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台灣網友 寫於 二零一九年

我們軍人不喜歡把內部的事情攤出來講，怕打擊士氣；但打不了仗的八旗軍，空有士氣也沒什麽用，把問題講出來，至少還知道該怎麽改善。我也不怕會洩漏什麽內部祕密，畢竟最大的祕密就是“內部壹無所有”。

心戰：現代國家的主戰場
壹般人以為“心戰”根本不重要，以為這是飛彈和按鈕主宰壹切的時代。實際上，心理作戰才是當代國與國間極少數“可以打”而且“有價值”的戰場──妳不能隨隨便便把飛彈打出去，但假新聞可以想發就發，壹則假新聞對國家的破壞力可能比壹枚飛彈還大。近期因為關西機場事件的緣故，部分國人終於開始注意到了當代心理作戰的威力。

在現代世界，出兵的代價非常高昂：後勤成本高昂、政治風險高昂、經濟制裁代價高昂。因此，壹支正常的現代軍隊，絕大多數的工作都是在“準備戰爭”：訓練、操演、軍購，是為了準備下壹場戰爭；即使是透過網路技術竊取敵國軍事機密，那也是在替還沒開打的戰爭做準備。

心理作戰不是在準備下壹場戰爭，心戰能夠在未開戰的情況下直接衝擊對方國力。有效的心戰可以影響敵方國內局勢、顛覆敵方國家政權（輕則扭轉選情，重則引爆革命），進而削弱敵方對本國的威脅，為本國帶來國家利益。凡是軍事手段以外的作戰方式，都是“政治作戰”（簡稱政戰），而心理作戰正是政治作戰的精華部分。

普魯士將領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說：“戰爭是迫使敵人服從我方意志的壹種暴力行為。”話說回來，如果我們可以不動用暴力行為，而是只透過釋放壹些訊息、交換壹些條件，就能讓敵人分崩離析、屈服於我方意志，那我們何樂而不為呢？

政府部門和有良知的媒體必須儘可能服膺於新聞倫理，軍人則沒有這個束縛，軍人要服膺的是國家利益。所以，插手媒體、網路和輿論的心理作戰，就成為了現代軍人的工作之壹。俄羅斯涉嫌干涉美國大選，看看美國起訴了哪些俄國人？12名俄國軍官，他們都是軍人。

這就是21世紀10年代興起的壹種戰爭型態。

被蔑稱為“五毛”的對岸網軍、流竄在LINE上的政治宣傳圖文、足以撼動國家局勢的“假新聞”，其實這些都只是最表淺的東西。這壹切的行動，背後都有壹個宏觀的政治算計與布局：中國共產黨要去思考，當他們透過末稍釋出特定訊息時，台灣民眾會有什麽反應？台灣輿論會有什麽反應？台灣媒體會有什麽反應？最終能為台灣的政、軍情勢造成怎樣的打擊？這樣的細膩程度，堪稱戰爭藝術。

這裡要注意到：雖然都叫作“網軍”、“網路戰”，但是負責洗輿論、帶風向的心戰網軍，和負責盜取國安、軍事機密的資通電網軍是截然不同的，涉及的技術層次與面向都天差地遠，不可混為壹談。軍方目前比較重視後者，對於前者則沒什麽頭緒。

當過兵的人為什麽嘲笑心戰？因為我們只聯想到自欺欺人的樣板式心戰喊話，聯想不到發生在國家層級、滲透到個人生活的戰略層級心戰。大概可以這樣形容：在心戰這領域，人家已經在丟飛彈了，我們腦子裡卻還聯想到丟雞蛋。

兩岸心戰部門：是他們的黨和我們的軍在對決
作為意識型態宣傳工作傳統豐厚的黨國體制，對岸參與執行對台心理戰、輿論戰的部門層級高、規模龐大，部門橫跨黨、政、軍三界，包含中共中宣部、統戰部、共青團，乃至於各級台灣事務辦公室與外圍組織。大家比較熟悉的網路輿論攻勢，基本上也是由這幾個部門在籌劃和執行。至於共軍的心戰部隊，則是著眼在戰術層級的心戰（戰場心戰喊話、抱宣彈），比較少直接參與對台灣的戰略心戰。

反觀已經脫離黨國體制的台灣，有哪些相對應的部門在反制對岸的心理戰和輿論戰？我們也從黨、政、軍三個面向來看看：

黨的方面，台灣的壹些政黨和政治人物有網軍，但這種網軍是用來對付政敵與競選對手的，了不起就是挨打時出來護航壹下，不會用來專門對付中共網軍，所以在此忽略不計。

政府機關方面，只有用於公開發布訊息、公開作出澄清的新聞部門，沒有專司輿論戰與宣傳戰的部門。畢竟對於民主國家而言，由公家機關直接去插手和影響民間輿論，可想而知會成為眾矢之地。

至於所謂的“防範”或“防禦”對岸輿論戰攻勢，這種思考方向幾乎是沒有意義的。面對“假新聞”，不管是監控問題粉專與社團，還是透過大數據系統來掌握輿情，甚至要求發言人在最短的時間內反應及澄清，都不可能發揮多少“防禦”的作用。當代的心理作戰防不勝防，而且難以透過事後措施來彌補傷害。真正的輿論戰攻防，就是拿出對於閱聽人而言更具吸引力的訊息去和敵方訊息衝撞、抵消對方攻勢，甚或轉移焦點。

