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高新 寫於 二零零八年

　　中共太子黨的掘起及發展趨勢

　　作為傳統社會暴突的特殊利益群體“太子黨”，儘管常引致群情激憤，卻歷久不衰。在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大陸並無例外將之繼承，甚至加以發揚光大。大陸媒體自然忌諱報導，某些高級官員尤其是高乾子女也壹再加以否認、詭辯，但中共“太子黨”這個稱呼還是得以廣泛流傳。

　　無疑，權貴子女可以經商亦可以從政，問題在他們經商是否與平民子女壹般在市場公平競爭，晉升是否經過正常的與平民子女平等的程序。

　　中共高乾子女中當然不乏優秀者，問題在於有更多“太子黨”成員不僅表現在依捷徑獲取政治權力的單壹走向，近年來更突出地表現在經濟領域牟取暴利。尤其嚴重的是，在缺乏正確法治系統和自由新聞機制的中國大陸，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得以免除司法審查和新聞監督。

　　同時，他們自己也愈來愈擅於變化和隱藏，使得民間社會流傳的相關“小道消息”真假混雜、是非難辯。個別“太子黨”成員常常以此來反擊輿論的批評。

　　當“太子黨”成為中國大陸政壇、經濟領域壹個異常凸顯的利益集團，而且嚴重地影響到中國政經走向時，人民對他們的成長曆程、教育背景、社會關係及政治、政績、前景等等依然缺乏比較完整、準確的了解。

　　“太子黨”定義的爭論

　　何謂中共“太子黨”？可真是眾說紛紜。

　　以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前副主任、著名政論家阮銘為代表的壹派觀點指出，“太子黨”應該是特指有具體接班“綱領”，甚至有所謂“組織路線”，拉幫結派，準備奪取黨、政、軍最高權力的中共高乾子女中的少數政治人物和他們在社會上的黨徒。比如前中顧委主任陳雲之子陳元（中國人民銀行常務副行長）、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女婿潘岳（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副局長）、鄧力群之子鄧英淘（青年經濟理論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等為代表的壹批。

　　壹九九壹年蘇聯政變失敗後，大陸曾流傳壹份題為〈蘇聯劇變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的長篇文章，被海內外普遍認為是上述“太子黨”成員實現接班理想後的“新政綱領”。潘岳正是這篇文章的策劃者（海外曾誤傳是陳元）。

　　另壹些人則認為，“太子黨”應泛指未躋身權力中樞而又將自己的政治奮鬥目標對準黨、政、軍核、心領導層的壹群高乾子弟，他們上有“通天”本領，下有想巴結他們老子的各級黨政官員及把政治賭注押在他們身上的壹批平民出身的知識分子多方捧場，加上因共同背景和利益而加強橫向聯繫，使他們儼然成為壹股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也有人提出，中共“太子黨”並不是壹個有統壹的組織路線的政治聯盟，而是各有各的地盤和利益，如有的從事“官倒”，對政治掘升無大興趣，認為搞錢比撈官來得實際；有的則政治野心很大，希望進入中央權力核心。無論是“官倒”（商）還是“倒官”（政），祗要是依賴老子的權勢發展者，均算“太子黨”。

　　雖然從理論上將有“組織”、有“綱領”又拉幫結派的高乾子弟視為“太子黨”較為嚴謹，但並不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特別是自壹九九二年確立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後，整個中國大陸已經徹底進入壹個政商不分，軍商不分，甚至黨商不分的特定時代，更多的高乾子女憑籍其父輩的政治影響及兄弟姐妹們已經占據的黨、政、軍要職，越來越瘋狂，越來越肆無忌憚地買權易錢”。而這些二以權易錢”者流，有的可能是對執政沒有興趣或沒有信、心，有的則是斷定未來中國將走向“以錢易權”的時代．即所謂“金元政治”朝代。像潘岳那樣還具有強烈憂黨意識者，在年輕”代高乾子弟（三、四十歲左右）中其實是罕見的個案。顯然，以明確的“組織路線”和“政治綱領”存在的“太子黨”所限定的範圍太窄。

　　其實，人們約定俗成的“太子黨”定義已經相當寬泛，“黨”並不是指“政黨”，就像批評中共為“特權黨”，但“特權黨”並不是壹個政黨的名稱壹樣。海外媒體多年來已經習慣把大陸壹批憑著血緣或裙帶關係，踏著“打江山”的父輩為他們壘好的階梯，平步青雲的中青年官僚或縱橫商海的新富豪，統稱為“太子黨”。

　　現在似乎沒有必要從概念上再論證這個詞彙的包容性和科學性，至少“太子黨”這三個字對中共實行封建世襲制諷刺得恰如其份。可以說，所謂中共天子黨”應該是指現在已經占據中國大陸政權核心層，或把持黨、政、軍、商各級實權崗位，或正覬覦高位，同中共“打江山”出身的“老壹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有親屬關係（直接血緣關係或收養關係）的壹批人。

　　所謂“老壹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包括三部份人：壹，目前在世、甚至仍在中國大陸政壇實際主政或發揮幕後影響的壹批人；二，曾經坐過江山，但現在已經作古的壹批黨政軍最高層成員；三，為“打江山”流盡最後壹滴血的所謂“革命先烈”，如江澤民、李鵬、鄒家華、葉正大等人的父輩。

　　有人不同意將中共早期烈士子弟劃為“太子黨”之列，認為他們承襲的父蔭較少。這種看法值得懷疑。按照王震“老子的江山是兩千萬顆人頭換來的”這種理論，所謂“革命先烈”的後代可能還比坐過江山的壹批人的後代更可靠，他們本人從心理上對“接班”的問題也最覺得坦然。“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古訓，至今也還為”些中國老百姓認為是“理所當然”。

　　同時，他們的父母雖然早已不在人世，但他們往往成為親生父母“戰友”的養子，例如李鵬被周恩來夫婦收養。即使沒有被元老人物收養，這批人在其父母“為革命流盡最後壹滴血”之後，往往都享受組織上的特殊照顧，如江澤民、郭樹言等人。

　　總而言之，無論“太子黨”這個概念是否科學，中共高乾子女及“革命先烈”子女陸續接班（或正在準備接班）畢竟已經是中共政治生態中的壹個客觀現象，至於將這批人如何就政綱、政績、經歷、組織路線具體劃分成派系或梯隊是另外壹回事。就如同可以把中共“打江山”的壹批人按經歷（即所謂“參加革命”的早晚）劃分成數批，也可以按照中共的“路線鬥爭”史劃分成數派壹樣。這些“太子黨”在幾十年不斷反覆的政治權爭中，因機緣、興趣、抱負不同，因他們的父輩在權力關係網絡中所處的位置不同，已經或正在結成不同的權勢集團。他們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爭鬥，而且這種爭鬥往往蘊藏著更為複雜的因素，有不少還摻進了父輩的恩怨。

　　為了便於分析，根據中共高乾子女的不同年齡階段和中共歷史，不妨將“太子黨”分為三個梯隊。第壹梯隊指經歷過戰爭環境，在中共建政前或建政初即被送到蘇聯接受史達林主義教育，回國後陸續占居黨、政、軍、商各重要部門的壹批；第二梯隊指“文革”前已陸續進入哈軍工、清華大學等院校，即由中共自己培養出來的壹批；第三梯隊是“文革”開始時正在讀中學（大陸將這批人及與他們同時代的人稱為“老三屆”），不幸隨父輩落難，在十幾年後又隨著自己父輩重新掌握了權力而陸續官場走紅商場得意的壹批。

　　第壹梯隊已居權力核心

　　中共政權把在戰爭環境裡長大成人的高乾子女稱為“馬背搖籃”的壹代，意即他們早年是在軍旅中的馬背上長大，從來到人世的那”天起便開始經歷“革命戰爭”的洗禮。按照鄧小平八十年代選拔幹部“革命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的原則，這壹批人最為合格（年輕化是與他們的父輩相比較而言）。

　　他們中的絕大部份人在童年和少年時代受盡苦難，其中不少還曾流落街頭或被父親送到偏僻鄉村寄養，例如聶榮臻元帥的女兒聶力就曾當過童養媳、童工，甚至還隨母親坐過國民黨的監獄。正是共產黨打下了江山、掌握了政權才使他們改變了苦難的生活，脫離了艱苦的環境。

　　“從地獄到天堂”的家庭和個人境遇的兩極對比，決定了這批人對中共政權的“無產階級感情”最為深厚。

　　中國人悠久的傳宗接代“續香火”的觀念，加之中共本身作為壹個幫會組織“勝利果實”人人有份的幫規，決定了中共“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從打天下的時候開始就已經注重對自己子女及烈士子女的培養。“打天下”的目的不光是為了改善自己境遇和現實利益，還有壹層“福蔭子孫”的長遠理想。“保證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事業千秋萬代、水不變色”意在於此，毛澤東的歷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說到底也不過是這壹層目的。

　　自從三十年代在延安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以後，中共就先後為自己的子弟創辦了延安保育院、抗日軍政大學附屬中學及延安自然科學院補習班。當年自幼入學這些地方，然後又跟隨父輩們南征北戰的高乾子女或烈士子女們少數日後即直接“參加革命”，多數則陸續被保送到蘇聯學習，回國後又被安插到中共各重要部門，從事基層工作”的鍛練，六、七十年代即在官場上顯露頭角，八十年代至今更成為中共核、心政權的第”批繼承者或者地方政權及中央各系統的掌門人。

　　他們中的代表人物包括江澤民（中共中央總書記兼國家主席、軍委主席）、李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鄒家華（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鐵映（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兼國家體改委主任）、葉選平（全國政協第壹副主席）、布赫（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曾慶紅（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黃毅誠（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聶力（全國婦聯副主任、中共建軍史上唯示女性中將）、葉正大（中將，全國人大常委）、鄒競蒙（中央候補委員、國家氣象局局長）、郭樹言（國家計委副主任）、張皓若（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黨組書記）、阮崇武（中共海南省委書記兼省長）等人。某位流亡海外的著名政論家在論及“太子黨”現象時，把中共黨內鬥爭分為“鄧小平指定的接班人“第三代核、心””為壹方，“陳雲中意的匯二代領導人’太子黨為”方”。如此分析中共黨內鬥爭，理論上既不嚴密，更不合於客觀事實。

　　實際上，祗要對中國大陸政治問題稍有了解的人就可能會知道，現在中共政權的所謂“第三代領導核心”，按照陳雲和王震等人的解釋是所謂“江、李體制”，而這壹江、壹李本來就是由鄧小平和陳雲各自選定的”位接班人，而且亦都是“太子黨”。從前文所述的“太子黨”第壹梯隊代表人物所居的權位，足以說明“太子黨”已經權居中共最高層，“江、李體制”就是“太子黨”的核、心。

　　關於李鵬是“太子黨”的問題恐怕沒有什麼異議，他是中共早期領導人（烈士）李碩勛之子，而且還是中共政權第”任宰相周恩來的養子。

　　他的接班最為典型，直接接替的是養父的原任職務。

　　至於江澤民的家世，海內外曾有過不少誤傳，有人說他是李先念的“東床怏婿”，有人說他是中共元老，曾任過江蘇省委第”書記和江西省委第”書記的江渭清之子，也有人說他出身平民世家，並無特殊背景。

　　江澤民的生父倒確實是壹個與政治無緣的普通知識分子，但是，他在十三歲時被過繼給他的本家六叔江上清為養子，而這位江上清是與李鵬的生父李碩勛、鄒家華的生父鄒韜奮同時代的中共早期地下黨員責人。他生前曾在蘇、皖壹帶為建立“抗日統”戰線”立下汗馬功勞，壹九三九年因遭受地方武裝伏擊中彈而死。

　　難以走出父輩陰影

　　第壹梯隊的“太子黨”大都是“喝延河水長大”，“喝伏爾加河水成才”的，所以受毛澤東和史達林主義的影響最深，同時由於他們親自經歷了“打江山”的過程，對中共政權的感情最深、依賴性最大。

　　他們目前已位居中共權力鬥爭的第壹線，已經或正在建築自己的權力堡壘，其中壹個顯著的特點就是以“留蘇派”為基本勢力，再網羅地方、軍隊、中央機關已有實權的平民出身的投靠者。

　　比如李鵬為首的國務院，在壹九八八年七屆全國人大產生的四十壹個部委中，就有十四個有留蘇背景，包括李鵬（總理）、鄒家華（副總理）、李鐵映（國務委員）、黃毅誠（能源部長）、丁衡高（國防科工委主任）、阮崇武（勞動部長）、錢其琛（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宋健（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朱訓（地礦部長）、李貴鮮（國務委員）、林漢雄（建設部長）、戚元靖（冶金工業部長）、曾憲林（輕工業部長）、趙東宛（人事部長）。在各部委中擔任副職的更多，例如葉正大、聶力、彭士祿（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副總經理）等等。

　　當時在地方，則以江澤民（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葉選平（廣東省省長）、布赫（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郭樹言（湖北省省長）、張皓若（四川省省長）等為代表。

　　第壹梯隊的優勢在於：

　　壹，與他們之後的兩個梯隊相比，這壹批人對山口已接班的“合法性”自信信心最強，因而也在保衛“紅色政權”的問題上鬥爭性最強。

　　二，從年齡上看，他們目前都在六十歲左右，正處在中共政權最高層領導者的年齡。同時，按照中共最高層對幹部的年齡限制，他們中大多數人在中共“十四大”和“八屆全國人大”上再度連任。即使職務上出現了變化，但是並沒有完全喪失權力，有的反而是上升。

　　三，從接班人看，在“留蘇派”為主體的“太子黨”第壹梯隊之後，看不到壹個明顯的成熟的接班層，這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共教育受到文革”的破壞，使中間生出壹個長達十壹年之久的“人才斷層”。第二梯隊雖然躍躍欲試，但其資歷、政績目前還不夠成為最高層掌權者。

　　所謂培養“跨世紀”接班人，目前還主要表現在副省部級這個層面。

　　如果說第壹梯隊的“太子黨”人有他們作為壹個時代代表人物的優點的話，那就是與他們父輩相比，有更開明和務實的壹面。與他們的弟妹相比，大都生活作風正派，工作作風比較嚴謹。

　　然而，這壹批人雖然表面上站在權力最高峰，有處理日常事務的權力，但他們始終走不出父輩的陰影，也擺脫不掉僵硬的意識形態，也擺脫不掉背後時刻伸出來的“黑手”——在傳統社會裡，元老人物是不會在自己死前真正交出權力的。待自然規律使第壹梯隊完全掌握中共政權，即所謂元老時代終結，真正實現了由自己說了算的那壹天，他們自已恐怕也就到了給弟弟妹妹們交班的時候了。

　　第二梯隊生在戰火中，長在紅旗下

　　中共“太子黨”第二梯隊主要是指生於壹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又隨著父母進城“長在紅旗下”，在“文革”前已大學畢業或進入大學學習的”代。

　　在中共“打江山”出身的元老群體中，真正稱得上有文化者寥寥無幾，但他們卻非常明白建設和鞏固紅色政權需要“蘇維埃加電氣化”的道理，所以由自奪取大陸政權的那”天起，即把培養自己的子女問題當成“頭等大事”來抓。隨著中共政權進駐紫禁城後，原來延安的幹部子女學校更名北京育才學校，並新建立了壹O壹中學，仍是專收幹部子女。另外，北京軍區將原來的“榮臻學校”更名為“八壹學校”，中央軍委建立了壹所“十壹學校”，中宣部系統亦建立了壹所景山學校。這些學校享有特權，當年的教學及各種生活設施之先進，就是四十五年後的今天，絕大多數的平民學校也仍未達到。

　　據曾在這些學校里讀書的幹部子女回憶，當時育才學校主要招收的是地方司局級以上幹部子女；八壹學校、十壹學校主要招收的是軍隊師級以上軍官子女（八壹學校的地位更高）；景山學校則是黨內知識分子的子女雲集。而壹O壹中學的學生成員比較複雜，壹種是中共烈士子女，如秦邦憲之子秦鐵、毛澤民之子毛遠新．！另壹種是父母被派駐外地工作的幹部子女，還有壹種是父親在歷次露線鬥爭”中失勢甚至喪命的中共幹部子女，如高崗的兒子高軒──至少在“文革”前，共產黨整它自己人的時候似乎是不殃及子女的。

　　在壹O壹中學讀過書的幹部子女回憶，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由於進城以後的中共政要們大都對自己的孩子比較溺愛，所以許多人並不願意讓自己的子女到設在郊外的八壹學校和”O壹中學寄宿，於是就自然在北京城內教育質量最好的學校里打主意。北京有名的師大附小，陸續接收過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雲、薄壹波、李先念等人的後代，城內最好的中學如男四中、男八中、師大附中、師大女附中等學校更是中共高乾子女們雲集的地方。

　　由於國際冷戰的存在，毛澤東“居安思危”，中共把相當多財力花費在“國防建設”上，同時刻意把自己的子女培養成現代國防事業的接班人。

　　壹九五二年，毛澤東、周恩來曾親自電令大將陳賡主持，用“最快的速度”創建壹所軍事工程學院，以加速培養“自己的現代化軍事指揮

　　人才”。於是，陳賡大將手持萬歲以及九千歲的欽旨，強令全國軍隊、地方各個有關部門為其開綠燈，結果僅用壹年的時間就在哈爾濱建成了中共自己的“黃埔軍校”名曰l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簡稱哈軍工）。

　　根據當時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壹份報告披露：“到壹九五八年，這所學校已經發展成為遠東最大的軍事院校”。當時中共高層的毛、劉、周、朱等人夢想將這所軍校逐漸擴展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軍事院校。後來，這所學校在林彪的主導下，被分散成幾個分門別類的軍事學院，主體部份則南遷長沙，更名為國防科技大學，地位大為下降。但它在五、六十年代裡陸續送出的大批畢業生都已在軍隊及地方重要部門擔負重要工作。而其中有高幹背景的”批，大部份都成為軍隊師級以上，地方司局級以上的黨、政、軍要員。另外，由於毛澤東曾壹度指社會科學為“偽科學”，加之中共“科技興國”的宣傳，使得那個時代的高乾子女即使不進哈軍工，也要進清華這樣的名牌工科院校，進文科和往其他門類院校的為數甚少。毛澤東的子女李納是個例外，她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生。直到“文革”開始，中學畢業後，高乾子女們的主要集中入讀哈軍工、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進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壹批大都就學於與國防工業有關的系和專業，所以他們畢業後也多直接進入了軍隊或國防科技部門。

　　中共“太子黨”第二梯隊成員比起第壹梯隊和後面所要論述的第三梯隊成員相比，經歷最少坎坷。既沒有像第壹梯隊那樣不得不在馬背認識字唱歌學文化，也沒有如第三梯隊那樣，在該讀書的年齡不能讀讀書，而是長年同步槍、鋤頭、榔頭打交道；“文革”中他們的學術地位不夠“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政治地位不夠“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同第壹梯隊相比受衝擊較少；同第三梯隊相比，“文革”初期雖然也不得不走過壹段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但因為當時他們已經大學畢業成了“國家幹部”，即使到“五七幹校”或其他基層勞動也還有固定薪資收入，很少如第三梯隊成員那樣，曾壹度真正活動在中國大陸社會的最底層，同真正的勞動人民壹樣含辛茹苦。

　　拉幫結派，各立山頭

　　在“太子黨”第二梯隊成才的五十年代，社會風氣、幹部作風遠不似今日”樣腐朽，所以“太子”們在學校讀書時，彼此之間也較少攀比各自父母的官職大小。

　　到了六十年代，這種情況有所改變。父母大都居住在北京，而且“太子”們又到了喜歡交際的時期，他們開始行走豪門之間、出入宮苑之內，不同級別的家庭不同設施，以及他們自身所享受的不同待遇衝擊著，他們正在形成的世界觀、人生觀和政治理念。他們很容易察覺到自己的自尊心的來源原來是父輩的“等級”。

　　在毛澤東時代結束後，他們中大多數人的父母重返政壇，使他們也迫不及待地通過當“秘書”、“幹部培訓班”等方式獲取高位。並以父母的派系及出自己的學校劃線，拉幫結派，各立山頭“招賢納士”，形成各自利益壹致、配合默契，有能量有經驗的班底。在最高層，最主要的“太子黨”圈子分別以葉劍英之子葉選寧、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鄧小平之子鄧朴方、王震之子王軍、陳雲之子陳元、陶鑄之女陶斯亮、楊尚昆之子楊紹明為首。他們彼此之間時而互相利用，時而爭風吃醋，互不買賬，任何“外來人”想往上爬，往往依附其中壹派。

　　這壹批人雖然在八十年代以來大都升遷過快，但僅從年齡和閱歷的角度講，五十歲上下的具有大學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擔任司局級至省軍級的領導人，不應該算過份。他們自己可以從心理上把自己近些年來突然掘升的原因歸之於“文革”中被“耽誤”了十年。事實上，他們中像賀鵬飛這樣僅有十多年軍齡即能官至正兵團級要職，像廖暉那樣壹夜之間從壹個團級（相當於地方縣級或國家機關處級）軍官躍升為國務院僑辦副主任（副部級，後升正主任）的畢竟不是多數，很多人官到如今之高位還是經過了各種“階段”的。例如粟裕大將的兒子粟戎生，自哈軍工畢業後即到了位於“抗美援越”第壹線的部隊裡從戰士干起，歷任班長、排長、副連長、連長、營長、團長、師長…直到總參軍務部副部長。是故，他們中的壹部份人對自己現居高位的“合法性”也還是有點“底氣”的。

　　就人數而言，第二梯隊的成員在“太子黨”中為數最多，而且大都在軍中身居軍、師級甚至更高。

　　在他們當中的相當壹批已將解放軍的實權接管，少部份後來“軍轉民”進入了地方各級政權領導層。這批人在中共“太子黨”中為數最多，包括賀龍之子賀鵬飛（中將，海軍副司令員）、鄧小平女婿賀平（少將、總參裝備部部長）、張愛萍之子張翔（少將）、彭德懷侄女彭鋼（中紀委常委、軍紀委副書記）、陳毅之子陳丹淮（某軍副軍長）、粟裕之子粟戎生（少將，總參軍務部副部長）、譚震林之子譚冬生（少將，總參動員部部長）、楊勇之子楊繼平（少將）、楊尚昆之子楊紹京（國防科工委研究所所長，副軍級，已病逝）、王諍之子王蘇民（少將，中央警衛局副局長）、任弼時之子任遠之（副軍長）、秦基偉之子秦天（少將，副軍長）、許光達之子許延濱（裝甲兵學院副院長）、陳賡之子陳之健（少將）、劉伯承之子劉太行（裝甲兵部隊作戰部副部長）、羅榮桓之子羅東進（少將，二炮部隊後勤部政委）、劉華清之子劉卓明（海軍裝備論證中、心副主任）、馬本齋之子馬國超（少將，海軍航空兵後勤技術部政委）等等。

　　中央機關和地方代表人物包括：鄧小平之子鄧朴方（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席）、鄧小平之女鄧楠（國家科委副主任）、伍雲甫之子伍紹祖（國家體委主任）、曾山之子曾慶紅（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廖承志之子廖暉（國務院僑辦主任）、陳雲之子陳元（中國人民銀行常務副行長）、洪學智之子洪虎（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李維漢之子李鐵林（中組部副部長兼人事部副部長）、烏蘭夫之子烏傑（國家體改委副主任）、趙東宛之女趙地（中紀委常委）、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林伯渠之子林用三（勞動部副部長）、黃敬之子俞正聲（中共青島市委書記）、姚依林女婿王岐山（中國人民建設銀行行長）、何長工之子何光偉（國家旅遊局局長）等等。

　　改革開放以後，他們當然也同大陸所有人壹樣，不可能不受到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擠入大陸社會的各種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衝擊，他們已經開始意識到僵化的意識形態難以再迷信人民，但又不敢積極引進西方民主的思想。“文革”的混亂局面和他們對自己既得利益患得患失的心態，使他們中間正在醞釀”種比他們哥哥姐姐更大膽、更為務實的政治形態，即所謂“以非意識形態的共產黨組織社會力量；以非絕對專制的統治方式，以官辦資本（非官僚資本）市場化的經濟運行為主體，與部份非共菁英人士的階層和集團相結合，來推行異化的共產黨獨裁統治”的政治方針。這種思想最明顯表現在《蘇聯劇變後我國的現實應對戰略選擇》，有人稱之為“太子黨綱領”，激進者更斥之為法西斯綱領。不過，這份綱領的策劃者是比他們年齡小得多，應屬於第三梯隊的潘岳。

　　平心而論，“太子黨”第二梯隊畢竟比他們的父母輩和哥哥姐姐們（第”梯隊）減少了意識形態上的束縛，儘管他們在形式上離不開中共的特殊個性，但他們是中共內部自我改造最堅定的力量。當元老治國時代終結後，主導政壇的“太子黨”第壹梯隊就會積極拉攏第二梯隊，使之成為專政的輔助力量，並通過第二梯隊與第三梯隊溝通。但是，歷史不太可能給他們太長的時間，除非他們由自我徹底更新。

　　第三梯隊瘋狂牟取暴利

　　至於“太子黨”第三梯隊，指的是生於中共建政前後，正在中小學讀書時即趕上“文革”的壹批高乾子弟。他們”出娘胎已是特權的受益者，“新社會”的寵兒，高高在上，壹帆風順。

　　“文革”初始，他們紅衛兵沒當幾天即隨著他們老子倒運，成了人人喊打的“狗崽子”，其社會地位壹度甚至不如中共的革命對象“地、富、反、壤、右”的子女。所以鄧小平實際上否定了毛澤東以後，“文革”中的落難經歷成了他們紙醉金迷甚至無惡不作的藉口，從事官倒的理由和從政的資本。這壹代高乾子女中，因為看透了社會現實的黑暗，看透了人生前景的悲哀，甚至也看透了共產黨政權的無望而走向墮落者為數最多。就整體而言，他們對金錢的貪婪超過獲取權力的慾念，所以他們更多地在經濟舞台上表演，在商海中弄潮。

　　中共“十四大”上，“太子黨”並沒有如外界此前所傳言的那樣大規模進入中央委員會。境外媒體便有了“太子黨”全軍覆沒之說，繼而又言“太子黨”從政不成，轉而入商界求發展，典型如鄧小平之子鄧質方（四方公司）、陳雲之女陳偉力（中創公司）、王震之子王軍（中信公司）、榮毅仁之子榮智健壹香港中信公司）、薄壹波之子薄熙成（六合公司）、李鵬之子李小鵬（華能公司）、葉選平之子葉新福（香港萬信公司）、陳毅之子陳曉魯（北京標準國際公司）、張愛萍之子張品（新時代公司）、烏蘭夫之子烏可力壹長城工業公司）、彭真之女傳彥書日利公司）、宋任窮之子宋克荒（北京置業公司）等等，有人還湊出個所謂“中國十大家族”。

　　中共部份乾子黨”縱橫商海牟取暴利，既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策體現，亦反應出相當多的太子黨對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毫無信、心，急於趕在尾班車上撈壹把的世紀末心態。但這並不是新壹代“太子黨”勢力的全部特徵。事實上，第三梯隊的“太子黨”成員並沒有因為在中共“十四大”上未能成為中央委員，便停止在政壇上謀取權位的努力，恰恰相反，他們正急速在黨、政、軍系統掌控儘可能多的實權。祗不過因為他們的職務尚還不需要通過黨的代表大會，亦不需要令全國人大會議表決，從而較少為媒體注意罷了。

　　毫無疑問，倘若說當名現政權的統治者也是壹種理想的話，中共高乾子女中沒有理想，甚至滑向墮落的統治者主要集中在“文革”中曾壹度落難的這壹代。倘若說繼承父輩遺志也是壹種事業心和責任感之表現的話，中共高乾子女中對自己父輩用血汗換取的政權最沒有責任感的，也集中在這壹代。他們身上既有高乾子女的驕蠻霸道，又沾染上社會下層的油滑善變。個人命運緊隨父母權勢升沉和改變這壹刻骨銘心的經驗，使他們深知必須緊緊與老壹輩人捆在壹起不能分離。

　　不過，他們身上雖然沒有原則性、道德感和對馬列主義的偏執，但卻有著更多的貪婪和野心。他們組成各自為“政”的“沙龍”，他們“黨同伐異”，野心極大，培植勢力，有的則鑽入中樞，或當首長的秘書，或在職能部門任不顯眼卻掌實權的職務，有的則由政而商，還有的更可以像串門子似地在軍、政、商三界任意遊走，忽而西裝革履，忽而將校戎裝。

　　他們之中也不乏立志於壹番事業者，並在各出口部門取得了壹定成就，其代表人物包括薄壹波之子薄熙來（大連市市長）、習仲勛之子習近平福建省委副書記）、鄧力群之子鄧英淘（經濟理論家）以及潘岳等等。

　　壹九九壹年，大陸出版了壹本名為《共和國的第三代》的書，作者是薄壹波之子薄熙成小學的同班同學楊帆。書中把壹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的中、小學生們稱之為“共和國的第三代”。書中言道：這第三代人中，“幹部子女和知識分子子女、平民子女的關係，在壹定程度上說，已經轉化為新興政治家、思想家和企業家的關係。”言下之意，幹部子女就必然是“政治家”。

　　據聞，這本書實際上由薄熙成授意寫成，被看作是中共“太子黨”的“新政綱領”。此書的內容等於坦率地承認了中共“太子接班”的現象，並勸告讀者應該認可這種現象。

　　應該說這“共和國的第三代”，即中共“太子黨”的第三梯隊在接班問題上，同他們的兄長相比是最不具備“合法性”的。他們在趁“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尚還可以繼續“垂廉聽政”的最後幾年裡，壹方面是迫不及待地要躋身於權力高層，以免錯過這歷史給他們的最後壹次機會，壹方面還要拿出“自己的東西”，以彌補在“合法性”問題上的“先天不足”。

　　《共和國的第三代》中列出了十二條“新政綱領”，其中最主要的壹條就是“強化執政意識，提高執政本領”，絕不能再繼續強調無產階級政黨與剝削階級政黨不同的特殊性，而忽略作為執政黨、執政者所必須掌握的壹般規律，即為無數人總結和研究出來的政治學、管理學、社會學、決策科學、人口學、經濟學、新聞學、、心理學、行政學、法學所闡明的壹般規律”，“把它們作為‘剝削階級統治術’而壹概排斥”。

　　書中還說：“新壹代領導階層有必要達成共識，特別要處理好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出現亘貝族化’和溝家父的鬥爭，而社會的最終穩定，是成功地用平等競爭的科舉制度，把知識分子吸引到統治階級方面來，這就擴大了政權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決不能認為某壹個政權是可以離開政治家、思想家和企業家，排斥知識分子，‘直接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恰恰相反，祗有實現執政的科學化，才能制定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策來。”由此可見，中共“太子黨”三個梯隊的不同特點，除了前文所述內容而外，還有”個最重要的區別就是：第三梯隊吸收西方觀念最多。換言之：即第三梯隊的成員們最希望在中國大陸建立起壹個實際上類似台灣五至六十年代那樣的政體，即經濟上“搞活”；政治上“管死”。

　　再準確壹點說：就是讓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和老百姓自由程度回復到壹九四九年以前的程度。

　　必須承認，第三梯隊成員中，有壹部份人，如習近平、鄧英淘、薄熙來等由於畢竟曾同大陸社會最底層勞動人民有過較長壹段時期的相儒以沫、同甘共苦的經驗，所以從中真正體味出了給老百姓以更多的實際利益是維持壹個政權長期穩定之必須的道理。同時，其執政意識也不乏以自己的德政救廣大中國大陸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良心發現。

　　在中國變局中的角色

　　中共“太子黨”力量的形成，遠比上述介紹的要複雜，例如父親去世後，仍還在世的母親對他們思想、仕途有難以估量的影響（即所謂寡婦政治），以及“太子黨”彼此之間的聯姻關係（如葉選平之妻是中共元老吳玉章的外孫女，葉選平之妹又嫁給鄒韜奮之子鄒家華）等因素，都是不可忽視的。限於篇幅，本文對這些方固的因素未作詳細分析。相比較而言，中共“太子黨”的第壹梯隊雖然總體上說也是強過他們的老子，起碼不會再荒唐到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地步，但第壹在政策和路線上不會背離他們的老子太遠，其執政意識中更多的是從維護政權本身出發，而不是從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及人民幸福出發。目前江澤民和李鵬在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之間的關係問題上的表現，已經充份證明了這壹點。其二，正如前文所分析，他們中的大多數僅僅是因為年齡所限，也祗能是中共老壹代交班過程中的過渡型人物。包括江澤民、李鵬、鄒家華在內，到壹九九七年中共“十五大”召開時，都已經是年過七旬的老人。

　　第二梯隊和第三梯隊的成員是有可能在他們的老子們全部下葬之後通過否定“社會主義”，從而成為中共政權中所奉政綱最為開明的壹批領導人。如果在那個時候共產黨政權還能夠繼續存在的話。這是他們得以保全權勢的可行辦法之壹。

　　但問題是，歷史已註定他們是中共政權從其鼎盛時期走向衰落時期的最後壹批力挽狂瀾者，也就是說他們要麼如前所述成為中共最開明的，也是最後壹批領導人，與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和現代化的漸進過程合拍，要麼隨同中共這座大廈的徹底崩潰而”起覆沒。

　　壹九九五年初，已經對外宣布“獨立主政”的江澤民在“反腐倡廉”運動中，推出壹個首鋼公司大老周冠五的兒子周北方祭刀，接著又逮捕了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之子陳小同。於是，新權威小試鋒芒，吸引得曾經普遍輕視“江核心”的媒體紛紛對所謂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權勢進行重新詮釋。其中，”個有趣的話題又被提出來：江澤民與中共“太子黨”的關係又將如何？

　　港台報刊隨即就這個問題作了回答，或曰周冠五公子周北方涉案被捕，系江澤民向“太子黨”開刀之舉，預告鄧小平死後可能有壹群家世顯赫的“太子黨”成為新權威的刀下鬼；或日“太子黨”鄧後不保，江澤民將與“太子黨”的決裂中塑造自己的新權威形像。誠然，缺乏國君之尊嚴和黨魁之威信的江澤民欲真想有所作為，打幾隻“老虎”，尤其是打幾個民怨甚深的“太子黨”當可立威，祗可惜中南海不是景陽崗，江核心所回對的也不是三五隻老虎”。雖然對鄧後之中國局勢目前還不敢確定，但可以確定的是，中共又壹輪反腐敗運動祗不過是壹陣風，江澤民也絕不會與“太子黨”完全決裂。即使再推出幾個過於張狂的“太子黨”為所謂“反腐倡廉”祭刀，亦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共“太子黨”的整體生態。這是中共固有的體制所決定的。

　　儘管人們習慣於將依仗父輩權勢背景，在政治上獲取高級職位，在經濟上謀取暴利者泛指為“太子黨”，但“太子黨”是壹個複雜的存在，在缺乏正確法治系統和自由新聞機制的中國大陸，他們得以免除司法審查和新聞監督，而且他們由自己也愈來愈擅於隱藏，以傳統的運動方式根本不可能對“太子黨”勢力進行徹底清洗。

　　另壹方面，江澤民本人能獲取“核心”地位，毫無疑問是黑箱作業的結果，底氣自然不足。何況江澤民作為中共烈士之後，與李鵬、鄒家華、李鐵映、葉選平等人屬於同質的政治基因，與更廣泛的“太子黨”集團屬於命運共同體，政治利益、政治目標並無根本性差別和分歧。更何況至少江、李兩人的子女如今已經出脫成了新”代的“太子黨”。當然，在形勢需要的時候，或者說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江澤民取幾顆不大不小的“太子黨”人頭來平息民怨是可能的。但這樣做的目的，並非是有意與“太子黨”決裂，恰恰是為了保全“太子黨”既得在手的整體利益。

　　前文各段所分別開列出的“太子黨”三個梯隊的部份執政、掌軍、從商成員名單足以證明中共“太子黨”勢力並非如壹般媒體所言在政壇消退了，而恰恰是在掘升之中，甚至可以說已經成為中共權力生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份。父輩的死亡或對某些人產生”定影響，卻根本上無損於乾子黨”整體勢力的發展。每壹個職位並不是獨立的個體，它是龐大網絡中的壹個點，壹個點都會帶來整個網絡震動、反彈。

　　“太子黨”接班是中共政權走向衰亡的壹種必然趨勢，但不會過急、過快，而是採取漸進、蠶食的辦法，因為“太子黨”中儘管不乏優秀、開明、傑出的人物，但作為整體力量難為人民所接受。如果中共政權過多地越級提拔“太子黨”成員，祗會使政權內部增加矛盾，外部加劇反抗，加速其崩潰的速度，最終使“太子黨”成為整個中共政權的陪葬品。

　　或許應該注意到的是，中共“太子黨”中的開明分子明白了籠絡平民出身的知識分子菁英的重要。近年來，中共政權”再表示吸引留學生回國和大幅度提高知識分子的物質待遇就是明證。諸多“太子黨”成員，例如陳元、王岐山、潘岳等人身邊都集結了壹批平民出身的菁英，更說明“太子黨”們似乎懂得了如果共產黨政權還能夠維持的話，貴族政治與菁英政治相結合恐怕是可行性的選擇。

　　另外，中共“太子黨”與港台商賈的合作程度（廣度）可能超過外界想像。摘錄壹九九五年九月台灣革時晚選的壹則報導即可見壹斑：

　　辜濂松在北京與太子黨晤書

　　（記者陳駿逸、曾建華二十八日北京專電）參加北京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的我代表辜濂松，今天上午臨時改變行程，放棄了原定參加的PECC：“資本與財務市場”小組研討，於清晨五、六點，直奔北京郊縣的“順義國際鄉村高爾夫俱樂部”，與大陸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保利集團董事長王軍，以及鄧小平女婿賀平會晤，並進行全天球敘，由於辜濂松行程壹改再改，近日來所進行的私人會晤，又都是中共“太子黨”頭號人物，其動向頗令人關注，已引起各界議論紛紛，“傳話”之說不逕而走。

　　儘管辜濂松壹再向記者保證，他要見任何人，都會知會新聞媒體，但其行程卻相當隱秘，不讓人事先知道他到底要去哪裡，壹再讓媒體撲空，經過多方查詢，才曉得他都是去和中共的“太子黨”見面。

　　辜濂松日前在接受本報系記者詢及，他是否將和中共高層會面時，很肯定的說，“我不會。如真有什麼事，也壹定告訴諸位”，但他後來又補了壹句，“除非對方要我不要說”，顯然已埋下伏筆。

　　昨天他臨時趕赴人民銀行，會見他的人民銀行副行長陳元，就是前中共元老陳雲之子，政治前景相當看好，北京高爾夫球協會理事長王軍，則是已故中共八大老王震的兒子，而賀平的太太鄧榕，更是目前中共頭號人物鄧小平最鍾愛的二女兒。和這些人物會面，見面的安排又很隱秘，實在很難令人信服，他只是進行“禮尚往來”的簡單地拜會活動。

　　王軍去年以大陸高爾夫球界人士身份訪問台灣時，曾到過辜濂松家中作客，是否透過這層私人關係，曾進行某種程度的傳話，當時已頗令人關注，而今他們二度會面，正值兩岸關繫緊張之際，辜濂松可以拋下重要的會議不開，與王軍、賀平會晤，難免令人聯想，他是否有比開會更重要的事情要處理。

　　總之，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大陸的形勢變化最主要應是兩種可能，第壹是毛澤東所說的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第二種是實現貴族政治（以“太子黨”為主要特徵）與菁英政治相結合的“蔣經國模式”，形成壹個向民主化漸進的，但為時不會太長的“後集權統治”的過渡期。

　　無論是哪種變化，有關“太子黨”的戲碼肯定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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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商父子兵──王震和他的兒子們

　　壹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王震在廣東辭世，這個時間到將被免去其國家副主席職務的八屆全國人大召開日期僅差三天。

　　在中共所有超級政治元老中，王震同壹九九二年六月去世的李先念都是最不情願在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問題上起表率作用者。

　　果然天遂人願，王震與李先念先後都實現了“死也要死在領導崗位上”的宿願。過去，海外對王震的評價大都把他作為改革開放的對立面，送他的外號不是“左王”就是“左炮”。其實，王震其人正是中共所有政治老人中個人性格、思想觀點最複雜的壹個人，而外界對他的報導和評價大都過於臉譜化了。

　　王震的名字在海內外都是如雷貫耳。鄧小平王朝建立以來，他壹方面是鄧小平建立經濟特區，大搞改革開放的應聲蟲；另壹方面又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炮筒子”。矛盾的表現加上對壹九八九年學生運動的壹昧主殺，使得他成為當時中共八大元老”中最招人恨的人物。

　　“痞子運動”中的敢死隊長

　　說來很有諷刺意義，被中共殘酷鎮壓下去的壹九八九年學潮中湧現出的壹批大陸民運人士的經歷，同許多中共領導人打江山時期的“革命經歷”特別相像。比如王丹、吾爾開希等人的經歷就頗似當年靠搞學運起家，而賺得坐江山資本的中共前任領導人宋平、姚依林及現任領導喬石、任建新等；而壹度被中共逮捕下獄的“工自聯”領袖韓東方的經歷，則同王震早年的經歷相似。

　　韓東方壹九八九年前是北京的壹名鐵路工人，王震壹九二九年前是湖南的鐵路工人；韓東方壹九八九年在天安門當了“工自聯”常委及工人糾察隊長；王震當年在長沙也是工人運動的執行委員兼糾察隊長。

　　壹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壹日，長沙曾發生歷史上著名的“馬日事變”。

　　當時，因為共產黨在湖南等地發動的“工農革命運動”（毛澤東自認是“痞子運動”壹搞得十分過火，以至鄉下的絕大部份有產者和長沙城的民族工商業者都成了“農民自衛軍”、“工人糾察隊”的革命對象。同時，再加上國共兩黨之間日益嚴重的分歧等種種複雜政治原因，終於導致了壹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壹日的壹場政治大屠殺。

　　五月二十壹日深夜，駐長沙的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對共產黨在長沙的各類機關突然襲擊，迅速逮捕並陸續槍殺了大批共產黨人及其外圍組織的成員。壹時間，整個長沙城裡殺聲震天、屍橫遍地。

　　此後，由於國共合作的失敗，共產黨在湖南的組織和軍事勢力，尤其是在長沙省城的勢力大大受挫。但是，對共產黨人的殺戮必然導致復仇，何況從事“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原本就是共產黨從俄國的娘胎裡帶到中國的革命本性。

　　當時，中共湖南地方省委根據其中央指示精神，於壹九二七年十壹月二十四日發出了奪取全省政權總暴動的總動員通知。十二月壹日，決定長沙暴動，計劃於七日至十日為暴動日期，但屆時暴動並沒有完全發動起來。十日中午，長沙的鐵路工人開始罷工，王震在其中扮演了工人糾察隊隊長的角色。

　　當日晚上七時開始，中共湖南省委組織了二百人的“敢死隊”，進攻電燈公司、軍事廳和警備司令部。但是，包括王震在內的敢死隊員大都表現得不“敢死”，戰鬥結果僅僅是破壞了電燈公司。接著，國民政府方面調動壹個師的兵力從外地緊急增援長沙省城，共產黨的這次暴動終於被鎮壓下去。

　　不過，失敗後僥倖平安逃出長沙城的王震還是因為“對敵鬥爭”表現英勇而被正式接收為共產黨員，並日漸為社壹上級所器重。由於他年紀輕輕就留著壹臉絡腮鬍子，加上性格魯莽，所以人送名號“王鬍子”。直到他的晚年，鄧小平等人都還直呼他王鬍子，鄧小平等人的後代則稱他“鬍子叔叔”。

　　壹九二九年，王震擔任了中共游擊大隊的隊長兼政委，壹九三O年起任紅軍師政委、紅六軍團政委。

　　貪天之功冒領嘉名

　　到延安以後，他擔任了八路軍三五九旅旅長。當時，是八路軍的總司令朱德提出了著名的“南泥灣政策”，即調部隊到人跡罕至、荒無人煙的南泥灣搞“生產自救”。也是朱總司令親自到南泥灣實地勘探，然後下令調三五九旅開進南泥灣。其後，朱總司令又多次到此視察督促，以南泥灣的作法帶動了中共各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也為中共建政以後在新疆等地進行軍墾屯田提供了經驗。

　　壹九四二年十二月，延安《解放日報》曾經發表社論，稱“南泥灣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這個嘉名、永遠與總司令名字聯在壹起”。

　　但後來的中共黨史上卻將南泥灣與毛澤東、王震的名字聯繫在壹起，朱德的名字不見了。

　　在毛澤東時期，對朱德如此不公正完全是毛澤東本人暗示甚至直接指使的結果，而王震對此心知肚明，既為毛澤東打擊朱德當了炮手，個人又樂得貪天之功據為己有。朱總司令誕辰壹百周年紀念的時候，他的秘書撰寫回憶文章披露此事，但這篇文章被與王震穿壹條褲子的理論左棍胡喬木壓下不准發表。胡喬木雖然知道文章中說的全是事實，卻表示“發了有影響，寧可向作者檢討也不能發。”由此可見，中共黨史經常是任人塗抹，哪裡還有可信性可言！．許光達為王震的軍銜鳴不平

　　中共建政後，王震被派往新疆任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和中共新疆分局書記。此公最大的劣績就是武力鎮壓新疆少數民族的反叛。

　　當時，王震是自治區黨委書記，鄧力群是宣傳部長。開展肅反運動中，這兩人力主多殺、濫殺，並擅自逮捕壹批伊斯蘭上層阿訇，把個新疆搞得人心惶惶，政局動湯，其後是因此而導致的少數民族與漢族對立至今難以消除。

　　當時，中共高層眼看王震如此胡來，下令糾正，但王震自己稱自己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拒不承認錯誤。毛澤東壹怒之下，下令中共西北局撤銷王震和鄧力群在新疆的職務，調回北京。此後，改任為鐵道兵司令員兼政委，壹九五五年又委任以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和國防委員會委員的虛銜。

　　壹九五五年，王震僅被授予上將軍銜，毛澤東欽定的十個元帥十個大將都沒有他。為此，被授予大將軍銜的時任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曾上書毛澤東，言他自己無論資歷和戰功都不卓著，故對大將軍銜受之有愧，難以服眾。上書中還提及比如王震同志無論是資歷還是戰功都高過他向自己，所以建議將王震同志授予大將。

　　毛澤東給許光達回了話，大意是叫妳當妳就當，別人的事情不要管。

　　至於毛澤東為什麼沒有封王震為大將，外界不得而知。有人分析，是因為王震在新疆的民族政策沒有掌握好，導致後患無窮，所以毛澤東認為他祗有“匹夫之勇”，封大將更是難服眾人。

　　壹九五六年，毛澤東用王震所長，說他當年在延安南泥灣率領三五九旅開荒種地領導有方，壹句話把他捧得不知所以，樂呵呵地轉業到地方當了農墾部長，壹直到“文革”開始。

　　提著老母雞見毛澤東

　　“文革”中，王震開罪林彪壹度被下放到江西，但基本上沒有受太大的衝擊，無論是林彪的“九大”還是“四人幫”的“十大”都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

　　大陸上有傳說，王震這門“大炮”在“文革”中之所以基本上沒有挨整，是因為三十年代初毛澤東在中共內部被所謂“左傾”路線整肅時處境特慘，沒有人敢與他接觸，唯有王震曾提著壹只老母雞去看望他。

　　毛澤東為此大受感動，所以幾十年後仍然念著王震的好，至少不置之於死地。

　　這類傳說無從證實，或許真有其事，但更大的可能是人們的附會，甚至是王震為了給自自己臉上貼金而自編自造出來的故事就像林彪說他自己當年曾在井崗山同毛澤東會師這主樣。實際上，王震在“文革”期間沒有被毛澤東當成敵人，壹是他從來就不是劉少奇和陳雲路線上的人，第二他向來“有勇無謀”，不被毛澤東認為是什麼危險人物。

　　王震是標準的“流氓無產者”

　　無論是“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還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王震都充當了急先鋒。

　　胡耀邦在台上的時候，鄧小平在壹次小會上提出自己退下來的願望，在場的人祗有胡耀邦表示同意，其他人，特別是王震這樣的政治老人立刻勸阻。誰都明白，祗要鄧小平退下來的，其他政治老人怎麼還有可能繼續留在位置上？所以，就因這件事，胡耀邦成了眾多政治老人的眾矢之的，王震更是公開罵娘。

　　據原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曾經因為與胡耀邦關係密切而受到王震殘酷打擊的吳江回憶：王震接替胡耀邦中央黨校校長職務後，立刻利用這壹陣地對胡耀邦大肆詆設。在壹次黨校大會上，他公然破口大罵：“誰讓鄧小平退下來，誰就是反革命，就是‘三種人’！”然後又在大會上大聲宣布：“學生上天安門，要熱處理，來壹個抓壹個。

　　我們有四百萬軍隊，怕什麼？”

　　壹九八二年中共召開十二大時，吳江在小組會上有個發言，談關于堅持與發展毛澤東思想問題。當時主持人民日報工作的秦川聞訊即約吳江就此問題寫文章在黨報上發表。文章見報後，王震連夜打電話給秦川：“《人民日報》竟敢發表吳江的文章，妳們還要不要腦袋？”如此土匪行徑，共產黨高層領導人祗有王震表演得出來。

　　大陸還有傳說，壹九八六年底左派老人逼胡耀邦下台時，就是王震拿著老人們的聯名信威逼鄧小平。“六.四”後更有傳說他親山口指揮

　　了屠城的殺人部隊。

　　有壹個得到了證實的傳說則是：壹九八六年在逼迫胡耀邦辭職的黨內生活會上，王震發言給胡耀邦列舉的主要罪行是組織路線上存在嚴重問題，不但對“文革”中的“三種人”徐惟誠等造反派的秀才加以重用，而且拒絕聽取群眾來信的批評反映。

　　趙紫陽擔任總書記後，儘量不招惹王震這位鄧小平從來都要讓幾分，地位特殊的政治元老，王震仍然對他壹百個看不慣。壹九八八年六、七月間，北京廣播影視工作者蘇曉康等人拍攝製作的電視專題片《河殤》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當時正在湖北巡遊的王震無意中在電視上看到其中的片斷，立刻引起階級鬥爭警覺。回到北京後，他下令廣播電影電視部立刻將全片錄影帶及解說詞全文調到“王辦”。看完後立刻要求禁止繼續播映並展開批判，但遭到趙紫陽的拒絕。

　　壹個月後，王震恰好到寧夏參加自治區成立三十周年的慶祝活動，在當時舉行的座談會上故意把話題引到黃河上，然後便痛批《河殤》是詆設黃河、誣釁中華民族。王震還要求新聞媒體必須刊登他的這番講話，無奈當時的《人民日報》等中央媒體並不買賬，不但拒絕刊登他的講話，而且繼續組織對《河殤》的讚賞文章，祗有頂不住壓力的寧夏日報刊登了王震講話內容。

　　當年十月，黨內連個中央委員職務都已經不是的王震，不但能夠出席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而且居然能夠打斷趙紫陽主持的會議正常議程，突然發難，拍著桌子大喊《河殤》已經讓他“不能容忍”。

　　“六四”事件發生之後，讚揚《河殤》成為趙紫陽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要罪狀之壹，而王震目無組織原則，公然大鬧黨的中央全會會場的惡劣行為卻被說成是“民族正義感”、堅持無產階級黨性的大義凜然之舉。

　　當然，如果不是“六.四”事件的發生，如果還是趙紫陽繼續做共產黨的總書記，王震對《河殤》的發難也已經阻止不了該片在海內外繼續發揮影響，更何況該播出的電視片已經播出，該出版的解說詞已經上市，該發表的讚揚文章已經刊出。

　　而王震對大陸著名歌手崔健的封殺，則更厲害得多。

　　崔健在剛剛成名的時候，曾經演唱過那首在大陸幾乎人人知道的《南泥灣》，內容是歌頌王震的三五九旅如何成為將南泥灣變成“陝北的好江南”。而崔健絕就絕在將這首歌用所謂“氣嗓子”唱出，處理得柔婉綿軟，成了所謂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靡靡之音”。歌聲傳到王震耳朵里，王震大怒，壹聲令下，大陸所有電視台都不能出崔健的鏡頭，更河況播放他的演唱曲目。

　　正是由於王震這些左的表現，所以外界常常把他排在與鄧小平針鋒相對的陳雲勢力壹邊。實際上，如果仔細分析鄧小平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的壹貫所做所為，尤其是聯繫他壹九八九年以後的強硬政治態度就不難發現，王震身上所表現出的那種既要堅持政治上的高壓政策，又要倡導經濟上的改革開放的態度，正是鄧小平所需要的。

　　雖然王震如此不得人心，但他在中共高層中卻頗有人望，原因之壹就是他性格中有仗義的壹面，所以，他應該屬於毛澤東在其文章中所定義的那種標準的流氓無產者。

　　鄧榕盛讚“鬍子叔叔”

　　“文革”中，王震對鄧小平、陳毅等許多挨整的老幹部不但沒有落井下石，甚至還為他們及他們的子女做了壹些好事。

　　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回憶文章中，曾盛讚這位“鬍子叔叔”在鄧小平落難時不怕毛澤束和“四人幫”開罪，對鄧小平壹家關懷有加。正因為這層原因，鄧小平主政後，對王震壹直容忍頗多。

　　壹九七二年春，鄧榕從陝西去江西看望父母后，在回陝西的途中繞道北京，想打聽壹下林彪死後有什麼新的政治消息。有人見到鄧榕說：

　　王震要見妳。

　　鄧家原來與王震並無多少交往，鄧榕甚至未曾見過這位“鬍子叔叔”。

　　四月三十日那天，當鄧榕趕到北京北太平莊王震住處，王震急忙迎了出來，壹把握住鄧榕的手，十分熱情地問：“爸爸好嗎？”幾年來受盡委屈的鄧榕忍不住熱淚盈眶。

　　據鄧榕回憶：鬍子叔叔詳細問了我父親及全家人的情況，他讓我不要再回陝西，回江西去轉告我父親，主席對父親是有區別的，並說他自己要向毛主席及中央上書，讓我父親出來工作。鬍子叔叔還留我在他家吃飯住宿。自“文革”以來，從我成人開始，便歷盡那個非常時期的世態炎涼，但此時此刻，在鬍子叔叔這裡竟然受到如此的關懷、如此的厚待，實是令我感動萬分。鬍子叔叔在那種時刻敢冒天下之大不題，挺身出來為我父親說話，怎能不令人敬佩之至、沒齒難忘呢？鬍子叔叔這種以正義勇敢、豪情俠膽著稱的品格，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我回到江西把這些告訴父親後，父親也是十分感動的。

　　由自此，鄧榕逐漸成了王家的常客，也與王震的三個兒子王兵、王軍和王之相熟。壹九九三年三月，王震在廣州去世後，鄧榕帶著女兒前往機場迎靈。接著，很快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緬懷鬍子叔叔〉的文章。文章中記述，每當王震與兒子們生氣，祗要鄧榕去勸說，王震準會露出笑容。

　　另外，鄧小平二次出山後，鄧榕還充當了生父與乾爹之間的傳話人，每當王震對中共中央在位領導人的某項決策有意見時，便要求鄧榕轉告鄧小平出面制止。比如取消所謂“生產建設兵團”的事情，是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作主的。曾經領導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王震聽說此事，如喪考妣。剛巧此時鄧榕與賀平從中共駐美大使館回國休假去看望王震，王震立刻要求鄧榕向鄧小平轉達山自己的意見。

　　就這樣，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被改成建制地保留至今。

　　如果說王震當初就覺察將來的天下屬於鄧小平，那麼說明這個大老粗的政治眼光敏銳；如果說王震完全是出於拔刀相助，那麼說明他確實有豪情俠膽。但無論如何，這是導致後來王震得寵於鄧小平最重要的原因。

　　中共高層中流傳著許多關於王震在“文革”中如何利用自己在毛澤東那裡的微妙地位，設法幫助壹些正在挨整的老幹部和他們家屬的故事。

　　比如“四人幫”在整葉劍英的過程中，曾把他的女兒葉向真及其當時的丈夫劉詩昆也投入監獄，同時還把他們的壹個上了歲數的保姆也抓了起來。有人找到王震請他救救那位無辜的老太太，於是王震就找毛澤東說自己缺壹個保姆，但他看中的這個人現在卻在監獄裡。於是毛澤東果真就批示放人。

　　壹九七四年，胡耀邦從幹校回到北京，因為還沒有被啟用，所以對仍留在幹校的部下伍紹祖（“文革”前的全國學聯主席，胡耀邦的愛將）愛莫能助。於是胡耀邦鼓動伍紹祖的母親熊天荊去找王震想辦法。

　　熊天荊也是中共元老人物，丈夫伍雲甫六九年病逝後祗能與獨子相依為命，處境頗為悽慘。她找到王震後，王震即給毛澤東寫了封信，言由自己眼下急需壹個秘書，而這個秘書既要有文化，又要出身好，所以祗能像伍紹祖這樣的人擔任最合適。於是，伍紹祖果真就回到北京到王震身邊當了秘書。

　　壹九七五年王震當了國務院副總理後，與積極支持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兩人聯絡頗多。

　　在壹次交談中，王震對鄧小平推薦說：我手下有壹個秘書，有德有才，但現在卻不能被重用，壹直在我那裡管管文件什麼的。這簡直就是人才浪費。當鄧小平問到此人適合幹什麼的時候，王震信口說道：他是清華大學畢業的，學的就是科技，當然應該管管科技什麼的。於是，伍紹祖進了國防科工委。

　　“文革”中，王震仍然享受著中共高幹的(特供)待遇。由於各種物資奇缺，對中共高幹的這種“特供”也是要限量的，比如中華煙每月祗限六條。王震本人不抽煙，所以“文革”前這每月六條煙都是他的兒子們享受。但“文革”中王震卻命令兒子們每月省出壹條來，給幾位因為被打倒而被中止“特供”的老幹部和“民主人士”，榮毅仁當時就是受益者之壹。

　　從那時起，榮毅仁與王震兩家關係就壹直非常密切，這同改革開放以後王震的兒子入主榮毅仁的公司不無關係。

　　從中共公開的文字材料中看，王震在“文革”時期對鄧小平、葉劍英等人及他們家庭成員所做的幫助甚至是當時位高權重的周恩來所沒有做到的，鄧小平復出後當然對王震十分感恩。這是毛澤東去世之後，王震能夠進入中共最高決策層的重要原因。

　　壹九七八年，鄧小平掌握中共實際領導權後，提出讓王震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徵詢胡耀邦意見時，胡表示王震的個人作風實在令人不敢恭維，考慮到中央決策機構的嚴肅性，此人不宜進決策層。再者，當時在世的許多軍隊元老都比王震軍銜高，好幾個大將都還在世，這樣安排恐怕不太合適。但鄧小平堅持這樣安排，胡耀邦當然被王震恨之入骨。壹九八五年，王震在政治局內不再占有位置，又被鄧小平安排了壹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壹九八八年，王震同意不在黨內繼續任職，卻向鄧小平伸手要了壹個體面風光的國家副主席職務直到去世。

　　王震不懂什麼就喜歡什麼

　　王震其人沒有任何學歷，十四歲即當了鐵路工人，所以自命“老粗”。

　　但中共的宣傳材料大都說，他在“革命隊伍”里卻對文化人頗為敬重，他本人也由自稱是“知識分子的朋友”。

　　王震的妻子王季青早年是燕京大學化學系的高材生。中共建政後曾在北京的壹所重點中學裡當校長，後來在高教部任職。

　　王震國共內戰時的秘書郭小川，是大陸後來著名的詩人，此人壹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後，因為王震做了工作，才沒有被整得更慘。

　　大陸著名詩人艾青之子，旅居紐約的艾端午曾在壹篇文章中寫道：中共保守派軍頭王震，過去壹度結交文人，附庸風雅，父親艾青當年被打成右派時，受到王震的照顧。事實上王震結交黨內文人，自稱“知識分子的朋友”，還是出於毛澤東專用三農分子控制知識分子的需要。在延安的時候，王震在所有“粗人”中，最為關心黨內政治動態，對毛澤東這樣的山溝里的知識分子與王明那樣的吃過洋麵包的知識分子之間的鬥爭十分敏感，對從大城市投奔延安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則壹百個看不慣。四十年代初中共搞所謂的“延安整風”時，正是王震首先在“鳴放”的牆報上看出了王實味的文章有“反黨”氣息並及時向毛澤東報告。

　　毛澤東對此極為重視，壹九四二年五月下旬至六月初，命令中央研究院對王實味開展批判，並對其政治歷史問題進行審查。當時此事轟動延安，這對後來整風運動發展成“審幹”運動有直接影響。

　　據吳江著作中的描述，王震因為挖出了王實味而受到毛澤東的器重，竟被委任為“文藝界整風學習小組組長”。王以自己沒有文化而表示了壹番謙虛，毛澤東則意味深長地說：“我就是要妳這個文化不高和文化人打交道”。吳江認為，這種現象透露出歷史上中共對知識分子政策陰暗的壹面，可謂壹針見血。

　　從那以後，王震自己從來沒有什麼理論，卻對共產黨內的理論工作者頗為友好，當然是指鄧力群、胡喬木這樣的理論工作者，他們的思想前提首先必須是無限忠於共產黨，其次要符合王震個人的口味。正因為如此，王震在鄧小平時代成了中共左派理論家（如鄧力群等人）和左派文人（如賀敬之和他的妻子柯岩）最有力的後台。

　　左派理論家及左派文人們之所以把鄧小平都不放在眼裡，之所以架空了壹度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環，與其說是後面有陳雲的支持，還不如說是仗著王震在鄧小平那裡的特殊地位。祗要王震保他們，鄧小平就奈何他們不得。

　　壹九九O年六月，賀敬之命令屬下馬畏安在中國文化報上向李瑞環發動攻擊，發表了〈全黨應服從中央〉的社論和中央領導關於意識形態的指示，故意不收李瑞環的內容。李瑞環知道後大為光火，在政治局召開的會議上提出文化部有人無法無天，江總書記和李總理均裝傻充楞，沒有個明朗的態度。於是，李瑞環又上報鄧小平處要求討個“公道”。鄧小平十分生氣，說“這是政治性事件”，表示支持李瑞環追查。於是，李瑞環命令賀敬之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將書面檢查交出。

　　賀敬之接到李瑞環的“最後通牒”即找到王震和李先念，尋求支持。

　　王震當即表態：《中國文化報》壹點錯沒有，如果誰敢說有錯，“讓他來找我”。李先念則說，沒有他李瑞環的語錄有什麼不行？我李先念還從來沒有發表過語錄呢。

　　賀敬之取得兩個老人明確表態支持後，更不把李瑞環放在眼裡。李瑞環沒有辦法，祗好再次向鄧小平求救，鄧大人那裡卻沒了下文。

　　自此，李瑞環像個霜打了的茄子壹樣，足足拈了有半年之久。至於事後海外報刊報導李瑞環派駐工作組進入《中國文化報》，完全沒有事實根據，很可能是人們出於對左派們的憎惡而附會出來的。

　　沒有文化偏偏愛“關心”教育

　　王震還有壹個與他的出身和經歷相矛盾的特點，就是愛往教育界湊。

　　他既無理論又無文化，卻擔任過中共中央黨校校長。其實，他除了對共產黨的理論教育感興趣，對大陸的普通教育也常常插手。至去世之前他還兼任著全國中小學教師基金會的名譽主席職務。大陸每每有什麼“教師節”、教育表彰大會之類的活動，他總是少不了出席的。教育界的左王何東昌之流同他的關係也十分密切。

　　因為時常插手教育界，所以王震非常喜歡在學校里露面，如北京師範大學實驗中學、北京四中等校開校友會時，他非常喜歡以學生家長（爺爺輩）的身份被校方請去。壹九八六年四中校慶時，王震正得意地坐在主席台上被師生們觀瞻，會場上突然有人喊了聲“方勵之來了”（方是四中校友），於是，許多人都紛紛前去請“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簽名，會場秩序大亂。氣得王震在主席台上用拐杖把地板戳得亂響，大叫“這像什麼話！”

　　王震還有壹個令外人難以相信的特點，就是生平喜愛讀書，而且還專門能在讀書過程中發現問題。曾經在大陸出版後引起強烈爭議的軍史小說《雪白血紅》，就是王震讀完後“及時發現了其中的嚴重問題”，大罵作者張正隆良、心大大的壞了。

　　王震最早主張“兩手硬”

　　壹九八九年“六四”以後，中共在清算前兩任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的錯誤時，指責他們是抓物質文明的壹手硬，抓精神文明的”手軟。

　　從此“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成了黨的政策的通俗解釋。其實，這所謂的“兩手硬”政策是王震首先提倡的。在經濟改革方面，王震實際上是較早支持鄧小平主張的黨內元老。

　　壹九八壹年王震衣錦還鄉時，曾對家鄉父老透露他早在壹九六二年就主張包產到戶，“不過挨了壹頓批”。

　　查遍有關中共公開資料，還沒有找到關於王震因為壹九六二年主張包產到戶遭到毛澤東批判的確實記載。不過，壹九七九年的時候，王震就以國務院副總理的名義帶領國務院數名部長前往深圳蛇口考察，研究開發蛇口經濟特區的工作。

　　壹九八四年，王震又與楊尚昆陪同鄧小平視察廣東、福建等沿海城市，並建議要進壹步解放思想，加快對經濟特區的開發和建設。

　　相比而言，當時所謂中共“八大政治元老”中的陳雲、彭真、李先念、宋任窮等就從來沒有像他這樣如此肯定藉“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名，行資本主義之實的經濟特區。還有壹個外界鮮為人知的事例是：從壹九八九年初開始被壹些政協委員指責為“喪權辱國”、“開門緝盜”的海南省洋浦開發方案，正是時任海南省省委書記許士傑通過王震直送鄧小平和楊尚昆的。王震在許士傑等人致黨中央國務院的聯名上書前面指示日：“洋浦地區三十平方公里的開發由日本熊谷組承包，完全可行。謹建議：中央、國務院批准……”洋浦地區以租讓土地形式吸引外商開放壹事早已獲得批准，當時壹些爭論的內幕隨之曝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從中共現在所公開批露的材料看，壹九八九年初最早支持洋浦租讓國土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竟是王震和田紀雲。而前者從來都是被認作中共保守派勢力的代表，後者則被公認為改革開放的急先鋒。

　　就在如此大力支持經濟特區，甚至帶頭支持“出賣國家主權”的同時，王震又是中共意識形態方面極左勢力的帶頭人。無論是“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反擊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還是“六四”鎮壓，他從來都是充當搖旗吶喊的急先鋒角色。王震支持改革開放由自有他的壹套“理論”。他認為：實際上，對外開放政策是毛澤東、周恩來在世時就確定下來的壹項國策。早在五十年代，毛澤東在立硎十大關係〉壹文中即提出：外國資產階級的壹切腐敗的東西，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列寧在蘇聯建國初期也提出過引進必須的設備和技術，通過租讓和借款吸收外資，用以建立起大生產的基礎。

　　有人說，王震支持建設特區是因為他的兒子在經商中得了好處。但如此說來，中共另幾個元老中，除李先念的子女外，每個人的子女都有醉心於商品經濟的，但他們對商品經濟卻從來都是沒有褒詞的。

　　王震的“絕情”

　　王震生活作風的腐化、墮落，在海外早有各種報導，如香港耋選月刊曾在壹九九O年二月號，披露大陸新疆的天山腳下建有豪華的王震別墅”；《當代》壹九九O年六月號也報導王震在珠海的石景山莊（鄧小平壹九九二年驚蟄前後巡幸珠海時也在此下榻）揮霍的故事。

　　還有壹則報導說，王震曾批准賀敬之的兒子賀小雷在新疆天山腳下的五家渠鎮建了壹個跑馬場，因為遊客太少，無錢可賺，這位賀小雷於是又跑回北京，由王震批准在亞運村附近新建了壹個所謂“迎亞運”跑馬場。王震如此關心這個賀公子，除了與賀敬之的關係，更主要的還因為賀敬之的老婆柯岩認王震做了乾爹，並壹度住在王家為王震寫傳。然後，筆者在搜集王震其人的有關材料時，也有幸看到大陸吉林出版社和北京華夏出版社近年出版的《晚年紀事》、《將帥軼事》兩本書，且書中有不少筆墨是吹捧王震為革命事業杜絕親情的故事。

　　據書中記載，王震在其家中是長子，弟妹均在鄉下務農。王震當了解放軍的將軍之後，弟妹自然也可以沾點光。弟弟王余美想建壹棟房子，寫信向王震要點錢，王震的回信內容竟是：“妳定要我拿錢，我寫信給農會，發動農民鬥爭妳。”王余美有個女兒叫王輝，曾通過王震的部下將戶口遷入北京，被王震發現後，立即命令“遣送原籍會田農民”。壹次王震回湖南瀏陽家鄉，發現弟弟竟養有二十多隻鴨，於是他在區公所社員代表會上發起批鬥會，並命令當地幹部沒收他弟弟所有的鴨子並處以罰款。

　　王震的大弟弟的長子叫王井，高中畢業後要求王震給介紹個工作，被王震壹口拒絕；王震的二妹有壹兒壹女，五十年代找到新疆，王震便把他們留在新疆石河子農墾區當農工。我們暫且不懷疑上述故事的真實性，但即使如此，王震其人也絕不是個“廉潔型”的中共幹部。據吳江在其著作中揭露，在中共取得政權後，王震的名言就是“老子打天下，老子就得坐天下”，對某此再權毫不相讓。

　　筆者壹九八九年初在深圳時，曾親耳聽到王震訓斥企圖審查他兒子經商問題的當地政要，之怒氣沖沖地威脅說：“妳們知道不知道，老子的兒子當過兵，文革中坐過牢，妳們也敢？”

　　另外，王震的官僚特權不但福及兒女，而且孫子輩們也同樣跟著沾光。

　　比如他的孫女王京京原是北京師範大學經濟系的學生，壹九八六年曾隨學校組織的軍訓大隊去河北石家莊陸軍學院參加軍事訓練。訓練日程快結束時，該學院領導突然接到中共中央軍委的專線電話，命令他們在通知王京京軍訓結束後不要返回北京，由陸軍學院派汽車直接送往北戴河，因為她的爺爺，首長王震同志正在北戴河避暑。

　　此事由陸軍學院領導轉告北京師範大學軍訓帶隊教師後，幾位教師居然沒有買王震的賬，告訴陸軍學院領導說：我們帶來多少學生就要如數帶回北京多少。他們到北京後就放假，到那個時候，不用說去北戴河，跟著他爺爺出國我們也管不了。但現在不行。必須跟別的大學生壹樣坐硬席火車回北京。

　　陸軍學院的領導當時嚇得不知說什麼好，因為他們戎馬半生，從來就知道“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何況還是直接來自中央軍委辦公廳的命令。北師大的知識分子卻不吃這壹套。所以也難怪王震為什麼對知識分子有氣。

　　王震有幾個子女

　　海外的傳媒壹般都報導王震有三子壹女，三子分別為王軍、王兵、王之，女名王家（壹說王泉）。台灣出版的《中共人名錄》壹室自中也說到“王震有女兒王家，文革曾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工作”。

　　實際上，王震祗有三個兒子，沒有女兒。當過王震秘書的伍紹祖在對外解釋自不是王震女婿時曾說過：“王震沒有女兒”。鄧小平女兒鄧榕在回憶王震的文章中也提到王震沒有女兒，所以她便自告奮勇到王家當了“女兒”。

　　另外，筆者採訪到的曾與王震子女過從甚密者也肯定說王震沒有女兒。

　　至於王家或許是前文提到的被王震安排在石河子農墾兵團工作的侄子或養女之類。

　　另外，海外亦有報導說王震有壹女兒叫王京，筆者認為這或許是他的孫女王京京之誤。公正地講，王京京是個很老實、本份的女孩子，在大學期間學習用功，而且少有高乾子女的狂效之氣。但就是因為他的爺爺在壹九八九年“六.四”期間主殺，所以在同學中間非常受氣，沒有辦法祗好中途退學。

　　王震還有壹個孫子，中學時即到了加拿大，英語學成後現已到美國讀大學本科。這個孩子的父親王軍，經常利用做生意的機會到加拿大和美國去看望他。

　　王家兩個兒子軍商合壹

　　王震的幼子王兵最早同長子王軍壹樣都在軍隊任職，然後又先後進中信公司任職，王軍以中信總公司副總經理名義兼任中信公司深圳公司董事長時，王兵與吳小蘭（葉選平之妻）壹度任過副董事長。不過，王兵、王軍二人都是軍商合壹，雖然脫下軍裝換西裝，但軍籍並未退掉。到壹九九五年時，王兵已經是大校軍銜，王軍的軍銜據傳比王兵要高。如果按職務排座次的話，理應如此。

　　中共元老子女中像王家子弟這樣保持多重身份的還有鄧小平的女兒鄧榕、葉劍英的兒子葉選寧、楊尚昆的兒子楊紹明和女兒楊李、李先念的女婿劉亞洲、陳毅的兒子陳小魯、陳賡大將的兒子陳知涯等等。北京也有傳說陳雲的小兒子陳方壹面在掛在宋慶齡基金會名下的公司經商，壹面也還保有海軍軍籍，但這壹傳說暫還未獲證實。

　　壹九八三年三月，中信公司、中國海洋航空公司、中國直升機公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中國南海石油聯合服務總公司和深圳通發實業公司等六大股東，合股成立了壹個中國海洋直升飛機公司（簡稱中海直）。該公司剛剛成立時，在深圳四川大廈十四樓掛牌，當時的主要負責人叫馬相持。不久王兵則接任了該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的職務。

　　據說曾有美國公司與中國海洋石油公司和中國南海石油聯合服務總公司合資，但因為找油的希望不大或成本過高，收回了投資。王兵所領導的直升機公司，表面上是發展旅遊事業，如開辦直升機觀看深圳、香港市容活動，但收益甚差。直升機公司真正的發財門路還是做買賣。

　　中國大陸曾有壹句話形容皮包公司，除了飛機大炮，樣樣都做”。而據說王兵的公司是“飛機大炮，樣樣都做”。言下之意是從事軍火貿易。

　　在深圳，早就有這方面的傳聞，當地的有關部門也曾想摸摸“老虎屁股”，但當時尚未下手王震便到了深圳，把當地政要罵得狗血淋頭，清查王兵的打算也就再不敢有了。

　　王兵膽大包天為所欲為

　　王震死後，照理王兵在深圳的作為應該有所收斂，但令人不敢相信的是，他竟然在壹九九五年六月，為追討債務公開指揮了壹場深圳持槍綁架案，壹時間成為香港媒體的主要追蹤報導對象。

　　壹九九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深圳東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顯旋，在深圳香蜜湖高爾夫球場被王兵等人持槍公開綁架。

　　此事發生後，驚動深圳當局和中共高層。在深圳當局的介入下，直到二十七日陳氏才從蛇口南山區的軟禁地點被釋放回家。

　　事後，大批港澳台媒體對這個所謂“六．二四”綁架案“極盡全力追蹤報導，對此事件的前因後果做了詳細調查：

　　被害人陳顯旋時年四十餘歲，比王兵小許多。他是中共另壹元老烏蘭夫的孫女烏遼娜的丈夫，八十年代、初曾任深圳原野公司董事長彭建東的司機，在此期間結識了鄧小平弟弟的女兒丁芄。

　　王兵進入中海直擔任副總經理期間，陳氏即時另攀高枝，跳槽至中海直當了王兵的司機。不久，因為服侍王兵得體，深得信任，被委任為中海直下屬子公司新星公司的經理。此後，王兵顯然是沒有經過自己公司的上級股東同意，擅自決定向陳顯旋撥出大筆公款供其經營，沒

　　想到陳顯旋壹虧再虧，最後乾脆賴張不還。王兵在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為首的六家上級股份公司的壓力下，壹再向陳顯旋追討債務。

　　據《前哨》雜誌壹九九五年八月號報導，王兵與陳顯旋的債務糾紛始於九十年代初期。當時，陳氏在新星公司虧空了款項的情況下，卻又與深圳市政府當局合資成立了”問東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更令王丘壹忍無可忍。而東輝公司的董事長是葉選平妻子吳小蘭，陳顯旋以漯駙馬”的身份和葉家的後台為雙重背景，開始對王兵態度傲慢，出言不遜，令王兵實在咽不下這口氣。同時，又因為當時的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總經理秦文彩堅持追回陳顯旋的欠款，王兵便代表“中海直”於壹九九”年三月正式向北京檢察機關舉報。當年六月，陳氏即被深圳南頭公安分局以貪污罪名拘留審查。但過了壹天，壹個叫李桁的東輝公司董事即給深圳市公安局長梁達鈞打電話，梁氏大驚失色，立刻下令下屬公安分局的壹名處長擔保陳顯旋獲釋。

　　《箭哨》雜誌的報導文章認為：中共公安部門的高級幹部為本部門的嫌犯擔保外出，在公安部門沒有先例，陳顯旋從此更加氣焰高漲，認為靠山夠硬。

　　當時，吳小蘭掛名東輝公司董事長，在深圳市祗是時任市委書記兼市長李願的副手。而東輝公司董事李桁卻是李願的愛女。試想，當時吳小蘭的丈夫葉選平是廣東省省長，李預主掌深圳特區，在此之前則是國務院副秘書長，在高層的關係盤根錯節。另外，李桁當時的丈夫是中共元老、前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的愛子劉會遠，是國家安全部駐深圳站的負責人，據說連國家安全部部長賈春旺都對他忍讓三分。整個東輝公司就是這樣”種複雜的背景，深圳市公安局怎敢對陳顯旋下手？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東輝公司背後這些盤根錯節的家族背景也逐漸在起變化，先是劉會遠與李桁離婚，同時李願又被免去廣東和深圳的所有職務，調北京任全國人大常委，表面上由副省部級升為正省部級待遇，卻失去了在深圳當土皇帝的所有特權。在這種情況下，王兵顯然是認為時機已到，乾脆對陳顯旋玩起了黑道手法。

　　鄧榕曾揚言為王家兩肋插刀

　　轟動壹時的深圳“六．二四”綁架案，被海外媒體沸沸揚揚地狂炒了幾個月後逐漸消音。而中共高層和軍方對王兵的處理似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趨勢即使因此給王兵壹個內部處份，中共高層也絕對因至丑不可外揚”而不准對外聲張。但是，鄧小平壹家在此事件發生前後所公開宣稱的鄧、王家族“壹損俱損，壹榮俱榮”，也已經決定了江澤民也好，深圳地方當局也好，都不大敢在鄧小平去世之前惹惱王震家族。

