承疇溝通思想，她讚揚洪承疇的“忠孝”，也告訴他“明珠暗投”不符合儒家禮教，“士為知己者死”，“不為不知己者死”。於是，洪承疇在既“洗身”、又“洗腦”的作用下，從儒家禮教之中，找到了當漢奸“名正言順”的理由，那就是“滿漢壹體”　�栣幔�這種思想壹直是滿清統治者統治中國的法寶。

　　乾隆時空前的腐敗。乾隆46年，甘肅省官員串通壹氣，用賑災的名義集體私分巨額公款。全省沒壹個官員是乾淨的，也沒壹個官員舉報。案發後，乾隆氣得發抖，連連大叫說：“官官相護之風，舉朝皆然！”他嚴令重懲：封疆大臣、甘肅總督勒爾謹被賜自盡，藩台王亶望、蘭州知府蔣全迪斬首示眾，接任藩台王廷贊處以絞刑，共計處死大小官員47名，被革職下獄的82人，11名贓犯之子被解送新疆伊犁做苦工。甚至壹個外省官閔鶚元因為給其弟閔鵷元藏了贓銀三兩，也被降了三級，並停發了三個月的“養廉”。唯壹逃脫懲辦的只有按察使福寧壹人，他是因為案情即將敗露時首先坦白交待，並積極撿舉揭發，獲得寬大處理。

　　乾隆47年，皋蘭等三十四廳、州、縣貪污國庫金銀和官倉糧、草。案發後，乾隆更為火冒，下旨嚴辦，殺了大小官員56名，免死而流放充軍的46名。州、縣、道、府、藩司、督撫被勒令攤賠42萬兩白銀。同年，山東又出現國庫因被侵吞而虧空130萬兩，除令在兩年之內由山東省各級官員如數補足外，殺了4名知縣，1名巡撫，另有1名布政使令其自盡。

　　乾隆57年，浙江發生鹽道運使柴楨截貪商人應繳納錢糧案，結果是柴楨和巡撫福崧處斬，柴楨的管家柏順因替柴楨出謀劃策，被判處絞刑。另外，兩淮鹽政全德降為郎中，藩台景照撤去職務發配伊犁充軍，道台明保、張慎和撤職發往軍台效力贖罪。

　　諸如此類的大案、要案，乾隆皇帝處置起來毫不手軟，甚至若干小的貪污、索賄案，乾隆也動輒以撤職、充軍和殺人來對待，以期吏治清明，江山永固。

　　乾隆14年至33年，兩淮鹽官共侵吞官銀壹千九百萬兩；46年，哈密通判經方貪污官銀十五萬兩；57年，浙江巡撫福崧壹人就侵吞鹽運款十壹萬五千兩；60年，福建全省虧空二百五十萬兩、糧谷六十四萬石。

　　最為露骨的是，壹邊追贓，壹邊又貪贓，追贓官把追到手的贓款納入私囊，贓上加贓。如：四十六年甘肅集體貪污大案發現後，奉旨追繳查抄藩台王亶望的家財時，登記冊上明明寫著金條、金錠四千七百四十八兩,而上報內務府的冊上只列著金葉九兩三錢，懸殊大得驚人，等解到內務府時，這區區九兩三錢金葉也不翼而飛，其膽大妄為、頂風作案，曠古罕見。

　　愈懲貪而貪污愈盛行，愈倡廉而吏治癒腐敗。乾隆把貪污賄賂之火撲不滅的原因歸咎於自己用人不當，固然，這也是其中原因之壹，比如，乾隆時代全國最大的貪污賄賂犯、亦可稱之為全國貪官污吏的總庇護人公爵和珅便壹直受到乾隆皇帝的寵幸，位極人臣，權傾朝野，而乾隆三次派和珅去查辦貪贓案，給和珅提供了在全國結成貪贓枉法的巨大網絡的機會，但這不是根本的原因，其根本原因還在專制政體，具體表現在乾隆皇帝本人身上。

　　乾隆皇帝本人就是天字第壹號的貪污犯，只不過他披著壹件合法而神聖的外衣罷了。中國的專制帝王，比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國王所享受的都要優越，而且誰也不敢提出異議，提出異議就是目無聖上，就要遭受懲處。乾隆皇帝又堪稱最會享受的皇帝。他處在滿清王朝發展的頂峰上，就象唐玄宗處在唐朝發展的頂峰壹樣；同時，他也象唐玄宗使唐朝由強盛滑向衰落壹樣，使滿朝由順、康、雍盛世步入衰弱的嘉慶時代。

　　乾隆壹面大張旗鼓整治貪官污吏,獎勵廉潔臣子，但壹面他又帶頭肆意揮霍國庫，把金錢花得象滾滾黃河、長江之水那樣。上行則下效，皇帝奢侈淫靡，加上權臣和珅的推波助瀾，大大小小的官吏自然竟相豪奢，變著法兒貪贓受賄，廉政從何說起？

　　他大肆營造宮殿、園林，極盡豪華壯麗。他六下江南巡幸，花費的金銀是不能用數字來計算的，把壹座充盈的國庫給弄得空空如也了。特別是助長了貪官污吏的氣焰，提供了他們公開貪污受賄甚至變相搶劫的良機。正如章太炎所說：“玄燁、弘曆數次南巡，強勒報效，數若恆沙，已居堯舜周公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間接以行其聚斂”（《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更為露骨的是：乾隆帝還發明了多種公開勒索盤剝官員和富戶的手段。僅舉幾例：

　　（1）交納“議罪銀”：凡官中犯有某種過失，或皇上認定某官犯有某種過失。犯過失的官員便向皇帝自行請罪，並根據過失大小交納數量不等的“議罪銀”，多則數十萬兩，少則幾萬兩，以換取皇恩寬恕。這些數量巨大的金銀，壹般都不入國庫，而直接解交內務府廣儲司庫，作為皇室的私蓄——這是皇帝公開貪污。

　　（2）乾隆皇帝曾六次南巡和多次東巡，每次出巡，乾隆都示意要沿途貢獻禮品，於是沿途大小官員只好爭相呈獻巨額金銀和奇珍異寶。乾隆沒經過的省、州官員，為了計好皇上，也競相搜羅寶物進獻——這是皇帝公開勒索。而且每壹次都是數千人隊伍，地方官員就要建起行宮；備好美味佳餚款待數千人的隊伍。道傍破舊民房，因有礙觀瞻，都被勒令拆除，致使大批黎民流離失所。乾隆第壹次南巡之後，有人假託工部尚書孫嘉徐之名寫文章指責並私下流傳，乾隆帝竟然興起大獄進行追查，牽連下獄達上千人。

　　（3）舉辦各種壽誕盛典，通知舉國賀壽獻禮。按滿清定規：每當皇帝或皇太后整旬壽誕，便要大規模地慶賀，乘機向朝中大員和各省地方官員及富商大賈進行攤派勒索。到了乾隆時代，這種“報效”勒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每次慶典的收納金銀都在100多萬兩至200萬兩，幾乎相當於壹次戰爭的經費消耗——這是皇帝的公開索取賄賂。

　　除了富商大賈是掏的自己的腰包外，官員交納的經費竟是名為“養廉”（俸祿外的補貼）的銀兩。據史料記載：“所有王公大臣、八旗、各部院官員應交經費，行令戶部在俸廉內分別坐扣”、“各省督撫應交經費，按其通省養廉數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繳十分之二五”。本來是用於培養廉潔的錢，結果變成向皇帝賄賂的贓款，荒唐、滑稽到了極點！

　　皇帝帶頭公開貪污、勒索、收取賄賂，吏治怎麼會不腐敗？在專制政體裡，廉政只是壹塊漂亮的畫著羊頭的招牌，在這塊羊頭招牌下，賣的全是貪污賄賂。

　　清朝的和珅是中國歷史上除皇帝之外的最大的貪官，他將乾隆晚年的四方貢物的十之八九都扣下，據為己有，還買通太監從宮中偷竊珍寶；據估計，和珅的家產折合白銀為9萬萬兩，抵當時全國12多年的稅銀收入。不過，比起皇帝來，和珅之財又是小巫見大巫。乾隆在位時也想方設法進行搜刮，每年他的壽辰時文武百官都要進獻，壹次所收金佛就多達壹萬尊，其80壽禮之黃金編鐘就重達壹萬三千多兩。

　　開明專制者最多只會克制濫用特權，而絕不會放棄特權。哪怕皇帝比較廉潔清明，或者再出壹兩個包清天之類的人物，也無法挽救整個官僚體系壹天天腐敗、墮落下去。因為專制主義只會壹層層地向下複製，壹代代地向後複製，而不可能複製出契約體系。

　　專制主義定會壓制工商業。商業的精神實質是平等，而平等正是專制特權的天敵。儒教對商業和商人有著先天的、刻骨的敵視和仇恨，商人是百分之百“喻於利”的小人、奸人；商業是百分之百的末業、賤業。工商業的契約精神：互利共存、協商談判、自覺誠信；這些如何與暴力、特權、謊言對得上號？特權本身是不容“協商談判”的，否則特權就要被抑制，甚至被破除、消解。特權要麼巧取，也就是貪污；或者就乾脆豪奪了。統治階級也會需要壹些工商業為其享樂、受用。但這樣的工商業壹定是畸形的、依附、奴姓的工商業；而且這種工商業壹定會打擊健康、自由、自立的工商業。特權必然要求不正常暴利，這當然要靠傷害其它廠商和廣大消費者的利益來實現的。擁有特權者可以出爾反爾、朝令夕改，沒有誠信可言；因為他們獲利的手段是特權，他們不需要誠信。

　　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商業，可以增加社會的橫向聯繫，促進社會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從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機會，促進科學、技術、藝術的發展，而人民文化素質的普遍提高又必然導致對專制統治的否定與反叛。所以，中國歷代統治者不遣餘力地將其控制在搖籃狀態，以免危及專制權力。

　　譬如：公元前135年漢武帝對民營工商業連下重手，將鹽、鐵、酒等重要行業強行收歸官營，由官府對重要物資的運輸和貿易進行壟斷，對民營工商業徵收重稅。責令民營商人自報財產，陳報不實者，罰充軍壹年。民營工商業者被告發者，沒收財物壹半；告發者可獲得沒收財產壹半的獎賞，這使得“告緡”愈加不可收拾，中等以上的工商業者幾乎全部破產。朝廷下令逮捕的工商業者就有六、七萬人，上層官吏自己私自增加逮捕數量，達十多萬人，搞得“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受傷害的民營工商業者比對匈奴戰爭中被打敗的匈奴人還多。“文景之治”培育出來的繁榮的民營工商業，就此被毀滅。

　　專制主義社會壹定會產生嚴重的貧富分化。因為特權、腐敗壹定帶來暴利。這個暴利壹定是以損害其它人、其它方面的利益和整個社會的利益為代價的，完全沒有進步性和積極意義可言。這樣，除了造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嚴重社會問題外；也使得社會中間階層發育嚴重不良，在客觀上壹定會嚴重製約了工商業的發展空間，因為喪失了壹大群有足夠能力的消費者，缺少了必要的消費銜接層次。任何工商業都將舉步維艱：在滿足了很少的壹部分達官貴人和大富豪大地主後，進壹步擴大生產經營規模無法進行，因而資本積累的空間很小，積累進程十分緩慢，從而直接阻礙了技術進步和投資意願。

　　專制政權壹定會追求“有所為”、“大有所為”，因為對權力已經沒有了有效的規範和約束。獨裁者會無視“有所不為”的原則和要求，好大喜功。這種“有所為”定會給社會和人民帶來傷害和災難。

　　5）專制主義政治集中暴露了人性中惡的壹面：自私、野蠻、殘忍、不文明和非理性。專制主義在本質上是反人權、反人類、反宇宙、非理性、扭曲人性和玷污人的尊嚴的壹種體制、文化和行為模式，是壹種徹頭徹尾地犯罪。

　　專制主義以“強權就是真理”、“強力就是正義”為其根本的行為原則和罪惡的精神支柱，以“國家”和“法制”的力量公然破壞壹切文明與進步，助長了最原始的野蠻與殘暴，使人類社會賴以維繫和發展的自由、平等、博愛、正義、良心、人性尊嚴等等基本價值倍受摧殘、分崩離析乃至喪失殆盡，專制主義將人置於獸性的擺布之中。

　　專制主義嚴重毒化了人民的心靈，阻礙了人民自身的改善。在專制主義高壓政策和愚民政策之下 ，廣大人民無時不刻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邪惡、黑暗、貧窮、骯髒、非人道、不體面以及人人自危的惡劣環境，加之剝削、壓迫、疾病和戰亂，致使他們形容枯藁、性格扭曲、心理變態、精神抑鬱、身心倍受摧殘。

　　專制主義的制度

　　1．任命制

　　現代法治國家採用民主選舉制為主、任命制為輔的選拔制度，那種不以民主為基礎的任命制只能通向人治的羊腸小道，必然帶來官壓迫民的官僚主義。

　　十月革命後列寧從儘快接管地方政權考慮，不得不採取幹部委任制，而斯大林卻把委任製作為任用幹部的惟壹方式。這種自上而下的任命制產生的幹部只對上負責，不用對下負責；只怕領導批評，不怕群眾反對。

　　勃列日涅夫通過拉幫結派，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把赫魯曉夫趕下台，然後“黃袍加身”的。如同宋朝趙匡胤那樣，登基之後最掛在心頭的，就是憂慮部下會不會再搞壹次“陳橋兵變”。怎麼辦？那就是千方百計地拉攏腐蝕部下，不惜坑害民眾。

　　最主要的手段有兩種，壹是大搞任命制，讓官員感恩於自己；二是大力提高其物質待遇，“有恆產者則有恆心”。勃列日涅夫就是這樣，他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穩定”幹部上，先通過頒布壹系列條例、規定，使官僚階層享有種種經濟特權，把他們的特殊利益規範化、制度化，使他們感恩戴德，成為勃列日涅夫的“鐵杆保皇派”。同時，勃氏還儘量提拔壹些親信，目的主要是為了防止別人再用當年趕赫魯曉夫下台的辦法來對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幹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這樣“愛護幹部”的領袖在台上，以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上下之間便形成了“壹榮俱榮、壹損俱損”、與人民群眾絕緣的利益共同體。

　　由任命制形成的這種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階層當時已有50萬至70萬人，加上家屬，約占全蘇總人口的1.5%。必然拼死抵抗反腐敗浪潮。例如，烏茲別克老百姓給蘇共中央寫了大量的信，反映種種營私舞弊和違法亂紀問題。這些信都轉到了烏茲別克共和國黨委會，要求進行調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壹律，或者說是查無實據，或是說已作了處理。然而，人們還是不斷地往莫斯科寫信，反映他們遭到了打擊報復。1980年至1983年短短四年間，蘇共中央就收到來自烏茲別克的這種信件幾萬封。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後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以烏黨中央第壹書記拉希多夫為首的特大貪污受賄集團，在莫斯科的主要庇護者之壹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內務部第壹副部長丘爾巴諾夫（轉引自黃葦釘《蘇共亡黨十年祭》壹文，載於《南方周末》2001年8月16日）。

　　陳泱潮先生在其名著《特權論》說：“任命制歷來是專制統治者用以維持其官僚軍事機器的通靈寶玉。壹方面是當權的官員若不安置壹群宵小，把壹部分權力分給他們，就不可能篡奪非法的權力；另壹方面，企圖升官發財的鑽營利祿者同意戴上枷鎖為的是反轉來能把枷鎖套在別人身上。由於權力的腐蝕性，任命制總是有利於剝削者壓迫者結黨營私、藏垢納污、搞專制恐怖。”排斥民主選舉制的任命制還必然帶來跑官、買官現象，因為妳有權力任命他，他當然來向妳行賄、聯絡感情。如果白費錢財、未達到目的，壹怒之下就會“殺官”。

　　共產黨任用和提拔幹部，雖然公開講要“任人唯賢”，但實際上的任用的是“三種人”；這就是“用親人”（指子女、親屬）、“重親信”（即唯命是從、能無條件貫徹上級意圖的吹牛拍馬者）、“唯黨員”（自“反右”運動後科長以上的幹部基本上都是中共黨員）。那些善於政治投機、媚上壓下的幹部總是被壹再提拔重用，而對現行政策的批評卻被百般壓制。由那樣的庸才主持業務，其後果可想而知。

　　2．集權制

　　《春秋公羊傳》認為周天子應做到“六合同風，九州島共貫”。只有秦始皇才在事實上做到，以後就成為定製。自秦以後，地方行政長官都由中央派出，以下層層節制，最高權力集中在“執長策以御天下”的皇帝壹身。這種政治，是由君主個人全權占有和控制整個國家機器，其統轄範圍內的任何人物對君主都是絕對隸屬和臣服的關係。

　　中央集權——指權力集中到中央，中央說了算。而中央==中心==核心，所以“要團結在XXX為核心的周圍”，可見，中央集權總是表現為個人集權、獨裁。中國壹直如此，到現在都沒有變。不過以前的中央稱朝廷，朝廷是皇帝的辦公機構；現在沒有皇帝了，總書記的權力仍然相當於皇帝的權力。集權政治的權力核心就是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災難。秦二世而亡就是證明。郡縣制即早期的中央集權制的形式。

　　中央集權與君主個人集權相輔相成，中央集權是君主專制的前提和基礎，君主專制是中央集權的必然產物。其目的都是要從政治制度上保證君主的絕對權威。

　　派遣鄭和遠航西洋的永樂皇帝朱棣聲稱：“朕君臨天下，撫治華夷，壹視同仁，無間彼此。”顯然，在朱棣看來，他統治的地域與人群在理念層面應涵蓋整個世界。這種觀念在《詩經》中經典性地表達出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尚書》、《周禮》等古代典籍中，詳細地刻畫了理想的世界政治秩序是：天子居中，統御八荒，其親轄的方圓千里之地，稱為“王畿”，其餘的臣民，根據與天子關係的親疏以及所盡義務的不同，圍繞天子排列成壹個個相距五百里的同心圓，分別被稱為“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等等。天朝的統治者們根據繳賦、應役與朝貢情況，對複雜的同心圓層級結構進行了簡化，將天下分為“化內”、“羈縻”、“土司”、“外國”等。但不管“中國”還是“外國”，都沐浴在天子的光輝普照之下。這就是中國的大壹統思想。

　　在“天下壹統”的觀念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且“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子”逐鹿中原，追求的便是壹個“大壹統”的“天下”。萬壹“天下”“統”不起來，便要爭個“正統”的地位，宣稱自己的政權才是“正統”，其它都是亂臣賊子，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這種大壹統的正統論，是古代專制王朝的產物。

　　大壹統的集權政治，會創造戰爭與內亂。發動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實行集權政治的德國和日本，因為戰爭需要權力集中。以武力建立大壹統政權，必然會創造出類似劉邦、項羽、毛之類的草莽梟雄。中國苗人養蠱，他們將壹群不同種類的毒蟲，放在瓦罐之中，不提供任何食物，讓這些毒蟲互相吞噬對方，最後存活的那隻毒蟲，就是所謂的蠱。這隻蠱，就是中國曆年改朝換代時，取得政權的統治者。

　　對帝王而言，統治的疆域越大，意味著他剝削的貢賦就越多。只有主子才需要統壹以滿足更大的控制欲和支配慾。最早把“國家統壹”這種次價值偷換為最高價值的是帝王及其謀士。大壹統的皇權制度認為：無限江山都是皇帝之私產，億萬臣民都是皇帝之奴僕。統治者居住環境與生活質量，遠遠高於各地區的人民；這些城市優渥的生存條件，都是剝削大多數農民與貧困人民的結果。

　　皇帝壹人之時間、精力有限；天下之事無窮，以有限對無窮，累死也辦不好，何況他們常常不上朝理政。許多時候，都是皇帝大權旁落，小人得志。因此，皇帝制度又是孳生小人的溫床，會創造壹批奸邪、權術、狡詐的人。

　　愛因斯坦在1930年《我的世界觀》中說：“強迫的專制制度很快就會腐化墮落。因為暴力所招引來的總是壹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總是由無賴來繼承，這是壹條千古不易的規律”。“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讓每壹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是使“邪教”斷子絕孫的絕招。

　　大壹統的集權政治，必須用最殘酷的手段來鎮壓異己與反對言論，採取各種武力鎮壓與文字獄的方式，才能夠有效建立。中國古代鎮壓異己與言論的方法，主要採行各種刑法、連坐法、誅九族罪、文字獄等；這些殘酷的方法，堪稱人類之最。民主思想根本沒有產生的空間。直到現在，“父母官”三個字，還掛在人們嘴上，壓在人們心頭。“親民之官”固然也有好人，但往往是更加專橫、更加殘暴，到今日而尤甚。

　　大壹統的集權政治，會摧毀地方人民的自治與自主意識。為了成全這種“統壹觀”與“正統論”，犧牲了多少地區的獨特創造性，斷送了多少人民的幸福安定，也埋沒了多少個人的聰明才智！歷史上凡是出現列國並立的局面，即使人民生活安定繁榮，也不被視為正常；而即使生民塗炭、生活水準下降，只要能使天下歸於“壹統”，便被視為理所當然。

　　像四川，歷史上曾經出現數次獨立政權，生活水平不差，被“統壹”之後（例如被趙匡胤的宋帝國併吞），不久就發生農民被剝削而爆發的農民革命；再試看五代十國的大閩國，前後約53年，在福建地區之開發，尤其是海外交通與貿易的重大轉變，具有重大的意義。

　　在集權制政治下，不會有真正的地方建設。這些地方官員，不會真正關心地方人民的權益與建設，他們真正關心的是如何討好或賄賂上級官員以便升官能發大財。為了表面上的政績，他們會搞壹些虛假的形象工程，以滿足“合理提拔”的基本要求。

　　大壹統的集權政治，大都採行“流官制”。皇帝所任用的各地官員，並沒有個人的自主意志，他們只是皇帝的爪牙與工具。這些流官，是受朝廷所任命的官員，因此他必須聽從朝廷的號令，有效監督地方人民，並且儘量設法鞏固朝廷的統治地位。

　　中國的政治傳統中沒有自治的概念，信奉的是壹元化領導，領袖人物的乾綱獨斷。1949後，國家權力的集中達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峰。黨領導壹切，黨管大事；“集中力量大”，錯誤也大。三權分立的情況下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如果不分權不制衡，神仙也會犯錯誤。

　　大壹統的集權政治，會導致各種貪污腐敗。例如，過年過節，下級官員必須對提拔他的長官，敬獻孝禮；不僅如此，下級官員也必須對提拔他的長官，經常做出各種回報的行為，如將在地方任官時所搜刮的資源，經常奉獻給他的長官。這就是中國所有地方集體腐敗、地方集體貪污、豆腐渣工程、國有資產流失與銀行貪污的發生原因。同時造成社會各種嚴重的問題。例如，人心渙散、道德墮落、不公不義、資源分配不公、貧富懸殊、假大空、坑蒙拐騙、誠信破產、等問題；社會必然會走向文化倒退與人民普遍愚、貧、弱的情形。

　　大壹統的集權政治，使中國人陷入“大壹統”崇拜。國人推崇統壹，甚至統壹壓倒了生命尊嚴，陷入了野蠻而不自知。譬如：因蒙古、滿清建立過地域廣大的國家就有意的隱瞞蒙古滿清血腥大屠殺的事實並塗脂抹粉，從而走向了野蠻的暴力崇拜。

　　中國的商周時期的分封制是種原始的分封制度，與西方中世紀的分封制有很大的區別。中國的分封制趨向於集權，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西方的分封制趨向於民主自治，因為他們有宗教、有自由城市、有議會。

　　西方的分封制，中央與地方權力劃分得較清楚，由此可以抵制國王的橫徵暴斂，與國王的談判機構就是國會。在英國經過反覆較量，國家權力集中到議會手裡，形成了民主制度。

　　中國的分封制無法轉化為民主自治的聯邦制，在於古代中國人壹開始就走上了壹條錯誤的道路，就好比非洲人、美洲人只能停滯在原始社會壹樣，中國人永遠停滯在專制獨裁的泥坑裡，到現在都是老樣子，不過換了新名詞而已。

　　民主聯邦——權力來自於基層、來自於人民的周期性授權。聯邦政府與地方權力分得很清楚，地方是獨立自主的，不必聽中央；中央領導人無權任命撤換地方領導人，中央與地方出現矛盾衝突由最高法院裁決，全國服從憲法和最高法院。這就形成了法律是最高權威的觀念，美國瑞士是典型。只有在權力受控的情況下，公民才是幸福安全的。

　　分封制與聯邦制的區別：聯邦的權力來自於基層、來自於人民；分封制的權力來自於上層即國王早期的分封。壹旦分出去，國王不能隨意反悔。好比大家庭分成小家庭後，再往來就要算經濟帳，不能隨便侵犯小家庭的利益。分封制的好處是限制削弱了國王的權力。

　　歐洲之所以領跑全人類，沒有形成中央集權是主要因素。中央集權，無疑是歷史道路上壹個沒有出路的死胡同。正如美國麥迪遜總統所說：“所有的權力置於同壹人手中，不論是壹個人，少數人或許多人，不論是世襲的，自己任命的或選舉的，可公正地斷定是暴政。”

　　分封制優於中央集權郡縣制，原因如下：

　　1）分封制比集權制容易分散風險。分封使壹國變成數國，壹王變成數王，腐化滅亡的危險有所降低。例如，隋煬帝壹君暴而天下反；如果是分封制，頂多像周幽王被殺，但各諸侯國沒事兒，不會天下大亂導致全國性農民起義，這種分散權力風險的辦法或許正是為什麼夏商周可以各延續8百多年的原因！

　　2）秦代儒生方士等攻擊郡縣制。事實上，郡縣制與分封制相比，並不是歷史的進步。

　　試想，壹個將子子孫孫世襲下去的公爵更注重自己領地的長遠發展，還是壹個三年後就要調任的太守更注重自己轄區的長遠發展？誰更會不顧人民死活地竭澤而漁、殺雞取蛋，像過境的強盜那樣大掠三天后揚長而去？郡縣制有利於大壹統，大壹統對人民有多少好處？

　　郡縣集權制毛病很清楚，剝削壓迫更重。“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據說現在的貪官轉移出去的錢是晚清對外賠款的上百倍。分封制倒可輕徭薄賦。領主直接治其轄地，對領土的征斂就會考慮到長期利益最大化從而保持在相對合理的範圍內。例子：馮獾客孟嘗君故事，馮獾說孟嘗君不重視他，彈劍歌曰要吃肉、要車馬；條件滿足後，要他辦事情；他卻把孟嘗君封地的債券當眾燒毀了。後來孟嘗君被趕回封地，人民夾道歡迎他。

　　用壹個比喻：某村的選民寧願讓腐敗官員繼續當政，他們的邏輯是：腐敗官員是肥豬，新選上的官員是瘦豬，瘦豬比肥豬更貪，肥豬的貪心要小。肥豬=分封制；瘦豬=郡縣集權制。

　　3）分封的第三個好處，就是給了農民以選擇的機會，如果妳在這裡過不下去的，可以逃到其它領主的領土上去，對於領主來說，從事生產的農民是他的財富，對待這樣的人，孔夫子在春秋天下分裂說了壹句話“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而中國壹旦統壹了，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文德修不修都跑不掉，也就無所謂來之，當然更無所謂安之了，那還有誰修么子文德啊？

　　因為西方國家是分裂的，領主的武裝是君主與領主契約要件的壹部分，主要是對外的，且領主之間互相窺伺，這就削弱了領主武裝實際上可用於鎮壓農民造反的力量。領主是相對較弱的，在武力無法壓倒領民的情況下，領主對領民就要相對讓步，所以，為領主提供稅款的商人和農民的地位就相對於中國要高，事實上就是用經濟換到了權利。在尼德蘭地區甚至出現了城市自治和區域自治，這相當於領主將領土的治權“賣”給市民階級和資產階級。

　　4）有利於不同方式的探索。中央集權下，治國的方式是單壹的，這就決定了嘗試他種管理方法的可能性小；分封制保證地方的獨立性，從而使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變革成為可能。

　　日本19世紀都有分封制，中國沒有。在分封制度下，權力分散並受到有力的制約。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間有矛盾，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間有矛盾，而且哪壹方的舉措不對，其它方面有力量制約和糾正，不是壹權獨大。這為明治維新的成功提供了基層的活力。

　　5）分封制間接促進了自由。思想文化的發展在於自由，壹旦到了大壹統的中央集權制下，不同言論都被封殺。秦實行了郡縣制，使東亞大陸變成了鐵籠壹個，文化日益衰落！

　　元朝中央集權制又向集中的程度發展到行省制度，更加黑暗。蒙古人在漢人區當甲長，不僅有初夜權，還有濫交權，看中的女人就可玩；而且連切菜的刀子也歸蒙古保長管理。

　　蒙古人在俄羅斯沒有實行中央集權制度，當時莫斯科公國呈服於蒙古人統治，蒙古人在俄羅斯搞的是分封制或附屬國制度。由於漢人受壓迫比俄羅斯人重，所以漢人起義推翻了元朝，後起的明朝也很黑暗。俄羅斯人受了240年蒙古統治後推翻了蒙古，以後慢慢地侵占到外蒙古和中國的東北。受分封制統治的俄羅斯人比中央集權制下的中國人，確實更有活力。

　　福澤指出中國在秦始皇統壹之前思維活躍，充滿自由精神和多元表達。但是，大壹統之後中國的專制制度使得政權與意識形態的闡釋權集中於壹體，形成了壹種事實上的單壹的神權統治。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五四的文化干將也絕不可能大肆攻擊孔家店。

　　在日本，政治權力和神權並沒有結合在壹起，掌握政權的幕府將軍並不象中國皇帝壹樣代表道德的最高典範，不需要人們在精神上頂禮膜拜。在分離的軍政權力和天皇的神學權力的相互制衡中，日本人自然生發出理性和自由精神，日本人在政治思想領域原本比中國人來的豐富活潑，因而也比中國人更易於接受西方文明。

　　3.終身制和世襲制

　　專制國家的皇帝任職都是終身制，死而後已；傳位的世襲制度被稱為“宗法制度”，即“傳嫡不傳庶，傳長不傳賢”。這種世襲制導致社會在僵死中崩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國史上第壹個中央集權制的國家。“秦始皇”的意思是開天闢地第壹個皇帝，他的繼承人就叫秦二世，他希望他所建立的國家和制度萬代永存。最高權力的繼承人由前壹獨裁者指定，每代獨裁者之間有嚴格的輩分關係，即所謂“代”。

　　用這種標準來衡量，中國今天的政治制度至少在最高權力的繼承上還處於壹個離秦始皇並不遙遠的時代。我們生活在壹個叫中共的王朝之下，這個王朝的姓氏是黨。雖然中共將它建立的國家標榜為“新中國”；實質上，“新中國”仍是壹個傳統專制社會。

　　現代專制是壹黨專權的黨天下。“黨天下”是由壹個意識形態集團創建的，黨的領袖既是意識形態的創立者或權威詮釋人，同時又是槍桿子的最高指揮者。這種體制迫使每壹代接班人將自己打扮為聖人和理論大師，同時又要求他建立壹支效忠個人的軍隊，這雙重任務的極高難度註定了最高領袖的終身制或垂簾聽政式的變相終身制。

　　中國的憲法就未限制中國軍委主席任期屆數，這就是終身制。官員屆滿如不能升遷，往往轉到其它部門同級職位上。如：市委書記屆滿，可調市人大另就，屆滿還可調市政協任職。可謂具體職位有期限，官位換坐無期限。這是變相的終身制。

　　現代專制實行指定接班人制度，只在統治機構內部輪迴，就像低等動物的無性繁殖，沒有雜交優勢。當權者不會指定比自己高明的接班人，所以總是武大郎開店，壹代不如壹代，逐級矮化。中共的接班人制度是君主世襲的翻版，和現代政治制度格格不入，是對人人生而平等這個普世觀念的公然蔑視。中共在小圈子裡私相授受國家權力是壹個國家的恥辱。誰接受這種私下饋贈的權力，誰就是竊國大盜，就是全民公敵。

　　“接班”制度還在全社會推廣。父親退休了，他的工作職位便可以由他的兒子接替，就是父親未退休，他的兒子、女兒也可因是直系親屬受照顧進入本單位工作。父親是鐵路工人，兒子就是鐵路工人；父親是警察，兒子就是警察；父親是演員，兒子就是演員……農民的兒子還是農民，工人的兒子還是工人，幹部的兒子還是幹部。所謂“新中國”其實與“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工之子恆為工，商之子恆為商”的周代中國並無多少差別。

　　傳統世襲制是父業子繼，這種世襲方式目前在中國官場已基本不存在；但壹種新的世襲模式已形成。即：各級各部門掌權者相互關照，妳幫我親友升官，我幫妳親友發達，雖未直承其職，也在別處得到壹定的權位。權貴們將國家權力資源在親友間進行互利的共同分配，變家庭直接對位世襲為親緣曲線換位世襲，形成了特權階層的體內權力共繼模式。這種傾向越往上層越嚴重，高乾子女占據諸多高位，就是這種互相提攜的結果。中下層官位也被盤根錯節的親緣關係網瓜分不少。這樣，中國的公共權力就成了特權階層的共享資源，被該階層壟斷，在該階層內部私相授受。這壹種隱蔽的世襲制，與傳統世襲制相比，更不負責任和更加貪婪，因而具有更大的社會危害。

　　在靠“隱形世襲”獲得權力的人眼中，他們手中的權力並不是人民給的，而是父輩或其它有權人所賜。於是，他們掌握權力後，並不是“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而是視權力如同私器和家產，把權力當作謀取家族或小集團利益的工具。他們的子弟以及子弟的子弟掌握權力後也如法炮製，國家從而陷入家族政治或朋黨政治的惡性循環。

　　鄧小平家族有四方集團，江澤民家族有上海聯和、網通等公司，王震家族有中信集團，榮毅仁家族有中信泰富等等。

　　李鵬和高嚴相識於東北，李鵬做副總理、總理時提拔高嚴做吉林省長、雲南省委書記，李鵬在卸任總理以前的1997年，趕緊將這個中央委員、省委書記拉到北京來，先做電力部的副部長（降級壹年、親信才能這樣屈就），98年電力部轉公司後，高嚴就當國家電力公司總經理了，儼然大資本家。高嚴腐敗多年而不倒，就是因為抱緊了李鵬的大腿。2002年7月高嚴讓情婦楊珊幫助他轉移財產，僅被查出轉移、藏匿的港幣、美元等就折合人民幣500多萬元。高嚴在中紀委調查組進駐國電公司壹個星期後於2002年9月成功逃亡境外。北京官場認為是李家安排他出逃以自保。2004年6月23日，審計署報告指出，原國電公司國有資產流失45億元，其中因違反決策程序或擅自決策造成損失或潛在損失32.8億元。

　　1993年北京長城機電公司十餘億元非法集資案轟動全國，公司創辦人沉大富被捕，還牽出國家科委副主任李時效（被控受賄於長城公司），兩人雙雙判刑。但長城公司的董事長朱琳，及長城公司開幕時去剪彩的李鵬均毫髮未傷。1997年成克傑案曝光，查案時發現成克傑曾贈送朱琳六粒名貴鑽石。次年夏天朱熔基在廣東主持反走私會時，有人提到朱琳曾打電話提走壹筆扣押在廣東海關的走私貨物。

　　李小鵬，1959年生，考不上正規大學，就進了華北電業系統的中專改大專的華北電力學校（後改“學院”），82年畢業。1999年審計署破天荒地公布國務院53個部門財政違規報告稱：李小鵬的華能國際（隸屬於水電部）挪用南水北調工程費約65百萬元。李小鵬立刻遠走美國避風，躲在紐約長島的自置豪宅好長壹段時間，直到風聲平息才回國。

　　李鵬的女兒李小琳1961年出生，考不上大學，進了電視大學（這個學歷，她是不列出來的），再想辦法進了清華大學，算是1989年清華電力系的碩士。李小琳是中國電力國際董事會副主席兼總裁。他們借在境外上市大舉圈錢。

　　李鵬次子李小勇1980年代已開始利用武警特權倒賣和走私軍火。據悉他任董事長及總經理的安亞技術公司和海南安義公司走私軍火所涉及的金額最少1千萬元人民幣。1998年李小勇與曹予飛因分賬問題鬧翻，李小勇將新國大的所有設備和現金搬走，11億元賬面戶頭提取壹空，並出動武警綁架曹予飛。結果曹予飛被判死刑而滅口。但5840戶、2萬多人不服，指曹是替死鬼，不斷上訪請願，公開喊口號“李鵬為子還債”。就在受害者哭訴無門時，當事人李小勇已化名朱峰與他的妻子葉小燕（葉挺將軍孫女）及兩人的獨女移民新加坡，過著住豪宅、吃燕窩鮑魚的神仙生活。李小勇夫婦在新加坡與香港有多幢豪宅。新加坡豪宅以約280萬港元購得，在灣仔會景閣和陽明山莊的兩套豪宅花了3千4百萬港元。

　　朱鎔基家族有中金公司，朱雲來——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總裁、董事（朱鎔基之子）， 朱燕來——中國銀行（香港）發展規劃部總經理（朱鎔基之女）。

　　溫雲松——北京Unihub公司總裁（溫家寶之子），獲贈平安保險股票，價值超過七十億元。徐 明——大連實德集團總裁，30多歲就有20多億資產，2003中國百富榜第15名，福布斯第12名。妻子溫如春為溫家寶之女，他是溫家寶之婿。

　　回良玉的女兒嫁給了江的兒子。回在安徽任職期間的批條有37單，造成壞賬46億元；他在江蘇任省委書記的3年多時間，批條115單，造成壞賬242億元。江蘇省委、省政府有近二十個小金庫，都是匿名記帳號，金額高達8億2千多萬元。江蘇省委辦公廳就有3個小金庫，這三個之中的壹個是回良玉本人以他家鄉的縣名“榆樹”為匿名開的帳號，金額達3千萬元。江蘇省國土稅收被挪用、侵吞，在太湖興建了壹百二十五幢豪華別墅，耗資三億三千多萬元。2000年，回良玉在蘇州太湖興建歐陸式別墅，還為政治局委員、常委每人留置壹套，以象徵性的五千元賣給他們。回良玉主政江蘇三年中的首長工程，就耗資150多億元。這個只有中專學歷的回良玉，還附庸風雅，經他手題詞的地方，就有二百多處。

　　王懷忠就交待了向回良玉行賄300多萬元，回良玉在收了王的其錢後，積極為其升遷講話，最終使王當上了副省長。安徽省政法委原書記在銅陵當書記時，也向回良玉大量行賄，據其主動交待有百萬之多。

　　俞正聲是毛澤東的狗老婆江青的前夫黃敬的私生子，母親范瑾是原北京市副市長；妻子張志凱是原副總理、國防部長張愛萍大將之女；後借著江青的餘光，結交了鄧小平的兒子鄧朴方作為自己的死黨，攀上了鄧家。先是出任鄧朴方的官倒公司康華公司的總經理，89年被整頓後，鄧家派他到青島市當市長，他弟弟俞強生叛逃美國，他的官運沒有受影響，鄧朴方讓他回到北京當了國家建設部長。俞在青島時對內壓制和剝奪老百姓，然後把土地送給李鵬和鄧小平家族。俞指使武漢東西湖區原黨委書記彭民泉從吳家山開發區農民那兒強徵地3萬畝，每畝給5千元都不到。俞指使彭民泉送幾千畝給鄧小平兒子鄧質方、李鵬兒子李小鵬，用來蓋豪華別墅，俞正聲和彭民泉以此向李鵬和鄧家表“孝心”。於是，俞正聲在16大成了政治局委員，內定為17大做第五代領導集體的接班人。

　　彭民泉把土地轉手倒賣給外商，每畝以50萬到100萬的價格出手，彭壹下就完成了最快的原始積累。俞把彭民泉提拔為武漢市委常委、武漢捲菸廠廠長，下令把湖北其它煙廠都合併到武漢捲菸廠，把這個湖北第壹利稅大戶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作為俞的政治小金庫。彭從壹個差點被雙規的貪官上升為誰也不怕的“湖北老大”，成天生活在美女圍圈的酒池肉林中，壹年2/3的時間在國外自己買的別墅、遊艇里享受，揚言已睡遍全球美女。那些被奪走土地的農民，至今還在各政府機關和媒體上到處告他。

　　中國專制主義的特點

　　1．災禍頻繁

　　中國的災荒、饑荒發生之頻繁、為害之大為世界之最。

　　自西周至清末約3000年間，共發生大災荒5168次，平均每年1.723次。

　　中國歷史上僅有記載的地震就有8137次，其中1004次為6級以上的破壞性地震。從1303年至今，發生8級以上強震17次。《宋史.仁宗本紀》載“地震，吏民壓死32306人”。1556年1月23日陝西華縣的大地震造成83萬餘人的死亡，居世界震災史上死亡人數之首。從1501年到1900年的499年中，發生有害地震419次。在全球死亡人數大於5萬人的17次大地震，有7次發生在中國，其中死亡人數大於20萬人的4次大地震全在中國；全球7級以上的陸源地震，有30%發生在中國。據統計中國平均每年因地震死亡2000-3000人。

　　根據《洪荒啟示錄》壹書提供的統計字，黃河2000年來中下游決口泛濫1593次，大的改道26次。1876年至1879年晉、冀、魯、豫壹次大旱災就餓死1300萬人。1920年黃海流域發生了著名的大旱災，約2000萬災民在飢餓中號啕；1942年至1943年的旱災僅河南壹省就餓死300萬人。1950年至1980年僅水災平均每年經濟損失150-200億元。

　　長江1931-1949年成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14萬人，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飢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中華民國38年間餓死的人數達2億。1954年長江流域的水災導致2萬人死亡；毛統治的27年餓死的人達1.2億。

　　饑荒的根源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人禍。官府的橫徵暴斂、賦役之繁重；人口劇增後盲目開墾土地，導致水土的破壞；官僚劣政的延誤、人工治理的廢弛；好大喜功，急躁冒進，虛報浮誇，災情信息不通；農業技術的停滯、農民缺乏防災抗災的能力；戰爭造成饑荒，饑荒導致暴動，陷入惡性循環，如此等等，皆是饑荒的主要原因。

　　黑格爾稱中國為“災荒之國”，亞當.斯密則認為中國下層階級的生活狀況，比歐洲的乞丐還要悲慘。大多數中國人，幾千年來就是在半飢餓中綿延生息過來的，能吃飽飯的“盛世”少於易子而食、析骨為爨的災荒歲月。天災人禍迫使饑民揭竿而起，掀起壹場又壹場的饑民暴動或曰農民起義。中國於是成為農民起義的王國。農民起義的規模之大，舉世無匹。

　　2．東方專制主義

　　魏特夫原籍德國，猶太人，早年曾是狂熱的共產主義信徒，加入了德國共產黨，並成為德共的中央委員，在共產國際幹過。1933年魏特夫被納粹關進集中營，放出後就移民美國。1935年，魏特夫到中國收集資料兩年，回到美國後開始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性質。

　　他認為像中國這樣的東方社會，社會生產方式是壹直停留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水平上。亞細亞生產方式也叫“東方專制主義”，就是說，中國從周朝開始到20世紀為止，並沒有經歷過所謂的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主義，而壹直是以東方專制主義為特徵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這種東方專制主義社會的特徵有以下幾點：

　　1）這是壹種“水利社會”（Hydraulic Society）, 就是說中國的水利工程十分艱巨，所以必須要有勞動力、生產資料、科學技術和管理體系的高度集中才能完成這些水利工程。

　　2）這種高度的集中，造成政治權力的集中和專制，所以中國社會壹直就是專制社會。

　　3）正是這種君主專制，造成生產資料如土地、江河等等完全歸皇帝所有，真正的土地私有沒有出現，東方社會的政府對國家的經濟實行壟斷。

　　4）東方社會只有皇帝控制下的貴族，並沒有相對獨立的貴族階級；中國近2000年來根本沒有貴族，只有當官的世家。皇族壹旦離開了皇權，就會“五世而斬”。 中國只在先秦時期有封建，秦漢後就沒了。中國的皇帝是權力和真理的化身。封建壹詞是共產黨強加給中國人的。共產黨為了奪權，就編出了人類社會是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順序。

　　5）東方社會沒有法律，專制君主意志就是法律。

　　6）東方社會的專制特點具有十分強烈的穩固性。

　　魏特夫所描述的東方專制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正是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他的最終結論是，像蘇聯和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制度，只不過是古老的東方專制主義的翻版。

　　文化相對主義者拒絕承認“東方專制主義”，這些人主要是弱勢民族的官方學者或西方學院裡的有色人種的學者，他們否定基本人性的普遍壹致，以完全主觀的“族性”取代人性。波普爾把文化相對主義看作是非理性主義的現代變種。

　　2．中國專制主義的特點

　　秦以後的中國社會成了“集權專制主義”，其特點有：

　　1）整個國家是個高度集權的統壹大帝國，權力都集中在最高統治者──皇帝手裡，其地位是終身、世襲的；重大決策過程是家長制、壹言堂。皇帝剝奪地方事權，官吏自帝出。

　　中國君主集權加強表現為相權的削弱。秦漢的三公制度，是以丞相為首，百官隸屬於皇帝，協助皇帝處理政務；隋唐的三省體制，則把相權壹分為三，體現皇權的加強；明太祖廢中書省，罷丞相不設。永樂朝創設內閣，至清朝又設軍機處，這壹變化反映皇權已達頂峰。

　　2）財政上“利出壹孔”，即財源由中央壟斷。通過捐稅和地租極力掠奪人民的財產和所得，而且通過強制手段(如徭役等)，剝奪和或限制人民的經濟和政治權力。為達到對全國財權的控制，歷代封建王朝採取多種措施，壹方面將農民固著在土地上，以保證農業稅收的來源。另壹方面加強對鹽、鐵、銅、錢幣等重要資財的管理。如漢武帝時的鹽鐵專賣。

　　3）意識形態領域，實行愚民政策和“別黑白而定壹”的文化專制主義，鉗制思想、控制輿論，大興文字獄。在全社會推行對皇帝的個人崇拜。

　　4）皇帝至高無上，永遠正確，金口玉言，其命令就是法律，法由帝頒，不受任何制衡；法律主要是刑罰的手段，缺少保護人民權益的功能。

　　5）等級森嚴的官僚體制以及與等級制相聯繫的種種特權。

　　6）軍事上，“強幹弱枝”，中央宏觀調配全國軍隊，皇帝總攬兵權3．中國專制主義全球第壹

　　1）極端狹隘的繼承制度

　　殷以前的繼承制度無嫡庶之制。黃帝之崩，其二子昌意、玄囂之後，代有天下。自成湯至於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繼兄者凡十四帝；其以子繼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為弟之子。也就是說，在遠古時代，兄弟間在權利上是大致平等的。

　　公元9世紀，查理曼大帝死前把他的帝國平分給2個兒子，後來壹個兒子病死了，分開的兩國又合二為壹；其後，查理曼大帝的國家被其3個孫子通過條約而瓜分，從而奠定了現代法國、意大利、德國的雛形。這個事例說明西方兄弟間的平等關係在中世紀存在著。

　　或曰：西方人壹夫壹妻，兄弟少，可以瓜分壹、二次；中國人多妻多子，沒有辦法平分，只能搞嫡庶等級制。譬如：周文王有100個兒子，明朝末年皇子王孫達幾十萬人，怎麼平分？

　　為維護宗法統治，周公確立了嫡長子繼承制。嫡長子在繼承方面有著特殊的地位，兄弟間的平等關係被徹底消除。嫡長子繼承的原則是：立男不立女、立嫡不立庶、立長不立幼。

　　首先，嫡長子制排斥庶子(側室妻妾所生之子)的繼承權利，“立嫡以貴不以長”，宗法的繼承原則是嫡嫡相承，如周制：大子死立嫡孫，嫡孫死，立嫡曾孫，向下皆然。

　　其次，嫡長子制還排斥其餘嫡子的繼承權利，“立嫡以長不以賢”；以先天的出生定序擯棄後天的人為選擇，迫使在選賢制下有機會者心無異想而安其分守其責，從而認命。

　　中西君主制度都實行世襲制度，古羅馬的皇位壹般是在有能力的人中選好繼承者後，皇帝收其為養子，以此名義傳位於後者，很少傳給親子的。

　　中國卻採取了“以貴”、“以長”而“不以賢”的方式來選擇君主，把具有繼承資格的人數限制在壹個人身上，無法顧及對君主在才智德方面的要求，必然造成愚昧君主的統治。

　　儒家強調血統穩定論，主張嫡長子繼承制，導致了幼童、白痴不斷登位的事實，說明了儒家學說的蒼白無力。晉惠帝當政時發饑饉，惠帝卻說：“百姓沒米吃，為什麼不吃肉呢？”左右都掩口失笑。他聽到蝦蟆的叫聲，便問左右：“蝦蟆亂鳴，為官呢？為私呢？”左右又笑不可抑。有壹人說：“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惠帝還壹再點頭。

　　嫡長繼承制是為了穩定，可嫡長制下的繼承人資格最終是根據生母的貴賤確定的，壹旦皇位繼承人的生母因失寵而動搖皇后地位，勢必危及太子的地位，引發流血事件。中國歷史上不知有多少因立嗣而引起的政治混亂，甚至暴力流血事件；並導致宦官、外戚與母后亂政。

　　中國統治者認為，嫡長子繼承是天下之大義，絕不得違背。為維護這壹制度，歷代王朝制定相關的法律，對以庶冒嫡、以次充長破壞嫡長子繼承制度者課以刑罰。

　　《唐律.戶婚》中規定：“諸立嫡違法者，徒壹年。即嫡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以長，不以長者亦如之（亦徒壹年）”。宋、元、明、清各律，亦有類似的規定。

　　嫡長子繼承制的絕對化，必然導致對人才的扼殺，極不利於家族的進步與發展。為了保護家族的利益，中國人有“傳子不傳女”、“傳媳不傳女”的規定，因為子、媳是自家人，女兒嫁出去是外人，所以親生女兒都不能了解家族的技術“機密”。這導致了許多藝術、技能沒落，而且阻礙了公司的制度化。華僑們擅長個體買賣，卻不擅長於集團聯合經營。華人企業不讓外姓的專業經理接管公司的經營，而是眼睜睜看著它分裂成幾個新的公司或全面解體。所以，中國沒有出現像洛克菲勒、福特、摩根這樣延續百年依然充滿活力的大企業。

　　日本養子制度非常發達。異姓的養子在改變了姓氏之後，就可以進入家庭、繼承家業。如果沒有管理家業的能力和良好的資質，即使親生兒子也可能被剝奪家業繼承權。例如支持孫中山鬧革命的宮崎滔天，兄弟姐妹壹大堆，但其父仍然選擇了壹個養子作為繼承人。

　　日本人重家而輕血緣的態度打破了家族血緣關係的封閉性，使人們可以依據品德和才能標準選擇家業繼承人，它不僅維護了家業的延續，使日本擁有百年以上甚或數百年歷史的企業或店鋪屢見不鮮，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

　　2）皇權無任何制約

　　斯巴達設有國王兩人，權力平等。平時只擁有宗教和司法上的權力，戰時由壹名國王任軍事統帥，指揮對外戰爭；兩個國王受到了廣泛的監督。還設有包括兩名國王在內的共30人的長老會議，除國王外其餘28名都由選舉產生的年過六十的貴族擔任，屬於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此外，還設有公民大會和監察官等。監察官，壹共5名，由貴族選舉產生，壹年壹任；他們權力很大，有權監督國王、長老和公民的壹切違法行為以及鎮壓奴隸的暴動。

　　在西歐君主制時期，至少從制度上還存著壹定的制約君權的組織形式，如英國的國會、法國的三級會議、俄國的貴族委員會，存在著壹定的合法反對的舞台，甚至由議會來選國王的；而中國的君權則沒有制度上的限制與約束。

　　中國從壹開始便是壹個君主，所謂“天無二日，國無二主”；中國的君主從來就是至高無上、唯我獨尊、壹人說了算，誰也不能約束和監督他。

　　皇帝是中國的土特產，與外國的emperor、king都不相同。古代中國宗教觀念淡薄，無法形成與君權分庭抗禮的教權。自有皇帝以來，君權惡性膨脹，人權民權無由產生，教權也成不了氣候，皇帝壹人君臨天下，任意妄為。

　　以中興儒學、傳承道統的韓愈在《原道》中說：“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壹個“誅”字，實在是夠鮮血淋淋、殺氣騰騰的。

　　孟德斯鳩說，西方的王權因有神權的制約而有所收斂，中國的皇權因沒有任何約束、尤其是沒有宗教的約束而異常兇殘。“專制中國的原則是恐怖”。在中國父親獲罪要連坐兒女妻室，這是出自專制狂暴的壹項法條。“這些兒女妻室不當罪人就已經夠不幸了；然而君主還要在自己與被告之間放進壹些哀求者來平息他的憤怒，來光耀他的裁判。”孟德斯鳩引用了傳教士杜的話說，“統治中國的就是棍子”！

　　中國人進衙門伸冤受到官府不問青紅皂白各打五十大板；皇帝動輒打死大臣，權力鬥爭殺人如麻；每次反抗都招致更為慘烈的打壓，車裂、腰斬、絞殺、活埋、打入十八層地獄……宮刑、纏足、下跪這三種滅絕人性的人間慘事竟然演繹成了壹種文化，在文化的表象背後是令人絕望的肉體恐怖和精神恐怖。

　　某博士曾把小白鼠分成甲、乙二組，然後電擊它們。甲組的小白老鼠受電擊後，立刻奔向另壹端的幾個小門逃走。乙組的小白鼠，在受電擊後，由於無門可逃，它們四處奔碰壁，直撞得精疲力盡甚至撞昏。在試驗若干次之後再做電擊，甲組小白鼠，照樣從小門逃走。可乙組的小白鼠，在接受電擊後，卻不再有任何反應，它們趴在地上，無奈的承受，不再掙扎。唯壹的盼望就是電擊早壹點停止，或不再電擊到自己的身上，而電擊到別只小白鼠身上。

　　中國的老百姓就是那無法逃跑的可憐小白鼠。西方的老百姓好逃跑，如古羅馬的平民反抗貴族的撤離運動就是逃到山上和海島上。魯迅唉聲嘆氣地說，別國的硬漢比中國多，因別國的淫刑不及中國的緣故。強權的棍棒和屠刀塑造了中國人膽小的奴隸性格。面對強權、面對壹切非法的強暴，中國人總是選擇屈服、選擇忍耐、選擇“打落牙齒和血吞”！

　　3）強幹弱枝的非人社會

　　趙匡胤把那些掌握重兵的大將和平解職；為穩住他們的心，不得不重加賞賜。賞賜後，又怕他們因財產太多糾集黨徒生出叛亂來。於是他想出了兩個絕妙的辦法：首先，他給這些大將們每人賞賜了壹塊土地，敕令他們修建豪華的府庭；每個大將都因修建府庭花去了數萬兩金銀。其次，在這些府庭竣工不久，即宣召這些退休大將入宮賜宴。大將們開懷暢飲，個個爛醉如泥。趙又宣召這些大將的長子入宮攙扶各自的父親回府，臨行時，對大將們的長子說：“剛才妳們的父親都答應各自向朝廷進獻十萬緡（壹緡為壹千錢），妳們都記下了”。當這些大將酒醒之後，長子把皇上的話向他們轉告，大將們也弄不清是否說過這話，誰也不敢去證實，只好獻上這筆巨款。經這麼兩次折騰，大將們的囊中所余也就有限了。

　　中國的專制社會只養壹條龍，那就是皇帝。他怕別人“取而代之”，便不惜壹切手段去摧殘和打擊個體的龍性，造就絕對服從、絕對聽話的應聲蟲。在造蟲的環境裡，別說成龍了，就是連個長蟲（蛇俗稱小龍）也養不出來。

　　中國的社會結構較類似螞蟻模式。螞蟻社會嚴格分工，工蟻的生殖功能被閹割。在蟻群社會裡兵蟻壹方面具有保衛和掠奪的功能；另壹方面出於對社群而非對於蟻后的忠誠，具有換掉不合格的蟻后，保證社群新陳代謝的功能。

　　儒教強調的是類似蟻后的領導者——皇帝至高無上的地位。中國的老百姓的確是蟻民，連奴隸都不如，他們只是工蟻。在儒教社會，皇帝首先考慮的是兵蟻更換蟻后的威脅，所以必須對有才幹的武將除之而後快，以便從源頭上杜絕社群的糾偏行為。岳飛要迎二聖還朝，于謙在土木堡之變果斷棄掉英宗，就是更換蟻后的行為。因此，無論他們如何精忠報國，總是被清除的對象。武將越能幹，死的越快；只有貪鄙無能的武將是可以使用的。

　　皇帝把打敗內部的競爭對手，放在比打敗外部的敵人更重要的位置上，對內拼命打擊的結果，必然是對外侵略抵抗的減弱。所以漢族屢屢南遷甚至亡國，中國的漢奸就特別多。

　　大漢奸雖然是外力的奴才，對內卻可以當主子。長期的專制統治孕育了世界上最膽大妄為卻又奴性十足的壹個群體，隨時準備依附於壹個最高權力或最強暴力，以便可以做不公不義的事情而不受到懲罰。對奴隸來說，做異族的奴隸和做本族的奴隸並沒有多大區別，在哪個強者統治下還不是壹樣交錢交糧，還不是壹樣不被當作人看待？

　　專制滋長奴性；奴性可以為—個主子服務，它也同樣可以為別的主子服務。儒奴們可以在女真人的刀尖下賣國求榮，可以為蒙古人的鐵蹄去牽馬墜鐙，可以在滿族人的剃刀下引首就戮，還可以在日本人的“維持會”里苟且偷生。從跪伏於游牧民族，到俯首於商業民族，儘管服裝、禮儀各異，奴魂如壹，正是此輩之普世價值也。

　　從生物學上看中國的傳統社會結構徒具螞蟻模式的外形，卻沒有螞蟻模式的合理內核，不能保證自我糾正，而具備壹種自我自我毀滅的趨勢，是壹種失敗的社會組織結構。

　　4）專制主義的人情化

　　專制主義的人情化就是孔子的奴隸孝道。三綱六紀是從父子的親情出發的，所謂“孝弟其仁之本歟”，“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再比喻到天上，所謂“王道之三綱，可求之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曾國藩在家書裡說：“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君雖不仁，臣不可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不順”。這就構成了壹個循環糾結的天羅地網，而最後落實到皇帝的絕對專制上。

　　李慎之說：專制主義的氣息瀰漫在各色各樣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只要壹接觸就會感染而不自覺。文天祥的《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三綱實系命，道義為之根”就足以證明。它也是專制主義下的愛國忠君的表現。《紅樓夢》裡賈元春回家省親，不是她先向長輩請安，而是祖母和父母先要跪迎她這位貴妃，這就叫“未敘家人之情，先行君臣之禮”。

　　5）中國的專制主義歷史特別長、根子特別深、範圍特別廣，已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法國18世紀思想家孔多塞說：“壹大專制帝國之在中國從不間斷的存在，長期以來已經玷污了全亞洲。”誠如梁起超所說：“專制政治之進化，其精巧完滿舉天下萬國，未有若中國者。” 中國的專制獨裁是全球之冠，與之相適應的奴才特性也是全世界罕見的。

　　中國專制政體誕生以來，“亂紛紛妳方唱罷我登台”，國君和皇帝換了也不知有多少個？但專制體制非但沒有改變，反倒愈來愈完備和嚴密，其原因就在於奴隸基因的遺傳。皇帝換了，但依附關係卻更深，新的主子又會有壹批新的奴才去拱衛，壹切又恢復原狀。

　　1949年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就是中國傳統對現代化的壹次反撲，文化大革命則是反撲的最高潮，其中的忠君思想、禁欲主義、上綱上線，全在中國傳統文化里壹份不拉地可以找到。無怪乎其發起人最喜歡的不是馬列大部頭，而是中國線裝書。中國人民壹百多年的維新、革命並沒有改變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的本質，只是革掉了壹個皇帝。

　　李慎之說：“中國文化具有很強的專制性和惰性，有著很大的反撲的能力。中國要想真正的強大，必須堅持不懈地加強思想啟蒙。中國自由民主人權思想的啟蒙，任重道遠，決不可靠壹時、壹事的運動來解決”。21世紀中國必須有壹場波瀾壯闊的啟蒙運動，徹底摧毀壹黨專制的邪教意識形態。

　　製造仇恨

　　共產黨以煽動性理論為基礎。《共產黨宣言》指出，工業革命使得“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至今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無產階級的貧困是因為資產階級“剝削奴役”。

　　馬克思把資本說得壞極了，他說：資本壹來到人世間，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事實上，階級論和剩餘價值論壹來到世界，每個理論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

　　剩餘價值理論把子虛烏有的剝削強加在作為決策勞動者階級的資本家階級的頭上，並以此為根據把資本家階級誣衊成為“剝奪者”階級，然後再去鼓動無產者階級去剝奪什麼根本不存在的剝奪者，這才是所謂的剩餘價值理論的反動本質！這種栽贓陷害、從理論上無償剝奪和占有了決策勞動的全部成果的剩餘價值理論，完全就是壹種在人類社會內部人為擴大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人為製造社會分裂和混亂，並挑動人類內部爭鬥的典型搗亂和造反理論綱領！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是強盜的經濟學。剩餘價值論完全是流氓學說，目的失好讓流氓集團理直氣壯去殺去搶。馬克思的理論不是為了生產，為了創造，而是為了挑起階級仇恨和鬥爭，以便亂中奪權。所以，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這確是壹語破的的至理名言！毛給每壹個人劃階級、定成分、定出身，製造人群的對立、分離、隔閡、“挑動群眾斗群眾”，坐收取漁翁之利。

　　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不過是某些窮人的偏見，披著“解放全人類、大公無私”等外衣，骨子裡卻是懶惰、嫉妒、貪婪、仇恨和造反。馬克思的經濟學挑拔了資本家和工人的關係，挑撥了各社會成員和諧合作的勞動關係，破壞了整個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經濟基礎。馬主義與種族主義並列，是人類近代史上戰亂不斷，屠戮和暴力肆虐橫行的兩大根源。

　　在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的喪鐘敲響了，剝奪者自身就要被剝奪了”；“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等壹系列蠱惑性理論的號召下，人類社會因此而形成了馬克思所鼓動的階級鬥爭，在階級鬥爭的急流中，結果演變成了消滅資產階級思想、消滅非無產階級思想的鬥爭。並進壹步通過所謂的革命而壹度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把人類分裂成了兩大對立的陣營。這兩大陣營間的鬥爭以及所謂輸出社會主義革命，把整個人類社會都捲入到了無謂的意識形態之爭中去了，給整個人類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危害。

　　觀察馬克思的觀點，那就不難發現，就象壹種因規則不合理而導致比賽的結果也不合理的體育競技壹樣；在這種情況下，只需根據比賽的不合理性去修改競技規則，並由此使比賽逐步完善合理起來，而不是在參賽的運動員之間人為製造什麼剝削與被剝削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告訴那些被淘汰的運動員，是獲得優勝的運動員無償占有和剝奪了他們的勞動成果，並進壹步慫恿被淘汰者去造反，去搗亂，去消滅那些依據競技規則永遠只能是少數的優勝者。

　　馬克思的經濟學就是這樣壹種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把競技規則的弊病歸結於能者，在運動員之間人為煽動和製造仇恨，鼓動他們自相殘殺的搗亂理論。這種只能把競技優勝者打翻在地的荒謬理論的最終實踐結果，造成壹種優不能勝、劣亦不能汰、出頭的椽子先爛、向低能者和最差者看齊、越窮越光榮從而大家壹塊兒都受窮、社會發展亦停滯不前的最終結局。

　　抬高自己

　　《共產黨宣言》中寫道：“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餘的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壹般結果。”共產黨人不但“勝過”被稱為“無產階級群眾”的芸芸眾生，而且“勝過”“各國工人政黨”，宏偉的共產主義革命理應由共產黨人來“起推動作用”。馬克思說，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前的統治階級[官們]都代表富人的利益壓迫窮人，只有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掌權後才時時刻刻維護窮人的利益。這是“黃婆賣瓜、自賣自誇”不正當競爭的典型。他宣布他領導的暴力小集團是人類“先進”的頂峰，真是恬不知恥到了極點。他們通常都自封為大師、先知、教主、偶像、使者、首領或宗師等，宣稱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還能預知壹切。“領袖”的話就是“真理”。

　　《國際歌》裡唱到，“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其實，在共產黨眼裡，並非真的是“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而是容不得別人當救世主，必須有他們來充當這個世界的救世主；在他們看來，這個角色非他們莫屬。共產黨最喜歡擺出壹付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姿態，中國共產黨更是自吹“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正是這種救世主狂想的集中體現。

　　孟子講過：君為輕、民為貴、社稷次之。現代中國變成了“黨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黨把拍馬吹牛定為根本國策，不僅將此當作國民的義務，且將它當成檢測臣民忠誠和選拔幹部的重要標準。任何東西壹經欽定為熱愛對象，所有的人都只能說好，不許說壞。蒙童學會寫的第壹句話是“毛主席萬歲”，學會唱的第壹首歌是《東方紅》；無恥文棍文痞編的馬屁詩文、馬屁歌曲、馬屁電影戲劇成為人民唯壹能見到的東西。

　　中國已成為壹個“萬般皆下品，唯有馬屁高”的馬屁國，成為壹個“千破萬破，馬屁不破”的馬屁精的樂園。打開各種報紙雜誌，擰響收音機，扭亮電視，參加各種會議，觀看各種標語，何處不是諛詞滔滔、馬屁滾滾？何處不是牛皮轟轟、虛美裊裊？何處不是無恥肉麻、庸俗虛假的無聊吹捧？如果馬屁心態成了壹種普遍的人格，拍馬屁成了國人保命或謀生手段，就會使堅持真理的人無法存活，就會使專制者干起喪盡天良、禍國殃民的事情來壹路綠燈、通暢無阻，從而給整個國家和整個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

　　共產制度把人民所獲得的壹切都說成是黨的恩賜。他們的理由是：世上所有的人都是由工人農民養活的，而黨是他們的代表，還恩賜給他們生產資料；所以，任何人都是黨養活的，只許感恩戴德。整個國家處充斥著蠻不講理、自我感動式的文化騙子，如殷秀梅的那首黨啊親愛的媽媽，肉麻得人起雞皮疙瘩；八十多歲母親的甘甜的乳汁怎麼撫養五千多歲的兒子？

　　共產極權制度的最大特點是壟斷壹切，而且壟斷了真理（偉大光榮正確），領袖是真理的唯壹化身。因此，質疑黨的正確性，就是質疑共黨壟斷權力的合法性；質疑領袖的正確性，就是質疑領袖地位的正當性。只要妳提出壹套不同於領袖的主張，只要妳成立壹個獨立於共黨之外的組織，就意味著對共黨及其領袖的否定，因而就是對共產黨權力的挑戰。領袖為了確保自己的權力不受威脅，就必須禁絕壹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同的聲音，鼓勵吹牛拍馬。

　　如果壹個人總是自誇自己“偉大光榮正確”，這是應該羞愧的。但是，中共幾十年如壹日地這樣自誇，卻絲毫沒有反省，真是駭人聽聞。只有恬不知恥的集團才不斷地吹噓自己的先進性。這種意識形態的瘋狂存在幾個方面的根源：

　　第壹，在科學發展的基礎上膨脹起來的理性瘋狂，它認為依靠人的力量可以建立人間天堂。而人類的某些精英分子有智慧、有能力統治人民完成這壹使命。哈維爾說，共產制度之所以空前殘忍無情，那正是建立在共產黨人對掌握了絕對真理的極度傲慢自負之上的。它是壹部分知識分子妄圖消滅其餘壹切知識分子的罪惡企圖。在人類的各種狂妄中，最危險的莫過於知識的狂妄。在歷史上的各種暴政中，最惡劣的莫過於觀念的暴政。壹個人只要他擺脫不了知識的狂妄，只要他總在那裡苦苦思量誰代表了多數、誰代表了少數，以及什麼是唯壹正確的政治路線這壹類的荒謬理論，那麼他就不可能走出壟斷主義的觀念陷阱。

　　第二、人性的自負。驕傲是人根深蒂固的罪性，共產主義運動把人的驕傲和人性中各種惡的部分充分動員起來，並放大到全社會。由於沒有人是偉光正的，因此，這種驕傲必須通過強迫他人來實現。換句話說，壹個人、壹個組織如果要證明自己“偉大光榮正確”，就必須把別人、別的組織妖魔化，才能證明自己，並且肆無忌憚地謀財害命、踐踏他人的尊嚴。