這樣看下來，只有軍方與相關情報部門有可能出手反制對岸心戰攻勢。在現有的職能分配下，國安局著眼於反間諜、反滲透與戰略情報蒐研；軍情局著眼於蒐集軍事情資；真正專司文宣、心戰工作的，唯有國防部下轄的政治作戰局。

在兩岸心戰的戰場上，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黨”對上自由主義國家的“軍”，是中共對上國軍。或許不成比例，但也不代表台灣必敗，還要端看國軍是否意識到自己是國內唯壹的正規應敵戰力、該採取怎樣的作為去應戰。

政戰局底下設有文宣心戰處，文宣心戰處對下則指導理應實際制衡對岸心理戰的心理作戰大隊（簡稱心戰大隊）。

可以這麽說：當前全台灣專司對抗對岸心理戰、輿論戰、宣傳戰的指揮官，就是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文宣心戰處處長陳育琳將軍（2016年10月接任）。而負責執行心理戰、宣傳戰工作的，則是陳育琳將軍的嫡系子弟：心戰大隊大隊長陸軍政戰上校張景泰（2017年9月接任）。心戰大隊的壹切工作方向，基本上由文宣心戰處決定。

也就是說，中共中宣部、統戰部、共青團在台灣的官方對手，就只有政戰局文宣心戰處和受其指導的心理作戰大隊而已（以下合稱為台灣心戰部門），這兩個單位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然而，在這麽重要的崗位上，卻埋下了兩個恐怖的禍根：

第壹，藝工隊（藝宣大隊）和漢聲廣播電台（播音大隊）這兩個本來和心戰工作無關、不屬於心戰大隊的單位，卻在2013年時被降編併入了心戰大隊。這就像妳把壹只貓和壹只狗縫進壹個人的身體裡，三者無法整合也無法互通，後果可想而知。

這衍生出了壹個非常變態的現象：妳把跳舞、做美工的人招進心戰大隊，告訴他可以進入藝工隊服務，結果他卻被送去情報部門做研究，當然什麽都研究不出來，而單位又無法提供足夠的時間和師資去培訓他，最後這個人做什麽都不專精。類似的情形層出不窮，兩岸文宣心戰實力的差距，就從這種小地方飛也似地拉開了。

第二，在如此混亂的基礎上，倘若上級存在私心，把“既不懂心戰、也不懂藝術、更不懂傳媒”的自家人馬安插到心戰大隊領導幹部的位子上，那就會引發災難性的後果。這樣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崗位對國家安全有何重要性，不會分辨手上的幕僚、心戰人員、表演工作者彼此間有什麽差異，只要不斷地把人員擺到錯誤的位置，就能輕易地把台灣的心戰部門摧毀於無形。

台灣的心戰部門如何應付對岸攻勢
這邊先來檢視結局：近兩年來，當對岸向台灣逐漸增強心戰攻勢並取得戰果時，政戰局領導下的文宣心戰處和心戰大隊到底都做了些什麽？

對岸的心戰部門指揮大批網軍進駐台灣各大新聞網站、網路論壇、社群媒體，成功起到了“帶風向”的作用，壹定程度克服了自2014年起對台灣輿論動向“手足無措”的情形。

於此同時，台灣的心戰部門沒有建置自己的輿論網軍，甚至連主動在Facebook和LINE投放訊息的能力都沒有，只能投稿報刊社論或透過機關粉絲專頁發布訊息。花錢建置了大數據輿情分析系統，上級卻連對岸網軍的存在都沒意識到，甚至把對岸網軍的留言計入本國民眾的輿情聲量，拿來作為施政參考。

對岸的心戰部門已經洞悉台灣輿情各“同溫層”的差異，學會收買台灣人當五毛，學會打正體字和使用台灣用語，學會“假扮成藍軍來打擊藍軍”、“假扮成獨派來打擊獨派”，學會選擇性炒作，壓抑特定議題。

於此同時，台灣的心戰部門的領導者不要說去了解對岸網路生態了，連自己國內的網路生態都不太清楚，更無意去分析各議題背後的政治族群與意識形態脈絡。因為對於第壹線的分析者而言，“就算寫出來，上面的人也看不懂，高層只想要有數字幫政策背書”。

對岸的心戰部門抓住台灣各年齡層流行趨勢，開始製作大量正體字圖文投入Facebook和LINE，至少已經抓住了部分族群的政治脈動。

於此同時，台灣的心戰部門還被迫要劃壹些劃風過時、配色弔詭、文字冗長、既沒美感也沒幽默感的老式政治諷刺漫畫，這些漫畫在現實世界中幾乎派不上用場，也不會正式投入社群媒體使用，只是為了迎合外行領導的喜好而劃。