　　王兵在深圳無法無天、公然為匪的惡劣行徑，雖然被中共嚴禁在國內媒體上加以報導和評價，但現代社會的傳播手段仍令此事在北京政、軍、商各界不逕而走。而黨內人士評論此事時，無不認為王兵之所以較壹般高乾子女更加不知收斂，如此公然做出給上共產黨政權拆台的罪行，與其說是依仗他死去老子的餘威，不如說是憑藉仍還在世的鄧小平淫威更準確。王家後代如今表現出比他們的父親在世時十倍的驕狂、百倍的專橫，應該說與鄧家上下，特別是鄧三公主鄧榕，對王震及王家子女的公然吹捧有直接關係。“六．二四”事件發生時，已經很少有人還記得鄧小平女兒鄧榕以毛毛筆名撰寫的緬懷鬍子叔叔二文，當時是以整版篇幅醒目刺眼地刊登在壹九九三年四月四日的《人民日報》上。

　　當時，外界對此文有過報導卻無深刻分析，中共內部卻不乏有識之士對此引起強烈的警惕。壹位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的人士私下對此文表示了十分的不滿，壹針見血地指出：鄧毛毛的這篇文章，與其說是為死去的王震本人樹碑立傳，不如說是為活著的王震子女鋪路搭橋。

　　仔細分析鄧榕這篇文章的內容，確實如此。她在文章里將王家三兄弟恨不能形容成西方文學史上著名的“三劍客”，說王兵、王軍、王之三人而個有膽有識，在朋友中口碑甚佳”。

　　所以，王兵公然在深圳綁架商場對頭的消息傳到北京，這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工作人員立刻諷刺說：正如鄧榕文章中所說，王震之子確實有“膽”，而且已經膽子大到公然為匪的地步了。

　　在鄧榕的整篇回憶文章里，雖然許多讚美之處的描述都不大合於中國大陸人的閱讀習慣，比如鬍子叔叔露出了他那“著名的笑容”之類，但相比於大多數中共官方的人物回憶文章，還是不乏有細節描寫上“生動”和“生活化”的壹面。比如王軍向鄧榕表功的壹段描寫。王軍在鄧小平二次復出前夜，曾對鄧榕開玩笑說：“我們這麼樣冒著風險為妳爸爸通風報信，等妳爸爸出來後，我們也得要個壹官半職的呀。”

　　鄧榕回家向父親轉述，鄧小平笑著說：“可以，可以，現在要什麼都可以。”

　　後來，王震果然進了中央政治局，日後又撈上了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國家副主席等職務，賴在黨、政高位上壹直到死。而他的三個兒子則個個在大陸商海里如魚得水。

　　鄧榕的文章細節上的生動確實沒得說，同時這種描述客觀上也絕對起了為王家三公子揚名，及對外宣稱鄧、王兩家關係“密不可分”、“牢不可破”的作用。

　　而且，為使王家三兄弟在他們的父親死去後仍能勢力不減，鄧榕已經把鄧家，特別是她本人與王家的關係之“鐵”，赤裸裸地躍然紙上。

　　在文章中毫不隱晦地說：“我和王家三兄弟，便成了無話不談、無事不商，困難之時甚至可以兩肋插刀的莫逆之交。

　　江澤民豈敢對王家輕易下手

　　眾所周知，共產黨執掌中國大陸政權幾十年來的習慣行為準則，從來是要把“身行惡”置於“口言善”的前提之下，其黨內的“幫規”更是要以“原則”、“黨性”之類的冠冕堂皇的詞彙包裝其抬面之下的拉幫結派和爾虞我詐。而鄧榕、王兵這壹代比他們老子的最大“進步”，就在於已經完全撕破了那層遮羞的面紗，毫無顧忌地用“兩肋插刀”這樣的幫會、黑社會語言對外昭示其利益集團內部之間的“同榮辱，共進退”的“莫逆”關係。

　　僅僅基於鄧榕在黨報上公開表示誓為王家“兩肋插刀”，人們在王兵犯案後關於“江澤民無可奈何”的傳聞應該說不是無根無據。

　　在鄧榕文章的結尾處，特別強調了王震家有難事時就會向鄧家求援王軍主持中國最大的公司

　　王震的長子王軍，長期在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擔任第壹副總經理，早已經是副部級幹部，壹但他從入主中信公司開始，其實際權力就遠在壹般副部長之上，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身份很有幾分神秘化。而到了壹九九三年榮毅仁接任王震的國家副主席職務後，整個中信公司從名到實都已經是王軍的獨家天下。

　　要試圖揭開這層神秘的面紗，先要探討壹下中信公司本身與中共情治系統的關係。壹般人祗知道中信公司是中國大陸三大“皇親國戚”雲集的公司（另外兩家是王光英的光大實業公司和已經被查封的鄧朴方的康華發展公司）之壹，而較少注意它還有更複雜的背景。

　　其實查壹下中信公司的發展史，就不難發現這壹點。該公司在創辦初期，榮毅仁任董事長，副董事長則是由中共總參二部（中共軍隊的情報系統）副部長熊向輝出任。熊向輝是中共早期的高級情報人員，曾受周恩來派遣，打入國民黨機要部門，為中共獲取了大量機密情報。

　　壹九九壹年，熊向輝在文民日藝上撰文回憶自己當年的地下生活，台灣也出版了轟動壹時的《中共地下黨現形記》（主人翁即是熊向輝），到此，熊向輝的大名才揚飛海外。另外，中信公司初期在香港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米國鈞，公開身份雖然是當過中共駐外大使，但真實身份也是總參二部系統的人馬。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中信公司的實權，控制在中共軍隊手中。

　　也就是這種背景，使曾參過軍，文革中坐過牢的王軍，自總參調到中信公司後晉升很快，他先是中信公司業務部經理兼保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很快升為總公司的副總經理，然後又是第壹副總經理兼中信深圳公司董事長。

　　王軍本人是否情治系統的人我們不得而知，但他與鄧小平女婿賀平（鄧榕之夫）、馬萬琪之子馬有桓（榮毅仁女兒榮智婉的丈夫）、榮毅仁之子榮智健等人捲入軍火貿易的傳聞不斷出現在海外報刊上。

　　中信在清查運動中未受衝擊

　　中共在壹九八八年開始的整頓經濟措施、清查公司的運動中，民憤最大的康華公司受衝擊最大，以至壹九八九年“六四”以後乾脆被徹底查封。中信公司卻在這次清查中輕易過了關。用王軍的話說：清查的對象是整頓那些政企不分，以官營私的“官辦公司”，中信不屬於這壹類，它壹開始就是壹個經濟企業。中信並不屬於外間所傳的所謂被中央調查清理的對象。因為中信公司直屬國務院，在整頓經濟措施的過程中，它祗是被要求對本身的投資項目做適當的調整。

　　當時，王軍雖然是中信總公司的第壹副總經理，但熟知內幕的人都說，他親任董事長的中信深圳公司才真正是他的私家店，別號為“深圳王家鋪子”。

　　壹九八六年，正值深圳特區發展處於低潮之際，王軍率領多名骨幹深入該特區進行考察，當時即拍板決定就趁這個時候在這裡開辦子公司。

　　當時深圳壹家土地開發公司剛剛建成壹棟高層住宅樓宇，卻無人問津，王軍趁機低價買進。不久，王軍到了香港，根據香港房地產業從來都是看漲不看落的經驗，再次派人去深圳搞調查，然後拋出三千萬元買了三棟廠房。這先後兩次炒房共花了六千萬元，嚇壞了深圳眾多公司，認為王軍此舉近乎瘋狂。但時間不長，深圳的房地產果然爆漲，王軍趁機又把所買到的房子出租，每年的租金就達壹千萬。

　　由此看來，王軍其人還是頗有經營頭腦的。他的公司對外宣傳的材料中說：中信深圳公司是中信集團在經濟特區組建的第壹個直屬全資子公司。致力於在各行業以獨資、合資、合作，三來壹補等諸多形式投資建廠、興辦外向型企業，在機械、電子、原材料、壹手設備、五金礦產、有色金屬、建材、糧油食品、水產、土畜、輕紡、化工、醫藥等產品方面廣泛開發進出口巴貿易。經銷中信系統各企業產品並代理進口設備、原材料。同時還開發新技術應用、房產租賃、諮詢服務等多項業務。

　　當時王軍在深圳的公司到底擁有多少資產未見有公開的材料，但該公司宣稱在深圳市擁有辦公樓、高級別墅、公寓、廠房、配套宿舍十多萬平方米，可見王軍的生意規模之大。據壹位同樣從事貿易的中共高乾子弟說，王軍不太願意與外界，甚至壹般高乾子女打交道。有壹次他曾為壹樁生意的事情找過王軍，但王軍愛理不理，反應非常冷淡。

　　王家要什麼，老鄧給什麼

　　至於鄧榕說的王家三公子“在朋友中口碑甚佳”，關鍵在於如何定義“朋友”的範圍。而在普通百姓中間，甚至在壹些父母官位不如鄧小平、王震之流的“次高乾子女”眼中，至少王兵、王軍二人的口碑實在是令人不敢恭維的。

　　有在中信公司任職的壹位高乾子女”講過”個小細節，足以證明王軍的專橫、霸道和目中無人。王軍在中信公司擔任榮毅仁副手時，祗有他敢隨便把自己的車子停在榮老闆的專用車位。而每當榮老闆見此情景時，、心裡怎麼想，無人知曉，表面上卻要表現出壹幅“大人不見小人怪”的大度和輕鬆，僅能用壹句這小子……”在部下西前掩飾且壹滿臉的無奈和尷尬。

　　榮毅仁如此忍受王軍的專橫和驕蠻，除了看在王震“文革”中確實曾對他有恩的面子上之外，或許還有更深壹層的原因。

　　也正如鄧榕所描述的，鄧小平對王震壹家確實是到了“要什麼都可以”的地步。當初王震表面上是帶頭響應鄧小平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的號召，“主動”從政治局委員職位上請辭，但卻向鄧小平換得了壹個國家副主席的頭銜，政治身份從“黨和國家領導人”排序上的“二級”躍升為“壹級”。

　　再到後來，王震在彌留之際同意把國家副主席職位讓給“民主人士”榮毅仁，條件卻是把榮毅仁在中信公司的職位傳給王家的二公子王軍。

　　如此公然的權錢、錢權交易，身為總書記的江澤民雖然、心裡明白是怎麼回事，但王震要的東西，鄧小平曾不惜以否定前任黨的主席的辦法給以滿足，如今他江澤民怎敢怠慢？

　　於是，榮大老闆的政治地位由三級”躍為“壹級”（原來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家二公子王軍的經濟地位則由中國第壹大公司的副職升為正職。至於王家大公子王兵的公司實力無疑也跟著王軍的地位朝上走。

　　到壹九九五年，王軍在中信公司的總經理職位也已經坐得沒有意思。

　　於是，掛名中信集團董事長的魏鳴壹很知趣地”再向國務院打報告請辭。當年五月三日，中信集團召開記者會，宣布魏鳴壹退位，王軍接任董事長職務。此時的中信集團已經在全球各地擁有三十八家子公司，總資產超過人民幣壹千三百六十億元，固定資產超過八百三十億元，繼續保持中國大陸最大的跨國中資機構的地位。

　　長城總裁王之

　　對於王震的後人，外界鮮有報導的是王之，而不是王直。其實，王之其人是中共樹立的標兵式人物，早在壹九八九年壹月二十三日中共的光明日報，就在壹版的顯著地位對他做過詳細的報導，祗是外界不太知道他是王震的公子而已。

　　王之壹九四二年生，壹九六五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他原來曾在中共電子工業部計算機局任過處長、副局長等職務。該局權限較大，負責制定全國計算機行業和軟件行業的發展戰略、發展政策與措施，以及規章制度，並提出中、長期發展規劃和年度計劃；參與行業技術、質量、標準的制定、審定工作，並組織實施．！組織協調行業重大工程項目、重大科研、科技攻關、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軍品型號研製項目的實施和推廣應用，協調、解決實施中的重大問題；組織重大科技成果監定、定型、評選和推廣，參與質量評優工作；發放生產許可證．！負責全國計算機行業新建項目、重大技改項目、技術引進和出口項目的審檢；參與計算機的進口審查；負責計算機對外技術使用及政府間使用的有關事宜；負責組織計算機產品及其系統的推廣應用等等。

　　所以，在計算機局為政的壹段時間，肯定為王之隨後棄政從商奠定了實力基礎。

　　靠“長城模式”成了大陸計算機業霸主

　　據報導，王之為了實現大陸的“計算機國產化”而棄政從商，組建了長城計算機集團公司，並擔任總經理。

　　自此，他創造出了所謂“長城模式”，使他的公司幾年間即成為壟斷大陸微機行業的壹方霸主。

　　壹九八四年，王之收羅”批剛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研究生，分別送他們到香港和日本去開發具有當代先進水平的新微機。半年之後，這些人拿出了著名的長城＊鼴：自微機。這種微機通過部級監定時，專家們認為有九個方面優於當時國際主流機美國的IBM微機。這就實現了所謂“長城模式”的第壹步，“自主開發”。

　　實現了這壹步後，王之苦於沒有資金建廠生產，於是他決定向自已承擔風險，從有關部門貸款三百萬元，向國外購買了所需的元件、零部件，然後分發給從大陸計算機行業優選出的廠家進行生產。這是“長城模式”的第二步！“委託加工”

　　在委託加工過程中，王之又搞出了代理銷售的辦法，即向“委託加工”的廠家讓利百分之七十，使生產單位同時把維修和售後服務也承擔起來，以此吸引顧客。這樣，就大大加快了長城微機在大陸推廣應用的步伐，據說到八九年底就已經生產了七萬台，不但占領了國內市場，還將其中壹部份銷往國外。

　　壹九八七年，長城又開發出了更有競爭能力的長城蠹“微機，投入市場。

　　由此可見，王之確是壹個很有生意頭腦的人，目前，他的長城集團公司已有五個系統，十餘個新產品供應國內外市場。

　　發財以後，王之野心更大，壹九八七年開始在深圳投資辦廠，大搞“外向型”。不到壹年的時間，他的深圳工廠建成，形成了年產主機五萬台、顯示器十萬台，機組構件十五萬套的生產規模，穩居大陸第壹。

　　王之的長城計算機公司在深圳的分公司有壹座富麗堂皇的辦公大樓，取名“長城大廈”。該建築數座樓房連體，建築風格別致，長城的人號稱那是世界上最大的連體樓房建築。由此看來，王震的三個兒子都在利用特區賺錢，這就是王震、也是許多中共老幹部對改革開放以後的特區，懷有壹種既覺得它對自己有利，又覺得它對共產黨政權本身有害的矛盾、心理所在。

　　特區是鄧家天下王家黨

　　鄧榕在其文章中稱頌說：因為“有人非議特區，他當然不干！”於是，王震成了開創特區的“排頭兵、先鋒隊”，鄧小平視察特區，王震“壹馬當先，陪同前去”，“壹路為特區正名，壹路為特區吶喊。”“在創建特區的那壹刻起，鬍子叔叔的腳步就走到了那裡。在鬍子叔叔的生命的最後壹刻，他最終地把他的腳步、水遠地停留在了那裡。”

　　由此可見，中國的特區完全就是他們“鄧家天下王家黨”。鄧小平的侄女可以在那裡公然行騙，橫徵暴斂；王震的兒子可以在那裡欺行霸市、為非作歹。

　　正如鄧榕所說：王震“對於特區，對於深圳，對於珠海，對於廣東，是懷有深厚的感情的”。於是乎，王家的後代當然可以在那裡毫無節制地發泄他們的欲望、他們的“感情”。鄧、王兩家後代在特區的所有的壹切瘋狂舉動，似乎都可以從鄧榕的文章中找到解釋：特區是我們鄧、王兩家的老頭子下令和支持搞起來的，我們兩家的後代當然可以在此稱王稱霸、為所欲為之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天經地義。

　　有人壹針見血地形容，中共高層目前面臨著兩個層面的“眾怒難犯”，壹個層面是老百姓對共產黨各級官場上的貪污腐敗盛行之憤怒，已經到了隨時“群起而攻之”的危險地步；另壹層面是各級官場上的腐敗官員、惡勢力家族早已在共產黨內形成壹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牽壹發而動全身。而這第二個層面的“眾怒難犯”，又以鄧、王兩大勢力家族的結盟最為典型。

　　從這個角度分析，江澤民如果不敢在王兵綁架案問題上施以重罰，今後所謂“反腐救黨”的口號恐怕他自己也喊不出來了。但是，壹旦下決、心對王兵進行處置，鄧家的反彈會到什麼地步？鄧三公主是否會把“兩肋插刀”的毒誓兌現？”想到此，江澤民恐怕就會背脊發涼。

　　到臨去世之前的兩年多時間裡，王震基本上是坐鎮廣東，無論治病、療養，還是遊山玩水。最終竟是死在廣州市壹家軍區醫院的病床上。

　　如此偏愛廣東，到底是要為特區政策拼老命吶喊助威，還是特意留在那裡為三個兒子的經商事業坐鎮撐腰？當然，平心而論，這三個公子中，王之的非議最少，生意路子也比較正，所以也最不為外界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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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轉民”任體委主任伍雲甫和他的兒子伍紹祖早在八十年代初期，伍紹祖就被認為是壹位既有組織工作能力，又有宣傳鼓動能力，而且被其屬下評價為作風清廉的大陸政治新星，但是十多年過去了，他仍在原地踏步。壹九八八年，伍紹祖僅憑十三年的軍旅經歷獲授少將軍銜。但就在同年十二月，突然被免去國防科技工業委員會政委職務，調任國家體育委員會主任。雖然這在表面上屬於平級調動，熟知中共政情的人都明白，國防科工委是壹個非同小可的部門，而國家體委則祗是表面風光。

　　到底是什麼原因，使伍紹祖被調離實權部門呢？有”種解釋是“鄧小平不喜歡他”。至於到底是否真是這麼回事，伍紹祖本人也祗能以苦笑回答朋友們好奇的詢問。也有人開玩笑說，伍紹祖在國防科工委任職期間主抓“軍轉民”項目成績突出，所以他本人也被“軍轉民”了。

　　同大多數中共高乾子女壹樣，伍紹祖的履歷上“家庭出身””欄里填寫的是“革命幹部”。外界曾有傳說他是中共元老伍修權（曾任外交部副部長等職）的兒子，也有人說他是前國家副主席王震的女婿。

　　伍紹祖啼笑皆非地解釋：“伍修權是湖北人，我是湖南人；而王震祗有兒子，沒有女兒。”

　　其實，伍紹祖的父親是伍雲甫，也是中共元老之壹，三十年代官至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共建國後最高職務反而祗達副部級。

　　伍雲甫的密友，與他長年在中共倩報系統共事的老搭檔，後來又成為伍紹祖的老泰山的曾三，在中共建國後也沒有大受重用，只擔任過十餘年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及國家檔案局局長、中央檔案館長等職務。

　　六十年代末，伍、曾兩家聯姻，曾三的女兒曾曉前嫁給伍紹祖後生了兩個兒子，現均已成年。

　　伍紹祖的姑姑伍若蘭，壹九二八年在湘南參加暴動後與朱德結婚，壹九三O年戰死。也因此朱德曾經想收伍紹祖為養子。

　　伍雲甫是中共情報系統干將

　　伍雲甫原籍是湖南耒陽。家鄉出過最有名的人物可能就是造紙術發明人蔡倫了。

　　伍雲甫的父親如春曾經在湖南第壹師範學校與毛澤東同學，不過並未追隨毛澤東鬧革命，而是回到耒陽當了壹名教師，不過這樣倒使他的兒子少年受過壹段正規教育。伍雲甫十幾歲時就投身於中共領導的革命運動。壹九二三年加入青年團，二六年轉為中共黨員。壹九二七年，伍雲甫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秋收暴動，次年又參加了湘南暴動。後來長期從事中共地下工作，與李強（八十年代曾任外貿部部長）、曾三同為中共地下電訊網絡的創建者。

　　三十年代初。周恩來曾派伍雲甫到上海，找地下工作者李強，安排與曾三壹起學習無線電技術，準備設立中共的秘密電台。八十年代出版的大陸秀代的報童雜誌中，曾有壹篇文章介紹他們當時從事地下工作異常艱苦和危險的情景。

　　伍雲甫有壹次煮魚湯，糊裡糊塗地把煤油倒進鍋里。餓急了的曾三剛剛想吃，聞到了煤油味，埋怨伍雲甫“搞什麼名堂”。伍雲甫抱歉地日答：“肚子唱了幾天空城計了，就湊和著吃吧。”壹九三八年伍雲甫離開上海，到中共江西根據地創建電台，擔任紅軍無線電總隊政委和中央軍委情報三局政委。

　　抗日戰爭爆發後，伍雲甫先後擔任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中共西安情報站站長，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副廳長和中央軍委秘書長。

　　國共內戰時，伍雲甫在葉劍英、羅瑞卿手下，任北平軍調部中共方西行政處長，實際負責情報工作。

　　國共和談破裂後，伍雲甫奉調回到中共“解放區”，任中共救濟總會秘書長。壹九四八年，中共中央壹部份自延安遷至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成立中央工作委員會，由劉少奇、朱德主持，伍雲甫在其中任秘書長。

　　不知什麼原因，中共建國後，伍雲甫並沒有繼續受到重用，祗被任命了壹個中國紅十字總會副會長，負責外國情報工作。不久，情報這碗飯乾脆也吃不下去了，到衛生部當了壹個副部長。壹九六六年下台前，黨內的職務僅僅是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候補常委，同時還有壹個全國政協委員的虛銜。六九年病逝於北京。

　　熊天荊壹生廉潔清正

　　伍紹祖的母親熊天荊比伍雲甫大兩歲，上海青浦縣人，與中共元老陳雲是老鄉。也是壹九二六年入黨的中共元老。她早年曾赴蘇聯學習，壹九三三年回國後不久即被捕入獄。出獄後先後參加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裝暴動。

　　壹九三八年她在西安與伍雲甫結為伉儷，時為伍雲甫主持的八路軍辦事處黨支部書記。熊天荊仕途亦不佳，中共建國後當過北京市內五區（現西城區）區委書記（八十年代陳雲長子陳元曾擔任過這”職務）、國務院內務部優撫司司長和農村救濟司司長、紅十字會副會長等職。

　　八十年代在民政部當過壹段時問顧問，壹九八五年四月七日病逝於北京。熊天荊壹生為政清廉，“文革”前，中共分配她壹家住在壹所有假山和亭台樓閣的“王府”大院，她和伍雲甫卻叫北京市園林處將院內的假山搬到陶然亭去布置公園，然後又把院內的亭台樓閣拆掉，修起小平房，讓住房困難的機關幹部搬進去住，把“王府”改造成了機關家屬院。後來，負責總務的幹部又在景山公園旁找到了壹幢風景秀麗、環境幽靜的兩層小樓，請她壹家搬去，她堅決拒絕了。

　　熊天荊由自稱自己“小氣”，很少穿新衣服，進城多年後床上的被褥竟還是延安時代的。但她省下來的錢卻經常寄給災區窮苦百姓。丈夫去世後，她把他們積授的兩萬元人民幣，做為丈夫的“最後”次黨費”交給了中共中央。

　　在北京師大附中與毛遠新同學

　　伍雲甫與熊天荊結婚次年，即在西安生下伍紹祖。九個月後，熊天荊把伍紹祖送到延安，夫婦兩人仍留在西安工作。後來因為熊天荊的身份暴露，才不得不離開西安。

　　伍紹祖生於壹九三九年。延安時代，伍紹祖和李鵬、李鐵映等人壹樣，得以在延安保育小學讀書，有了所謂“馬背搖籃”的特殊資本。八十年代中期，中共還專門為他們這批“喝延河水長大”的紅色後代拍過壹部紀錄影片。而伍紹祖對這段時期的生活記憶最深的就是他從來沒

　　有穿過壹件新衣服。

　　壹九四六年九月，延安中共的報紙上曾經發表七歲的伍紹祖的慰問信，歡迎王震率領三五九旅返回延安，這可能促成了後來伍成為王的秘書。

　　壹九四九年，伍紹祖隨父進京，先是在北京育才小學，後進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讀書。當時同在這所學校讀書的還有許多與他同時代的中共高乾子女，如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等。

　　“四人幫”關係密切，助紂為虐而招致國人痛恨。壹九八O年“四人幫”在北京受審前後，他在遼寧亦被判處徒刑。有消息說他現已出獄生活在西安，但被限制公開露面。伍紹祖中學時期的學習成績很好，壹九五八年以較高分數考進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同年十二月加入中共。

　　六十年代初，清華園裡聚集了壹批家庭背景顯赫的年輕人，但都比他進校要晚，如劉少奇的女兒劉濤、賀龍的兒子賀鵬飛、喬冠華的兒子喬宗淮等。

　　大學與賈春旺同班六年

　　伍紹祖所在的工程物理系，是當時清華大學為國家建設需要新設立的“保密專業”，專為中共發展核武器培養人才，故政治審查要求極嚴。

　　與伍紹祖同班的賈春旺是抗日烈士子弟，早在五十年代初即與伍紹祖在育才小學同學，進入清華後又壹起同窗六年。壹九八五年，兩個同齡人又壹同被增補為中共中央委員。此是後話。

　　清華大學本科畢業後，賈春旺留校當了政工幹部，伍紹祖則又讀了兩年研究生課程。在校期間，他曾擔任過該校學生會的秘書長和副主席，壹九六五年初還曾擔任過壹屆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主席，社會活動頗為活躍。而此時已經擔任清華大學團委書記的賈春旺成了伍紹祖的直接上級，工作配合十分默契。

　　胡耀邦是伍紹祖步入政壇的啟蒙導師

　　伍紹祖壹九六六年離開清華。由於在清華從事學生會工作時受到當時在全國學聯任職的胡啟立的賞識，並被胡啟立推薦給胡耀邦，所以伍氏當時曾被胡耀邦在團中央召見。在談話中胡耀邦感覺這是壹個可塑之才，於是建議他研究生畢業後乾脆到青年系統做專職青年幹部，適當時候安排在團中央任職，並在全國青年聯合會具體擔任負責人職務。

　　但不久“文革”開始，團的系統被完全砸爛，伍紹祖只能隨團系統幹部”起被下放勞動。不過，從壹九六五年初開始出任全國學聯主席時，已經是伍紹祖從政的起點，並從此與“團派”結下了不解之緣。

　　壹九六五年十二月，伍紹祖曾以廣東省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文革之始，共青團系統被紅衛兵運動衝散，胡耀邦、胡啟立、伍紹祖等人首當其衝被紅衛兵批鬥，團中央及所屬的全國青聯、全國學聯均被迫停止正常工作。不久，該系統的各級幹部和工作人員大部份被下放勞動鍛練。伍紹祖正好同胡耀邦分配在同壹幹校，河南溝川團中央“五七”幹校，並同在壹個思想改造小組，伍紹祖還當了胡耀邦的組長。有趣的是，當年胡耀邦在延安抗大時與伍雲甫是同班同學。

　　在這落難期間，伍紹祖並沒有像許多政治上的“近視眼”壹樣，以壹時成敗論短長，而是如過去”樣尊重胡耀邦，並處處拜他為師，所以更為胡耀邦所器重。

　　從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在胡耀邦的指點下，伍紹祖利用勞動之餘，閱讀了大量社會科學書籍，為他後來從政打下了很好的理論基礎。

　　復出擔任王震秘書

　　林彪倒台後，胡耀邦雖然沒有被馬上安排工作，但還是被批准回到北京。當時，伍紹祖仍被留在幹校。胡耀邦無權無勢，也幫不了他。據說是胡耀邦給熊天荊出的主意，讓她求見王震想想辦法。

　　王震聽完熊天荊的傾訴後，立即給毛澤東寫了封信，大意是我現在需要再找壹個秘書，這個秘書普通人還不行，要求既要有文化水平，還要出身好，政治可靠。毛澤束表示同意後，王震立即拿著毛澤東欽旨把伍紹祖調回北京，留在自己身邊當秘書。中共公開對外公布的伍紹祖簡歷中，介紹他曾經擔任“國務院辦公室秘書”，其實就是指他擔任過王震秘書。

　　伍紹祖口才頗好，擅長演講。當王震秘書期間，經常隨王震去視察，每到壹處，他總喜歡發表評論和見解，以致於地方官員時常因此搞錯他和王震到底誰是首長。但王震對此並不生氣，反而覺得伍紹祖人才難得。

　　壹九七五年正值鄧小平二次復出實際主持國務院工作，王震於是又找到鄧小平說：我那裡有個秘書，德才兼備，現在卻祗能在我那裡管管文件什麼的，應該重用才是。當鄧小平問到此人擅長什麼時，王震信口說了壹句，他過去是學科學的，當然應該讓他去搞科技。

　　但另外壹種說法是，當聶榮臻元帥得知王震的秘書是核物理專業的研究生，便勸說王震讓伍紹祖歸隊。

　　不管事實的真相如何，壹九七五年，伍紹祖進入國防科工委，先後任二局參謀、三局副科長、科長及二局副局長等職。

　　從鄧小平女兒毛毛對王震的回憶文章中也可以看出，因為王震對鄧家有恩，所以只要是王震有什麼事情求到鄧小平頭上，幾乎沒有辦不成的。

　　在國防科工委壹帆風順

　　壹九七八年，伍紹祖去南方出差，因車禍身受重傷，住院養了好幾個月才復原。

　　同年十月，胡啟立出任共青團中央書記。因為當時的第二書記還是“文革”還少韓英，已經失勢，所以實權掌握在胡啟立手中。此時，胡啟立還兼任全國青年聯合會主席。在他的力主下，伍紹祖作為軍方優秀青年代表，於壹九七九年五月出任全國青聯副主席。與他同任這壹職務的還有劉維明（後任廣東省副省長）、高占祥（後任文化部副部長）、李瑞環（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等職）、楊樂（著名數學家）、杜近芳（著名京劇演員）、徐寅生（梭在伍紹祖手下任國家體委副主任）等十幾人。伍紹祖同時還兼任全國學聯主席。

　　壹九七九年十月，他曾以團長身份率領中國青年代表團去哥倫比亞訪問。

　　中共建國以來，全國青聯和全國學聯壹向被視為中共高幹的搖籃，先後在這兩個部門擔任過主席、副主席的有廖承志（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劉西元（中將，曾任總政治部主任）、胡啟立（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偉（曾任國務院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王照華（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夢華（前任國家體委主任）、錢李仁（前《人民日報》社社長）、朱良（前中聯部部長）、李淑錚（後任中聯部部長）、劉延東（後任團中央書記、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人大常委等職）、李克強（後任團中央第壹書記、全國人大常委）等等。

　　壹九八三年九月二日，伍紹祖與鄒家華同時被任命為國防科工委副主任，主任為陳彬。伍紹祖脫離團的系統後，他的全國學聯主席壹職由原來的副主席林炎志擔任。林炎志是原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林楓之子，壹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後曾擔任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壹九九三年調任國家教委任副部級調研員，後任國家語言文字委員會書記、中國紅十字會會長。

　　壹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伍紹祖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被增補為中央委員。這次同他”樣獲此殊榮的還有鄒家華、胡錦濤（由候補委員增補為委員）、葉選平、布赫、丁衡高、王蒙、賈春旺、張萬年、傅全友等五十五人。在壹九八七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三大上，這批人的中央委員職務全部得以連選連任。

　　壹九八五年七月三十”日，伍紹祖又升任國防科工委政委，主任是丁衡高。丁衡高是中共元帥聶榮臻的女婿，而丁衡高的妻子，聶榮臻的獨生女兒聶力此時也在國防科工委工作。

　　壹九八七年四月十七日，伍紹祖又兼任了中國核學會副理事長。

　　壹九八八年，祗有十三年軍齡的伍紹祖榮獲少將軍銜。

　　國防科工委是中共的壹個甚為關鍵的機構，統壹管理全國國防科研和國防工業（武器裝備），由中央軍委和國務院雙重領導，編制於軍隊系列。中共的宣傳材料中介紹伍紹祖在國防科工委的政績主要是“參與組織各方面會戰，研製戰略武器以及貫徹軍事工業‘保軍轉民’的方針”。他在任期間，曾參與組織了兩屆防務展覽。

　　國家體委不是伍紹祖的終點

　　壹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伍紹祖被正式宣怖任命為國家體委主任。

　　而原主任李夢華祗剩了壹個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第五屆委員會主席的虛職，其壹九九O年亞運會組織委員會”執行主席的職務也移給了伍紹祖。該組織委員會的名譽主席為萬里，主席為陳希同。壹九九O年十二月十八日，伍紹祖又擔任了中華體育科學學會理事長。

　　國家體委成立於壹九五二年，首任主任是中共十大元帥之”的賀龍，直到“文革”爆發，體委被迫關門。

　　壹九七二年體委恢復，主任壹職由原北京軍區副政委王猛擔任。壹九七五年，此職被江青的親密戰友莊則棟取代。粉碎“四人幫”後，莊則棟隨之下台並壹度被關進秦城監獄，王猛東山再起，官復原職。

　　李夢華其人早在壹九五四年即調任國家體委任競賽司司長，壹九六O年即在賀龍手下任國家體委副主任兼體委訓練局局長，壹九八壹年起接替被認為是長期“外行領導內行”的王猛，出任體委主任，爾後兼任中華全國體育總會主席、中國奧委會主席，被中共報刊讚譽為“新中國體育界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二，壹九八七年曾接受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頒發的銀質奧林匹克勳章，以表彰其“為發展奧林匹克運動做出的傑出貢獻”。李夢華去職的表面原因是他當時已經六十七歲，超過了部長級幹部的應退休年齡（六十五歲），但據說真正的原因是在壹九八八年的第二十四屆奧運會上大陸派出的選手五壹敗漢城”，金牌數屈居第十壹，甚至曾因“五連冠”而壹度稱霸世界排壇的中國女排，也在這次大賽中失利，引起國內各界的強烈不滿。故中共想以主管領導的撤換求得“重整旗鼓”。

　　就實權而言，國家體委屬於壹個無足輕重的部門，但同時卻又是壹個最露頭臉的部門。與此正好相反的是，國防科委絕對是壹個舉足輕重的部門，但同時卻又是壹個最少有機會與外界接觸的部門。而且，伍紹祖從未領導過體育工作，到體委工作，同王猛樣屬於外行領導內行。

　　為了證明伍紹祖能夠勝任體委領導工作，中共宣傳材料刻意介紹他“是壹個體育愛好者，在大學讀書時，他喜歡長跑，曾擔任清華大學物理系的體育協會主席。他是射擊項目的三級運動員和三級田徑裁判員。”

　　其實這種宣傳祗能帶來負面效果，就好比把壹個士兵壹夜之間突然升為元帥的原因，解釋成“因為他是個士兵所以能當元帥”。何況伍紹祖過去僅僅是個“體育愛好者”，並不是專業運動員出身。所以如果說現任大陸體委副主任徐寅生、袁偉民等人都是體育界“士兵”出身的話，伍紹祖充其量只能算是“民兵”出身。。。鋅村訌洲試輊絲蚱詩斗。在中國大陸舉辦亞運會和奧運會是中國幾代體育工作者夢寐以求的機會，但中共決策者竟然不讓李夢華把這個夢圓完，實在是有些不近情理。這也是伍紹祖上任之初即面臨的壹個巨大挑戰。壹是他上任時距亞運會開幕祗有六百多天，國內外許多人都對大陸能否完成所有前期準備工作信、心不足．！二是他上任半年即又趕上“六四”事件，使中共陷於建政四十年來從未有過的內外交困之中，所以亞運會還能否如期成功舉行，成了中共是否還有能力控制局勢的重要標誌。

　　第十壹屆亞運會終於在壹九九O年九月至十月，在北京如期舉辦並順利結束，中國大陸代表團以金牌總數超過其他所有參賽國家金牌總數之和三分之壹的絕對優勢，而遙遙領先。這使得伍紹祖臉上大為有光。

　　從國內講，事前“亞運意識”和事後“亞運精神”的宣傳鼓動及大陸代表團所取得的優異成績（尤其是因為遠遠超過了日本和南韓）使得中共至少是重新調動起了許多人的愛國主義認識，為打破“六四”後國內老百姓，尤其是北京老百姓的消極反抗僵局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從國際上講，對緩和世界民主國家對“開槍政府”的輿論譴責和外交壓力，推行“笑臉外交”起了很有效果的推動作用和示範作用。

　　雖然誰也不會認為這都是伍紹祖壹個人的功勞，但人們起碼會因此認為他到體委後的工作“壹炮打響”。

　　正因為如此，亞運會結束後的壹段時間裡，時任北京市市長的陳希同、副市長張百發，處處要強調壹下北京市為亞運會做出的“巨大貢獻”，似有與伍紹祖爭功之嫌。

　　壹九九O年壹年，整個中國大陸的體育界共有八人三隊十六次創造十四項世界紀錄；四十九次創亞洲紀錄；三百三十壹人二百二十”次創壹百三十二項全國紀錄，比李夢華主持體委工作的壹九八八年要好得多。這也是伍紹祖體委主任的位子越坐越穩的重要因素。壹九九壹年，伍紹祖更不甘寂寞，主動出擊，不遺餘力地鼓吹爭辦二OOO年奧運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大陸有人評論說他這是在努力迎合鄧小平、江澤民等人“貪心不足蛇吞象”和“好大喜功”的心態。

　　壹九九壹年四月十壹日，“北京二OOO年奧運會申辦委員會”正式成立，伍紹祖出任執行主席。

　　據報導，伍紹祖本人也十分明白競爭到二O0O年奧運會的舉辦權談何容易，前有德國柏林、法國巴黎、希臘雅典、英國倫敦、澳洲雪梨，後有加拿大、義大利、巴西、土耳其、甚至羅馬尼亞的重要城市，全世界共有十幾個國家的大城市在角逐這塊肥肉。而在這些國家面前，中國大陸方面恐怕祗敢把羅馬尼亞壹家不放在眼裡。

　　即使是這樣，伍紹祖也表示壹定要盡最大的努力競爭到底。用他的話說：“爭辦奧運會本身，就利于振奮我們的民族精神，增加外部對中國的了解，進”步推動改革開放事業”；“扎紮實實地做好國內的各項工作，維護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是我們對外力爭承辦奧運會的基礎”。

　　他解釋說：“將來人與人之間，難道祗是互相作買賣、互相爭奪，甚至相互打仗嗎？我想體育交往本身或者就是未來的壹種政治，壹種十分重要的人際關係。”伍紹祖認為：體育的功能有三個層次，第壹個層次是健身；第二個層次是強心，包括加強意志、感情、毅力、紀律性、拼搏精神和競爭意識的培養；第三個層次是群意識，也就是建立壹種新型的人際關係。

　　不難看出，伍紹祖及中共方面對於承辦奧運會所表現出來的積極熱情，比起其他競爭者更多了壹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利用這件事情來為鞏固現政權的統治服務。

　　熟悉伍紹祖的人都說，他無論是在組織工作能力還是在宣傳鼓動能力方面，都屬於中共這壹代幹部里的佼佼者。平時，他十分注意給人作風清廉的印象。當國防科工委政委時，他和母親住在壹起，家中陳設簡樸，幾乎沒有什麼摩登家俱和高檔奢侈品，祗是藏書甚多。

　　他思想解放，據說曾是電視連續劇《河殤》的熱心觀眾，與該劇作者蘇曉康有過壹番交談，對《河殤》的思路頗多褒揚。他還時常強調要充份發揚民主，要允許有不同意見，通過壹定民主程序來解決問題。

　　但他同時也強調“行動要有紀律”。

　　壹九八九學潮期間，伍紹祖也是積極主張同學生對話，希望和平解決矛盾衝突的開明幹部之壹。“六.四”開槍後，雖然他也時常出來講話，但卻從來就體育論體育，至多是上綱到“愛國主多之類的內容，有意避開“擁護平暴決策”之類的“表態”。

　　伍紹祖曾說：“許多人來找我談話，我都說，對不起，聽了妳講的，我還是要聽聽妳對立面的意見，兼聽則明呵。”中共的刊物曾經報導說：擔任體委主任以來，伍紹祖聽取四面八方源源而來的體育信息，”切在催促他從宏觀上考慮體育這個複雜而生動的文化觀念。而他的思考從壹開始，就力圖用現代文化的觀念，對中國體育的發展作”個高瞻遠矚的部署。

　　他出生於壹九三九年四月，正是從政盛年，到二OOO年時才六十壹歲，完全符合中共培養“跨世紀接班人”的年齡標準。加上他“可靠的”政治背景，廣泛的高層人事關係及亞運會“壹炮走紅”的政績，國家體委主任恐怕不是他大陸政壇上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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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的故事免不了扯到鄧家──李維漢家族

　　中共十四屆壹中全會在壹九九二年十月產生的新中央政治局，有四名“太子黨”成員位居這壹“領導核心”，他們是烈士子弟江澤民、李鵬、鄒家華、李鐵映。李鐵映是中共中央前統戰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維漢之子。這四人除了共同具有“紅色背景”外，在個人履歷上還有壹個共同點，就是都曾在蘇、東留學，步入高層政壇前，都曾擔任過較長時期的技術官僚。

　　而比起前三人來，李鐵映曾是在其學術專業方西最有造詣者，而且比他們都年輕，從壹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大至八九“六四”之前，其政治前景似乎比江澤民和鄒家華都要看好鐵映比起他們來，只剩下年齡上的優勢了。父親是歷次路線鬥爭的活靶子。

　　李鐵映的生父李維漢是湖南長沙人，生於”八九六年，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之壹，中共建政後的最高職務是中共中央統戰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壹九八四年八月在北京去世。

　　壹九二壹年，李維漢借用別人的文憑考入湖南省第壹師範學校，與毛澤東同窗。中共黨史資料上記述的毛澤東在壹九壹七年建立的“革命團體”湖南“新民學會”，就有李維漢參加。

　　壹九二壹年陳獨秀等人在上海建立共產黨時，李維漢正在法國留學，沒有趕上，但次年他即與周恩來及李鵬的舅舅趙世炎等人，在巴黎組建了“旅歐少年共產黨”，由趙世炎任書記、周恩來任宣傳委員、李維漢任組織委員。不久，鄧小平到了巴黎，在上述三人的影響下步入“革命陣營”。

　　壹九二五壹月，李維漢在中共四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執行委員，壹九二七年當選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從此開始經受他在中共歷次路線鬥爭中的風風雨雨。

　　壹九二五年底，李維漢按照毛澤東的旨意，在湖南發動農民運動，但因為鬧得過份，被陳獨秀制止。於是他又認為“現在的農運確實是太左”，開始在中共湖南區委領導糾偏。沒過幾天，受到毛澤東的批評之後，他又轉向左傾。但他的報告又在壹九二七年四月和中共五大上被陳獨秀扣發。從這開始，他壹生中都在革命隊伍里左右搖擺。

　　壹九二七年八月，他因為跟隨毛澤東等人反對陳獨秀的右傾而當上了中共政治局常委，壹九三壹年，他又因為執行了李立三的“左傾盲動主義”而不得不離開中共中央委員會，到蘇聯去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

　　壹九三三年四月，李維漢回國，重新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又忠實執行了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發表了批判鄧小平、毛澤東等人的文章講話，使自已在中共路線鬥爭史上又多了壹個“歷史污點”。

　　到延安以後，他了心盥壹毛澤東保持”致，但在壹九四三年的“審幹運動”中，他只是因為秉承毛澤東和康生的旨意錯整了許多人，事後卻被人把“擴大化”的罪名接到他自己身上，又壹次犯了“左傾錯誤”。

　　壹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李維漢給毛澤東寫信，表示自己是犯過錯誤的人，要求不參加中央委員會。

　　從壹九四八年開始，李維漢擔任中共統戰部長，極力為毛澤東出謀策劃。

　　中共建國之初，毛澤東曾對在中國大陸是否實行蘇聯那樣的聯邦制拿不定主意，徵求李維漢的意見時，李維漢受寵若驚，苦思多日，向毛澤東提出了中國和蘇聯國情不同，不宜像蘇聯那樣實行聯邦制，應該實行在統壹的（單壹制）的國家內，實行地方自治的建議，被毛澤東採納。

　　討得毛澤東的歡、心不久，李維漢又發明出了壹個民主資產階級是“中間階級”的理論，結果被毛澤束指責。

　　於是，他又提出了壹個“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特別是公私合營這”主要環節，實現資本主義所有制的變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建議，再次受到毛澤束首肯和中共政治局的通過。事後，李維漢又把中共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所謂“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概括為利用、限制、改造”，總算是為毛政權立了壹功。

　　此後不久，李維漢得到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職務，中共八大上，他再次晉升為中央委員。

　　壹九五七年，隨著中共“反右”鬥爭的開始，李維漢緊跟毛澤東的部署，在統戰部門把大批著名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無黨派人士打成了右派。

　　即使這樣，毛澤東等人仍嫌他左得不夠。從壹九六二年下半年開始，中共統戰部開始進行所謂“政策思想檢查”，正在外地養病的李維漢不得不回到北京就“對階級鬥爭長期性認識不足”的問題做檢查。

　　壹九六四年，李維漢又被扣上推行“投降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罪名，在自我檢查中，他承認“犯了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錯誤”。當年十二月，他被撤銷統戰部長職務，不久又被撤銷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職務。

　　“文革”中，李維漢被批鬥四十餘次，關押八年之久，七五年又被流放到湖北咸寧，七七年底才回到北京，壹九七九年三月才被正式“平反”。

　　公正地說，李維漢在中共的領導幹部中還是壹個理想主義型的知識分子。他追隨毛澤東幾十年，且壹生為中共的所謂“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嘔心瀝血。

　　但按毛澤東的標準，他在中共歷次所謂黨內路線鬥爭中，至少犯過五次“左”的錯誤，五次“右”的錯誤，以至在七十歲高齡的時候，還要忍受著耳癌的痛苦登台接受批鬥；七十九歲高齡時，才被毛澤東恩准從監獄放出，實在是中共黨內台酷鬥爭，無情打擊”下最典型的犧牲品。

　　好在他在晚年時終於悟出共產黨里的問題。“四人幫”倒台後，曾有中共的康生專案組找他了解康生的情況，他說：康生的問題說到底還是我們共產黨的問題，看來我們黨里就是康生這樣的人才有市場。

　　從這壹悟性出發，李維漢臨終前幾年到底在共產黨里做了兩件大好事。

　　其壹是壹九七八年中共中央統戰部在煙臺召開關於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會議。當時李維漢還沒有正式獲得平反，但他看到會議文件後立即給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寫信，提出對右派不但要摘掉帽子，還應該進行甄別平反。不久中共中央採納了他的這個建議。

　　壹九七九年李維漢在北京醫院住院時曾對人講：為什麼會發生文革這場浩劫？說到底，還是因為封建遺毒作祟。

　　壹九八O年五月二十四日上午，李維漢登門拜望鄧小平，向鄧小平提出必須把肅清封建遺毒作為全黨的重要任務提出來。鄧小平表示贊同他的意見，並將這二意見體現在《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這壹中共文件中，對後來中共提出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和提出加強法制建設等決策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不幸的是，李維漢的兒子李鐵映步入政壇後，卻從反面總結了父親革命壹生的經驗教訓，認為起碼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左終歸比右好，所以隨著官階”步步的高升，思想和行動也日益趨左李鐵映的生母，鄧小平的前妻

　　李鐵映的生母金維映，原名金愛卿，壹九O四年生於浙江省岱山縣，與鄧小平同庚。

　　壹九壹三年，九歲的金維映隨父親到舟山群島上的定海縣，進入縣立第壹女子小學讀書。後來，她畢業於寧波女子師範學校，任定海縣第”女子小學幼兒班教師。

　　壹九二四年前後，當時的著名左傾人士瞿秋白及夫人楊之華，項英、郭沫若等人前後到定海治病休養，金維映接受了他們的赤色宣傳，於壹九二六年加入中共。入黨後成為中共定海領導小組成員，曾在家鄉領導鹽民協會並組織和發動鹽民同鹽霸鬥爭，並在鹽民協會成立大會上帶領鹽民當場打死鹽霸，因為如此英勇行動而被當地人尊為“定海女將”。

　　金氏曾分別在壹九二七年和壹九三O年坐國民黨監獄和上海英國租界的監獄，壹九三壹年到達中共在江西的根據地後，先後任中共雩都縣委和勝和縣委書記，是中共當時的第壹任女縣委書記。

　　壹九三四年，金維映調任中共中央軍委武裝總動員部副部長，是當時女共產黨人中，職位最高的壹個。

　　中共的史料中描寫：金維映自幼天資聰穎，學習努力，性格活潑，愛唱歌會演戲，善演說。她長著又大而有神的眼睛，漂亮、白淨、清秀，行動利索，給所有接觸過她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這可能是她被當時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長鄧小平看中的主要原因。

　　壹九三二年，金維映嫁給鄧小平。

　　壹九三三年三月，李維漢奉王明之命從蘇聯回國，四月到達江西蘇區，立刻在中共中央局主辦的《鬥爭》報上發表了〈羅明路線在江西〉壹文，全面清算鄧小平、毛澤東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在李維漢主持的清算大會上，金維映竟親自登台發言，揭發鄧小平的“嚴重罪行”。事後，金維映即與天天痛哭流涕地寫檢查的鄧小平分手，投入了李維漢的懷抱。結婚後，立即被李維漢委任為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科科長，壹九三四年又高居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

　　壹九三四年十月，中共蘇區紅軍決定實行所謂“戰略轉移”即後來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當時，所有中共蘇區幹部都被列為三等，壹等是走，二等是留，三等是殺。而這個名單完全是由組織部長李維漢制定。

　　曾任過中共總書記的瞿秋白當時苦苦央求李維漢，也沒能被恩准為壹等，雖然後來沒有被列為三等，但到底還是死在國民黨手裡。

　　開始，毛澤東的名字也被劃在二等之列，後來經過爭取才獲准參加了長征。如果李維漢和當時的中共領導人再堅持壹下的話，整個中國的歷史可能就不是今天這個樣子了。由於李維漢的關係，金維映成為中共從江西選拔的參加長征的三十個女紅軍之壹，在中央縱隊休養連任支部書記。

　　中共的史料記載，長征途中，有壹次走在休養連前面的中央縱隊司令部，在壹個村落里安營紮寨，找到較好的房子給首長安排睡覺，並殺豬宰羊，準備大吃壹頓。

　　休養連走到這裡後聽說他們的宿營地還在前面十幾里的地方，金維映立刻領著休養連的女將們大吵大鬧，擔任中央縱隊政委的陳雲趕緊陪著小心，給休養連騰出地方，並把好吃好喝都給了他們。由此可見金維映當時的權力之大。

　　幼年喪母，被疑為小平骨血

　　壹九三六年，金維映擔任了中共抗大女生大隊長，當年九月，在延安為李維漢傳下香火。據說李維漢要按照本家族譜給自己的後代用“鐵”字取名，金維映也要求將自已名字中的壹個字放在孩子的名字裡，這便是李鐵映名字的由來。

　　李鐵映出生壹年左右，李維漢即把金維映拋棄，另尋新歡。

　　或許是出於對李維漢的記恨，或許是出於對鄧小平的負疚，金氏後來變得精神不正常，壹九三八年被中共送往蘇聯“療養”。

　　壹九四壹年底，莫斯科遭德軍飛機轟炸，金維映和中共前總書記博古的夫人劉群先，被疏散離開莫斯科，從此杳無音訊。不知是被炸死還是其他什麼原因失蹤。

　　壹九八七年，隨著李鐵映突然冒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城裡到處傳說他是鄧小平的親骨肉，說金維映當年改嫁李維漢時已身懷有孕。

　　好事者還從面相上分析說，李鐵映與鄧小平多有相似之處，但同李維漢相比，卻難以找出共同點。

　　從中共公布的李鐵映的出生時間來看，這種說法似站不住腳。

　　壹位多年從事鄧小平生平思想研究的海外學人分析此事說：海內外對李鐵映是鄧小平骨血的說法，第壹依據李鐵映的生母曾是鄧小平的妻子；第二依據是李鐵映的冒升必然要有鄧小平這樣的後台；第三依據是長相與鄧小平有相似之處。

　　雖然從中共公布的李鐵映出生年月上，可以排除他是被金維映懷孕在身時，離開鄧小平改嫁李維漢這壹種可能，但李維漢為什麼在李鐵映出生後不久，即把當初利用政治鬥爭的手段，才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妻子又輕易給拋棄了？除了“喜新厭舊”，是否還有別的原因？

　　如今金維映、李維漢均已作古，能說清這件事情的只剩下鄧小平壹個人了。但無論李鐵映到底是何人骨血，鄧小平是絕沒有可能主動向外界解釋這類事情的。

　　大陸壹九八九學運期間，大學校園裡流傳的中共高幹世襲表里，就有關於李鐵映是“小平同志骨血”的“考證”，再加上鄧朴方的康華公司是“最大官倒”等內容，都被時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北京市長陳希同匯報到鄧小平處，招致鄧小平壹怒之下，將學潮定性為“政治動亂”。

　　青年時代曾留學捷克

　　幼年喪母的李鐵映於壹九四O年初被李維漢託孤給中共在延安的高乾子女托兒所央托兒所。

　　這個托兒所當時曾經受到宋慶齡的幫助，在美國募捐得到壹大批物資，經過萬水千山送到延安。為了紀念華僑和美國友好人士的捐贈，中共後來把這間托兒所更名為延安洛杉磯托兒所，李鐵映及烏蘭夫的兒子烏傑等中共高乾子女，則成了這個托兒所的第壹批受益者。

　　隨父親李維漢進城後，李鐵映入學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壹九五五年四月高中畢業前夕加入中共。同年，被中共送進北京俄語專科學校進行速成培訓，數月後即派往捷克斯洛伐克留學。

　　壹九六壹年七月，李鐵映畢業於查理士大學物理系，回國後於九月份正式入伍，在中共國防部第十研究院十三所從事技術工作，不久提升為研究室副主任。壹九六四年，他又到上海外國語學院進修日語壹年，結業後進四機部壹四壹三室任副主任。

　　曾是壹位頗有成就的電子專家

　　由於幼年喪母，加之與繼母關係不好的緣故，李鐵映從小養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在捷克學習期間，他兩耳不聞窗外事，讀書十分刻苦，曾多次受到捷克教師的表揚。

　　壹九六壹年完成學業回國時，他別的東西都沒有帶，只帶回北京五大箱科技書籍。他父親李維漢對他此舉大為讚嘆，夸這個兒子將來二疋能夠“接好革命班”。

　　“文革”開始後，因為父親這頂紅色保護傘已經被毛澤東下令打倒，所以李鐵映也壹度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而受到批判。壹九七二年恢復工作後，在四機部任壹四二四所室副主任、壹四四七所總工程師。壹九七八年開始擔任遼寧省瀋陽市科委副主任。

　　壹九八壹年，李鐵映被調升中共瀋陽市委常務書記，從此開始步入政壇。

　　在四機部工作期間，李鐵映對半導體器件和微處理機研製方面具有紮實的理論功底和實踐經驗。他曾參與研製大陸第壹塊集成電路版和“超高速“““集體電路系列”。他主編過兩冊《科技入門》著作，先後發表過百餘篇學術論文。為此，他曾在壹九七八年獲大陸“全國科技大學獎”，並先後獲得瀋陽市授予的“勞動模範”稱號和高級工程師職稱。壹九八O年，他還當選為遼寧省科協副主席。

　　相比較而言，十四屆中央政治局成員中，雖然大部份都是搞技術出身，但在從政之前具備高級職稱的只有李鐵映、李鵬和尉健行。

　　無論李鐵映後來步入仕途同他的紅色出身有多大關係，但起碼他當選為遼寧省科協副主席壹職應該說依仗的是學術成就的資本。

　　官越大，思想越保守

　　壹九八二年九月，李鐵映被作為“第三梯隊”人選，在中共十二大上成為中央候補委員，六個月後即被提拔為遼寧省主管文教的省委書記。

　　當時，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是宋任窮，據說宋任窮在找李鐵映談話後，對他的印象相當好。而胡耀邦當時也評價他是高級幹部子女中的校校者。

　　現居海外的大陸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曾在壹篇文章中寫道：想當年李鐵映在遼寧省委當文教書記時，我見到的遼寧知識分子都說此人如何開明。他到海城縣當縣委書記“體驗生活”時，談吐也相當由自由化。

　　壹九八五年六月，李鐵映被趙紫陽提名出任國務院電子工業部部長，同年九月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被增補為中央委員。

　　在擔任電子工業部長期間，海外也有報刊評論李鐵映大膽領導了電子部門的改革。事實上，他所搞的改革，是典型的“在加強宏觀控制下，微觀搞活的那壹套，完全是陳雲“鳥籠經濟”思想的目只體體現。

　　所以，當陳雲等人指責趙紫陽搞的經濟改革導致通貨膨脹時，提名讓李鐵映接替趙紫陽兼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

　　胡耀邦下台後，李鐵映成為中共左派看好的接班人之于于是他在壹九八七年十壹月的中共十四大上躋身中央政治局委員，這壹年他五十七歲，是那壹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最年輕的壹個。當時，中共的考慮是讓他在國務院系統兼職，故沒有安排他進書記處。

　　壹九八八年四月，李鐵映在七屆全國人大上出任國務委員，並接替李鵬原來以副總理名義兼任的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李鵬則以國務院總理名義接過了李鐵映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的兼職。

　　積極推行極左教育路線

　　中共在壹九八五年六月改教育部為國家教育委員會前後，曾發生過壹次爭奪該委員會主任職務的紛爭。

　　當時，胡耀邦欲想壹改教育系統長期被僵化派人物統治的局西，打算對這個系統進行大換血。胡耀邦看好了國務院副總理中思想解放的萬里，同時也因為萬里正好是學師範教育出身。萬里當時也主動請纓，表示自己願意兼任這”職務。但是，由於當時教育部部長何東日日等人的強烈抵制，堂堂中共中央總書記，居然就沒有辦法打散教育部門的原組織系統。

　　最後，萬里兼任教委主任的設想通不過，而是讓保守派老人放、心的李鵬兼任了這個職務。壹九八八年四月，李鐵映又順利接任這壹職務，可見他在政治表現上肯定也同李鵬壹樣，是被中共保守派老人非常放、心的。

　　壹九九二年六月，作噁心多端、臭名昭著的國家教委第壹副主任兼黨組書記何東昌下台，大陸知識界彈冠相慶。

　　當時，雖然李鐵映和何東昌在意識形態方面認知相同，但李鐵映仍然力主讓何東昌下台，原因並不是李鐵映認為何東昌太左，而是因為何東昌曾壹度利令智昏，根本不把李鐵映這個教委主任放在眼裡。

　　當李鐵映剛剛接手教委工作時，何東昌在匯報工作時，竟敢當面數落李鐵映過去對教育工作不甚熟悉，所以“應該多聽聽下面的意見”。

　　此後，何東昌繼續在教委系統培植他的私家勢力，甚至在許多人事安排問題上都不盥壹李鐵映通氣。

　　壹九八九年“六四”剛過的那壹段時間，是李鐵映公眾形像最惡劣的壹段時間。六月中下旬，李鐵映在中共中央電視台和北京電視台上的露面率頗高，連續多次播放他在北京各中、小學遊說“平暴的偉大意義”的鏡頭。尤其是他脖子上扎壹條紅布，小丑壹樣領導著壹群有氣無力，甚至頭都不願意抬起的中、小學老師齊唱《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革命歌曲時，形像顯得十分滑稽。

　　此後，經李鐵映親自批准，中共“平暴”的“偉大意義”被編入北京市小學課本。同時，李鐵映還大會、小會地強調：高校講壇不能掌握在資產階級手裡，不願意宣傳社會主義的教師可以請便，不相信社會主義的學生可以退學。甚至說“不能與西方大學進行比較，我們的學校再落後也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學”。這種言論已經同“四人幫”時代的極左論調沒有什麼差別了。

　　由於李鐵映嚴格下令“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不准上講台”，所以六四後大批高校的中青年知識分子為此失去飯碗。當時，雖然大陸所有地方和單位都在搞所謂“動亂清查”運動，但搞得最過火的就是李鐵映和何東昌手下的教育系統，尤其是高教系統。

　　十四大後繼續強調反自由化

　　經濟領域反僵化，政治領域反自由化是中共十四大的理論主調。李鐵映領導的國家教委則在十四大召開期間再次強調高等教育戰線要“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擺在第壹位”，要求“落實德育首位”，並強調高校堅持不搞校長負責制。

　　有報導說：國家教委在壹九九二年十月份下發的壹份布置落實十四大會議精神的文件，要求全國教育系統，尤其是高教系統，在學習十四大政治報告等文獻時，要針對高等學校的特殊情況，以國家教委主任兼教委黨組書記李鐵映在當年七月份高校黨建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為指導。

　　該文件引述李鐵映的話強調：在加快改革開放，加速經濟建設的新形勢下，高等學校的思相心政治工作任務不是輕了，而是重了，要求不是低了，而是高了。要堅持貫徹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方針，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擺在第”位，落實德育首位，推動教書育人、管理育人、服務育人工作。

　　李鐵映還強調：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要求企業自主，完全實行廠長和經理負責制。這是按經濟規律辦事。但教育戰線，尤其是高等教育戰線的改革，首先應該考慮的是按社會主義的教育規律辦事。教育戰線的改革必須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須有利於保證社會主義的辦學方向。高校改革應該著重從提高辦學水平和辦學效益著手，從教學改革、分配製度改革、招生計劃和招生方向改革等方面入手，在德育首位的前提下，使我們的培養對象質量更高。黨的領導是高等院校落實德育首位，保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的根本前提。所以，高等院校壹定要堅持黨的領導，不搞校長負責制。

　　李鐵映說：高等院校能否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關繫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壹百年不動搖，關繫到國家的長治久安，關繫到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所以，對學校師生的教育和管理，二疋要堅持“兩手抓”、“兩手硬”，高等院校決不允許散布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決不允許搞“地震”。高校不但要有足夠數量的黨的專職幹部，還應該從部份業務教師中發展政治工作骨幹。要採取特殊政策，破格任用，使他們成為我國教育事業的接班人。只有這樣，才能為我國的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做出貢獻。

　　李鐵映說：鄧小平同志歷來強調要在經濟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上堅持“兩手硬”。經濟建設上要防止左，精神文明建設上則要警惕右。高校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場所，所以時刻要警惕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抬頭。

　　八屆人大上威風掃地

　　壹九九二年初大陸傳出消息說，鄧小平曾指示成立中央人事工作小組，而李鐵映是組員之壹，所以，當時北京的“圈子裡”紛紛猜測李鐵映很可能會在中共十四大以後接替宋平的角色。

　　到中共十四大召開前夕，李鐵映突然又在北京新聞界的有關會議上露面，而這壹角色過去則壹直是由李瑞環扮演的。所以，當時也有猜測說李鐵映有可能進入政治局常委接替李瑞環主管意識形態口。

　　但是，十四屆壹中全會的結果卻是胡錦濤躍升政治局常委，李鐵映的官位原封未動。同時，十四屆政治局裡，年輕人比例增加，除胡錦濤外，吳邦國、溫家寶也都比李鐵映年輕。

　　壹九九二年三月，李鐵映仍被提名為國務委員的“建議”人選。在三月二十九日的八屆全國人大壹次會議選舉過程中，有八百五十九名代表對他投了反對票或棄權票，使李鐵映成為這次人大選舉中丟失選票最多者。

　　當日參加投票的全國人大代表共二千八百九十七人，有效票是二千八百九十六票，李鐵映的丟票數接近三分之壹。

　　在這次選舉中，丟失選票次多者為國務委員李貴鮮，但丟失選票數也只有四百O九張，還不足李鐵映丟失數的壹半。丟票季軍是李鵬，共吃反對票和棄權票三百三十張。

　　也許是考慮到了李鐵映在教育系統的形像太壞，中共在八屆全國人大召開之前，已經內定李鐵映卸去國家教委主任兼任，再次主持國家體改委工作，但在八屆全國人大票決國務院部委負責人過程中，李鐵映再次成為丟票冠軍，反對票和棄權票共達七百六十四張。自此，李鐵映威風掃地，“中南海明日之星”已成歷史。隨著大陸全國人大這枚“橡皮圖章”日益變硬，李鐵映在仕途恐怕不易有新的升遷機會了。

　　李鐵林繼承父業，接掌組織大權

　　值得壹提的是，李鐵映接替宋平主管中共組織工作的傳說雖沒有被證實，但他的同父異母兄弟李鐵林卻大有接掌中共組織大權之勢。

　　李鐵林生於壹九四三年五月，壹九六八年畢業於清華大學自動控制系，是陳雲長子陳元的學長，但入黨時間卻比陳元整整晚五年。

　　他先後擔任過北京紡織科學研究所辦公室主任、副所長及代所長，北京市經委副總工程師，中共北京市委工業部副部長、東城區委書記。

　　後調中央組織部任副秘書長兼經濟科技局局長，壹九九二年獲提升為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是中共十四大代表。

　　李鐵林生於壹九四三年五月，到中共召開十五大時才五十四歲，仍然符合中共省部級幹部“年輕化”的標準。但是，因為他本人入黨時間很晚，憑著不到十二年的黨齡，即擔任了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故在中共內部頗有些爭議。

　　然而，壹九九五年三月，李鐵林兼任國務院人事部副部長，代表中組部份管審查國務院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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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用三能三用──林伯渠之子林用三

　　壹九九壹年十二月，林伯渠幼子林用三被任命為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主席。觀察家認為，這是中共為加強對內蒙古少數民族地區箝制的壹個重要舉動，最終目的在於期望林用三這位中共元老的“紅色接班人”、鄧小平大公子鄧朴方的密友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表現出些許作為，不排除向烏蘭夫及其後人們苦心營造幾十年的家族統治“摻砂子”的用意。

　　但四年之後，林用三無功而退，又被調回北京，未升未降，仍是個副部級，只是職務名稱發生了變化，成了勞動部副部長。在副部級別上，林用三已被三用（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內蒙古區政府副主席、勞動部副部長壹，是否還有它用？

　　林用三之父是國共兩黨元老

　　林用三之父林伯渠是湖南臨澧人，系國、共兩黨的早期元老人物之壹。

　　壹九O五年赴日留學時，林伯渠參加過孫中山先生組織的“同盟會，長期追隨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曾出任過國民黨中央總務部副部長、農民部長及中央執行委員。後來林伯渠思想日益左傾，壹九二壹年加入中共，成為中共最早的黨員之壹。

　　壹九二七年，林伯渠參加了中共策劃的“八壹”南日曰暴動。壹九二八年夏，林伯渠赴蘇聯留學，壹九三二年回國後任中共的財務部長及經濟部長，壹九三七年更出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

　　中共在北京建政後，林伯渠先後擔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壹九六O年五月病逝於北京。

　　林用三系林伯渠外室所生

　　林伯渠的婚姻關係同中共許多早期領導人”樣混亂，他的前妻叫范樂春，壹九二八年即參加中共組織的閩西金砂暴動，曾經擔任中共蘇維埃區紅軍優待局局長。

　　壹九三四年，紅軍在當時國民黨政府大軍進剿的情況下，不得不撤離“蘇區”，開始了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林伯渠自始至終參加了長征，范樂春卻未能隨夫行動，而是奉命留在閩西與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等人堅持游擊戰爭，直到壹九三八年患肺病去世時，再未與林伯渠見過面。

　　范樂春病逝之前，林伯渠先是隨紅軍到了延安，然後又因中共統戰需要到了四川重慶，並在那裡養有外室，於壹九三九年生下林用三。

　　范樂春為林伯渠育有多個子女。較成器者僅有長女林秉佑（林利）。

　　林利生於壹九三二年，四十年代被中共保送留學蘇聯，後任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林伯渠與范樂春的另壹子是鄧蘇生，幼年患病，腿上留下殘疾。少年時曾為中共元老鄧子恢收養。鄧蘇生為感謝鄧子恢夫婦的撫養教誨之恩，所以壹直沒有改姓名。

　　有趣的是，林伯渠有壹個叫林秉蘇的孩子，並非他的親生孩子，而是鄧子恢所生。

　　原因是，這孩子少年時曾與鄧蘇生同因戰爭失散。鄧子恢找到他們以後，覺得不便把殘腿的孩子送還林伯渠，所以就設計了壹個在中共內部被傳為美談的“調包計”。

　　林用三終於當上了“小主席”

　　林用三幼年時代在延安度過，最初的名字叫林相持，在延安中共高乾子女保育院讀小學的時候起學名林用三。

　　用林伯渠的話解釋之用三就是“三用”：“用腦想問題；用手造機器；用腳踏實地”。林用三小的時候，林伯渠對他要求極為嚴格。他才兩歲多的時候，林伯渠就把他送到農村找了壹個農婦照料他，希望兒子經過壹段時間的農村生活，能夠懂得“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林用三成人後壹直給人生活嚴謹樸素的印象，可能就是因為受益於這壹段生活經歷的結果。林用三稍長”點的時候，經常背著手學父親走路，而且學得逼真極了。所以當時延安的壹些中共幹部常逗他玩，開玩笑叫他“小主席”。林伯渠對孩子說：“以後別人叫妳小主席時妳不能接受。人家問妳長大做什麼，妳就說要到基層鍛練，當壹個鄉政府的秘書。”後來，”碰上再有人叫林用三“小主席”時，他就回答說：“我爸爸說了，妳們叫我‘小主席’，我不能接受。我長大了要當鄉政府的秘書。”

　　林用三成人後，雖然確實當過秘書，但卻是個全國政協的副秘書長。

　　後來，果然又當上了副主席。這個“副主席”主政大陸北方內蒙古，與中央政府主席相比，可以說是個“小主席”。

　　壹九四七年，胡宗南進攻延安，祗有七歲的林用三隨著學校轉移，同大人壹樣，憑雙腳走完了兩千里路程，因而得了個“行軍模範”的稱號。

　　林用三壹直對自已在延安時代的這壹段經歷頗為自豪，自稱正是那壹段經歷使白日己既鍛練了承受艱苦生活環境的能力，也培養了為人民服務的世界觀。

　　壹九五三年，林用三小學畢業，考上了座落在北京西郊的幹部子女學校：壹O壹中學。

　　初中畢業後，林用三本可以繼續在壹O壹中學讀高中，林伯渠卻要求他考了市裡的中學，過壹過走讀的生活，真正了解壹下社會。於是，林用三到北京男四中讀了高中。

　　壹九五九年，林用三進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習。此年同進該校就讀的還有中共元帥

　　葉劍英的養女戴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張仃之子張耿軍（大陸旅美流亡作家張郎郎胞兄）等壹批中共高級幹部子女。壹九六六年，林用三畢業於該院由自動控制專業，先是分配在第七機械工業部壹院從事科研工作，後來到天津津華無線電廠擔任技術員。

　　“文革”後，林用三調回北京任國務院第壹機械工業部儀表局副總工程師，自此與當時也在”機部任職的江澤民結識。

　　走上從政道路得益於鄧朴方栽培

　　鄧小平的大公子鄧朴方及另壹位殘疾人，解放軍大將王樹聲的兒子王魯光組建中國殘疾人基金會，陸續將壹批中共高乾子女調入該部門。中共原天津市市長黃敬之子俞正聲及林用三等人先後在該基金會擔任副理事長。

　　鄧朴方先是於壹九八五年將俞正聲輸出到山東省煙臺市任副市長（後升任為中共青島市委書記），然後又於壹九八八年將林用三舉薦到全國政協任副秘書長。自此，林用三已經官至中共副部級，其大名和照片也赫然上了《黨、政、軍領導人名錄》（省部級）。

　　全國政協是眾所周知的中共“政治花瓶”，正、副主席或是年邁體弱的中共元老人物，或是、心甘情願與中共“榮辱與共”的所謂“民主黨派”元老和著名長黨派人士”，但大都是掛名而已，實際主持工作的大都是像“秘書長”、“副秘書長”這樣的年輕“辦事員”。

　　所以，林用三利用他的副秘書長職務聯絡了中共上上下下的各級黨、政、軍元老，其謙恭的處事為人態度和嚴謹的工作作風給政治老人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好幾位曾在延安時代即於林伯渠共事的中共元老都誇讚過“林老（指林伯渠）的這個孩子是個好苗子”。

　　壹九九壹年十二月，林用三被任命為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主席。

　　北京政界的分析認為：林用三出任這壹職務無非是兩種原因。否更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的職務，雖然同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職務同為副部級，但將準備進壹步提拔的京官外放壹段時間，培養壹段“基層實際工作經驗”是中共“培養年輕幹部”的通常作法。

　　所以，林用三下放邊塞草原祗不過是先苦後甜，意味著不久的將來還可能被進”步提升。

　　第二種原因是，中共元老們對林用三這位因為血緣關係而被中共高層相信能夠“繼承革命先烈遺志”的青年幹部寄予厚望，派他去內蒙古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夠起到箝制那裡的民族分裂勢力的作用。

　　早在中共在中國大陸建政之前，被稱為蒙古王的烏蘭夫就已經開始營建他的內蒙古地區的家天下。且壹長女雲曙鉑石（烏蘭夫漢姓云云）、長子布赫、長媳珠蘭琪琪柯、侄女云云曙芬、侄子云曙光等雲氏家族的十數名成員都成了內蒙古地區的各級掌權者。

　　“文革”中，烏蘭夫全家被整肅，“蒙古王”的地位由自然也就沒有。“文革”後，烏蘭夫本今人再沒有回到內蒙古去執掌大權，但他的長子布赫自壹九八五年起就成了自治區政府主席；他的三子烏傑從美國進修回國後，先在包頭市任副市長，不久即升為市長；而壹個內蒙古自因治區政協中，烏蘭夫的後代竟占了兩個副主席，侄女雲曙芬和侄子云照光。

　　壹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之前，中共高層即決定讓已經在正省、部級崗位上達到退休標準的布赫官升壹級，出任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樣，既可以保證全國人大中“黨內副委員長”的比例，同時他又能代表少數民族，可謂壹個頂倆。

　　話是這樣說，實際上將布赫調入中央與將葉選平調入中央的目的有相同之處。對布赫這樣的人，壹方面必須用官升壹級（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同國務院副總理壹樣享受黨和國家領導人（待遇）的辦法進行安撫，”方面又可防止地方，尤其是邊境少數民族地區的分裂苗頭。

　　可能也正是基於這種考慮，所以中共在調林用三人蒙前，先給烏傑官升壹級，由內蒙古的市長升為副省長，但工作卻被調往山西省。

　　本來，人們大都認為林用三有可能在內蒙地區工作壹段時間後就地任自治區區黨委書記（少數民族山自治區的行政”把手壹般安排當地“黨員民族幹部”擔任）。

　　熟悉林用三的人評價說：林用三其實並不是個政治野、心膨脹的人，他平時為人本份，性格內向，接觸過他的人甚至都認為他工作中過於循規蹈矩，守業本事有餘而創業精神不足。

　　也許中共的組織官員往往就喜歡把這種四平八穩的幹部列為培養對象。在他剛剛接手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主席職務時即有人評價說：如今主管組織工作的宋平就是壹個標準的“穩健型”幹部，所以像林用三這樣的中年幹部，就是同其他同樣具有“紅色背景”的高乾子女相比，也會首先被宋平相中。

　　壹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以後，政治局常委內主管組織工作的人已經變成胡錦濤。與宋平相比，胡錦濤多壹點開明，少壹些教條，但基於胡錦濤的資歷和權力根基無法與宋平相比，故胡錦濤即使對林用三十分看好，要想把林用三官升壹級，也還是要先保證讓江澤民等其他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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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伺機東山再起  胡耀邦和他的子女們

　　鄧小平壹九九二年南巡後，大陸政治氣候亦隨市場經濟大潮略有轉暖跡象。於是，因為父親失勢、“六.四”事件兩大原因而蟄伏數年的胡耀邦長子胡德平，也略有活躍跡象。

　　開始是被送進中央黨校學習，接著又被推選為中共十四大代表。壹時間，京城內紛紛傳聞胡德平“東山再起”，黨內職務可能進入中央委員序列，行政級別也會向省、部級靠攏。

　　但中共十四大之後，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名單中並沒有胡德平的名字。不久經最高層決定，胡德平出任了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到了壹九九六年，有關胡德平高升的傳聞又起。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為了“揚胡抑趙”，對胡耀邦的“熱情”明顯增加，他曾前往江西共青城胡耀邦的陵墓拜謁，壹九九五年除夕之夜，江又親自去慰問胡的遺孀李昭。年後，胡德平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高度評價江澤民的“十二大關係”，被視為胡向江靠攏的壹個跡象。

　　胡耀邦後代無人下海壹九四二年，時任國民政府第十八集團軍（簡稱“八路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長的胡耀邦，與延安女子大學學生李昭成婚。這是後來曾官至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壹生中唯壹的壹次婚姻記錄。婚後，兩人感情甚篤，先後育有三男壹女，長子胡德平，次子劉湖，三子胡德華，女兒李恆。

　　次子所以取名劉湖是時局所造成。劉湖生於壹九四五年，不久胡耀邦調任新職，趕赴前線作戰。於是，胡耀邦夫婦把未滿四十天的次子送到陝北老鄉劉世昌家裡寄養。

　　生得五大三粗的劉世昌當時是延安南區壹位模範合作社社長。見他爽快地答應寄養孩子的託付，胡耀邦非常感動地說：從現在起，這個孩子就是老區人民的孩子了，壹定要姓劉，名字也要妳來取。劉世昌思來想去，建議孩子取名“劉胡”。胡耀邦說：也好，不過“胡”字要加三點水。

　　就這樣，劉湖在陝北的黃土地上壹直長到十三歲，養父將他送到北京，當時胡耀邦的職務是共青團中央第壹書記。他囑咐劉湖說：妳永遠是劉老漢的兒子。

　　壹九六四年，劉湖自陝西考進北京清華大學化工系。此後，每逢節假，總要回陝西看望養父。壹九七六年七月壹日，劉湖與前外交部副部長王幼平的女兒王陽子在北京結婚，次日便帶著新媳婦到了延安，在養父家住了壹個月。

　　劉湖曾任國務院對外貿易部進出口辦公室副主任、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副理事長等職，後任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科技發展和技術進出口司長。

　　在壹九九六年中美知識產權和核子科技的爭執中，劉湖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他力舉中國立法管制敏感的科技出口，以化解中共因被控出售核子技術給巴基斯坦而備受的攻擊。

　　劉湖說：“中國壹向主張、禁止和摧毀大規模殺傷武器，我們贊成採取必要的步驟，其中包括由國際監督敏感產品和科技、遏止這類武器的擴散。”（美聯社，北京壹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電）

　　胡耀邦的幼子胡德華生於壹九四九年，當時胡耀邦在華北野戰軍第壹兵團任政治部主任，兼太原市軍管會副主任。

　　壹九五二年，胡德華隨父進京，少幼時代在北京高乾子女幼兒園和高乾子弟學校度過，成年後到部隊當兵，後被保送進南京的壹所軍事學院，壹九七七年畢業，留在南京部隊工作。胡德華同南京部隊壹位幹部女兒結婚，二人育有”子名胡乾靈。

　　據說，胡德華大學畢業後，是自己主動向胡耀邦表示留在外地工作的，因為這樣有利於正在京城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父親開展工作。壹九八六年，胡耀邦下台前幾個月，胡德華才調回北京，在壹所大學裡任普通教師。