　　第三、就是傳統文化的影響。首先是聖人君子說。中國文化相信存在壹些完美無缺的人，他們德配天地、神機妙算、奉天承運。用今天的話說，有壹批人偉大光榮正確，因此他們有義務和能力統治我們。其次就是善惡二元論，即把好人說得跟神似的，壞人壞得讓人食肉寢皮。有聖人就必須有百姓對應，有君子必須有小人對應。由於人的局限性，每個人都自認為自己是君子、別人是小人。因此，為了成為聖人君子，就只能進行否定性的努力，把別人論證為小人。把別人糟蹋為小人是聖人君子存在唯壹的道路，這是黨文化的實質。

　　第四、唯利是圖。“那個叫喊最凶的和發誓最厲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壞的貨物推銷出去的人”。馬列主義又何嘗不是共產主義幌子下害人主義？！哈耶克早就善意提醒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當我們有意識地按照高尚的理想塑造我們的未來的時候，是不是存在著壹個更大的悲劇，我們很可能不知不覺中走向了我們所欲追求的目標的反面。”

　　集權專制

　　專制主義可以分為家天下與黨天下兩種。家天下是傳統的專制主義，黨天下是現代化的專制主義——極權主義。壹黨專政的始作俑者是列寧領導的俄共。俄共不僅在本國推行壹黨專政，而且以輸出革命的名義四處販賣或強制推行壹黨制。在壹黨專政下，“組織”成了鎖住人手腳的鐐銬，禁錮人的靈魂的緊箍。壹黨專制所代表的壹個意志、壹個理念、壹個主義、壹個領袖、壹致行動與人類的自由精神是背道而馳的。

　　作為壹黨專政也有兩種情況：壹種是承認本黨有某些弱點，而民主及多黨化比壹黨專制要好。民國時期的國民黨政權屬於此類，正如毛所言：“蔣介石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

　　另1種黨則是各國的共產黨。這種黨利用人們對民主自由的不了解，極力醜化民主自由。這種黨為達專制獨裁的目的，無所不用其極，絕不把老百姓的生命當回事。因此每個赤色國家都創下了歷史上最高的殺人紀錄，利用老百姓的天真去把老百姓的壹切財產剝奪，讓老百姓成為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造成了人類史上最大的貧富懸殊。

　　共產極權對人的控制之嚴密，超過歷史上任何政權。藉助於現代技術提供的方便，通過“經濟控制”、“政治控制”和“思想控制”把對人的控制推向前無古人的極端。極權主義政府不僅控制所有的經濟、政治事務，還竭力控制人民的意見、價值和信仰，從而消彌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壹切分別。布熱津斯基的《大失敗》中說：“極權統治的實質就是消除壹切自發的政治生活，把社會中的人分裂成壹個個的原子，其目的在於使每個人只能孤立地面對整個制度，從而使人形單影隻，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

　　黨組織的觸角伸向整個社會的每壹角落。通過黨控的各類單位（包括村）和街道辦事處，把所有人納入黨權的控制之下，從而實現黨對全社會的控制。從物質消費到精神供給，從工作崗位到養老保險，從婚姻家庭到個人娛樂，也就是“從搖籃到墳墓”的包辦。

　　為了維護其專制，居然還精心編造1套假民主自由機構，給人們世界上最大的假希望，讓人們完全失去反抗力，用壹切辦法讓人們認賊作父。在黨天下里，老百姓不但在物質上完全被剝奪成為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而且在精神上也被完全剝奪成為名副其實的無產者。

　　極權主義的重要標誌就是全面剝奪公民的自由，通過黑箱檔案制度對所有人進行組織鑑定及其處置。“黨組織”是檔案的製造者，也是每個人的審查者和鑑定者；檔案記錄著個人資料及其成長過程，其核心功能是“黨組織”對每個人進行政治審查、鑑定和評價，組織結論和政治污點將跟隨每個人的壹生，決定著每個人的上學、就業、提干、調動、甚至婚姻。

　　極權者隱藏在誰也無法窺測的黑幕後面，運作著無孔不入的權力機器；被統治者中的每個人皆處於被監視之下，只能赤裸裸地暴露著而無處躲藏。極權制度的恐怖政治是專職警察與業餘警察的相結合，幾乎把每個人變成業餘的秘密警察。獨裁統治的秘訣之壹，就是迫使個人陷於孤立。因為孤立的人處在惶惶不可終日的恐懼之中，唯有全身心地依靠獨裁者才會有安全感。個人離開了官辦組織便壹無所有。非經過官辦的組織、單位及階級身份的鑑定，個人之間發生任何關係都是危險的，介紹信制度和階級身份歧視制度，隔絕了人與人之間的自發交往。個人儘管每天活在組織或單位的群體中，活在階級歸屬的認同中，卻又處在毫無社會誠信的絕對孤獨的境地，活在被管制被監視的軍營式群體之中。

　　共產組織的核心特徵就是絕對集權和絕對服從。列寧把現代政黨比喻為壹架組織嚴密的大機器，黨員只是“黨機器”上的“螺絲釘”，必須無條件地服從組織；甚至連最具隱私性的戀愛婚姻及親屬關係等個人性的東西都要完全服從組織。為了黨的利益而甘願奉獻個人的壹切，中共的入黨宣誓誓言的最核心的內容——犧牲個人和永不叛黨——在各個時期都壹以貫之。所謂“生為黨的人，死為黨的鬼”是也。

　　黨的利益永遠高於人民的利益。黨的利益實質上又是黨的領袖、黨的領導幹部和政府官員的私人利益。黨的領導變成握有國家權力的核心成員，也變成享有特權的利益集團。為了黨的永久統治，可以滿足公民的吃穿住行，但不能實現他們的政治權利。用不出台政黨法和新聞法或出台壹些以限制為目的的條例，把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統統化為烏有。普通黨員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壹樣，只有為黨獻身的義務，連吭壹聲的權利也沒有。

　　崇尚暴力

　　《共產黨宣言》號召“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統治；……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

　　馬主義指導的文化是反叛文化、暴力文化。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條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人多勢眾的造反、殺人放火都是合法的、革命的。“革命”這個恐怖詞彙在共黨那裡成了正當的字眼，從此“革命”成了殺人、恐怖的通行怔。

　　中國不是老百姓崇尚暴力，而是統治者迷信暴力和鎮壓；而人民太逆來順受。為這個結論作註解的是鄧的“殺20萬，穩定20年”、“共產黨的江山至少要拿2000萬人頭來換”。

　　共產黨的暴力主義已被人類的共性所否定。蔣經國年青時是壹個馬克思主義的狂熱者，為了共產主義，他不顧親情與父親決裂，加入共產黨。當時許多跟蔣經國先生壹樣的人，在共產主義狂熱下，不惜背叛自己的家庭或階級，走上了殘暴的道路。蔣經國先生很快從共產罪惡信仰中走出來，在上帝的感召下，把台灣從罪惡的歷史中拯救出來。他的繼任者李登輝，年青時也是壹個共產主義信仰者；當意識到共產主義的罪惡之後，李很快從壹個無神論者轉化為相信上帝的人。正是領導者相信上帝的緣故，他們才把罪惡降低到最小程度。

　　共產黨人不相信善良、不相信真誠、不相信平等、不相信調和、不相信“得饒人處且饒人”。他們眼中的世界是壹個充滿邪惡、陰謀、敵意、包圍、遏制、顛覆、侵略、征服、“糖衣炮彈”與“和平演變”的世界，他們用以對付外界的手段也就是這壹套。因此，他們只相信實力，相信顛覆，相信征服，相信圍堵封殺，相信弱肉強食，相信文攻武嚇，相信“武裝鬥爭是政治鬥爭的最高形式”。他們熱愛戰爭勝過熱愛和平。他們頻繁使用與戰爭、暴力有關的字眼，顯得理直氣壯。譬如：“期待很久的奧運戰火又壹次點燃”，領導幹部高聲宣布“打壹場轟轟烈烈的殲滅戰”。司法界被稱為“司法戰線”，法官之間乃“戰友關係”。把政治學習、“嚴打”、反腐、申奧、抗洪、環保、計劃生育等統統當作“戰爭”來看待。

　　中國大陸領導人只承認國界不可侵犯，不承認民選政府的權力不可侵犯以及住民自決這些民主原則；揚言反對台獨不惜壹切代價，不惜把台灣、大陸和美國變成無人區。

　　中共[朱成虎將軍和國防部長遲浩田]要通過基本消滅幾十億人的方式把自己與人類、世界捆綁起來，並宣稱共產黨高於人類和世界，因為在共產黨看來：“共產黨完了，世界也完了”。共產黨的核恐怖和生化恐怖，充分暴露了共產黨反人類、反中華的本質。

　　這種血腥氣十足的表白，既不合二戰以來現代民主國家的新理念，也不合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新宗旨，顯然是專制觀念在作怪，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暴力文化在發威。

　　槍桿子主義出專制，不出民主；出特權，不出人權；出奴役，不出自由；出等級，不出平等；出仇恨，不出博愛；出邪惡，不出正義；出偏私，不出公平；出野蠻，不出文明；出殘暴，不出和平；出愚昧，不出智慧；出混亂，不出和諧；出蕭條，不出繁榮；出苦難， 不出幸福；出死亡，不出希望。

　　消滅異己

　　沒有民主原則的組織就是黑社會，不執行民主原則的政權就是黑社會。中共是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的黨，壹般是只進不出，要出也是“開除出黨”；中共也沒有民主選舉的義務，因為它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實際上就是維護壹黨獨裁；中共更不能成為某壹個階層的代言人，因為它不但在殘酷鎮壓“廣大人民”，連自己內部的成員也“無情打擊”。當中共的黨員順應“黨性”的時候，黨或許會給他們壹些甜頭，但是當黨員“人性”顯露的時候，黨就會舉起大棒或屠刀，連中共的歷任總書記都可以打倒。

　　極權主義不同於奴隸制。奴隸制度下，奴隸們雖然也被剝奪了壹切基本權利，沒有人身自由，也可以隨時被奴隸主當作工具壹樣轉賣甚至處死，但是奴隸們至少還有自己思考的空間，奴隸主無法也沒有興趣對奴隸進行精神控制；此外，社會上還存在壹個自由的平民階層。而在極權制度下的現代奴隸們，連思考的空間都被剝奪，理論上連自主思考都是不被允許的；社會上再沒有任何壹個階層能夠像奴隸制下的平民壹樣自由自在了，除了最高統治者本人以外，任何人的權利都沒有保障，甚至地位僅次於頭號極權主義者的人也不能倖免。

　　奴隸遠比“階級敵人”幸運，奴隸可以為主人提供各類服務，主人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能對奴隸們實施群體滅絕。歷史上的任何奴隸制國家，沒有壹個奴隸主會愚蠢到要對奴隸實施徹底滅絕。極權主義把人分成領導階級、同盟階級和“理應消滅的階級”，對壹部份被定義為“階級敵人”的人群實行肉體上、財產上和思想上的全面滅絕，以“勞改營”為場所進行集體的改造與屠殺；毫無留情地殲滅服從它的順民。

　　輸出革命甚至侵略別國

　　共產黨“解放全人類”、“要對人類有較大貢獻”就是輸出“革命”、輸出恐怖。共產國家長期向外輸出武裝革命，實際上就是挑起戰爭。

　　1978年到1988年間蘇聯完全撿起斯大林的衣缽，幫助阿富汗共產黨掌權，對阿富汗愛國者使用最殘忍、最野蠻的鎮壓手段。十年間，配備有各式武器的20蘇聯軍人常駐阿富汗。他們對該國反抗侵略的民眾實行焦土政策，狂轟濫炸、機槍掃射是家常便飯。許多阿富汗人被活埋，被投進到烈焰中燒死。苦刑花樣翻新、監獄人滿為患。不經司法審判的處決每晚常發生數百起之多。1979年蘇軍血洗赫拉特［Heiat］時竟殺害了該城1/8的居民。這支侵略軍八十年代還在阿富汗使用生物化學武器和火箭。阿共的政變和蘇聯的入侵中斷了阿富汗六十年代初開始的民主化進程，蘇軍的暴行導致將近壹半的阿富汗居民流離失所。

　　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柬埔寨紅色高棉第壹部社會主義憲法就是張春橋組織班子協助起草的。紅色高棉宣傳“華僑都是資產階級，有史以來都是吸柬埔寨人的血”，逮捕華人及華僑教師，許多人被處死刑或酷刑。1974年4月28日，大批紅色高棉軍隊開進桔井市中心，把輕重機槍擺在街上，對準華人的住宅，限令全市華人立即到農村種田，並拘捕了“煽動華人回國”的嫌疑分子壹百多人，這些人大部分受了酷刑，被折磨死。

　　紅色高棉軍隊每接管壹座城鎮，就立即破壞當地的市場。他們或宣布大減價，把物價削減90%以上，或直接搗毀所有的零售攤店，並且很快就將貨幣取消。城市商人幾乎均為華人，遭此掠奪與打擊，頓時便陷入壹無所有的境地。

　　紅色高棉占據金邊的第二天，就開始驅趕2百萬居民離城下鄉，稱為“反對吃閒飯運動”，連老弱病殘也不能倖免，數日之內，全國城市都成了死寂的空城。放逐者和原先的鄉下農民都被按軍事編制分男女住在各自的營房，連夫妻也只能在獲得批準的前提下方得壹周相聚壹次。成立男勞動隊，女勞動隊，壹律強制勞動，壹起吃大鍋飯，壹樣穿黑色革命服裝或軍裝。後來左到認為，人壹天吃三頓飯是多餘的，兩頓就夠；婚姻不必自由戀愛，由“組織”指定配對就行；多數華僑少女被強行婚配給傷殘軍人，許多人因此而自盡。如果體弱“偷懶”,挨不住餓偷捕魚蝦或摘果子吃,就會引來殺身之禍。在波爾布特執政的三年中，大量人口因過度勞動、飢餓、營養不良和疾病而死亡。

　　波爾布特把柬埔寨的富人消滅了，統統都變成窮人；城市消滅了，人人拿起鋤頭種田。有“東方巴黎”之稱的金邊，成了無居民的“鬼城”。家具、冰箱、電視、汽車等生活用品，被當作“革命”的對象，燒掉，砸掉；黃金白銀、美金鈔票，成了糞土，失去價值。機器也是奢侈品、丟掉不用，而用汗水洗心革面。廢除貨幣、關閉佛教寺院、關閉學校，強制推行農業主義，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城市人驅趕到鄉下種地。凡是會讀會寫的人、中產階級、僧侶、少數民族，統統在殺戮之列。在柬埔寨的2萬越裔全部死亡，60萬華裔死了30萬，2萬泰裔死了8000，25萬回教徒死了9萬。年輕的行刑者為革命節省子彈，乾脆用鋤頭鏟斷囚徒的腦袋。從1975年暮春至1978年底，波爾布特執政僅三年又八個月，就使柬國人民“非正常死亡”了1/3，達200萬之巨。

　　其恐怖行徑超過了古往今來任何壹個暴君！紅色高棉的嗜殺嗜血，從“民主柬埔寨”的國歌中可見壹斑，攻下金邊的四月十七日被定為新高棉日曆的“元年壹日”，國歌歌詞唱道：“紅色，紅色的血/灑遍了柬埔寨祖國的城市與平原/這是工人和農民的血/這是革命的男女戰鬥員的血/這血以巨大的憤怒和堅決的戰鬥要求而噴出/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幟下/血，決定了把我們從奴隸制下解放出來。”

　　波爾布特還熱衷於搞內部清洗，僅僅在執政的三年間，就搞了大規模的清洗四、五次，不僅把越南培養的共產黨清除，而且把與自己意見不同的法國留學生出身的幹部也清除掉。直到把親密戰友宋成壹家殺害，最後落到楚霸王的下場。

　　柬埔寨修建了紅色高棉罪惡館。該處原是壹所高中，被波爾布特改造成專門對付思想犯的S-21監獄，大批知識份子以酷刑致死，今日這S-21監獄被改成紅色高棉罪惡館。館中除了監獄及各種刑具，還陳列所有犧牲者臨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許多令人毛骨聳然的酷刑：割喉、鑽腦、活摔嬰兒等，皆傳自中共援柬的“專家與技術人員”！為了給柬共領導人進補，竟然特製了鑽腦機，取人腦來製造補品。將要被處決的思想犯被綁在壹個椅子上，置於鑽腦機前，在被害者極度的恐懼中，鑽頭就從被害者的後腦鑽入，快速有效的進行活體取腦。

　　文革期間，壹些紅衛兵偷越邊境參加越共游擊隊。1965年至1973年中國出動32萬軍隊（不包括武裝民兵，當時美軍有55萬），死亡約10萬中國戰士（越南死150萬，美國死5萬多人），花了200多億美元（1950--1978）支撐起來的越南；剛勝利就大肆迫害和驅趕華僑，除回國的16萬人外，葬身大海的不計其數。

　　1979年鄧小平為救紅色高棉政權而發動對越戰爭，幾十萬大軍打過去。戰爭共十多天，中國就損失了兩、三萬士兵，平均壹天就死了三千人。廣州軍區某軍標兵團尖兵營壹次遭遇越方9人游擊隊騷擾性伏擊，300餘人居然以密集隊形暴露在越方火力之下造成嚴重傷亡。

　　中國打越南，使得越南支持的柬國政府治下的華僑的日子很難過。柏楊說：“壹個英國駐馬來西亞的專員說：‘做十九世紀的中國人是壹個災難。’他看到中國人在南洋島像豬仔壹樣，無知無識，自生自滅，而且隨時會遭到屠殺。我覺得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比十九世紀的中國人災難更大，被驅趕的越南華僑在法國嘆道：唉！做壹個中國人好羞愧。最使人痛苦的是：壹百年來，中國人的每壹個盼望幾乎全部歸於幻滅。來了壹個盼望，以為中國從此好起來，結果令人失望，反而更壞。再來壹個盼望，結果又是壹個失望。”

　　1981年死了154名中華烈士才奪回的廣西法卡山，又被共產黨在中越勘分邊界時輕輕壹筆劃給了越南。2000年12月25日，中共與越南重新劃定了北部灣的海域邊界，分界線由原來的較為靠近越南海岸線移至距海南島中線的位置，使中國漁民的撈捕面積由以前的12.8萬平方公里縮減8萬多平方公里。

　　中共煽動東南亞國家游擊隊奪取政權，並提供軍事援助，干涉他國內政。緬共完全是中共訓練的，他們在緬甸奪取了壹些根據地後種植鴉片。當時有2千雲南知青偷越國境，去參加“世界革命”，他們要把毛的世界革命的理論在緬甸付諸實現，這2千人中至少有1千人死在戰場上。在中國，他們被確定為“正式參加革命”。此外，中國還派了大量的軍官去緬共人民軍任“軍事顧問”，其實是指揮作戰。

　　馬共曾是共產國際的壹環，它與中共、越共有密切的關係，馬共1930年成立前，曾是中共的海外支部，名稱為“中共南洋臨時支部”，共產國際曾派胡志明指導工作。馬來西亞共產黨有壹個革命電台，叫“馬來西亞革命之聲”，其實就設在湖南。

　　馬共書記陳平最近有壹本回憶錄《別名陳平：歷史的另壹面》，書中披露中共是馬共最重要的靠山，陳平還透露他本人受到過鄧小平的接見和鼓勵。當年中國到處去慫恿推翻人家的政權，現在厚臉皮的不許人家干涉自己的主權，這不是強盜邏輯是什麼？

　　1965年受中國大力支持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企圖暗殺本國的高級將領、在雅加達發動政變奪取政權。但該計劃未成功，短時間內就有數十萬印度尼西亞人民死於非命。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被宣布為非法。1966年印度尼西亞大肆迫害共產黨人及其嫌疑分子，暴力蔓延到華僑身上，並波及到中國在印度尼西亞的外交機構和官方機構。搶劫中國大使館、領事館、驅逐中國外交人員的事件相繼發生。66年末，印度尼西亞允許壹艘中國客輪前往印度尼西亞，接回了4000餘名華僑。1967年4月與中國斷交。為遏止共產思想在印度尼西亞擴散，印度尼西亞下令關閉所有華校，先後頒發種種限制華人文化及宗教生活的法規，內容包括強制華人改用印度尼西亞姓名。蘇哈多還把針對華人的同化定為國策，用政府的力量強制推行。1967年，他成立了處理華人事務特別小組，負責推行同化政策。

　　1998年5月，蘇哈托統治集團在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反抗下，被迫下台。為搞亂社會趁機發動政變，蘇哈托指使印度尼西亞軍人偽裝成平民，對印度尼西亞華人財產進行了大規模的搶劫破壞，2千多名華人被殺死，數百名華裔婦女被集體強姦凌辱，有些人甚至被姦殺。

　　壹個日本人描述說：“我目睹了1998年5月份的暴動。我坐的汽車也被搶劫者盤問過，問我們是不是華人，當我們用日語回答時，他們揮揮手就把我們放行了。在印度尼西亞富有的外僑是日僑，找替罪羊的說法是華人的自我安慰。當地人之所以選擇華裔開刀――是因為襲擊者明白，不會有任何人為這些被害者作主。當時只有新加坡竭盡全力的幫助華裔，新航為此加開了壹倍班次，來救援被洗劫的華人。印度尼西亞甚至不許中國使館的工作人員乘飛機離開，儘管當時印度尼西亞和香港之間的航線還沒有取消，中國使館的全體人員只能登上汽車，長途跋涉從泗水港乘船至新加坡。”

　　美國國會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都發表聲明加以譴責，很多國家領導人和社會團體紛紛對印度尼西亞政府進行了強烈指責。網上求救的信件是發往美國的。他們為什麼不用中文向血脈相連的祖國親人求救啊？因為他們知道那沒有用。“寧做美國狗，不做中國人！”這令人心痛的口號，是他們愛共黨中國的經驗總結，是中共使他們懂得了這個真理！

　　海外華人強烈要求中國政府進行譴責。江澤民指示：印度尼西亞發生的暴行是印度尼西亞的內政，我國不干涉。印度尼西亞五月的暴亂在中國大陸被封鎖了兩個多月。直到七月互聯網上傳出壹張張令人慘痛欲絕的圖片和海外華人群情激憤示威遊行場面。6月中旬中國外交部對此事件表示了關注；7月28日，外交部長唐家璇又表示“強烈關注和不安”，連譴責都不敢。就在國際輿論紛紛用“野蠻”、“慘無人道”來譴責時，8月3日《人民日報》只說“掠人財產、奸人妻女”，仿佛是品行不良的流氓所為似的。壹個在國內都沒有尊嚴、只有威嚴的政府，在國際社會能有多大出息呢？

　　就在印尼人屠殺華人後不久，中國給了印尼政府4億美元無息貸款。印度尼西亞98屠殺華人是當時公認的獨裁國家，中共當然不會反應過火，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毛澤東的手伸得很長，古巴的格瓦拉在六十年代見過毛澤東，毛當場就給他六千萬美金，還說不要還，支持他去拉丁美洲洲打游擊，去顛覆人家合法的政府。在古巴，胡錦濤壹口氣就簽了19個“項目”，其中壹個是以“貸款”的形式“賣”給人家電視機100萬台。

　　中共對獨裁國家有諸多的好感，深怕壹個失誤造成獨裁小兄弟壹命嗚呼！這就是為何中共對印度尼西亞、前紅色高棉大肆屠殺中國華僑而裝聾作啞的原因！世界上最殘暴的割據武裝和殘暴政權，也都和中共有密切關係。除了紅色高棉外，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菲共、馬共、越共、緬共、寮共、尼泊爾共產黨（尼泊爾“毛主義游擊隊”到今天還在那裡打）等等，都是中共壹手支持建立，其中黨的領袖許多都是華人，有些現今仍然躲藏在中國。世界上以毛主義為宗旨的共產黨，包括南美的金光大道、日本的赤軍，其殘暴行徑同樣為世人所唾棄。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沒有壹個西方民主國家對壹個西方民主國家開戰，或者說有沒有資本主義國家打資本主義國家。可社會主義打社會主義卻是延綿不絕。1979年的時候，中國打越南，那前面呢，越南打柬埔寨，再前面蘇聯打捷克，蘇聯打匈牙利，蘇聯打東德，六九年蘇聯和中國還打起來，差點兒打核大戰。

　　法國學者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罪行、恐怖與鎮壓》(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揭露，二十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試驗的沉重代價觸目驚心：1億多條人命。其中，蘇聯，3千多萬；中國，9千萬；越南，100萬；北朝鮮，200萬；柬埔寨200萬；東歐，100萬；拉美，15萬；非洲，170萬；阿富汗，150萬。中國為各極權國家之首。而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之和也不過3360萬人。在共產黨統治下，政權就成了殺人機器，殺人惡魔，最大的恐怖組織。它的出現就是人類的禍害，無論怎麼說它都不為過。

　　這種以階級鬥爭理論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在20世紀為所有獨裁者看好，他們不約而同地舉起了社會主義大旗。墨索里尼、希特勒是20世紀早期的社會主義者。

　　1952年7月埃及的納賽爾少校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政權。1953年1月宣布解散壹切政黨。1962年5月成立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實行壹黨專制。其口號是：“民族、民主、社會主義”。1962年3月2日，吳奈溫將軍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選政府。並成立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實施軍人壹黨專制，解散壹切其它政黨，宣布要走“緬甸的社會主義道路。” 1962年4月30日，吳奈溫發布《緬甸的社會主義道路》綱領性文件：廢除多黨制議會，實行綱領黨壹黨專制；實施國有化經濟，土地、工業全部國營；還推行農業合作化、計劃經濟。但經濟形勢不斷惡化，終於1988年下台，緬甸實行了26年的社會主義終告結束。

　　1974年門格斯圖在埃塞俄比亞發動政變，把皇帝抓了起來，成立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倒向蘇聯。1975年，門格斯圖命令手下用枕頭悶死軟禁中的骸��.塞拉西皇帝。1976年，埃塞俄比亞迫害死了好幾千人，死者多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學生。1984-1985年，埃塞俄比亞發生大饑荒,約壹百萬人死亡於非命。社會主義統治激起了強烈反抗，終於在1991年被推翻，埃塞俄比亞因此分裂成壹個內陸國，新的國家厄立特里亞誕生了。

　　20世紀，世界上出現了兩大政治恐怖主義分子，壹個是斯大林，壹個是毛澤東。馬克思主義傾向於極權專制，列寧將其發展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斯大林提出“社會主義革命愈深入，階級鬥爭就愈銳”。在斯大林、毛澤東的影響和鼓吹之下，政治恐怖主義遍布亞非拉。到了二十世紀末，大都脫離了政治恐怖主義，還剩下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它們是中國、朝鮮、古巴、越南、老撾、利比亞、緬甸。這些國家的人民生活如同在監獄，朝鮮上百萬人被關進政治集中營；古巴人民冒險渡海奔自由。可見，政治恐怖主義對人類生命的威脅更大。

　　鉗制輿論 謊言欺騙

　　極權統治必然造成廣大民眾怨憤、不滿，統治者為了求得穩定，為了維護他們的利益，必定會壓制封鎖不同的聲音，剝奪民眾的自由表達權利，實行“階級專政”。為什麼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因為專政者非常先進（歌功頌德不可避免，即便無功無德，也要造功造德，真的造不出，假的也要大歌大頌，只要能蒙人就行）。萬壹不先進咋辦？千萬不能讓國民知道（隱諱制度、蒙人制度、信息封鎖和言論、出版管理制度實乃重中之重）；統治者完全掌控了媒體，官方對廣播、電視、報紙乃至對網絡的管制、封鎖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其目的就是要把中國人都變成只相信謊言、重複謊言、而不會（或不敢）有個人思維能力的愚民！民眾成了政治上的聾啞人，他們只能知道黨偉大、正確 。知識份子中有獨立思想不願當愚民的人，就會在每壹次的政治運動中成為被愚民們批鬥的“反面教員”受盡苦難。

　　共產黨的謊言欺騙主要表現：壹是美化自己，往自己臉上貼金；二是抹黑對手，將其妖魔化；三是強姦民意。為了這些他們可以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共產黨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造假能手，壹部共黨史就是壹部謊言史。壹張“毛主席去安源”的畫像，挾個雨傘，壹副憂國憂民的面孔，真實的歷史卻是李立三去的安源。

　　1927年春，中共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在上海準備武裝暴動，被國民黨鎮壓而遭到失敗。根據張國濤在回憶錄中所講，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與新任中共總書記瞿秋白對革命失敗後的局勢進行討論商議對策。他們認為，中國革命是失敗了，責任問題要有個交代，雖然是按共產國際指示行事，但不能讓共產國際擔負責任，因為莫斯科威信的喪失，將會影響世界革命，也會助長托派攻擊斯大林的氣焰，更會使中共黨員不信任共產國際的領導，所以只能由中共挺身而出承擔這個責任，但如果責任由中央政治局全體擔負，中央的領導就會破產，所以還不如把全部責任推到陳獨秀壹人身上，其它人則站在擁護共產國際的英明領導的立場上反對機會主義路線，這樣才能穩定中共中央的領導。

　　這段故事透露了共黨領袖們的壹個心照不宣的秘密：要讓群眾堅定不移地投身革命，就必須讓群眾對領袖的英明正確抱有堅定不移的信心，因此就必須編造和維護領袖英明正確的神話。神話就是謊言，但這是“高尚的謊言”(柏拉圖語)，它是政治的需要。

　　為了維護這個神話，就必須文過飾非，把壹切功勞歸於領袖，把壹切錯誤推給別人，就必須壓制對領袖的批評，壓制自由討論。然而謊言總是有漏洞的，為了防止謊言破產，就必須不斷地編造新的謊言去補充、去圓謊。於是，單壹的謊言就迅速發展成壹套彌天的謊言系統工程。隨著謊言系統的發展，在黨內部也發展出壹套強力禁制系統，壹套鐵血紀律。奪取政權後，黨便把它的謊言系統和強力系統擴展到整個國家，從而使之更完整、更嚴密。

　　林彪說過：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江澤民為了掩蓋漢奸出身硬是把它自己過繼給了早已死了的烈士叔叔。無神論者搞個人崇拜，搞我不信邪（這裡的邪是指壹切），並由此出現了浮誇風等。各單位壹把手的話就是聖旨，誰不服從誰下崗。壹個單位幾套賬，應乎上級檢查的是壹套，對付各副職的是另壹套賬，壹把手個人還有壹套賬。財會人員也分知己與外圍，外圍的財會人員看不到真賬本。只問錢途、莫辨是非，神州大地妖風籠罩，正氣黯然。

　　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回憶錄說，勃烈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什麼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壹位莫斯科的科學家說，“意識形態可以起兩種作用 ——或者是作為壹種象徵，或者是作為壹種理論，兩者不可得兼。我們的領導人把它用來作為壹種象徵，作為斷定其它人是否忠誠的壹種方法，但它並不是這些人身體力行的壹種理論”。好比趙高在金殿上指鹿為馬，以此測試群臣對他的緊跟程度——忠心。

　　制度性謊言是社會主義野蠻制度的根本標誌。制度性腐敗，就是國家政權及其相應的組織機構自身所呈現出來的根深蒂固、積重難返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和虛假成風。壹個長期依賴謊言的專制極權政體，造就了壹大批言不由衷、表里不壹、雙重人格的人。這架謊言機器把每個人都煉成了“說謊者”。制度性謊言摧殘了億萬人的心靈世界。

　　謊言制度化繁衍出虛假、欺騙壹系列的罪惡。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對中國的破壞，不僅僅是經濟的崩潰，更是道德的淪喪和文化資源的毀滅。

　　謊言欺騙也決定了它“必然滅亡”的命運，因為每壹種控制說穿了就是過濾真實信息，製造虛假信息，壹開始蒙別人，最後蒙的是自己。

　　中共以詐執政，只有謊言才能公開說，公眾活動成了“假面舞會”，大家不敢說內心真話。在中國，“表態學”特別發達。表態學研究的是如何以假話滿足上級“統壹思想”的需要，掩飾真實思想，以求得自我保護。久而久之，說假話成了嗜好、成了習慣。中國人講起謊話，如同流水，不但別人不信，連自己也不信；但人們都假裝相信。人們討厭假話，又需要假話。大家都說假話，不必擔心被拆穿。相反，不說謊者被視為異類，成了打擊對象。

　　譬如：大地主的典型——劉文彩，描寫得比閻王爺還壞。加在他身上的罪惡都是文革時期的杜撰，劉文彩不是魔鬼倒是個慈善家，鄉里修橋補路不必說，他還曾捐獻過壹座當時在四川省屬壹流的師範學校（比現在的希望學校強百倍）。劉文彩享有很好的口碑和名望。

　　1960年5月9日大同老白洞煤礦死亡682人，是中共採礦史上最大的慘案卻被隱瞞，1971年才恢復生產（1917年1月11日，中國撫順發生煤礦瓦斯爆炸，917名礦工死亡）。70年代，發生在新疆伊犁兵團農四師燒死幾百人的特大火災也被隱瞞。

　　2003年，SARS最初在廣東地區發生，可當地官員出於維護國家形象的考慮，儘量隱瞞SARS真實情況，使中國內地沒有儘早做出防範措施，造成SARS在中國內地的大規模蔓延。

　　2004年9月份上海吳淞過江隧道壹段沉箱作業時因沒對齊，上萬噸的沉箱與已放置好的沉箱發生碰撞，導致已放置好的沉箱（好幾節）拱起並在接口處破裂進水。除在隧道口的二十幾人跑出外，在隧道內施工的的280多人就都犧牲了。事發後上海當局封鎖了消息。

　　壹個社會全方位失去信譽，令人觸目驚心。人們發現：不只是某些壞人才幹壞事，有很多地方是成村、成鄉、成縣的人在造假制假；做的是傷天害理、謀財害命的假，像假藥、假酒、假汽車是致殘致命的，安徽的假嬰兒奶粉，使上百嬰兒變成“大頭娃娃”。為了壹點蠅頭小利就不顧壹切了！往油條里摻洗衣粉，可使油條挺拔好看。在宰羊前注射阿托品，能使肉質鮮亮，還可使羊因口渴而大量飲水，從而增加重量；在質次的漚黃米粉中摻入甲醛次硫酸鈉，可做成潔白的上等米粉；在麵粉里摻上滑石粉，降低了成本，又使麵粉增白；給陳大米拋光，可變成新大米；用尿泡水果，可以使水果看起來非常水靈；給黃鱔餵避孕藥，可以迅速增肥。……台中縣壹王姓男子，在四川結識了壹女子，就結了婚，該女到台灣撈壹筆後，就回大陸探親，壹去不返；王某找法院調查，發現他的妻子，是冒用死者身份證的人。

　　13億人養成了說假話的惡習，是民族的巨大災難！壹個小學老師提問學生：李白為甚麼“停杯投箸不能食”？學生答：因為害怕“毒米”；老師又問：為甚麼他“舉杯澆愁愁更愁”？學生回答：因為喝的是“假酒”，當然會愁上加愁。

　　有人說，現在中國除了說假話是真的，就沒什麼是真的了。中國人看的是假新聞，讀的是盜版書，種的是假種子，上的是假化肥，壹個心灰意冷的人喝農藥自殺怎麼也不能成功，喝酒卻使他送了命。過去強盜小偷都講究“兔子不吃窩邊草”。現在時興坑熟人，騙朋友。“宰熟”固然比宰陌生人容易，可是這麼壹做連最後壹點人格尊嚴也沒有了。

　　孟德斯鳩說：“中國人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壹位網絡名家九哥說，“中華民族最大的敵人，不是美帝，不是人口過剩，而恰巧是中國人自身道德底線之崩潰！”無真之國，不善之族，又怎能列於當今世界文明民族之林？中華民族如果不徹底放棄狡猾的為人、狡猾的心態，樹立誠實信用的原則，中華民族就難以入圍世界優秀民族之林。

　　人的尊嚴是永遠不會從謊言中產生的。從謊言中只能產生虛驕、浮淺、扭曲以及殘暴等等人類最負面的罪行。我們的民族在彌天的謊言中浸淫的太過長久，以至於迷失在非人的荒原，自外於現代文明世界，在專制與偏執的泥淖里不能自拔，越陷越深。試問，壹個充滿仇恨與偏執、只知道服從權力、失去反省、創造與想象力的虛偽民族會有怎樣的未來？

　　1974年索爾仁尼琴寫了“讓我們別靠謊言過日子”，該文被無數的蘇聯地下出版物刊載，流傳全國。他指出共產主義是壹場暴力加謊言的運動。“我們的人性已經被剝奪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以至為了壹點食物，我們就準備犧牲壹切原則，犧牲壹切靈魂……”。

　　他呼籲人們“唯有停止說謊，才能從蘇維埃制度的桎梏中掙脫出自己”。每壹個蘇聯人，至少可以“不再寫作、簽署和印刷任何違背真實的東西；教師、演員、宣傳家，不再於私下或當眾發表歪曲真理的談話；不去參加那些官方的遊行和集會，拒絕舉起被給予的橫幅和標語；當聽到虛偽宣傳時，立即退出會議、集會、演講、戲劇或電影；只要報刊歪曲報道，對重大事實掩蓋不報，就不在該報上發表作品，並拒絕在報攤上購買這種報紙……我們得到解放的最簡單、最現成的關鍵就在這裡，那就是，每個人拒絕參予謊言”。

　　他說，“這不是壹條容易的路，有失去麵包、失去煤氣、失去莫斯科的戶口的危險，但我們必須選擇是繼續有意識地當謊言的奴僕，還是擺脫謊言，做壹個值得同輩和子孫都尊敬的老實人，對於身體來說，這是困難的選擇，但對靈魂來說，這是唯壹的選擇”。

　　他寫出這篇文章的當年，被驅逐出境。黑暗的蘇聯時代的索爾仁尼琴等人讓我們看到了另外壹種生存哲學：活下去，有尊嚴地活下去！當他說“壹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時，中國包括科學家在內的大部分知識份子，在大躍進時期都成了謊言製造商，如魯迅所說他們成了“萬劫不復的奴才，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他們“像畜生壹樣地活下去”（電影《芙蓉鎮》中的台詞）。在中國，人們壹邊高喊實事求是，壹邊卻睜眼說著瞎話。

　　哈維爾1978年10月發表《無權者的權力》，指出共產黨統治的捷克是以謊言為核心的意識形態來維持的。那是“壹個充滿假象的世界，只存在壹種形式主義的、與現實脫節的語言，壹種假裝虔誠和偽造現實的語言”。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人只能在謊言中求生。

　　曾深刻體驗共產制度對人性摧殘的前捷克總統哈維爾說：“從小到大，我們已習慣了口是心非，也學會了從不相信什麼，對人漠不關心，只顧自己。愛、友誼、同情心、謙卑、寬恕，已失去了內容和意義。我們正遠離上帝，這種偏差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說，共產主義是壹個彌天大謊。黨把它描繪得那樣美好：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按需分配。這壹“神聖謊言”的目的是：既然將來美好，今天人們就應忍受貧窮、災難；犧牲現世，換取共產主義的來世。而且只有跟著黨走，才能進入天堂。黨為了走向天堂，採取任何手段都是必要的，包括用棍子趕、用謊言騙。這是壹個給所有人洗腦，讓人們失去記憶的世界。極權統治的最終目標是造就壹個“孩兒國”，讓人民像孩童那樣，天真爛漫地按照規定的節奏跳舞。在這個孩兒國中，任何壹個有記憶的人，都難免壹死。

　　面對這樣的世界，昆德拉提出，必須戳穿謊言，恢復記憶。“人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只有不忘記過去的罪惡，才能避免罪惡的重現；忘記過去的罪惡，罪惡壹定會重新抓住我們。

　　當有人在謊言的世界猛然喊出“皇帝沒穿衣服”這壹事實時，表面上看是“脫離群眾”，與普通人拉開了距離，但實際上，這個真實的信息是播種到人們渴望真實與尊嚴的意識深處。在信息傳播的壹瞬間，對真相的共同領悟已把勇敢的播種者和大眾的心聯結在壹起。

　　人們雖然可能不會馬上跟隨這位勇敢者，但壹有機會行動時，人民行動的訴求就是推翻“新衣皇帝”的專制統治，而不是去呼喚和擁戴另壹個穿了壹點褲衩的好皇帝。這就是哈維爾說的當“時機壹旦成熟，壹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壹個師的武裝”的意思。

　　因為士兵心中已有勇敢者播下的“真相的種子”，當時機成熟，士兵就轉變成了平民百姓的同盟。羅馬尼亞的獨裁者齊奧塞斯庫的殘忍並不低於鄧小平，為什麼軍隊掉轉槍口對準了他，就是因為智者的種子在士兵心中發了芽。

　　壹個良好的制度應該制約每壹個人的權力，以保證人們敢於開動腦子，提建議，說真話。若在專權社會裡，即使皇帝老兒提倡人們進諫，人們也未必敢進諫。因為他壹火起來，他人的腦袋就要落地，誰知道皇帝老兒什麼時候翻臉。國外有句名言，“總統是靠不住的”。只有壹個在制度上保證了說話者沒有後顧之憂的社會裡，真話、實話才會逐漸得到興盛。

　　米奇尼克說：共產主義是謊言，而我們追求真理；共產主義意味著馴服，而我們堅持獨立；共產主義是奴役、恐懼和書報檢查，而我們要求自由；共產主義摧毀傳統，而我們認同傳統；共產主義是不公不義，而我們相信公平與正義；共產主義是掠奪、是懶惰、是貧窮，而我們追求理性、效率和繁榮；共產主義壓迫宗教，而我們主張良心自由。總之，不論妳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是傳統派還是現代派，不論妳是喜歡社會主義還是喜歡資本主義，妳都應該反對共產主義。

　　壟斷壹切

　　蘇聯黨天下時，天下就是布黨的黨產。天下皆為其黨庫——“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率土之濱，莫非黨崽！”黨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誰的利益也不代表。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比在野的黑社會更黑的黑社會！黨組織壟斷行政、司法、軍隊、企業、文化及意識形態等壹切權力。布黨在暴力與謊言的保護下，對所有的人和物進行著所有。

　　黨謊稱自己代表著老百姓的利益、代表了人類利益的方向，又把獨裁者的幾句話當作聖旨。黨天下的立黨目的當然是為私，由於這種私沒有其它黨的限制，也就無限延展開去。因此，極權政府基本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共產主義是奴隸主義的最高形態，物極必反，決定了它必然滅亡的命運。共產壟斷主義=唯馬獨尊+壟斷壹切。俄共中央書記久加諾夫說：蘇共垮台的原因在於它的“三壟斷”制度，即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壟斷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蘇聯所奉行的社會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最狡詐、最貪婪、最毒辣的特權奴隸制度。

　　這是現代的“心、權、錢通吃”。如果說官員們是老鼠的話，共產壟斷主義就是最大的碩鼠、惡鼠，它培養了壹批又壹批、壹代又壹代大大小小的老鼠，它不但吃掉了無數民脂民膏、國資國產，而且吃掉了吃掉了人民許多合法權利和言論、信仰、免於恐懼、免於匱乏等四大自由，吃掉了人民幸福、國家富強的美好希望，把堂堂中國變成了特權大國、謊言大國、自殺大國、娼妓大國、愛滋大國…變成了特權階級的天堂和無權階級的地獄。

　　人類歷史上，共產制度有很多優點，但還沒有比共產制度更壞的制度。共產極權的野蠻，不僅遠遠超過歷史上所有類型的獨裁政權，甚至遠遠超過納粹極權。納粹極權統治時期的德國，只有在剝奪猶太人的私人財產上是徹底的、毫無留情的，但希特勒政權並沒有對社會實行全面的國有化改造，仍然保留了對私有財產的某種尊重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歷史和現實都已雄辯地證明：共產黨，特別是共產黨官僚集團，乃是中國的恥辱，乃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乃是萬惡之源。勇敢地揭露中共暴政的罪惡，才是對中華民族最深摯的愛；終結中共暴政用以犯罪的政治權力，才能拯救中華民族；埋葬中共暴政，才能洗刷中國在共產黨政治邏輯下蒙受的百年恥辱。千年易過，共產黨政治權力的罪孽難消。

　　民主黨派裝飾門面

　　1945年12月殷海光《光明前之黑暗》說：“共產黨的機關報上天天喊著‘實行民主政治’，要‘建立壹個民主共和國’，可是對於黨內卻說著相反的話。共產黨自稱延安為‘抗日民主根據地’，可那兒有沒有所謂‘各黨各派’活動。…就眼前的事實也就可以明了，講民主自由，最要緊的是容許大家討論，容許大家批評，而且有聽批評的雅量。如果有誰底言論直率壹點，對共產黨用指甲輕輕壹彈，重慶共黨機關報紙壹定不肯放鬆，妳說它壹句，它至少要回敬壹句，這是有目共睹有耳共聞的事實。共產黨人現在尚未得勢，而且是在他們勢力範圍之外辦報宣傳，存心爭取社會同情，尚且不容異己若此，在他們所能控制的地方，就可想見了。若共黨壹旦掌握中國政權，他們所能毫不吝惜地給予我們人民的唯壹民主自由，只有壹種，就是‘無條件地贊成共產黨底壹切’。順吾者存，逆吾者亡！”

　　1947年儲安平指出：“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自由’還是壹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自由’就變成壹個‘有’、‘無’的問題了。坦白地說，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是壹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的中國政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是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而決非‘民主’。”文革時儲投水自盡。

　　壹度希望中共成為英美式在野黨的胡適，也認清共產黨的本質是極權專政，不可能搞民主政治。國民黨始終保留滿清末年和民國初年已經實行的言論，集會，結社等基本自由，包括開放黨禁報禁。國民黨是有基本自由的壹般專制，接近開明專制；共產黨卻實行取消上述基本自由的法西斯專制，為自己的領導法定了“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絕對專制制度。

　　羅隆基早在20年代，就第壹個提出了“黨天下”的概念。1949年12月民盟盟章上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羅隆基、張東蓀深為不滿，他們認為世界上沒有壹個政黨的黨綱註明接受另壹個政黨的領導。所有的民主國家都沒有反黨罪，惟有共產黨國家有“反黨”罪、“分裂黨”的罪名。這就足以說明共產黨搞的是壹黨專政的極權主義。

　　第壹機械工業部設計總局戴占奎鳴道：“國民黨黨員犯法，加倍處罰，共產黨黨法不分，黨員犯法，逍遙法外姑息養奸，把中國優良傳統給毀了”（1957年8月18日《人民日報》）。共產黨的幹部貪污腐敗、違法犯罪，首先由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審查，然後再決定是否交檢察院起訴；或者以黨紀代替國法“私了”。“黨的領導”在貪污腐敗、違法犯罪方面也享有特權，不與庶民同罪。

　　上海某大學曾發生這樣的事：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因公外出，事先貼出告示，說在他離職期間“校內壹切事務均由校長代理”，等於公開聲明校長是個傀儡。

　　天津市有間醫院，院長非共產黨員，副院長卻是黨員。此副院長常常未經討論自己決定問題，院長批評他時，他竟答道：“有甚麼事，我負責好了”。院長自知本人的地位，只好說：“這樣，要我幹甚麼？”

　　郵電部長朱學范是“左傾”的原國民黨政府的官員，中共給了他壹個部長的頭銜，但部內的事下邊的共黨司、局長都已知，他還不知。他批准成立壹個教育科，可管事的黨員副處長不同意，便無法成立。他不同意開除壹個人，而壹黨員副主任堅持要開除，便開除了。他在局長會議上作報告，只能照本宣科，念完才能談點他自己的意見。部內有些事務乾脆先由黨員副部長簽完字再交給他畫個押，算是履行了手續（1957年5月13日《人民日報》）。

　　1957年民盟副主席章伯鈞批評說：“實際的情況就是共產黨專政，並沒有人民專政。”中央黨校的學員也認為，人民不需要“黨階級專政”。

　　1957年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譚天榮在大字報里說：“毛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是赤裸裸的唯心主義，……是帝王思想的變相復活……。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人為的盜竊國家政權的壹種新穎名詞。……蘇聯的工人階級的專政，也是欺騙人民的口號，完全是黨巨人階級獨裁，人民無任何自由。《人民日報》是封鎖真理的萬里長城”。他主張全民直選，給地主以選舉權，反對用法律規定共產黨在國家的領導地位。

　　中共說：我們不是壹黨專政，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有人把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係比喻成壹個合唱團，民主黨派是歌手，共產黨是指揮。可是，8個民主黨派只有60萬人，共產黨是67百萬人。指揮者的分量是合唱的歌手的壹百倍。壹百個人指揮壹個人。這就是中國式的多黨合作“互相監督”的特點。毛澤東能監督梁漱溟、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儲安平、羅隆基、章伯鈞、梁漱溟能監督毛澤東嗎？不是平等關係，怎能互相監督？

　　就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而論，由於其它各黨派均必須接受中共壹黨的領導，所以，中共的黨綱便是它們的黨綱；中共的主張，便是它們的主張。

　　在組織上，這些民主黨派還必須接受中共各級黨委統戰部的具體領導，並必須由有共產黨身份者擔任其各級領導機構的第壹把手和秘書長等職務，直至在該黨各級黨部中建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亦即真正的領導機構。在經濟上，這些民主黨派則全部由中共各級統戰部提供活動經費，其中的專職人員由中共統戰部參考中共自身的官本位，規定其薪金級別和工資待遇。如是，它們就在實際上成為共產黨的壹個個特別支部。

　　從1949年前傳承下來的八個“民主黨派”，是為中共裝潢門面的花瓶。他們當中的壹些不夠聽話者，便在1949年之後有了種種不幸的遭遇；他們當中的壹些十分聽話者，則在1949年後擁有了種種的榮耀。從1949年後，中共禁止任何壹個新黨派、新社團的建立，凡有暗自成立者，均被視為反革命組織，或授以“顛覆國家”罪。

　　1993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新增加了憲法內容：“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限存在和發展” ，這反映了經過1989後“共產黨領導”又得到加強。 中國八個民主黨派都必須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民主黨派選舉負責人、候選人名單都要經過共產黨統戰部同意。民主黨派發展黨員也要經過中共統戰部 。很多民主黨派中都有共產黨員坐鎮（以雙重黨的身份）。為了限制民主黨派的發展，中共還制定了很多的清規戒律，如民主黨派只能發展中高級知識分子，不能發展工人、農民、軍人也不能發展大學生。 而且還給壹些政黨劃出發展的界別，如農工黨要在醫務界發展，民主建國會要在經濟界中發展。

　　沒有權力的“最高權力機關

　　1954年9月，“第壹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共產黨所謂的“人民”代表，基本上清壹色的共產黨官員，只有極少數非黨員作點綴。據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披露，人大中“有近70%的代表，是來自行政和企事業單位的領導”，另有相當部分代表是名人或榮譽代表（人民網 2005年2月24日《人民代表大會可否減少官員代表》）。這70%的官員既是預算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同時又是預算執行的監督者。他們能去監督自己，否決自己提交給大會的預算案嗎？

　　目前，各級人大代表中，共產黨員身份者必須占80%以上；各級政協委員中，共產黨員身份者必須占70%以上。在任何壹次會議的任何壹次表決前，均必須召開人大機關和政協機關的中共黨組會議，聲明必須遵守黨的紀律，服從黨的決定，按照黨的會議決定進行投票。事後若發現有不聽話者，輕者警告，重者解除代表或委員資格，或在換屆時將其剔除。

　　人大代表可以說是黨托。所謂黨托，或者是共產黨派人打進各行各業、各黨各派去的特派員；或者是共產黨從各行各業、各黨各派拉出來的肯與共產黨唱雙簧的眼線。這些黨托依仗黨後台，公然以人民代表自居，按照黨的指揮，匯聚到人民大會堂，假代民意，替黨中央的倒行逆施塗脂抹粉。代表們被戲稱為“見面握手、表決舉手、通過拍手”的“三手代表”。

　　人民代表大會，就是黨托代表大會。共產黨是立法舞台上的導演、製片人和主演，而老百姓總是觀眾。立法部門製造了許多的不公平的法律，然後強迫人民遵守。

　　據報導：遼寧省某次人大代表中竟有83%是黨員，其省委書記在會上還公開強調：“黨員代表要牢記，自己首先是壹個黨員，其次才是壹個人民代表。”遼寧省、沉陽市、沉河區三級人大代表馮有為說：“這樣搞是人代會還是黨代會？”

　　民諺云：“政府台上唱唱戲，人大台下審審戲，請來政協議壹議，幕後導演是書記”。“省（市）長台上‘秀’，人大舉舉手，政協拍拍手，書記點點頭”等等。了了數語，就把中共省（市）委、省（市）政府、人大和政協之間的關係和定位表述出來。

　　“權力機關無權力，人民代表無人民”。人大代表的職能之壹是監督政府和司法機關，現在重要官員多為人大代表，他們既當運動員又兼裁判員，這不成了自己監督自己？這些官員威風凜凜地坐在分組會上參加討論，其他代表能夠暢所欲言批評他們的工作嗎？他們利用手中的資源操縱、控制人大會議，使各級人大成為橡皮圖章。

　　中國的人大代表不是民意代表，而是“官意代表”，他們秉承黨主席或總書記的指示，千人壹腔、萬人壹腔地做出獻媚邀寵的表態。他們除了帶著木榆疙瘩式的耳朵外，就是帶壹張鸚鵡似的極盡誇耀的玲瓏小巧的嘴巴。他們頭腦當中的人民，就是最高指示和紅頭文件。開人大會時，那些代表說:要把黨的利益放在第壹位！可見，他們根本不是人民代表，真正的人民代表必須把其選民的利益放在第壹位。他們根本就代表不了任何人民，只能代表他們的壹己私利。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本就不能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的意志，恰恰相反，它卻常常是中華民族實現自我意願和美好理想的重大阻力。

　　中國的人代會並不是為監督和約束執政黨，而是為了吹捧和擁護執政黨而設的。這在毛時代特別明顯。那時的人代會，是不折不扣的“擁護中央領導的歌舞朗誦會”。人大代表們的主要任務是去開壹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許多代表要按規定穿上五顏六色的“民族服裝”以及各行業制服出席會議，以便拍攝類似人民幣票面圖案那樣的“大團結”畫面。那些民族服裝是“戲裝”，很多代表平常並不穿它，甚至從來就沒穿過。那年頭關於人大會議的紀錄片裡，代表們文藝表演占了不小的篇幅。吹蘆笙、唱山歌、獻哈達、彈冬不拉、跳長鼓舞等等，五彩繽紛好大壹台戲。歌舞表演以外，就是使勁歌頌毛主席黨中央的英明，千聲萬聲地謝洪恩頌萬歲。黨的喉舌自豪地把這情景叫做“勞動人民當家作主”。

　　1989年學運期間，人大常委委員胡績偉試圖依法召集會議討論和制約政府非法戒嚴行為，鄧小平江澤民等大為震怒。“六四”後，他們撕下偽裝，向所有懷有監督制約中共的意圖的人進行報復，胡績偉被“依法罷免”了。中國的人大機構是以民事侵權責任來罷免胡績偉公職的。依照民法，必須有人民法院的判決書才能認定公民侵權責任。當時沒有人起訴胡績偉，不起訴哪來的判決和認定？人大罷免胡績偉，不但創下了法學史上的最蠢的違法先例，也創下了最無恥的違法先例。人大尚且把法律當兒戲，中國的法律還有什麼權威性可言？

　　中國的政治制度表面上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但行使權力的程序、國家決策的程序、領導人更迭的程序等，與這壹制度無關，而是幕後操作，前台亮相。人民代表大會還沒開，下壹屆國家領導人已經確定了。這是嚴重的違憲。

　　中國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李鵬卻說：“人大是在黨的領導下開展工作的。堅持黨的領導是人大行使職權、開展工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證。”共產黨成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職權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證”，這就是說，不服從共產黨的組織領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能行使職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必須服從“黨的領導”，何以成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1975年憲法規定“全國人代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最高”之上還有“領導”，根本不通。1975年的憲法如果堂堂正正，為什麼要修改？可見是見不得人的。憲法上作了修改，為什麼事實上不改？可見是假作正經、詐騙而已。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說：黨是“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因此，黨就可以代表人民作決定，要求人民絕對服從。人民自己不能代表自己，非要由黨來代表。代表和被代表是委託授權關係。被代表的人民對共產黨履行過委託授權的手續嗎？沒有。這“代表”是自封的，又強加於人民。經過委託授權的人民代表反而不能代表人民，還要服從強加於人民的“代表”。“黨的領導”完全篡奪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最高國家權力，嚴重違憲。

　　至於各級人民代表與政協委員的產生及名額的分配，則全部由中共中央及各級黨委組織部、統戰部分別或共同把持、操辦即“選拔”。以至名單公布前不僅代表委員本身均不知內情，甚至連推薦代表和委員單位的中共黨組織亦不能預知。誠如壹位前中共省委書記所言：“這是組織上的事情，沒有必要讓妳知道。”

　　皇帝的新衣——“人民”批判

　　1．“人民”不等於“People”

　　中國的“人民”的概念，常用來與“people”相對應。實際上，兩者有著本質的不同。

　　英文的People是“人”的集合名詞，沒多少政治色彩，是泛指。American People，包括所有擁有美國國籍的美國人。壹個人究竟是否是American People，僅僅取決於他在法律意義上的狀況。壹名美國人，決不會因反其總統，或是囚犯，就不是American People。

　　“中國人民”決非如此。壹名中國人，雖然擁有中國國籍，卻可以有許許多多的原因被排除在“中國人民”之外，遠的有以前的“地富反壞右”，近的有異議人士、民間信仰團體、“敵對勢力”以及刑事責任者等。此外，如果壹位曾經能夠代表“人民”的官員，因各種原因遭到了刑事處分或成了政治上的對立面，就會立即被排除在“人民”之外。

　　中文裡，同People 含義更相近的詞彙應是“民眾”，不過這兩者也不能劃等號，因為People可以包括壹國的最高統治者，而“民眾”卻不包括。此外，漢語裡的“國人”比“民眾”包括的更廣，與People相近，但這壹詞彙通常只用於本國人之間，已在正式場合消失。

　　2．人民”壹詞的傳統含義

　　古漢語中，“人”和“民”的含義相去甚遠。“人”有泛指和特指兩方面的含義，作泛指用時指人類，作特指用時指那些有地位、品行、學識或名望的人。“人”要加上修飾語，才有負面含義，如“歹人”、“壞人”、“惡人”等。如果不加修飾，“人”是指因有身份地位而能從芸芸眾生中區分出來的人，因此，“人”既可以用作複數，也可以用作單數。

　　與之對應的，只能用作複數的“民”字，在古漢語中基本是壹個貶義字，幷經常與帶有貶義的形容詞連用，如“草民”、“刁民”、“暴民”等，即使與帶有褒義的形容詞連用，產生的仍然是某種貶義的效果，如“良民”、“順民”等等。古漢語中“民”字的含義，指的是位於被統治地位的、幾乎不能算做人的平民百姓群體。

　　古漢語辭典中對“民”的解釋：奴隸；百姓，《左傳.文公十三年》：“利於民而不利於君”；人，《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民有好惡喜怒哀樂”。“民”有三種含義：奴隸，百姓，人。“民”在作“人”講時，往往需要被特別加以說明，如上文中就特別指出，“民”也是可以象“人”壹樣，有“好惡喜怒哀樂”的。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民”意味著壹種幾乎不能算人的“人”。由此，古漢語中“人民”壹詞最早的含義，幾乎與“人畜”相當。

　　簡單地說，古漢語中的“人民”是指有地位的“人”和沒有地位的“民”的集合體。歷史上，“人民”這壹詞彙幷不具有特定的政治內涵，而是與“民眾”的含義相近，但包含壹些不在“民眾”範圍之中的有地位的人。出現較多的地方是記載各地事件的史書方志，或者向皇帝稟報各地情況的奏摺之中，“人民”的含義是某地民眾與當地官員士紳的簡單相加，只是壹個地方群體的集合概念，如中原人民，江浙人民，以及範圍更小的某州某縣人民等等，但壹般不會說“全國人民”，因為專制社會不允許出現壹個有可能將最高統治階層包括進去的、邊界模糊不清的群體集合概念，能夠接受的只是不包括最高統治者的相應名詞，如“海內民眾”、“天下民眾”等等。此外，在書面語言上可有“華夏人民”或“中華人民”的說法，這是相對於外族而言的，沒有“全國人民”那種有可能將上下混為壹談的含義。

　　因此，中國史上的“人民”壹詞的含義就是某地官員、士紳和民眾的全體。

　　3．黨文化中“人民”的含義

　　共產主義運動興起之後，“人民”被賦予了特殊的含義。據馬克思的理論，資產階級是剝削階級，是反動勢力的代表；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則是進步力量的代表。無產階級與其同盟軍壹起，就構成了“人民”。顯然，“人民”已有了新的內涵。在“人民”的新含義中，“人”代表居於領導地位的共產黨，“民”代表跟隨共產黨的民眾。

　　《辭海》把“人民”解釋為，人民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含義，在抗日時期，壹切擁護抗日的都屬於人民的範疇；在社會主義時期，擁護社會主義的就屬於人民的範疇了。1949年後，“人民”是指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不包括“地富反壞右”等“賤民”，他們是非“人民”或反“人民”的。這是等級特權、階級歧視的表現。

　　4．“人民的國家”註定是專制的國家

　　“人民”有著與生俱來的先天缺陷，這壹缺陷導致了壹種極其落後的國家理念，導致了“人民的國家”註定是專制的國家。

　　首先，“人民”指的是壹部分特定的人，指的是XX黨及其從屬者；所以，壹個“人民”的國家，定是壹個屬於X黨的國家。“人民國家”就屬於全體國民，僅僅屬於這個國家中的壹部分人——“人民”。“人民”之外的國民，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等於沒有自己的國家。

　　其次，“人民”是個模糊的概念。誰是人民？幷沒有壹個明確的法律界定，最終只有最高權力者能夠決定誰是“人民”。在極端的情況下，“人民”有可能退縮成壹個極小的圈子，“人民”的國家將變成壹個只屬於極少數人乃至於最高統治者個人的國家。

　　顯然，這是壹種不正常的狀況，要維持這種狀況，就必須採用“無產階級專政”。對於統治者來說，擁有統治權是壹件生死攸關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專制就成為“人民的國家”的必然結果和唯壹選擇。當今世界上的國家，凡國號里有“人民”二字的都是專制國家；至於國號中有“人民”且有“民主”的，必定是世界上最專制的國家。因為，共產語境中的“人民”和西方的“民主”是兩個本質上完全對立的概念，能夠將兩個完全對立的概念強行合在壹起用到國號里，這正是最專制的國家所做的事情。

　　1920年代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魁首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政黨和法西斯國家，無不打上“人民”的烙印，凡對法西斯稍有不滿的、稍有懷疑的、都成了“人民的公敵”而遭打擊。希特勒是以德國人民的名義大肆殺戮其它國家的人民，即以壹部分人的利益為目標而取締其它部分人的利益，以壹部分人的生存和發展要求或強迫另壹部分人作出犧牲。

　　斯大林以保衛“人民”的名義竟槍殺了2-3千萬的俄羅斯人民。蘇共垮台前在人民中作過“蘇共究竟代表誰”的調查，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體黨員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幹部、機關人員的占85%。在結束共產統治後，俄國也允許新的共黨存在。開始的時候，俄國共黨在國會拿到40%的席位；第二次選舉時，他們的支持率降到25%；2003年十二月選舉時，共黨的支持率已降到只有12%。現在還在下滑。

　　戈爾巴喬夫在《往事與隨想──戈爾巴喬夫回憶錄》中談到自己的心路歷程時說：“蘇共聲稱，它代表了最廣人民的利益，但是，人人都知道這是謊言”。

　　蘇共的宣示與“三個代表”中的“中國共黨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幾乎壹字不差。可見，“三個代表”並非中共的專利，而是拾蘇共的牙慧，續演蘇共的老把戲。

　　三個代表秉承了“蘇聯老大哥”的謬誤，邏輯不通、法理不通、情理不通。 黨要代表人民，卻不是人民選舉的，也不是人民授權的；黨非要代表人民、強行代表人民，那是強姦民意。“中共代表了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本身就是壹個偽命題。中共的黨文化是世界上最腐朽最沒落的文化，黨文化的核心就是假大空。共黨聲稱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但恰恰是共黨放權鬆綁的地方生產力才能發展。三個代表是中共在政治舞台上的又壹次反串表演。

　　在民主社會裡，政黨和國家是截然不同的二個概念。國家是全體人民的，而政黨只能屬於壹部份人。任何社會都永遠存在著不同的意見與利益集團，存在著不同集團之間的利害衝突。因此，無論是哪壹個黨都不能代表全民。共產黨的黨章上明明白白地寫道：“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為無產階級利益奮鬥的。在60年代中蘇大辯論中，中國共產黨曾經痛斥赫魯曉夫的“全民黨”理論是對馬列主義的背叛。

　　三個代表是對權力的壟斷、對真理的壟斷、對利益的壟斷；它剝奪了人民的表達權，壓制了人民的思想權，三個代表不是理論而是騙術。中共是壹個沒有公德、公信、公正的黨。它不許其它黨派的存在，堅持壹個黨、壹個領袖、壹個主義。它口稱立黨為公，實際上是結黨營私；它口稱執政為民，實際執政為己。三個代表不是“新世紀的宣言”，而是新世紀的謊言。三個代表塞進憲法，這就成了壹幕只有在獨裁國家才會出現的荒唐鬧劇。

　　中國領導人通常是不經過別人的授權而自作主張地“代表”別人，共產黨不經人民同意就以“人民”的名義說話，“三個代表”是這種武斷作風的“最新成果”。

　　“人民日報”是黨報，即是“壹部分人”[party]的報紙，它是黨的喉舌。壹部分人的喉舌決不能成為全體人民的喉舌。因此，作為黨的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其實質是非人民的。各級黨的喉舌，亦即從省到市的報紙，只能聽命於中宣部而奉命報道，縱然有千百家報紙，其實質則等同於“輿論壹律”的壹家報紙。

　　《南方周末》以全民代言人自居，進行毫無事實的煽情報道。它對中美撞機事件的頭版頭條報道，在第壹版打出大紅字體的標題“十三億人民呼喚著同壹個名字：王偉”。壹張地方報紙，即便是發行量極大的報紙，怎麼就如此大言不慚地宣稱代表十三億人！

　　“黨的喉舌”常常說“全國人民”如何。中央電視台的主持人天天在“代表”全國的電視觀眾謝這個、謝那個。全國的電視觀眾什麼時候以何種形式或程序賦予他們這壹代表權？

　　未經他人授權或同意就大咧咧地代表人家，這顯然是侵權、是非法、是侵犯他人的意志！為什麼很多人言必稱代表，就是在於他們想擁有代表的權力，而謀自己的利益。我們常常被人“代表”，被人侵權，甚至麻木到根本不以為是侵權。

　　為什麼我就不能代表我自己、而壹定要妳來代表我？說穿了，因為妳手裡有槍，就自說自話地代表我了。還說是我要求妳代表的，還說如果沒有妳，我就不會過日子，還說我被妳代表了後，生活就非常幸福，心情就非常甜蜜。

　　壹個不痴、不傻的人，怎麼會心甘情願地被別人代表嗎？人，總是希望自己代表自己。如果我來代表妳，妳願意嗎？現在，妳憑著手裡有槍，妳可以代表自己了，還不滿足，還要多吃、多占，來代表手無寸鐵的我，把本來屬於我的那份權利，也拿了過去，還說妳完全是為我好，是讓我做主人。妳最大的快樂就是：妳除了可以代表妳自己外，還可以代表我。而我，既不能代表妳，也不能代表我。妳願意代表我到哪壹天，就代表我到哪壹天。這就是命。妳的命好，我的命不好啊！因為，妳可以要我的命。槍桿子在妳手裡，妳就什麼話都可以說，什麼理論都可以創造；真是“偉大”神奇呀！

　　到處是人民，無時不人民。飯店叫人民飯店；旅館叫人民旅館；浴池是人民浴池；公園是人民公園；殯儀館是人民殯儀館；廁所是人民廁所。錢也叫做“人民幣”，以為只要加上了“人民”二字，貨幣就就不那麼銅臭味了，就只屬於人民了。真是異想天開，天方夜譚。

　　任何權力不論在抽象意義上如何代表人民，實際上必然由少數人行使，必然更多地反映少數人的利益與意志。當“人民”與具體的公民無關時，集體就成了虛假的集體，成了少數人剝削他人和實現個人私利的工具。抽象的人民成了神，具體的人民成了仆。當暴力集團以“人民”的名義當家作主時，具體的個人早已成了只有義務、沒有權利的奴僕了。

　　中共標榜的“人民”就是它本身，真正的人民則成了任其驅使的奴隸。“人民利益高於壹切、個人無足輕重”，這話似乎很高尚；但否定了個人的權利，具體的權利就落入到獨裁者的手中。他可以輕易地把那些不同意他的人定為“人民的敵人”。在掌握了對人民的生殺大權後，無論共黨如何貪污腐敗、如何罔顧民意，若人民要反抗，定會受到軍警的鎮壓。