對岸的心戰部門精準掌握到台灣的政治要人與意見領袖，甚至多方從網路上或現實生活中刺探台灣民間情勢，在台灣擴展關係網路、參酌在地觀點，進而彌補既有資訊的不足。

於此同時，台灣的心戰部門對於對岸政、經情勢的蒐整，卻受限只能使用“公開來源情報資料（OSINT）”──說穿了，絕大多數都是網路上查到的資料，官方完全不打算與“人”建立聯繫、拓展自己的情蒐網。公情資料不是不能用，問題在於這些關於對岸情勢的中文資料當然多半是中共官方自己放出來的，所以都和事實存在壹定程度的出入，倘若沒能力分析資料的真偽與意圖，就只能被中共給的訊息牽著鼻子走。

由於過度仰賴二手資料、不培養自主情蒐能力，長期吸收中共釋出訊息的台灣心戰部門，反倒成為了最先遭受對岸心戰的壹群人。所有工作重點都隨著北京的宣傳步調在起舞：人家炒壹帶壹路、我們就跟風研討壹帶壹路；人家派遼寧號出來晃晃，我們就跟風研討遼寧號。就這樣，台灣的心戰部門基本喪失了主動開創議題、引導輿論的能力。

以上是台灣目前心戰能力的大致面貌，充分呈現了非專業領導專業的代價──擁有全軍最專業的人才，這些人單打獨鬥時各個都能大放異彩，匯聚起來給上級指導時，卻什麽都發揮不出來。

國軍和中國共產黨都是官僚積習深重的地方，但是在心理作戰這個領域上，國軍的官僚作風竟然還遠勝中共，慘狀令人不寒而慄。

美國人怎麽看？老美其實很期待妳們台灣能不能玩出壹點真功夫，畢竟理論上講中文的妳們應該最懂中國。老美沒有政戰制度，但他們知道政戰的厲害，蘭德公司今年曾經就俄羅斯、伊朗與“伊斯蘭國”對美國及其盟邦的政治作戰攻勢（諸如假新聞、干擾輿論等）發表過研究報告，鼓勵美方積極應對。所以老美也想看看妳們台灣的政戰都怎麽玩，結果看了幾次以後，美國人卻只能翻白眼笑笑。

老共又怎麽看？內部盛傳，對岸的情報部門曾經給他們的情蒐人員下過壹道指示：蒐集國軍情資時，不要去蒐政戰的東西。如果屬實，那表示連老共都知道台灣政戰做的東西幾乎沒有價值，毫無刺探的必要。

現實如此，大家都知道，我只是把真話說出來而已。至於各領域的詳細情形，留待以後的篇章詳述。

全台灣能用來對抗對岸心戰攻勢的公部門正規戰力，只有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的文宣心戰處（對下指導心理作戰大隊）。國軍以外的其它公家機關，都只有“澄清謠言”和“監看輿情”的能力，並沒有“打心戰”的能力。

然而，國軍的政戰系統卻從未發揮實力去反制中國共產黨的心戰攻勢；追本溯源，首先要檢討領導層面的問題。用比較口語化的說法來講：台灣不是沒有人才，但為什麽會讓不適任的人去領導台灣的心戰部門？

2018年迄今，台灣面對8次攻勢，政戰8次旁觀

以下擷取ETtoday近期壹篇報導中的片段：

政戰系統在歷經約兩年的改造與訓練後，從文宣心戰處長陳育琳、新聞處長陳中吉應對反應上，黨政人士坦言，相關工作與危機處理上，已經越來越成熟，而此時共軍頻頻來犯，且台海掀起文宣戰，“政戰每天都在作戰，每天都實實在在的在戰場上。”

在此先不討論新聞處，單就文宣心戰而言，這段文字敘述幾乎“完全悖離實情”，甚至被我們內部人員譏笑為“平行時空”。我們不知道文中所謂的“黨政人士”是指誰，但如果黨政人士真的對如此悲慘的心戰成果感到“滿意”，還對領導層級“讚譽有加”，這已足以令我們第壹線心戰人員心寒。

借用學者的整理：今年以來，台灣已經遭遇對岸8次較明顯的心戰攻勢，依序是1月M503航線爭議、4月全球航空公司改名運動、5月多明尼加及布吉納法索與我斷交、7月東亞青運主辦權取消、8月金廈通水典禮、85度C事件、薩爾瓦多斷交、9月關西機場假新聞事件。

事件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對岸心戰部門借力使力，抓住民間痛恨的點（金援外交、推卸責任、施政無能、不知民間疾苦等）去擴散虛實相雜的訊息，並引導國內意見領袖去發表意見，進而改變台灣的輿論流向。

回顧幾次事件，有些引發了國內政治的混亂，有些甚至成功重創了中央政府的民意支持度。孫子兵法說：“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對岸心戰部門有效開創形勢、利用環境，戰術戰法上確實可圈可點。

如外交部之類處在風暴正中心的當事機關，自然只能疲於奔命地應對外界壓力，沒有多少還手的餘地，惟可倚靠專業心戰部門在檯面下進行反制或反擊。回過頭來看我方，台灣心戰部隊是否也像對岸心戰部門那樣，採取過些許縝密謀略或積極作為來反制中共？

還真的沒有。

除了做些輿情數據分析與投稿社論以外，台灣心戰部隊沒有採取其它作為，甚可說是幾乎沒打算要去引導兩岸輿論。明明對岸每壹次心戰行動都有許多可供揭露的點，中國共產黨自己也渾身上下都是可以攻擊的靶，上級卻從來不曾下令去主動反擊。