　　胡耀邦的女兒生於壹九五三年，隨母姓取名李恆。“文革”中，李恆曾在工廠當工人，七六年被推薦為“工農兵大學生”，畢業後曾任《中華內科》雜誌編輯，後到美國加州史丹福大學做過壹段訪問學者。李恆的丈夫名劉曉江，系解放軍現役軍官。

　　胡德平本意要當“紅學家”

　　胡德平生於壹九四二年。他外貌酷似父親，戴著壹副近視眼鏡，所以又比父親顯得文雅、持重。

　　壹九六三年，胡德平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壹九六七年畢業前夕，鄧小平、胡耀邦先後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黑線人物，鄧朴方、胡德平也成為黑幫子女，被聶元梓等造反派把持的北大紅衛兵革命委員會勒令接受檢查，共蹲專政堂。

　　“文革”後，胡德平考取了中國思想史研究專家侯外廬的碩士研究生，通過論文答辯後，被分配到歷史博物館當研究員。

　　胡德平在大學歷史系學的是考古專業，壹到歷史博物館即積極為建立該館的考古部多方奔走。如果說上級主管部門為他的執著所感動，還不如說是那些文化官僚們懼於他的“太子”身份。

　　壹些歷史博物館的考古學工作者多年夢想而未能成真的事，在胡德平手裡卻輕而易舉地實現了。該館的壹些學術人員很為此事興奮，慶幸本單位有了個胡德平這樣的“太子”，今後什麼事情都好辦得多了。事情本身雖然說明了中共“黨天下”統治的荒唐，但胡德平畢竟還是在利用權勢做好事。

　　考古部成立後，胡德平出任部長，不久又出任了歷史博物館副館長。

　　這段時間裡，他決心致力於紅學研究，壹九八三年，北京成立了“曹雪芹研究會”，胡德平任會長。這個以中、青年紅學愛好者為主體的研究會，聲稱要和權威的大陸紅樓夢研究會在“雙百”方針指導下，“唱對台戲”。而《紅樓夢學刊》主編，紅學界的老前輩馮其庸聽說後，不但不惱，反而解釋說：“不是對台戲，而是連台戲。”事實上，新老紅學家們，確實發生了不小的分歧，其中壹次就是關於曹雪芹故居的爭論。

　　胡德平在從事紅學研究的過程中，認為曹雪芹的故居就是在北京西山正白旗三十九號，他還出版了”本名為《曹雪芹在西山》的小冊子，並在有關學術會議上廣為散發。這些動作，都遭到壹些紅學權威，如俞平伯、吳世昌（鮑彤的舅父）等人的強烈反彈。胡德平為此曾兩次登門拜訪吳世昌先生，態度頗為謙恭。言談中，吳老先生對於這位“太子”居然能夠如此用功地鑽研紅學的精神頗為感動，自然也就原諒了他的年少氣盛，只是勸他在學術問題上應該慎重嚴謹，持之以恆。

　　胡德平並沒有被老前輩說服，後來香山正白旗三十九號的老屋被闢為“曹雪芹故居”，對外開放，供遊客觀賞。

　　“為自由鳴炮”

　　壹九八四年，胡德平作為中央整黨領導小組的特派員到了湖北省。自此，他放棄了終生從事紅學研究的人生設計，似乎決意要在政壇宦海里決壹浮沉。當時，包括陳雲等中共政治元老的子女，也都被以“中央整黨領導小組特派員”名義進駐地方黨委或中央機關，目的當然是要給“紅色接班人”以鍛練機會。

　　這段時間裡，正是胡耀邦在中共政壇上的頂峰時期，也是胡德平最活躍的時期。他在武漢所做的壹件最具影響力的事情就是支持創辦了曾經轟動壹時的《青年論壇》雜誌。

　　該雜誌名義上是掛在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名下，實際上是為壹批自由派色彩濃厚的中青年理論家所掌握，刊物注重理論創新、突破，積極為改革開放擂鼓吶喊，在文風方面，反對繁瑣考證，反對新老八股，提倡樸實、清新、尖銳、活潑的文風，成為當時理論界最引人注目的雜誌之壹。

　　在該雜誌的創刊號上，胡德平發表了〈為自由鳴炮〉壹文，立刻引起強烈反響。文章立論大膽是壹個原因，更重要的是，這是中共總書記長公子的大作，從中可以窺見中共高層的思想動態。

　　胡德平在文章中說：“奇怪而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中有人對自由或是襟若寒蟬不敢問津，或是囁嚅起起，不敢越雷池半步；或是心嚮往之，卻把自由和‘自由世界’劃同等號。筆者有感於此，願為自由鳴壹炮，以求學術上徹底明確地探討，並希望‘自由’兩字在政治上不要永遠成為壹種避諱的字眼。”在文章中，胡德平大膽地肯定：無產階級時代的生產力超越了以往的全部歷史，就給僱傭者帶來的自由也是以往幾千年來不可比擬的。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者，啟蒙思想家和革命家第壹次全面系統地對人的自由做出了精彩的論述，又提煉為政治宣言，並制定了政治、經濟、科學、文化綱領，領導了革命實踐。”胡德平說：中國現在付出的沉重代價與其成就不能成比例，我們可以說是黨對國內外的總形勢長時期做了過“左”的估計，連續不斷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運動；經驗不足，過多地抄襲別國經濟體制的模式，這些都衝擊、破壞了剛剛發展起來的社會生產力。同時還有種種原因，使我們黨內民主、國家政治民主、社會民主沒有制度化、法制化。

　　他認為，還有壹個更為隱蔽的原因，就是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理論去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以致“我國人民遠未贏得自由，我們黨也遠未贏得自由”。

　　胡德平的這番言論發表在八十年代中期。十年之後，這些言論仍然是違禁內容。

　　妻子當官被人抓住把柄從整體上講，大陸許多高級幹部子女中，胡耀邦子女的口碑還是不錯的。但胡德平妻子由壹個普通的大學助教突然冒升為廈門市副市長壹事，還是給胡耀邦帶來不少麻煩。

　　胡德平妻子安黎，是前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的女兒，畢業於清華大學，八十年代初到北京師範大學現代化教育研究所擔任壹名普通助教。平時，她表現得與世無爭，從來也不在同事面前擺高乾子女的架子，所以群眾關係頗好。

　　壹九八四年，中組部突然派官員到北師大了解安黎情況，並要求調走她的檔案。不久，安黎被中組部直接安排入黨，然後就不見人影。事後，人們才知道她已出任了廈門市副市長。

　　為此，壹九八五年底的學潮中，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在組織與大學生對話時，北師大的學生代表將此事鄭重提出，認為這是中共幹部特權的典型。

　　當時的中顧委副主任薄壹波、中紀委書記李昌都當面對向學生表示，壹定追查此事，如果屬實，壹定妥善處理。

　　對“太子黨”有非議壹九九六年二月，胡德平率領全國工商聯代表團訪問日本。二日晚，他接受了日本《留學生新聞》記者蔣豐訪問，談及“太子黨”，有如下壹段對話：

　　記者：妳可以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太子黨”了。

　　胡德平．誰說我是“太子黨”？我不是“太子黨”。

　　記者：但外界至少是這樣說的。比如何頻、高新寫的《中共“太子黨”》壹書中，妳就在冊。妳有沒有看過那本書？

　　胡德平：我有那本書，但還沒有來得及看呢。

　　記者：妳怎樣看“太子黨”的問題呢？

　　胡德平：其實，我們這壹代優秀的人並沒有被推薦到領導崗位。比如說我認識的優秀的人，確實是開國功臣的子女，確實是十大元帥的子女，也沒有當官呵。

　　另外，領導人的後代與壹般經歷的人相比，在知識面、接觸面上會更廣壹些。對他們更應該給予好的教育。“太子黨”不應該與醜聞聯繫在壹起。

　　有些“太子黨”總是和醜聞聯繫在壹起，這實在不好。還有些“太子黨”想做官，又不想離開北京，又鬧著要提拔，我也看不上。總之，對“太子黨”不能壹概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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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王──烏蘭夫和他的兒女們

　　有“蒙古王”之稱的烏蘭夫家族是中共政權內的異數。烏蘭夫自中共建政之前就已在占整個大陸五分之壹的蒙古族領地上任最高首領──直至“文革”之始，身兼自治區政府主席、黨委第壹書記、人大主任、政協主席、軍區司令員和政委，甚至連內蒙古大學校長及政治教授這樣的名譽職務也不放過，這在中共歷屆地方領導人中是絕無僅有的。

　　此後很長壹段時間內，內蒙古的黨、政、軍，公、檢、法以及工、青、婦等多數重要組織都被烏蘭夫家族成員所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烏蘭夫長子布赫曾任由自治區政府主席兼黨委副書記、長媳珠蘭琪琪柯曾任內蒙古廣播局副局長、長女雲曙碧曾任中共內蒙古顧問委員會委員、幼子烏傑曾任包頭市市長壹後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侄女雲曙芬曾任區婦聯主任壹後任區政協副主席）、侄子云照光曾任內蒙古文聯主席（後任區政協副主席）等。烏蘭夫家族的其他成員（大多數是第三代）則在其他部門擔任廳、局、處長等職。另外，烏蘭夫還有壹子烏可力在北京中國長城工業公司任副總經理，壹女云云杉在新華社總社當記者。

　　近幾年來，雖然諸如鄧楠、陳元等壹批中共的許多高乾子女已經陸續在大陸政壇上顯露頭角，但至今還沒有第二例如烏蘭夫家族壹樣，不但是子承父業，相繼稱霸壹方，而且曾是全家繼位，分兵把守大陸壹方的各個重要部門。

　　壹九九三年中共八屆人大壹次會議以後，布赫由於年齡關係，從省級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同時，隨著中共對少數民族分離運動的日益擔憂，“蒙古王”家族稱霸壹方的局面也已經受到挑戰。是次人大會議上，布赫被安排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官至“黨和國家領導人”序列。

　　熟悉內蒙古政情的人指出，在此之前，中共高層似乎預先考慮如果不在榮譽、地位上讓布赫得到充份滿足，而讓他直接在省級領導崗位上“退居二線”的話，他或許會提出讓他年富力強，而且亦受過“蘇修”、“美帝”雙重教育的弟弟烏傑繼任他的職務，以延續其家族對內蒙古地區的世代統治地位。所以，中共壹方面安排了林伯渠之子林用三前去內蒙古擔任自治區副主席，同時又把烏傑從包頭市市長的位子上官升壹級，卻是調任內蒙旁邊的山西省任職。這壹來，既滿足了烏蘭夫後人們“老子英雄兒好漢”，世襲做官的願望，又削弱了其家族在整個內蒙的統治勢力。

　　不過，布赫官至“黨和國家領導人”後，並不是經常住在北京，平時只要北京沒有必須他參加的活動，仍然還住在內蒙首府呼和浩特市呼風喚雨。

　　雲氏家族自烏蘭夫起發跡烏蘭夫出身於土默特左旗塔布材（現內蒙古自治區西部）壹個普通蒙古族農民家庭。其祖上是在蒙古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大約在明末清初，才在大黑河北岸定居下來，是土默特的第壹戶定居人家。後來從山西等地遷去四戶漢人，便形成了塔布村。“塔布”是蒙語“五”的意思。

　　因為塔布村是蒙漢雜居，所以烏蘭夫的祖父那壹輩就熟悉漢文化，並取漢姓為雲。

　　烏蘭夫漢名雲澤，幼名慶春，留蘇期間又起俄文名拉謝維奇，回國後先後化名雲時雨、陳雲章和烏雲達費，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且後才改名烏蘭夫。

　　烏蘭夫壹九八六年時回憶說：“因為我家祖孫三代都是同土坷垃和牛尾巴打交道的”，所以祖父了心想讓兒孫們讀書，希冀他們成為有知識的人，不再受人欺負，即使將來不能到外面幹事，學會寫個狀子也好，免得打官司時吃虧。

　　父輩的這種“望子成龍”的教育對烏蘭夫後來終於發達起了決定的作用。

　　五歲時，烏蘭夫的伯父即教給他讀《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等啟蒙讀物，後來還壹度請了壹個來山口山西的賀先生到家裡來教他和他伯父的兒子云潤讀書。

　　賀先生在烏家住了壹年半，不但教他和堂兄國文，還教他們算術和地理知識，甚至給他們講述太平天國、義和團和辛亥革命時期的故事，這對培養烏蘭夫的造反意識起了啟蒙作用。

　　當時，他們村子裡有壹位老者看見村裡的孩子們都在雲家玩鬧，唯有烏蘭夫壹人在專、心致志讀書，當即大發感慨：震春這孩子將來二疋有出息。”賀先生離開雲家後，烏蘭夫”度輟學，他在城裡衙門做錄事的二舅覺得可惜，於是為他托關係進了土默特旗高等小學校，憑官費繼續學業。

　　壹九二壹年，烏蘭夫剛剛十五歲即沿襲當地蒙民的習俗，與托克托縣台基村壹農民家女兒雲亭結婚。

　　壹九二三年十月，烏蘭夫同其堂兄雲潤去北京蒙藏學校求學。雖然去學習是官費，而且也向地方政府爭取到了路費，但家裡還是“賣青”壹即出賣地里正在長著的莊稼）為他們兄弟兩人換了些零用錢。

　　烏蘭夫曾與蔣經國同個共桌壹九二三年底，烏蘭夫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共青團前身）壹九二五年九月加入中共。

　　同年十月，烏蘭夫曾以在京蒙古族學生代表身份到張家口，出席內蒙古國民黨第壹次代表大會。會後，他即被中共北方區委選派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

　　壹九二五年十月底，烏蘭夫拋下父母、妻子和大女兒雲曙碧、長子布赫，乘坐壹艘蘇聯運煤船前往蘇聯。與他壹同上路的還有他的堂兄雲潤及張聞天、王稼祥、楊尚昆、伍修權及國民黨方囿蔣介石的長子蔣經國，馮玉祥的兒子馮洪國、女兒馮弗能和于右任的女兒於芝秀等三百多人。

　　在開往海參崴的輪船上，烏蘭夫寫了壹首詩：“山河悲破碎，水人痛黎元，赤幟鐮刀舉，為民解倒懸。胸懷救國志，肩負民族托。限鵬徒北海，取火向赤俄．…：。”詩的水平雖然不高，但從中可以見出烏蘭夫的漢語功底還是不錯的。

　　在蘇聯讀書期間，烏蘭夫曾與蔣經國同班，兩個人還共同登台聲討蔣介石“叛變革命”的罪行。烏蘭夫回憶說：當時蔣經國雖然祗是壹個中共的候補黨員，但聲討蔣介石的語言比別人要尖利得多。

　　壹九二七年夏，烏蘭夫由於成績較好而提前結業，然後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做教學翻譯工作。

　　壹九二八年六月，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烏蘭夫以大會工作人員的身份參與了會議文件的翻譯工作。

　　苦心經營二十年，成為“蒙古王”壹九二九年五月底，經瞿秋白同意，烏蘭夫繞道蒙古人民共和國回到內蒙。在烏蘭巴托，受共產國際的指派，與另外兩個蒙古人佛鼎和奎壁組織中共西蒙工委三人小組，烏蘭夫負責組織。這是他最早擔任的中共領導職務。而他的堂兄雲潤從蘇聯大學畢業後先是短期回國搞了幾天地下工作，然後就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共產黨機關工作，從此再沒有回到中國。回到家鄉後，烏蘭夫先是以教小學及拾糞勞動為掩護，在蒙古族青年人中發展秘密黨員，然後分期分批送往外蒙訓練。壹九三O年，他接任了中共西蒙工委書記的職務。

　　在此期間，中共在蒙古族地區發展的所謂“進步青年”多是壹些出身寒微的貧苦農牧民的子女，所以造反情緒壹煽即起，但卻是素質極低。比如被烏蘭夫送往外蒙學習的青年有壹個叫朱埔旦的，原來是個廟裡的燒火喇嘛，到了外蒙後又要求去蘇聯，後來由於語言過不了關又被蘇方送回外蒙，外蒙方面沒有辦法祗好將他安排在郊區種菜，直到中共建政後才回國。

　　壹九三六年，烏蘭夫依靠安插在當時蘇尼特右旗王爺德穆楚春棟魯普組織的蒙政會保安隊中的中共地下黨員，確定在這位王爺決意投降日本人的情況下，策動了百靈廟軍事暴動。這次起義為烏蘭夫也為中共在內蒙組建了第壹支武裝力量。值得肯定的是，抗戰中，這支部隊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中改名為新編第三師，其部將多勇猛的蒙古族騎兵，曾與日軍浴血奮戰。

　　抗戰結束後，這支蒙古族部隊成為組建中共騎兵部隊的基礎，烏蘭夫也因此有了同中共政權討要官職的實力和本錢。

　　壹九三七年初，烏蘭夫在傅作義手下的蒙旗保安旅（後改編為蒙旗獨立旅）出任公開的政訓處代理主任，秘密的中共地下黨委書記。這個職位不僅為烏蘭夫擴充共產黨武裝力量有很大幫助，而且也騙取傅作義將軍對共產黨採取容忍態度，為後來國共內戰中國民黨在平津張戰役中全線潰散，以及傅作義、董其武率部投共埋下了伏筆。

　　壹九三八年，蒙旗獨立旅改編入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三師，歸胡宗南統轄。烏蘭夫在這支部隊中的活動越來越受到國民黨方面的反對，祗好於壹九四O年四月離開。

　　在延安，烏蘭夫先是擔任延安民族學院教育長、陝甘寧邊區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壹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候補委員。抗戰勝利後，中共為削弱國民黨統治的實力，策動內蒙搞所謂“民族自治運動”。

　　於是烏蘭夫奉中共之命，積極籌劃組建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並在壹九四五年十壹月二十九日舉行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首次執委會上出任執委會主席兼常委會主席，而且又分工自己擔任該會軍事部部長。同時，他還力主成立了內蒙古軍政學院，自己親任院長。

　　在此前後，他還出任了綏蒙政府主席、中共晉察冀邊區中央局委員、內蒙古共產黨工委書記。

　　自此，烏蘭夫開始確立了他的“蒙古王”地位。

　　但是，烏蘭夫等人為中共在內蒙苦心經營的勢力，主要集中在烏蘭夫家鄉周圍，即所謂否蒙”。而與之相對的東蒙主要控制在壹些民族主義者手中，當時已經建立了東蒙自治政府，並重新組織起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東蒙自治政府的人雖然對國民黨統治者推行大漢族主義政策不滿意，但同時也對中共存有很大的戒心。他們提出的口號是與中共“平等自治”的口號相對的“獨立自治”，因此為共產黨所嫉恨。

　　聽說烏蘭夫出任為共產黨壹手操縱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主席，東蒙的人認為其中有詐，放風說百正的蒙古人云澤已經死了，現在共產黨是讓壹個漢人冒雲澤之名，出任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主席的。

　　無奈東蒙的壹幫人壹沒有軍隊，二不依靠國、共兩黨的任何壹方，當然敵不過以烏蘭夫為首的西蒙中共勢力。

　　壹九四六年四月，東、西蒙兩派勢力舉行了內蒙古歷史上有名的“四三”會議，會議通過了“內蒙古自治運動統壹會議的主要決議”，確定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為內蒙古自治運動的統壹領導機構，撤銷東蒙古自治政府，建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東蒙總分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自行解散，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統壹領導內蒙古的武裝部隊，烏蘭夫當然繼任了這個委員會的執委會主席兼常委會主席。

　　壹九四七年五月，無條件接受中共統治的大陸第壹個少數民族自治政府–內蒙古自治政府建立。烏蘭夫出任主席。

　　從壹九二九年到壹九四七年，烏蘭夫為使大陸整個蒙古民族歸順中共政權，進行了近二十年的不懈的努力和艱苦的奮鬥，獲取了連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首領也不得不尊他為壹方梟雄的資本，奠定了他長期擔任大陸蒙古族最高首領的堅實基礎。以致於他的後人仍然能夠繼續坐在內蒙古地區最高王爺的位子上居高不下，先後長達十年之久。

　　壹九四七至四九年，烏蘭夫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內蒙古共產黨工委書記、內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占q此，整個內蒙古地區的黨、政、軍全部大權都絕對控制在他壹人手中。

　　中共建國後，烏蘭夫成了中共高層幹部中職務最多者之壹，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民族事務委員會黨組書記和主任、中央民族學院院長、中蘇友協辦公室主任、和平理事會理事、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華北局副書記、中共中央內蒙古分局書記、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內蒙古黨委第壹書記、內蒙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軍階上將）、內蒙古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內蒙政協主席及內蒙古大學校長和內蒙古師範學院的政治教授。

　　“文革”開始後，烏蘭夫及他在內蒙古擔任黨、政、軍要職的親屬全部被整肅。烏蘭夫被長期關押在北京西山，至壹九七三年中共不大”召開前才被周恩來保出。

　　外界對烏蘭夫家族的報導多有錯誤因為烏蘭夫的家族實在龐雜，加之在內蒙古地區雲姓的官員太多，所以外界對烏蘭夫家族的報導多有失實。

　　壹九九O年壹月出版的美洲版壽報周型第二五四期中〈出賣蒙族的歷史罪人〉和同年三月出版的第二六O期上芰〈文革時期的壹筆血債──內蒙古“內人黨”案件撮要〉兩文中披露了許多極少為外界所知的內幕情況，但同時也有許多史實的不準確之處。比如，〈出賣……〉壹文中記載中共“在壹九六五年底召開的華北局前門飯店會議上將其（指烏蘭夫）整肅，撤銷所有職務”；“中共從六五年起就軟禁了烏蘭夫”是沒有根據的入烏蘭夫年譜》上卷，記載烏蘭夫的活動日程壹直到壹九立茱四月三十日二九六六年壹月壹日，烏蘭夫還在內蒙發表全《元旦講話》，之後除四月十三日到十六日去河北邯鄲參加中共華北局會議，壹直還在他的內蒙領地活動，包括主持內蒙黨、政、軍會議和到他的家鄉土默特旗檢查工作。

　　另外，〈出賣……〉壹文中說烏蘭夫早年有妻王氏，生有二子，長子布赫，被任命為內蒙文化局長，次子沙力克，留蘇返國，暫時任教內蒙師範大學，烏蘭夫亦想讓他從政。

　　烏蘭夫在延安民族學院期間，結識學生雲麗文，成婚後拋棄前妻。雲麗文又為他生有二子二女，其中壹子是烏傑，現在美國留學。

　　事實上人出賣……二文發表時，布赫早已當了七年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和中共內蒙自治區黨委第壹副書記．！烏傑也早已在壹九八二年底即從美國返回家鄉，先後當了赤峰市副市長、包頭市市長，並於〈出賣……〉壹文發表前幾天就任了山西省副省長。〈出賣……〉壹文中將烏蘭夫的長女雲曙碧寫成烏蘭夫的妹妹，並想當然地讓她同哲里林盟盟長兼黨委書記雲照光結為夫妻，並稱烏傑娶了陳雲的女兒，就更是亂點鴛鴦譜了。

　　侄子云照光掌管內蒙文化部門據中共有關史料記載，雲照光生於壹九二九年，較雲曙碧小六歲。他是烏蘭夫的堂兄雲潤之子，生於土默特左旗，同布赫、雲曙碧壹同於壹九三九年到了延安，先後在陝北公學、延安民族學院、延安大學、三邊公學學習，壹九四五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西北軍區蒙漢支隊指導員，伊克昭盟支隊指導員。中共建國後，任內蒙古軍區政治部文化處處長、伊克昭盟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內蒙古軍區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內蒙古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內蒙古自治區文委副主任、文化局局長、中共內蒙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內蒙第五、六屆政協副主席。曾當選為內蒙山H治區文聯主席和全國文聯委員。

　　他寫過壹個電影劇本名為羲爾多斯風暴，其中的主人翁其實就是烏蘭夫的化身。

　　侄女雲曙芬主管內蒙古婦女工作雲曙芬是雲照光的姐姐，生於壹九二四年，壹九四O年到延安後相繼在陝北公學、延安民族學院、延安大學學習。中共建政後曾先後任內蒙古軍政學院中共黨支部委員、伊克昭盟盟委書記、內蒙古婦聯主任等職。七十歲時仍占據政協副主席之位。”個內蒙古區政協，烏蘭夫家族竟有兄妹兩個在其中任副主席，實在是有些通份了。到了壹九九三年內蒙古區政協換屆，兄妹兩人壹起被排除在政協副主席名單之外。

　　長媳珠蘭琪琪柯主管宣博布赫的妻子珠蘭琪琪柯是遼寧阜新人，生於壹九三O年，是布赫擔任內蒙古文工團團長時相中的蒙古族演員。中共建政後曾到東北魯迅文藝學院音樂幹部訓練班、中央戲劇學院導演幹部訓練班學習。畢業後先後任過內蒙話劇團團長、內蒙電影製片廠廠長、內蒙文聯副主席、內蒙古影協主席等職。長期自命為電影導演，但壹生中也祗在壹部很少有人聽說的電影《草原晨曲》中任“合作編導”，所以後來祗好安心從政，先任中共包頭市委統戰部長，後任內蒙古廣播局副局長。

　　長女此妻子云麗文僅小壹歲烏蘭夫的長女雲曙碧生於壹九二三年，參加中共後仕途壹直沒有她的胞弟布赫好，“文革”前最高官至司局級。直到壹九九二年為止，她已是年近七旬的老嫗但並不服老，不但占著壹個內蒙古“全國人大代表”的名額，還壹直擔任著中共內蒙自治區顧問委員會的委員。中共的顧問委員會撤銷後，這位老人才不情願地真正退居幕後，還要擔任壹些純榮譽性的職務。

　　壹九八三年四月，內蒙古召開自治區六屆人大會議，烏蘭夫壹家竟占了六個代表名額，除他本人外，還有雲曙碧、雲曙芬、雲照光、布赫及珠蘭琪琪柯。

　　當時，烏蘭夫壹家只有他的次子烏可力沒有在內蒙任職，卻進京在中國長城工業總公司任職副總經理。

　　“烏蘭夫肯定不止壹個妻子”台灣出版的群共研藝及英文版的群共組織名拳都記載烏蘭夫的妻子名為雲麗文。

　　但是，筆者曾就烏蘭夫是否有兩個以上的妻子問題訪問過壹位中共元老的孩子，回答是“烏蘭夫肯定不止壹個妻子”。

　　據新華社壹九九五年十壹月九日電稿稱：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全國政協第八屆委員，已故國家副主席烏蘭夫同志的夫人云麗文同志，因病於壹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北京逝世，終年七十三歲。雲麗文同志壹九三七年參加內蒙古抗日救亡活動，壹九三九年赴延安。歷任中共中央統戰部辦公廳副主任、國家民委委員。

　　從雲麗文的年齡上判斷，她僅比烏蘭夫的長女雲曙碧年長壹歲，比長子布赫至少大四歲，比小兒子烏傑大十三歲，毫無疑問不是烏蘭夫的元配。

　　烏蘭夫的元配可能叫雲亭。

　　烏傑出版於壹九八五年的著作《系統辯證論》的扉頁上寫有“獻給我親愛的母親雲亭和我親愛的父親烏蘭夫”的字樣；另外，壹九八七年中共為內蒙古自治區成立四十周年舉行慶典時，烏蘭夫還攜髮妻雲亭及子女們前往接受臣民們的膜拜，新華社記者還拍有他們夫妻和烏傑在”起的照片。

　　如果雲亭真是烏蘭夫的元配，後來烏蘭夫又娶雪麗文為妻，而烏蘭夫在壹九八七年於雲亭公開以夫妻名義活動，也許烏蘭夫並未與雲亭真正離婚。小女雲杉正在撰寫“內人黨”冤案另外，最近筆者又調查到烏蘭夫還有壹個幼女名雲杉，壹九七六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新子聞系，現為新華社和《了望》周刊記者。這個女兒是否還是雲亭所生外界就不知道了。因為烏蘭夫自己的回憶錄及中共的有關史料對雲曙碧、布赫、烏賓（烏可力）、烏傑之外的孩子都未提及。如果雲杉真是烏蘭夫的孩子的話，很可能是雲麗文所出。

　　烏蘭夫家族人人擅長漢文寫作烏蘭夫家族成員的最大特點就是不再像毛澤東所描述的那樣：“祗識彎弓射大雕”。他們幾乎人人都擅長門漢文寫作。烏蘭夫本人的回憶錄中雖然通篇都以“革命道理”貫穿，但文字功底甚厚；他的兩個兒子布赫和烏傑，加上侄女、侄子都先後有理論或文學作品問世。

　　創作成果最豐富的當屬小女雲杉，她先後發表過人物通訊和人物傳記多篇，其中篇小說《騎白駿馬的人》已經在大陸被改編成電視劇。壹九九O年，她還完成了壹部二十五萬字的長篇紀實小說憲狂盛衷。該部作品以中共於“文革”期間在內蒙古地區壹手炮製和導演的“內人黨冤案為背景，大膽揭露了中共如何在內蒙地區搞了壹場“慘絕人環的屠殺，使數以十萬計的人致死或致殘”，稱這是壹個“生活在內蒙古地區壹千二百萬居民、水遠不忘的故事，也是整個中國為之迷惑的、水久之謎”。

　　布赫的出生年月令人質疑

　　關於布赫的出生年月，查找大陸所有介紹他的材料，以及美國、香港、台灣的相關報導（包括英文的中共組織名錄），都記載他生於壹九二六年三月。但是根據烏蘭夫自己的回憶錄和中共黨史出版社編選出版的《烏蘭夫年譜》記載，他自壹九二三年十月從土默特旗高小畢業後僅僅回家住了幾天，然後即與堂兄雲潤到北京讀書，假期時亦沒有回家。

　　壹九二五年十月下旬即直接從北京轉道上海去蘇聯，到壹九二九年九月中旬回到老家。

　　近六年時間，他沒有同妻子家人團聚過，所以布赫生於壹九二六年是沒有可能的。另外，烏蘭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曾寫道：“自從出國到莫斯科中山大學以後，我就與家裡沒

　　有聯繫。這五年親人們都還健在麼？小兒子已經五歲了，長得什麼樣我還沒見過呢，實在令人掛念啊。”到家以後，霧輪流抱起地下的女兒（雲曙碧）和小兒子（布赫）使勁親了親。小兒子還認生呢。”（註：前面的兩處括號為烏蘭夫自己所加）由此可見，既然烏蘭夫自己都說壹九二九年九月中旬時布赫已經五歲了，可兒布赫應該是生於壹九二四年，出生月份應該是壹九二四年七月底或八月初。如果硬要把他說成是壹九二六年三月生，這裡面就有問題了。

　　台灣壹九九O年十二月出版的《中國大陸研究》“人物介紹”欄里說布赫生於壹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照此推算，布赫的母親至百亭應該是在壹九二五年六月左右受孕，但中上壹出版的《烏蘭夫年譜》中記載，當時烏蘭夫正在北京讀書，而雲亭正在千里之外的內蒙邊塞種地。香港出版的中共最高領導真壹書說布赫生於壹九二六年十二月，據此推算他的母親應該是在同年三月左右受孕，但此時烏蘭夫正在蘇聯莫斯科和蔣經國坐在壹條板凳上接受支達林主義教育。另外，台灣中共人事研究專家對於烏蘭夫次子烏賓出生於壹九二九年的考證恐怕也是錯誤的。烏蘭夫二九年九月中旬才從蘇聯回國，然後還要“十月懷胎”，所以烏賓最快也是出生於壹九三O年六月底。

　　中共的有關材料記載雲曙芬生於壹九二四年是有道理的。雲曙芬是烏蘭夫堂兄雲潤的女兒，而雲潤同烏蘭夫的早期經歷”樣，”同出外上學，”同回家省親，所以其妻身懷雲曙芬的時間應該同烏蘭夫妻子云亭懷布赫的時間前後不差幾天。

　　既然生於壹九二四年，布赫到壹九九三年出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時的年齡已經是六十九歲，之前四年即已超過了中共規定的正部級幹部的退休年齡。布赫本人是否是因為不願退休才認同公開的報導中把他的實際年齡縮小兩歲，或是別的什麼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布赫自幼在延安接受“革命理想”薰陶按照烏蘭夫的回憶，布赫從幼年起就開始接受赤色活動的薰陶，從事共產黨地下活動的時間可以追溯到壹九三O年。當時，烏蘭夫在家裡召開中共西蒙工委秘密會議時，布赫已經學會跟著媽媽和姊姊給他們放哨了。

　　壹九三八年五月，烏蘭夫赴延安晉見毛澤東，對許多中土上兀老的子女們正在延安被培養為聶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十分眼熱，隨後即給奎壁寫信，請他將自己的大女兒雲曙碧和大兒子布赫送往延安。奎壁接信後幾經周折，於壹九三九年才派人將此兩人送往延安，入陝北公學民族部學習。香港商藝雜誌壹九九壹年八月號報導說：此次同去延安的還有雲潤的女兒雲曙芬。中共的宣傳材料中也記載著雲曙芬是壹九三九年到的延安。

　　但葡流》雜誌上將雲潤說成是烏蘭夫的哥哥不對，其實雲潤是他的堂兄。烏蘭夫畫年的記憶二文中曾寫明：五出生的時候，家裡有祖父、祖母、伯父、伯母、父親、母親和壹個姐姐、壹個堂兄。”回憶錄的後面也詳細記述了他與堂兄雲潤從壹起求學到“共同投身革命”的經過。

　　現在的中共“太子黨”嚴格地說，應該包括“延安時代”和“北京時代”兩部份人。前壹部份中包括葉選平、布赫、聶力等，比他們年齡稍小的還有李鵬、鄒家華、李鐵映、伍紹祖等。而布赫在這“延安時代”的壹批人中資格又是最老的。他的入黨時間比葉選平還早三年（壹九四二年），雖然沒有葉選平留學蘇聯的經歷，但早在中共建國前所任職務即已相當於地委級（中央的司局級）。所以，他實際上是中共的所謂“第二代領導人”。

　　布赫是內蒙“烏蘭牧騎”的創始人布赫又名雲曙光，壹九三九年到延安後先在陝北公學民族部學習不到兩年，中共即在陝北公學民族部的基礎上建立延安民族學院。布赫在擔任教育長的父親督促下繼續在民族學院學習了壹段政治理論，即表示對文藝感興趣。烏蘭夫想到自己家裡三代農民出身，包括他自己進歸綏城（現呼和浩特市）之前，除了馬頭琴之外，再沒見過世界上的其他樂器，所以感覺自己的兒子很有理想，於是鼓勵他從事文藝工作。

　　抗戰勝利後，烏蘭夫再次到今內蒙及河北壹帶活動，布赫即隨同前往。中共建國前他擔任的主要職務祗是內蒙古文工團團長等文藝官，同時還擔任內蒙古自治聯合會組織幹事及內蒙古自治學院中學部副主任兼政治教員。

　　中共建政以後，布赫的文工團長繼續當到五四年，即改任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局副局長、黨組書記兼內蒙文聯主席等職，並當選為全國文聯第二、三、四屆委員。

　　壹九五六年六月，他當選為第壹屆全國人大代表。壹九六壹年七月，被任命為內蒙古文化廳副廳長、中蘇友好協會內蒙古部秘書長。

　　這壹段時間裡，他的最大政績就是組建了內蒙地區的“烏蘭牧騎”，被毛澤東肯定為“組織群眾、宣傳群眾、教育群眾”的好形式。

　　所謂“烏蘭牧騎”，是指以小型、流動方式下鄉演出的文工隊。布赫作為文藝官，也常常動筆撰寫文藝書籍，其主要著作有商蒙新文化在前進》、葡海紀行》，並主編過篤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和黨的民族政墓及《今日內蒙古畜牧泰等書。

　　“文革”前，布赫已經官至內蒙古自治區黨委代常委、自治區文委黨委代書記、主任。

　　“文革”中，布赫受父親牽連入獄。壹九七四年復出後先是出任中共包頭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壹九七七年起任中共內蒙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次年十二月任自治區黨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壹九七九年五月調任國家民委副主任。

　　壹九七九年九月到八三年四月，布赫又兼任了呼和浩特市市委第”書記，並於壹九八O年四月兼任該市市長。

　　壹九八二年九月，布赫在中共中央全國代表會議上被歷補”為中央委員，壹個月後出任內蒙由口治區黨委副書記。壹九八三年四月，布赫出任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直至壹九九三年四月正式卸任，整整十年。壹九八四年四月，布赫曾以團長名義率中國大陸省長代表團赴日本訪問。壹九八七年十壹月，在中共“十三大”上再任中央委員。壹九九三年三月，布赫與弟弟烏傑分別作為內蒙古自治區和山西省的代表出席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布赫在這次會上以高票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布赫在中共高乾子女中，唯有葉選平可以同他比資格，而他近年來在很多方面的表現也頗像葉選平，屬地方改革派首領。雖然他沒有如葉選平在廣東那樣的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同時又因為離天子太近，行事方式也不得不比葉選平要謹慎壹些。不過，與葉選平相比，除了同為延安時期即參加革命的元老後代之外，布赫還多了壹項少數民族的政治本錢，所以中共高層必須將他與葉選平同等對待。中共自八十年代開始廢除幹部終身制以後，因為年齡原因從省長百治區政府主席）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後反而官至“中央領導層”者，只有葉選平和布赫兩人。前者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值得注意的是，布赫在內蒙主政期間，不僅推動了內蒙地區的經濟體制改革，也還曾試行過小規模的政治體制改革，其中卓資縣的行政改革試點引起過中共改革派理論家關注。

　　當時，《新觀察》主編戈揚為此開過”次專題討論會，布赫亦到場參加；《世界經濟導報》也曾為此對他進行過專訪。

　　另外，布赫似乎並不是壹個喜歡趕潮流的人，從他的改革思想和改革政績看，他確實不是”個安於現狀的保守型官僚，但在改革的同時他又反對“頭腦發熱”和“操之過急”。

　　他認為：“從實際出發，指標看來定得不是最高，調子聽起來也可能不是很響，但能夠真正做到，那就對國家、民族有益，因此當然是真正的加快，真正的積極了。”壹九九二年春鄧小平南巡之後又颳起改革旋風，全國重新高唱“經濟中、心論”，但布赫在“六?四”後不久即反覆強調：“我覺得要善於把各種具體工作同發展經濟聯繫起來，進壹步體現經濟建設是我們現階段各項工作的中、心這壹基本思想。”最為難得的是，雖然內蒙古大學、內蒙古師範大學等高校在“六四”期間也是比較活躍，但中共採取鎮壓政策後，整個呼和浩特市的“政治清查”工作基本是在做樣子、走過場。

　　在內蒙高校工作的朋友曾告訴筆者，布赫對大學生壹直還是主張採取和緩的疏導政策的。

　　另外，他作為壹個蒙古族人，對當地的蒙古族知識分子在民族占自治等問題上的“過激”言行從來不主張用政治高壓手段解決，因此在知識分子中較他的父親要得人、心。

　　中共統治使內蒙元氣大傷壹九六六年以後，中共在內蒙接連搞了三大冤案，即“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案、“內蒙古二月逆流”案及薪內人黨”案。據中共自己的文件中透露：從壹九六六年至七十年代初，因這三大冤案而使七十九萬人直接遭到批鬥，其中兩萬兩千九百人致死，十二萬人致殘。但是，實際數字要遠比這個統計多得多。壹個傳說的數字是：直接致死者至少十萬人，致殘者難以統計。

　　海外學人彭惠曾在其文章中揭露說：受命到內蒙挖“內人黨”的漢族幹部在運動過程中制定了“祗有觸及他們的皮肉才能刺疼他們的靈魂”的成功經驗，專案組為了搞逼供信，專門派人查閱日偽時期及國民黨時期的監獄材料，在經驗交流會上推廣了三十多種刑法，諸如吊打、老虎橈、灌涼水、壓貢子、釘竹籤、鬼抽筋、過電、烙鐵燙等等酷刑已經都是司空見慣的“小兒科”，最令人髮指的是四種新發明。立壹”是“熱情幫助”，辦法是生起四座煤火爐，燒得里外通紅後放置於犯人四周，同時還要讓犯人穿上十幾斤重的老羊皮大衣，直到被烤得虛脫昏倒為止。

　　其二叫“冷靜思考”，即把被烤得支持不住的犯人再扒光衣服，推到院子裡，雙手背銬著跪在雪地里。

　　其三是“小、心謹慎”，辦法是朝天放十來張桌子，讓犯人脫光衣服站到桌子腿上不停地跳“忠字舞”，步伐壹慢就用皮鞭抽打。

　　其四是“只爭朝夕”，即把犯人向上吊起，下身給穿上壹條燈籠褲，裡面再塞進壹只野貓或黃鼠狼，打手們不停地抽打犯人下身，野貓和黃鼠狼便在犯人的褲襠里亂竄亂咬，撕裂犯人的下體和生殖器的肌膚，使犯人疼得死去活來。

　　雖然烏蘭夫家族在這場民族浩劫中也深受其苦，例如烏蘭夫壹度被關押在什麼地方連周恩來都不知道；烏傑曾從勞改場所偷跑回家無奈地同妻子商量生個孩子好將來有人探監。

　　但大多數蒙古族人並不同情他們，認為正是由於當年烏蘭夫向毛澤東的漢人獨裁政權百依百順，憑投靠共產黨確立自己家族的素古工”地位，才給蒙古人民帶來了如此巨大的災難。

　　另外，由於烏蘭夫長期追隨毛澤東政權的極左路線亦步亦趨，導致整個內蒙地區是全國各地受人為災害最嚴重的地區。前文提到的那份中共內部文件中供認：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內蒙的情況”直是比外蒙好，但由於烏蘭夫大搞“以糧為綱”，逼迫大批世代以放牧為生的蒙古人毀草墾荒，其直接害處是牧民們棄長從短導致生產力低下，長遠的危害則是導致大批草原嚴重沙化。長此以往，整個內蒙地區“人均生產力低下”，人民生活日益“貧困化”（中共文件中語）。

　　漢族人嚴重侵犯蒙族人利益也是內蒙人民反感烏蘭夫家族的重要原因。中共建政後，大量漢族人向內蒙遷徒，壹九四九年時，內蒙人口祗有六百萬，但壹九八壹年已達壹千六百萬，九O年更是劇增至二千壹百六十多萬，其中少數民族祗占五分之壹強，而且包括蒙、回、滿、朝鮮、達斡爾、鄂倫春、鄂溫克等多個民族。蒙古人民對中共政權這種以漢族人口優勢同化少數民族的惡劣政策非常憤怒，因此而導致少數民族小規模騷亂時有發生。

　　改革開放憂喜摻半據旅居美國的著名蒙古族問題專家程鐵軍先生介紹，內蒙古從地域上講，它的自然資源好多方面都是全國第壹，比如森林面積全國第壹，人均淡水面積全國第壹，人均耕地面積全國第壹，人均占有水產目叩全國第壹等等。而且，蒙古人的平均教育水準比漢族高，這是我們過去沒有想到的。美國的《世界日藝曾報導外蒙平均文化程度高，是因為推行新蒙文的原因，這是胡扯。其實，內蒙古的老太太，不會念報紙的沒有幾個，原因就是他們用的拼音文字，不管新蒙文，還是舊蒙文，都是壹回事。

　　所以從文化教育和白同然資源角度，內蒙的發展潛力相當大，同現在他們所處的經濟上的貧困程度是不相稱的。

　　內蒙古至今同東南沿海比，是落後的。原因有幾個方面。如果講民族政策哪方面執行得不好的話，那麼從經濟上，從經濟區域布局，還有從原來中央計劃經濟控制下的政策講，確實對內蒙人不公平。過去中央計劃經濟政策被內蒙人叫做疆民地”政策，將內蒙的大量原料運走了，對當地民族工業的發展重視不夠。

　　當然十幾年改革以來，採取了很多新的措施，但是蒙古人還是不滿意。有壹年，蒙古族學生鬧事，其實就是想讓中央給內蒙的政策應該同給西藏和新疆的政策壹樣，結果中央沒有答應。

　　程鐵軍教授認為：內蒙的蒙古族人口目前大概維持在三百萬左右。雖然說內蒙大多數地區都是蒙古人的地方，由於工業化的程度不同，所以純牧區里，蒙族人比例就高，在整個農業區和城市地區，蒙古人比例相對較低。但是在整個內蒙古地區，蒙族人現在只占百分之十。所以古族即使在內蒙地區，也是“少數”，絕對少數。

　　中共建國四十多年來，除了天人黨”時期是典型的漢人整蒙人，公開化的、有組織的蒙漢衝突基本沒有發生，但是改革開放之後也有小規模的驅趕漢人的現象發生，比如蒙古人用卡車把漢族幹部拉到張家口，“回妳們內地去”，已妳們口裡去”。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過好多次了。不過規模都不是很大。

　　對此，中央的處置也只能用軟辦法，比如有些確實不受當地蒙族人歡迎的漢族幹部，就採取調離的辦法。不過還會派去新的漢族幹部。從長時間講，中央政府對蒙古人的不信任和隨便猜疑的情況、敵視、心理，都是很嚴重的。程鐵軍先生認為，所謂“左”的民族政策，在蒙古人地區壹直是貫穿下來的。

　　程鐵軍先生還認為：這種“左”的民族政策雖然在近十幾年來得到壹些糾正，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比如蒙古族幹部的提拔，比漢族幹部提拔得快，在內蒙地區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但是另壹方面，中央對蒙古人還是有不放心的地方。每次更替幹部，重要職位上的幹部，尤其是黨的幹部，都是由北京直接任命的。這個辦法，證明實際上中央政府對蒙古人的戒備、心理還是很強。

　　程先生指出，從總的來看，蒙漢矛盾遠沒有西藏那麼激烈，也沒有新疆那麼尖銳。從長期來看！閻魎他不小。機豹系的憫題，就不可能他們外灰輩獨談、蒙古人自己不承認什鼾｛內外蒙”，他們認為，蒙古族就是壹個，同種同文，同樣宗教。因為外蒙問題現在很大，所以內蒙的蒙古人在整個民族合併的問題上已經改變了想法。過去，還有人想過要把內外蒙合併，即把內蒙併到外蒙去，現在反而有此”人開始談論是否讓外蒙歸進來，恢復秋海棠的大中華固有版圖。

　　但是，究竟蒙同漢是什麼關係，我認為完全取決於將來，在下壹個階段的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漢族人如何對待這個問題。我認為矛盾主導方囿都在漢族這壹面。

　　即使矛盾爆發到非常極端的程度，我認為也不會發展到整個內蒙地區都鬧起事來，只是內蒙古自治區中蒙古族人相對集中的地區會出事，比如錫林郭勒盟、呼倫貝爾盟，另外，像召烏達盟等蒙古族人相對集中的地區也有可能。

　　公平地講，自八十年代布赫在內蒙主政以來，由於實行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務實政策，內蒙人民還是得到了中共建政以來從未有過的實惠。僅就工業建設而言，改革開放後，中共陸續給內蒙的投資已達人民幣百億以上，全國五個大型露天煤礦有四個開發於內蒙，包括準格爾、東勝、霍林河、伊敏河等。據說到壹九九五年內蒙的發電量即可增加壹倍，到二OOO年即可比現在增加五倍。另外，鐵路、石油、冶煉等大型工業項目也紛紛上馬。但是，工業的開發壹方西又導致內蒙地區的漢人比例進”步增加，再壹方面是導致內蒙草原的進壹步沙化昌回L尤其是因為露天煤礦的開發，所以由此導致的民族矛盾會進壹步加深。

　　壹九九O年春天，北京地區突然動員各機關單位捐獻衣物，而且說明不要內衣之類，最好是棉製的冬衣。上面的文件說是要支援青海，因為那裡有牧民遭受雪災。但內部傳出來的消息說，真實原因是有十多萬內蒙牧民集體向外蒙逃亡受阻於中蒙邊境。對方求助中共合作解決，於是中方派了大量軍警前往。受阻的牧民又不願回去，以致中蒙雙方的軍隊將其長時間圍困在冰天雪地里。中共政權不願再重蹈過去曾在新疆等地實行的激化矛盾的作法，所以祗好壹邊做“思想工作”，壹邊給他們空投衣物和食品，以防止因饑寒交迫而導致進壹步的反抗行動。

　　總之，烏蘭夫所營建的雲氏家族對大陸整個內蒙地區的統治壹方面被中共方面時時警覺，提防其成為民族分裂勢力．！另壹方面又為廣大蒙古人民日益唾棄，所以昔日的家族王權已經成為歷史。

　　烏傑本人被調往山西，與其說是因為年富力強、學有所長而受到重用，不如說是明知是中了中共的“調虎離山”詭計還有口難言。

　　烏傑成長於延安“馬背搖籃”壹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烏蘭夫的小兒子烏傑出生於內蒙古歸綏市（現呼和浩特市）。壹九三九年布赫同雲曙碧去延安後，烏蘭夫的妻子帶著烏傑及他的二哥烏賓（後改名烏可力）東渡黃河，到了烏蘭夫身邊。當時，烏蘭夫在國民黨傅作義手下的新三師從事中共統戰工作。壹九四壹年，由於胡宗南下令殺掉烏蘭夫，中共得密信後決定調烏蘭夫去延安。四月下旬，烏傑同哥哥鳥賓、媽媽雲亭隨同父親西渡黃河，長途跋涉四個月到達延安。

　　烏傑到延安時還不滿六歲。據他本人回憶，在去延安的路上，媽媽又給他生了個弟弟，但因為帶著終日啼哭的嬰孩無法夜行軍，於是他和他的二哥烏可力就地找了個最高的沙丘，把這個剛出世的小生命、水遠留在上面了。

　　從小想當“反革命”

　　到延安後，烏傑先是就讀於中共在延安五十里外開設的安塞小學，後又就讀於延安抗日子“延安整風”時，烏傑所在的學校里也在孩子裡面抓特務。校長在全校“整風”動員大會上號召說：百白光榮，誰是特務，站在橈子上。”於是，年僅七歲的烏傑和另壹些中共首腦的小“接班人”個個搶著往橈子上站。

　　事後，烏傑祗是感到中共做的這種事情十分可笑，卻沒有想到“文革”開始後，他卻真的被打成了“蘇修特務”和“反黨叛國分子”，並為此坐監獄數年，吃盡了苦頭。

　　壹九四六年烏傑正式參加中共工作，壹九五三年加入中共。

　　先後受過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雙重教育烏傑可能是中共高乾子女中唯壹壹個先後受過蘇聯修正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雙重教育的“太子黨”成員。中共建政後，他隨父進了北京，入讀北京師範大學附中，壹九五四年在北京外語學院接受了壹年外語培訓，壹九五五年被送到蘇聯列寧格勒化工學院留學。

　　從蘇聯回國後，除了“文革”坐牢期間，烏傑先後任包頭市四O八廠技術員、內蒙古師範學院助教和中國科學院感光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車間黨支部書記。壹九八O年，烏傑又得到了去美國進修管理科學的機會。壹九八二年，他妻子給他去信說有人告狀說他要留在美國不回去據烏傑自己說：倒是那個告他狀的人真的是留在美國不回去了。曾到天安門廣場為周恩來獻花烏傑在其生平中最自豪的壹件事，是他壹九六二年結婚時，周恩來夫婦及賀龍、陳毅、聶榮臻等幾位元帥都出席了他的婚禮。當時因為正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周恩來提出要親自為烏傑主持婚禮，但又不能講排場，所以烏蘭夫就決定用壹只牛宴請所有出席婚禮的中共軍頭、政要。

　　烏傑回憶說：“文革”中，又是周恩來接到他妻子的求救信後下令把他從監獄裡放出來，所以，他對周恩來的感情十分深厚。壹九七六年周恩來去世後，他也帶著妻子孩子到了天安門廣場，同百萬北京市民壹起在松樹牆上紮上了寄託哀思的小白花。

　　壹九八八年十二月八日，烏傑再訪蘇聯，烏蘭夫逝世時他正坐在飛往莫斯科的飛機上。

　　三天后，大使館人員才將這消息告訴他。他後來回憶說：“同是喪事，這”次卻平靜多了。”言下之意，他對周恩來的感情比對他父親的感情要深得多。

　　回內蒙為長兄佐政烏傑於壹九八二年從美國返回內蒙，次年隨著他哥哥擔任山口治區政府主席，他出任了赤峰市副市長，主管工業。壹九八五年，又升任包頭市市長；壹九八九年九月，調任山西省副省長。

　　因為在美國加州大學學的是企業管理，所以烏傑對控制論方面的學習和研究頗具興趣。

　　回國後也壹直沒有間斷這方面的研究。壹九八八年，他在高蒙古社會科曇雜誌上發表論文〈系統辯證論〉，並以此為題在兩年後出版了專著。

　　據說他的研究引起了錢學森的注意，曾打聽烏傑何許人也。當有人告訴錢學森烏傑是“蒙古王”烏蘭夫的幼子時，令他大為驚嘆。

　　包頭市是內蒙古地區最大的鋼鐵基地，被稱為“草原鋼城”。按理說烏傑分別從“蘇修”和“美帝”那裡學來的工業生產和企業管理知識正好可以大派用場。但是，他任包頭市長四年，並沒有給那裡的老百姓留下好印象，祗是給繼任者留下了”副“城市待業率居全國之首”的爛攤子。

　　烏傑的繼任者叫王鳳岐，壹接任就發現壹個百萬人口的城市，待業青年卻達四．五萬人，待業率達百分之六．七。全市每戶有二名待業青年的達二千五百五十三戶，有三名以上待業青年的有七百七十九戶，家中有待業子女的基本上都是壹線的生產工人，而且待業青年還在繼續以每年壹．二萬人的速度增加。

　　王鳳岐上任伊始，無論走到城市的哪個角落，聽到的都是對舊市長留下的劣績的滿腹牢騷。他到包頭煉鋼廠，廠領導見面第壹句就是“全廠壹萬多名待業青年怎麼辦？”他到石拐礦區，壹位六十多歲的退休老工人聽說新市長來了，找上門哭訴說：“王市長，我自己已經退休，但全家有五個待業青年，最大的已經二十九歲了。妳幫幫俺吧！”不知道這位新市長對其前任留下這樣壹副爛攤子卻還能高升心裡是什麼想法，但他上任後即抓緊制定了包頭市政府《開於勞動就業若干問題的暫行辦法》，根據這個辦法，壹年時間即解決了八千名待業青年的工作問題，此後的三個月裡又安置了七千名。為此，包頭人稱讚王鳳岐各曰官、心裡裝著老百姓”。由此可見他們對烏傑這位素古工”後代在當地任“父母官”四年的業績起碼是不敢恭維。

　　四“太子”執掌體改委不知是中央的意思還是烏傑本人的志願，烏傑在山西省副省長的位置上還沒有干滿壹屆，便調進北京，出任國務院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國務院下屬的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曾是趙紫陽”手創建、苦、心經營，並陸續網羅了”大批知識界菁英的超部級機構，只因壹九八九年“六?四”京城開槍，該機構壹度人去樓空。壹九九二年鄧小平的“北伐”號令尤如壹劑壯陽猛藥，令整個大陸經濟改革形勢重振雄風，也給體改委帶來了“第二春”。不過，江澤民、朱鎔基等人似乎是考慮到了接受趙紫陽經驗教訓這壹層，在體改委的高層人事上煞費了壹番苦、心。到壹九九三年烏傑調進為止，該機構七個主任、副主任中，有紅色血統的就占了四個，所以在國務院系統中有四“太子”執掌體改委的說法。

　　自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國務院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即成為炙手可熱的單位。

　　從其前身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自壹九八O年五月成立算起，到壹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為止，這個單位紅紅火火地熱鬧了整整九年，其間有五年是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親自兼任主任，有壹年是繼任國務院總理李鵬被鄧小平命令親自掛帥，其重要性由此可見壹斑。但是，壹九八九年“六?四”槍響過後，這個單位內或由這個單位分派到趙紫陽身邊工作的壹批改革志士，被中共中央的內部文件和公開宣傳材料指斥為所謂“趙紫陽智囊團”、玉於反革命政治需要”的“動亂幕後策劃者”……。

　　在壹片黑雲壓城的恐怖氣氛中，前體改所所長陳戛“等人亡命海外，前體改委副主任鮑彤、前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局長高山等人進了秦城監獄，另有壹批則在壹九八九年下半年到九O年的天治清查”過程中背上了輕重不同的黨紀、政紀處份。

　　接下來，又是壹段對改革開放政策進行反攻倒算的“復辟回潮”，連鄧小平都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被不點名地批判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體改委自然更沒有什麼重要性可言了。於是，李鵬在壹九九O年宣布不再兼任體改委主任，雖然單位建制還繼續保留，但新任主任是壹個連中央候補委員的名義都沒有的原石化公司總經理。至此，體改委的功能和聲勢都跌至谷底。

　　自鄧小平九二年南巡之後，體改委開始恢復元氣，經過壹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及壹九九三年三月的八屆人大，隨著全面推行市場經濟成為“法定”路線，體改委上上下下再次忙碌起來。在人事安排上，除了副主任壹級領導增加了數位新人外，壹些在趙紫陽時期即已經非常活躍，但同前謂紫陽智囊”在經改方法上又有分歧的中青年經濟理論家先後占據了宏觀調控體制司、綜合規劃司等重要的司局級領導崗位。而且，這批人自進入疆制內”之始即表現得比過去聚攏在趙紫陽手下的那批人更為張揚，中共官方的新聞媒體也對外公開報導他們為“朱鎔基智囊”。

　　其中壹位在“六?四”清查過程中僥倖過關的資深人士戲謔地將體改委經歷的這壹變化形容為“鄧小平南巡給體改委帶來‘第二春’”。

　　大概是吸取了趙紫陽過去“壹手軟，壹手硬”的教訓，體改委迎來“第二春”以後，七個主任、副主任中，就有四位“紅色血統”出身者。包括主任李鐵映和副主任洪虎、烏傑、馬凱。他們四人全部是出生在戰爭年代，幼年或少年時期在中共軍隊的隨軍保育院和隨軍學校里成長。

　　壹九九三年三月的八屆人大以後，此四人與體改委的其他三位副主任進行了工作分工，其中李鐵映主持全面工作，洪虎除分工委內的行政工作外，兼管國有企業改革規劃；烏傑主要負責宏觀調控、綜合規劃方面的改革及人事、教育等非經濟門類的綜合改革試點．！馬凱偏重物價、稅制等財政方固的改革。

　　這四人在體改委分兵把口後，即開始利用文民日藝人經濟日選、《光明日霪、《了望》

　　雜誌等官方壹級媒介向海內外頻頻曝光。但外界”般只了解李鐵映的“太子”出身，很少有人知道洪虎、烏傑和馬凱都是強硬的紅色背景。

　　上述四人中，最早涉足全國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設計的當屬李鐵映，壹九八七年四月到壹九八八年四月間，他已經當過”年體改委主任。後來因為鄧小平說了”句“國務院總理要把屁股坐在改革上”，已經接替趙紫陽總理職務的李鵬才把體改委主任壹職接過去。

　　“六?四”鎮壓以後，因為李鐵映在國家教委主任的位置上反和平演變“反過了頭”，以至在壹九九四年三月的八屆人大上丟掉了數百張選票，壹時間灰頭土臉，好不尷尬。從那以後，只要李鐵映壹就改革問題發表講話，海外就有報導分析他是在“重樹改革形像”，“挽回政治損失”。

　　無論這種評論是否切中要害，從李鐵映出任體改委主任後幾個月的表現看，他似乎真的是吸取了壹九八九年百辟回潮”的教訓。比如壹九九三年底大陸出現糧價風波後，他專程到糧價漲幅較大的天津市視察，並發表講話說：我們總結這次市場波動的教訓，是要從改革中找出路，絕不會退回到“發本”、“發票”的老路上去。

　　在體改委副主任中排名烏傑之前的洪虎是中共政治元老，前解放軍總後勤部長、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洪學智之子。洪虎本人並不以經濟理論見長，原任職於國家機械委員會，後因該機構行將撤併，被“充實”進國家體改委。據說當時關於洪虎的工作安排是薄”波親自發話。到體改委以後，洪虎先後擔任委辦公廳副主任、主任，機關黨委書記及秘書長等職，工作範圍僅僅是行政、後勤等方面的事務性工作，壹直到升任體改委副主任之前，從來沒有過掌管具體業務和主持理論研究的經歷。所以有體改委的資深元老笑他“沒有吃過豬肉，只見過豬走路”。

　　不過，即使認定洪虎在業務上外行的人士，同時也認為洪虎的思想並不僵化。另外，他雖然不以經濟理論見長，但在用人方面倒不學“武大郎開店”，非常注重業務能力強的幹部。現在聚集在體改委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壹批中青年理論工作者，說起洪虎來，評價都還可以。

　　壹九八九年“六四”之前，在體改委任職或直接在趙紫陽身邊工作的中共元老子女除了洪，還有陳毅元帥的三子陳曉魯和李富春（前中共副總理）的外孫李勇。後來，陳曉魯和李勇都因為追隨趙紫陽“支持動亂”而被重點審查，雖然沒有像羅瑞卿（前副總理、總參謀長）的女兒羅點點壹樣被關進監牢，但審查過後還是被趕出了中南海。而洪虎在“六?四”之前雖然也是身處“動亂重災區”，但當時的表現卻被形容為“常在河邊走，就是不濕鞋”。所以，“六?四”以後，洪虎不但沒有隨趙紫陽落難，而且被任命為體改委內的“政治清查”領導小組組長。

　　據幾位過去也屬趙紫陽智囊，後仍留在體改委工作的人士介紹，洪虎的父親洪學智在共產黨政權中至少有過兩次被殘酷整肅的經歷，壹次是五九年“反右傾”隨彭德懷落難，”次是干革”中被關進監獄，險被要了老命。洪虎正是吸取了父輩的歷史教訓，所以在執行“六?四”後的政治清查任務時，還是儘量手下留情。

　　另壹體改委副主任馬凱除了本人具有紅色血統外，還有另壹層強硬政治背景回回j陳元嫡系。在中共中央和國家機關工作的人，只要稍有頭臉者，大都知道中共元老陳雲之子陳元有壹個非常緊密的人事圈子。而在這個圈子裡最被陳元信任的兩個人，壹個是他中學同學馬凱，壹個是他大學同學劉澤彭。劉澤彭曾因為陳家父子的提攜官至中組部副部長，專管青年幹部培養、審批，可謂權傾壹時。可惜他為人張揚狂傲，處事專橫跋扈，在中組部鬧得怨聲載道，連江澤民都感覺忍無可忍，暗示中組部內幾位資深元老向鄧小平告御狀，最後到底是得了鄧小平欽旨才將此人搬動。

　　而馬凱從為人到從政作風正好同劉澤彭相反，在中共體制內，無論是“太子黨”還是“平民幫”，無論是趙紫陽智囊還是李鵬親信，”提起馬凱，幾乎人人都是用“忠厚”、“清廉”二字形容他的為人態度和為官之道。也正是因為他身上充滿了“忠君”思想和救國、救民、救黨的使命感，所以才被陳元十分看重。從壹九八二年研究生畢業不久，馬凱即被從國家物價局動員到陳元身邊，從西城區到北京市，或在陳元手下掌握壹經濟部門，或直接出任陳元副手。直到陳元調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馬凱才回到國家物價局。

　　當然，馬凱同陳元的異同語言還在於他們經濟觀點的相近。長期以來，馬剴最憂、心的就是中央政府對地方政權的日益失控。壹九九O年陳元提出的“諸侯經濟”、壹緊運行”等理論陳述，也是與馬凱共同探討的結果。

　　馬凱在壹九九五年調任國家計委副主任。新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張皓若是前全國煤炭管理局局長張仲魯之子，曾任四川省省長、內貿部部長。

　　烏傑最先提出“鄧小平思想”烏傑懂英、德、俄、法四種外語。與李鐵映相比，雖然都在少年時代受過延安式教育，青年時代受過蘇式教育，但烏傑多了”項中年時代又有機會接受美式教育。這種三重教育的經歷在中共高級幹部子女中極少另有人具備。

　　出任體改委副主任之前，烏傑對中共政權的理論貢獻主要有兩個方面。

　　壹，用現代科學解釋馬克思主義哲學。從美國進修回國後，烏傑利用擔任行政領導的業餘時間，把白q已長期鑽研的現代科學理論“系統論”、“控制論”等，套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原理上，發明出“系統辯證論”學說，並寫成專著出版。用他自己的話說：反中國哲學界為例，在‘系統辯證論’發表之前，還沒有壹本專著系統或比較系統地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同新的占H然科學成果結合起來”。

　　二，“按照自己已經形成的哲學理論和經濟學理論”，“把鄧小平思想巨大的內在價值初步開掘出來”。從九O年下半年開始，烏傑壹邊擔負著山西省副省長工作，壹邊兼任中國系統科學研究會會長，開始“對鄧小平思想進行全面、深入壹些函研究”。兩年後出版了耋小平思想藝。這本書被送到鄧府後，從鄧小平到秘書、子女，都進行了認真閱讀，均給以較高評價。人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則稱讚烏傑寫成這本書是“為黨做了壹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壹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出任體改委副主任不久，烏傑即擔任了由改革出版社編輯出版的大型攝影畫冊議小平：

　　《壹代風騷的偉人》的主編。該畫冊出版前夕，烏傑又專門在《嘹望》雜誌上撰文對鄧小平竭力吹捧，稱鄧小平為二名引人注目的世界性的老資格政治活動家，中國在國際舞台上也由此而樹立起壹種新的形像。”

　　外界已經注意到，自壹九九三年十壹月初，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議籌三卷學習報告會上講話開始，標誌著中共正式將鄧小平思想與毛澤東思想分離。而在此之前的官方宣傳中，還從來是習慣將鄧小平思想說成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份”。而為外界所不知的是，正是烏傑首先提出了鄧小平思想的“獨創佳和“完整性”，而且，烏傑是江澤民在鄧選第三卷學習報告會上講話的主要起草人。烏傑在江澤民宣讀這份講話的壹年多以前已經總結說：“鄧小平思想是壹個具有科學內涵與外延的完整的理論體系，具有獨創的思想價值”。

　　“因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這是中國的第壹次革命；實行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是第二次革命。第壹次革命，產生了毛澤東思想，而鄧小平的思想，則是第二次革命的偉大結晶”，所以“不承認‘鄧小平思想’這個科學概念，把鄧小平思想只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份，是不符合實際的，是”種膚淺的認識”。

　　認為鄧小平思想可以復興社會主義如果把所有詮釋鄧小平理論的大陸官方出版物做壹比較，就不難發現烏傑是迄今為止對鄧小平評價最高的”個。他認為：“小平同志的思想言簡意賅，這給研究帶來較大的困難，其內在價值很容易被低估。”鄧小平的高明之處在於“他認真地總結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包括我們自己成功的失誤的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把中國引上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為社會主義的復興開創了新的希望。”所以，“馬克思主義要學，列寧主義要學，毛澤東思想要學，用以作為理論基礎，而我們直接遵循的指導思想，只能是鄧小平的思想！提出這個命題，是關繫到我們黨的命運，民族的命運，中國社會主義的命運！”他在評價鄧小平哲學思想時說：

　　“毛澤東同志和鄧小平同志都主張實事求是，但後者比前者有較大突破和創新……鄧小平同志的實事求是的思想，包括實踐標準理論和生產力標準理論等等，表現出徹底的品格和時代意識。”

　　烏傑還認為：鄧小平的哲學思想，有兩個最重要的內容，”個是“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壹個是“壹分為多，合多而二的系統辯證方法論。這是鄧小平思想體系的基石。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史和中共黨史上，壹直存在著片面理解“對立統壹規律”的傾向，尤其是“壹分為二”哲學觀，過份強調矛盾的對立和鬥爭，強調非此即被，“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

　　用這種思維模式去看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黨內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等問題，很自然地導致了國內外政治、經濟、文化等方固的不協調。

　　而鄧小平的哲學思想，特別強調整體性、系統性和統壹性。所以，烏傑正是在“從鄧小平思想中看到了復興社會主義的曙光而產生了壹種不可抑制的激情和衝動而欣然命筆”撰寫了《鄧小平思想論》壹書。

　　在評價鄧小平二國兩制”思想時，烏傑別出、心裁地認為：“從表面看，‘壹國兩刻屬於策略理論，而實際上，它是小平同志社會制度選擇思想的集中體現。既然可以二國兩刺，就可以引伸出二國多劍和‘多制壹哄。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之間，和不同的所有制之間，不僅不是水火不相容，而且能夠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從上述內容看，烏傑對於鄧小平思想的詮釋和評價，也許已經超出了鄧小平本人的期望。

　　烏傑改革思想頗為大膽翻翻大陸壹九九三至九五年來的文民日委人光明日選入了霎雜誌入經濟日選等壹級官方刊物，就會發現上述體改委的“四太子”曝光率頗高，或是出席會議講話，或是接受記者專訪、或是發表專題文章，其見報次數之頻繁，似乎膀於當年趙紫陽手下的那批智囊們。

　　如果仔細分析這四人的講話、文章內容的話，就會發現烏傑的改革思想要比其他三人更進壹步。例如九三年九月底，烏傑在宣布體改委下屬的體改所所長實行公開招聘的消息時，竟能在記者面前大膽地建議說：“應該將中國的省長、市長、縣長都推向市場，進行公平合理的競爭，中國的幹部素質三、五年就提高上去了。”再如，壹九九四年壹月中旬，烏傑曾經到北京大學過問高教體制改革問題，並商討國家體改委與北京大學聯合舉辦經濟學科專業教學的方案。烏傑對北大的教授們說：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需要大批既懂理論又熟悉現實的實用性、操作性專業人才。期望多壹點務實的實幹家，少壹點空談的理論家。所以高校經濟學科的辦學思路，包括培養目標、辦學形式、教學方法、課程設置等環節，有必要加快改革和調整，增加有關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課程，增加調查研究的課題和時間，增加雙向交流的機會和渠道……。

　　在此之前，烏傑還同人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談話說：小平同志講，什麼是社會主義，我們還不太清楚。可是，有壹些同志，出口以為高明，以馬克思主義的“傳教士”姿態出現，煞有介事地評判理論是非，廉價地給別人奉送“帽子”，我覺得是不足取的。

　　從這些三肓論中可以看出烏傑其人份上硎是在中土上局級幹部子女中，還是在中共現職高級幹部中，都應該被算作開明派之列了。

　　由於烏傑確實有壹定的理論素養，同時又因為恰到好處地詮釋了鄧小平思想，所以在中共高層和鄧小平那裡較為得分。同時也因為他的大膽直言作風，在下層也有壹定的群眾基礎。不過，在如今執掌體改委的四“太子”中，烏傑年齡最大，比李鐵映還大壹歲。

　　按照中共幹部年輕化的標準，到壹九九五年底，他就應該從副部級的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了。按照以往的慣例，如果中共高層對烏傑在六十歲上退休感到可惜，要麼將安排他擔任某正省、部級單位的正職，要麼將他繼續留在體改委這樣的超部級單位作副職，但待遇提升為正省、部級職務──即所謂“正部級副主任”O所以，烏傑的“仕途”是否已經窮盡，在壹九九六年內應該有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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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潛內斂是遺風──陳雲蒙族

　　壹九九五年壹月，五十歲生日的那天，陳元趕到到北京醫院二二O號病房看望已在那裡躺了二百多天的父親。陳雲什麼都沒有說。

　　三個月後的四月十日中午，另壹政治元老薄壹波也到此問安。薄壹波走後，陳雲靜下心來聽了壹會評彈錄音，病情突然惡化，隨時待命的醫療小組壹邊搶救，壹邊要求陳辦工作人員緊急通知陳雲家屬及中共高層領導人。陳元與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幾乎是同步趕到病房，但九十高齡的陳雲已撒手人間。

　　在陳雲遺體告別儀式上，先後在他身邊工作過的四十多名工作人員齊集悼念堂，其中壹位叫趙彤的，在抗戰勝利後至中共建國這段期間任陳雲的機要秘書，悲痛地伏跪在陳雲靈前嚎啕大哭，久久不起。陳元趕緊上前，扶起這位七十多歲的老人：“老人家使不得，快起快起。”老人回過身來，凝望著中年謝頂的陳家長子，攜手相看淚眼：“元，我再抱抱妳！”

　　五十年前，這位趙彤還是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受命到陳雲身邊工作後，曾經身背呀呀學語的陳元爬山涉水，躲過了蔣軍的飛機轟炸。直到中共建立政權，陳雲壹家隨毛澤東進駐中南海，這位趙彤才離開陳家。五十年之後，老主人撒手歸西，少主人已成長為中國人民銀行常務副行長，為十二億人掌管總金庫的第二把手。總算沒有辜負趙彤當年的、心血。

　　政治企圖心不如鄧小平強勢由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共，工人出身，在特工系統起家，三十年代即是政治局常委的陳雲，在黨內的地位比鄧小平還要資深。他是中共歷史上擔任中央委員最長者，竟達五十六年之久。

　　陳雲曾經與劉伯承搭檔指揮紅軍中央縱隊，但是紅軍長征途中，他奉命離隊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共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的情況，結果使他喪失了指揮軍隊的機會壹時為紅軍選編輯的鄧小平後來與劉伯承搭檔建立在軍中的影響力）。在整個抗戰中，陳雲未指揮過戰鬥，而在延安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缺乏軍事資歷，沒有來自軍隊的有力支持，被認為是陳雲壹直未能在中上書最高層成為主流派的原因之”。

　　更重要的原因，是陳雲缺乏壹種強勢的政治企圖心。尤其與鄧小平相比，陳雲在政治策略上、權術上均略低壹籌。鄧小平常常表現出靈活性、殘酷性的壹面，陳雲則講究原則、顯得刻板。例如鄧小平是“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陳雲用人則強調“德才兼備，以德為主”．

　　鄧小平為了翻身不惜發誓“永不翻案”，壹旦大權在手即翻臉不認人，對政治對手絕不心慈手軟。陳雲則不贊成用非正常的方法擊垮對手，包括非法逮捕“四人幫”；鄧小平在民運上是堅定的鎮壓派。鄧小平下令逮捕了魏京生，陳雲卻表示了反對意見（《紐約時報》壹九九五年四月十二日刊出該報駐北京記者頜培德的報導提及此點）；陳雲亦主張平息壹九八九年學運，但不贊成用大規模出動軍隊屠殺的極端手法處理（這個傳言似乎從中共訃告中得到了某些證實，訃告中未提及陳雲在“六?四事件”時的表現）。

　　陳雲不擅長政治造勢，個人性格沉潛內斂，衣食住行也相當儉樸，早在六十年代起就極少出席宴會，而習慣於家裡清淡的飯菜。

　　儘管有關他子女從政經商的流言輩語也不少，耄耋之年、曾任中紀委書記的陳雲卻對端正黨風比其他元老、特別比鄧小平更為重視，多次提出反對腐敗，以為這關乎中共的生死存亡。過去壹段時間，腐敗問題成為所謂保守派與改革派的主要攻防點。

　　陳雲似乎也缺乏鄧小平那種開闊的國際視野，極少看見他接見外賓，也甚少在國際問題、港台問題上發表看法。三十年代到過莫斯科是他唯壹的出國記錄，他也沒有到過香港。

　　他的壹個女兒曾對美國人說：“我父親很不喜歡美國。”陳雲的實力集中體現在組織、紀檢系統、經濟領域。也正是他相對正統的共黨作風，在中共經濟發展史上的地位，以及他對中共組織系統、紀檢系統的掌握，使他自然集合了壹批力量與鄧小平抗衡。壹貫強調“穩定才能發展”在延安經濟極為困難之時，陳雲所領導的生產自救、自力更生運動奠定了他在中共經濟領域的創始人地位。後來，他成功領導接收瀋陽、主持東北經濟復甦工作；中共建政後又長期分管全國財政經濟工作．！

　　文革後負責修補經濟爛攤子。毛澤東曾稱讚陳云為“黨內壹流的經濟專家”，中共在其訃告中定位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

　　與鄧小平相比，陳雲在經濟思想上當然屬於穩健或保守者，而且陳反對經濟發展速度過快有其歷史。早在五十年末期，他就大膽地抨擊毛澤東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相比之下，鄧小平那個時候頭腦要發熱得多。鄧是中央反右辦公室主任，積極執行了毛澤東打倒知識分子的命令。

　　鄧小平時代，陳雲並非徹底反對改革開放。不能忽視的是，代表中共改革開放重要政策指導綱領的“三中全會路線”，他即是最主要的規劃人之下，提出利用外資、“市場調節”的觀點甚至比鄧小平還早，但陳雲後來對改革步伐過快、過亂愈來愈不滿，與鄧小平摩擦的情況也就越來越多

　　鄧小平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主張“發展才有穩定”，陳雲則強調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情況下發展，不能搞資本主義式的發展，而已是“穩定才能發展”O陳雲曾經反對經濟特區主要由資本家控制，因此他壹直拒絕前往經濟特區視察（後來陳對經濟特區的評價有所改變壹；在他的反對下，原本將十四個沿海城市改為特區，最後只能稱為對外開放城市。陳雲力主對經濟降溫，所謂“治理整頓、宏觀調控”，所謂強化中央財力（國家能力）的理論基礎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陳雲。

　　總而言之，在“鄧記”改革造成經濟過熱或政治震湯時，陳雲總是浮出治面穩定時局。

　　是故，鄧小平與陳雲在推動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方式和手段上的分歧，使人們在經濟政策左右搖擺時明顯地感覺得到。

　　陳雲使中國改革有了張力無疑，陳雲的經濟思想主張有極大的局限性，在意識形態上亦相當僵化，不贊成老幹部儘快退休，主張暫緩政治體制改革。相比之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策略更符合老百姓的、心態，更強力地推動了中國的進步。但也不能因此將陳雲全然否定，陳雲的作用是使中國改革有了張力。

　　盼望中國經濟儘快市場化、政治上儘快民主化的人多對陳雲的思想主張持否定、批評態度。

　　問題在於，蘇聯東歐的演變、中國大陸改革以來所呈現的亂相壹面，應當使人深思：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步伐是否愈怏愈好呢？在整個政權缺乏制約的情況下，中共內部的派系之爭是否對某派權力的過度擴張起了某種良性的制約作用？

　　這當然是壹些具爭議性的提法。不過，事實已經證明陳雲的某些主張是具有遠見的。例如他曾說：“發展鄉鎮企業是必要的。問題是‘無工不富’的聲音大大超過了轟農不穩’、召糧則亂’”。當時陳雲的警告沒有被重視，目前中國大陸農業暴露的危機卻恰好反映了陳雲意見的正堆性。

　　當陳雲在得知“衛星上看不到的城市”本溪煙塵污染嚴重，以及已被人口問題困擾的四川省又面臨日趨嚴重的環境污染挑戰後，他呼籲：“治理污染，保護環境，是我國”項大的國策，要當做”件非常重要的大事來抓。”他同時提出霪常宣傳、增加投資、監督檢查”等三點保護環境的意見。這些主張往往被人忽視，卻是中國必須面對的現實難症。

　　元老治國時代終結，新戲碼才會揭開不短的”段時間以來，中共兩個超級元老鄧小平、陳雲，誰先死成為判斷中國局勢前進或停滯、倒退的最重要依據。因為鄧陳在改革開放政策上的嚴重嫌隙，是大陸十多年來政策左右搖擺不定的根本原因所在。