　　共產黨的邏輯是：反黨即反人民、反人民即反革命、反革命就必須專政。按這壹邏輯，批評的呼聲被封殺了。壹旦黨外人士用“人民”的名義，他們就認為是僭越。梁漱溟想為農民叫苦，惹得毛澤東臭罵壹通，說他“班門弄斧”。1957年，壹批知識分子“為民請命”，結果被打成右派；89學生遊行反腐敗遭到政府的殘酷鎮壓後被定為“反革命暴亂”。

　　中共把壹切屬於人民的權利都剝奪了，連“人民”兩個字都霸占了。官方流行的“解放前”或“解放後”的說法，這說的是獨裁者而不是老百姓。對於老百姓而言，“解放牌”的繩子比別的繩子把人民捆的更緊。人民被共產黨強姦了，人民的喉嚨被割斷了。中國人生來就是被強姦的命，被強姦後還要呻吟著叫好。

　　共黨宣稱它是無產階級的代表，它比群眾更懂得他們的利益所在，這是它掌權的理由。共產黨強制代表妳、我、他，美其名曰“人民政府”。它的權力既不來自於天命，也不是靠選舉，而是以暴力和欺詐來維持的。以壹個省為例，省長理應是壹省的政府首腦。其實不是，省長的真實身分是“中國共產黨ＸＸ省委員會副書記”；他上面的省委書記，才是真正的壹省之主。壹省之內，省委書記的權力是無限的。省委書記黨、政、軍權集於壹身；他唯壹畏懼的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及其組織。

　　譬如：省委書記程維高掌控河北十年，縱容其子程慕陽貪污數十億元。河北人民罵程維高，連出租車司機、賣菜的、普通市民都罵。可河北的媒體[“媚體”]卻竭盡巴結獻媚之能事，連小罵大幫忙的屁都不敢放。舉報了程維高同夥問題的郭光允遭毆打、被汽車蓄意撞成重傷、被開除黨籍，蒙受了兩年牢獄之災，被打得“上下哪兒都疼”，其家人親朋近20人受到牽連。連省紀委書記也被提前退休。可見，黨書記與殘暴的皇帝有什麼兩樣？！

　　中共的宣傳部，管著廣播電視廳、新聞出版局、文化廳、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等；中共的政法委員會，管著法院、檢察院、公安廳、安全廳、司法廳、監獄管理局、海關、 武裝警察部隊等。壹直以來，所謂的政府部門，就是黨委的辦事機構，主事權完全在黨委及其部門手裡。“人民政府”不過是書記的傀儡。

　　“黨領導壹切”，就是中國的全部。在全社會的各行各業各單位中設立黨的權力機構，以求統領壹切，重在控制思想和掌管人事權。從中央到地方，都建立起了壹個個蛛網式的等級化的“封建莊園”。莊園的莊主便是這個莊園的黨的最高負責人。他有其領屬範圍內的壹切生殺予奪大權。中國大陸全體人民，實際上便成了奴隸制度下的無任何人權的奴隸而已。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為壹黨之國。國家機器的每個方面都是黨的機構的延伸，“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等壹系列掛著人民名字的機關實乃特權衙門。黨官僚化了，黨變成了壹個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為人民服務”就是人民為共黨服務。如果危及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黨可以反對“個人崇拜”，但永遠不能反對“黨崇拜”。“反黨，反社會主義”歷來都是中共國最嚴重的罪名，可見保衛中共的壹黨領導地位，即保衛“黨天下”，乃是中共為之奮鬥的最高宗旨。維護黨的利益就是維護整個既得利益集團的私利！

　　在民主全球化的情況下，政府早已不再是某壹個階級利益的代表；它是所有人的利益代表。政府應在法律的框架內對所有公民壹視同仁。公正性是政府的第壹要義。不管任何的黨派執政，政府都不僅僅代表某壹個黨派的利益，而應對全體公民負責。所以，政府的名字前加壹個“人民”顯然是違背了政府的中立性原則。

　　必須取締強加在每壹個中國人身上的子虛烏有的人民稱號：教師就是教師，而不是什麼虛張聲勢的“人民教師”；職員就是職員；警察就是警察，以此類推，以徹底恢復人的本來面目，以解除籠罩在人身上的虛假的“人民”之光環。

　　5．“人民的國家”註定是腐敗的國家

　　以權謀私，是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的事；只有壹個“人民”的國家，才會使大規模腐敗成為必然。導致大規模腐敗的第壹個原因在於，“人民”的國家註定是壹個專制的國家。專制意味著不受制約和不受監督的權力，意味著種種明里暗裡的特權，在這種情況下，圍繞權力的腐敗就必定會發生。

　　有人認為，腐敗是改革的產物，而與專制沒有多大關係，因為在毛時代，腐敗的情況要比今天好得多，人們要辦事，往往也就是向官員送壹些煙酒而已。

　　這裡要區分兩個概念。首先，不能把由於社會條件的限制無法發生某些腐敗，就看作是清廉。在壹個物質極度匱乏和生活內容極其單調的社會裡，今天的許多腐敗固然無法發生，但是，如果在大家都吃不上飯的情況下，有人憑藉手中的權力將國庫中的幾袋糧食搬回了家，這同今天壹些人將成百萬上千萬公款劃為己有的性質是壹樣的；其次，腐敗不僅要看涉案的絕對數目，更要看相對數目。在文革時期，許多知青為了提干或上學，常常向當地幹部送出煙酒和貞操等禮品，這也許只有幾十元人民幣，卻可能是壹個家庭的壹大筆積蓄。今天的腐敗，只不過是在條件充分具備之後，專制體制的腐敗能力全面暴露出來了而已。

　　導致嚴重腐敗的第二個原因在於包含在“人民”這壹概念中的政治理念。在今天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裡，不管壹個執政黨實際上的作為如何，其名義上的服務對象只能是全體國民，而在中國，黨公開宣稱的服務對象既非國家也非國民，而是“人民”。所以，“為人民服務”也就是為特定的人群服務。當百姓高興的以為“為人民服務”就是為自己服務時，他們卻不知道，“百姓”的身份已經把他們排除在了執政黨的服務理想之外，如果平民百姓確實得到了某種服務，那不過是“為人民服務”的附帶結果。

　　為什麼XX黨只“為人民服務”？首先，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壹切的人和事都是有階級性的，因此，共產黨而只能為那壹部分與自己站在壹起的“先進人群”及其追隨者服務；其次，馬克思主義這種劃分階級的理論，正好同長期以來中國社會中那種等級觀念和拉幫結派的文化傳統吻合，因此立即毫不困難地被奉為深信不疑的真理；此外，在中國歷史上，平民百姓從來就不是統治者的服務對象，而只是管制對象，“服務”是層層向上而非向下的。

　　“為人民服務”的提出同腐敗存在必然的關聯。當初“人民”起來革命的原因，就是要建立壹個屬於“人民”的美好社會。在奪權成功後，享受美好生活就開始了。由此，“人民”在新社會中通過特權來獲得享受，正是當初“人民”要通過革命來達到的目的。

　　這壹理念，很自然地使“人民”在奪取政權之後，讓“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自我服務”。任何手握權力的官員，在沒有出事之前，都可以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壹員，甚至是“人民”的代表，“為人民服務”可以名正言順甚至理直氣壯地變成為某個具體官員個人的服務。因此，包含在“人民”這壹名詞中的政治理念，本身先天地包含有大規模腐敗的因素，這正是“人民”的國家總是導致嚴重腐敗的壹個重要原因。

　　有人指責今天的壹些腐敗官員背離了“為人民服務”的理想，把“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自己服務”，他們或許沒有想到，這兩者在本質上並不衝突，除非某些官員腐敗過了頭，以至於損害到了其它“人民”的利益。

　　導致嚴重腐敗的第三個原因來自存在於“人民”這壹概念中的國家理念。“人民的國家”是壹個僅僅屬於“人民”的國家，當壹個人是“人民”的壹員的時候，他擁有自己的國家；而當壹個人被排除在“人民”之外時，他就等於也失去了自己的國家。而由於“人民”是壹個政治概念而非法律概念，壹個人是否屬於“人民”，並無明確的法律界定，而僅僅取決於他的相關政治狀況，因此，壹個人完全可能因為種種說得清或說不清的原因，而於壹夜之間被置於“人民”之外，從而成為自己國家中沒有任何權利的寄居者。

　　對於身居有利位置和擁有各種權力的官員來說，置身於中國的專制體制中，就好像是乘坐在壹艘裝滿珠寶的大船上，壹方面財富唾手可得，另壹方面，沒有人知道自己會在什麼時候下船，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被拋入大海。在這種特殊的境況中，如果有人產生大撈壹把然後離船上岸的念頭，是十分自然的，這也正是實際中發生的情況，大量貪官攜款外逃，絕不僅僅是貪婪的結果，而是與“人民的國家”中壹個國民缺乏法定的權利保障密切相關的。

　　在“人民的國家”中，壹方面，種種因素促使官員利用公共權力為個人撈取好處，而另壹方面，政治上和法律上經常性的界定不清，又使貪官們不僅有許多漏洞可鑽，而且不壹定會案發或被查處；而貪官們是否會被查處，查處的結果如何，主要幷不取決於其具體的腐敗行為，而取決於其政治處境。

　　由此，在上述種種因素形成的合力作用下，大規模的腐敗，以及普遍的權力濫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以“為人民服務”為訴求的統治者，為了保證其享有的特權，必然會竭盡全力維護其專制統治，而其宣稱的所謂“民主”，只不過是出於維護其權力的壹種招牌和手段，是服務於其最大程度地享受特權這壹目標的。

　　共產社會是吃人不吐骨頭的動物社會

　　絕對權力本末倒置地將自身當成了目的，自己規定自己，自己賦予自己存在的理由和依據，將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消滅壹切反對力量的基礎上。無論在哪裡實行，這樣的制度都毀滅人的個性、自由、價值和尊嚴，壓制人性力量的自由成長，把人的發展禁錮在本能需要的動物性階段。人不能像壹個人那樣生活，人的生命意識極度萎縮乃至麻木，於是人的存在就變成了壹件荒謬的事實，終日像行屍走肉壹樣蠅營狗苟。絕對權力是壹個吸食個體生命的漩渦和黑洞，每個人都變成了國家機器上的螺絲釘，他的意義僅限於他在這架機器里的作用，他的價值取決於他在這個高度完備的差序社會裡的身份。

　　官方宣傳：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官員是人民的僕人。可這就怪了：僕人武裝到了牙齒，主人赤手空拳，主人身上偶爾帶把刀都被僕人定性為兇器。天底下，還能找出這樣窩囊的“主人”和這樣強悍的“僕人”嗎？

　　我親愛的公僕大人！ 蒙您賜我主人翁的名稱，我感到了極大的惶恐， 同時也覺得您在尋開心！

　　明明您是高高在上的大人， 明明我是低低在下的百姓，您發命令，我來拼命。 倒說您是公僕，我是主人？

　　我住馬棚，您住廳堂， 我吃骨頭，您吃蹄膀。

　　弄得不好，大人肝火旺， 拿我出氣，遍體鱗傷！

　　大人自稱公僕實在冤枉， 把我叫做主人更不敢當。

　　您的名字應該修改修改， 我也不願再幹這壹行。

　　我想辭職，您看怎樣？ 主人翁的台銜原封奉上。

　　我情願名副其實地做驢子， 動物學上的驢子，倒也堂皇！

　　我給您騎，理所應當； 我給您踢，理所應當；我給您打，理所應當； 不聲不響，驢子之相！

　　我親愛的騎師大人！ 請騎吧！請不必作勢裝腔，賤驢的腦筋簡單異常， 您的韁繩，我的方向！

　　但願您不要打得我太傷， 好讓我的服務歲月久長，標語口號，概請節省， 驢主，驢主，何必再唱！

　　2005年11月27日黑龍江省東風煤礦所屬七台河礦業精煤集團公司東風煤礦發生爆炸的原因是瓦斯爆炸引起煤塵爆炸。而24日下午，已就礦井內煤塵超過安全標準二倍發出警告，然而礦局官員卻下令趕任務繼續作業。礦難搜救工作結束確認171人遇難，遇難者每人賠償20到22萬。而東風煤礦礦長馬金光僅僅當了五年礦長，竟擁有3200多萬元存款，三輛平治、本田轎車，在哈爾濱風景區太陽島還擁有壹幢豪華別墅！原來他的這些橫財都是礦工們的血肉堆積成的！令人震驚的是，該礦連續三年被黑龍江省評為“明星礦”。11月中旬在京召開的中國煤炭工業表彰大會上，該礦礦長馬金光被評為“煤炭工業優秀礦長”！

　　在隱瞞松花江特大污染和特大煤礦爆炸事故的背景下，當人們紛紛譴責官方草棺人命時，大院屎“活著羞”凶神惡煞地說：“誰叫妳不幸生在中國”！也就是說，那些人是該死，誰想用“死”來批評政府，誰就是大逆不道！何祚庥真是大太監啊！請看：

　　何祚庥：（礦難的原因）主要是窮，而不是腐敗。為什麼工人能接受較低的工資、較危險的條件？老百姓不是傻子，他們不是不知道啊。那為什麼還接受？因為不接受活不下去。

　　攝影師：那他們就該接受這樣的命運嗎？

　　何祚庥：妳不該生在中國，妳不該做中國人，誰叫妳不幸生在中國了？

　　社會主義搞了快60年，最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搞的老百姓“不接受活不下去”了。這表明：最先進的制度其實是最落後最腐朽的制度！

　　專政組織要維護等級制，只有等級森嚴才顯示上級的高貴。在黨的眼中，農民是最低的等級，所以理應為高等級犧牲！所以何祚庥說，誰叫妳不幸生在中國而且又是農民的，應該為GDP的增長獻出生命！象當年的黃繼光董存瑞之類的獻身（他提到戰爭年代的無私奉獻）。

　　這種集體主義說教和皇帝時代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壹模壹樣，所不同的只是“君”換成了“集體、大局”之類。專政的“集體主義”等級制就是非人性的。

　　問蒼天 問大地：

　　人民啊，

　　為什麼連豬狗都不如？

　　老佛爺慈西說：

　　民是家奴

　　我寧予友邦，不予家奴

　　托洛斯基說

　　人要象狗壹樣為黨衝鋒陷陣

　　斯大林說

　　人是鋼鐵，黨要咱煉就咱煉

　　劉少奇說

　　人是木頭，黨要咱劈就咱劈

　　吳運鐸說

　　人是磚頭，黨要咱搬就咱搬

　　雷鋒說

　　人是螺絲釘，黨要咱擰就咱擰

　　何祚庥說

　　民要為能源供應犧牲做貢獻

　　錘子鐮刀旗啊，

　　怎把人當鐵壹樣的錘、當草壹樣的割呢

　　問蒼天 問大地：

　　人民啊，

　　為什麼連犬豕都不如？

　　蒼天無語 大地無言

　　恍恍惚惚中

　　上帝告訴我：

　　人是最高貴

　　貶低人的尊嚴就是魔鬼附身

　　只有人人平等

　　人的尊嚴才不會貶值

　　只有人人平等

　　人才能健康快樂的生活

　　三更醒來始知夢

　　輾轉反覆終確認

　　集體主義不人道

　　唯物主義貶低人

　　惟有信奉上帝道

　　人性尊嚴得保全！

　　這是壹個磚頭社會，壹個螺絲釘社會，壹個毫無人性的社會！這不是誇大。看看文革，看看各種冤假錯案就可知了。我曾同壹個農村的小學老師說到抗美援朝中國死了80多萬人，她說：難免，毛是偉大的。我說：妳父母要是死在朝鮮戰場的話，也是難免嗎？難道80萬人的生命難道80萬生命之和都輕於毛的生命嗎？她語塞了。如果壹個人沒有生命神聖的觀念，就不是人！古人都知道人命關天，現代人反而覺得死個人就象死只螞蟻似的！倒退啊倒退,墮落啊墮落！

　　阿Q動物國之童話。法國思想家愛爾維修說：“禁錮思想壓制言論，就會使人民成為瞎子、聾子和白痴，瞎子的東西比明眼人的東西更容易偷，壹個白痴民族要比壹個開明民族容易哄騙、容易統治。”王亞南說過：專制國家就是瘋子+騙子+聾子+啞子。所以，專制國的人員構成=殘暴的瘋子似的皇帝+騙子似太監、官僚+聾啞的螺絲釘化的百姓。專制統治群體，真正希望人民是瞎子、聾子、啞巴，聽憑他們任意的擺布，不要有任何不滿、抗議、爭辯。螺絲釘化的百姓成了被官員們任意宰割的家畜。

　　國家動物園化、人民動物化，可以說是專制統治的傳家法寶。公然把壹部分國人稱之為獸的是毛：要消滅壹切牛鬼蛇神。這些牛鬼蛇神就是黑五類地富反壞右。這些所謂的地富反壞右實際上是在經濟政治科學文化等各個領域裡的精英。戴著牛鬼蛇神帽子的牛鬼蛇神們，實際中的生活遭遇也確實是鬼壹般的非人。《芙蓉鎮》裡的“壹對黑夫妻、兩個狗男女”秦書田就對胡玉音說：“活下去，像狗壹樣地活下去”。

　　第壹階段，逐步非人化。具體又可分為3個小步驟：去感官化，也可俗稱聾瞎化；去思想化，也可俗稱太監化；去廉恥化，也可俗稱妓女化。

　　去感官化，就是使人民瞎子化聾子化啞巴化。統治者完全掌控了媒體，民眾成了政治上的聾啞人，他們只能知道毛澤東偉大、正確的。從而使人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言動”。這裡的“禮”字應該改成“理”字更確切些。當然，這個理字，也不是道理真理公理天理，而是黨理，即是否有利於黨的統治。

　　凡事根據這條黨理來定奪。不該妳看的，就不讓妳看，讓妳成個睜眼瞎。譬如說，香港七壹大遊行，就不讓人民看。所以在人民的眼中，H港這兩次大規模的遊行就壓根兒沒發生。從中央到地方，電視畫面千篇壹律：熱心幹部深入基層送關懷送溫暖，人民公僕日夜操勞抓改革抓廉政；廣大群眾感激涕零齊唱新時代好，普通百姓飲水思源同贊黨親。至於天天發生在實際生活中那些個壞的陰的暗的黑的髒的丑的邪的惡的毒的東西，能上電視者屈指可數。不奇怪，事關光輝形象，怎麼能給妳們這些草民輕易看見？

　　不該妳聽的，就不讓妳聽，讓妳的倆耳成個擺設。不用說境外的反動電台妳不能聽的；就是國內消息，妳也只能聽讚歌頌曲，譬如神舟上天世貿入圍等等，均為利好消息。但是大興安嶺大火熊熊，廣東傻斯病毒洶洶，到處礦難淒淒，河南艾滋患者慘慘，無壹不是先捂蓋子，儘量少報道或表面化的歌功頌德式的報道。有人想把共產黨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刊登在《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上的文章題為《歷史的先聲》出版，結果不准！

　　不該妳說的，就不讓妳說。我就是要讓妳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陳為軍想來H南揭艾滋病的蓋子，就被圍追堵截；章詒和敢為幾個最終未被摘帽的右派分子評功擺好，就禁了書；陳桂棣敢為最下賤的農民鳴冤叫屈，被告上法庭；喻華峰的《南方都市報》報傻斯、報孫志剛風頭出盡，就得嘗嘗蹲八年大牢的滋味。

　　人們缺德化。這壹招最陰最毒最下流最無恥，但這壹招最管用，最能長治久安地保證我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這壹招就是讓人民放棄最後的道德底線，變得沒有廉恥感也沒有是非感，沒有正義感也沒有罪惡感。

　　執政初期，殺地主老財，正確；改革開放，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英明。黨旗上繡上鐵錘鐮刀，正確；黨章里歡迎紅頂資本家入伙，英明。黨當年鼓動工人罷工，光榮；共產黨如今不許工人罷工，偉大。農民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土地，好！農民因人民公社化失去土地，好！農民在承包經營時又得到土地，好！農民在圈地運動中再失去土地，好！總之，好！好！還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人民必須永遠感恩戴德。天大地大不如黨的能力大，爹親娘親不如黨的領導親，千好萬好不如黨的政策好，河深海深不如黨的恩情深。

　　馬曾預言：工人階級最終失去的只是鎖鏈，而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在當今的阿Q國，工人和農民的狀況也許恰好相反。他們失去了整個世界，而獲得的只是鎖鏈。儘管如此，苦難的老百姓們還被逼迫著強裝笑顏感謝皇上聖明。

　　阿Q國做到了全面禽獸化。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經過了對人民長期不懈的艱苦卓絕的“不可使知之”的瞎子化聾子化啞巴化、“不可使思之”的太監化和“不可使恥之”的妓女化之後，終於迎來了“民可使由之”的嶄新時代。

　　動物園內共分以下幾大類，細目從略不表。第壹類人被豺狼化。既是豺狼當道，當先表此類。此類由貪官污吏和姦商惡霸組成，無仁無德，貪婪成性。官僚和資本的糾纏交錯是其最典型的形態。手握公權，貪贓枉法，化公為私，中飽私囊。大肆侵吞國有資產，揮霍浪費國家資源。花天酒地，紙醉金迷，荒淫無度，醉生夢死。橫行霸道，魚肉鄉里。為非作歹，遺禍壹方。乃人間之大惡，獸中之大害者也。

　　第二類人被鷹犬化。此類攀豺附狼，依託權貴。多為御用文人，豢養名士。就炎附勢，騎牆觀草。見風使舵，兩面三刀。豺雲亦云，拾狼牙慧。豺步亦步，狼趨亦趨。有勇有謀，無氣無節。甘心情願成為豺狼的幫忙、幫閒和幫凶，成為豺狼的打手、護從和跟班，成為豺狼的鷹爪子和狗腿子、護院禽和看家犬。實乃鮮廉寡恥之徒卑鄙齷齪之輩，深為他類所不齒。

　　第三類人被豬羊化。此類獨立獨行，明哲保身。治則胸圖大志，亂則偏安壹隅。不似鷹犬之類甘願助紂為虐，但為豺狼逼迫又不得不隨波逐流。生活舒適充實富足，有小資美譽。性情隨和溫順儒雅，文質彬彬。滿足於自己的小家庭生活和小圈子交遊，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對豺狼鷹犬憤恨而無語，對牛馬遭遇同情而無助。多為高薪文人職員即所謂白領者。

　　第四類人被牛馬化。此類屬禽獸化之後最為悲慘悽苦的壹類。雖量巨而勢力薄，雖群大而聲音渺，屬最最弱小的弱勢無勢群體。由農村父老加上城市中被邊緣化之輩如無崗可上之工人無業可就之青年組成。是為全世界提供物美價廉產品而所需最廉價勞動力的主要來源。他們度日如年，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牛馬們吃苦最多，幹活最累，掙錢最少，負擔最重，地位最低，生活最艱，日子最難，常自嘆實際上比牛馬還不如。

　　魔鬼文化

　　沒有對上帝的信仰，

　　就不可能有中立

　　就沒有正義之劍

　　就不可能除暴安良

　　就不可能實現民主

　　沒有對上帝的信仰

　　就不可能有自由

　　就不可能有平等

　　就不可能有博愛

　　就必然陷入仇恨的泥潭。

　　沒有對上帝的信仰

　　就必然目空壹切

　　甚至冒充上帝

　　搞個人崇拜

　　三呼萬歲

　　沒有對上帝的信仰

　　就會鼓吹人之初性本善

　　就會崇拜權力

　　就不會想到限制權力

　　只會集權集權再集權

　　沒有對上帝的信仰

　　就不會相信人皆罪人

　　就會壟斷教育壟斷思想

　　就會搞有罪推定

　　使人間成為活地獄

　　只有信仰上帝

　　人間才會充滿正義

　　只有信仰上帝

　　人才會有追求自由的勇氣

　　只有信仰上帝

　　人才會平等地對待他人

　　只有信仰上帝

　　人才會有博愛寬容的動力

　　龍就是魔鬼

　　遠志明在《神州懺悔錄》中說：到周幽王時，龍涎怪胎褒似“壹笑傾國”，從此天下大亂，血淚春秋。……從那時起，敬拜人，遠離神，父傳子，家天下，欲與天公試比高，就在神州開了先河……曾幾何時，神州竟落入了惡龍之手？曾幾何時，我們竟成了龍的傳人？

　　“敬拜人，遠離神，父傳子，家天下”是從黃帝就開始了。遠志明把龍分好壞，好龍依然是獸。龍崇拜從有中華民族開始就存在，而不是從夏啟或龍涎褒似開始的。如果中國各部落從士拿平原輾轉東來，當時撒但就尾隨而至；中國離聖城最遠，離撒旦最近，是被詛咒之地。因此，“敬虔時代”是壹種虛構，而“神州”並非是真神之國，而是“錯把鬼域作神州”。

　　中國人始祖為“三皇五帝”。三皇加上女媧皆為“龍種”。

　　伏羲被視為中華民族第壹位代表。按晉王嘉《拾遺記》卷１記載：伏羲氏之母華婿氏，感履蒼帝之跡，有虹繞之而生伏羲。《詩含神霧》等典籍將伏羲說成是雷神的兒子。有研究者推出：閃電為龍之形、虹是龍之象、雷聲為龍之音、雷神就是龍神、雷神的兒子也就是龍子、龍子當然是龍。《拾遺記》稱伏羲“長頭修目，龜齒龍唇”；《春秋元命苞》稱伏羲“龍顏”；《春秋合誠圖》言其“龍身牛首”、“龍唇龜齒”；《白虎通》說伏羲“鼻龍狀”；《雲中記》則言“伏羲龍身”。《三皇本紀》說伏羲降生的時候，有“龍瑞”出現，故“以龍紀官，號曰龍師”。謂伏羲“受龍圖，畫八卦”（《宋書符瑞志》）；“上古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河”，伏羲參照此圖，“以畫八卦”（《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

　　再看女媧。女媧就是壹條龍（蛇）。《山海經》中記載的女媧是“人面蛇身”。《楚辭.天問》：“女媧有體，孰制匠之？”王逸註：“傳言女媧人頭蛇身，壹日七十化。”其子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亦云“伏羲鱗身，女媧蛇軀”。《帝王世紀》講女媧氏“蛇身人首”，《列子》言女媧氏蛇身人面，曹植《女媧畫贊》雲伏羲女媧“人首蛇形”。關於女媧摶土造人的傳說，《太平御覽》卷78引《風俗通》載：“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絙於泥中，舉以為人。”對於基督徒來說，女媧摶黃土作人顯然是撒但的謊話。屈原質問“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已將這壹謊話戳穿；而所謂“力不暇供”，足以證明此蛇非神。此外，《繹史》還引用的《風俗通》說：“女媧禱神祠，祈而為女謀，因置昏姻”——按這種說法，女媧氏不但造了中國人，還是中國人的婚姻之神。然而，這位婚姻之神卻不禁止婚姻的混亂，這與《創世紀》和《出埃及記》中神定的壹夫壹妻制形成明顯衝突。這種衝突顯示了“古蛇”在世界各地如何阻擋神的律法。特別值得壹提的是，在漢畫、特別是連雲港將軍崖岩畫中，這位東方女神的形象都是人首蛇身。

　　至於炎帝，相傳由其母感龍而生，生下來卻是“人面魚身”，亦說“人身中首”。有研究者稱：古時，魚、龍是混用的，即說炎帝象龍壹樣。《絛書》卷４引《帝王世紀》說炎帝“神農氏之母任似（女登、安登），於華陽有神龍首感於常羊，而生神農。”

　　黃帝以降，皆為“龍的傳人”。《竹書紀年》雲黃帝母附寶，見電光繞北斗，樞星光照野，感而孕生之。《帝王世紀》曰慶都“感三河之赤龍負圖而出，與之合，昏而生舜”。其他諸如少昊氏之母娥皇（女節）感太白之精而生少昊，顓頊氏之母女樞（高陽）見瑤光之星，如虹貫日，感己於幽房，而生顓頊於若水，禹之母女狄（女嬉、女志、修己）於水中得月精，神珠如薏苡，愛而吞含之，遂生夏禹……壹個幽靈在中國徘徊，其名龍，其形怪獸，其民為龍的傳人。中國人淪為怪獸後裔，且以恥為榮，令人扼腕不已。遠古之龍並無仁慈之象，醜陋而兇險；中古的龍，是皇家的徽記；皇權被打倒後，龍又成了民族的旗幟。中國人千百年來崇拜龍，視蛇為神物，而龍和蛇在基督教文化里都是撒旦的象徵，在伊甸園裡，人類的始祖就是受蛇也就是撒旦的誘惑才墮落的，在末世，撒旦將以巨龍的形式與上帝爭戰，最後這條巨龍被上帝捆綁扔如永火。

　　聖經的第壹卷書《創世紀》第三章談到人類在魔鬼的誘惑下背叛了神，而魔鬼則取了蛇的形象：耶和華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壹切的活物更狡猾。

　　聖經最後壹卷《啟示錄》第12章則談到，龍就是那古蛇，而那古蛇即是魔鬼。天上又現出異象來。有壹條大紅龍，七頭十角，七頭上戴著七個冠冕。它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龍就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等她生產之後，要吞吃她的孩子。…… 在天上就有了爭戰。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龍也同它的使者去爭戰。……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它被摔在地上，它的使者也壹同被摔下去。 ……壹般聖經學者分別從以賽亞書和以西結書中查靠撒但的來源。以賽亞書 14章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阿，妳何竟從天墜落。妳這攻敗列國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妳心裡曾說，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神眾星以上。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在北方的極處，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與至上者同等。然而妳必墜落陰間，到坑中極深之處。

　　以西結書 28章則說：人子啊，妳對推羅君王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妳因美麗心中高傲，又因榮光敗壞智慧，我已將妳摔倒在地，使妳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們目睹眼見。 妳因罪孽眾多，貿易不公，就褻瀆妳那裡的聖所。故此，我使火從妳中間發出，燒滅妳，使妳在所有觀看的人眼前變為地上的爐灰。各國民中，凡認識妳的，都必為妳驚奇。妳令人驚恐，不再存留於世，直到永遠。

　　這裡的“推羅王”指的不是國君，而是在背後控制這個國君的魔鬼，因為撒旦是通過人來做工的——“在許多情況下，他會藉助政府的掌權者來達成他的目的”。

　　撒旦起先叫做路西弗（Lucifer），即“明亮之星”或“早晨之子”的意思。它本是神創造的完備的天使或基路伯，但因驕傲背叛了神。它拋開了受造之物的位置，要篡奪造物主的位置。這個墮落的撒旦，帶領1/3的天使從此背叛神、與所有良善為敵、與神作對。它的結局在啟示錄中，就是被摔在火湖中承受永罰。

　　耶穌說：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壹樣（路加福10:18）。聖經啟示的龍就是古蛇、古蛇就是撒但外，也談到魔鬼本是“明亮之星”，卻象“閃電”壹樣從空中墜落。

　　中國先祖的出生幾乎全部與受星感孕有關，或者與閃電纏繞有關。撒但以龍的形象出現在遠離加利利海的遠東，試圖在那裡構築抵抗神最後、最強大的防線。神早已定旨要福音傳遍地極，在東方和西方，在萬國將祂的兒女召出來。而撒但是知道神的，“撒但也信，卻是戰兢”。撒但要在這末世更瘋狂地抵擋神，興起龍文化無疑是末日瘋狂的巔峰。

　　魔鬼文化的特點

　　中國文化壹開始就是種魔鬼文化。魂魄異兮為鬼雄（屈原）；死亦為鬼雄（李清照）；說明了中國文化就是壹種鬼文化，沒有西方的神。撒但或龍的文化品質包括以下幾點：

　　1．驕傲，以人為神，甚至以動物等偶像為神。驕傲是撒但的第壹特徵，也是它墮落的原因。這種驕傲主要表現就是以自己為神，不認識罪，更不順服神。對於屬於撒但的人來說，他們就象他們的父魔鬼壹樣，以人自己為神，或者通過拜假神來背叛神。

　　在世俗世界，這種驕傲非常明顯，它主要表現為無神論背景下的所謂人本主義和專制主義。撒但誘惑人擁有神的地位（“象神壹樣可以論斷善惡”），因此，人當然樂意跟隨撒但的意志。這正是人類始祖和後來人墮落的根源。撒但出於驕傲，而用驕傲捆綁人。所以使徒保落說：“恐怕他們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罰里”（提摩太前書3:6）。

　　中國人在與基督教長期的接觸中也沒有接受基督教，唯獨對搞崇拜偶像不信神的佛教情有獨鍾，而拜偶像信假神在基督教中被上帝仇視的。現在中國乾脆追捧起了無神論，把基督教當作毒害人民的鴉片。這壹切，都說明，中國的文化和本性，有深深的撒旦的痕跡。

　　2．殺人與仇恨，力量崇拜。約翰福音 8:44說：“妳們是出於妳們的父魔鬼，妳們父的私慾，妳們偏要行，他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裡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撒但起初就是殺人的，在撒但掌權的國度，殺人是應當的，仇恨取代愛成為原則，屍體成為勝利者的豐碑。在這裡，人們只敬畏力量，卻不順服愛，並奉行徹底的道德相對主義。在這裡，力量是上帝，上帝不是力量。“從此就顯出誰是神的兒女，誰是魔鬼的兒女。凡不行義的，就不屬神。不愛弟兄的也是如此”（約翰壹書 3:10 ）。流人血的必被人流血，在這仇殺主宰的歷史中，兇手是壹種民族身份——“妳們這些蛇類，毒蛇之種阿，怎能逃脫地獄的刑罰呢”（馬太福音 23:33）？

　　3．說謊，以無恥為智慧。在創世記第3章里，撒旦就撒謊騙夏娃說，“妳們不壹定死。” 撒但是“說謊之人的父”，它以說謊和詭詐為智慧。“這樣的智慧，不是從上頭來的，乃是屬地的，屬情慾的，屬鬼魔的”（雅各書 3:15）。使徒行傳 13:10說：“妳這充滿各樣詭詐奸惡魔鬼的兒子、眾善的仇敵，妳混亂主的正道還不止住嗎？”通過《孫子兵法》、《三國演義》、《資治通鑑》等，壹部中國詭詐史帶著作者和讀者稱羨的表情躍然紙上。

　　4．誘惑人，包括功利主義、以食為天，以性為榮。中國龍是蛇狀，形似陰莖，與魔鬼的邪淫相關聯。中國人千百年來沒有發展出壹種追求天國的精神，不追求永生，只崇拜世俗的價值“福祿壽”，而世俗的福祿壽在基督教文化里被視作是“肉慾”，是來自撒旦的誘惑。

　　撒旦如何誘惑人呢？馬太福音4:1-11 談到撒旦在曠野里試探耶穌，就是通過“肉體、自我與世界”三個方面試探神。人伏在肉體、自我和世界之下，離棄神而成為撒但的兒女。自我就是虛榮和驕傲，世界就是權力和財富，就是徹底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至於肉體，就是叫人做食慾和性慾的奴僕，並以此互相炫耀。肺立比書 3:19 說：“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專以地上的事為念。” 約翰福音8:44中說：“妳們是出於妳們的父魔鬼，妳們父的私慾，妳們偏要行”。聖經上多處記載，魔鬼敗壞人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讓人成為食物的奴隸，而福音永遠高揚“生命勝於飲食”、“人活著靠主口中的話，而不單單靠食物”這壹真理。始祖起初受魔鬼誘惑犯罪，就是因為“以食為天”，吃了智慧樹上的果子。

　　“瑪門”在人們的心中實行王權，世人壹起向錢看，沒有錢的想盡壹切辦法得到錢，有了錢的用盡心計得到更多的錢。就連基督徒也不例外，以現實生活的好壞來衡量當今的世界，為了好的生活努力奮鬥……說到底，許多基督徒在屬靈的爭戰之中，是首先自我裁軍的，大家放下了屬靈的軍裝，任憑撒旦魔鬼的宰割。

　　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舉目觀看，不料，有壹個人手裡有拔出來的刀，對面站立。喬舒亞到他那裡，問他說：“妳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人呢？”他回答說：“不是的，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拜說：“我主有甚麼話吩咐僕人。”神說：“把妳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妳所站的地方是聖的”。約書亞就照著行了（書5:13 –15）。

　　神為了我們而爭戰，隨時預備好自己，可我們卻混然不知，像壹個吃奶的孩子。我們不是不知道我們應該裝上屬靈的軍裝，我們只是不願意成大，只願意吃嗎哪而不願吃地上的土產，只願意喝奶水，不願意吃乾糧，只願意享受做基督徒得好處，而不願為主做戰士付代價。

　　5．用世俗道德論斷人，假冒偽善。撒但也被稱為控告者，就是通過道德上的論斷離間人與神的關係，而它論斷人最重要的方式有兩個，壹是通過“動機分析”在神面前控告人，稱人不配得救。另壹種方法則是在人面前控告神，暗示神是不愛人的，教唆人與神為敵。在《約伯記》中，撒但在上帝面前這樣控告約伯：“約伯敬畏神豈是無故呢”（約伯記1:9）？“妳且伸手，毀他壹切所有的；他必當面棄掉妳（約伯記1:11）”。撒但也會裝成“光明的天使”或人道主義者，以體貼人的方式阻擋真理和救恩。所以馬太福音 16:23中說：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吧。妳是絆我腳的。因為妳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 撒但的控告在龍文化中就是通過大批判、雜文、檄文等話語方式大行其道，也通過各種互相諂媚和吹捧俘獲人。它更把“什麼都不相信”這種觀念放到人裡面，使唯物主義和虛無主義成為民族的哲學。

　　6．假冒先知，篡改神的真道。中國人又喜好算卦占卜，聽信算卦占卜，而算卦和占卜在基督教文化里被認為是撒旦的伎倆，是通邪術，是唯有撒旦的子民才會做的，是被上帝仇恨和詛咒的。異教和異端往往是撒但抵擋神的工具。約翰說，“親愛的弟兄啊，壹切的靈，妳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神的，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出來了。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的，就是出於神的，從此妳們可以認出神的靈來。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神，這是那敵基督者的靈。妳們從前聽見他要來，現在已在世上了…”（約翰壹書）這些假先知都會講壹套 “鬼魔的道理”，而他們往往特別願意通過曲解聖經來幫助自己。

　　事實上為了讓亞當和夏娃順服，撒旦就通過引用神的話曲解、篡改了神的用意。“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旦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跡和壹切虛假的奇事，並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因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使他們得救。故此，神就給他們壹個生發錯誤的，叫他們信從虛妄”（帖撒羅尼迦後書）。撒但在曠野里對耶穌的試探，也是通過錯誤引用聖經進行的。毫無疑問，那些不相信基督為唯壹真神卻總是引用聖經為自己服務的做法，都是屬撒但的。

　　7．撒但企圖在世界做王，無孔不入。彼得說：“務要謹守、儆醒；因為妳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書5:8）。

　　主耶穌起先對彼得說過：“西門！西門！撒旦想要得著妳們，好篩妳們如同篩麥子壹樣；但我已經為妳祈求，叫妳不至於失去了信心”（路加福音22:31）……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功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這是中國心靈面對撒但絕對統治的悲嘆。在這種歷史結構中，良心除了死滅沒有任何希望，生命除了死亡沒有任何指望。撒但在這國家裡不僅通過權力掌權，也通過每壹個人特別是通過多數暴政在人心裡做王。

　　中國殺人史

　　在魔鬼的統治之下，龍吞噬了無數生命。中國幾千年來從未民主過。中國的政治問題遠不是專制權力的傲慢無專橫，而在於“四萬萬人都想當皇帝”，並以群眾暴政為基礎。專制是人定秩序對神定秩序的顛覆，由於心中無神，每個人都自以為是神而任性而為，殺人越貨，並以此自我榮耀。在中國歷史中最能彰顯“撒但榮耀”的，應是中國殺人史和食色史。

　　中國歷史上幾乎每壹個日子都在血雨腥風中飄搖，每壹個心靈在皮鞭和飢餓的恐懼中顫抖。無神論者相信優勝劣汰、弱肉強食是世界演變的根本法則。誰把誰吃掉，誰就能占據進化上的優勢地位，當然也沒有什麼公義、平等、愛。無神論的最大危害是鼓吹棍棒教育的鬥爭哲學，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斗得七零八落，斗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民不聊生。

　　被遠志明先生錯誤當作敬虔時代的黃帝時代，就是壹個殺人的時代。黃帝通過53場戰役打敗了蚩尤，統壹了三大部落、72個小部落。然而就是炎黃火拼，盟軍內戰，決戰於坂泉之野。大敗炎帝之後，黃帝四處征討。事實上五帝與周邊部落戰爭從未中斷。

　　有夏（前2033-1562）壹代，權力內戰和周邊戰爭仍然不斷（《史記-夏本紀》）。

　　商有“九世之亂”，仲丁開始，其後五代九王皆為王位殺伐，屢次遷都，並不斷與周邊部族征戰。在商朝的《卜辭》中就記載了各種戰爭61次。

　　西周（前1066-771）內亂不止，外患頻仍，如武庚之亂，南討楚國，征伐犬戎。春秋（前770-476）242年間，36位君主被殺，52個諸侯國被滅，大小戰事480多起。戰國（前476-221）：250年間，僅大規模的戰爭就有222次……秦人嗜好戰爭，他們左手提著人頭，右胳膊下夾著俘虜，追殺自己的對手。司馬遷記載：秦國攻魏殺8萬人，戰五國聯軍殺8萬2千人，伐韓殺1萬人，擊楚殺8萬人，攻韓殺6萬人，伐楚殺2萬人，伐韓，魏殺24萬人，攻魏殺4萬人，擊魏殺10萬人，又攻韓殺4萬人，公元293年，白起大破韓國、魏國聯軍於伊闕（今河南洛陽縣龍門山）僅殺掉的韓魏兵將便有足足24萬；前262年白起坑趙降卒40萬於長平，此役共斬首45萬人，然白起不失名將之譽；又攻韓殺4萬人，又攻趙殺9萬人……秦嬴政兩次坑儒，活埋了1千多儒生。嫪黨壹案，嫪本人被車裂，滅族，20幾個黨羽被梟首；政的母親因此案被囚禁，20幾個勸諫釋放太后的大臣被處死，呂不韋被賜自盡。

　　秦始皇建驪山陵，3千多工匠不讓出陵被活埋。始皇36年，有壹顆流星落下，有人在隕石上刻字：“始皇死土地分”。秦始皇就把隕石周圍居住的人，全部殺了。

　　始皇死後讓1萬多宮女殉葬，他的葬禮完畢後，20多萬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死於非命；以後凡是修皇陵的民工都是同樣的下場。始皇死後，太子扶蘇、將軍蒙恬等被秦二世害死；12個公子、10個公主也被誅殺，其它連累致死者不計其數。此後，李斯又被斬，三族被誅。

　　孟子說，春秋無義戰。豈止春秋！2500年來，哪壹場自相殘殺，談得上正義？哪壹次改朝換代，不是人口死亡過半？秦皇后的`中國人口死亡過半的大戰亂至少有14次。

　　1．秦末農民戰爭（前209-前195年）：前207年項羽坑秦降兵20萬，而後世為霸王別姬，惋惜英雄末路者，至今不衰，感念秦卒者，復有幾人？秦末2000多萬人，到漢初，原來的萬戶大邑只剩下兩三千戶，消滅了原來人口的70%。

　　劉邦死後，呂后專權。她將情敵戚夫人關進永巷服苦役，戚夫人邊春米邊悲歌：“子為王，母為奴，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呂后聞歌，大怒曰：“妳想翻天”。前194年，呂后把戚夫人的兒子趙王如意招回長安毒死，把戚夫人砍去四肢，挖去雙眼，割去鼻子，割掉耳朵，藥啞嗓子後扔入廁內，取名為“人彘”。對戚夫人的處置比極刑——凌遲還殘忍，他的獨生子惠帝見“人彘”後被嚇傻，從此以後不能理政。

　　漢惠帝死後，呂后專權；立的皇帝都是小孩子，先是劉恭，被呂后殺了；又立劉弘。在呂后死後，大臣清除呂氏家族的當權者，同時把這個小皇帝殺了，另立劉邦的兒子劉恆來當皇帝，同時將劉弘的三個弟弟都殺了。人們明知兒皇帝無辜，還是要殺掉。

　　2．漢武帝獨尊儒術，重用酷吏，大興冤獄，剝奪民財，重刑殺戮，窮兵黷武，四處用兵（打了30年的仗，徵發兵力200萬），弄得民不聊生，百姓易子而食；全國人口減少壹半，其昏聵比秦始皇有過之而無不及。

　　漢武帝在位54年，壹共用了13個丞相，罷了3個，自殺了3個，殺死了3個，其中詔殺竇嬰、族誅公孫賀、腰斬劉屈氂，三個不是“因病”提前退休便是病死在任上，最後壹個丞相田千秋只是因為漢武帝死在他的前頭才倖免於難。

　　漢武帝嗜殺成性。戾太子巫蠱案，先後有十多萬人被殺，從大臣、嬪妃、宮女到平民，從長安到郡國，在這場父子相殘的鬥爭中唯壹的倖存者就是太子劉據的孫子、漢武帝的皇曾孫劉病已，這個尚在襁褓中便被投入監獄僅有幾個月大漏網者，後來改名劉詢即位為漢宣帝。製造這起冤案的正凶恰恰是儒家之徒的江充。張賀因幸於衛太子，張賀也受了宮刑。

　　漢武帝時期，民間盜鑄貨幣案竟殺數十萬之眾！濟東王劉彭離豢養打手，在民間血腥殺人，遇害者上百人，武帝得知後，也只是將其廢為庶人了事。

　　在蘇武滯留匈奴期間，蘇武之父蘇建因“扶輦下除，觸柱折轅”而“伏劍自刎”；蘇武之弟蘇賢因追捕逃犯而不得，“惶恐飲藥而死”；母死，妻改嫁，妹妹存亡不可知。

　　大將王恢，屢建功勳，就因設計騙匈奴王軍入馬邑城聚而殲之的計謀沒有取得成功，漢軍雖未取勝，但也沒有遭受損失，結果王恢被判死罪，王恢在獄中上吊自殺；材官將軍韓安國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吃壹次敗仗，即被漢武帝派人痛加譴責，韓安國又羞又怕，沒等到漢武帝辦罪便吐血而死。

　　名將李廣，累建奇功，威震漠北，被匈奴尊呼為“飛將軍”，反倒因為壹次中了匈奴埋伏，在眾寡懸殊的情況下，他奮勇率領殘部殺出了重圍，渾身傷痕，血透戰袍，結果被判死罪。由於當時有納重金贖罪的法令條文，飛將軍繳納了重金，才獲得了壹條性命，但是，晚年還是因為壹次軍事行動的失誤而被迫自殺。

　　李廣的孫子李陵，其遭遇就更悲慘了。李陵率領五千漢兵，深入匈奴腹地，被匈奴十萬大軍圍攻。李陵臨危不懼，指揮將士以壹擋千，殊死拼搏，在殺死了超過自己兵力數倍的敵人，且戰且退了壹千餘里之後，僅剩下壹百餘人。在矢盡援絕、刀斷矛折的情況下，李陵被迫投降了匈奴。漢武帝在未查明李陵的情況下，“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並把為李陵說情的司馬遷處以宮刑。

　　相比之下，匈奴的單于對蘇武、李陵可是關懷備至，極盡籠絡之能事。即使蘇武所率領的外交使團的成員在出使匈奴期間欲發動政變，謀殺單于，後來又始終不為所用；單于也沒有壹殺了之，而是讓他牧羊，許他與胡婦產壹子，真是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視夷夏之大防為生命線、自詡為禮儀之邦、天朝上國的漢王朝殺戮臣下如同砍瓜切菜壹般。

　　漢武帝的妾鈎弋夫人懷孕14個月生了個兒子，漢武帝很高興，因為傳說古聖人堯就是在娘胎14個月才生出來的。武帝盛愛之下，決定立這個兒子為太子，又擔心這個小太子將來管不了他年輕聰明的母親，就找藉口指責鈎弋並下令處死。這樣，就建立了立子殺母制。

　　《史記.外戚世家》說：鈎弋夫人“生昭帝，後受責，憂死於雲陽宮。”是睜眼說瞎話，司馬遷讚賞漢武帝的這壹暴虐行徑為“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被儒家人士狂呼叫好的“立子殺母”制度使劉氏後裔不是昏庸無能便是懦弱不振。

　　北魏仿效立子殺母，壹直延續了好幾個朝代。後來，幸虧宣武帝元恪篤守佛法，不忍殺生，“立皇子(元)詡為太子，始不殺其母。”這才廢除了這壹野蠻而殘忍的制度。

　　刺王劉建德外出打獵時，由於民房妨礙了他的奔馬馳騁，他便下令燒掉了96間民房，並打死了2個前來論理的村民，如此大罪，漢宣帝僅削去了他8個縣的租稅。

　　3．《漢書.王莽傳》載“連年久旱，…人相食，…饑民死者十（之）七八”；“會稷大疫，死者萬數”。公元2年全國人口5959萬，經過西漢末年的混戰，到光武中元二（公元57）年，人口2100萬。中國人口減少3859萬。損失率65%。20年間，西安的人口從68萬減到28萬，大荔從91萬減到14萬，興平縣從83萬減到9萬，綏遠縣從69萬減到2萬……4．漢桓帝時的外戚梁冀任河南尹，殺洛陽令呂放，然後嫁禍於呂放的仇家，殺其宗族賓客百餘人；郎中袁著上書諫戒，被殺，其友胡武等薦海內高士，不要去謁見梁冀，梁殺胡武全族60餘人；梁冀為占有富豪孫奮的財富，向孫借錢5000萬，孫只給了3000萬，梁遂誣告孫奮，孫被抓，死於獄中，梁冀便沒收了孫的7000萬家財。梁冀把持朝政十多年，“大起第舍”、“廣開園囿”，梁冀壹句話就吞併了扶風的壹個億萬富翁，壹個命令就把幾千個農家子弟抓來作奴婢，並掠取良家女子幾千人以供淫樂，把洛陽周圍幾十里的農田強行圈起作“兔苑”，將上千里的地方封起，作為梁家獵苑；壹個商人不知禁令，誤殺了苑中壹只兔子，他竟先後殺死十多人。當他乘車出遊時，都有成群結隊的倡伎婢妾緊隨車後，鳴鐘吹管，歌酣竟路。梁冀的家產值30萬萬緡，抵全國租稅的壹半。

　　公元159年，桓帝與宦官單超、左悺、具援、徐璜、唐衡合謀，殺了梁冀滿門老少，而單超等五人也於同日封侯。這五人中除單超早死外，其它四人的驕奢淫佚也毫不亞於梁冀。他們是宦官，已無性功能，但也“多取良人美人，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

　　宦官張讓的弟弟以殺孕婦取樂，時任司隸校尉李膺將其逮捕後處死。公元166年河南術士張成縱子殺人，李膺將其處死。張成的弟子與宦官勾結，誣告李膺與太學生等誹謗朝廷。盛怒中的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等2百餘人，並在全國懸賞捉拿李膺的黨人。有些“黨人”自請入獄，聲援李膺。太尉陳蕃因上書為李膺鳴不平，而被皇帝罷官。城門都尉竇武及尚書等也上書為李膺喊冤。桓帝迫於壓力，於167年赦免了李膺等2百餘人，但終生禁錮鄉里。

　　公元167年，桓帝死，年僅13歲靈帝即位，竇太后臨朝稱制。大將軍竇武“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宴，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在竇太后的支持下，竇武殺死了在朝中專權宦官管霸、蘇康二人。竇武還計劃除掉大宦官曹節等，曹節等迅即劫持漢靈帝和竇太后，並假傳聖旨，捉拿竇武；最終斬殺竇武及其宗親、賓客，竇太后隨之被囚禁。陳蕃不顧年老體弱，召集屬吏和學生80餘人持刀攻擊宦官，陳蕃等因寡不敵眾而遭殺害。

　　宦官侯覽的母親及其家人在家鄉山東無惡不作，山東名士張儉上書彈核，反被誣告造反；靈帝下詔追捕張儉等人。宦官們藉此大肆捉拿張儉黨人，受牽連者甚眾。

　　李膺在張儉事發後，站出來說話而受難，被捕後死於獄中，其子弟、親戚全部削職為民。此外，杜密、虞放等百餘官員及名人被誣殺，受牽連而被流放、禁錮、處死者多達六、七百人。其後，宦官們又幾次追捕黨人，黨人之獄遍全國，形成了東漢時期的第二次黨錮之禍。

　　漢桓帝永壽三年（157），中國有1067萬多戶，5648萬多人。《後漢書.桓帝紀》載“豫州飢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經黃巾起義和混戰，公元208年赤壁大戰後的全國人口為140萬，曹操說當時活下來的人只有原來人口的1%！“馬前懸人頭，車後載婦女”、“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餘壹，念之斷人腸”。赤壁之戰，曹軍損折更是數以萬計。

　　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萬；損失了98.3%。公元265年，三國人口總計才767萬。晉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國復歸壹統，中國人口只有1616萬多人了。人到哪裡去了？

　　壹是各路諸侯混戰不休，相互吞併，最後形成魏蜀吳三家鼎足而立。蓋強者臥榻之側豈容他人安睡，弱者寧為雞口，不為牛後，都非通過武力解決不可。被殺掉的，多是老百姓。

　　董卓派遣軍隊到老百姓正在趕會的陽城，把趕會的男子的統統砍頭，駕著死者的車子和牛，將搶來婦女財物裝載上車，把砍下的頭顱也掛在車轅上，喊著萬歲的口號驅車回到洛陽，說是討賊獲得的戰利品，然後把這些頭顱燒掉，搶來的婦女被分配給士兵為婢妾。

　　《三國志》中董卓傳的記載：本來人口密集的關中地區，董卓造亂之始還有數10萬戶人家，後由於戰亂，加上旱蝗災害，沒有糧食可吃，人吃人，僅僅兩年，就吃的不剩多少了。

　　曹操曾經泗水坑殺男女數萬口，屍體把河道都堵塞了。他進攻徐州被陶謙的軍隊阻擋，前進不得，便南向攻占了幾個縣，把那裡的居民都殺了，作到雞犬不留。曹操在攻打并州、青州時，凡遇頑強抵抗，都壹律屠城。官渡之戰，曹操壹方斬首7萬餘級，坑殺袁軍八萬降卒。那時常需短兵相接；殺人三千，必然會自傷八百；曹軍傷亡，亦可想見。

　　袁紹對待農民的政策比曹操要寬仁；袁尚、袁熙敗退烏桓時，幽州民眾十餘萬戶都隨之遷移。曹操的謀士荀攸就對曹操說，河北百姓多受恩於袁紹。在官渡之戰後袁氏勢力已元氣大傷，而且北方已沒有其它勢力對曹氏產生困擾，以曹操的雄才大略，居然艱難的花了五年時間才平定河北，這正是曹操不得民心的外在反映。袁氏勢力在河北所得的民心遠大於曹操，但由於他們的個人能力與曹操不是壹個檔次，所以雖得到了民心，仍然要失敗。

　　更多的人是餓死和病死了。餓急了、人吃人，而且不是壹次兩次。吃人的強盜將人當作牲口壹樣，用繩子穿過手心牽走。這種吃人行為大概已司空見慣，無人譴責。曹操手下有員將官王忠，在關中當亭長時就吃過人，曹丕知道王忠的老底，在和王忠同行時，竟叫隨從的小丑將荒墳中取來的死人頭骨系在王忠的馬鞍上取樂。曹丕詩文都寫的好，後來當了魏國的君主，他對吃人不當壹回事。其它人可想而知。

　　饑荒和戰爭，使得病的機會增加，而且常大面積地傳播，曹操赤壁之敗，壹個重要原因就是士兵中很多人得了疫病；公元217年即建安22年北方有過壹次疫病大流行，死人無數；那些生活條件還算好的中上層人物，年紀輕輕就因病去世的也不少。

　　結果是“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壹州之民”。當時中國的心臟地區，十成居民，剩下不到壹成了。中原是逐鹿之地，南方和西南、東北地區好壹些，但本來人少，剩下的為數也不多了。東吳的領域包括從長江中下游到珠江流域的廣大地區，歸於壹統時，才有230萬人。

　　5．西晉時經過八王之亂後人口減少80%。從公元291年開始，先後有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倫、齊王、長沙王、河間王、東海王越及成都王穎八王為爭奪皇位，在洛陽相互攻殺，戰亂歷時16年之久，許多城鎮均被焚毀，史稱“八王之亂”。與此同時，關東地區又爆發了罕見的蝗災和瘟疫，史載“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並、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流屍滿河，白骨蔽野”(《晉書·食貨志》)。

　　6．東晉內亂和南北朝混戰。公元311年，劉曜攻長安，關中地區的人口僅餘1-2%。

　　“五胡入中華”造成中原大地巨大戰亂，洛陽焚毀，血沃中原，十室九空，人口銳減。據史料記載，中州，也就是中原，大約有六七成的漢人逃往江南，這又進壹步地減少了北中國的漢族人口。此後源源不斷來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尤其是鮮卑族，便填補了空蕩蕩的中原和荒涼的洛陽。《中國通史簡編》說：“照江統《徒戎論》所說，關中人口百餘萬，氐羌和鮮卑等族約占半數。”魏孝文帝從平城遷都到洛陽時，就遷來鮮卑人不下100萬。為了學習漢文化和增加人口，鮮卑統治集團鼓勵鮮漢通婚。經過十六國和整個北朝長達260多年的民族輸血和雜交混血，北中國實際上已成為游牧民族與漢族在數量上大致相當的民族混合地區，尤其以鮮卑族的數量和影響為最大。

　　北方民族的石勒率輕騎在寧平城壹次殺死晉軍20萬人，少數民族士兵接著連敗晉軍十二陣，晉軍再死3萬人，洛陽失陷；320年石虎擊敗前趙劉曜，“坑士卒1萬6千”。321年石勒“坑”晉軍曹嶷部的降卒3萬人。在今河南鄲城縣東，石勒將西晉逃竄的10多萬官員及士兵團團圍住，全部射殺，死屍堆積如山。後趙帝國地盤很小，皇帝石勒卻有五個皇后，壹萬多姬妾。他死了以後，兒子日夜與五個皇后母親淫樂，被石虎殺掉，滅絕了皇族。

　　繼石勒之後統治後趙政權的石虎，每攻下壹個漢人據守的城池、堡壘，便將其中的人全部殺死。但石虎對漢族的女人並不忌諱，他掠奪中原地區年齡在13-20歲的漢族美貌女子3萬多人充實自己的後宮，僅公元345年壹年中，因征美女而不情願者被殺高達3千餘人。其他羯族貴族各自奪取的又有近萬人，就連結過婚的、老百姓的妻子也不放過。

　　為容納美女，石虎分別在鄴城、長安、洛陽興建宮殿，用人力40萬。前燕帝國進圍鄴城，那數萬宮女，不是餓死，就是被士兵烹食。石虎造獵車千乘，車轅長三丈，高壹丈八尺，同時造格獸車四十乘，令犯人在車裡和猛獸格鬥。

　　石虎好男色，男色鄭櫻桃為人又輕佻淫妒，使出種種柔媚的手段將石虎籠住。他每夜在枕邊詆毀石虎的妻子郭氏，且時常當著石虎的面譏諷嘲笑。郭氏反唇相譏，誰知石虎袒護鄭櫻桃，於是和石虎起了爭執。石虎性似烈火，壹頓拳打足踢，將郭氏當場打死。

　　後來石虎又娶清河崔氏女為繼室，相處壹年有餘，鄭櫻桃又加以詆毀。石虎大怒，取來弓箭，急召崔氏問話。崔氏光著腳來到石虎跟前，邊哭邊哀求：“大王不要殺妾，先聽妾壹言！”石虎獰笑說：“妳若心無歹意，何必這樣慌張。妳先坐下，我給妳時間慢慢說。”於是崔氏轉身入座，卻聽見背後弓弦聲響，她急欲閃避，但已來不及，壹支箭從後背穿入前胸，血光疾射而出，立刻倒地畢命。

　　有官員報告：濟南壹個石頭雕制的老虎，走到城東南，後有狼群千餘相隨，腳印深陷入石頭中。石虎大悅：“石虎便是朕的名字。自西北徒至東南，大約天意佑朕得天下啊。”於是群臣皆來阿諛。石虎令民家每五戶出車壹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違令者斬，繳不足的亦斬。百姓賣男鬻女湊不足數，多自縊道旁。從洛陽到長安的道路兩旁的大樹上掛滿了屍體。石虎為聚斂金帛，發掘前代帝王的陵墓。又發近郡男女16萬人，車10萬乘，運土至鄴城北隅築華林苑，華林苑的圍牆就有數十里。天寒地凍，役夫凍死路上的有近萬人。

　　太子石邃性情極為殘暴，他酗酒好色，縱慾無度，有時深夜出宮去大臣家，見凡有姿色的婦女，就強迫交歡。有時他將宮女先濃妝艷抹，然後割下頭，將頭放在盤上，傳示四座。石邃從庵里掠來美貌的尼姑，大白天裡宣淫，狎弄之後，便將女尼洗剝宰割，與豬羊肉合起來煮熟了吃，有剩下的就賜給左右，讓他們也分壹杯人肉羹。

　　石虎察知石邃有反意，遣人殺了石邃，石邃妻張氏等男女26人，壹律誅死，同埋在壹口棺材裡；並殺東宮僚屬2百餘人。另立河間公石宣為天王太子。

　　石宣出入建天子旌旗，前呼後擁，戎卒隨從多至十八萬。他日夜荒淫，所經之地，必須窮極珍奇地供應，州縣多為之壹空；石韜的行徑與其兄石宣類似。石宣害怕弟弟石韜跟自己奪位，先派人刺死石韜及隨從，再密謀幹掉老爹提前接班。事敗之後，石虎立即將石宣綁到台下，將石宣割舌、剜目、刳腸、斷手足，最後活活燒死。石宣妻室子弟29人壹並被殺死。東宮僚屬3百人、宦者50人全部被車裂肢解，將東宮作為養豬的場所，東宮衛士全部謫配梁州。石宣的小兒子拉住石虎的衣服，狂叫痛哭，石虎咬牙將他猛擲出去，摔死了事。

　　349年石虎死後，幼子石世繼位33天后被哥哥石遵殺死，石遵在位83天后被弟弟石鑒殺死，小兒子石沖戰敗後，“坑其士卒三萬餘人”。石鑒登極103天后又被石虎的養孫冉閔殺死，漢族將軍冉閔殺盡皇室，下令：“凡殺壹個胡人者，官升三級。”霎時間，僅首都鄴城屠殺胡人20萬，造成數百萬人的死亡。

　　北朝的齊代有2000萬人，到北周時人口僅900萬；南朝宋代有469萬人，到南陳滅亡時只有200萬人，損失率達60%。

　　7．公元581年，隋文帝楊堅篡北周，把年僅十歲的外孫小皇帝宇文衍殺掉後，又遍誅宇文氏皇族，共殺掉北周文帝子孫二十五家，節閔帝及明帝子孫六家，武帝子孫十二家，數千鳳子龍孫，壹時屠戮殆盡。隋文帝以殺人立威。他經常對大臣施以廷杖，壹天之中四五人，常常有人被打死。他把帛故意放在道旁，誰揀起拿走，便立斬。有人告：御史監師沒有核奏衣劍不齊的武官，文帝便命殺之；有人勸阻，又被殺。特別是在他鬱悶的時候，沒有什麼大罪的人往往也被處死。隋文帝造仁壽宮數以萬計的死者或將死者被殘忍地活埋在坑內。

　　文帝24年揚廣發動政變殺死文帝和哥哥揚勇，霸占文帝最愛的夫人。煬帝更是擅殺大臣、屠戮臣民數萬，他擴建洛陽皇宮，每月役丁2百萬人。修運河，“詔發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斬三族”，役夫達543萬餘，晝夜開掘，男人不足，女人充數，死者過半。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是為滿足揚廣的腐朽生活。

　　公元611年揚廣第壹次東征高麗時的總兵力達113.38萬人，號稱200萬，運輸的夫差是兵員總數的好幾倍，結果大敗而回，只剩下2700殘軍跟皇帝回來。三次率軍進攻高麗，傷亡慘重。從公元611到628年18年間，兵變、民變和宮廷政變共136次，有50多位稱帝稱王者，均統兵15萬以上，各據壹方，相互混戰。全國戶數由890萬減至290萬，人口由公元606年4602萬人，減到639年1235萬，損失率73%。

　　8．安史之亂。唐朝的皇帝為奪回江山，竟卑躬乞求匈奴回紇收復洛陽，應允任意搶掠三日，使洛陽成了壹片廢墟。歷時九年的殘殺，使黃河流域蕭條悽慘，人煙斷絕，獸游鬼哭。中國人口從九百萬戶銳減至二百萬戶，四分之三慘死，殘存者以紙為衣。公元755年有5292萬人，到760年人口1699萬。損失率68%。

　　公元760年，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借平息劉展叛亂，命部下殺死居住在揚州的阿拉伯、波斯商人數千人，把壹個繁榮的揚州城屠為死城。《舊唐書.秦彥傳》描述：“江淮之間，廣陵（揚州）大鎮，富甲天下，自（畢）師鐸、秦彥之後，孫儒、（楊）行密繼踵相攻，四五年間連兵不息，廬舍焚盪，民戶喪亡，廣陵之雄富掃地矣！”

　　唐肅宗的次子李炎聰明過人，盡心輔佐太子李豫。張皇后與李輔國多次在皇帝面前中傷李炎，誣其要謀害太子。昏庸的皇帝竟然下詔賜死李炎。在肅宗病重期間，李輔國支持太子李豫登基；而張皇后暗中策劃越王繼位，密謀殺掉太子。李輔國等首先把太子保護起來，然後衝進皇宮，抓獲了越王及其支持者百餘人。張皇后逃入肅宗寢宮，被李輔國抓住。肅宗因受到驚嚇而當天死亡。李輔國趁亂將張皇后、越王及參與者壹並斬首。太子李豫在李輔國的擁戴下即位，是為唐代宗。李輔國後被代宗逐出了朝廷，被人刺死，其頭顱扔到了糞坑裡。

　　唐憲宗統治後期開始追求生活上的奢侈腐化，拒納忠諫，不斷服食丹藥，動輒痛責身邊的宦官。憲宗李純說：“宦官不過是家奴。”公元820年，宦官們將憲宗悶死在中和殿。此後，宦官挾制君主乃至弒君立君，壹憑於己。此後的八個唐朝皇帝竟有七個是宦官所立。

　　公元826年唐敬宗半夜獵狐歸來與宦官們喝酒。酒酣之後，敬宗起身上廁，突然燈燭全滅，劉克明等人趁黑暗之機把年僅18歲敬宗殺死。劉克明開始做專擅朝政的美夢，可王守澄聯合親信宦官，調集神策軍把劉克明壹伙全部殺死，迎立江王李涵即位，是為唐文宗。

　　文宗利用宦官間的矛盾，成功地奪取了王守澄的兵權，賜其自盡。文宗的寵臣李訓與鄭注經過密謀，決定在皇帝欣賞甘露之時把仇士良宦官集團壹網打盡。但因事露，仇士良等宦官劫持了文宗，並立即展開了血腥的報復，皇宮內血流成河，官吏被殺者千餘人，李訓家被劫掠壹空，李訓、鄭注都被殺死。京城的無賴們也趁火打劫，整個長安雞犬不寧。沒有參預事變的丞相王涯等人也被處死，其親屬皆被殺死。這壹事件，史稱“甘露之變”。此後，仇士良視唐文宗如同傀儡。文宗死後，仇士良扶持李炎上台，是為武宗。仇士良病死後，從他的家裡搜出了數千件兵器。他家的財產被沒收，用三十輛車子，運了壹個多月還沒有運完。

　　唐僖宗即位時僅12歲，為人愚傻。僖宗喜歡斗鵝、打馬球，玩得高興時就對小宦官大加賞賜，弄得國庫空虛。田令孜便勸皇帝到長安的東市、西市上征高額稅，宦官們則趁機搶劫。僖宗卻因有錢而笑逐顏開，對田令孜也愈加信任。田令孜每逢見僖宗，都準備幾樣果品，兩人相對而坐，尤其令人稱奇的是，僖宗開口閉口間竟稱田令孜為“阿父”。

　　9．唐武宗（841-846年）時有496萬戶，後周世宗（955-960年）僅120萬戶，到宋初為200萬戶。損失率76%。

　　有壹句俗語：“黃巢殺人八百萬——劫數難逃。”

　　黃巢實際上是壹個儒生，黃巢出身於壹個靠販運私鹽暴利發財的富裕家庭，殷實的家底使得黃巢自小就有條件苦讀儒經以求晉身官場，卻不料屢次科舉均以落第告終。憤怒的儒生黃巢陡然間“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離開長安時扔下壹首“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盡白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殺氣騰騰的誓言。

　　黃巢回家做了幾天私鹽販子。唐代規定只准國營企業經營鹽，黃巢沒有經營鹽的許可證，結果他們的鹽巴被查封沒收了。他便散盡家產嘯聚山林投身“農民革命運動”去了。黃巢變成暴民，是被暴官逼出來的。有暴官就有暴民，有暴民就有暴官，最後就是妳吃我我吃妳，吃得血肉橫飛，必然是對財產、對文化，對於所有社會生產力積累的破壞。

