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一個幾乎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如今的中國社會矛盾極其尖銳、累積問題十分複雜、轉型希望非常渺茫。政治上的專制達到數十年以來最嚴酷的狀況，政治改革早已停滯。而經濟下行已成為難以改變的事實，收入分配不公程度也達到了驚人的地步。意識形態上保守反動，輿論環境令人窒息。中國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領域的種種弊端並未因物質總量豐富而有根本改善，在合理性公平性等方面反而越發惡化。不同階層、不同地域、不同職業、不同信仰、不同境遇的人和人群之間的矛盾越發激烈和難以調和，既得利益者與失意者的對立越發嚴重，社會互信程度和公共責任意識都在下降，惡性公共事件及系統性暴力都在增加。窮困者、女性、殘疾人、少數群體的處境日益惡化。

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國未來走向何方？有志於改變中國現狀之士應何去何從？現實的跡象是不樂觀的。一部分人被現實征服、被強權征服，選擇認同乃至讚頌現行的制度與規則，依附於體制和強人，成為專制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犬儒主義、精緻利己主義的擁護者踐行者。

而另一部分人則相反，否定現在的一切，主張暴烈的、徹底的、毫不妥協的變革，以零和博弈的方式打倒對手，徹底壓服或消滅對方，用代表己方價值觀和利益的思想體系完全取而代之，在一切問題上選擇最極端最鮮明的選項。

前者自不待言，我們不應該對如此惡劣的現狀聽之任之甚至積極參與，讓它繼續存在。但後一種就是好的了嗎？估計大多數人在理性上也並不贊同。可是事實上，推崇後者的在主張變革者中大有人在。就像近期崛起的青年毛派，就堅持激進的毛主義路線，主張階級鬥爭和清算。而民主派中也普遍存在主張使用激進手段進行革命者，對和平理性非暴力嗤之以鼻。

這種極端化的價值取向不僅存在於宏觀的政治議題中，在微觀的社會問題上同樣非常普遍。在勞動、就學、就業、提供和接受服務等過程中發生糾紛或利益衝突，人們往往想的不是妥協，而是盡最大可能損害對方，並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取得“全勝”，甚至不惜致對方於死地。

這樣的政治和社會風氣令人恐懼，這極大惡化的社會環境和人際關係，導致人心敗壞，各方都絞盡腦汁折磨對方，同時千方百計逃避自身責任，為此喪失誠信、道德、同情心。在一次次零和博弈中，誰都害怕失敗，因為失敗一方會付出慘痛代價。這也會導致罪惡升級，人寧做大惡不做小惡，寧把壞事做絕而沒有一點手軟和猶豫，反正無論有意無意、錯事多輕多重，都不會被寬容和諒解，會被對方往死里整，那還不如放棄底線不擇手段，這樣反而能夠利益最大化。人們也越發將道理是非拋至一邊，只迷戀實力、手段，變得越來越功利、陰險、不要臉皮和良心。如此惡性循環，最終變成只有勝敗貴賤之別沒有黑白對錯之分的叢林社會。

具體表現事例在中國的現實中比比皆是。最典型莫過於刑罰制度，如背上違法犯罪記錄讓一個人終身被打入另冊，親屬也會受到牽連。涉及刑事犯罪的公職人員、國企和事業單位職工、學生一律開除。但這種制度並未真的阻止犯罪，相反導致人們在犯罪後不敢承擔代價，拼命逃脫責任，最終導致更多的更大的罪惡。這類有編制的社會既得利益者因為害怕承擔責任而喪失巨大利益，形成利益共同體，將實際的法律變成“刑不上大夫”。執政者和執法者為維持政權穩定，極少對這些在編人員進行刑事處罰，因為無法承擔這些精英分子反叛體制產生的衝擊。嚴刑峻法反而成了擺設，這反過來又誘使在編人員變得有恃無恐，越來越多人做出應受刑事處罰的事卻安然無恙。這又導致又多了一條法不責眾，然後在編人員愈發有恃無恐，成為驕橫跋扈的特權階層。

