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網友

　　壹、緒論

　　從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到習近平執掌中共大權之前，相對的經濟自由孕育了中國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刺激了經濟發展，使部分民眾脫貧致富，從而造就了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的興起，促進了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中的公民社會繼而提高了民眾的政治權利意識、推動了民主轉型的訴求；正是這壹訴求和非公經濟比重的增大以及對資源的掌控，讓民企在習近平及中共領導層的眼中成為對其政權構成即時或潛在威脅的因素，從而出台壹系列政策和措施，做大做強國企，嚴控、打壓民企。

　　做大做強國企就是要保證和加強黨國對核心經濟部門的壟斷和掌控，鞏固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而打壓嚴控民企則是在毛澤東時代“徹底消滅”與鄧小平時代“適當發展”之間尋求的“第三條道路”：既要利用民營經濟為黨國政治體系“輸血”，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又要禁止民企主導經濟發展，提防擁有了相當政治社會經濟資源的民營企業家離心離德，保證民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不至於對中共政權構成威脅。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減緩和下行，使得這種提防和打壓大幅度加強，其目標是要在習進平時代洶湧回潮的共產黨原教旨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逼退非公經濟，迫使其徹底處在屈從、依附、輔助的地位。

　　為了實現這壹目標，在習近平時代，中共設計了壹整套“組合拳”來打壓和控制民營企業。這套組合拳包括直接間接掠奪民企資產、在民營企業派駐黨組織、收緊民企貸款、增加民企賦稅和向其轉嫁國家財務負擔、禁止民營企業進入或將其排擠出核心經濟領域、控制民企規模及其資本規模、全面掌控民營資本介入的輿論平台、打擊為民營企業維權的人士、控制社會資本流動、國有化資本大鱷、限制民企海外投資轉移資本、借中美貿易戰限制民企發展空間、借企業“原罪”羅織罪名迫害民營企業家，這些措施已將中國民企逼到險境。

　　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民主國家曾希望中國被納入自由貿易體系後會逐漸實現社會政治經濟轉型，然而這壹希望落空，導致壹些學者得出自由資本主義和經濟發展不能給中國帶來民主的結論。 西方國家在中國經濟結構未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前過早准其進入自由貿易體系，而中共黨國體系始終主導、壟斷經濟發展，民營企業無法跳出依附權貴的陷阱，實現自由發展，導致中國難以出現法治基礎上的真正市場開放和市場經濟，目前習近平政權對民企的打壓和嚴控使得這壹前景更為暗淡，因此中國人的民主夢更多的蒙上陰影。

　　本研究報告試圖解釋中共對民企的天生敵意和矛盾，分析習近平政權做大做強國企、打壓嚴控民企的新戰略和措施，評估民企面臨的艱難困境；本報告認為在中國目前惡劣的政治環境下，民企除其本身需抱團維權自救找到出路之外，外部壓力、尤其是美國通過貿易戰迫使中國真正開放市場也將給民企帶來機會，而民企權利意識的覺醒或將引發壹場悄悄的資產階級革命，為未來中國民主轉型奠定基礎。

　　二、中國民企生存現狀

　　民營企業在中共左右搖擺和前後矛盾的政策之下艱難起步，漸漸發展壯大, 促進了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

　　據中共官方2018年9月發布的數據，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民營企業的數量已經超過2700萬家，個體工商戶超過了6500萬戶，註冊總資本超過165萬億元，民營經濟占GDP的比重超過了60%，65%的專利、75%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新產品開發，是由民營企業完成的。從投資總量占比看，2012年以來，民間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已連續5年超過60%，最高時候達到65.4%；尤其是在製造業領域，目前民間投資的比重已經超過八成，民間投資已經成為投資的主力軍。 另壹個數據也表明民企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提高：中國壹共有3000家民企銷售額在20億元以上，銷售額在10億元以上的估計有6000家。

　　此外，80%就業和90%新增就業也是民企創造的，民營經濟成為中國經濟最有活力的部分。

　　這些數字表明中國民企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企的發展主要憑藉壹度相對的寬鬆的政經環境、全球化促成的國際經貿和產業機遇，但更多是相對經濟自由和私有產權的力量，以及因此而激活的企業家勤奮、開拓冒險精神、敏銳的商業觸覺、高效執行力靈活的決策、激勵機制、外企合作示範等。除此之外也有相當數量的民企通過依附體制內權貴，建立特殊政商“關係”，從而得到政府扶植而迅速起步和發展。

　　另壹方面，民企數字在某個時間段內的激增也表明中國民企生存環境正在惡化。據中國經濟學家寧越教授分析，中國民企為了避開老企業現存的負擔和風險，往往通過增設更多新企業替代，規避風險。如2015年，民企遭到習近平政權打壓嚴控，生存環境急劇惡化，大量民企倒閉破產，與此同時，新企業數量急劇上升，新登記註冊企業130萬家，增長21.6%，平均每天新增1.2萬戶。此外地方政府搞 “雙創”活動，也對民企數量產生影響。這種現象十分詭異，讓西方觀察家不得其解。  民企的壯大和民營經濟份額增長及其與國企的競爭讓中共不安，2011年以來中國經濟趨緩和下行凸顯了這些矛盾，中共在胡溫時代就開始採取國進民退的措施，習近平上台之後對民企打壓加劇，導致大量民企破產，資產被奪，利潤下降，稅賦加重，民企只有通過撤資跑路尋求自保，造成大量資金外流的現象。

　　長期以來，國企效率低下、人浮於事、腐敗嚴重，據天則經濟研究所2011年的國企報告，2001-2009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實際利潤為負。 2015年，中國經濟面臨更為嚴重的問題，國有企業利潤出現了持續性負增長，很多國有企業虧損累累，習近平政權為做大做強國企，對國企的扶植和對民企的壓制是同時進行的，從2016年起，採取所謂的供給側改革去產能和環保整治風暴，用行政手段將大量的民營中小企業限產、停產、關停，僅在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8個城市已經關停了所謂“散亂污”企業近20萬家，其中大部分為民營企業，其業務被國企大公司接管；很多污染嚴重的大中型國有化工廠、熱電廠、鋼廠等卻沒有受到環保風暴的影響，而是那些民營紡織、染廠等小企業成為關閉對象，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經濟學教授聶輝華認為：去產能、去槓桿對民營企業傷害最大，“因為去的主要是民營企業的，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例如，2017年，僅僅浙江木作工廠就被關停了377家，搬遷140家，簽訂搬遷協議54家，斷電1631家。2577家”三無”企業全部關閉。 廣東木作工廠關閉623家，搬遷265家、斷電4263家。所有“三無”企業九月將全部關閉。此舉造成大量失業，原材料價格飆升。 民企被以種種藉口清洗出局之後，國企、民企的利潤出現兩極分化。如：2017年，全國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利潤增速高達45.1%，遠超民企11.7%的利潤增速。2018年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17.2%，其中，國有控股企業增長31.5%，民營企業僅僅增長了10%。 72017年，全球最大原鋁生產民企中國宏橋被迫減產百分之三十，去掉268萬噸的鋁產品產能；而被稱之為“虧損王”的國企“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多年虧損，2014年壹度虧損達162億元，2017年半年度卻實現淨利潤7.51億元，利潤飆升了1006%。 其他很多長期虧損的國企也出現突然逆轉，獲得大量打壓嚴控民企的紅利。儘管國企固定資產投資在2018年上半年只上升了3%，國有工業企業總體利潤同比卻增加了32%。民企的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上升了8%，而民營工業企業的利潤只上升了10%。 92016年12月中共統計局公布的資料顯示，當年1至10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8.3%，有媒體解讀稱，這個數字創2000年以來最低水準；其中民間投資增速僅為2.9%，較之5年前同期的25.2%，堪稱“斷崖式下跌”。

　　2018年前7個月，全國個人所得稅、國內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的同比增速分別是21%、15%和13%，都高於民營工業企業10%的利潤增速。

　　在金融領域，中國政府壹方面高喊對民企紓困，但另壹方面銀行表內外信貸、地方債融資，政策支持力度歷來嚴重歧視民企；例如，中國媒體最近報道長期效率低下的壹汽獲得銀行壹萬億授信，而民企紓困只投入十八億。  另外，過去幾年中，中共通過掃黑除惡，建黨到民企，分享經營管理權和發展紅利，稅務稽查風暴，社保檢查浪潮，環保壹刀切風暴，股票質押爆倉，銀行收縮貸款，去槓桿，供給側改革去產能等等壹系列做法，使民企陷於險境。

　　由於生存環境的惡化，造成民營企業家信心大幅下降，超過30%的民營企業家打算移民國外，大量私人資本逃離中國，僅僅在2015年12月份就有1700億美元的私人資本流出中國。 儘管習近平政權嚴厲控制資金外流，2017年資金外流量下降67%， 但是因為流出的渠道和方法多樣化，大部分是地下資金和秘密轉移，所以實際上流出的資金要大於政府和國際機構的統計數字。

　　為什麼中共要採取做大做強國企，打壓嚴控民企，讓中國民企幾乎失去生存空間的呢？下面我們通過對中共理論和行為的分析來回答這個問題。

　　三、中共對民營企業的敵意

　　因為皇權統治的悠久歷史，中國傳統上歧視商人、企業家這壹階層和職業，統治者長期推行重農抑商政策，限制工商業的發展；在所謂士、農、工、商“四民”中, 士最貴, 農次之, 商最低, 致使輕商觀念根深蒂固, 工商人士長期被社會歧視。在上世紀的共產革命中，中共將傳統文化中對商人的歧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對資本的批判合二為壹，使中國企業家階層遭受了罕見的災難。

　　1. 消滅私有制是中共踐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組成部分共產黨的精神教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提出：“至今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這是壹種以“階級鬥爭”為主線的衝突歷史觀。到了資產階級時代，“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共產主義的特徵並不是要廢除壹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壹句話：消滅私有制。”

　　消滅私有制是中共剝奪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所有私有財產的理論淵源。這個理論在中共建黨之初就被奉為真理並付諸實踐。早在1931年中華蘇維埃割據政權建立之初，就對包括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壹切剝削者和反革命分子進行了財產剝奪，隨後還發起了所謂的“土地革命”等壹系列剝奪有產者的運動，為中共在建政以後剝奪私有財產積累了經驗。

　　2. 毛澤東針對民營企業的策略：逐步消滅毛澤東是“階級鬥爭”思想的忠實信徒，他通過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來推行永無休止的階級鬥爭。據統計，毛澤東發動的全國性運動多達52次。這些運動常常伴隨著對私有財產的剝奪。土改運動把富裕農民的七億畝私人土地、房屋和財產沒收，分給三億貧窮的農民，或者充公。1953年到1956年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迫使12萬多家民營企業實行“公私合營”，隨後在1966年乾脆將這些企業全部據為“國有”。

　　1 無論是農業，手工業，還是資本主義工商業，經過毛澤東時代的各項運動式剝奪，都是“消滅私有制”的政治實踐，最終改變了生產關係，變私有制為所謂的公有制並把中國經濟拖入了泥潭。

　　在1980年代以前，為了維護計劃經濟，民眾的個人經商和生產行為被視為“投機倒把”

　　，很多人因此被判刑，甚至有人被槍斃。即便到了1982年實施改革開放三年後，中國因投機倒把罪被判刑的仍有3萬人；投機倒把罪直到1997年才被廢止。

　　3. 鄧小平時代針對民營企業的策略：適度發展如果說毛澤東是狂妄型的共產理想主義者，那麼鄧小平則是壹個維護中共政權的現實主義者。毛澤東時代中共對於民營經濟的滅絕幾乎斷送了維持其政權的經濟基礎。到了鄧小平時代，中共不得不選擇給民營經濟謹慎適度鬆綁的道路。

　　當民營企業家“傻子瓜子”的創始人年廣九出現的時候，鄧小平的批示是“先不要動他”

　　。“動”字包含了“運用國家機器的強制手段給予取締和打擊”的全部意思。既然歷史經驗顯示過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他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試試，不准用專政手段對待民營企業家。鄧的意思就是允許實踐，從實際出發來觀察和分析。 2 “先不要動”既可以理解為等等看，現在不要動，“以後可以動”，這就為以後可以動埋下了伏筆；還可以理解為現在不要動，以後也“不要動”。

　　在鄧時代以及延續鄧小平政策的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對於非公有制經濟在理論認識上經歷了三次大飛躍。第壹次是從“資本主義尾巴”到“必要的有益補充”。第二次是從“必要的有益補充”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三次是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到平等享受“國民待遇”的市場主體。

　　必須指出的是，即便在民企發展的黃金時代，由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經濟仍然以公有制為主體，中共壹直“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這意味著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

　　3 而民營企業和非公經濟僅起補充作用，這樣的基本經濟格局和法律規定從未改變。

　　因此，民企和民營企業家難以直接獲得重要的經濟和政治資源，始終沒有擺脫附屬性的經濟社會地位，他們的生死存亡、興旺衰落都在中共黨國的掌控之中。這樣的境況造成民企和民營企業家與中共政權的深層矛盾。

　　在這壹時段中，儘管民營企業家面臨的政治環境相對寬鬆，他們的訴求主要集中在經濟層面，而沒有向政治層面轉化。他們在政治方面持謹慎和低調態度，並不直接提出政治訴求和參與政治，而是通過選擇和依附體制內“關係”即代理人來爭取權益。民企和民營企業家這壹不滿和依附行為的雙重性，造成他們壹方面同情政治改革支持公民社會，壹方面利用金錢腐敗尋求體制內代理人支持、幫助其發財致富，或保護其資產不被競爭對手、其他利益集團和政府侵吞。另外，在民營經濟發展初期，部分民營企業家的“第壹桶金”與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脫不開的關係，構成其“原罪”，其實，所謂的“原罪”很大程度上為被制度所逼，因為政治上的壹黨專政，經濟上的雙軌制，不可能讓民企在法治和公平競爭的基礎上發展，壹開始，他們甚至連最基本的法律地位都沒有明確保障，所以很多人只有通過建立特殊的政商關係，才能獲得政府掌控的大量資源和政策扶持，或減少稅賦和其他苛捐雜費，以及各種經營許可證得以生存。這樣的政經生態使眾多民企參與了制度性腐敗，更有甚者成為政治現狀的維護者。

　　鄧小平、江澤民時代中允許民企發展的政策以及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逐漸給了企業家相對的自由，讓壹大批優秀企業家浮出水面。按照企業家出現和發展的時間，以代表性人物為標誌，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大致可以劃分為三代：

　　第壹代企業家是改革開放以來，1992年之前創業的企業家，這壹代企業家如牟其中、柳傳志、魯冠球、年廣久等人，他們大多屬於被迫創業，所設立的企業壹開始也大多帶著“紅帽子”，其中壹些是中國權貴的同路人和受益者。