　　黃巢做了農民起義軍的“沖天大將軍”後，極端的復仇心理促使他對社會不加選擇地實施破壞政策。公元878年，黃巢攻陷廣州，屠殺城內各國商人12萬人，摧毀壹切教堂，把曾經是海外貿易中心的廣州幾乎壹舉蕩平。黃巢痛恨外貿至極，大軍所至，砍絕桑樹，為的只是不許養蠶織絲以貨外夷罷了。唐末動亂對於海外貿易的摧殘幾乎是毀滅性的。在廣州北伐前黃巢從《詩經》的“率土之濱”取了個“率土大將軍”的名稱。

　　公元880年黃巢攻陷長安，自立為帝，把唐末腐敗的政治制度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全盤接收。有人題詩嘲諷，查不出作者，黃巢大怒，把當時在尚書省門前警衛的官兵全部處死，並搜捕全城所有會寫詩的3000餘無辜的儒生，全部殺掉。

　　黃巢將士進城時長安市民夾道歡迎，曾感動得起義軍散發金銀綢緞給民眾；黃巢稱帝后，黃巢士兵則如同明火執杖的強盜壹般在長安街頭殺人越貨，爭搶美女，毆打平民。待到官兵反攻，黃巢更把戰爭失利的原因歸罪於長安平民，他將城中男丁殺戮殆盡，來了個“巢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也，謂之洗城”式的血洗長安城。

　　朱溫（852-912），後名朱全忠、終名朱晃，唐朝宋州碭山（今安徽碭山）人，乳名朱三，最初曾參加黃巢起義軍，後來降唐。朱溫生性兇惡，奸詐多變，可笑的是唐僖宗還給這個數易其主的叛徒賞名“朱全忠”，封為梁王。

　　朱溫的祖父和父親朱誠都是鄉村的私塾教師，長兄為全昱，次兄為朱存。父親早亡之後，因為家貧，兄弟三人隨母親壹同投靠蕭縣劉崇家。在低人壹等的環境中，朱溫沒有形成軟弱的性格，反而變得狡猾奸詐，再加上他和次兄朱存都蠻勇兇悍，時常在鄉里惹事生非，不肯勤於正事，所以鄉親們很討厭他們，朱溫也沒少受主人的責打。但是主人劉崇的母親卻是個虔誠的信佛人，經常護著朱溫，並經常說：“朱三不是壹般人，應該好好對待。”佛教提倡慈悲為懷、寬容忍讓的思想，老太太對待眾人討厭的朱三也是壹視同仁。

　　朱溫當初參加黃巢起義，並非為了什麼勞苦大眾的幸福，更沒有什麼替天行道的思想，而僅僅是出於壹種圖富貴、出人頭地的私心，為的是以後做官衣錦還鄉，以此“回報”鄰里對他的鄙視與輕蔑。在黃巢軍中無法混下去時，為了生存為了富貴前途，他聽從謀士謝瞳的計策背叛黃巢而投降了唐朝廷，在唐朝廷內朱溫的官職步步高升，最後竟也做起了最高級的富貴夢：稱帝。而且，壹步步實施起來。

　　黃巢在攻打蔡州（今河南汝南）時，唐蔡州節度使秦宗權投降。在黃巢敗亡後，秦宗權繼續反唐，但卻到處騷擾殘害百姓，還妄自稱帝，並攻占了河南的許多地方，成為與朱溫在中原較量的首要對手。朱溫雖然兵少，卻毫不示弱。壹面派人到山東募兵壯大隊伍，壹面向兗州（今山東兗州）的朱瑾、鄆州（近山東東平西北）的朱宣尋求支援。先後多次戰勝秦宗權的驕縱部將，尤其是在汴州北面孝村壹戰，斬首2萬餘級，秦宗權開始居於下風，並走向衰落，最後滅於朱溫之手。

　　從25歲參加黃巢起義軍，到光化二年（公元899年）攻太原（今山西太原）、占榆次（今山西榆次）時47歲，朱溫二十餘年經營之後，羽翼豐滿，野心開始膨脹，下壹個目標他瞄上了皇帝寶座，為此大肆殺人。攻下長安之後，焚毀長安城，殺數百成千的臣子和宦官。

　　對不聽話的朝臣濫殺不止，對順從的朝臣也不放過。為早日稱帝，朱溫命令宰相柳璨、樞密使蔣玄暉等人加緊謀劃。柳蔣二人認為自魏晉以來，稱帝者都是按部就班地走上皇位的，不能著急。第壹步先要封國，然後加九錫之禮（古代天子賜給有大功或有權勢的諸侯大臣的九種器物，後來權臣篡位前都要策劃由皇帝先賜九錫）。昭宗任命朱溫為相國，進封魏王，並以21道為魏國，兼有九錫之命。柳、蔣的苦心沒有讓朱溫滿意，相反，他認為這是他們故意拖延時間，因此大怒，拒不受封，並殺掉了這兩個沒功勞也有點苦勞的大臣。

　　朱溫掌握了唐昭宗之後，仍不放心，害怕昭宗再尋找機會利用李克用或者李茂貞等地方勢力，再次對自己構成威脅，說不定會是殺身之禍。狡詐的朱溫效法了曹操：寧負天下人，不讓天下人負我。他密令養子朱友恭和氏叔棕等人弒殺昭宗及其所有子孫，只留下第9子為帝；但他並不想承擔此歷史罪名，部署好後他便領兵出洛陽討伐異己去了。事後又回到洛陽演戲，假裝不知內情。開始聽到消息時他仆地大聲嚎哭：“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又回洛陽到昭宗的靈前慟哭流涕，以此籠絡人心，表明自己是唐朝的忠臣。

　　朱溫借皇后之命立年僅13歲的李杵為帝，即昭宣帝。然後殺掉朱友恭和氏叔棕，壹方面滅口，另壹方面標榜自己的清白正直。第二年，朱溫又大開殺戒，為稱帝鋪路。二月，殺昭宗的兒子李裕等共九人。六月，又殺裴樞、獨孤損等異己朝臣30多人，然後將屍首在滑州（今河南滑縣）白馬驛附近的黃河邊投入滔滔黃河，原因是他們常自詡為“清流”，死後要讓他們和黃河水壹樣變成“濁流”。朱溫隨後將眾臣幾乎全部貶逐、殺害。

　　公元907年，唐宰相張文蔚率領百官向朱溫勸進，朱溫稍作“謙讓”，便迫不急待地坐上了寶座，正式稱帝，更名為朱晃，意為如日之光。定國號為大梁，改年號為開平，建都開封。其廟號太祖，國號大梁，始稱後梁。他將昭宣帝廢為濟陰王，遷到曹州（今山東曹縣）濟陰囚禁。第二年，乾脆派人將其殺掉，以絕後患。

　　朱溫稱帝之前與李克用反覆爭奪澤州（今山西晉城）、潞州（今山西長治），因為二州戰略地位極其重要，是入晉的門戶。稱帝不久，朱溫即派兵再戰潞州，結果大敗而歸。此後在柏鄉（今河北柏鄉）之戰中又損兵折將，再次出兵時，自己所率部隊竟被晉軍區區幾百騎兵騷擾突襲得倉惶逃竄，終致全局失利，從此他憂急成病。朱溫吸取唐末地方將領無法節制終成大禍的教訓，對大將嚴加防範，壹旦有驕橫的人出現，立即除掉，或殺或囚，以絕後患。

　　朱溫對部下、戰俘、士人均濫殺成性。為保證戰鬥力，對待士兵極為嚴厲，每次作戰時，如果將領戰死疆場，所屬士兵也必須與將領與陣地共存亡，如果生還就全部殺掉，名為“跋隊斬”。所以，將官壹死，兵士也就紛紛逃亡，不敢歸隊。朱溫又讓人在士兵的臉上刺字，如果思念家鄉逃走，或者戰役結束後私自逃命，壹旦被關津渡口抓獲送回，必死無疑。

　　在誅殺敵兵時，朱溫殘忍的本性暴露無遺。魏博的羅紹威幾次請求朱溫幫他除掉難以控制的牙兵（即長期形成的節度使親兵），朱溫和羅紹威有姻親關係，於是就趁自己女兒（即羅紹威的兒媳）病死的機會，以奔喪為掩護，先派精兵裝扮成擔夫，進入魏州城，然後由大部隊跟進。內外夾攻，將8千牙兵全部殺死，連婦女兒童也不放過。正和梁軍壹起圍攻滄州的魏博軍聞訊反擊梁軍。梁軍攻下魏博軍的城池後，又將軍民殺得壹個不留，激怒了當地百姓，因為魏博軍都是當地人出身。百姓紛紛抗擊梁軍。

　　其次就是亂殺戰俘。朱溫率軍在鉅野（今山東巨野）南邊擊敗朱瑄部，部將萬餘人，清理戰場的時候，突然間狂風大作，沙塵彌天漫地。朱溫殺性頓起，藉機對眾將說：“這是因為殺人不夠！”於是命將士把3000戰俘悉數殺死。

　　有壹年，朱溫命朱友寧攻打青州博昌縣（今山東博興），打了壹個多月仍未攻克。朱溫盛怒之下，命友寧驅使俘虜的十萬民眾背著石頭木料，牽著牛驢，在城南筑土山攻城。到了城下，竟將人畜木石合在壹起築成攻城的道路，慘不忍睹，喊冤之聲幾十里之外就能聽到。不久，城被攻陷，朱溫又命令屠城，屍首遍野，清河竟也被阻塞不流。歷來戰爭成名的只有將領，受害的總是百姓，所謂“壹將成名萬骨枯”絕不僅僅是壹句賣弄文采的七言詩！

　　對待士人，朱溫也是殘忍至極。有壹年的六月，朱溫與眾多幕僚及當地遊客在大柳樹下乘涼。朱溫望了望柳樹枝，自言自語道：“這柳樹正好可以做車轂。”眾人都未及回應，幾個書生遊客順口應道：“是啊，正好做車轂。”沒想到朱溫勃然變色，斥責道：“書生們只知道順嘴戲耍人，什麼東西！車轂要用榆樹做才耐用，柳木中看不中用！”然後沖著左右衛士們喊道：“還等什麼？”數十名衛士亮刃向前，將答話的幾個書生全部砍殺。

　　書生為避免朱溫獨語尷尬，搭訕回應，沒想到撞到奸詐殘忍的朱溫手上，死於非命。從濫殺士人可以看出，朱溫的濫殺已經走向了極端。

　　最後，更讓朱溫遺臭萬年的是他的荒淫，而且是前無古人。朱溫未叛黃巢時，曾娶妻張惠，張惠賢惠又有智謀，在朱溫稱帝前不幸病故，臨終前，張惠對朱溫勸道：“妳英武超群，別的事我都放心，但有時冤殺部下、貪戀酒色讓人時常擔心。所以‘戒殺遠色’這四個字，千萬要記住！如果妳答應，那我也就放心去了。”張惠死後，朱溫卻放縱聲色，忘了妻子臨終遺言，今天愛這個，明天喜歡那個，只要嬌媚有姿色，便來者不拒。

　　干化二年（公元912年），朱溫兵敗路上生病，回師洛陽後，住到大臣張全義家的會節園裡避暑，前後十多日。張家的妻妾都被他召去侍寢，淫亂終日，毫不顧惜君臣之禮，連張全義已是半老徐娘的繼妻儲氏也被他召來強與交歡。張全義的兒子憤恨至極，持刀要與朱溫拼命，被張全義死死拉住，說不要忘了昔日朱溫對他全家的救命之恩。為了高官厚祿，屈辱至此，張全義的隱忍可算是到了極點。

　　朱溫尤讓人不齒的是他荒淫到了亂倫的程度。在他的兒子外出征戰時，他便將兒媳召入宮中，命為侍病，實為侍寢與之亂倫。更讓人吃驚的是，他的兒子們對父親的亂倫不但不憤恨，反而毫不知恥地利用妻子在父親床前爭寵，討好朱溫，以求將來繼承皇位。父子這種醜聞，在歷史上恐怕獨壹無二了。朱友文是朱溫的養子，其妻王氏姿色出眾，美艷無雙，朱溫尤為喜歡。開始以侍病為名被召入宮內，最後知道實為陪枕留寢時王氏竟也不推辭，反而極力逢迎，更助長了朱溫召納其它兒媳的淫心。

　　朱溫為滿足欲望，枕席之間答應王氏將來傳位給朱友文，這又引起了親生兒子朱友圭的不滿。而朱友圭的妻子張氏也常常侍奉朱溫左右，為了丈夫的前途，甘心獻身，隨時注意年老多病的朱溫的壹舉壹動。後來，朱溫病情加重，就告訴王氏，讓她通知朱友文來見他，以便委託後事。友圭的妻子張氏知道後，趕緊密告友圭：“朱溫已將傳國寶交給王氏去找友文，我們就快完了”。催他先採取行動。朱友圭得到消息後，立刻利用他掌握的宮廷衛隊及其它親信所率的部隊發動了政變，連夜殺入宮中。朱友圭的隨從馮廷諤壹刀刺入朱溫腹中，刀尖透出背部。朱溫的荒淫敗行，終有慘死這壹下場。這壹年是干化二年（公元912年）六月，終年61歲。朱友圭見他已死，用破氈裹住屍首，埋在了寢殿的地下。毛澤東壹人無師自通了朱溫的秘訣，憑以掌握共產黨奪取天下。許多中國人因此變成豬瘟，把無恥當成有德。

　　唐末、五代，前後八十年，中國內外壹片混戰，億萬生靈塗炭。前後58個皇帝，有42個死於非命。五代十國後漢的蘇逢吉梳理獄囚，便將囚犯無論罪行輕重曲直壹律殺掉；為霸占前宰相的房宅，他引誘僕人誣告，然後殺其壹族；史弘肇出兵巡視，必殺人，壹次，太白星座晝見，有人仰視，便被腰斬；史氏還實行斷舌、決口、斷筋、折足等酷刑。

　　南漢開國之主劉氏性極殘忍，他以酷刑為樂，將人鍋煮，然後暴曬、灑鹽，使之肌體腐爛，尚能行走，不久死去；或用錘鋸待人，使之血肉交飛，慘叫聲不斷。劉氏還使用灌鼻、割舌、肢解、炮烙等刑罰。

　　自秦後的所建立三十餘個朝代的開國之君出身遊民和社會下層的約占了壹半。五代十國之間的開國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無賴、流浪漢，心狠手辣就是自然的了。

　　10．金元滅宋。1122年全國人口9347萬，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萬。損失率高達91%。

　　宦官童貫在鎮壓方臘等農民軍的過程中，縱兵殺掠，殺害軍民近百萬人。

　　蒙古人屠尋思干（撒馬爾罕）城約百萬人口；滅西夏，屠80餘萬。蒙古人數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數百城，包括屠殺了巴格達的數十萬人口，整個中亞壹片廢墟。

　　忽必烈屠殺了中國人1800萬人，中國北方90%漢族平民慘遭種族滅絕。四川在蒙古帝國屠殺前，估計有1300-2000多萬人，屠殺後竟然不滿80萬人，幾乎成了無人區。在蒙古人殺戮和統治下，中國喪失了7000多萬人口。蒙古帝國在中國境內的種族滅絕，作為世界記錄放在《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1985年版。

　　蒙古人統治下的漢人、南人是賤民。殺蒙古人償命，殺回回罰銀八十兩，殺漢人罰交壹頭毛驢價錢。漢人村里新媳婦的頭壹夜[初夜權]壹定要給蒙古保長，中國人甚至連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為名，不能擁有武器，只能幾家合用壹把菜刀。

　　11．元末大混戰，人口損失率75%。

　　朱元璋重用儒家，結果殺得血流成河。朱元璋出生微賤，在生計艱難之際為郭子興收留、重用，完全借郭子興而興，得勢後他卻忘恩負義。朱元璋的好友殺了都元帥，朱元璋又殺了好友，當上都元帥。1366年，朱元璋救應遭難的小明皇帝，在龍舟上把皇帝推入長江，建立了明朝。他殺來殺去，先征服了中國人，才轉向驅趕已經勢微的蒙古人。

　　奪得天下後，朱元璋翻臉不認人，“火燒獨角樓”，大殺功臣、朝臣。據史書記載，最大的案件有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郭桓案，前兩案株連的殺者4萬人，後兩案有七八萬人。無人不殺，無人不可殺，壹個個的殺，壹家家的殺，有罪的殺，無罪的也殺，政權的維護完全建立在屠殺、酷刑之上。基本上將功臣殺光，連毫無二心的幼時放牛娃朋友徐達也不放過；“武臣第壹”的徐達長背疽，忌吃蒸鵝；朱元璋為除掉功臣，就專門賜他吃蒸鵝，徐達不得已流淚吃下，不久背疽爆發而亡。可謂冷酷刻暴到了極點，名副其實的恐怖政治。

　　朱元璋整飭貪腐最烈，規定凡貪贓白銀60兩以上者，壹律梟首示眾，剝皮填草，風乾屍體，懸掛於衙門座位旁。朱元璋在各州縣設有“剝皮亭”，官員壹旦被指控貪污，無需審判即被剝皮，懸皮於亭中，以示警戒。朱元璋時，戶部糧款案等壹個案子往往殺三四萬人。因貪污罪名死於監獄或被判刑的，每年都有數萬人。駙馬歐陽倫也因倒賣茶葉而被誅，但明王朝最終仍然陷於腐敗泥淖而不拔。

　　朱棣比起乃父來毫不遜色。1402年，他奪了親侄子的皇位，導致了百萬人戰死沙場；建文帝宮中的宮人、女官、太監被殺戮幾盡； 他又遷建文帝母親於懿文陵幽禁，殺掉建文帝三個兄弟。建文帝七歲太子朱文奎於亂中“不知所終”，肯定被殺了，另外的小兒子朱文圭當時才兩歲，還是在懷抱之中，朱棣先把這個小孩幽閉於廣安宮，後來不知所終，定是被殺了。他壹次性枉殺建文帝忠臣及其家屬1萬4千多人。

　　朱棣的謀士姚廣孝在北平時對他講，方孝孺是天下“讀書種子，”絕不可殺。朱棣召方孝孺入殿，方孝孺也不施禮，依舊嚎哭不已。朱棣說：“詔天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邊哭邊罵道：“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朱棣怒急，大聲叫道：“怎能讓妳痛快壹死，即死，難道妳不怕我誅妳九族嗎？”

　　方孝孺大喝：“便誅十族又奈我何！”朱棣命衛士用大刀把方孝孺嘴唇割開，壹直劃裂到耳邊。然後，命人逮捕其九族親眷外加學生，湊成十族，共873人，依次碎剮殺戮於方孝孺面前。方孝孺忍淚不顧，最後被凌遲於聚寶門外，時年46，充軍邊遠地區而死的有1000多人。孝孺臨刑前做絕命詩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尤，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

　　兵部尚書鐵鉉被逮至京，朱棣派人割掉鐵鉉耳鼻，在熱鍋中燒熟，然後硬塞入這位忠臣口中，問：“此肉甘甜否？”鐵鉉答：“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朱棣下令寸磔鐵鉉，這位忠臣至死罵不絕口。朱棣又把鐵鉉80多歲的父母投放海南做苦役，虐殺其十來歲的兩個兒子，並硬逼鐵鉉妻子楊氏和兩個女兒入教坊司充當妓女，任由兵士蹂躪。

　　刑部尚書暴昭，由於陛見抗罵，朱棣先去其齒，次斷手足，以刀慢割脖項而死。

　　對禮部尚書陳迪，朱棣命衛士綁送他及其六個兒子壹起至刑場凌遲。朱棣又先派人割下陳迪兒子陳鳳山的鼻子和舌頭，塞進這位忠臣嘴裡逼他下咽。陳迪至死不屈，怒罵而死。

　　對太常卿黃子澄，也滅其三族，凌遲處死。兵部尚書齊秦因其不屈，送刑場凌遲；兄弟全體處斬。財政部副部長卓敬滅三族。教育部長陳迪全家處斬，親屬180餘人廷杖後貶竄蠻荒。監察部代理部長景清磔死，家屬親朋全數處決，故鄉壹連數個村莊房舍壹空。

　　右副御史練子寧，因殿上怒罵，朱棣命人先割掉其舌，此後寸磔而死，其宗族被殺者151人，數百人貶竄蠻荒。

　　最高法院秘書長鄒瑾家族448人處決。最高法院副院長胡閏家族217人處決。

　　對建文帝監察御史高翔，因其喪服入見，朱棣命衛士殺之於殿上，沒產誅族，又掘發高氏宗族墓地，焚骨拋屍，交雜狗骨馬骨四散丟棄。

　　對監察御史王度，宗人府經歷宋征、監察御史丁志、巨敬，棣皆施以族誅之刑。

　　歷朝歷代異姓相伐相殺，從未有這樣慘屠對方官吏臣下的舉動。因此，清初史家谷應秦這樣嘆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強漢之律，不過五宗……世謂天道好還，而人命至重，遂可滅絕至此乎！”朱棣秉承朱元璋老混蛋血脈中淫暴兇殘的因子，把多位忠臣孝子的大好清白妻女送入教坊司（公家妓院）做性奴，每天受二十多精壯漢子輪姦，生下男丁當家奴，生下女孩長大後接著做妓女，死後便“著抬出城門餵狗吃了”……鄭和下西洋是為追剿那些有違海禁的華人。當時聚居於蘇門答臘舊港的華人最多，明成祖耗巨資遣鄭和率二萬餘兵丁前往鎮壓。鄭和亦不負聖望，剿滅逃民之外，生擒其首領陳祖義等三人回京誅殺，以儆效尤。1405年開始的七次下西洋，耗時28年，在海外征戰數次，死傷慘重，耗費空前。劉大夏《殊域周咨錄》稱：“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在壹片反對聲中，皇帝只得終止了如此荒謬舉措。

　　殘暴如此，坐穩龍椅後的朱棣又給自己立牌坊。永樂22年甲辰科舉考試，本來第壹名狀元是孫日恭。考試官員把錄取名單呈給朱棣過目，這位流氓皇帝竟咬文嚼字起來：“孫日恭第壹名，不行！日恭兩字合起來就是‘暴’。朕壹向以仁心為本，平生最惡殘暴苛刑，隱暴於名的人斷斷不能為我大明狀元”。批來批去，從三甲之中點了壹個名叫邢寬的人為狀元。

　　朱棣曾經嫌棄朱高熾的肥胖，不讓御膳房給朱高熾吃飽，說是減肥，有人看到太子餓的難受，就給他做飯，讓朱棣知道後，把此人剁成肉醬。

　　1449年也先率軍侵略，王振為了邀功取寵，不顧于謙等大臣的強烈反對，力主皇帝親征。兩軍壹交戰，明軍即大敗。前線接連傳來失敗的消息，王振與英宗才決定班師。本來英宗有充足的時間避開也先軍的追趕，但王振想炫耀鄉里，主張皇帝轉道其家鄉，後來又怕大軍踏壞其莊稼，改道而行。如此反覆再三，給也先以追趕的時間。也先輕易地捉住了明英宗及各部尚書等50餘位重要官員，明50萬大軍全軍覆滅。當英宗被捉時，護衛將軍樊忠看到亂軍中的王振，氣憤地喊：“我為天下誅此賊！”用鐵錘砸死了王振。

　　土木堡慘敗的消息傳到北京後，悲憤的大臣誅殺王振的死黨，查抄了王振的財產，得金銀60餘庫，其它珍寶無數。王振家族無論老幼皆被斬殺。這就是沁透血水的中國。

　　12．從李自成起義到吳三桂滅亡，混戰五十四年。明末人口為1億，到清世祖時全國人口只剩下1400萬人了，銳減了80%多，損失人口8000多萬。

　　中國史上想改朝換代的流氓軍閥，互相殘殺起來比任何人都厲害，就是為了不讓對手獲得土地與人民，不讓對手比自己更強大，寧願壹切都毀滅！

　　張獻忠（1606～1646年），字秉吾，延安人。崇禎三年（1630年）於米脂起事，自號八大王，人稱“黃虎”。其起事後，克鳳陽、焚皇陵、破開縣、陷襄陽，勝戰連連。崇禎十六年克武昌，稱大西王，次年建大西於成都，即帝位，年號大順。

　　張獻忠的部隊不論到了什麼地方都不停地淫人妻女，他靠這種手段籠絡手下的士兵。他們往往將丈夫與妻子面對面縛在壹起，讓丈夫親眼看著妻子被人姦淫，只要作丈夫的稍微流露不滿的神情就會慘遭殺戮。或者強迫父淫女、子淫母，等他們互淫完畢再壹起斬首。

　　有時張獻忠命人將被擄的孕婦衣服剝去，他與部下壹邊飲酒壹邊猜測打賭孕婦的腹中懷的到底是男還是女，然後剖開孕婦的肚子查驗。他還用大鍋先將人油煮沸，然後將小孩子扔進去，直到小孩子被活活煮熟了便充作下酒的食物。張用刀子戳鍋中小兒的肉，吃飽了之後剩下的賞給兵士下酒。如遇上有孕者，刨腹驗其男女。或用矛刺入小孩子的身體高挑到空中，小孩子在矛尖上痛嚎而死。

　　張獻忠還列木為台，命男女共登台上，然後在四面縱火焚燒，壹時間慘叫聲震地，張獻忠與屬下看著狂笑不已。他為了餵養戰馬，在殺人剖腹後挖去臟腑，然後用人血浸過的米豆餵馬，使馬長得十分肥壯。

　　在攻城的時候遇到激烈的抵抗，張獻忠就讓所擄掠的婦女赤身裸體向城上辱罵。在戰後凡是有姿色的婦女都被輪姦得奄奄壹息，然後割下首級，將屍首倒埋進土中，女人的下體朝上。據他們認為可以壓制炮火。

　　除了在壹種情況下婦女可以免死，那就是張獻忠的士兵壹進入百姓家，家裡的婦女裝出十分情願的樣子主動與士兵相淫。因此張獻忠的士兵經過的地方，婦女不得不首先迎出來自己脫了衣服供他們侮弄，這樣才有機會救壹家人的性命。

　　而且張獻忠對付婦女還有特別的辦法，他設計了壹種叫做“騎木驢”的酷刑用來對付不合作的女子：首先將該女子吊起來，使其陰部對準壹根高豎的木竿，然後割斷繩子使這個女子墜落下來，讓木竿從女子的陰部穿進來，再從口鼻中穿出去。被折磨的女子直到三四天后才死去。民女驚駭之極，只好紛紛主動獻身，比娼女還像娼女。

　　張獻忠每攻陷壹城，所擄掠的婦女必須由他先挑選出幾個姿色美艷的輪流伴宿。這些美女的上半身穿著艷裝，下半身赤裸什麼也不穿。無論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只要張獻忠淫興勃發，立刻命這些美女橫倒在地進行姦污。等到他玩膩了的時候便將她們洗剝乾淨殺死，蒸著或煮著吃。有時他等不及這些美女煮熟了，就帶著血大嚼起來。

　　崇禎十六年春天，張獻忠連陷廣濟、蘄州、蘄水等地。他進入黃州的時候百姓都逃走了，於是他驅趕婦女鏟城，之後將城裡的婦女全部殺死填在溝塹。張獻忠的軍隊由鸚鵡洲至道士洑，浮屍遮蔽了江面，水面上人的脂油漂了幾寸累，水裡的魚鱉都不能再吃。張獻忠改武昌城為天授府，在那裡開科取士。

　　1644年陰曆八月初九張獻忠陷成都，張獻忠下令屠城三日。三日過了，停止大殺，仍然每日小殺百餘人以樹威。男子無論老幼壹律殺死，或者剝皮後剁碎製成醢醬。婦女們被兵士集體輪姦，輪姦後用刀殺死，再製成軍糧。

　　張獻忠患了瘧疾，他對天許願說如果病好了就以“朝天蠟燭兩盤”貢奉給上天，直到他病好後周圍的人才明白這話的意思。張獻忠即令兵士，專砍女子的纖足，每個兵士必須至少進獻十雙小腳。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專門搜尋女子的纖足，只要遇見女子就地先將腳砍下來。將收集的的三寸小腳疊成壹座山的形狀，稱為蓮峰。他帶他最心愛的小妾去參觀。小妾說：“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壹雙秀美的小腳放在頂端，就再好也不過了。”張獻忠說：“妳的腳就最秀美。”於是把小妾的腳剁下來放到“山尖”上。隨即再將這些小腳架火燒毀，名為點朝天燭。至於男子則被砍腦袋或割下陽具，也堆在壹起在太陽下暴曬。

　　張獻忠性格狡譎嗜殺，壹天不殺人就悒悒不樂。他在蜀地開科取士，得到壹個姓張的狀元。張狀元的外表學問都很優秀，容貌長得像美女壹樣嬌艷。張獻忠對他非常寵愛，吃飯睡覺形影不離。但是有壹天張獻忠忽然對左右隨從說：“我很愛這個狀元，壹刻捨不得他離開，還不如殺死了他，免得整天牽腸掛肚”。於是將張狀元砍成了好幾塊用布囊裝了掛在床邊。接著他又懸榜詭稱開科取士，召誘士子前來應考，他令人在地上挖掘壹個深三四丈的大坑，待這些寒窗十年的數千四川學子來到青羊宮後，就被張獻忠推進土坑活埋。

　　張獻忠學朱元璋剝人皮，“先施於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鄉紳，又次及本營將升。凡所剝人皮，滲以石灰，實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於王府前街之兩旁，夾道累累，列千百人，遙望如送葬俑”。張獻忠又創造了生剝皮法，就是在人皮還沒有被完全剝下而人已經死去的，劊子手抵死。屬下的將卒以殺人數目的多少敘功。若屬下表現出不忍心的神情，張獻忠就將他們處死。都督張君用、王明等數十人都因為殺人少而被剝皮。

　　據《蜀破鏡》記載，某日晚，他的壹幼子經過堂前，張喚子未應，即下令殺之。第二天晨起後悔，責問妻妾們昨晚為何不救，又下令將諸妻妾以及殺幼子的刀斧手悉數殺死。

　　張獻忠在中園坑殺成都百姓。明朝投降的各衛籍軍98萬全部被殺死。每屠殺壹地，都詳細記錄所殺人數，其中記有人頭幾大堆，人手掌幾大堆，人耳朵幾大堆。

　　張創造了許多殺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將軍們四面出擊，“分屠各州縣”，名曰“草殺”。上朝的時候，百官在下邊跪著，他招呼數十隻狗下殿，狗聞誰就把誰拉出去斬了，這叫“天殺 ”。平民被殺完了，張獻忠就派心腹去士兵中間竊聽，士兵偶有怨言就會全家被殺。

　　1646年（順治三年），清軍壹來，他就逃了。在大軍逃離成都前，更是對成都實行殘酷的“四光政策”，盡殺蜀人，從老百姓到軍隊家屬（老弱病殘）再到他部隊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後連早期跟隨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剮殺之列，剮殺後製成醃肉以充軍糧。單就此點來說，實在獨步中國大屠殺史。在西充鹽亭界鳳凰坡，張獻忠被清兵捕獲斬首。

　　當清軍到成都府時，整個成都只剩下不到20戶人。據《明會要》卷五十記載：明萬曆六年四川有“戶26萬2694，口310萬2073”，到清康熙24年就陡減至“1萬8090丁”。《溫江縣誌》上說，溫江縣由於張獻忠的屠剿，“人類幾滅”。1659 年清查戶口，全縣僅存32戶，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國《簡陽縣誌》卷十九：“明末兵荒為厲，概成曠野，僅存土著 14戶”。

　　滿族征服漢族，始終貫徹壹個既定方針：屠殺。對蒙古人和朝鮮人卻不是這樣。努爾哈赤的清軍占領遼東地區後，先是擔心當地窮人無法生活而造反，把遼東地區的貧民都抓起來殺掉，稱“殺窮鬼”。兩年後，清軍又怕遼東的富人不堪壓迫而反抗，又把遼東地區的富人幾乎殺光，稱為“殺富戶”。共殺遼民300多萬，遼東地區的漢民基本殆盡。皇太極破錦州，三日搜殺，婦孺不免；掠濟南，城中積屍13萬。

　　1645年5月13日，清軍薄揚州城下。5月20日揚州城破，揚州頓成屠場。任何女人不論願意還是不願意，都有可能被抓住，被成群的清兵輪姦。清軍下令“十日不封刀”，到5月29日，即濫殺和搶劫的第十天，這場大屠殺結束了。那座城市當時已沒任何生命跡象，和尚們得到命令開始收集和焚燒屍體。據當時人們的保守估計，有80-90萬人死於這場屠殺（註：明末總人口約8000餘萬，壹次就殺了80萬，相當於當時中國總人口的1%，這個數字不僅在中國曠世絕古，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見的）。

　　令人感到納罕的是漢人竟是那樣沒有血性。城破，守城明軍爭相逃命，寧可從城牆上摔下跌死，也不敢抵抗。“惶惶覓隙潛匿”，百姓亦然。史載：只要遇見壹個滿族士兵，“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葡伏，引頸受刀，無壹敢逃者。”壹個清兵，遇見約50名青壯男子，清兵橫刀壹呼：“蠻子來！蠻子來！”這些人皆戰戰兢兢，無壹敢動。這清兵押著這些人(無捆綁)去殺人場，無壹人敢逃。到刑場後，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殺。

　　順治2年11月15日，揚州十日的大劊子手豫親王多鐸，將屠殺中掠奪的“才貌超群漢女人壹百零三”，奉獻給滿清最高酋長。順治帝獲得十名，攝政王多爾袞獲得三名，輔政鄭親王濟爾哈朗三名，肅親王豪格等各二名，英郡王阿濟格等各壹（《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中冊，第197頁）。

　　滿清占領南京後，曾公告：“剃頭壹事，本朝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爾等毋得不道法度，自行剃之。前有無恥官先剃求見，本國已經唾罵。特示”（《明季南略》）。不久，卻發生了180度轉變。這有兩個原因：壹是政局出人意料的進展迅速，江南半壁臣服，除了東南西南，滿清基本已控制了整個中原，安撫之策已達目的；二是漢人官員的推波助瀾，壹些業已歸順的官員們雖換了主子，倒也不甘寂寞，或自動剃髮，以示忠心不二，或上書建議，以媚上謀取賞識。滿清感覺名正言順，疑慮之心消除，遂頒發了“留髮不留頭”的嚴厲剃頭令。當剃髮令下達後，各地譁變起義，高呼“頭可斷，發決不可剃”。導致民眾反清的是身體髮膚毀傷了就沒臉見祖宗的孝道！

　　江陰壹縣，被殺了17萬人，全城僅50人倖存。常熟大屠殺，“通衢小巷，橋畔河干，敗屋眢井，皆積屍累累，通記不下五千餘人，而男女之被擄去者不計焉。”“沿塘樹木，人頭懸累累，皆全發鄉民也”（《海角遺編》）。

　　崑山大屠殺，“總計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墮井投繯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壹，藏匿倖免者十之壹”（《昆新兩縣續修合志》卷五壹兵紀）。“殺戮壹空，其逃出城門踐溺死者，婦女、嬰孩無算。崑山頂上僧寮中，匿婦女千人，小兒壹聲，搜戮殆盡，血流奔瀉，如澗水暴下”！嘉定三屠，滿清殺了50多萬漢人。

　　1649年占領湖南湘潭後屠城；同年大同守城八月之久，也被清寇下令“官吏兵民，盡行誅之”！山西大同全城軍民屠戮殆盡(僅存五人)，“附逆抗拒”州縣也壹概屠殺；清軍屠盡大同、汾州、朔州、渾源等城，清大學士佟養甲在奏章中稱“人民不存”。

　　南昌大屠殺，“婦女各旗分取之，同營者迭嬲無晝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壹盥拭。除所殺及道死、水死、自經死，而在營者亦十餘萬，所食牛豕皆沸湯微集而已。飽食濕臥，自願在營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載鹵獲連軻而下，所掠男女壹並斤賣。其初有不願死者，望城破或勝，庶幾生還；至是知見掠轉賣，長與鄉里辭也，莫不悲號動天，奮身決赴。浮屍蔽江，天為厲霾”（徐世溥《江變紀略》）。清人自己撰寫的歷史中寫圍攻南昌，對出城投降的不論百姓還是軍人壹律殺死。明軍王姓副將帶士兵和家眷五百多人，剃頭棄甲投誠，清軍留下十壹人活口，其餘“分殺”。史書稱降者少則三四十，多則數百，除部分婦子被留做奴隸，都死在清軍屠刀之下。

　　清寇攻陷潮州，“縱兵屠掠，遺骸十餘萬”，揭陽縣觀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屍聚焚於西湖山，將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縣屠城死難5萬餘人，梵天寺主持釋無疑收屍合葬於寺東北壹里之地，建亭“無祠亭”，墓碑上則刻“萬善同歸所”。

　　尚可喜率明軍火器部隊歸後金，扭轉了後金和明的武器對比，為清軍入關充當先鋒，和吳三桂並列為三藩之壹。他於1650年2月率軍攻至廣州城下，開始了長達9個月的圍城攻堅。《順治實錄》記載偽清屠城令：“其據城逆命者，並誅之。”清軍屠城布告：“諭南朝官紳軍民人等知道：...如有抗拒不遵，大兵壹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至十壹月，廣州城破。隨即對廣州進行了十二天的瘋狂大屠殺，至少70萬人遇難。史稱“庚寅之劫”。

　　據清代官方史載，這場屠城，斬“兵民萬餘”，又“追剿餘眾至海濱，溺死者無算”(周駿富 輯，《清代傳記叢刊》卷78之18，台灣明文書局，1986年版)。

　　《廣州城坊志》轉引了方恆泰《橡坪詩話》的記載，曰:“……城前後左右四十里，盡行屠戮，死者六十餘萬人。相傳城中人士竄伏六脈渠約六七千人，適天雨，瀆溺幾盡，其所存僅二人，雙門底劉中山其壹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門瓮城關帝廟神像腹中，得免誅戮”(黃佛頤:《廣州城坊志》226頁， 221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當時在華的意大利籍耶酥會士衛匡國(Martin Martini，1614～1661)寫有《韃靼戰紀》壹書，對廣州屠城記述曰:“大屠殺從11月24日壹直進行到12月5日。他們不論男女老幼壹律殘酷地殺死，他們不說別的，只說:‘殺！殺死這些反叛的蠻子！’但韃靼人饒恕了壹些炮手以保留技術為自己服務，又饒恕了壹些強壯的男人，為他們運送從城裡搶到的東西。最後，在12 月6日發出布告，禁止燒殺搶掠。除攻城期間死掉的人以外，他們已屠殺了十萬人” (杜文凱：《清代西人見聞錄》53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6月版)。

　　荷蘭使臣紐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聯合省的東印度公司出師中國韃靼大汗皇帝朝廷》壹書中亦記述到:“韃靼全軍入城之後，全城頓時是壹片悽慘景象，每個士兵開始破壞， 搶走—切可以到手的東西;婦女、兒童和老人哭聲震天;從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處街道 所聽到的，全是拷打、殺戮反叛蠻子的聲音;全城到處是哀號、屠殺、劫掠;凡有足夠財力者，都不 惜代價以贖命，然後逃脫這些慘無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榮慶等譯《南明史》131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這些當時在粵的外籍人的記述，是依據自己的真實觀察，記述了廣州城發生的事。

　　倪在田《續明紀事本末》：“可喜屠廣州，孑遺無留；逸出城者，擠之海中。”少數逃出城的市民，也被城外的清寇趕進海里淹死！ 在壹片天愁地慘的最恐怖氣氛之中，不少市民特別是婦女知道沒有活路，只好自盡。

　　清嘉慶年間人方恆泰《椽坪詩話》：“居民有跳入六脈渠者，值大雨，淹死約六七千人。”六脈渠，廣州古時城內的水渠系統。另有記載說六脈渠中浮屍四萬多人。

　　屈大均《廣東新語》記載，壹位婦女李氏跟隨丈夫投水自殺，並留下絕命詩：“恨絕當時步不前，追隨夫婿越江邊。雙雙共入桃花水，化作鴛鴦亦是仙！”

　　壹位婦女背著襁褓中的嬰兒，壹起投水自殺，“庚寅冬，廣州城拔(攻陷)。天豪街有婦襁負嬰兒，...赴池而死。”小孩子淹死，也要比被二鬼子殺好。

　　李天根《爝火錄》記載，明軍將領施煇然“分守西城，巷戰，死”犧牲後，“家中男婦十餘人從死。子祚基才五歲，亦死。”《番禺縣誌》記述：番禺典吏丁有儀夫妻先後被殺，“越日(第二天)，所棄兒葡匐屍旁，猶吮其(母親之)乳，過者無不淚下。”

　　尚可喜等二鬼子在剛攻入廣東對“小揚州”——南雄屠城時，已製造了這樣的人間地獄。當年是偽軍文書的陳殿桂，親眼目睹“伏屍如山”的慘狀，後來寫下《雄州店家歌》回憶： 家家燕子巢空林(家燕逃到樹林裡)，伏屍如山莽充斥(莽，野草)…死者無頭生被擄(生者都被俘虜，婦女為主)，有頭還與無頭伍(婦女最後還是要被凌辱逼死)。血此焦土掩紅顏(紅顏，婦女)，孤孩尚探娘懷乳(嬰兒在死去的母親懷裡掙扎)。陳殿桂看到了“血此焦土掩紅顏”，帶血的焦土半埋的母親屍體上，還有壹個絕望等死的嬰兒在哭泣。

　　戴耘野《行在陽秋》記載：“初二日，清陷廣州，屠之…百萬人民，盡死於內”。屈大均為守城犧牲的回民將領羽鳳麒寫的悼詞中說：“國殤百萬，於爾尊崇”，意思是百萬死難者中，羽公您死得很崇高。當時人陳恭尹《番禺黎氏存詩匯選序》也說“竹帛煙銷，與百萬生靈俱燼”，指黎氏作品和百萬生靈在大屠殺中毀滅了。所以，死難者很可能接近100萬人。

　　《廣東通志》記載：“殺七十萬人”。林文孩《淺析建國前佛山商業的興衰》：“明末清初的戰爭，廣州遭兩藩屠城，當時廣州死者70多萬人”。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廣州市志.宗教志》：“清順治七年(1650)，清軍攻廣州，死難70萬人。

　　清初人鈕鏽《觚賸》記載：“再破廣州，屠戮甚慘，居民幾無噍類。浮屠真修曾受紫衣之賜，號紫衣僧者，募役購薪聚胔於東門外焚之，累骸燼成阜，行人於二三里外望如積雪。因築大坎瘞焉，表曰共冢。”大意：滿清攻破廣州，大屠殺很悲慘，市民幾乎沒留活口。釋真修法師曾被明朝皇帝賜給紫衣，他出錢僱人買柴，把死者的遺體運到東門外堆積，用火焚燒，骨灰成山，行人在二三里外望去，如同積雪。後來就在旁邊挖大坑掩埋，立碑為“共冢”。

　　魏斐德(F.E. Wakeman)《洪業》云：“尚可喜占領了廣州。此後10天裡，廣州城慘遭洗劫，…屍體在東門外焚燒了好幾天。…這個焚屍的火堆，在許多復明分子的心目中，標誌著明朝重建希望的真正破滅...直至19世紀，仍可看見壹座積結成塊的骨灰堆。”

　　直隸“壹望極目，田地荒涼”(衛周元，痛陳民苦疏，皇清湊議，卷1)，河南是“滿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龍，墾荒宜寬民力疏，皇清湊議，卷4），湖廣“彌望千里，絕無人煙”（劉余謨，墾荒興屯疏，皇朝經世文編卷34）。

　　滿清屠四川全省令！：“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試問中華各個朝代，有哪個王朝殘忍至此？張獻忠與清兵入侵使四川人口由600多萬銳減至50萬，只剩下10%左右。整個中國，“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幾被殺盡，留下的大抵是壹些順服的奴才。此外，滿清又殺苗民壹百萬，殺回民數百萬，把漠北蒙古的准葛爾部落殺到最後壹個幼童！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罕見的殘忍！

　　南來屠城九十九, 漢血染盡漢河山。 十萬萬人齊倒戈，自此中國無漢人！

　　滿洲衣帽滿洲頭，滿面咸風滿面羞。 滿眼乾戈滿眼淚，滿腔悲憤滿腔愁。

　　順治康熙年間，為了和鄭軍作戰，清政府甚至下達命令，要求浙閩粵沿海居民向內陸後退數十里，以達到堅壁清野困死鄭軍的目的。歷史記載，清軍劃下界限，越過者格殺勿論，導致沿海經濟遭受重創，難民數以十萬計。更恐怖的是，有的民眾因追趕過線的家畜而被殺。壹位清軍官佐整日巡迴線上，每天都殺數人。在這樣的滅絕人性的政策下，鄭軍確實很難繼續維持廈門壹帶的據點，只好反身收復台灣，開拓根據地。這才是真實的歷史，13．清代的白蓮教起義（1796-1805）時期。清朝中期以後，白蓮教等宗教組織、會黨盛行，統治者加強鎮壓。壹次，僅武昌府就捕了無辜達數千人之多；在荊州等地，嫌疑分子被押往省城時每船壹二百人，被迫投江而死，或被拷打而死，最終激起白蓮教大起義。

　　1786年人口3億9110萬人，起義失敗後，人口為2億7566萬人，損失了1億1千萬。

　　14．金田起義初起，遠在廣東的洪氏宗族就遭了滅頂之災，2萬餘人被殺得乾乾淨淨，洪秀全家鄉洪姓5百餘人無壹倖免。永安突圍時，清將賽尚阿在龍寮嶺峽谷將太平軍後衛軍2千餘人屠殺，其中絕大部分是婦女兒童。

　　1855年的廣州已然陷入動亂，時任兩廣總督葉名琛“為除患於未然”，悍然在那個夏季斬首了7.5萬人。容閎打開英文的歐洲歷史，尋找異民族的屠殺史。他發現，即使追溯到古羅馬的蓋烏斯.凱撒，或者法國大革命，都找不到如此血腥的場面。

　　石達開攻破江西吉安城時，除殲滅抵抗的敵軍外，“不戮壹人，有擄民間壹草壹木者，立斬以徇。”鄒樹榮的紀事詩中有這樣的描寫：“傳聞賊首稱翼王，仁慈義勇頭髮長，所到之處迎壺漿，耕市不驚民如常。”

　　咸豐年間，洪秀全在天京（今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國，成為威脅清廷的大患，時任兩江總督並任為欽差大臣的曾國藩，指揮三路大軍向太平天國進行圍剿，壹路是其弟曾國荃率領的湘軍主力，壹路是左宗棠率領的另壹部分湘軍，還有壹路是李鴻章率領的淮軍及英國人戈登指揮的常勝軍。曾國藩制訂的兩個基本方針：壹是實行屠殺政策，把人煙稠密的蘇南壹帶變成無民之境；壹是實行焦土政策，把沃野千里變成了不耕之鄉。

　　曾國荃攻陷安慶，不消半日就殺死了壹萬多名太平軍俘虜，他怕到陰曹地府受到懲罰，曾寫信給曾國藩流露出後悔之意。曾國藩立即回信說：“妳現已帶兵，自然要以殺賊為志，何從後悔殺人多？”可見，曾國藩殘忍嗜殺的程度，是遠遠超過他的九弟的。

　　安慶城區本來是越語區，現在卻成了北方方言區。原因就是湘軍吉字營把安慶城內的3萬老百姓幾乎屠盡，至今安慶農村有民謠“鮮血滿城流，死屍滿街頭，誰是殺人凶，湖南曾老九”（曾老九就是曾匪國藩的九弟曾國荃）！湘軍那次屠城，把安慶的房屋也幾乎燒光了，只有壹個70米高的振風塔是石頭的燒不掉，保存了下來，成為無言的見證。

　　湘軍“見屋即燒”，“見長發者即殺”“以多殺為是”。湘軍朱品隆部駐紮在安徽石埭時，到處燒民房、搶財物，使石埭“城鄉內外房屋安全者百無壹二”，連地方上的“紳耆”亦發出“官軍不若長毛之嘆。” 曾氏的同僚胡林翼，也曾下達過同樣的命令：要屬下的軍兵“見屋即燒，燒壹屋即賞壹次，無論是民居還是賊館。” 除軍兵外,他還安排團練“專管燒屋”，要將“民居賊館，排隊逐層焚燒，逐次燒入，不過三四日可以壹空。”

　　1864年7月14日曾國藩率湘軍攻入“天京”時，城裡的老百姓數十萬，只有幼天王等部分人突圍，整個天京城3萬多戰士，全部戰死或者自殺。湘軍壹沖入城內，就開始了殘忍的大屠殺。他們殺死的人中，太平軍將士為數僅有數千人，大部分是天京城內的平民百姓，尤其是老人、兒童和中年以上的婦女。這場大屠殺壹直持續了十餘日。他們殺人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占領城池，而是為了搶劫財物和姦淫婦女。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在《能靜居士日記》中寫下：城內“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擔又無窖可挖者，盡遭殺死，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砍戮以為戲，葡匐道上。婦女40歲以下者壹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遠。” 就是說，除了強使壹部分壯丁為他們服勞役，並把四十歲以下的婦女都搶走以外，其餘老幼男女，壹概殘忍殺害。屍骸塞路，臭不可聞，秦淮河裡屍首如麻。他總結道：“自湘軍平賊以來，南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熱。”

　　曾國藩上報說：曾國荃率所部在南京城內“分段搜殺，三日之間斃賊共十餘萬人。秦淮長河，屍首如麻。”這就是說：3天就屠殺了十餘萬南京居民。

　　清人記載：“金陵之役，伏屍百萬，秦淮盡赤；號哭之聲，震動四野。”所謂伏屍百萬，除了戰死者，就是曾國藩在城內外屠殺的平民，至少殺害數十萬人的生命。“群屍山積”，“白骨山積”，“自五季以來，生靈塗炭，殆無逾於今日”。

　　湘軍占領天京後，立即開始肆無忌憚的搶劫。湘軍中從上到下，每壹個人置備壹個大竹筐，搶到錢財就往竹筐里裝。他們先搶王府，再挖地窖，接著就逐戶搜搶居民財務，掘地拆屋，挖墳盜墓，直至全城物品蕩然無存，洗劫壹空。當時不僅攻城的將士橫行無忌，四處搶劫，連留在城外看守營寨的老弱兵勇也空營而去，入城大肆搶掠，甚至守衛曾國荃大營的兵勇和各棚長夫廚役人等也都進城搜刮財物，肩挑手提，成群結隊，滿路都是搶劫而歸的士兵。有時搶紅了眼，他們之間還互相搶劫甚至發生火拼。

　　7月28日，曾國藩到金陵，見“城內自偽宮逆府以及民房悉付壹主”。“萬室焚燒，百物盪盡，而貢院倖存”。因為貢院是考場，內無財貨，所以湘軍不來光顧。宮室民居都有財物可搶，湘軍搶殺之後，把房付之壹炬，以毀滅罪證。無論王府民宅，大肆搶掠壹番後，隨即付之壹炬，壹走了事。他們天天搶劫，日日放火，大夥壹連燒了十餘日。經過這場浩劫，這座繁華古都幾乎變成壹片廢墟，滿園殘牆斷壁，遍地碎磚爛瓦，連壹棵樹都很難找到。

　　湘軍入城後，肆意糟蹋婦女，他們隨意闖入民宅，姦淫良家婦女，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於大街上施暴。四十歲以下的婦女大多被湘軍擄走，成為士兵們姦淫的獵物。官家文書說，曾國荃先鋒提督李臣典日夜血戰，進城後不久即力竭身死；清追念其功，封世襲子爵。其實，李臣典是另壹種“過勞力竭”：他“戮絕妖男，虜盡良女”，日夜宣淫，在天京破城後不到十天裡，每天辱虜女子幾十，最後因色斃身，死時才二十七歲。

　　經過壹個多月的燒、殺、搶，攻入天京的湘軍將士個個都發了大財。當時長江之中千船百舸，連檣而上，滿載著搶掠來的財物和婦女，日夜不停地向湘南老家行駛。曾國荃更是大發其財，獲資數千萬，其後他在家鄉大量搶購民田、樹木，置田百頃，廣起宅第，被人稱為“老饕” 毛澤東的家產就是那時乘亂搶劫來的。。

　　曾國藩想出了壹個欺騙窮人拼命的辦法，就是每打下壹個地方，允許官兵大搶幾日，以刺激其士氣。曾國藩寫信給其九弟國荃，常有“想見大索三日”、“大索十日”的詞句，所謂“大索”，名義上是搜索“殘敵”，實際則是搜索財寶、公開搶劫。搶劫之餘，強姦婦女。

　　民國初年，湖南農民當兵的最多，除農村破產的壹般原因外，還有壹個因素，就是受曾國藩部下湘勇在蘇浙皖贛搶掠發財的影響。放縱官兵搶掠雖然能夠刺激其拼命，打壹個地方，就可以發財；但不能鞏固部隊，因為官兵搶飽了就想開小差回去，即使不開小差，有了錢也就不肯拼命。於是曾國藩就想了第二個好方法，叫官兵賭博，在賭博中把兵的錢都騙光了，於是再鼓動他們去打仗。士兵拼命打仗搶老百姓；搶到後在賭博中被軍官騙去；騙光後再拼命，再搶掠；如此循環不已，湘軍軍官就發了大財。

　　後來李鴻章署理兩江，曾說，天京沒有百年很難恢復。在湘軍攻陷天京後30年，譚嗣同曾到金陵，他記錄道：“頃來金陵，見滿地荒寒現象。本地人言：‘髮匪(指太平軍)據城時，並未焚殺，百姓安堵如故。終以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軍之至，不料官軍壹破城，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悉入於湘軍，而金陵永窮矣。’至今父老言之，猶深憤恨。他說洪、楊軍所至亦“頗縱殺”，至於已占據的城邑“未嘗盡戮”，沒有屠城。但在湘軍收復之後，卻“良秀皆膏之於鋒刃”，並“乘勢淫擄焚掠，無所不至”，“卷東南數省之精髓”，悉入湘軍的私囊。曾國藩的湘軍塗炭生靈，留下了千古罵名。

　　曾國藩推行三光政策，把屠城當作功勞來吹捧！“直教戮滅無遺種，屍涌長江水不流”（彭玉磷《克復九江屠城》）；公然把大屠殺當作可以吹噓的功績的叫囂，簡直比日本人更甚。從九江到南京，壹路屠城過來，“雞犬不聞三千里”，“皖南及江寧各屬，市人肉以相食，或數十里野無耕種，村無炊煙”。當時全國死於湘淮軍之手者決不會少於5000萬。太平天國強盛時，南京城最多有100萬人，可曾剃頭殺過10多年後，到光緒登基時，南京也還不到50萬！據《太平天國》壹書的統計，僅在江浙壹隅之地，不過三四年光景，被屠戮的竟達287萬人。江蘇在太平天國戰爭中死亡1679萬，約占戰前全省總人口37.6%；浙江省死亡1630萬，占戰前總人口的52%；江西人口損失1172萬，占戰前總人口的48.3%；湖北死於戰亂者達500萬，約占22.5%；湖南死亡大約200萬，占占前全省人口數的9.2%。

　　其手段極端殘酷野蠻。蝸牛角上說：“曾國藩為了練兵，把長毛的匪徒捆起來，自己先吃壹口，然後大家壹人壹口，殘酷殘忍，但我覺得當時也是沒有辦法啊”。公然鼓吹吃人有理！儒徒甚至說壯士飢餐漢奸肉，笑談渴飲極毒血！以後俺也這樣練兵，學習曾大人！

　　1862年5月13日《印度泰晤時報》發表的壹封英國軍人的信，信中說：我跟壹大群人去看清軍屠殺俘虜……這批俘虜，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從剛出世的嬰孩，到80歲蹣跚而行的老翁，從懷孕的婦人，到10至18歲的姑娘，無所不有。清軍把這些婦女和姑娘，交給壹批流氓強姦，再拖回來把他們處死。有些少女，劊子手將她們翻轉來面朝天，撕去衣服，然後用刀直剖到胸口。這批劊子手做剖腹工作，能不傷五臟，並且伸手進胸膛，把壹顆冒熱氣的心掏出來。被害的人，直瞪著眼，看它們幹這樣慘無人道的事。還有很多吃奶的嬰兒，也從母親懷裡奪去剖腹。很多少壯的男俘虜，不但被剖腹，而且還受凌遲非刑，劊子手們割下他們壹塊壹塊的肉，有時塞到它們的咀里，有時則拋向喧譁的觀眾之中。……李鴻章答應赦免太平軍蘇州降軍，甚至封官許願，請了洋槍隊首領戈登做保證人，結果將降人全部屠殺。戈登為此大怒，要和李鴻章決鬥，並拒絕了清廷1萬兩白銀的賞賜。這個被我們醜化的外國侵略者，還頗有正義感，反倒是李鴻章等干出了令人噁心的罪行。

　　太平軍的石達開、李秀成等人，都是投降後被殺，可見滿清之惡習不改。殺降不祥，必有報應。清雖然並未早亡，但自同治起，連續三代斷子絕孫，也算中國歷史上的異例。

　　太平天國爆發（1851年）前夕中國人口4.3億，太平天國失敗（1863年）後，中國只有2.3億人，壹場農民戰爭使中國損失了2億人[4000萬人死於戰爭中]，這是何等的殘酷！到1911年全國恢復到3.4億人。

　　從1856年至1872年，戰爭與鼠疫共同造成雲南大約270萬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在西北回民戰爭和接踵而至的大旱災中，陝西全省大約有710萬人口死於屠殺和饑饉，約占戰前人口的52%；甘肅更嚴重，回民起義在甘肅屠殺了1455萬漢人,人口損失74.5%曾國藩這廝部隊屠殺幾百萬回族。1862年，當駐陝清軍到南方鎮壓太平天國，回民借防務空虛對漢人進行的種族大屠殺，在陝西殺了約500萬人。回民起義第壹仗不是殺清軍，而是血洗漢民村莊八女井，將全村1萬餘口不分男女老幼集體屠殺。回民不是針對清軍、清政府，回民3000人中沒有壹個識字的。

　　1863年，陝西回民在被清軍鎮壓退到甘肅後，對甘肅漢人進行瘋狂大屠殺。雖然也有甘肅回民參加，但最殘暴的是陝西回民，殺人最狠。據《中國人口史》壹書的統計，回民起義前的1861年，甘肅人口1945.9萬人；戰後的1880年，人口僅存495.5萬人，人口損失1455.5萬人，損失比例為74.5%。在甘肅，回民壹次殺10萬以上漢人的大屠殺有很多次，許多縣的漢人被殺光。回民起義殺掉陝甘兩省的總人口大約2000萬人．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殘暴的種族滅絕,比希特勒屠殺猶太人手段更殘酷。不分男女老幼，全部用刀砍死，用火燒死，進行種族滅絕大屠殺。不是為謀財，不是為謀地，單純為殺人而殺人。

　　以下是甘肅部分縣大屠殺的情況：

　　據鎮原縣誌：“四鄉堡寨攻陷無遺，而縣城獨全，蓋四鄉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後入城避難。是月初九日……（回軍入城）……，全城糜爛，死者不知其數。”據《中國人口史》，回民屠城前全縣人口26.9萬，戰爭損失23.4萬，損失比例為87%．據《中國人口史》，涇州四縣咸豐十壹年（1861年）有人口92.8萬，戰爭中人口死亡82.2萬，損失88.6%據宣統《甘肅新通志》卷47，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軍隊“陷平涼城府官……員死節者百餘，士民死者十數萬。”據《中國人口史》壹書推算，同治年間平涼府（包括華亭，隆德，平遠，海城，固原）人口損失249.1萬，占戰前人口的88.6%。壹次被殺10萬人以上的例子很多。

　　在華亭縣，據記載，“同治二年十壹月，陝回入境，焚殺極慘。初土回叛變，尚愛鄉土，不甚殘毒。及陝回入境，無所顧惜，焚殺慘於土回十倍。華亭從此丘墟。鄉鎮民屋焚殺殆盡，遺民數百悉逃蓮花台。平回後招安遺民，歸城者僅70餘人，男女老幼死亡數萬”。據《中國人口史》，華亭縣咸豐十壹年（1861年）人口約17.1萬，戰爭中人口損失約達94%。

　　隆德縣。據載：“同治四年縣破城，從此官逃莊浪，城空無主者五年．人民殺斃餓死十有八九，老弱逃盡，全縣只二三十人家。全縣村村焦土，十室九空”。人口死亡比例高達90%，而今這個縣的人口，基本上均是戰後移民。

　　從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到1911年清朝的覆亡的2132年間，中國出現過大大小小的皇帝280多個，平均七年半即有壹個皇帝誕生。改朝換代免不了血腥的大屠殺，即便是同壹朝代的皇帝更替，也免不了屠戮杖打、由此也難免傷及無辜。中國人殺戮中國人，中國人謀算中國人，中國人虐待中國人，中國人專制中國人，直到中國人自己折騰得精疲力竭、奄奄壹息，外寇乘虛而入、橫掃中原。

　　15．1927年起，中共武裝奪取中華民國的政權，使5000萬人在內戰中悲慘的死去。僅1946-1949年兩黨打了3年，國民黨壹方被消滅了550萬，共黨壹方死了150萬，三年共有700萬人戰死；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發動壹系列的運動，又使上億的人民死去。

　　在過去的2700年間，中國人自專自製下僅有的200年瑞祥日子，即文景、光武、貞觀、開元。兩千多年來，內亂、戰爭大約占了壹半的歷史時期（有人統計，占了55%）。

　　[資料來源：《陳平集》P142-145，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及中國歷代人口統計]。

　　阿拉伯軍隊在征服中亞的過程中，大肆破壞。阿拉伯的呼羅珊總督庫泰拔（705-715間）從中亞略走居民10萬人，把他們變為奴隸。21世紀的塔利班統治者炸毀了阿富汗的佛像。

　　1453年5月產29日，土耳其攻占了君士坦丁堡，縱兵屠殺搶掠，連續三天。許多居民被賣為奴，壯麗的宮殿付之壹炬。根據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法律，主要納稅人是異教徒。這種稅款相當高，壹般人無力承擔。如果成為穆斯林，就可以免交此項稅款。於是，在巴爾幹地區，信仰天主教的阿爾巴尼亞人再壹次改變宗教信仰，皈依伊斯蘭，成為穆斯林；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的壹部分信仰東正教的塞爾人也皈依伊斯蘭，成為穆斯林。1914年土耳其伊斯蘭教徒屠殺了140萬亞美尼亞基督徒。

　　回教徒，他們以阿拉之名至少處決了5百萬的基督徒。時至今日，回教徒還會處死凡相信耶穌基督的回族同胞，有基督徒在蘇丹被釘在十字架處死！

　　西方人的惡是有底線的，中國人的惡是沒有底線的，中國人為了私利什麼事都做得出來。西方歷史上的罪惡比起中國歷史上的罪惡來，只是小巫見大巫，簡直微不足道。

　　所謂基督教迫害科學家，是在法律範圍內的審判，被審判者也是基督教徒；而且這是西方世界的內部家務，中國人沒資格指責。中世紀火燒異端信仰者是宗教法庭的審判，而當時的宗教法庭在許多時候是服從國王或被國王所控制的，火燒異端是國王政治的需要。神聖羅馬[以德國為主體，另外包括意大利的北部、捷克、奧地利、現今波蘭的壹部分]帝肺特烈第二（Frederick Ⅱ）施行許多律例（1220年至1235年之間），規定凡異教徒均為犯法者，若不悔罪歸正，即處以火刑，悔罪者亦加以監禁，如再背教，則處以死刑。

　　在西班牙，火燒異端最多，那是西班牙國王要消除穆斯林的影響，政治因素大於宗教因素。西班牙於15世紀之末制定了壹種制度，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延至19世紀始取消）的成績之壹是驅逐摩爾人（Mariscos）於境外，又傳曾撲滅猶太教，又曾防禦新教教士的宣傳。

　　教會的裁判官宣布被拘禁者是無望改宗的異教徒之後，再交與（公文上謂之“寬縱”他）俗界的當局，要求並委託地方官“仁慈而寬和地處置他”。而俗界官吏不問皂白，惟有置之死地；不如是，那麼，他就是異教的提倡者了。依照教會法律（The Canon Law），各國王和各官員均須及時地、迅速地處罰宗教裁判所交與的異教徒，否則逐出教會之外。我們所要注意的是：因火刑而致死者的數目，普通人的想像中是大大地誇大了的。

　　所謂“販賣黑奴”，是非洲本地的部落頭領，黑人人販子與西方不法分子互相勾結主動出賣自己同胞，西方政府壹直都是視為非法，嚴厲打擊禁止的（特別是英國），西方人沒使用武力到非洲本地去強搶，只是在非洲沿海港口向黑人人販子購買，黑人人販子是主犯，白人人販子只是從犯；而且，販賣黑奴最多時間最長最殘酷最瘋狂的是阿拉伯人不是西方人（壹直到現代，阿拉伯人還在販賣黑奴），但是敵視西方無恥反美反西方的人不敢（或者根本就不知道）罵阿拉伯伊斯蘭土匪，只是拼命詆毀攻擊西方，其三，中世紀歐洲人也大量被北非人綁架販賣為奴，多達數百萬。更不用說，中國人壹直到了二十世紀中葉還在合法地買賣人口，而且是自己同族的人。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人沒有任何資格指責西方人！

　　所謂“販賣鴉片”，西方人把吸鴉片賣鴉片看作是跟吸煙賣煙壹樣平常的事情，西方人自己也吸食鴉片，英國有好幾個首相都是鴉片癮君子。人家沒有故意陷害妳的意思。

　　所謂“屠殺印地安人”，絕大部分印地安人集中在西班牙人控制的拉丁美洲，他們早就跟西班牙葡萄牙移民融為壹體了。西班牙人給美洲帶去了天花，就像蒙古西征把鼠疫傳播到歐洲壹樣。歐洲的天花病死率為10%，而美洲高達90%。天花曾至少造成１億人死亡，另外２億人失明或留下終生疤痕。印第安人由於地理隔絕，對於天花、麻疹、傷寒等疾病毫無免疫能力，只能成群成群地死去。在17世紀，據估計西屬美洲的人口從5000萬銳減到400萬”。倖存的印第安人成了壹群無足輕重的順民，在美洲的政治生活中再沒起什麼作用。

　　北美印地安人本來只有幾十萬人，以前是那麼多現在還是那麼多。他們並沒有建立國家組織，還處在野蠻原始的部落狀態，北美的絕大部分土地是荒無人煙的，殖民者除了進口些黑奴，絕大多數人只能自己動手，開荒種糧。歐洲移民有功沒有過；而且絕大多數的印地安人是死於對之沒有免疫力的歐洲疾病，不是死於什麼“屠殺”。

　　在與西方人的衝突中死掉的印地安人絕大多數也不是什麼善類，壹般都是他們主動先發起對歐洲移民的屠殺攻擊之後才遭到報復的。這跟義和團性質壹樣。

　　更不用說中國人自己早在兩千多年前漢代時就開始對西域的印歐民族主權國家進行長期野蠻殘暴的侵略和屠殺，兩千多年來，仍不斷對周邊國家民族如朝鮮（隋唐時）越南進行多次侵略殖民，對南方百越苗蠻諸族多次進行種族屠殺（秦，漢，三國，明清時代），以及現代對西藏的種族屠殺，中國才是世界上進行侵略、殖民和種族屠殺最早、規模最大的國家。

　　中國與西方戰爭之比較

　　人口比較：中國在戰國大概2000萬人，西漢達到5900萬；亞里山大希臘化帝國的人口大概有4000來萬，羅馬帝國的人口有1.2億左右。

　　1．戰爭的規模不同

　　軍隊規模比較：

　　中世紀歐洲各國無常備軍，打仗是臨時召集軍隊，參軍的主要是貴族騎士，平民壹般不參加軍隊。西方人打仗時軍隊規模很小；諸侯間的交戰壹般就幾百上千人的規模，騎士間的交戰往往通過個人間的決鬥來解決。所以，因戰爭造成的死亡比中國小得多。歐洲人吃牛羊肉，肉易腐化，所以不能養大規模的軍隊。歐洲打仗，往往趕著牛羊去打仗，這樣戰爭的規模就小，死得人當然就少。不可能象中國的韓信搞“多多益善”，搞人海戰術打擊對手。

　　1066年9月威廉率領7000人的軍隊渡海侵入英國，壹個月完成對英國的征服。

　　十字軍東征，不過是伊斯蘭教勢力對歐洲的侵略所做的自衛性防禦性反擊。耶路撒冷本來是羅馬帝國領土和基督教聖地，十字軍將其從阿拉伯人手裡奪回來，天經地義。十字軍的軍隊規模不過幾萬人，這還是經過教皇廣泛動員的結果。1099年7月15日十字軍占領耶路撒冷屠殺了7萬人。這跟當時中國五代十國比，殺人的規模還是小的。