這就是所謂的“政戰每天都在作戰，每天都實實在在的在戰場上”嗎？國家的心戰部隊，沒有被用來具體抗擊對岸攻勢，反倒被高層要求去為軍人年改做政策護航。不僅棄守了本該堅守的戰場，這根本稱得上是跑錯戰場了。

軍方沒有心戰人才？還是“所託非人”？
外界對國軍與政戰系統的官僚作風，大多抱持著負面印象。但與外界想像或有差異，政戰體系並非完全沒有心戰專業人才：雖然國軍的人才養成方式仍有進步空間，但在文字、情報、語言、新聞、網路、美術、音樂、影視等領域，確實還是有壹些不遜於外界的頂尖幹部。

國軍也不是沒有肯做正事的幹部。實際上，政戰體系底下壹直都有許多想為國家做出壹點實際貢獻的軍人，其中也不乏中校、少校這種較資深的軍官。許多政戰人員心中更是都有壹個共同的痛，就是不願看到政戰被各兵科軍事幹部視為“沒有實際用處的存在”。若無此心，我的上壹篇文章也不會在政戰圈和各院校的相關群組裡被國軍同仁大力轉傳。

人員優秀、裝備精良、資源充沛，面對中共攻勢時卻什麽也發揮不出來。不要說雖敗猶榮了，根本連戰場都沒有踏上去。可想而知，高層的用人方針、領導統御與國家意識都出了很大的問題。

這兩年來，為什麽戰院畢業成績敬陪末座的人，可以被政府拔擢陞官、領導文宣工作？為什麽不懂對岸、不懂宣傳戰、不懂情報價值、不懂藝術層面的人，會被派去指揮心戰部隊，取代真正了解相關領域的前任者？總不該讓政治問題、派系問題和濫用私人的弊病，去限制住台灣的應敵戰力。

為什麽只有中共有官方網軍，台灣卻沒有
台灣的心戰部隊，目前是被怎樣的人給領導著？

談到網軍，台灣的心戰部隊也不是完全沒考慮過要建立網軍。當相關單位開始思考創辦社群網站帳號、組建網軍去反擊對岸“五毛”網軍時，領導卻否決了這個提案，因為怕會“搬石頭砸自己的腳”。也就是說，“成立網軍”這種能創造實際戰果的工作，非但無法向上級展現單位績效，還可能導致單位被責罰。

這是很可怕的壹件事，不單是領導只求表現、不願冒險的官僚心態，更反映出壹個結構性的問題：台灣竟然不把對敵作戰成效視為績效。

被蔑稱為“五毛”的網軍為什麽存在？當然是共青團里的幹部為了在上級面前求表現而積極發展的，網軍“愛黨愛國”的發文就是績效所在，每則貼文人民幣5角錢就是對績效的獎勵。對岸的官場把打擊台灣的成效視為績效，台灣卻不把反擊對岸的成效視為績效。

什麽才是長官眼中的績效？但願不是辦活動和拍微電影。如果政戰拍幾部微電影、辦幾場活動就能討政府高層歡心，讓當局者心滿意足、無視接二連三遭受的重創，那就真的沒救了。如果台灣的官僚體系都是這種思維，那也不難了解為什麽當年會祭出“徵文比賽”來應對釣魚臺紛爭。

我們心戰的目標對象，就是我們的長官
談到情蒐，心戰情報部門自然要定期將情報蒐研成果彙報給上級單位。在彙報之前，總是要經過單位主官審核內容，針對情報價值、推論合理性與工作方向進行指導。然而，當領導沒有能力針對情報工作做出評論與指導時，就只能針對無關緊要的小細節（文字位置、圖標位置）耗費大量時間去鑽牛角尖；到後來，甚至發生領導長期不參加審核會議的情況。

在壹次聚集長官與學者的研討會上，有內部人員起身提到了中國大陸境內多元性別族群遭受壓迫的情形。會後，在場的壹位領導竟然唸了他壹頓，要他不要在長官面前“標新立異”。

我們心理作戰都講求設定“目標對象”，為的是在執行心戰作為以前，預先設定好要影響的群體為何。然而，某些上級對“目標對象”壹詞的認知，好像跟我們不太壹樣：某壹次會議上，就有某領導在眾目睽睽之下說出了“我們的目標對象就是我們的長官”這種露骨的話。

原來“我們不能對中國大陸心戰”
對於軍人而言，專業素養是個課題，國家意識也是個課題。我們內部確實有想過要對中共採取心戰反擊，例如向對岸釋出特定訊息、加大中共內外壓力等。但是，當有關計劃與意見呈報上去時，得到的回應卻是：我們不能對中國大陸心戰。

不能對中國大陸心戰，那心戰大隊到底要對誰心戰？於是，提議的人換了壹個方向，建議採取壹些作為鞏固國人的心防、提升民眾禦敵信心。結果得到的結果卻是：我們也不能對民眾採取心防作為。

我們就困惑了，那國家養我們心戰大隊做什麽？

上面的解釋是，我們並沒有被“授權”對中國大陸心戰。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推託之詞，但如果“心戰大隊真的沒有被授權進行心戰”，那揭示了壹項更嚴重的問題：