　　第二代企業家是1992年之後誕生的企業家。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及《有限責任公司規範意見》和《股份有限公司規範意見》的出台，改變了中國的政策環境，使很多人看到了從事商業活動的前途。大批原來在政府機構、科研院所的知識分子和各方面能人受南巡講話精神的感召，被當時經濟發展的浪潮吸引，紛紛主動下海創業，形成了以陳東升、毛振華、馮侖等為代表的“92派”企業家，標誌著中國進入大面積催生民營企業家的時代。“92派”的重要特點是，它的主體都是過去社會的主流精英階層，在“下海”進入商界之前，他們要麼在政府機構，要麼在文化、科研機構任職。

　　第三代企業家則誕生於2000年前後，是伴隨新經濟的興起，依靠風險投資、互聯網經濟迅速發展起來的企業家。他們的典型特徵是高學歷、高技術、年輕化，更具國際視野和創新意識，熟悉國際規則，創始人或管理團隊具有留學生的背景，能夠在全球競爭中搏擊風浪。

　　柳傳志曾經這樣總結三代企業家的成長之路：第壹代企業家主要面臨的是體制風險，第二代企業家主要面臨的是管理風險，第三代企業家主要面臨的是生存風險。 4 事實上，在習近平時代，所有民企和民營企業家都面臨生存風險。

　　四. 胡溫時代防範民企對中共政權的衝擊

　　胡溫時代，隨著民企發展和規模的擴大，中共開始意識到民營企業繼續發展有可能會給中共政權帶來衝擊，於是便開始小範圍地嘗試對民營企業進行控制，這就是被學界稱為“國進民退”的開始。2004年鐵本被勒令停建，2005年陝西民營石油國有化，都是“國進民退”的先例。這是第壹波“國進民退”，算是小試牛刀，其特點是針對個別民企的“點”退。2009年從山西開始的全國性的煤炭重組，形成了壹種行業性地“國進民退”。

　　這是第二波“國進民退”，算是進壹步推進，其特點是針對某些重大資源型行業的“線”

　　退。

　　有學者指出了“國進民退”的動因、危害、根源和目的。其動因是，“國進民退”符合權貴資產階層的利益，實際上是在權貴資本直接或者間接操控下展開的，它給有關的國有企業及其裙帶關係帶來了可觀的經濟利益，並將進壹步誘使更多的國有企業和部門，在更大的範圍內和更大的規模上，以更大的熱情去推動國有化進程。其危害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壹是由於政治權力的介入，破壞了公平競爭，損害了市場機制；二是削弱了民營經濟，損害了自由競爭和市場經濟；三是給國民經濟埋下隱患，醞釀了更深刻的社會危機。

　　其理論根源是“消滅私有制”，最終目的是推行“公有制”，實現“共產”。說白了，就是搶奪私有財產為權貴集團所用，這就是中共推行“國進民退”政策的真正原因。

　　五、習近平時代中共應對民營企業的策略

　　打壓嚴控習近平上台以來壹直在開歷史倒車，從其政策思想脈絡和實踐來看，大有退到鄧小平改革開放道路起跑線後面的趨勢。

　　1. 提高黨國國力爭霸世界的需要許多人對習近平千方百計打壓嚴控民企的行為感到不解。實際上，從習近平2013年在12屆全國人大上海代表團的政治講話之中就可以看出端倪。習近平在壹般性發言之後，出人意料地來了個重大轉向，特別強調“國家競爭力”，並指出中美之間的“競爭”將是以後中共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核心要素。 發展壯大黨國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是中共的壹貫方針，旨在鞏固壹黨專政，建立紅色帝國，爭霸世界。毛澤東當年為了與蘇聯爭奪對第三世界的領導權，不遺餘力地通過公私合營、人民公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將全國私營企業和私有資產黨國化，迅速提升（黨）國力。而習近平極力效仿毛澤東，要實現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與美國爭霸世界主導權，而國有企業是黨國經濟的核心載體和支柱，是實現中國夢的基礎，所以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成為習近平的主要戰略。  在2016年10月10日的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發表講話稱：“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必須不斷發展壯大，這個問題應該是毋庸置疑的，而我們有的同志也對這個問題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壹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錯誤的觀念。我們要善於從政治上看問題，決不能認為這只是壹個簡單的所有制問題，或者只是壹個純粹的經濟問題，那就太天真了！”

　　2016年7月4日的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上，習近平稱要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企，並且強調說，“要加強和改進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各級黨委和政府要牢記搞好國有企業、發展壯大國有經濟的重大責任，加強對國有企業改革的組織領導，儘快在國有企業改革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成效”。西方常常對中國的國企有誤解，以為它們真是國家所有，殊不知在中國，國有即黨有、黨有即官有。所有的國有資產都是黨產，為中共政權和中共金字塔頂層的極少數人服務的。

　　對國有企業地位的加強，實際上就是在加強黨的領導和黨對國家和社會的控制。

　　由於改革開放40年，民企在政策的夾縫中迅速發展壯大，已經開始在經濟上動了效率低下國企的奶酪，威脅到國企的利益。打壓嚴控民企，推進國企對民企的搶收強購、吞併重組，進壹步加強國企對資產資源的高度壟斷，通過大資源、大聯合、大配置使得國企形成規模競爭能力，使之在國際爭霸中為中共服務。

　　2. 消除黨國執政安全隱患：政治風險另壹方面，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改變世界的有以下五種力量，即：宗教、行政、資本、輿論、智庫。 4 這五種力量既相互支撐又相互制約。其中，宗教是國家精神的源泉，行政是國家的管理機構，輿論主要是大眾意見，智庫主要是戰略和策略研究，而上述四種力量又都需要資本作支撐，作為資本來源的民營經濟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原動力。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民營企業家對宗教、行政、資本、輿論、智庫這五個領域的影響越來越大，相互關聯也越來越強。這也是中共統治者對於民營企業家最忌諱的壹點，因為民營企業家代表的是資本。前面我們提到中共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壹直處在極度矛盾之中：壹方面，如果消滅了民營企業，中共就會害怕失去維持其政權的重要經濟基礎；另壹方面，如果任由民營企業發展壯大，中共又會害怕民營企業的崛起動搖中共政權。隨著企業的壯大，民營企業家爭取規則的制訂權和政治話語權的訴求就會越來越強烈。很顯然，這就會對中共的統治構成日益嚴重的威脅，這是中共統治者的壹塊“心病”。

　　而且在中國的特殊的國情之下，成功民營企業家利用各種政治光環，在政治關係中尋租或獲取政治保護傘，但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家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開始認識到制度缺陷是其發展生存的瓶頸，他們的訴求逐漸從經濟層面向政治層面轉化，從過去尋求體制內代理人到開始直接支持參與和介入維權，提出政治訴求和公民權利訴求。

　　改革開放初期的民企四通集團公司創始人萬潤南用2萬元借款起家，1988年營業額達8億， 1989年民運期間積極支持和引導學生抗議，並推動召開壹次人大常委緊急會議消除軍事鎮壓威脅，被中共當局列入〝六四黑手〞名單，被迫流亡海外。IDG創業投資基金高級合伙人、鼎暉創業投資基金合伙人及創始人王功權，與許志永同為中國新公民運動的主要發起人之壹；王功權開始推動教育平權，旨在取消大城市中考和高考的戶籍限制，又出資出版影響很大的《公民社會評論》，並公開與許志永、徐友漁等發起《公民承諾》倡議書，支持保護公民的權利。2013年，王功權被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罪名刑事拘留。

　　另壹位民營企業家勾洪國是北京澳客築巢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和北京萊輻烯德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他積極參與中國民主轉型運動，資助和組織各種維權活動，2016年被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彭明是更早的壹位參與政治的成功民營企業家。他曾擔任多家公司總經理、董事長。彭明1998年創立有萬名成員的組織“中國發展聯合會”，旨在推動中國和平發展，發起討論中國敏感政治問題，遭到中共查抄，並被勒令解散，彭明被迫而流亡美國，繼續推動中共政權更迭。2004年彭明在緬甸被綁架回中國，“組織和領導恐怖組織罪”判處彭明先生無期徒刑，2013年死於中共監獄。

　　2013年以來，許多中國民營企業家參與了所謂中國“送飯黨”，即為中國的良心犯、陷於囹圄的持不同政見者及其家屬提供經濟支援的壹個群體。他們通過互聯網和其他渠道募集資金，對選定的良心犯家屬進行捐助。

　　中共最擔心的就是民營企業家有組織地集體叫板、上書干政，因為企業家組織能力執行能力強，有可以掌握和調配資源來收買和影響權力，所以習近平上台後，對民營企業家的防範心理超過了對其經濟貢獻的考量。

　　3. 消除黨國執政安全隱患：經濟風險中國民營企業掌控數百萬億資金資產的資源，尤其是民營金融大鱷每個人都掌控海量金融資源，由於中共對市場化和法治化的牴觸，在重大問題上，中共以所謂“政治規矩”治國，而民營企業家階層不是“政治規矩”的忠實遵守者，隨著他們財產的增加，對其控制變得困難，每個人都是潛在的威脅，因為他們操控的資金以利益最大化為目的，並不主動配合中共對經濟的計劃性，在中共看來，某些情況下，甚至足以“搞亂”金融市場，引發金融風暴。

　　習近平上台之後，沿用了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搶奪侵吞了民企財產的做法，通過反腐運動重點打擊掌控大量資源的中國民營企業富豪大佬們，其中包括金融大鱷肖建華、盤古郭文貴、股神徐翔、安邦吳小暉、平安段偉紅、華信葉簡明、娛樂“豪門” 范冰冰、海航王健、萬達王健林、京東劉強東等人。萬達、海航等公司都被迫廉價變賣海外資產，將現金轉回國內。阿里巴巴的馬雲被迫交出其網絡金融業務，主動退休。這些都表明中共即使允許民營企業在壹定時間內繼續存在，但不再打算讓政治上不是絕對可靠的民營企業家繼續擴大規模。正如哈佛大學亞洲中心高級研究員奧佛霍爾特所說：“習近平政府正吞食私營部門，而這些部門實際上位中國帶來好處。私人部門不僅缺乏所需的資金，國有企業還正在吞噬他們。這背後的想法是，中國政府認為他們壹旦擁有這些大企業，他們在政治上就會取得更多控制……如果中國政府從對國有企業和法院的直接控制當中退回壹些，將會對經濟、習近平的自信和法治帶來好處。相反地，我們看到的是壹個在各個層面上，都要確保其政治掌控力的政黨。”

　　4. 原教旨主義和現實政治的需求習近平主持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這樣做的目的是保證社會主義基本性質不變，民營企業可以在這個框架之下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壹部分，參與準備必要的物質條件，向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形態過渡。

　　2018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共產黨宣言》及其時代意義舉行第五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強調要“深刻感悟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真理力量”。可見，習近平信奉《共產黨宣言》所宣稱的原教旨主義——採用階級鬥爭的方式“消滅私有制”——的“初心”並沒

　　有改變。 只要中共當權者認為民營企業的發展已經對其政權構成了威脅，就會對民營企業採取必要的行動來遏制這種勢頭。其實，在這次集體學習之前，中共的專家就已經開始了理論預熱。  因此習近平牽頭的這次學習既可以看作是對前幾年中共控制民營資本的壹次理論升華，又可以看作是後來進壹步控制民營資本的壹次理論引導。

　　不過，不管理論多麼有誘惑力，中共也不得不面對現實。到了習近平時代，中共改革開放已經歷三十多個年頭，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已經獲得了長足的進展。中國民營企業稅收貢獻率占50%以上；GDP貢獻率占60%以上；技術創新成果占70%以上；解決了80%以上的城鎮勞動者就業；企業數量占了90%以上。  民營企業的大量存在使得中共在對待民營企業的策略上無法採取壹刀切的簡單處置，既不能使用毛澤東時代的任意“消滅”策略，也不再允許鄧小平時代的大尺度“發展”策略。對於習近平時代的中共來說，最好的方式就是，既要保證民營經濟為中共政權持續輸血，解決就業問題，又要保證民營經濟的發展不會突破中共有效掌控政權的“臨界點”，這個方式就是“控制”其發展。這種選擇，是在理論和現實的雙重擠壓下，為了維持其政治統治，保住政權，中共所能夠接受並採用的“效益最大化”的壹種策略，那就是在毛鄧之間選擇壹條“中間道路”，也就是所謂的習近平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必須指出的是這個“中間道路”實際上是在打壓嚴控的基礎上實施的。在習近平堅定做大做強國企政策的鼓勵下，中國“資深金融人士”吳小平發表文章，提出“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應逐漸離場”，引起民營企業家驚恐，普遍認為中共要對民企和民營經濟下殺手，導致眾多的企業家紛紛關閉業務，倉皇出逃，用腳投票離開了中國。

　　2018年10月左右，這種驚慌的嚴重性和廣泛蔓延讓習近平不得不在策略上有所調整，以避免經濟領域的“不穩定”局面出現。習近平清楚地認識到壹旦民營經濟崩潰，中共的執政基礎及其合法性將會動搖，為此，他在短時間內口氣大改，數度喊話安撫民企和民營企業家，給他們吃“定心丸”。2018年11月1日，他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稱：“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並出台壹系列措施為民企紓困，其中包括減稅，寬鬆融資，公平競爭環境，保護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全等。此後，中共法院也聲稱開始平反民營企業家的冤假錯案，但是只占冤假錯案中的極少數，只是出於宣傳上的需要，完全沒有保障市場化和法治化的任何系統性舉措，因而只是壹種欺騙性策略。

　　對民企的打壓是習近平政治倒退的壹個組成部分，中國人民大學聶輝華教授在訪談中含蓄地指出了這壹點：“凡是極左思潮盛行的時候，都是民營企業受到挫折的時候；凡是民營企業發展比較快的時候，都是極左思潮被打壓的時候。所以，如果真的要讓企業安心，穩定企業家的心，與其發那麼多文件，不如向極左思潮亮壹次劍。我的觀點可能很極端：十次講話不如壹次亮劍。如果敢於對極左思潮亮劍，那麼民營企業就安心多了。”

　　在下壹章中，我們用壹些實際案例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具體壹步步將民企逼上絕路的。

　　六、習近平打壓民企的實例和手段

　　1. 全方位的“國進民退”

　　習近平對民營企業的打擊手段是壹套明搶暗偷、全面掌控的“組合拳”，下面的案例雖然 是冰山壹角，但大體體現了習近平時代，中共打壓、嚴控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兼併侵 占民企資產，加速吞噬民營經濟的種種做法。