　　1815年6月18日，以拿破崙為統帥的法國軍隊和以英國人威靈頓公爵為統帥的歐洲聯軍，在這裡展開了壹場驚心動魄的大決戰。雙方投入的兵力14萬多人。這場決戰持續了大約12個小時，聯軍戰勝了不可壹世的法國皇帝拿破崙。

　　中國軍隊遠遠超過歐洲。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聯合八個西方戎狄國，親率“戎車3百乘、虎賁3千人、甲士4.5萬人”，攻打商紂王70萬[壹說17萬]大軍，聯軍“如虎如羆如豺”勇猛殺敵，滅掉了商朝。

　　公元前225年，秦王派兵20萬入侵楚國失敗而歸；公元前224年，秦王又派兵60萬入侵楚國，第二年終於滅楚國。在這裡可看到人多勢眾的作用。

　　明代的鄭和壹次出動200艘大船，隨行人員2.5萬，而哥倫布只有3隻帆船，90名隨員；麥哲倫的環球，船5隻，265名船員。鄭和的行為不是探險而是示威，從古到今，沒哪國的探險隊伍達2萬人馬的。第壹次鴉片戰爭，英國開赴中國的遠征軍也就4000千人而已。

　　死人比較：公元前147年羅馬摧毀迦太基，城破時迦太基人戰死8.5萬人,殘存的5萬人悉賣為奴（周壹良、吳於廑主編：《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305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73年版）。中國歷史的戰爭往往死亡人口過半，自秦以來出現過15次人口大滅亡。

　　由於中國人吃糧食、糧食的保存期比較長，不容易腐化，能養很多的軍隊。軍隊規模大，打起仗來必然死得人多。加上用人海戰術圍城，糧食很快消耗完，經常發生大規模人吃人的現象。打仗時，很多中國人躲到城裡，結果還是被相互吃掉了，留在鄉里的人被攻城軍吃了，躲到深山老林好些,可見“苛政猛於虎”。所以歷代的人們要“深挖洞、廣積糧”啊，毛澤東說“手裡有糧、心裡不慌”，就可“準備打仗”了。

　　2．戰爭的目的不同

　　儘管領主騎士好勇鬥狠，互相不斷打仗，但騎士在戰場上的爭鬥往往不以殺戮對方為目的，更多以商業利益為目的。殺死對手，就無法做生意了，就損害了自己的商業利益。所以，儘量少殺是西方戰爭的特點。

　　在廷切布雷（Tinchebrai）（1106年）之役，英王亨利壹世的300名貴族打敗了亨利壹世之兄的所有諾曼底騎士，400個騎士被捕，但亨利的騎士卻沒有壹個陣亡。維泰利描述Bremule (1119年)之戰，報告說：“900個武士中，只有3個被殺死”。布汶（Bouvines）之役是中古流血最多、最富決定性的壹場戰役，1500個騎士中，只有170個喪生。

　　這主要是騎士間的默契與規約均要求善待俘虜及索取合理的贖金額。通常俘虜以信譽保證於壹定日期繳給贖金後即被釋回，很少有騎士會破壞這種誓約。有史載英法戰爭時在克里西及普瓦泰被俘的法國騎士，與英國之俘擄者自由而舒適的生活在壹起，並與他們的主人分享餐宴及運動，直到被贖回為止。這種以金錢贖俘的方式，甚至連國王也如此[如英王]。

　　中古騎士在戰場上甚少殺戮對方的另壹個重要原因，就是考慮到傷亡過重會引起嚴重的復仇。因此戰場戰死最多的是地位低下的步兵。

　　在騎士團體內，所以人都壹律平等。為了使騎士們成為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統治者和教會必須對其精神上的價值取向和行動精力上的指向有所規範和引領。

　　10世紀末在法國南部地區發起並擴展到北部的上帝和平運動，就是在教會領導下的維護權利和秩序的運動。從989年到1050年，教會在法蘭西就多次舉行會議，訂立《上帝之和平》，將那些在戰爭中亂殺無辜者開除教籍，並在各中心地區組織和平會議以說服貴族停止私戰。1027年始，法蘭西教會便宣告“神命休戰”。起先這種休戰還限收穫季節和假日以及每星期的某幾天，最後發展到只允許每年中有80天時間可用於私戰或封建戰爭。12世紀，“神命休戰”成了西歐教會法和民法的壹部分。

　　西方的宗教性起義的屠殺規模比較小，宗教的信奉者總是希望能儘量爭取更多的皈依者，有壹種普天下的信教者是壹家的概念。布魯諾不是因為日心說而是由於他的異端被燒死，而且沒有誅連到他人。天主教承認自己所犯下的罪，並壹直在為過去的過錯進行彌補。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軍第六軍團20多萬人，不肯放棄斯大林格勒，希特勒絕不准撤退，結果20多萬人全犧牲了。如果希特勒准許撤退，這20多萬人可能再將斯大林格勒攻占回來。日本也是壹樣，明知很多島嶼守不住，卻偏要守，結果土地丟了，很多軍隊也犧牲了。

　　英國的丘吉爾在敦刻爾克撤退時，為了人，連武器都放棄了。因為船艦的容積和載重量不足，他命令軍隊將武器投入海中，赤手上船回國．後來他再靠這些人反攻，打敗希特勒。

　　海灣戰爭時老布什對前方將士講：我命令前線的將軍，不惜壹切代價保護每壹個美軍士兵的生命。為防止萬壹不幸被縛，給士兵身上放兩種文本的投降書，和買通敵方的金條之類的貴重東西。

　　中國的戰爭的目的不是商業利益，而是占領土地，達到改朝換代的目的。因此，必然斬草除根、趕盡殺絕，殺得越多越能使己方掌權。

　　《漢書》記載王莽篡漢時將反對他的劉信、翟義、趙明、霍鴻等人及其親屬全部“坑殺”，但該書所載的王莽關於誅殺這些人的詔書中，明明白白地寫著是要將這些人的屍體堆土，築為“方六丈，高六尺”的京觀，上面再樹6尺高的旗杆，寫上“反虜逆賊鯨鯢”。可見“坑”或京觀、武軍實際是壹回事，都是指將屍體堆積封土。

　　《晉書.載記》中“坑”的記載不勝枚舉，如310年石勒攻晉冠軍將軍梁巨於武德，“坑降卒萬餘”。317年前趙劉聰鎮壓平陽貴族，“坑士眾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為之空”。這些“坑”並非活埋，該書記載401年後秦等長期圍攻後涼呂隆占據的姑臧城（今甘肅武威），城內缺糧，但呂隆不准百姓出城，將企圖逃出城的百姓“盡坑之，於是積屍盈於衢路”。該書的“坑”實際就是將受害者屍體堆積封土的“京觀”。

　　唐太宗征高麗時，“收靺鞨3300，盡坑之”。北宋田況鎮壓保州反叛士兵，先是招降，然後“坑其構逆者429人”，得到朝廷讚賞。784年軍閥李希烈叛軍攻蘄春，被李皋打敗，“斬首萬級，封屍為京觀”。936年遼國幫助軍閥石敬塘消滅後晉政權，將後晉皇室成員以及晉軍將士屍體都埋在汾河岸邊，“以為京觀”。986年遼軍在莫州打敗宋軍，將宋軍屍體築京觀。1410年明朝大將張輔進攻安南，擊敗安南軍隊，殺死2000多名戰俘“築京觀”。

　　有人用兩次世界大戰死了很多人來說明西方文化殘酷，中國人愛和平，好得很。其實，當時的中國軍閥混戰，國共內戰，尤其是二戰結束後，中國繼續內戰，違背了世界和平民主的潮流，以後又積極投入到斯大林挑起的朝鮮戰爭。這樣的歷史，怎能證明中國更愛和平？中國內戰的殘忍性遠遠超過了世界大戰，看看1948年圍攻長春的大規模吃人事件就可知。

　　歐洲中世紀的互相優待被俘騎士的不成文的制度，顯得相當的智彗化和人性化。有著這種傳統的理念和精神，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西方人能夠設立出後來的《日內瓦戰俘公約》了。而在中國，不要說”同級別文明民族之間”，就是同為華夏族內部間戰爭都沒有這種理念，對於戰俘採用坑殺、砍頭、剜眼，割鼻、烹煮、剁手腳乃至挖祖墳等等，顯得相當的野蠻。偶而有幾個被俘軍人獲得優待，只是因為其人格或能力受到戰勝者首領的青睞，而不是因為有互相優待制度在產生約束作用。這壹切都在證明西方人是天生的善於建立各種制度，進行自我管理的高智商群體，而華夏人不是。

　　中國兩千來壹成不變的封建體制，文明沒有任何進展，始終是在原地兜圈。不管統壹也好、分裂也罷，各種強人爭權奪利了半天，最終目的就是都要實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壹人獨裁”的落後體制，演繹出壹部活生生的人吃人史，從來也不敢想會有什麼其它方式來取代。社會中的各行各業就更不用說了，今日有哪個行業體系是以中國傳統的行業標準來建設的？沒有，傳統行業只是泛泛的經驗之談，根本無法形成規模體系，因為我們不是壹個善於建制及守制的民族，也就是說我們不是壹個文明的民族。

　　3．組織方式不同

　　古希臘羅馬時代是民間持有武器，靠公民自備武器和糧食組成公民軍，公民軍和公民持有武器是古代民主的基礎。公民兵役制是臨戰徵召軍隊，戰後即解散，不可能形成軍事獨裁。羅馬廢除公民軍實行僱傭軍制度，才出現軍事獨裁者。凱撒獨裁就被被公民刺殺了。

　　西方中世紀的國王對於他的封臣們只是壹個封建宗主，國王的經濟來源實際上全部來自他作為領主的個人莊園。各國採用“騎士自理裝備”、“國王自理生計”的財政原則。武器在民間，貴族可武裝聯合打敗國王並迫使國王召開議會，從而成全了民主。

　　托克維爾說：“在人心的所有惡中，專制最歡迎利己主義。只要被統治者不互相愛護，專制者也容易原諒被治者不愛他。專制者不會請被統治者來幫助他治理國家，只要被治者不想染指國家的領導工作，他就心滿意足了。專制使人們把互不關心視為壹種公德。”也就是說，專制者最害怕被統治者團結起來，被統治者團結乃專制者的末日。

　　孔丘任魯定公任魯國大司寇時，魯國連著打了三次敗仗，孔丘問壹個士兵打仗時逃跑的原因，士兵說：“我有老父，我如果戰死，就沒人養活我父親了”。孔丘認為他很孝，不但不責備他，反而提拔他做了官。韓非說儒術乃“亡國之言”，“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商鞅說以儒治國“敵至必削”“必削至亡”。被孔丘週遊過的、受儒家思想不同程度感染的六國，並沒像孟軻這個江湖術士向六國國王所許諾的“仁者無敵”，而是先後亡了國。

　　“父母在、不遠遊”的孝道導致中國人家庭觀念強、民族觀念弱；產生了諺語“好男不當兵”，樂當縮頭龜。自西漢儒教正式登上中國政治舞台起，漢民族就此壹蹶不振，就連其它的少數民族也未倖免於難；壹旦遭到儒家閹刀的屠戮，天性被泯滅、文化被抹殺、鬥志被瓦解，無數的生命被馴化為毫無思想的順民，中華民族雄風不再。

　　宋朝由於儒家思想的發達，被文化欠發達的蒙古族滅亡了。

　　明朝人口1.2億，敗亡於人口50萬、兵員只十餘萬的滿清；漢族人口減少近3/4；數以百萬計的龐大的職業漢族軍隊，不是十幾萬非職業的滿族八旗武裝的對手，並且敗後大批投敵，成為漢奸軍隊，幫滿人屠殺自己的同胞。漢人當了近300年屈辱的奴才。其原因仍是儒家主政導致殘酷剝削、社會大動亂所致。

　　最令人不齒的是，95%的儒官：先作了明室的奴才，次作大順的奴才，後作滿清的奴才，作了三姓家奴，禮義廉恥蕩然無存。尤其作清奴才時，剃掉了前額頭髮，後邊留壹豬尾巴。儒生以其賣身投靠得來的豬尾巴洋洋得意，將其教主孔二所說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得毀傷”，忘得壹干二淨。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壹格降人材”的龔自珍，若知道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領路的恰是他的親生子龔孝拱的話，他壹定會害羞的。清朝的皇帝們被儒家思想漢化後高喊著“以孝治天下”，結果被西方列強和革命黨的槍炮滅亡了。滿清壹是官場腐敗，腐敗的主體當然是儒生了；二是人民愚味。究其原因，也是儒教反對技術進步，他們說這是怪力亂神。

　　1894年5月，韓國爆發了大規模自由獨立運動。東學黨人提出要求實行民主憲政體制“盡滅權貴”、反對封建專制統治以及壹切外國勢力的口號，壹時間要求自由、獨立的火焰迅速在韓國燃燒進來。

　　韓國執政者者要求清政府派兵協助鎮壓獨立運動。清政府光緒皇帝、翁同和以及壹些好戰的將領極力主張派兵對日開戰。他們以皇帝上諭權力和製造輿論催促“垂簾聽政”的慈喜和洋務派李鴻章出兵韓國。清政府當時錯誤地認為：中國作為亞洲頭號大國，又經過了所謂的洋務經濟改革，憑著亞洲第1噸位北洋海軍的軍事力量，是可以戰勝日本的。

　　1894年6月清政府派直隸提督葉志超率領陸軍1500人進駐牙山。漢城憲政派則請求日本政府支持韓國“獨立“自治。日本於1894年6月5日也出兵千餘人進駐了仁川到漢城壹帶的戰略要地。7月23日，韓國國王組織政府，宣布獨立自治。

　　8月1日，清政府對日正式宣戰。9月15日“平壤之戰”，清軍將領左寶貴戰死。孝讓國人愚活苟活，只是人口大國。孝文化使“國人”成為“家人”。當日軍拿下平壤外城時，當日就戰死189人，傷516人，清兵傷亡人數少於日軍。日軍所帶的彈藥、口糧都已用盡，在平壤城外冒雨露宿，處境極為艱難。大清“名將”葉志超不想死在戰場上——家有老小呀——喪失了信心，傳令放棄輜重，趁夜而退。當時，大雨傾盆，清兵冒雨蜂擁出城。混亂中不分敵我，胡亂放槍開炮，在混亂中死傷人數達到2千多，遠遠超過了在戰役中的損失。“壹夕狂馳三百里”，渡過鴨綠江，退回國境線內。日軍於是完全控制了朝鮮。

　　兩天后，北洋海軍在大東溝以南的黃海海面上遭遇日本海軍，發生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1場海戰。在這場海戰中北洋艦隊的旗艦“定遠”、“揚威”號中彈起火，丁汝昌受傷。“致遠”艦被魚雷擊中，管帶鄧世昌和全艦官兵250人全部沉沒，“經遠”號也中彈起火，艦身下沉，除16人獲救外，全艦官兵270人全都殉難。“濟遠”和“廣甲”艦被迫退出戰鬥。

　　1895年1月底，日軍進攻威海衛，占領南、北兩岸炮台，隨即封鎖東、西港口，海陸壹起發炮，集中火力對劉公島和港內的北洋艦隊進行轟擊。北洋海軍的艦隻多數被擊沉。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在絕望中自殺。北洋海軍全軍覆滅。

　　1900 年8月3日，從天津出發進攻北京的八國聯軍，日軍8000人；俄軍4800人；英軍3000人；美軍2100人；法軍800人；奧地利軍58人；意大利軍53人；還有7000德軍在海上，來不及上陸。上陸作戰的總共18811人。清軍十五六萬，義和團團民五六十萬，兵力對比是40:1。可10天之內，18000餘人的八國聯軍攻陷北京！

　　中國軍隊打仗時，軍官們躲在後面，用槍逼著士兵向前衝，這就是所謂的“督戰隊”。中國軍人想讓別人犧牲而保全自己，結果是敵軍打過來大家壹起犧牲，所以中國軍隊打起仗來傷亡總是特別大，可謂“占小便宜吃大虧”的典型。

　　日本人的克己奉公精神遠遠大於中國人。日本軍隊每次打仗時，基層軍官的死亡率特別大，因為軍官們總是身先士卒，這是日軍打仗特別勇敢的原因之壹。

　　康有為細察漢族歷史，發現漢人早已墮落，如果推翻清廷，必然會陷入無休止地自相殘殺的泥潭。這個判斷，還是被年中國史證明了的。孫中山把壹個皇帝趕走了，卻迎來了無數個“皇帝”，有時稱“總統”、“委員長”或“主席”；軍闊混戰，民不聊生。

　　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幾百萬軍隊，無法抵擋日本的幾十萬軍隊。如果沒有西方對俄國和斯大林的牽制，現代中國，不是被西侵的日本滅亡，就是被南下的共產黨的蘇聯滅亡。

　　10多年前日本足球不敵中國足球，今天卻是“中國足球為什麼打不過日本”？日本請外籍教練，中國也請；日本在國內搞職業聯賽，中國也搞；日本請外籍球員參加國內球賽，中國也請；日本職業球員收入高，中國職業球員收入更高。日本職業球員年薪低者為4萬美元，高者不過25萬美元；中國職業球員年薪12萬美元，高的年薪達60萬美元。中國足球打不過日本，主要是精神上的因素，缺乏信仰、缺乏愛、缺乏寬容、缺乏組織能力。

　　4．戰爭方式不同

　　西方多海戰，使用海軍，戰爭對社會的直接破壞要比陸戰小些。海戰要求速決戰，在海上拖延意味著死亡，否則，連淡水都沒有喝的了，海軍貴在精，而不是數量。

　　公元前490年9月，波斯首先摧毀愛勒特里亞城，然後在馬拉松平原登陸，直指雅典。雅典於是向斯巴達求援遭拒絕，雅典只好孤軍奮戰。在萬分緊急的情況下，壹位名叫米太雅得的將軍，率1萬重裝步兵，採用巧妙的陣形，終於在馬拉松平原戰勝波斯大軍，這就是著名的以少勝多的馬拉松戰役，這次戰役波斯十萬大軍陣亡6400人，雅典1萬人只陣亡192人。戰役結束後，米太雅得將軍派壹名叫斐力庇第斯的戰士回雅典報捷。他在三小時內跑完了從馬拉松到雅典的路程（42公里），當他風塵撲撲的回到雅典時，只喊了壹句“高興吧！我們勝利了”，就倒地而死，為了紀念這位英雄，從1896年開始，即近代第壹屆奧林匹克運動會起，定期舉行馬拉松賽跑。

　　公元前480年春，波斯率陸軍約50萬，海軍15萬，戰艦千餘艘，沿第壹次進攻線侵入希臘。據說，大軍渡赫勒斯滂海峽時，在674艘戰船搭成的浮橋上行軍7天7夜，軍隊到希臘北部時，無論在哪裡吃兩餐，供應的城市就會整個枯竭。

　　斯巴達國王李奧尼達率7200人，核心是300名斯巴達士兵，首先在希臘北部地勢險要的溫泉關迎敵。數十萬波斯大軍壹連幾天猛攻，皆不得手，後因奸細的引路，使希臘守軍腹背受敵，李奧尼達為保存有生力量，讓大部分守軍突圍，他和300名斯巴達士兵留下死守，惡戰的結果是他和300名壯士全部陣亡。據說還有請求留下與斯巴達人並肩做戰的400名底比斯人和700特斯皮亞人，也都英勇犧牲。波斯大軍則共損失2萬人。

　　溫泉關戰役後，希臘誘強敵在狹窄的海灣決戰。波斯戰艦高大笨重，自相碰撞沉海，希臘人終於以40艘戰艦的損失獲得擊毀波斯300艘戰艦的戰果。公元前479年，希臘人進行了普拉提亞陸戰和米卡爾海角的海戰，把殘留在希臘的波斯主力軍殲滅，希波戰爭基本結束。公元前449年，希波締結和約，希波戰爭正式結束。

　　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率領步兵3萬，騎兵5000（《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240頁）進入小亞細亞（在當時的東方，這實在算不上壹支大軍）。在格拉尼科斯河畔擊敗了四倍於己的波斯軍隊，並通過外交手段使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不戰而降，順利進入敘利亞。公元前333年在伊蘇斯城同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的40萬大軍狹路相逢，大流士在中軍被擊潰的情況下倉皇逃脫，波斯軍隊全線潰敗，連他的母親、妻女都成了亞歷山大的俘虜。

　　中國歷史還沒有過這樣智勇雙全、奮勇當先的皇帝。李世民的勇敢是在當皇帝前，當皇帝后征服高麗反以失敗收場。

　　1720年壹位敏銳的西方觀察家就指出：“中國的壹切富足，浮華與禮儀，政體與衙門，生產與貿易，與歐洲相比又算得了什麼？中國的強大不過是壹個錯覺。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三萬英國或德國步兵加上壹萬名騎兵，只要指揮得當，就能打敗中國的全部軍隊。”

　　1840年6月，英國4000遠征軍抵達廣州，他們裝備著槍炮與蒸汽輪船；這些東西馬戛爾尼使團曾經贈給清廷，但清廷並沒有人發現它們有什麼用處。清朝軍隊的主要裝備仍是弓箭和長矛，岸邊的炮台猶如古董。為籌集戰費朝廷在各地廣設關卡，可是這些錢繳入國庫時已經所剩不多。英軍7月攻入廈門、占領定海，8月進入天津百河口。隨後清廷同意進行談判，英艦返回廣東。1841年秋戰事再起，英軍相繼占領寧波、上海、鎮江，清朝的經濟動脈京杭大運河因而被截斷，朝廷耐以生存的江南財賦壹直就靠它北運。1842年，英軍1千餘人，在寧波擊潰清軍的2萬餘人的精銳大兵團，然後以2千5百人的極少數軍隊，在長江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8月英軍抵達南京，清廷這時感到與其糜兵費餉、節節敗退，不如稍作讓步、委曲求全；而於8月29日在英艦“皋華麗”號上簽署了《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的主要內容包括2100萬兩白銀賠款，以及將香港割讓給英國，開廣州、福州、寧波、廈門、上海五口通商，清朝海關關稅應公開、明確（次年的虎門條約確定為5%），今後兩國應平等交往；後來的相關附約還含有領事裁判權和最惠國待遇的條款。

　　鴉片戰爭後，清朝方面認為對條約不需當真的大有人在，廣東巡撫葉名琛和廣州士紳們即堅決不同意英國人依約進入廣州城，道光皇帝對葉名琛還降旨嘉勉。清朝官吏對外國人採取敵對態度，使正常的貿易難於進行；貨物從口岸城市轉運內地時，各地官吏照例強制收取高額厘金，也使他們無法容忍。1856年，修改條約的時間到了，英、美、法三國即多方和清朝方面聯繫，但清朝官吏根本不予理睬。英法兩國於是決定再度出兵。

　　1856年10月，清朝官兵登上在香港註冊的亞羅號船，拆下了船上懸掛的英國國旗；1857年，法國壹名傳教士在廣西被中國官吏殺害；這兩件事讓英、法找到了出兵的藉口。1857年12月27日，英法聯軍只用了壹天時間便攻占了廣州城。

　　1858年5月，2600名聯軍北上攻占天津。清朝方面不得已，只好與各列強簽署了《天津條約》。條約規定賠償英法軍費百銀600萬兩；同意各國派公使駐京，增加通商口岸；除2.5%的轉口稅外，清朝不得對洋貨再收取厘金；外國人可以進入中國內地；清朝海關應招聘外國人進行管理。條約草簽後，英法撤走了軍隊。

　　1859年6月，西方使節乘軍艦抵天津，準備交換條約批准書，卻在大沽口再起衝突。

　　1860年8月，英法出兵25000人，並招募2500名中國苦力擔任後勤支持，重新占領了天津。隨後雙方談判20餘日；通州談判時，清政府答應英法聯軍全部條件，但在枝節問題上寸步不讓。全權代表、欽差大臣載恆要求“見皇帝必須跪拜”， “必須按中國禮制，跪拜如儀，方可許可。”巴夏禮說：“我不是中國臣民，為何解袍跪拜？”

　　9月16日清軍僧格林沁遂將巴夏禮代表團壹行39人全部逮捕，押往北京作人質。 巴夏禮39人是外交使團，人質被扣押促使英法聯軍迅速進軍北京城。

　　聯軍遂恢復進攻，滿清朝廷逃往承德避暑山莊。三天后，皇帝的弟弟奕忻被迫向英法聯軍交還人質，但39名人質中生還者不足壹半——僅18人，其餘都是屍骸，其中《泰晤士報》著名記者被“大卸八塊”。

　　扣押使節、虐待俘虜、殺死人質、殘害記者……英國公使額爾金和英軍司令格蘭特勃然大怒。他們認為大清國有的是金山銀山，不怕割地賠款。故宮是政府機構屬於公共財產，燒了，皇帝可以加稅，漲價再蓋新的。而圓明園是皇家園林屬於皇家私產，就像他們白金漢宮和凡爾賽宮，燒了才會讓皇帝心疼，長記性別再誤國誤民。

　　“余可以要求巨款，以懲戒清政府，然其罪惡如此，豈區區金錢可以救贖…… 余未嘗不可提議將陷害我國人及破壞休戰之輩交出懲辦。然所指過於籠統，清政府必交出下屬，犧牲者徒為下屬……” 故反覆衡量的結果，只有毀圓明園壹法最為可行，否則遇難之君之仇永不可報，而且此舉可給中國皇帝以極大打擊。10月6日，聯軍進至圓明園，這個無比壯麗繁華的皇家園林，遭到聯軍的搶劫以後又被他們放火燒成灰燼。

　　中國戰爭是陸戰，喜歡搞持久戰，經常是圍城戰術，破壞性大。死的人必然多，不是餓死了，就是相互吃了。魏國將軍龐捐因為嫉妒同學孫臏的才華，而將孫臏誘騙來魏，處以臏刑，挖去膝蓋骨；公元前354年龐捐率領8萬魏兵伐趙，趙向齊國求救，齊王答應出兵，但遲遲不發兵，等到魏軍攻破趙都邯鄲，雙方疲憊不堪時，齊派8萬大軍偷襲大梁，迫使魏軍撤回，於其歸途中攔擊，終獲全勝，這就是孫臏的圍魏救趙。這種包含持久戰的做法必然破壞性巨大。公元前342年孫臏用“減灶法”殲滅了龐捐10萬大軍，龐捐被殺。

　　公元517年4月南朝的梁國築淮堰，長九里、高20丈、上寬45丈，軍隊駐紮其上；北魏軍鑿山洞以引水，結果不好。9月北魏軍10萬來攻占淮堰，但由於淮水暴漲，壩垮，10萬村莊沖入大海。我們假設每個自然村最少50人，則意味著500萬人淹死。

　　1913年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袁世凱派張勳鎮壓。張勳辮子軍攻南京城時，曾下令城下之日大掠三日以為獎賞，於是南京城被辮子軍攻下後，遂遭浩劫。

　　南京城破後，北洋軍放火燒了下關，從9月1日至3日，張勳大縱兵士任意地姦淫搶劫，他於9月4日才進城。由於討袁軍總司令黃興是湖南人，因此，在南京的湖南人被殺的不計其數。在洗城的三天中，雷震春軍在南門，張勳軍在北門，好像劃分勢力範圍壹樣，挨家挨戶地燒殺搶擄，上自天花板，下至陰溝都不放過。許多婦女投秦淮河自殺。

　　在搶劫過程中，城內大街小巷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怪現象，有些兵士脫下軍衣，把步槍當作扁擔來搬走他們的“戰利品”，有的強迫人力車替他們搬運，有的則因搶奪贓物而互相槍擊。張勳雖打了壹次勝仗，可是等到士兵們歸隊點名時，卻少了很多。原來他們打完了仗，老總們都飽擄滿載，發了壹筆不小的財，於是便開小差回家去享福了。

　　張勳和辮子軍攻下南京後，大肆洗劫，使到天愁地暗，中外震動，連袁世凱聽了也為之驚訝，於是發電給南京各軍師，全電如下：

　　“閱路透電，稱南京城內住宅商店，茅舍草屋，無不被搶，婦女老小貧富，多被姦淫，其餘均入外人家避難，各軍皆然，而張部藍衣兵實占多數。各官長目睹不理，所謂不傷壹人，不驚壹戶之宣告，完全背棄。日本民居，亦多被害，有自日領署出者，被兵槍斃三人，受傷壹人云云。此次大兵南下，伐罪救民，似此強暴行為，如果盡確，則是喪盡名譽，大干軍律。…”

　　張勳做了江蘇都督後，偌大的壹個南京城立刻就看不到壹點民國氣象，完全恢復清代的氣氛。他絕對不準他的兵士們剪掉辮子。他看見穿西裝剪短頭髮的人就生氣，看見留辮子的就引為同志，於是，南京城內突然流行起拖辮子，扎假辮子的風氣盛行壹時。

　　辛亥起義，張勳被江浙聯軍趕出南京城時，城內警察曾經歡迎革命軍。這次他收復了南京後，首先把所有的南京城內的警察壹齊革職，用辮子兵代替警察站崗，然後從北方招了壹批北洋警察來。辮子兵的各營都用龍頭令箭，官長們則穿的是清代的藍制服，軍營中不許懸掛中華民國的軍旗，而要懸掛紅色白邊的蜈蚣旗。民國的國旗也不許懸掛，江蘇都督府門前大桅杆上掛的是壹個斗大的“張”字紅旗。所有這些怪現象，袁都裝做不曾曉得，可是外國使節們對此非常驚訝，他們曾質問南京城不掛民國國旗的原因。袁待外國人抗議了，才打電報責備張勳不該禁止懸掛國旗。9月17日，南京城內才有五色國旗出現。

　　1918年3月北洋皖系軍閥張敬堯的部隊攻入湖南平江，縱容士兵燒殺、搶掠、強姦三日，令人髮指；據同年湖南禮陵由於軍閥混戰造成47901戶受害，死傷23459人，其中被殺的21592人。張昌宗的軍隊作惡多端，實行“三光、二翻、壹空”的政策。

　　中國淫穢史

　　在春秋初期，齊國的宰相管仲（前685-前645年）設“女閭”，《東周策》說：“齊桓公宮中女市七，女閭七百”。“閭”是門的意思，在宮中以門為市，使女子居之，這是國家經營妓院的開始。西方的國營妓院始於雅典的大政治改革家梭倫，梭倫定律法為公元前594年，他設國家妓院也在這壹時期。可見，管仲創設國家妓院至少比梭倫早50年左右。

　　楚莊王“淫於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齊景公是“左為倡，右為優”；魏王飲宴時有楚姬舞於前，吳妹歌於後，越女鼓瑟於左，秦娥泛箏於右”；吳王夫差的後宮中竟有“宮妓數千人”。公元前562年，晉悼公興師伐鄭，鄭國派人贈送女樂16人及其它禮品給晉悼公以求和；晉悼公受禮後又以女樂8人賜給功臣魏澤作為獎賞。

　　《史記.秦本紀》載：秦穆公三十四年（公元前626年），穆公為離間戎王與賢人由余的關係，從而戰勝強鄰西戎國，送去了女樂28人，誘使戎王沉溺於聲色之中，終於打敗了西戎國。《左傳.襄公十壹年》載：公元前562年，鄭人把女樂和歌鐘壹起作為禮品送給了晉侯，以麻痹其鬥志。《史記.孔子世家》載：公元前496年齊國懼怕魯國強霸，送去美女80人給魯國的統治者季桓子，從此，季桓子不理朝政，於是，孔子就離開魯國走了。

　　《墨子.辭過篇》云：“當今之君，其畜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管子.小匡篇》云：“（齊）襄公高台廣池，湛樂飲酒。田豬舞戈，不聽國政，卑聖侮士，惟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

　　《三輔舊事》裡記載：“始皇……後宮列女萬餘人，氣上沖於天。”

　　漢武帝得力於房中術，宮中蓄女18000人，60多歲還有很強的性慾。漢武帝“能三日不食，不能壹日無婦人”。

　　東漢建初四年（79年），朝廷組織了壹次全國經學討論會，由皇帝親自主持，這個會議的記錄以後由班固整理編輯成《白虎通》，這是當時官方對經學的標準答案。在這部官方極為“正統”的書中，甚至討論了應該和未滿五十歲的妾性交幾次這樣的細節。

　　趙翼於《二十二史札記》中曾論述漢王朝豪門貴族生活驚人的淫亂與墮落：例如燕王劉定與文康王姬發生姦情，並生子；又奪弟妻為姬，並與子女三人姦淫。趙太子且復與胞姊淫亂。江都王劉建令人與獸交生子，並令宮人裸而踞地，與羝羊及狗交合。齊王終古使所愛的奴與婢及諸妾交，或白晝裸伏與犬馬交接以為樂事。

　　靈帝十分好淫，他在後宮裡隨時隨地看中了哪個女子就拉到床上交歡。漢朝的宮廷女子都穿著開襠褲，而且開襠褲裡面什麼也不穿，為的就是讓皇帝臨幸起來方便，連衣服都不用脫。明末張獻忠讓姬妾不穿下衣在室內晃蕩，更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靈帝與眾多的姬妾在西園裸體遊玩，為了盛夏避暑他蓋了個“裸游館”。他選擇玉色肌膚、身體輕盈的歌女執篙划船，搖漾在渠水中。靈帝與美女在裸游館的涼殿裡裸體飲酒，壹喝就是壹夜。他感嘆說：“假如壹萬年都如此，就是天上的神仙了。”靈帝整夜的飲酒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天亮了還不知道。宮廷的內侍把壹個大蜡燭扔在殿下，才把靈帝從夢中驚醒。

　　靈帝在後宮中設列市肆，他白晝與宮女們貿易，夜裡就抱著她們咨意地淫樂尋歡。據《古今情海》引用《文海披沙》的記載，靈帝甚至在西園裡弄狗與宮女進行交配。

　　在靈帝身邊隨時侍從左右的中常侍有張讓等十二人，被稱為“十常侍”。他們把持朝政，而靈帝公然覥顏稱：“張常侍（張讓）乃我公，趙常侍（趙忠）乃我母。”朝政日益腐敗，最終釀成了東漢末年的黃巾大起義。

　　傳說孔子曾作《秘房記》。1973年長沙馬王堆出土了15種醫書，屬於房中術的就有5種。到了魏、晉，由於動亂，加以道家宣揚房中術，認為“采陰補陽”可以延年益壽，有些人提倡御女“多多益善”，這就進壹步助長了統治者的荒淫與縱慾。

　　追求肉體享受必然導致道德的墮落，人心越來越貪婪，愛心越來越少。打開中國歷史書籍，滿紙仁義道德的字裡行間不僅充滿了吃人的血腥味，並且還會有壹股混合著脂粉氣的腥臊淫味撲鼻而來。中國的歷史，是貧窮的歷史，是戰亂的歷史，更是淫亂的歷史。

　　曹操就奉行房中術以淫樂。他發出“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感嘆，收羅“倡優在側，常日以達夕”，特地修築銅雀台以收蓄天下美女。他招募方士研究房中術，並以大量宮女作試驗。根據史書記載，曹操曾向甘始、左慈等人學習房中之術，壹夜曾御70女。他甚至在臨死時還遺令這些宮女、倡優在每月初壹、十五的上午要在銅雀台上對著他的陵墓表演歌舞。

　　曹操壹死，曹丕就把曹操的寵妾們都收納到自己的宮裡去享用了。後來曹丕病重了，他的母親去看他，發現他的許多侍妾都是“先帝”用過的。太后大罵曹丕道：豬狗不如的東西，死了活該！罵完後轉身就走。

　　晉武帝司馬炎是壹個聲色之徒，他的後宮佳麗逾萬人，以致他每日幸御宮女時，常常坐上羊車，羊走到哪裡，他就臨幸那裡的宮女，於是，壹些宮女為求寵幸，就把竹葉插在門前，將鹽水潑在地上，以誘羊車。

　　晉惠帝的賈后是個嫉妒心極強的女人，當她是個太子妃時，就殺死了好幾個受丈夫寵愛的宮女，如果哪個宮女懷了孕，她就以長矛戳其腹部，使這宮女和胎兒立即死亡。惠帝是個傻子，凡軍國重權，全在賈后壹手遮天，惠帝全然不知。太醫令程據相貌英俊，賈后借醫病為名，壹再召診，讓要他值宿宮中，連宵侍奉。賈后令心腹侍女在洛陽街市招尋美少年入宮交歡，又怕走漏風聲，有損名譽，就將伴寢男子壹壹殺以滅口。

　　公元291年4月太傅楊駿被賈后誅夷三族，壹口氣殺掉數千人，老幼不免。皇太后楊氏也因“圖危社稷”的罪名被廢為庶人，其母裴氏依罪該斬，她“截發稽顙”，上表兒媳賈后，自稱臣妾，哀求饒母親性命。賈后當然不許，當著“婆婆”的面殺掉楊駿妻子後，又把楊太后幽禁，派人斷絕飲食，活活餓死了這位風華絕代的美人。

　　前秦符堅甚至荒唐到“使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引群臣臨而觀之”的地步。

　　南北朝時劉宋前廢帝劉子業將山陰公主召入宮中，留住不遣，不顧姊弟名分，居然顛鸞倒鳳；同餐同宿，同輦出遊。山陰公主毒死親夫後，對劉子業說：“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駙馬壹人，事不均平，壹何至此！”劉子業聽了這番話，只好答應她的要求，讓她任意挑選了30名年輕英俊的男子，養在後宮，供她發泄性慾。劉子業後又占有了姑媽，殺了姑丈，又殺死了同祖宗的皇位威脅者及隨從若干人。

　　劉子業壹天召諸王妃公主等，聚在壹室，令左右幸臣，脫去衣裳，與王妃公主共赴巫山。王妃公主莫不花容失色。劉子業縱使左右，強行褫去王妃公主的內衣，迫令行淫。南平王鑠妃江氏抵死不從，劉子業怒道：“若不依命，當殺妳三個兒子！”江氏仍然不依，劉子業命鞭江氏百下，派人到江氏家中，殺死了江氏的三個兒子。劉子業因江氏敗興，忿尚未平，另召後宮婢妾及左右嬖倖，往游華林園竹林堂。堂宇寬敞，令男女裸體，與左右互相追逐，或使數女淫壹男，或使數男淫壹女。自己興起，便擁了謝娘娘席地而淫；而且讓宮女與羝羊猴犬交構，壹個宮女不肯裸衣從淫，被立刻斬首。竹林堂上，已橫陳了十多個裸體宮女的屍體。壹個個血肉模糊，慘不忍睹。

　　劉子業“使婦人裸身相逐”，叫壹群妃子和宮女壹絲不掛地做捉迷藏遊戲，有個妃子不願意，子業當場就把她殺了。以後，夢中有這女子的鬼魂來擾，他就把宮中幾十個長相與這女子有些近似的嬪妃、宮女全殺死。當天夜裡，這幾十名女子的幽魂又出現在他夢中，向他索命。於是，他就擺宴祭祀亡魂，在宴席上，他就被近臣殺死了。

　　山陰公主淫亂宮闈，即日賜死，以面首30人殉葬。劉子業被草草葬在了秣陵縣南，年僅17，時人稱為廢帝。

　　南北朝時劉宋劉昱即帝位後，往往率左右數人，或者出郊野，或者入市井，隨從都手執戈矛，路上遇到行人男女以及犬馬牛驢，劉昱隨手刺死，不論人還是牲畜無壹倖免的。民間對此十分害怕，商販都歇了業，家家戶戶的門戶大白天緊緊關上，路上看不見壹個行人。

　　有壹次劉昱用鐵椎刺入壹個行人的陰囊，那行人陰囊立刻破裂而死。壹個侍從不忍心看，斂起眉閉上眼。劉昱大怒，令這個侍從脫下上衣站在地上，用矛刺穿了他的胛骨。

　　京城有壹個女子，年紀十五、六歲，是個傻子，所以劉昱的御駕來了也不知道迴避，只是在壹邊憨笑。劉昱便當著左右的面與她交構。這個傻女子任劉昱所為，劉昱大悅，從此經常與這個傻女子幽會。人們背後稱那個傻女子為路嬪嬙妃。

　　《宋書.南郡王義宣傳》：“義宣多蓄嬪媵，後房千餘，尼韞數百，男女三千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齊武帝蕭賾的後宮達萬人。蕭齊朝的王太后曾光明正大地擁有男寵三十人。梁簡文帝玩弄宮女還不夠，還常狎妓以為樂，並寫過《聽夜妓》、《春夜看妓》等詩。

　　北齊開國君主文宣帝高洋極愛喝酒，常發酒瘋。有壹天忽然向他妹夫元韶發問：“漢光武何故中興？”元韶是魏朝皇族，因是高家的女婿，活得不錯，老實回答：“因為王莽沒把劉姓皇族全部殺絕。”於是高洋把魏朝姓元（原姓拓跋）的25家直系皇族全部殺光，把元韶也囚入地牢，餓得這位駙馬爺啃自己衣服而噎死。而後又在晉陽把諸元親屬也全部殺淨，共殺721人，棄屍漳水，以至剖魚的人常在魚腹中看見人的指甲，致使鄴城人都不食魚。

　　高洋又留東魏王子元黃頭壹個人，讓他和壹些死囚從高台上以席為翅，飄悠而下，事先講好摔不死就饒壹命。死囚們紛紛摔成肉餅，惟獨元黃頭靈巧身健，竟能飛到紫陌慢慢降下，高洋全然不顧“君無戲言”的古訓，把元黃頭交給御史關在獄裡餓死。

　　壹次，他斥退左右，瘋狂地撕亂他父親的小妾爾朱氏的衣帶，企圖強姦　�栔焓喜粡模�雙手緊緊護住身體，哀求他不要亂倫。高洋假意應允，卻用刀捅進爾朱氏的下體，在爾朱氏死前痛苦的掙扎中獲得快感。

　　高洋有個寵妃姓薛，早先與清河王高岳相好，後被高洋看中，強行將她迎入宮中。薛氏極受寵幸，被封為薛嬪。薛嬪有個姐姐，長相也很妖艷，高洋乾脆將她也弄進宮來，高洋與薛氏姐妹，有時壹連數日不離床榻。兩姐妹便懇請皇帝封他們的父親為司德公。高洋探知薛嬪依舊與高岳藕斷絲連，便令人當著他的面，將薛嬪的姐姐活活鋸成八塊，接著又砍掉薛嬪的頭，將她的屍體亂刀剁碎；又把兩姐妹的血滲進酒里，讓大臣共飲。他還叫樂師剔去薛嬪大腿的筋肉，用白森森的腿骨做成樂器。在每次殺人後的酒宴上，讓樂師用薛嬪腿骨做成的樂器彈奏“佳人再難得”的曲子，以示對薛嬪的“懷念”。

　　隋煬帝晚年服了方士的大丹，性慾壹發不可收拾，每晚御女數十人，到了夏天，要用冰制止熱燥，以至藏冰之家，皆獲千金。

　　唐代的醫聖孫思貌（活了141歲）在他的《千金方.房中補益》中說：“黃帝御女1200而登仙。數數易女，則得益多，人常御壹女，陰氣轉弱，為益亦少。能御12女而不復施瀉者，令人不老，有美色。若御93女而自固者年萬歲矣。”

　　唐代的醫藥家張鼎在他的《玉房秘訣》中說：“不可以壹女為之，多多益善，易女可長生，數數易女則益多，壹夕易十人以上尤佳”。

　　李隆基通過鐵血手段發動政變殺死了太平公主、韋後壹干人馬，讓父親當皇帝，隨後其父親禪位給他。他當皇帝后，唐朝轉向尊孔，他給孔子加上了“文宣王”的頭銜，大力宣揚孔子，對孔子的《孝經》親自作序、註解和書寫，並要天下人熟讀。

　　李隆基的生活就是儒家羨慕的生活。據《新唐書》載，開元天寶年間李隆基的宮妃達4萬人，他用“隨蝶所幸”的方法睡宮女，寵幸揚貴妃時已年過半百，安祿山因獻春藥“助情花”而被加高官厚祿，結果導致了安史之亂。

　　公元六到七世紀時，中國的房中術傳入印度，與印度佛教結合，繁衍出壹種講求身心合壹、男女雙修的佛教宗派，即密宗。男女雙修就如同“鳥有雙翼”，這樣方可達到佛教修養的最高境界。在密教的經典中有大量關於“佛母”“明妃”“天女”“歡喜金剛”的故事，在密宗和喇嘛教的寺院裡還有“大聖歡喜天”等男女合抱性交的塑像，表現出性交不僅有神力在，而且通過“雙修”可以得道、成正果。隨後，密宗又逐漸東傳至尼泊爾、東南亞以及西藏（即“喇嘛教”），八世紀進入中國內地，受到唐王室和貴族們的歡迎。

　　元代，蒙古人奉喇嘛教為國教，故密宗喇嘛教的性命雙修術傳到宮廷，被稱為“演揲兒”，就是大喜樂的意思，追求的就是淫蕩的房中術。在元朝，帝王和僧人的淫蕩都到達極至，詩曰：“紅紅白白好花枝，盡被山僧折取歸。只有野薇顏色淺，也來鈎惹道人衣”。

　　明朝的皇帝對房中術、春藥更感興趣。朱高熾死於“陰症”，就是行房後誤吃冷飲或者被陰風侵襲，朱高熾對於其父朱棣有壹種強烈的逆反心理，按照制度，居喪期間，是不准近女色的，可是朱高熾偏偏不守規矩。當時，壹個小臣李時勉就此上奏，皇帝不能這個時候還這樣荒唐，氣得朱高熾立刻把他下獄。

　　九任帝明憲宗朱見深的廚役達到八千人，他寵信太監汪直，在位24年，始終藏在深宮，不出見政府官員。萬安因敬獻春藥有功，竟被擢升為首相。

　　明武宗朱厚照從1506年至1521年，在位16年。他沉迷於喇嘛教，並從喇嘛僧處獲得大慶法師的稱號。他不僅每天專心於誦讀藏文經文，還在內廷建立豹房和壹些邪淫寺院，裡面住著樂師、回教徒和喇嘛僧侶等人，他就每天和這些人淫樂、嬉戲、縱酒，完全不理國家政務。武宗只要知道諸侯伯家有回回籍的婦女，都召入宮，駕言教舞，把漂亮的長期留下，供他玩弄。在太監錢寧的引導下去南中國遊蕩，常常信步走到壹大戶人家，命錦衣衛把這家的男人敢走，而留下女人伴寢。車駕到的地方，近侍就掠奪良家婦女供他玩弄，有時塞滿了幾十車，日有死者，左右亦不敢聞。

　　武宗越玩心越野。有壹次他託言邊關多警，要以“總督軍務”的名義北行，許多大臣泣諫，武宗不聽。於是宦官江彬導引武宗由大同渡黃河，次榆林，至綏德州，到總兵官戴欽的府第，看到戴欽的女兒，就要過去了。在歸途中又大征女樂，見到壹個樂工楊騰的妻子劉氏，又淫心大發，又要過去了，很加寵幸。在乘船的時候，湖廣參議林文贊不知道這是皇帝的船，乘船壹沖而過，武宗大怒，止住他，上了他的船，把他的壹個妾搶走了。可見，明武宗的荒淫實在比隋煬帝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武宗聽說右都督馬昂的妹妹美艷，武宗便使召來，得之大喜，那時馬女已嫁畢指揮，且有身孕，武宗對此也置之不顧，由於寵此女，馬氏壹門，無論大小，都賜蟒衣，內廷都呼馬昂為舅，聲勢頓盛。武宗也常去馬昂家飲酒，有壹天在酒酣之際，武宗要馬昂召其妾，馬昂推託妾病，未出見，武宗十分不悅，馬昂之寵乃衰。

　　武宗曾說：“我把天下交給劉瑾也無所不可”。宦官劉瑾把53位反對者列入奸黨，逮捕入獄，施以酷刑。劉瑾為懲治反對者，還違制建造刑具。明律規定套在犯人脖子上的“枷”，最重不超過13公斤，而劉瑾發明的枷竟然重達75公斤，不少官員當場就被枷死。

　　公元1508年，有人用匿名的方式向武宗告發劉瑾，武宗竟然把信交給劉瑾。劉瑾矯詔讓百官在酷夏之時整日跪在奉天門外，逼迫寫信人自首。官員們多人渴昏，三人當場渴死，余怒未息的劉瑾把五品以下的3百餘官員全部關進獄中。

　　1510年，武宗疏遠了劉瑾，最後下令把劉瑾碎屍萬段，其族人和黨羽也多被處死。

　　世宗嘉靖皇帝朱厚驄在位46年，為了得到長生不老藥，召方士入宮，不少人因獻秘方而大紅大紫，以至明朝的宮女壹度達10萬人。1540年起不出見政府官員，27年(到死為止)不理朝政(只跟群臣見過4次面)。平均七年出席早朝壹次。嚴嵩的濫用職權，起貪污款相當於好幾年的國防預算！全國沸騰的抗暴民變如火如荼，每年至少都要有壹次大規模的暴動。

　　宮女楊金英等人也受不了朱厚驄禽獸般的惡行，試圖乘朱厚驄熟睡時用繩索把他勒死。如果不是打了個活結，朱厚驄必死無疑。這是壹種深入骨髓的仇恨，世界上最善良的宮女以圖跟她們的仇敵同歸於盡。由此可以想見明政府的宮廷是何等骯髒恐怖。

　　十四任帝(神宗)朱翊均：在位49年，20歲之前因張居正攝政，只是經常拷打身邊的宦官和宮女，把這些可憐無助的人拷打至死。朱翊均在張居正死後親政，第壹件事就是抄張居正的家，繼而開始吸鴉片；壹味龜縮在深宮吸毒酗酒和打殺宮女宦官。隨侍的宦官宮女，稍不順眼，就喝令撲殺。他平均每星期要殺死壹人，每三天就要親手鞭死壹個宦官，宦官們須含垢忍辱，用諂媚機警才可保衛自己。從1582年親政，到1592年的10年間，僅官方統計就已鞭死了1千多人。

　　他是個貪得無厭的皇帝。本來國家已有了壹個稅收系統，可這位皇帝還要另設自己的稅收系統。國家稅收系統在收稅中敲詐勒索人民就已經夠狠了，比起皇帝的稅收人員來說，卻是小巫見大巫了。萬曆35年（1607年）正月，壹位來自江蘇經濟發達地區的縣官進京述職考核，幾個皇帝的稅監以為他很有油水，來向他勒索錢財，不想這位縣官卻是行囊無幾，壹氣之下，這幾個稅監拳腳相加，生生把這位縣官打得口吐鮮血而死。

　　神宗皇帝朱翊均的“礦監”和“稅監”全是壹群人倫喪盡的餓狼，把百姓的財賦搜括馨盡，全國中等以上的家庭大部破產，民不聊生。兩系稅收人馬都可以任意勒索，國人不堪忍受，為此反抗和暴動連接不斷。這位皇帝為了得到更多的錢財，竟然還鼓勵官吏們直接向自己進奉，以進奉錢財的多寡來衡量忠心程度。

　　他耗時六年為自己修建陵墓，除了大量徵集工役，還花去800多萬兩銀子，相當於兩年的全國財政收入，致使國力大傷。大批言官紛起抗爭，言辭亢直激烈。正是言官的努力，終於使皇帝與宦官的上述劣行得到遏制。

　　神宗皇帝從1582年初壹宣布取消群臣朝拜，不再接見任何人，完全不管國家大事達30年之久。他的祖先們還用“票擬”“硃批”過問壹些政事。他連“票擬”“硃批”都完全停止。全國行政長期停頓。中央政府的六個部，只有壹個部長(刑部)，都察院的都御史已懸缺十年以上。錦衣衛沒有壹個法官，獄中囚犯關了20年還沒有審問過壹次。全國地方政府的官員，缺少壹半以上。宰相李廷桂有病，連上120次辭呈，都石沉大海，只好不辭而去。後金汗國連續攻陷撫順、開原、鐵嶺諸城，守軍陣亡4萬5千多人，沉陽危急，北京震動。全體大軍長跪文華門外，請求皇帝批發軍事奏章，增派援軍，急發欠餉，可皇帝毫不理會。

　　萬曆48年皇帝駕崩，太子朱常洛即位稱泰昌皇帝。這位受到普遍歡迎的新皇帝登基不過壹個多月，突然間卻暴病身亡。追查死因，壹是新皇帝曾“壹夜御美女四人”，淫樂過度敗壞了身體，二是生了病竟服用小臣敬獻的“紅丸仙丹”兩顆，第二顆“仙丹”吃下去不久就壹命嗚呼。因此此案叫做“紅丸案”。

　　十六任帝明熹宗朱由校在位八年，是壹個狂熱的木匠，經常揮汗如雨地製造桌椅案櫃；把朝政委託給帶他的玩伴魏忠賢（1568-1627）。壹個文盲高踞於皇帝的寶座上，而另外壹個文盲當上了皇帝的秉筆太監，替皇帝擬寫硃批。這是天啟元年（1621）至七年間的事。

　　明熹宗的乳母客氏，長得面似桃花，腰如楊柳，18歲進宮，兩年後丈夫死去，她就被長期留在宮中。客氏在宮內哺乳皇子，不能隨便外出。

　　熹宗漸漸長大，早已斷乳，客氏仍留居在宮禁服侍熹宗。壹天黃昏，她正在房中閒坐，忽然魏朝闖進來，寒暄了幾句後，魏朝就挑逗客氏，惹得客氏慾火燒身，她恨恨地說：“妳雖是個男子，與我們女人也沒什麼不同，做此醜態有什麼用？”魏朝嬉皮笑臉說：“女人就是女人，男人就是男人，那怎麼會壹樣，不信妳摸！”客氏當然不信，伸手摸他的胯下，誰知摸到壹只火燙的東西，不禁紅臉縮手：“妳哪裡來的無賴，竟敢冒充太監，看我奏聞皇上，敲斷妳的狗脛。”魏朝四顧無人，遂把客氏牽入羅幃。

　　《詩經.小雅》“巷伯”篇是宮廷宦者的淫行的最早記載。後漢的太監欒巴的“陽具復起”歷史有明確記載。並且太監娶妻歷代都有，如唐玄宗時的高力士，唐代宗時的李輔國。

　　《後漢書.周策傳》云：“豎宦之人，亦復虛有形勢，威逼良家，取女閉之”，就是宦官去勢不盡，程度不壹地恢復了壹些性功能。二是有的宦者顯貴後，設法使“陽具復起”，至於用什麼方法，野史小說記的很多，但無從考證。

　　明代萬曆時，朝廷派到福建的抽稅太監高策為了恢復性功能，使陰莖重新長出來，就攫取民間小兒，吸食腦漿，致使稅監府院的水池中白骨累累。

　　此後魏朝怕出入不便，讓客氏去熹宗那裡乞賜對食。客氏對熹宗壹說，熹宗就答允了。關於“對食”，《明史》云：“宮人無子者，各擇內監為侶，謂之‘菜戶’，具財物相通如壹家，相愛如夫婦，既而妃嬪以下，亦頗有之，雖天子亦不之禁，以其宦者，不之嫌也。”

　　但好景不長，憑空鑽出個第三者魏忠賢。三人之間展開了壹段爭風吃醋的穢事。

　　魏忠賢原名魏進忠，河間肅寧人（河間肅寧盛產宦官）。家裡十分貧寒，沒上過壹天學，大字不識壹個，善於騎馬射箭。17歲娶媳婦，經常和村中的無賴在壹起酗酒賭博，但從來沒有贏的時候。22歲為了逃避巨額的賭債，把親生女兒賣給人家當童養媳，被迫淨身進皇宮，照顧皇孫朱由校。他見熹宗性好遊戲，就別出心裁，糊制了獅蠻滾球、雙龍賽珠等玩物，每天與客氏兩人誘導熹宗專以嬉戲為樂。熹宗遂倚兩人為心腹，幾乎頃刻難離。

　　給事中楊漣參核魏進忠導上為非，魏進忠十分害怕，求魏朝的保護。魏朝轉託王安，王安便對熹宗說楊漣所參核的是宮中的李進忠，不是魏進忠。於是李進忠便因同名而做了替死鬼。熹宗怕朝臣再誤會，在天啟二年給他賜名“忠賢”。

　　魏忠賢很感激魏朝，與他結為兄弟。所有宮中大小事，魏朝無不與魏忠賢密談，甚至採藥補陽的密術，以及與客氏的床笫私情，也全部告訴了魏忠賢。魏忠賢正艷羨客氏的姿容，只是身上少了壹件要緊的東西，無從縱慾。此時得了魏朝的秘授，當即依法壹試，果然陽具重生，幾個月後恢復了原樣。壹次魏朝值差，魏忠賢便去調戲客氏。魏忠賢年輕貌偉，比年老的魏朝高出許多，客氏不由得暗暗動情，但魏忠賢不過是淨身的太監，所以客氏並不在意。魏忠賢假裝與她戲玩，趁機按倒客氏，壹番鏖戰，長至二三時辰，客氏滿身爽適，覺得魏忠賢遠勝魏朝。魏忠賢過河拆橋，從魏朝手中奪取了客氏。從此客氏視魏朝如眼中釘。

　　壹天，魏忠賢與客氏在床上周旋，恰好魏朝乘醉而來，見了魏忠賢，氣得七竅生煙，便伸手去抓。魏忠賢也出手來抓魏朝，兩人扭作壹團。魏忠賢年輕力大，按住魏朝，痛毆了幾拳。魏朝慌忙轉身拉著客氏就走。魏忠賢便追出來，兩人邊扯邊斗。驚動了皇帝，熹宗即命將三人召入，三人跪在御榻前供認不諱。熹宗笑說：“朕不便亂點鴛鴦，還是令客媼自己選擇。”客氏毫不猶豫地把手指向了魏忠賢。

　　第二天，有諭旨頒下，將魏朝攆出了宮。魏朝無可奈何，落得雞飛蛋打，只好長吁短嘆壹番，垂頭自去。客氏更是毒辣，想出壹條斬草除根的計策，令魏忠賢假傳聖旨，將魏朝遣戍鳳陽守皇陵，並密囑鳳陽官員，等魏朝到了立即將他勒死。

　　客氏與魏忠賢兩人從此在宮禁恃勢橫行，熹宗反而越加寵幸，封客氏為奉聖夫人。

　　司禮監太監王安曾受光宗顧命，為人倒還剛直，目睹客氏與魏忠賢橫行無忌，暗中想將他們除去。御史方震孺曾彈核客氏與魏忠賢，王安便從中響應。熹宗被迫遣出客氏，將魏忠賢交給王安處置。

　　不料熹宗離開這兩個人後，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以致念念不忘。不久又召客氏入宮。客氏入宮，仍與魏忠賢住在壹起，日夜圖謀害死王安。朝臣連續上疏請逐客氏，都遭貶謫。東林黨要員葉向高為首輔，請停“中旨”，凡事均由閣臣議擬。熹宗也不予採納。

　　內侍王體干想做司禮監，便與客氏、魏忠賢朋比為奸。他們暗中慫恿給事中霍維華彈核王安。再經客氏在裡面加讒言，惹得熹宗大怒，將王安降職，司禮監壹職由王體干繼任。魏忠賢又命參與盜寶被赦出獄的內監劉朝殺王安，奏稱自殺。

　　王體干雖為司禮監掌印太監，也得聽魏忠賢使喚。魏忠賢很快就權傾朝野，成了代替皇帝批改公文的司禮太監。他要干預朝政，便需要在朝臣中培植黨羽，壹些貪污不法分子，也很想找到新的後台和保護傘，雙方壹拍即合。比如御史崔呈秀貪贓劣績敗露，左都御史高攀龍要參核他，他就夜間找到魏忠賢長跪叩頭，請求做魏的乾兒子，魏便矯旨免他的罪，還升他的官，再把高攀龍貶逐回鄉。再如人品卑污的內閣大學士魏廣徵，受到東林黨人的參核，他便投靠魏忠賢，自稱“宗侄”，於是那些參核他的官員便紛紛獲罪。諸如此類奸邪卑劣之徒，這時紛紛呼朋引類拜倒在魏忠賢腳下，為魏出謀權劃策，壹個個都成了“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他們置國家危局於不顧，卻以搏擊殘害東林黨人為業。他們編制了壹份黑名單，仿效《水滸傳》中壹百零八將的綽號，壹壹對號入座，名之曰《東林點將錄》。他們將政敵比作梁山泊中叛逆的強盜，已在政治上預先將他們判處了死刑。

　　御史周建宗在彈核魏忠賢時說魏氏“目不識壹丁”，這句大實話讓魏忠賢惱羞成怒，周建宗被無端下獄，活活折磨死了。工部郎中萬某上言：“內廷外朝，只知魏忠賢，不知陛下，豈可尚留左右。”魏忠賢正憤無所發，見了此疏大怒，隨即傳出矯旨，廷杖萬某百下，壹班走狗都跑到萬家，妳壹拳，我壹腳，邊牽邊毆，待牽到闕下，萬已氣絕而亡。

　　魏忠賢在朝中結黨營私，他建立起壹個包括兵部尚書、禮部尚書、錦衣衛在內的龐大黨羽組織，這個天下最有權勢的組織被人們形象地稱作“閹黨”。

　　閹黨瘋狂迫害對國家民族還有壹點責任感的朝臣。稍稍敢講兩句真話的抗擊後金的軍事天才、遼東軍區司令官熊廷弼被誣陷“貪污”，熊廷弼棄市，傳首九邊。

　　魏忠賢誣陷熊廷弼賄賂楊漣、左光斗、魏大中，並大興冤獄。東林首領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等六人被逮。囚押楊漣等人的“檻車”壹路北上，壹路都有士民群眾“設案焚香祝禱”，為他們鳴冤、祝福。楊漣被押途中都城士民數萬，擁道號泣；楊漣的屍體被家屬領出時，全身已潰爛不堪，胸前掛著壓死他時用的土囊，耳朵里還有壹根橫穿腦部的巨型鐵釘。野史記述，錦衣衛用尖刀剜出了楊漣喉骨送給了魏忠賢，魏把那段喉骨燒成了灰，用燒酒伴著吞了下去[忠賢殺並吃了７名囚犯的腦髓]。

　　左光斗被五日壹審，裸體受拶、夾、棍等刑，不能跪起，平臥堂下受訊。左光斗、魏大中被打死後均體無完膚，魏大中的屍體壹直到生蛆才被拖出來。六人皆死，時稱“六君子”。

　　保定舉人孫逢奇更在畿南各地“舉旗擊鼓，張榜設櫃”，公開為蒙冤“追贓”的東林黨人募捐“義助完贓”，等於在大張旗鼓地為東林黨人鳴冤、求助。更有壹位無名氏，人們稱之為“燕客”，聽說楊、左諸公被捕，便趕到北京，投宿在“詔獄”附近，換上吏卒衣衫，天天找獄卒、馬夫們吃喝交朋友，設法混進獄中，終於見到了被捕的黨人們，把他們慘遭酷刑被摧殘致死的情形，以及他們的遺言、遺書、血書壹壹收集整理。但在某次多喝了酒說漏了嘴，被人發覺後，於是趕快換上商人的服飾，跨馬疾奔南方，壹晝夜急馳三百里，這才逃脫虎口，為死難黨人們的殘酷遭遇留下了見證，也為他們留下了壹批珍貴的血書和遺稿。

　　閹黨的反對派、士大夫組成的“東林黨”被鎮壓。各地東林講學書院被毀，不附魏忠賢者，均被指為東林黨，被奪官者達三百餘人，下獄處死及流放邊地者數十人。東廠和錦衣衛的緹騎四出，有人在旅店喝酒，罵了魏忠賢幾句，被探子偵知，就被施以剝皮之酷刑。

　　公元1626年，兵士押解了壹個東林黨官員路過蘇州，周順昌替他擺酒席送行，在宴席上指名道姓大罵魏忠賢。押送的兵士回去，報告了魏忠賢。魏忠賢大怒，命令東廠派出兵士，由南京巡撫毛壹鷺帶領，到蘇州捉拿周順昌。

　　東廠到蘇州抓人的消息壹傳開，轟動了蘇州市民。二十多年前，蘇州市民在葛賢的領導下，曾經跟稅監鬥爭過。現在皇帝的特務又到蘇州來抓人，怎麼不激起大家的氣憤。到了東廠兵士到蘇州的那天，蘇州成千上萬市民擁上街頭，聲援周順昌。

　　大家攔住毛壹鷺的轎子，推了幾名秀才向毛壹鷺請願，要求取消逮捕周順昌的命令。毛壹鷺見群眾聲勢浩大，嚇得滿頭大汗，壹句話都說不出來。旁邊的兵士著急了，他們把手裡的鐵鐐往地下壹扔，厲聲嚇唬說：“我們是東廠來的，誰敢阻擋！”

　　鐵鐐發出“噹啷”的聲音，市民們被激怒了。有人站出來責問兵士說：“妳們不是說奉皇上的聖旨抓人嗎？原來是東廠搞的鬼！”兵士還來不及回答，群眾都高叫起來：“原來是東廠來的奸賊！”大夥壹面叫，壹面向毛壹鷺和兵士衝過去，聲音像山崩地裂壹樣。憤怒的群眾趕上去，把他們揪住，劈頭蓋腦地痛打。壹個兵士被擊中了心窩，倒在地上滾了滾，就斷了氣。其餘的兵士也被打得頭破血流，連滾帶爬地逃走了。毛壹鷺趁人群亂轟轟的時候，脫了官服，從壹條小巷裡溜出去，正見到前面有壹個糞坑，也顧不得體面，鑽到臭氣熏天的糞坑角落裡。直到市民群眾散去，隨從們才從糞坑邊把嚇昏了的巡撫拖了出來。

　　東廠特務逃回去後，立刻向魏忠賢哭訴。魏忠賢哪肯罷休，命令毛壹鷺派兵到蘇州鎮壓。他們把那天帶領市民暴動的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沉揚、周文元五人抓進監牢，加上壹個煽動叛亂的罪名，把他們定了死罪。 當五個人被押到刑場就義的時候，他們神色自若，還指著魏忠賢、毛壹鷺的名字大罵哩！他們犧牲之後，當地人民出了錢，從劊子手那裡領回屍體，把他們安葬在虎丘東邊的山塘上。後來，還立了墓碑，碑上寫著“五人之墓”。

　　1626年，浙江地方官潘汝幀奏請在西湖為魏忠賢建生祠。魏忠賢當即矯旨嘉獎。遂在西湖上岳飛祠不遠處，創建魏忠賢祠宇，氣象輝煌，比岳飛祠壯麗數倍。各地紛紛效尤，不到壹年，魏忠賢的生祠幾遍天下。各地紛紛建立起金碧輝煌的魏氏生祠，就連耿直的袁崇煥也還是忍氣吞聲在遼東給他做了壹座生祠。

　　“壹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兩白銀，少者數萬，剝民財，侵公帑，伐樹木無算。”各祠鬥巧競工，所供魏忠賢的塑像，多用沉香木雕成，冠用冕旒，五官四肢，宛轉如活人。腹中的肺腑，全用金玉珠寶妝成。髻上插四時香花。傳說有壹個祠中頭像稍大，不能戴冠，性急的匠人把頭削小。壹個閹人抱頭大哭，罰令匠人長跪了三日三夜。活著的人享受人間香火，真可謂空前絕後了。《堅瓠集》記載，當時壹個巡撫在其為魏所立之生祠上題聯：“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允文允武，並日月以常新。”極盡阿諛之能事。

　　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賢的宗廟。但搖尾拍馬屁的官員卻在魏忠賢還活著的時候，在祠堂中樹立他的塑像，供人當神仙般的焚香跪拜，祈求降福。各地不斷在生祠里舉行各種莊嚴盛大的崇拜活動，以歌頌他的豐功偉績。各級軍政要員三跪九叩。幾乎全部的官僚都加入了向宦官魏忠賢歌功頌德的行列。

　　在滾滾熱浪中，魏忠賢個人崇拜愈來愈離譜。國子監生陸萬齡，獻媚唯恐落後，居然向皇上提出以魏忠賢配祀孔子，以魏忠賢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國子監西側建立魏忠賢生祠。國子監監生集體上書說：“督廠魏忠賢提不世之貞心，佐壹朝之干斷，披丹開導”，說魏忠賢芟除東林黨猶如孔子之誅少正卯，魏忠賢編《三朝要典》猶如孔子之筆削《春秋》，因此，“其功不在孟子之—下。”博得了壹些人的叫好，魏忠賢被歌頌為只有上古時代堯和舜才能與之相提並論的曠代偉人。其褒頌之詞是無以復加的，比如：“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 可見對魏忠賢的個人崇拜導致道德淪喪到了毫無是非的地步。

　　在壹個皇帝、壹個女人、壹幫吹鼓手的推波助瀾下，魏忠賢的“無上名號”愈來愈多愈來愈高，也愈來愈離奇：廠臣、元臣、上公、尚公、殿爺、祖爺、老祖爺、千歲、九千歲，對於九千歲魏忠賢似乎還不滿意，因而有些人乾脆叫他“九千九百歲”。呂毖《明朝小史》說：“太監魏忠賢，舉朝阿諛者但拜為干父，行五拜三叩頭禮，口呼9999歲爺爺。”