　　許多人曾經認為，鄧小平和陳雲筐洹兩個超級政治對立者壹直在進行壽命比賽。誰先死誰就是政治上最終的失敗者，後死的人就可以免於制約、隨、心所欲迅速全面推行山H己的主張。如果鄧小平先死，主張中央集權和計劃經濟的人就會重新掌權，改革就會停滯、倒退。

　　如果是在三四年或更早前，回答也許是肯定的。可今天的情況已有很大的不同，不僅僅是鄧小平已無力“垂廉聽政”，更重要的是盲目要求加快改革步伐，不顧中國政治、社會、經濟生態平衡的人愈來愈少。

　　不錯，中國大陸還需要進行更深層次的改革，例如政治的民主化，但也需要保持社會的基本穩定。不能因為求穩定而拒絕改革，也不能因為求改革不顧穩定。整個中國社會對改革已形成了干可不急，不可太急文漸進）的共識，這是朝野的共識，任何極端力量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目前都不可能在中國政壇上占絕對優勢。所以，陳雲去世不會引起中國大陸政策急速演變。

　　陳雲去世對第壹線掌權者影響亦小，儘管壹直傳言江澤民、李鵬的對陳雲的依靠多過鄧小平，但陳雲的去世並不會使江李有很快被人趕下台之憂，因為鄧小平已無力對中共最高層改組，在第壹線的掌權者中亦暫時沒有人有足夠實力挑戰江李。

　　陳雲其他追隨者大都由於年齡原因已經退居二線或去世（如財政系統最重要的弟子、前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姚依林已病逝，組織系統最重要的弟子、前政治局常委宋平已退休壹，他們將難以推出能承繼陳雲席位的人物。所謂中共保守派的說法將因陳雲的去世而基本消失，至少是大大減少使用頻率。

　　陳雲是元老治國時代兩個最重要標誌之壹。他的去世，意味著元老治國時代就將很快在中國終結。只有元老治國時代完全終結，新的戲碼才會揭開。

　　陳雲妻子，標準的賢妻良母現在，我們來看壹下陳雲的家庭情況。我們未能查出陳雲在娶于若木為妻之前，是否有過婚姻或戀愛的記錄。與中共多數第壹代元老形成鮮明對比。

　　于若木生於壹九壹九年，山東淄博人，原名於陸華，其父於丹紱，中國第壹批派往日本的留學生之壹，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回國後擔任山東第壹師範校長。

　　于若木十六歲時在北平讀書時加入中共，抗戰爆發後赴延安，在中共中央黨校及中央馬列學院學習，不久分配去做剛剛從蘇聯到延安的陳雲的護理員，不到壹月即與長自己十四歲的陳雲結為髮妻。

　　陳雲向于若木求婚時如是說：“我是個老實人，做事情從來老老實實，妳也是個老實人，老實人跟老實人在壹起能夠合得來。”

　　于氏曾在陳雲手下擔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專家聯絡室處長，後又調中國科學院審幹辦公室任處長，於革”結束後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掛壹研究員名義，但平時只醉、心於營養學的研究。

　　在中上谷同級幹部的家庭中，于若木堪稱賢妻良母，整個後半生全都為照顧陳雲的身體和養育五個子女而操勞。她晚年醉心於營養學的研究，首要出發點是為了陳雲的健康長壽。

　　陳雲去世前壹年的九月，北京壹家報紙曾刊登記者對于若木的訪問，專談營養學問題。

　　于氏認為，隨著對微量元素進”步研究和新的微量元素被發現，以及飲食結構環境的改善，人類將會不斷戰勝頑症，平均奎夏叩也將大幅度提高，人均過百歲甚至”百二十歲都是經過努力可以實現的理想。可惜的是于氏的這壹理想沒來得及在他丈夫身上實現。

　　于若木對微量元素益壽延年之功效的研究始自壹九七五年。昔日時，她剛剛從國家科委湖南幹校結束勞改回到北京，正趕上”位美籍華人輾轉託人帶給陳云云壹瓶微量元素保健口叩硒酵母，引起了于若木強烈的興趣。

　　從此，長期對陳雲身體狀況擔憂的于若木迷上了營養學，壹九八二年曾在中共黨刊紅墓雜誌上發表過專文：八營養是關係人民體質的大事〉。在她的力主下，大陸有了營養學研究所，還特別成立了壹個中國微量元素科學研究會，會員五千之眾，遍布全國各地的農、林、牧、食品、醫藥等部門O

　　于若木從事這項研究的實驗對象，自然首先是她的丈夫。從五十年代開始，陳雲與林彪同是中共七巨頭中身體較差者。壹九五六年陳雲去某工廠講話，工作人員考慮到他身體不好，請他坐下講。當時他還祗有五十壹歲。

　　壹九六九年下放江西時，陳雲的身體更是虛弱不堪，壹次吃了八顆鹽水煮花生米便腹泄不止，此後腸胃虛弱得吃”個蘋果都要分三次。壹九七八年，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前後，陳雲被醫生確診為患有血癌。壹九七五年，于若木回到北京後，陳雲壹家生活得以安定，比陳雲年輕十四歲的于若木開始將其大部份精力用在保護丈夫的健康方面。于若木及其子女對外介紹過陳雲的營養保健加堅持鍛煉的綜合養生之道：

　　壹是少憂寡慾，不急不惱。雖然陳雲自華國鋒時代結束以後曾與鄧小平如東、西兩千後壹樣長期“垂廉聽政”，但十數年來陳雲的每日工作時間從不超過兩個小時。無論外界如何認為他盥壹鄧小平爭權，至少在宣傳個人方面陳雲貿是從來不出頭的。

　　陳元訪問美國時曾介紹，他父親生前絕不會有“回憶錄”之類的東西發表，因為他父親向來反對黨內”些人給白口已樹碑立傳。在生活方面的慾念，陳雲既不嗜煙酒，更不沾牌桌，晚年的大部份時間都是”人獨處。

　　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在中南海內將陳雲居處徹底改造，因為要考慮警衛、醫療、身體鍛練等諸方面的特殊需要，該建築的實際價值無疑是”個高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數字，由於陳雲標榜簡樸，其室內陳設之簡陋和古板又與整座建築的高額花費絕對不成比例。

　　二是勤於書法、堅持面壁。祗要身體還能支持著坐到桌前，陳雲的書法練習從不中止。

　　大概從壹九七七年開始，陳雲便堅持每天面壁靜坐四個小時，直到病入膏盲無法起坐而止。

　　三是基本吃素，定時定量。從壹九七五年開始，陳雲即不再同家人共同進餐，其本人的飯量被嚴格定為早餐兩片麵包、壹碗豆漿加其他營養品少許，午餐二兩米飯配壹份蔬菜、壹份豆製品，晚餐與午餐定量壹樣，但菜餚的花色要保證壹周內不重複。如同陳雲循規蹈矩的性格和壹絲不苟的工作作風壹樣，炊事員每天煮飯要用壹只于若木親手製作的量杯定量米和水，以確保毫□不差。豆漿、豆腐及其他豆製品花樣，則全部出自傢伙房內的袖珍石磨。後來，上海市委領導人在陳雲壹次去上海暖冬期間，專門令某廠為陳雲特製了”個度量更為精確的金屬量杯。

　　了解陳雲家庭生活內情的人都知道，陳雲近二十年來壹直都過的是壹種“仙居”生活，清心寡欲，長年在壹種瞑瞑狀態中保持最低消耗，是能讓他把生命維持到整整九十歲的決定性因素。

　　他終於沒有活過鄧小平，但就他的身體底子來講，能夠在病榻上度過九十大壽已經是壹個奇蹟了。解放軍三O五醫院的醫生曾感慨：壹般人如果是像陳老這樣的身體底子，遠不能活到他這個歲數。

　　而陳雲能夠堅持活到九十高齡才撒手人間，在保持對整個共產黨政權的影響力的同時，他存在的本身就給陳元等子女們的“政治成長”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

　　航天部的技術員壹九四五年，陳雲壹家雙喜臨門。壹月，于若木為陳雲生了第壹個兒子；六月，陳雲在中共七屆壹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看來當時陳雲即還想再要壹個兒子，所以為這長子取名陳元。

　　陳元隨其父在東北度過自己的幼年時代。中共建國後即舉家遷進北京。壹九五三年就讀於北京實驗二小，壹九五八年升入北京男四中。壹九五五年中學畢業後，陳元如當時中共多數高層領導幹部子女壹樣，立志於科學興國，隨即考入北京清華大學由曰動控制系。

　　壹九七O年，陳元自清華大學畢業後，分配到航天工業部第三研究院任技術員，並於壹九七五年加入中共。

　　壹九七二年，陳元第壹次結婚，妻子孫王黎，也是清華大學的畢業生。

　　某位當年與陳元在清華大學同窗者回憶：孫氏出身普通知識分子家庭，在清華讀書期間原本無意與陳元要好，看中了班裡另壹位平民子弟。但因此人“家庭出身”有問題，畢業後被迫西出陽關，孫氏可能是由於懼怕到那罟來白骨無人收”的不毛之地埋葬青春，而終於改變了自己的婚姻選擇。

　　陳雲以兩子名字合成化名當時，陳元的父親陳雲還在江西南昌郊區某工廠從事“調查研究”（其實是被毛澤東外放勞動改造）。壹九六九年底，與陳雲同時發配江西的還有鄧小平、王震、何長工、蕭克、陳再道等”大批被迫憂邊站”的中共黨政軍元老，其中陳雲和鄧小平都被安排在南日日市周圍，陳雲住位於南郊的福州軍區幹部休養所八號院，勞動場所在附近的江西石油化工機械廠；鄧小平則被安置在位於西北郊的壹所將軍舊宅，平時在壹家拖拉機修理廠“改造思想”。

　　不過，陳雲“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的工廠原來屬於江西省勞改局，所以對陳雲進行“再教育”的“工人師傅”中有很多都是陸續進廠的刑滿釋放人員。祗是陳雲沒有像鄧小平那樣被“徹底打倒”，故生活和警衛等方面的待遇比鄧小平要好。鄧小平祗被恩准帶秘書王瑞林前往，陳雲則帶了原來的秘書、警衛和炊事員，江西省奉命為其又配備了司機和鍋爐工各壹名，並調壹輛“華沙”牌小轎車，後來又換成壹輛副省級幹部才有資格乘坐的“伏爾加”牌。

　　某天，福州軍區干休所負責人接到的“上級命令”是：有壹位叫“陳元方”的中央幹部要到妳處戛時間居住”。待陳雲抵達之後，接待人＊貝從相貌上立刻認出了這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務院副總理，硬著頭皮打探“首長怎麼改了名字”；“怎麼會來我們這個小地方居住”。陳雲也祗好硬著頭皮回答：人是“上頭叫來的”，名是“上頭叫改的”。

　　“還好，名字改了，姓沒改，我還能姓陳”。

　　“元”字取的是長子的名，“方”則取的是次子的名。把自己兩個兒子的名字加在”起組成“上頭”恩准使用的化名，可見陳雲在患難之中仍不乏幽默。

　　陳雲當時不如鄧小平的方面是，鄧小平的妻子卓琳及繼母夏氏被允許前往照顧鄧小平生活，陳雲的妻子于若木卻被發配到國家科委設在湖南衡東縣的“五七幹校”勞改。

　　從壹九七O年年中開始，于若木先上繳了壹份揭發材料，題為“鋪張浪費、揮霍無度的蓋子必須揭開＊＊江青是黨內最大的剝削者、寄生蟲”。幾天后，又在幹校院內貼出壹張大字報，題為“必須揭開鋪張浪費的蓋子＊＊江青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修正主義分子”，批判江青“自私、貪婪、好逸惡勞，對人民頤指氣使，作威作福”，並舉出占H己和陳雲壹九六二年在上海的所見所聞為例。時值所謂“三年困難時期”，上海市委交際處安排陳雲夫婦住進位於太原路的壹座中央領導人行宮，五十年代陳雲曾在這裡住過壹次。當陳雲間到為什麼硯在的陳設如此奢華時，才知道所有的豪華裝備都是專為江青整修的。

　　現在江青不屑於在這裡住了，才提供給陳雲夫婦。而比這奢靡許多的江青行宮，在上海還有三處。

　　大字報貼出後，幹校很快接到“上頭”的指示，將于若木開除黨籍、撤銷壹切職務，戴上責行反革命分子壹帽子，日夜批鬥，罰做重體力勞動。壹九七二年四月，陳雲被允許回京，三個多月後，陳雲在“八””建軍節的招待會上公開露面，于若木卻仍被強迫留在湖南幹校繼續勞改，直到壹九七五年，陳雲出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情況才有變化。

　　長子中年喪偶，人生首次坎坷陳元在信中將自己準備結婚的想法告訴父親後，陳雲即讓他們到南昌完婚。

　　陳元攜孫玉黎到達南昌，陳雲買了兩斤水果糖分發給身邊的工作人員，表示給長子辦了喜事。

　　據在南昌奉命安排陳雲衣食住行的干休所負責人回憶，陳元身穿”件藍色工裝，看上去完全是壹副工人模樣。

　　壹九七四年，孫王黎為陳家生壹長孫。據接近陳元的人介紹，他的這個孩子學習十分用功，中學生時即被送到美國某地壹家私立中學就讀，壹九九三年順利升入美國麻省的”間私立大學。

　　不幸的是，壹九八O年左右，陳元的夫人孫玉黎患了癌症，不久即去世。中年喪妻，是陳元人生道路上的第壹個坎坷。

　　陳元的續弦是壹位年輕貌美的上海女子，大學畢業後從事醫生工作。她也為陳家生了壹個兒子，生子壹年多後把孩子託付給了婆婆于若木，只身前往美國某大學作訪問學者。

　　政治上分道揚鑣的老同學壹九七八年初，剛剛從中國科學院分出，另起爐灶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為適應反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形勢，急於建立壹批新的研究所，時任副院長的著名經濟學家馬洪立即主持建立了壹個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廣為招兵買馬，”方面網羅經濟學專門人才，壹方面立刻開始招收研究生。當年十月，陳元作為中國大陸恢復高考制度後的第壹批研究生，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工業經濟專業，師從馬洪和另壹名經濟學家于光遠門下。與陳元同時進入該專業的還有朱嘉明等人。

　　朱嘉明自工經所畢業後，”度在理論和政治實踐領域與陳元表現得同樣活躍，八十年代中後期，是被趙紫陽主政時期的中共高層十分看重的青年經濟學家。

　　壹九八九年五月，朱氏因為對中共政權籌劃的“六四”鎮壓持堅決反對態度，與陳戛叩等人起草“三所壹會”《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在大學生絕食的天安門廣場公開廣播宣傳。聲明中要求中共“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要求“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特別代表大會”。

　　這個“三所壹會”是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壹咨）、國務院農業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所長陳錫文）、中國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朱嘉明）、北京青年經濟學會（負責人王軍濤和陳子明）。自此，“三所壹會”成為所謂的“動亂黑三，而其中的“三巨均有中共高層之背景，故被主殺派李鵬等人指認為“黨內黑手”，而這個“黨內黑手”的最大後台由U然是指趙紫陽。

　　但是，無論是“黨內黑手”還是“黨外黑手”當時都已經無法左右形勢，就在天安門開槍屠殺的前夜，朱嘉明憤而辭官出國，長期居留美國波士頓地區，從此徹底站到了中共現政權的對立面。從壹九九O年開始，朱嘉明成為被中共視為“反動組織”的“民陣”理事長。大陸在海外的民運組織“民陣”和“民聯”合併組成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後，朱嘉明再次當選理事長。

　　朱氏從疆制內壹出走以後，據說曾與到美國哈佛大學訪問的陳元曾有過壹次見面。陳元勸慰朱氏“可以先回國看壹看”，朱氏則婉稱“眼下時機不是太好”。從此兩人似乎中斷了聯繫。

　　不過，壹九九五年，朱氏又從海外民運中激流勇退，棄政從商。此後，隨著大批海外民運人士個人定位的改變，未來朱嘉明與陳元這兩位老同學是否會在某壹個歷史的當口重新交會，眼下下結論還為時過早。

　　與朱鎔基的首次共事在招收研究生的同時，馬洪為工經所網羅的經濟學人才之了是後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朱鎔基，進所後擔任研究室主任。此後壹段時間裡，馬洪、朱鎔基與陳元和朱嘉明同為工經所里的特殊角色。

　　關於朱鎔基同馬洪的關係可以壹直追溯到中共建政之初。馬洪長朱鎔基八歲，參加中共革命的時間卻要比朱鎔基早十壹年，壹九三六年就在山西參加了中共外圍抗日組織犧盟會，三七年正式加入中共，三八年赴延安入馬列學院學習，是中共培養出的理論工作者。

　　中共建政之初，馬洪奉調中共中央東北局，先是擔任東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不久即升任中共東北局委員和東北局副秘書長，同時還擔任過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職務。所以，在東北工作期間，朱鎔基即是馬洪的下級。

　　高崗和李富春先後進京主持國家計委的組建工作後，馬洪與朱鎔基同時以支援中央幹部的名義進京，馬氏任國家計委委員、秘書長等職務，朱氏則任主任辦公室副處長等職務。

　　主任辦公室本來就是在秘書長直接領導下工作的，所以這”段時間裡朱氏成了馬氏的直接下級，二人工作接觸更多，私人關係也日益深遠。

　　“高崗事件”後，馬洪被打成高崗的“五虎上將”之”，並被毛澤東點名，自此則長期不被重用。待朱鎔基成為右派分子後，兩人占q然也就惺惺相借，用”句“同是天涯淪落人”自嘲或共勉。

　　所以，馬洪在“文革”結束後首先提攜朱鎔基，其中自然有“同病相憐”的”面，但是否也有原來與高崗關係的原因在其中，卻不得而知。

　　在朱鎔基剛剛進入社科院工經所時，壹九五七年被戴上的“反黨右派分子”帽子早已摘掉，怛“摘帽右派”仍然是很嚴重的政治問題，因右派問題被開除的黨籍也還沒有恢復。

　　壹九七八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轉發了中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肴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文件中說：壹九五七年進行的反右派鬥爭，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共四十五萬人（後來中共新的文件稱五十五萬人），至壹九六四年摘帽三十餘萬人，剩下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有十餘萬人經過二十壹年的長期教育改造，大多數人有了轉變，表現較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條件已經成熟。同年九月，中共又決定對被劃為“右派分子”者全部進行復把錯劃為右派的改正過來。

　　於是，中共中央最後決定，全部五十五萬名右派中，九十六人不予平反。五十五萬比九十六，五千比壹的比例，這就是中共的所謂反右鬥爭“擴大化”。也就是說，壹“擴大”就擴大了五千倍。依朱鎔基壹九五七年時的名氣和地位，還沒有資格名列進五千分之了同時，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對右派平反問題還是持比較積極的態度，這才使馬洪較快地從朱鎔基的檔案材料里去掉了所謂“政治歷史污點”。

　　接著，又經胡喬木的同意，馬洪在工經所力主給朱鎔基恢復中共黨籍。時任工經所的黨支部書記是朱嘉明，與陳元”起為恢復未鎔基的黨籍各投了自己莊嚴的嘉壹下。壹九八九年“六?四”以後，陳元在工經所的老同學朱嘉明與他在政治上分道揚鑣，但同在該所的老上級此後卻重新成為他的直接上級。朱鎔基先是被鄧小平安排為國務院副總理，接替當時的姚依林主持經濟工作。再到後來，朱鎔基乾脆親自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陳元時任第二副行長。

　　壹九九五年，朱鎔基不再兼任行長職務，陳元的地位又升為常務副行長。而由”朱鎔基進入中共決策圈後，其力主實行的經濟政策諸如加強宏觀調控之類，與陳元在此之前發表的經濟理論多有“英雄所見略同”之處。此是後話。

　　從工程師到區委副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剛剛成立時，還沒有自己的校舍，學生都在北京師範大學借住。陳元妹妹陳偉華當時正好也在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七七級本科就讀。

　　和陳元同學的壹些人後來回憶說：北京師範大學宿舍條件很差，平均四個人擠在壹個十幾平方米的房間裡。陳元也被分配了壹個床位，但較少來住。同房間的人也就樂得同他的名字分在壹個宿舍。陳元的同學很多都是拖兒帶女，甚至家在農村，平時生活比較拮指。大家誰也沒有想到要在經濟問題上向陳元求援，陳元倒是經常主動表示關心，甚至節日裡把家不在北京的外地同學請到自己家中，因而頗得同學好感。

　　陳元學習上還算用功，成績也算不錯。但大家當時就私下裡議論，他選擇現實經濟學科的目的是為了今後從政打理論基礎，苦熬學歷資本。壹九八壹年八月，陳元順利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獲經濟學碩士學位。先是留在院內做了很短”段時間的研究工作，很快就調至國家計委。壹九八二年中，陳元奉調中共北京市西城區委副書記，正式開始政壇生涯。次年，升為中共西城區委副書記，並很快被安排為中共北京市委常委。

　　在西城區工作期間，同僚和屬下對陳元的印象是：他試圖給人以“平易近人”的印象，不希望別人把他的職位同他的出身聯繫在壹起。但是，從壹個普通的科研人員直接提拔為副廳局幹部的事實本身，占自然就暴露出他的特殊背景。再者，陳元性格是沉默寡語，不善玩笑，早年謝頂的外貌更給人”種過於老成持重的感覺，所以多數人同他在”起工作的時候，往往感覺拘謹。

　　壹九八三年夏天，中共西城區委黨校的壹個年輕職工因工傷致死。按照當時的有關憮恤規定，這壹條命祗能換得壹千多元人民幣的憮恤金。黨校負責人請示陳元，希望他能幫助想想辦法，陳元當即表示：兩個老人把壹個孩子養這麼大不容易，應該把憮恤金給得合理些。因為有陳元這句話，西城區委黨校最後為這樁喪事壹共從區財政局支取到六千元，其中四千多元壹次給了死者家屬。這在當時已是壹筆很大的數字。因為死者全家都是處於北京市最底層的黎民百姓，更不與陳元沾親帶故，陳元對這樁事情的處理在其屬下很得人心。

　　在西城區工作期間，陳元被分配主管“黨務”，平時卻把主要精力放在編制西城區的經濟發展戰略上，甚至還組織了壹個經濟研究會。他在西城區最主要的政績，就是大膽主持改建了北京著名的西單商業街，準備在此建設幾個現代化的商貿企業。“六?四”後落成的華威大廈就是其中之”。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整個西單商業區改建工地在“六四”當夜成了北京市民反抗中共軍隊鎮壓暴行的“彈藥”基地。憤怒的市民推倒工地圍牆，成車的磚頭、木塊等建築材料被送至長安街沿線狙擊戒嚴部隊進城。

　　差額選舉，名落孫山壹九八四年，陳元調任北京市商貿部部長兼市體改委常務副主任。

　　市體改委主任由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兼任，實際工作都是由陳元主持。在此期間，陳元召集了壹批青年理論工作者，成立了北京青年經濟工作者協會，制定了北京發展戰略研究計劃報告，並承擔了七五計劃的重點科研項目：“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課題。

　　壹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北京市召開了該市黨的第六屆代表大會，之前，中組部和北京市委已經把陳元列為市委副書記候選人，但他要得到這壹職務，必須先要當選為中共北京市委委員才行。

　　在此之前，剛剛開過的中共全國第十三屆代表大會，第壹次實行了黨的中央委員無記名投票和差額選舉，所以北京市在地方的黨代會中必須仿效。首先要在七百多名黨代表中選舉五十名中共北京市委委員，而候選人是五十五人。然後，在五十名當選者中產生出十”名常委（此前壹屆北京市委是十五名常委）。祗有過了這兩關以後，才可以在常委的“內部份工”中，按照“組織需要”當上副書記。

　　據中共北京市委的工作人員回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陳昊蘇（陳毅之子）和擔任北京市旅遊局局長薄熙成（薄壹波之子），考慮到黨內和社會上對幹部子女當官普遍反感的情緒，很知趣地主動表示不願把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差額選舉的候選人名單上。陳希同分析當時的情況，擔心陳元會在差額選舉中落選，於是很委婉地把陳昊蘇和薄熙成的決定告訴他，但陳元表示對自己的當選很有信心。紐約時報壹九九O年十二月十八日的壹則專題

　　報導中說：章先，當時的中共最高領導擔心，如果陳元選不上會讓他那有權勢的父親生氣，所以托人問陳元是否需要幫助。陳元卻由目信地表示失敗是沒有可能的。但是，他偏偏就成了僅有的五名落選者之壹。

　　這次參選失敗，無疑是對陳元仕宦野、心的壹次重大打擊。事後，有接近他的人勸說齟五壹在宦海中哈水，還不如專、心去搞山口己的業務，或乾脆學著別的高乾子女的樣子往由自己口袋裡撈錢。

　　陳元拒絕了好心人的勸告，表示第壹自己已志在於此，第二是這種選舉有失公平。

　　北京市容不下“太子黨”《紐約時報》評論說：“陳元的落選實際上並不是他本人的原因，而是因為投票者對他的父親看法不好，並把對黨內元老的孩子們官位普遍高升現象的怨恨遷怒於他。”

　　事實上入紐約時選僅僅道出了陳元當時落選的背景之了有知情人士分析說：除了普通黨員對高乾子女升官現象的反感之外，北京市的“地方主義”因素也不可忽視。現在回想起來，幾乎每個曾經想在北京市範圍內施展壹番抱的中共元老子女最後都混不下去了。

　　前面說的陳昊蘇“激流勇退”，從北京市副市長的位置上調往廣播電影電視部任副部長；薄熙成在北京市旅遊局局長的位置上坐了多年亦未看到升遷希望，乾脆辭官下海，當了某飯店管理公司的總經理。陳元在清華大學由日動控制系的學長，李維漢的兒子李鐵林曾經在北京市擔任市委工業部副部長、東城區委書記等職，也是因為”直在正局級位置上踏步不前，才轉而調進中央部門，先是在中央組織部任副秘書長兼經濟科技局局長，壹九九二年終於熬成了副部長。

　　萬里之子萬季飛，任北京市外經委副主任多年，壹九九六年調任國務院特區辦副主任。

　　不但是上述元老子女，就是長期被認為是北京市獨立王國“國王”的彭真，都沒有把自己有、心從政的子女安排在北京市內任職。比如他的兒子傳銳是在廣束省熬成副省（部）級幹部（廣東省委常委兼省委組織部長），而後又調進中央國務院系統。

　　另外，就陳元本人來說，從國家計委系統的壹個普通工程師，直接被提拔為中共西城區委副書記，確實在北京市的幹部系統內也招致壹些非議。公正地講，陳元在入讀研究生前，已經有過九年時間的所謂“基層工作實踐”，但非議他的人誰也不會仔細了解壹下他的簡歷。再者，無論是有、心還是無意，陳元在北京市任職期間長期住在中南海里，也容易被市裡的幹部們議論成“高高在上，脫離群眾”。

　　北京市曾有傳說，陳元生病住院時，享受的是同他父親壹樣的待遇，住在中南海的直屬醫院北京三O五醫院，手下壹班人曾經到三O五醫院向他匯報工作。

　　在毛澤東時代，與中南海祗有半里之遙的三O五醫院實際上就是中南海門診部，所有“御醫”都歸此醫院編制。醫院裡有特別為毛澤東、周恩來設立的專用病室，據傳鄧小平時代開始以後，此兩家病室實際上是為鄧小平和陳雲雨人保留，其他人無權享用。據曾擔任毛澤東“大內御醫”的李志綏先生回憶，毛澤東死後是鄧小平欽旨安排李志綏出任三O五醫院院長。

　　就是這樣壹所達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市長都沒有資格享用的醫院，陳元居然能住在裡面，人們由目然會議論他“依仗父權”。

　　當然，如果與那些順利當選者相比的話，當時令陳元落選的那次選舉也的確有失公平。

　　至少陳元的名聲應該比那位靠文革造反起家、並炮製了臭名昭著的“黃帥事件”的徐惟誠好多了。但徐惟誠卻能在這次選舉中以多數票當選北京市委委員，接著又善日選”為市委常委，連任北京市委副室日記。

　　江澤民會為陳元大傷腦筋對於長子的宦海嗆水，陳雲做何想法外自然無法得知。在此之前，陳雲不知是有預感還是本來就不希望兒子長期在北京市工作，總之，陳雲早在壹九八四年前後即就陳元調中央部門工作的事情非正式地打過招呼。

　　壹九八四年的壹天，時任電子工業部長江澤民突然接到陳辦召見電話，到場後見時任中組部副部長李銳及當時擔任北京市體改委常務副主任的陳元都已在座。

　　談笑風生之間，陳雲漫不經心地冒了壹句：“我看陳元同志該歸隊了吧？”接著便又顧左右而言他。

　　陳雲說這話或許是無意，或許是希望陳元到“專業對口的”電子部工作，所謂“歸隊”，是因為陳元大學所學專業為由H動化控制。但是，當時初入官場高層的江澤民尚還處在政治上的發育期，在陳雲面前除了見腆就是畏怯，豈敢多嘴多舌？

　　召見過後，陳雲那句漫不經、心的問話，弄得江澤民茶飯不思，仍琢磨不出精神要領，祗好硬著頭皮問李銳：“陳雲同志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主動提出來換陳元同志來當電子部長？”

　　李銳在中組部工作的任務，就是按陳雲的旨意專門負責“第三梯隊”培養工作，自然深知陳雲安排由日己子女入仕的“階梯”步驟。陳元的級別是正司局級，晉升壹級為副部級。故陳雲的“歸隊”說法即使有、心，也祗是在暗示李銳和江澤民安排陳元出任電子部副部長。

　　在李銳以“陳雲同志高風亮節”回答江澤民後，江澤民仍然擔心如果陳雲怪罪下來，自己吃罪不起。於是，李銳祗好拍著胸脯為江澤民打包票，安慰江澤民，如果有“怪罪”之事發生，還有中組部在前面頂著。此後不久，李銳即不再擔任中組部副部長職務，陳元“歸隊”的事情也未再提起。

　　李銳在陳元同志“歸隊”的問題上明頂暗抗了壹次，陳雲似乎並未記恨在心。壹九八九年“六?四”之後，中顧委”幫老人動議要開除顧委內四個委員的黨籍，其中便有李銳，以及陳元的恩師于光遠，罪名是“在黨內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動議交到陳雲處後遭到否決，理由是對黨內知識分子進行組織處理壹定慎而又慎，再不能犯毛澤東時代“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錯誤。

　　不過，李銳從中組部退居二線後，接替他主管中央肓三梯隊”工作的新任副部長，是陳元在大學期間的同班同學劉澤彭。此人與陳元的朋黨關係中組部內盡人皆知，以至風傳他是陳雲的義子。九十年代初，已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又壹次為陳雲的這位霎子”大傷了”番腦筋。

　　當時，中共高乾子女“圈子裡”的人大都知道鄧小平大公子鄧朴方和陳雲大公子陳元各有壹個視為“人生第壹知己”的大學同班同學，前者是何維凌；後者是劉澤彭。查劉氏簡歷，從吉林省宏偉機械廠壹個普通技術員直調北京任第七機械工業部辦公廳秘書，然後又直升中共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副局長。接著又是中組部副秘書長、副部長，壹路躍升。這種經歷，不但沒有任何背景者不敢想像，絕大多數中共“太子黨”成員的晉升速度也無法與之相比。

　　有報導說，劉澤彭進入中組部後，很快搞得怨聲載道，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里分別於壹九九二年四月和六月的兩次差額選舉十四大代表過程中，名落孫山。同時，許多中組部幹部份別找到中組部的老領導、李銳、曾志、王照華等人，反映劉澤彭德行太差、作風霸道，而且缺乏起碼的工作能力。

　　李銳等人將這些意見轉達給江澤民後，江澤民雖然也覺得劉澤彭“有點過份”，平時連他這個總書記也不太放在眼裡，但礙於陳雲的面子，堂堂總書記竟然只敢在私下裡唉聲嘆氣。

　　不過，江澤民畢竟已經學會了耍點政治手腕，暗示李銳等人應該直接“向小平同志反應反應”O這樣，鄧辦突然向中組部時任部長呂楓下達了不平同志指示”，責令即刻將劉澤彭調出中組部另行分配工作。

　　報導中還說，當時呂楓接到鄧辦指示後，立刻同宋平向陳雲討主意，無奈劉澤彭被反應的種種問題都是有根有據、有證人的事實，特別是他在中組部不但從不避諱他與陳雲家族的特殊關係，反而故意造勢，打著陳雲親信的旗號為非作歹，這壹切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表現也使陳雲感覺惱火。何況江澤民在此問題上是站在鄧小平壹邊，口口聲聲支持天中央領導集體”獨立工作的陳雲也不好公開表反對。於是，幾種因素促成了劉澤彭的失勢。

　　但就這樣，呂楓還想最後再拉劉澤彭壹把，準備安排他離開北京擔任壹個省委的副書記否避北京的鋒頭”，沒想到劉澤彭表示堅決不離開北京，並私下裡給白日已找了“接收單位”，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當時，據說是陳元親由H找僑辦主任廖暉，說了壹大堆好話，劉澤彭才到廖氏手下當了個副主任，而且在所有副主任中排名最後。

　　事後，陳元曾對自己的小兄弟哀嘆“關鍵時刻看錯了人”。有中共高層人士分析說：礙於國內外、黨內外對高乾子女接班問題的反感，陳雲安排自己兒子的朋友接掌中組部大權不失為高招。劉澤彭如果言行謹慎，他同陳雲家族的特殊關係也不會被外界所知。誰想到劉澤彭竟是“狗肉包子上不得抬面”，壞了陳雲家族的全盤計劃。

　　落選後地位反而高升在北京落選後，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及時伸出救援之手，讓中組部下壹紙調令，陳元成了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美其名日“用其所長”。

　　自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陸續成立和恢復了建設銀行、農業銀行、交通銀行、保險總公司等金融業務機構，中國人民銀行的職能則逐漸變成了壹個全國金融工作的最高管理和決策機構，屬於純國家行政單位。被其管理的各業務總行（總公司）及其直屬的國家外匯管理局全部是副部級單位，所以中國人民銀行的行政級別實際上高於正部級。

　　陳元沒有當成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但因此前他已是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按照中共有關的組織規定，省、（直轄）市、自治區的黨委常委即享受副省、部級的待遇，所以他在北京市的地位已經是副部級了。出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後，海外有報導說他的行政級別已經升正部級。中國人民銀行的職責是：負責擬定全國金融工作的方針、政策，報經國務院批准後組織實施；擬定金融法規草案，制定金融業務基本規章，掌管貨幣發行、調節貨幣流通，管理和制定存、貸款利率，制定人民幣對外幣的比價，編制國家信貸計劃，集中管理信貸資金；管理外匯、金銀和國家外匯儲備、金融儲備，負責金融系統的管理、領導、協調、監督，稽核專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業務工作；經理國庫，代理發行政府債券；管理企業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管理金融市場，代表政府從事有關的國際金融活動等等。由此可見陳元所處地位的重要。

　　益約時選的報導說：由於陳元是系統制定中國經濟政策的關鍵人物，所以備受外國投資者的青睞和注目。

　　不過《紐約時報》的報導同時也就這種落選者反而地位高升的現象，進行了尖銳的抨擊：

　　“在中國政棺壹，就是中共全國十三大和北上早市、方大的那種根本談不上公正的選舉也是非常稀罕的。而鄧力群和陳元竟會在這種罕有的，而且遠不可能充份地表達出選舉人意願的選舉中落選，可見此壹壹人在中國“六?四”鎮壓之後執掌重要的權力，可見中共現行的強硬路線是怎樣的逆潮流而動。”

　　該報導說中鄧力群落選是指的中共十三大上的“差額選舉”中，被“差額”下來的分別有鄧力群、朱厚澤及北京市的李其炎等人。

　　可見，在北京市六大上的落選對陳元來講，的確是他從政經歷上的”大損失。

　　陳元的“改革務實派”經濟理論

　　壹九八七年夏天，陳元曾出函邀請了”百多位經濟專家，在北京平谷縣研討“關於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制的階段性報告”，這是陳元經濟新理論的首度“大亮相”。

　　陳元將由自己的觀點歸納為“緊運行理論”，認為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徵。陳元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基本矛盾是日益膨脹的社會需求同有限的資源之間的矛盾，因而會出現總需要超過總供給的“短缺”現象。社會主義條件下雖然也會出現局部過剩，但這種過剩不是需求膨脹的消失，而是更嚴重的結構性需求的短缺的另壹種表現。如果任憑這種緊運行現象自由發展，將會造成壹系列後果。對此，陳元的解救之道是：加強計劃和調控。他認為這個短缺狀況實際上是中國生產力不夠發達、生產的社會化程度不高的壹種表現，必須加強計劃來彌補這壹客觀缺陷，以計劃的形式按照經濟發展要求，按照充份利用資源的要求來指導社會經濟發展和企業發展，實際上是社會化生產的內在要求，而不是行政化經濟體制的結束。經濟結構化要求比例，比例是結構的數量表現。他認為，經濟體制改革中提出“市場”功能，就是為了解決計劃的缺陷。

　　此後，大陸上有人寫文章吹捧陳元，認為他的經濟理論預見了三件事，這是後來經濟發展中所證明了的：壹是經濟過熱必然帶來通貨膨脹；二是經濟結構不調整會出現紊亂；三是利益發展多元化問題解決不好會形成市場割據，中央和地方利益矛盾是分配不公。

　　壹九九O年底，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陳元又在北京市組織了壹次經濟理論研討會，許多經濟學家如厲以寧、黃達都參加了。研討會主要討論陳元的壹篇學術論文–我國經濟的深層問題和選擇關於我國經濟發展格局和運行機制的若干問題（綱要)。

　　文章內容共分四部份：壹，是向前走向復興，還是後退走向瓦解；二，出路在於強化宏觀控制，強化市場，再造現代化經濟的新集中；三，必須進行利益格局的重新組合；四，資源約束下生長出需求約束，計劃支撐下發育出市場。陳元文章認為：“經過十年改革，經濟體制已經演變成行政權力與資產權力雙重調控的、日益貨幣化的經濟，也可稱之為憂工權經濟”。其主要特徵是：行政權力開始弱化，資產權力日益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地方利益過度膨脹，呈現出某些‘諸侯經濟’的特徵。”“那種以進”步放權為核、心，而無視宏觀協調的發展思路，勢必將國民經濟切割成無數隔斷的碎塊，使國家的向、心力不復存在，其中不健康的需求不斷衝擊資源約束，侵蝕積累，掏空中央，使國家的向、心力不復存在，從經濟瓦解走向社會政治分散。不要說”個統壹的社會主義強國，就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也不能允許這樣嚴重的分散。”從這兩段話看，陳元對鄧小平前十年改革開放的成就進行了某種程度否定。

　　不但如此，陳元還在文章中抽象肯定，具體否定了李鵬政府在壹九八九年“六?四”之後的兩年裡占H鳴得意的“治理整頓”的功效。他認為：“近期的治理整頓，在穩定經濟與社會面已得明顯成效，然而，長期積累的深層矛盾尚未得到解決，還應特別指出的是，人們對於問題的看法遠未取得壹致。治理整頓祗是相對緩解了中國經濟中因為十年改革導致的“總量膨脹”問題，但在我國抑制總量膨脹的體制性基礎尚未形成，投資和消費“雙膨脹”不斷被“再生產”出來的機制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結構性矛盾仍然十分尖銳。從而導致了中央財政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進壹步下降，構成了經濟進壹步失控和瓦解的最大危險。”

　　陳元在文章中批判了過去十年中實際是由鄧小平所主持的改革路線是至全脫離了中國現實”，是於切實際、急功近利的思想作怪”，“忽視甚至否定集中的必要性，追求權力的絕對分散化”。十年改革中，“本應由中央牢牢掌握的社會總需求的調控權，都被下放掉了，甚至可以說我們現在的社會需求的管理處於無政府狀態”。

　　所以，“如果當前的結構性矛盾不能及時加以解決，就必然會再次衝擊總量的平衡，過份膨脹的利益主體會進”步固化已經錯位的利益格局，推動過剩的加工工業進壹步擴張，迫使中央在財政、稅收、信貸、價格上再做讓步，使過度的需求進壹步失去約束。而這種經濟的宏觀瓦解，會從投資、財政、稅收，發展到金融、價格、外匯。事實上，這個過程已經在步步發展，而這”點並未被多數人所認識。”陳元認為十年改革中助長了地方經濟發展的“盲目性”，而對於整個中國的經濟整體來講，“這種盲目性越大，破壞性就越大”。而“認為祗有企業、地方才會發展生產力，看不到中央政府的特有功能，是”種極狹隘的，已被後起工業國家的成功經驗證明了的，原始的、過時的分散小農經濟觀念的反應。”

　　通觀陳元的文章，給人的感覺是，正是由於以上的錯誤種種，致使中國大陸的經濟形勢已經到了不立即糾正錯誤就會徹底翻船的地步。這使人不由得聯想到】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時華國鋒說過的話：由於“四人幫”的破壞，整個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所以，陳元在文章中疾呼：尼該清醒地看到，中國人均占有的資源，在很長時間內不可迅速提高。這個基本事實決定了中國經濟必須是以直接計劃為支撐，間接調控為引導，市場活動為機體”。“為了迅速遏制正在走向分散的‘小農經濟’局面，最根本的是要大力增強中央政府的權威和實力，再造宏觀調控體系”，“進行”次新的集中”O這篇文章是陳元經濟理論思想的系統表達，出籠後不久即被印發在中共高層傳閱。值得壹提的是，文章出籠後入人民日藝人光明日選、《經濟日報》等都沒有反應，而是由舉國青年報》在壹九九”年”月二號的幸拓者”專欄里整版刊登。

　　《中國青年報》在刊登時註明“本文系陳元同志在壹次討論會上的學術報告，全文”萬五千字，本文有刪節”。但是對照原文，被刪節的主要內容祗有兩處，”處是“公有制從根本上是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否定”；另”處是對所謂“民營資產”的定義。原文中說：“民營資產是指由個人（包括外國公民）投資形成的資產，也就是私有制。”如果把這兩處聯繫起來分析，容易使人生疑，即如果陳元的經濟政策被施行，中國大陸是否會再有壹次“打土豪，分田地”和對外國資產的“收歸國有”運動。所以，國內有人分析，這兩處經典內容被刪掉可能是從兩個方面考慮的。壹是正處於權力上升階段的陳元不願公開樹敵．！二是擔、心引起國內私營業主的、心理負擔，甚至導致外商減少對大陸的投資。

　　到壹九九壹年四月份，該文又被刊登於大陸的經濟權威雜誌種濟研籌；五月份，文章的精華部份又以“加強宏觀調控是深化改革的需要”為題被刊登在中共秉曇雜誌的證革開放論壇”上。

　　中共在香港的中通社（實際上是中國新聞社的分支機構，所以壹套人馬兩塊牌子）的報導稱：陳元的這篇文章引起了經濟學界的廣泛注意，很多人贊成他的觀點。

　　誤傳為“太子黨綱領”組織者壹九九壹年前後，大陸上有消息說，何新最近壹直在想方設法向“太子黨”靠攏，懇切希望“太子黨”成員能將他收為幕僚，以圖日後可以有個強勁的靠山。這則消息的真假當然不易查證，但筆者看到何新”篇發表在“內部參閱”上的經濟理論文章中，確實是滿篇的“陳元思想”或者說與陳元觀點接近。

　　陳元認為：“八十年代初期以來，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平衡發展，技術進步加快，他們故意將這完全歸於自由市場經濟的成果。與此同時，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與發展上，卻面臨著徘徊局面，這又進壹步使壹些人更加確信，祗要完全依靠自由市場經濟，就可以毫無困難地擺脫困境……此後，在內外壓力下，又發展到企圖用市場來取代計劃的理論和實踐的傾向，其後果是眾所周知的。”

　　何新在其文章中說：中國的經濟改革持續十二年來，從壹九八五到壹九八八年是“發生失誤”時期。在這個時期中，“我國的經濟改革在方向和政策上，壹度被西方某些經濟理論所誤導．！！因此在改革目標上，似有把全面自由市場作為目標的傾向”。五壹政策後果是，在宏觀上，國家壹度有意放縱宏觀控制，導致局部失控。猛烈實施擴張性的財政、金融、信貸政策，導致內外高債務、財政高赤字和惡性通貨膨脹的後果。”何新的文章很長，不可能將其中主要內容壹壹列舉。但僅就上述壹例就足以看出何新與陳元在經濟理論觀點上的默契。

　　壹九九壹年九月，壹份題為秦聯劇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檐的文件，被視為“太子黨施政綱領”，壹時炒得沸沸揚揚，陳元也因此被萬炮齊轟。但事隔幾月此事已經淡化之後，陳元在出外訪問時表示，他被海外莫名其妙地大批壹通時還沒有看過〈選擇〉這篇文章，何談組織炮製？

　　實際上組織〈選擇〉的是季國青年選副總編輯，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女婿潘岳入中國青年報》理論部把持在他手中。遊說海外尋找支持力量？

　　壹九九壹年十壹月十八日，香港畫華早選報導：陳元和鄧力群之子鄧英淘今年到美國和歐洲訪問時，均曾和異議組織的所謂“反革命分子”會晤。陳元曾向異議人士保證說：

　　在中共元老領導過世後，中共政策將會改變。他也強烈暗示，在後鄧小平時代，他將扮演重要的角色，屆時將重用異己分子們的才能。

　　按筆者從知情人處了解，鄧英淘在“六四”以後至壹九九壹年底未曾到過美國，祗是“公差”去過澳大利亞壹次。是否在那裡會見過壹些二里壹議人士”不得而知。

　　陳元則在壹九九O年八月和壹九九壹年十月，分別應美國福特基金會和英國政府邀請，到兩國進行了訪問。

　　在美國的時候，陳元除在紐約參加會議，還專程到了波士頓，為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學院舉行了壹個小型演講會。演講會後，陳元確實會晤了個別負耋娥人士”，但會田時這比夏壹議人士眼下都不願公開談論此事。

　　據說，陳元這次美國之行，接到了好幾所名牌大學，包括哈佛大學的訪問學者邀請，陳元都婉言謝絕了。

　　在英國訪問的八天中，陳元發表了公開演講，認為中國目前物價穩定，貿易盈餘，估計未來五年中還會有更大發展。

　　到場者評論說：陳元演講時壹副雄、心勃勃，意氣風發的樣子，似乎是要暗示他本人在中國政壇上的仕途會比中國本身更有發展，速度更快。

　　陳元自有他的壹份雄、心壯志是毫無疑問的，不過真正熟知陳元的國內政界人士都對高華早報上述報導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壹個簡單的推理是，即使陳元真是從給自己留後路的角度，或從“改造”共產黨的角度出發，也不會有這樣張揚的辦法與異議人士打交道且詮j如此行事只會壞了他的大事。

　　再者，從壹九八九年以前的派系歸屬分析，陳元與山口稱趙紫陽幕僚的陳壹咨等人根本不是同”派系，彼此極少過話，所以《南華早藝上述報導中如果把與陳壹咨等人暗中聯繫的乾子黨”成員名字換成鄧朴方，或許還有人相信。

　　國內政界人士還透露：陳元身邊確實也聚集有所謂的“前異議人士”，比如曾經在“西單民主牆”期間壹度非常活躍，盟壹王軍濤、胡平等人共同編輯過民間刊物的姜洪就是且壹中之典型。

　　但是，無論是在公開場合還是私下交談中，絕看不出陳元對因為“六四”事件從巨製內”背叛出去的陳壹咨等人抱過什麼希望。

　　陳元與陳雲思想的異同雖然大陸上很有”些人對“陳元思想”頗為讚賞，但”些中青年經濟研究人員則不以為然，他們認為陳元的經濟理論與其父陳雲倡導的計劃經濟思想如出”轍，正所謂三教子襲，壹脈相傳”，並無新創造。

　　作為中共第壹代高層領導人之於陳雲是著名的計劃經濟專家，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曾三次在全國性的經濟決策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簡單說來，陳雲的經濟觀點大略可以概括為三個方固：

　　壹，“統籌安排，綜合平衡”理論。全部內容可概括為壹句話、四個字，即“社會主義生產是社會化大生產，因此，經濟建設必須有計劃按比例地進行”和“四大平衡”（財政平衡、信貸平衡、物資平衡、外匯平衡）。

　　二，分清主次，循序漸進的思想。即先生活，後生產；先生產，後基建．！先安排好簡單再生產，再安排擴大再生產；先安排內含擴大再生產，再安排外延擴大再生產。

　　三，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思想。即“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

　　改革開放後，陳雲曾提醒說：“搞活經濟是在計劃指導下搞活，不是離開計劃的指導搞活。這就像鳥和籠子的關係壹樣，鳥不能捏在手裡，捏在手裡會死，要讓它飛，但祗能讓它在籠子裡飛。沒有籠子，它就飛跑了。如果說烏是搞活經濟的話，那麼，籠子就是國家計劃……就是說，搞活經濟，市場調節，這些祗能在計劃許可的範圍以內發揮作用，不能脫離開計劃的指導。”

　　因為有了這段名言，所以國內外都把陳雲的經濟思想戲稱為“鳥籠經濟思想”。

　　如果仔細對照的話，陳元的理論確實是在陳雲思想的基礎上升華出來的。兩者之間最大的同壹性就是對於“計劃經濟”的強調都是建立在批判“經濟過熱”的基礎上的。老子抵制的是毛澤東時代的“左傾盲動主義”；兒子反對的是鄧小平時代的“右傾盲動主義”。

　　二者之間的不同之處是，在“市場調節”的問題上，六十年代的陳雲反對的是“統得過死”，九十年代的陳元抵制的是“放得太活”。

　　如果說二者還有所不同的話，那就是陳雲是從於國（因為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必須以計劃經濟為主”的前提出發論證其思想的“合理性”．！而陳元是從不國（因為是資源約束下生長出需求約束）祗能是公有制”的角度出發論證其主張的“必然性”。

　　正因為如此，所以本來是同壹性質的結論，從陳元論述的角度就易於被人們接受。

　　陳雲父子與江澤民大陸官方報刊在陳雲去世後刊發的頌揚文章中，曾經特別提到江澤民接到“陳雲同志病情惡化”的電話後，立刻驅車前往醫院。雖沒有趕上齟壹陳雲實最後握別，但此番心意足以令陳元及其他家屬打、心裡底感到寬慰。陳雲在去世之前，似乎也對江澤民較為滿意，除了壹九九四年春節在上海面對全國電視觀眾對江澤民大加讚揚外，據說江澤民壹九九五年春節期間到北京醫院看望陳雲之後辭別時，陳雲向江澤民伸出大拇指稱讚他工作做得好。

　　至於江澤民對陳雲的感情，陳雲剛剛去世時即有評論家壹針見血地指出：這位中共黨內保守派的精神領袖“人去音留”，他的“精神遺產”將長期影響中共高層的政治運作。

　　從江澤民壹手導演的，對陳雲“喪事從簡，評價從優”的作法，則被認為是對鄧小平“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重要信號。

　　壹九九五年四月陳雲去世時，中共對這位二號元老人物的喪事處理之低調令外界十分不解。官方的解釋是“喪事從簡”；外界的猜測是擔心引發政治震動。而壹批仍然活在世上的政治元老，甚至過去曾在政治觀點上與陳雲相佐的元老，都因此而敏感地聯想至自己的百年之後，對此種現象頗有淒悲之感。

　　但是，祗要注意到《陳雲文選》增補的內容，就會發現江澤民其實是在這個問題上玩了壹個人們輕易不能覺察的，“喪事從簡，評價從優”的把戲。

　　當年五月間，江澤民親自出席《陳雲文選》及《陳雲畫冊》出版發行暨紀念陳雲誕辰九十周年座談會，席問講話雖然內容不長，但講話中對陳雲的評價已被人認為實際上超過了壹九八九年十壹月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對鄧小平的評價。

　　當時，因為鄧小平把軍委主席位置讓給江澤民，五中全會在同意鄧小平“辭職”的決定中，對鄧小平的”生做了在當時來看實在是非常高的評價，故被人們認為是壹份事實準備好的給鄧小平的悼詞。但現在看來，這份評價鄧小平的東西在壹些關鍵內容上虛的成份多，實在是不如江澤民對陳雲的稱讚來得精彩、來得實在。特別是對陳雲在建國初期的高度評價，海外的報導說連鄧家人都已經表示不滿，認為如今把陳雲說成於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二，十三屆五中全會時為什麼不把鄧小平說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壹”？

　　鄧家人是否有如此氣憤之表示暫且不表，事實上江澤民等人在《陳雲文選》“增補”時的時間編排上，確實給人以這樣的感覺：“第二代領導集體”實際作用發揮到最後”刻的不是鄧小平而是陳雲。

　　如果我們比較壹下就會發現，壹九九四年重新編輯並出版的家小平文萋第了二卷和新出版的第三卷，所收文章截止時間是壹九九二年初，即那份著名的“南巡講話”。而壹九九五年新增補出版的《陳雲文選》第三卷，所收文章截止時間是壹九九四年初，即當時中共新聞媒體上已經大致報導過其中內容的陳雲“壹九九四年二月同上海市負責同志談話的要點”。另外，還有壹篇陳雲發表於壹九九二年七月的悼念李先念的文章，也比《鄧小平文選》中最後壹篇文章的時間遲五個月的時間。這篇文章當時發表的目的，是為了對外解釋陳雲在經濟改革問題上並未反對特區開發和建設。再者，從《陳雲文選》

　　第三卷所收文章的最後”篇的編輯題目更可以看出江澤民等人的司具匠心”．！董維護和加強黨中央的權威”。其明顯用意被北京政界人士總結成兩條：第了氤小平文選》第三卷的最後壹篇文章被普遍認為是對鞏固江澤民的“核心”地位起了負面作用。即使是經過整理刪節後對外公開發表的這部份，也都可以被政治敏感人士看出其中暗含的，對江澤民和李鵬的不滿。所以，這次要用《陳雲文選》第三卷中的最後壹篇文章為江核、心正名。海外報導中透露：陳、鄧兩人都是“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人物，他們徹底退出政壇前對接班人的最後評價至關重要，所以在審訂震雲文選》第三卷修訂版時，雖有人提出人陳雲文選》如果所收文章的截止時間比小平同志文選遲兩年，是否會造成政治上的不好影響，江澤民仍堅持“就這樣決定”，用意顯然是要表示第二代領導集體對他江核、心的評價要以陳雲的文章內容為準。第二，從壹九九三年開始，中共高層實行的加強中央集權、加強宏觀調控，實際上是在堅持和貫徹鄧小平改革路線的幌子下，將陳雲的壹貫主張換”種表達形式而已。這裡，到底是鄧小平的激進改革路線有理，還是陳雲的緩進改良政策正確是另壹回事，但把目前江澤民、朱鎔基的治國方式解釋成“鄧小平的方針陳雲的政策”的確是壹針見血。而對照《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和《陳雲文選》第三卷的最後”篇文章就會發現，陳雲同志的指示才是這兩年來中共現實政策的最佳註解，維護中央權威也好、分稅制也好、基本建設規模要留有餘地也好，陳雲在他壹九九四年二月對上海負責人的講話中”壹涉及到了，而這些中共當前政策的具體內容翻遍《小平文選》，找不出壹處。

　　問題分析到這裡，自然會有進”步的問題提出：“江澤民到底是誰的政治遺產？”是鄧小平的還是陳雲的？上述北京政界人士二叩道破：第三代接班集體的核、心江澤民實際上是鄧、陳兩人的“混血兒”，身體是鄧小平的，腦袋是陳雲的；旗號是鄧小平的，觀念是陳雲的。

　　人們還記得壹九九四年發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時中共曾經掀起壹股學鄧選熱，江澤民親自主持了隆重的發行學習報告會，所有中共在京領導人及除陳雲、萬里、姚依林之外的所有超級政治元老紛紛到會捧場。

　　值此，人們都認為江澤民如此動作是要以鄧小平合法、合理接班人自居，拉大旗作虎皮。

　　這種分析固然沒錯，但現在回過頭來看，其背後似還有另壹目的，即對鄧小平進行榮譽性安慰的同時，藉此對外昭示：從此鄧小平對中共政壇的影響將祗剩下抽象的鄧小平思想和理論而再無鄧小平親自口進行的政治實踐。另外，這種極盡吹捧、阿諛之能事的，大張旗鼓的學習熱，反而掩蓋住了鄧文選內容上的缺失，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鄧選》三卷居然祗截止到壹九九二年初，對此後的鄧小平言論壹律不收。

　　別的內容不說，僅壹份鄧小平壹九九二年年中在視察首鋼時的講話早已在外界流傳，當時的中共首鋼報及北京市編發的壹些公開刊物上都有透露，應該說不是“敵對勢力”憑空杜撰。

　　但是，如此壹份對中共改革有指導意義的講話卻沒有選入《鄧選》三卷。

　　眾所周知，鄧小平首鋼講話中有很多不利於江澤民和李鵬本人的內容，所以江澤民在壹九九二年十四大之前壹度感覺自己地位已經岌岌可危的時候，都堅決頂著不准文民日報》等官方媒體刊登此文，並因此也不准對外報導鄧小平視察首鋼的消息。鄧文選三卷剛剛出籠時，外界追蹤此事的評論界人士也都認為鄧小平即使為了給江澤民面子，自己也會同意不把首鋼講話收入文選──此所謂“顧全大局”。

　　但現在看來，鄧小平給江澤民面子，江澤民並未以德報恩，反而是用在產雲文選》中收錄壹九九四年講話的辦法，給外界以“陳雲同志實際指導十四大以後中共政策走向”的印象。

　　對陳雲如此敬愛，對其長子陳元，江澤民也從來是表現出足夠的尊重。壹九九O年下半年，在政治局聽取國務院有關部門關於經濟計劃工作的匯報時，主持人江澤民置在座所有國務院負責人於不顧，張口就是“聽聽陳元同志的意見”。好在中共所有政要都知道陳元的意見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他老子而發，所以對總書記這種“禮賢下士”的表現也是見多不怪。

　　據聞，被尊為中國大陸“經濟沙皇”的朱鎔基，也對陳元這位召部下敬讓三分。經常與之討論國內經濟形勢。

　　壹九九二年中共籌備召開“十四大”時，據說是江澤民點名要求讓陳元進入國家機關系統的十四大代表候選名單中。可惜國家機關內多數黨員並不買賬，令陳元的從政歷史上再次寫出壹筆落選記錄。而在十三大黨代表選舉過程中曾經落選的鄧小平長子鄧朴方，這回卻在國家機關系統如願當選黨代表。

　　事後，海外曾有報導說：陳元再次落選的問題，令高層很是頭疼，特別給國家機關系統增加了”次中共十四大代表名額，其結果是弄巧成拙，反而給陳元幫了倒忙。機關內黨員普遍對此作法反感，豈不直接影響陳元在單位內的威信！

　　由此可見，雖然江澤民、朱鎔基等人在九七年中共十五大召開之前，都會為陳元進入中央委員會的問題“盡職盡責”無論是出於對陳雲互在天之靈的慰藉，還是基於陳元目前中國人民銀行常務副行長的職位及其工作成績和能力怛黨代表選舉這壹關如何順利通過，對陳元確是壹嚴峻的考驗。如果說黨內實行“差額選舉”是中共政權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在貫徹“黨內民主化”方面了試牛刀”，那麼陳元落選現象就是這壹改革過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價。

　　陳家與宋家的革命聯姻陳雲去世之後入北京青年逐壹位記者在《大地》月刊發表紀念文章《陳雲的遺產》，讚揚陳雲百對子女的教育是“壹行血些日之教，二抓問題，並且抓結果”。文章舉例說：陳雲賀的小兒子陳方請中學時，壹次為了買副腳蹼，背著父母從陳雲的生活秘書石長利手裡要了錢。陳雲知道後問陳方：“妳從哪來的錢？”“石頭（指石長利）那兒。”“石頭那來的錢？”“妳的工資。”“我的工資誰給的？”“人民給的。”“人民給我的工資妳為什麼用呢？”“我是妳的兒子，妳是我爸爸。”無論這段記述是否完全屬實，也都是強調“革命傳統”年代的事情了。有熟悉陳雲家世的人透露陳方曾經在海軍服役，退役後既不熱衷“科學興國”，亦對宦海遨遊不感興趣。轉換了幾家單位後，在惠州地區從事房地產生意。但也有人說陳方在惠州地區的生意並非“私營”，而是官辦宋慶齡基金會的下屬公司。

　　陳雲五個子女在婚姻選擇上可謂各有所求，而從政治角度稱得上“門富戶對”的祗有陳方壹個。陳方的妻子是另壹名中共壹級元老宋任窮的女兒宋珍珍。中共黨史界曾有傳聞說，宋任窮的妻子鍾月林是陳雲的前妻。事實上，陳鍾在三十年代初期祗是有過壹段戀人關係，並未結婚。當時，因為陳雲奉派蘇聯，與參加了長征的鍾月林失去了聯繫，鍾氏才嫁給了紅壹軍團政委宋任窮。

　　宋氏“文革”中曾慘遭極左路線迫害，復出後即被陳雲竭力舉薦，先是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後在陳雲手下擔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陳方與宋任窮女兒宋珍珍結婚後不久，宋氏即到美國留學，畢業後長期滯留美國加州安居樂業。壹九八O年左右，宋氏曾為丈夫陳方聯繫了美國某大學的獎學金，但陳方卻放棄了這”機會。有傳說是陳雲不准他前往，也傳說是陳方由目已不願到美國受“洋插隊”之苦。至今為止，陳方仍齟壹宋珍珍天各壹方。

　　陳偉力經商名聲在外雖然有消息說陳雲力主要把“、水保江山代代紅”的重任託付“子弟兵”，但直到他去世的時候，他的五個孩子中也祗有陳元壹人熱衷於宦海遨遊。

　　陳元在家裡排行第二，上有”姐，下有兩妹壹弟。五姐弟都受過高等教育。其中弟弟陳方排行最小。

　　壹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陳元的姐姐陳偉力代表全家在北京京西賓館對參加悼念陳雲活動的工作人員、朋友、親屬表示感謝。她說：妥的父親不在人世了，我們都很悲痛，我們子女、水遠懷念他。懷念他對黨的事業的忠誠；懷念他對我們的教育；懷念他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保持清醒的頭腦和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我們會繼承父親的遺願，社會主義壹定會戰勝資本主義。

　　我相信，共產主義壹定會實現。這最後壹句話，陳偉力加重重複了兩遍。但是，聆聽如此感人的口號，人們就更有理由懷疑陳偉力這番話到底是說給父親在天之靈聽的，還是發自內、心的。陳氏五兄妹中，雖然有陳方經商的傳說，但至少在海外還鮮有人知。唯有陳偉力的干創”公司，的確是在香港、美國等地名聲很壞。

　　陳偉力曾於八十年代初期到美國加州史丹福大學攻讀經濟學學位。在美國鍍了幾年金後，返回北京，與合伙人共同從政府機構和國家科委“籌集”兩千七百多萬元貸款創辦了壹家“中國創業技術投資公司”。該公司美其名日為：科技投資，但公司的內幕十分神秘，鮮為人知，在鄧小平籍九二年南巡掀起中國大陸第二輪“全民經商熱”之前，這間公司也極少曝光，更不為海外所知。所以，壹九九二年以後，陳偉力就給人以突然在商海掘起的印象，並很快與鄧小平的兒子鄧質方、王震的兒子王軍等人並駕齊驅、共同致富。

　　陳偉力手下的商業集團在香港大肆併購上市公司，立刻引起外界議論紛紛：“原來祗知道中共‘改革派’的子女搞官倒，如今怎麼‘保守派’的後代也加入了大干資本主義的行列？”

　　如果說陳偉力在香港的經商行為是在日壹國謀利”的話（其麾下公司畢竟打著“中資機構”的旗號），那麼她在美國的公司違法吸金，詐騙華人血汗錢的行為難道也是為了她所相信的“共產主義壹定會實現”？據《箭哨》雜誌壹九九三年七月號報導：當年六月九日，美國紐約布碌侖聯邦法院對陳偉屬下的在美公司“標準金融”投資公司違法吸金詐騙案首次開庭審理。代表美國政府利益和受害人原告壹方的聯邦期貨交易委員會律師對法官稱：今年”月八日，他們接獲受害人申訴“標準金融公司”欺詐他們的錢財，他們即進行調查、取證，證明該公司違反聯邦“期貨交易法”，且有欺詐投資者行為，他們要求法官對“標準金融”給予、水久甘不止令，由法定清算人整理“標準金融”資產，依情況退回投資人的部份資產二標準金融”向受害人提議賠償壹百六十萬美元，但受害人不願意接受。

　　這場官司到本文完成仍然未有結果，但因為“標準金融”公司違法吸金而蒙受財產損失的大批華人則已經不對官司的結果抱有任何信、心。原因之壹是美國的馬拉松官司從來都要持續數年甚至十年以上．！之二是受害人之間沒有長期保持聯繫與合作，共同支付此案的大筆訴訟費用；之三是佞准金融”的主要被告人多聲稱自己在該公司內祗掛虛名，不受美國法律制約，有的乾脆就壹走了之。

　　這起欺詐案的大部份受害人都是大陸地區到美的新移民。筆者曾訪問過其中”位，該人當初因輕信“標準金融”網羅的說客，不但把自己餐館打工積攢的血汗錢悉數投入，而且還向同在美國的妹妹借款兩萬美元。妹妹的這筆錢是在壹個美國家庭里做了兩年多保姆的全部積蓄。

　　這位受害人講到激動處，哀嘆占自己的美國夢壹夜之間葬在“標準金融”手裡，禁不住嚎啕大哭，令在場者無不動容。

　　如此惡劣的坑蒙拐騙行為，而且受害者都是同陳偉力當年到美國的經歷壹樣的壹批大陸學人，真不知陳偉力事後做何感想。

　　陳偉華拒絕官場誘惑與陳元相反，他的大妹妹陳偉華平時在學校里較少與同學接觸，因為壹般不住宿舍，所以同班同學很多人壹直都不認識她。當時，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與外語系同在壹所教學樓“文史樓”內，邱會作的女兒就讀於該校外語系英文專業，中共審判“四人幫”那天晚上，邱會作的女兒破例沒有到班裡與同學壹起看電視，陳偉華則破例到了學校。他們的同學們說：這才叫“親者痛，仇者快”。陳偉華最大的特點就是衣著樸素。大學時代裡，同班同學說任何壹個農村來的女孩子都比她穿得入時。大陸《中國婦塞雜誌記者壹九八四年採訪她時，她騎輛舊自行車應約前往，上身穿的是壹件淡藍色的素格子長袖襯衫，下身壹條深藍色褲子，偏帶黑布鞋，背著壹個式樣老掉牙的黃帆布書包。記者的第”印象是：“她可真不像個高級幹部的女兒。”言下之意，高級幹部子女除了她之外，再可能就沒有如此裝束、如此樸素的了。

　　但在大學期間，同學們對她的非議多於肯定，主要是因為她在讀書期間懷孕生子，卻沒

　　有因為請產假留級。這在當時已經是否同乾子女特殊化”的典型表現了。

　　陳偉華的另壹“特殊化”表現是：她的畢業論文是關於中共黨史方面的。她為此到系裡請秘書開證明到中共中央檔案館等機要部門查資料，系秘書壹聽她前往的單位名稱即嚇得不敢動筆，忙不迭地逐級向上請示。

　　壹九八壹年初陳偉華大學本科畢業時，班裡有的同學被分配到中學教書，陳偉華卻被分配至國家勞動人事部。壹九八四年，陳偉華被中組部指名選調到國家廣播電視部任整黨工作組成員。按照慣例，整黨工作組成員在整黨結束後壹般都會留在該單位“充實領導班子”，當時被派駐各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的整黨工作組成員中高級幹部子女不乏其人，被人認為是曲線升官。陳偉華在整黨結束後卻出人意料地拒絕了黨對她的栽培，堅持調到自己的母校北京師範大學實驗中學擔任了壹名普通的歷史課教師。

　　陳偉華的十年鄉村教師生涯北京師範大學實驗中學原名師大女附中，壹九六六年，十九歲的陳偉華剛剛從這所學校畢業便趕上了於革”，因此也斷絕了她參加高考的願望。當時，父親是於國最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學校在分配畢業生工作時讓她遇到了很多的麻煩。幾經聯繫，學校決定分配她到北京豐臺地區的某部門工作，該部門聽到陳雲的名字，立刻表示拒絕。於是，學校將她分至北京郊區懷柔縣，在地處半山區的辛營公社當了”名鄉村女教師。

　　與所有兄妹相比，陳偉華的生活經歷最為坎坷。壹九六八年剛剛到鄉下時，父親還在北京，但早已被剝奪工作權力，母親和其他兄妹則分赴各地接受勞動改造。在窗子上沒有玻璃的鄉村小學教室里，陳偉華時刻惦念著親人，便踏上了回北京的長途公共汽車。沒

　　想到父親見到她的第壹句話是：“妳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第二天，陳偉華返回鄉村小學，在那裡學會了上山砍柴，下田割麥，也學會了用柴火燒炕灶，用玉米麵貼餅子。

　　在與鄉親們日夜相處的日子裡，從小在蜜罐子裡泡大的陳偉華看到了中國下層百姓生活的疾苦，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從此，每次回北京時，她都主動為鄉親們代辦事情、代買東西，回鄉下時總是吃力地背著大包小包。時間長了，連長途汽車司機都記住了這個越來越像鄉下人的城裡姑娘，見面時主動打招呼。壹九七四年，辛營公社黨委批准了陳偉華的入黨申請。在此前後，因為當地壹個年輕的生產隊長對她十分同情，常常保護她並照顧她的生活，於是，陳偉華便嫁給了這個生產隊長。壹九七五年陳雲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後不久，陳偉華曾要求父親將她調回北京，但陳雲拒絕了。壹九七七年大陸恢復高考制度，陳雲立刻讓于若木將此消息通知陳偉華。此時，陳偉華已經在公社受到政治上的重用，參加了農村工作隊，祗能利用晚上的時間在老鄉家裡的土炕上複習功課，但還是如願考進了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

　　回北京後，因為那位生產隊長無論從門第、知識水平等各方面都相去甚遠，所以陳偉華在鄉村里結成的那樁親事就難以為繼了。

　　陳偉華的同學告訴筆者，不管怎麼說，陳雲夫婦對那位農村小伙子還是深懷感激之情的，于若木曾主動邀請他到北京的家裡來，並親占口陪同女兒到、永定門火車站接親。但那個樸實得過份的小伙子，壹看接他的紅旗轎車比他們生產隊裡的拖拉機還長出壹大截，死活不敢上去，藉故上廁所返回車站買了回程票。

　　後來，據稱是中共中央辦公廳派人去鄉下幫助這小伙子解決了壹些生活上的問題，由陳雲自家裡出錢給小伙子的二老修了幾間大瓦房，兩家的親緣也就這樣“好合好散”了。

　　陳偉華再婚後，陳雲視她的孩子若掌上明珠，祗要人不進醫院，堅持要求每周能見到這個孩子。後來，還是醫生考慮陳雲身體過於虛弱，經不起任何病菌的侵襲，便要求陳偉華必須隨時注意自己孩子的身體情況，如果發現有感冒等病症，便不能與陳雲接觸。

　　從陳偉華向自己的介紹看，陳雲晚年對有她這樣壹個爭氣又爭光的女兒十分欣慰。而在中共內部，即使壹些對陳雲的保守思想不能苟同的人，提起陳偉華來，也不得不承認“如今的高乾子女里，恐怕也祗有陳雲的這壹個孩子還能‘出污泥而不染’了。”八十年代中後期，經過北京師範大學領導的”再說服，堅持不要當官的陳偉華還是被選拔為實驗中學副校長（副縣、團級），不過據稱她從來不管學校事務，繼續做歷史課教師和班主任工作。

　　陳偉華的這壹舉動被北京知識界廣為傳頌。因為有媒介報導引用陳偉華的話，說她從事人民教師這壹職業的選擇首先是得到了她父親的大力支持，所以陳雲也因此在群眾中大為得分。但是，更多的人並沒有因為陳雲女兒的給官不做，而原諒他兒子在政壇地位上的突起和落選反而高升的事實．！更沒有人原諒他長女所經營的公司無情騙取大陸在美新移民血汗錢的惡劣行為。這也是陳雲晚年的悲劇之壹。

　　陳雲小女兒從不曝光陳雲的小女兒名陳偉蘭，排行在陳偉華和陳方之間，是陳家五子女中從不對外曝光的壹個。

　　陳偉華甘於做壹名中學教師而不願涉足官場招惹是非，但畢竟還接受過大陸記者的採訪，曾在《中國婦女》之類的刊物上出鏡；陳方在商場上雖遠不如大姐陳偉力的知名度打得響，但至少大陸公開報導陳雲生平的文章中對這個小兒子有所提及。

　　唯獨小女兒，就連與陳元十分接近的人士都祗能說出其名叫偉蘭，大學畢業後也是轉了幾個單位才調進中組部青年幹部局工作，具體負責青年幹部培訓中、心的業務。若果真如此，那就真是權力大得可以了。

　　前文已經提到，陳雲的親家宋任窮“文革”後壹復出，即擔任了中組部部長。當時，鄧小平為了徹底消除華國鋒“凡是派”的影響和安排黨中央領導層的“梯隊”建設，急於讓當時最占居軍、師兩級職位的高乾子女、軍乾子弟對俞正聲十分看重。

　　他們認為，未來接替江澤民、李鵬等人最高領導職務者，顯然不能直接由軍界產生，但對完全沒有軍隊背景的人選，這些退休軍人和職業軍人們又總是放、心不下。所以，他們認為中央黨務和政務系統的主要領導層中應該有軍界背景的人選進入，而俞正聲的家庭背景、個人出身及本人能力等條件綜合起來，被軍界認為是“信得過產品”。

　　俞正聲雖然沒有直接在軍隊裡正式服役，但他當年從考入哈軍工的第壹天起，即已經是在籍的人了。哈軍工與清華等“民校”最大的不同也在這裡。查中共公開的人事檔案，對俞正聲“參加工作”的時間從來都是從壹九＊土二年八月算起，即他到哈軍工報到的時間。這種哈軍工的經歷，在相當壹批中共元老及軍乾子弟中是非常被看重的。

　　因為從中央委員中產生”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員的過程是由全體已經當選的中央委員按照事先準備好的“候選人名單”舉手通過，所以只要過了中央委員差額選舉”這壹關，能夠進入中央核心層就不再存在“民主”的問題了。

　　至於屆時俞正聲能否順利通過中央委員的“差額選舉”，當然沒有人敢給他打包票。不過已經有過的先例是：壹九九三年出任北京市市長的李其炎，早在壹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大上就是被“差額”掉的中央委員候選人，但在十四大上順利當選。

　　再者，因為標榜“黨內民主”的中央委員候選名單上可提供的差額範圍十分有限，所以黨代表們壹般都要從壹些現任職務不太起眼的人選上挑毛病，只要在黨代會之前已經被安排成省委或省政府第壹把手的中央委員候選人，還從來沒有過被“差額”掉的先例。

　　由此推論，如果江澤民等人有、心在十五大上提攜俞正聲，只要先把他安排成某省省長、省委書記或中央某部部長，然後再提名他為十五屆中央委員候選人，那麼被差額掉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

　　古田然，俞正聲和蕭秧在壹九九二年的十四大上中委落選後，北京政界也有”種傳聞說江澤民等人事實上並不願意俞正聲和蕭秧如願當選，故意在山東、四川等代表團放風說中央已對這兩人調升核、心層有所安排，這才引起黨代表們的強烈反感。

　　如果此種傳說屬實，那麼壹九九七年的十五大上俞正聲就凶吉難測了。壹般說來，如果他的青島市委書記職務屆時仍然在手，那麼候補中央委員還可以繼續當”屆。但如果屆時還只是個中央候補委員，未來的俞正聲可就是年齡不饒人了。

　　無論哪種傳聞更接近事實，都必須承認俞正聲與薄熙來、鄧楠、習近平、傅銳、陳元等壹批正在從政的元老子女相比，畢竟已經在中央委員序列中先踏進”腳。所以，如果形勢正常發展，俞正聲在副省、部級職位上再躍升壹步甚至更多的機率還是要較其他“太子黨”成員大壹些壹。

　　中南海的大管家──曾山之子曾慶紅

　　如果說楊德中曾是中南海的“總鑣頭”，那麼曾慶紅堪稱中南海的“大管家”。

　　雖然身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曾慶紅在中共十五大前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但職務本身的特性註定他在後鄧小平時代比”般的中央委員有更多的表現機會。

　　對總書記江澤民來說，曾的忠誠、能力都是至關重要的。曾幾何時，毛澤束欽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正是在汪東興的支持下，才敢於下定逮捕“四人幫”的決、心，並在兵不血刃的前提下大獲全勝。而汪的力量正是來自於他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職位。

　　父親曾高就“內務大臣”

　　曾慶紅也是中共高乾子弟，其出身就是在大陸也鮮為人知。他在上海政壇顯露頭角後，有人僅僅根據姓氏傳言，說他是中共元老曾生（廣東寶安人，曾任交通部長、全國人大常委）之子，或傳言他是曾三（湖南益陽人，曾任中共中央機關黨委書記）之子。經查證，其生父是中共的另”早期元老人物曾山，在世時權位比曾三、曾生均高。

　　曾山（又名曾珊）是江西省吉安縣白葵鄉人，僱農出身，壹九二六年即加入中共，次年十二月參加了葉劍英和聶榮臻領導的廣州暴動，後來長期在中共江西根據地工作，曾任中共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和江西省委書記．！壹九三”年中共召開第壹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時，曾當選為“中央工農民主政府”中央執行委＊貝，官位與當時的毛澤東不分高低。

　　紅軍長征後，曾山奉命進山打游擊，兵敗後隻身逃往上海，淪為搬運夫。幸好此時中共從長征隊伍中派陳雲到上海恢復地下黨秘密工作，曾山才得以重新接上“組織關係”。

　　接著，陳雲自上海去莫斯科參加中共駐要產國際”代表團，曾山亦被派往蘇聯學習。父輩們當年的這層共同出生入死的經歷，成為今天曾慶紅平步中共高層政壇的不可缺少的重要背景。

　　抗戰爆發後，曾山長期在華東地區工作，先後擔任過中共東南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華中局組織部長和副書記等職，壹九四五年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中共建政後，曾山先是出任中共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任兼財經委員會主任，後又兼任中共上海市副市長，不久又被政務院（國務院前身）財經委員會主任陳雲調去當副手。

　　此後，曾山相繼出任過交通工作部部長、紡織工業部部長、商業部部長、內務部部長等職，姚依林、陳國棟等後來居上的中共財經要臣，當時都曾被曾山鼎力提攜。

　　共產當駑曾慶紅父母拉郎配別曾慶紅母親鄧六金，生於壹九壹二年，因為生下來十幾天即被生母送人，小小年紀時又被繼母賣做童養媳，所以至死不知生父母是誰。這也是她早年參加共產黨這支“為窮苦人打天下的隊伍”的決定因素。