　　案例:2018年1月2日，壹段視頻引起網絡熱議，視頻中，黑龍江亞布力陽光度假村董事 長毛振華稱自己在亞布力“被欺負、被愚弄”，“這個管理委員會來了之後，是亞布力最 黑暗的日子”。

　　毛振華在視頻中控訴亞布力管委會及其執法機構非法侵占23萬平方米的土地，建設非法 棧道、攔截旅行社、強買強賣等行為。

　　“在這裡，我們壹個正常經營企業，動不動就執法機構來威脅我們，今天查這個，明天查 那個，又是公安，又是什麼食品檢驗，又是什麼鍋爐檢查，天天找我們麻煩，他們沒有為 我們辦壹件事情。”毛振華在視頻中說。據媒體報道，最近壹個月亞布力管委會以各種名 目對陽光度假村進行檢查執法，陽光度假村管理人員持續受到度假區公安局的傳喚。亞布 力陽光度假村總經理薛東陽曾在1月2日稱，亞布力管委會動用當地公安力量，傳訊公司 各級管理人員，弄得人心惶惶。“2017年12月初，我們在進行雪道維護時與現場租用人 員產生矛盾，事件進壹步升級。”

　　公開資料顯示，2014年5月，黑龍江省委、省政府組建了由省長任組長的亞布力滑雪旅 游度假區改革工作推進組，成立了新的省政府亞布力滑雪旅遊度假區管委會，作為省政府派出機構，由黑龍江省森林工業總局代管，黑龍江省森林工業總局局長王敬先兼任亞布力 管委會主任。

　　王敬先還是中國龍江森工(集團)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黑龍江省森林工業總局與龍江 森工是兩塊牌子壹個機構，後者投資了10餘家公司，包括黑龍江亞布力亞雪旅遊集團有 限公司，其董事長為王敬先，法定代表人李春偉同時也是亞布力管委會規劃發展處處長。

　　亞雪旅遊集團有限公司旗下包括旅遊經營公司、旅遊運輸公司、旅遊建築公司和雪亞旅行 社。亞布力陽光度假村與之業務多有重疊。

　　有媒體援引知情人士的說法稱，亞布力管委會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其下轄多個企業與 景區其他企業存在競爭關係，因此造成了矛盾。毛振華在視頻中控訴，“他們是政府，但是他們也是個企業，他們打著政府的幌子，非法奪走我們民營企業，讓我們外來的在黑龍江嘗到了苦和難。”

　　亞布力陽光度假村總經理薛東陽稱:“我們是最早到亞布力來進行旅遊開發的，而亞布力 管委會自2014年介入亞布力後，非法侵占陽光度假村公司23萬平方米的土地，包括占用 我們的雪道造雪廠，反過來和我們壹起競爭。競爭出現矛盾時，亞布力管委會就動用行政 力量對我們進行打壓。”

　　案例:80後劉忠良民企創業尷尬困局這個案例最典型地反映了習近平時代民營企業家惡劣的生態環境，及其創業和生存的艱辛 (此案例基於劉忠良自述文章):

　　80後劉忠良2015年創建中能國業(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從事熱超導無機傳熱技術推廣。 他首先碰到的問題是中國法律障礙，法規規定註冊公司必須是商用辦公地址，中國不允許 像喬布斯在自己車庫創建蘋果公司，必須僱傭會計人員。租商用房和雇會計壹下就讓其創 業成本飆升幾十萬人民幣。由於中國土地壟斷、低土地供應，人為製造高房價高房租，結 果造成中國房價畸高，提高民營經濟成本、擠壓民營經濟發展。

　　此外各種各樣執照許可證繁文縟節數不勝數。個體戶不敢轉為企業、小規模納稅人不敢轉 壹般納稅人，因為壹旦初具規模，工商、稅務、公安、環評、城管接踵而至，各種檢查找 上門了，各種打點的錢或上繳的錢極大增加。另外，中國是國企為主導的經濟制度，壹方 面國企高管普遍不作為，無利不起早，另壹方面國企壟斷了上游的基礎產業，提高民營企 業的原料產品價格或獲取難度，同時又壟斷了很多市場，扼殺了民企的生存空間，讓其難 於發展，甚至逼死很多民營企業，被迫被賣身給國企或外企。

　　中共黨國的信貸系統壹方面不斷向效率低下的集權經濟和殭屍國企大量授信，另壹方面又 對創業民企的歧視百般刁難和歧視，讓劉忠良無法從銀行借到錢，只能到民間融資，但民 資利率高達60%。

　　由於中國股市未實行註冊制，大量民營企業不能上市，風險投資不能在上市獲利退出後再 投資，民營企業及其股東缺少資金進行再投資，結果導致天使投資和風險投資更加稀缺， 創業及新企業發展更加艱難。

　　高稅費和社保金等其他費用讓民營企業不堪重負，綜合考慮稅收、政府性基金、各項收費 和社保金等項目後的稅負達40%左右。在高稅負壓力和國有及行政壟斷擠壓之下，民營企 業為了生存，被迫偷稅漏稅或違反相關法律規定，也就是被迫違法犯罪。在中國創業，當 中國的企業家，尤其是民營企業老闆，真苦、真累、真危險!

　　從社會層面來說，當下像劉忠良這樣的年輕人就業和創業都極為艱難，導致社會階層向上 流動板結。政府鼓勵“萬眾創業”，但沒有權力背景的人創業，多數是血本無歸。

　　劉忠良認為造成以上種種困境的核心問題是，受到權力支持的集權經濟擠壓民營自由經 濟，讓其瀕臨破產，而代表少數人利益的集權經濟嚴重遏制代表絕大多數利益的民營經 濟。這是中國民企危機的實質。

　　2. 明火執仗“劫富濟共”

　　在習近平時代，通過發動新壹輪“劫富濟共”運動，明火執仗地強行搶奪民企資產和市場 份額是中共的主要做法。習近平上台後強調金融安全，全面加強金融監管，沒收民企和金 融大鱷資產是其金融風險防控戰略的重要部分。民營金融界因此成了“劫富濟共”的重災 區之壹。為了控制社會流動資本，從2015年開始，中共十部委聯合對所有網上支付平台 實施全面監控，並全面控制個人外匯流通規模。2017年，對明天控股肖建華、安邦吳小 輝等壹大批資本巨頭設法拘捕，並強行將壹批民企巨頭收為國有。與此同時，阿里巴巴旗 下的支付寶也被收歸國有。各地政府也如法炮製，壹時風聲鶴唳、人心惶惶。

　　案例:億萬富豪肖建華被跨境綁架失蹤案肖建華(1972年—)，系集團公司“明天系”的幕後控制人。經過他多年的經營，“ 明天系”掌控9家上市公司，控股、參股30家金融機構。這30家金融機構包括12家城商 行、6家證券公司、4家信託公司、4家保險公司、2家基金公司、1家期貨公司、1家資產 管理公司。這些機構資產總規模近萬億元人民幣。2017年1月27日，肖建華被不明人士 從其所在的香港的四季酒店與其保鏢壹起被5至6名便衣公安綁架帶返內地。四季酒店向 香港警方提供閉路電視片段，雖然無顯示房間內的情況，但肖建華被帶走時在走廊和電 梯內並無反抗。後經證實，肖建華已經以非正常方式被帶離香港，有媒體報道稱，肖建 華現在被關押在上海松江，由正規軍隊而不是武警部隊看守。肖建華有加拿大公民身份， 目前已被關押近兩年，但外界幾乎完全無法了解其遭遇。明天系的幾項主要資產已經掛牌出售，如華夏人壽保險(Huaxia Life Insurance)的股份出售給中天金融(Zhongtian Financial)，另據《財新》雜誌報導，“明天系”還計劃出售部分其所持的包商銀行股 份。

　　案例: 安邦吳小輝億萬資產被搶奪吳小輝是安邦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安邦保險)創始人，安邦保險是壹家全球化 的保險公司，總資產約為19710億人民幣。安邦在全球聘用了3萬多名員工，擁有超過 3500萬客戶和遍布全球的服務網絡。業務領域涵蓋壽險、財產險和意外險、健康險、養 老險、銀行和資產管理等多種業務，包括安邦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安邦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和諧健康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安邦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等多家子公司。 它是中國最具盈利能力的保險公司之壹。近年來安邦保險壹直大舉在海外收購資產，包 括2014年出資19.5億美元買下的紐約華爾道夫酒店，2016年從黑石集團(Blackstone Group)以65億美元買下的的戰略酒店及度假村(Strategic Hotels and Resorts)。2017年 安邦保險集團入選《財富》世界500強企業，排名139位。2017年6月14日，中共拘留了 安邦保險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吳小暉，半年之後，中共當局於2018年2月23日突然宣布 接管安邦保險，並宣布將依照“依法”起訴吳小暉。上海市第壹中級人民法院於2018年 3月28日公開開庭審理對被告人吳小暉，並以集資詐騙罪和職務侵占罪判處有期徒刑18 年，沒收財產人民幣105億元。至此30多家吳小暉親屬團股東全部出局，安邦保險為3家 國企所持有:保險保障基金持股98.23%，還有兩家國資上汽持股1.22%、中國石化持股 0.55%。吳小暉被抓後，安邦集團的法人代表已由吳小暉變更為何肖鋒。何肖鋒為安邦保 險接管工作組組長，為原中國保監會發展改革部主任。

　　案例: 政泉郭文貴被處史上最高罰款中國富商郭文貴2013年因與合伙人北大方正集團總裁李友發生商業糾紛，遭李友舉報， 導致郭文貴2015年流亡海外，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馬建被雙規。2017年初，郭利用海外媒 體發聲，聲稱為了“保命，保錢，報仇”，披露多位中共權貴包括主管反腐工作的王岐山 等人涉嫌貪腐醜聞，也披露了他和北大方正集團前任總裁李友之間的商業利益爭執。中共 抓捕了其家人、公司員工，同時啟動國際行動要將郭遣返回中國。2018年10月，郭旗下 公司北京政泉控股被遼寧大連市法院以“強迫交易罪”判罰600億元人民幣，創中共建政 以來最高金額的法庭罰款判決。郭文貴手下5名公司高管分別被裁定“強迫交易”和“挪 用資金”罪名成立並判緩刑，5人都表明不上訴。

　　法庭稱，2008至2014年，郭文貴決定以政泉的名義收購中國民族證券公司的股權以實現 控股。郭與時任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馬建共謀指使手下高管直接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施壓，威 脅、排擠競爭對手，最終政泉成功對民族證券控股。在此過程中，政泉非法獲利約119億 元。法庭稱民族證券已收到還款共計4億元，判決凍結政泉控股持有的18億餘股方正證券 股票，扣除其投資支出的60.9億餘元後的所有違法所得予以追繳，上繳國庫;並繼續追 繳被挪用未歸還的資金16.3億餘元。

　　壹位中國法律專家對此案“強迫交易罪”提出如下看法:

　　壹、任何法律訴訟都應有主客體。按中國的刑法，企業法人是不承擔刑責的，只承擔民事 賠償責任，刑事責任要由自然人承擔，如企業法人代表、實際控制人、股東、代表企業利 益的相關負責人等，但必須要有充分認定的犯罪事實、證據，與受到侵害的控告人。本案 應有充分的證據、證人唯壹指向郭文貴本人或指使他人有犯罪嫌疑，且取證的程序要合 法，要當庭質證，否則不合法;就不是依法庭審，依法宣判，判決書稱，五名服判者均受 到郭的指使，但並未見實物證據。

　　二、“強迫他人交易”罪，是採用暴力威脅等手段強買強賣，理應是刑責，而被強迫交易 的受害者是誰?(只能是自然人，不能是企業)判決書裡沒有具體的人名(只是稱向單位個人威脅)，也就是沒有刑事控告的主體，壹個連主體都缺失的訴訟何以成立?

　　三、判罰金額沒有法律依據，像是為郭量身定做的。不多不少，600億罰款差不多就是政 泉控股在國內的全部資產。郭文貴壹案，取證不合法，程序不合法，有先定性後罰款的高 度嫌疑。在民族證券與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兩個企業的兩次股權轉讓中或轉讓完成之後 (從2008年至2014)長達六年的時間，轉讓方從未就不公平交易而提出異議，或民事訟 訴。

　　對這壹判決的疑問還表現在法庭不僅未出示政泉非法獲利約119億元的證據，並且將政泉 控股持有的價值數百億的股票低價估值，予以沒收，完全上繳國庫，而不是用來返還給所 謂受害者的中國民族證券有限公司。

　　案例:國企收編支付寶及第三方支付平台案馬雲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寶是中國國內領先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其用戶壹度達到兩億多。據易觀發布的最新數據，2018年壹季度，支付寶的交易規模已經達22萬億元人民幣，占移動支付首位，因此也動了國有銀行 的奶酪。自2016年以來，人民銀行連番發文 整肅支付寶等，要求其必須停止直連銀行， 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 四大國有銀行聯合施壓，使支付寶受到轉 賬、條碼和持有額度的種種限制。央行多次 約談螞蟻金服，叫停花唄借唄金融等產品; 螞蟻基金也被關停; 天弘基金餘額寶的利息 被人為地壹再壓低。

　　最終，2017年央行下發《關於將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由直連模式遷移至網聯平 台處理的通知》，硬性規定自2018年6月30日起，支付寶和其他支付機構受理的涉及銀 行賬戶的網絡支付業務全部通過央行旗下的網聯平台處理，壹是斷開直連有利於監管部門 掌握支付機構的資金流和信息流等，清理市場亂象;二則剪斷了支付機構與銀行之間的利 益鏈;還要求各銀行和支付機構於2017年10月15日前完成接入網聯平台和業務遷移相關 準備工作。央行支付結算公司僅憑壹紙通知，就將以支付寶、微信支付為代表的第三方支 付機構、網聯平台盡收網中。2017年6月30日，網聯平台宣布正式啟動業務切量，包括 支付寶、財付通在內的9家機構接入，這些機構的網絡支付和移動支付的交易規模合計占 比超過96%。共有12家銀行在6月30日前已先後完成接入。上述接入銀行所復蓋的個人 銀行賬戶數量，在市場份額占比超過70%。馬雲無奈地表示:如果國家需要，隨時可將 支付寶無償貢獻給國家。2013年，馬雲接受《時尚先生》採訪時曾談到，“中國的企業 家確實沒有好的下場。”

　　案例:“依法搶劫”黃岡糧油店案2016年12月15日，湖北黃岡市黃州區的小商戶張月華的糧油店裡來了幾名黃州區食藥監 局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他們藉口懷疑店內某品牌食用油有問題，要帶走樣品調查。 按照規定，執法人員應該向經營者提供相應的執法依據，但執法人員拒絕出示相關文件， 直接從店裡往外搬油，壹次性拿走了36瓶食用油，老闆張月華情急之下說:“妳這是搶 劫!”面對商戶質疑，執法人員張杰大言不慚地說: “我就是搶劫，我是依法搶劫!” 最後 又補了壹句:“妳要明白壹條: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頭。” 這種利用權力，通過欠缺 監督約束的審批制之下的“吃拿卡要罰”環節，明火執仗地“依法搶劫”，其名目繁多， 花樣翻新，數不勝數，大大增加民企的成本。壓得民企喘不過氣。