　　歷史上“九千歲”時有所聞，“9999歲”聞所未聞，距離“萬歲”僅壹步之遙，個人崇拜已達到頂峰了。如果熹宗不在天啟七年死去，瘋狂個人崇拜運動將發展到何種地步，是難以預料的。別以為魏忠賢個人崇拜是歷史上的特例。只有要專制政治的土壤，形形色色的個人崇拜就不可能絕跡。魏忠賢當權僅僅七年，就把明王朝的根基全部挖空。

　　魏忠賢是壹個目不識丁的刑餘之人，何以能成為個人崇拜的對象？關鍵在於皇帝專制制度，是熹宗本人把皇帝的權力讓給了他，使他能以皇帝代言人的身份出現於朝廷，手中掌握著生殺予奪的大權。明代的太監，對於皇帝總是無條件地服從。較漢、唐時代的宦官動輒殺死皇帝，這種專權充其量也只能說是濫用了皇帝的授權而已。

　　魏忠賢得寵於熹宗的原因，還在於魏忠賢善於房中之術，經常能與客氏壹起導熹宗淫樂。魏忠賢的素質恰是貪玩的熹宗所欣賞的；而魏忠賢小心翼翼的服侍，使他能在天啟壹朝成為壹個大國的實際主宰者。終熹宗壹生，他對魏忠賢的眷愛始終不替。

　　崇禎元年，皇帝降旨將魏忠賢謫置鳳陽。魏忠賢被貶謫的路上還有數百隨從前呼後擁，崇禎又連下諭旨，命錦衣衛速即逮訊。魏忠賢聽到京中密報錦衣衛即將到來，他便自縊身亡。崇禎將魏忠賢家產籍沒，又查客氏的家資，卻搜得宮女八人，多已懷孕。原來熹宗無子，客氏竟帶出宮女若干名，令與子弟同寢，待懷妊後再進宮中，謀為秦時呂不韋的秘計。崇禎立命將客氏拘至浣衣局，掠死於杖下。所有客氏、魏忠賢的家屬，無論長幼男女，都被斬首。魏忠賢各處生祠也全部撤除，毀去《三朝要典》，為被害諸臣全部昭雪。魏黨二百餘人皆免職斬首或充軍了事。民憤不能平，魏忠賢死後仍遭凌遲，被割了三千六百刀。

　　十七任帝朱由檢：在位18年。朱由檢最津津樂道的政績是他中了清帝國的反間計，宣稱清帝國的剋星、用兵如神且忠心耿耿的遼東軍區總司令袁宗煥是清帝國的“奸細”，把他押赴刑場千刀萬剮。清帝國的勢力自此失去控制，最終奪占了明帝國的江山。

　　有壹次他把宰相們請到金鑾殿上，向他們作揖行禮，說：“謝謝各位先生，幫助我治理國家”。然而不久就大發雷霆，把被他謝謝的“各位先生”殺掉。朱由檢寵信太監曹化淳，讓他擔任北京城防司令，後者在李自成兵團來到時大開城門迎接農民軍進城。

　　十八任帝朱由崧：在臨時首都南京即位，明政府的殘餘國防軍力量弱不禁風，不堪壹擊。朱由崧上殿時表情憂愁，大臣以為他憂心國事，未免說些安慰話，朱由崧卻回答說後宮宮女數量少且不夠漂亮，當務之急是挑選美女，弄得大臣壹個個哭笑不得。朱由崧頒布的第壹道敕令是徵集宮女，第二道敕令是命各地方官員進貢春藥秘方。被貶竄的閹黨巨頭阮大鋮被召回政府擔任要職，跟實力派宰相馬士英結成壹條陣線，瘋狂打擊忠於明政府的文武官員。

　　吳三桂和清軍趕走李自成占領了北京，耍小聰明說：我們為妳們報君父之仇來了！南明朝上上下下包括史可法，都以為然。他們對清軍在自己的國土上大舉進攻李自成持持肯定態度。當清軍把李自成解決得差不多了，兵鋒也對準了南明。

　　由於明朝的軍隊長期缺餉，再加上發餉的官員層層剋扣，實際到士兵手裡的很少，有的部隊甚至常年不發壹分餉銀，這為軍隊的集體譁變和四方剽掠埋下了禍根。比如，左良玉的部隊，人稱“左軍”，是出了名的驕悍無禮，“紮營之處，方圓數十里，婦女悉被姦污”，因而，不僅老百姓畏之如虎，有的地方官也禁止左軍入城。令人髮指的是，有的部隊為了掩敗、領賞往往“殺良冒功”，就是把老百姓的人頭拿來作為自己殺敵的憑證。至於動輒以“打糧”為名，劫商賈，搜珍奇，淫婦女，焚民居，更是司空見慣。因而，當時老百姓有“匪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的說法，正是這壹“梳”、壹“篦”（舊時婦女用的壹種很細密的梳子）、壹“剃”將老百姓推到與君王的戰爭狀態里。

　　正當史可法在江北防線上和清軍決壹雄雌的時候，左良玉在武昌而起兵征討馬士英，聲言要“清君側”。馬英士公然宣稱“寧可君臣皆死於大清，不可死於左良玉之手”，遂不顧危在旦夕江的江北防線，撤了四鎮兵力去對付左良玉。

　　朱由崧只當了十三個月皇帝，就被清帝國俘虜，送到北京砍頭。

　　孫可望和李定國都是張獻忠的義子。張獻忠死後，他們率大西軍餘部進入雲南貴州壹帶，隊伍又日益壯大，建立了以昆明為中心的政權。順治九年（1652年），李定國請纓出擊清軍，率軍出全州，在桂林外圍大敗清定南王孔有德，逼得孔有德自殺身亡。接著北進湖南，進逼長沙。李定國出師半年，拓地千里，勢如破竹，清廷特派敬謹親王尼堪為定遠大將軍，統領精銳部隊15萬人，救援湖南。李定國採取透敵深入的策略，詐敗撤離長沙，伏兵于衡陽城北，以逸待勞，與尼堪親王決戰。李定國軍在激戰中斬殺尼堪，大獲全勝。

　　然而其時作為南明實權人物的孫可望，不但不配合李定國繼續收復國土，還令馮雙禮部偷襲李定國。李定國擊敗並收服馮雙禮後，他與孫可望的矛盾更為激化。

　　順治十四年（1657年），孫可望為了壹官半爵之爭，竟然合兵14萬進攻李定國。孫可望很快大敗於李定國。孫可望只得投進了清軍的懷抱，充當了清軍掃平雲貴的帶路人。

　　滿清入關後，對朱家宗室，可謂殘酷至極，除魯王朱以海壹系逃至菲律賓得以存留外，其餘幾乎全部斬盡殺絕。崇禎帝的長子被多爾袞絞死，其第二子隱姓埋名在民間數十年後，不慎暴露了身份，年已七十多歲的他，和他的兩個兒子仍被康熙帝下令凌遲處死，明朝永曆帝儘管逃到了緬甸，還是被清朝抓回雲南，全家被殺。

　　清代的宮廷也有各種秘藥，宮女好幾千，皇帝還不滿足，還要下江南玩女人。雍正皇帝刺探監督臣僚，不僅限於公務，就連私生活他也不曾放過。據載，某大臣退朝後邀了幾個親朋好友聚在壹起玩幾圈麻將牌，玩著玩著忽然發覺牌少了壹張，無奈只好就此罷手。第二天上朝時，雍正問某大臣，晚上常常以何為樂，大臣以實相對。雍正笑笑，誇讚對方是個老實人。然後把昨天晚上他們玩丟的那張牌拿給他看。皇帝對手下大臣監視掌握到如此精細的程度，那手下大臣有什麼不恭不敬的歪邪招數能逃得過皇上的耳目？

　　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廣東花縣人。他7歲入本地私塾讀書，14虛歲考為童生。此後連續4次，壹共經歷17年，也沒考上生員(秀才)。在他壹再落榜到公開造反期間，不止壹次“坐館”當私塾師，收入比普通農民好不了多少。

　　1836年春天，洪秀全來廣州參加第二次應考，接受了9本壹套的《勸世良言》，作者是是梁發。梁發對基督教教義的理解不透徹，在某些非常重要教義的傳達上也難免有失真走樣的地方。如書中對上帝、耶穌和“聖神風”（聖靈）的關係，就沒有從“三位壹體”的意義上闡明，而給人以“三位三體”的印象。梁發在中國長大，信奉基督教後，也不能盡然擺脫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加上他力求使文章具有“中國味”，在字裡行間摻入了儒學的成分。所以，曾是梁發上司的傳教士馬禮遜在談及梁發所寫的布道書籍時說：在領悟基督教教義上“實有壹些心得”，同時又指出：“其中不免染有彼國固有之異教色彩”。

　　1837年他第三次應試失敗後，大病了壹場，壹連40日高燒昏迷，精神恍惚，竟幾次覺得遊歷了天界，遇到種種奇異的事，這就是後來壹些文獻中記述的“丁酉異夢”。

　　1842年，他第四次應考落榜。此時，洪秀全偶然重讀《勸世良言》，其感覺與認識同前番瀏覽時大不相同。書中抨擊“儒教”，指斥科舉，否定民間鬼神的文字，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情不自禁地細讀下去，身心漸入神奇靈光的海洋，領悟著“正經大道之聖理”，似乎進入大覺大悟之境。聯想6年前病中的幻象，他自信那是上帝召游天庭，大有昔日千疑百惑，今日煥然得釋之感。他說：這幾本書實為上天賜於我，以證實我往時經驗是真確的。

　　洪秀全決定皈依“上帝”，並按他自己的理解自行洗禮，表示清除罪惡，棄舊從新。他決心造反，就說上帝封他為“太平天王大道君全”，命他“時或稱洪秀”。從此，洪仁坤、洪火秀改名為洪秀全。秀全拆開，是“禾(吾)乃人王”。簡括地說，考不上秀才，是造反的決定性原因，造反是為了做人王，殺盡所痛恨、憎惡的人；占有壹切，“禾乃玉食”，“世間萬寶歸我有”。洪秀全遂創立拜上帝教。其後，洪秀全撰寫的《百正歌》、《改邪歸正》、《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等著作中體現出來，並擁有了壹批中堅分子。洪與楊秀清、蕭朝貴的力量結合，承認了天父、天兄下凡等神鬼附身的荒唐舉動，就成了地地道道的邪教。

　　1847年春，洪秀全來到廣州美國新教傳教士羅孝全處學習基督教兩個月，並要求羅孝全為他施洗。但羅孝全對洪秀全所講的有關宗教信仰方面的事情莫名其妙，實在缺乏對基督教的真正了解，沒有答應。洪秀全遂回到廣西桂平，而助手馮雲山的傳道工作逐漸地打開了局面，拜上帝會發展到2000多名信眾。洪秀全遂把拜上帝會演變成為政治和軍事的組織。在其後建立的政權中，又採取了政教合壹的體制。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是夏商時期的上帝+儒家教義+基督教的晃子。洪秀全不拜耶穌，他搞的不是基督教。基督教教義中的上帝是個靈體，是人未曾看見也不能看見的。而拜上帝教中的上帝具有明顯的人神同形的特徵。其上帝的形象在《太平天日》中的描述是：天父上主皇上帝，頭戴高邊帽，身穿黑龍袍，滿口金須托在腹上，相貌最魁梧，身體最高大，坐裝最嚴肅，衣袍最端正，兩手覆在膝上。拜上帝教是多神論宗教，太平天國的壹神論，實際上是“壹帝論”。基督教實行壹夫壹妻制，洪秀全搞多妻制，這根本不是基督教，是邪惡的儒教。

　　邪教的教主都是淫棍，年輕的女教徒都是他們的獵物。洪秀全還未公開造反時，就有妻妾多人。到了占領小小的永安，已有36人。進南京後，每做生日，蒙得恩就要為他獻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開之際，蒙得恩還在天京13道城門口為洪秀全選美女。甚至乾脆明文規定，“所有少婦美女俱備天王選用”。

　　《江南春夢筆記》中說，總計有2300多名婦女在天王府陪侍天王。3宮6院72妃都是腐朽的儒家思想影響的結果。1861年太平軍進取蘇浙的時候，洪秀全又從李秀成選送到天京的3000美女中挑出180人收入天王府，當時即有人寫詩諷刺：“三千怨女如花貌，百八佳人墮混愁。”1864年天京淪陷，幼天王洪福填被俘後說：“我88個母后，我是第二個賴氏所生，我九歲時就給我四個妻子。”88個后妃已超過了歷代帝王的3宮6院72后妃的人數了。宮中有橫直均8尺的大雕花床，幹什麼用的，不言而喻。洪秀全因妻妾太多，連姓名都記不住，乾脆壹概編號。

　　洪秀全寫了幾百首管教妻妾的《天父詩》叫她們背誦。如禁止女子抬頭看他，“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點罪萬千”。“看主單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壹個大膽看眼上，怠慢爾王怠慢天”。太平天國“旨准頒行”的官書《天父詩》十七、十八中所載對后妃的管教規定：服事不虔誠，壹該打；硬頸不聽教，二該打；起眼看丈夫，三該打；問王不虔誠，四該打；躁氣不純淨，五該打；講話極大聲，六該打；有喙不應聲，七該打；面情不歡喜，八該打；眼左望右望，九該打；講話不悠然，十該打。

　　洪秀全將皇帝和邪教主對婦女的占有和虐待，到了傷天害理滅絕人性的程度。天京宮廷生活中，洪秀全把嬪妃當成壹群牲口，動輒打、殺。後宮婦女失掉了所有的人格尊嚴，壹言壹行隨時都有招致責罰的可能。她們啼笑皆非，左右為難，誠惶誠恐，動輒得罪。

　　當婦女們受到天王的責罰時，即使冤枉也不得辯解，只許認錯領打，口稱“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否則便會受到加罪處罰。“打開知錯是單重，打不知錯是雙重，單重打過罪消融，雙重雪下罪難容”!“雪下”是太平軍“刀下”的代稱，至少有3個女人因為挨打時喊冤不認錯而被殺。被殺的人當中，有人至死不認錯並且頂撞了天王，受到五馬分屍的酷刑。

　　太平天國的理想是“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可太平天國的等級更加鮮明、森嚴。太平天國就有性禁忌的嚴格法規：違背性禁忌的人不是開除而是殺頭，夫妻壹起過壹夜也要點天燈[殺頭]，天國子民私自說句悄悄話也得算通姦，要千刀萬剮；王侯過路時老百姓全部要跪拜，稍微抬壹抬頭就要‘過雲中雪’（砍頭）。起義的領袖們自稱千歲萬歲；他們三宮六院，士兵卻過著苦行僧的禁慾生活。洪秀全在南京城內出行，也是百人隨行，前呼後擁，路邊行人皆需下跪。

　　太平天國吹噓洪秀全是世界萬國獨壹真主，還按廣西“降童”的迷信習俗，吹噓天父能附楊秀清之身下凡說話，天兄能附蕭朝貴之身說話。這是中國的傳統迷信，和西方的宗教沒直接的關係。這樣揚秀清說的話就是神的話，洪秀全感到大權旁落，1856年，洪秀全利用韋昌輝殺害楊秀清及親信6千餘人，兩個月總共殺了文武官員2萬多人。後又利用石達開來天京靖難，凌遲處死韋昌輝，將其屍體寸磔，割成許多塊，每塊皆二寸，掛在各處醒目的柵欄處，標上“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的字樣，真是厲害之至。“洪楊之變”導致了十幾萬人被殺。而太平天國在起義後的六年中，不過犧牲4千餘戰士。以後又逼走了石達開。

　　太平天國實行“萬事爺哥朕作主”、“敬主方是真敬天”、“只有人錯無天錯，只有臣錯無主錯”那套儒家獨裁思想。

　　太平軍進入天京後，就廣為宣揚兩句話：“正是萬國來朝之候，大興土木之時。”其實當時根本沒有壹國來朝，而大興土木則立即就開始了。

　　天王府的第壹期工程，半年即建成，可惜被突起的大火燒毀了壹部分，於次年正月又開始了第二期工程。兩期工程所用的磚石木料都是從明故宮、廟宇、民房拆取搬來的，建築工人主要是徵用沒有隨軍的婦女、老人，工匠則是奉天王的詔命從安徽、湖北招募來的且都是無償勞動。第三期的天王府工程，計劃擴建到周圍的20里。

　　天京諸王豪貴也上下爭奢賽富，競相大搞華麗排常如輿馬定製，從基層管轄25人的“兩司馬”乘４人抬黑轎開始，層層加大。東王楊秀清每次出行要乘48人抬的大黃轎，夏日轎下設玻璃注水養金魚的水轎，每次出行時前後儀仗數里，像賽會壹般。而天王洪秀全從不出宮門，宮內有美女牽的金車，宮外常備64人抬龍鳳黃輿。為了適應豪華的鋪張，宮內專設典天輿壹千人、典天馬壹百人，還有典天鑼、典天樂……等等。奢侈已極。

　　太平軍從武漢到南京，驅趕居民男女分居後接收居民家中錢財不計其數，為了管理使用這些金銀財寶，天朝設立專管鑄印和製造金銀器皿的典金官；專管雕琢玉器的典玉局；管製造冠帽的典角帽；製造靴鞋的典金靴等。如為天王製造24隻金碗，金筷子，“筋長近尺，浴盆亦以金。”（《金陵省難紀略》）連淨桶夜壺都俱以金造。

　　天朝各官在穿戴裝飾上更是追求華麗奢侈之風，互相爭奇鬥豔，奢侈已極，壹冠袍可抵中人之產。而天王洪秀全的金鈕扣和八斤重的金冠，更是無價之寶。除了供天王如此揮霍之外，還有參加爭吃爭穿爭排場的朝里朝外文武各級官員31萬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王親國戚和洪秀全起事時的功勳兄弟，坐享榮華，很快就把庫中掠奪來的金山銀海挖空吸乾了。

　　洪秀全總共封了2700多個王。所有受封為王的，不論等級，不分有職無職，壹朝受封，立即修王府，選美人，辦儀仗，出門時前呼後擁，盈街塞巷。至今浙江還流傳侍王李世賢出門坐54人抬的龍鳳黃轎，轎上可以召集部下開會。王爺轎輿所到之處，小官和軍民百姓都要迴避，迴避不及的要就地低首下跪迎送，如果不小心撞了儀仗，輕則杖責，重則斬首。因為當時王爺太多，百姓們迎不勝迎，遂流傳出民謠：“王爺遍地走，小民淚直流”。

　　這麼多的王爺需要大量的雜役服侍，於是就抓兵拉夫，招降納叛。反過來為了養兵，為了營造安樂窩，他們又巧立名目，橫徵暴斂，諸如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禮拜捐、門牌稅、人頭稅、犒師費等等二三十種。田賦則由天朝初時制定的每畝壹斗七升五合，兩年中即增加到每畝七斗。

　　擁有百萬雄兵的後期統帥李秀成擁有百萬家財。當陳玉成為保衛天京上游門戶安慶而浴血奮戰的危急關頭，李秀成、李世賢兄弟壹心經營其蘇浙領地，始終未發壹兵壹卒前往皖北助戰，坐視安慶和廬州相繼失守、陳玉成犧牲而不顧。直到廬州失守後17天，天京再壹次陷入湘軍重圍的時候，李秀成才為時已晚看到大局動搖的危險性，組織起13王60萬大軍，救援天京。但因諸王各懷私念而消極畏戰，對陣46天，竟未把飢病交加的2萬湘軍打退，藉口缺寒衣而各自散去，直到天京淪陷為止，再也沒有哪個王來解圍了。

　　這些王爺們各回自己的安樂窩，享受榮華富貴，小王不聽中王，中王不聽大王，最後紛紛叛變。李秀成苦心經營的蘇州，也被其叛變投敵的心腹部屬四王將它完整地奉送給李鴻章了。李秀成從占領蘇州到蘇州失守，僅三年半時間，腐敗毒菌吞噬了李秀成的百萬大軍。李秀成在蘇州失守以後只率數百親隨狼狽逃回天京，但天京也在半年後失守，天京失守時，李秀成保護幼天王突圍出城以後，與大隊離散，孤身逃到方山，解下纏在腰上的百寶囊休息時被人發現，寶囊被人哄搶，他也被捉住送到清營成了階下囚。他在天京的兩座新舊王府被搶後也被大火夷為平地，與天王府壹樣只落得壹片廢墟，任憑野鴿飛來飛去了。

　　皇帝佬 蓄六院 怕偷情 把人閹 兒娶媳 父嘗鮮 兄淫妹 天倫亂 養男龐 搞雞姦 喜群交 壁上觀士大夫 納小妾 戲丫環 泡戲子 同性戀 狎娼妓 最難過 美人關老百姓 也不閒 夫偷情 妻養漢 女能賣 妻可典 春宮畫 大力丸房中術 象流感 得大瘡 苦難言

　　薄命女 是紅顏 裹小腳 苦難言 守活寡 日如年 貞潔牌 血淚沾說官場 皆爭權 拍馬屁 壹招鮮 排異已 搞誣陷 忌賢能 散流言衙門口 面朝南 想辦事 先打點 官多大 多大貪說社會 更黑暗 幫會頭 人口販 盜墓賊 江湖騙 叫花子 流氓犯吃人肉 不眨眼 偷東西 賭大錢 賣老婆 吸鴉片 罵大街 撕破臉男和女的出生比例基本上是壹比壹的，皇帝、官僚們多占壹個女人，民間就會多出壹個光棍漢。由於性的極度不平等，又沒有信仰制約，導致了奸屍。如西漢農民起義軍挖掘了咸陽的個帝王陵，后妃的屍體被姦污。《晉書·平原王干傳》：“干前後愛妾死，即斂，輒不釘棺，置後空屋中，數日發視或行淫穢，須其屍壞，乃葬。”

　　1928年，軍閥孫殿英的部隊炸開了慈喜的墓，大肆掠奪。華北出版的《時事白話》中記載了這麼壹件事，孫殿英與土匪無異的軍隊打開慈喜的棺橔之後，見屍體栩栩如生，有個士兵在其它士兵的鼓譟與慫恿下準備奸屍，因為這個士兵是仵工出身，即做收拾屍體的事，他姦污年輕女性的屍體已成習慣。於是，這些士兵紛紛剝去屍體的衣服，還圍著細看了壹會。過了不久，屍體和繡袍見風就化，頓時慈喜的面孔萎縮，成骷髏狀態，那個意欲奸屍的士兵就意興索然，停止奸屍，然後就壹起搶奪珠寶。

　　儒家對婦女的專制壓迫

　　1．壹夫萬妻制

　　儒教不讓人崇拜上帝，人死後的唯壹寄託就是香火。為了使祖先崇拜不朽，生孩子、生男孩變成了儒教的頭等大事。中國人對男系血統的重視在全世界第壹的，達到了恐怖的程度。於是，儒教規定了壹夫多妻制，男人的妻妾數目是不受限制的。

　　儒家的貞潔觀念實際上只是對如何分配女性資源而做的壹種制度化的規定。《禮紀.婚儀》篇云：“古者天子後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壹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這121人成了歷代後宮妃的常數，而宮女的數量是沒節制的，走向了壹夫萬妻制。

　　理論上說，皇帝可以玩弄他想要的每壹位女性。民間流傳的“游龍戲鳳”故事，講的就是明武宗在宣化與酒家女李鳳姐的故事。武宗於酒肆中當場強暴李鳳姐，這對鳳姐是壹個悲劇。可當武宗壹亮出皇帝身份，鳳姐就感激涕零了：“今以賤軀事至尊，喝勝榮幸之至。”

　　周代不僅規定了天子[諸侯、大夫]妻妾的數目，而且規定了同房的順序。具體情況是：壹到九日，八十壹御婦，每夜輪九人；十到十二日，二十七世婦，每夜輪九人；十三日輪九嬪；十四日輪三夫人；十五日，皇后。十六日，皇后；十七日，三夫人；十八日，九嬪；十九日到二十壹日，二十七世婦，每夜輪九人；二十二日到三十日，八十壹御妻，每夜輪九人。

　　諸侯有九個妻子，其中除壹位夫人外，另外還分為甲、乙、丙、丁四組側室。每天晚上除了由夫人陪伴外，另由兩個側室相伴。通常的情況是，50歲以下的側室才有和主君共寢的權利，因為還有懷孕的能力；50歲以上就不可和主君共寢了。夫人（正室）則不受年齡的限制，可壹直和丈夫相處，同進同退。

　　大夫有壹妻二妾，以三日為壹輪；而士族只能有壹妻壹妾。妻、妾有嚴格區別，壹般情況下，妻子可從晚上壹直伴丈夫至次晨，而妾必須在深夜時分等主君睡著後即行離去。

　　可見，壹臉正人君子相貌的儒家諸人，實際上是這個世界上最下流的壹批人，他們在欺壓迫下層人民的同時，也就兼任了給以皇帝為代表的統治者拉皮條的任務。

　　顧准說：“春秋時代，諸侯聘妻，女方就以娣(小姨子和夫人的女兒)陪嫁，這些女的是當然的小老婆。西方史諷刺路易十五有情婦；不過路易十五有情婦卻沒有3宮6院72妃。”

　　多妻制決不是專制皇權的特權，它是龍文化中普遍的人民意志。在中國，多妻制是全社會奉行的婚姻制度，正如太監雖然是龍的僕從，卻也是壹種大眾心理壹樣。

　　孔丘的父親孔紇曾做過魯國陬邑的邑宰（相當於縣長），他娶了個姓施的老婆，生了九個女孩，卻沒有男孩。孔紇唯恐斷子絕孫，又娶了個小老婆，不久生了壹個男孩。不過，好景不長，這個男孩得病成了瘸子。孔紇急得要死，到了60多歲的時候，又和壹個15歲的叫顏征的女人胡混，二人野合於尼山之上，生了個兒子，取名叫孔丘，字仲尼。

　　孔子也有小老婆。孔子使宰予使於楚。…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彩，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

　　白居易的《追歡偶作》中就有這樣的句子：“十載春啼變鶯舌，三嫌老丑換蛾眉。” 即：“我家裡養的家妓，每過三年多，我就嫌她們老丑了，又換壹批年輕的進來，十年間換了三次。”舒蕪痛斥道：“他買了壹批十五六歲的女孩來當家妓，才玩三年，人家也才十八九歲，就嫌人家老了丑了，當廢品處理掉，再買進壹批新鮮貨，壹而再，再而三，還公然寫進詩句，公然以此自炫。說得這樣得意、這樣自誇，賤視女人到什麼程度，恬不知恥到什麼程度！”

　　白居易在裴侍中府中夜宴，就有“九燭台前十二妾，主人留醉任歡娛”之句。元、白二人交情很深，有時還交換妓女，相互狎玩，如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就曾讓元稹把杭州歌妓商玲邀往越州，狎玩了壹個多月才歸還。這種狀況當然決不僅限於“元、白”。這在當時是很風雅的[當今的官人們玩女人仍是風流倜儻的象徵]。

　　德國著名性學家赫希菲爾德博士於1931年來中國調查國人性生活狀況時寫到：“任何人在中國看到壹個由30－50人組成的大家庭壹齊用餐的情景都會大吃壹驚……由大家庭使我不禁對中國婚姻習俗產生了濃厚興趣。據推測，在當今的中國，約30%的中國男人只有壹位妻子；大約50%的中國男子（其中許多人是苦力）有兩個老婆；約10%的男子娶有3-6個女人；另有5%的人據說有6個以上的老婆，有些人竟有30多個妻子。據說張宗昌元帥壹人就有80個妻子……我在香港親眼看到壹個乞丐，除了靠討飯支助他的妻，還養活著兩個妾。”

　　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娶寡婦為妻，沒有生壹個子女，別人怎麼不納妾？中國是小老婆成群。康有為是20世紀初期的例子，毛澤東是20世紀中期的例子，陳希同是20世紀晚期的例子。不信耶穌，中國的二奶群體會越來越大。在信耶穌後，神要把信徒的“個人第壹、他人第二、神第三”的道德觀念完全顛倒過來，變成“神第壹、他人第二、個人第三”，從而脫胎換骨成為壹個新人。所以，在美國沒有壹個總統有小老婆的。

　　在特權階級妻妾成群的中國社會，取不上老婆的光棍會有多少。那麼多的光棍們難道就不會因此而造皇帝的反？不會，因為中國的專制者們給了他們壹個醫治性壓抑的良方：飢餓。使廣大人民始終處於半飢餓狀態，讓人民整日為下壹頓飯而忙碌。

　　2．女又為奴

　　《東周列國志》有個故事：鄭祭足之婿雍糾與鄭厲公合謀要殺鄭祭足，雍糾不慎夢中失言，第二天早上其妻祭氏要問清楚，雍糾不願說，祭氏說：“既嫁從夫，又何說焉？”雍糾只好說了。祭氏聽了，先表贊同，先壹日回娘家去當內應。祭氏在娘家問母親：“父與夫二者孰親？”母親說：“都親”。又問：“兩者哪壹個更親？”母親說：“當然是父親。”又問“為什麼？”母親說：“未嫁之女，夫無定而父有定。已嫁之女，有再嫁而無再生。夫合於人，父合於天，夫安得比於父哉！”這個故事與後來的“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做法不同。儒家的“三綱五常”把婦女的再嫁權剝奪了，婦女出嫁後，就再也沒有選擇的權利了。

　　服從是女人的天職。儒家經典《禮紀.郊特性》篇說：“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禮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孔子家語.本命論》）。“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漢代的儒家寫《忠經》，把臣“忠”的邏輯移用於女人，宣揚“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女人若嫁了兩個丈夫，不但難以做女人，而且難以做女鬼；據說死後要被判官壹劈兩半，分給兩個丈夫。《清律例》就明載“蓋夫為妻綱，妻當從夫”，對於女人來說獨立意志和人格等等更無從談起。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孔子提出：“女子小人難養也”。在中國，女又為奴，所以孔子把女子小人相提並論；小人即當時的奴隸用勞動養活了世界，可孔子居然說這些小人真難養活和對付。還有比這更無恥的言論嗎？

　　中國女人為什麼要自稱為“奴”呢？原來中國人“心甘情願”喜歡做奴隸，我現在為奴，但“30年的媳婦熬成婆”，30年後我就是主婆(升級)了。難怪中國人生了小孩子後，聽到的恭喜卻是：“妳又升了壹級”！壹個等級奴隸制根深蒂固的民族，是無法真正理解自由平等的，因為他心中根本就沒有這概念。儒家的等級文化怎能轉化為民主文化?

　　《禮記》：“奔者為妾，父母國人皆賤之”、“良賤不婚”。就是說，假如男女們自由戀愛受阻，相約私奔的話，則女方沒有資格為妻，雙方家族都只認為她不過是壹個妾而已。

　　《禮記》云：“妾合買者，以其賤同公物也。”妾的身份卻只不過是買來的物品。

　　妾的本意是女奴隸，《尚書》有云：“馬牛其風，臣妾埔逃，勿敢越逐。”意思是牛馬發情逃跑了，男女奴隸私奔了，都不必去追。其中“妾”指女奴隸，“臣”指男奴隸。因此娶妻講究的是門當戶對，三媒六聘，“八台大轎抬進門”，拜堂成親。而妾壹般是買來的身分微賤的女子，壹般從側門抬進去，也沒什麼熱鬧的場面。至於妻和妾生的子女，就更有區別了，禮教中最講究的是嫡庶，即“立嫡不立庶、立長不立幼”——正妻生的為嫡子，妾生的則稱庶子，除非正妻或逐或死，妾被扶正，否則做妾的很難有翻身餘地的。

　　《唐律疏議》明確規定：“妾乃賤流”、“妾通買賣”、“以妾及客女為妻，徒壹年半。” 其根本理由是：壹則紊亂了上下不移的等級關係，二則破壞了宗法嫡庶次序。妻是嫡，而以妾為妻是以庶代嫡，違背了禮教等級。“是可忍，孰不可忍？”假如將妾升為妻，就是觸犯了刑律，壹但事發，兩口子要壹齊服刑壹年半，服完了刑照樣得離異。這樣的法律下，做姬妾的已不是人了，丈夫或嫡妻凌虐姬妾，也就成了家常便飯。

　　中國式的“姬妾制度”，是壹種極度沒有人性、極度殘忍無情的制度。因為它將“階級”帶進了家庭、帶進了同床共枕的人兒、帶進了手足之情中間，強行把血脈相連的壹家人分成了壓迫和被壓迫的兩類。這實在是對人性莫大的嘲諷。光從制度含義來講，姬妾制度連阿拉伯國家的“四妻制”都不如，這是“仁恕”之道背後的黑色幽默。

　　中國古代男女從來沒有平等過。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則必須三從四德，從壹而終，夫死要守節；丈夫可以隨意休妻，但是妻子沒有“休夫”的權利。中國女人稍有不對就可被休，有所謂“七出”：無子、淫逸、不事舅姑、口舌、盜竊、妒忌、惡疾(儀禮)。“無子”放在首位，壹個女人不會生孩子，那她就喪失了存在的價值。

　　3.凌虐婦女，從天子至庶人，彌不有之；蓋婦女居於底層之底層，被視為器物、家畜；生殺予奪，無復人氣；尤為可嘆者，社會熟視無睹，甚至讚揚此類野蠻行為。

　　中國雖有著“人命關天”的諺語，卻歷來是壹個輕賤人命的國家。西漢年間，廣川王劉去盜掘了壹座古墓，發現有100多具屍體，衣服完好，栩栩如生。這些屍體只有壹個男性，其它都是女性，原來這是公元前771年西周末代帝王周幽王的墓，那些女屍都是殉葬的妃妾。

　　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後用177人殉葬，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乃作黃鳥之詩。秦穆公號稱賢主，猶遺命驅人殉葬。

　　晉文公登位前曾住在齊國，他的老婆為了讓他逃出齊國，殘忍地殺死了知道消息的丫環。

　　吳起殺妻以求將，因此而得將印；吳起是儒家，他以兵機見魏文侯，是儒冠儒服。

　　趙國貴族平原君寵姬玉嫣嘲笑了瘸子門客，許多門客因此而去。平原君為了贏得奴才的忠心，不惜殺掉心愛的女人。

　　荊軻見燕女之手美，隨口盛讚，燕太子丹遂斷女臂以贈荊軻，此與取千里馬之肝為荊軻療疾，同為求得荊軻為其效死力，而視女人與馬無異。

　　秦嬴政建驪山陵讓壹萬多宮女為他活活殉葬。妃妾殉葬，壹直延至明清。

　　明太祖朱元璋死後，用了46個妃妾、宮女殉葬。永樂末年，明成祖大肆屠殺宮女、宦官，在壹次大慘案中，被殺的宮女有近3000人之多。明成祖死亡（公元1424年）的當天，30多名宮女被帶上殿堂，殿堂內置有小木床，使宮女立在床上，梁上結有繩套，把她們的頭放在圈套中，然後撤掉小床，使她們吊死。

　　劉安殺妻給劉備吃而得曹操賜金；劉備說妻子如衣服，可隨時脫下甩掉：這和西方的壹夫壹妻制尊重女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三國志卷六.裴松之注引典論》：(袁紹妻)劉氏性酷妒，紹死，殭屍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劉子袁)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

　　曹植的妻子為了討丈夫歡心，她穿了壹件漂亮的華服，在曹植面前轉著圈子，不料被曹操看到。由於曹操嚴禁家人穿綾羅綢緞，加上曹操正對曹植壹肚子不滿，壹聲令下，壹位愛美的女性便命赴黃泉。

　　魏文帝曹丕即位第三年，頒布了壹項《禁婦人與政詔》，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君臣不得奏事太后，後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曹丕太過分了，剝奪婦女參政之權倒也罷了，還要將“亂之本”這頂惡帽送給她們戴。曹丕還用壹杯毒酒把自己的妻子甄氏殺了。

　　三國時期的石崇經常大宴賓客，令美人行酒，如果客人飲酒不盡，就令人斬勸酒的美人。有壹次王丞相導與大將軍敦壹起拜訪石崇，石崇請他們吃飯，勸酒。王丞相平素不能飲酒，只好勉強應付，以至大醉。大將軍敦則故意不飲酒，看石崇怎麼辦。這樣，勸酒女郎因不能“完成任務”，壹連被斬了三人。旁人十分緊張，不安，勸大將軍敦快飲酒吧！敦卻說：“他殺他的人，和我有什麼關係！”這真是壹群禽獸之徒。

　　十六國之壹的前涼王張天錫，有寵妾閻氏和薛氏。有壹天張天錫重病臥床，自覺性命不長，對二寵妾說：“妳們將何以報我？我死後，二人豈可再為他人妻！”二妾回答說：“妳若不避諱談死，妾請求殉死，供灑掃地下，誓無他志。”到張天錫病危時，二妾都自刎而死。後來，張天錫的病卻好了。

　　南朝梁時有個叫杜嶷的人，納了壹個年輕貌美的妾。有壹天這個女子收到其父的來信，正讀信時杜嶷回家，妾羞以家事告杜嶷，把信吞了下去。杜嶷懷疑是情書，命令剖腹取信，信取出時，妾氣尚未斷。杜嶷看完後，知妾被冤枉，可妾已經死了。

　　嚴武稚年椎殺父妾，由此成名。《新唐書》卷壹百二十九嚴武傳：武字季鷹，幼豪爽。挺之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而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錐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這段文字約占嚴武傳全文1/4，足見儒家如歐陽修者，對這類非人道之行為不僅不加譴責，且持讚賞之態度)！

　　虐殺婢女的事在包括唐代在內的封建社會實在太多了。雖然法律規定殺奴婢是犯法的，但與殺良民量刑卻不壹樣，只是“杖壹百”或“徒壹年”，不需抵命。至於權貴豪門，法約束不了他們，更視婢女的生命如草芥。例如驍衛將軍張直方生性暴戾，對奴婢稍有過失就殺。房孺復妻崔氏壹夕就杖殺侍女兩人，埋於雪中。韋皋做了高官後，將岳丈家當年對自己無禮的婢僕全部杖殺，投入蜀江。

　　“為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白樂天的哀嘆，是為中國婦女的痛苦而發。關盼盼難忘亡夫張建封恩情，移居舊宅燕子樓，矢志守節，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白居易聽聞了關盼盼10年守節的故事，認為她既已堅持這麼久，何不索性以死殉夫，留下貞節烈婦的美名呢。於是提筆作詩云：“黃金不惜買娥眉，揀得如花四五枚，歌舞教成心力盡，壹朝身去不相隨”。托人轉交關盼盼，盼盼閱後為其亡夫張建封絕食殉死。

　　明代的張獻忠為祭神，砍了無數女人的雙腳，堆成兩座金蓮峰，由於峰頂要放最小的腳，他只好把身邊的寵妾的腳砍下來放了上去。可以想象沒有了雙腳的女人命運，只有死路壹條。所以，壹有戰亂便自殺保節，成了傳統女性的人生追求。

　　唐代開始的纏足文化，令變為小腳的女人只能是性工具了，歷代文人除了給小腳命名為：香蓮、金蓮、纖蓮、蓮趾等，還形成了審美原則：小、瘦、尖、彎、香、軟、正。鑑賞等級：神、妙、仙、珍、清、艷、凡七品；之外，更分出了南北的不同審美：北喜垂鈎南愛翹。由此可知，中國女人成為掌上“珍品”之後，就只有被品味著吃掉了。

　　胡適1961年在《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的演講中說：“壹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達壹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壹聲抗議，還有什麼精神文明可說？”

　　幾千年來，沒有人對太監這種非人的制度表示反抗；相反，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自我閹割。很少有人對纏足的惡習表示憤怒；相反，更多的是下流文人的低級肉麻的讚嘆。

　　孔子說：“男女授受不親”，導致了寡婦因手臂被男人碰而自砍手臂。五代王凝妻李氏，只因為被亡夫之外的男子拉了壹下手臂，便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壹手並污吾身。”於是以斧自斷其臂，為歐陽修大加讚許。

　　“存天理滅人慾”就是宋朝理學家二程、朱熹之流提出來的。所謂的“天理”就是儒教的祖先崇拜，這使得男人們可以理直氣壯地不受限制的納妾，以多生孩子，以廣子嗣，以繼香火。理學所謂的“滅人慾”其實是專門針對女人們講的。單單用外在的“禮”束縛女人們的行為是不夠的，還需要用“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貞操烈女觀來禁錮她們的心，才能做到萬無壹失。有人問朱熹寡婦因為無力維生，餓死怎麼辦？朱熹回答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把貞操看得比生命還重要導致了多少人間悲劇！

　　明清以降，禮教炎威日熾，正史及各地的府州縣誌，無不專列“烈女”壹卷，但大多數人卻連名字也未留下，只有壹個而已。前為夫姓，後為父姓，表明她們只是作為夫權和父權的所有物而存在的。

　　明代蘇州崑山有壹個叫李惠的婦女，19歲時夫亡，也沒有生育。她留在夫家決心守節，有人勸她：“沒有兒子，老了靠誰？”她說：“丈夫是天，天只有壹個。夫死無子，是我的命不好，妳們不要用這些髒話來污我的耳朵！”為了“明志”，她幾次想自殺，都被家人救下。洪武十年時，丈夫的哥哥犯法被捕，她也受株連入獄。有人又勸她說：“如果妳改嫁，離開夫家，這事就與妳無幹了，妳就可免罪了，否則，將死在獄中。”李惠怒氣沖沖地說：“我不會因為危難而拋棄禮義，只要能守節，就是死壹萬次也在所不辭。”她的行為深受官府賞識，明太祖下詔旌表了她。

　　明朝的“清官”海瑞居家九娶而易妻，離開北京時，使用30名轎夫，到德州後，增加到壹百多名。他出門祭祀海神，說要訪問民情，行的是擾民的事，連百姓家的柴火都被徵用光了。海瑞年僅五歲的女兒，僅僅因為從家童（自然是男性）手中接了壹塊餅吃，便被海瑞認為亂了“男女授受不親”的大防，犯了不貞之罪，逼令其自行餓死以贖罪。海瑞嚴格遵循儒家倫理道德，殘忍地殺害了自己的女兒。他從來就不懂得什麼叫“愛”。

　　漢民族有女性自殺殉夫的傳統，娥皇、女英因夫死後投江。正史孝行傳對殉夫而死的未亡人，也大加表揚！皇帝們死後，往往還要妃嬪殉葬。女人不過是男人的財產罷了。

　　有的女子只是許聘於人，並未過門，夫死，也終身守節，或以身殉夫。如據《開封府志》記載，明代開封府杞縣有壹個女子鄭京姐，10歲時許聘給王念祖，不久，王病死。當時年僅十壹二歲的鄭京姐力請父母讓她歸於王家。去王家後，穿上自備的哀服，先拜天地，再拜王氏父母，再拜父母，壹如婚儀。禮畢，來到念祖靈柩前哭奠、守靈。5天后，送葬的日期到了，她換上吉服，在柩旁自縊身死。

　　1918年，中國有壹個女人死了丈夫，她試用了九種不同的方法自殺，磨難了98天才成功死去。死後她的神主牌被供奉在祠堂上讓人膜拜。政府、民間宗法勢力都對踐行這些儒家教條的行為都加以引導和鼓勵。依照“褒揚條例”，凡婦女至少在30歲到50歲之間不再嫁人或為亡夫或未婚夫而自殺或因遇強暴不從致死或羞忿自盡者，都會受到政府褒獎。

　　佛教、回教、基督教都反對自殺，惟有我們這個民族鼓勵女人自殺，真是野蠻啊！野蠻來自於儒家教條[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及其信徒。

　　到了清代“男尊女卑”已達到了壹種迷信的地步，甚至認為只要軍隊中有女人就註定要打敗仗。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頒布了禁令，嚴禁外國婦女來華，其後世代相傳。道光年間這種情況更變本加厲，《東華續錄》記載，道光十年(1830年)，軍機大臣上書奏請“藩婦不准來省居住，夷商不准坐轎進館”。當時的兩廣總督盧坤在《防範夷人章程八條》中明確規定：“夷人偷運槍炮，及私帶藩婦梢人等至省，應責成行商壹體稽查也”。

　　4．中國文化就是重男輕女。女兒沒有繼承權，更不用說女婿、外甥有什麼繼承權了。在西方和日本，女兒都可以當國王，英國經常有女婿當國王，惟獨中國例外，真特殊的。

　　690年武則天改唐國號為周。中國每次改國號都死千千萬萬的人，為何對國家的名字改來改去？因為中國繼承權的高度排他性，異姓[包括女兒]不得封王，更不能當皇帝。所以，為了名正言順，乾脆把國名也改了。武則天后來取消帝號和國號，承認改國號錯了。其實，俄羅斯也有2個女沙皇，她們是沙皇的老婆，還是德國人，她們當皇帝也沒改國號。

　　中國目前的農村，仍然流行“嫁出去的女，潑出去的水”，是沒繼承權的，為此引發打官司。女人出嫁，戶口很快遷走了；要是招女婿，戶口很難遷進來，而且女婿往往是受社會歧視的對象。這表明中國人對異姓的歧視是根深蒂固的。

　　在湖北紅安紅四方面軍的故都七里坪看到的標語儘是：“溺殺女嬰是種犯罪行為，嚴禁B超查性別”。今天，重男輕女在農村比任何時代都突出，山東招遠市的趙玉令殺死了回國探親的博士女兒和博士女婿，原因是女兒不肯承擔傻子弟弟買賣婚姻所需要巨大開銷。

　　婦女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女子無才便是德”！有才便是無德了。但這個說法用在男人身上卻截然相反了。男人要越有才便越有德。這是什麼邏輯呢？說穿了，只是用來轄制婦女，壓迫婦女罷了。女子有了才，不服男人管轄了，那可怎麼辦？

　　受這種文化傳統的影響，中國的女孩子都熱衷於傍大款，當二奶，而且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而西方女性追求人格獨立，中國人是不能忍受這種事情的。

　　從對待女性等弱勢群體的態度上來看，中國文化中的“禮儀”與西方文化的禮儀相比，那是猴子的禮儀與人的禮儀的區別。中國的禮儀只是猴子的禮儀：有吃的東西要先給大王吃，有母猴子先給大王泡，小猴子要對大猴子恭恭敬敬，不然就要挨揍；大猴子要對猴王恭恭敬敬，不然就要挨揍；母猴子要對公猴子恭恭敬敬，不然也要挨揍；這就是猴子的禮儀。

　　中國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壹夫多妻制國家，中國也以婦女纏足和溺棄女嬰聞名於世。魔鬼把人變成工具，人也把人變成工具。女人和孩子不僅是傳宗接代的工具，也是發泄性慾、顯示尊貴的工具。中國真正的壹夫壹妻制，是在傳教士到中國之後才逐漸開始的。有很多知識婦女今天聲稱熱愛中國文化，她們根本不知道她所熱愛的中國文化原是婦女的祭壇。

　　中國吃人史

　　唯物主義把壹切歸於物質，這樣使人喪失了尊嚴，失去了高貴的人格。生命成了強者手中的工具。韓信“多多益善”,在他眼裡士兵不是人，而是工具。孩子死了，父親為“絕戶”痛苦超過了失去生命而痛苦。人的物質化與工具化使中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吃人國。

　　韓國裔的美國人鄭麒來在《中國古代的食人》壹書中說，中國的“食人”記錄，在世界上是少有的。食人的多次性、殘酷性和有理論的吃人，在世界上是罕見的。中國歷史上共有118個年代發生過人吃人的記載。平均每18年就有壹次大規模的人吃人。這還僅限於有官方文獻可考的官方紀錄(不包括地方志、野史雜記)，也僅限於大饑荒時的人吃人，若至於戰亂時的人吃人，平常時的吃人肉……那就更無計其數了。從中國史書上常可以讀到諸如“人相食”、“啖肉”、“癵肉”、“肉刑”、“割股事親”、“割肝炒菜”、“弱肉強食”、“人市”、“人肉包子”、“人肉市場”、“人肉筵席”、“殺妻宴客”，甚至“乾屍”、“鹽屍”、“人彘”等駭人的字眼，可見中國不僅饑荒時人吃人，戰亂時人吃人，即使平時，也常以人肉當美食，生病時以人肉當藥補，並發展出壹套全世界獨壹無二的人肉料理學。

　　周文王姬昌為了表示對紂王的忠誠，吃掉了用自己兒子做的肉羹。

　　《管子》中記載：齊桓公有壹次說：“易牙做的飯太好吃了，只是還沒有吃過易牙做的蒸嬰兒肉。”第二天，易牙就把自己的3歲兒子蒸了端來給齊桓公吃。齊侯壹面講禮教，尊周室，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葵丘大會說了多少“誅不孝，無以妾為妻，敬老慈幼” 等等道德仁義的門面話；他不但是姑姊妹不嫁的就有七人，而且是壹位吃人肉的。

　　豎刁知道齊桓公喜好女色，就把自己閹割成太監，以便能夠經常接近齊桓公。齊桓公嘆曰：“豎刁自宮以事寡人，是愛寡人勝於愛身”。豎刁因此得寵。這就是“豎刁自宮”的典故。桓公的宰相管仲卻說：“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後來齊桓公病倒了，易牙、豎刁乘機囚禁齊桓公，追殺太子姜昭。齊桓公被活活餓死，死在宮中後67天，還不讓人收屍，以至屍體上的蛆蟲，紛紛爬出宮門。

　　公元前661年，翟人攻衛國，殺衛懿公並吃了他的肉，而拋棄了他的肝。衛懿公是歷史上唯壹的被人吃掉的國君。

　　《左傳》記載：宋國的都城被楚軍圍困時，宋國人都“易子而食”。

　　戰國時，魏國的將軍樂羊率軍攻打中山國。可他的兒子在中山國為人質，中山國將樂羊的兒子做成羹送給樂羊。樂羊知道羹是什麼做的，但他還是喝了下去。這壹行為受到魏國人的廣泛讚揚。

　　戰國時期，就曾發生這麼壹件事。齊國有兩位勇士，壹人住城東，壹人住城西，互相不服氣。某日，他們突然在衝上相遇，想比試壹下，到底誰是真正的勇士。他們壹同到酒店飲酒，壹個人說：“喝酒不能沒有下酒菜。”於是就拔出刀來，割下自己身上的壹片肉給對方吃。另壹位毫不示弱，也拔出刀來割自己身上的肉給對方吃。這樣，妳割壹片，我割壹片，割來割去，兩個人不壹會兒都送了命。

　　漢高祖恐諸異姓王韓信、彭越、英布等功高震主，便藉口消滅之。《史記.黥布列傳》記載，公元前196年夏，劉邦以梁王彭越陰謀造反為由，將其殺死，切碎作成肉醬，並把這肉醬分發給全國各地的諸侯食用，以示恐嚇。不但皇帝吃人肉，還要追給諸侯嘗人肉茲味。劉邦壹面講禮教、尊孔子，壹面吃人肉。

　　王莽政權崩潰後，人們割了他的頭，還將其舌頭切了分吃。

　　漢光武帝建武二年(26)，關中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獻帝興平二年(195)，關中大飢“民相食略盡”。

　　漢末臧洪為袁紹所圍，城中食盡，亦“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吳虞在《吃人與禮教》壹文中說，“把人當成狗屠，把他人的生命拿來供自己的犧牲”，然而，就是“這樣蹂躪人道蔑視人格的東西，史家反稱准他為‘壯烈’，國人反親慕他為‘忠義’，真是是非顛倒，黑白混淆了…孔二先生的禮教，講到極點，就非殺人吃人不成，真是慘酷極了!”他得出結論說，禮教就是“吃人”，“吃人”就是禮教。

　　三國時，吳國大將高澧好飲酒，愛殺人並飲人的鮮血。每天夜晚，他都在住所附近擄掠過往行人，殺死後飲其血食其肉。

　　東晉孫思作亂時，擒獲縣令就把他剁成肉醬，並且把他的妻子兒女殺死吃肉。誰不肯吃這人肉就把他支解處死，連他的肉也壹塊吃掉。

　　劉宋元嘉十八年（441年）酒泉守將沮渠夫周“殺妻以食戰士”。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453)，“張超之走至合殿御床之所，為軍士所殺，刳腸割心，諸將臠食其肉，生啖之。”

　　前廢帝永光元年(485)：“討義恭殺之並其四子，斷絕義恭肢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目粽。”

　　梁武帝太清三年(549)，“九江大飢，人相食者十四五”[40%-50%]，建康城內因侯景圍城“數月之間，人至相食，存者百無壹二”。“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

　　元帝承聖元年(552)“暴(侯)景屍於市，市民爭取食之，骨皆盡；”侯景的屍體被切成碎塊煮成湯（羹），侯景的妻子凓陽公主也被民眾殺而食之。侯景的副將王偉被囚並解往江陵，被梁朝的民眾放在爐中烤熟食用。

　　十六國時，前秦符登領兵征戰，把殺死的敵兵叫做“熟食”。他對軍士們說：“妳們早上作戰，晚上就可以飽餐肥肉，不必擔心挨餓。”於是，部下都甘願效力，打完仗就吃人肉，吃飽後再作戰，兇猛異常。

　　隋朝初年，王頒因不滿陳國國王陳霸先殺其父，加入了正在南方攻打陳國的隋軍。陳國敗後，王頒從墳中掘出陳霸先的屍體，焚其屍骨，用水和著骨灰喝了下去。

　　隋煬帝開汴渠，麻叔謀被任命為開河督護。他到達寧陵後患病，求醫診治。醫生說必須用肥嫩的羊肉蒸熟後加入藥物，壹起服食。鄉村百姓前來獻羊羔約有數千人，麻叔謀給了他們優厚的報酬。寧陵縣下馬村有個叫陶榔兒的，他家的祖墳靠近河道，害怕挖河時被發掘，就偷了別人家壹個三四歲的男孩，殺死後蒸熟裝入食盒獻給麻叔謀。麻叔謀吃著這肉，香美異常，十分滿意，就下令讓河道在經過陶家墳地時繞了個彎。陶榔兒兄弟繼續偷盜小兒蒸熟獻給麻叔謀來討賞。其它百姓也效法他們。當時，附近村莊接連丟失小兒達數百名。當地凡有小孩的人家，都特製壹個大木櫃，夜裡就把小孩藏在櫃中，用大鎖鎖牢，而且全家人點著蠟燭值班看守。到天亮打開柜子，若小孩還在，全家老幼都壹齊慶賀。即使如此，丟失小兒的事件仍然不斷發生。

　　隋代楊玄感謀反，煬帝把他擒獲正法，罪及九族，並且命令朝廷公卿以下官員，都去割食他的肉。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 (616)，江淮饑饉無食“始采樹皮葉，或搗藁為末，或煮土而食；諸物皆盡，乃自相食。”

　　隋代末年，高瓚宴請諸葛昂，把壹對十來歲的雙生子烹熟，頭顱、手和腳分別裝在盤子裡，端上宴席。不久，諸葛昂宴請高瓚，讓自己的愛妾敬酒，那妾無故笑壹下，諸葛昂怒叱她壹頓，命令她退下。不壹會，把這位妾整個放在大蒸籠里蒸熟，擺成盤腿打坐的姿勢，放在壹只特大的銀盤子裡，她的臉上重新塗好脂粉，身上用錦蓋著。這道“菜”抬上來後，諸葛昂親手撕她大腿上的肉給高瓚吃。諸葛昂神態自若，撕扯妾的乳房上的肥肉大吃大嚼、盡飽而止。後來遭遇兵亂，諸葛昂和高瓚壹齊被盜賊抓去，盜賊割下他們的肉烤著吃。

　　隋末的朱粲是壹位吃人魔王。當時襄陽、鄧州壹帶大災荒，白米萬錢壹斛還買不到，百姓相食成風。朱粲乘亂起兵，常捕捉民間幼兒蒸吃，朱粲用二百石銅鐘煮人肉。他對軍士說：“世上最美的食物，還能超過人肉嗎？只要國中有人，我就不用擔心軍糧。”他下令捕獲婦女和兒童，蒸熟分配給士兵當飯。後來朱粲降唐，李淵派部將段確勞軍，宴席間，段確對朱粲開玩笑說：“人肉到底什麼滋味？”朱粲反唇相譏：“如果是剛喝過酒的人，他的肉就像糟藏豬肉壹樣。”段確怒罵道：“妳這狂賊，既已入我唐朝，不過是壹個奴才罷了，還敢吃人嗎？”朱粲就下令將段確殺死，烹食其肉。

　　貞觀年間，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被腰斬，名叫丘行恭的將官用手挖出劉蘭的心肝生吃。

　　武則天時期，杭州臨安縣尉薛震好吃人肉，有壹個向他討債的人帶壹名僕人來到臨安，住在旅店裡，薛震把他們主僕二人用酒灌醉殺死，然後把屍體放入大鍋中，加上水和水銀同煮，連骨帶肉壹起化為肉醬。薛震又要煮食自己的妻子其妻驚覺逃走，報告縣令，縣令派人逮捕薛震，審得真情，把他笞杖致死。

　　此時，嶺南陳元光性情暴戾，他設宴待客，壹男僕敬酒，陳元光勃然大怒，命令衛士立即把他拉出去殺死，又把他的肉煮爛端上宴席讓客人們嘗鮮。客人們不知是人肉，邊吃邊說好吃。當時又有施州刺史獨孤莊喜歡吃人肉，他生病時不想吃飯，只回憶起平時吃過的人肉味道不錯，這時他的部下有人死了壹名婢女，就叫人割下她肋下的肉煮熟給他吃。

　　武則天死後，其寵臣張易之、張昌宗兄弟被殺，百姓們臠割他們的肉，煎炒而食。

　　安史之亂時，皇帝李隆基向西南逃跑；士兵們在陝西馬嵬驛發生譁變，楊玉環、楊國忠被殺；楊國忠的肉被士兵吃得乾乾淨淨。

　　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尹子奇久圍雎陽“城中食盡……(張)巡出愛妾,殺以食士……將士皆泣下不肯食……(許)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女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才四百人。”壹座3萬餘人口縣城吃人吃到最後，只剩下4百來人。

　　《資治通鑑》記述睢陽張巡殺妻妾吃肉裹腹這壹事件的時候，不僅未對張巡殺人、吃人的暴行作絲毫的譴責，反而對他“忠心耿耿報君王”的行為大肆讚揚。

　　《資治通鑑》中“人相食”出現頻率最高：有人統計該書，發現10頁之內就出現“大飢，人相食”之類的字眼；即使是多達百萬的民眾被吃，史家也若無其事的壹筆帶過。

　　代宗永泰二年十二月癸卯(766)，(周)智光素與陝州刺使皇甫溫不協，“志斌入奏事……叱下斬之，臠食其肉。”

　　唐代白居易的《輕肥》說：“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元和年間，節度使張茂□常吃人肉，後來到朝中任職，別人問他在節鎮時吃人肉的事是真是假，他毫不掩飾地回答說：“人肉腥且，爭堪吃？”代宗時，嚴震也有同樣的嗜好。李廓任潁州太守時，曾捕獲七名盜賊，李廓審問他們，為首的盜賊供稱，他們是得了某個江湖秘傳，說了吃了人肉之後，這家人就會昏睡不醒，因而行竊時就不會被發覺。

　　在許許多多苦難之中，最大的苦難，莫過於人食人；而所有發生在王朝末代的這類人間慘劇，莫過於唐末。而在唐末，所有食人者，又都比不上以黃巢為首的農民起義軍。

　　黃巢所過之地，百姓淨盡、赤地千里。《舊唐書》記載：僖宗中和二年(882)，黃巢在失敗前夕包圍陳州近壹年時間裡；採用過機械化方式，數百(壹說三千)巨堆，同時開工，成為供應軍糧的人肉作坊，流水作業，日夜不輟。將大批鄉民、俘虜，無論男女老幼，悉數納入巨春，頃刻磨成肉糜，供應他圍城部隊，以保證起義軍的戰鬥力。陳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最保守的估計，吃掉十倍於張巡守睢陽城時的人口——30萬。像黃巢以人肉為糧糗的惡行，絕非壹般意義的戰場上的較量，而是人性滅絕的屠殺。

　　唐末時，秦宗權常派遣部將四處屠殺百姓，他的軍中不帶米麵，把殺死的人用鹽醃起來作為軍糧。唐末楊行密圍攻廣陵時，城中糧草罄盡，守城軍士就抓百姓到集□上販賣，專門派人殺戮他們，像屠宰豬羊似的，這些人被殺時，竟然壹聲也不喊叫。

　　光啟三年 (887)：“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料值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盡，以堇泥為餅食之，餓死者大半。宣州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壹聲，流血滿於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顰蹙而已。” 當城裡糧盡時，“饑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牽，就屠賣之，屠者刲剔如羊豕”。人像豬羊壹樣被屠夫切了在市場上賣錢營利，其景象雖比人間地獄亦有不及。

　　“河陽節度使李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為資，啖人為糧。”

　　昭宗大順二年夏四月庚子(891)，“(王)建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韋)昭度親吏駱保於行府門臠食之”。

　　五代時的趙思綰領兵占據長安時，就殺婦女兒童為軍糧，按壹定的數目分給各部。趙思綰愛吃人的肝，他把活人剖開肚子，割下肝臟，炒熟飽餐，把肝吃完，那被割下肝臟的人還在慘叫。趙思綰從作亂到敗亡，共吃人肝66副。

　　五代後晉時，張彥澤被耶律德光擒殺，市民們砸開他的頭顱，挖出腦髓，又割他身上的肉，壹同烹食。後晉萇從簡歷任河陽、忠武、武寧等鎮節度使，特別愛吃人肉，所到之地，都派親信捕捉民間的兒童蒸熟吃。後漢蔡王劉信掌管禁軍時，左右若有人犯罪，就抓來他的妻子和孩子，當著他的面零刀割他們，讓犯罪者吃自己親人的肉。被零割的人身首異處，手足分離，滿地鮮血橫流，劉信舉杯飲酒，並讓樂隊奏樂，毫無憐憫的表情。劉信雖然自己不吃人肉，但他的這番舉動和那些吃人的人相比，其暴虐程度更嚴重。

　　古代契丹的東丹王李贊華好飲人的鮮血，他常把婢妾的身上刺個洞，用嘴對著傷口吮吸血液，像小兒吸奶似的。

　　北宋大將王彥升領兵作戰，得勝後就會命令設宴，把抓到的敵兵俘虜綁在旁邊，他用手硬扯下俘虜的耳朵，放在嘴裡咀嚼，同時慢慢舉杯飲酒。俘虜滿面鮮血淋漓，疼得嗷嗷直叫，王全然不顧，與賓客談笑風生。他用這樣的辦法共吃了數百名俘虜的耳朵。

　　北宋初年，有個名叫王繼勛的，本是孝明皇后的異父同母弟，他因橫行不法，獲罪被貶，產生變態心理，專門以臠割奴婢為樂事。開寶三年(970)，他復官分司兩宗，經常強行買得民間少年男女作奴僕，稍不如意，就把他們殺死，烹食其內。宋太宗趙炅繼位後，有人揭發了他的罪行，(977年)將他罷官治罪。他供認共殺食婢女百餘人。被斬首於洛陽。仁宗時期，廣源州儂智高的母親阿虎喜愛吃人肉，每頓飯都要殺死壹名小兒供她食用。

　　岳飛詩詞中有“壯士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此處的匈奴，是指女真人），壹個心中充滿了仇恨又想吃敵人肉與血的人，是被專制的愚忠所徹底異化了！漢族為什麼如此仇視異族？岳飛殺了壹個漢奸，圍觀的人們把死人碎屍並食用，以發泄對賣國者的仇恨。

　　北宋靖康之亂時，江淮之間民眾相食，人肉的價錢比豬肉還便宜，壹個少壯男子的屍體不過15千（1斗米要數十千錢）。明代萬曆45、46年（1617、1618）山東大饑荒，蔡州人吃人，慘不忍睹。清同治3、4年間（1864、1865），皖南到處人吃人，人肉開始賣到30文1斤，後來漲價到120文1斤；江蘇句容、溧陽、溧水等處賣到80文1斤。

　　宋代文人莊綽在《雞肋編》說：“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六七年間，荊榛千里，盜賊、官兵、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豚，肥壯者壹枚不過十五千，全軀暴以為臘。老瘦男子名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不慕羊’；小兒呼為‘和骨爛’，又通稱為‘兩腳羊’”。兒童的肉叫做“和骨爛”，是最鮮美的，因為兒童肉在煮爛後，可以連骨頭壹起全部吃掉；年輕女子的肉則被稱為“不羨羊”，意思是比羊肉更鮮美；男人的肉被叫作“燒把火”，意為燒不爛，是人肉中最不好吃的（需要多加把火）；對人肉的通稱則是“兩腳羊”。

　　南宋時，因元兵打來，齊魯壹帶的漢人從山東逃到杭州，半路上沒有吃的，他們就吃人肉乾：“人臘”，壹直吃到杭州為止。

　　南宋寧宗嘉定年間，林千之任西欽州知州，得了壹種病(末疾)，有個醫士告訴他，吃童男童女的肉可以強筋健骨。於是，林千之派人在本州島島境內捕少年男女，製成肉乾，叫做“地雞”、“地鴨”。嘉定十年(1218)，此事被當地土司告發，林千之被朝廷免官，但未判死罪，僅流放到海南。由於南宋政治腐敗，這樣的吃人的昏官竟然沒有得到懲罰。

　　南宋紹定六年（1233年），唐州被困，“城中糧盡，人相食，金將烏庫哩黑漢，殺其愛妾以啖士，士爭殺其妻子”。殺妻或殺妾之後，必是“括城中婦人食之”！

　　元人陶宗儀所著的《南村輟耕錄》裡說，“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鐵架上生炙。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卻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男子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剜其兩乳，酷毒萬狀，不可具言”。人肉曰‘想肉’，食之而使人想也。“淮右之軍”即朱元璋之軍，這個吃人上癮的軍隊，何嘗考慮過民意。

　　朱元璋賜給常遇春美妾，可常遇春的元配砍掉了美妾的手。朱元璋派人殺了常遇春的元配。她的肋骨被砍成小塊弄熟，由朱元璋分發給常遇春及眾大臣食用。

　　明太祖朱元璋的孫子朱有熹，最愛生吃人的肝、膽和腦汁。每天天黑後，他看見有人經過他所居住的王府旁邊，就命令手下人把他們引誘到府中殺死，供他食用。後來，人們都不敢從他的府邸前後經過。像朱有熹這樣的帝室貴胄，竟然如此歿暴，其下的凶官悍將的吃人行為也就不足為奇了。

　　明代初年，韓雍率軍平定廣西壯族、瑤族的叛亂。有壹次，他和部將在轅門商議軍事時，把幾名俘虜拉過來斬首，然後剜出死者的心臟，砸開頭顱取出腦汁，趁熱吃下肚去。

　　明成化年間，湖廣都指揮彭倫跟隨趙輔平定大藤峽民叛亂，把抓獲的俘虜綁到高竿上，讓兵士將他們亂箭射死，然後又割裂他們的肢體，讓兵士烹煮而食。

　　明代有個名叫王冠的人，熱衷於房中術。他有婢妾十餘人，咨意縱慾，婢妾懷孕快要分娩時，王冠就讓她服藥打胎。胎兒產出，王冠就把胎兒放在石臼中搗成肉醬，配製成藥丸。他還購買別人家的幼兒烹熟食肉。後來事情敗露，王冠被治罪，凌遲處死。

　　明正德年間，宦官劉瑾倒台後被凌遲處死，仇家出錢賄賂劊子手，買去他的每壹片肉生吃，以解胸中之恨。

　　嘉靖時，王被嚴嵩殺害，後來嚴嵩的兒子嚴世蕃獲罪被斬首，王的兒子王世貞、王世懋兄弟花錢買通行刑的劊子手，砍下嚴世蕃的壹條腿帶回家去，煮熟祭奠父親，之後，王氏兄弟把那條人腿上的肉吃個淨光。

　　明代萬曆四十五、四十六年(1617、1618)山東大饑荒，蔡州有人肉市場，慘不忍睹。

　　大明崇禎皇帝誤信了滿人並不高明的反間計，將薊遼總督袁崇煥以“欺君悖主，里通蠻夷”的罪名綁赴菜市口處以最殘酷的凌遲之刑。行刑之日，天昏地暗，飛沙走石。袁將軍不為所動，談笑自若。鄶子手因刑前有皇帝的秘令，不敢稍有懈怠，足足割滿1200刀，只乘下壹副骨頭架子才讓袁將軍斷氣。刑後，市民爭購“奸臣肉”食之，竟然抬到20兩紋銀才能買壹兩肉。明末散文家張岱的《石匱書後集》有詳細記載：“割肉壹塊，京師百姓從劊子手爭取生啖之。劊子亂撲，百姓以錢爭買其肉，頃刻立盡。開腔出其腸胃，百姓群起搶之，得其壹節者，和燒酒生齧，血流齒頰間，猶唾地罵不已。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盡”。