　　壹九三八年末，時任中共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的曾山跑到延安去要幹部，正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的鄧六金被李富春（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叫去，意味深長地告訴她：東南局缺少婦女幹部。

　　幾天后，鄧六金及其他幹部隨曾山同路，在西安通過國統區時收到中共中央組織部的電報：

　　壹批准曾山、鄧六金同志結婚。

　　壹年後，曾慶紅於蘇北出世。

　　生下四個月時，鄧六金將曾慶紅送到江西吉安交奶奶撫養。三歲那年，當年國民黨軍隊曾把曾慶紅奶奶抓去毒打拷問，曾慶紅跑到野外在壹個大樹洞底里躲了壹晚才躲過這場災難。

　　壹九四九年，中共華東局為其南下幹部的孩子及烈士子女辦保育院鄧六金擔任院長。年已十歲的曾慶紅白目此也“翻身得解放”，被從江西鄉下接到這所保育院，同弟弟妹妹們共享父輩們用鮮血換來的鞏命成果”。如此經歷，決定了曾慶紅中共政權的效忠之情完全是與生俱來；

　　“用鮮血換來的政權必須用鮮血來保衛”的道理也在其頭腦中自然形成。

　　隨父進駐上海後，曾慶紅在當地讀了兩年多小學，五二年又隨父進京，在北京高乾子弟學校讀完中學，壹九五九年考入北京工業學院自動控制系，大學二年級時加入中共。

　　曾氏父子沒有“文革”血淚史

　　“文革”開始後，毛澤東對成千上萬名中共老幹部下了毒手，但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頂帽子卻始終沒有給曾山戴上。

　　壹九六七年，“造反派”開了曾山的批鬥會，周恩來於當年九月二十七日做了“關於曾山同志的四點指示”：了錯誤可以批判，性質應由中央來定；二，他的活動聽命於中央，妳們不能干涉；三，外來單位學生不能干預內務部事務，立即撤出；四，開批判會，搞噴氣式，大彎腰是錯誤的，是違反中央規定的，今後不准再搞體罰和變相體罰。在林彪當了“接班人”的中共“九大”上，曾山由毛澤東欽定仍然繼任中央委員，直至壹九七二年去世。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毛澤東恨不能把劉少奇、彭真、賀龍等壹大批中共元老置於死地而後快，卻單單對曾山如此保護，可見曾山內務部長工作和他在毛澤東眼中地位之特殊。

　　壹九七二年，曾山在壹個老幹部的追悼會上，拍著胸脯向周恩來說自己的健康沒有問題，但這話說了沒有幾天就因、心臟病突發去世了。

　　曾山去世後，周恩來下令全國各地被下放的中共老幹部，無論是否已經“解放”，統統接回城裡進行體檢，凡有患病者，壹律保證住院認真治療。因此，當時在江西下放的鄧小平、陳雲等人都託了壹次曾山的蔭福。

　　熟知曾氏父子的上海人分析說，曾慶紅的老子生前先後在華東地區和中共核、心層身居要津，而他告日年的同事或下級如今還在“垂廉聽政”，這樣的背景對曾慶紅的仕途自然有利。但也幸虧曾山早在壹九七二年就及時過世，如果繼續活著的話，極有可能被毛澤東在“文革”中進壹步起用，無法保持所謂“革命晚節”，而到鄧小平時代白日然就成了“四人幫”的政治殉葬品───如同當年上海的馬天水壹樣。鄧小平至死也還不願意徹底否定毛澤東，事實上中共在選拔幹部，尤其是在選拔高乾子女擔任領導職務時，絕對是以其本人家長在“文革”中是否被毛澤東整過作為壹條不成文的劃線標準的。

　　近年來，陸續在海外媒介被曝光的乾子黨”成員中，仔細數來，個個都有”本三革時期的“血淚賬”，而幾乎所有在“文革”中沒有挨整而且還被毛澤東委以重任的中共老幹部，“文革”結束後重則被指為“賣身投靠四人幫”，輕則也要被迫辭職或提前離休，其子女也都不大可能擠進“接班人”的圈子，如華國鋒、汪東興、紀登奎、吳德等人，無壹例外。

　　曾山“文革”中的日子好過，曾慶紅自然也就沒有吃太多的苦頭。“文革”中歷經磨難，甚至下獄坐牢是至今絕大多數中共“太子黨”成員得引為自豪的政治資本，很可惜曾慶紅缺少這壹課。

　　秋裡帶曾慶紅步入政壇

　　曾慶紅被認為是中共“太子黨”的核、心成員，他的父親曾山在早期中共時代曾與毛澤東地位相當，中共建政之後相繼出任過多個部委的部長職務，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內務部長。可以說，曾慶紅如今所處的重要地位是繼承了父親的衣缽。

　　曾山是中共“老革命家”中少有的幾位在黨內權爭中未受波及、迫害的人，但也沒有“得志便猖狂”──至今還沒有關於他殘酷整肅異己的劣績被披露。曾山身上有近似於周恩來的政治氣質，無疑是曾慶紅今日需要繼承的重要“遺產”。而曾山在中南海長期的政治經營，也是曾慶紅可以利用的權力基礎。

　　不過，直接帶領曾慶紅步入政壇仕途的是余秋里，而不是他的父親。余和曾是江西吉安同鄉，而且曾還是余的“革命引路人”。

　　基於這種“同志加兄弟”的親密關係，壹九六三年曾慶紅大學畢業後，很快就被擔任國家計委第壹副主任兼秘書長的余秋里要去當秘書。

　　壹九八O年，中共成立國家能源委員會，余秋里出任主任壹職，曾慶紅隨之前往，被委任為辦公廳副處長，實為余秋里秘書。

　　壹九八二年國家能源委員會撤銷，鄧小平為了肅清軍隊左派勢力，安排余秋里接替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職務，替換了思想保守的韋國清。

　　徵求曾慶紅的意見後，余秋里利用由目已過去當過石油部長的餘威，將曾慶紅介紹進新成立的肥缺單位巴巴巴甲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任聯絡部副經理。不久，因辦理“洋務”表現出色，曾慶紅被提升為石油工業部外事司副司長。在上海灘權爭中往往保持中立對曾慶紅政壇掘起有至關重要作用的另壹黨內元老是陳國棟。陳在壹九八五年六月由中共上海市委室日記改任中共上海市顧問委員會主任，但仍被認為是上海黨政領導班子中的“龍頭老大”。

　　壹九五O年前後，陳國棟曾在中共華東地區從事財經領導工作，曾山任華東財委主任時，陳國棟是他手下數名副主任中最得力的壹個。

　　華東局撤銷後，曾山推薦陳國棟進京，擔任國務院財政部副部長。為此，陳國棟知恩圖報，若干年後，將曾慶紅安排為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很快，曾慶紅又升為組織部長。

　　陸續接替上海黨政領導職務的藺杏文、江澤民、吳邦國等無不對陳國棟言聽計從。而陳國棟向繼任人肉杏文交權之前辦的最後”件大事，就是把老上級曾山的長公子曾慶紅調進上海市委，官居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委秘書長，並安排進上報中央的召部級幹部第三梯隊”培養人選。處理導報事件立下關鍵壹功

　　壹九八六年，曾慶紅高就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主管意識形態，同時兼任市委對外宣傳領導小組組長，凡是文化、藝術、教育、體育、衛生、政治宣傳、理論教育、新聞出版等方面的事業全都歸他管，重要文件、宣傳文獻的起草、潤色也都先由他來敲定，成為中共上海市委的第壹刀筆吏。

　　據與曾慶紅有過接觸的人說，曾慶紅在工作中為人和善，對下屬從不指手劃腳，有著廣仃的人緣關係。

　　但在加強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控制，尤其是在對黨內知識分子的思想控制方面，曾慶紅卻仆來都保持了高度的“原則性”。

　　比較突出的壹個例子是，壹度齟壹曾慶紅同被安排為上海市委“第三梯隊”人選的原上海太委宣傳部長潘維明，本來與曾慶紅私交較好，曾慶紅也頗為讚賞潘的才氣。但當潘氏因為“自由化”言行受到來自上搴的譴責，被貶為上海新聞出版局局長後，曾慶紅則處處箝制潘氏。

　　“六?四事件”前，潘氏曾經以上書方式表示對大學生的同情與支持。事後，上海方面利“潘氏弱點，派人將潘氏騙至西安並給他安排二日年女子相處。接著，潘氏便因“嫖妓”罪名下獄。

　　在江澤民接任上海市委書記後，曾慶紅與之保持了“政治上的高度配合”，其中最典型的壹個例子，就是八九年魍壹江澤民壹同處理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事件。

　　畫界經濟導藝事件的導火線，是壹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的第四百三十九期準備刊山該報與北京《新觀察》雜誌合辦的“悼念胡耀邦座談會紀要”，此消息由《世界經濟導報》駐）京辦事處首先向境外記者透露，有壹份港報於十七日把消息登了出來，恰好被當時的上海市未宣傳部長陳至立看到。

　　當時，曾慶紅就把陳氏的“發琨”轉告江澤民，在江的指示下，曾慶紅和陳至立出面約日《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要求調閱《導報》渾胡座談會”的文章清樣，閻後即命令欽本立將贏萬五千字的座談會紀要刪節刊出。

　　被刪節的內容包括：牽涉到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過，為反自由化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案子翻案，支持北京和平的愛國民主運動等內容，等於是抽去了整個座談會的全部精髓，所以為欽本立所拒絕。後來江澤民親自召見欽本立，嚴厲指責他違反黨紀，隨即派“工作組”進駐導報。

　　據當時的《世界經濟導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張偉國先生日億，壹九八八年，曾慶紅還在上海駐北京辦事處內召集《解放日報》、《文匯報》、《世界經濟導報》的駐北京辦事處負責人開會，目的是要摸摸北京的情況。會上他對《導報》的人說：“妳們離中南海最近，離國務院最近，離體改委最近，信息最靈。以後要多和市委通通氣。”這件事說明“六?四”前《導報》在中共上海市委的地位非同小可，也說明曾慶紅、甚至江澤民”度要利用《導報》，後來卻又“卸磨殺驢”。

　　曾慶紅在事先能發現奪報》於與中央精神保持”致”，及時查禁，獲得江澤民的讚賞。

　　在市委幹部會上，江澤民特別表揚此二人“政治警覺性高”，如果曾、陳兩人漏查了導報，那麼中國共產黨壹九八九年以後的歷史興許就不會是今天這副樣子。江澤民在獲知自己將高升總書記之後，驚喜之餘，首先就想到了曾慶紅。

　　壹朝天子壹朝臣

　　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趙紫陽給外界留下的最後”次印象也是最深刻的壹次印象，就是他壹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凌晨五時許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出現。”句“我們老了，無所謂了”，充滿了無限的傷感和無奈，令現場聆聽的絕食大學生和無數電視觀眾至今記憶猶新，希噓不已。

　　就在趙紫陽離開廣場之後幾分鐘，他在廣場上全部活動的現場錄影已經送進中南海勤政殿。已經奉命從上海進京，靜候總書記黃袍加身的江澤民畢竟不是等閒之輩，不但從趙紫陽的現場講話中分析出了他“暴露黨內矛盾”的罪證，同時也注意到了隨待趙紫陽身邊者並不是貼身衛士或壹般級別的秘書，而是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

　　當時，溫家寶右手緊緊攙扶著趙紫陽，左手幫他扶正手提式麥克風，壹副虔誠護主的神態都被攝影機忠實地記錄下來並匯報給趙紫陽的繼任者。也許正是這則電視畫面的提示，令江澤民深感出自己進駐中南海後，身邊也必須有壹個新的“溫家寶”。

　　壹個月後，江澤民榮升總書記的反議”被正式昭告天下，接著，由江澤民和李鵬兩人簽字的壹份任命室曰正式下發：曾慶紅同志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於是，江澤民不要“紅木”要“紅人”的傳說在上海灘不逕而走。說的是壹九八七年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內杏文進京高就中央書記處書記，離開上海時未帶壹兵壹卒，只是由捧場者為他購置了全套高級紅木家俱。貨物正準備啟運時，卻被繼任者江澤民通知火車站扣發。所以，此次江澤民出任總書記後，自然不會選擇紅木家俱，卻在自己身邊安排了壹個“紅人”O

　　當然，江澤民提攜曾慶紅進京幫辦，壹是不忘曾慶紅的關鍵壹功；二是考慮到了曾慶紅在陳雲、姚依林等強硬派政治老人那裡的特殊背景，所以提拔曾慶紅進京不但不會有結黨營私之嫌，反而會因此獲得陳雲等人進壹步的好感。另外，也不排除曾慶紅在上海的三年刀筆吏生涯確實也給江澤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進入中南海後，曾慶紅鞍前馬後，隨江澤民跑遍了大江南北，出訪了十數個大小國家。

　　看他那副謙恭、隨順又不失機敏的得體表現，幾乎無人不相信曾慶紅今後至少會在中辦副主任的位置上更上”層樓。

　　但壹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上，曾慶紅的名字不但沒有進入中央委員之列，甚至連候補委員都沒有排上。於是，人們又覺得有理由不再看好曾氏的仕宦前途巴巴1雖說他是當年江澤民自上海帶進中南海的臣班紅人”，但“伴君如伴虎”，侍奉權貴者從來都是仕宦前景與政治風險並存。

　　事隔不到半年，中共中央突然對外宣布曾慶紅接替溫家寶中辦主任職務，使得關注中共高層人事變動的政治評論界如墜煙雲霧裡，搞不明白江澤民葫蘆里到底賣的是什麼藥。

　　據接近中共高層的人士透露，事實”曾慶紅接替中辦主任職務的計劃早在十四大之前就已經部署好了。之所以沒有將他安排進十四屆中委，則是江澤民的“計高壹籌”。

　　江澤民考慮到了黨內對他帶曾慶紅進京壹事早有微詞，同時又由曾慶紅的高幹家庭背景聯想到了鄧小平長子鄧朴方中共十三大代表落選，陳雲長子陳元在中共十四大代表落選的原因，擔、心如果將曾慶紅安排成中委候選人，壹日吞無計名投票中被差額下來，再任命他接替中辦主任豈不是不尊重大部份黨代表的意願？而等到十四大過後，突然把不是中央委員的曾慶紅任命為中辦主任，將原主任溫家寶委以其他“重任”，此舉反而會被理解成“正常人事更替”。

　　十四大的選舉結果壹出來，果然證明江澤民的擔、心並非多餘，中委候選人名單中，內定出任政治局委員的蕭秧、內定出任書記處書記的俞正聲及內定接任團中央第三自記的李克強全部落選；進入候補委員候選人序列後，蕭秧、俞正聲勉強當選，李克強則名落孫山。

　　但是，壹九九四年九月底召開的十四屆四中全會的壹項重要內容，就是增強中央書記處的領導力量，已經在十四屆壹中全會上進入政治局的山東代表姜春雲、”海代表吳邦國均被“增補”為書記處書記，專事黨務工作。前上海市長黃菊則因為接替吳邦國的上海市委書記職務而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

　　按照中共有關規定，不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書記處實行集體領導，分工負責制度”。那麼，這裡所說的“中央日常工作”當然包括中央辦公廳系統。所以，如果昔日初曾慶紅在十四大上被安排成中央委員候選人並順利當選的話，這次在四中全會上篤定會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這種局面，江澤民即使對曾慶紅再信任不過，按照組織原則，曾慶紅也還是要受到書記處壹班人馬的轄制。

　　壹手策劃“反腐救黨”

　　從周北方下獄到北京市官員集體貪污案被中共自動對外曝光，和陳希同的“引咎辭職”，這場反腐敗運動的頭三腳踢出後，江澤民的政治行情陡然看好，人們認為過去輕看了江澤民，“沒想到他還真有兩下子”。

　　北京知情人士則透露說：具體給江出謀劃策並暗中掌握壹批高層腐敗案件反備不時之需”者，都是江澤民的大內總管曾慶紅。

　　曾慶紅自壹九九三年初被安排為中辦主任後，立刻擔負起對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中央編譯局等中共中央直屬機構的嬴調領導”任務，在對內宣傳系統、組織系統的審幹工作上也插進壹手。除了國務院系統的經濟工作和軍委系統的工作，其他各方面曾慶紅幾乎樣樣染指，成了名副其實的江澤民大內總管。

　　曾還以中央政策研究室為基地，組織壹批對新權威主義情有獨鍾的中青年政治學者，定期組織所謂“課題研究”，給江澤民出謀劃策；以調研”為名，為江澤民秘密搜集各方面的情報其讀研”範圍上至國務院、軍委系統，中至各省、市、自治區的黨政機構，下至各地知識分子，特別是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思想動向……無所不包。

　　曾慶紅曾經在中辦系統的工作會議上公開講：我們這班人的工作職責主要有兩項，百怎田好助手，二是當好參謀。

　　曾慶紅利用掌管的中央政策研究室，藉政策調研為名，行秘密調查之實，在國家安全部門的配合下，迅速而直接地掌握了大量地方諸侯及國務院實權部門的貪污腐化、索賄受賄等經濟犯罪事實。對於先由中紀委掌握的案情，曾慶紅更是藉口“統壹研究部署反腐敗工作”，要求中紀委隨時匯報工作進展。

　　對中共壹年來在經濟領域內進行動作較大的清查活動進行對比分析，就會發現，中央打擊矛頭首先指向山東、廣東和北京的地方負責人。

　　壹九九四年，主要對山東省境內的走私問題進行了壹輪又壹輪的清掃，弄得姜春雲和趙志浩”反過去趾高氣揚的態度，變得十分小、心謹慎。壹九九四年底至壹九九五年初，又先後開始調查廣東人大常委副主任歐陽德、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的經濟犯罪問題。

　　在此之前，曾慶紅通過出日己手下的秘密渠道，在國家安全部門的配合下，先後掌握了十六件北京市的腐敗大案，件件都是涉案金額超過千萬元人民幣的所謂“大案”、“要案”。

　　至此，曾慶紅已經是權傾朝野，”人之下，萬人之上。北京市的十六件大案因王寶森的自殺，很多斷了線索，但除了已經入獄的周北方、陳小同、歐陽德等人的案子，據說曾慶紅手中仍有二十餘個，其中任何壹件都可以拿出來當做打擊政治離、心力量、震懾地方諸侯或國務院部委大員的致命武器，足以為江澤民的核、心地位撐腰。

　　曾慶紅這樣行事，無疑是權大風險也大，甚至等於是斷了自己的後路。但正如曾慶紅統領的江澤民謀士班子所分析的那樣，共產黨已經沒有退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也已經沒有退路。

　　縱權壹生，福及子孫──彭真和他的子女們

　　生於壹九O二年的彭真，是迄今為止中共高層中壽命最長的壹位。

　　彭真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時，曾因解釋不清“黨大還是法大”而被海內外傳為笑談。

　　其實，彭真的話里含有另外壹層含義，那就是批評黨對人大工作的干擾。在他的主導下，全國人大開始起草、制定了壹批基本的法律法規。不過，許多人仍將他列為堅定的保守派元老。

　　海外中文報刊關於中共政壇的報導中，幾乎全是將鄧小平、陳雲作為中共黨內矛盾最大的兩股勢力的代表人物，卻往往忽視了彭真的羸力”。其實，自中共建政以來，彭真在中共最高層中的實力從來不在陳雲之下，更重要的是，無論是在“文革”中，還是在近年來的最高層權力鬥爭中，彭真所起的實際作用要比陳雲大得多。

　　另外，彭真家族在中共政壇中的地位也不太被外界注意。外界曾有報導說他的兒子傳銳已經官到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長（後任中國核工業總公司副總經理），但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有個內弟張勃興是中共陝西省委書記（後任陝西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另”子傳洋曾辭官當律師，壹九九五年又成為全國律師協會副主席；他的女兒傅彥雖然名義上辭去官職，卻是壹幫“官倒‘太子黨’”的首領。

　　彭真原籍山東，卻是山西幫主

　　彭真原名博懋功，壹般史料中都記載他是山西曲沃縣人。事實上，他原籍是山東桓台，其祖父那壹代因家鄉鬧饑荒，苦日子過不下去了，才逃至山西。

　　當時，他的祖父壹條扁擔”頭挑著他父親，壹頭挑著他叔叔，到了晉南運城，在”座鹽

　　池靠賣苦力養家餛口。後來，彭真的父親長大自立後又遷徒到山西曲沃縣（現在的侯馬市）侄上村定居。

　　彭真共有兄妹八人，以他為長。因為生在山西，長在山西，所以他已經完全被山西人同化，即使後來長年在各地漂流，也從沒有改掉他山西的鄉音和生活習慣，成了壹個地地道道的“老西兒”。

　　據說彭真九十多歲時、心血管功能頗好，動脈硬化現象遠沒有壹般的老年人嚴重，這主要得益於他長年保持著山西人飲食習慣的緣故，壹生都愛吃蒜、蔥等，尤其喜歡吃醋。

　　傳說山西省壹家中外馳名的制醋廠無意中發現，長期在該廠工作的工人幹部，竟沒有壹個是癌症或高血壓病患者。這則消息見報後給了彭真很大鼓舞，自信自己要比其他幾位中共元老長壽。

　　“文革”中，紅衛兵曾揭發出彭真與薄壹波、賀敬之等人組織過“山西幫裴多斐俱樂部”，而且自封幫主。這種說法到底是政治上的諷刺還是有意誣陷現在無從查考，但近年來，彭真、薄”波、賀敬之等人在權力爭鬥中有形無形地站在同壹戰壕里相互助陣絕對是事實，無論是為了倒胡還是為了倒趙，他們幾個配合得都十分默契。

　　曾任天子腳下的“國王”

　　壹九壹九年，彭真十七歲時辭別母親到山西省會太原讀中學，不久即接受了馬列主義的赤色宣傳，踏上了崇尚暴力革命的不歸路。

　　彭真年輕時分別在山西和北京從事工運和學運煽動工作，並因此坐過國民黨的五年監獄。

　　當時，中共內部發生爭權內鬨，彭真身份暴露被捕。案件移送法院後，照司法程序審訊，被判處有期徒刑，刑期同參與壹九八九年學運的王軍濤、陳子明壹樣，而且也同後來的王軍濤、陳子明壹樣，曾在監獄裡進行過絕食鬥爭。後來，因為監獄認為他已有悔意，故於壹九三五年提前釋放。

　　出獄後，彭真到劉少奇組建的中共北方局工作，壹九四二年出任組織部長。自壹九四五年中共“七大”始，彭真就躋身於中共中央政治局，隨後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當時陳雲祗是他的副手。

　　壹九四五年，為了預防不測，毛澤東、周恩來在去重慶同蔣介石談判時，中共中央曾安排彭真與陳云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考慮的是萬”毛、周出事，他們二人便同劉少奇、朱德、任弼時三位書記組織成新的領導核、心。由此也顯示彭真在中共政壇中的地位之顯要。

　　據有關史料記載，彭與劉少奇私交甚密，早在壹九二八年，曾與劉少奇同居的林伯渠之女林舫英移情他人，劉少奇為此苦惱萬分，幾至自殺。彭真曾為此對林施以壓力，從中調解，迫使林氏與劉少奇“破鏡重圓”。所以，劉少奇掌權時壹直對彭真委以重任，壹九四三年推薦他取代陳雲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

　　中共建政後，劉少奇又推舉彭真出任北京市市長。所以“文革”初期，毛澤束為了達到打倒劉少奇的目的，必須先拔掉彭真這顆釘子，故指責彭真把北京市搞成了“針揮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

　　當時，彭真在中共黨內排名第八，前面是毛、劉、周、朱、陳、林、鄧。但事實上陳雲與朱德壹個是沒有實力，壹個是沒有實權，所以他從實權和實力角度講，可以說是位居第六，不但在整個北京城壹手遮天，將皇城的黨、政、軍、司法等大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裡，而且對於全國範圍的黨務、政法、文宣、統戰、外交等多方面工作，他也是時時都要過問二三。

　　“文革”前，中共內部曾有壹個內定的接班計劃：劉少奇接黨主席的班，鄧小平接總理的班，彭真接總書記的班。

　　彭真能力強，人緣廣，敢於也善於結黨拉幫，而且他性格倔強，講話霸氣十足。據說“文革”前他是唯壹敢罵江青的中共領導人，甚至膽敢下令拒絕發表毛澤東愛將姚文元的文章。

　　“文革”初期，彭被委任為中央文革五人小組組長，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二月提綱》，文中到“不要以勢壓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把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區分開來等內容，為毛澤東所無法容忍。

　　壹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屆十壹中全會改組中央政治局及書記處，彭真所擔任的政治局委員及書記處書記兩職均被免去。十二月四日，北京紅衛兵拘押彭真，並且對他三度進行公開批鬥。至此，彭真銷聲匿跡了十幾年，直至壹九七九年初始獲得“解放”，官至中共政治局委員、人大委員長及中央政法委室日記。壹九八八年，完全離休。彭真勢力陣容龐大

　　壹九七八年彭真從“文革”中的流放地陝西回到北京，當時竟有二百多名中共副部長級以上的權貴到機場迎接。楊尚昆壹鄧小平台曰年回到北京時絕對沒有如此風光，由此也可以見出彭真宜壹人在中共高層中勢力之龐大。

　　彭真能在中共黨中結“黨”，而且頗為眾多同級和下級官員擁戴。他自稱“堅定的馬列主義者”，身上卻有著濃厚的“青紅幫”頭子的習氣。在維護同部下的關係方面，他從來是不講所謂“黨的原則”的。當年北平城被中共和平接管前夜，彭真手下壹個叫鮑克的人曾經追求壹個青年女學生。當這個女青年對他的追求表示不屑壹顧時，他竟亮出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告訴這個女孩子：妳不要看我現在這樣壹個不起眼的窮酸相，我可是中共地下黨的西城區委書記。北京城沒有幾天就是共產黨的天下了，到那時妳想想我會是什麼地位，什麼形像？

　　女青年聽了這話半信半疑地回家同在國民黨軍警機構里供職的哥哥商量，沒想哥哥立刻將此事密報當時的北平國民黨黨部，鮑克隨之鄉鐺入獄。

　　在審訊過程中，鮑克開始確實是堅強不屈，死不招供。但後來敵方施以重刑，取掉了三根肋骨，他這才支持不住，供出了他所掌握的中共北平西城區委的全部地下黨名單。於是，中共整個西城區委被徹底摧毀，損失慘重。這就是中共黨史上有名的“鮑克事件”O中共占領北平後，鮑克被從國民黨的監獄直接轉入共產黨的監獄，在彭真的干預下才沒

　　有被以叛徒罪名判死刑。因為鮑克自三十年代即跟隨彭真出生入死，頗得彭真賞識，兩人私交甚篤，所以彭真對他也不忘舊交，不但利用職權多加關照，而且還幾次親由曰去監獄看他。

　　“文革”中此事自然是彭真“招降納叛”的重要罪狀之壹，但在紅衛兵批鬥彭真時，他竟痛斥台下的“小將”說：人家鮑克不管怎麼說是在被摘掉了三根肋骨以後才屈打成招的。如果換了妳們中的任何壹個，甭說三根肋骨，摘妳壹根妳早就受不了了。

　　從這件事情可以見出彭真之所以能把山q己的黨中之“黨”營造得十分成功的原因何在。

　　彭真由於在中共建政前是劉少奇在北方局的主要助手，所以”直與壹批後來成為中共高幹的睾北系”出身的人關係密切。他們中許多當年就是彭真的直屬部下。

　　包括：薄壹波、宋平、姚依林、李昌（原中紀委書記、中顧委委員）、黃敬（中共第壹任天津市市長，壹機部部長）、陸平（曾任鐵道兵副司令員、北大校長）、于光遠（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谷牧（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康世恩（曾任國務院副總理）、楊易辰（原最高人民檢察長）、黃華（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劉瀾濤（原中顧委常委）、王鶴壽（原中紀委第二書記）、蔣南翔（原教育部長、中央黨校第壹副校長）等等。

　　在北京主政期間，曾是他下屬的有：萬里、鄭天翔（原最高法院院長）、何東昌（原教委第壹副主任）、王漢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彭佩雲（現國務委員兼計生委主任）等等。至於現在已在八、九十年代裡逐漸官位顯赫的李瑞環、倪志福、李錫銘、陳希同、張百發等等就更是他”手栽培起來的。

　　另外，彭真在主政中共全國人大期間，又把整個全國人大常委的常設領導機構搞成了壹個地地道道的“彭家黨”，大批老北京市委的人被他安插到裡面的各個部門分兵把口，而且長期維持著這樣的局面。

　　當然，長期以來陸續被彭真所器重的人里，官居高位以後也有被“和平演變”成自由化分子”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李昌。但是，由於中共作為”個幫會組織的不成文的幫規，彭真這樣的龍頭大哥往往具有無形的權威，難以被輕易反叛。

　　彭真在被毛澤東打下台之前，曾邀請自己的、心腹在家中聚會，”見面彭真即意味深長地說：“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似乎是意識到了毛澤東對他前途的威脅。但儘管他有很多意氣相投的朋友，卻無壹人能夠幫助他挽救“獨立王國”被毛澤東壹舉摧毀的結局。

　　好在彭真人的承受力很強，終於經受住了毛澤東那場運動的所謂“大風大浪”。十多年的時間裡，無論是被關押在北京的監獄，還是被流放陝西，他都堅持天天跑步鍛練身體。

　　仗著比毛澤東小九歲的年齡優勢，他在逆境中暗暗發誓：就是再苦熬也要掙扎到“紅太陽”落山的那壹天。鄧小平二次出山時，彭真仍不為毛澤東所原諒，繼續在陝西流放。

　　壹九七六年“四五”運動後，壹位高乾子弟前去看望他時，見他竟在住地養了壹池子黃河鯉魚，而且每天都要樂此不疲地操著鋤頭耕地開荒。當拜訪者告訴他，鄧小平已經再次被打倒，並表示對政治局勢憂慮時，彭真淡然壹笑，祗說了壹個字：“等！”這位高乾子弟辭別彭真，又到其他地方拜望壹些同彭真壹樣被毛澤東打入冷宮的老幹部，發現他們的心理承受能力簡直無法魍壹彭真同日而氫叩，壹個個不是破口大罵就是仰天長嘆，完全不像彭真那樣沉得住氣。

　　退位後仍不甘寂寞

　　北京政界人士認為，彭真的另壹政治資源是他的政兒和思想觀念，引起壹批中共元老和極左派分子的共鳴，因而成為中共僵化派的首領。

　　他是壹九八六年底、八七年初倒胡的關鍵人物．！壹九八八年開始他又布置搜集改革開放中的種種問題，集成“趙紫陽的八大罪狀”上書鄧小平，使得中共反趙之風甚囂塵上。

　　壹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中共文民日藝頭版，刊登了壹條十分奇特的消息。在中共黨、政、軍，甚至人大、政協、顧問委員會中都沒有任何職務的彭真，僅僅以“彭真同志”的名義即能邀請全國人大的非黨副委員長談話，傳達黨中央最新指示和決策，可見其權勢並未因為辭去表面職務而見衰。

　　彭真的觀念和主張包括：壹，階級鬥爭仍然會長期存在，反滲透、反顛覆、反和平演變自始至終都應該是中共的工作重心；二，發展經濟要靠“社會主義”，反對否定馬克思主義“剩餘價值論”，不贊成擴大開放私人僱工和宣傳“溫州模式”；三，徹底剷除個別領導（即胡、趙）寬容“資產階級自由化”和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影響。

　　壹九九”年，彭還正式出版了系統論述他這些僵化思想的《文集》。

　　辭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職務後，彭真雖然祗掛了個杯安精神研究會”名譽會長之銜，但他照舊以領導人的身份視察大江南北，到處指手劃腳。幾年來，他南到廣東、福建，北到黑龍江，西到新疆，東到上海，竟先後跑了二十多個省、市、由目治區。

　　曾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工作人員說：彭真在中共八老中雖然年齡最大，身體卻是出奇地好，說話聲音宏亮，中氣十足，而且思路清晰。他所到之處，地方黨、政、軍官員們往往十分緊張，因為他們都要籍改革開放之機發展地方勢力，而這位鄧小平似乎都難以斗嬴的彭真，又唯恐這種改革會削弱了共產黨的中央集權。是故，地方官員們在給他匯報工作時個個都是膽顫、心驚。

　　中共超級元老中，彭真年齡最大但卻生命力最顯旺盛，且生存欲最強。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進城掌權時代，他從來都不忘養身之道。

　　最典型的例子是六十年代初大陸大饑荒時，他居然在家裡存留了幾百斤黃豆，因為他由口認為黃豆這東西對身體最有好處。他”直保持著山西農村的飲食習慣，而且不抽煙、不嗜酒，也是因為自信寡慾心加粗茶淡飯最有利於長壽。

　　彭真的身體狀況壹直比陳雲、薄壹波、李先念、王震、宋任窮等人要好，比他小好幾歲的李先念、王震、陳雲等人已經先他而去。

　　彭真之妻家族勢力顯赫

　　過去，海外許多報刊在關於中共政壇內幕的消息中，多有把原陝西省委書記（壹九九四年專任陝西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張勃興說成彭真女婿的報導。其實，這完全是亂點鴛鴦譜。張勃興原籍河北霸縣，生於壹九三O年，是彭真之妻張潔清的堂弟。

　　彭真至少有過兩次婚姻記錄，前妻壹九二七年病死，第二任妻子張潔清，系中共“革命世家”出身，生於壹九壹四年，比彭真小十二歲。她的家族在當年的河北霸縣是壹個龐大且有錢有勢的家族，但不知為什麼這樣壹個家族裡卻培養出了壹批熱衷於“為窮苦人打天下”的共產黨員。

　　另外，海外許多報導還說，彭真之妻是本世紀初以復辟清皇室著名的北洋軍閥張勳的孫女，包括日本三菱公司綜合研究所出版的群共最高領導群簞和香港出版的群共黨政軍結湊兩書中都是這樣寫的。

　　事實上，張勳其人是江西奉新人，同祖上即居住在河北霸縣的張潔清壹家南轅北轍。張潔清本人壹九三四年畢業於北平師範大學英文系。從壹九三O年開始，即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左翼活動，壹九三三年開始為中共做秘密交通工作。壹九三六年正式加入中共，從此開始領導北平、天津壹帶的中共婦女抗日救亡運動。

　　壹九三九年，她被調到晉察冀中共敵後抗日根據地任彭真的機要秘書，不久即與彭真結婚。自此，她除擔任過壹段時間的中共陝西商洛地區副專員以外，大部份時間都是做彭真的機要秘室日和政治秘室目，直到“文革”同彭真壹同受難。

　　張潔清同族中包括張秀岩、張潔昀、張文松、張勃興等人都先後在中共領導部門任過高職她的姑母張秀岩生於壹八九五年，壹九”五年入天津直隸第”女子師範，受同班同學郭隆真（李大釗之妻）的影響走上了左傾道路。壹九壹九年她考入國立北平女子高等師範，參加了“五四”運動。壹九二六年正式加入中共，在李大釗被張作霖軍閥處死後曾通過秘密渠道幫助郭隆真逃出監獄。中共建政後，她壹直是國務院監察部領導成員，直到壹九六八年病逝。

　　張潔絢是張潔清的胞妹，生於壹九二二年，十歲就在北京跟著姑母張秀岩和姐姐潔清為中共做地下工作。在北京師範大學附中讀書時，曾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壹二．九”運動和中共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壹九三八年正式加入中共。

　　中共建政後，張潔殉壹直從事國際婦女工作，曾任中共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全國婦聯駐柏林國際民主婦聯書記處書記。

　　張文松是張潔清堂弟，壹九三五年加入中共，中共建政後曾任國務院教育部副部長等職。

　　張勃興是其堂姐張潔清在擔任陝西商洛地區副專員時帶去的□弟黨”，從商洛地區工業局局長干起，先後任過陝西省石油化學工業局副局長、陝西省委組織部部長，直至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兒子傳銳曾執掌廣東組織大權彭真夫婦育有四子壹女，分別取名為博銳、傅平、傅洋、傅亮、傅彥（傅燕）。

　　傅銳生於壹九四二年，小學、中學均在北京中共高乾子女學校讀室目，壹九六O年進入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

　　壹九六六年傳銳大學畢業，正好趕上“文革”，因受父母牽連，壹度被下放勞動。

　　隨著其父的東山再起，傅銳也成了公安部的壹名政法幹部。而且很快就被中共組織部門作為“第三梯隊”成員重點培養。先是在部機關任第十壹局副局長，後又被外放到深圳市公安局擔任副局長，撈得了“地方基層工作”的政治本錢。

　　當時，人們紛紛傳說傅銳外放後很快會升任公安部副部長。時深圳市公安局局長聞貴清，在傅大公子未去之前權力炙手可熱。但博大公子壹去，當地政法系統無不視其為“欽差大臣”，就連市委書記也要讓他幾分，聞貴清也立刻變得謙和多了。

　　傅銳在深圳的“地方工作經驗”祗積累了壹年多的時間，即調回北京公安部，升任計算機監察司司長。

　　傅銳擔任司長期間，主要政績是主抓全國公安電腦聯網工作。由於經濟條件的限制和“文革”十年的延誤，中共的公安工作現代化長期得不到實現，破案方法十分原始。

　　自壹九八四年始，公安部首先在浙江試點公安工作電腦化，發現能使破案率提高數倍，從此才下決、心逐步向各省、市、由自治區推廣。傅銳當司長時正好趕上廣東省公安廳與北京市公安局電腦聯網成功，於是，他馬上建議召開了全國公安廳局發展電腦作業會議。

　　從此，中國大陸公安工作現代化的事業總算走上了正軌。傅銳雖是中途插手，卻立了關鍵壹功。

　　壹九九壹年，傅銳脫下警服，被中組織部重新派往廣東省。四月八日，他被任命為中共廣東省委常委、組織部長。

　　據說，中共考慮到自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省地方勢力日益坐大，所以壹直計劃派進“外地幹部”進去“摻砂子”。在葉選平同意辭去廣東省長職務，改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後，中共有關部門曾先後動議委任陳雲大公子陳元，和李鵬政府臭名昭著的吹鼓手袁木前去任廣東省委書記，但均為葉選平所拒絕。

　　此後，中共祗好提出派傳銳前去執掌組織大權的動議。葉選平考慮傅銳在擔任深圳市公安局局長期間作風正派、為人謙和，擅於合作，容易為廣東地方幹部所接受，故同意了中共中央的這”安排。

　　壹九九三年年底，海外媒體曾報導北京高層已經做出決定，調傳銳出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無論當初是否有過這”動議，反正傅銳後來沒有出任這壹職務。

　　壹九九五年五月，傅銳被調回北京，擔任中國核工業總公司副總經理。海外對此的報導是“傅銳被降調北京”。其實，傅銳在廣東省的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職務雖然是享受副省級待遇，但卻與直接擔任副省、部級職務的人相比，至少是沒有那麼顯赫，而核工業總公司是堂堂正部級公司，其副總經理由自然是副部級職位，何談“降調”？

　　傅銳本來就是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即核物理系）出身，所以調他出任核工業總公司副總經理，不能排除有準備將他在此職務上扶正的考慮。

　　北京中共高乾子女“圈子”里的人分析說：彭真子女中，傅銳是最爭氣的壹個，既有學歷，又正值年富力強，所以在今後的官場前途上無疑是行情看好。

　　傅平破滅了“太子軍”的美夢

　　彭真另壹個兒子博平，壹九六九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

　　在傳平高中畢業的那個時代，由於受父輩們召杆子裡面出政權”思想的影響，以及自幼所接受的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教育，中共高乾子女中間傾向在軍隊裡求發展者頗多，每年北京市里都有壹批人從高乾子女學校八壹中學、景山學校、壹O壹中學及男四中、男八中、北京師範大學附中、師大女附中等市內名牌學校畢業出來的高乾子女，進入中共建國後創辦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

　　這所學校簡稱“哈軍工”，在“文革”前實際上成了中共“太子軍”的培養基地。像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王震的三子王之、左權的女兒（彭德懷的養女）左太北、林伯渠的兒子林用三、陳毅的兒子陳丹淮、蕭勁光的兒子蕭策能、粟裕的兒子粟戎生等全都是出身哈軍工，而且現在分別在軍中或地方任高職。

　　比上面所列人物年齡稍小的傅平，本來也嚮往著同他們走壹樣的道路，但沒等到畢業即趕上了“文革”。壹九六九年，他畢業後不但沒有穿上軍裝，而且被遣送到齊齊哈爾市的壹個糖廠當燒鍋爐工人。

　　傅平對所謂個人前途已經、心灰意懶，祗想儘早建立壹個自己的小家庭，庸庸碌碌混完人生之路了事。經人介紹，他與壹個僅有初中畢業學歷的農場工人王淑賢結了婚，並很快有了孩子。

　　壹九七八年彭真夫婦回到北京，有人對王淑賢說：妳丈夫的父親落實政策了，妳這個“土包子”怎麼辦？王淑賢於是主動對丈夫說：妳如果覺得我“拿不出手”，咱們好說好散，我絕不會讓妳為難。傅平說：這麼長時間了，妳還不了解我嗎？我請求妳不要再說這些干。

　　後來，王淑賢見了官位重新顯赫的公婆後受到禮遇，因而大受感動，曾對記者生動描述了這個現代“糟糠之妻不下堂”的感人故事。

　　她回憶第壹次見到公婆時，他們準備了豐盛的飯菜招待。彭真對她說：“在那麼困難的時候，妳和我的兒子結合，我們做老人的感謝妳呵。”壹九七九年，中共有關部門通知傅平壹家可以調回北京。但當時彭真表示：“來北京當然好，全家團聚了。可都回北京行嗎？需要落實政策的人很多，北京容納得了嗎？要優先安排那些逝去的同志們的遺屬才行。”

　　於是，傅平壹家到了河北石家莊市，王淑賢在壹家單位里當會計，傅平則當了壹名處級幹部。現在，時光已經過去了十幾年，大陸有傳說傅平的職務也早已得到幾次升遷。但具體是什麼職務鮮為人知。女兒傳彥是著名官倒傅彥是彭真唯壹的女兒，從小嬌生慣養。壹九六三年高中畢業後想進北京大學，但因成績不夠北大的錄取分數線而使當時的北大招生辦公室大為作難。

　　事情推到校黨委辦公室，辦公室主任也作不了主，於是請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發話。結果，陸平壹句“怎麼不能招？”傅彥就順利進了北京大學國政系。

　　在北京大學期間，傅彥作為北京市那個“獨立王國”的“國王”的女兒，被人們送她個“黑公主”的外號。“文革”開始後，“公主”隨父落難，無數過去日日恭維她的老師和同學都像避瘟疫壹樣遠遠地避開她，唯有壹個叫劉和森的同班同學（當時的國政系六三級黨支部書記）十分同情她的處境。》

　　這位劉和森出身上海的壹個普通工人家庭，是個為人正派，忠厚有餘的本份人。壹九六八年傅彥被分配河南，他也主動要求壹同前往。到河南以後，劉和森當了中學教師，並同傅彥結婚。婚後，他們生有壹個女兒，劉和森還數次同傅彥前往陝西看望落難的彭真夫婦，使老倆口大受感動。壹九七八年，彭真夫婦剛回北京不久，傅彥帶著女兒回到父母身邊，接著提出和劉和森離婚。彭真在傅彥的離婚問題上是盡力阻止的。最後他不得不同傅彥分手，但對彭真夫婦還是懷有些許敬意的。。傅彥則在離婚契約上主動要走了女兒。據說她的現夫是原北京軍區第壹政委朱良才之子，從“門富戶對”的角度還勉強說得過去）在大陸上，有關傅彥的民間傳聞甚多，指她從事倒買倒賣，近乎瘋狂。她曾任中共經貿部處長。富利公司董事長。過程中，因民怨太大，遭到撤銷。此後，傅彥搖身壹變，又成了大陸。歐美同學會”所辦的壹個公司的老闆。壹九八五年，傅彥曾隨父出訪日本，有報刊揭露她在日本竟然向人家伸手索物。壹九八八年初香港有報刊傳間，傅彥從加拿大倒了壹批二手設備，請求某公司轉口以比原價高出三倍半的價格運往中國大陸。這家公司認為做此事可以與傅彥分賺暴利，但這種手段太黑，會有損公司形像引猶豫再三，還是婉言謝絕。於是傅彥又找澳門壹家公司出面轉口，據稱生意成交額高達三億美元之鋸。大陸上傳說，壹九八六年中共打虎運動，居然打倒傅彥身上原因是她涉嫌以低於官定的價格出賣國家統配煤炭給外商，從中收取巨額佣金。

　　消息說，傅彥因此而入獄，同案人還有中共北京市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王純“文革”前在彭真手下任過北京市副市長），他為此被捕。在獄中，王純企圖自殺，不久傳、王二人均獲釋，生意照做不誤。

　　傅洋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

　　彭真的另外兩個兒子傅洋和傅亮，“文革”開始時分別是北京男四中“老高二和“老初二”的學生。因為父親的問題，兩兄弟壹度連下鄉插隊落戶的權利都沒有。傅亮還同劉少奇的兒子劉源，薄壹波的兒子薄熙、水、薄熙來、薄熙成等壹起在功德林監獄被關押過”段時間。

　　關於傳亮的去向，大陸上也是傳說頗多，壹說是”直在北京，且生意做得十分紅火；還有壹說是因為壹筆生意觸犯了法律，繞道香港去了日本。

　　傅洋生於壹九四八年。壹九七九年至壹九八七年，他曾在全國人大法工委工作，任法工委經濟法室副主任。在此期間曾參與憲法、刑法、民法通則、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公司法等四十餘部法律的制定、修訂工作。

　　有傳說傳洋後任中共某高級領導人秘書，但據查證，傅洋壹九八八年在北京創辦了康達律師事務所，擔任了中國工商銀行總行、中國醫藥工業總公司、香港會德公司、香港中策集團、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單位法律顧問。壹九九五年七月，傅洋當選為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

　　虎門有虎子也有虎女──賀龍和他的子女們

　　軍火貿易壹直是國際政治舞台上最神秘、最敏感的話題之壹。中共政權在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在軍火貿易問題上已經越來越受到海外的關注，並為傳聞它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核設施而深感不安。

　　解放軍的軍火貿易向來都是由眾多高級幹部子女暗中操縱的，海外媒介對王震的兒子王軍、王兵，鄧小平的女婿賀平等人從事這壹活動早已多有報導。不錯，王軍曾任過解放軍軍內正牌的軍火公司保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是資平。事實上，統管解放軍軍內軍火貿易的最高頭目很長時間是賀龍元帥的兒子賀鵬飛，職務是解放軍總參謀部裝備部部長兼軍事貿易局局長，壹九九二年還有傳說他是副總參謀長的候選人之壹。

　　但在壹九九三年初，賀鵬飛離開總參，出任海軍副司令員，軍銜中將。

　　賀龍有壹子三女

　　賀龍是解放軍十大元帥之壹，曾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國家體委主任。

　　賀龍生於壹八九六年，出身貧寒，從小膽大妄為、好勇鬥狠，是其家鄉當地幫會組織的小頭目，曾因手持兩把菜刀殺死地方貪官而威名震懾壹方。

　　後來，賀龍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參加北伐戰爭。壹九二七年，賀龍參與策劃八壹南昌暴動，自此踏上投身中共革命之路。

　　賀龍的婚姻關係詳情難以查考，“文革”中，紅衛兵撰寫的“大字報”曾揭露他年輕時生活荒唐，情調庸俗低級。

　　有大字報說：“據不完全統計，賀龍壹生曾換過九個老婆。早在當土匪的時候，到大街上看見年輕美貌的姑娘，扛起來就走台北出版的《中共人名錄》說：“賀龍早年任旅長時曾娶妻並納兩妾。南昌暴動妻死妾散，後在湘西再娶賽先任為妻，寵愛殊深，長隨左右。目前公開之資料，其妻為薛明。”

　　無論是“文革”的大字報，還是海外關於研究中共人事問題的出版物，都無法查證落實賀龍妻子的準確數量。不過這不重要，今天說來具有現實意義的是，他的壹子三女如今在大陸政壇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長女賀捷生是最年幼的紅軍賽先任，湖南慈利人，出身豪門。壹九二六年讀中學時參加中共外圍組織，同年加入共青團，次年轉成共產黨員，在長沙做學運工作。壹九二九年，在湘鄂邊區參加紅軍，不久嫁給賀龍。

　　比她小五歲的胞妹賽先佛，亦於壹九三四年底毅然放棄學業，參加紅軍，並盥壹姐姐壹起參加了長征。

　　“七七事變”後，賽先佛曾被派至西安做秘密工作。她長期從事黨內、軍內的組織工作和政治工作。中共建政後則在能源部門工作，任過電力工業部副部長。

　　賽先任到達延安後，即被送到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不久便同毛澤東當時的夫人賀子珍、李維漢當時的夫人金維映壹樣，被送到蘇聯“學習”。當然，結果是這三個人的丈夫各自娶了壹個投奔延安的城市女大學生為妻。

　　從蘇聯回來以後，賽先任任過保衛科科長、縣委副書記等職，甚至直接指揮過與數十倍敵軍的血戰而倖存下來。中共建政後，她擔任了中央組織部副秘書長、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和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壹九八五年底離休。

　　長征途中，賽先任為賀龍生下壹女，取名賀捷生。在此之前，她生過壹個女孩，取名紅紅，因病夭折。

　　賀捷生生於壹九三五年十壹月，出生十八天就隨其父指揮的中共紅二方面軍逃亡，被稱為最年幼的紅軍。

　　據說，生賀捷生的時候，賀龍正好在前方打了壹個大勝仗，有人從後方來，賀龍劈頭就問：“生了沒有？”後來王震打了個電報：“祝賀賀副主席生了壹門迫擊炮。”旁邊人看了笑得肚子疼。

　　賀捷生的名字是蕭克（後為解放軍上將）取的，顧名思義：“戰鬥告捷時所生”。

　　賀捷生隨同紅軍到達陝北後，抗日戰爭爆發。賀龍南征北戰，妻子又被送往蘇聯“學習”，祗好把女兒送回湖南桑植老家托人帶養。直到中共建政後，賀徒生才回到父親身旁，但此時媽媽已經不是原來那個了。壹九五五年，賀捷生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分配到青海民族學院教書，在那裡工作了五年，竟無人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賀龍元帥的女兒。

　　文革期間，受父親問題的牽連，賀捷生被剝奪公民權利，下放勞動改造，被審查五年之久。

　　在此期間，賀捷生的前任丈夫離婚而去，接著父親慘死，繼而，十二歲的女兒上吊自殺。

　　不久，第二任丈夫又被迫害致死。直到林彪死後，她才回到北京，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

　　賀捷生冒險為人請命

　　壹九七五年四月，賀捷生上書毛澤東，要求尋找賀龍遺骸，補行喪禮，訃告國人。六月，她得到通知，賀龍的骨灰安置壹事將保密，“不致悼詞、不獻花圈、不致喪、不報導、不宣傳”。她十分憤怒，再次上書毛澤東，並請鄧穎超轉信給周恩來。周恩來在醫院得知事情真象，當即親由給毛澤東寫信，附上賀捷生的信。過了兩天，周恩來打電話給賀捷生，表示將前往賀龍骨灰安葬儀式並親臨致詞。

　　賀捷生在文革末期十分活躍，同不少文革壹度被打倒，後又陸續復出的中共元老們關係密切，同時亦與壹些名運動員、作家、藝術家都有很多聯繫，為不少人的平反工作奔走過，把下面的”些材料設法捕到上面。

　　賀捷生身上經常帶著秘密材料。為了藏材料，她夏天在裙子裡縫了壹個夾層，冬天在棉襖夾層里做了”個口袋。她不會抽煙，隨身卻總帶著壹包煙和壹個打火機，是為了在緊急的時候銷毀材料。

　　壹九七五年，賀捷生受鄧小平秘密指派，與白樺、范曾、張鍥等人壹起搜集江青的材料。

　　毛澤東死後，賀捷生發表了大量回憶父親的文章，到處發表演講，博得了很多人的同情。

　　同時因為她幫助過很多文革中的受難者，而這些受難者後來又重新獲得權勢，她本應在政治上繼續有所作為的，但由於同後母關繫緊張，加之某些中共掌權者認為她工作作風不嚴謹，政治上不可靠等各種原因，故很長時間沒有被重用。

　　於是，賀捷生乾脆埋頭寫作，壹口氣發表了數十萬字的報告文學和電影文學劇本，《哦，五角大樓》和《槍斃二王的報告》等在當時頗有讀者，劇本□里也被拍成影片公映。

　　壹九八三年，賀捷生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壹九八四年，她原來歸屬的基建工程兵部隊建製取消，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余秋里作為賀龍的老部下，十分同情賀捷生，便主動問她希望去什麼單位。賀捷生表示自己對編輯革國軍事百科全董最感興趣，於是，她進入了中國軍事科學院軍事百科研究室當編輯。

　　從此，賀捷生在研究室歷時十多年，先後組織了軍內外專家五千多人撰寫了壹千壹百萬字的條目，使得中國第壹部《軍事百科全輦可望在壹九九七年出齊十二卷本。僅從這二貝獻講，賀捷生無疑是中共高乾子女中最能腳踏實地，勤勤懇親唧做事的壹個。

　　壹九九二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簽署命令：授予賀捷生少將軍銜。此時，賀捷生已年逾花甲，但這位營困年最年幼的紅軍戰士終於從土丘壹熬成了將軍。

　　壹九七八年，賀捷生與時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湖南省軍區政委李振軍結婚，鄧穎超為他們親自主持了婚禮。

　　李振軍後來壹度官至武警總部政委，其前妻所生的女兒李娟嫁給趙紫陽的兒子。“六四”事件之後，或許正是由於這壹層親家關係，使他丟掉了烏紗帽，僅僅被保留了”個全國政協常委的虛銜。薛明的兩個女兒都在“做貿易”抗戰爆發後，“革命聖地”延安吸引了大批左翼青年學生前往。洋學生的到來壹度使中共高級幹部們換妻成風，從毛澤束往下，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林彪、葉劍英、李維漢、王震、賀龍等壹大批中共領導人，先後都從這些大城市來的女學生中物色到了“革命伴侶”。其中賀龍選中了薛明，林彪相中了葉群。

　　薛明曾為葉群好友，兩人曾同時從京津流亡到南京，再到延安。後來卻因其丈夫之間的權力鬥爭反目成仇。

　　薛明壹九四二年嫁給賀龍後，共為他育有兩女壹子。女賀曉明、賀黎明（又明），子賀鵬飛。

　　賀曉明曾在北京市旅遊局外事辦工作，後投入彭真之女傅彥所辦的富利公司。

　　賀黎明“文革”之後畢業於北京外貿學院，壹九八三年曾在香港光大實業公司事務部當秘書。“文革”初期她曾到廖承志家避難，後與廖承志之子廖平結為夫妻。

　　可能是因為大陸上的“官倒”們對“倒買倒賣”這句話覺得刺耳，對“投機倒把”之類的詞就更不愛聽，所以都習慣把山口己所從事的那”行稱為“做貿易”。據說薛明的兩個女兒至今仍把她們的這項事業做得十分紅火。

　　叫什麼鵬飛？

　　壹九四四年薛明身懷有孕的時候，賀龍在八路軍中的老搭檔關向應即吵著要為他未出世的孩子取名字。關向應與薛明商量說：應該找壹個我們大家都喜歡的人的名字給孩子。

　　大家都喜歡岳飛，所以孩子的名字應該同岳飛的名字有關係。賀龍的後代本應該是“學”字輩，起個“學飛”不太好，岳飛的字是鵬舉，給孩子取個“學舉”也不好。名字就要有“名”有“字”，所以應該在岳飛的名和字中各取壹個，就叫“鵬飛”好了。

　　壹九四四噗月，陝西延安連降大雨，二十八。，薛明為賀龍產下”個男孩。毛澤東當即給賀龍打去電話說：“賀龍同志呵，恭喜妳半百得子……”當時，前往祝賀的人們七嘴八舌地要為孩子取名字，壹致認為賀龍的孩子的名字裡壹定要有個“龍”字。薛明則附會說：人人都說賀龍是水龍，所以”下雨就打勝仗。陝北從來大旱，可賀龍的孩子要出世的這幾天卻連日大雨不停。可見這孩子也是”條小水龍。

　　但關政委說還是叫“鵬飛”好。

　　壹個叫賀炳炎的八路軍將領（毛澤東前內弟）說：“叫什麼鵬飛？我的兒子是打雷時生的，所以叫了實雷生’，賀龍的兒子是下雨時生的，就叫‘賀雨夫吧。”於是，賀龍為這個兒子定大名為賀雨生，小名為賀小龍。

　　當時正患肺病臥床的關向應聽說後，堅持要取自己想的名字。同時拒絕再食用配給他的奶粉，壹定要留給薛明和“革命的後代”吃。不久，關向應病逝，賀龍十分難過。於是同薛明商定讓自己的孩子還是用“鵬飛”這個名字。

　　賀鵬飛大學考了三年

　　“文革”中，北京紅衛兵所辦的《體育戰報》揭露賀龍、薛明夫婦對兒女們的嬌生慣養，“從小就讓賀鵬飛學會了騎馬，開摩托、汽車”。

　　賀鵬飛與彭真、劉少奇、李井泉、鄧小平等中南海里的幾個中共黨政要員的孩子關係要好，曾經擔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李井泉有兩個孩子，壹個叫李黎風，壹個叫李明清。兩人從小在賀龍家長大，與賀鵬飛關係十分要好，經常壹起開著汽車到野外打獵。

　　賀鵬飛小學時先後在北京育才學校和八壹學校就讀。當時，這兩所學校收取學生的條件是，父母級別必須達到地方的司局級和軍隊的師級以上，每個班的學生除了教師而外，都配有專職保育員，以照料玩色接班人”平日住校時的吃、喝、拉、撒、睡。

　　壹九五六年，賀鵬飛進入北京男四中讀中學，六年中學給同學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體育成績好，不知是否因為他父親是國家體委主任的緣故。同學們回憶說，賀龍還曾教兒子練習打鐵，練得滿手老□，肌肉發達，為學校里的“小男子漢”們□慕。

　　壹九＊全軍，賀鵬飛高中畢業，高考成績離清華大學的錄取成績相差甚遠。像他們這樣的中共權貴子女，本可以被保送進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只要區治可靠”，學習成績並不十分重要。昔日年北京男四中每年都要有壹批高乾子女被保送進哈軍工。但不知為什麼，賀龍偏偏就要讓賀鵬飛進清華。

　　有人說，哈軍工系解放軍大將陳賡”手創辦，而陳賡素來對賀龍這位“兩把菜刀鬧革命”出身的元帥不大服氣（兩人都參加過南曰曰暴動，資格不相上下），時有微詞，是故，賀龍不願讓自己的孩子到哈軍工去。

　　可是，賀鵬飛竟連續兩年沒有考上大學，壹直留在男四中高中三年級補習。壹九六四年，男四中校方感到對他實在沒有信心，祗好懇求清華大學為他破格。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沒有辦法，祗好提出條件，清華大學為賀鵬飛破格，但同時也要搭上另”個男四中的學生。這個學生也是同賀鵬飛壹樣，高中畢業幾年沒有能夠進入大學，原因同賀鵬飛相反，成績極好，可“家庭出身”不好。

　　陳雲之子陳元在美國訪問時，有美國學者問他，當年進清華大學是否完全是憑成績，他回答說：當時在清華讀書的絕大多數中共高乾子女都是憑成績考進去的，唯有壹個軍隊幹部的子女是憑“關係”。歪去的，卻招致其他高乾子女的強烈反感，認為這種行為有損於高乾子女們的群體形像。陳元說的這個“軍隊幹部子女”，顯然指的是賀鵬飛。

　　即使是這樣，賀鵬飛進清華的事情令在清華與他同窗的許多布衣子弟十分感動。他們至今還說：以賀龍元帥那樣的顯赫身份，子女考不上大畢竟還要補習兩年，可見當時中共政壇比現在清明多了。由“紅五類”變成“狗息子”“文革”初期，賀鵬飛成了清華大學掀起“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首要人物，劉少奇的兒女劉濤，李井泉的孩子李黎風成為他的主要副手，併集合王維舟（曾任中共西南局副書記）之子王新民、王諍（原國務院四機部部長）之子王蘇民、喬冠華（國務院原外交部長）之子喬宗淮、胡克實（原共青團中央書記）之子胡勁波、劉寧壹（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之女劉菊芬形成了壹個高乾子弟圈。

　　清華大學的學生說，賀鵬飛的消息非常靈通，旗幟鮮明地支持劉少奇，甚至在集會上高呼“誰反對劉少奇誰他媽就是反革命”。後來，隨著父母相繼被打倒，他們本人也壹個個從社五類”變成了“狗患子”，唯有劉濤反戈壹擊。

　　當時，劉濤竟公開與劉少奇決裂，而且揭露出賀龍是賀鵬飛後的軍手”，說賀鵬飛的”言壹行都是按照家長的意志行事的。賀鵬飛所寫六張有份量的大字報全部是經過其母薛明和賀龍的秘書何某看過和修改過後，才拿到學校來抄寫的。這兒”高乾子弟在賀龍家裡召開會議時，賀龍、李井泉也都親占曰參加，並做了重要指示，賀龍的小汽車壹度成了劉濤和賀鵬飛的專車。

　　賀龍被打成責革命”後，中共當局通緝抓拿賀鵬飛，賀鵬飛和賀小（曉）明把妹妹賀黎明藏到廖承志家後，兄妹連夜逃出北京，改名換姓，在壹條往返津滬的貨船上當苦力飢口為生。當時賀鵬飛大學尚未畢業，周恩來經過多方打聽查找到他們兄妹的下落，並擔保不再逮捕他們，賀鵬飛和貿小明才回到學校繼續學業。

　　壹九六七年十月，賀鵬飛犯了重病，無法就醫，尚未被打倒的陳毅仗義執言，才把他送進了醫院。但壹場大病還沒有痊癒，新的迫害又落到了他的頭上。中共當局以“企圖外逃”的罪名把賀鵬飛、賀黎明兄妹及其他壹些高乾子弟送進少年管教所關押審訊了半年多。

　　賀黎明從少年管教所出來後，被下放到陝北“插隊落戶”，賀鵬飛則進了甘肅武威”家汽車修理工廠當工人。

　　妻子馮璐掌管僑辦涉台事務

　　“文革”後，機械專業出身的賀鵬飛進入了北京市機械進出口公司。工作期間，與當時在該公司任資料員的馮璐戀愛結婚。馮璐是馮基平的女兒。馮基平的另壹個女兒則嫁給了壹個高鼻子美國人，現已在美國波士頓地區定居。

　　馮璐是文革中的所謂老三屆出身。與賀鵬飛戀愛時，她的父親馮基平還在北京秦城監獄裡關押，受盡了共產黨由日已人的折磨。

　　馮基平是三十年代初期參加革命的老共產黨人，長期在劉少奇、彭真等人的中共北方局領導下從事地下工作。抗戰初期，被派到山西對當年國民黨軍隊進行統戰。國共戰爭期間，則擔任綏蒙壹帶的保衛工作。

　　因此經歷，馮基平在中共建政後成為彭真手下的得力幹將，長期擔任北京市公安局長職務，後又以北京市副市長、北京市委副書記身份統管北京政法工作。

　　在北京主持政法工作期間，馮基平的政績之壹就是親由目籌建了專門關押政治犯的北京秦城監獄。當時，該監獄的功能有二，壹是關押黨內政治異己，比如隨高崗倒台的前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饒漱石就長期關押在這裡；二是關押夠級別的戰犯，比如末代皇帝溥儀釋放前就曾在這裡生活過。至於該監獄關押來由日社會上的政治犯，已經是八十年代以後的事情。

　　中國古代有個請君入甕的故事，說的是武則天令其手下酷吏來俊臣審辦另壹酷吏周興。

　　來俊臣約來周興，問他罪犯如不招供，該用何法。周興回答，取”大瓮，瓮邊起火燒烤，然後將罪犯置於瓮中，不怕他不招。

　　來俊臣壹邊稱妙，壹邊令人照周興的說法準備。烈火熊熊之後，來俊臣對周興說：現在有人狀告老兄妳謀反，那就請妳進這瓮里去吧。

　　壹千多年以後，毛澤東等人仿古人之法，於文革之初將馮基平關進他親自督建起來的秦城監獄。當時，曾任毛澤東俄文秘書的師哲也關押其中，馮基平感慨地對師哲說：真沒

　　想到我建的監獄竟是用來關押我出日己的。早知如此，就會把這裡的條件弄得好壹點了。

　　查馮基平的簡歷，社壹中有過壹段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經歷。且壹實，這個職務祗是為了對外掩人耳目。馮基平從秦城監獄出來以後，新安排的工作單位實際上是中共中央調查部，在部長羅青長手下主管港、台秘密事務。熟知中共中央調查部歷史的人都知道，該部部長、副部長對外都有假職務，而且大都是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辦公廳副主任之類。這也許就是如今馮瑞成為中共對台事務官員的家庭背景。

　　不過，馮基平可能是因為在秦城監獄被搞壞了身體，年過七十便進了八寶山。好在此時的馮瑞已經有了新的靠山：賀龍家族。

　　賀鵬飛婚後育有二女，壹名“加加”，壹名“貝貝”，意謂晨又賀”，表示苦盡甘來。

　　後來的事情也的確如此，賀龍平反後，薛明通過關係，把馮璐調到國務院僑辦任處長。

　　當時，薛明的親家廖承志正擔任僑辦主任。

　　廖承志去世後，自幼出生在香港的長子廖暉世襲了僑辦主任職務。論輩份，馮璐是廖暉弟弟的大舅嫂。換句話說，廖暉是馮璐小姑子的大伯子。親不親，”家人，自然不會怠慢馮璐。於是，馮璐從處長升至副司長，壹九九四年又被任命為僑辦下屬的對台辦公室主任。

　　薛明子不成“龍”不甘休

　　當然，廖暉能夠把馮璐壹步步提拔起來，也還有馮璐的婆婆，也就是廖暉的岳母在繼續起作用。雖說絕大多數丈夫已經去世的元老夫人對自己子女的前途都非常用心，但與薛明相比，可能誰都沒有她做得那樣公開、那樣無所顧忌。

　　在眾多元老夫人中，薛明百疋相對年輕，二是身體和精力都比她同齡的人要好。據說連宋任窮等人的夫人，都佩服薛明的活動能力。

　　江澤民竟也對薛明另眼看待。比如壹九九五年紀念抗戰勝利五十周年期間，壹大批軍內退休元老，如張愛萍、葉飛、楊成武等，都趁機出來風光了壹番，江澤民自然對他們禮遇有加。這個抗日老戰士陣容中，祗有壹位女性，那就是已故賀龍元帥的夫人薛明同志”。仍然在世的壹批女紅軍出身的元老夫人，比如宋任窮夫人、陶鑄夫人等，卻都榜上無名。

　　薛明通過自己在中共元老中的各種關係，不但給自己弄到了總政軍事檢察院檢察長的職務，而且還陸續把自己的子女們弄進了軍隊，並使之壹步步高升。

　　賀鵬飛壹九七七年從機械進出口公司進入軍隊，緊接著被保送進國防科技大學（前身為哈軍工）研修軍事工程誘導戰術。進修結束後，先是出任總參謀部綜合計劃處副處長，壹九八四年初，升任總參謀部通訊部副局長，同年七月任總參謀部裝備部下屬“保利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同年底升為裝備部副部長，次年更升任裝備部正職。

　　壹九八八年，僅僅祗有十壹年軍齡的賀鵬飛竟然被授予少將軍銜，而且是當時解放軍中最年輕的少將。按照當時解放軍中幹部序列，他屬於正兵團級軍官，主管全軍軍事裝備。

　　毫無疑問，賀鵬飛升官如此之快，同薛明立志實現賀龍生前“望子成龍”的宿願有直接關。

　　賀鵬飛曾經和鄧朴方、羅點點（解放軍大將羅瑞卿之女）等高乾子女應邀到北京大學做壹次演講，控訴“四人幫”在“文革”中對他們及且壹父母的殘酷迫害。賀鵬飛在講台上講得慷慨激昂，聲淚俱下，獲取了不少善良大學生的同情。但台下也有熟知他當年造反史的高乾子弟揭露說：“賀鵬飛祗講自已如何如何受迫害，怎麼不講講‘文革’初始的時候他怎麼迫害人家？當年不正是妳賀鵬飛帶著壹幫紅衛兵衝進羅瑞卿家中，把羅點點打得半死嗎？”

　　據說，賀鵬飛在壹九八九年民運中是支持鎮壓的強硬派。香港的報刊報導，江澤民曾經壹次中共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處理壹批高乾子女經商問題，並且提出高乾子女升官不能升得太快，以免引起群眾反感的意見。賀鵬飛為此打電話給江澤民說：“老江呵老江，妳做得差不多就可以了，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絕，我已經不是高乾子弟，而是高級幹部。妳管得著嗎？我的子女才是‘高乾子女’呢。”海外的這種報導當然可信性不強，因為賀鵬飛畢竟同他父親的出身有區別，同時更沒有他父親當年在中共政壇上飛揚跋扈的資本。但這並不等於賀鵬飛在他自己統轄的系統內不會耀武揚威，拼命擴張自己的勢力。賀鵬飛極力主張獷張軍力發生在賀鵬飛參軍前後的中越戰爭，是解放軍軍隊戰略思想產生深刻轉變的時期。那場至少不能用“正義”二字定義的戰爭，使數以萬計年輕人的生命在不該結束的時候悲壯地結束了，死後每人除了有”塊混凝土紀念碑的待遇，他們那可伶的父母還可以得到五百塊人民幣的撫恤金。

　　事後，對於解放軍的諸位軍頭，特別是鄧小平而言，表面上嘴硬，宣傳如何以微小的代價消滅了頑敵大量有生力量，實際上卻看到了己方兵員大量傷亡的問題癥結在於“刺刀見紅”的肉搏戰術，和“二百米內的硬功夫”等“人海戰術”，在現代戰爭中徹底失靈。

　　用壹位眼光敏銳的西方軍事觀察家的話說：解放軍是”位“手無寸鐵的巨人”。也就是說：雖然軍隊的紀律嚴明，士兵的個人素質也還不錯，但是解放軍地面部隊缺乏壹支現代化戰爭所應具備的所有條件，如火力、機動性、先進的通訊聯絡及後勤保障等等。

　　中共軍事專家也在內部刊物上撰文承認：中國的防務存在著關鍵性的缺陷，地面部隊缺乏必要的武器，來抵禦那些得到炮兵和戰術空中力量支援的外軍裝甲和機械化部隊對靠近地廣人稀邊境地區的進攻；空軍由於缺乏先進的導彈和截擊機，而無法充份保衛戰場或有價值的戰略目標；海軍缺乏反潛和掃雷能力，無法保護中國的沿海航運，同時也沒

　　有能力魍壹前蘇聯在公海相抗衡。

　　郢l平專寅了百毫大裁軍，已章明裝席杓現代化建設卻比毛澤東時代被重視得多。賀鵬飛當時所在的總參裝備部，可以說是解放軍武器統籌計劃的最高執行機構。賀鵬飛不但負責全軍武器的分配，而且盥壹軍工部門甚至國際軍火商進行了秘而不宣的各種合作、交易。新聞媒介對解放軍武器的有關報導是很籠統而模糊的，不過，這些報導給人總的印象卻很深刻，近年來為解放軍提供更先進和質量更高的武器裝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而這壹點已為西方軍事觀察家所注意。

　　儘管我們無法確定賀鵬飛在其間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或者說他在軍中的地位到底如何，但有壹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他是鄧小平關於武器更新要循序漸進並最大限度地保持獨＊且性政策的”個重要執行者。貿鵬飛支持鄧小平的裁軍計劃，極力主張擴張軍力的要領在於裝備現代化，而且要自力更生。

　　壹九九壹年三月，賀鵬飛以解放軍代表的身份參加全國人大會議，在會議的討論中說：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軍武器裝備現代化的基礎，壹個國家的軍隊現代化是不能靠花錢買的，尤其是像我們這樣的國家。買來的現代化關鍵時候就要受制於人，是靠不住的。我們要靠山自己的力量臥薪嘗膽，發憤圖強，把武器裝備現代化搞上去。”聶榮臻元帥的女兒聶力將軍也贊成賀鵬飛的觀點，並指出：“發展國防科技，電子技術是關鍵。”

　　他們的意見獲得了江澤民的支持。江澤民說：“應該在八五計劃和十年規劃中把電子信息產業與能源、交通、原材料等支柱產業列為同等重要地位加以推動，拿出當年抓原子彈、氫彈的魄力來發展國防科技。現代戰爭，打的就是現代化。”壹顯身手

　　壹九九二年四月二十”日，美園商紐時選以大篇幅刊登出該報駐北京記者紀思道的特別報導，文中引述北京中央政府的”份內部參考文件分析說：中共”方面反覆思考壹九九O年以來國際新秩序的意義，”方面把大量經費投入軍事方面，自壹九八九年以來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而且把所謂的“民用核子技術”售予阿爾及利亞和伊朗。中共發出的訊息似乎是，雖然蘇聯瓦解已使中共失去戰略重要性，中共仍有相當能力擾亂冷戰後的世界格局。

　　報導中說：中共在九十年代壹項令人費解的行動是，在它固臨的軍事威脅減少之際，它卻把大量經費投入軍事方面，更有甚者，中共尋求把軍力投入國外，它在這壹方面的努力包括全力獲得戰鬥機的空中加油能力以及建立深水海軍，最後並試圖建造航空母艦。

　　不過，紀思道的文章中沒有分析到，中共近幾年在大幅度增加軍費開支的同時，卻還在大量裁減軍中冗曼，以減少人員開支。從而使新增經費和通過所謂台軍”而節省出的壹部份人員費全都補充進裝備費開支，所以，中共的大規模擴軍實際上是擴充和更新軍事裝備，這當然就給了當時的賀鵬飛這位解放軍裝備部長壹個大顯身手的絕好機會。

　　蘇聯共產黨政權“自殺”以後，中共領導人對“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問題表現出了強烈的擔憂，而賀鵬飛等解放軍軍中少壯派勢力則充份利用這個機會，促使決策層不惜血本支持他們把軍事裝備現代化向前大大推進壹步。

　　自然，解放軍壹直在試圖獲取西方各國精良的武器裝備，祗不過更喜歡獲取技術轉讓許可，方式很靈活。在外國供應商拒絕轉讓技術，或中國為克服防務中的壹些危險弱點而迫切需要某些產品的情況下，解放軍便會爽快地同意成交。

　　大體而言，賀鵬飛當時主持的裝備部、中國新時代公司（下屬企業有負責導彈生產的精密機械進出口總公司、負責軍械器材和地面部隊裝備的中國北方工業公司、負責飛機和航天系統的中國電子進出口總公司、中國國家航空技術進出口總公司等）、國防科工委已就購買或合作生產軍困品達成了相當廣泛的交易，共同促進為解放軍海陸空三軍實現現代化急需的各種武器裝放、地對空導彈、運輸機、艦艇道式導彈設備、防化學武器設、自動布雷、水對水導彈、潛艦建造之類。或飛彈技術予放軍方面的報導。同壹天的《華盛頓郵報》頭版頭條消息卻稱布希政府正在調查此事。

　　據說賀鵬飛在從事軍火進口的同時，還順帶採購了壹些軍民兩用（有的其實就是民用）產品，為軍隊甚至為某些個人謀取暴利（至今尚未有稱賀鵬飛本人涉嫌謀取了多少個人私利的報導）。

　　如果說中國大陸進口軍用品還是低於人們當初的意料，那麼其武器的出口則使觀察家們大為驚訝。在賀鵬飛從軍之前，中共出於複雜的原因，毛澤東總是無償地對某些國家進行軍火援助。鄧小平時代開始務實，同時增大了兵器工業的生產能力，拓展了急於需要大量購買解放軍所能提供武器的合適的新市場。中共不再忌諱參加國際武器展覽會，在西方的防務刊物上登廣壹九八六年十壹月，中共在北京還舉行了壹次盛大的武器評估展覽會，在會上展出了供出口的各種武器。軍火出口步伐的加快不僅使中共獲得巨額外匯，而且從政治層面而言，可以使中共得到意外的收穫，例如許多需要解放軍武器的第三世界國家，為中共在國際舞台上不遺餘力地助威吶喊。最明顯的壹次是壹九九二年三月聯合國壹個譴責中共人權記錄的議案未能通過，就是因為巴基斯坦帶頭支持中共。而巴國正是中共出口軍火的主要對象之壹。

　　從事軍火貿易是壹本萬利的買賣，同時又可以藉“軍事機密”為由不讓外界所知。所以，從賀鵬飛到中共眾多高乾子女都對此十分熱衷。賀鵬飛就像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清華大學搞紅衛兵組織壹樣，在解放軍總參謀部也聚集了壹批家庭顯赫的中共高乾子女，如鄧小平女婿賀平（鄧榕之夫）、楊尚昆女婿王小朝（楊李之夫）等等。

　　儘管大陸新聞界從不准暴露“黑暗面”，但海外媒介不斷揭露出的中共高乾子女“倒軍火”的消息，還是通過各種渠道傳進了中國大陸，使得像賀鵬飛這樣本來就因為升官大怏而在老百姓中名聲不好的高乾子女，公眾形像更加糟糕。

　　沒有當過兵的將軍會是好將軍？

　　按照解放軍軍中級別序列，三總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下屬的各部部長比集團軍軍長級別還高，擔任這壹級職務的大都是中將或少將，但解放軍軍隊授銜的標準是以軍齡長短為重要依據的。賀鵬飛憑著他短短十壹年的軍齡就獲取少將軍銜，自然引起不小的非議。

　　即便是在中共高乾子女中，很多在軍中擔任要職者也都是從基層幹起來的。如陳毅元帥次子陳丹淮、幼子陳曉魯，粟裕大將之子粟戎生等等，都是大學畢業後又到基層部隊從壹個“大頭兵”干起（或當兵之後再去大學“回爐”深造），然後壹步壹個台階地逐漸上升。賀鵬飛晉升則如同他青少年時期當運動員時跳高壹樣，起點就遠離地面，這在他們的巨子內”也不會令人服氣。如果說“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話，像賀鵬飛這樣沒有當過兵的將軍如何能成為好將軍？

　　但是，也許就是要與這種非議對著干，也許是因為賀鵬飛本人確實有能力過人的壹面，無論是江澤民還是劉華清、張震等人，都對他十分看好。壹九九二年冬，江澤民主持軍隊高層改組時，賀鵬飛調任海軍副司令員，軍銜也改為海軍中將。

　　當然，高乾子女也傳言，是賀平、王軍等人聯手將賀鵬飛擠出了軍火貿易圈。

　　賀鵬飛與海軍裝備論證中、心副主任劉卓明（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之子壹早已混得爛熟，兩人不但門第相當，而且在加強海軍現代化建設和走向大洋方面志向也相當壹致。