　　3.混水摸魚暗偷民產除了明火執仗強搶民企資產之外，中共吞噬民營經濟最有效、迅速的方式是利用各種各樣 的經濟政策來控制民企發展規模和吞噬民營經濟，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其中做法之壹，被 人們形象地稱為公私合營2.0版。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即讓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 叉持股、相互融合，其主要目的是吸收民營資本。很多民營企業家認為這壹舉動實際上是 以改革國企為名，讓國企藉機大規模兼併民營企業，利用國資“抄底”收購民資上市公司。據統計，2018 年至今已有近 160 家上市公司的大股東簽署了股權轉讓協議，其中 22家接盤方均為國資，接盤總市值已超過1330億元。僅9月上半月，便有6家上市公司計 劃向國資轉讓股份、控制權。

　　國資接盤的上市公司，大多存在極大的股權質押風險。如深圳國資控股的怡亞通，其控 股股東共計質押該公司5.66億股，占其所持股份的73.82%。民企科陸電子控股股東饒陸 華，股權質押比例更高，已質押4.53億股，占其所持股份的99.45%，而赫美集團的第壹 大股東質押比例也已接近100%。國資可以輕而易舉地抄底這些民企，根本不會帶來所謂 混合所有制結構的優化，以及業務的強強聯合。混改實際只會產生兩種結果，壹是民企被 大規模吞併，二是國資流出中飽貪官私囊。

　　案例:中國聯通“混改”

　　中國聯通近幾年成為國內三大電信運營商中業績最差壹個，國企病比中國電信和中國移動 更重，近幾年來業務營收負增長，利潤下滑，已接近虧損邊緣。官方多次強調，聯通混改 不是為了籌集資金，而是優化結構。實際上，從財務報表上看，公司資產負債率為61%， 並不算高，說明聯通不是缺資金而更缺的是企業管理與創新的體制與機制。

　　然而，聯通2017年公布了規模高達780億元的混改方案，騰訊、京東、蘇寧雲商、滴滴出行、網宿科技、用友網絡、宜通世紀、光啟互聯、中國人壽等中國若干互 聯網公司悉數參與，每家投入幾十億至百億的資金入股。聯通“混改”方案實現後，聯通 集團合計持有中國聯通36.67%的股份，包括民企在內的新戰略投資者和核心員工合計持 股約35.19%，其他持股者為壹般中小股民。聯通“混改”後所有制並沒有改變，仍是國 資控股的企業。7 聯通混改吸納了七百億民企資金，為做大做強提供了財務基礎，有更多 的財力來研發新產品和服務。但是除了吸納巨額民企資金，聯通並未引進民企管理與創 新的體制與機制，民企對聯通也沒有話語權和管理權，企業管理高層的任免，仍然由政府 國資主管部門決定，民企也無權決定公司內部的任命。按中共企業黨建工作的要求，企業 黨委或黨組決定中層以上幹部的任免。正如杭州娃哈哈集團老闆宗慶後所指出的，民企“ 以高昂的價格與代價獲取國企少量的股本，進入後既沒有話語權、決策權，亦改變不了國 有企業的機制。”除此以外，國企和民企的目標不壹致，壹個是執行黨的政策，壹個要賺 錢。混合體制不可能改變聯通黨的領導和黨的決策。正如中國壹位經濟評論家所說，聯通 混改不過是壹場“豪華盛宴，最後將會是壹地雞毛，不會對改善聯通的經營困境有實質性 的幫助。”

　　更為詭異的是，聯通混改通過股權激勵方案，給遠低於市場價格的股票給了公司高層管理 人員和技術骨幹，變相地吞噬了國資和民資，讓那些把企業搞得壹塌糊塗毫無業績可言的 官僚壹夜之間暴富。

　　4.血染的民企融資路由於中國的包括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構建、執行運行體系、風控標準等等方面的制度性弊 端，中國民營企業永遠不可能享有與國企同等的待遇和權利。民企這種被歧視性地位在融 資、借貸、授信方面體現最為明顯。銀行只鍾情於國企和政府投資平台，民企歷來向國有 銀行貸款困難，銀行通過種種藉口不借貸，或“肆意”通過各種苛刻條件增加貸款成本， 或抽貸等方式置民企於死地，讓民企舉步維艱，只好靠借高利貸為繼，造成惡性循環。在 經濟下行的當下，民企借貸授信處境更為糟糕;民營企業家不僅貸不到款紓困，而且也無 門公開募集資金，民間集資者甚至會被政府以“非法集資”關進監獄或整死。所以，民企 融資路是鮮血染成的說法並不完全是誇張。《上海證券報》文章稱，在所謂混改中，“有 分析人士認為，部分民企由於壹時的流動性困難尋求轉讓，但所處行業前景不差，也有壹 定市場地位，國資進駐後有望盤活資產，不排除這些企業未來還能產生不錯的效益。”這 也反映了金融對國企、民企的不同對待，使民企處於被動地位。據統計，2013年以來， 流向民營企業的銀行信貸所占的比重下降了80%。

　　案例:曾成傑等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職務侵占案曾成傑是原湖南三館房地產開發集團有限公司總裁、湘西州政協委員。他在上世紀90年 代初期從做小包工頭開始成為頗具規模的地產開發商，2003年，曾成傑獲得湖南吉首三 館地區開發權，因為開發費用巨大，從國有銀行貸不到款，在當地政府公開大力支持和提 倡下，部分工程款項從吉首當地的民間集資。當地政府2008年換屆之後，新領導要重新 利益洗牌，對民間集資的態度發生180度轉變，地方政府以內部通知的方式要求黨政幹部 退出民間融資，提前收回本金和利息。“民間集資非法”的消息在坊間流傳，立即引發了 擠兌，從而引爆了民間融資群體性事件，將曾成傑被當作替罪羊，他在政府提倡下的民間 集資行為被加上非法集資詐騙的罪名。難以令人置信的是，曾成傑作為嫌疑人還沒有被定 罪時，他的財產已經被政府處置了。當地政府違反法定程序將三館公司當時(經資產評估 和清產核資)價值23.8億元(現在價值超過40億元)的資產，以3.3億元的低價變賣給湖南省 財政廳下屬國企，並以其低價變賣的結果認定三館公司資不抵債。曾成傑於2013年被核 准死刑秘密槍決，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曾成傑的律師王少光認為，湘西政府新領導對民間融資的180度的轉彎和打壓，實際上就 是在排擠政治異己，因為其他同樣參與民間融資的企業家均被釋放，唯獨曾成傑由於跟 前任州長關係密切而被置於死地。王少光說:“說到底，壹直到現在，包括吉首在內的 湘西廣大地區，還在搞民間集資。前段時間我接到吉首群眾舉報，說曾成傑的三館公司被 政府變賣後，新接手的領導也在繼續集資。由此可見，問題的關鍵不是做什麼，而是誰在 做。”

　　在中國經濟下滑巨大壓力之下，中國銀行對資金運轉困難的民企不是幫助其紓困，而是用 抽貸手法落井下石，將成千上萬地民企推向破產的火坑。下面幾個案例雖然是冰山壹角， 但頗能反映民企的融資困境。

　　案例:山東聊城於歡“辱母殺人案”

　　民營企業家蘇銀霞是山東源大工貿有限公司創始人，生產汽車零部件，以前年利潤可達 200萬至300萬元，但2014年中國經濟下滑後其資金鍊條發生問題，源大工貿在另壹公 司的擔保下從兩家國有銀行獲得了2000萬貸款。貸款到期後，源大工貿四處湊錢包括借 年息為120%高利貸還款以期續貸。然而當蘇銀霞借錢還上銀行貸款後，銀行以風險為借 口拒絕續貸，導致源大工貿資金鍊完全斷裂。蘇銀霞東拼西湊，還了高利貸者吳學占的 184萬元現金，並拿自己價值70萬元的房產做抵押，但仍欠17萬高利貸債務。2016年雙 方矛盾加劇，吳派出暴力討債人員。討債人員暴露生殖器侮辱蘇銀霞，其子於歡用水果刀 殺死壹人，殺傷三人，被判無期徒刑，後在民眾的聲援下改判為5年。民企在國有銀行貸 款難，難於上青天。導致地下錢莊的高利貸盛行，涉黑性質的暴力催債近年來引發了數百 起高利貸刑事案件，包括致人傷亡的惡性犯罪。

　　案例:權天林走投無路自縊解脫寶雞聖豐乳業董事長權天林將扶風縣天度鎮西權村壹家村辦企業“穀物蛋白廠”發展成 為頗具規模的乳製品企業，其產品“小花牛”遠銷上海、浙江、江蘇、山東、四川、河 北、河南、甘肅等省市及省內各地市、縣區。近年來市場疲軟，聖豐乳業產品銷售下 滑。2016年市場更不景氣，導致權天林走向血染的民企融資路。他於2016年共向寶雞市 農業發展銀行貸款近1800萬元，由於銀行催繳貸款並承諾還款後續貸，迫使權天林借高 利貸2000萬元還款。但當其還清農發行貸款後，銀行反悔，停止向其貸款。最終，林在 高壓之下選擇自殺解脫困境。

　　案例:民營企業家因維權案遭死亡威脅被迫流亡美國浙江省溫嶺民營企業家黃文慶1980年代開始創辦漁付產品加工場，1984年開始建設改革 開放後中國最早最大的第壹家私營影劇院，1986年開始做水產冷凍廠。後來冷凍廠出現虧損，在貸款時間未到期前被銀行違約提前抽貸，黃向台州市中級法院提起訴訟遭判敗 訴，冷凍廠和影劇院遭封。隨後黃走上了上訪之路，2011年在當地醫院離奇死亡。家屬 報警不立案，醫院還不斷恐嚇家屬。黃的外甥陳祥衛也是黃的生意合伙人隨後因進京上訪 過於頻繁，被市級、省級、至直公安部將本人列入重點維穩黑名單，2014年5月陳和股 東去當地政府反映問題遭到暴力對待。2016年4月陳遭派出所扣押。 隨後陳因為經常給 政府製造麻煩多次被國保約談甚至遭到死亡威脅，2017年8月陳被迫逃往美國。

　　銀行的這些做法是普遍和系統性的，源於中央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性金融政策，不僅造 成壹些民企傾家蕩產，家破人亡，而且讓民企整個生存環境惡化，經營成本增加，艱難度 日。從2013年開始，中共全面收縮各大銀行對民企的貸款規模，增加民企營運成本，中國財科院的研究數據顯示，民企的銀行貸款成本比國企高出接近2個百分點，債券融資、股權融資兩種方式民企的融資成本比國企高約1個百分點。

　　通過增加融資難度和成本驅趕消滅政府不喜歡的民企也是中共政權的壹個陰招。如工信部 印發了《產業結構調整目錄》，其中規定了被淘汰和要支持的行業、企業，銀行不會給不 符合《產業機構調整目錄》規定的行業和企業貸款。

　　由於銀行信貸收緊，企業各個融資渠道都面臨價格上漲、額度緊張。據了解，目前企業的 非金融機構融資成本已經達到20%。而壹些小微企業更是面臨無錢可借的境地。於是，企 業家們各顯神通，採用壹錢多用，額度滾動，小額借款，多家拼湊等方法，來渡過資金難 關。

　　案例:民企融資昂貴秦楠是北京威斯汀豪斯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這家民企成立於2004年，公司有幾十項專 利技術和領先的自主知識產權體系，信用良好。2017年5月，該公司向北京某銀行申請 壹筆500萬~1000萬元的貸款，銀行因其無地產等不動產抵押，拒絕貸款，秦楠只得通 過擔保公司，抵押了價值近4000萬元的股權和部分核心專利。但是擔保、質押、變更手 續繁多，涉及若幹部門，他費時5個月才拿到500萬元貸款，壹算下來，成本達到貸款 的10%。貸款到期時，因為資金周轉問題，他只好從民間借高利貸償還銀行貸款。2018 年，秦楠向銀行提出續貸，但銀行的放貸條件更加嚴格了，除了專業擔保，還需法人、股 東、核心技術人員做個人擔保，而且還要子女擔保。秦楠稱不但向銀行貸款抵押難，即便 貸到款，銀行也會將其支付利率往上浮10%~15%，遠遠要高於國有企業。

　　據中國官媒報道，浙江省有300多萬戶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超過60%的企業或個體工 商戶貸不到款。而占浙江省中小企業總量95%的製造業中小企業，能從銀行渠道獲得貸款 的僅占1%，80%以上依靠自籌資金或民間借貸。另壹項調查顯示，在全國範圍內，100 家有銀行信貸需求的小微企業中，只有57.8家去銀行申請貸款。剩下的民企因銀行貸款 標準高、手續繁、時間長、隱性費用高而卻步。財務顧問費、承諾貸款收費、快放費、資 金調劑費、人情費不壹而足，這些費用通常是貸款金額的3%，甚至更高。銀行融資包括 隱性成本在內的各項成本加起來達到了17%。

　　銀行還用“以貸轉存”的方式敲詐民企。如民企在銀行的實際融資成本賬面上約為6%， 實際超過12%。民營企業的融資貴也因為銀行可以收兩遍利息。具體的做法是，先以貸轉 存，然後存單質押再融資。這種“以貸轉存”等做法是壹家民企申請貸款，銀行要求該企 業將全部或壹部分貸款存在銀行作為抵押，同時還要為這部分款項承擔利息。

　　案例:民企的融資成本是如何被推高的?