還有些後果已經達到令人髮指的程度。例如醫療人員收受回扣等行為依照法律是刑事犯罪，然而如今凡是三甲醫院幾乎無人沒有回扣等非法收入，按照規定中國所以大醫院醫生全部需要坐牢。這導致的實際結果則是所涉法律變成廢紙，政權根本不敢執行該法，於是出現了醫護全員罪犯卻全員不受處罰也無法處置的怪現狀。這反過來又導致收受回扣蔚然成風、越來越肆無忌憚。如果法律能夠有梯級漸進或者退路條款，就不至於發生這種法不責眾的情況。

相反，如果刑事處罰結果並不那麼嚴重，不至於直接開除永不錄用，或者說根據不同情節分別處置而不“一刀切”，那麼在對他們處罰時反而不需要有那麼多顧忌，處罰反而能夠得到執行，因為這不至於摧毀其一生前途，他們也就不會殊死抵抗。

還有例如信訪制度，中央根據信訪數量而不分具體是非問責地方政府，就催生了各地政府的截訪等對訪民的迫害行為。然後中央又對此不予打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方面粗暴問責，一方面放任迫害訪民，導致信訪制度變成加劇上訪公民受害的工具。不止信訪制度，許多問責機制看似很能震懾責任人，但是反而促使責任人製造更多更大的惡行以逃脫懲罰。如高校和中學為避免學生自殺影響學校聲譽、承擔連帶責任，乾脆清退走“問題”學生，導致試圖自殺的學生更加絕望，處境更為惡劣，自殺動機更強。

上升到更高層次和更宏觀層面同樣如此。中共政權的確已經惡貫滿盈，但是具體到不同官員不同政治人物，還是有其區別的。如果不加分辨或者一棍子打死、要清算所有人，那最終只能迫使政權內部團結一致對外，也不會再有開明派進行改革。相反，開明派會被政權保守派和民眾夾擊，政權會越發邪惡和喪失底線。托克維爾在《舊制度和大革命》中就提到，革命爆發往往不是最黑暗的時候，而是政權願意做出改革、開放社會縫隙的時候。問題是這種道理政權也懂，中共比民眾更懂，他們看到老百姓吃硬不吃軟，為了不當路易十六們，會更加瘋狂的倒退，反正沒有退路就死硬到底，老百姓更加長久和嚴重的受難。而激進革命派主張的徹底打倒和清算情感上可以理解，但是現實是只會導致政權拒絕退讓變本加厲鎮壓，最終苦的還是老百姓。

我個人在以前，立場也是對惡要徹底剷除、以鮮血實現正義。但是隨著越來越多了解歷史、現實和人性，就發覺這樣並不能實現正義，只會導致更多罪惡的滋生和黑暗的延續。壞人也是人，他們做壞事的同時也有七情六慾，也恐懼成為階下囚甚至送上斷頭台，所以在存在這種危險情況下會不惜一切喪失底線的作惡，以保住既得利益。從他們角度這樣也是無奈，如果妥協，不僅既得利益不保，連基本尊嚴和命都沒了，家人可能還會遭殃。

於是，越是壞透的當權者越可能幸福安全度過人生，因為人民害怕他們；越是有點人性和願意改革妥協的，越可能被推翻甚至掛上絞刑架，因為他為人們覺醒和反抗提供了縫隙。這實在是太諷刺卻又十分現實的事。

作為有情感和理性的人，不應該推動事情向這個方向發展。我們只有對願意改革、妥協、對話的當權者回以善意，寬恕其因為制度和現實不得不做的罪惡，摒棄不同立場和利益導致的前仇，而把矛頭對準那些最為頑固的死硬分子，才能讓越來越多的當權分子站在人民一邊，以最小代價實現民主轉型。哪怕這些願意改革的人也有血債，也是剝削者壓迫者。這當然不是徹徹底底的公平正義，但是卻是最不壞的選擇，可以讓光明提早到來許多年，少損傷幾百萬甚至幾千萬人命，可以讓若干億人都能減少甚至免於專制的創害。