中共授權他們的心戰部門去攻擊台灣，台灣卻不授權給我們的心戰部門去反擊中共。人家已經侵門踏戶，把我們掃射得血肉橫飛了，我們卻還沒從長官那裡獲得對敵開火許可。在我的認知中，這叫作“間接助敵”。

是誰沒有授權？是政府沒有授權給國防部？還是國防部沒有授權給政戰局？還是政戰局沒有授權給文宣心戰處？抑或是文宣心戰處沒有授權給心戰大隊？台灣在兩岸心戰中不戰而敗，這責任歸屬是該釐清的。

或許根本問題不在於“授權”，而在於“對自身職責的認識與操守”。畢竟，負責研發戰場留置文宣品的部門，都可以被經常性地要求製作印有高階長官大頭肖像的應酬禮品了，難道這種事情反倒能夠獲得授權？公器可以被淮許用來逢迎拍馬，卻不淮被用來抵禦外侮。

不知道上面是“不敢”對中國大陸心戰，還是“不願意”對中國大陸心戰。無論是哪壹種，聽在軍人心裡都是很難受的。

我們寫的東西，台北不看，北京會看
我們曾經在對岸網路上刺探與套話，確認出某幾個使用正體字的臉書粉專和內容農場是中共中宣部在經營的。我們把相關資訊彙報上去，過了兩、三天后，神奇的事情發生了：本來長期抨擊台灣政府的幾個粉絲專頁，忽然不約而同地調頭過來講中國大陸壞話，甚至還發文讚揚了壹下前總統陳水扁（我不太懂這是什麽邏輯），簡直是故意要洗清自己身為統戰粉專的嫌疑。

“不要再說我們寫的東西沒有長官要看了。台北政府不看，但北京政府會看，還馬上就有動作。”我們只好這樣安慰彼此。

我不知道是上面哪個層級、哪個環節出了問題；也許真的是巧合？或許吧，希望如此。但從那天起，我告訴自己：真正敏感的資訊，是不能報上去的。

在俄軍多次有效干涉外國選情以後，據傳共軍戰略支援部隊也開始把影響台灣選情列為重要的“信息戰（即資訊戰）”任務。“干涉選舉”是目標，達成的方式就是從民主國家內部發動輿論攻勢，“輿論戰”本身才是關鍵課題。

這邊要再強調：在資訊傳播快速的當代，輿論攻勢是防不勝防的，監控與澄清都無法挽救已經造成的傷害。因此，惟有組建壹支與敵人同樣專司戰略層級心戰的專業部隊，藉由主動投放訊息來衝擊敵方，才可能抵銷境外勢力不正常干擾，維持國內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的自然運作。

想要打好輿論戰，自然就要熟稔掌握輿論環境。目前看來，對岸心戰部門恐怕遠比台灣心戰部門來得更加了解台灣輿論。

當我們的心戰部門不懂台灣輿論，也不懂對岸輿論

若先撇開層級較高的國際輿論不談，兩岸輿論戰大致可以被劃分為兩大戰區：

其壹，是我國政府治下受言論自由保障的輿論生態。
這個戰區有著重視市場偏好（有時甚至會出現“市場失靈”）的複雜媒體文化，輿論與選舉制度和政權更疊息息相關。戰場環境瞬息萬變，輿情走向不受政府引導，而是被金權、傳媒與形形色色的意見領袖所交互影響。

雖然這是我們的主場，但我們近壹年來卻被打得毫無招架之力，因為入侵者竟然比防守軍更加對台灣輿情“熟門熟路”，甚至打得“左右逢源”。摸著良心講，專司台灣心戰工作的單位（國防部政戰局文宣心戰處與心戰大隊），內部領導幹部對於台灣輿論生態與政治脈絡的了解，恐怕還遠遠不及國內許多尋常網友。

其二，是中共當局治下被“防火長城”環繞、由官媒與“評論員”引導輿情、網民自成壹套特殊文化的半封閉輿論生態。
牆內雖然號稱受到嚴密控管與發文審查，實際上卻漏洞百出：監控系統與巡查人員再怎麽厲害，都永遠無法控制住每天數以億計的訊息、影音、思想與情感傳散。在那裡，每天都有人示範給妳看該如何和黨中央打輿論戰：要用“捧殺”的方式去打擊對手，要擅長“說反話”，要用字母、符號、同音字或諧音掩飾敏感詞，要融入紅色群眾之中打“游擊戰”。

壹些民間朋友以為：中共要滲透言論自由的台灣很容易，台灣要打入言論受到嚴控的中國卻很困難；其實未必如此，只要了解對岸的網路生態，就不難去干涉對岸的輿論甚至地方政治。和核武壹樣，輿論戰也可以玩“相互保證毀滅”：擁有足夠的反擊能力，才能讓對方知道攻擊我們不划算，使得對方不敢輕舉妄動。

可惜，我們的心戰部門不但根本沒有踏上這個戰場，甚可說是對這壹大片戰場幾近全盲。作為台灣的心戰專業部隊，絕大多數在位者對微信公眾號與新浪微博的生態並不熟悉，搞不清楚QQ、知乎、天涯、人人是什麽東西，更不要說去認識烏有之鄉和科學網這種相對生硬的東西。至於香港、澳門的輿論生態就更不用提了，主事者對港澳不關心，基本上是壹無所知。