　　A企業向銀行申請貸款1億元，銀行要求這1億元A企業不能直接提走，需存在銀行變成1 億元的存款。然後A企業用存單質押，再向銀行申請1億元的貸款。企業拿到手的資金1億 元，但倒騰壹遍後在銀行賬上變為“貸款2億元，存款1億元”。對企業來說，其賬面貸 款2億元，實際到手的融資額僅1億元，承擔的卻是2億元的利息。壹般資質不錯的民企貸 款，基準利率上浮30%以上，表面貸款年化利率約6%，但兩筆貸款利息12%以上，存款 的利息約1.3%-1.5%，扣除存款利息銀行實際收取的利息在11%以上。儘管如此，這個利 率仍低於非標和民間融資的利率，所以很多民企還是會接受銀行的這種要求。

　　由於習近平打壓嚴控民企政策，引起社會反彈，中共近期又改變策略，變打壓為扶植，決 定增加對民企貸款，還硬性規定了貸款比例:大型銀行對民營企業的占新增公司類貸款不 低於1/3，中小型銀行不低於2/3，三年後，銀行業對民營企業的貸款比例不低於50%。 這樣的做法仍然是治標不治本，甚至可能會製造更大的扭曲，導致貸款向不缺資金的民企 傾斜。民企的問題不僅是融資難，更重要的是其肩負的高稅負、高社保(五險壹金)和額 外的行政費等難以承受的企業的社會成本之重。

　　5.高稅負加高社保:政府轉嫁負擔，民企雪上加霜天津財經大學教授、稅務專家李煒光教授稱中國企業稅收、附加稅與各種商業保險之和占 淨利潤之比計算出的中國總稅率是世界最高的。中國企業的平均稅率達百分之八十多。 他還指出，中國企業的稅費實際負擔過高，過高的稅負對企業意味著死亡，相應的稅率或可以叫 做“死亡稅率”。 13 高稅率對 國企不會有影響，稅收不過是國 家把錢從左手換到右手，但對民 企來說則是生死存亡問題。

　　這樣的高稅率導致自2003年以 來中共財政稅收的年增長速度高居不下，財政收入大約占GDP 的20%，其實政府可支配收入占 GDP的比重更大，因為有大量預算外收入。據天則研究所所長盛洪披露，從1997年到2017年，壹般財政支出從占GDP比 重的11.7%增加到24.6%，提高了12.9個百分點。

　　更有甚者，由於中央政府允許無限制的地方超收，超收部分可以地方可以自行支配使用， 地方增收措施花樣百出，導致有的地方財政收入年增速甚至超過40%。相當部分的超收是 壓榨民企獲得的。

　　這些海量財政收入被中共政權用於維持其專政機器，豢養軍隊、維穩人員和供養各種龐大 的官僚機構。光財政供養政府人員壹項就達6400萬以上，按GDP比為美國的4.8倍。近幾 年來，中共壹直高喊為民企減稅，也出台了許多稅收優惠政策，但民企的稅費並沒有降 低，反而卻是越交越多。因為中共在實踐中是減了國企的稅，但加強了對民企的徵稅，尤 其是社保稅和其他隱性稅收大大提高，從而加重了民企負擔。

　　天則研究所盛洪指出，自2012年以來，中國製造業的淨資產收益率減去無風險利率和合 理的風險溢價已出現負值;它表明不受約束的稅負增加已經擠掉了企業的利潤空間。中國 稅法明顯歧視民企。

　　中共稅制重複徵稅和稅負不公的現象嚴重。無論企業是否賺錢必須先交納17%的增值稅， 其後對企業所得部分徵收25%的企業所得稅。中共稅法規定，最終投資方是法人者所得利 潤不再交稅，因為由於國企的最終投資人是政府的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所以其利潤不用交 所得稅，而民企的最終投資人是自然人，所得利潤還要交20%的個人所得稅。也就是說， 國企的稅負是25%，而民企的稅負是40%。僅僅高稅負壹項就會壓垮大批民企。

　　據鳳凰財網報道，民企稅負重到了賺壹塊交五毛稅的程度。官方數據顯示2012年同2008 年相比，民營企業的上繳的稅收增加了1.92倍。2012年納稅總額己經超過了稅後利潤總 額;稅後利潤增幅則逐漸落後於營業收入增長速度。民企更多的營業利潤被稅收拿走，黨 國稅收侵蝕了民營企業資本。

　　天津財經大學教授李煒光的研究也表明，民企上繳的稅收從2005年的2.75萬億元上升到2014年的6.66萬億元，壹年壹個台階，占比達到51.43%;而國企的稅收貢獻率整體呈 下降趨勢。

　　中共為了轉嫁政府財務負擔，又假借改革提高了五險壹金的社保稅。這些稅是壓垮民企的 最後壹根稻草。民營企業家哀嘆，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社保徵收白了頭!中共表面說“ 減稅降費”，但2018年1-7月的稅收收入仍飆升14.0%。中共壹面喊減稅，另壹面又以改 革社保基金徵收制度為藉口，變相提高了企業和個人稅費。據國泰君安證券宏觀團隊估 計，政府這次減稅3,200億元人民幣，但實際上，企業和個人光補交的社保稅就會高達約 2萬億元人民幣。

　　連當時主管經濟的國務院副總理馬凱都說養老保險繳費水平偏高，“五險壹金”已占到工 資總額的40%至50%。18 根據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潘英麗的計算，中國 戶均稅負已近6萬。19 雖然各地繳納五險壹金的比例不壹致，但絕大部分省市的繳納比例 都在工資總額的40%以上。這樣的稅負已經超過了主要發達的福利國家，對企業和家庭以 及個人都過高。

　　這些增加的社保費支出給民營企業帶來極大負擔。從2019年1月1日起，中共將國稅地稅 合併、個稅改革、社保由稅務機關徵收，預期會有大批中小民企因激增的社保開支而倒 閉。

　　根據中國會計專家馬靖昊的計算，可以看出新增社保稅的影響有多大:壹個稅前月薪1萬 元的員工，扣除五險壹金和個稅後拿到手的錢是7454元，其中包括養老8%、醫療2%、 失業0.2%、公積金12%和個稅;但是企業要為每壹位員工繳納養老20%、醫療10%、失 業1%、工傷0.3%、生育0.8%和公積金12%。總成本達14410元。社保改革之前企業需要繳納的社保金為1163元;改革後企業要繳納4410元，增加了280%。

　　這樣的人工成本是民企不可能承受的，這會使使得企業成本急劇上漲，逼死壹大批民企。 這些錢不會用於人民福利，而是用來拆東牆補西牆，填補養老金巨額虧空以及退休官員們 的醫療保障等等。未來保障拿到這些錢，政府還建立“黑名單”制度來嚴懲違反社保規定 的企業和個人，政府採購、交通出行、招投標、生產許可、資質審核、融資貸款、市場准入、稅收優惠、評優評先等方面考公務員都將受限。

　　李煒光教授研究了2016年中國總稅率68%的具體構成，他發現其中10.8%為利得稅、48.8%為勞務稅、10.8%為其他稅;企業繳納的勞務稅即“五險壹金”支出最大，超出世界平均水平16.3%的3倍。李煒光認為在10%利潤率的情況下，平均百分之六七十的稅費占比會讓大多數民企陷入困境，“其實這也是我國當前經濟持續低迷的壹個原因。”

　　李煒光教授的調研表明中國民營企業家認為稅負過重:87%的企業家認為稅負很重和較 重，認為稅負可以接受的僅占8%，而認為較輕和很輕的僅占1%。他說，這“反映出我國 總體稅負水平可能已經嚴重拖累了企業經營。”

　　更大的負擔來自稅賦、社保之外的權力壓榨成本。

　　案例:

　　2019年初，民營企業家陳天庸的文章《我為什麼離開中國》在網上流傳，陳天庸認為， 官員隨心所欲的權力之手干預企業經營、官吏以執法為名的尋租滋事，更讓企業防不勝防、不堪重負。

　　“我總結民企老闆面臨的外部困難，普遍來說，約20%來自於重稅，20%來自於 干預用 工自由的勞動法規與社保負擔，還有60%左右，來自於官員以檢查、整頓、罰款、責令整 改、環評標準過高、強制限產、責令停業、拆違、趕人、限制經營範圍、限制外來人口子 女上學、購房等等各種限制與折騰帶來的麻煩，讓企業動輒得咎。稅收與社保雖不合理， 但只要規則清晰，企業還有個明確預期，可以部分規避或提前分散風險負擔，唯有政府官 員隨心所欲的權力之手干預企業經營，以及管理以執法為名的尋租滋事，如蒼蠅防不勝 防，最令子夜經營者心力交瘁。應付這類騷擾的時間與精力，是企業經營者更大的成本。 但由於這種成本難量化、難表述、難避免，學者與主政者常迴避這類問題，視而不見。且 政府還需養大批冗員以維穩，腐敗是專制政體運行的潤滑劑，“縱兵劫掠”也是養兵之 法。因此官員權力尋租與蠻橫折騰企業帶來的負擔與損失，歲危害更甚於高稅收與 高社 保，先行體制下要想預防與避免，基本無望。”

　　案例:女企業家的哭訴在李煒光2016舉辦的民營企業家的座談會上，壹位具有相當規模、生產起重設備的機械 製造企業女企業家因為稅負和其他隱性費用的重負，稱自己經營十多年的企業最多再撐壹個星期就發不出工資了，她哭訴，“感覺太難了，實在撐不下去了。”為了企業生存，這 位企業家把所有的個人積蓄都投入進公司，犧牲了家庭。甚至讓在外國公司任職的女兒放 棄良好待遇回來幫忙，但現在連給女兒的工資都付不出了。

　　面對習近平新增的納稅重負，民企生存出現真正危機，壹些企業靠借高利貸，東拼西湊，苦苦硬撐，有的靠偷稅漏稅苟延殘喘，聰明的用腳投票，把資產轉到國外。玻璃大王曹德旺就是其中之壹，他嘆中國稅負過重，不顧中國國 內“別讓曹德旺們跑了”的恐慌和批評，2013把工廠搬到美國，三年就實現盈利。2012 年香港富商李嘉誠也賣掉房產撤出中國。近兩年，跑路風潮更甚，大量私人資本流出中國，引發中共當局的擔心，並採取嚴厲措施制止民企出逃潮。

　　6. 限制民企海外投資轉移資產據香港《動向》雜誌2017年8月號報導，近期中國頂級富豪持續拋售資產套現，SOHO中 國潘石屹出售資產約套現236億人民幣;前樂視董事長賈躍亭3次減持股套現約逾117億 人民幣;海南航空最大股東在紐約設立2千億美元的慈善基金。報導認為中國金融危機正 在浮現，為防系統性風險爆發，習近平當局的新經濟政策壹改昔日的市場化及國際化發展 戰略，改成穩定和管制。風向改變，富豪先跑，中國外匯儲備連續3年下滑，從2014年 的近4萬億美元，到2017年初已跌破3萬億美元。

　　2017年12月21日，包括國家發改委在內的五個部委，聯合發布《民營企業境外投資經營行為規範》，加強對民企海外投資的審核。這份由發改委擬定，聯合商務部、外交部、 人民銀行、全國工商聯等五個部委，明確規定海外投資要履行國內申報程序，主動申請 備案或核准。涉及敏感國家和地區、敏感行業的須獲核准;其他情況須申請備案。其中， 虛假境外投資非法獲取外匯、轉移資產、洗錢等被列為禁止範圍。條文亦對海外投資的金 融把控收緊，禁止在獲得金融機構出具承貸、承保意向書前，不得做出對外融資或保險承諾。

　　該通知壹出，立即再次引發廣泛關注，並被解讀為官方試圖攔截人心不穩的民企大規模外 逃。香港商報原助理總編龍鎮洋認為，因為國內的政治左轉，人心不穩，投資下滑，向境 外轉移資金成為普遍現象。大家彼此都清楚，國內不可能給民企提供壹個可以預期的安全 環境和未來，使得他們只要有本事的都往海外轉移資金。貴州大學經濟學教授楊紹政表 示，美國減稅也可能導致大量民營企業向美國轉移，而官方在沒有長效機制的前提下，就 會以臨時性的規定為嚴管提供依據。在降稅之前，美國的綜合稅負比中國要低35%。現在 美國又降稅，可能要比中國要低60%到70%。這個對中國影響還是比較大，也會導致國內的民營企業向美國大搬家。從國內的金融安全、經濟安全這個角度來考慮，中共在沒有找 到更好的辦法之前，只有採取硬性限制的辦法。

　　案例:王健林被迫把主要投資放在國內2017年7月19日，萬達商業宣布整體出售旗下文旅和酒店業務，總金額達600多億。其中，旗下13個文旅項目91%股權以438.44億元的價格轉讓給融創，77個酒店以199.06億 元的價格轉讓給富力地產，而在此前公布的方案中，這些資產原定由融創全部吃下。富 力接手萬達酒店資產的價格比原定給融創的價格打了六折，即少了136億。王健林在此之 前沒有這麼狼狽過。2017年之前，他已經連續三年成為中國的首富，萬達壹直保持高歌 猛進的姿態，萬達廣場、萬達城在國內壹家接壹家開工，國外的收購投資布局涉及地產物 業、影視娛樂甚至足球。直到銀監會要求銀行系統排查萬達、海航等海外併購明星企業授 信及風險，壹切戛然而止。隨後，王健林對外表示，“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我們決定把主 要投資放在國內。”277.藉助P2P平台吸收並控制民間資本為了進壹步控制民間資本，從2014年開始，中共不計後果全面推行因特網金融，各級政 府拼命鼓勵P2P平台大量吸收民間資本，再由各級政府控制P2P平台的資金流向，這也是 各地政府為P2P平台背書和站台的真正原因。

　　2014年，中國政府推出因特網金融，到了2015年，就遇到了因特網金融的“健康”問 題，2016年，提出要“規範”因特網金融，2017年，對因特網金融累積的風險已經達到 了需要“高度警惕”的程度，2018年，不得不提出要“加強監管”。發端於2016年的央 行等17個部門聯手啟動因特網金融風險的專項整治工作，開展兩年以來，各地公安機關 共立案1390起，共有5074家從業機構涉嫌違法經營。 28 作為重點整治的業態，P2P網絡 借貸和網絡小貸領域存量風險化解清理任務更加艱巨。P2P是次級金融，資產是次級債， 這天然的劣勢決定了P2P機構的整體風險要遠遠大於正規金融機構，中國政府對P2P機構 的隱形背書導致了極大的監管風險，弄不好會引火燒身。

　　據中共官方《大公報》統計，僅2018年12月宜貸網、愛貸網等近四十家網貸平台提現困 難或倒閉。去年全年全國就有658家平台出現網貸平台出現跑路失聯、平台停業、主動退 出、提現困難等情況，預計2019年行業將有過半平台將退出(加注)。以每個平台5000個投資人估計，受害人多達數百萬之眾。

　　據報道，在目前去槓桿的大背景下，銀行信貸收緊，企業各個融資渠道都面臨價格上漲、 額度緊張。壹些地方大型企業也潛藏著巨大的流動性風險，這些企業的負債情況大同小 異，而局部違約風險正在加速暴露。2017年上半年企業民間融資成本還在12%-15%左 右，2018年普遍漲至20%以上，而保理公司本身在銀行的融資成本也提高了1.5-2個百分 點。相比之下，資金中介的生意更加簡單粗暴。從P2P獲得資金，給企業放信用貸款。 表面上貸款年化利息不到10%，但加上多道中介費用後，企業實際融資成本也在20%左右。