　　調進海軍後，賀鵬飛的主要工作還是海軍裝備加外事（外事工作又有很大壹部份是進口裝備和派員出國學習等。

　　說來也怪，賀鵬飛上中學的時候打鐵的本領比讀書強，但他在國防科技大學進修時，其短時間內惡補英語的毅力和實際進度卻令同學們吃驚。

　　賀鵬飛父親本是解放軍十大元帥中文化程度最差的壹個，薛明都認為丈夫“厚武輕文”，在延安與軍中秀才比文化時，賀龍居然在背誦文章上輕而易舉地勝過秀才。看來賀鵬飛是繼承了他父親這方面的特長。

　　昔日然，賀鵬飛後來英氨峒越來越好，可能也血壹他的妻子調僑辦工作，妻子娘家的壹大堆親戚及妹妹的親戚們的工作都“涉外”也有關係。壹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前，賀鵬飛即已經以總參裝備部副部長、部長的身份多次出訪西方國家，其中兩次到美國與美國軍方交流。

　　據說，美方接待人員對賀鵬飛熟悉各種現代武器的專業水平感到十分吃驚。

　　子承父業，仕途壹波三折──喬冠華之子喬宗淮中國大陸原外交部長喬冠華之子喬宗淮，壹九九壹年被免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之後，壹度在中共中央黨校高級研究班進修，有關傳聞不斷出現在香港報刊上。或說他結業後將出任外交部副部長，主管西歐外交；或說他因受他的原頂頭上司許家屯牽連，將被閒置。直到壹九九壹年底，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任命喬宗淮為中共駐芬蘭大使。後來，他又改任駐北韓大使。

　　以中央候補委員資格出任壹個小國大使，這在中共的人事變動中是罕見之舉。當時，人們對此事的猜測有多種，有人認為這對喬宗淮來說，也許是壞事變好事，變化不同形式的外交工作意味著為進壹步晉升多築壹塊階石。有人則認為他是有意靠邊躲風，以免因為許家屯出走美國件被猜忌太多。

　　壹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上，喬宗淮不但沒有升為中央委員，連任了兩屆的候補中央委員也被取消。至此，人們對喬宗淮在短期內的仕途走向再不看好。但是，喬宗淮到二OOO年也才五十六歲，在未來政壇上重新浮出水面的可能也不是壹點沒有。

　　喬宗淮出身外交世家

　　喬宗淮壹九四四年秋生於重慶，乳名“仔仔”，幼年在上海外婆家度過，壹度取名“巴黎”，後隨父親北上。壹九六三年畢業於北京男四中，隨後入讀清華大學工程力學系熱物理專業。

　　曾在北京男四中讀書的人回憶說，四中的畢業生中，成績好的紛紛投考清華、北大等大陸著名高校。而成績差壹些的，憑著自己家庭背景特殊的壹些學生，畢業後則進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因為這所學校在錄取成績上對中共高乾子女是特殊優惠的。由此也證明喬宗淮當時的學習成績十分優秀。

　　四十年代，喬宗淮的父親也是畢業於清華大學，此後在德國、法國、日本等地留學並從事革命活動。那段經歷為他後來成為中共政權的傑出外交家打下了雄厚基礎。無論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共外交處於孤＊且境地，到七十年代外交大反攻，喬冠華始終是中共外事口的頭臉人物，為中共打開外交局面立下汗馬功勞，尤其在聯合國大會上，他痛斥蘇聯霸權主義，把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拉入中共懷抱。他是最先與季辛吉直接談判的中共高官，也是中美了海公藝的促成人和起草者。

　　壹九七O年五月，喬冠華夫人龔澎因患腦溢血病逝。龔澎也是中共外交界炙手可熱的人物，死前任外交部部長助理、新聞司司長。

　　龔澎出身安徽世家，父親龔振鵬是安徽著名革命黨人，與孫中山過往甚多。龔澎的前夫劉文華，曾任太行軍區二分區政委（司令員為秦基偉），病死於抗戰時期。

　　壹九四三年，由作家馮亦代夫人，也就是龔澎同學鄭安娜撮合下，經周恩來批准，龔澎與喬冠華（時喬的初戀情人姚錦新留學美國時另有所愛，姚錦新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姚依林胞姐）成婚。

　　當年周恩來往於延安和國統區之間時，其手下工作人員多是像喬冠華、龔澎這樣的“才子”、“佳人”，而又數喬、龔二人最為出眾。費正清曾經形容龔澎是“環球新聞界最出類拔萃的婦女”。

　　據說喬、龔夫婦婚後”直感情甚好，在中共外交部被傳為美談。龔澎剛剛去世時，喬冠華喪魂落魄的樣子使得許多人擔、心他經受不住打擊，但壹年多後，他突然與比自己小二十二歲，只比兒子大八歲的章含之結婚。章合之是近、現代名人章士釗的義女，其前夫是北京大學教師。當時，北京城裡風傳她是受江青指使接近喬冠華，兩人結婚後曾至背叛了對他們思重如山的周恩來。

　　“文革”後期，有關喬、章之間的粉紅色新聞傳遍大陸，且“版本”甚多。北京政壇當時也認為這是壹場有利於江青控制外交部的打擊周恩來的“政治結合”，所以喬冠華的許多老戰友都拒絕參加喬、章兩人的婚禮。

　　“文革”中與父親決裂

　　最近幾年裡，章合之頻頻發表文章或出版專著，大談她與喬冠華的感情，透露了“我和冠華的結合雖然還有阻力，但那已主要是他的子女的反對．…：壹直到九月底他的孩子不經與他商量，就把家裡搬空的新聞紛紛揚揚，幾乎傳遍京城。”但是，章含之卻沒有回顧喬冠華的孩子們以什麼理由反對父親新婚。

　　壹種說法是，喬宗淮及其妹妹骨囝時明確表示反對他父親的這樁婚姻，故意把其母親龔澎的照片掛在父親為由目已和章含之怖置的新房裡，結果父子大吵壹場。喬宗淮兄妹繼而又給周恩來寫信，大意是父親年紀大了，續弦，子女們沒有意見，但是不能續章合之，因為此人明顯是有政治野心，以後會壞國家大事。

　　小喬的這番舉動合囝然不能改變老喬的主意，所以喬宗淮兄妹壹氣之下，統統離開了喬冠華的高幹住宅。子女們走前把喬家的所有家俱全都搬走，並宣布與父親脫離關係。

　　不過，上述說法與喬宗淮妻弟查理彭（劇作家吳祖光的女婿）的回憶出入很大。查理彭說，喬冠華和章含之結合的確遭到喬家子女的反對，喬宗淮以“章政治上不夠成熟，父親應考慮全面，挑選壹個能在政治上幫助並保護父親的配偶”為由反對。女兒喬松都更是對父親單刀直入：“妳對不起我媽媽！”

　　旅居美國的查理彭說，長時間的拉鋸戰使雙方失去耐、心。喬冠華最後逼迫子女搬出家門。於是，子女乘父親和章合之不在家時，喬松都搬到了她任職的解放軍北京二六二醫院，喬宗淮則搬到岳母家。

　　有傳說，子女們搬走了”此蒙俱用曰關，女兒還搬走了母親龔澎生前買給她的二口鋼琴。

　　為此，章含之曾致電公安部長李震，聲稱喬家被盜，要求公安部逮捕喬家兄妹。

　　然而，喬松都由H己則說，老喬和章含之丟了那台龔澎買的鋼琴，因而她至今不能原諒。

　　壹九七四年十壹月，喬冠華當上了外交部長，“四人幫”倒台後沒有幾天，他便遭到整肅，外交部長職務被黃華取代。章合之也被迫離開外交部，被調往農業口從事外事行政工作。九十年代以後雖常有出國，但大都不是官方安排，而是被海外”此事術機構邀請。

　　壹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喬冠華抑鬱病終，時年整七十歲。在他去世之前，中共高層似乎有人對他的悲慘處境表示不公，據稱鄧小平也曾被勸說考慮對他的重新啟用問題。

　　可惜此時喬冠華的身體已經完全垮了。

　　楊振寧向趙紫陽舉薦喬宗淮

　　喬宗淮在清華大學念的是力學物理，文革初期，他曾跟隨同校的賀龍之子賀鵬飛、劉少奇之女劉濤等人壹同造反，當過動力系的文革主任，積極參予批判蔣南翔活動。。

　　壹九六八年，喬宗淮被分配至國防科工委工作，先是被下放至農場改造思想，兩年後回到北京，進入國防科委航天醫學工程研究所三室從事科研和技術工作，職務是研究室研究實習員。

　　當時胡耀邦正賦閒在家，喬宗淮是胡家的座上客，兩人關係甚密。胡曾勸喬宗淮切莫荒廢學業。

　　“文三結束後，喬宗淮考進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工程熱物理研究室，在中共飛機噴射發動機方面的學術帶頭人吳仲華門下讀研究生。壹度還在北京國際關係學院英語系受訓。

　　美國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有壹次到中國大陸訪問，國防科委航天醫學工程研究所五室任助理研究員的喬宗淮接待過楊氏。楊振寧對他的才華十分賞識，於是在總理趙紫陽面前誇讚了壹番。由此，喬宗淮也受到了趙紫陽的青睞，被專門單獨召見壹次後，其工作關係即被調往國務院辦公廳。

　　壹九八三年喬冠華去世沒有幾天，喬宗淮被派往香港工作。表面上是被公費派往香港中文大學的進修員，實際上是胡耀邦為首的中央書記處向香港方面派出的眼線。

　　前香港新華社社長、港澳工委書記許家屯先生在其回憶錄中詳細記載了喬宗淮“出使”香港的經過。

　　八十年代初，中共整個港澳事務大權都掌握在廖承志手中，廖氏不但是中共老壹代外交家、高級統戰幹部，本人同香港更有密切的關係。他是廣東人，抗戰時期就曾在香港組建八路軍香港辦事處，他的母親何香凝與香港的關係更為久遠。中共建政後，中共關於對香港的大小事務，周恩來也往往都是交給廖氏具體領導和主辦。這壹切決定了廖承志對港澳問題的大權獨攬，任何人都難以插手。壹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屆壹中全會召開時，廖承志被安排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關於港澳方面的工作卻從來不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書記處交代和通氣，搞得書記處壹班人大都對他有意見卻又不好直接說出口。

　　就在這時，海外物理學家楊振寧在同中共政要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人接觸時反應說：有些香港人對香港新華社有意見，認為該單位不能向中共中央反應香港人的意見。

　　楊氏還建議說：可以另設渠道，辦法是由中央向香港中文大學派個“訪問學者”，此人能直接向中央負責人反應港人意見。

　　胡耀邦同意後，讓萬里選人，萬里則選中了喬宗淮。從此喬宗淮成了香港新華社之外直通中央書記處胡耀邦、萬里等人的壹條專線。

　　萬里選中喬宗淮的原因，壹是因為他父親原來是中共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創建人，與香港有家庭淵綠，另外，也不排除對剛剛去世的喬冠華搞壹點政治補償。

　　前文已經說過，如果喬冠華不是很快去世的話，中央台臼時也許會讓他重新出來工作。

　　而在喬冠華病重住院時，中央書記處安排習仲勛前往看望，病榻上的喬冠華壹臉怒氣，囑咐章含之說：什麼都不用說了，說了也沒有用。如果喬冠華地下有靈，知道在他剛剛去世時，中央書記處即決定重用他的長子，也應轉怒為喜的，即使父子曾經決裂。

　　當許家屯被胡耀邦建議出任香港新華社社長兼港澳工委書記壹案被通過以後，中央書記處自認為從此港澳工委已掌握在書記處手中，於是萬里在同許家屯談話時交代了幾個月前派喬宗淮赴港的經過和初始用意，並說：“中央認為這條線沒有必要了，決定交給妳。”

　　於時，隨著許家屯正式上任，喬宗淮被任命為中共港澳工委常委兼秘書長。同時，既然已經把喬宗淮的秘密使命轉為公開，他的名字由曰然也被胡耀邦、萬里等人列進了“第三梯隊”培養名單。

　　在壹九八五年九月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壹大批“第三梯隊”成員被增補為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且壹中喬宗淮被增補為候補委員。自此，這位工學碩士終於秉承父業，踏進了最引人注目的外交圈。

　　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會成員，包括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總共祗有二百多人，平均每十幾萬中共黨員中才產生壹個。雖然外界並不知道中共所謂素三梯隊”的形成過程和具體用意，但看到喬宗淮以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的職位卻進入中央候補委員序列，自然認為他的政治行情猛烈看漲。當時港報就揣測他將是許家屯的接班人，為喬宗淮自己所否認。

　　兩年以後，許家屯向媒體宣布，提升喬宗淮為副社長兼港澳工委常委。受許家屯牽連黨校進修

　　在香港工作期間，喬宗淮的個人才幹和開明作風，基本上受到了左中右各方人士的稱讚和肯定。

　　他在新華社香港分社主要負責公關聯絡，廣泛接觸香港各界人士，同香港政府高官亦建有私交，還和台灣方面的人物互有往來。

　　右派出版的《新聞天地》曾經發表）少夫記述他同喬宗淮相聚的文章。香港某些壹刊物也曾報導，這壹左壹右，壹老壹少見面時氣氛相當融洽，情景頗為感人。這反映了小喬思想開放，沒有包袱，交往越來越廣，已經包括某些壹有台灣背景的知名人士。

　　有壹次，鍾逸傑以香港候任布政司身份訪問中國大陸，喬宗淮作全程陪同。在半個月中，賓主雙方相處甚洽。鍾逸傑回港後，特別邀請喬宗淮到私宅歡聚。另外，香港有壹批年輕而資深的新聞記者，同喬宗淮經常有聚會，就各種問題交流情況和看法。

　　香港報刊評述喬宗淮時說：他風度翩翩，處事得體，在外交場合的形態同當年且壹父頗有幾分相似。

　　壹九八七年十月，喬宗淮在中共十三大上繼任中央候補委員。

　　假如沒有發生“六?四”事件，因此而引起許家屯赴美國事件，喬宗淮或許真可能成為中共在香港的掌舵人，但事實卻是泡影。

　　壹人身兼兩國大使

　　許家屯事件後，新華社香港分社發生人事大搬風。在此之前，許家屯曾經推薦葉選平接替自己職務，但江澤民和李鵬卻看好了思想和工作作風遠比許家屯、喬宗淮等人保守的周南。

　　壹九九”年三月二日，喬宗淮到北京參加“中共中央黨校高級學習班”。當時傳說紛紛，有說喬宗淮將升官，有說是調虎離山，有說是調回審查與許家屯事件的關係。

　　壹九九壹年八月十日，中共宣布免去喬宗淮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職務，但未同時提及新任命，更是引起海外廣泛揣測。多認為他的下台是李鵬強硬派對許家屯班底“秋後算賬”的結果。

　　事實是，喬宗淮在被免職前後，已經被內定為駐芬蘭大使。“組織談話”後，喬宗淮感覺自己原來已經官至副部級，在黨內又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現在到壹個區區小國當大使，明顯是降級使用，所以遲遲沒有應命。

　　在這種情況下，知己們紛紛上門勸說，有的出主意說去芬蘭可以暫時避開北京的權力漩渦，總比落個“不服從調動”，最後在家賦閒好；也有人幫他分析說，外交部畢竟是外交專業很強的機構，如果想當外交部長，先去當壹段時間駐外大使，積累壹些政治資本，倒是周全的安排。於是，喬宗淮才在壹九九”年十二月底走馬上任，同時被宣布兼任中國駐愛沙尼亞首任大使。可不久，愛沙尼亞與台灣建交，喬宗淮的首任大使也就成了末任大使。

　　在赫爾辛基大受僑界歡迎

　　在美國出版的王京之素雜誌壹九壹九九五年十月號，曾刊登壹篇題為善冠華與喬宗淮〉的文章。文中介紹說：毛澤東在五十年代曾經說過，喬冠華知道的事情太多，不能出國當大使。如今，他的兒子竟圓了老子未竟的事業。

　　喬冠華壹生中從來沒有到過芬蘭，但二戰期間他卻以喬木的筆名發表了八歷史的報復V和八從西線到東線〉等文章，對當時的芬蘭及芬蘭戰爭做了極為深入的探討和分析，甚至給芬蘭的地理形勢和交通系統繪製了壹幅詳細的地圖。

　　壹九九二年春節，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市的華僑，搞了壹次出人意料的左、中、右大聯合。

　　已經在那裡經營起餐飲業的華人老闆們，無論是親共的還是親台灣政府的；無論是香港去的還是大陸去的，竟不約而同地聚在壹起，聯合舉宴，為喬宗淮這位剛剛走馬到任的中共大使接風。

　　壹位芬蘭華僑說：小喬之所以如此大受當地僑界歡迎，壹是得益於他父親當年在聯合國風頭不凡，為中國人臉上增光，使海外華人至今記憶猶深，所以老喬當年的功績自然福及子孫；二是因為小喬在港工作成績頗佳，“六?四”後又壹度被中共免職，所以本人形像也被華僑們看好，尤其是從香港去芬蘭的華僑對他更是友善。

　　在歡迎宴會上，華僑們特地邀請了現在芬蘭謀生的大陸著名歌唱家迪里拜爾和大陸著名三弦演奏家龍建登台獻藝，為喬宗淮捧場。喬宗淮的夫人也即興用鋼琴演奏了壹首中國民歌。

　　據說應邀出席作陪的中共大使館其他官員個個受寵若驚，因為他們此前從未被那裡的僑界如此禮遇。十四大上被取消中央候補委員資格在這次聯歡會上，喬宗淮還表示在壹九九三年的春節聯歡會上壹定要補演節目，但是壹九九二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喬宗淮的名字已經從中央候補委員名單上消失。

　　開完十四大後，喬宗淮回到芬蘭繼續駐守，但大使館召集的壹九九三年的春節聯歡會卻冷冷清清，喬宗淮本人更是不見蹤影。箇中原因，華僑們紛紛猜測，待壹九九四年中喬宗淮被宣布調任駐朝鮮大使時，人們才明白喬宗淮又壹次吃虧吃在個性和思想解放這方面了。

　　按照中共“友好”國家的排序，北韓絕對比芬蘭重要。但是，把個性和思想大解放的喬宗淮派往北韓，恰恰可以讓他再不情願也必須表現得收斂壹些，因為北韓的整個社會和政治環境就比中國還要保守、僵化得多。如果說喬宗淮是中共外交幹部中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那麼與中共的所有建交國家中，北韓又是無與倫比的保守、僵化和落後，所以把喬宗淮調往北韓，真是壹個絕妙的諷刺。

　　喬宗淮妻子彭燕燕，系老紅軍戰士彭加侖（抗戰時任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主任）的千金，原是芭蕾舞演員，曾在東方歌舞團工作，後任中央舞蹈學院編導，喬宗淮在香港工作時，她亦壹同在新華社工作。他們結婚於壹九七O年生母病危之際，為的是讓母親去世前接受媳婦禮拜。壹九七三年，喬宗淮和八個月身孕的彭燕燕搬到岳母家，壹住便是七年。

　　喬宗淮的父母親都是世人所知的中共外交家，其實他的姨母龔普生也曾是中共駐愛爾蘭大使。

　　喬冠華當年半生從事中共外交，不但在世界各國政界、外交界享有盛名，在大陸老百姓中也是個頗具傳奇色彩的中共領導人。許多人都被他的風度、氣質及能言善辯的口才所折服，並因此為他隨“四人幫”倒台而結束政治生命而惋惜。

　　中共外交部的工作人員說，壹九七六年底以後，黃華雖接任喬冠華任中共外交部長，但從不敢在他面前說壹句大話。直到去世前，青同冠華在外交部”直是人倒威風不倒，祗要他的汽車出現在外交部樓下，樓內的所有部級官員都避之唯恐不及。壹是怕見面尷尬；二是不願在部下面前被喬冠華襯出自己的形像的猥瑣和氣度的渺小。

　　如今，威風半世的老喬已經作古，小喬剛剛顯露頭角就遇到挫折。但若干年後，喬冠華二世在中共外交舞台上重振雄風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滿朝文武揚家人也遭殃──楊尚昆和他的兒女們壹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召開前夕，國家主席楊尚昆之子楊紹明的攝影畫集羲小平和世界各國領導人》在北京舉行首發儀式，鄧家大公子鄧朴方與楊紹明親切擁抱，似乎意味著鄧楊兩家聯盟更為鞏固。但沒幾天，便傳出楊尚昆、楊白冰兄弟被逐出權力核、心的消息。據聞，根本原因是鄧小平擔、心楊家兄弟在他身後為“六?四”事件平反。

　　然而幾個月前，壹九九二年初，楊紹明在香港訪問接受採訪時，公開鼓吹中共對“六四”進行鎮壓“絕對是正面的”。評論界認為，且壹氣焰之囂張，甚於所有堅決支持實行鐵血政策的中若兀老及他們的壹些子女；其口氣之狂妄，超出至今所能見到的所有中共肯定“六?四”鎮壓的宣傳材料和官方講話。這其中玄機何在？

　　我想有個家

　　壹九二九年，楊尚昆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與同學和同鄉李伯釗結婚。

　　李伯釗是堅持走完“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少有的幾個女紅軍之壹，中共建政後被加封的職務並不高。壹則因為楊尚昆宦海沉浮不定，她不免受到牽連，，另則她似乎醉心於自己的“革命戲劇”工作，所以壹九八五年病逝時，她祗掛著兩個虛職：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在此之前，她壹直主持中央戲劇學院工作。

　　楊尚昆是中共元老中婚姻史最簡單的壹個，青壯年亦無風流韻事流傳。但他喪偶之後，民間壹直有他如何擇偶續弦的各種傳聞，甚至指名道姓說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吳儀（壹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上當選中央委員，次年三月由外貿部常務副部長升為部長）嫁給他。

　　為此，《北京晚選刊登的壹篇“吳儀專訪”，專為此事澄清事實。文章中當然不便具體點出楊尚昆的大名，祗是借吳儀之口言及她曾為投身社會主義工業建設擔誤個人大事，當今又更是為造福北京市千萬人民的革命工作，無暇考慮私人生活；同時，吳儀對外界各種“不負責任的流言”抱不屑壹聽、不值”駁的態度。

　　這篇文章刊出後，對吳儀的流言果然越來越少，關於楊尚昆喪偶後長期鰥居的話題仍然為北京人津津樂道。

　　壹九八九年“六?四”鎮壓之後，北京人在強大的紅色恐怖壓力下敢怒不敢言口，祗能私下裡編出些政治笑話拿高層領導人取樂。其中”則說楊尚昆、江澤民、李鵬、李瑞環四人曾夜半至北京某歌廳魍壹民眾”起唱卡拉OK，席間應歌廳主持人之邀每人點壹首“我最喜愛的歌”。於是，楊尚昆點了”首《我想有個家》；江澤民點了”首《希望妳明天還愛我》；李鵬點了壹首《我不是個壞小孩》；李瑞環點了”首《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對其他三人的暗諷或挪榆都是從政治角度，唯對楊尚昆是拿他的“私生活”取樂。

　　楊尚昆終究沒有續弦。儘管他晚年無”官職，仍然東西南北巡視，比任何元老都活躍，引發外人許多聯想，紛紛預言他是鄧後的“太上皇”。由於楊尚昆被認為思想比較開放，還有人預言，壹日再尚昆時代開啟，中國又是壹番政治開明的新天地。

　　然而，人們似乎忽視了，楊尚昆比鄧小平年輕不了幾歲。生理規律不可抵擋。

　　越戰英雄楊紹京英年早逝

　　李伯釗與楊尚昆育有二子壹女，長子楊紹京（又名楊紹軍、楊廣生）、次子楊紹明，女兒名楊李。

　　楊紹京參軍較早，當年參加對越老山作戰時已是高級軍官。壹九八O年葉劍英元帥去世時，在其靈堂中安置的骨灰盒旁的顯著位置，擺放著楊紹京專程從雲南老山前線送去的兩件禮品：壹件是用碗口粗的黃銅炮彈殼雕制的和平鴿，另壹件是用高射機槍子彈焊接而成的拐杖。

　　中越之戰後，楊紹京官至軍級。壹九八九年“六?四”期間，傳說他系參加鎮壓的二十七軍軍長，但為解放軍總參謀長遲浩田所否認。事後通過中共自己的宣傳，外界方明白“六?四”鎮壓的主凶實際上是北京軍區的三十八軍，代軍長是張美遠。此人在中共十四大上被安排為中共中央委員。

　　知情者說，楊紹京曾在國防科工委的曉豐公司任董事長，中共不准高乾子女經商的文件發布後，他轉調到國防科工委下屬的”個研究所任所長。

　　由於楊紹京戴上了軍功章以後，即長年在軍機部門工作，所以有關他的各種情況外界知之甚少。與他的弟弟相比，可以說是“深藏不露”。

　　“文革”期間，楊紹京曾與壹位美貌的姑娘相戀，時間不長，這段姻緣即因楊尚昆成為那場革命首當其衝的被打倒人物而告吹。後來的妻子相貌平平，夫妻感情也壹般，育有兩子，據說其中壹子還患有弱智症。

　　壹九九二年，楊紹京入讀解放軍的黃埔軍校──國防大學，眼看更上壹層樓，突然患了不治之症白血病，幾個月後英年早逝。

　　楊紹京是父親在政治上最寄予希望的兒子。可｛曰發人送黑髮人，楊尚昆望子成龍的希望也就破滅。

　　女兒揚李妻貴夫榮

　　楊尚昆的女兒揚李生於壹九四七年，乳名叫保偉，自幼性格溫順，聰穎乖巧，最為其父母所鍾愛。文革中，楊李作為軍幫子弟”上山下鄉，直至楊尚昆復出時才回到北京，不久留學美國，獲得國際政治碩士學位。

　　壹九八九“六?四”時，壹度盛傳總參謀長遲浩田為楊尚昆的女婿，其實遲浩田同楊李從年齡上就不是同時代的人。楊李的丈夫王小朝，也是壹個高乾子弟，“文革”前畢業於北京八壹學校，與揚李上山下鄉時相戀成婚。王小朝曾任總參謀部保利科技公司總經理，楊李留學回國後也任職於這家公司。

　　保利公司屬總參裝備部軍事貿易局下屬企業，尅�I海陸空三軍各種軍需品的進出口業務。

　　壹九八九年江澤民上台後又再重提高乾子女不准經商，楊李即回總參工作，王小朝自稱“待業在家”。沒想到的是，保利公司此後的總經理職務竟由賀平繼任。賀平是老中將賀彪（壹說為中共另三老賀誠）之子，又是鄧小平愛女鄧榕之夫，所以王小朝與楊李豈敢有半點怨氣，因為他們的父親也是鄧小平的馬仔。鄧楊姐妹友誼成明日黃花直到壹九九二年鄧小平拋棄楊家將之前，鄧榕在所謂“門第相當”的高乾子女群中，與楊李的關係最為密切。

　　壹九九二年以前，為了鄧、楊兩家子女在工作上的聯絡方便，特別是為了兩家子女想結伴出國旅遊時能夠名正言日順，鄧榕和楊李的主要任職單位（即拿工資的那個單位）解放軍總政治部還專門將鄧、楊兩家子女全部安排在“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任職。

　　有心的讀者查閱壹下中共那名目繁多的“對外友好團體”就不難發現，其中的壹個“中因國際友好聯絡會”是個非常特殊的組織，至少在其人事安排上是這樣。

　　這個機構成立於壹九八四年，同“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國國際友誼促進會”、“中國國際交流協會”、於國海外交流協會”、“中國國際公共關係協會”、“中國和平統壹促進會”、“聯合國協會”等機構完全是重複設置。

　　在鄧揚兩家關係的“密月”期間，這個機構的增設則有特殊意義。多數人以為該協會不過也是由外交部“歸口管理”的副部級建制，打著臣問”的旗號為的是“開展工作方便”。

　　且壹實，這個單位是地地道道的軍方機構，往壹辦公地址就設在總政機關大樓裡面。且壹機構設置是“副大軍區”級，屬下設有“亞洲部”、“歐洲部”等同外交部的司局壹級平級的單位。協會建立之初壹直到王震去世之前，鄧榕的這位“鬍子叔叔”始終擔任名譽會長，而鄧榕是該會的副會長，楊尚昆長子楊紹明和女兒揚李於同年同月壹起出任會長助理，鄧朴方則擔任顧問。鄧榕的軍職級別正是被總政治部按照這個機構的編制定了副軍。依此類推，楊紹明和楊李的軍職級別也應該在正師和副軍之間。

　　正因為有如此別具壹格的人事安排，這個機構在中共軍界和外交界曾被稱之為“鄧、楊家族友好聯絡會”；也有人將此機構簡稱為“鄧楊友協”。

　　壹九九O年十二月，鄧榕曾同楊尚昆的女兒楊李壹同前去日本參加“資川日中友好基金運營委員會”的有關會議。該基金會為當年的日本甲級戰犯貫川良壹所辦，他本人出資五十億日元。

　　在”次會議上與中共駐日大使楊振亞的太太韓秋芸壹起曝光時，鄧榕和楊李珠光寶氣，身著最時髦、華貴的服裝，把大使夫人映襯得沒有半點光彩。

　　該代表團帶隊者是中共前外長黃華，壹行十六人按理都不是中共政要，但卻榮幸地先後與日本政壇前巨頭竹下登、中曾根、福田糾夫及時任首相做了會談，日本政要們如此禮遇該代表團，顯然是因為兩位公主的面子。

　　這次鄧榕和揚李曾壹道去日本訪問，他們共同在其中掛職的“國際友聯””手安排的。

　　鄧、楊兩人在日本期間，中國駐日本使館接到的鄧、楊兩家悄來的束西和信件，均寫的是“鄧榕、揚李收”或“揚李、鄧榕收”。由此可見兩位公主互在對方家長中的地位。

　　在鄧、楊兩家的蜜月期間，無論家庭瑣事還是國家大事，兩家子女，特別是鄧榕和楊李從來都會湊在壹起商量。鄧朴方想要結婚並相中了高蘇寧後，在家裡第壹個徵求的是鄧榕的意見，而鄧榕則首先通知的是楊李，並詢問楊李對高蘇寧的印象。

　　鄧小平每年作壽時，其他中共元老及黨政要人是否被邀請都是隨機而定，唯楊家子女”定要隨楊尚昆全部到齊。而楊尚昆作壽時，雖然鄧小平本人不會去，但鄧榕必到無疑。

　　而且每次到場後的祝壽詞，都要比楊家幾個孩子說得精彩，令楊尚昆感覺無比欣慰。

　　但是，在壹九九二年底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楊家將突然被逐出權力核心。平時重情義的鄧榕也同她父親壹樣，翻臉不認人。鄧小平倒楊波及子女倒楊事件發生後，鄧、楊兩家近壹年時間內再無走動，鄧榕與揚李過去那種不是姐妹，勝似姐妹的關係也”夜間變得”方冷若冰霜，另壹方如避瘟神。

　　“楊家將”失勢後，雖說“黨的政策”已經不允許禍及子女，但楊尚昆還是非常明智地立刻召開了家庭會議，要求子女們對外壹不得隨便議論黨內人事變化，二不得公開對鄧家表示不滿。而楊紹明和楊李從此也就非常知趣地不再為鄧榕這個副會長“助理”了。

　　雖然至今鄧、楊兩家兄妹的大名還掛在聯絡會裡，但昔日鄧、楊兩家子女利用該聯絡會例會的機會互敘家事、國事、天下事的融洽場西再也不會出現了。

　　熟知內幕的北京外交界人士比較說：過去“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的例會可以用“家事、國事、天下事”來形容，如今則祗有“哀聲、怨聲、牢騷聲”了。平時當著朋友的固，楊紹明和楊李當然要遵從父命，不敢公開表示對鄧家的不滿，於是便用唉聲嘆氣來回答朋友們的關切。真是“此時無聲勝有聲”、“於無聲處聽驚雷”。

　　更有元老子女“圈子裡”的人士傳出消息說：鄧、楊交惡後，楊家子女出入任何場合都要事先考慮鄧家子女是否也在，如果是，肯定迴避。壹方面是出於避免尷尬的考慮，更主要的是楊家子女、心中怨氣衝天，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與鄧榕等人遭遇，難保會激出幾句難聽的話來。

　　“圈子裡”的人士還具體舉例說：過去，祗要鄧、楊兩家子女同在北京，鄧榕和楊李時常相約帶全家到中南海里游泳，具體地點就是當年為毛澤東建的那座游泳池。而且，這兩家人到此處歡娛從來不需要事先向管理部門打招呼，說來就來，說走就走。管理部門的老職工回憶說：當年毛主席的孩子可沒有這等特權，如今可真是“改革開放”了。

　　但鄧、楊交惡以後，楊李再去中南海游泳之前，必定要先打電話。倒不日疋為了尊重管理人員，而是沒好氣地問壹聲“鄧家的人在不在？”如果回答“不在”，楊李才會到場。

　　中共軍內有人分析說：楊尚昆和楊白冰兄弟幾年來對鄧小平忠、心耿耿，鞍前馬後，所以局外人都對楊尚昆全退、楊白冰離開軍隊實權職務的安排表示吃驚。甚至中共黨內也有人就此事聯繫胡耀邦和趙紫陽當年的下場，評論鄧小平其人對他的親信向來是“卸磨殺驢”，令人、心寒。

　　鄧小平這種作法的最大遺患就是令他由H已在去世之前已變成孤家寡人的前提下，將由日己的子孫後代完全暴露在政敵的槍口之下。試想，鄧小平去世之後，無論是鄧小平過去的政敵，還是可能會背叛鄧小平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成員”，”日拒黨內鬥爭的炮口對準鄧家子女，楊家將會採取什麼立場？還能像壹九九二年以前那樣、心甘情願地為鄧家做掩體嗎，首鋼原董事長周北方出事後，壹位與楊家子女過從甚密的軍界人士非常感慨地對筆者說：楊家將十四大上失勢看來真是塞翁失馬。若不然，楊家幾個孩子跟著鄧家子女聯手到商海里倘個痛快。到頭來，興許也會像周北方壹樣當了鄧家子女的替罪羊。

　　從這番談話中，不難看出楊家子女對江澤民打周北方警告鄧質方的作法，多少有點興災樂禍的想法。楊紹明替毛澤東拍過不少個人照

　　中共高乾子女群體中，前國家主席楊尚昆二公子楊紹明壹度是曝光率最高者之壹，經常出現在香港、新加坡，甚至歐美媒體報導中。更重要的是，他當時所拍攝的照片，絕對是海內外各種報刊求之不得的──因為唯有他才能拍到世界最具權勢、最神秘的政治家鄧小平的生活和工作情景。也因此，他是大陸第壹位獲得世界攝影新聞大獎者。

　　毫無疑問，這壹切都與他父親當時的權位密切相關，但完全歸功於此也不公平，如同外界對他父親的許多評價並不那麼公平”樣。無論如何，楊紹明是”個具有高度職業修養的攝影家。

　　壹九四二年楊紹明生於延安，小時與毛澤東的女兒李訥經常在壹起玩耍，周恩來、鄧小平也很喜歡他。所以早在他未成名之前，他的那些“叔叔、伯伯”們開會的時候，他竟可以隨便闖進去拍照，甚至替毛澤東拍過不少個人照。

　　壹位曾與楊紹明同過學的知情人介紹說：壹九四九年隨父進京後，楊紹明相繼在北京育才小學和北京男四中讀書。中學畢業後，未考大學，因愛好攝影便進了壹家雜誌社當攝影記者，後來忽然又到北京大學攻讀歷史專業。當時李訥也在該校歷史系就讀，比楊紹明高壹級，所以許多人都認為這可能是李伯釗為兒子開了後門。

　　北大畢業後，楊紹明壹度無所事事，因為當時父親被打倒，潦倒得甚至連部照相機都搞不到手。直到楊尚昆復出屈居廣東省副省長時，楊紹明才進了新華社當記者。

　　壹位曾在解放軍八壹電影製片廠工作的朋友說，楊紹明為人隨和，少有高乾子女的派頭，經常獨自騎著”輛舊自行車去八壹電影廠找他的妻子張慶春。所以見慣了多數高乾子女們衙內派頭的北京人，兒楊紹明這副樣子，占口然會感慨地說兩句稱讚的話。

　　張慶春藝名張燕，生於壹九六壹年，比楊紹明小近二十歲。她是解放軍藝術學院七九級的學生，畢業後成為廣州軍區戰士話劇團演員，屬於新潮影星。她曾在蓀中山電影和電視連續劇《□笆．女人．和狗》導任女主角人孫中山壹片曾在大陸獲全國性大獎。

　　壹九八五年，張慶春在壹次演出時被楊紹明看中，追逐壹年後結婚，張慶春也因此從廣州軍區調到北京八壹電影製片廠。

　　“六?四””後，北京傳間兩人感情不和，鬧著要離婚，主要張慶春反感丈夫經常不在家，自己空守閨房。也有人附會說肯定是兩人在嬴治觀點”上有分歧。日後，楊紹明自己對身邊的人說“今後再不想結婚了”，顯然至此他已與張慶春正式分手。

　　楊紹明的記者生涯以攝影為主，極少寫文字報導，但壹九八壹年，他曾以新華社記者身份，在率國婦女》雜誌開了個“女文藝工作者近況”專欄，其中壹篇是描寫他的母親。

　　文中沒有提到他們的母子關係，也就可以信筆大棒：“李伯釗同志已是七十歲高齡，但仍然每天堅持讀書，不用戴眼鏡！，堅持散步、舞劍、給花木鋤土澆水，還經常練字、唱歌……”

　　就是要此別人拍得絕

　　但不管怎麼說，楊紹明還應該算是壹位敬業執著的攝影家，他曾說他是屬於那種拿起機器手癢，不拿機器、心急的人。而拍攝時支撐他的壹個最強烈的念頭是，壹定要拍別人沒有拍過的鏡頭，就是要比別人拍得絕。

　　他說，他對重大事件拍攝前的準備工作十分看重，準備的工夫通常要在兩個小時以上，所攜帶的器材也必定做壹翻徹底檢查，絕不允許自己有壹點疏忽。

　　他說自己和絕大多數專業攝影師”樣，出門不僅機不離身，而且通常都帶有各式相機，追求儘可能大的保險係數。出外工作時，自己的膠捲壹般不會借給別人，因為誰都無法把握若有突發事件，自己還有多少膠捲才是足夠的。

　　壹九八八年，歐洲的”個國家正在選舉，當時在當地的楊紹明到壹個投票站去參觀，忽然見壹位女性公民暈倒在地，周圍的人們立即擁上前去救護，對於攝影者來說，這壹瞬間是決定性的。於是，這”難得的場面留在了他的相機里。事後，當地的壹家通訊社要了這幅照片，並對楊紹明說，當天本來就派了二十五名攝影記者，但妳成了第二十六個。

　　在歐洲，楊紹明曾經拜會“抓拍大師”布列松，在長談兩個多小時中，楊紹明曾多次要求給布列松造像，但從來不願讓人攝入鏡頭的布列松，並沒有因為對方是壹國之君的子嗣而破例。執著的楊紹明於是拍下這樣壹幅照片：畫面上空無壹人，祗有兩張椅子。

　　兩人為此曾有壹段精采的對話。

　　布幽默地說：“相機里是沒有膠捲的。”

　　楊回答：“不，這裡記錄了我們會見時的許多細節。”壹九八八年，楊紹明參加了“世界新聞攝影比賽”，以“退下來的鄧小平”為題的照片獲得了第三等獎。第壹等獎的得主拍的是教皇．！第二等獎的照片是英國首相余契爾夫人。

　　楊紹明對這個評選結果並不服氣：“因為評委都是英國人，對中國人有壹種“排斥”，其實我那張照片很精彩。當然，能擠進去也不容易，中國祗有我”個人拿了這個獎，現在還是O的突破。”

　　但大陸壹些攝影家，尤其是新聞攝影記者對楊紹明這次得獎，比他本人不服氣的情緒還要大。他們發牢騷說：“楊紹明能得獎，不過是靠他由自己的特殊身份有機會拍中國的‘教皇’。所以，楊紹明同國外的新聞攝影獎得主的區別是：人家是‘會’拍教皇，而他祗不過是‘能’拍‘教皇’罷了。”楊紹明頭銜多，實權小有人說，楊紹明的名片肯定比別人的大得多，因為他的頭銜太多。

　　楊紹明兼任的主要職務有：中國國際友誼促進會副會長、中國攝影家協會副主席、中共文史資料研究所副所長兼研究員、中國當代攝影學會主席、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會長助理、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理事、中共中央歷史文獻研究室研究員、新華社記者、北京利影彩色圖片服務中、心董事長及現代攝影沙龍執行主席等等。

　　其實楊紹明這些頭銜大多是空銜，實權和實惠無法與其他“太子黨”相比。

　　現代攝影沙龍的前身是“四五影會”，其骨幹成員多參加過反對“四人幫”的“四五運動”，在當年的天安門廣場冒險為歷史留下許多珍貴的歷史鏡頭。可是追求民主自由的“四五影會”在中共反自由化運動的政治高壓下不得不解散。到了八五年，前“四五影會”的壹些成員，結合了另”些攝影家和攝影記者，組織了“現代攝影沙龍”。

　　這次，他們吸取了“四五影會”的教訓，減少了政治色彩。況且學乖了，壹致認同他們這個組織的執委會主席壹職，二疋要找到壹位有權勢者就任以為眾人日後之靠山。有人試著找到楊紹明，本想動員勸說壹番，沒想楊富即欣然應允。於是“現代攝影沙龍”馬上成了“合法”的“群眾性團體”，得到了中共官方的正式承認，而且不久即到處有企業和機構贊助他們的活動，包括壹些最會趨炎附勢的港商。

　　由楊紹明任董事長的利影彩色圖片服務中、心，設在北京建國門外的北京國際大廈（由榮毅仁的中信公司投資興建）壹樓。海外曾報導說由於楊紹明的特殊關係，北京規定出國人員辦護照所用照片壹定要到這家公司拍照，而各國駐京領事館和各類機構人員的有關照片也必須到這裡拍照或沖洗，因為這樣可以壹箭兩雕，壹是讓服務中、心生意興隆，形成壟斷業務，二是讓這家服務中、心在沖洗照片時可留下檔案照片，作特殊用途。事實上中共當局對出國護照照片祗有具體規格的規定，並未限制專門的攝影地點，可見上述傳聞並非事實。

　　壹九九壹年七月，楊紹明曾在上海主持舉辦了壹期“上海壹日”影展，全國攝影名流趨之若騖，地方黨政領導人因為壹要為拍照片者拍馬屁，二要以附庸風雅表現領導人的現代意識，所以也樂於前往捧場，影展自然也大得成功。曾是鄧家的御用攝影師楊紹明是大型畫冊《鄧小平》的主編，其中收錄的近年照片多為楊紹明所拍。他說為此畫冊花了壹年半的工夫籌備。

　　壹九八九年六月九日，鄧小平接見北京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照片，也是楊紹明所拍攝的。壹九九壹年初，鄧小平到上海視察，楊紹明為他拍了壹些特寫照，後來送到西班牙參加影展，參觀者大吃”驚，他們都以為鄧小平的身體狀況不好，但是照片中的鄧小平看上去精神攫鑠，很是健康，和外界宣傳及意想中的鄧小平判若兩人。“六?四”以後，海外媒介報導鄧小平死亡影響了香港等地的股市。人們諷刺說，鄧小平的真實健康狀況除了他家人，唯有楊紹明最知情，所以做股票生意的人如果能巴結上楊紹明准能大賺。

　　也有人椰榆說：與其說中國大陸政治局勢是否穩定取決於鄧小平的健康狀況，還不如說取決於楊紹明的攝影機鏡頭。

　　壹九九二年二月十五日，上海薛放日選頭版頭條以整欄寬的篇幅發表了鄧小平與楊尚昆同在深圳漫步的照片，在同”天的薛放日選周末版上，又以整版篇幅刊載了楊紹明創作的三幅彩色照片，題為“楊紹明攝影新作欣賞”，而且在頭條位置又再壹次選用了他父親與鄧小平兩人的照片。所以有人說楊紹明是鄧小平的百三室御用攝影師”。

　　曾有傳聞說，楊紹明因為獲得鄧小平的賞識，被任命為鄧小平辦公室的秘書。壹九九壹年八月，楊紹明率領十壹名大陸攝影協會代表和記者訪問新加坡，即公開否認：丟在八月八日路過曼谷時，聽了壹位朋友恭喜我出任鄧小平的執行秘書兼副官，便當場嚇了壹跳。我想，這應該是壹些香港報章所造的謠。結果到頭來，我又壹次從朋友口中得知這件升職的事。”

　　同年十壹月，楊紹明再壹次對此加以否認說：區我這樣成天拍照，連屁股也坐不熱，很難當（鄧小平的）秘書的。”

　　儘管如此，人們當時自然認為，他能經常接近鄧小平的關係，在中共政壇的實際影響力絕不可低估。因為他能較早獲知鄧小平的近況和想法，有機會在鄧小平和其他權勢人物之間充當聯絡者。

　　為何突然鼓吹鐵血政策

　　對壹九八九年學運的處理，楊尚昆並不是外傳堅決主張鎮壓者。相反，他壹度還站在趙紫陽”邊。是故，政界傳言楊尚昆有意在鄧小平之後為“六四”事件平反。楊紹明也說，他曾在“六四”事件發生前後，拍下了不少照片，能夠對歷史作交代，但那些照片祗有在他老了以後，才能拿出來展覽。

　　楊紹明發表的壹張開於鄧小平家庭生活照也被外界給予了特殊註腳。照片上鄧小平坐在沙發上，懷抱愛孫，夫人卓琳站在他們身後，壹家人笑逐顏開。但是照片的拍攝時期是：壹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

　　幾個小時以前，那壹天的凌晨，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北京去世。壹九八九年學運正是因此而起的。鄧小平不可能不知道胡耀邦已去世，為何還樂融融呢？

　　這張照片讓人可以有太多聯想。

　　然而，壹九九二年二月底和三月初出版的兩期率國時報周型上連載了兩位記者撰寫的為尚昆之子楊紹明訪問記〉，文章通篇是對話形式，其中所引楊紹明開於對“六四”的評價令人大吃壹驚。張口“鎮壓暴亂”，閉口反對“和平演變”和外來“顛覆”，其口氣之強硬遠遠勝過他父親。

　　他強烈譴責西方記者對那場事件的攝影報導嚴重失實，尤其是曾獲得了“世界新聞攝影比賽”第壹名的那張壹個青年男子站在坦克前面的照片，被楊紹明指責為正了個大洋相，他們根本不了解事實，受了美國的電視和‘美國之音’的宣傳。”從壹九九O年下半年以來，中共官方壹直試圖在淡化“六四”那場民族大悲劇在大陸人民、o中留下的慘痛記憶，“反革命動亂暴亂”的定性也被另壹個帶點中性色彩的“政治風波”所代替；更有許多中共高乾子女及當權者從維護他們的政權的角度出發，反思對“動亂”的處理方式。

　　而且無論是被楊紹明“拍”得十分滿意的鄧小平，還是當今大陸宰相李鵬，雖然至今不敢承認冥四”當時的決策錯誤，起碼也還表示了“三年不討論”之類的話，並對內要求、對外保證今後處理“動亂”問題再不會採取“槍炮對血肉”的方式。楊紹明壹九九二年初的壹番對那場事件的評價與中共的宣傳基調顯得極不和諧，他並直接用了歪壓””詞，這在中共官方的宣傳中是從來沒有過的。

　　隨即，筆者對楊紹明上述言論提出了嚴厲批評。”年之後，筆者與楊紹明在紐約曼哈頓山王飯店有過壹次私人餐敘，他的態度倒很友善，提及那篇批評他的文章，楊紹明並未辯解。他不願意討論叔叔被逐出軍隊事件，但很傷感地談到他哥哥的病情，他問：什麼地方可以找到治那種病的藥呢？

　　有分析家認為，楊紹明在壹九九二年初突然就“六四”事件發表評論，是因為他父親和叔叔被人指責有意平反“六?四”，引起鄧小平大怒。楊紹明企圖用苦肉計讓鄧小平釋疑，非但無功而退，自己也留下了惡名。

　　沒有把攝影作為終身職業

　　如果要統計自己曾經有過多少次出國訪問、參觀或辦影展的機會，楊紹明自己可能也忘了具體次數，但最風光的還是壹九九二年六月以中國當代攝影學會主席身份，組團到美國搞大陸、港澳、台灣“兩岸四方攝影聯展”的那次。

　　這是兩岸四方攝影家首次聯合舉行在美影展，時任台灣攝影學會理事長翁庭華也應楊紹明之邀親自參展並壹同赴美。翁氏壹九八七年曾赴日本留學，在日期間經人介紹認識了楊紹明。翁氏認為楊紹明“人很平實”，但兩人交流時對政治絕口不提。

　　在美國時翁氏對外介紹說：“楊紹明的作品對人性的刻畫相當深刻，許多決定性的瞬間表現得相當好，有他的獨到之處。他的作品每壹幅的賣價應該在壹千美元以上”。

　　楊紹明表示，雖然台海兩岸之間確實已有藝術交流的進展，雙方也都有共同合作的意願，但他自己短期內不打算到台灣去作壹次寫實攝影之旅，“因為那邊太亂了，打來打去嚇死人了”。

　　翁氏還特別推介楊紹明為鄧小平拍的家居照“八十二加壹”，內容是鄧小平八十二歲那年被抱在懷裡的孫子親吻，確實是表情極為生動，恰如其分地表現出了鄧小平性格中凡人的壹面。

　　楊紹明說：“西方的新聞觀念是‘有風就是雨’，這與真實情況有相當差距。”接著，又洋洋自得地說：我為鄧小平攝影，是在今年年初（指壹九九二年）鄧到南方視察的時候。我是能夠得到鄧小平“容忍”的攝影師，最近若能再給鄧小平拍些照片，“也是很自然的事”。

　　至少在壹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召開之前，人們普遍認為不應該把楊紹明其人看成壹個祗是以攝影為終身職業的人，他實際上是在走壹條最便利的從政之路。確實，當年他從壹個新華社記者悄然躍升為副部級高幹，而且並不就此滿足。

　　他曾坦率地承認：“我沒有把攝影作為終身職業，外界對我有誤解。我是把攝影作為職業的壹部份，但不是最大的壹部份。”

　　楊紹明“職業”的最大的壹部份是什麼？答案不言而喻。不過，他這種最便捷的從政方法靠近權力頂搴的企圖未及實現，他的父親某天告訴他壹件無比殘酷的政治現實：小平同志已經決定妳們的白冰叔叔將不再繼續擔任軍委職務。在此之前，楊紹明還滿以為他的白冰叔叔將進入中央政治局肖委序列，並出任中央軍委副主席。

　　此後，楊紹明沉默了壹段時間，直到壹九九三年才開始重新活躍。不再拍攝鄧小平楊紹明壹九九壹年在香港說過，“我看中國壹定會堅持改革開放，不但老壹輩領導人會，新壹輩領導人也會。沒有改革開放，我想將來沒有大陸、香港的共同的繁榮，沒有改革開放，也沒有亞洲的穩定，是不可想像的。”

　　他否認他父親“保守”，說“年輕人應該向老壹輩學到很多東西，包括繼承傳統。保守與傳統不是壹回事。”

　　他還巧妙地迴避回答父親是否經常跟鄧小平討論國家大事。他說：“我很忙，我父親也很忙，常常我父親不知道我做什麼，我也不知道父親做什麼事情。所以我很難講得詳細。”

　　不過，到了最近幾年，楊紹明用了許多時間陪同父親外出視察。

　　據說，楊紹明不再為鄧小平拍照，鄧家大公主鄧林替代了他的位置。壹九九四年八月，他到香港舉辦個人影展，特別向外界介紹的已經不是鄧小平的內容，而是宮廷生活之外的寫實作口關。

　　在被問及其父親的健康和其他方面情況時，他表示父親已經不再參與黨政工作，沒有什麼疾病在身，平常在北京以讀書、散步和游泳過很愜意的退休生活。

　　至於他個人的家庭生活及政治前途，他對媒體的追問從來是笑而不答。

　　葉家紅透半邊天──葉劍英家族

　　風流元帥子女多。沒有完整的資料顯示葉劍英完整的婚姻、情愛故事，以致無法弄清楚其子女間過於複雜的關係。

　　可以肯定的是，葉劍英家族是中共所有元老中最為昌盛的壹支。其子女在中共政壇中多居高立，或坐鎮中央經濟殿堂，長子葉選平是全國政按副主陣，次子葉選寧是總政聯絡部部長，三子是總參保利公司負責人之壹，大女婿鄒家華是國務院副總理，小女婿余方方是師級軍官。豪門後代多權貴

　　作為解放軍十大元帥之壹的葉劍英，在“文革”後中共政局所占的份量是遠遠超過其他幾位倖存的元帥如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等人。

　　要不是他力主並幕前幕後地策劃實施，當年的那位“弱主”華國鋒既沒有能力也不可能有居量對“四人幫”下手。也更是由於他的主力和“主動讓權”鄧小平在二次下台時才沒有被趕出北京並很快又第三次復出。

　　儘管後來他與鄧小平之間也有歧見，但他並沒有利用他的餘威和鄧公開分裂。

　　也許是這種原因，葉劍英死後，他的子女仍然在鄧小平主政期間獲得顯赫地位。葉選平是眾所周知的改革派。從地方諸候走進“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行列。

　　葉選平的夫人吳小蘭，是中共元老吳玉章的外孫女。曾任中國機械進出口總公司副總經理，深圳市副市長。後又負責籌組深圳市人大，改任市人大副主任，但幾乎不在深圳露面。他們已經做了祖父母，其長子葉衛平曾在廣州軍區當技術幹部，現在深圳特區發展公司工作。孫子名葉丁丁，也是廣州市婦孺皆曉的人物。壹九八六年英國女王到訪廣州，葉丁丁曾在歡迎儀式上獻花。

　　葉選平的另壹個兒子為廣東遠洋輪上的負責人。

　　葉劍英的次子葉選寧鮮為外人知，卻在軍內和北京政壇有廣泛的人緣關係，官至解放軍兵團級幹部。

　　葉劍英的長女葉楚梅壹九四六年參軍，五十年代留學蘇聯莫斯科財經學院，曾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員會副主任，她的丈夫是鄒韜奮之子＊＊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過去幾年裡，北京曾不斷有傳聞說他是替代李鵬的熱門人選，但由同朱鎔基、吳邦國等上海幫勢力在京城坐大後，這種傳聞已漸漸被淹沒。

　　葉劍英的三子葉選廉（小名路鋒），曾在解放軍空軍二十四師任飛行員，駕駛過解放軍第壹批裝備的三叉戟飛機。他在政治上雖不壹定會有更高的躍升，但也是解放軍總參保利公司的負責人之壹，現居香港經商。

　　葉選廉的妻子蘇丹丹為解放軍總政歌舞團的報幕員，後來到中國畫院學畫，近年常在香港露面。

　　還有壹個葉選基，壹直被認為是葉劍英的幼子，其實是他的侄子，曾在北京武別壹部隊任警官，後到天津投身李瑞環門下。現在香港經商。

　　葉劍英的幼女葉文姍（葉小英），十七歲從軍，在北京衛戍區司令部總機室當通訊兵時因與班長吵架，被司令員傅崇碧通知其父領人回家。事後第三天即爆發了“楊、余、傅事件”，傅崇碧被抓了起來。葉文姍便又到福州部隊當了三年兵，後進軍校學習。

　　壹九七四年江青在北京體育館召開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突然發難說“讓葉劍英的女兒響應號召，到下邊去勞動改造”。於是葉文姍被迫中斷學習，去福建壹個農場勞動改造。“文革”後期回到北京，現在也已是司局級幹部。

　　葉文姍的丈夫余方方是國務院原副總理余秋里之子，北京八壹學校畢業，然後在空軍任職。曾任中國駐瑞士大使館武官助理，回國後不久即在軍中升為師級軍官。次女葉向真從影，養女戴晴從文

　　當然，葉氏家族中也有兩位沒有擔任中共高級官員的後代，壹位是次女葉向真，壹位是養女戴晴。

　　葉向真已徹底喪失了從政的可能，她出口小就成天搞些讓父母哭笑不得的惡作劇，是葉家子女中最大的“淘氣包”。“文革”中她也曾折騰過壹陣，因“破壞軍事設備”罪名被捕入獄多年，壹九七壹年才被釋放。後來她做了北京電影製片廠的導演，前夫為大陸著名鋼琴家劉詩昆，後來因感情不和離婚。

　　葉向真的現夫名羅德安（又名羅丹），是三十年代中國著名影星黎莉莉之子。

　　黎莉莉原名錢秦秦，生父是中共著名烈士錢壯飛。

　　這位錢壯飛三十年代曾在周恩來領導下從事情報工作，長期打入國民黨高層內部，曾隱名埋姓潛伏在國民黨要員徐思曾的身邊，為共產黨隨時掌握國民黨的各種動向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這段時間裡，錢寨寨也因為父親革命工作的需要而改名換姓，並壹度被送進了孤兒院。

　　少女時期即因生活所迫給人做過養女、傭人。而錢壯飛當時雖然知道女兒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卻也真能狠得下、心不去解救。

　　後來，錢美萋進了當時的著名藝術家黎錦輝的歌舞團，此後逐漸出名，曾先後主演過《體育皇后》、靈山喋血記》等著名影片。當時，她曾同江青同台演出，因為演技遠在江青之上而備受嫉妒。

　　據說錢萋萋之所以改姓黎，是要感謝黎錦輝對她藝術生涯的啟蒙之恩。

　　錢壯飛在國民黨內部身份暴露被殺害後，周恩來壹直關、心著黎莉莉的命運，曾幫助她和他的丈夫，著名電影藝術家羅靜予去了美國、英國等地。後來，她又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藝術系深造，學成歸國後正好趕上了中共建國。

　　當她聽說當年與她爭角的江青已經成了皇后，、心裡暗暗叫苦。後來，江青壹再過問大陸電影工作，所以黎莉莉年紀輕輕即從影壇上、水遠消失了。

　　“文革”中，江青為報當年黎莉莉與她爭出鋒頭的世仇，發動了對黎的大批判不說，還把她的丈夫關在壹堆垃圾里，使他含恨上吊而死大陸有報導說羅德安與葉向真很有人情味，非常關、心黎莉莉的晚年生活。當他們打聽到大陸著名油畫家、原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艾中信教授的老伴也在三革”中去世的消息後，立刻托人為兩個老人撮合，甚至主動找到了艾中信的兒女們共同促成此事。

　　在給兩個老人操辦的婚禮上，三十年代曾因與黎莉莉同台獻藝而名噪”時的王人美和老伴、著名畫家葉淺予都曾專程前去賀喜。葉淺予當堂作畫，並題上看莉中信花甲聯姻，錢艾兩家兒孫歡騰”的詩句。

　　葉向真（藝名凌子）從事電影工作後據說從婆婆那裡得益匪淺，曾導演了遭到中共禁演的所謂“爭議片”巴巴人原野》（根據大陸著名作家曹禺三十年代的話劇作品改編），因而名聲大噪。

　　羅德安因為出生在香港，擁有定居香港的權利，葉向真也就隨之成為香港居民。

　　葉劍英的養女戴晴由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曾在解放軍總參情報系統工作，後成為《光明日報》著名記者。雖然不見容於中共強硬派領導人，卻獲國際性新聞獎。

　　戴晴在美國哈佛大學做過壹年訪問學者，即穿梭於大陸和美國之間，成為大陸少有的“出入自由”的異見分子。當然，戴晴在知識分子中也屬於有爭議的人。葉選平成為“南天王”

　　葉選平早年在廣東梅縣家鄉讀中學，壹九四壹年十六歲時赴延安自然科學院，攻讀機械工程，三年畢業後在延安軍工局和晉綏邊區第壹機械廠同機器打了四年交道。壹九四八年起，他又在哈爾濱工大和清華大學學習，完成學業後到瀋陽第壹機械廠任車間主任。

　　壹九五壹年，葉選平被中共選派到蘇聯進修機床專業。壹九六O年回國後任瀋陽市機械局副總工程師。壹九六二年任北京第壹機床廠副廠長兼黨委副書記，壹九七三年又奉調到北京機械局擔任領導職務，後又擔任國家科委局長。

　　正因為有這樣壹番經歷，所以葉選平在他擔任廣東省領導職務後，還常常表白“我本是壹個機械匠”。

　　文革中，葉選平曾在北京第壹機床廠全廠職工大會上含沙射影諷刺林彪之子林立果。此事成了他反林彪和“四人幫”的政治本錢。

　　壹九七九年，葉選平從北京調往廣東，任廣東省副省長兼科委主任。無疑，這對葉選平來說是壹個重大的轉折，雖然當時人們也有不少非議，認為他也是受蔭於父輩的權勢，不過，事後他的政績消除了人們對他的反感。

　　他曾為自己辯解說：“我早已不是小孩子了，黨首先把我看成是壹名具有四十多年黨齡的黨員，看成是黨的幹部，而不是考慮我是葉劍英的兒子。”李瑞環曾為他辯解說：葉選平比我資格老得多，黨齡比我長得多。五十年代我是木匠，他已經是總工程師了。現在我能當天津市長，他為什麼不能當廣東省長。

　　後來的事實說明：不管葉選平是否有意利用了他父親的權勢，但廣東開放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儼然有發展成為“亞洲第五小龍”的趨勢，與他的開明和擅於利用時勢，敢於率先採取靈活政策密不可分。

　　任副省長時，他曾協助主持籌建廣東核電站。在確定中外合營核電站總經理壹職的問題

　　時，有壹位同他官職壹樣的人反對外方出任，甚至提出所謂“主權問題”抵制。葉選平卻說：否事求是，誰有能力，有經驗，就讓誰當。”後來，硬是讓外方人士擔任了正職。

　　葉選平繼承了父親的韜晦之風，沒有凌人的氣焰，外貌莊重謙和。

　　葉選平曾經說過，他音樂不懂，藝術不懂，文學懂得也不多。其實他愛好廣泛，尤且台日法和攝影方面還小有造詣。平時，他極少穿中山裝和西裝。在家中穿的是運動衫，出外則常著夾克和T恤。他從小在廣東，但不僅能講廣東話和客家話，還能說壹口流利的普通話，並精通俄語、英語。

　　台灣的《中共研究》雜誌亦承認：葉選平“實事求是，嚴格認真，要求幹部掌握確切數據，不得使用芙概’、‘估計’等語彙。作風開放，認為生活應當豐富多彩，流行歌曲與古典音樂可以並存，跳‘的土高’無傷風化。”鄧麗君歌曲風靡大陸時，有人說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葉選平親自撰文反駁：“人家說鄧麗君不好，我弄來聽了，有什麼？不過是多了壹些風花雪月罷了。有些事不必反對，每個人都有由曰己的選擇。”廣東提前十三年進入鄧小平的“小康”據報導：葉選平擔任廣東副省長的頭件大事，是直接促使台東省計算中、心科技情報研究所”的興建。

　　這座科技信息中、心是由d七九年就開始籌辦了，但壹則經費龐大，再則有關人員對實際功效的疑慮使這壹計劃擱置了壹年之久。

　　直到葉選平擔任副省長之後，在他的力主之下，這個中、心才在壹九八二年動工興建，壹九八四年七月順利完工。

　　這壹座落於中山納堂西側的十六層大樓，透過國際衛星通訊網路，聯接著美國戴亞洛、奧華特和加拿大雅博森的世界三大數據庫，用戶能在數至十數分鐘內，查到占世界機載信息量的百分之七十五的信息，為廣東的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起到了十分可觀的作用。

　　對於廣東核電站的籌建，葉選平也在其副省長任內費了頗大的、心思。由於中共尚無任何籌建大型核電站的經驗，故在研究可行性時，專家們對於興建與否、經營方式、採用何種反應堆型、發電機組的裝機容量等問題，意見紛雜，而興建與否事涉經濟技術以及政治性問題與認識上的問題。

　　擔任主持者的葉選平，卻能從諸多尖銳、敏感的問題中，聽取各方面意見，並親自研究各種相關技術資料，進行各種測算，在認真對比分析後，終於拍板定案，並作主聘請外籍人士任總經理，負責核電站的構建與經營。

　　壹九八五年八月，葉選平升任廣東省長。擔任省長以後，葉選平考慮到當時的價格體制是壹種扭曲狀態，使許多經濟現象變得難以判斷，因此必須理順價格才能使企業在平等的基礎上競爭。他首先拿廣州市開刀，經過壹段時間的市場調節，流通逐漸通暢，價格逐漸趨於合理，廣州市的價格改革終於在全國首先跨出了歷史性的”步。

　　葉選平入主廣束後的十年裡，全省在經濟建設方面確實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遞增百分之十二．二，國民收入年均遞增百分之十了四。中共提出的在二OOO年要達到的“奮鬥目標”，廣東壹九八七年就實現了。

　　在大膽實行改革開放的問題上，葉選平作出的成績在為大多數廣東人民滿意的同時，也被全大陸各省份的老百姓們所稱□。他當省長的第二年，廣東省便創下了出口總額的歷史最高點，第三年，因為對外向型經濟實行了更佳獎勵條件，使得外貿出口總額達到五十五．六億美元，兩年累計增長了近百分之九十。

　　廣束的高速發展，在中共高層是褒貶不”的。對其看不慣者主要認為廣東的政策背離“鳥籠經濟”政策已經越來越遠；公有制被嚴重弱化。同時還認為廣東的白日主權大大，而且其他各省紛紛效法，向中央分權。長此以往，有人認為會“掏空中央”，造成中央的“向、心主不復存在。

　　與強硬派的抗爭

　　現在，中共內部，無論是主張繼續改革開放的壹派人物還是主張實行權力“回收”壹派的人物，都認為廣東省是大陸地方勢力最強盛的省份。這無疑是對中央集權統治和計劃經濟政策的壹種有力的制約。

　　事實上，在五十年代初期，廣東即出現過地方勢力與中央對抗的局面。當時中共在整合地方力量和統戰的大前提下，調派葉劍英返鄉擔任華南分局第壹書記，統領兩廣的黨政大權於壹身。而具體負責廣東事務的是當地游擊隊出身的華南分局第三書記方方。在葉劍英和方方的領導下，廣東的地方代表與中央代表屢生衝突。

　　後來，中央責怪廣東省未貫徹執行中央的土改政策，對南下幹部進行壓制。葉劍英被迫作自我檢查，和方方壹起被調離廣東，而由陶鑄出掌華南分局工作。廣東地方勢力遂告瓦解。

　　八十年代葉選平入主廣束以來，地方勢力得以重返當地的領導層。省委書記林若亦為廣東籍。

　　葉選平和林若主政期間，廣東是最早取得中央下放地方權力的省份之了包括計劃審批權，企業經營管理權，對外負責權，金融、物資、勞動工資和物價的機動權，以及在財政和外匯收入方面實行定額包幹的辦法等。

　　更重要的是，葉選平和林若在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每每逾越了中共中央所制定的政策和原則，以“遇到綠燈跑步走，遇到紅燈繞開走，沒有燈時摸著走”的態度回應中央。

　　北京對廣東日益膨脹的勢力極為擔憂，強硬派人物更是千方百計要收回權力。中共曾有壹份內參說，廣東部份企業利用留成所得的外匯自國外進口大量物品，再以高價轉售給其他省份，另壹方面卻又在全國性進口管制的情況下，從國外以較低的成本進口廣東無法生產的產品，而不願以公訂價向槓壹他省份購買。

　　壹九八九年，廣束當局甚至違反李鵬整治鄉鎮企業的指示，放鬆對省內有關企業的各種控制。

　　另外，因為廣東抗拒上繳中共國務院分配的承包稅，中央層層催交得不到回應，中央為迫廣東就範，即收緊糧食供應。葉選平即從泰國等束南亞國家進口糧食。然後中央又使殺手錮，不管制盲流，任其在廣東境內亂竄，葉選平才不得不答應在九”年多壹些”繳承包數。

　　不過，葉選平在壹九九”年三月的人大會上說：“社會主義絕不能搞平均主義，絕不是要各地拉平，否則就會使有發展潛力的省份受傷害。而應是各省相互幫忙。廣束正處在發展階段，大部份的基本建設籌資都是向銀行貸款，然後再用建設所得利潤壹步步還錢。”

　　“六四事件”以後，葉選平在廣州的壹次公開講話中說：希望中央在政策上對廣東“網開壹回”。

　　北京繼續抓緊對廣東的壓制措施，主要是從兩方面入手，壹是削減廣東省原享有的優惠待遇；二是調整廣東省領導層的人事組織，壹九九壹年”月”日起實施的外貿體制改革中，中央通過減低廣東各特區地方企業的外匯留成比例，以達到降低廣東地方財政權力的目的。同時，取消出口補貼、占負盈虧的辦法，使得創匯成本較高的廣東省進口貿易增加了壓力。

　　當了政協副主席也不離開廣東

　　壹九八九年八月，中共開始實施幹部五避制度”，規定本地籍幹部不得出任地方黨政主要領導人的職位。此舉主要目的是削弱各省，尤其是廣東的地方勢力。加上年齡的關係（葉選平壹九九壹年時已有六十七歲），葉選平不得不辭去廣東省省長職務，林若也辭去省委書記職務。

　　但葉提出的條件是，繼任者必須是從廣東現任幹部中挑選，自己即使到中央任職，但祗是掛名，仍住在廣東。北京曾擬調陳雲之子陳元出任廣東省長，因遭到葉選平拒絕，祗是派了彭真之子傅銳出任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長（後又調回北京）。

　　北京無可奈何之下，祗得由謝非（廣東陸豐人，原任廣東省委副書記）接林若任省委書記，接任省長的朱森林雖然不是廣東籍，但已在廣東工作四十年之久，實際上已歸化為廣東幫。

　　葉選平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後，果真許久也未去北京“坐班”，為了安撫部下，他甚至公開對記者說：“我‘已’在北京，政協副主席是京官呀。不過，我仍住在廣州，也無意到北京。”他雖沒有省長的頭銜，但照常出席廣東各項活動，包括壹九九壹年十月壹日前的廣危b閱兵活動。

　　葉選平在廣東民眾的威望如何？壹次全國性運動會在廣州市召開，江澤民和葉選平都出席。大會主席提到江澤民名字時，人們報以稀疏的掌聲。提到葉選平名字時，觀眾的掌聲卻經久不息。葉選平怕江澤民太難堪，只得站出來叫大家安靜。

　　壹手策劃廣東的“諾貝爾獎”

　　壹九九二年三月十八日，全國政協七屆五次會議在北京開幕，幾乎所有海外記者都在主席台前排尋找壹個敏感的身影回回鱷去年剛剛補選為政協副主席的葉選平，會議主持人祗好以“葉選平因故缺席”搪塞。

　　事後人們才知道，葉選平此時正在廣東幕後策動珠海市科技大獎。

　　從廣東傳出的消息說：正是葉選平給珠海市政府出主意，要獎就重獎，而且要大力宣傳報導，用這種方法從全國吸引最優秀的科技人才來廣東施展。

　　這次大獎共獎勵了近十名科技人員，其中三名特等獎獲得者每人得小汽車”輛，外加”套豪華住宅，另外還有高額獎金。其中壹位叫徐慶中的獲獎者，與助手共得到獎金壹百二十多萬元人民幣。

　　如果沒有葉選平撐腰，其他廣東省地方領導對如此之大的舉動恐怕連想也不敢想。

　　消息傳到科技人才濟濟的北京和上海，令所有人為之瞠目咋舌。人們紛紛議論說：得這壹次獎就夠三輩子吃喝了。還是廣東好。

　　據說北方壹些科研部門和理工科大專院校的教師及科研人員聽到廣東如此厚待科技人員的消息屁股都坐不住了。誇讚廣東搞了中國的“諾貝爾獎”，並紛紛調研自己所擅長的項目是否能在廣東看好。主管領導們則紛紛向當地政府建議：必須花大價錢把科技人員穩住，不然，人才都讓廣東招走了。

　　毫無疑問，廣東此舉又將激起壹場全國科技人才的“南下熱”。葉選平的廣東省長雖然卸任，卻仍在當地導演了如此壹場舉國轟動的重頭戲，難怪有海外報刊稱他為“地下省長”。

　　壹九九二年春節，鄧小平隱居壹年之後首次在廣東露面，高唱改革開放，無疑是對改革派，也是對葉選平極大的支持。他不但親占自陪同鄧小平視察，而且與鄧有過數次單獨會談。

　　可以這樣說，儘管中共某些強硬派千方百計“削藩”，但廣東的地方勢力並未因為葉選平不再任廣束省長而減弱。恰恰相反，葉選平做京官正好加強了中央改革派的力量，而廣東地方官謝非和朱森林繼任廣東黨政第”把手，等於是為葉選平保住了廣東這塊根據地。

　　另外，葉選平由地方諸候進入國家領導人之列，也為中共其他高乾子女更上壹層樓提供了“攀比”的理由。

　　壹九九二年十月，葉選平在中共十四大上以六十八歲的年齡繼續當選中央委員，次年三月，出任全國政協第壹副主席，在政協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領導下主持政協常務工作。自此，他不得不把自己相當壹部份時間放在北京。

　　葉選寧有“通天”本領

　　葉選寧是個神秘和通天人物，在民間知其者較少，但在高層軍界和商界十分活躍，而且人緣關係廣泛。他壹九六八年畢業於北京工業學院，曾做過空軍作戰部副部長，現職為總政社會部（又名聯絡部）部長、全國政協委員。

　　知情者說，葉選寧極為精明，足智多謀，在葉家後代中最出類拔萃。葉選平有什麼難題

　　還要經常向他討主意。號稱葉選平的“軍師”。葉選平曾問他對上調北京有何主意，他回答：“要當官上中央，要做人留地方。”所以葉選平當上全國政協副主席後，壹度堅持留在廣東。

　　鄒家華也是葉選寧的座”客，經常自己開著車去找這位小舅子“侃大山”。外界在掀起“朱鎔基勢時，似乎多認為鄒家華是計劃派人物。其實鄒家華對中國經濟有不同於李鵬的看法，例如”九九O年李鵬宣稱經濟困難的時期已經度過或正在度過。但鄒家華在同年同月的人大常委會上說：“必須清醒地看到，歷年積累的問題和矛盾交織在壹起，各方面困難將集中表現在今年。”完全與李鵬唱的是對台戲。

　　據說這也是葉選寧出的主意：不要掩蓋矛盾，要把困難說足。

　　葉選平在廣東營造葉家的”統天下那樣成功，而且在葉劍英去世後不但沒有失勢，反而還更加有恃無恐，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葉選寧的背後強有力的支持。“六?四”以後，李鵬壹度被他的“治理整頓”的“成績”沖昏了頭腦，壹度想打擊壹下以葉選平為代表的地方各省諸候勢力。

　　九九O年下半年，李鵬在壹次省長會議上對他們大發牢騷，說中央因為權力越來越少而導致中央財政日益吃緊，言談中流露出要收權的意思。葉選平當即打斷說：中央沒錢，可以向各省借嘛。

　　李鵬當時即被葉選平弄得下不了台，怒氣衝天地回了壹句：中央也不是叫花子。

　　事後，壹些壹人很擔、心李鵬採取對葉選平不利的舉動，但熟知中共內幕的人卻分析說：葉選平和葉選寧壹個台前，壹個幕後，不要說李鵬，就是江澤民也休想搬倒這葉家兄弟。

　　另外，葉選寧與李瑞環關係也頗不尋常。兩人經常周末在”起打麻將，或到郊外釣魚。

　　“六?四”後，李瑞環掌管意識形態之初，感到極為棘手。葉選寧點石成金，說出兩個字：“掃黃”。李瑞環、心領神會，馬上布置，結果大得人、心。雖然也有人埋怨搞得過份，但知識分子們大都感恩“掃黃”沖淡了左派們對意識形態方面否由化”的批判。

　　鄧朴方是鄧小平寵愛倍加的兒子，老鄧對他頭腦靈活，頗為欣賞。然而，鄧朴方在評價葉選寧時說：我與選寧比，壹個在天上，壹個在地下。

　　事實上，鄧朴方主要活躍在知識界和最高層，而葉選寧手伸得遠遠比他長。曾有知情者說，葉選寧身為中共高級軍官，卻經常周遊列國，甚至多次前往台灣。王、水慶的震滄計劃”也是他給牽的線。

　　葉選寧還主持壹個叫“凱利”的軍火公司，雖然因為他本人在這個公司的行為不太出圈，所以未被人抓到把柄，但這個公司本身的名聲卻是不大好。

　　“凱利”是個譯音，該公司的英文名字是Kelly，可以理解為“運貨公司”，也可以理解為董輸軍隊的交通工具”。事實上，這個公司就是負責中共導彈出口的。

　　為了掩人耳目，葉選寧等人曾下令在北京的中關村“電子壹條街”開了壹家尅�I計算機等電子器材的門面，對外也稱“凱利公司”。在大陸多數國營企業都已經實行了所謂“自負盈虧”制度的今天，這家公司卻無論賠多少錢都可以到總公司去實報實銷。

　　該公司的職員們說：整個中關村可能祗有我們壹家從來不為虧損發愁。“凱利”本來就是不靠賣計算機遇日子的。可見“凱利”是如何的財大氣粗。

　　但葉選寧在圈內有時比較“放”，文革中，曾因參加“聯動”殘了壹條胳膊。現在，除是侃大山的高手外，還常痛飲洋酒。據傳壹些港、台商人曾向他進貢了不少fo”。

　　鄧小平曾說道，“葉選寧這個人不可重用，此人壹日再勢，天下必定大亂。”當然，這些故事多是高幹圈內的傳聞，是真是假根本無法澄清。果真那麼神通的話，葉選寧終有”天會在公眾場合下露出“崢嶸”。

　　祖孫三代掌僑務──廖承志和他的子女們

　　壹個軍隊團級（相當於國家機關處級、地方縣級）幹部壹夜之間躍升為副部級幹部，這在並無嚴格晉升程序的中共政權內也是令人驚訝的。

　　這個冒升者亦是“太子黨”成員──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廖承志之子廖暉。不過，他出任國務院僑辦主任已逾十年，且是中共中央委員，卻未獲得再升。

　　在中共五六十年代從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太子黨”成員中，廖暉是最早升至正部級職務者。而同他壹樣從哈軍工畢業的毛澤東侄子毛遠新，“文革”中”度躍升為中共大軍區政委，壹九七六年後卻成了共產黨的階下囚，現隱居西安，無人知其具體下落。

　　華僑世家，壹門忠烈

　　廖家是真正的華僑世家，在海外血緣親戚達數百人之多。“第壹代華僑”即廖承志的曾祖父，情況已不可考，據說是上世紀被賣豬仔（契約華工）到美洲開金礦、築鐵路的。

　　廖承志的祖父廖竹賓，是第二代華僑，在美國當了幾年華工，居然成了商人，任職於舊金山滙豐銀行。其子廖仲愷於光緒二年在美國降生，自然屬於“第三代華僑”。這種淵源，使廖承志、廖暉相繼成為中共僑務工作的掌門人。

　　廖仲愷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人物，與孫中山過往極密，據說蔣介石出任黃埔軍校校長，還是廖仲愷推薦的。