可以這樣形容：中國共產黨與群眾脫節，我們與群眾脫節的情形比他們還嚴重，這群眾戰是要怎麽打呢？我們不只和對岸的民眾脫節，和自己民眾也脫節。畏懼輿論如洪水猛獸的台灣官僚，口口聲聲自稱重視輿論，為何還能對輿論如此無知？他們到底是以什麽態度與方法去檢視輿論的？

對“科技感”的迷信：完全不懂輿論脈絡，就在看數字編故事

近年來，許多政府部門都壹窩蜂地流行起了大數據系統，心戰大隊也不例外。公部門想要利用大數據來掌握國內輿情（甚至兩岸輿情），有些還聲稱要藉由大數據來“反制對岸的假新聞攻勢”。可是，單靠系統和設備就能了解輿論嗎？

大數據系統不是不能用，但當妳想藉由系統來觀察複雜的人文世界時，系統自然會存在不少侷限。大數據系統在搜尋網友輿論時，沒辦法精確判斷髮話者的情緒，系統對於發話者情感正、負判定的準度，通常落在40%到50%左右。

也就是說，像“反諷”、“反串”或“帶葬話的激賞”這類網路上常見的表達方式，發話者對意提的真正立場就很有可能被系統誤判。要有具備輿論敏感度的分析人才，才能正確運用這種分析工具，否則恐怕會從數字身上推導出更加錯誤的結論語政策建議。

舉壹個經典的例子：去年1月時，莒光園地節目播出了涉及同性戀議題的單元劇《彩虹》，讓許多年輕網友大感驚喜。由於會對此議題發表意見的網友大多是對多元性別抱持開放態度的年輕世代，社群網站上（尤其國防部發言人臉書）讚揚軍方此舉的輿論明顯居多。

但心戰大隊的大數據系統不知在統計上受到什麽因素干擾，就是跑出了“網民負面聲量居多”這種與事實相反的結果。雖然單位同仁據理力爭，負責大數據輿情分析的指揮者仍堅持依照數據來向上級報告：多數網友不喜歡這部單元劇。

我不知道國防部最後有沒有受這份報告所影響。至今快兩年了，莒光園地似乎真的不曾再推出過類似議題的單元劇或節目。如果對輿情的錯誤解讀導致國防部宣傳政策上的誤判，這會是壹大悲劇。倘若大數據系統的指揮者是為了迎合上級而導致真實輿情被扭曲與掩蓋，那就更是喪失了藉助系統來分析輿論的意義。

也有另壹個極端的案例：自從新疆加強監控穆斯林、大規模興建再教育中心以後，心戰大隊的大數據輿情分析系統也試著去統計中國網友反應，最後得出了“對岸網友大多支持加強對維吾爾人控制”這樣的數據。

得出這樣的結果並不奇怪，中國許多漢族本來就對維吾爾族存在嚴重的負面刻板印象，所以會支持中共當局採取高壓手段防阻恐怖攻擊。但負責大數據系統的指揮者並不了解對岸這種民情，覺得“輿論怎麽可能普遍支持打壓人權”，最後乾脆決定不要分析這個議題了。

說到底，台灣心戰部門的領導者根本沒打算用大數據系統來認真了解輿論，只想把大數據系統當成可以朝自己臉上貼金的“高科技裝備”。在政戰局行將交接之際，上級竟然急著要在現任長官離開前完成大數據作業室的標案，相關規劃更是以“陳展”作為主要考量，為求華麗展現、替長官留下美好政績；至於輿論分析上的實用性，反倒在決策過程中被犧牲。

高層使用大數據系統的立場，也顯得本末倒置：幾乎只要國軍壹挨罵，就要求動用大數據系統分析，已經到了浮濫的地步。分析出來的結論卻壹點都不可靠，因為指揮者總是會用長官喜歡的話語來美化數據。這讓人有種感覺：國軍的大數據系統，仿彿是為了安慰高層長官而存在，而不是為了保護國家而建置。

這讓人不禁感慨：對於壹支軍隊而言，官僚思維遠比裝備不足還要可怕。

研究機構把大數據系統用在學術性的民意探究上，那會是很有價值的量化研究工具；企業把大數據系統用在消費者調查上，那會是很棒的商業工具；但如果政、軍之類的公部門想僅憑大數據之力來掌控台灣複雜的輿論走向，還想拿統計方法紕漏百出的數據來替政策背書，那真是痴人說夢話了，原因大致如下：

“同溫層”讓數據難以反映輿論形勢
這年頭都在講“同溫層”了，怎能妄想單靠幾組數字來解析各大輿情板塊？打個比方：在台灣，LINE可能代表了壹個世代（或群體），PTT代表了壹個世代，Facebook代表了壹個世代，Instagram代表了壹個世代，抖音現在搞不好也自成壹個世代。

Dcard、巴哈姆特、Mobile01等輿論平台，也代表著彼此特性截然不同的族群。各同溫層彼此間交流程度不高，對不同議題的關注程度也不壹樣，對各類議題發表意見的頻率更是不同。