　　據悉，由於政府承擔了為P2P平台背書的角色，P2P融資的70%被政府借用，變成政府的 隱型債務，投入企業最多20%，這就無形之中增加了民營企業的運行資本。

　　我們來看壹下北上廣前十名P2P平台中的壹個案例。2017年12月，按北京、上海、廣 東三省市選取各自發展指數前十位的平台,得出“北上廣前十名平台榜”，宜人貸、陸金服和團貸網，分別居於三省首位。在三省市居前十的平台，多為國資系、上市系、風投系。

　　案例:宜人貸財報真相:414億借款，73億砍頭息2017年全年，宜人貸淨收入55.43億人民幣，較2016年全年增長71%;淨利潤13.72億 人民幣，較2016年全年增長23%。在這份看似光鮮的財報的背後，隱藏著壹個並不難發 現的真相:2017年宜人貸促成的借款總額為414億元，其中包括前期服務費(也就是砍 頭息)73億元。宜人貸最近公布引入第三方擔保，分別為中國人保和天達信安(北京) 非融資性擔保有限公司。 32 政府背書下的網貸平台通過欺瞞和誘導等非法活動，向原本 處於弱勢地位的借款人收取高額費用，極大地增加了詐騙、倒閉破產的風險。

　　再來看壹個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判的因特網借貸平台的案例。

　　案例:因特網借貸年息24%北京朝陽法院2018年4月11日就壹起夏某起訴朱某的因特網借貸糾紛做出了壹審宣判; 朱某通過因特網借貸平台向夏某借款12萬餘元，但在扣除諮詢費、審核費和服務費合計 2.3萬餘元後，朱某實際上只收到了不到10萬元　�栣嶂炷秤馄谖催�款，夏某遂向法院提起訴訟。

　　法院認為，預扣中介費導致借款人實際收到的本金少於約定本金，但借款人卻需按照借款 協議償還本金及利息。這種情況下，如果按照借款人實際收到的借款本金計算，借款協議 的實際年化利率已經超過24%，在有些案件中甚至超過36%。這樣的高額利息，法律是不 予支持的。

　　最終，法院裁定，被告朱某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罰息及違約金，並償還夏某剩餘本金四萬八千多元，並駁回了夏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8.“黨建全復蓋”民產變黨產為牢牢控制民企，掌握其各種動向，從2013年開始，中共在民企和外企全面建立黨組織，對重點企業還派特務滲透。

　　早在2012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就印發了《關於加強和改進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工 作的意見(試行)》，明確規定，“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是黨在企業中的戰鬥堡壘，在企 業職工群眾中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在企業發展中發揮政治引領作用。”

　　根據《中國共產黨黨和國家機關基層組織工作條例》，黨員達到3人以上，可以成立黨的 支部;黨員達到50人以上，可以設立黨總支;黨員達到100人以上，設立黨委，若不足 百人，經上級黨組織批准，也可成立。

　　2014年6月29日，中組部公布《2014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297.3萬個非公有 制企業中，157.9萬個已建立黨組織，占非公有制企業總數的53.1%。次日，《人民日 報》發表署名中組部黨建研究所黨建平的文章，在肯定成績的同時，指出非公有制企業 黨員占比仍偏低，提出要不斷強化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功能，努力擴大黨的組織和工作復蓋面。

　　2015年9月2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專門下發了《關於加強社會組織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 試行)》(下稱《意見》)。《意見》明確指出，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包括私營企業、外 商投資企業、港澳台商投資企業、股份合作企業、民營科技企業、個體工商戶、混合所有 制經濟組織等，要實行“黨建全復蓋”，即黨組織組建率必須達到100%。

　　據《人民日報》2018年7月1日報道，國有企業黨組織復蓋率為92.8%;非公企業黨組織 復蓋率為73.1%，已由2000年的4.4萬個增加至2018年的187.7萬個，增加了l183.3萬 個，8年之間增加了41.66倍，平均每年增加5倍以上，目前看來，這個進程還會繼續。

　　中共還專門制定了“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情況統計表”，此表在非公有制企業設立登記 和年檢時發放並收回，詳細規定界定了各種類型的非公企業如私營有限責任公司、私營股 份有限公司、合夥企業、個人獨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外資企業、外商 投資的股份有限公司、外國(地區)企業常駐代表機構、外國(地區)企業在中國境內從 事經營活動、外商合夥企業。黨組織的組建情況比較明確。如單獨組建:指有3名以上黨 員單獨建立支部;聯合組建:指有黨員，但不具備單獨建立黨的基層組織條件，聯合其他 私營企業或個體工商戶共同成立支部;其他:指既非單獨組建，也非聯合組建，採取依 托、委託、掛靠其他社會組織、經濟組織、鄉鎮社區居委會等，將其黨員納入組織管理和 活動的方式。

　　對如何實現“黨建全復蓋”，《意見》給出了具體的措施:壹要按單位建立黨組織。二要 按行業建立黨組織。三要按區域建立黨組織。對暫不具備組建條件的，可以通過選派黨建 工作指導員、聯絡員。沒有黨員的企業，可以派駐黨員;有黨員未建組織的，可以派進書 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意見》要求:民政、司法、財政、稅務、教育、衛生、工商等 部門結合登記、年檢、評估等工作職能，協同做好黨建工作。這就是說，對黨建未復蓋或 拒絕復蓋的民營企業，在登記、年檢、評估等“關口”上給予“刁難”乃至“封堵”，迫 使其就範。這樣壹來，“黨建全復蓋”的風潮便大規模地吞噬了非公企業。全復蓋使得民 營企業被綁架到黨組織的船上，被囊括進了“黨”的網裡，其人權、財權、事權，黨都要 插手，甚至最終都要由“黨”說了算。有朝壹日，黨需要妳放棄企業和全部資產，妳必須乖乖地照辦。

　　為防止民營企業家與中共對抗，從2015年開始，證監會便有壹條不成文的規定，A股上市公司老總必須是中共黨員。2018年5月，證監會發布《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徵求意 見稿)，明確規定，在上市公司中，“設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開展黨的活動。” 35 到 了2018年6月，中共便發布通知，要求中國上市企業必須建立黨組織，該規定從6月中旬 開始，進入為期壹個月的“質詢期”。此規定壹旦生效，企業將不得不遵守。

　　案例:民營企業家拒絕入黨賣廠移民美國前些日，壹位私企老闆見到本研究報告的起草人之壹，滿臉沮喪地說:“中國的私營企業 肯定不會有好下場!我已經將廠子廉價轉讓了。”他是搞食品加工的，打拼了20餘年， 業務頗具規模，據說身價逾千萬，怎麼說不干就不幹了呢?

　　他說，對外講是經營不善，實則是要逃避中共的“黨建全復蓋”。他不是黨員，上面要他 申請入黨，並承諾讓他當書記。他說他是生意人，不信仰馬列和共產，拒絕入黨。廠里已 有的3個黨員，都是不善言語的粗壯工，不是當書記的料子，行業黨委要給廠里派壹個退休官員來當書記。他頂著不答應。他的想法很現實，廠里若建立了黨組織，我的企業就改 姓“黨”了，“私產”就會淪為“黨產”。由於他的頂牛，有關方面就給穿“小鞋”，設 障礙，經營不暢。於是他壹狠心就把廠子賣了。兒子在美國大學畢業，事業有成，並拿到 了“綠卡”。他決定投靠兒子，移民美國求發展。

　　除了通過黨建控制民營企業，中共不顧民營企業的產權性質，試圖以職工抽象的“民主權利”威脅企業的所有權，2018年9月，人社部副部長公開宣稱:“推動民營企業民主管 理工作必須堅持加強黨的領導，堅持職工主體地位，讓職工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共同參 與企業管理、共享企業發展成果。”事實上，在號稱“全民所有”的國有企業，壹般職工 恰恰無法享有任何民主權利，邱小平不徵得民營企業主的意見，有什麼資格要求私營企業 保障職工的民主權利，共同參與管理?

　　9.打著法律幌子嚴控民營企業家為了達到控制民營企業的目的，中共的各種招數不斷翻新。但是，如果上述招數都不能奏 效的話，中共還有壹個最後的絕招，那就是壹旦認為有必要“動”哪位不聽話的民營企業 家，就會通過“查找”和“製造”產生於制度之罪的所謂“原罪”包括走政策法律的邊際 線等行為，設計“構陷”，為民營企業家羅織各種罪名，最終迫使他們就範。

　　《2017企業家刑事風險分析報告》顯示，2017年被定罪的中國企業家(2,292人)中， 國有企業家(328人)占比14%;民營企業家(1964人)約占86%。民企老闆壹旦獲 罪、或者遭受刑事指控，其資產往往也會任人宰割，這或許是民營企業家獲罪比例奇高的 根源，或者說懷璧其罪。

　　中國企業家網刊登了壹篇廣為流傳的文章，稱“中國的企業家不是在監獄，就是在通往監獄的路上。”這句話或許有些誇張，但卻反應出企業家面臨複雜的法律環境。京衡 律師集團董事長兼主任陳有西則稱:按現行法律邏輯和罪名，中國企業家人人都是帶罪之 身，只要經營五到十年，列上五個罪名，量刑搞到死刑壹點問題沒有。如果想用公檢法的 力量來剝奪壹個企業、壹個富人的財富，只是分分鐘的事。

　　河北大午集團監事長孫大午結合自己的切身體會，列出了中國民營企業家最容易被構陷的十宗罪，並把這十宗罪叫做懸在中國企業家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其中最令人困惑 的就是“非法入罪”，非法不是違法，違法也不等於犯罪。非法不僅是壹個口袋罪，而且還是某些特權官員違法執政的通行證。

　　下面我們來看壹下民營企業家最容易被構陷的十大罪名。

　　壹是虛報註冊資本罪。《公司法》對註冊公司的資本設有門檻。剛起步的企業，註冊資本 壹般會比較少，隨著企業的發展，資本的增加，就會隨時招致責罪的風險。

　　二是虛假出資罪。這個罪名和虛報註冊資本罪容易混淆，兩者的區別在於，虛假註冊資本 罪欺騙的是登記主管部門，而虛假出資罪欺騙的是其他股東或債權人。

　　三是抽逃出資罪。跟虛假出資罪相關，在公司成立後，如果妳是公司發起人或股東，除非 是經其他股東同意的正常退股，不能把入股的資金、房子、技術專利等轉走，否則就涉嫌將註冊資金抽逃。

　　四是徇私舞弊低價折股、出售國有資產罪。如果妳是壹家國有企業管理人員，將國有資產 低價折股、低價出售或者無償分給個人，可能會涉嫌此罪。

　　五是私分國有資產罪。國企、事業單位負責人，以單位名義將國有資產私分給個人，數額較大則涉嫌此罪。

　　六是集資詐騙罪。如果未經主管部門批准，向不特定的社會人群募集資金，妳就有可能涉 嫌集資詐騙罪。京衡律師集團董事長兼主任陳有西稱，這是民企的專屬罪名。實際上最高 可到死刑。近年以此罪被判死刑的，都是民營企業主。

　　七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如果妳經營壹家特許加盟店，對會員許諾以高額回報籌集資金，就可能涉嫌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罪。當然，還有以支持生態環保、植樹造林等為幌子變 相吸收公眾存款的。

　　八是高利轉貸罪。如果妳的公司從銀行貸出了壹筆款，沒能立即使用而成為閒散資金，為了減少利息損失，妳將這筆貸款借給他人使用並收取高於銀行貸款的利息，就可能涉嫌此 罪。

　　九是虛報破產罪。如果妳是壹家公司的老闆，明知自己的行為會導致債權人利益受到損害，仍隱瞞財產、積極轉移和處分財產後實施破產，就可能涉嫌此罪。

　　十是非法經營罪。如果妳未經許可經營尅�I專賣物品，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都可能涉嫌此罪。此罪是從被取消的投機倒把罪中衍生而來。

　　上述十大罪名，並不能窮盡民營企業家被構陷的全部“原罪”。只要認為有必要，壹些層 出不窮的罪名就會根據不同的企業家“量身定做”。在系統性的政策歧視之下，各級官員 出於個人目的侵害民營企業的違法成本極低。

　　陳有西認為，中國民營企業面臨三大困境:消滅限制私營經濟的基礎理論環境;公權用刑 法手段強制剝奪私企財產的法律環境;以及高度壟斷限制私營經濟生存空間的金融環境。 這三大困境，僅僅用微觀的刑罰界限去解讀，是無法找到答案的。

　　在改革近乎停滯、中國企業家不安全感激增的大背景下，孫大午重點提醒民營企業家的 是:壹是不要得罪政府領導，尤其是主要領導。中國現狀，有些人是可以口含天憲、言出法隨的，挑壹頂帽子給妳，弄個冤假錯案，容易得很。二是離政治遠壹點。壹旦碰了政治 穩定的高壓線，某些特權是可以先抓人後找罪名的，官貴民賤，在有些人那裡厲害著呢。

　　案例:民營企業家孫大午“非法”案民營企業家孫大午是大午集團創始人，他從承包荒地辦養雞場發展到擁有六七千工人的企 業、壹所近萬人師生學校和三甲醫院。2003年，公司在發展高峰，又從國有銀行貸不到 款，只好向自己的親朋好友和員工借款。因為當地窮，農民無錢但有糧食而且賣不出去， 他的飼料公司通過向農民借糧食，同時付給利息，半年後按作價本利同付。不僅幫了農民 也促使大午集團飼料廠飛速發展，農民將這個做法叫做大午糧食銀行。當地政府領導壹不 高興了，就把他找了壹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罪名，處以有期徒刑3年;公司還有20多人被抓。

　　2015年，大午集團決定開發養老項目。2016年，得到當地政府批准。然後，土地局勘測 了土地，認定項目合規予以批准。2017年的7月被評為康養小鎮，市委市政府還發了康 養小鎮的證書。公司交了400多萬土地使用費，開始建設。2017年的8月，土地局變卦， 稱此項目違法，又不說違什麼法。2018年，土地局發通知，要沒收康養小鎮，炸掉7.7萬 平方米的養老公寓，並下達罰款通知。孫大午走投無路，只好將此案向行政法院起訴，但 是不斷受到各方的騷擾和威脅。

　　案例:陳有西律師講述:

　　“我們辯護的貴州打黑第壹大案，黎慶紅的案子，他被判了15年。政府說他的爸爸是壹 個由五十七個人組成的黑社會團伙的第二號老大，我為他爸爸辯護，第二也是為他不涉黑 辯護。他爸爸是5個罪全部不成立，無罪釋放。貴州打黑第壹大案，我們這個辯護是成功 的。也就是說，57個團伙的第二個被告居然是假的，5個罪名全部是不能成立的，公安、 檢察全部把他送上法庭，把他關了將近3年，最後無罪釋放。最後，把他的兒子堅決要定 成黑社會，判他15年。他原來是貴州的政協委員，因為牽涉到黃瑤的案子，想從他這裡 找到壹個行賄的突破口，找來找去找不到行賄，最後把他搞成黑社會了。”