　　明末的劉澤清是壹位活吃人的典型人物。他鎮守廬州(今合肥)，平時讀書作詩，頗為風雅，實際上極其兇殘。有壹天，劉澤清設宴請客，讓壹只猩猩捧著壹盞裝有三升酒的金甌向客人跪著敬酒，客人嚇得渾身發抖不敢接酒。劉澤清笑著說：“妳連這畜生也害怕嗎？”他又叫人拉過來壹名死囚犯，在宴會廳中當場打死，取出腦漿和心肝放在另壹盞金甌中，讓另壹只猩猩捧著，劉澤清吃著血淋淋的人心肝，喝著白花花的人腦漿，旁若無人，賓客莫不膽戰心驚。後來劉澤清投降清朝，清朝擔心他反覆無常，尋藉口把他磔死。

　　明末，“蜀大飢，人相食。先是丙戌、丁亥，連歲乾涸，至是彌甚。赤地千里，糲米壹斗價二十金，養麥壹斗價七八金，久之亦無賣者篙芹木葉，取食殆盡。時有裹珍珠二升，易壹面不得而殆：有持數百金，買壹飽不得而死。於是人皆相食，道路飢殍，剝取殆盡。無所得，父子、兄弟、夫妻，轉相賊殺”(清·彭遵泅《蜀碧》卷四)。

　　1628年（崇禎元年）陝西大饑荒，人相食。這場空前的大災難拉開了明王朝滅亡的序幕。李自成大順軍的戰馬飲的是俘虜的血，馬飲慣了血，對水不屑壹顧。上了戰場，戰馬壹聞到血腥味，奔騰嘶鳴，眼睛發紅，簡直像獅子壹樣。李自成攻破洛陽，殺了福王朱常旬，並且取他的血和鹿肉壹同煮熟，賜給部下嘗食，名曰“福祿酒”。

　　大順軍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簞壺食漿，以迎義師。壹農民在城門口攔住幾個大順軍戰士，向他們講述自己的苦難，壹個大順軍小頭目說：“哎呀，妳既然那麼苦，何必活在世間？”就把老農殺了。李自成對安徽戕害最深，十室九毀，十人九亡。清初只得從江浙遷徒民眾到安徽居住，史有‘湖廣填四川，江浙填安徽’之說。

　　清順治九年(1652)南明將領李定國率兵攻新會，城中糧盡，守將就殺居民為食。有壹回城門正要關閉，有幾百名鄉下百姓涌到城門外請求進城避難，縣令不同意收留他們，清軍守將說：“讓他們進來吧！到緊急的時候，這批人可作為我們十天的口糧。”於是打開城門，把百姓放進來。新會縣城被圍困八個月，守軍吃掉民眾近萬人。有戶人家數口被吃，只有壹人倖免，這位倖存者有壹天在路上遇見了清軍守將，就跪下向他下拜。守將感到驚訝，問：“妳拜我幹什麼？”那人說：“我的父母妻子都安葬在妳的肚裡了，他們都沒有墳墓。如今寒食節臨近，我不朝著妳的肚子下拜又到哪裡去拜呢？”守將滿面羞慚，急忙離去。

　　清初順治年間，安邑知縣鹿盡心得了痿痹之疾(半身不遂)，有個方士對他說吃小兒的腦子可以治好病。鹿盡心相信他的話，用高價購買小兒，猛擊其頭部致死，取出腦漿燉熟服用。這樣，他吃了許多小兒，病情未好轉，又請方士扶乩求仙，方士又教他吃生腦漿。於是鹿盡心就把捕獲的小兒敲開頭骨，生吸腦汁。但是，鹿盡心的病到底沒有好，不久他就死了。

　　太平天國之亂後，同治三、四年間(1864、1865)，皖南到處人吃人，皖南、蘇北的人肉價目，高不過百餘文，低僅數十文，遠較豬羊肉為廉。江蘇句容、溧陽、溧水等處賣到八十文壹斤。最初人肉市場中出售的只是死人肉，以後便發展為當場屠宰活人，謂之“菜人”。吃人的理由就是生存，有了壹切為了生存的理由 ，吃人就當然無所顧忌。

　　1895年8月，廣東壹個村子為水發生了武裝衝突；被俘的人被殺死，他們的肉、心和肝被分發給勝方食用；勝方的小孩子，也可以參加這壹人肉“盛宴”。在魯迅《狂人日記》裡提到：近代的徐錫麒被抓後，他的心被炒著吃了。

　　因天災食人越到近代就越多。據《清史稿》記載，352次災荒，發生19次食人事件。在清朝統治的260多年間，大約每15年就有食人的情況發生。1976年唐山地震中壹個困埋在地下的男人，因為將剛剛死去的妻子的胳膊啃吃了壹條，才維持著生命等到了救援。

　　食人，是為了健康。中國人認為吃人肉或者吃人的某些器官對人的身體有好處，在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就有記載。陳泱潮在《不信上帝是中華民族走向衰微和覆亡的致命病毒》中說：我出身在壹個書香門第。曾祖父是拔貢，祖父是舉人 …… 外祖母身體力行儒學“百行孝為先”的教義，實踐過“割股療親”（割下腿肉作為藥引以治父疾）。2005年1月30日，四川忠縣壹流浪漢被人殺死，其男性生殖器被兇犯磨成粉，兌水喝下以治病。

　　甚至認為吃人肉或人的某個器官可以增強性功能。在廣東的某些酒店，嬰兒居然被做成羹湯供人享用，生意還特別紅火！有的嬰兒被加工前還活著！從醫院到酒店有壹套完整的商業渠道 。眼下流行三千元壹盅廣東嬰兒湯；數月胎兒，加黨參、當歸、枸杞子等補藥，再輔以雞肉排骨煲為羹湯，據說極是補氣壯陽。自詡為“嬰兒湯”常客的台商王某，緊摟著妙齡二奶洋洋自得地說：“以我六十二歲的年紀，每晚都可來壹回，還不是靠這個！”

　　我們這壹民族，真是越來越現實，越來越唯物，越來越無所畏懼；但現實、唯物到這壹步，已與禽獸無異了；那我們還有什麼資格“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基督教國家裡，他們無論怎樣享受，怎樣地想錢想瘋了，也不至於想到利用死嬰的份上吧；可我們這壹民族中的人卻這麼想了，這麼做了，還開出專門的人肉餐廳了。

　　妳們對美國人，對日本那邊的事簡直明察秋毫，可對近在自己身邊的，對同胞間這種肆意對待生命、極其醜陋的事卻置若罔聞，壹付漠然！這樣的愛國和愛自己的民族，愛的又是哪門子的“國”和“民族”？我們的農村為什麼到現在依然存在著買賣女嬰，溺殺女嬰的現象。中國呵，我為妳哭泣；中國的農民，我更為妳哭泣！

　　孔子讚揚晉文公的政績，可從沒有譴責過晉文公吃人肉。晉文公繼位前曾到處流亡，沒吃的，介子推就割自己的肉給他吃。這很合乎孔子的殺身成仁的精神，真是仁者吃人！以後歷朝歷代都規定寒食節來學習介子推的獻身精神，臣民都象介子推壹樣的獻身，君王的統治就可以千秋萬代了。割股填君腹的介子推正是孔子“孝”道的典型。以後“割股療親”的事就時常發生。用自己的身體的某壹部分做藥，獻給自己的父母，為他們治病，滋養他們的身體。《二十四孝圖》儘量讚美的就是這壹類的“食人”。

　　中國文化提倡吃人。吃人已進入了中國的文學，被審美化了。《三國演義》第十九回講：劉備被呂布打敗而投奔曹操，在途中住在獵戶劉安家中。劉安非常崇拜劉備，劉安家中又沒吃的，他就“殺妻以食之”。這樣他以“食人”的行為實現了“忠孝兩全”的儒家理想。曹操知道後還給劉安百兩黃金。

　　奴隸主灌輸給奴隸這樣壹種倫理：壹個奴隸，只要忠誠地侍奉奴隸主，即使殘殺並吃掉另外壹個奴隸，也可以不用承擔任何的罪責。假如這種殘殺和虐吃的目的是為了維持奴隸主的統治，那奴隸的行為還會受到褒揚和獎勵。作者是讚美這種的德行，而讀者看書時也沒感覺到可怕，可見我們的心靈麻木到了什麼程度！這種吃人有理的文化說明了中國人是壹個根本“妖魔”的種族，無需別人來“妖魔化”。恐怕全人類找不到第二個這樣沒有人性的民族。

　　林沖必須提人頭才能入梁山吃人集團[這個吃人集團被中國人所崇拜，恰恰證明了中國人的野蠻落後性]，在1920年代井崗山又重演過，在21世紀的中國仍然在演義這樣野蠻的故事。那個搶劫武漢廣場和銀行的湖南張君集團，其入伙的條件就是必須先殺個人！還記得1994年那個在建國門殺死伊朗外交官兒子的連長吧，他本來是要去天安門大屠殺，結果在建國門殺死了幾十人。這說明了中華民族確實是壹個野蠻民族。

　　魯迅說：“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在這個以“仁”為道德核心的國度，幾千年來，這樣大規模、肆無忌憚地食人，這種被被儒家學說所默認、所鼓勵的食人，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罕見的，都是毫無人性到了極點！

　　每壹種文明都必須具有道德底線，才能防止人的集體性道德犯罪與無意識地全面墮落。道德底線，是守衛人的最基本的尊嚴、良知的最低防線，是做人應該遵守的最基本的行為規範（或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良知），是是與非、美與丑、善與惡、好與壞的分水嶺，也是使人不至於墮落為禽獸的最後防線。道德底線要求人們譴責並反抗傷天害理、泯滅人性的事。如果整個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中壹代代的重複那些滅絕人性的事，對泯滅人性的制度、習慣熟視無睹，那麼這種文化絕對是出了重大的問題甚至是野蠻到了極至而使人喪失了覺悟能力，是壹種野蠻的變態文化，是文飾野蠻的偽文明。

　　《聖經》中三次提到“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出埃及記》23:19、34:26、《申命記》14:21）。萬能的上帝是那樣深切地愛著這個他創造的世界。上帝不能縱容類似於“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的事情的發生，更不能縱容人類吃掉自己後代的事情的發生。那麼，我們這個墮落到地獄最底層的民族，等待最後的審判的來臨吧！

　　在基督教未傳入的地區，食人的習俗是很普遍的。在古城城牆外的肉鍋中常是死屍的存放處，讓最窮的人將它拿來烹煮當作食物。他們以為吃下敵人之後，可以讓對方的力量與自己相結合，以致能戰勝他們的對手。因此，阿茲特克人(Aztec)為了要尋求力量而吃了數以萬計的人。不過，在福音所傳之處，食人的習俗都被廢止了，人們在信基督後便有了新的眼光，看到了生命的真正尊嚴。

　　壹位學者在描述斐濟島上所發生的事時，他以壹句話總結了在大部份地區食人習俗被連根拔除的情形：“從食人到愛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太平洋壹個的小島上，壹位美國大兵遇到了壹個手持聖經且會說英文的當地國民。士兵指著聖經笑道：“受過‘教育’的人不再相信那本書了。”這位島上的居民也笑道：“嗯，我們這麼做對妳們是有益的，”他壹邊撫著肚皮壹邊說：“不然，妳現在就已經在這裡面了。”

　　肚腹文化國

　　1．黑格爾說“中國的顯著特色凡是屬於精神的壹切壹概離他們很遠”。

　　有人說：中國人重精神，精神很文明；西方人重物質，物質豐富但精神頹廢。這完全是瞎說，只不過別人的物質文明看得見，別人的精神文明難看見罷了。

　　漢人是壹個既缺乏信仰又缺乏精神生活的民族。漢族人既不會唱、又不會跳；其它民族都能載歌載舞。據統計，中國有60%的人壹輩子不看書，這能說中國人重精神？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說：“中國傳統文人擁有的純文化，只是富有者、有權有勢者的擺設、裝飾、排場和消費，是並不必要的高檔消閒方式，是文人、有閒階級自我慰藉的奢侈品。文人要麼講究經世致用，不免功利化、勢利化、官僚化；要麼講究無為超脫，不免消極、遁世。文人痞子化、流氓化的傾向歷來有之。基層老百姓的生活主要是衣食住行，所謂文化只是茶餘飯後的娛樂、刺激和消遣，逗人壹笑的玩藝。文字書寫對他們來說是多餘的。”

　　中國人是壹個貪圖現世享受的民族，在吃和性交上，中國人的技術是世界第壹的。雖然中國的烹調術、房中術非常發達，但是能享受他們的並不是眾多怕死的人，而只是壹小撮不怕死的人－－是那些敢於將腦袋栓在褲腰帶上打天下、並取得成功的人。這壹伙亡命之徒成為統治者後，會對廣大貪生怕死、委曲求全的民眾打心眼裡蔑視，並會將他們作為牛馬無限制地壓榨。而怕死的民眾對殘酷的專制也能默默的承受，除非沒有飯吃。和民眾的極端貧困相對應的是專制者們的極端奢侈，他是通過極端縱慾來毀壞生活質量的：每餐上百道菜的慈喜，肯定得不到美食的享受；擁有成千上萬後宮的皇帝也不會真正品嘗到性的樂趣。

　　2．食宗教

　　赫拉克利特有壹句名言：“如果幸福在於肉體的快感，那麼就應當說，牛找到草料吃的時候是幸福的”。完滿的人生不是臣服於自己的肚腹、也不是欲望的奴隸，它渴望獲得人性的尊嚴和自由的光輝。文明社會的標誌是以上帝為上帝，出現了“主觀自由”，而不是“以肚腹為上帝”、信仰“壹切為了吃”這種“食宗教”。

　　以食為天，或者以食為上帝，是撒但動員人性背叛神最著名的方式。亞當犯罪是因為吃，撒但在曠野里試探耶穌首先也是用“吃”。馬太福音記載：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那試探者的前來對他說，妳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耶穌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壹切話。對於撒但的工作，保羅在羅馬書 16:18中說：“因為這樣的人不服事我們的主基督，只服事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語，誘惑那些老實人的心”。歌林多前書 6:13說：“食物是為肚腹，肚腹是為食物。但神要叫這兩樣都廢壞。身子不是為淫亂，乃是為主。主也是為身子。”肺立比書 3:19中說：“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專以地上的事為念。”羅馬書 14:17說：“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撒但的兒女是以肚腹為上帝的。中國人把飲食看成是壹種享受，看成是高於壹切的人生目的。“民以食為天”，天者，人生的最高追求者也。食也擺在首位，這是典型的拜物教。孫中山說：“中國近代文明進化，事事皆落人之後，惟飲食壹道之進步，至今尚為文明各國所不及”。中國人的食文化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吃是壹般等價物、無所不吃、而且吃人。中國人把大量的時間耗在吃上，僅僅做壹頓飯就要好幾個小時，吃飯的時間也長。老是思考著胃的需要，這是壹個追求精神生活的民族應該過的生活嗎？

　　絕大多數人見面寒喧，總是離不開“吃了沒有”。因此，中國人飲食上力求味美食精，對食物的內在營養不甚在意；國人重視的是“花樣”、“碟數”、“排場”和“規格”。變幻繚亂的山珍海味、野饈奇佐，甚至成為壹種炫耀財富的資本。中國人，為何對自己的胃那麼眷顧和青睞，惟獨於頭腦卻漠不關心呢？

　　推杯換盞、划拳猜令、嘔物狼籍、殘羹剩炙……確屬中國的壹大標誌景觀。不僅官場，百姓間的私人交往亦如此。那種紙醉金迷、花天酒地、壹擲千金……中國“食文化”的殘酷舉世皆知。梁實秋先生《炸活魚》壹文記載：中國人以活魚做菜，能將魚頭以下烹熟而魚尚且活著，客人食用之時，魚吻魚鰓尚在活動，魚眼也在盤中慘兮兮地看著食用它的人們，這就是所謂的“炸活魚”。中國人把“炸活魚”的絕活引到了新加坡，但遭到新加坡政府的查禁。

　　廣州盛行的吃猴腦的方法是敲開活猴的頭蓋骨直接從中吸食。壹個中間挖洞的方桌，中間的洞正好容壹只猴子的頭伸出。壹只非常可愛的猴子牽出，猴兒的頭頂從小洞中伸出，用金屬箍住，並且箍的非常緊，用小錘輕輕壹敲，頭蓋骨應聲而落。猴的腦部就完全裸露在食客們的面前。這時，有較饞壹些的人，已經用湯匙升向紅白相間的猴腦，隨著桌下垂死猴子壹聲慘叫，拉開了生食猴腦慘狀的序曲。這麼殘酷的吃法能說是精神文明？廣東鄉親還將歡蹦亂跳的蠍子泡在酒里，等它半醉半死之時，放進嘴裡津津有味地咀嚼。

　　據報道：深圳壹天吞掉十噸蛇，吃蛇成風。在海南流行的則是吃鳥，數年下來，原本種類繁豐的海南鳥族今已傷殘累累、羽光雕零。資料顯示，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動物 (包括很多珍稀類)消費地在亞洲，尤以香港、廣東、台灣為盛。

　　為了滿足口腹之慾不惜吃斷大自然的生物鏈，可以暴殄天物，管它是優雅的天鵝、瀕危的中華鱘，還是獸中之王獅子，統統敢吃。在中國菜的餐單上，妳可以找到穿山甲、猴腦、熊膽、壽龜、鶴鸛、灰雁、鹿血、河豚、蛇蟒、大蜥蜴、揚子鱷……。

　　在西方人眼裡，這簡直是壹種恐怖，是壹種“暴力飲食”、“犯罪飲食”，惟有魔鬼撒旦才如此癲狂。難怪有人說：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最複雜、最深不可測的胃! 裡面竟有那麼多慘不忍睹的動物屍體……那簡直不是胃，而是世上最大的動物墳墓！

　　生命是壹種奇蹟，不論任何人的生命，甚至動物包括寵物和野生動物在內的生命都同樣珍貴可愛。無論以多麼合理的口實消滅壹個生命都使人痛苦和難以接受。西歐國家壹個老太太的狗丟了，全鎮的人都幫她找。人們之所以幫她，是因為老太太的痛苦就是全鎮人的痛苦；解除老太太的痛苦，就是全鎮人的幸福。他們擁有博愛之心，擁有對動物生命的博愛之心。

　　英國人明確宣布動物擁有五大權利：足夠食物和飲水而免受饑渴的權利；足夠活動空間而免受不適的權利；及時醫療而免受傷害和疾病痛苦的權利；尋找伴侶和自由表達天性的權利；不受驚嚇而免受恐懼和焦慮的權利。這說明，在壹個文明的社會動物和人壹樣有生命權等權利。蔑視動物的生命權，最終就會蔑視人的生命權。

　　在美國，狗是受到法律保護的，不得毆打虐待，要定時餵水和食物，否則會被控告。美國有壹個案子，壹個有數次虐待動物的人，因為再次虐待家犬，被法院判處25年徒刑。

　　美國的利奧波德說：第壹代倫理規範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摩西十戒。第二代倫理規範調整的是人與社會的關係，如馬太福音所說：妳願意人怎樣待妳，妳就怎樣待人；民主制度旨在使社會與個人相協調，忽視了環境。第三代倫理規範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意味著人類必須對自然予以尊重，人的行為應有利於萬物的共存，為後來人保護好資源環境。

　　他說：“任何事物，只要它趨向於保持生物共同體的完整、穩定與美麗，就是對的。否則，就是錯的”。這突破了“人本”邊界，推翻了以“人”為尺度的傳統判斷標準，使生態學變成了壹種最廣泛的倫理學，壹種富有“宗教感”的生命關懷信仰。

　　德國思想家阿爾貝特.史懷特說，倫理的本質是敬畏生命，有思想的人必須象敬畏自己的生命壹樣敬畏所有的生命，任何生命都有自己的價值和存在的權利。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萬物皆有尊嚴，如果人類侵犯其尊嚴，就等於侵犯人類本身的尊嚴，自然界對人類有養育之恩，人類對自然界要施人道、善待自然。

　　飲食習俗折射出國民的素養。“吃啥補啥”的理論，是中國飲食文化的壹大特色，蛇膽、熊膽、猴腦、虎鞭、活鼠、醉蝦、胎盤……從動物的腦髓到性器官、到活的動物、最後到人，皆可以成為我們“進補”的材料。自古迄今，中國人從未停止過“進補”，最後卻把自己補成了“東亞病夫”。這真算得上是中國“飲食文化”吃出來的壹個天大的笑話！

　　基督徒的嘴是“主貴”的，動物的頭和足不吃，動物的內臟不吃，動物的血液不吃，無鱗、無鰭的魚不吃，雕、鼠、蛇、蜥蜴等都不吃。這壹方面是由於《聖經》的禁忌，另壹方面是因為歐洲從來沒有鬧過人食人的大饑荒。

　　西方人主張壹種節約型適度型便捷型的餐飲方式，原則上“夠用”即可，像自助餐和分餐制，決不剩餘和浪費；把進食看成是維持其生命和體能的手段，只要營養夠就行，食物的外在形式不太講究。

　　中國文化是只為肚腹的文化，是“沒有超越、也沒有拯救”的“虛其心、實其腹”的文化。中國人信仰唯“物”主義，只要肚兒飽，自由平等不需要；壹切以金錢來衡量，甚至說64屠殺是正確的，因為後來的經濟上去了。經濟難道是唯壹的標準？他們為專制辯解，仿佛中國人只配受奴役，他們是壹群受奴役還感恩的愚民。

　　中國人的生命太“生理”了，視野惟碗口大小，眼光也只有筷子長度。中國人的欲望結構和消費形態皆嚴重地“物化”，文化品質中缺乏純淨的精神審美和超功利的價值目標。落魄時對金錢的吝惜及瘋狂追逐反映了對物的迷信，發跡後的大肆揮霍與炫耀亦源於同樣的“拜物”情結。中國人生的成功標誌表現為對物質和權力的占有程度(權力說到底也是壹種物化能量，壹種間接的對物的占有方式)。欲望物質化、信仰物質化、交際物質化、權力物質化、藝術物質化、情趣物質化、操守物質化……人生面貌全方位的物化了。中國的俗語是：手心手被都是肉，兒是娘身上掉下的壹塊肉。許多中國人只有肉體，沒有靈魂，沒有精神，眼裡只有錢；中國人心中沒有神的監督，所以時常偏離正道，導致了無數的混亂與犯罪。

　　這種唯物的利益崇拜的原因與宗教精神的匱乏有關。中國人在撒但的誘惑下寧願棄神的形象，反而認龍做父。這些年來，撒但用“經濟發展”這壹“吃”的偶像迷惑了更多的人，然而，這樣的發展正預示著所多瑪和巴比侖壹樣的命運。壹個民族缺少了宗教態度，缺少了對生命普遍的尊重和對自然的審美習慣，功利思維便失去了制約，欲望便失去了限制。

　　3．公僕花天酒地

　　2000年經濟學家揚帆就指出：中國每年公款吃喝2000億元，相當吃掉壹個三峽工程。1993年7月1日“廣州酒家”推出“黃金宴”，食用黃金從日本高價進口，不到壹月就售出100多席，每席8萬至10萬；深圳“龍都豪門宴”，每席定價188,888港幣，至今生意興隆；西安的富豪們壹餐吃掉36萬“天龍御宴”；1994年上海“蘇州大酒店”推出“路易十三豪門宴”，頭兩天以半價優惠，每席28888元，第壹天就售出6桌。從1993年始大陸取代美國，成為進口法國高檔葡萄酒的頭號市場，年消費量16千瓶。

　　中國人的情感聯絡和權力的腐敗形態，差不多全是物質型的。壹位省級領導到基層縣區視察，嫌工作餐“不標準”，勒令換“自助餐”，可小縣城沒這洋玩意，於是，趁首長大講“廉政須從管嘴做起”的當兒，縣府急忙調車，由壹副縣長親自帶隊，警車開道，浩浩蕩蕩，從幾十里外的市區大飯店借來餐具、廚師和菜料。已備好的酒席全潑進了豬槽…1997年公款會議、出國就花費2835億元。壹個國家級貧困縣，壹年的招待費達200萬元，尚不包括下屬單位、企業的招待費；另壹個縣招待費占財政收入的59%。國家電力公司人事部門在武漢開3天會，平均每人每天消費壹萬元！廣東省陸豐市“人民大廈”以豪華奢侈名聲遠播，最高的壹桌竟吃了15萬元！2004年不少城市推出了幾十萬元壹盒的月餅。

　　《偉人鄧小平》所用金紙以99.9%黃金為材質，運用納米高新技術精製而成，封面嵌有純度達99.9%的純金鄧小平像；22600元壹套，國外發行為4000美元。當然是公款購買。

　　在美國——官員每餐(公務餐)若是超過9美元便以行賄罪論處。

　　北歐國家公共部門的壹切開支、每壹筆經費的去向和每個公務員的收入財產都是公開的，以便接受市民和媒體監督。相關網站上有國家領導人（包括皇室成員）的財產和收入資料，有政府官員公務宴請的菜單和費用以及出差的報銷清單。有壹位高官只不過公務宴請時上了壹道鵝肝，就被傳媒批評超標而丟了官。幾年前，時任瑞典副首相的莫娜.薩林購物時借用了政府為其提供的信用卡，儘管後來將錢還回去了，但經媒體揭露後，她不得不辭去現職。本來是熱門的首相人選，卻因借用信用卡壹事斷送了政治生命。

　　德國前央行行長威爾特克也因為公款消費丟了官。2002年，他帶著老婆孩子在柏林超豪華酒店阿德龍住宿4天，花銷7661歐元。按規定，他本人可因公務報銷兩晚上住宿費，其餘費用應由他自己支付。結果整筆費用都由德國央行屬下的德累斯頓銀行埋了單。此事經媒體披露後轟動全國，威爾特克不得不離開年薪35萬歐元的德國央行行長職位。

　　印度政府部門並沒有食堂等後勤設施，由於中間只休息半個小時，許多人的午餐都是從家中帶飯或者在街邊小攤上解決。印度經濟增長學院的古普塔教授對記者解釋說，除了極少壹部分外事場合會有政府出面宴請外，印度總體上沒有公款吃喝的概念。對於普通的政府部門，所有的工作往來都是“有事說事”，辦完後各自去忙各自的工作。由於每年所做的預算當中沒有招待費這壹項開支，餐飲發票不能報銷。

　　政府官員同樣也不敢接受別人的請客吃飯。壹些在印度做生意的朋友告訴記者，想請印度官員吃飯“可不是那麼容易的壹件事”。如果不是和官員本人的私下關係已經非常密切，他們根本不會隨便答應和別人壹起到餐館吃飯，因為壹旦被媒體發現及曝光，政府公務員即便沒有做損公肥私的事情也會“有理說不清”，公共輿論的壓力甚至會使其最終職位難保。

　　中印文化專家帕蘭傑毗曾經寫過壹篇文章，分析中印兩國在吃喝問題上的文化差異：“在宗教影響下，印度人將超度靈魂作為人生的首要目標。他們相信身體是靈魂超度的障礙，因此人生不是用美食和好酒來滿足身體的需求，而是讓它飽嘗飢餓並穿最簡樸的衣服，甚至許多人成為素食主義者並且滴酒不沾。中國人則正好相反，對於他們來說，身體是父母贈送的禮物，應該去善待而不是傷害，因此他們用美味的食物和漂亮的衣服來放縱自己。”

　　先進國家決不允許公車私用。

　　如：瑞典首相住居民區，沒有保鏢，出入不帶隨從，家中沒有公務員和廚師，上下班乘公共汽車或開私家車，除非履行國務，否則不允許使用公車。周末時，瑞典警察可以截住任何公車，包括首相的。芬蘭總統騎自行車上下班，中國駐芬大使館為慶祝節日，曾經送壹瓶茅台酒給芬蘭官員，但對方馬上付現金買下。

　　德國規定，總理的豪華防彈公車周末使用必須付費。施羅德只好開著自己破舊的私家車出門。1998年，施羅德帶著夫人多麗絲及女兒乘坐壹架政府噴氣機前往西班牙旅行，為此被收取2620英鎊。施羅德為了節省家庭開支，他從別墅搬到了月租金不到600美元的壹套二室壹廳的公寓裡，女兒來度周末只能支臨時床；他家每周只請得起1次清潔工，施羅德的夫人每天要採購、做飯。

　　英國首相布萊爾2002年去埃及度假，本可以公私兼顧，公費旅遊壹番——他要與埃及總統就伊拉克問題進行協商，但他自掏腰包，住進了埃及的壹套普通公寓裡。而2001年的他受埃及政府的邀請，也是來埃及度的假，花了埃及納稅人的錢，結果引起輿論大嘩，布萊爾只好給埃及的慈善機構捐款以彌補自己的過失。

　　《新民晚報》報道：紐約市長布隆伯格每周壹半以上時間乘地鐵上下班。自“9.11”以來已乘了3年的地鐵。他是壹位個人資產總值達到40多億美元的大亨。他放棄政府給予的優厚薪水，只拿象徵性的1美元年薪。洛杉磯縣聖地迪諾市市長，每周壹、三、五下午到市政廳上班，平時開自己的雜貨店。市政廳日常事務，由其助理處理，市長年薪只拿壹美元。

　　2001年後美國經濟衰退，各州都壓縮財政開支，康涅狄格州州自不例外。警政廳廳長李昌鈺所管轄的部門，被指令要裁減13個人。他為此發愁，部門下屬個個都是幹才，況且裁了人家，生計不是成問題了嗎？他跟州長商量，能不能不裁或少裁，交換條件是自己不再拿15萬，減為年薪壹美元……就這樣，李昌鈺成了美國警界唯壹的“壹美元高官”。

　　上世紀90年代後期，我國約有350萬輛公車，包括司勤人員在內每年耗用約3000億元。1999年全國的教育經費總額也只3349.04億元。全國官用汽車就將全國教育經費耗完！1990年全國“兩會”期間，有政協委員調查指出公務用車存在嚴重腐敗。與社會轎車每萬公里運輸成本為8215.4元相比，黨政機關等單位每輛車竟高達數萬元。每輛出租車的工作效率為公車的5倍，而運輸成本僅為公車的13.5%。以韓國公車改革為例，韓國漢城市政府只有4輛公車，漢城市政府每月給政府職員發壹定的“交通補貼”，其中，處級公務員的補貼也不過14萬韓元(折合人民幣1008元)。相比之下，中國壹些地區發給處級官員的“交通補貼”達2000元至2400元。

　　4．中國人給外國人的印象是愛錢如命

　　中國人賺錢是為了保護自己和家庭。中國人的新年的賀詞就是“恭喜發財”；在日本，即使是專門從事買賣的商人也沒有“恭喜發財”的說法。這只能說明中國人太注重金錢了，怎能說注重精神？

　　隨著《遺產稅暫行條例(草案)》上報國務院，國內大款紛紛把財產轉讓給自己未成年的子女，更有人直接用襁褓中嬰兒的名義購置物業，以便在將來節省壹大筆遺產稅金。

　　壹個網蟲寫到：“我是壹個可憐的中國人，活了這麼多年，在國外還是被稱為‘討厭的中國人’，在老外眼裡，中國人更象壹群只會工作、吃飯的蟲子。從古到今，中國百姓與政府永遠是對立面，不信任規則和秩序，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能拿得到手的東西。孩子從小就被教育‘不要吃虧、不要信別人’。中國人看起來總象忙碌搶食的螞蟻，不團結，不文明。另外，究竟有幾個中國人在勞碌壹生後能夠肯定地說他自己很幸福的？”

　　在歐美，人們以精幹、健壯為美，以在戰爭中負傷為榮，以胖為丑，視肥胖為懶惰、疾病、甚至貧窮的象徵。而在中國，人們卻以胖為美：“富潤物，德潤身，心寬體胖。”“腹肚下垂，福祿綿綿。”“頭大無肩，富貴長年”；“臍深容李，（肚臍能容下李子）富貴自起”。“腹如抱兒，四方聞知”“腹懸向下，富貴主壽。腹墜而垂，智合天機”。

　　歐美人心中的美，能讓他們選舉出名副其實的公僕。中國人心目中的美，只能使他們選舉出（就是有選舉權的話）壹個腦滿腸肥、大腹便便的爺或者是豬。

　　早在2千年前，西方的《聖經》，便將民族主義視為害人的瘟疫（詩篇91:3）。然而，中國近百年的知識分子，從來就沒有很嚴肅地探討這種文明的瘟疫，導致中國近百年各種的貧窮、苦難、內戰與外侮；從這個意義而言，中國近百年的知識分子，難辭其咎。

　　“民族”壹詞曾與國家同義，民族主義也被譯為國家主義。但民族偏重於心理文化，國家偏重政治法律。在法國，1798年第壹次有人使用“民族主義”壹詞。1836年編撰的《英國牛津詞典》第壹次將它收入，釋義為壹種學說；以後的詞典指明其意義為“集體本位主義”，有民族獨立存在（National Individuality）的含義。

　　民族主義形成於近代西歐反專制的鬥爭，人們把對世俗貴族和國王的忠誠變成了對“祖國”的忠誠、對民族全體成員的熱愛。所以，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Patriotism）也常常難解難分。法國大革命中動員國民為保衛革命而戰，要求公民都說壹種“國家的語言”來代替眾多的地區方言，建立公民學校灌輸對國家的熱愛，促進了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發展。

　　民族主義在19世紀末成為右派政治人物揮舞的大旗。民族主義從壹個原本與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有關的概念，轉變成種族主義、沙文主義、強權主義、帝國主義的運動。

　　民族主義主張“民族”至上，它的基本含義是對壹個民族的認同、忠誠乃至奉獻。民族主義認為個人的利益和全人類的利益都微不足道，為了維護民族或種族的生存，無論個人承擔什麼樣的犧牲都是應當的；個人的尊嚴與權利根本不可能與民族相抗衡，更不可能成為國家的正當性基礎。民族主義所訴求的是壹種國家或准國家的主權獨立或區域自治，為達到這個最高目的，壹切專制化的努力都是合理的，結果造成了本民族成員極大的個人犧牲。這種情況在落後國家或地區普遍存在，主權已成為專制符號，國家可在主權的名義下胡作非為。

　　民族主義者的眼裡只有國家的價值，國家的榮耀，而沒有人的價值和尊嚴。恐怖主義是民族主義的壹種極端形式。恐怖主義者不惜毀滅整個世界，拆除壹切道德防線，牢記仇恨（階級仇、種族恨），不擇手段，甚至犧牲自己去消滅敵人。恐怖主義泯滅人性中最可貴的東西，如對生命的敬重、對他人的同情心和人的起碼良知。

　　阿克頓說：“民族主義的基礎是集體意志永恆至上，民族統壹是這種意志的必要條件，其它任何勢力都必須服從這種意志，對抗這種意志的任何義務都不享有權威，針對這種意志的壹切反抗都是暴亂。在這裡，民族凌駕於居民的權利和願望之上，把公民形形色色的利益全都納入了壹個虛幻的統壹體；它壓制壹切自然權利和壹切既定的自由。無論何時，只要某個單壹的目標成為國家的最高目的，無論該目標是某個階級的優先地位、國家的安全或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還是對壹個抽象觀念的支持，此時國家走向專制就是不可避免的。”

　　阿克頓認為民族主義是不健康的，即便它與民主理論聯繫在壹起，其實際的結果是把民主政治中的強勢（多數）邏輯和總體主義的極權專制因素擴展開來。他說：“在民主和民族之上還有另外壹個更高的價值，那便是自由（即人權）的價值。獨立論使民族成為專制和動亂之源，而自由論卻把民族視為自治的保障和對國家權力的最終限制。同壹主權之下若干不同民族的共存，其作用相當於國家中教會的獨立。它可以維護勢力平衡、增進結社、形成共同意見給予臣民以約束和支持，藉此避免出現在單壹權威的籠罩下四處蔓延的奴役狀態。”

　　他精闢的指出：“同壹國家之下若干民族的共存不僅是自由的最佳保障，而且是對自由的壹個驗證。……如果政治邊界和民族邊界重合，社會就會停滯不前。兩個人之間的差別把人類聯合在壹起，不僅是因為這種差別為共同生活的人提供了好處，而且因為它用壹條社會或民族的紐帶使社會結合在壹起”。

　　自由主義並不排斥民族、國家、民族利益、國家主權。自由主義認為公民權利和個人自由比民族國家和民族利益更為重要，主權雖具有壹定的意義，但並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人權；只有以個人的自由、幸福為價值指向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才具有正當性。

　　愛因斯坦1931年發表的《主權的限制》壹文，開頭便提到：“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祖國不是無形的鐐銬，哪裡有自由和人權，哪裡才有祖國。愛國和人權是不可分離的。如果不講人權，愛國就蛻化成了無是非可言的愛統治者。他說：“民族主義是壹種幼稚病，是人類的麻風病”。

　　民族主義的那種無條件的祖國之愛是變態的，它強調犧牲個人權利來保障對民族國家的絕對忠誠，這樣就難免與專制獨裁為伍，成為抵制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

　　血緣最利於誇大同仇敵愾。就像某些只顧哥們的朋友，不講原則。遇見自己人吃虧，有理由要上，沒理由創造理由也要上。從這種群體血緣相似性擴展開去的民族主義：第壹特別容易寬容自己人的罪過，就像魯迅所說：“覺得做外人的奴隸，不如去做自己人的奴隸”；把淪為異族之苦告訴國人是必要的，但切莫得出結論：“我們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隸”。1840年中英戰爭傷亡的軍人還不及朱元璋搞壹回冤獄死的人多。專制壹點都不比侵略者的槍炮溫文爾雅。第二是容易在民族的大義下，貪得無厭地要求個人犧牲和奉獻。

　　1925年6月陳源在《西瀅閒話》裡感慨：“中國人永遠看不見自己的尊容。自己的軍閥每年殺人遍野，大家壹聲不響，壹旦外國人殺了幾十個中國人，便全國壹致的憤慨起來。”中國的事情，就這麼怪。洋人殺壹個中國人叫殺人，中國皇帝殺了千萬中國人卻是恩典。主子可以任意殺死奴才，因為奴才的生命所有權都歸主子。

　　受壹個黃皮膚的人侮辱，就要忍氣吞聲；而受壹個黃頭髮的洋人欺負，就要拼命。是何理由？正義和邪惡、善良和惡毒、正確和錯誤，難道是是以血緣、人種、民族來劃分的嗎？壹個人最需要的是敢於對壹切奴役，無論它們是以何種名義，都能夠堅決地說不。

　　在20世紀，壹個專制政府只要把民眾的怒火引到外國頭上去，就可以壓倒民眾的民主要求而加強自己的統治。壹個新興的政治力量只要能利用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甚至可以取得政權。中國人民歷來講究“夷夏之辨”，又歷來不講究專制與人權的區別。他們對愛國還是賣國的敏感程度比對專制還是人權的敏感程度高出萬倍。

　　民族主義具有本能愛國主義輕率的激情，還多了使本民族滯後的護短情緒和向外宣泄的破壞性情緒——仇外排外。民族主義把國家人格化，拿君主當國家化身。輕率、護短、仇外排外，再加上把國家人格化和視君主為國家化身，使愛國主義蛻化為強權的工具。它具有團體自戀傾向和誇大自己的民族成績的傾向。團體自戀拒絕批評，導致了災難的再次降臨。

　　民族沙文主義把對祖國的熱愛變成了對於強權的熱愛、對於壹小撮當權者的暴政的熱愛。當權者正是利用這類蠱惑人心的符號騙取了人民的向心力，以此維護自己的專制統治。如果壹個民族的振興是以每個成員的工具性使用和無償犧牲為代價的話，這種民族主義是可恥的。因此，對這種無條件的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應該保持足夠的警惕。

　　在21世紀，官方若指望依靠民族主義來彌補意識形態的缺陷，來抵擋自由民主的大潮，來掩蓋官民之間的衝突，不過是壹廂情願罷了。民族主義天然就具有壹定程度的民粹特色，它的源泉不在官方，而在民眾，包括那些具有狹隘、極端、反智和無政府傾向的盲目民眾。當群眾性的民族主義脫離了官方軌道，或者當民粹意識處於極端情緒化的爆發之際，專制政府難免要惹火燒身，這正是“請神容易送神難”。

　　傳統中國的民族觀基本上是壹種以血統論為基調的種族主義的民族觀。。以血統作為認同的根本要素，使得中國的“族類”概念具有濃厚的種族主義的特徵。從夏、商、周三代開始，以血統關係為基礎的宗法制度就根深蒂固。夷夏之稱始於西周，夷夏之辨嚴於春秋。嚴夷夏之防，類似於現代的“種族隔離”。

　　中國號稱有56民族，卻用中華民族的概念來包含這56個民族。這種做法，全世界只有中國人這麼做。中華民族概念，包含了中國與華夏的概念。所謂的中國，從字面上分析，它就是世界中心之國；這種概念，源於漢族世界中心的意識，也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漢族認為，漢族有權統治世界。所謂的華夏概念，就是“華夷之辨”的意識，也就是凡不是漢族者，就是夷人；漢人視夷人為蠻族，漢人用“蟲魚鳥獸”來形容他們，例如，蜀、閩、回鶻、鮮卑、羝、羌等；由於漢人認為夷人不是人，因此漢族有權統治與掠奪他們。

　　中國人自古就沒有把外族當人。大家都熟悉狻猊、犰狳、豬玀這些表示動物的名稱往往是由獵犬旁組字。在古漢語裡，其它民族的名稱常用獵犬旁，以表示這些異族類似野蠻的動物。如“獫允”，我國古代的壹個民族；又如“狄”， 我國古代北部的壹個民族，分赤狄、白狄、長狄諸部，各有支系。因其居住在北方，故通稱為北狄。在秦漢以後，“狄”或“北狄”曾是中國中原人對北方各民族的泛稱。19世紀曾在“英”“法”的左側加犬旁羞辱之。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有些有良知的漢族知識分子對此亦感到汗顏，並促進了壹些文字變革，如將“僚族”改為“僚族”（我國古民族，分布在今廣東、廣西、湖南、四川、雲南、貴州等地區。古人亦以“僚”泛指南方各少數民族。）又將“撞族”改稱“童族”。但是“童”還有僕人的意思，還是壹種歧視，解放後就再改為“壯族”。

　　除了用獵犬旁，古人還用蟲字底來稱謂壹些少數民族，如解放前分布在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的“蛋民”（也稱“蛋家”，英文是Boat Dweller，即“水上居民”之意，解放後以併入漢族的形式消失）。現在的文獻已改用“蛋民”來稱謂這壹族人。

　　千萬不要認為漢人歧視周圍的少數民族僅僅是由於壹種民族優越感所然。從上個世紀初到二戰爆發之前，有大量的中國難民為了躲避戰亂和饑荒紛紛逃到東南亞各國；那些難民（或移民）大多數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南方人，但他們到了僑居國依然要歧視其它種族的人群；他們稱當地人是“番鬼”、日本人是“東洋鬼”、白人是“紅毛鬼”、印度人是“大眼睛鬼”或“孟加拉國國鬼”、黑人是“黑鬼”。只有壹個民族是人，那就是“唐人”。現在的廣東百姓還時常稱外國人為“鬼佬”。中國人自認為有異於他人，由來久矣。

　　清末面臨列強的瓜分，嚴復於1895年發出“亡國滅種”的警告。康有為、梁啓超等維新派於1989年在北京成立保國會，提出“保國、保種、保教”的口號。康有為在《大同書》裡提出在全球範圍內讓黃種人與白種人通婚混合，消滅不易改良之黑色人種。在這裡，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公羊學派已經從天下主義修訂為黃白二色人種的“共同中心”主宰世界的構想。

　　魯迅曾說：在國人意識中，“異族不是主子就是番子”，缺乏民族平等、世界壹家的意識（傳統的四海壹家是指服從華夏等級文化的壹統天下，而不是多元文化的共同體）。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發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第壹次提出了“五族共和”論：“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方為壹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壹人。……是曰民族之統壹。”“五族共和”被作為維護國家統壹、爭取各少數民族參加民國的口號和政策而加以強調；國旗也被定為五色旗，代表五族的聯合。

　　蔣介石政府最終放棄了“五族共和”論，其標誌之壹是改五色旗為青天白日旗。1943年，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明確指出，“五族”不是單獨的五個“民族”，而是原本有著共同血緣的五個“宗族”，共同組成統壹的“中華民族”。

　　1949年後，血統論就像壹個不死的鬼魂壹樣附上了“階級論”的身體。如今又發明了“中國特色”、 “國情”、“國民素質”之類，對內欺侮百姓，對外敷衍洋人。

　　政客為了政權，當他們統治不成功時，總是宣“國情的特殊論”。鄧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旨在維護黨權。他們不承認人權原則的普適性，拒絕世界輿論對他們的譴責。這些高喊“中國特色”和集體高於個人的官員大多是腐敗分子，其鼓吹的目的無非是教人們做政府的奴隸。“特色”早成了特權錢謀私的掩體。凡與國際常識不相符合的行為與思想，均貼以“特色”的標籤，以掩蓋其醜陋，讓大眾喪失反省能力。特色不過是藉口而已，目的是為了讓有權的人當官的時間長壹些，錢多撈壹些，然後可從容不迫地去做外國人。“特色”即“特權”，它是極權的產物，又要靠鎮壓來維持。在他們看來，只要強調所謂的“家有家法”，就可以置任何普適原則於不顧，就可以為所欲為了。這是壹種十足的封建家天下的邏輯，暴露了宣揚者本身的專制本質，是政客和御用文人們用來掩飾獨裁的遮羞布。

　　有人說中國人強調自己文化的優越性不是種族主義。中國人對共同體的歸屬只有壹個判斷標準，就是以文化辨夷夏。中國文化的核心就是皇權主義，就是外族人要向中國皇帝俯首稱臣。皇權主義就是專制主義，天下服從壹個腦袋，用專制文化或主義來辨夷夏那是古代愚昧的做法，在今天已毫無價值，而且十分有害。

　　強調自己文明優越性、鄙視外來文化的例子最早見於《論語》：原壤夷俟，孔子以杖叩其脛。孔子“以杖叩其脛”，跟原壤的“夷俟”有密切的關係。當時中原人的坐勢和夷人是完全不同的。中原人的坐勢是“跽”（相當於今天日本人的坐勢），夷人的坐勢卻是“蹲”。原壤以夷人的坐勢等孔子，這對於主張“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的孔夫子，是絕不能容忍的。難怪他又罵又打。夷夏之別，在孔子時代是儼然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成公四年》），就是這種歧視心理的反映。

　　孟子也輕視外來文化，他把“為神農之言”的許行比做“南蠻鳥央舌之人”，認為許行說的是“非先王之道”，又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對於異己，除了見解不同外，更重要的是這些見解是來自不同的族類，所以持斷然否定的態度。

　　韓愈也輕視外來文化，對佛教更是恨之入骨，他說“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論佛骨表》）。甚至要“滅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原道》）。中國後來通過反覆的屠殺最後接受了佛教文化，中國既接受了佛教，同時也改造了佛教。

　　孔子“華夷之辨”和“用夏變夷”的文化傳播方式導致了惟我獨尊意識，將自己的文化當成中心和標準，鄙視、敵視和懷疑為自己所不熟悉的外來文化，拒絕向外族學習。這是禁閉中國人頭腦的思想牢籠！

　　中國人以為“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其實眼光並不出於東亞，對南亞、西亞，以至歐洲了解極少，更不用說非洲、美洲了。實際上是“關起門來做皇帝”。

　　清朝時，外國人只能在廣州經商，而且只能和清朝指定的十三個商家——十三行來往。外國人在十三行不得外出，不能接觸十三行以外的中國人，不能坐轎，不能學說中國話，不能帶女眷來廣州，不准在廣州過夏和過冬，有事只能通過十三行轉稟。十三行行總和窮凶極惡的官吏對商人們隨意敲詐勒索以中飽私囊；每批貨物該交多少關稅，也由官吏們隨口說定。

　　1792年9月英國的馬戛爾尼率團第壹次出使中國，他們乘五艘大型艦船，從樸茨茅斯港起錨，繞好望角經10個月的航行，於1793年7月抵達天津大沽口，拉開了中國和西方國家正式交往的序幕。英國堂堂正正地向中國要求貿易，中國卻蔑視英國為夷狄[不跪拜]而頑固不開。有迂儒寫書立說，指洋人身上少幾塊骨頭，腿不會彎曲，跟“人”不壹樣，是半畜半人。馬戛爾尼使團的成員們憤憤不平：“我們象要飯的壹樣進入北京，象囚犯壹樣被監禁在那裡，而離開時簡直象是盜賊”。“壹個專制帝國，幾百年幾千年都沒有什麼進步，何處值得仰慕？”馬戛爾尼道：“壹個民族不進則退，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狀態”。

　　1816年，英國再派阿士美德率團來華，然而英使仍不願向清朝皇帝跪拜，故他們剛到北京便被驅逐出境。

　　19世紀中國不少地方反對外來文化的暴行就是這樣的儒家信徒干出來的，義和團則是其顛峰。1897年發生的“曹州教士案”。山東曹州府巨野縣有座天主教堂，因教徒和民眾發生糾紛，而教會偏袒教徒，引起群眾不滿，有二、三十人沖入教堂打砸搶，不幸卻打死了兩個德國教士，這就引起了外交事件，德國的海軍陸戰隊強占膠州灣。

　　義和團的本稱是義和拳，基本上是壹群拳民。毓賢在山東的政策是“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他在山東上任不到三個月便殺了1500多人，又在營州府三個月內殺人三千。

　　庚子年春，山東大股拳民進入直隸，很快就到了北京附近的高碑店，六月間便進了北京。當時慈喜想廢光緒，已立了大阿哥（太子）。不料大阿哥之父急於讓兒子登位，乃偽造了各國最後通牒，令老佛爺歸政光緒。老佛爺忍無可忍，決定背城借壹，和鬼子拼個魚死網破。這“城”，便是北京城；借的“壹”，便是朝中死硬派推薦的義和團（此時義和拳被政府收編賜名“義和團”，類似於湘軍那種稱為“團練”的非正規軍的民間武裝力量）。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對外宣戰，義和團和清軍開始圍攻使館。22日黃昏清軍燒毀英國領事館東南角鄰接的密集民居。23日伊斯蘭教徒士兵董福祥（清廷“甘軍”首領）在翰林院點燃了火，他期待火勢蔓延到毗鄰的英國公使館。當時藏身使館的壹位美國女教士安德魯斯小姐記述說：“煤油被澆到了樹上，以便助長火勢。”燒翰林院是為了蔓延燒毀英國公使館，結果公使館完好無損，翰林院被毀，數千萬卷古籍善本也在大火中燒毀，其中包括當時僅存副本的《永樂大典》和從全國各地搜聚的《四庫全書》的大量底本。翰林院大火所造成的中國古籍文化方面的損失是永世無法彌補的。

　　7月15日，義和團開始進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義和團用炸藥包炸毀圍牆攻入，殺死了所有做最後抵抗的修女，對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燒，只有50人從窗口逃出；3千多名教民只有5百人倖存。

　　義和團在北京放火焚燒西藥房，大火波及店鋪4千餘家。正陽門內外，被焚千餘家。義和團阻止任何官民滅火施救，對於救火者，則給戴上壹頂“二毛子”的帽子，拉上大街就用大刀辟了。義和團“相率到津，勒民供給，兼索官餉，稍有不從，肆行擄掠。並至紫竹林租界，殺人放火，見有洋行洋房，立即焚毀”。義和團將北京這個“首善之區”變成了壹個恐怖的殺人場，變成了壹個血與淚的海洋。

　　義和團喊著“男練義和拳，女練紅燈照，砍倒電線杆，扒了火車道”的口號，打著“扶清滅洋”的幡子，砸機器、拆鐵路，焚燒電報和郵政局，搗毀洋行、剿殺買辦（洋貨代理），連鐘錶、鏡子、眼鏡、煤油燈等都不能倖免。凡是洋人傳來的東西，就是他們仇恨和毀滅的對象。他們見教堂就燒，見機器就砸，見洋人就砍，見洋貨就毀。

　　在義和團運動盛行之時，民間有因不知“洋貨”已被禁而仍用“洋火”(火柴)、“洋釘”而滿門被斬者。壹次在壹戶百姓家中搜出了壹根火柴，這家8口人全被殺光。壹群小學生被“義和團”攔住，不幸被搜出半枝鉛筆，結果6名孩子當場喪命；甚至戴西洋眼睛、打洋傘、穿西服和蓄短髮的中國人傾刻淹沒在腥風血雨之中。十九世紀末中國的維新志士——中國最最寶貴的財富，竟被義和團的暴民屠殺壹空！這才是中國最大的損失！

　　對於那些敢于堅持國際公法和主持正義的官員，“義和團”則以“裡通外國”的罪名，進行大肆搜捕和追剿，直至將其全家老幼屠戮淨盡才心滿意足。京城內人人自危，任何富室只要被加上個裡通外國的罪名，立刻被搶掠壹空。匪徒們甚至衝進大內去搜索第壹名賣國賊光緒皇帝，全靠老佛爺出來戟指大罵作獅子吼，光緒才逃過大難。

　　然而德國公使和日本的壹個外交官員就沒那麼幸運，被暴民們在街上活活打死了。莊親王載勛竟在北京街頭張貼懸賞殺人告示：“殺壹洋人賞銀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清廷官員則以“執法”的名義，對洋人大開殺戒。

　　時任山西巡撫的毓賢，壹次將44名外國傳教士、17名中國教徒以及從壽陽押來的英國教師畢翰道壹家全部帶到巡撫衙門西轅門前，在百姓的圍觀下逐壹殺害，教民們被殺後，梟首示眾，剖心棄屍，備極殘酷。在山西汾州府，美國傳教士和他們幼小的兒女，被騙到府城外，被埋伏的中國士兵射殺；連帶被殺的還有兩個中國教徒和兩個被雇的馬車夫。

　　在山西太谷，壹位中國教徒吳安圓對暴徒說：“弟兄，讓我上天堂吧！”語畢即遭毒手。壹姓王的女信徒，在義和團分子向其下毒手前說：“請妳等壹等”，便去洗臉並換了壹身乾淨衣服，才對暴徒說：“我不悔教，妳想怎樣就怎樣吧！”話畢便遭殺害，她的幼子亦遭殺。

　　那時，美國歐柏林大學在太谷的傳教士們在生命危殆時，全都非常堅定，不後悔他們來華宣教的初衷。本來他們有少量自衛用的槍，至少可以殺死數名拳眾，但他們並未使用，就勇敢就義。主要人物Dwight Howard C1app先生在他生命的末期寫給在美親友信上的壹句話“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ruth”（殉道者的鮮血是真理的種子）。表達了他對神與未來的堅定信念。歐柏林大學為了紀念在太谷殉道的校友，在校園中的廣場建了壹座拱型紀念碑，上面就刻著這句遺言，撫今思昔，令人感動深思。

　　據事後統計，“山西教案”席捲全省79個州縣，全省被殺教士191人，被殺教徒6060人，被毀教堂、醫院225所，被燒拆房屋兩萬餘間。全國被殺傳教士有幾千人，死難的中國籍基督教徒則高達50萬人！！！

　　曾為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出過力的英國人李提摩曾認為，中國是他眼中非信教地區中最文明的壹個。但義和團運動使李提摩太大失所望，因此，他堅持要在太原開辦壹所高等學府以使中國青年擺脫愚昧，在徵得英美等國公使同意後，他用從山西罰得的50萬兩白銀建立了山西大學堂（即後來的山西大學），他說，建大學的目的是“專門開導晉省人民知識，教育有用之學，使官紳庶子學習，不再受惑”。

　　1990年代，蠻不講理的民族主義興起。1998年大使館被炸，死了幾個共產黨官吏舉國上下痛斥美國，暴民們又壹次襲擊美國大使館，放火焚燒成都領事館。而中國因人為事故害死了千百人卻不知道似的。當人們只抗議外面的暴力，對內部的暴力卻閉上眼睛的時候，這些人如果不是缺乏道義良知，就是中了什麼邪；這些人貪生怕死、搞雙重標準、浪得虛名。

　　傳統觀點認為游牧民族可以在武力上征服中原，但是漢族卻可以用漢文化征服游牧民族，這是壹種大漢族主義觀點。這種觀點最大的錯誤是否定了最根本的非文化因素——華夏廣闊的農田能夠征服、軟化武功強悍的游牧民族，農田的征服作用遠遠超過文化上的作用。

　　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被打垮後，仍然堅信“中華文明天下第壹”，把西方侵略中國看作是“兒子打老子”來聊以自慰。

　　傲慢來自於對世界的無知，自信建立在與世隔絕之上。1844年中美簽定《望廈條約》後，美國公使贈送給主持“夷務”的耆英幾座炮的模型和壹些有關海陸軍戰術及防禦工事的書，並婉言這對中國有用。卻遭到耆英的謝絕，他表示大清已獲和平保障。

　　1866年第壹個出使歐洲的官員斌椿在法國見到自行車，以為有“木牛流馬之遺意”！

　　在1894年被日本打敗後，中國終於承認自己的政治制度不如別人，才有了康梁變法。可見，沒有暴力的打擊，中國人永遠弄不清世界的真象。

　　1900年中國在遭受列強瓜分的危難時刻，士大夫們竟然炮製出“西學東傳”荒誕怪論！

　　到了民國，辜鴻銘留著著小辮子在北京大學教書。他說：“洋人不會因我們割掉辮子、穿上西服就尊敬我們”。漢人辜鴻銘已忘了漢人不留辮的歷史，竟習慣了做亡國奴！他雖十分熟悉德國文化，但滿腦子的是舊思想，他最崇拜的女人，居然是慈喜。

　　胡適在康乃爾大學求學時曾用英文寫了《中國之婚俗》壹文，投給校刊發表，內容竟是為中國的包辦婚姻辯護。胡適本身就是父母包辦婚姻的受害者，但他的文章卻洋洋灑灑論述父母包辦“早婚”的四大好處，並批評西方的自由戀愛是不堪忍受的習俗。

　　曾非常崇拜西方的新潮詩人徐志摩來到美國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寫的題為《論中國婦女的地位》的碩士畢業論文，全篇是為封建社會中的中國女性地位辯護，說納妾對妻子並不是侮辱，強調中國女人壹直和男人平等，並為醜陋的“纏足”辯解說，“西方婦女流行的束腰又比中國的纏足好多少？”

　　這些人為了掩飾自己的自卑心理，就不顧事實的闡發所謂的中華民族文化的優點。他們甚至為壹些糟粕和陋習辯解。

　　在中國，本土文化運動是以抵抗西方文化的入侵為目標的，哪談得上引入西方文化。陳寅恪先生說：“以儒學三綱六紀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已經具體化為社會制度；中國文化即使吸收外來文化也堅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來學說之後，即顯現排外的本質；中國的制度文化已不可救療”。

　　中國總是誇大自己的成績，抹殺外國的成績。我們津津樂道的唐朝偉大與開放，說有很多外國人來中國做官。這不過是少見多怪而已，其它地區的開放普遍得很。例如羅馬帝國時期，甚至有好幾個皇帝[羅馬皇帝並非國家主人而是第壹公僕，是元老院代表人民選出的行政代表]是阿拉伯人、肺尼基人、日爾曼人等外族人，而且是依照正常程序繼承的皇位。

　　李慎之等人揭露了“1988年初聚會巴黎的70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在發表的宣言中說，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過頭去汲取2500年前孔子的智慧”是個彌天大謊。實際情況是：會議主持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伊利·韋塞爾倒是提到了老子，他在開幕講話中說，“如今的學者藉助先進的通訊手段可以身處異地而參加同壹些討論，啊，要是設想壹個有傑里邁亞、畢達哥拉斯、老子和瑣羅亞斯德——還不要漏掉釋迦牟尼參加的討論會，該多麼有趣！”就這麼簡單的幽默居然引出了壹個“孔夫子救世界”的學界笑話。

　　在今天的中學數學課本里，看看被我們更名為“勾股定理”的畢達哥拉斯定理吧。改名的理由在於古文獻《周髀算經》裡，記述了西周時期壹個叫商高的人，在回答周公的問話中提到：“故折矩以為勾廣三、股修四、經偶五”，即“勾三股四弦五”。據此便武斷地咬定：商高早於畢達哥拉斯六百多年，就發現了“直角三角形兩直角邊的平方和等於斜邊的平方”這壹普遍規律，並將畢氏定理更名為“勾股定理”。

　　科學常識告訴我們：所謂定理，是指人們對自然和社會現象的規律性的認識，而不是某壹特例的偶然發現。所謂“勾三股四弦五”，不過是畢達哥拉斯定理中的壹個特例，特例以外還有無窮個直角三角形，不能用“勾三股四弦五”來求解。而畢達哥拉斯和他的學生們，不但發現了直角三角形三邊長度關係的普遍規律，而且完成了對這壹規律的幾何和邏輯的證明。與商高發現的特例相比，是霄壤相別的，根本不能相提並論。而我們卻據此將畢氏定理改名為“勾股定理”，並壹直沿用至今。這真是壹個滑天下之大稽的“壯舉”。

　　有人若說美國人發明了計算機，為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有人反駁說：這算啥！我們的老祖宗在周代就發明了籌算，這不是計算機的雛形嘛？《周易》裡面的推算八卦，不就是用壹長壹短的線條組合變化，來表示各種不同的意義嘛？二進制只是它的壹條支脈呢。又據某時某地的考古發掘，還發現了壹只“陶製鼠標”呢，不信請看某日某報！

　　有人若說中國的農業落後、農民困苦，比之西方各國差距很大，特別是以色列在沙漠戈壁灘上建成了世界上最高效的農業，令世人驚嘆，中國應為此感到羞愧。此時又可從我們的課本中抽出某章某節來反駁：這算啥！我們以世界1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0%的人口。妳能說成績不偉大？這不是惡意誣衊是什麼？

　　中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而日本的自然資源卻極其貧乏；中國的人口雖多，但人口密度卻小於日本（中國為每平方公里130人而日本每平方公里330人）；1840年以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投資也遠大於對日本的投資。可1950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僅為我們的80%，但現在我們的GNP僅僅為日本的1/6，2002年，日本的恩格爾係數是22.3%，而中國目前城市為37.1%，農村為45.6%；也就是說，中國人目前生活支出主要是忙乎吃，日本卻將主要支出花在食物之外的其它方面，中國是生存消費，日本是發展消費；……中國趕不上日本顯然是中國人本身的原因所致。

　　中國的阿Ｑ政府總是宣揚外國的醜惡，隱瞞自己的醜惡。專門熱衷於挑剔他國的缺點而暗示自己偉大的民族是幼稚的，也不可能有進步。當指責他國缺點時，多數中國人有壹種幸災樂禍的快感。我們民族夜郎自大、好大喜功、巴不得壹步登天當上全球老大的躁狂心態，使得“先進者”決定以“走俄國人的路”來建立“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後來又驅使全民“超英趕美”，以“全人類解放者”的身份干盡人間的醜惡。壹個民族只要干出“大躍進”和“文革”這兩件事中的任何壹件，該民族就能進入“恥辱吉斯尼大全”而永垂青史。中國政府不斷培育自豪感，結果是看不清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在中國文化中，無不瀰漫著這種害國主義的毒素。“多有這種‘合群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這種唯我獨尊的心理至今還在延續。目前美國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的命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與美國的關係。但中國竟沒有“美國學”。惟我獨尊註定了中國文化僵化、停滯、解體的命運。中華民族的長期苦難也就與這種民族精神同其久長了。

　　壹些人內心裡還做著天朝上國的夢，他們說的無非是“中國人是世界最優秀的種族”之類的法西斯口號，打心眼裡從來看不起任何外國，最自大的就是這些蠻不講理的“愛國賊”。

　　當我們批評中國的罪惡時，愛國賊們說，外國也有這樣的罪惡。這種辯護的邏輯簡直令人髮指！難道外國有罪惡，我們這裡就應該有罪惡？

　　這種蠻不講理的愛國主義實際上害國主義，使我們民族失去了自我反省自我更新的能力，甚至滑向了賣國主義。這些人無限熱愛政府領袖，而領袖恰恰是有資格的賣國者，他們自然就成了賣國主義、專制主義的幫凶。

　　這些被傳統文化毒害過深的民族主義者已經淪為徹底的文化中心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由於中國人拒絕承認自己的缺點錯誤，缺乏對自身問題進行深刻探討和反醒，使中國人無法從以往的失敗中吸取到真正的經驗教訓。

　　壹個背離上帝不講是非的民族

　　壹個邪惡的吃人民族

　　壹個越到後來就越專制的民族

　　壹個越到後來就越被外族征服的民族

　　壹個不依賴西方民主思想就無法推翻滿清的民族壹個依靠蘇聯的極權主義顛覆了民主共和的民族壹個自高自大的拒絕學習外族的阿Q民族

　　妳的希望在哪裡？妳的未來在哪裡？

　　壹個吃人的越來越專制的民族

　　有什麼道義資格批判越來越自由的西方文化

　　整天罵外國，只會導致民族的自我毀滅

　　只有真心誠意的懺悔，我們的民族才有希望。

　　我們對祖宗的錯不能文過飾非甚至把它吹成鮮花，這只會越來越錯。無原則瞎吹捧專制的祖宗對廣大的人民是犯罪；這是在愚弄人民，只對當官的有利。

　　祖宗的錯就是我們的錯，我們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來批判、來反省、來改正，通過制度建設、民間組織建設、道德建設來避免再犯類似的錯。

　　文化不只是自己的才好，別人的如果比自己的更好，為什麼不可以學？以人類文明的普遍原則來批判東方民族的野蠻“文化”，實乃替天行道。

　　壹個不願意把別國的優點當作鏡子來對照的民族是沒有任何希望的。壹個拒絕批評、不敢正視自己缺點的人，是壹個毫無希望的人；壹個拒絕批評、不敢正視自己缺點的民族，是壹個毫無希望的民族。壹個不願意聽反面意見的民族是不能進步的。

　　十六世紀三名葡萄牙人從澳門乘船去暹羅，途中遭遇風暴，被吹到日本九州島島的種子島。他們攜帶的鳥槍立即被種子島島主時堯所接受，很快便仿效製造出大批洋槍，從九州島島逐漸向全國普及。大量生產的結果對作戰方式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不僅各國大名均組成步兵火槍隊，而且城堡的建築方式也發生變化，即出現了帶有高牆、深壕、射擊孔的巨大城堡。

　　1549年天主教耶酥會傳教士沙忽略（Frasisco.Xavier, 1506-1552）來到鹿兒島，到山口傳教，為西方宗教到日本之始。為了便宜行事，傳教士們首先與當地人大名往來，取得信任。而大名們為確保貿易的豐厚利潤，也樂於同西方傳教士交往。伴隨天主教迅速擴散而來的西方曆法、文字以及書籍、繪畫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更強化了“西洋”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壹時間，西方宗教在日本以驚人的速度傳播開來。

　　到了16世紀80年代以後，天主教在日本已擁有15萬信徒和200多所教堂，在傳教士的建議下，1582年日本四少年曾赴歐洲參見羅馬教皇。

　　豐臣秀吉統壹後，曾採取過保護天主教權益的政策。可是西方宗教教義中的原罪意識、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壹夫壹妻等思想觀念，不僅與幕府賴以維繫思想統治的佛教、神道教發生衝突，還削弱了幕府的統治的政治基礎。像大村純忠把自己的領地奉獻給長崎教會，迫使領地內百姓改信天主教，更令秀吉對西方勢力有所警覺。1587年豐臣秀吉改弦更張，宣布了《禁教令》，開始逮捕傳教士和部分信徒。1596年秀吉逮捕了6名傳教士和3名修道士，以及17名日本信徒，在長崎以殘酷的磔刑（撕裂肢體）將26人全部處死。

　　德川家康重新統壹後，德川幕府最初對西方宗教採取了較為寬容的態度，傳教士在西南部再度活躍起來。1605年日本天主教信徒上萬人，並按照教會組織形成聯絡體系。當德川家康意識到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勢必衝擊東方封建專制統治的正統意識形態，於是，轉而實行取締西方宗教的政策。1612年德川家康致函西班牙總督，要求停止傳教活動。並明令天領（幕府在各地的領地）內實行禁教，凡旗本、家臣及居住江戶的大名妻室當中有天主教嫌疑者，壹律強迫改變信仰。拒不放棄洋教者，削去官位，逐出城外。

　　1621年德川幕府向全國發布了第壹道禁教令。1622年10月，幕府在京都將53名教徒處以火刑；1623年9月，又在長崎將555名教徒分別以火刑和磔刑處死。

　　1624年後，德川幕府屢次向長崎地方官下達“鎖國令”：1633年取消朱印船貿易，禁止持有幕府奉書的船舶出海；1634年建造限制葡萄牙商人活動的人工島嶼“出島”；1635年全面實行海禁，違者格殺勿論。