網路上誰比較大聲、誰比較多話，絕對不代表民意就比較倒向那壹方。而對於特定議題能產生影響力的群體，也可能不是多數的壹方，而是掌握了關鍵話語權的少數。

光靠系統與數據，不可能看懂輿論的政治脈絡
要對壹個議題做量化分析，首先還要了解這個議題的兩造在吵些什麽、堅持些什麽。在根本不清楚雙方在吵什麽的情況下，連變項都無法劃定出來，這樣要怎麽去分析壹項議題的輿情？這是國軍在面對新時代輿論戰時的重大難題，絕對不是靠著時髦的大數據系統就能解決的。

以統獨問題為例：基於行政中立，軍事系統的教育不敢深談統獨問題，軍事院校先天具有保守傾向，軍校生也沒經歷過民間院校熱衷於政治、社會議題的氛圍。因此，即使是軍人也難以理解“統獨到底在吵什麽”。偏偏台灣絕大多數的政治議題（尤其那些會被中共拿來操作的議題）都是圍繞著統獨議題在發想與延伸，存在歷史包袱的國軍自身更是難以從統獨爭議中脫身。

對於輿論戰場上必須面對的問題，卻忌諱去談論與了解，自然就會陷入不利形勢。我們要面對的對手，至少還懂什麽叫作社會主義，多少接觸過壹點唯物辯證法。大多數軍人連國軍理論上信奉的“三民主義”與“革命精神”都搞不清楚是什麽了，更不要說左派／右派、環保、民族、性別、文化這類細膩、前衛的當代議題。

軍人不必去支持特定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但如果政治思想薄弱到壹貧如洗的地步，只會空喊“為台澎金馬百姓安全福祉而戰”，那樣的思想韌性是極度脆弱的。軍人無法和關注國家議題的民眾溝通，這樣要如何去從事輿論戰？如何在自己土地上抵禦敵人所擅長的政治攻勢？

如果心戰部門的指揮者真的把輿論戰當成壹回事，他們應該會看重對於判讀者的政治教育。但他們不知道嚴重性，在他們幻想的世界觀裡面，所謂輿論就只是由“不理解政府與國軍辛勞的酸民”與“支持政府與國軍的理性民眾”這兩種生物所簡單構成的。這些人身為政治作戰幹部，卻不重視政治教育，只想著依賴大數據系統。這就像不去磨練自己的手藝，卻拚命喊著買漂亮電鍋。

“低等五毛”與“高等五毛”壹起編織出的輿論假象
中共網軍在台灣網路生態中，是鋪天蓋地的存在。包含各大媒體的討論區，到許多重要的臉書粉絲專頁，乃至於不少臉書社團內，都存在著大量的“假帳號”。這壹點，許多台灣網友都早就查覺了，但台灣心戰部門的長官似乎並不在意。

“五毛”數量之多、規模之大，絕對不是可以被這樣“忽略不計”的，他們的存在會讓許多重大議題的網路輿論分析效益大打折扣。然而，從結果來看可以這麽說：過度依賴大數據系統的台灣心戰部門，似乎經常把中共網軍炒作出來的網路輿論當成純粹的本國民意來參考，並且渾然不疑有它。講白了，在每壹次上給政戰局的提呈單中，所謂的“網民輿論聲量”裡面不知道都摻雜了多少被五毛灌水出來的假輿論，但上級卻沒打算要處理這個盲點。

五毛也是有分等級高低的。最低階的五毛，就只是中國各省市想要打工、賺外快的廉價網路評論員，他們許多人教育水準極低，只能照著SOP來創辦假帳號，照著SOP來謾罵共產黨的壹切敵人。這些人不只在台灣、香港討人厭，他們在對岸也同樣令人憎惡。

他們喜歡對台灣人噴粗話，因為噴粗話最能淺顯易懂地向上級表明“我有罵他們了”，而且不需要動腦。他們打字時甚至也懶得切換成繁體字，大頭貼上偶爾會放個五星旗或共軍武器照片來表明愛國立場，根本不打算偽裝。和他們在網路上爭辯也沒多大意義，因為他們就只是領錢辦事而已。

恐怖的是“高等”五毛，也就是真的訓練有素、了解台灣輿論的職業帶風向部隊。他們的目標是炒作他們想放大的議題，壓抑他們不想宣揚的議題；為了遂行任務，他們可以偽裝成任意立場的網友，也不必忌諱在偽裝的過程中談及某些敏感詞（如“六四”、“藏獨”等）。

他們擅長運用陰謀論，把真實的消息打成“不實訊息”。他們有些甚至還會模仿台灣網友的口吻，把他們不希望曝光的對岸人權問題說成“它國事務，干我屁事”。為了製造陣營內部的對立，他們還會假意為候選人護航，質疑網友“轉移焦點”與“惡意抹黑”。

他們也會掌握各平台的瀏覽巔峰期，以PTT為例，雖然全天候都有網軍（有些可能是外包給公關公司）駐板，但他們主要活躍時段大概落在每天晚間10點半至凌晨1點半之間。跟這種網軍比較起來，透過群組和內容農場散播不實訊息圖文的網軍，就顯得小巫見大巫了。