　　案例:得罪權貴石立軍10億資產消失山東蒙陰縣民營企業家石立軍1999年設立了山東省蒙陰棉紡織有限公司，每年產值達4 億多元，如數上繳大量稅金。2013前，他擁有三家紡織公司、資產市值逾10億;石立軍 因為個性較耿直，怠慢了來棉紡廠視察的縣委書記朱開國。朱開國想占公司棉紡廠地皮， 增加自己政績，設計了職工罷工上訪的陰謀。以此為名，派工作組進公司，強行清算， 同時派出公安局以莫須有的罪名非法關押石立軍，長達910天。公司土地，辦公樓，生產 車間房產，生產設備和總價值11.6億多元的其他資產被朱開國等人非法搶奪、侵占和毀 壞，導致企業全面停產，1000多名職工下崗，三年來造成的停產等間接損失更是無法計 算。朱開國公開宣稱要要把石立軍弄得傾家蕩產。

　　石立軍的企業本來是優良民企，本人是勞動模範，壹直合法經營。警方找不到罪名，不斷 虐待石立軍，連續審訊不准睡覺，關押期間讓其挨餓，警察聲稱是朱開國讓他們折磨石立 軍。最後公司內部運營借款中找到了未拿發票入賬的五筆費用來栽贓石立軍挪用資金。而 這五筆費用是給公安局四警區的贊助費.朱開國手下的司法部門以此將石立軍入罪，石不 服，壹直利用法律手段抗爭。但是等到2016年11月11日臨沂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改判石立軍無罪，他公司財產已被侵吞，至今仍不能收回和得到補償。

　　七、中國民營企業家的救贖和出路

　　隨著中國的民營經濟的壯大和發展，它對中國經濟的貢獻讓位於對中共統治的潛在威脅，而成為中共政權的主要考量。為穩固中共統治政權，實現紅色帝國夢，習近平必定會不惜壹切代價壓制民營企業力量的擴展，利用做大做強國企來夯實其永久執政的經濟基礎。

　　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可以沉迷於埋頭數錢、在商言商的日子已經結束。當王健林被邊控的傳言基本被證實，當劉強東聲稱共產主義將在這壹代人實現，當馬雲的支付寶的網絡支付被迫“網聯”化，當“混合制經濟”的鑼鼓越敲越響，各種稅負隱性費用越來越高，各式各樣的黨組織在民營企業中遍地開花，即使是較為遲鈍的民營企業家也已經開始意識到生存危機的臨近，甚至有人預估第二次“公私合營”將是民營企業不可避免的厄運。李嘉誠敏捷地抽身跑路、王健林、吳曉輝自投羅網、王健等人的神秘之死、肖建華以加拿大公民的身份也未能免除滅頂之災等案例更證明民企和民營企業家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黑暗時刻已經到來，企業家尤其是民營企業家正在成為壹個壹個“高危職業”，據統計，2018年A股上市公司有603名董事長辭職，19名董事長跑路，30餘名被捕或立案調查，多名董事長自殺。

　　身陷複雜而嚴峻的時代棋局，意識和感受到危機來臨是壹回事，正確地處理危機、避免成為俎上之肉則是另壹回事。清楚地認識到引發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化解它的第壹步。

　　習近平的政治倒退、改革停滯、剝奪財產和人身權利的倒行逆施是引起民營企業家的普遍恐慌和反彈的直接原因，但在這場歷時倒退中，中共善於使用“退兩步進壹步”的策略。2018年11月1日，習近平為了平息恐慌，穩定民營經濟，又企圖使用中共慣用的手段愚弄民營企業家，通過給他們吃所謂的定心丸、打強心針來為民企“紓困”，他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提出6個方面政策舉措：壹是減輕企業稅費負擔；二是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三是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四是完善政策執行方式；五是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係；六是保護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全（加注）。這些舉措似乎在幫助民企，但是，造成這些問題的制度性缺陷卻壹句未提，迴避產權概念和公平市場地位，迴避壹黨專政、社會主義制度和民營經濟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人們已經意識到：不改革政治體制，不放棄共產黨原教旨主義理論，不從根本上扭轉國進民退的政策，不約束黨國各級權貴的絕對權力，不結束政府對資源的壟斷，不建立真正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以及與之相配套的法治環境來保護私有產權和保障公平競爭，民企的快速衰落、民營企業家暴力出局是不可避免的。 1所以，國民營企業家需要反思：中國權貴者與企業家的結盟關係，並非壹種可以持續的常態，而是壹種特殊歷史情境下的例外。對民營企業家來說，他們的壹切——企業生存發展、財富資產多寡、個人人身安全、命運前途 ——均在中共的掌控之下。只要中共繼續壟斷資源、實行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雙軌制，民企永遠只會在夾縫中生存；只要拒絕法治中共政權在，所有人的財產權利及人身自由都是可以被非程序化剝奪的。有鑑於此，民營企業家必須花費時間和精力來思考、解決財富保全、企業生存和發展問題。

　　當習近平朝毛式政治大踏步後退的時候，民企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所有中國民營企業家都需要明確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和社會責任，尋找自己及企業的救贖之路。

　　現實已經證明，中共政權的理論思想指導和資本屬性在根本上是矛盾的，歷史的殷鑑不遠。在顯性和隱性稅負飆升、行政性關卡壁壘重重、官員貪腐猖獗、企業成本已達不可承受臨界點的生態環境下，民企的生存環境正在急劇變差。儘管資金外逃勢頭不減，但民營企業家不可能作為壹個整體“跑路”出國，而且中共對此已有應對，兩年前開始嚴格收緊對資金外流的控制，中國的護照審批和出境控制也在趨於嚴格，因此中國“資本家”的資產、權利保衛戰的主戰場只能是在中國國內。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民營企業家可以自我救贖、並通過社會和外部壓力改變生存環境。由於體制之惡是置民企於險境的根本原因，提倡和促進中國的政經體制實質性改革即成為徹底紓困脫險的唯壹出路。

　　1.增強權利意識和使命感，壯大公民社會首先，加強民營企業家的公民和政治權利意識，積極推動真正的法治社會，才能打贏這場民企保衛戰。

　　公民權利包括人身自由、人身安全、人格完整、生命權、不受歧視，還包括隱私權、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遷徙自由等個人權利；政治權利包括被告人權利等法律上的自然公正、程序正當，還包括參與公民社會和政治的權利，例如結社自由、申訴權、選舉權等。

　　在中共體制下，民企首先面臨存在和經營合法性問題、其次是政治、經濟、司法、金融歧視、不平等待遇、重稅費等問題，這些問題直接涉及民企和民營企業家的生存權、發展權、平等權、參政議政等各種權利，而生存權則是民企平權的當務之急，這些權利只有在法治社會才能以法律的形式和程序確定和保障下來。

　　2018年11月，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經濟學教授聶輝華在接受採訪時說：“民營企業家最在乎的無外乎兩個權利，壹是人權，二是產權。所謂人權就是不能隨便處置人，產權就是不能隨便處罰甚至關閉壹家企業。這兩點，是基石，現在的問題就在於有壹些舉措實際上是動搖了這兩點。”

　　因此，民營企業家應該公開呼籲，確保人身權和財產權等公民權利不受侵犯，防止政府濫權，爭取稅負、金融等政策的合理公平。民營企業家應當利用壹切渠道維護自己這些公民和政治政治權利，並採取聯合行動。

　　畢竟，壹個企業家無論擁有多少財富，如果束手待縛，在專制政權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力量。 中國企業家階層必須認識到中國民營企業家對於法治、自由，應該承擔的特殊的歷史責任。自由作為壹種生活信仰，與近現代工業文明密切相關，相互促進。多數國家的歷史表明，在建立現在民主制度的過程中，民營企業家和資產者作為壹個階層或者說壹個階級，總是極為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中堅力量。我們無法想象壹場被工商資產者階層廣泛抵制的革命會成功地促進現代社會的文明與進步。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自由運動、民主變革，首先應該是資產者的責任。而資產者具有追求自由制度的動力，具有豐厚的資源和優秀的組織能力，概言之，這壹階層不僅應該承擔推動自由的歷史責任，也有能力參與這壹偉大的變革。在中共的官方理論中，長期以來，資產階級革命就是民主革命的代名詞，這壹定義雖有偏頗，卻大體說明了資產者階層與民主革命、自由制度的密切關係。

　　2：承擔社會責任集體發聲抗爭當民營企業家認識到制度缺陷是其發展生存的瓶頸時，其訴求應當逐漸從經濟層面向政治層面轉化，從過去尋求體制內代理人到直接支持參與和介入維權，提出政治訴求和公民權利訴求。每個公民都有責任推動國家進步，民族興旺、社會公平正義。作為精英、掌握大量政經資源、社交人脈，享有名望，具有極大社會影響的民營企業家更有義務為己為人發聲，變革圖存。

　　中國近代史上不乏有擔當的工商人士，他們在歷史的緊要關口，挺身而出，上書干政，為社會進步鼓與呼，尤其是清末掌握相當的經濟實力的中國實業家們，當掌權者逆潮流而動，將國家推向黑暗的時刻，他們開始大膽維護自身權益，保路維權，參政議政，廣泛影響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他們站在革命陣營壹邊，募集大量資金，支持改朝換代。政府則以軟硬兩手來應對，壹方面授爵位和政治通路籠絡商賈，另壹方面打擊鎮壓，這時候，壹些中國實業家展現了他們的歷史擔當。

　　比如，1899年，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策劃立皇太子，以便廢除因戊戌變法失敗被囚禁的光緒皇帝。上海企業家經元善辦實業建女校做善事，在清末工商界有良好口碑和影響。他擁護維新立憲，反對慈禧守舊倒退。1909年1月當他收到立儲電詔後，立即草擬了壹份反對立儲、要求光緒親政的電報，並號召上海、江浙工商界、慈善界人士聯署。1231名紳商聯名通電向政府請願；與此同時，他還發表《布告各省公啟》，呼籲全國反對抗爭，號召工商界集體罷市。隨後各省反對通電紛紛而至。榮祿怒斥其膽敢妄言干政，要將其殺頭。在經元善被迫逃亡澳門期間，他還投書要求“速解黨禁”，再行變法維新，救國救民。經元善完全可以悶聲當官發財，但企業家的歷史責任讓他無法置身事外。

　　梁啓超稱其“氣貫雲霄，聲振天地，歲寒松柏，巋然獨存。”

　　清末中國各地民間商會在“保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直接促進了體制的變革。在清地方政府徵收高額牙帖稅敲詐勒索民企時，商會聯合行動走向社會力陳商困，成功地廢除了這壹稅負。在保路運動中，全國各地民間商會壹馬當先要求收迴路權，再集資興辦鐵路，繼而反對將廣東、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民營鐵路收為國有，賣給外國以獲得貸款。1906年11月，江蘇鐵路協會率先喊出爭路權即爭人權的口號。四川保路運動，直接成為武昌事變的導火索。而在辛亥革命中，眾多的工商人士為革命籌款，有的直接參與革命。如上海商業總會成為了辛亥革命最重要的堡壘。

　　從歷史經驗看，保路成功是中國民營企業家將自己“保商”的利益訴求提升到人權訴求，並走向社會，訴諸於社會，動員各方力量合力促成的。

　　今天的民營企業家也要清醒地意識到自身處境的變化而尋求建立社會同盟的必要性，尤其是在權力精英與經濟精英的結盟關係走向破裂的時候，中國的民營企業家與社會其他階層迅速結盟更為重要。

　　長期以來，在法治、人權等領域，資產者處在壹種矛盾狀態，他們中的很多人贊成法治卻又希望享有某些特權、厭惡意識形態宣教卻又對普世價值缺少實質性興趣，更重要的是，他們對“六四”後形成的異議者、維權者大體上採取了壹種漠視的態度，任由政治上的理想主義者孤身奮戰。而在權力與資本的暫時的同盟關係開始走向結束的時候，中國的資產者們將不得不審視與原先視野之外的社會成員結盟的可能性。 這壹方向將重新梳理和界定中國企業家與社會各階層的關係。

　　任何社會轉向的完成都需要時間，這壹點會誤導被剝奪者，讓他們身陷危局而不能清醒自知，卻也會同樣制約統治者，再強的統治者都不可能壹夜間達到自己的目的，為此，他們總是走走停停，有時候甚至玩“退兩步進壹步”的把戲，讓壹些被剝奪者認為“狼來了”

　　的警告不過是危言聳聽。因此這是壹場與時間的賽跑，首先是對中國資產者階層政治判斷力的考驗，然後才是與智慧和行動力有關的較量，中國資產者需要利用這段時間，調整自己的社會定位和目標，承擔起歷史賦予的責任。

　　人們會錯誤地認為，在社會各階層形成自由聯盟的過程中，中國民營企業家要扮演的只是贊助商角色，其實，在民主變革中，他們的作用遠不止於此，就行動來說，這是壹個具有活力的群體，而且他們在與權力結盟的過程中，對這個政權內部的了解也多於壹般社會底層，不僅如此，他們創造就業，繁榮經濟，掌握資源，因此，來自這個階層的挑戰，具有其它力量不能替代的價值。

　　應該看到，中國共產黨結合了傳統皇權統治和列寧主義的獨裁手段，在切割和打壓社會、維持統治上面具有極為豐富的經驗和清醒的整體自我意識，而包括資產者在內的民間力量並不具有這樣的優勢，他們的力量並不弱小，卻總是分散的，在中共長期致力於消除成熟政治反對派的情況下，民間抗爭大都具有自發性和被動性，對統治者來說，這樣的抗爭可以被事先納入有效的維穩模式的防範之下。要有效破除中共對各階層利益的非法剝奪，就需要破除其對單獨個體、各階層抗爭的分割；被動和自發的抗爭，無論其方式有多勇敢悲壯，其效果也是相當有限的，而帶有清醒政治意識的聯合行動才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因此，所有的抗爭者都需要做壹些基本功課：首先增加對同盟者，增加對鎮壓者和鎮壓方式的了解……然後，大家會明白怎麼做才能有效放大自己的力量。

　　此外，儘管中共專政政治治理架構有韌性，習近平仍能掌控大局，任何有組織的抗爭和結盟都會受到嚴厲打殺，但鐵板壹塊的中共壹元化領導已經出現裂縫和眾多不穩因素，民營企業家有可能在現有政治框架下，抱團自救，集體發聲，公開參政。