許多人嘲笑西方的“白左”，認為他們是“聖母婊”，單純和幼稚，對壞人忍讓寬容、沒有是非和正義感。但實際上恰恰相反，所謂“白左”普遍是堅持原則、明白是非善惡、堅持真理和尋求真相、同情弱者和各種受難者、必要時堅決站出來並願意付出真金白銀的人。只不過他們在堅持這些的同時，並不贊同以暴制暴以惡制惡，他們深知這樣做看起來爽利、有時可以高效解決問題，但是一定滋生更多仇恨、埋下更大禍根，會導致更弱勢的人最終成為犧牲品（例如殘忍對待一個犯罪的男性，那90%概率他會轉嫁給其妻子和孩子，然後妻子孩子再轉嫁給他人甚至小動物，以及以各種間接方式傳遞傷害）。壞人或者某些事上壞的人也有尊嚴、情感，簡單粗暴的打擊報復、懲治只會讓他們做壞事更心安理得和解氣，也會在未來作惡時更加狡詐和陰狠！而不是改過自新良知覺醒。

“白左”考慮到長遠的、整體的問題和各方利益，不在已有的仇恨上添加新的怨憤，避免弱肉強食的食物鏈傳導，最終反而可以以最小代價、最快時間走向文明進步（哪怕從某些階段和角度是付出了更大代價）。那些快意恩仇的人、有怨報怨的社會，則會長期陷入爾虞我詐、暗無天日的環境中，以惡制惡的主持正義者也是造成這種惡果的其中一員。當然，如果某個社會多數是這種以惡制惡又欺軟怕硬的，少數是“白左”，那受害最大付出最沉痛的的確是“白左”，因為他們在為各方的惡買單，包括壓迫者的和被壓迫者的。他們用自己的犧牲減少了仇恨、為殘酷社會帶來愛與希望。

追求絕對的正義、以殘暴對殘暴，或者僅僅是以革命的正義對反革命者實行暴力，那一時痛快或者只是嘴上痛快，實際上無助於國家、社會轉向民主與正義，整體上也不能給人民帶來文明與進步。滿足自己一時的正義感快感，而不顧這帶來的連鎖反應，是沒有道德和責任心的行為。但這並不意味著和稀泥、放棄原則。正如前面描述“白左”那樣，要更加堅定的反對、對抗邪惡和不公，對真相有更為執著的追求、對弱者更加真誠的同情和幫助，需要勇敢站出來的時候堅定的站出來，要去積極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要把那些積鬱的仇恨、怨毒的傾向轉化為持守人權、弘揚人性的決心與勇氣。

對許多現實問題，我們都應該尋求以折中方式解決。例如涉及違法犯罪，強化經濟賠償以代替刑罰，以彌補受害者為主而非懲罰加害者為主；對各種不公不義和黑暗，不堅持嚴懲責任人作惡者，但是要無比堅持追求真相、透明度、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以減少阻力、最大程度有機會認識、重視和改善問題；涉及勞資關係、分配公平，既不要“剝削有理”也不要無產階級革命和大鍋飯，而是採用費邊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兼顧資方勞方、兼顧效率公平、兼顧國有私有；在涉及強者與弱者的糾紛時，既不要“你弱你有理”無限同情弱勢方，又不要忽視雙方條件背景不同對雙方博弈能力、話語權的影響，就事論事同時又考慮到長遠和連帶問題。

折中主義說起來不容易，做起來更難。這需要有關的雙方甚至多方願意釋出善意、誠實真誠、不被挑釁激怒、明是非講道理、據理力爭又肯讓渡重要利益、有耐心和意志力。尤其在只有一方願意折中而另一方不願意時，那對願意折中一方的心理考驗堪稱殘酷。

好或許我說的也是一種一廂情願，現實難以實現折中。人的本性就有損人利己的傾向，很難改變和克服。我自己長年都拒絕折中，是激進分子，恨不得將惡人挫骨揚灰。但是折中主義的確是情理法權衡下“最不差的選擇”，不如“東風壓倒西風”符合人性與現實，但比後者多了良知和道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