　　廖仲愷被刺後，遺孀何香凝日益左傾，與宋慶齡壹同與老蔣唱對台戲，蔣介石也奈何她們不得。

　　“指點江山”的”代梟雄毛澤束對之“執弟子禮甚恭”者，也祗有宋慶齡、何香凝等少數幾個人

　　。知情者說，毛澤東與周恩來見到何香凝，壹定起立且握手問好，尊之為“廖夫人”。

　　廖夫人每每向毛、周宣講孫中山的“華僑是革命之母”、僑務工作如何重要之類的話，毛澤東都會“洗耳恭聽”並提醒在旁邊的周恩來注意。

　　廖承志早在壹九二五年即加入中共，對中共奪取政權，尤其是進行僑務統戰工作，貢獻頗大。早期流亡日本、德國、比利時、荷蘭等國時，即因參加革命活動屢遭驅逐。

　　四十年代，廖承志出任八路軍香港辦事處代表，在日本侵占香港時，及時幫助茅盾、金仲華、柳亞子、胡繩、張友漁等左傾知名人士安全轉移，為中共贏得了美名。

　　壹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權，廖承志年方四十三，作為青年代表參加全國政協，成為中共居委”創建人之壹，何香凝任主任，兒子廖承志副之。

　　不過，廖承志在中共的權力傾軋中也累經磨難。三十年代在紅軍長征時，被張國燾誣為“特務”監控起來，曾壹度白天帶著手銬隨隊行軍，晚上在看押下刻蠟版為中共作宣傳，要不是周恩來及時營救，恐怕早已死於非命。

　　到了十年“文革”中，廖承志又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壹九七六年四月六日紅衛兵舉行壹次“炮轟陳毅、火燒廖承志”的鬥爭大會，迫使他停職檢查。

　　廖承志有、心臟病，壹次昏死不醒，醫院卻拒絕搶救。周恩來聞之大怒，親自到醫院對院方負責人下令“廖承志的性命交給妳了，死活唯妳是問”。這才又救回廖承志壹命。

　　隨即，周將廖承志接進中南海保護起來，長達六年之久。因為造反派設立了“抓廖特工隊”專門輪班盯住廖宅，下令露面就抓。所以周恩來為防止消息泄露，甚至未把廖承志的去向告訴他的母親何香凝老太太。

　　廖承志曾不准子女出洋

　　壹九七二年，廖承志獲得釋放，出任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壹九七八年七月隨鄧小平出訪日本，回國後躍升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壹九八三年六月六日，六屆全國人大開幕，廖承志當選為主席團成員，並內定為國家副主席。不幸的是，此次會議期間，廖承志因、心臟病突發逝世。中共高層曾為此緊急開會磋商，臨時決定還是應該從統戰角度考慮副主席人選，於是，少數民族出身的烏蘭夫被拿出來頂缺。

　　廖承志的夫人經普椿系國民黨“左派”元老經亨頤的女兒，早幾年大陸曾拍有電視連續劇《廖承志在追憶…》，其中的大量內容是描寫廖、經二人浪漫戀愛史的。其實，他們兩人當初僅僅是因為兩家父母過從甚密才有過壹些接觸，訂婚都是父母作主的。好在婚後兩人感情甚篤，廖承志長期顛沛流離，兩人經常分居異地，但經氏始終堅貞不渝。

　　經普椿共為廖承志生了六個子女，按次序排列，名為廖堅、廖暉、廖茗、廖平、廖揚、廖鈞。

　　長女廖堅生於香港；次女廖茗壹九六九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壹度曾被發配到青海勞動；廖暉是廖承志長子；次子廖平娶賀龍之女賀幼明為妻。文革初，賀龍的三個孩子無家可歸，其中賀幼明正好與廖承志的幼女廖揚同學，因而壹度寄居在廖家；幼子廖鈞畢業於廣州暨南大學，妻子現在美國。

　　文革中，紅衛兵對廖承志攻擊的主要內容是指其至活奢侈”，說他喜歡養狗養鳥，勤務員偶爾忘記餵鳥，他即把那勤務員開除，而且遣送勞改營做了三年苦工。

　　這則來自文革大字報的傳聞現在無法證實。廖承志去世後，他的子女們回憶說，父親對他們壹直要求甚嚴，竟連他們出國鍍金的道路也給堵死。

　　長女廖堅生在香港，按照法律可以定居香港，香港的親戚也願意提供幫助，卻遭廖承志拒絕。

　　廖家在美國的親戚甚多，多次提出可以資助廖暉兄妹們出國留學或探親，也不為廖承志所應允。廖鈞的女友壹九八二年到美國留學時，廖鈞也想同去，廖承志同意他們結婚，但條件是婚後廖鈞要留在國內工作。

　　廖暉童年在香港度過

　　四十年代初，廖承志曾奉中共之命在香港工作。壹九四壹年十二月香港淪陷於日寇鐵蹄之下，廖承志被中共廣東地方游擊隊“東江縱隊”掩護逃往大陸。

　　因為逃得匆忙，廖承志未能帶上大女兒廖堅及已經身懷廖暉的妻子。因此，廖暉是在日軍占領香港時期生在香港，後來又因為父親回到大陸後被國民黨抓進監獄，所以同母親在香港相依為命數年後才被中共接回大陸。

　　中共建國後，廖承志全家舉遷北京，廖暉順利完成中小學學業後於壹九六O年考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壹九六五年畢業，並於同年加入中共。“文革”中，他因為在軍隊服役，所以比其他兄妹們受的波及要少。在部隊中，廖暉從事技術工作，加之對封官晉爵之類的事情也不太感興趣，所以壹直到壹九八三年接任父親職務為止，才混到了個正團級。

　　公正地講，這個級別對於壹個已經有二十三年軍齡（按中共的有關規定，軍校畢業生在軍校的學習期限是計入軍齡的）軍事院校畢業生來講，實在是太不起眼了。

　　據接近廖暉的人講，他對由自己二十多年才混上個團級軍官並無怨言，倒是因為”夜之間變成了國家副部級幹部，三個月後又變成正部級而感到惶惑。剛剛入主國務院僑辦的壹段時間裡，他幾乎是用哀求的語調，請拼命也要從他嘴裡挖出點東西來的記者們千萬不要報導他。

　　胡耀邦選中廖暉

　　壹九四九年入京之後，廖承志和母親何香凝同住在北京王大人胡同二號達二十年。王大人胡同壹號即國務院僑委辦公室，是明末陪同崇禎皇帝上吊的太監王承恩的故宅，“王大人”就是王承恩。

　　信風水迷信的人說，這恐怕同幾十年中國大陸華僑、包括廖承志”家飽受浩劫密切相關。

　　不知廖承志是否信邪，但他復出後不久，即搬至北京船板胡同居住。

　　按照中共的有關規定，夠級別的黨、政、軍元老即使“退居二線”，生活待遇也要照舊，但元老壹死，其子女無資格繼續住在國家當初按級別配給他們老子的住房。而廖暉繼承了老子的職位後，船板胡同里那座條件舒適、環境優雅的四合院自然也繼承下來。

　　相比之下，中共在改革開放之後，陸續提升的大批年輕的部級幹部就沒有這種住四合院的待遇了。新部級幹部通常的住房待遇是六至八間公寓式樓房。

　　廖暉是個出名的孝子，父親去世後對母親更是關、心備至，壹直同母親住在壹起。他的妻子趙氏生於”九四四年，原來是北京芭蕾舞團的學員，因為練功扭傷腳趾不得不中斷了舞台生涯。他們夫婦育有兩個男孩子，大的壹九九壹年考上大學，小的也已經進入大學就讀。

　　廖承志去世後，廖暉出任國務院僑辦第壹副主任，三個月後又升任主任，但他在當第壹副主任的時候，他的上面也從未正式任命過正主任。他手下的副主任是莊炎林。莊炎林後來任全國僑聯主席，此職務原任是他的父親莊希泉。

　　國務院僑辦、港澳辦和對台辦同為中共統戰三大辦。廖承志活著的時候，中共中央就考慮找人代替他擔任僑辦主任壹職。當時他已經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同時兼任僑辦主任已很不適宜。但又苦於找不到人，問題解決不了。壹度考慮讓前新疆自治區委書記兼區政府主席汪峰出任僑辦主任，但汪峰在新疆時主張靈活幹部政策而被王震痛罵，所以對中共的官場鬥爭、心灰意冷，拒不出山。

　　廖承志主管國務院僑辦時，手下有三名副主任：林修德、林壹心、彭先涵。當時二林已年近七十，祗有彭比較年輕，所以廖承志有意讓位給他。

　　彭先涵是抗戰時期從馬來西亞回國的華僑青年，中共建政前曾同廖承志壹同在中共海外工作部奉職。但中共仍認為他這樣的資歷和威望擔任國務院僑辦主任不能勝任，所以不同意讓他接廖承志的班。

　　中共高層考慮到廖承志是廖仲愷的後代，在台灣、日本和海外各國華僑中有較大影響，所以廖承志的兒子接任僑辦主任可以保持廖承志同樣的感召力。於是，胡耀邦、趙紫陽傳廖暉去談話，表達中共意圖。

　　最初廖暉並不同意這樣安排，理由是自己從哈軍工畢業後，長期在軍內搞技術工作，對華僑工作則是外行，沒有什麼經驗，不敢承擔這壹要職。

　　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說：自己對僑辦工作唯壹的尼驗”是在父親生前，曾看過他批閱文件，對補父親身後留下的還缺實在是沒有把握。

　　這樣壹來，胡耀邦、趙紫陽認為他沒有政治野、心，人品難得，反而更堅持要他出馬。

　　經過幾番“思想工作”，四十壹歲的廖承志終於同意脫下軍裝，繼承父業。

　　在美颳起“廖旋風”

　　壹位曾在國務院僑辦工作的朋友告訴筆者，廖家的牌子是真靈，壹九八四年中共大慶建國三十五周年，廖暉以僑辦主任身份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主持招待華僑盛大宴會，極為成功。很多宴會的參加者私下紛紛議論，廖承志長得胖胖的（小名肥仔），廖暉卻長得瘦弱，活像他爺爺廖仲愷。

　　廖暉出任僑辦主任最威風的壹次，就是壹九八八年底走訪美國和加拿大各華僑團體，那是中共四十年來第壹次由僑務官員親訪海外僑界，也是四十年來首次在美加僑界舉行“僑務工作座談會”。

　　在巡訪中，廖暉就中共僑務政策作了詳盡宣解，諸如巨又重國籍”、“華僑歸國服務”問題，“僑產”問題，方方面面都有所涉及。每到”地，都受到左派僑界舉辦的歡迎會，也遭遇到許多無所答辯的尷尬場面。不少華僑要求中共償還文革、土改期間被沒收的財產。廖暉祗好代北京當局受實，對過去歷次政治運動中大陸僑屬所受的迫害，表示“對不起”。但對具體的討債要求，祗是以“情況不二，“代為反應”搪塞。

　　見過廖暉的人說，其人談風平實，不乏機智。例如當時紐約市市長郭德華問他海外華人是親台的多還是親北京的多？他回答是台海兩岸關係趨於和解，海外僑社之間的隔閡日漸消除，因此很難明確劃分僑胞為“親北京”與“親台北”。

　　另壹個例子是壹位記者指責僑辦雖然宣稱要“保護”華僑的利益，但是在這壹次訪問時，很顯然是和有經濟基礎的“美籍華人”會面多，和沒有經濟基礎的新華僑聯繫少。廖暉機智地開玩笑說：“和男士們會面問他有多少錢，和女士們見面問她有多大年紀”都是很不禮貌的行為。

　　在回答記者的問題中，廖暉也表現了他思想頗為開明的壹面。他說：“在我的頭腦中，沒有所謂政治避難的概念。我認為即使在國內有壹些不同政見的人，如果他是以合法的渠道到國外定居移民的話，他們也和其他旅居國外的華人壹樣，入籍就當作華僑，得到僑辦適當的服務。”

　　對於大陸在美國要求政治庇護的人士，廖暉說：“我們現在有這樣的看法，包括壹些隨團出國訪問而離團留下來的人，可能他們是以政治避難為理由要求留下來，說中共暴政，要投奔自由，要政治避難。我們不會把他們像過去壹樣視為背叛祖國。他們有些正有壹些實際問題。”

　　當時中國民聯有壹封信，原本要求中共駐紐約總領館轉交給中共的中國和平統壹會，但對方拒絕轉交。民聯的壹個成員把這封信請廖暉轉交，並說明情形，廖當即收下，答應轉交。

　　官氣越來越重

　　廖暉沒想到的是，“六四”槍聲壹響，使中共在海外艱難建立的僑社關係遭到幾乎是毀滅性打擊。直到兩年之後，方漸有復甦。壹九九四年十月，廖暉利用深圳華僑城民俗村開業之機，邀請了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六百多僑領和港澳台知名人士聚首深圳，以圖收復僑、心。同時，他親赴歐洲，其他助手則出訪美洲和南太平洋的壹些面家慰問僑領。

　　壹九九壹年大陸水災，海外華僑懷著血濃於水的深厚情意，慷慨解囊，紛紛捐款、捐物，其情其景感人至深。廖暉利用表示感謝的機會，大舉進行僑務統戰，更派出各類藝術團體到海外巡迴演出，頗受僑界歡迎。

　　熟悉廖暉的人說，近年廖暉作風變化很大，官氣越來越重，與剛上任時完全不同。

　　據說中共高層認為廖暉當最高僑務官已相當成熟，不太可能在近年撤換他的職務。也由於中共強調僑務工作的穩定性，廖很難獲更高的晉升的機會。中共十四大上他仍當選為中央委員，卻沒有進書記處或政治局，或許幾年之後，會兼任全國政協或全國人大的虛職。

　　另外，香港政論家曾分析說：因為廖暉壹九四二年出生於香港，按照英國殖民地政策規定，他可自動成為英國屬地公民，若由他去治港，正好符合在港居住超過二十年的限制，所以九七年後，廖暉或許會成為中共到港的首席接收大員。

　　北京東城區北新橋三條壹號僑辦大樓，廖暉坐在約二十平方米大小的辦公室內。他的桌上和茶几上都層層疊疊堆放著書本，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辦公桌後面掛著的廖承志肖像。

　　這在中共“太子黨”成員中是絕無僅有的。其他“太子黨”成員不但不敢將自己父親的肖像掛到辦公室里，甚至對外宣傳中從來避諱自己是某某人的後代。

　　不過，廖暉敢於這樣做並不是他要“與眾不同”，而是被中共高層特批的，這是共產黨最擅長的統戰伎倆，廖承志的遺像也被拿來作統戰工具，壹位到過廖暉辦公室的人如是說。

　　不錯，廖承志投身中共革命時是壹腔熱血，成為黨的工具也是光榮自得。問題是，沒人明白他的兒子是被共產黨當作工具，還是他把共產黨當做工具。

　　攪八荒濁浪，傾天河狂水──劉華清女婿潛岳

　　沒有壹個人不是矛盾的複合體。潘岳之所以不同於壹般人，尤甘壹不同於壹般中共“太子黨”成員，是在於他身上的矛盾衝突更為劇烈。以致他周圍的人常常不清楚，他是義氣為先的江湖中人，還是力保父輩江山的“太子黨”？是追求學理的知識分子，還是把人憂天卻又隨意發揮的詩人？

　　在壹次為李先念兒子出國餞行的高乾子女聚餐會上，大家談笑風生，沒有”句話涉及到中國的政局。不是因為有所禁忌，而是他們對政治沒了興趣，他們關注的只是股票、房地產、國際貿易或女人男人。潘岳顯得很孤單，只能喝酒。終於有人找他搭訕，卻引發了他壹番感慨：高乾子女如此，江山又如何能保？

　　大家有點詫意，權當潘岳酒醉。有人更笑道：在我們這幫人中，三十幾歲還做救國夢者，恐怕只有小弟（潘岳乳名）壹人了。

　　壹九九五年十壹月九日出版的英文蓋東經濟評論》報導說：許多人喜歡潘岳，作為中共的新貴族，他崇尚鐵的紀律與較強的意志力入遠東經濟評論》用了壹張曾國藩的圖片與文章相配，似乎是壹種暗示。

　　但是，無法對潘岳的前途做過份樂觀的估計。往往在外界看來，他的新名詞只不過是為了中共的既得利益得以持續維護的新包裝而已；而在老化的中共官員眼中，潘岳對中共傳統的統治方法挑戰性太強。

　　未來的中國是不確定的，未來的潘岳也是不確定的。可以確定的關於潘岳的幾件事，則超過外界的想像。

　　例如，壹九九壹年蘇聯變色後，壹份引起海內外熱烈反響，被認為是“太子黨綱領”的內部研究報告：《蘇聯劇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其主持者並非大家原來認定的陳元，而是潘岳。

　　這份研究報告主張中共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同時批判了“浪漫主義改革觀”所帶來的種種惡果，強調“循序漸進的現實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經濟改革觀和於國是中國人的唯壹家園”的民族主義世界觀。

　　又如，飽受爭議的貴三隻眼時看中要，對中共治下的中國提出了壹些全新思考角度，其實這本書正是聚合了潘岳在主持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期間的壹些研究成果，以致不少圈內人士也壹度以為該書的幕後策劃者是潘岳。

　　作為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劉華清的女婿，潘岳也當屬“太子黨”壹員，且仕途順暢，三十歲出頭即貴為國家資產管理局常務副局長，卻極力主張清理國有資產，懲辦貪污腐化的“太子黨”……。

　　正因為多重的複雜性，也因為外界對他所知太少，調查這個個案（人物）比任何壹個中共“太子黨”成員都要費時費神。

　　“革命的孤兒”

　　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被認為是壹個軍政權，但軍人卻是文官們權爭最後的裁決者。劉華清是中共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唯二個軍人，也是中央軍委常委副主席，權勢了得。

　　潘岳卻極不願意張揚他是劉的女婿，其實，岳父對他的寄望超過對白日己的子女。劉上將的長子劉卓明是海軍論證中、心的副主任，另外有兩個兒子在蘭州軍區服役。

　　劉將軍的女兒劉朝英是不是潘岳的第壹個戀人？這不是壹個有意義的話題。但是，潘岳早熟的情愛史應是很有趣的。中共的大部份高級官員都是如此，尤其是第壹代領導人，即使這很容易被政敵抓住把柄。

　　坊間曾傳聞潘岳與在中國很有知名度的影星蓋克有過戀愛關係。其實，潘岳很早便與劉朝英戀愛，”度發生危機，中間便出現了蓋克，不過，他最終娶的還是劉朝英。劉朝英畢業於解放軍洛陽外語學院，後來出任了長城公司經理部經理。

　　潘岳很忌諱這個話題。他很憤怒在別人眼中，他是仰仗岳父才得到迅速晉升的駙馬爺。

　　劉華清上將掘起於壹九八九年“＊（四”事件之後，解放軍的聲望降到前所未有的最低點，劉本人所受到的非議倒是較少。這位主張發展海洋戰略的軍事家，堅守軍人的天職，並不熱、心文官們的權爭。但是，他無聲的影響力還是經常無聲地保護了他喜歡有聲的女婿。

　　潘岳的父親也是解放軍壹個高級將領。潘家原本系江蘇壹個書香大家族，許多成員僑居美國。這使得潘岳很有機會與他同齡的中共高乾子女壹樣在八十年代初中期出國留學，他卻選擇了當”名實習記者。

　　潘岳父親少年時充滿無限的理想，很容易和當時充滿活力的中共壹拍即合。抗戰時期，他成為中共南京地下黨書記，文革前的職務是解放軍鐵道兵總工程師兼副參謀長。文革之後，潘將軍的官運停滯，過的是悠閒的離休生活。潘將軍的妻子已經病逝。失去母親對潘岳的打擊極大，幾天茶飯不思之後，潘岳憂鬱的氣質更容易流露。

　　壹九六O年四月二十四曰，潘岳生於石家莊。不過，潘將軍顯赫的身份並沒有使兒子的童年生活燦爛。知識分子的性情、眾多的海外關係，潘將軍在文化大革命中難以成為漏網之魚，他和妻子被押送到北大荒。

　　潘岳那時七、八歲，實際上成了革命孤兒，顛沛流離，浪跡街頭，甚至打架鬥毆，今天被人打，明天打別人。不屈的性格，義氣的性情，也正是在那個時候鑄定的。

　　政壇新生代的靈魂人物

　　壹位曾與潘岳在舉國青年報》同事者說：“潘岳身上有壹股匪氣，我們開始看不慣，消受不起。但在關鍵時刻，他敢於出來為人擔當。‘六四’事件之後，他出面為群國青年報》許多涉案者解脫責任。為此，他還膽敢跑到李鵬那裡去求情。”江湖義氣，使潘岳經常麻煩在身，也使他的周圍總是圍著壹批鐵杆兄弟。甚至有人說，潘岳是新壹代“太子黨”真正的靈魂人物，其政治活躍度已超過鄧朴方、胡德平、陳元。

　　壹般認為，在壹九八九年“”（四”事件發生之前逐漸掘起的“太子黨”最主要的幾個圈子，分別以胡耀邦長子胡德平、鄧小平長子鄧朴方和陳雲長子陳元為首。

　　胡德平勢力形成較早，但隨著父親的失勢到去世，其麾下的“太子圈”已基本潰散，其派系人馬或流落海外，或在國內遭到冷落。

　　鄧朴方的勢力受挫於康華事件，只有少數黨羽開始進入實權階層。如出自他門下的俞正聲，成了中共青島市委書記，唐若昕是河北省邯鄲市委書記（後任壹家保險公司副總經理）：林用三是勞動部副部長。這樣的成果與鄧朴方的企圖、心是不成比例的。

　　壹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前，海外報導看好陳元。有報導還說：鄧力群的兒子鄧英淘曾到美國代表陳元向陳壹咨表示：後鄧小平時代裡，陳元將會扮演”個重要的角色，並會重用陳壹咨等人的才能。祗要他們停止在海外的反黨行動，不但可以平安返回中國大陸，而且還可以官復原職。

　　之前，許多報導說，陳元的理論班底根據照元同志思想”炮製出壹份長達”萬四千多字的“務實派”改革綱領，即〈蘇聯劇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上書中共中央。

　　然而，中共十四大上，陳元未能獲得晉升。所謂“太子黨綱領”的始作俑者最終也發現不是他。作為中國人民銀行常務副行長，陳元確實具有相當高的專業素養，未來或可掘升，但他太像他父親，過於內斂、拘謹而號召力不足。

　　潘岳的圈子則是正在發展的“太子黨”新生力量，而且來勢兇猛，似有躍居“中共第三種勢力”的代表人物之勢。許多原來胡派、鄧派、陳派，甚至自由派的人物，都投到了他的旗下。例如青年經濟學家姜洪，離開了中國人民銀行，成為國家資產管理局研究所所長；群國左禍》壹書的策劃盧野，擔任了國家資產管理局的處長。

　　當然，不管過去幾年的“強勢作為”是有意抑或無意，但對於潘岳來說，這是福是禍都尚難預料。說可能是禍，是考慮到潘岳急於出牌，勢必會引起黨內某些勢力強烈的反感；說可能是福，是考慮到潘岳公開亮牌，可網羅到壹批黨羽，赤裸裸的宣言或許有利於結盟。

　　活學活用毛語錄：有了調查，就有了發言權

　　毛澤東在壹九七六年去世，成千上萬的人在這壹年獲得新生。十六歲的潘岳則在這壹年參加了人民解放軍。也許受當醫生的母親影響，潘岳在部隊醫療部門工作，先是戰士，經過衡陽醫學院受訓，獲升為軍醫官。

　　盅壹他父親壹樣，潘岳其實並不適合軍隊生活。他身上過於活躍的細胞，使他在壹九八二年離開了軍隊，棄軍又棄醫，跑到主人日選當了名實習記者，不久又轉去種濟日報》

　　當記者。

　　在大廟裡當小和尚，潘岳似乎覺得受拘束太多，滿腦子的想法只能阻塞在腦子裡。他到了新開辦的壹份專業性報紙，壹個星期也只出壹張的《中國環境藝，不過，他成了這家當時幾無影響力的報社的記者部負責人。

　　家中無婆婆，媳婦是當家；山中無老虎，猴子充霸王。話當然帶有貶意，但問題的關鍵在於：這個媳婦的當家理財能力如何，這個霸王統合能力如何。潘岳倒真是初試鋒芒。

　　他找到壹個切點：下死功夫搞調查報告。

　　壹九八四年，他主持了引灤工程水質調查，行程數千里，完成數萬字的長篇調查報告，由此得到國務院副總理李鵬的讚賞，並促成引灤工程沿線數百家企業限期調查。

　　兩年後，潘岳主持對雲南省環境現狀調查活動，足跡遍布雲南省大部份地區，完成近萬字的批評性調查報告，猶如在昆明市雲南省政府大樓附近引發了壹場地震。

　　壹九八六年，潘岳作為國家空中交通管制局的副處長，主持了中國航空管制的現狀調研與宣傳，行至十多個省的軍民機場，調研報告引起高層重視。

　　這是毛澤東語錄的活學活用：有了調查，就有了發言權。

　　顯得有些迫不及待

　　壹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大上，李鵬、鄒家華、李鐵映、閻明復、丁衡高、葉選平、伍紹祖、阮崇武等元老子女成為決策層成員時，幾乎沒有遇到黨內外的反彈。即使這些人並非都是有能之輩，後來也有人遭天下人痛恨，但他們的資歷、政績、個人作風在當時尚能服眾。

　　當時尚是小太子的潘岳在這個時候也悄悄離開中央機關，到了多市房山縣擔任對外經貿委主任。這是壹個正處級職位，在官多於牛毛的北京政權實在不值壹提，離貴為國務院總理的李鵬更是相差十萬八千里。不過，請注意，這壹年潘岳才二十六歲，可能是當時最年輕的正處長。

　　沒有足夠的信息支持潘岳在房山縣有優秀表現的說法。這是”次明顯的積累基層經驗的安排。許多“太子黨”成員都知道這樣走。劉源、薄熙來、習近平、俞正聲，都是這樣從基層爬升的，以免民間有太大反彈。

　　潘岳深知這壹點，但又顯得有些迫不及待，他沒有像劉源、薄熙來、習近平、俞正聲那樣離開京城，也不像他們在地方呆的時間長。他不願意大長時間在小溪小山苦練筋骨，他還是要到有老虎的地方去。

　　仗義使潘岳在《中國青年報》立住腳跟

　　壹九八八年，潘岳回到國務院系統，成為無名的《技術監督報》的副總編輯。次年，再升為著名的《中國青年藝的副總編輯。

　　如此快速的晉升，不論潘岳的本領多大，也令平民難以服氣。團中央負責宣傳工作的書記處書記李源潮在《中國青年報》中層幹部會議上說：“潘岳是非常有才華的，他已經發表了數百萬字的研究報告。”

　　但是中國青年報壹名編輯說：“沒有人真、心歡迎潘岳的到來。對於平民來說，在季國青年報》要熬個副總編輯談何容易。我們只知道潘岳依仗的是他的老丈人，何況我們以為他是來幫李鵬進行秋後算賬的。”

　　這壹年正是中國民怨到了極點的時刻，胡耀邦的去世成了引爆點。《中國青年報》的編輯記者多是年輕之輩，自視甚高，熱血更容易沸騰。但秋後算賬很快來臨，許多人不知所措。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是，潘岳在這個時候挺身而出，為幾位遭到追查的記者說情。

　　潘岳的解釋是人中國青年藝那些毒加天安門活動的人，是他派去搜集情況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徐惟誠不承認潘的說詞，他的問題是：誰叫《中國青年報》去搜集情況？

　　即使去搞情報，用得了那麼多人嗎？

　　逼急了，潘岳直接去找李鵬。李鵬居然好說話。對莘國青年選的清查也就不了了之。

　　很難說潘岳內、心真的支持天安門廣場的運動，但是他不希望太多人被整肅。尤其，他不能容忍他的部屬遭到整肅。

　　仗義，使潘岳在群國青年選立住了腳跟。

　　“新保守主義”的提出

　　由於中國政府對“六四”事件的粗糙處理，意識形態領域更成為禁忌，知識分子消極、壓抑的情緒許久難以化解，尤其在大學校園。潘岳在這個時候卻相繼組織了兩場研討會，壹是“重建中國大學生精神家園”，百疋“西方思潮在校園”，單看兩個會議的會名，在壹九九O年的中國大陸也是具有挑戰意味的。

　　正因為如此，這樣的討論會雖然談不上什麼學術意義，但功利效果是明顯的。有人評價，潘岳掛的是羊頭，賣的還是狗肉：不能讓西方思潮侵蝕校園。只不過是變了個戲法整合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學生而已，共產黨今天缺的就是這種變戲法的本領。

　　壹九九壹年，”個更高層次的學術討論會：“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現代化意識”研討會，由《中國青年報》理論部主辦二中國青年藝理論部正是潘岳分管的部門，這個會議也是由他壹手策劃。

　　參加這次會議的多是未與“＊（四”事件有直接關聯，甚至支持政府強硬立場的中青年理論研究者，例如何新、蕭功秦；有被視為死硬派分子，如袁木、徐惟誠；也有“太子黨”成員，除了潘岳，還有陳昊蘇等人。

　　不能因人廢言。在這次會上第壹次明確打出了“新保守主義”旗號，提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壹定要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這反映了經過劇烈運動之後，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的某種轉變，尤其是對激進主義的反思。

　　蕭功秦將“新保守主義”概括為如下立場：“利用過渡性、有現代導向的權威，利用傳統的價值中介，引導社會內部變遷，通過內部變遷的成功，逐步引進西方的民主制度，從而使中國社會不斷地達到壹種現代化的推進。”新保守主義與民主激進主義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主要注重從現有秩序中培養和塑造現代化菁英集團，而後者則把體制外的菁英集團和民眾作為現代化的主要動力，打破現有秩序，建立西方式民主社會。

　　因此，即使新保守主義不像壹九八六年“文化熱”和“新權威主義”那樣在中國大陸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沒有形成熱潮，也沒有得到最高層人物的明確承認（新權威主義得到鄧小平、趙紫陽的肯定），但在海外卻遭到民主派人物的強烈批判，有人更斥之為“法西斯主義”所謂“新保守主義”只不過是為了既得利益集團維持法西斯統治找的壹個理論依據而已。

　　爭論或各有道理，但現實是：新保守主義的觀念似成為二十世紀末中因人的主流思潮。

　　他們多數人並不知道新保守主義這個名詞，甚至不喜歡這個名詞，但是他們希望中國的演變是漸進而不是突變。這是“六四”事件給他們留下的教訓，也是蘇聯崩潰的影響。

　　“太子黨施政綱領”的震湯

　　有關“太子黨”的負面傳聞，主要從壹九九壹年蘇聯變色和次年鄧小平南巡之後開始的。

　　蘇聯變色使中共元老們企圖讓太子加速接班，以保江山持續生存，陳雲即向鄧小平、楊尚昆提出：“中顧委許多老同志的建議”，表示要提拔“子弟兵”。陳雲表示：“要在十四大上，讓”批革命後代進入中央接班。我們的子弟我們放、心，至少他們不會將自己的老子全盤否定。在這壹方面，我們比蘇聯有優勢，特別是有文革，我們的子弟都是經過考驗的。”

　　其間壹份內部研究報告：八蘇聯劇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被認為是“太子黨施政綱領”，在海內外更引起極大震湯。

　　而鄧小平的南巡，固然扭轉了壹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導致的沉悶政局，但過於追求經濟快速增長，使壹批高乾子弟乘機作亂、謀取暴利，以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

　　這些因素加重了平民出身的官僚和知識分子的反彈，以至“太子黨”在中共十四大上的搶灘計劃胎死腹中。

　　潘岳在其間的角色被人忽視。很多人並不知道他才是所謂“太子黨接班綱塑真正的幕後黑手，而以為陳元是始作俑者。

　　壹九九壹年八月蘇聯政變失敗後，中共中央要求其下屬的各主要理論研究部門儘快拿出研究報告，“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及理論指導思想等各個層面綜合分析探討中國的前途”問題，也就是“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問題。

　　北京傳出來的消息說，陳元當即命令自己的理論班底（以《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為龍頭）搶在別人前頭搞出了“指導我們今後理論與實踐的綱領性文件”。結果，從召開”系列的座談討論會到形成壹份壹萬四千多字的文件，壹共用了半個月的時間。九月九日，就把壹份題為

　　〈蘇聯劇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的成品以“《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集體”的名義上交，並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印成內部文件在中共高層傳閱。

　　〈蘇聯劇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批判了中共過去幾十年沒有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導致的種種失誤，同時也批判了鄧小平前些早所支持的“浪漫主義改革觀”所帶來的種種惡果，強調蓿序漸進的現實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經濟改革觀和“中國是中國人的唯”家園”的民族主義世界觀。

　　從革國青年報》的〈選擇〉（〈蘇聯劇變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壹文與陳元的人選擇〉（〈我國經濟的深層問題和選擇｝）”文觀念上的壹致性，和陳元的署名文章單單選擇在《中國青年報》理論版發表的事實分析，北京傳出的消息由自然很容易使人相信。

　　當這篇被認為是“太子黨施政綱領”的文章，被海外炒得沸沸揚揚，陳元也因此被萬炮齊轟。事隔幾月，陳元在外出訪問時表示，他被海外莫名其妙地大批”通時，還沒有看過八選擇這篇文章，何談組織炮製？

　　這個消息誤傳的原因，固然說明陳元與潘岳的思想有接近之處，但還有”個外界不知道的原因是：原來在陳元手下擔任研究所所長的姜洪，已改投到了潘岳旗下。姜洪當年曾與王軍濤、陳子明等人因西單民主牆名噪壹時，後來從事經濟政策研究。

　　這份研究報告最重要的意義在於：中共的新壹代開始有了執政意識。不過，報告主張將國產黨有化，引起外界猛烈的批評。在海外眾多批判文章中，陳奎德的分析值得壹提。

　　陳奎德在題為圭朝末日的新政〉的文章中指出，從名瑾檐壹文透露的觀點看，王子黨”實質上為他們掌權後的中國做了如下壹些基本的設計：

　　壹，以國家主義取代共產主義；

　　二，以右翼專制主義取代左翼極權主義；

　　三，以地緣政治原則取代意識形態原則；

　　四，以現實主義維護權力壟斷的執政黨取代浪漫主義平民色彩的革命黨；五，以黨的所有製取代國家公有制；

　　六，以中央集權的強化取代地方主義的趨勢。

　　陳奎德說：“儘管如此，這份政綱對中國政治而言口，傳達的仍然不是負面信息。它標誌著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逐步淡化，它標誌著上層政治多元化的萌動，特別是，它標誌著後老人政治時代的開始啟動。對此，人們是有理由持審慎樂觀態度的。”潘岳的第三隻眼晴

　　主辦研討會是潘岳獨特的從政方式，或者說是為未來大展身手的奠基作，可謂壹箭多雕。

　　首先，可以幫助山自己，也幫助政府對某些現實問題加深了解，尤其是探討解決之道；第二，可以發現人才、網羅人才．！第三，推動新觀念．！第四，建立個人影響力。

　　在擔任《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和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期間，我們發現潘岳主持的研討會，除了上述之外，還包括：

　　“大學生分配與社會就業研討會”（壹九九三年），對中國大陸現存大學生分配製度的弊端進行了剖析，提出了新的對策之道。國

　　“私營企業的今天與明天研討會（壹九九三年），對中國大陸私營企業在琨時經濟環境中的角色定位及所面臨的問題，首次進行了系統的學術分析。

　　“剩餘勞動力齟壹民工潮研討會”（壹九九三年），系中國首次就這壹重大現實問題予以公開討論，並且提出了壹系列適應中國國情的解決之策。

　　“國防教育與青年參予研討會”（壹九九三年），中國軍方戰略學者首次與政府官員濟濟壹堂。

　　“走向二十壹世紀的青年素質研討會”（壹九九四年九月），提出加強對中共跨世紀人才的培養與造就。

　　在壹九九三年七月，潘岳還主持策劃了“壹九九四年中國青年政治、心態和社會發展趨勢研究報告”，歷時”年，成為中國首次最具權威、最大規模的政治性問卷調查，被海內外報刊大量引用。

　　壹九九四年十壹月，潘岳主持“首都青年記者希望行”大型採訪調研活動。北京三十多家新聞單位的四十位記者，行程八千多公里，分赴中國貧困省、區，就中國少年兒童失學情況及“希峒五工程”救助款項的落實情況進行了全西細緻的採訪、調查，在海內外引起的巨大反響，無疑推動了“希望工程”的運行。

　　壹九九五年，中國京劇院副院長王山假託德國學者之名出版了《第三隻眼晴看中國》，這本書雖然全力維護中共政權，但對中共治下的中國也提出了”些全新思考的角度，許多圈內人士壹度認定該書的幕後策劃者是潘岳。知情者說，且壹實潘岳當時還不認識王山，不過這本書確是引用、聚合了潘岳在主持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期間的壹此而究成果。

　　壹腔救黨熱情，挽救國有資產

　　眾所皆知，壹九九五年的反腐敗運動，江澤民成為蒙利最大者。在此之前，已是國家資產管理局副局長的潘岳，連續主持召開多次會議，正式號召在全國國有資產大案，消除政府與企鼠的腐敗現象，有力推動了壹百份開始的中共反腐倡廉運動。對此，筆者曾在香港箭哨》月刊以“小太子勇斗大太子”為題，作了比較詳細的介紹。

　　國家資產管理局屬於財政部歸口管理的國家局，主要職能是：（壹）執行國家有關國有資產管理的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擬定全國性的國有資產管理條例和各項管理制度，並監督、組織實施；

　　（二）審批中央級國營企業承包、租賃、合資、參股經營和兼併、拍賣、破產清理等經濟活動中涉及國有資產的評估、產權變動和財務處理問題；（三）管理設在中國境外的國有資產等。

　　潘岳為什麼調到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北京有兩種說法，壹是新任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長張佑才原是南通市的土產市長，在京城缺乏背景，需要依仗潘岳的人脈；壹是潘岳之前對國有象管理曾有壹番見解，設計過如何使“國有資產二合理合法”地轉為“黨產”的理論論證和實踐可能，高層也就讓他壹試。

　　但潘岳私下對友人的解釋是：他實在無法再容忍國有資產白白流失。

　　自壹九九二年鄧小平再度允許官員下海經商和高乾子女辦公司後，僅僅兩、三年的時間，中國大陸的所謂“國有資產”已經流失了五分之壹。即使這樣壹個驚人的比例，仍有大陸的壹批經濟學家認為計算方法有問題。他們認為，如果把壹九八八年之前的那場“官倒熱”和“經商熱”給“國有資產”造成的損失也算上的話，至少有三分之壹的“國有資產”已經以各種方式和名目，陸續變成人民幣和外幣流進了個人腰包，這還沒有把近幾年“房地產熱”過程中，在國有土地和集體所有制土地上的損失計算在內。

　　而據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壹九九五年對三萬家合資企業進行的調查，發現在中外合資過程中，中方百分之八十的企業喪失約百分之九十的應得權益，使國有資產流失近百億元。

　　有關人士指出，各地政府為吸引外資，發展地方經濟，紛紛制定許多優惠政策，而且出現

　　“妳優惠，我比妳還優惠”的較勁態勢，無所不用其極，引進外資。有些地方片面注重利用外資的數量，導致中方企業低估資產，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另外，許多外商則高估資產、以次充好，以舊充新等，使中方無故受損。

　　潘岳組織人力對全國範圍內的國有資產流失情況進行了細緻的調查統計，寫成情況匯報並提出解決方案，上報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潘岳和他的壹批追隨者都認為，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好比共產黨政權受傷後正在大量流血，如再不止血，共產黨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都會因為“失血過多”而無藥可救。

　　潘岳的報告獲得最高層認同。壹九九五年壹段時間裡，江澤民、李鵬和朱鎔基先後在各種場合強調製止國家資產流失的講話，都是以潘岳等人提供的匯報材料為依據的。

　　小太子要斗大太子

　　按照潘岳等人的分析和設計，國有資產的流失雖有千條萬條渠道，但最危險，最嚴重的還是出在資金外流方面。自壹九九二年年中開始，許多高級幹部子女和元老子女、高幹秘書們開設的公司紛紛以“海外投資”，董為中國人賺外國人的錢”為名向外轉款，這些公司絕大部份都是名義上的因有企業”，轉出去的款項自然也是國有資產。而這筆資產壹日春往國外，黨和政府的任何機構都無權過問也無法過問。

　　祗要在海外商界與中資公司打過壹次半次交道者，都非常明白這些中資公司在海外是如何花錢，如何做生意的，占h然也躲不過潘岳等人的調查網羅。

　　國有資產管理局的壹份報告中直言指出：壹方面是大量外資進入中國辦廠、經商、辦企業，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賺走了大筆金錢，壹方面是我們自自己的所謂投資公司大量向海外轉款，名為投資，實際則祗出不進。長此以往，國庫被掏空，百姓會罵娘。再往下走壹步，後果不堪設和心。

　　潘岳當然明白，這此罷夠調集國內資金到海外大筆“投資”者，十之八九都有同潘岳壹樣，甚至比潘岳更高的政治背景。當潘岳等人起草的壹份建議全面清查海外中資公司的可行性建議報告投書高層後，便有人譏諷這是“小太子勇斗大太子”。

　　要清查這些“大太子”談何容易？但是，打出了反腐敗旗幟，便是壹項政績。當年小蔣在上海打虎表面上是無功而退，卻奠定了他的聲望。企圖將團有資產局升格。

　　在向高層壹次又”次提出各種可行性建議的同時，潘岳等人在實際工作中苦於他們的部門有名無實，有職無權。到目前為止，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在國務院系統，僅僅是壹個“部委歸口管理的國家局”，直接上司並不是國務院而是國家財政部，其局長也是由財政部副部長張佑才兼任。

　　潘岳等人自然不會滿足，動議由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讓此局升格為國務院直屬機構，並改名為“國家國有資產管理總局”。其中奧妙就出在這個弱”字上。即使升格為目務院直屬機構”，如果不在“局”字前面標明”個“總”字，就仍然是副部級單位。比如過去的國家稅務局、中國民用航空管理局，”九九三年都改成“總局”，分別變成因家稅務總局”和於國民用航空總局”，其級別就同壹般國務院的部、委平級了。

　　當然，以潘岳為首的壹批體制內的新保守主義者，相對於他們急欲打擊的”批貪官污吏，應該說還是壹批理想主義者，至少可以被理解成為對共產黨獨裁政權的“愚忠”。所以，潘岳這些人動議讓國有資產管理局升格，除了局內大小幹部都可自動官升壹級的因素外（升格後潘岳本人即可由目前的正局級升為副部級），也確實考慮到了工作需要。

　　目前的國有資產管理局名不正言不順，除了進行”般調研統計工作而外，基本無法施展權力運作。潘岳等人希望該局升格之後，同時也應該由上級有關部門賦予它獨＊且行使對國有資產進行嚴密監控的權力，不然，所謂對國有資產的“管理權”祗能落實在“統計權”上。

　　整治目標對準海外中資公司

　　按照潘岳等人的設想，祗要國有資產管理局被賦予相當的權力，即可手握令箭執掌對國有資產的控制權，當務之急是對海外中資公司的生殺於奪大權。

　　潘岳了心希望能夠由國有資產管理局出面組成”批清查整頓小組，或直接派駐海外，或採取將中資公司負責人召回國內接受審查，雙管齊下，爭取在壹段時間內將大部份海外中資公司的問題搞清楚，視情節輕重程度採取關、停、並、轉等不同措施。

　　潘岳等人還希望，全國人大和國務院方面應該同時行動，分頭制定出國有資產控制管理方面的法律和行政規範，以法律形式賦予國有資產管理局統壹執行對中國向海外投資項目的審核和批准權。

　　同時，亦賦予該機構隨時監督海外各中資機構的權力，必要可由該局向海外任何壹個中資機構派駐監察員或監督小組，以保證投向海外的國內資金合理合法使用。

　　中資機購對付潘岳自有良方

　　但是，潘岳等人的這些設想即使可行，許多海外中資機構聞訊後草木皆兵，特別是其中自知問題較為嚴重的壹批，紛紛給自己找退路，持有商務護照者許多人逾期不歸；已在海外有居留身份者或見好就收，自動退出不再受聘中資機構，或乾脆最後撈足壹筆就此失蹤。還有的造花賬，訂立攻守同盟，種種“道高”尺，魔高壹丈”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就等著潘岳的工作組進駐後看他們的熱鬧。

　　潘岳在給中共高層的有關報告中，也認為最棘手的問題和最大的困難，就是對中資機構的主要負責人目前持有什麼身份無從調查。許多中資機構的負責人本來就是從海外的大陸留學生中招聘，這批人手中是否拿到了所在國的、水久居留權無法偵查；另有”此擺大陸派往海外的中資機構負責人，不知有多少已經在前壹兩年時間裡陸續花錢買到了、水久居留身份。

　　所以，即使中共高層完全採納潘岳等人的建議，已經流失出去的“國有資產”要追回恐怕比登天還難。據說潘岳也感慨說：我們的工作努力能夠達到促成“下不為例”的目的，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世紀之末，新政之初。潘岳的故事還只是開始，這篇文章也只是打開序幕，後面的情節，且讓未來告訴我們。

　　興衰榮辱“九千歲”──劉少奇家族

　　劉少奇事件是中共高層權力鬥爭最殘酷的個案。貴為世界第壹人口大國的因家元首”，被稱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曾在中共政權中官拜“九千歲”，置身於所謂“壹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尷尬境地，最終還是不可避免地在權力撕奪的腥風血雨中娼沒，僅留下”堆紅布包里著的骨灰供後人憑弔。作為他的子女，壹同從共產黨的皇宮跌入革命的煉獄，而後卻有了不同的結局。或成了父親的犧牲品、陪葬品，或成了庸庸碌碌的平民，或成了重新擁有千萬臣民的政治領導……。

　　劉少奇的六妻九子女

　　劉少奇同大多數中共早期的高級領導人壹樣，有著非常複雜的婚姻關係。少年時家人曾給他找了壹個楊氏村姑為妻，心懷天下的劉少奇山自然不會滿意。後來，他前後娶過五任妻子，並為此受到不少非議。但在“文革”被揪斗時，他曾辯解五次都是“正常的婚姻”，言下之意是自己從未有過混亂的婚外性關係。

　　他這樣為自己解釋，人們容易認為是針對毛澤東而言。因為毛澤東同第四任妻子江青的關係，始自延安時代的婚外戀是人所共知的。

　　從現在所能夠找到的史料看，劉少奇與那些精通“權力革命”，又熱中於“性革命”的共產黨領導人不”樣，似乎沒有過混亂的婚外性關係。雖然他前後娶過六個妻子，但確實都是先後有序，而且其間並未有過重疊的婚姻。

　　第壹任妻子楊氏因為劉少奇不情願而為他守了半生“活寡”，壹九三O年病逝於湖南寧鄉劉少奇的老家。

　　劉少奇的第二任妻子叫何寶珍，與他也是湖南同鄉，系中國最早期的女共產黨人之了壹九三三年何寶珍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先是被判刑十五年，後因繼續與獄外共產黨地方組織聯絡，於壹九三四年在南京雨花台遭國民黨政府處決。

　　何寶珍死前與劉少奇育有兩男壹女，名為劉允斌、劉愛琴、劉允若（小名毛毛）。

　　由於父母當時擔負危險的地下工作，這三個孩子的童年生活極為悲慘。何寶珍入獄幾年之後，由於周恩來、葉劍英、羅榮桓盡力幫助，這三個孩子才被接到延安，後來又和其他中共高乾子弟壹起被送到莫斯科學習。

　　謝飛與宋美齡是同鄉

　　何寶珍犧牲後次年，即壹九三五年，二十二歲的中共中央政治保衛局機要員謝飛嫁給了劉少奇。

　　謝飛原名謝瓊香，又名謝明月，出生在海南文昌縣，與宋美齡是同鄉。謝飛十二歲在海甫第六師範讀書時便參加了中共的組織活動，十四歲入黨。她與劉的婚姻關係並不美滿，結婚第二年，奉調前往中共北方局《江南大眾報》任總編輯，隨後又去河南、安徽、江蘇、山東等地工作。

　　也許是由於長期不能和劉少奇生活在壹起，夫妻之間缺少交流，也就缺少相互理解，因此愛情受到壓抑。六年後他們分手了。劉少奇的這段婚姻生活沒有生育壹個孩子。

　　謝飛此後壹直沒有再婚，仕途亦不順利。中共建政後，她先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後又考取該校法律基礎理論專業研究生。當時年已四十歲，卻以極大的毅力修完了三十多門課程。人大畢業後，她擔任過中央政法幹校副校長和公安學院副院長等職務，退休之前還擔任過全國政協委昌、公安部諮詢委員和北京法學學會會長。

　　筆者壹九八八年曾在汕頭地區召開的全國憲法學學術討論會上與謝飛有過壹次交談。她已年過七旬，但風韻猶存，令人自然地聯想到她。。逗蔻年華時的姿色。

　　“文革”中，謝飛被江青點名逮捕入獄，逼她交代劉少奇當年去天津途中被捕變節壹事。

　　因為她始終拒絕與專案組合作，所以壹關就是六年。“六”對她來說是個不祥的數字，當年同劉少奇共度六年夫妻，三十年後，也因此坐了六年監獄。

　　第四任妻子王前風流放蕩

　　劉少奇的第四任妻子王前，似乎是壹個風流放蕩的女人。她十六歲嫁給劉少奇，據說卻同時與別的男人有暖昧關係。結果結婚時間不長，劉少奇即因無法繼續忍受而同她離婚。

　　此後不久，王前嫁給了“文革”中鼎鼎大名的聶元梓的哥哥聶真。

　　“文革”中，批判劉少奇的大字報中曾提到王前，說王前揭發劉少奇同她結婚時向她隱瞞了年齡，把四十三歲說成三十二歲。王前說她自已壹直到壹九四五年才知道劉少奇比她大十幾歲，“可兒劉少奇卑鄙到了極點”云云。還有當時批判劉少奇的那句著名語錄“吃小虧占大便宜”，也是王前揭發出來的。

　　王前和劉少奇生有壹男壹女，女兒叫劉濤，男孩叫劉允真。劉少奇曾因擔心這兩個兒女受到生母的不良影響而長期不讓劉濤、劉允真姊弟同王前見面。王前曾悄悄給劉濤寫過信，希望母女背著劉少奇見面。但這封信被劉少奇截獲，王前因此被劉少奇寫信痛斥壹頓。自此，兩人怨恨更深，促使王前在“文革”中報復劉少奇不遺餘力。

　　直到壹九六七年元旦，劉濤和劉允真才第壹次訪問生母，兩人根據生母提供的材料，寫出了揭露、批判劉少奇的大字報。毫無疑問，那是壹張對劉少奇刺激極大的大字報。

　　直到現在，大陸上超過四十歲的人大概都還能記得“文革”中揭露出劉少奇罪狀之於是說他在從事中共地下工作時曾經將組織經費打了壹只金鞋拔子。事實上當時身負中共地下黨重要職責的劉少奇將組織經費換成金飾完全是為了保存和轉移方便，劉濤、劉允真的大字報中卻說劉少奇將這東西據為己有。於是，憤怒的紅衛兵們要求劉少奇向黨歸還這隻金鞋拔子。這種從自己親生骨肉嘴裡“揭發”出來的罪行，令劉少奇百口莫辯。

　　王前這樣做實際上是毀了自己為劉少奇生的兩孩子。雖然憑那張大字報使得劉濤沒有像劉少奇的其他子女那樣吃更多的苦頭，卻為此背負了終生洗刷不掉的恥辱。壹九八O年，王光美請人為劉少奇生的幾個孩子聯名寫了壹篇題為〈勝利的鮮花獻給您──懷念我們的爸爸劉少奇〉的文章。文中感情真摯地提到了何寶珍所生的三個孩子在父親受迫害後的悲慘遭遇，對劉濤和劉允真的名字卻隻字未提。

　　由於王前壹時的短視，使得她為劉少奇生的兩個孩子終生再沒有可能接受自己的生父──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國家主席死後餘輝的照耀。

　　王前本人在“文革”中倒是從未公開跳出來，至今也無人知道她的真實處境。

　　劉少奇的第五任妻子名叫王健，作風上倒是不像王前，但有輕微精神病，因此無法維持婚姻關係，劉少奇僅同她生活了半年就分手了。據說劉少奇把她送到東北，不久即徹底發瘋了。近幾年裡也有中共黨史工作者說王健從來沒有得過精神病。大陸記者戴晴說她曾經訪問過王健，也說她根本沒病。

　　王光美名門閨秀，又有現代學識

　　就在劉少奇的婚姻生活陷入極度不幸的時候，遇到了王光美。他們於壹九四八年結婚，先後育有壹男三女，依序取名劉平平、劉源源、劉亭亭、劉蕭蕭。

　　劉少奇生於壹八九六年，王光美生於壹九二壹年，比丈夫小二十五歲。

　　王光美出身於壹戶北洋政府的官吏家庭，父親王槐青是當時頗有聲望的社會名流，共有兄弟姐妹十壹人。她的六哥王光英自北平輔仁大學畢業後曾經在天津與人合資創辦了近代化學工廠，以其保質保量、薄利多銷的方法經營，在當時的化工企業，特別是整個天津市里大名鼎鼎。

　　中共建政後，因為王光英本人比較親共，再加之王光美這層關係，王光英成為當時共產黨的重點團結對象，成為全國知名的幾大“紅色資本家”之了當時，周恩來曾經找王光英談話，告訴他為了黨的統戰工作需要，他到死之前都不能加入共產黨，意思是只能等死後“追認”。王光英表示無條件服從。

　　鄧小平時代開始後，王光英被鄧小平請出山，與另壹“紅色資本家”榮毅仁各辦”大型公司，為中共的對外開放政策扯旗開道。他的光大集團，取“正大光明”之意。無論其內部運作是否真的“正大光明”，但劉少奇的眾多子女好像沒有壹個依靠舅舅的這個公司發財的。

　　王光英回憶他曾經坐過日本憲兵隊五十六天監獄，坐過國民黨三個月的監獄，而三革”中坐共產黨的監獄卻是整整八年。不過，他所有公開言行中，不但從不對共產黨說半個不字，而且壹說到“沒有共產黨便沒有我王光英”便老淚橫流。與之相比，他的妹妹王光美不知對共產黨是否還繼續存有這份感情。

　　顯然是受了哥哥王光英的影響，王光美在北平師範大學女附中畢業後也考入了北平著名的教會學校輔仁大學，而且也進的是化學系。”九四三年她大學畢業後即積極投身中共地下黨工作。抗戰勝利後即被中共代表團召至軍調處執行部任翻譯工作。壹九四六年秋內戰加劇，她被調往延安中央軍委，不久與劉少奇結識。

　　王光美是壹個相貌、氣質、風度上均與國家主席相配的女人。這是毛夫人江青利用“文革”的機會加害於她的”個重要原因。在中共所有挨過整的元老夫人中，王光美雖然保住了性命，卻是被整治最狠的壹個。

　　與王光美相比，劉少奇的家庭門第絕對是下等。壹九六壹年王光美曾陪劉少奇到他家鄉湖南寧鄉探親訪友，此時劉少奇的老姊姊仍帶著壹家在鄉下務農，而且因為所謂“自然災害”餓得走不動路了。此後，劉少奇稱”九五九至壹九六二年的“三年困難時期”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就是看了自己家鄉農民生活情況之後才斗膽說出的。這也是引起毛澤東對他仇恨的重要禍因。

　　晚年的王光美不受重視

　　王光美在家裡是個賢慧、充滿愛心的母親，也曾在政治上有大干壹番的企圖。為此出盡風頭，也因此吃盡了苦頭。劉少奇被平反後，大陸曾經放映過壹個向大海中撒放劉少奇骨灰的記錄片，滿頭銀絲的王光美被眾子女簇擁著靠在軍艦船舷上悲痛欲絕，令無數觀眾為之淚流不止。

　　之後，中共給王光美安排了社會科學院外事局局長的職務，仍給了她壹個全國政協常委的政治名譽。現在，她住在北京有名的“二十二號樓”里，終日身陷堆積如山的關於劉少奇的各種史料之中，正在撰寫壹部《劉少奇傳》。每年深秋時節，她也要像千千萬萬個普通的北京家庭主婦壹樣，為壹家人採購、搬運北京人的家常菜──“冬儲大白菜”。

　　這座聞名北京城的“二十二號樓”坐落在北京海淀區的復興門外大街南面，中共有關管理部門稱它為高幹樓，但因為中共許多先後過世的元老的遺孀們大都住在那裡面，所以老百姓們都戲稱它為“寡婦樓”。已故元老們的遺孀無論從資格還是年齡上都堪稱“大姐”，所以在位的中共領導人不敢稱這坐樓為“寡婦樓”，便稱其為“大姐樓”。

　　千萬別小看這些“大姐”們，從資歷角度，她們堪稱整個共產黨政權的“大姐”。熟知中共高層內情的人都知道，她們的“干政”能力並不亞於那些面治元老們，對子女們的庇護則更是不遺餘力。

　　例如，胡耀邦擔任中共總書記期間，中共元老南漢辰（原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遺孀也住在這座樓里。她的本事就是大事小事都可以找胡耀邦，胡每次不但都要熱情接待，而且由於這個老太太的腿不好使，每次送她出門都要由胡親自把她背上汽車。當時的胡也已是近七十歲的老人，且身材瘦小，難承重負。南漢辰的子女們實在看不過眼，想幫胡耀邦壹把，老太太都不肯，執意要用這種辦法提醒胡耀邦不要忘記“大家在壹起打天下時是如何共患難的”。

　　據說後來身居高位的楊尚昆也從來是對這座樓里的寡婦們懼讓三分，甚至還要專門抽出時間來請她們到自已府上搓幾輪麻將，以示對早已去世的老前輩們的敬重。對她們的各種合理的或非份的要求不說是有求必應也要儘量體恤。

　　前些年裡，每到新鮮荔枝上市的時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喬石都要自己出錢採買壹些新鮮荔枝，分送給這些“革命先輩”的遺孀們。

　　壹九八九年“六?四”之夜，首先從西路殺進北京城裡的三十八軍曾給這座樓留下了不少“自衛還擊”的彈孔。

　　沒有聽說王光美對，“六?四”開槍持什麼態度。據接近她的人講，王光美仍然與壹些政治元有著親密的關係，但並為因此有干政的跡象。

　　另外，鄧小平當年雖然是作為“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副帥，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的，其實劉鄧兩人不但在“文革”前的關係遠談不上親近，“文革”後鄧小平垂廉聽政後似乎也是儘可能避免提及劉少奇。箇中原因詳述起來離本文主題太遠，這裡只是要交代壹句，即王光美之所以在鄧小平時代裡沒有得到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元首夫人”應得的待遇和地位，與鄧小平的“忽略”分不開。而王光美在壹九八七年左右參加北師大校友會杜後，即盥營年老輔仁的畢業生動議輔仁復校，因而引起了北京師範大學及國家教委的強烈不滿。如果輔仁大學復校，必然牽涉到與梵蒂岡天主教教廷及在台灣的輔仁大學的關係問題。

　　筆者當時聽說以何東昌為首的國家教委曾因此向上奏了王光美壹本，稱她輕率提出輔仁復校問題是不考慮政治影響。

　　九十年代開始，王光美似乎已經成為被遺忘的人物，基本沒有經歷過於革”的新壹代中許多已經不知道王光美為何人。不過江澤民在擔任了國家主席職務後，似乎很能理解自己前任的這位夫人寂寞無奈的境遇，特別利用壹次出席女界會議的機會與這位前“元首夫人”會面，接著，大陸許多官方刊物都登出了江澤民隔著別人與王光美親切握手的彩色照片。

　　壹九九三年，王光美積極投入申辦奧運會的鼓動工作。中國落選時刻，王光美失望的神情被敏感的攝影記者捕捉到，人們仿佛才記得她是前共和國主席的夫人。

　　劉允斌“自殺”成謎

　　劉少奇成為權力鬥爭的失敗者，卻獲得了人們廣泛的同情。“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官方將他描繪成務實路線的領導人，他的”些在“文革”中曾被“徹底批臭”的諸如“三自壹包”、“利潤掛帥”等政策，居然在他的同路人鄧小平手中死灰復燃。而且鄧小平在“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上早已比劉少奇走得要遠得多，他當年與劉少奇共享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帽子已經被換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

　　但是，就像今天力主改革開放的鄧小平五十年代也是反右主將壹樣，劉少奇也曾經是壹個狂熱、極左、充滿革命鬥爭觀念的共產黨領導者。他的粗暴和不近情理曾壹度摧毀了他壹壹壹個子女的異國愛情。

　　長子劉允斌生於壹九二五年，壹生下來很快被送給湖南農村的壹位農民。十三歲時又被中共的組織找到送往延安。當時中共高幹的子女們所過的生活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他們當時沒有汽車，沒有奢華生活，沒有統治者公子和公主的優越性，他們吃小米，穿土布軍裝。當然，他們享有最大的特權和優越性是到蘇聯上學去。當時延安的中共高乾子女，幾乎都到過蘇聯，包括劉少奇的三個孩子劉允斌、劉愛琴、劉允若。

　　壹九三九年暑假期間，劉允斌跟著周恩來的飛機到蘇聯上學。先是在教養院生活，”九四五年二月考入莫斯科鋼鐵學院，同年加入共產黨，成為那些從延安去蘇聯學習的第壹批入黨的黨員。不久，他又轉入蘇聯第壹流大學莫斯科大學化學系學習。大學畢業後，他又順利考上了研究生，是那批留蘇學生中唯壹獲得副博士學位的人。

　　在莫斯科，劉允斌與壹位蘇聯老紅軍戰士的女兒相愛並結了婚，不久生了壹個女兒。然而，由於中蘇關係出現裂痕，劉少奇要求劉允斌返回中國。

　　在那個革命年代，劉允斌在祖國和愛情之間選擇了前者。他曾規勸妻子瑪拉和他壹同到中國去。但是，瑪拉也是壹個理想主義者，怎能背叛自己的祖國呢？結果，為了祖國和革命，他們離婚了，女兒也留在了莫斯科。也就是說，劉少奇的大孫女至今還在俄國。

　　劉允斌回國後到了地處西北戈壁荒原的核實驗基地，擔任了副總工程師兼壹個部門的黨委書記。這位月工資祗有七十元的高級技術人員，雖然年輕但卻已經是個名副其實的學術權威，是中國第壹顆原子彈的研製者之壹。

　　在戈壁沙漠上，他重新組織了自己新的家庭，女方是熱心工作的女技師。他們婚後生育了兩個男孩。

　　“文革”風暴席捲全國後，劉允斌被誣指為“白專典型”、“特務”、“反革命修主義分子”，遭到殘酷批鬥。因為批判和圍攻他最無情的恰恰都是那些過去對他竭盡諂媚的“朋友”，所以壹下摧毀了他從小即信奉的那個精神偶像──共產主義道德。隨著肉體被無情折磨，他的精神也崩潰了。

　　壹九六七年十二月，也就是他父親死亡前兩年，有人在包頭市郊的鐵軌上發現了他被車輪碾碎了的身體（日本人屋崎莊太郎所著的《劉少奇的悲劇中稱劉允斌死於房山縣），時年僅四十二歲。

　　當時的公安機關和劉允斌所在的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在房山縣，後來的著名民主運動領袖王軍濤曾在那裡工作過）認定他是“畏罪占自殺”。然而，也有人看見他是被毆打斷氣後，才扔在鐵軌上的。

　　十壹年之後，劉允斌被平反了，公安機關曾再次做過專案調查，但了無結果。

　　劉允斌的妻子未曾再嫁，終將兩個孩子撫養成人。他們現在已經是近三十歲的大小伙子了。

　　根據劉愛琴的回憶，劉允斌是劉少奇最稱心的兒子。

　　劉愛琴是俄語教授

　　劉愛琴生於壹九二七年，在未滿周歲的時候，遇到汪精衛“七壹五”大屠殺，在壹片混亂之中，何寶珍將她送給了武漢的”位工人。這位工人在“七壹五”事件中也被殺害，他的妻子實在無力撫養這個孩子，祗好將她賣給了壹位三輪車工人做了童養媳。周恩來派人把她接回劉少奇身邊時，她才十”歲。在延安的雲洞裡，父女相見，抱頭痛哭，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倩。當時劉少奇緊摟著女兒，祗會說“太瘦了，太瘦了……”接回女兒後，劉少奇做的第壹件事就是教她認字，送她進延安保育院上學。次年，劉愛琴又同哥哥”起去了蘇聯，就學於教養院。

　　劉愛琴同班中有位男同學是三十年代名揚世界的政治大明星伊巴露麗（人稱“熱情之花”）的外甥。於是，劉少奇和伊巴露麗這兩位中共和西班牙共產黨領導人就結上了姻親關係。

　　但是，兩個膚色不同的年輕人在戀愛期間，似乎雙方都不知道對方的家庭背景。劉少奇到蘇聯開會時，劉愛琴拿了刊登有劉少奇照片的報紙對未婚夫說：這就是我父親，我們應該去見他。”當時那位西班牙青年還以為她是在開玩笑。

　　劉少奇對女兒的婚姻選擇同樣不滿意，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兒成為外國人的妻子，同時他也不喜歡伊巴露麗。壹九四九年七月，劉愛琴在莫斯科通訊技術學校畢業了。正好這時劉少奇去蘇聯訪問，就把女兒帶了回來。劉愛琴是個天生性格柔順的姑娘，不敢違抗父命，祗是希望由自己的丈夫也能隨她壹起到中國，她的丈夫也表示願意這樣做，但遭到了劉少奇的無情拒絕。

　　劉愛琴無奈，祗好帶著她和西班牙青年的愛情結晶離開了丈夫。她帶回國的混血男孩兒有著西班牙人特有的內陷的黑眼睛和髻曲的頭髮，卻操著壹口流利的漢語。劉少奇壹家人都叫他“索索”。“文革”中他參了軍。據說他壹直希望到西班牙尋找自己的生身父親，不知如今是否已經如願。

　　說起來也許沒人相信，既然劉少奇對親生女兒“嚴格要求”，劉愛琴回國後在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讀書時，竟也有人敢在政治上與她過不去。壹九五二年，劉愛琴的預備黨員到了轉正的時間，但她萬萬沒有想到所在黨支部竟然以“不能以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為由，取消了她的預備黨員資格。按照共產黨黨規的理解，這已經是壹種黨內處份了。結果，時過十三年劉愛琴才重新入黨，但緊接著又因為“文革”被徹底剝奪了政治權利。

　　劉愛琴回國後經過爭取，父親又同意她在人民大學畢業後回到蘇聯工作了壹段時間。六十年代初，她回北京探親，沒想到父親對她說：中蘇關係惡化了，妳不能再回蘇聯工作了。劉愛琴不願意，哭鬧著要回去，父親堅持不准，劉愛琴壹怒之下把護照摔在父親身上。

　　事隔六、七年以後，劉愛琴祗好同意嫁給了”個“政治條件非常好”，但相貌醜陋的男人。

　　婚後她生了三個孩子。

　　劉少奇倒台後，那個“政治條件好”的男人帶著三個孩子離她而去。

　　壹九五八年，劉愛琴在父親的督促下，下放到了內蒙古草原工作，壹干就是二十年。

　　“文革”中，劉愛琴沒有像她的幾個異母弟妹”樣進共產黨正式的監獄，但也壹度被關進了“群眾專政”的“牛棚”。

　　在邊陲地區的政治風暴不如北京嚴酷，劉愛琴才得以保住白H己的”條性命。在她的記憶里，父親對子女的嚴厲有時竟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在中國人民大學上學時，她讓父親的司機開車接她回中南海，竟遭到父親斥責；她到懷仁堂看梅蘭芳主演的耋王別響也被父親批評；她在大學即將入黨時，父親以條件不合格為由，讓秘書通知學校當局不發展她入黨．！因為她到內蒙古後壹直住在”棟破舊的房子裡，六O年從內蒙古回到北京休假，希望父親幫助解決壹下住房問題，也遭到父親的拒絕。

　　劉少奇平反後，劉愛琴先是在河北石家莊工作，後調回北京，在中國警官大學擔任俄語教授。她曾撰寫了懷念父親的回憶錄委兒的回壤，並自己譯成俄文。

　　在工作中，她還翻譯了蘇聯著名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的著作《胸懷祖國》和壹些霖聯小說，為學校翻譯了幾十萬字的電影電視聽寫教材，如蘇聯公安教材的電視連續劇《窮追不捨》等。

　　在劉少奇的追悼會上，劉愛琴久久立在父親的遺像前發痴。與會者描述說：“她當時已是滿臉皺紋，身體瘦弱而且有些駝背，看上去比王光美還要大十歲。”“文革”中的落難當然可以記在毛澤東的賬上，但她壹生中的種種坎坷，尤其是愛情經歷的不幸，說到底還是他那專橫而不近情理的父親壹手造成的。

　　第”個反劉的人是自己兒子

　　不管我們今天怎樣理解劉少奇當時的行為，他對次子劉允若的殘酷已違背了他作為父親該有的人性，即使是出於革命鬥爭的需要或者“望子成龍”的迫切、心情。

　　何寶珍遇害時，劉允若不到三歲。他所遭受的苦楚，要比他的哥哥和姊姊多得多。他壹直在上海過著淪落的生活，壹九四六年聶榮臻派人找到他時，他還在大街上賣報紙，衣服破爛不堪，瘦得皮包骨頭。壹九四九年，他隨父親進了北京城，通過考試進入北京師範大學第壹附屬中學。壹九五四年，他又憑自己的考試成績，進了莫斯科航空學院學習無線電儀表專業。本來，劉允若愛好新聞和文學寫作，這方面的基礎也比較紮實，但黨的需要卻讓他選擇工科。

　　因而他”直沒有學習熱情，與同學的關係也處得很不融洽，鬧著要留級或轉系，以達到改學山日已喜愛的專業和再不同由自己不喜歡的人打交道的目的。劉少奇為此先後幾次寫信給他，批評了他的錯誤，並指示中共駐蘇大使館對他嚴加約束。

　　奇怪的是，劉少奇將給孩子的信寄給大使館，劉允若祗能到大使館去看自己的家信，且不能取走。文革中，有三封信被高教部、教育部鞏命聯合委員宣編印出來，成了大批判材料。

　　後來，劉允若被迫回、心轉意，並和正蘇聯姑娘相愛。采長蔓國情侶籌備結婚時，泗足未畢業的劉允若接到了讓他回國的通知，是劉少奇下達的。劉允若以為祗是讓他回國休假，回到北京才知道上當了。

　　愛情把他折磨得像個瘋子，他既不像劉允斌那樣能自我克制，也不像姊姊那樣軟弱，想盡”切辦法要重返蘇聯。有壹次，劉少奇到蘇聯訪問，他吵鬧著要壹起去，結果劉少奇出發時，家裡人誰也不能到機場送行，“陪”他在家。

　　劉允若無數次努力都失敗了，就連給那位蘇聯姑娘寫信也遭到禁止。他痛苦到了極點，狂喊道：“妳們既不讓我活，就把我拉到刑場上絞死吧。喔，想起來了，還不如”發子彈打死我算了！不管在哪，如果不能實現我的願望，我，活著也就毫無所成，還不如死掉好。”

　　為了劉允若的事，劉少奇和王光美幾次找他所在的七機部某研究所，研究如何幫助、挽救劉允若的“專案”。劉少奇甚至給中共中央有關部門及鄧小平、彭真、羅瑞卿、楊尚昆等人寫了同樣內容的信，希望得到黨的幫助。

　　於是，由領導部門出面，給劉允若介紹了幾位年輕、貌美的未婚女性，但都未曾打動他。

　　後來，王光美發現劉允若看過電影《五朵金花》後對女主角楊麗坤頗有好感，於是立刻差專人到雲南昆明徵詢楊氏的意見，沒想到這位女演員對當國家主席的兒媳婦沒有興趣，聲稱已有了男朋友。

　　劉允若不僅在愛情上有獨立執著的追求，思想上也追求西方。他宣壹歡聽西歐的音樂，宣＊歡看資本主義國家的電影，音樂也祗聽西方古典音樂。他不學毛澤東的著作，愛讀俄國小說。在家裡，他常常憤憤不平地對弟妹們說：“在中國沒有自由”；“中國人都在瞪著眼撒謊，特別是政治家，都是專門製造謊言的”；“在中國沒法取得成果，沒有發展，這是政治掛帥的結果。”

　　劉允若成了家裡的第壹個叛逆者。劉少奇為此讓王光美到七機部指責劉允若“不是思想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他是壹個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右派。他在本質上是反對他父親，反對我們社會主義的。”劉少奇甚至還專門給黨中央打了報告，要求處理劉允若。

　　劉少奇這壹“大義滅親”的舉動等於是葬送了兒子的壹生。他被定性為“敵我矛盾”，並下達處理指示：壹，對他必須嚴加管束，應該讓他下放勞動。現在沒有必要提出愛人問題和入黨問題；二，把他遷出北京，到其他地方勞動；三，加強對他的審查，必須調查他有沒有泄密的問題。

　　文革爆發後，劉允若是家中第”個起來造反的，他甚至寫信給在內蒙的姊姊和哥哥：

　　“準備好材料”，回到北京壹同批判、揭發劉少奇。同時，積蓄已久的對中共各級領導部門和中共政治種種弊病的不滿，也促使他大膽地站出來在造反派的行列里衝鋒陷陣。

　　他當上了七機部“九二（”紅衛兵組織的壹員大將，造反派的領導人。

　　但意氣風發沒有幾天，江青就公開宣布：“劉允若裡通外國，馬上逮捕。”當時劉少奇、王光美還未被打倒。

　　知情人說，劉允若當時的表現很有氣魄，他獲悉江青下令抓他的消息後，自己跑到公安局要求給他戴上手銬二免得大家浪費時間。”他椰榆公安人員說。

　　劉允若被投入北京第壹監獄，在著名的寫字樓里與陸定壹的兒子陸德等壹批中共高乾子女關在壹起，後來又被遷往第二監獄、秦城監獄，整整被關押了八年。

　　由於監獄條件惡劣，生活艱苦，他先後患上了脊椎結核和植物神經紊亂等多種疾病。壹九七四年被釋放時，曾與仍在秦城監獄裡的王光美見了壹面，母子雙雙以淚洗面，感慨萬端，往日種種積怨隨之消散。

　　”九七七年，劉允若突患急性肺炎不治，孤獨地病死在醫院裡，時年還不到五十歲。終生沒有婚配，身後倒也無牽無掛。

　　風雲壹時的劉濤

　　劉濤是劉少奇同王前所生的女兒，小名濤濤。在所有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四。由於上面的幾個哥哥姊姊都去了蘇聯，所以在家裡是實際上的老大。

　　王光美曾對人講，劉濤從小的時候就壹直被當作最好的孩子，王對她從來像對占H己親生的孩子”樣愛護倍加，因此她壹直很高傲。

　　王光美的話也許沒有摻水份，但劉濤和弟弟劉允真在生母與劉少奇離異後壹直不被允許與生母相見，想必對劉濤姊弟的、心理成長有很大的不良影響。王前思念白自己的親生骨肉、心切，曾屢屢懇求劉少奇允許她與山口己的孩子見面，但都未得到恩准。據說劉少奇有壹次竟至於惡狠狠地日答說：“等孩子死了再見吧。”劉濤讀的中學是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文革”前考進了清華大學自動控制系，與林彪的女兒林豆豆同班。後來，林豆豆因為學習跟不上，轉入北京大學改讀文科。

　　在清華與劉濤同過學的人回憶說：劉濤進清華的考試成績本來十分勉強，後來她找到當時的中宣部長陸定”問考什麼專業有前途，陸回答進清華大學的自控系有前途。於是，劉濤就在陸定壹的關照下進了清華。

　　作為紅色公主，劉濤在學校被抬得很高。文革壹爆發，她即同賀龍的兒子賀鵬飛、喬冠華的兒子喬宗淮、劉寧”（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女兒劉菊芳、王任重的兒子王小平、李井泉的兒子李黎風等發起反對□正主義的教育路線”，形成了清華園的“革命中心”。

　　當時，清華大學“文革”籌委會主任是賀鵬飛（兼機械系“文革”主任），副主任是劉濤（兼自動控制系三革”主任），李黎風、劉菊芳兩人是紅衛兵總部的負責人（前者兼工程物理系“文革”主任）。另外，喬宗淮（數學力學系“文革”主任）、胡勁波（胡克實之子，機械系“文革”籌委會負責人之二、王新民（王維舟之子，無線電系三革”負責人之二、王蘇民（當時中共四機部部長王錚之子，無線電系三革”負責人之二等人都是“革命中、心”的核、心領導人員。他們的第壹個攻擊的目標是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

　　傳聞當時賀鵬飛與劉濤關係甚密，曾提過將相豪門喜結良緣之事，不知後來為何沒有成功。

　　運動之初，劉濤的行動得到了她父親的支持，後來王光美又帶著工作組進駐清華大學，也對劉濤支持有加。可沒多久，由聶元梓等人寫出大字報，掀起了反工作組的運動，這個運動實際上得到江青乃至毛澤東的支持。

　　劉濤受刺激很大，開始反戈”擊，參加了聶元梓、腳大富的陣營。她先同弟妹鬧翻了，後來又與劉少奇、王光美大吵大鬧，最後被趕出家門。壹九六七年二月，她寫出了數萬字的大字報，揭露了劉少奇、王光美的“修正主義內幕”，被廣泛傳播。這對劉少奇的殺傷力不亞於毛澤東那份〈我的壹張大字報〉。

　　劉濤後來也被趕下政治舞台，成了壹名逍遙派。武鬥結束後，她被分配到河北省承德市工作，後來又通過各種門路調回北京，在火車站工作。

　　回北京後，她同大學同學萬潤南結了婚，婚後生有壹子名為萬方。

　　壹九七七年，劉濤與萬潤南因感情不合分手，孩子給了萬潤南。萬潤南後來娶了李昌（胡耀邦時代的中紀委書記）女兒李煜為妻。萬曾是風雲壹時的四通公司總裁，也曾是志在得天下的民陣主席，後來在巴黎開了壹家旅館。

　　劉少奇外孫是滯法難民

　　劉濤的生母自離開劉少奇後即再不被允許與自己的親生骨肉見面。劉濤長大後，居然重蹈由因已母親的覆轍，因為婚姻破離而無法與白自己的親生兒子”起生活。好在萬方與繼母相處得融洽。

　　無論是萬潤南“六四”前辦四通公司在大陸走紅的時候，還是“六四”後落難海外的時候，為了劉少奇外孫的順利長大成人，李煜壹直都在盡、心承擔著母親的責任和義務。

　　此事尤其在四通公司壹直被傳為美談。

　　“六四”前，正在中學讀書的萬方曾在四通公司的刊物上發表壹篇文章講他的家庭生活，對繼母李煜多有讚美，感情十分真摯。

　　壹九七六年秋天，在雲南省和緬甸交界處，中共邊防部隊抓獲了壹伙企圖偷越國境者。

　　其中的壹位女子突然大膽地說：“我想見華國鋒，請妳們把我護送到北京，我是劉少奇的女兒。

　　我們有需要直接交代的問題上

　　這個女子就是劉濤，這次越境行動是她的第二個丈夫精、心策劃的。他們希望到美國去，和美國人作壹筆交易，以高價出賣自U己。劉濤隨身帶了不少資料，特別是有關劉少奇的壹些情況。但實際上她的那此行料並沒有多高的價值。

