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人內幕！雙十二“西安事變”，原來是他下的不抵抗命令

12月12日是西安事變紀念日，這場85年前發生的事變，改寫了中國的歷史。無數文人對這段歷史寫過無數的文章評價張學良。與張學良同是東北人的評論作家曹長青，通過30年前對張學良當面的採訪，寫下了如下的論述。

談中國近代史，離不開國共兩黨；而研究國共兩黨史，離不開西安事變，因它是兩黨關係的轉捩點；這段歷史被中共完全扭曲，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活到101歲，就是不肯說出事變內幕，直到去世把他知道的秘密帶進了墳墓。海峽兩岸對張學良的評價卻像黑、白那樣兩極∶中國大陸把他譽為“民族英雄”，台灣定他為“歷史罪人”。

到底怎樣給張學良蓋棺論定？要回答它，就必須弄清楚兩個關鍵性問題∶第一，日本1931年侵占東三省，張學良為什麼不抵抗？第二，蔣介石當年為什麼不同意“抗日”？

1991年5月，在張學良被軟禁50多年後首次獲准來美國，作家曹長青當面問張學良“到底有沒有蔣介石不抵抗的手諭？”張學良明確回答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可能要占領全中國，我想儘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藉口擴大戰事。我們當時採取‘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當時國民政府給我的指示是，相應處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認那時判斷錯誤。我下令不抵抗是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在日本關東軍攻打東北軍之前，中國有識之士都認為張學良這個當時吸大煙成性、沉緬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沒有能力指揮整個華北的抗日，當時進攻東北的日本軍隊只有幾萬人，而僅張學良的東北軍就有30萬部隊，但東北就這樣輕易失守，對此胡適非常悲憤，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全國震驚之後”一文，認為張學良罪責難逃。胡適毫不客氣地指出∶“張學良的體力與精神，知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夠擔當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雖然張學良50多年後在紐約聚談時澄清，當時沒有蔣介石“不予抵抗”的一紙手諭，但從整個抗戰背景來看，蔣介石對張學良在東北不抵抗基本是持某種默許態度的，東北軍撤出東北後，也沒有對張學良進行審判，主要原因是蔣對當時中國和日本的軍事實力懸殊有比較清醒的認知，傾向於不擴大事端，以爭取時間。

蔣介石當時為什麼不同意“抗日”？東北失守之後，蔣介石不同意張學良要對日本開戰的主張，最後激發出西安事變。從常識和邏輯來說，當時連一般老百姓都無法容忍日本侵略，作為一個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懷的中國領導人，蔣介石怎麼可能就不準備抗日呢？而且八年抗戰的歷史事實已證明，蔣介石不僅堅定抗日，而且領導了國民黨部隊承擔了整個抗戰的正面戰場，共產黨軍隊僅是敵後打游擊戰，占領地盤。

當時中國雖結束了軍閥割據，但政令難以統一，尤其是共產黨不僅仍擁有軍隊，並割據陝北一方。蔣介石和張學良的最大不同之處是，蔣對共產黨的本性有相當的了解，深知如果不剷除中共，它會利用抗日之機得以發展而後患無窮，而後來的歷史正是這樣演變的！

蔣介石苦心經營的五次圍剿紅軍和共產黨，紅軍被迫進行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大潰退。潰退到陝北的紅軍僅剩下兩萬人，蔣介石多年的艱苦剿共，終於有了眉目，這時候主動去與日本軍隊打一場必敗的戰爭，他怎麼能同意呢。

第二種考慮是，以當時中國的國力無法與日本匹敵，必須儘量爭取時間，以儲備力量。史學家黃仁宇在《從大歷史讀“蔣介石日記”》 一書中說，當時蔣介石“深知兩方的實力，如即此倉卒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因此蔣的策略是，儘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發，以爭取時間組建更多現代化師團，建造兵工企業，構築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

但蔣介石為什麼不把他的想法告訴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國民眾呢？“九一八”之後，日本內部對是否攻占整個中國也有分歧，如果作為當時中國政府領袖的蔣介石公開這種戰略部署，等於告訴日本人，中國正臥薪嘗膽，準備全面抗日，會刺激日本鷹派提前全面侵華。因此國人當時多不知蔣介石的這種戰略設計。

當時中國知識界對此保持清醒頭腦的是胡適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適發表“華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張“停戰謀和”，指出以中國之國情“不足以對日言戰”；“戰則必大敗亂”。胡適解釋說，當年比利時曾被德國占領，法國割兩省給普魯士，都是由於實力懸殊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後來有實力又收回。

但胡適的見解不僅無法成為主流聲音，而且被指責為“漢奸”“賣國賊”。當時共產黨高調鼓吹“抗日”，是按照斯大林的指示，為的是牽制日本軍隊對蘇聯的威脅。

回顧當年中日兩國的經濟實力：

鋼鐵產量：日本580萬噸，中國4萬噸。

銅產量：日本8萬7000噸，中國700噸。

石油產量：日本160萬噸，中國1萬3000噸。

日本一年可生產飛機1580架，中國一架也沒有。

“中國通”費正清在他的最後一本著作《中國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對此寫到∶“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來可以逐步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事實卻不然，抗日戰爭給了毛澤東和共產黨機會，他們在農村鄉間奠定了新的獨裁勢力，卻排除了國民政府剛剛開始的都市文明社會的進程，在戰爭環境下，中國共產黨建立起一個準備好打內戰的中國。”

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他的書中感嘆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以農村社會作基礎，不具實質上的統一，衣食未果的國家，有打敗一個工商先進國家的先例。”面對日本侵略軍的飛機、坦克、大炮，中國軍隊根本沒有還擊的武器， 抗日，光靠喊口號是不行的，歷史也證明，中國抗戰的勝利，是因為日本的戰略誤判，把世界第一強國美國引入了戰爭，結果是日本軍國主義自取滅亡。

接班人問題不是偽問題，是個實實在在的問題，當然其只發生在“帝制社會”或者隱蔽的“萬歲制度社會”，皇帝萬歲爺需要“接班人”（需要哪位王子？）來接他的班，坐那龍椅，來一句頂一萬句！而憲政民主的社會制度是一人一票選舉制度，其實是根本不需要考慮“接班人”問題的，憲政民主的社會裡，考慮“接班人”問題都是多餘的費事！選誰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