　　比如全國工商聯共有會員471萬多個，其中企業會員260萬多個，團體會員6萬多個，個人會員205萬多個。行業商會和地方商會覆蓋全國。雖然工商聯是政府NGO，但是這是民營企業家可以利用來發聲、叫板習近平的好平台。近年來，企業家擔任中共全國人大委員和政協委員數量也在增加，2018年共有153名中國大陸的有名企業家，分別占兩大會議的2.7%和3.4%而至少有402名新壹屆全國人大代表是企業家，占比13%。南方周末2018年3月1日報導指出，至少有402名新壹屆全國人大代表是企業家，占比13%。 2中共每年都喊減稅，但民企的稅越交越多，核心是權力沒有制衡和約束，利益驅使各級政府明降暗升，降少升多。實質性減低企業稅負廢除不合理隱形行政稅費直接關繫到民企的生死存亡。民營企業家應當以此為議題，利用工商聯平台，落實民企紓困減稅措施。譬如，力爭把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以及社保稅等降低到發展水平相同的國際水平；廢除增值稅留抵稅款制度，已留稅款全部以退稅方式返還給企業；廢除苛捐雜稅，將隱性費用顯性化，公開透明。

　　現在是中國私有資產者——民營企業家——這個階層的重要關頭，需要以屬於自己群體的歷史視野和責任、 使用其他民間階層所沒有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國際資源推動進壹步市場化、法治、政治層面的變革，與長期孤獨奮鬥的異議人士、維權人士、獨立知識分子、社會底層抗爭者聯盟。政治層面的變革應該成為他們的根本理想和自覺行動，讓中國資產者階層—資本家--作為壹種非從屬、非附庸的政治力量，堂堂正正地站在中國、站在歷史面前。

　　3：因應貿易戰，勇敢面對挑戰與機遇美國於2017年8月依據《1974年貿易法》“301條款”調查，啟動對中共的“不合理或不公正貿易做法”調查，重點調查中國企業是否“涉嫌侵犯美國知識產權和強制美國企業作技術轉讓，以及美國企業是否被迫與中方合作夥伴分享先進技術”等議題。基於美貿易代表辦公室公布的對華“301調查”報告，美國總統特朗普2018年簽署行政命令對從中國進口約2600億美元商品大規模加征關稅，並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併購。

　　中共的宣傳機器把此次貿易戰說成是因為美國對華貿易嚴重失衡赤字增加、美企業不能與中國企業競爭引發的，但其根本目的在於遏制中國民族復興。中共完全否認其不公平貿易的做法，反而將責任推給美國，認為貿易赤字是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美國過度消費的低儲蓄模式、全球價值鏈分工以及美國對華高新技術出口限製造成的。中共2018年9月份發布《白皮書》，否認了其在涉及技術轉讓和知識產權的政策方面存在問題。

　　實際上，中共在美中貿易上利用美國的善意和自由經濟體系，占了大量的便宜，過去10年裡中共從美國市場賺取了3萬億美元，從1985年以來貿易順差近5萬億美元。而中共並沒有和民企以及民營企業家公平地分享這些紅利，後者得到的僅僅是個零頭，大部分被中共用於國內維穩國際擴張、軍隊現代化和做大做強國企了。

　　美國因中共偷竊美技術和IP每年損失達2000億到6000億之間。儘管美國壹再努力與中共接觸，國際社會也對北京的技術轉讓政策發出警告，但中方沒有做出建設性的回應，根本沒有改變與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和創新相關的行為、政策和做法，這類不合理行為仍在繼續。

　　壹些中國人認為偷竊技術是國際潛規則，每個國家都間諜行為，商業性質的間諜行為在國際間也屬”常態”。利用國家機器大規模竊取商業機密為國企牟利服務絕對不是常態，而是極權政權的專利。這樣的不公平做法破壞了現行的貿易規則。

　　不公平貿易不僅傷害美國企業和工人，也傷害中國民企和中國工人。不公平的貿易使民營企業家更容易遭受中共極權政府的剝削和壓榨，讓他們不能自由進行貿易，自行決定經營，隨意使用手中外匯，處處要受阻於各種各樣的非貿易壁壘，辛辛苦苦賺到的錢大部分被政府拿走。

　　通過竊取技術和商業機密、徵收高額關稅，設置各種貿易和非貿易壁壘等不公平貿易的做法違法了WTO的自由貿易原則，破壞了其取消關稅的終極目標，剝奪了中國人民的利益；譬如中共徵收進口藥品的高關稅，使得老百姓無法享有自由貿易帶來的實惠而健康受到影響。美中貿易戰剛開始時中共即對進口抗癌藥實行零關稅。目前中國工人享受的雙休，也是美當時堅持中共加入WTO時的先決條件。

　　美國對中共的貿易戰將迫使中共開放市場。中共2018年11月已向美方提交壹項計劃，對美國作出140項讓步，包括開放市場，尤其是長期為國企壟斷的中國42萬億的金融市場。金融市場的開發和競爭壹定有利於民企的融資，從而改善其生存環境。在G-20會議上，中共進壹步讓步擬進口包括農產品在內的大宗美國產品，解決強制性技術轉讓、IP盜竊等問題，重審高通收購恩智浦案、放寬對在中國開展業務的公司的合資要求，開放其他被國企高度壟斷的電力、能源等領域，這些領域中國民企也是被排擠的，美中企業家的利益在開放市場、打破壟斷、降低關稅、減少行政性干預和稅費、享有更多經濟自由等眾多領域是高度重合的。

　　事實上，中共統治之下的對外貿易不公平同時伴隨國內市場的不公平原則，根本上說，市場需要公平和法治，這才是對企業家來說最珍貴的元素，貿易戰可能給壹些民營企業帶來短期的壓力，但長遠來說，貿易戰可能為企業家帶來真正的歷史機遇，讓企業成為真正的企業，而不是黨國經濟的附庸。在法治環境下，企業獨立經營的權利是受到法律保護的，而在中國，即使華為這樣的企業，事實上也是權力的附庸，即使在技術上有強大的實力，最終也會因為政治因素的捲入使之無法真正成為壹個現代意義上的企業，反受其害。

　　八、中共國進民退對美國的影響及政策建議

　　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密切相關，二者相輔相成。公民的經濟自由越大，中產階級就會越多，公民社會就會越強大，政治自由也越大，政治權利越有保障，憲政民主越容易建立。以產權保護為核心的經濟自由是其他自由的根本，是普世價值和基本人權的壹部分。建立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會為實現憲政民主政體奠定良好的基礎。

　　只有憲政民主才能為自由市場經濟提供制度保障。美國政策制定者對此應具有戰略眼光，不要把貿易戰僅僅限於貿易逆差和竊取技術，而應將貿易戰當政治戰來打，推動民營經濟的主導地位，迫使中共放棄對資源配置的壟斷，努力幫助中國建立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

　　壹旦中國經濟基礎發生這樣的改變，民主轉型也就具備了基礎。

　　早在上世紀80年代，以美國為首對西方民主國家就通過給予最惠國待遇和關貿總協定的談判開始將中共接納進其自由貿易體系，隨後又在2001年2001年12月接納為WTO的第143個正式成員國。美國及其他民主國家曾期冀中國被納入自由貿易和市場經濟體系後會逐漸實現社會政經轉型，然而這壹希望落空，導致西方政治人士和學者得出自由資本主義和經濟發展並沒有給中國帶來民主的結論。

　　實際上，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所犯的壹個主要錯誤是在中共欺騙和誤導下，在中國經濟結構未發生實質性變化前過早准其進入市場經濟體系。關貿總協定在批准新成員國時要求計劃經濟國家做出重大結構性改變，在其基礎上建立的世貿組織也要求非市場經濟國家承諾在談判決定的期限內成為市場經濟。但是中共黨國壹黨專政制度下，經濟結構始終沒有出現實質性改革，承諾的市場經濟壹直可望而不可及。

　　在WTO的談判中，中共黨國承諾進行結構性改革，在6年的期限內逐漸開放農業、汽車、金融和醫療等服務行業，取消補貼，改革國企管理來確保中國與其他經濟體之間的公平競爭環境；在此承諾下，美國市場對中國實行即時地、不受限制地完全准入。其結果是中共黨國大占便宜，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從1985年到2017年，中國從美國市場獲得的貿易順差達47380億美元。這還不包括中國設在海外數萬家公司向美出口的順差。這是中國外匯儲備的主要來源。美國還因中共的出口流失了超過300萬製造業工作。中共系統性地竊取美國技術和商業秘密，造成每年2000億至6000億美元的損失。

　　當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暢通無阻，盡情享受低關稅、大舉賺取入世紅利的同時，它自己卻利用各種貿易壁壘、非貿易壁壘和高關稅,以及各種行政手段故意限制美國產品和公司進入中國市場。中共對美國電影、圖書、報刊、藥品、汽車、高科技產品、各種金融產品等，均課以高額關稅和嚴格審查，並完全禁止美國互聯網企業像谷歌、臉書、推特的准入。即便6年期限過後，中共仍然拒絕兌現承諾。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2010年8月，中共商務部、財政部先後正式宣告中國加入WTO的所有承諾已全部履行完畢。2011年，中國政府發布對外貿易白皮書，正式宣布入世承諾“全部履行完畢”。

　　但是中共入市17年之後，強有力的證據表明，中國仍然沒有轉型成為市場經濟，中共的大部分承諾都沒有兌現。美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發布的壹份報告顯示，中國迄今為止仍未履行當初加入WTO時的部分承諾如下：

　　世界銀行發表的壹項關於中國的研究報告確認中共政府並未兌現承諾完成向市場經濟轉型。國家繼續主宰經濟關鍵部門，政府、大銀行和國有企業之間聯繫密切，已產生了既得利益，它阻礙改革，造成國家繼續干預經濟。該報告還指出，中國在許多領域都沒有完成向市場經濟過渡；市場和非市場措施混雜壹起激勵生產者和消費者，政府國企和私營部門的作用區分不明確。報告建議中國加快結構改革，建立壹個基礎良好的市場體系，國家重點放在提供重要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之上，而讓充滿活力的私營部門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著更重要的作用。專家認為中國仍然高度依賴國有企業來實施黨的政策。由於中共內部反對進壹步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以及黨通過國企執行其政策的內在政治關係，他們懷疑中國不能完成向完全市場經濟的轉變。中共的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極大欺騙性，它既不是計劃經濟，也不是市場經濟。這種四不像的經濟雙軌制從廣義上說是指政府控制關鍵產業，同時在其他產業允許私有企業有限制地進入。在市場的表象背後，是嚴密的計劃性和政治性。

　　早在2013年11月，習近平在三中全會提出：“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主導作用，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2014年10月24日，習近平指示要“領導班子要把國企做強做大，擋住私有化逆流”；2015年6月5日，習近平主持通過的《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明確規定：“國有企業屬於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要“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 目前習近平政權對民企的打壓和嚴控，公開將做大做強做優國企，增加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變成壹項重要國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劃、調節與控制力度不減反增以及加強黨對民營經濟的領導等等舉措，使得中國實現向市場經濟轉型這壹前景更為暗淡。 4美國政策者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在中共壹黨專政的極權政治體制下不可能產生真正的市場經濟，無論中共給其經濟制度打上任何標籤，它所推行只是壹種“社會主義為體，資本主義為用”的計劃經濟變種，壹種國家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這樣的體制比純社會主義體制更有韌性和應變能力，從而更危險，必然要與民主制度、自由市場經濟發生不可調和的衝突。中共從不公平貿易中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收益，並利用這些收益強化其極權統治，為合法化其壹黨專政、回歸馬克思原教旨主義的意識形態宣傳。

　　毫無疑問，中共極權政治下的經濟制度違背世貿組織原則和中國入世所做的承諾，而世貿組織目前也沒有行之有效的機制來防止非市場經濟國家的不公平貿易。美國要麼退出世貿組織，要麼將中共踢出該組織，要麼改組該組織，要麼迫使中共黨國發生實質性結構變化。

　　習近平打壓嚴控民企、做大做強國企的政策給美國帶來的直接影響是加大不公平貿易，繼續多占美國便宜，更重要的是推遲中國公民社會的壯大發展，造成民主轉型的困難，進壹步鞏固中共極權，極大提升黨國國力，威脅美國的國際經濟主導地位，甚至全方位挑戰美國，危害美國家安全和民主制度。

　　雖然中共壹元化領導已經出現裂縫和眾多不穩因素，但當下中國專政政治治理架構仍有韌性，習近平仍能掌控局面，他全面打壓公民社會, 扼殺民營經濟，打造超級警察國家、特務國家。沒有外部壓力，中國的政治空間越來越狹小，有可能完全退回毛澤東極權統治和經濟政策。

　　美國有能力給中共施加壓力，因為中共手中沒有足夠的政經和軍事手段和籌碼來反制美國，中共經濟對美國市場出口的依賴要遠遠大於美國經濟對中國市場出口的依賴，而且，貿易戰造成的心理預期在中國社會會產生巨大影響，貿易戰迫使中共留下的出口真空很快會被其他發展中國家代替，而貿易戰會迅速向政治軍事領域延展，對中共政權造成更為直接的威脅。所以來自美國的外部壓力很可能推動中國政改和社會良性轉型。

　　因此美國應當抓住這壹時機，通過改變中共的經濟基礎和經濟結構，最終改變其政治體制。

　　我們認為美國政府應考慮以下政策：

　　1. 明確要求中共接受普世價值，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向法治社會轉型。

　　2.  明確要求中共進行實質性的經濟體制改革，開放市場，馬上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所作的市場開放承諾，按照市場化原則對經濟體系進行改革，反對對民營企業的壹切不公平和歧視性待遇，迫使國企從壟斷和高利潤領域和行業退出，徹底廢除經濟雙軌制，讓所有企業在相同規則下自由競爭。

　　3.  堅持對等原則，消除制度性貿易和非貿易壁壘，包括對外貿易權，外匯權，審批、經營權以及網絡審查和控制。在中共沒有實質性減少或消除貿易和非貿易壁壘之前，利用對等原則限制中共國有企業和產品准入美國市場。

　　4. 重新將人權和貿易掛鈎。長期以來，人權是美國外交的核心，但美國1995年把對華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脫鈎，2000年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並允許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美國應赴會人權與貿易掛鈎的政策，限制中國以低人權優勢向美國大量出口產品，並要求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勞工組織調查和督促中國履行勞工、環境保護的承諾，拒絕進口在惡劣工作環境中生產的中國產品。

　　5. 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迫使其放棄其放任人民幣貶值的做法刺激出口,並在未來美中貿易談判中將具體要求中共停止匯率操縱行為。

　　6.  公開明確地支持中國民企和民營企業家維護自己的權利，為受迫害的民營企業家提供道義支持，並鼓勵他們到美國落地設廠，要求中國政府放鬆金融和外匯管制，確保中國企業家安全便利地在美國自主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