　　為此，劉濤被關押在秦城監獄兩年，最後，法院正式判了她兩年徒刑，押期抵刑期，所以實際上她被宣布正式判決後接著就恢復自由了。

　　壹九七六年劉濤叛逃未遂，十三年以後，他的前夫萬潤南為了躲避“＊（四”政治清洗卻成功地越出國境，輾轉到了法國。壹段時間以後，據說萬潤南與劉濤的後代萬方也被國內友人秘密安排偷越國境，但沒有成功。好在此事沒有被中共官方察覺，萬方和繼母李煜才得以在友人的幫助下取得了出國護照。現在，萬潤南壹家已經在法國巴黎重聚，萬方已經長成了大小伙子，法語說得比他爸爸漂亮得多，而且能由目已打工貼補學業所需。

　　刑滿後，劉濤曾使出種種手段，想回娘家，加入劉少奇的子女們的行列。她甚至不惜同生母王前鬧翻，與同胞弟弟劉允真鬧翻，了心想和王光美親熱。無奈當年她背叛得太過份，加上“叛國投敵”的罪名，王光美始終沒有原諒她。

　　劉允真改名換姓苟且偷生

　　劉少奇的第五個孩子劉允真（小名丁丁）生於壹九四六年，過去名不見經傳。“文革”中，就是因與姐姐劉濤合寫的大字報給了父親致命的壹擊，所以王光美及子女們至今也絕不肯原諒他。

　　中共為劉少奇平反召開追悼會時，劉允真甚至不被允許與王光美的子女站成壹排，只能躲在同父異母弟弟劉源的身後默默地流淚，默默地要求他那屈死的父親原諒他的過失。

　　但這”切都為時已晚了。

　　劉允真的壹位小學同學回憶說，劉允真由於從小失去母愛，實際上成了壹個可悲的畸型兒。在小學校園裡，同學們見到的劉允真從來都是壹身藍布制服，縐縐巴巴地似乎從不換洗；瘦高的個子，走起路來搖搖晃晃，壹副營養不良的樣子，而且臉上、永遠像是蒙了壹層灰塵。同學們很少見他說笑，而且也從來不和同學們壹起歡樂地玩耍。他的學習成績也非常不好，總是壹分、二分、三分。讀到初中三年級時，家裡雖然請教師為他惡補，但仍然沒有考上高中、。他想去學攝影，但父親不同意，主張他學”門專業知識。

　　於是他報考了位於北京豐臺地區的北京農業學校，並選擇農業專業，於壹九六三年入校。

　　據劉允真當時的同學在回憶中記述：北京農業學校的前身是位於茶甸的青年農場，而青年農場的前身是壹個勞改農場。學校有”千多畝地，都由學生來種，尤其是劉允真所選的農學專業的學生，幾乎有壹半時間在農田裡幹活，勞動多，也特別苦。但學校並沒有因為劉允真是劉少奇的兒子而給他任何特殊的照顧。

　　“文革”之初，工作組壹進校，立刻根據劉允真的身分將他安排成學校臨時革命委員會成員，但他不是壹把手，壹把手是個出身工農家庭的學生，叫張豐。

　　運動剛開始時，劉允真非常熱情，脫下了藍色的學生裝，換了壹身當時最時髦的褪色軍裝，戴頂軍帽，腰裡扎條皮帶，胳膊上戴著紅衛丘壹袖章。

　　工作組撤離後，劉允真感覺運動發展得有些蹊蹺，想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便帶著張豐到中南海走了壹趟，但當時已經處境十分微妙的王光美只是在中南海傳達室見了他們，說了句“跟著毛主席幹革命”就讓他們回去了。

　　毛澤東《炮打司令聲大字部出籠後，劉允真立刻完全消沉下來。有壹次對同學發牢騷

　　說：“沒想到我這個‘三太子’如今竟成了‘狗患子’。”劉少奇被公開點名批判後，劉允真”度也為出口己父親辯護，舉自己大姊因為中蘇關係破裂而不准回蘇聯工作的例子，說明自己的父親不是“中國的赫魯雪夫”。

　　運動參加不上了，劉允真便整天無所事事，不知從哪裡找來壹枝汽槍，在校園裡打烏玩，於是被造反派們認為是向革命群眾示威。

　　但是，還不滿二十歲的劉允真很快就承受不住政治上的巨大壓力了。因為中南海已經回不去了，生母王前趁機召喚，再加上江青等人的威逼利誘，他終於邁出了令他壹生再也無法原諒由目已的關鍵壹步。

　　同姊姊貼出揭發父親的大字報，堅決表示與父親劃清界限後，劉允真並沒有被“革命群眾”原諒。”九六七年開始畢業分配時，學校表示這屆畢業生都可以安排中小學教師職業，於是同學們都歡天喜地地在志願書上填上北京城或離城近的單位，唯有劉允真只寫了四個字：“服從分配”。可是，哪個單位壹聽是劉少奇的兒子，立刻拒絕接收。

　　這年冬天，他被分配至北京最邊遠、最艱苦的延慶縣，在壹所中學裡當伙食管理員。此後，其境遇又比當學生時悲慘更多，學校里每搞壹次批判大會，都把他拉到台上當劉少奇批鬥。後來，他實在忍受不下去了，便給周恩來寫了壹封信，周恩來壹聲令下，他才被接回北京城裡，安排在壹家汽車廠工作。

　　當時他想成家，但那些介紹來的姑娘壹聽是劉少奇的兒子個個逃之不及。好不容易有壹位汽車公司的女調度員承認他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完婚沒有多少時間“文革”也結束了。

　　父親被正式平反後，王光美及案子女在追悼會上竟無壹願與劉允真打聲招呼。雖然他在自己的家裡虔誠地端掛著父親的遺像，但在繼母和兄弟姊妹們眼裡，他已經被開除出劉氏家族。大陸文人們捉刀為劉少奇家庭寫些讚美文章時，竟然把劉允真和姐姐劉濤的名字都不屑壹提。不知情者以為是王光美只認自己生的孩子，事實上劉愛琴近年來與這位繼母及繼母所生的弟妹們走動相當勤。大陸官方報刊曾發表過壹幅非常生動的劉家照片，劉愛琴及弟妹們圍坐在王光美身邊，壹幅令人生羨的天倫之樂的樣子。照片中當然也沒

　　有劉允真和劉濤。

　　也許是不願意離劉家眾子女太近的原因，劉允真自海南省開始開發後，立刻主動放棄北京戶口，舉家遷到天涯海角，沒事便站在海邊遙望著沒有盡頭的海面。他父親的骨灰就是被揚撒在這無際的大海里，而父親雖然不是直接慘死在他和姊姊劉濤的手下，但姊弟二人畢竟在父親最危難的時刻助紂為虐，從背後捅了壹刀。

　　現在，查遍海南省的戶口簿，人們已經再找不到“劉允真”這個名字。他不願人們因為這個名字發現他的身世，已改名劉丁“丁丁”是父親生前給他取的乳名。

　　平平的道路不平坦

　　劉平平是劉少奇第六個孩子、第三個女兒，壹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生於北平醫院，故被父親取名平平。壹九六五年她僅僅十六歲，但不久卻成了北京師大壹附中的革委會副主任，是校內第壹個給校黨委寫大字報的學生。當時王光美看了這張大字報後，非常自信。

　　“文革”之初，劉平平還被吸收參加了師大壹附中的運動工作組。當時，學生參加工作組的，在北京祗有此人。

　　劉少奇為此也很高興，在中南海召見了北師大”附中的工作組成員並講了話，而且還親自策劃了該校的批判會，批鬥孤立幾名對工作組不滿的學生。如何云云、陳、水康等。

　　何云云被劉平平編造成反革命。但是，之後劉少奇被打倒，何、陳的罪名也就被洗刷掉了。何云云成了壹名“英雄”，陳、永康參加了空軍。後來，陳、水康又在空軍反林立果，再遭迫害。“九壹三”事件後，陳、水康和劉平平邂逅，兩人相向感慨無限。

　　文革中，造反派在中南海內批鬥劉少奇，並且叫嚷要孩子們同父母劃清界線，反戈壹擊，平平偏偏不說“同爸爸劃清界線”的話。她回敬說“如果毛主席同他劃清，我就同他劃清。”

　　不久，那位“毛主席”公開表示與劉平平的爸爸“劃清界限”了，但劉平平無論此時怎麼樣也已經沒有她說話的機會了。

　　壹九六九年，不滿二十歲的平平被投入監獄，關在”間單人牢房。後來，又將她驅逐到山東沿海的壹個養馬場勞動改造。紅色公主成為壹名名副其實的“牧馬人”。在與馬群為伍的日子裡，她堅持自學外語，等到了平反昭雪的時候，她的外語水平相當出色。她先是當了工人，後來又富了壹段翻譯，不久又被選送到美國學習五年，先後拿到了壹個學士、兩個碩士，並取得了博士資格。

　　家裡人開玩笑說，劉平平取名“平平”，可是道路並不平坦。

　　在美國的時代，劉平平與同在那裡的壹位中共高乾子弟相愛並生了壹個男孩，但兩人因為外人不知道的原因壹直沒有辦理結婚手續。壹九八七年劉平平回國後，被任命為北京中國食品研究所所長。當時，王光美在二十二樓與壹位“趙阿姨”相依為命，劉平平便帶著兒子住在母親家裡。

　　這位趙阿姨與劉少奇家有”段催人淚下的故事，“文革”開始後，劉少奇和王光美壹夜之間從“萬人之上，壹人之下”的地位跌落到任何壹個人都可以向他們的臉上吐唾沫的“人下人”中的最下面壹位，子女們，特別是兩個年幼的子女幾乎淪落街頭。而正是這位原來在劉少奇家裡服務過的趙阿姨不顧”切地將幾個孩子保護起來，拉扯著他們度過了那場巨大的災難。所以，如今的趙阿姨與王光美同為劉家的”家之主，極受劉家後代尊重。

　　回國後，劉平平不願再讓人知道她就是劉少奇的女兒，故改隨母姓，取名王晴。有在美國的朋友去北京看她時，她仍然保持著在美國說漢語卻夾帶英語單字的習慣，並特別強調她對目前這種“單親母親”的生活十分滿足。“劉少奇扮演者帶來的安慰和歡樂據說，平日在劉家最受王光美與劉平平歡迎的人物是壹位在大陸影視界以扮演劉少奇出名的演員郭法曾。

　　此人畢業於北京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畢業後在廣西話劇團工作。“文革”時他還在大學讀書時曾扮演壹拉丁美洲老頭，學校的化妝師在他臉上塗了半天，竟把自己嚇了”跳：“我怎麼把劉少奇化出來了？”於是趕緊又塗又改，生怕讓第三者看到。由此可見當時要與劉少奇沾邊會是什麼結果。

　　二十年後，有人向《劉少奇的四十四天》電視劇組推薦了郭法曾。此時他已經發福，為了更像劉少奇，竟壹連十天只吃了壹斤飯，就這副餓成半死的樣子，令導演壹眼看中。

　　從此，郭氏壹炮走紅，與扮演周恩來的特型演員王鐵成、扮演毛澤東的特型演員古月齊名。當時廣播電影電視部長艾知生讚揚說：“扮演劉少奇的演員可親可信，不可多得。”從此，只要有劉少奇形像的電影或電視劇，已經是非郭法曾不能上戲。

　　平時在家寂寞難耐的王光美對郭法曾的稱讚由自然也可想而知。只要郭法曾上門，王光美立刻會吩咐趙阿姨將家裡收藏的好酒招待。誰能相信，郭法曾演劉少奇的壹些戲服竟然是“原件”。只要是演劉少奇需要，王光美立刻將所有未捨得捐給紀念館、博物館的劉少奇穿過的服裝二展出，供郭法曾選用。郭法曾選壹件上裝，配什麼褲子的權威發言人便是趙阿姨。久而久之，連趙阿姨也認為，郭法曾已經同她壹樣，成為劉少奇家庭的外姓成員。

　　郭法曾回憶說，有壹次他在火車上巧遇同去石家莊出差的劉平平，郭法曾向車上同伴讓淤時也勸平平抽壹枝，於是平平笑著說了句“我聽我爸爸的”接過了香淤，引出了滿車廂的戲劇效果。

　　劉源涉足官場大起大落

　　壹九五壹年二月出生的劉源現在是劉少奇所有子女中最引人注目者。壹九八八年壹月初，他在河南省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上被推舉為副省長，被中共報刊稱為“中國目前最年輕的副省長”。

　　壹九九壹年的壹期美國新聞暨世界報導》有壹篇專文說：劉源很可能成為中共政壇的新星。壹九九壹年十月初，周恩來遺孀鄧穎超曾在中南海同三十多個高乾子女會談時說：

　　“外面對幹部子女有很大意見，意見提的集中、尖銳。人民的批評是中肯的，問題是客觀存在，有的幹部子女利用特權，搞關係、爭名利，違法亂紀的事也不少……妳們中間也有不少好的榜樣，河南人民壹提到劉源同志就稱讚他是‘咱們的好鄉長’、‘人民的縣長’，人民有事最喜歡找他。”

　　的確，劉源是現有高乾子弟中較少遭到非議的壹位，北京有傳說他是中共高乾子女中唯壹與“六四”鎮壓劃清界限的壹個。雖然有人說他當上副省長是沾了他爸爸劉少奇的光，後來他仕途不順時，這種議論立刻不再出現。

　　劉源小時候的生活很美好，也特別淘氣。壹九六二年三月五日史達林逝世十周年那壹天，他帶了幾個同學背著教師躲到壹個教室里，在桌上點了幾枝香，擺了壹些糖果，又在黑板上畫了幾棵松柏，然後就趴在地上磕起頭來，說是供奉史達林伯伯。

　　文革剛開始時，在北京男四中讀初中二年級的劉源也曾狂熱過？壹陣，甚至和劉平平等壹起積極參與了紅衛兵的抄家活動，但被劉少奇發覺後制止。

　　當父親壹夜之間成了“中國的赫魯雪夫”後，劉源也跟著倒楣，從如夢的巔峰跌落下來。

　　也就是從那壹天開始，他被”步壹步地造就成了壹個立志要在中國政壇上尋找自己生活軌跡的人。曾壹度沒有賣血為生的權利

　　壹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自家的大院裡遭到批鬥。沒多久，劉源就被抓回學校，接受審查和批判。他和鄧小平、彭真、薄壹波、楊尚昆等人的孩子壹起，成了人人喊打的“狗患子”。因此，他四處逃難，躲避抓打，和彭真等人的孩子壹起翻窗戶躲到五層樓樓頂，披星戴月度過寒冷的夜晚。沒有飯吃的時候，他還曾同彭真的孩子”道去賣血，但因為沒有證明被醫院拒絕。

　　在林彪“四人幫”邪惡勢力黑雲壓城的日子裡，曾傳說有劉少奇的許多老同志、老部下千方百計掩護他、周濟他，才為劉少奇保全了他這壹條獨根。有壹次他向h感絕望，想到輕生時，壹位老紅軍立即斥責他：“妳要是劉少奇的種，就頑強地活下去。刀擱在脖子上也別顫。

　　北京沒容劉源久留。壹九六八年十二月，劉源被押送到山西雁北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勞動。壹去就是八年，其間兩度被關進監獄。為了上北京尋找多年杳無音訊的爸爸媽媽，劉源曾深夜從鄉村逃出，憑著口袋裡僅有的壹把黃豆充飢，白天在古兒野里躲藏追捕，夜間在山道上趕路，晝伏夜出三天三夜，才扒上火車。

　　劉源後來在回憶這段經歷時說：“我甚至都不敢完整地回顧山口己的經歷，那太令人不寒而慄了。但是，那壹幕幕、壹場場景色都深刻在我、心裡，不時地浮現腦際，不讓我安寧。我想任何壹個曾無言地與父母生離死別的孩子都會有這樣的感覺。我走過唾沫和侮辱的狹道，曾幾次被拋入牢房，在那裡埋葬青春；在餓得發瘋的日子我像孤兒壹樣生活著，像狼壹樣憎恨世界。那此早，我咬著牙活下來。誰曾目睹過父母在侮辱的刑場上，在拳打腳踢中訣別？誰曾親眼目睹有人往才九歲的小妹妹嘴裡塞點著的鞭炮？大家能想像我、心裡的滋味。我咬著牙，壹聲沒吭。從十幾歲起，我就在鞭子下勞改，在鐐銬的緊鎖中倘著鮮血。多少年，在幾千個日日夜夜裡，每小時我的、心都在流著血和淚，每時每刻都忍受著非人的待遇和壓力。我緊緊咬著牙，不使自己變瘋。為什麼？就是為了看到真理戰勝邪惡的那壹天。”

　　壹九七二年，劉源大著膽子給毛澤束寫信，要求見父母親。可是同年八月十六日，中央專案組卻給他下達了毛澤東的批示：“可以見見媽媽。”在此之前，江青已經要求將王光美處死，是因為毛澤東壹句“刀下留人”才繼續住在監獄裡。

　　劉源兄妹壹再追問爸爸的下落，第二天專案組才又向他們傳達了毛澤東批示的頭壹句：

　　“父親已死。”後面的內容則是口頭傳達。

　　在劉源兄妹後來的回憶文章里曾詳細描寫了這壹細節，但至今他們也沒有披露毛澤東批示的全部內容是什麼。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上了大學

　　壹九七五年九月，劉源得已回到北京，被安排到北京起重機廠當了壹名普通工人。

　　他在農村和工廠里壹直沒有放棄學習，勞動之餘自修了全部＊局朽課程，”九七七年底參加了“文革”後的第壹次高考，考試總成績超過了那壹年北京市規定的最低錄取標準，但因為當時的劉少奇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所以第”批被錄取的考生中沒有他。

　　為此，他同其他”些因為各種不公正的理由卡下來的考生四處上訪，並結夥到北京市招生管理部門抗議要求有和其他人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後來，北京市為了解決這壹批人的問題，專門指示北京師範學院（現名為首都師範大學）等市屬高校擴大招生，劉源才幸而於壹九七八年三月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分進入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當了壹名“走讀生”。當時，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的學生擴招了壹倍，全班八十多個學生中，有壹半是後來通過所謂居招”才進去的，基本上都是如劉源壹樣的“老三屆”出身的幹部子女和知識分子子女。

　　在大學裡，劉源給同學們的印象壹直比較好，雖然學習成績平平，但從不因特殊出身而孤傲清高，為人處世是非也少。

　　他給大學同學留下的最深印象有三件事。”是跳舞跳得極好，用他由目己的話說：從小就經常跟著爸爸媽媽出入高幹舞場，所以看也看會了。

　　七十年代末大陸重新興起交際舞熱時，大學生里會跳的人還很少。所以班裡每次開舞會劉源都如王子”樣。當時他正在同中共元老曾山的女兒，曾慶紅（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妹妹談戀愛，曾經把這位女友也帶到班裡的舞會上。

　　曾山的女兒同劉源壹樣跳舞跳得好，加之壹副漂亮的身段，所以他們倆壹出場即令人驚羨。不過劉源在舞場上也很注意不要“脫離群眾”，往往是看到哪位同學靜坐在旁邊被冷落時，即主動上去邀請。

　　第二件事是對政治活動的熱情。他充滿熱情地投入了壹九八O年北京部份高校的人民代表競選活動。

　　多詼，文革。後第壹批在北京讀大學的學生來說，壹九八。年部份高校進行的區人民代表。客色。刺兒糾歐，異端。的新見解，向毛澤東及）壹繼承者的極左理孔訓發起了壹輪輪兇猛的進攻。雖然他們反執政者的色彩不如兩年前的西單民主牆鮮明，但卻具有更強大的現實意義就在這次競選熱潮中，胡平、房志遠、王軍濤、張偉等壹批新壹代的政治人物躍上了中國政治亂壹刖人。。劉源也在這次活動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祗是因為不是在主足大學這個壹趟問選中心”，所以較少為外界所知。

　　大學校園裡的民主嘗試

　　事實上，劉源是北京師範學院在校門口貼出“競選聲明”的第壹個選民，由此才打破了該校選舉活動原本如壹潭死水的寧靜氣氛。＊，當時落曾出且稱：召們後但次並祝選意在改變過去的選舉方式上他的出馬帶動了北壹只師範學院立壹肌人也參加並祝選，同時也形成了所謂二貝族代表。齟壹，草民代表。的立已氣紛爭。

　　劉源因為在競選演說中充滿感情地回憶了他作為前國家主席之子在“文革”中的悲慘經歷＊使不久紅的遭遇深感同情，所以在競選初期他的當選呼聲最高。當時劉少奇已獲平反，他良上已經度復了“皇太子”的身分，所以責問甚至攻擊紛至杳來。比如有人問到他的妹妹劉“記兗京師範學院錄取的，為什麼後來能轉進中國人民大學上學。甚至有兩篇匿名文章詢紅扣分摔根與某人是否有暖昧關係等問題。劉源對這些非難都作了據理反駁，但仍在選民、心裡留下了陰影。

　　劉源的主要支持者是校內的幹部子女，他們組織了專門的競選班子，為劉源大造聲勢。

　　期間，正好有壹位劉源原插隊鄉村的農民老鄉去北京看望他，競選班子便乘機請那位老鄉介紹了劉源在農村時的表現，另外還貼出了劉源在北京起重機廠工作期間表現的調查報告。對立面諷刺說“就差沒有把幼兒園的阿姨也請來介紹情況了”。

　　同時，劉源也站出來為自己辯護說：杯從最黑最臭的薰惠子’又躍而成為‘最高’的高乾子弟，壹種典型的隔閡又把我與人民分開。不少人又避開我，猜疑我，誤解我香幸然那絕不是那些同志的過錯）。這兩次重大的變化，都不是因為我有什麼過錯，祗因為出身。可以說，在平反後，我千方百計與大家打成壹片，消除誤解，但是不行。‘文革”初，我還能用內、心的高傲，用恨來麻木由H己，今天都沒有支撐了。我眼看又要與我的父母＊＊人民生離死別了。這種痛苦恐怕不是每位同志都能感受的……這絕不是個人的過錯，而是社會中那些封建等級觀念要把我與人民隔開，這種隔閡必須靠我由目己來打破。我不首先站出來誰站出來呢？祗有與封建專制、殘餘去搏鬥，與人民壹塊，壹鍬壹鍬填平封建觀念的鴻溝，我才能、永遠在人民的懷抱中；祗有我主動讓人民審視、檢查我，拋掉榮辱雜念，為民主而戰，才能贏得人民的信任，才不愧為人民養育的兒子。因此，我出來當人民公僕，義不容辭。”

　　劉源在答辯會上愈說愈激動，贏得了不少女同學的眼淚和男同學的掌聲。他在答辯的最後呼喊道：“中國要民主，二疋要實現民主！我願意打衝鋒，向封建殘餘勢力和壹切惡弊宣戰！與特權決裂。祗有大家都動員起來，中國的前途才是光明的。否則，不堪設想。”

　　在答辯會上，有人問劉源“妳認為毛澤東思想體系這個概念是否科學？”他回答說：

　　“科學，這不成問題。我認為問題是在毛澤東思想中存在著兩個體系。壹個科學的體系，主要是前期的思想，如武裝鬥爭，農村包圍城市，廣泛的統壹戰線等等；另壹是不太科學，甚至可以說是反科學的體系，主要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繼續革命，階級鬥爭為綱，三化領導等等。”

　　對毛澤東的功過問題他的評價是：“縱觀毛主席壹生所為，籠統地、不客氣地說是這樣：了民主革命時期毛主席有很大功，也有過。十七年有很多過，但也有很大的功。二，‘文革’大難，他應負主要責任，但與林彪、‘四人幫’的性質絕然不同。”有學生問“在中國實行多黨制好不好，社會主義國家是不是祗適用壹黨制”的問題時，劉源回答：“在目前不會有，也看不到產生第二個與共產黨相爭的大政黨，更看不到有第二個黨比共產黨更能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改革必須站在這壹基點上。我們必須幫助黨搞好改革。純粹從理論上看，如果有幾個能代表人民的大政黨並存，多黨制與社會主義並不矛盾，而且有好處。起碼是能使不同意見的存在合法化，又能在競爭中保證真正的優秀分子來當領導。總之，我國社會主義多黨制問題主要是更有待於進壹步實踐的問題。”

　　在回答對江青、張春橋等人該處以什麼刑罰的問題時，劉源回答說：根據《刑法》及他們所犯罪行的嚴重程度，“應該槍斃！否則就等於公開廢止了這壹條法律。”劉源在回答對他向H己父親的功過是非問題時說：“劉少奇同志不是完人，有錯誤，尤其有嚴重錯誤。尤其是解放後，他的壹點錯誤就可能是全黨全國的大損失。掌握多大的權力，也必須負多大的責任。我認為我們黨所犯的錯誤他全有責任，如反右、批彭，雖然他曾極力反對，之後又設法補救解放，這些都成為士革’打倒他的大罪狀。但我認為他反右、批彭負有責任。少奇同志最大的錯誤就是沒能制止‘文革’的發生，沒能制止這場禍及全國全民全黨的大災難。他作為國家主席，黨的副主席，壹線工作的主持人必須負有責任。因為這些災難並不是壹朝壹日釀成了，基礎也不是壹年、兩年打下的。”他對鄧小平的評價是：“首先，必須說鄧小平同志也是”個人＊他有過錯誤，過去有，現在也有，但無疑，他是非常偉大的人物，是當今世界政治中的壹位巨人，是中國人民長期喜愛的領袖，在中國共產黨革命的各個時期，在‘文革’中，他都立下豐功偉績，直至如今仍肩負著重大轉折時期的重任。不僅如此，他的個人品質也是很可敬的。舉壹個例子，‘文革’初期，八屆十壹中全會批判劉、鄧，還有李雪峰等人。當時，劉降級，反把鄧小平從第七位提到第六位。我想這是有意讓他緊跟，李雪峰就緊跟了。但鄧甚至連檢查也不想寫，堅持真理，寧肯挨批鬥被打倒，不說違、心話，不趨炎附勢。……現在，小平同志年近八旬，仍有深邃的洞察力和敏感性，謙虛、謹慎，既穩健，思想又很解放，魄力不減當年。步步改革，堅定不移。他的威信是他壹生的奮鬥贏得的。

　　“也許是因為年輕人的急躁，也許是看到種種不合理的現象壓不住火，我覺得改革應再堅決壹些，徹底壹些，步伐再快些，放開些。”在這些內容的答辯中，我們不難看出劉源思想中的壹些局限性。而這種局限性在他的競選對手“草民代表”中並不存在。“草民代表”在當時往往比劉源的思想更激進，在對共產黨長期的專制集權的否定方面更徹底，所以，在更多的群眾面前，他們就比劉源更具有道德上的優勢。

　　當時，學校官方的“選舉辦”曾向選民們推舉學校御用學生會的負責人蔣孝愚（畢業後效命北京團市委及中共北京市委大學部，成為中共鎮壓歷次學運的馬前卒，現任北京青年政治學院黨委書記），但遭到劉源及“草民代表”的共同抵制。但後來劉源對官方晨瑾舉辦”強姦民意的譴責聲突然減弱，而“草民代表”則始終堅定地站在“選舉辦”的對立面，這就使得許多選民認為劉源同官方有了默契，使他的選票數大跌。

　　另外，許多選民認為，劉源在對毛澤東及鄧小平等人的評價上“官”腔大足，另外對魏京生的問題態度曖昧，所以也把自己的壹票投給了“草民代表”。

　　表名選舉無效。

　　事後，許多選民感到痛、心，他們說：為何“貴族代表”和“草民代表”不搞壹次合流，集中選票，共同對付官方代表？王貝族代表”和“草民代表”雙方不管選出哪壹個人來，總是民主選舉的壹次勝利。

　　第三件事是他同原來生活過的山西雁北地區的老鄉們的關係極好。大學期間，北京師範學院校門口時常蹲著幾位肩背山羊毛褡鏈的山村老鄉，怯生生地望著五光十色的校園不敢挪步。問過他們才知道是遠道從山西雁北專程趕來看望劉主席兒子的。鄉下人實實在在，每回都忘不了給劉源帶去他曾經吃過六年的山西大饒饉。

　　對老鄉們的來訪，劉源從來是執。情接待，留他們在學校吃飯，詢問他們的生活有什麼困難。劉源此舉特別受到學校里壹些出身寒門的同學的稱道。

　　深入社會底層從頭做起

　　大陸出版的（壹九八九年人物年監》曾以〈劉源正醫甲國目前最年輕的副省長〉為題宣傳劉源。扣他、壹九八壹壹年壹大學壹畢業分配時，學校表。了他可以留在北京，教授們願意收他為研究生，但他要求到艱苦的地方去干壹番事業。”壹九八壹年底，劉源在填寫畢業分配志願時曾對他的同學說，我凸口己的業務能力壹般，所以我不想走學術研究的道路。我有從政的願望也有從政的基礎，要從政就應該到最底層去，從基礎做起。

　　他還曾對朋友說過：我這”生要當五年農民、台日五年工人、當五年兵，為自己從政打好基礎，積累足夠的經驗。

　　壹九八二年初，劉源到了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公社。雖然他要求先做壹名普通農民，但地方政府很快就安排他在公社負責管理社隊辦的小工廠、小企業，並先後擔任了管理區區長和公社管委會副主任。壹年多以後，他又擔任了新鄉縣副縣長、縣長。

　　壹九八四年十二月，劉源被選為鄭州市副市長，分管城市建設、對外經濟和計劃工作。

　　後來，中共有不少報刊雜誌載文宣傳劉源下基層與普通民眾打成壹片的故事。但他晉升如此之快，不能說同他的家庭背景沒壹點關係。

　　事實上，“＊下基層鍛練”是中共高乾子女從政的流行作法。大學畢業後不留大城市，主動下到基層單位從天麻官”做起，然後迅速升遷的中共高乾子女，除了劉源外，起碼還有習仲勛的兒子習近平，賀龍的兒子賀鵬飛、賴際發（原建築工程部部長）的兒子賴紀鐵等壹批人。

　　劉源擔任鄭州市副市長期間，的確是為鄭州人民做了幾件萬人稱道的好事。比如主持對火車站廣場和“二七”廣場的改造；主持新建綠城廣場、中州商場、和平大廈和振興商場；主持修整城市主要幹道等。而他最得意的政績是由他壹手主持的天然氣進城的主體工程，原計劃三年完成，實際上不到兩年就完成了，使四萬三千戶鄭州市居民結束了用煤火燒飯的時代。兩年之後，鄭州市大部份居民都用上了天然氣，這在大陸內地城市中還是第壹個實現的。

　　主要因為劉源的努力，鄭州市曾被評為大陸全國城市規劃管理先進城市，劉源本人也受到了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的嘉獎。

　　太子特權可以謀私亦可謀公

　　劉源同他的父親相貌極相像，大鼻子，年紀輕輕卻華發叢生。就連劉少奇說話聲音嘶啞的特徵他都繼承下來了。

　　在計劃和具體實施為鄭州市修建天然氣進城工程時，劉源竭盡全力是事實，但如果沒有他特殊的背景就實現不了那樣的政績也是事實。當時，他第壹次到中原油田聯繫此事就被根本不買他賬的“油老爺”們碰了壹鼻子灰。給他的回答是：“給人民造福是好事，但也得拿國家計委和石油部的批件來。”

　　於是，劉源就壹趟又壹趟地跑北京，國家計委、城建部、石油部，從處求到司，從司轉到部，最後再央求國務院。中共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看到他那副樣子說他“不像個市長，倒像個上訪的”。

　　批件好容易搞到手以後，又苦於沒有建設經費，於是又要費無數的、心機，跑無數的路。

　　事情終於辦成了，但他自己、心裡也明白，如果他不是劉少奇的兒子，即使個人工作能力再強，比現在工作更寶力，也可能壹事無成。所以，他自己也很明智地說過：“高乾子弟確實有優越條件，不論謀公還是謀私，都是很容易的。我有這個條件幹嘛不利用。

　　我願意用好這個條件。”

　　劉源利用他的優越條件謀取地方人民的利益應該說是好事，但也有人不服氣地說：沒有這種優越條件的地方幹部靠什麼給地方人民謀利益呢？

　　壹九八七年底至八八年初，河南省召開省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會上，許多代表對省級幹部的候選人名單不滿意，壹是認為可供“差額”的比例太小，二是在名單上的人年紀普遍偏大。於是，眾多代表聯名推舉劉源做副省長候選人。當時的中共河南省委曾立即就此事請示中央，但是得到了“尊重人民代表的意願”的回覆。

　　進入副省長候選人名單後，劉源以較高票數獲選。當大會公布選舉結果時，在場代表曾給劉源報以熱烈的掌聲。

　　當時，在中共政壇上最引人注目的兩件大事，”是劉源在河南被人民代表民主推舉為副省長候選人，並順利當選；二是鄧力群在中共十三大上雖然被內定為書記處書記人選，但在中央委員的投票選舉中即被代表們霎額”下去。

　　後來，劉源壹直是中共“太子黨”所有成員中口碑最好的壹個，究其原委，應該說百疋因為他爸爸劉少奇在三革”中被毛澤東和林彪、江青”伙整死而受到人們的廣泛同情，所以他實際上不被人們看作是憑家庭背景升遷的；二是劉源本人從基層干起，並基本上沒有被人抓住腐敗的把柄．！三是中共高層在”九八七年本來並沒有打算讓劉源官至副省級，對共產黨已經是滿腹牢騷的老百姓僅僅因為他本來不是“上級”指定的候選人這”點就會對他產生好感。雖然當時參加河南省七屆人大的全體代表本身並不是經過真正的民眾選舉產生的，但他們在大會上卻成功地行使了各凸H的民主權利。這應該說是中共政壇上微小的進步之壹。

　　從政以後，他壹直堅持自日修經濟、行政管理方面的課程，從凱恩斯到艾科卡，從商品生產規律到具體的市政建設，他都能侃侃道來，壹套接著”套。

　　他也曾對高乾子弟發表過看法說：社會上對高乾子弟的不利評論“有誤解、放大的壹面。

　　壞的總是少數。但是從另壹方面也給我們以啟示，人們希望我們幹得更好，對我們要求更嚴。這也是老”輩革命家的熱情很出H然繼續過來的要求。”據說，曾負責中共“十三大”人事安排的總籌劃人宋平當時曾就劉源壹事向中共高層遞了壹份專門報告，對他大加褒揚。

　　從副省長到武警少將

　　日壹是，壹九八九年二（四壹事件以後，北京也在傳說中共內部有壹批別有用、心的左派自二（四壹以後壹直在調查劉源支持“動亂”的問題。事實上壹九八九年五、六月間，劉浩壹憧。兀名化良天安門和火車站等地夜以繼日地苦勸大學生保持理智情緒，並成功地動。貝回去了壹批從河南到北京聲援的大擘生。

　　筆壹階疫大句是成均消息滿天飛，劉源也被諸、台報紙列為政治局委員候選人。但是，劉源僅僅是個“十四大”代表，中組部事先安排好的中午奏耋巾戾浦委團司名單裡並沒

　　有他。次年他接到中央調離河南省的命令，新聘種曰兀量去望曇荀隊水電指揮部第二政委，軍銜武警少將。

　　消息傳出後，立刻有人議論劉源犯錯誤了。為此，劉源還特別寫了壹篇文章，藉告別河南人民為名，實為給自己找回壹個清白。劉源表白說：“不干實事的幹部，人民不需要。

　　朱元璋待代，貪官污吏是要被剝皮的，而且剝下的皮要掛在中堂警示後任官員。封建時代尚且如此，共產黨的幹部要廉政由H不待言。對敢於改革的幹部，只要‘不走錯路，不裝錯兜，不上錯床’，即不反黨，不反科學，不違背客觀規律，不把人民的錢私裝腰包，不亂搞男女關係，就要大膽使用，改革需要探索，難免失誤，對於幹部在改革中出現的工作失誤，應該批評教育，怛”定要熱情地幫助、愛護和保護。”談到自己在地方從政的工作經驗和感受時他表示：“為人民辦實事，廉政，對於幹部在改革中出現的工作失誤，應該批評教育，但壹定要熱情地幫助、愛護和保護。”這裡，劉源顯然是要表白自己沒有“走錯路，裝錯兜”，更沒有“上錯床”。同時似乎也是在暗示自己在改革反索”中“難免失誤”。那麼，他是不是在抱怨中央對於他這位“敢於改革”的幹部沒有“熱情地幫助、愛護和保護”呢？

　　據河南方面的人士透露，劉源調離河南省的原因是因為河南省主要領導到中央參了他壹本，稱他在工作上越來越不稱職，連省委和省政府召集的會議都經常不參加。有壹次省委開會到處找不到他，後來才知道他到山裡打獵去了。

　　這則消息是否準確待考，但此消息傳達出來的信息確實與劉源過去的理念和追求大相逕庭。他大學畢業後放著北京不留，放著研究生不當，堅決要求到河南省的農村基層，從鄉幹部壹步步做起，好不容易爬升到後來的副省級職位，目的當然不是為了在吃喝玩樂中瀟酒人生。傳達上述信息的人士分析劉源可能是因為“六四”事件對共產黨政權失去了信、心，所以才得過且過。可這又與他調離河南之後急欲洗刷由q己的言行不大合轍。

　　劉源在談起自己離開河南的情景時說：否到上級調令後，我前往大學畢業後最初工作的新鄉縣看望鄉親們，臨別時，全村父老鄉親都出來送行，我和鄉親們哭成什麼樣就別提了。難忘中原父老情呀！”可見，劉源本人並不情願調離河南。

　　進入武警部隊後，熟知水電總隊情況的人戲稱劉源是由“官員層”發配到了“勞務巨。

　　這支部隊事實上接受武警總部和國務院電力部、水利部的雙重領導，完全是工程兵性質，其下屬支隊分布於全國各地，哪裡有新建水電站，哪裡就有他們的任務。劉源自稱他上任的頭六個月裡就有四個月在全國各水電建設工地上度過的。他對記者表示：軍人意味著奉獻和犧牲，將來我也要送兒子去當吃苦的兵，因為人總要有壹點精神。

　　無論這話有沒有作秀的成份，無論劉源被調離河南省領導崗位到底是什麼原因，都應該承認武別壹水電部隊的負責職務是壹份苦差事。血生硎劉源是自願出任這壹職務，還是被迫接受“組織安排”，接受這份苦差事的行動本身，就說明他比那些在地方”醉、心於官倒，在部隊熱中於軍！苹料材襞醮餓？

　　在美國做股票生意的女兒

　　亭亭和蕭蕭（小小）是劉少奇的兩個最小的女兒。文革的狂風惡浪驟然降臨之初，蕭蕭祗有六歲，亭亭也只有十四歲。他們最為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小。王光美甚至天真地同他商量能不能把小小也帶到監獄裡去，並用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中共地下黨員在國民黨的監獄裡帶著孩子的例子說服劉少奇。劉少奇則感慨地回答：“這是共產黨的監獄”沒有看到小小上學的壹天就被當作壹具傳染病屍體送進了火化場。

　　果說“文革”有許多中共老幹部的含恨而死不能完全歸罪毛澤東的話，劉少奇應該是個就在中國大陸億萬人民“萬歲”喊得最響，毛主席像掛滿了所有角落的時候，人們就在說：毛主席說了，劉少奇現在患有多種疾病，但是不能讓他死了。壹定要讓他活到黨的九大，讓他親眼看到他被開除出黨。

　　但在劉源姊弟的回憶文章里，類似的話卻成了專案組人員說的。

　　文革後，劉蕭蕭以總分第二優異的成績考進北京大學。後來又完全憑自己的聰明才學和刻苦努力考取公費赴西德留學，攻讀生物專業。後定居德國。

　　文革中的劉少奇壹家，劉蕭蕭是、心靈受傷最重的壹個。六歲年紀就在中南海里被迫參加批鬥她父母的大會，親眼看著造反派們對她父母拳打腳踢。上小學的第壹天，即被學校里的孩子們連打帶罵。

　　父母進共產黨的監獄前，對趙阿姨千叮萬囑，除給了她百塊錢外，王光美還特地把自己和劉少奇各自的照片裝進小小懷裡。

　　在此之後，劉蕭蕭經常在睡夢中哭喊媽媽。五年之後，聽說第二天可以去見媽媽了，她深夜裡夢遊抱著毛巾被跑出門去要見媽媽。可是第二天她真正見到媽媽時卻完全不認識了。她壹句媽媽也叫不出來，祗是木呆呆地看著眼前已經被五年的牢獄生活折磨得不成人樣的陌生女人。

　　在他們兄妹事後的回憶文章里寫道：“清晨，小小斜持著新書包，跟同院較大壹點的孩子興致勃勃地去上學，剛進校門，就引起壹陣混亂。街上值勤的解放軍聞聲趕來，看見壹群孩子中壹個小女孩抱頭蹲著。他把她抱起來。過了好壹會，小小那充滿恐懼和呆滯的目光才轉過來：

　　“叔叔，我沒有反對毛主席呀＊．”說完，她哭了起來……。

　　中國大陸的生活，確實沒有給童年和少年的劉蕭蕭留下”絲愉快的印象。在她與父母骨肉分離的時刻，他的爸爸曾對哭成了淚人的媽媽說：“壹定要記住小小的特徵，將來二疋要把她找回來。”

　　但是，自那孩提時代的最後”別以後，小小卻永遠也找不到曾經是世界上最、心疼她的爸爸了。記事之日起，小小便在自己的父親曾經是“元首”的祖國首都接受同學們的唾沫和痛打，老師的白眼和責罵，甚至嘴裡被塞進鞭炮都不敢哭壹聲。

　　十幾年後，在父親的追悼會上，在拋撒父親骨灰的軍艦上，她哭得昏天黑地，感動得周圍所有男女老少無不動情。人們都知道她是在哭出曰己父親的不幸，哭山口己父親的慘死，又有多少人想過此時她也是在哭自己童年悲慘。也許就是為此，她再不願回到中國大陸那塊曾給過她太多悲慘記憶的土地。雖然那裡還有她重新又受到人們尊敬的媽媽，有她那重新成為人上人的哥哥：回．鵪。

　　劉源既已走上了仍在中共治下的中國的從政道路，他就必須每天像當年的劉少奇壹樣，高唱著“社會主義好”和“共產黨是人民的好領導”。但是，劉蕭蕭沒有這個義務，更沒有這個意願，告別了那個曾奉她父親為“元首”但卻在她的父親及她的全家身上製造了千古奇冤的祖因，為的是永遠不要再喊壹次“叔叔我沒有反對毛主席呀！”劉少奇壹家還有壹位再用不著違、心地說話、違、心地做事的就是劉亭亭。她在“文革”中曾邊靠做苦工餛口邊自學中學教材，文革結束之後順利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外語系。

　　壹九八壹年，劉亭亭大學未畢業即考入美國波士頓大學重新學習本科。四年後，她又考取該校商學院碩士研究生，讀了壹年之後又考入資聲世界的哈佛大學商學院再讀兩年。

　　畢業後留在美國紐約，先是給著名的美國大財團洛克菲勒公司做股票生意，小有發達之後即辦起了自己的公司。雖然沒有成為巨商富賈，個人生活卻過得怡然由日得。唯壹不如願的是婚姻已經破裂。她的前夫名叫蕭和平，是大陸老壹代著名文化人蕭三的兒子。

　　作為中國大陸壹代國後的王光美當年曾也同她的丈夫壹樣，不怛醉、心於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建設事業，同時還堅定不移地相信總有壹天，全世界另三分之二的被壓迫人民客日然包括美國人民和德國人民）和被壓迫民族要走中國共產黨指引的道路。今天她也許會因循自己的兩個女兒正在走的生活道路反思：到底是誰解放誰；到底是誰指引誰？

　　壹樣文墨，兩樣山水──鄧力群和他的子女們

　　在北京政壇素有“左玉”和“地下總書記”之稱的鄧力群，自壹九八七年十月在中共十三大上被迫退出壹線領導職務後長期不甘寂寞。特別是“六四”事件之後，他在海外中文報刊的曝光率似乎不亞於“正牌總書記”江澤民。直到”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上取消中顧委建制後，鄧力群曝光率逐漸降低，但仍然被黨內左派理論家們奉為精神領袖，影響不可低估。

　　然而，人們對他的身世、思想歷程和為人到底了解多少呢？至於他的兒子鄧英淘的故事就更鮮為人知了。

　　鄧力群有強大的吸引力

　　壹九九壹年十月十二日起，美國發行的《時報周型連續三期續載了李春光先生的長文八左玉．亂世．思想起〉。

　　李春光先生是原中央音樂學院教師，當年因反對江青而受到殘酷迫害。“文革”結束後成為風雲壹時的英雄人物。後旅居美國波士頓。

　　李春光根據自己從”九七六年到壹九八六年十年間同鄧力群密切接觸過程中的所見所聞，詳細介紹了鄧力群是如何從七十年代反“四人幫”的勇士發展成八十年代反日由化”的左將。

　　此文連載完後，十”月十六號出刊的秀報周型第三五”期又刊出了署名濟實的回應文章。

　　該文對鄧氏其人褒多於貶，用“六四”之後陳雲曾向鄧小平推薦鄧力群接替趙紫陽中共總書記的位子，證明他在中共政壇中實際地位的顯要，評價他是壹個被中共左派、右派所共同認為的“極端的理想主義者，悲劇色彩很濃”．！雖然九壹政治傾向“人所共知”，“但他在人格上，似乎比壹些改革派強些，北京的圈子裡人都說他‘有肩膀’，敢負責任，有政治使命感，不像有些大官糖鰍’壹樣在左、右之間滑來滑去。鄧對他周圍的人有很強的吸引力，中央黨校的吳象說過：‘鄧力群真能拉幫結派保自己人不擇手段。’目前，中共意識形態方面的極左派，很團結，被稱為中共黨內除‘四人幫’外之最堅強的政治團體’。這同鄧力群的政治品質和竭力保護下屬的能量有關。

　　“鄧力群是現居大陸的各界菁英議論較多的人物，人們不論是宣＊歡他還是反對他，對於他有堅定的信念這壹點，都表示欽佩。比較看來，他的親密同伴胡喬木，就差多了，而改革派陣營中的權威人物，能同他比的也不多，例如那位鄧小平頗為讚賞的胡啟立，幾次關鍵時刻均都搖擺不定，在知識界中得分很少。”濟實的文章發表不久，壹個被外界報導為胡耀邦秘書的大陸在美學人阮銘又在《時報周刊》上發表義對八關於鄧力群其人的壹點補充〉的意見》，指責濟實“文中所記史實，似多有不實”，因為“至少我（阮銘）接觸的，包括延安時期就熟悉此人（鄧力群）的朋友們……認為他是”個‘十足的黨棍’”。

　　鄧力群的女兒是“四五”英雄

　　關於鄧力群其人的兩面性，李春光先生的文章舉了很多例子。筆者還有壹個例子是關於他的女兒的。

　　他有壹個女兒在原中新社攝影部工作，不是用的鄧姓，而是叫羅小韻。

　　當年，中國電影藝術研究所主辦的電影通訊》曾因介紹西方電影文化而在“清污”時被停止登記出版，有人找到鄧力群的這個女兒，希望她幫忙通融。羅小韻很講義氣，真到父親那去求情，刊物也真的保下來了。

　　羅小韻生於壹九五三年，壹九六八年初中畢業於北京景山學校，同年到山西平原縣插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壹九七四年，羅小韻被招工回城，在北京新興襪廠當擋車工。壹九七六年天安門廣場爆發“四五”運動，她同千萬名北京熱血青年壹起投身運動並拍下了大量珍貴的照片。

　　壹九七八年，羅小韻調入中國科學出版社任攝影記者，翌年又調入中國新聞社。

　　羅小韻的主要作品《力挽狂瀾》曾獲已五”運動影展”等獎，另有多幅作品入選中國第壹屆國際影展。

　　羅小韻出版周攝影專集，並在北京美術館舉辦過個人影展。胡喬木竟屈駕親自出席這位晚輩的影展開幕式，反而使罹小韻本來確屬上乘的作品不被廣大攝影愛好者買賬，認為她舉行個人影展不是憑本事而是憑門第。

　　壹九九壹年，羅小韻到美國紐約學習。壹九九二年春，她曾專程到大陸“六四”流亡分子聚集的普林斯頓大學與幾個往年的至交會面。

　　鄧英淘不願直接從政

　　壹九五二年，鄧英淘在北京出生，壹九六八年中學畢業後，如同當時大多數城市青年壹樣，壹頭扎進了“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當時他才十六歲，父親因任過黨內第壹號“走資派”劉少奇的秘書，正遇到“麻煩”。

　　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的話果真沒有錯，“廣闊天地”里確實為後來的中國培養了壹大批菁英人物。鄧英淘亦承認，十年的農村插隊生活從根本上改變了他的生活道路。

　　鄧英淘曾回憶：“那時，自己身在其中，而不僅是壹個單純的觀察者；生活的磨練使自己養成了注重實際和調查研究的習慣和意識。同時，現實使我萌生和強化了學習經濟知識、理解經濟生活的願望。在這十年裡，我行萬里路，讀萬卷書，跑遍了大半個中國，看到了各種各樣的社會、經濟現象，逐步形成了壹定的經濟實感和思辨能力，閱讀了《資本論》三卷和當時能找到的政治經濟學方面的著作，以及介紹西方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的小冊子和有關的哲學書籍。這樣壹段生活經歷使我受益匪淺，並對由自己迄今為止的研究生涯壹直產生著重要影響。”

　　壹九七七年大陸恢復高考制度，鄧英淘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他的同學中很多都是“插隊”出身的“老三屆”，有好幾位在畢業後成為在中國政壇上備受矚目的人物，包括吳稼祥、張偉等。前者是原中共中央辦公廳辦公室副主任，“＊（四”前“新權威主義”的首倡者之壹，“＊（四”後被捕入獄，被判刑三年；後者是原天津外經委主任兼天津開發辦主任，曾被中共中央組織部指定為天津市副市長候選人，因抗議“＊（四”鎮壓憤然辭職而被開除黨籍。

　　在大學期間，鄧英淘在受到經濟學方面系統訓練的同時，還旁聽了數學系三年半的課程，為他在後來了解、學習和運用前沿科學的知識於經濟學研究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這樣壹位生長在二息識形態”官僚家庭的年輕人，怎麼在台曰時不熱中於意識形態工作，走逕直的仕途，而要當壹名經濟學家呢？要知道，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陸正是“從政熱”的高潮期。對這個問題，鄧英淘有他自己的回答。他說：“從個人氣質上說，我也許並不適宜從事經濟研究工作。實際上，自己走上今天這樣壹條道路，在很大程度上要歸之於偶然性。

　　“記得少年時期，由於受家庭和環境的薰陶與影響，我最喜歡讀的書大部份與歷史、軍事、政治有關。那時出己所嚮往的事業是鐵馬冰河、開疆拓邊……；而這些歷史業績中閃爍著、水恆異彩的奇謀睿智，又激發了我對推理與數學的歷久不衰的偏好。後來，儘管少年時代的志向為國家命運的激變所中斷，但我為實現自己這種志向所做的準備歷史觀和戰略觀，並沒有隨之而付於東流。

　　西攘的爭鬥和浮華的言詞終歸是過眼雲煙。在這個風雲變幻的世界上，惟有那腳踏實地，堅韌不拔，善於學習、借監和創造，有眼光、有理想的民族才有將來。這個道理對於個人來說，想來也不會例外上

　　從鄧英淘的自我介紹中可以看出他是個非常自負的人。既不滿意國家的現狀，也不安於個人現狀。

　　壹九七七年當鄧英淘表示要參加高考，立志要在經濟理論上有所建樹時，曾遭到鄧力群的拼命反對。鄧力群認為他既然已經在基層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有了豐厚的農村實踐經驗，就應該繼續堅持下去，然後從基層壹步步地走上從政的道路。

　　為此，父子之間曾發生過激烈的爭吵。

　　後來，鄧英淘決意自己決定自己的志向，鄧力群同時也看出了兒子在理論研究方面的長過他人甚至長過自己之處，故還專為此事向兒子道歉。鄧英淘與陳”□鄧英淘引起海外華文媒介的關注，是在”九九壹年年十二月中旬，香港高華早逐壹則關於中共“太子黨”成員官位即將高升，拉攏海外異己人士壯大山口已力量的報導，把鄧英淘其名與陳雲的大公子、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元，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河南省副省長劉源並列分析成因將提拔至黨和政府高層工作”之人選，並稱鄧英淘曾在壹九九壹年夏天到美國與被大陸政權指控的“反革命分子”西晤，向陳壹咨保證：如果停止“反黨行為”，他們將被允許返回中國大陸，甚至恢復原來所任的高層職位。

　　海外許多華文報紙紛紛轉載了這壹消息。

　　根據筆者所調查了解到的結果，鄧英淘由自壹九八九年“＊（四”以後，祗是“公差”去過壹次澳洲和英國，從未到過美國，當然也談不上同在美國的“反革命分子”陳壹咨面晤。陳”咨在筆者的詢問電話中承認沒有此事，但後來壹直未就此公開發表言論澄清事實。

　　這則消息有此失誤，但透露了壹個重要的信息，那就是鄧力群之子鄧英淘曾與被他父親深惡痛絕的百由化知識分子”關係是多麼的密切。

　　這在海外並沒有多少人知道。這種“密切”不僅僅是私人之間的情誼，更重要的是與中國那場巨大的改革運動不可分割。

　　筆者曾就此專門採訪過當年最早同陳壹咨、鄧英淘、何維凌、王小強等人在”起組建農村發展組的大陸學人。他們回憶說：陳壹咨同鄧英淘的關係可以壹直追溯到“文革”時期。鄧英淘中學畢業後先是在山西插隊，後來到河南投奔了陳”咨。

　　壹九七壹年，陳壹咨曾到山西跑了十幾個縣，目的是尋找壹批志同道合的知識青年，結果結識了鄧英淘。聽說陳壹諮在河南主辦了”所農業學校，在山西早已感到人單力薄的鄧英淘便跑去當了學員。

　　之後的壹段時間裡，長鄧英淘十二歲的陳壹咨對他起到了兄長的作用。鄧力群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壹度十分器重和欣賞陳壹咨，很重要的原因是綠於陳壹咨與鄧英淘的這層特殊關係。陳”咨在他自己著作的自序中寫道：“壹九六九年下放到農村詮，我看到那厘厚朴可愛的農民在那種不合理制度下過著非人的生活，深深地為他們感到不平。

　　為什麼我是人，他們也是人，我能受教育，我能有知識，而他們”切機會幾乎都被剝奪了？官員的橫行，制度的腐敗，多少年來有識之士為此扼腕疾首。”陳壹咨所說的“有識之士”，想來也包括鄧英淘在內。

　　壹九七七年，鄧英淘直接從河南農村考進北京大學，壹九七九年，在胡耀邦的過問下，陳壹咨調回北京。

　　中國農村系統大有文章可作

　　壹九七九年底，陳壹咨、鄧英淘、何維凌、王小強、羅小朋等十幾個面對中國大陸之百廢待興而立志於為中華民族“補天”的青年理論工作者（其中有壹半人是副部級以上幹部的子弟）聚合在壹起，醞釀成立壹個自己的組織。

　　這些人由於“文革”的原因，都在農村生活過較長壹段時間，第壹是深入了解了農村和農民；第二是認為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的農村問題最重要但卻又最不為人所重視：第三是當時農村改革的實踐已經走在了前面；第四是無論官僚和學者絕大多數都是城市裡的既得利益者，故要在城市系統作文章很難＊且足，於是大家不約而同地認為應該使這個組織面向農村系統。

　　鄧英淘的朋友介紹說：鄧英淘是他們中最早認識到中國農村系統大有文章可作的人之了醞釀的結果，他們把自己的組織定名為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以下簡稱“發展組”），從壹九八O年九月組建，壹九八壹年二月正式宣布成立。此時正值鄧英淘剛剛從北京大學畢業。

　　鄧力群、杜潤生出席了在北京大學舉行的成立大會，並發表了對發展組那些有志向的年輕人大為讚賞的講話。從此，這個發展組決、心要為中共高層起到“智囊團”的作用。

　　即使在大陸學者群中也有很多人對這個發展組的能力、作用和真正被高層的重視程度都有所懷疑，但發展組的成員占日已絕對個個都是“占H我感覺良好”。鄧力群“遊說”收編“智囊團”

　　著名的大陸經濟學家，壹九九壹年在墨西哥車禍死亡的何維凌生前對友人講過：當時，鄧力群首先注意到他們這批人。當然他們山口己也做了努力。鄧先在書記處的例會上提出這批人有理論研究能力，最好由書記處管起來。會上沒有表示意見就是沒人贊同也沒

　　人反對，這就很好了。鄧力群回去就發了文。壹夜之間就把他們這個由曰發的，從名義上甚至介乎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群眾團體變成了中央書記處下屬的壹個機構。

　　何維凌的這段話似有可疑之處。因為當時鄧力群祗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沒有“發文”的權力。據陳壹咨講，鄧力群在發展組成立之初，確實起到了“遊說”的作用，文件也是他起草的。

　　何維凌還說：鄧力群這個人現在名聲不好，不過在我看來這個人不僅是壹個很有肩膀肯在政治上承擔責任的人，還是共產黨內很清楚地看到中國體制內部矛盾和缺陷的不多的幾個人之壹。從當時的農村發展組到後來的中國農村發展研究中、心，鄧力群壹直是我們強有力的政治支持。這個人有遠見、冷靜，在必要的時候不缺乏熱情，如果當年的鄧小平能夠讓他做總書記，而讓胡耀邦去做宣傳部長，後來黨內高層力量的平衡也許不會有那麼多的麻煩。

　　何維凌的這段話在香港畫藝發表後使許多人感到奇怪。筆者從熟悉鄧力群和當時的內情的人處了解到，何維凌對鄧力群的褒揚有的是事實，說鄧力群當總書記而胡耀邦當宣傳部長會有利於平衡，也的確是台曰時壹些圈子裡人私下的議論。但何維凌過高評價鄧力群，卻包含了他個人的功利目的，也因此使人們不免要對他的話可信度打些折扣。

　　事實上，鄧力群對支持兒子與陳”咨等人的所作所為，還是有”個認識過程的。壹開始，他無法接受由自己兒子對於傳統的馬列主義的離經叛道，更認為搞所謂“智囊團”之類的組織機構在共產黨內從無先例，絕不可能為黨內老人們所接受。但後來他在同兒子的衝突中逐漸發現，他們那些人與山H己在意識形態上相左，但僅僅是在理論研究上超脫和獨到，其政治立場並不是站在推翻共產黨的角度。

　　另外，也許還有擔、心兒子在非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上走得太遠的原因，他也情願對發展組採取收編的政策。

　　當時同鄧力群壹樣大力支持發展組的還有萬里和趙紫陽。壹九八壹年底，趙紫陽曾在壹次書記處會議上主張應該把發展組的”批人用起來，不但在”個部門，而且各個部門都應該有這樣”批年輕人。萬里則表示：同這些思想活躍的青年理論工作者在壹起感覺就是好。

　　也有人說，倒是對外形像最開明的胡耀邦開始時對這個發展組的被重視不以為然。

　　但陳壹咨否定了這種說法。他認為胡耀邦和趙紫陽、萬里及鄧力群當時都是同樣支持發展組的。

　　“太子黨”中的“才智超群者”

　　鄧英淘的朋友回憶說：如果說大陸確實已經存在壹個“太子黨”的話，那麼鄧英淘無疑是這個“黨”裡面的“才智超群者”。在發展組的時候，他就堪稱“第壹智囊”。他的才智超群由於他先天聰穎，更得益於他的後天勤奮。在發展組，他是“勤奮讀書第壹人”，每次出差從來都要背上壹大包書，而且閱讀速度驚人，記憶力超群。其閱讀、涉獵之廣，令他那位“馬列主義理論家”的父親既吃驚又擔、心，害怕他書讀得越多，在非馬列主義的道路上走得越遠。

　　被收入《中圍人物年監》

　　壹九八七年，中共高層派系鬥爭已惡化，鄧力群與趙紫陽的矛盾也日益表面化。陳壹咨等人組建的國務院中國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也已歸併趙紫陽門下，鄧英淘只得離開，改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同年獲得副研究員職稱。

　　按照中共黨政組織機構的有關材料介紹，農村發展所的職責是：對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中的重大的、綜合性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進行系統的研究，探索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為國家和實際部門制定發展規劃和政策提供依據，為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為發展農村經濟和社會科學服務。

　　鄧英淘在國內最開始被注意的理論建樹是壹九八壹年與發展組同仁合作的〈雙包到戶：

　　滁縣地區農村發展的問題和趨勢〉，據說受到了上層領導及理論界的重視及好評。再次被注意是壹九八八年”月，他在耋展盥設要雜誌上發春硅雖重壓力下選擇長期發展方式〉壹文。

　　鄧英淘在該文中對中國改革的獨特見解是：中國大陸現階段面臨著在雙重壓力下對長期發展方式的選擇，首先是發達國家生活方式的影響，其次是物質資源對經濟發展的制約。

　　在這雙重壓力下，中國大陸能否將全部力量凝聚起來並發揮作用，這是今後長期發展命運攸關的大事。

　　他認為，對經典的發展方式即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道路，應該重新認識和深刻反省。這樣壹種發展方式＊＊耗費大量不可再生的資源和不斷加速物質經濟的增長，幾乎被所有現在仍處於發展中的國家奉為經典。但是，研究表明，這種發展方式的產生和形成，是以少數最早發達的國家獨特的歷史條件和資源狀況為其必要條件的。因此，認清限制資源利用的意義，減少資源耗用的揮霍性增長，使人類占日身適應於在資源限定的範圍內生活，才是人類文明繼續發展的可靠途徑。

　　此文在大陸理論界引起的震動，使鄧英淘被收入華藝出版社《壹九八九年中國人物年藝。

　　該年監共收入了壹九八八年在大陸各方面有”定影響的人物壹千個。鄧英淘刻意求新的理論建樹

　　壹九八九年，黑龍江教育出版社曾為鄧英淘出版了《鄧英淘集司巨L求實．發展》，文集中選收了他向H已及與羅小朋等人合著及合譯的文章二十篇，分“經濟發展與體制改革研究”、“邊緣學科的應用研究”和“新發展方式的研究”三個專題。

　　壹九八二年在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工作時，鄧英淘花大力氣研究西方計量經濟學、控制論和非平衡經濟學方面的著作，形成了幾百萬字的摘譯文稿，並完成了《經濟控制論》、《動態經濟系統的調節與演化》兩本專著。

　　壹九八七年社科院發展研究所壹成立，鄧英淘即是該所骨幹，開始注重對中國大陸宏觀經濟運行及結構的研究。

　　他對於黷量分析和總量政策在中國大陸經濟理論與實踐中的局限性”問題上的獨到觀點是：由於中國大陸經濟中資產存量調整無力和有效供給不足等問題很難通過總量調節來消除，因此，總量政策在中國大陸祗能置於相對次要的地位，而必須把結構性政策放在首位。

　　大陸經濟學界的壹些壹人及宏觀經濟管理部門的壹些負責人，十分重視鄧英淘的這壹觀點，認為他對中國經濟現狀認識的深化，有助於避免把西方總量政策理論不合國情地應用到中國宏觀經濟管理實踐中，為制定切合大陸的宏觀經濟運行現狀的管理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

　　壹九八九年底，鄧英淘與陳吉元等人合寫的〈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與改革問題面臨的問題

　　與對策思路〉（刊於《經濟研究》壹九八九年第十期），獲得了壹九九O年度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論文獎。這是大陸經濟理論界的最高獎。

　　對於“中國大陸能否實現四個現代化，以及如何、何時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問題，鄧英淘也有他先於別人的見解。

　　他認為：僅僅由於資源條件的限制，中國走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進取的老路是不可能的。

　　但是根據對歷史上的傑出人物的研究和我們對發達國家的親自觀察，為了達到壹定體能裕量下的人的精神活動質量和水平的當量標準，發達國家的很多人均物資消耗是多餘的。

　　而這正是新發展方式的精微？雖然可更新資源與不可更新資源兩者顯然都是有限的，這將在不太遠的將來不可避免地要求人們必須限制對它們的利用，但是這並不壹定意味著人類文明的厄運。如果我們接受這種挑戰，就有許多有效的辦法使人們的生活適應於這些資源的限制。而且，由於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和有效利用，可以確保我們向口已和子孫後代有美好的前景。依託新發展方式實現琨代化，是發展中國家的壹次歷史性機會。

　　所以，祗要能抓住這次機會，中國趕上和超越發達國家（包括美國），並不是壹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對此，悲觀的看法顯然沒有多少根據。

　　對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宏觀戰略決策，鄧英淘的看法是：正壹九七九年開始推出的以放權讓利為主要特徵的城市改革模式，其正作用約在壹九八四年前後達到了頂點。在改革的最初階段，這種模式的負作用儘管已經存在，但不顯著；因此整個經濟的實際增長率很高，通貨膨脹率也較低，這是壹個皆大歡喜的階段。

　　“隨著暫態過程的結束，這種模式的負作用在壹九八四年以後逐漸表現出來，並且越來越顯著，而這正是壹九八五年以來人們對於經濟和社會狀況的批評、意見和不滿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的根源之壹。

　　“以放權讓利為主要特徵的改革模式與原有體制的差別在於，從微觀上看，改革的最主要的變化是強化了以利潤和物質利益為中心的激勵機制，但預算的軟約束並沒有建立起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多數企業最終會發現，在財務變量上作文章（如虛報利潤、壓低承包基數、巧立名目濫發獎金和實物等），與在實際變量上下工夫（如改進產品質量、降低消耗等）相比，將更為容易。壹日這種行為模式普遍化後，這種微觀上的‘最優’行為必將導致宏觀上的嚴重不良後果。而這是原有改革模式無法解決的。

　　“從宏觀上看，原有改革模式與原有體制的差別在於全面放鬆了宏觀控制……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暫態過程的結束，其負面作用的嚴重後果現已表露無遺。”鄧英淘認為：“由曰壹九七九年開始逐步推開的、以放權讓利為主要特徵的城市改革模式，其根本缺陷是在企業自身約束和經濟交易關係約束都很軟的情況下，強化了以利潤為中、心的物質激勵機制（在這點上與農村改革有著很大的不同），同時又全面削弱了層次計劃和垂直管理約束，而混合雙軌制又無法提供有效的補償約束。這種體系的發散性質是非常明顯的，因此其特性是不可能長期保持的。

　　“在改革的最初階級里，由於多年來消費壓得過低，使得勞動者的積極性受到抑制．！

　　而高積累率又形成了利用率不夠高的數量可觀的資產存量，祗要放鬆層次計劃和垂直管理約束，強化利潤為中、心的物質刺激，這兩部份潛能就可以很容易地結合起來，釋放出巨大的能量。

　　“但是這種現象是不可能持久的。由於這種改革模式存在著上述根本缺陷，使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不是靠提高經濟效益得到的，而是建立在投入越來越多的資源的基礎之上的……十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與這種巨額的資源投入是分不開的。更準確地說，這種改革模式是以高消費和高投入為基礎，祗要還能對資源進行大量透支，那麼以高消費為中、心的高速增長戰略和以預算外資金高速增長為特徵的分散發展模式就能持續下去。然而，壹日否資源進行大量這支的來源受到威脅，那麼缺少有效約束的分散改革的模式和高消費增長戰略就必然面臨困境。結果是，原有改革模式的發散性質祗能在貨幣效應中被吸收，這就是壹九八八年物價水平陡增的根源。換言之，自壹九八五年以來，物價總水平上升加速，至壹九八八年達到百分之二十的水平，宣布了原有改革模式的終結。”壹九九壹年壹月，陳元曾發表壹篇引人注目的文章義國經濟的深層問題和選擇<關於我國經濟發展格局和運行機制的若干問題〉（綱要），其中吸收了很多鄧英淘的觀點和主張。

　　而北京學界人士說，何新的壹些經濟理論文章中的觀點，更是直接從鄧英淘那裡照搬過去的。

　　也曾有過短暫的輝煌

　　鄧英淘的朋友評價說：鄧英淘嗜書如命，涉獵廣博是他的長處，在某種意義上也因此制約了他在理論上的發展。他本來是壹個有很大理論野、心的人，”直夢想建立自己的獨到理論體系，但因為興趣太廣，恨不能有好書就讀，反而影響他無法去完成非常獨特，非常專門的理論體系。中國的學術環境從來就是推崇“學貫中西，通古博今”，鄧英淘深受其害。

　　自壹九九O年以來，中共對外宣傳中至少兩次對鄧英淘做了專門報導，祗是因為報導中沒

　　有提及此人是鄧力群的兒子，所以沒有引起人們的特別注意。但是，美國方面的中國大陸研究部門似乎已關注了中共對鄧英淘的宣傳，《人民日報（海外版善”九九壹年二月六日刊登的荒十年代中國農村展望＊＊訪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鄧英淘〉，及英文革國日報》壹九九”年壹月二十四日刊登的農村經濟改革的展望〉，美國政府中央情報局“外國廣播材料服務社”編輯出版的毒日新聞（中國）》都很快給予了全文轉載。

　　群國日藝的文章專門配發了鄧英淘的照片，並在文前介紹說：最近，很多資深理論工作者在北京開會，討論中國經濟動向及九十年代世界經濟前景。中共中央在壹九九O年十二月關於第八個五年計劃及十年經濟發展規劃的討論和制定中徵求了他們的意見。本報特發表與會者之壹鄧英淘在會上講話的主要內容。

　　鄧英淘在那次會上說：依據前十年的發展狀況和國外成功經驗，今後農村發展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有兩個：第”，使農業，特別是農作物種植業能有壹個持續、穩定的高於“七五”的增長速度；第二，在農村非農產業發展過程中，改變農村工業化進程超前，爭取到二＊＊O年達到非農就業人員在總就業人口中的比重占百分之五十五左右（其中第三產業就業比重達到百分之三十左右丫，非農業人口在總人口的比重占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結構指標，中國農村以至於整個國民經濟的綜合發展都將得到很大改善。

　　這就意味著今後十年中國農村經濟政策的取向應有重大的調整，特別應在城鄉關係的某些關鍵方面採取壹些重大的政策措施。調整城鄉經濟利益格局，加速形成糧油、水電、住房等方面不享受國家補貼的新型城市人口，從而做到改變農村城市化進程過度滯後的局面。

　　鄧英淘認為：容納大量勞力的第三產業在中國發育非常不充份。隨著農村城市化進程加快，促進第二、第三產業在新型城市的發展，將大大改善非農產業就業份額趨緊的形勢。

　　中國現行的城市管理制度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轉化。目前，國家給城市人口的財政補貼占國家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三。到二＊＊O年，城市人口增加近三億，糧油補貼將達壹千二百億元，難為財政承受。逐步增加新型城市人口在城市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那麼糧、棉、油等農產品的價格體制的改革將獲得很大進展。深遠意義還在於增加國家經濟積累，增大城市改革餘地，削弱城市的“大鍋飯”制度。

　　至此，海外熟知鄧英淘背景者多認為他很可能有被中共高層進壹步重用的可能，即使不會外放當壹任“父母官”，也會安排到某權威研究機構任壹個“理論官”。但由目壹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撤銷中顧委建制之後，特別是海內外盛傳不但老鄧對鄧力群惱怒有加，連江澤民都已經對鄧力群敬而遠之之後，鄧英淘的名字也再沒有中共官方主要媒體提起。

　　“出身不好”：鄧英淘的黑色幽默

　　自”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召開並取消中央顧問委員會建制後，壹度在八九年“六四”之後被黨內理論左派奉為“精神領袖”的鄧力群的公開曝光率陡然降低。可見江澤民也對鄧力群“敬而遠之”的傳言並非沒有根據。

　　而隨著鄧力群的日漸消隱，他那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發展研究所任職的公子鄧英淘也越來越懶得見人。

　　海外曾有報刊報導說，有過去的老同學前往探望，認為鄧英淘的許多經濟觀點都已經被現在中央政府由朱鎔基主持的實際經濟政策證實是有“先兒之明”，他本人卻沒有能夠像朱鎔基身邊的幾個活躍人物那樣迅速得到職務上升遷或理論界的重用，甚至連個農業經濟發展研究所的正所長職務都不被安排，很為他打抱不平。

　　壹番世態炎涼的感慨之餘，老同學勸告鄧英淘：“做人不要太死板，該走動的地方還是應該走動走動。”沒想到鄧英淘長嘆了壹口氣後，分析由目已越來越不走運的關鍵因素說：

　　“妳們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出身不好嘛！”

　　在場的朋友先是壹楞，半天才反應過來鄧英淘從早已過時的中共政治辭典中撿回“出身不好”這四個字，原來是要嘲弄自己的老子在中共官場上“名聲不好”。

　　眾所周知，鄧力群因為壹貫堅持其馬列“正統”，不但被黨內知識界的多數人視為“愚頑不化”，甚至也已經被”度曾跟著鄧力群的理論指揮棒轉磨的江澤民當成了“九斤老太”式的過氣人物。

　　所以，如果說江澤民等人在布置組織部門考慮善待政治元老親屬、子女的問題時，要麼是把鄧力群的家庭乾脆志在腦後，要麼就是故意怠慢。

　　當然，還有壹個更現實的原因，是鄧力群過去在中共政壇的影響力主要集中在黨內理論界，從未插足過組織、軍隊、政法等實權部門，不像陳雲、王震等左派政治元老，生前早就在上述關鍵和要害部門網羅、培植了忠於占d己的勢力，故在本人死後都沒有人敢怠慢他們的家屬和子女。

　　壹位與鄧英淘同單位工作的人士介紹說：其實鄧英淘其人比起他的老子來思想要現代的多，在經濟理論上做學問的工夫也令同行較為佩服。中國社會科學院系統裡的研究人員本來就沒有幾個像鄧英淘那樣具有紅色背景的人，現如今高乾子女有幾個還願意蹲在書齋里潛、心讀書？鄧英淘即使再差，比起多數已經提拔至省、部級領導崗位上的高乾子女來，至少還有自己理論上的建樹。可惜，如今的中共高層領導個個都是勢利眼，在考慮安排高乾子女當官以安慰他們的父母時，誰也想不到要主動為鄧英淘說兩句公道話。

　　換壹個角度分析，中共政權無論是為了宣傳上的需要，還是為了政權穩定和鞏固的需要，近年來確實從籠絡知識分子的角度，陸續提拔了壹大批沒有紅色家庭背景的知識分子幹部，可鄧英淘又因為他父親是中共黨內夠級別的元老，故誰也不會把他作為壹個有特長、有理論專業的平民知識分子看待。所以，鄧英淘常常為由自己的角色尷尬。

　　他自稱自己“家庭出身不好”，這種中國式的“黑色幽默”，祗有在中國大陸的特殊政治氛圍里長期生活過的人才能夠深深品味出其中的辛辣和苦澀。

　　曾幾何時，不知有多少好端端的大陸家庭因為“出身不好”這四個字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曾幾何時，“出身不好”這四個字足以使中國大陸上的老者羞於見人，少者斷送前程。總而言之，共產黨統治中國大陸的前三十多年裡，用“出身不好”四個字製造了數不清的人間慘劇。如今物換星移，雖然中國的當政者還是共產黨，但卻也輪到黨內僵化分子的家庭成員感慨“出身不好”了。

　　如今的中國共產黨雖然還打著鄧小平“四項基本原則”的旗號自欺欺人，但正是中共中央黨校的理論工作者將這個“四項基本原則”概括成為：“馬列主義沒市場；社會主義沒方向．！無產階級專政沒對象；黨的領導沒力量。”據說鄧力群對這個順口溜式的概括十分欣賞，認為諷刺得切中要害。但是，如果他知道兒子嘴裡出來的另壹則“黑色幽默”，他笑得出來嗎？

　　天性不入世，難進權力層

　　鄧英淘的朋友說，他不是個清教徒，但有精神貴族的壹面。對物質的優越他並不排斥，但從不著意追求聲色犬馬、房子、車子之類。他在精神上追求很高，但在穿戴及舉止言談上卻放浪形骸，有人評價他是“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同壹些附庸風雅的權貴子女形成鮮明對照。

　　在高乾子女群中，他自恃才高，看不起兒肴出身沒有腦子的紱挎子弟。平時，他寧願同平民子弟在壹起交往，只喜好讀書、辯論和打橋牌，但鄧小平父子的牌桌上從來沒有過他。

　　在北大讀書的時候，鄧英淘與鄧小平二公子鄧質方多有棋牌往來，但卻從來沒有藉此便利到鄧小平府上尋找自薦的機會。他的朋友透露說：了心網羅人心於自己門下的鄧朴方對鄧英淘十分看中，曾經暗示中間人傳話，希望鄧英淘到鄧小平府上“以棋交流”、“以牌會友”，但鄧英淘裝傻充楞，就是不接這個球。

　　在談起鄧英淘的政治前途時，他的朋友搖頭說：他在性格上有致命的缺點回回J剛果要躋身政治圈內的話。儘管他在學術觀點上表現穩健，但在現實生活中從來不益於與人寬容相處，過於爭強好勝，難有成為大政治領袖的可能。

　　鄧英淘最喜歡同人爭辯問題，但不是同他很近的朋友或由目尊、心較強的人，根本受不了同他”起討論學術觀點。知識廣博，思想邏輯十分嚴密，加之性格上的爭強好勝，每每辯論壹個問題時他都要把對方的理論駁得體無完膚，從來不懂得應該給別人留情囿。

　　所以，弄假學問的人不可能喜歡他，許多正統的馬列理論工作者及改革派理論家也都不喜歡他。

　　在大學時期，學校里教過他的馬列課教師們最恨他，給這位黨內著名馬列主義理論家兒子的監定上竟寫有“不信馬列”的內容。

　　同時，鄧英淘的思想是壹個極矛盾的複合體。壹方面，他有著強烈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抱負，立志“補天”，另壹方面，他又把社會的壹切，民族的病根看得太透，私下感慨“大廈將傾，獨木難支壹；壹方面，他對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們，尤其是在基層受壓的有識之士懷有深深的同情，另壹方面，個人的極度由自命不凡和對民族劣根性的分析又使他傾向於鐵的紀律。最致命的壹點是，他的許多看法是很有道理，但公開談論出來對他在政治前途上是很不利的，可他偏偏就要這樣做。他當然懂得搞政治必須會“借刀殺人”，必須擅長玩弄權術的道理，他卻自命不屑精於此道。

　　鄧英淘的朋友認為：對於鄧英淘不能用“好”與“壞”來做簡單的評斷。整個人類的氣候似乎都不會接受他這類的人，所以中國歷史恐怕也不會給他這樣的人什麼機會。

　　也許是在分析了由自己的長項和弱項之後，鄧英淘壹方面不願用投其所好或靠攏壹派勢力的辦法給自己鋪墊從政之路，另壹方面也不得不適應現實環境，為自己的學問出路另闢蹊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