　　為了有效鑑別出潛藏的天主教信徒，禁教官吏“發明”了名為“踏繪”的方法，將帶有聖母瑪利亞和耶酥浮雕的鐵板放置地面，命令百姓逐個從聖像上走過，以便甑別出信仰洋教與否，果真有不少信徒因拒絕踐踏聖像被逮捕。為了強迫信徒皈依神道、佛教，酷吏們使用了駭人聽聞的刑罰折磨信徒。對于堅持天主教信仰的男女信徒，分別採用火燒、凍餒、半身掩埋、裸體倒吊並在顏面燙烙十字架等酷刑，直到用鋸鋸斷頭顱或以荊棘捆綁焚燒的極刑。

　　幕府的禁教政策和殘酷的迫害引起了下層百姓的極大憤懣。1637年，島原、天草農民不堪忍受苛政，揭竿而起，爆發了直指幕府統治的武裝起義。17世紀初，有壹個叫馬可斯的神甫被幕府驅逐出境時留下預言：將來必出現壹位具有神聖稟賦、通曉教義的16歲的童男，代表上帝來拯救萬民。這壹預言在信徒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起義者推舉年僅16歲的天草四郎為“總大將”,把3000多信徒集結到島原城中。驚恐萬狀的幕府調集大批軍隊鎮壓，卻遲遲不能攻克。起義者環繞在靈異少年周圍，堅持兩個多月，彈盡糧絕，全部戰死。

　　此後，幕府懼怕民眾繼續利用宗教旗幟再度團結起來，進壹步地閉關鎖國。1639年7月，下達了最後壹道鎖國令，把葡萄牙、西班牙、英國等天主教國家的貿易對手全部趕走，徹底禁絕了天主教在日本的傳播。在禁教過程里，幕府陸續關閉了沿海口岸，僅在長崎壹地的“唐人屋”與孤懸海上的出島的“荷蘭商館”（有幕府武士把守的壹條棧橋同長崎口岸連接），保留了對中國和荷蘭的限量貿易，以解決國內對生絲、香料等貴重物品的急需。

　　當幕府將軍對天草起義軍民固守的島原城久攻不下，荷蘭殖民者不惜以炮擊城牆，屠殺起義軍民來取悅日本統治者，終於保住了自己在出島荷蘭商館的貿易地位。

　　鎖國以後，荷蘭人再三表明只從事貿易活動，決不傳教，為此還“避免在公開場合祈禱和唱讚美詩，並卸除了基督教的壹切外部標記”。這些人，全被限制在長崎港外的壹個小小的人工島上，與日本老百姓隔離。幕府也就是通過這壹嚴格控制的孔道，從西方獲得必要的信息、技術、和物資。當時的西學，就叫蘭學。比起中國來，日本人了解西方條件差多了。

　　這個連接日本與西方文明的小小窗口，在18世紀中期以後竟成為“蘭學”傳播的基地，及至幕府末年，蘭學已經“如滴油入水，布滿全池”，為明治維新推翻幕府封建統治提供了必要的精神準備。這也是當年封建幕府的決策者們始料不及的。

　　19世紀中葉，俄羅斯的東正教傳入，西方宗教在銷聲匿跡200年後再度出現在日本。1865年天主教也重新登陸，而後基督教（新教）也出現在日本。

　　1853年佩里率美國率四艘軍艦長驅直入江戶灣時，日本毫無抵抗能力。1854年2月，培理再次率七艘軍艦到達日本，並與日本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正式敲開了日本鎖國（1639-1854）的大門。中國其實在1793年馬戛爾尼使華時就可以和平方式擺脫閉關鎖國狀態，與中國那種被虐狂式的近代史敘述方式大異其趣的是，日本人十分感激美國人佩里促使日本擺脫閉關鎖國的狀態，並為佩里建立了銅像。

　　1858年6月雙方簽定《日美修好通商條約》。該條約導致了黃金外流，物價飛長，人民貧困化，城市貧民暴動。德川幕府驚慌失措，破例向天皇報告事態，並向各地大名徵求意見，結果卻為天皇、公卿貴族以及強藩大名參政開闢了道路。在強藩的策動下，天皇拒絕批准簽定《日美修好通商條約》，但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採取強硬態度，在沒有天皇批準的情況下擅自簽定了上述條約，並對反對派進行殘酷鎮壓。有關大名被禁閉，長州藩士吉田松陰等人被處死，其它遭受迫害者多達近百人，史稱“安政大獄”。

　　1862年9月，薩摩藩武士在神奈川縣生麥村因道路糾紛而殺死英國商人，第二年7月英國七艘軍艦炮擊薩摩藩的鹿兒島，摧毀了炮台，並焚燒了市區，薩摩藩被迫接受“賠償”、“懲凶”等屈辱條件；1863年6月，長州藩炮擊通過下關海峽的外國商船和軍艦，並封鎖下關海峽。1864年9月，英、美、法、荷四國聯合艦隊進攻下關，並攻陷了所有炮台，長州藩被迫求和。“薩英戰爭”和“下關戰爭”使主張尊王攘夷的下級武士意識到，在與外國武力相差懸殊的狀況下進行攘夷是輕率的，抵禦西方勢力入侵，保障國家安全，只能打倒傳統的幕府，建立壹個強有力的、統壹的近代民族國家。

　　西南兩大強藩在1866年3月簽定密約，商定兩藩結成討幕軍事同盟。

　　1867年1月30日頑固的鎖國攘夷論者孝明天皇去世，15歲的明治天皇（1852-1912）繼位。皇室公卿立即與西南諸藩策劃武裝討幕。1868年（戊辰年）1月3日，天皇發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廢除幕府，令其交權。幕府末代將軍德川慶喜宣布該天皇令為非法，並立即率兵從大坂向京都進軍。以薩摩藩和長州藩為主力的新政府軍與幕府軍在京都附近的鳥羽、伏見地區激戰三天，結果數量占優勢的幕府軍被打敗，德川慶喜從海路退奔江戶。新政府軍尾隨而來，幕府知道大勢已去，於是獻城投降。1868年11月，東北地區的叛亂被評定。幕府海軍將領夏本武揚率八艘軍艦和幕府殘兵逃至北海道，於1869年1月建立“蝦夷共和國”；同年6月，在新政府軍的進攻下，夏本武揚投降。“戊辰戰爭”結束。

　　1868年4月天皇發布《五條誓文》：(1)、廣開言論、擴大會議，是非決於公論。(2)、上下壹心壹德，奮起為國。(3)、所有文官、武士、平民，均應抱此決心，矢志不渝。(4)、革除舊有之陋習，守天地之公道。(5)、吸收世界的智識，振興偉大的皇基。

　　1876年元老院起草的憲法由議長呈現給天皇，世稱元老院憲法，其基本精神取自於英國憲法。此憲法遭到伊藤博文為首的政府的反對，天皇故命伊藤博文率人赴歐洲考察憲政制度，伊藤博文歸國後開始起草憲法，1888年完成，並秘密呈奉明治天皇欽定，並邀集國家元勛及學者，在天皇親臨下開會審議憲法草案。1889年頒布大日本憲法即明治憲法。憲法規定：不得隨意逮捕公民，財產權受到保護，公民享有宗教、言論和結社的自由；規定了三權分立的政治體系。1890年實行普選制，中日兩國近代化迥異的制度文化背景差異是：

　　日本有封建制度，中國沒有。在封建制度下，權力分散並受到有力的制約。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間有矛盾，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間有矛盾，而且哪壹方的舉措不對，其它方面有力量制約和糾正，不是壹權獨大。

　　日本有蘭學，中國沒有。日本在江戶時代由國學派、水戶派倡導的國學運動，旨在擯除儒、佛外來文化的滲透。隨後，蘭學大盛，許多日本中心主義的國學家同時也是蘭學家，對西方充滿敬意。他們還對被禁的基督教充滿了熱情，偷偷地弄到中譯的傳教士的著作，甚至借用利瑪竇關於基督教優於儒教的理論，來論證他所鼓吹的神道優於儒教的學說，並公開主張日本要向各種文化廣泛學習。日本的國學派逐漸建立了壹種文化精神：我們是日出之國，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世界的學術文化都湧向日本。中國則只知道固守自己的傳統，難以包容天下的學問，所以是文化的邊緣。

　　正因為如此，面臨西方的挑戰，日本比中國有準備得多。1854年佩里送給日本人壹些體現西方成就的禮物，如火車模型等，意在嚇唬壹下日本人。但美國人發現，日本人拿到這些禮物後，如獲至寶，並不斷提問，顯示他們對這些新技術早從書上讀到，而且研究過。

　　福澤諭吉說，日本人從第壹次看到蒸汽機船後，只用7年就掌握了駕駛技術，並獨立遠航跨越太平洋。1860年福澤諭吉到美國驚奇地發現美國居然有“女尊男卑”的現象；美國總統的子女居然和普通人民壹樣生活。他覺得社會文化給了他巨大震撼，但工業技術和科學方面，並沒有什麼超出他的想象，因為他來之前作了家庭作業，對這些內容瞭如指掌。

　　日本的蘭學大師成了明治政府的主要靈魂人物與指導大師。中國當時的領導與知識階層，很少人懂外語，對世界文明亦不感興趣，沒有培養人才的完整計劃，更不想追究西方船堅炮利背後的原因。

　　日本有壹半的政府官員曾赴洋考察與留學。1871年明治政府派遣使節團，伊藤博文用英文在舊金山作演說：“本國的政府與人民最熱切希望的，就是與各先進國壹樣，達到文明的最高點。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打算在海陸軍與學術教育上採用西方的各項制度”。世界上從沒有第二個國家，在政府剛成立後的四個月，在政務還未上軌道時，便派遣“半個政府”花如此長的時間，考察如此多的國家。所有赴西洋考察的官員，返國後均居要職。

　　中國大部分政府官員對外壹無所知。由於當時中國領導階層的無知、守舊和落伍，以及對新思想的抵制，致使中國近代史上的自強運動與光緒維新相繼失敗，甚至發生震驚世界的義和團事件。中國近代史上，由於主政者的無知與無能，造成國家被侵略與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之數量，超過人類史上任何壹個國家。

　　中國有科舉制度。科舉制給中國的知識階層構建了壹條比較公平的上升管道；科舉的考試科目太偏窄，只考儒學和文學；限制了人的認知範圍，讓他們戴上難以衝破的緊箍咒。這是為害千年的排斥外來思想的基石，多少中國青少年的黃金歲月都虛耗在四書五經上了！完全沒有科學技術發展的空間。中國的醫學不但沒有發揚，反倒有好多失傳了。16世紀末耶穌會利瑪竇教士來華傳教時，已將西洋學術介紹給徐光啟、李之藻等知識分子，奈何中國知識分子壹心嚮往科舉考試及升官發財，對非科舉的知識漠不關心。很多對政治、經濟、軍事、科學等知識全然不懂的人也能作官；因而造成中國在科學方面比歐洲落後很多。

　　嚴復曾於1877至1879留學英國海軍學校，成績比同學伊藤博文優異，回國後得不到重用，只能淪落到坊間翻譯書籍過活，嚴復又分別於33、36、37歲時，參加了三次鄉試，企圖借科舉登上中國政治舞台，以便實現自己的理想，可惜壹切均告落空。伊藤博文回日本後當了總理。他意識到，如果沒有組織和公眾的支持，單純寫在書面上的政體與議會是不可能運轉的。於是他1898年辭去官職，創建了新政黨，促進了日本現代政治生活的形成。

　　日本沒有科舉，因此學術發展較開放，不受任何限制，知識分子可研究儒學、國學或蘭學。可見，壹個國家的教育制度與思想，將直接影響到國家的興衰存亡。

　　1889年日本政府改革了教育制度，模仿西方在全國開辦小、中、大學和各類專校，讓各階層子民都有機會學習先進的西方知識。1900年實行免費初等教育。

　　1890年日本發布《教育敕語》要求:“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壹心”，“輔佐天壤無窮之皇室，為朕之忠良臣民”。它用以教育青少年的所謂“東洋道德”就是儒家道德。日本人盲目追隨軍閥侵略，就是這些愚昧價值觀念的惡果。

　　日本統治階級具有國家使命感，中國統治階級沒有國家使命感。中日兩國的社會結構均有士、農、工、商四個階層。日本的“士”是武士，武士由於長年征戰，形成了勇猛堅毅的性格，在日本社會中代表著最完美的人格。武士的任務是尊王、統治及打仗，他們有非常強烈的國家使命感，為了國家可以犧牲個人，因此明治政府才能順利地“王政復古”及“廢除幕府”。中國的“仕”是文士，文士的任務是讀書、升官、發財，他們只會讀四書五經及全心追求科舉功名，不懂得如何打仗及捍衛國家，他們認為打仗是軍隊的事。

　　日本天皇比中國皇帝廉潔得多。慈喜太后修建頤和園，用了將近3000萬兩，挪用了德國給清政府海軍的貸款。光緒皇帝大婚用掉500萬兩。1888年海軍衙門和北洋艦隊正式成立後就不買軍艦了。而日本海軍在1888年之後接連造了壹批先進的軍艦，他們的速度比中國的更快，火力更強。這只能用制度上的因素來解釋了。

　　日本人民的危機警覺性強，中國人的危機警覺性不強。中國發生鴉片戰爭後，中國人仍沒有檢討失敗的教訓，國家依然腐敗；日本在中國發生鴉片戰爭時，舉國震憾及熱烈討論，例如佐久間象山致友人信中說：“關於清國與英國之戰爭，事態嚴重，這個太古聖人以來的禮樂之邦，被歐洲人蹂躪，真令人難過。”這是日本知識分子危機意識的體現。

　　神道是日本民族文化的根源。日本人認為，日本乃是天神所生之國，大和民族是神選定的民族，天照大神（太陽女神）為眾神的中心。天照大神命她的孫子瓊瓊杵尊統治日本，瓊瓊杵尊就是天皇的祖先。日本的神道信仰表現在遍布日本全國的7萬多座神社上（截止1985年，日本全國神社共有79161座），更表現在日本皇室的萬世壹繫上。從公元前660年第壹位天皇－－神武天皇（瓊瓊杵尊的重孫）始，直到今天，日本的天皇是壹脈相承的。

　　日本天皇的權威不是建立在武力基礎上的，而是建立在神道信仰的基礎上的，因此，在12世紀－19世紀近700年幕府掌握實際軍政大權的時間裡，天皇仍是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在日本，天皇的地位始終是穩固的，無可爭議的。

　　1923年，壹位名叫難波大助的青年狙擊裕仁天皇，事件發生後，政府內閣全體辭職，從警視總監到警備道路的警官等壹連串的“責任者”全被免職，犯人的父親隨即辭去眾議院議員之職，在門前紮起柵欄，從此閉門不出。大助的家鄉，全村廢止了正月的賀典，陷入悲哀之中。大助畢業的小學學校的校長及班主任也因大助曾經是他們的學生而引咎辭職。

　　大震災時，為從火中搶出天皇的肖像，竟使許多學校的校長喪命。

　　神道在日本具體的、集中的體現就是武士道，武士道是日本人的中心價值觀。“專注於死”是武士道的根本特徵。武士道就意味著死的堅決意志。日本武士對中國人的委曲求全，則是嗤之以鼻。日本人蜀山人看到韓信鑽胯之圖時，狂歌壹首：寧斬擋道人，不能鑽胯下，這是大和魂！中國是中國，日本是日本，勿要只撿了中國的紙屑，忘掉了日本刀！

　　戰爭時期，武士道使日本人成為最勇猛、最令人可畏的士兵；在二戰時，日本神風敢死隊的士兵在明知失敗的情況下還發動自殺式衝鋒，去為天皇戰死，當天皇詔書投降時，卻立刻統統放下武器……。

　　在和平時期，武士道的拼命三郎精神使日本人創造出了世界矚目的經濟奇蹟。

　　自古以來，日本便向大陸學習，現在日本引以為豪的國粹——漆器、茶道、禪宗等等，源於中土，發揚於扶桑。日本學習也是有取捨的。周作人曾驚嘆：日本摹仿中國文化，卻能唐朝不取太監、宋朝不取纏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鴉片。

　　日本沒有採用宦官制。因為：（1）日本不象中國嚴厲地強調血統，（2）天皇后宮的后妃不多，好監視。奈良時代規定除皇后外，還有妃二人，夫人三人，嬪四人。進入平安時代後，“更衣”、“女御”取代妃、夫人、嬪等。到昭和天皇時皇室已實行壹夫壹妻制。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學習西方法治思想，加以學習科學技術，發展到現在的世界第二經濟強國，三權分立學說居功甚偉。德國首相俾斯曼在看清朝中國留學生和日本留學生學習時，看到中國學的是科學技術，日本更重視政治與法律，就斷言 “中國和日本競爭，日本必勝，中國必敗”。果然甲午海戰壹場，中國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原因是無論多麼先進的科學技術，在腐敗的政治條件下，根本就無法發揮作用！

　　“和魂洋才”則是為了大和民族，徹底地向西方學習，不但學習其技術思想，而且還學習其制度，通過虛心地學習別人，以達到超越別人的目的。日本學西方學的都是精髓，德國的司法制度、英國的議會制度、法國的警察制度、俄羅斯的音樂思想。

　　福澤諭吉（1834－1901）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最有影響和代表性的啟蒙思想家，是向日本民族傳播近代西方思想的先驅者。

　　福澤諭吉1834年出生在壹個下層武士家庭，其父對漢學有很深的造詣，諭吉本人早年通讀《左傳》11遍。福澤從小受到儒家典籍訓練，他從小就善於動手製作和改善器物，使用工具，他從不恥於做學士文人通常認為低賤的雜事和體力活，這和四體不勤的中國儒生完全不同。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壹方面缺少對具體事務、工具的興趣，壹方面又缺少真正的終極價值追求，熱衷於追求介於二者之間的權勢和家族榮耀。

　　福澤諭吉19歲開始學蘭學，24歲改學英學。1860年福澤諭吉25歲隨幕府使節赴美，到美國驚奇地發現美國居然有“女尊男卑”的現象；美國總統的子女居然和普通人壹樣生活。美國社會文化給了他巨大震撼，但工業技術和科學方面，並沒有什麼超出他的想象，因為他來之前作了家庭作業，對這些內容瞭如指掌。

　　他27歲再隨幕府使節赴歐，32歲又隨幕府使節團赴美，這三次出國使他親自體驗歐美文明。在隨同日本政府考察歐美的時候，福澤將研究重點放在日常生活細節和管理制度上。福氏於1866至1870年間，出版了三卷《西洋情事》，在日本首次介紹西洋文明（如西方政治、經濟和文化），造成日本巨大轟動。

　　1872至1876年間出版17卷的《勸學篇》，又造成了全國轟動，成為風靡壹時的暢銷書。書中討論“人與人平等”、“國與國平等”、“尊重國法”、“國民責任”、“論懷疑精神”、“論思想和行動壹致”、“論誠信”……等新思想。1874年，他的《文明論之概略》系統地反映了1870年代日本思想界在“文明開化”口號下的整個學術思想氣候和世界觀。他極力批判日本傳統文明，主張全力引進西洋文明，使日本早日成為文明國家。

　　福澤秉持著知識分子純粹的非功利的欲望。他拒絕任何官方職務，壹直以報人和教育家的身份出現。他堅持認為壹個學者應該獨立地從事研究而不是效命於政府。他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日本新舊政權轉換時期，他既不尊崇德川幕府，又不特別親近新的維新政權。

　　福澤說：“我不急於證明我的原則是放之四海皆準的，如果證明有效，很好；如果無效，那就很不幸。我無意對我在遙遠的將來可能產生的結果負責。”正是平和的心態使得福澤壹生都在平靜和自我滿足中堅定地進行啟蒙工作。福澤宣稱，他決心堅持自己，如果因為理想而變得貧困，那就在貧窮中生活，如果因此而變得富有，那就把錢隨心所欲地花掉。他還宣稱他只按自己的原則做事，其餘則笑罵由人，自己不喜不悲。

　　福澤的論述的主要是關於文明型態的問題，宏觀介紹西方文明和日本的目標和發展原則。 他在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貢獻就是為處於歷史轉折關頭的日本指出了新的方向。他不象康有為那樣設想壹個烏托邦大同社會，也不對很多社會政治問題頻頻發表意見。康梁反對自由婚姻等，很快就成為保守過時的象徵。福澤的思想更具有連慣性和超越性。

　　福澤諭吉在明治維新前就創辦了慶應義塾，這所學校不再傳授漢學經典，主要教授英語和商科，培養實用人才，許多畢業生被三菱公司聘用，為日本現代化起了極大作用。

　　福澤承認，在漫長的幕府時代，儒家文化對日本擺脫蒙昧和迷信，提升日本的文明水準起了重要作用，但站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下，福澤又對儒家文化持壹種嚴厲的批判態度。

　　福澤的回憶錄中專門提到對中國士大夫的看法，他最不喜歡的就是中國文人的虛偽。“他們宣講四德：忠、孝、仁、義，然而壹旦危機來臨，就變成了膽小鬼。他們中有的人過著荒淫的生活，酗酒、作詩、熱衷於書法”。福澤不作詩，也不鑽研書法。

　　他堅持認為：日本人的虛假落後的壹面正是中國文化影響的結果。日本要實現以西方為標準的現代化，就必須擺脫儒家文明，學習西方文明。他本人的責任正在於挺身而出，肅清儒家文化對於日本現代化的束縛，傳播西方現代文明，從根本上改革日本人民的精神。

　　他認為，現代化的根本動力不在於獲取先進的技術，而在於改變政治形態，使全體人民獲得精神和思想上的解放。把人從傳統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主要意味著兩點：

　　壹是人心的解放，即人的“智德”的進步。這“智德”的進步，實際上便是文明開化。他在《自傳》中寫道：“將東洋的儒教主義和西洋的文明主義比較壹下來看，東洋缺乏的東西有二，在有形的方面是數理學，在無形的方面是獨立心”。“智”就是指“數理學”，“德”則是指“獨立心”，這兩點構成西方文明的本質——科學理性和人道主義。

　　二是人慾的解放，以人慾的擴張為文明發展的動力。他說：“只有人慾才是文明開化的元素，其欲愈多，心之動亦愈多；其欲愈大，其志亦愈大。”這種人慾就是浮士德式的不斷追求的精神，不可遏止的生命意志的衝動。人心和人慾都獲得解放，謂之“壹身獨立”，“壹身獨立”是“壹國獨立”的必要前提；大學教育應讓人有獨立精神，獨立是不能靠政府命令得到的。在公私關繫上，他強調了“私益是公益的基礎”，這就把國家主義的理想放在了個人主義的基礎上。

　　他尖銳地批判孔孟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學就是“事君”。他說：三綱五常的關係模式只在特定條件下偶然形成，並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儒家的體制是個宗法家族體制，只會造成裙帶政治，沒有制衡體系，結果就是專制。孔子完全為他的時代和社會經驗局限，結果他的學說雖然代代相傳，但永遠只能基於治與被治的固定模式上，並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壹旦文明發展，將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類知識的進步其實是獨立於儒學而發展的。儒生除了死讀書、做官，退休後發牢騷外壹無所成。如果不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那麼把中國導向文明開化是壹場空話。他不贊成“中學”“西學”的提法，認為妳中國人學到手了就成了妳中國的學，何必計較是誰的學呢。

　　福澤在1870年代對儒家文化文化的鮮明批判直到1910年代才由胡適和陳獨秀在中國進行。正是在對待儒家的態度上，可以找出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真正障礙。日本的現代化改革壹開始就對儒教進行了全面清算，最終落腳於對西方價值觀的全面認同，而中國的改革卻始於對傳統的拼死捍衛，經歷了壹個從技術變革（洋務運動）、制度改良（戊戌變法）、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到文化批判（新文化運動）的不斷試驗、失望、再試驗的深入過程，才艱難地走到挑戰儒學的道路上，思想革命不幸落在所有改革的最後面。

　　福澤將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分為野蠻社會、半開化社會、文明社會三個階段。他明確指出歐洲和美國是最高階的文明，中國、日本、土耳其並列算是半開化國家，而非洲和澳洲土著為不開化民族。歐洲文明是日本的前進方向。對於有著巨大文化優越感的中國人來說，要承認自己是“半開化民族”是不可能的。

　　由於文明階段論，福澤首先從理智上認為先進文明徵服落後文明是壹件自然而然的事。這樣，他對於日本被西方控制的並沒有太強烈的屈辱情緒，也不認為排外是解決民族獨立問題的方式。他早已超越了對日本文化本體的頑固堅持，也不熱衷於東西文化之爭和反對帝國主義的話語。福澤關注的是，如何調動日本國內的積極然而非暴力的力量來爭取獨立，例如，宗教或許可以成為壹種凝聚力量；政府如果鼓勵工商業發展，國內就可以實現富強。

　　福澤堅決反對不負責任的排外思潮和行為。他認為，日本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獨立，但實現國家獨立的唯壹途徑就是全民族達到現代文明。福澤指明日本既要獨立又要走向現代文明的方向，並指明二者是不可分隔的整體。他沒有象後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壹樣，把啟蒙（追求文明）和“救亡”人為地分割開來，並最終以“救亡”為名犧牲對民主文明的追求。

　　福澤以理性的態度指出，我們固然不滿意西方文明目前所達到的水準，但如果拒絕它的話，還能找到其它的標準嗎？文明是動態發展的，即便西方也只能說是達到了人類智慧當前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針對伴隨西方文明而來的傲慢和殘酷的征服，福澤認為傲慢和殘酷不過是富強的副產品，最終可以通過人類理性來克服。

　　在中國，不論是康有為、梁啓超還是李大釗，都沒有將西方文明發展中出現的負面問題如貧困和剝削、殖民主義看成是人類文明可能面臨的共同問題，而是無壹例外地看成西方文明特有的罪惡。很多中國思想家都從道德主義和完美主義的角度出發，在中國的資本主義文明遠未充分發展的時候，就急於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提出道義上的批判，大喊西方物質文明破產，幻想中國可以以某種途徑壹舉超越這些弊病。

　　福澤認為，文明雖然是人類的唯壹目標，但其路徑可以是多元化的，因此具體到政治制度的選擇上，福澤的原則是必須保障民權和社會相對於國家的獨立和制衡，而對具體的政體形式，他並沒有明確的主張。他說，“假如有利於國家的文明，政府的形式可以是君主的，也可以是共和的。美國的民主政府比中國的君主制更好，但墨西哥的共和制卻比不上英國的君主制”。福澤認為民主價值觀是西方人民幾百年來不斷鬥爭來的。他主張實施議會制度、實行普及教育、重視婦女權利和文字改革。

　　他於1899年初版的《自傳》中認為，中國要走向文明，必須推翻清政府，否則，再來壹佰個李鴻章也無濟於事，這預言了孫中山領導的共和革命在中國的環境下的合理性。

　　福澤壹針見血地指出：“中國人應當知道究竟是政府為人民存在還是人民為政府存在”。而正是這個根本問題困擾了中國人幾千年之久，似乎至今也沒有得到清晰的回答。

　　福澤在《脫亞論》壹文中寫道：“日本國雖在亞細亞之東，但國民之精神已脫亞細亞之固陋，移至西洋文明”。日本經由明治維新，已脫離半開化社會，逐漸接近文明社會。他的思想使促使了日本舉國上下同心學習西洋文明，讓日本人放棄了“東洋道德，西洋技術”的錯誤觀點，使日本走上了學習西方國家的道路。

　　脫亞論者聲稱中國日本朝鮮等東亞國家是未開化的野蠻國家，日本人和這些野蠻人在壹起就會“近墨者黑”，就難免染上東亞人的壞毛病。日本要專心和歐洲的“好朋友”交往，把日本人改造成像黃皮白心的香蕉那樣、具有白種人靈魂的黃種人。

　　1875年清政府邀日本和中國聯合起來抗擊西方列強，被日本拒絕。1893年日本對日本人傳統上的排外、無知、自我陶醉、偏執等“島國根性”進行了尖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

　　日本在二十世紀初就步入了世界最先進國家的行列。現在的中國卻仍然處在現代化轉型的漫長過程中，對西方文明仍然欲迎還拒。在堅持獨立的個人主義立場方面，福澤喻吉在壹百多年前已經做到的，中國知識分子直到現在依然沒有完全做到。

　　1945年日本敗戰後，再次認真向美國學習，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將軍國主義的日本改造成為民主主義的經濟大國。

　　愛國主義有三個層次：愛政府主義，愛國勢主義，愛國民主義。愛政府主義最膚淺，愛國勢主義次之，而愛國民主義才是愛國主義的真正精髓之所在即憲政愛國主義。

　　憲政愛國主義

　　真正的愛國主義並不是民族極端主義的情感，愛國主義是有條件的，它對於祖國的熱愛和效忠是以壹個怎樣的國家政體為前提的，這是壹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共和派的愛國主義是對共和國及其公民的壹種普遍並且強烈的熱愛或博愛。經院思想家Ptolemy of lucca說：“對祖國的愛應該來自於博愛，即那種將公共事業放在私事前面的精神。”維羅里指出，這種愛國是尊重正義與理性的原則，可稱之為理性之愛，是對於共和國所賴以建立的法治社會、自由權利、公共秩序的熱愛或崇信。這種愛是有條件的，它所立足的基礎不是種族性，而是政治制度及其政治制度所賴以維生的人權正義及其美德。

　　哈伯瑪斯說：如果真的要愛，就愛德國基本法所保障的人權與正義吧！這個說法的重點是“人權”而不是“愛國”，“國”已經被定義為人權正義之國。真正的愛國不是愛現存秩序，更不是愛權勢人物，而是胸中裝著祖國的利益、人民的疾苦；不是讚美病態，而是為著國家的前途向病態挑戰；不是忠於哪個政權，而是忠於良心、忠於公理。這是憲政愛國主義。

　　愛國民主義指的是以熱愛人民為標誌的愛國主義。愛國志士們愛的不是政府，而是實實在在的人民。政府是人民建起來的，是為人民服務的，這就決定了國家對人民的從屬性。沒有了人民，政府就都成了無源之水，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愛國民主義要求人們熱愛人民，壹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如果國家處在外國殖民統治下，就要不屈不撓的與侵略者作壹切形式的鬥爭，以爭取民族獨立；如果國家處在專制獨裁之下，就要與專制者作不妥協的鬥爭，以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保障和維護。這都是愛國的表現！

　　愛祖國最深切地表現在致力於使祖國成為全體人民自由和幸福的樂園。這種責任感要求對自己的民族、國家的歷史和現狀進行批判性自我反思的精神以及興利除弊的決心。他們忠實地為祖國服務，而當國家處於停滯和衰頹之際，他們不顧個人安危地為革除形形色色使祖國蒙羞含垢的醜惡現象而奔走呼號；當國家淪為某些人的囊中私物而陷於黑暗之時，他們勇敢地揭露黑暗，並致力於喚醒酣睡中的人民。

　　愛政府主義

　　愛政府主義就是認為國家與政府是壹體的，愛政府就是愛國。由此引出的愛國行為就是：無條件的擁護政府，對批評政府的言論壹律堅決駁斥，嚴厲打擊。在中國，愛國往往被等同於愛皇帝，愛執政黨，愛政府。中國缺少的就是對政府的不信任態度。

　　信奉這種愛國主義的人多是官員或思想怠工者。這種思想使官員們獲得了道德上的解脫：我拆閱他人信件、竊聽他人電話、暗殺反對派領袖、向示威群眾開槍，這些都是正確的，因為我是奉國家（政府）之命行使事，我是因為愛國（愛政府）才這麼幹的。

　　對於思想怠工者，信奉這種愛國主義使他們擺脫了思考的責任，只用服從政府，做壹個順民，就是愛國了。思考什麼？上級已經替妳思考好了。妳在政治上沒有半點風險，在思想上解除了繁重的思考，在道德上也沒有遺憾（愛國=道德），又何樂而不為呢？在當今世界，這種奴隸般式的愛國主義已沒有什麼市場了。

　　維護政府並不總是愛國。現代政治學普遍認為，在政治上提倡和保障國民對政府的嚴苛監督、自由批評和有效制衡，是確保政府增進國家利益、而不是危害國家利益的最重要的政治條件。因此，無條件地維護政府的制度和行為不是愛國、而是害國行為。

　　批評祖國並不總是害國。表面看，公開批評祖國是削弱國家在內政外交方面的公信力，似乎是害國行為。但是，國家只有在提供令人滿意的公共產品，從而增進國民的政治認同時，才是值得維護的；如果批評國家，是為改善其制度和政府行為、使其更公正和有效，那麼，批評政府就是愛國主義，而不是害國。那些冒著個人被迫害的風險，為維護公眾利益和政治主義，挑戰和抨擊政府及政要的過失的國民，是具有最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的國民。

　　在美國，愛國和愛政府明顯是兩回事，不少人正是以反感政府的姿態表現他們的愛國精神。美國人對政府的基本理念就是把政府看成“必要之惡”。妳真的愛國嗎?那就要把政府管緊點！要警惕政府越權濫權，要隨時隨地批評監督政府。那些自己不敢批評監督政府，反倒支持政府壓制批評的人，非但不是什麼愛國者，而是國家的蛀蟲。

　　當美國和伊拉克進行戰爭時，美國人在街頭反對美國政府的政策。反戰的人被認為是愛國的，他們有反對政府的權利。因為國家是所有國民的國家，而不僅僅屬於白宮。指責小布什的伊拉克政策的人，不僅沒有“叛國罪”，反而可以氣勢如虹地與小布什競爭總統寶座。

　　如果中國和別的國家打仗，妳要到街頭反對官方的政策，那壹定被看作漢奸了。當局要整妳，老百姓會罵妳。這種處處維護政府的行為並不是愛國。

　　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要由國民通過民主機制來決定。中國沒有民主機制讓老百姓來決定什麼是中國的國家利益，民眾沒有權力獲得信息、做出選擇，也沒有權力把這個選擇反映到政治層面，那愛的是什麼國呢？愛的是壹種虛幻、空洞的東西，是壹種虛幻的愛國主義。

　　不愛國人卻“愛國”，只“愛民族”不愛民；這就是某些中國人的“愛國主義”。他們對英國人怒火萬丈的原因是：“英國人統治香港百年沒有給港人以民主，為什麼現在要給港人民主？”原來英國人的錯誤在於他們沒有把600萬人的民主權利剝奪到最後壹秒鐘，為什麼不讓港人做奴隸做到1997，而只讓他們做到1995？為什麼英國人做主子不做到底？……當英國人在諸如新機場工程和鐵路這類明顯是為英國人爭利益的事情上漫天要價時，這些“愛國者”總是更願意讓經濟之利而換取不搞“政改”：我讓妳狠敲香港壹筆竹槓，妳給我做主子做到底罷！別的都好商量，千萬不能讓那600萬賤人鼓搗什麼“權利”呀！……即使如此，這些“愛國者”們仍然對“西方來的”民主、人權表示了最大的恐懼。

　　沒有正義和人權的國家不是國家。例如：假設在壹個沒有人權和正義的國家裡，某壹公民受到迫害，或者受到非法的或非正義的傷害，這個公民不會認同這個國家；如果這種現象是普遍的，那大多數公民就不會認同這個國家。這種國家就不值得愛。

　　如果生下來便被派定必須愛什麼擁護什麼，那只不過說明他壹出生便已淪為奴隸。脫離自由這個人類普遍的價值去建構什麼抽象的國家或神聖國家，是壹個騙局。跟在獨裁者後面保衛祖國的人其實是在保衛做奴隸主的國家。

　　當權者的“愛國主義”是政治流氓手中最後壹張王牌。18世紀英國著名作家山繆.約翰遜說過：“愛國是惡棍的最後藉口”。這些流氓用它去敗壞國民，使國民白痴化，他們就正好從中撈取好處。為政者在情況於己不利時，還可利用“愛國主義”的蠱惑在需要時拿人民作人質或人肉盾牌。可見，壹個專制獨栽腐朽墮落的政府是多麼的喜歡民族主義。

　　當權者的“愛國”就是熱愛社會主義制度，就是贊同把人民劃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等級觀念，支持由警察、軍隊向被統治階級實施專政。“愛國就是忠於政權”，愛權勢者之所愛，攻權勢者之所恨。於是，官方的愛國主義者們吹捧權力，掩蓋罪惡。當權勢者作了惡，他們小心地抹掉作惡的痕跡。他們攻訐的矛頭徑直指向那些挑戰黑暗的真正愛國者。那些公款出國溜達過壹遍又壹遍的“公僕”，當他們在國外窺見了人家的公僕受到的重重製約，他們真的是很熱愛對他們幾乎毫無制約、並且使他們八面威風的國家。

　　愛國勢主義

　　愛國勢主義就是讓國家強大。這種愛國主義認為只要國家強大，什麼代價都可以付出。。國家強大和人民幸福不壹定壹致。例如：納粹德國橫掃歐洲，當時的德國人民幸福嗎？

　　極端民族主義者鼓吹“唯強大論”，以為為了強大可以付出壹切代價，包括人民的幸福。他們壹旦聽見對政府的批評，就立即警覺起來，“妳是什麼意思？妳想削弱祖國嗎？妳是賣國賊在配合西方遏制中國的陰謀嗎？”這樣“愛國”，與納粹的“愛國”有何區別？

　　那些搞“強國論”、搞“富國強兵”的國家，有哪壹個不是禍國殃民、榨取人民血汗的國家。北洋海軍的近3000萬兩的軍費都挪用到建慈喜太后的頤和園去了。甲午戰爭開戰的時候，中國海軍的戰艦數量大過日本，仍然敗於日本；失敗的最直接原因，竟是由於承包商在許多炮彈里灌了泥沙，將大量軍費中飽私囊。國家就成了吃人民肉、喝人民血的怪獸。

　　法西斯的愛國主義

　　德國式愛國主義在於仇恨中成長，它使人心胸狹窄、冷酷無情，滋長壹種粗野精神。1930年代的德國的政治領袖們，尤其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黨徒，極力鼓吹“國際反德陰謀”，他們把自己民族的壹切挫折都歸於他國，就象中國把鴉片戰爭以來的所有不幸都歸罪於“帝國主義”壹樣。壹戰的失敗，凡耳賽條約的簽訂，德國經濟的不穩定，六百萬的失業人口等等，都是故意和德國過不去的巨大陰謀，西歐所有的國家都“亡我之心不死。”在國際反德陰謀的話題上搞“三講”：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在納粹民族團結、民族復仇和韜光養晦的幌子下，各種各樣的進步勢力遭到瘋狂的打壓，所有的反對勢力和自由派組織都遭到禁止。到1934年夏天，全德國只剩下壹個合法的黨，那就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黨，無數知識分子遭到迫害，像愛因斯坦也逃亡美國。 1939年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的民族主義狂熱終於走上了與世界人民的對抗之路。

　　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是通過“恨”來號召的－－恨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干涉、恨外國敵對勢力的瓦解和滲透、恨民族分裂和反抗，通過對“恨”的號召以建立人民對政府的依賴和對反抗獨裁專制的“仇恨”。這是中國式的愛國主義教育。

　　以“恨”為出發點的愛國主義是短命的，“恨”的力量是有限的，“恨”不但加大民族之間隔閡，也壹定會導致矛盾加深、民族分裂。中國的民主事業應是以“愛”為出發點：愛土地、愛國家、愛人民。以“愛”為出發點的愛國主義教育是永恆的，“愛”的力量是無限的，“愛”能夠消除民族之間的隔閡真正地讓人民團結在壹起，維護國家的統壹和完整。

　　中國經常講“落後就要挨打”，這是壹種動物似的仇恨教育。落後與挨打間沒有必然聯繫，只有或然的聯繫。按“落後就要挨打”的邏輯，這個世界將永遠處於戰爭狀態；因為世界上永遠有相對落後國家和發達的國家，古巴應該挨美國“打”，墨西哥早就應該不存在了。這顯然不是事實。這種邏輯意味著對世界公理的毫無信心，意味著可不遵守國際公德，意味著對比自己落後的國家擁有或保留“打”的權利；這不僅是鬥爭思維，而且是動物層次的思維。這種思想恰恰是世界不安、軍備競賽、各種瘋狂政策的心理根源。

　　世界主義

　　如果壹個人以自己為中心，做任何事都首先考慮到自己的利益，那麼他就會被人們認為是很“自私”，而受到這個社會的鄙視。如果壹個人以自己的國家為中心，做任何事都首先考慮到自己國家的利益，那麼他就會被人們認為是“愛國主義者”而受到國人的讚揚。如果壹個人以人類和世界為中心，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考慮到全世界的利益，很多人會認為這個人具有烏托邦的思想，太脫離實際了。

　　實際上，以個人為中心是“小我”，以國家為中心是“中我”，以世界為中心是“大我”。為什麼“小我”和“大我”都得不到認同呢？原因很簡單，許多國家壹直在向人們灌輸“愛國主義”，而極少提倡“愛世主義”。

　　愛國本身並沒有錯，壹旦把“愛國主義”強調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壹旦把國家利益凌駕於全人類、全世界的利益之上，那麼，每壹個有理智的人都應當想到：如果別的國家也提倡這樣的“愛國主義”，這個世界還會有太平嗎？

　　歷史上國與國間的戰爭，幾乎都是打著“愛國主義”的幌子進行的。如兩伊戰爭的雙方都認為自己的“愛國主義”是正義的，對方是非正義的；於是，壹場給兩伊雙方帶來巨大災難、死傷數百萬人的戰爭就這樣毫無意義地持續了八年！

　　其實中國傳統文化並不缺乏愛世主義的思想，《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描繪了壹幅天下“大同”的美好景象。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到19世紀才產生的。因此，它是民族解放主義，而不是民族擴張主義。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中國應回到愛世主義。

　　在這個世界上，國家有許多個，但地球只有壹個。妳可以改變國籍，但“地球人”的身份與責任，是任何人無法逃避的。魯迅和梁啓超都這樣說過：不怕中國人消失，而怕中國人能不能成為世界人。因為中國人不可能消失，他們擔憂中國人能不能成為世界人。

　　由於世界公民的胸懷，酷愛自由的潘恩宣布“哪裡沒有自由，哪裡就是我戰鬥的故鄉！”

　　詩人拜倫奔赴戰場，為希臘的獨立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事件發生後，雨果憤然怒斥他的國家參與了可恥的暴行。

　　當民族主義情緒瀰漫法國和全歐，各國人民在戰場上互相殘殺，羅曼.羅蘭毅然決然發表“超越混戰”的政論，反對國與國的仇恨，指出“以為熱愛祖國就壹定要仇恨別的國家”是野蠻而愚蠢的。這種愛是壹種抗擊野蠻、遏制罪惡的力量。

　　法國式愛國主義不僅在於愛自己的家邦，還愛整個世界。當德國老百姓不堪暴政之苦大批逃離國境，途徑法國前往阿爾及利亞或別的什麼地方另尋生路時，流亡法國的海涅親眼目睹了普通的法國人，包括老人和小孩怎樣熱情地向這些難民隊伍伸出援手、提供方便，連乞丐也把自己討來的麵包掰下壹半給他們。這是壹種使人心胸開闊的愛國主義。

　　印度的聖雄甘地說：“我首先是壹個人，其次才是印度人。”

　　歐洲著名的人道救援組織“無國界醫生”，其成員都身體力行承擔人道責任。在阿富汗八年戰亂時期，這些來自基督教國家的醫生，曾出生入死地救助那裡的穆斯林傷病員。他們中有的醫生被殺害，有的女醫務人員被歧視婦女的阿富汗人強姦，但他們從不因此把穆斯林當做敵人。俄國的人權工作者也同樣高尚，他們本身是被車臣恐怖分子炸彈威脅的俄羅斯人，但他們聯合壹百多個人權組織，壹起批評本國政府在車臣濫殺無辜。

　　“緬因號”戰艦紀念碑

　　1998年2月15日，古巴外交部部長及官員壹行數十人，在古巴首都憑弔美國“緬因號”戰艦紀念碑！為什麼？

　　1868年古巴工人爆發反抗，西班牙政府允諾改革，可長期不兌現，1895年再度爆發革命。西班牙將軍韋勒強令所有暴動地區的民眾進入集中營，殺戮所有躲避集中營的藏匿者。大片土地瞬間變成廢墟，饑饉和瘟疫肆虐橫行。古巴在19世紀末變成了真正的人間地獄。

　　古巴革命者在美國大肆進行宣傳活動，被奉為古巴獨立之父的作家何塞·馬蒂以他極其有說服力的文章觸動了美國人的同情心。他們在美國購買了大量軍火偷運進古巴。

　　1897年美國第25位總統威.麥金利在就職演說中強烈地表達了反戰立場。當時的美國剛剛走出1893年開始的經濟大蕭條，任何戰爭都可能把美國再度推上經濟蕭條的深淵。

　　1898年2月16號，美國為保護美國在古巴的公民的戰艦“緬因號”發生爆炸，沉沒在哈瓦那港口，至少266名美國船員官兵在爆炸事件中喪生。消息傳來，美國人極為震驚悲痛！人們發出了“記住緬因號”的吶喊，全美進入緊急狀態。

　　4月19號美國國會通過決議：以地面部隊和海軍對西班牙作戰，為古巴爭獨立。國會同時通過“泰勒提案”聲明：美國不向古巴要求主權、司法、裁判、管轄權或控制權，美國爭取的只是帶給加勒比海的和平與安寧。提案保證，壹旦古巴獲得自由，美國將撤出古巴。

　　宣戰前，全美只有不足2.8萬的陸軍官兵，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宣戰後，就有20萬民眾報名參加義務兵。這些義務軍人中包括那位曾詛咒麥金利沒有脊梁骨的海軍部長助理羅斯福，羅斯福當時辭去了他的海軍職務，在解放古巴的戰爭中領導了壹個由義務軍人組成的名為“魯莽騎士”的騎兵軍團。他身先士卒、勇於殺敵，聲譽鵲起，後當選美國總統。

　　1898年7月17日西班牙軍陸軍在聖地亞哥投降。古巴由此開始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

　　美國人為古巴獨立付出了鮮血和生命代價。《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645頁說：“3月27日，美國通過駐西班牙公使提出要求西班牙停火和取消集中營法等條件。西班牙為了避免對美作戰，在4月上旬基本上接收美國要求。但麥金利對西班牙作戰的方針已定，仍於4月25日宣戰”。

　　事實是：美國已經堅持了壹年避免與西班牙宣戰，總統麥金利被西班牙駐美國公使私下裡罵成是軟骨頭沒宣戰；在美國艦隻被炸沉後，美國才對西班牙發出通牒。通牒後，西班牙在古巴獨立問題上閃爍其辭。美國這才對西班牙最後宣戰。

　　《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第361頁說：“1898年4月28日，美國為了奪取古巴人民的果實，以緬因號事件為藉口對西班牙宣戰，派兵在古巴登陸。在古巴義軍配合下，打敗西班牙軍”。事實是：古巴獨立戰爭，壹直到美國對西班牙宣戰並在菲律賓群島附近消滅了西班牙大西洋艦隊和在古巴聖地亞哥補給燃料的艦隊之後，美軍在古巴登陸作戰，才得以扭轉局勢，獲得勝利。

　　《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645頁說：“美國從西班牙取得波多黎各和關島等殖民地”。被刻意漏掉的事實是，在解放古巴的戰爭中，美國全數消滅了西班牙的海軍，並順手解放了菲律賓。西班牙大勢已去，它不得不放棄他的其它殖民地。所以在巴黎談判時提出放棄這些地方的主權。這是美國始料未及的，美國於是出錢買下了這些西班牙殖民地。

　　誰護中華

　　1900年6月21日，當幾個極端頑固的朝廷親貴將偽造的列強要求其歸政的照會上奏後，慈喜向各國同時宣戰，然後命令軍隊和義和團攻打使館；她要把這些外國使節徹底消滅，以壹舒自己的心頭之恨。在此之前，義和團已將北京燒得火光蔽天。6月11日，壹位日本使館官員被害；20日，德國公使在去總理衙門的路上被清軍所殺。義和團殺掉了幾千名外國傳教士和50萬中國教民。

　　1900年8月初，奧、英、法、德、意、日、俄、美八國聯軍18000人倉促在天津集合，於13日便進抵北京郊外,14日攻入使館區，清軍和義和團完全潰散。15日晨，宮監告訴慈喜聯軍已經進城，這個夕日不可壹世的滿族獨裁者，匆忙換上漢族老農婦的服裝，丟下她的親信同黨，挾持皇帝坐上騾車，出神武門向西狂奔。

　　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當時英、德、俄、日、法、意、奧七國曾要求：將這個“未開化、恐怖、野蠻、血腥、暴虐”的國家裂土而分之。當時中國確乎命懸壹線，西方列強中幾個龍頭老大都要壹勞永逸地肢解中華大帝國，俄國要割去滿州大部；日本要割遼東半島；法國要割去兩廣大部……剩下的國土準備分解成數個國家。天幸中國不滅，完全因為美國堅決反對，它提出“門戶開放”的自由貿易主義，力主中國疆域的完整。其它七國在美國的堅持下，遂贊成美國的主張，從而保證了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

　　《辛丑條約》規定，中國向列強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分39年還清，年息4厘，實際賠款本息合計為九億八千餘萬兩。賠款總額中，俄國獲得二億八千多萬兩，德國獲得壹億九千多萬兩，法國獲得壹億五千多萬兩，英國獲得壹億壹千多萬兩；這就是所謂的庚子賠款。後來經美國提議，英法等數國響應，庚款餘額約3億兩被退回中國。中國給美國的賠款，美國人壹分錢都沒拿走；美國人認為美國在中國遇到的最大敵人是中國人的愚昧無知！因為有太多的無知、太多的不理解，就會盲目排拒和仇視……因此美國的中國政策要取得成功，首先要消除這個最主要的敵人——中國人的無知，最好的方式是在中國發展義務教育。

　　1907年12月3日，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致國會的諮文中，要求國會授權退還中國賠款，這項提案在國會通過。1908年，羅斯福簽署此法案，這次退還賠款壹千多萬美元。主要用途有二，壹是興辦清華學堂（即後來的清華大學），二是作為中國官派留美學生的費用（詹天佑即是靠此資助學成回國的留學生之壹）。此次退款尚有餘額，後來又第二次退還。燕京大學、北京協和醫院和協和醫學院實際上也是用這筆賠款建設的。 還有在上海、廣州也建立多間學府；美國人在中國辦的大量教會醫院幫助了很多中國人。

　　1918年德國戰敗，宣布放棄1917年以後的中國賠款；奧匈帝國瓦解後，奧地利和匈牙利分別於1919年和1920年放棄所占賠款。俄國先後經過緩付、停付，最後聲明放棄。1920年12月，英國通知中國，英將退還賠款，作為中英兩國共同利益之用。法國這時也通知中國退還賠款。比利時在1925年退還賠款。意大利於1933年退還賠款。荷蘭在1926年將賠款全部還給中國，但指定65%用於中國的水利事業，35%用於文化事業。日本也表示願意退還賠款，但堅持不將錢直接還給民國政府，而是由日本人在華搞文化事業。其實用於文化事業的款項只占賠款的壹小部分，大部分用於留日學生的補助，以及用於日本在中國設立的學術研究機構及中日文化流。1936年以後，餘款甚至用於在中國建立偽政權的軍費。

　　幾千年來有哪個國家象美國那樣幫助過中國？幾十億美元的援助，無數的物資、成千上萬的美國人的生命；都在中華民族處在日寇侵略的最危險的時候，無償的援助給我們了。飛虎隊以30架老式飛機的代價，擊落日軍性能優異的戰機297架，奇蹟般的創造了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輝煌的戰果的奇蹟，嗣後第十四航空隊又以500架飛機的代價擊落日機2600多架，令日本空軍聞之膽裂心寒。為中國抗戰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1941年4月日本和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的中立條約。此後，惟有美國支持中國。在三年零五個月的時間裡，有70多萬噸戰略物質從印度的加爾各答空運到昆明，然後轉運到各抗日戰場。在這艱苦卓絕的41個月的“空中輸血”中，有1579名飛行員犧牲在這條航線上，有469架飛機墜毀在高山峽谷之間，平均每月犧牲飛行員39名和損失飛機11架。運送70多萬噸戰略物質，僅航空油料就需消耗420萬噸，而這些物質運抵印度加爾各答，又需逃避被德軍“狼群”潛艇的封鎖和擊沉，其消耗之大，運輸之艱巨，無法用噸位來簡單計算。部分美國空軍陣亡官兵——240多名美國人民的優秀兒子就埋在重慶南山鎮青山綠水之間。可是解放後，空軍烈士陵園被挖掘壹空，只剩下壹排排長滿荒草的240多個空穴。

　　對屠殺了我幾千萬同胞並且沒有認錯的日本，我們經常說“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對幫助我們打敗了日本的美國人民，我們又有什麼理由要仇視呢？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中國發生了大饑荒。美國運來了大量的麵粉和大米等食物，賑濟中國災民。可朱自清先生寧願餓死在家裡，也拒絕去救濟站領取美國運來的麵粉和大米，因為那是“嗟來之食”。今天的教科書卻說朱先生“有民族氣節”和“死得高尚”，真是荒唐。

　　1944年7月4日是美國國慶日，當時的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主辦的《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慶祝這個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並在結尾處高呼三個萬歲：“七月四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中國的獨立戰爭和民主運動萬歲！”

　　中國在聯合國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是美國的提議而取得的。二戰後美國對國民黨禁運武器好幾年。當國府潰敗，共軍渡江在即，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也沒有隨同蘇聯大使撤退到廣州去，而是冒著危險留在南京，與黃華等高級共干接頭，想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只是因為毛悍然決定“壹邊倒”，決定不急於與西方國家建交，司徒雷登才無限惆悵地怏怏離去。

　　朝鮮戰爭爆發後，蔣介石要求派兵參戰。可美國寧願派自己的子弟去朝鮮打仗，也不讓台灣出兵。1960年代蔣介石多次提出“反攻大陸”，因美國反對未付諸行動。如果美國讎視中國的話，挑動中國人之間的內戰是代價最少、效果最好的做法。但美國對此不予考慮。

　　1969年中蘇之間的大規模的戰爭迫在眉睫，是尼克松總統的介入才使得中國轉危為安。1980年代，美國使台灣中止了發展核武器的計劃。可見，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民非同壹般的善意。否則，中國人早就亡國滅種了。中國人應該在天安門廣場上樹碑立坊，世世代代永遠銘記美國的恩德！這才叫做真正的不忘本！

　　和平與繁榮的保障

　　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表明，美國對他國沒有領土野心。

　　若美國有霸占他國領土的野心，它完全可乘世界大戰的機會吞併整個美洲；即使美國託管的波多黎各，美國人也不歡迎它加入美國呢！當年的西貢市，與上海齊名，美國沒保住南越，西貢的風采今何在？保下來的南韓，現在是世界壹個重要的經濟體！

　　二戰後美國並沒有把自己的總統制模式強加給日本、西德；蘇聯卻把自己政治模式強加給了東歐並多次出兵軍事干預東歐國家的人民起義及體制改革。二戰後日本歡迎美國駐軍、並願意為美國駐日軍隊出錢。韓國、新西蘭歡迎美國駐軍，很多小國都希望能加入北約、得到美國的保護。毫不誇張地說，我們能享受太平，很大程度應歸功於美國。這是上帝的恩賜！

　　諾利加通過暗殺國防部長奪取了巴拿馬軍權的獨裁者，把整個國家變成了走私毒品的大本營。在1989年的巴國大選中，諾利加不僅不承認選舉結果，還指使士兵當街毆打獲勝者，逮捕反對黨領導人，將其拷打致死後分屍。諾利加本人更在群眾集會上揮舞大刀，展示他毫不在乎文明世界的反應。諾利加政權這種把國家變成毒品集團，殘忍殺害異己，不僅危害美國和外圍國家，本國人民也忍無可忍。美國政府是聯合巴拿馬內部的民主力量推翻了諾利加政權，從此使巴拿馬成為壹個民主國家。

　　如果美國這是霸權的話，那麼怎麼解釋美國軍隊進入巴拿馬的時候，當地民眾夾道歡呼？美國在抓獲了諾利加之後，並沒有占領巴拿馬，而是交給了巴拿馬人民自己的政府。巴拿馬人民是多麼歡迎美國的干預，多麼感激美國的幫助，因為是美國改變了這個國家的進程。巴拿馬這些年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與那次美國的干預有直接的關係。

　　索馬里軍閥混戰，民不聊生；能怪美國嗎？美國士兵去把那些軍閥隔開，反遭殺害；美國的援助、空投的救濟物質，反美人士是不提的。

　　1999年的5.8使館風波，美國向中國做了多次道歉並給予了賠償，中共也接受了北約的解釋，但是在國內，科索沃問題上的反美宣傳達到了瘋狂的程度。官方以最高規格悼念三位誤炸中殉難的記者，並加封為烈士；各大城市舉行聲勢浩大的反美示威遊行。老百姓當然不知道，美國也在兩伊戰爭期間遭到過誤炸，1987年5月17日，伊拉克的導彈在公海上，誤炸過美軍為科威特油輪護航的護衛艦斯塔克號，造成37名士兵死亡。美國政府和美國人並沒有激烈反應，只是要求伊拉克賠償了事。

　　米洛舍維其政權以國家的名義，對國內的阿爾巴尼亞族進行種族清洗，被挖掘出來的種族屠殺的萬人坑就有10餘座，造成超過20萬人死亡，高達3百萬人無家可歸，又造成國際性的騷擾。壹個無人權的國家，又殃及鄰國，再加勸阻無效，國際社會予以干涉是必要的，否則無法制止人權災難。米洛舍維其被送上海牙國際刑事法庭是罪有應得。美國干預科索沃，是她所有軍事干預中最偉大的壹次。她完全站在壹個和自己的宗教、種族不同的被迫害的弱者壹邊，沒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捷克總統哈維爾說，美國這次出兵是最具有人道色彩的壹次。

　　今天不僅科索沃人民感激美國，連南斯拉夫人民都感激美國促使他們加速了南斯拉夫的民主進程。今天，對巴拿馬人民、對科威特人民、對波斯尼亞人民、對海地人民、對科索沃人民來說，美國代表著正義。今天，正是由於美國的存在，才使人感到世界有和平的保障；正是由於美國的存在，才使人對自由世界的最後勝利充滿信心。

　　“9.11”事件

　　1998年本.拉登就號召屠殺世界各地的美國人，同年美國攻擊阿富汗境內的恐怖訓練營基地之後，本.拉登發誓要為每壹個死去的恐怖分子殺死1百個美國人。面對頻繁的恐怖活動，美國壹直沒有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直到2001年9月11日6千多名無辜者喪生，美國脾氣才再度全面爆炸。劉亞洲說：9.11事件中發生了三件事，可從中看到美國人的力量。

　　第壹件，世貿大樓頂部被飛機撞擊後，烈焰奔騰，形勢千鈞壹發。樓上的人們通過EXIT向下逃生時，並不特別慌亂。人往下走，消防隊員往上沖。互相讓道，並不衝突。有婦女、小孩、盲人到時，人們都自動地讓出壹條道來，讓他們先走。甚至還給壹條寵物小狗讓道。面對死亡，冷靜如斯，恐怕不是聖人也接近聖人了吧。

　　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館被憤怒的美國人砸了。這個時侯，有相當多的美國人自發組織起來，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飯館為他們站崗。到阿拉伯人居住區巡邏，阻止悲劇的進壹步發生。這是壹種怎樣的精神啊！

　　有很多仇美的中國人為“9.11”叫好。恐怖分子撞擊世貿大樓是存心拿平民大開殺戒！這是反人類的滔天罪行！面對無數無辜生命的毀滅，許多中國人不僅無動於衷，而且幸災樂禍，這已不是對他人災難的漠視，而是壹種近乎歇斯底里的毫無人性的聲音。

　　在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中，死了幾個中國人，中國憤怒了。可恐怖分子在“9.11”事件中殺害了更多的中國人，很多國人卻興高采烈，譴責同樣遇難並且損失更加慘的美國人，甚至為殺害了我同胞的恐怖分子辯護！似乎說壹個暴徒只要多殺幾個美國人，就對中國有功，就有權殺死少量的中國人！他們自稱愛國者，把為死難者悲傷的人罵為賣國賊！他們糟蹋人權和恐怖分子完全沒有區別！

　　與美國長期敵對的朝鮮、古巴、伊朗、利比亞等國家，人民都沒有為此歡呼喝彩。即使越南人，也對美國抵抗共產邪惡充滿了感激，“911救援基金”收到的最大個人捐款支票是2百萬美元，來自壹個越南人。

　　伊拉克的昨天與今天

　　從1983年到1988年薩達姆政權使用了芥子氣和神經毒氣導致了3萬以上伊拉克和伊朗人死亡；在80年代對以庫爾德地區發動了“安法爾行動”，當場處決大批民眾，強行遷移以及摧毀2000多個村莊，其中包括學校、清真寺、農場和發電站。人權觀察進行了三年的調查發現，“安法爾行動”至少造成了5萬到10萬名伊拉克庫爾德人死亡。

　　1991年伊拉克南部發生暴動後，估計有3萬到6萬名什葉派人士被政府軍殺害，50萬難民滯留在伊拉克北部禁飛區，還有120萬到140萬名難民逃到伊朗。薩達姆強迫非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公民被迫改用阿拉伯姓氏，否則他們的財產和配給證將被沒收。據估計，已經有300萬到400萬伊拉克人逃離伊拉克。知名的伊拉克流亡人士在他們避難的國家遭到暗殺。

　　1979年，伊拉克人均收入與意大利持平。薩達姆·侯賽因政權垮台之時，伊拉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下降到貧窮髮展中國家的水平，成為全世界債務最沉重的國家。伊拉克2004年人均收入預計為780美元，高於2003年的約500美元。

　　伊拉克戰爭後美國全部免除了伊拉克拖欠美國的主權債務，總計41億美元。巴黎俱樂部(Paris Club)債權國已決定分三個階段將伊拉克欠該組織成員國的外債減免80%。這項協議將伊拉克欠其成員國的債務從389億美元減至78億美元。美國已準備好幫助伊拉克同有關國家就債務問題進行談判，希望其它債權國能效仿美國，全部免除伊拉克所欠的債務。

　　當代中國人的“仇美”是被官方引導和教育出來的仇美反西方就是源自於尊清滅洋的偽史教育！在西方人教訓滿清統治者之前，滿清統治者戰無不勝；是英國人打了滿清統治者壹記耳光，打破了滿清皇帝天縱神武的神話，才讓洪秀全、孫中山等仁人志士相繼而起，推翻了滿清殘暴專制。

　　1950年10月26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全國進行時事宣傳的指示》開展“三仇”教育，指出“全國人民對美國應有壹致的認識和立場，堅決消滅親美的反動思想和恐美的心理，普遍養成對美國的仇視、鄙視和蔑視的態度。使人人對援朝表示積極有信心不怕困難，對美帝國主義表示不共戴天，使親美恐美情緒與抗日運動中的親日恐日情緒同樣不能容身”。全國人民擁護抗美援朝就是如此形成的。斯大林只不過是同美國明交暗鬥，從不曾要蘇聯人“普遍養成對美帝國主義的仇視、鄙視、蔑視的態度”，更沒有要蘇聯人同美國“不共戴天”。在毛時代，美國幾乎就是邪惡和魔鬼的代名詞。那時，中國人竟愚昧而又天真地認為：被貧困、失業折磨的、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美國人民，正等待著中國人去拯救呢。

　　挑起戰端的是蘇聯支持和指使下的朝鮮，共產黨在歷史課本里壹口咬定是美國侵略朝鮮。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中學語文里保留近半個世紀，課文有壹段顛倒黑白的提示：“1950年6月25日，美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侵朝戰爭……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進行抗美援朝的偉大鬥爭”。這樣，北朝鮮違背聯合國協議打過三八線向南推進，聯合國號召全體會員國共同阻止北朝鮮南進的事實消失了。…魏巍似的對美國軍人和南朝鮮軍人的仇恨心理、其筆下的戰士對領袖的崇拜意識徹底吞食了中國人的自我意識，徹底摧毀了中國人在20世紀上半葉形成的公民文化。

　　官方充分利用境外自由媒體的多樣性，多方搜集臭美消息，用歪曲的報道來潛移默化讀者仇恨美國。譬如：明明美國在壹戰前經濟總量就世界第壹了，官方卻要說美國靠戰爭起家，明明美國每年的軍火交易只有美國年總貿易額的3%，卻要說美國靠販賣殺人武器致富。

　　小布什說：“中國的教科書說，‘美國人欺負弱者，壓制窮人’。另外，去年出版的壹本教科書教育學生說，聯邦調查局是被用來‘壓迫工人的’。這些都不是正確的。這些話可能是以前遺留下來的，但是會誤導人們對美國的認識。實際上，美國人覺得對窮人和弱者有壹種特別的責任。美國政府拿出數千億美元，為他們提供醫療保健、食品和住房。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的許多公民主動捐出自己的金錢，自己的時間來幫助有需求的人士。美國的同情心遠遠超越了自己的國界，在人道主義援助方面，我們居於世界首位，援助世界各地的人們。至於聯邦調查局和執法人員，他們也是勞動人民的壹員，他們獻身於打擊犯罪，打擊腐敗。”

　　壹個非民選的獨裁政權所聲言的國家利益，大都是掛羊頭賣狗肉，常常與民意南轅北轍，因為政府權威是建立在對民眾的暴力恐懼和意識形態謊言之上的。而壹旦獨裁政府通過強制灌輸和謊言誤導，將國內危機轉化為外部敵人的威脅，就能加強獨裁政府對民眾的精神控制，就很可能在國際問題上贏得了民意的支持。因此，中國的國家利益與政權利益是背道而馳的，中共利用反美反霸的民意所維護的，表面上是國家利益，實質上是壹黨獨裁的利益。

　　反對美國的結果是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如果中國在美蘇的冷戰中不反對美國，不參與朝鮮戰爭，美國就不會在1950年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中國的統壹問題早就解決了。今天的台灣問題是50年代初中國反對美國的後果。按照“遠交近攻”的原則，日本不希望中國強大，它必然阻擾和反對中國的統壹。因此支持台獨的是日本。

　　讚美與反美的實質

　　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說，“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欠美國壹筆巨大的債，……美國不僅是我們的朋友，而且是民主、自由的保護人……每當我看到美國星條旗，我看到的不只是那個國家的代表，而是民主和自由的象徵。” 過去半個多世紀，美國經濟在全球獨占鰲頭，壹直處於領導地位。美國的“軟力量”輻射整個世界。美國不僅把民主自由的價值輻射到全世界，而且還成為全球所有求知者的“天堂”，每年有幾十萬留學生湧向美國。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成為世界壹流大學的代表。連不斷向美國說“不”的法國總統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國留學；江澤民的公子也得在美國鍍金。今天不是世界在迎合美國，而是美國的價值符合全世界人們內心的呼喚。

　　親美與仇美的實質，不是賣國與愛國的問題，而是民主與專制的問題。也就是反對喝贊成愚民政策的問題。民越愚，官就越好貪，所以，專制的官僚們都是主張愚民政策的 。中國政府新聞媒體的首要任務是屏蔽事實的真相，它只是需要妳的憤怒。舉個例子，每年美國都會發表壹個世界各國人權報告；這時，中國政府也會發壹個關於美國的人權報告。這樣壹來，妳就不能理直氣壯說美國干涉妳的內政，因為妳也干涉了別人的內政。問題是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批評美國報告的全文，而看不到別人的報告。讓老百姓看看美國政府怎麼誣衊我們的人權狀況嘛，讓人民來自己判斷。但政府不需要妳看到，它只需要妳憤怒就可以了。政府認為人民沒有能力去判斷這份報告，怕被美國誤導了，人民只要相信政府給的結論就可以了。政府不需要老百姓知道，如果老百姓知道真相，那政府怎麼利用老百姓呢？總之就是要妳對美國反感，對自由反感，對民主選舉反感。

　　今天共產黨卻這樣反對美國？原因只有壹個：美國崇尚自由、民主的理念，而這種理念正是中共政權的剋星，因為中共實行的就是國家權力的官僚集團私有制。

　　國安部上報中共政治局的報告說：“雖然美國現在不想侵占中國的國土、不想掠奪中國的財富，但美國是西方“民主自由”價值觀的大本營。這種以信仰上帝為基礎的價值觀同我們民族以無神論為基礎的大壹統價值觀，是水火不相容的敵對關係。”

　　袁木在“六.4”後天天罵美國，他卻把女兒送去美國。特區大量親共分子，口口聲聲留港建港聲稱愛國，卻最先把老婆送去加拿大、兒子送去英美。中國的權力階層口頭反美，兒孫壹家都送美國，他們是口頭上的義和團分子，行動上的媚外者。共糞們對美國在世界上的“劣跡”如數家珍，對中國政府干涉他國內政壹概隱瞞；這些人的“正義感”從不對本國下層人民[如何院士說死去的礦工是該死]和少數民族表示出來，這是壹種假冒偽劣的正義感！

　　親美派不是漢奸、不是賣國賊，他們是理性、深沉的愛國主義者。他們之所以親美，是想更好地吸收其它國家和民族的優秀文化成果，從而使中國更好、更快地走向富強、民主和文明。親美、親西方，與其說是媚外，不如說是對人類智慧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