除非經過專業試探或調出發文紀錄，這種網軍是無法被壹般民眾辨別出來的。

台灣的輿論環境正在高速地複雜化，境外勢力的干涉已非單靠培養國民媒體識讀能力就能克服的，必須要有積極且有系統的反制計劃。在中共輿論戰能力突飛猛進的同時，如果台灣有關部門還繼續原地踏步，那就和就地棄守簡直沒兩樣。

在新時代下，面對俄羅斯、中國和壹些穆斯林國家這種藉由操縱網路和輿論來遂行的心理作戰，壹般西式民主國家目前還很難找出有效方式去抵抗，因為它們國內普遍缺乏於法有據且強而有力的宣傳機構。

台灣因為保留了蘇聯式的軍隊政治作戰系統，所以還有個現成的心理作戰部門可以反制敵方攻勢。然而，截至今年10月底，高司政戰系統在應對中共對台心戰攻勢時卻嚴重失能，究竟台灣政治作戰工作方向出了什麽問題？

首先要強調兩點：第壹，本文要反思的是中央單位的戰略層級政戰，不是基層部隊為戰時而準備的戰術層級政戰工作；第二，本文要探究的是政治作戰的原始功能：政治教育、文宣工作、心理作戰、群眾戰。早從北伐時期開始，政戰人員就是用來散播革命思想和鼓吹敵後群眾抗爭的，這才是本務。因此，這邊不討論輔助性質的心輔、監察、保防、福利、眷服與民事工作。

可以這樣理解：真正發揮作用的政戰，就像是《世紀帝國》裡面的僧侶壹樣，對外要能拉攏敵方（招降），對內要能恢復及穩固戰力（治療）。軍隊政治工作是壹套源自蘇聯紅軍的制度，早年被國、共兩軍同時仿效。在國軍，這套制度被叫作政治作戰（政戰），由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統轄；在共軍，這套制度被叫作政治工作（政工），由中共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統轄。

共軍的政工玩到多大？相較之下國軍政戰有多消極？雙方差距簡直是石器時代與石油時代的差異，只差壹個字，等級卻天差地遠。舉壹個例子就能讓妳感受到雙方的巨大差距：

妳可能聽說過王炳忠疑似獲得了對岸的資助、在台灣發展組織。但妳大概沒意識到，和王接觸的機構就是中共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的下轄的單位（上海聯絡局，對外自稱“上海對外聯絡辦公室”）也就是“共軍版的政戰系統”。先不講王的“星火T計劃”收效如何，這就是壹次真槍實彈的政治作戰行動：貨真價實的群眾戰與思想戰，貨真價實的發展民間組織、建立情報網。

人家的政戰情報是玩真的，而且財力充沛，情蒐網直接蓋到妳家，壹拉就拉到在地知名人物。我們的政戰情報呢？國軍政戰系統唯壹的敵情蒐研部門就在心戰大隊轄下，但這單位不要說建立情蒐網了，蒐集敵情的方式基本上只淮透過看電視、看報紙和上網查資料。這裡還“自稱”不受《情工法》保障，把自己趕出法律的保護圈。

國軍政戰情報系統蒐集的“中國情報”都是哪些情報呢？真正能用於心理作戰的對岸人文情資、社會情況、網民習慣與各地民情，反倒不是我們的情蒐項目；上面的長官只要“中共政工相關資訊（實施作法、人事異動等）”這種無關緊要的相對敵情，給他別的他還不要。

蒐研方式也非常八股，交上去的報告壹定要批評壹下共軍政工的缺點；但網路上的資料都是老共自己放出來的，根本不會主動把缺點告訴妳。由於查不到資料，研析人員只好把自己印象里國軍政戰的缺點（例如“流於形式”“只做表面”之類的刻板印象）硬是套到共軍政工的身上，寫出無數份“純粹為罵而罵”的研析。

國軍政戰的情蒐能力真的那麽弱？不是能力弱，是被上級裝上了“限制器”，就像奧運國手被某些協會裝上了限制器。幾年前，心戰大隊曾經有人無聊混進了新疆軍區某支部隊的微信群組，這支部隊幾點操課、幾點上哨、幾點鎮暴都被看光光，共軍完全沒人發現群組裡多了個陌生帳號。

這種那麽厲害的才能，有長官要嗎？沒有。這個人後來也不幹了，退伍了。妳如果真的想去滲透中國，還會被威脅要以“正義專案”來懲辦。正義專案是什麽？是用來防範中共滲透國軍的，結果卻被用來阻止國軍的情報部門滲透中共。總覺得好像有哪裡搞錯了。

全中華民國國軍的網路心戰建制，只有壹個沒人看的網站

政戰系統在本務上的方向錯誤，還遠不止如此。近來上級開始推動心戰部隊和資通電部隊的交流合作，擺出了想要發展網路心戰的態勢。我想不只是身在心戰部隊的我滿頭問號，資通電部隊應該也是滿頭問號，因為這兩個單位的功能根本完全不同：

人家是在做資訊安全攻防的，跟網路心戰所需要的洗輿論、帶風向完全不壹樣。這種提議的出現，直接證明了上面至今還沒搞清楚網路心戰到底是什麽。

政戰自己建制的對敵網路心戰部門，沒有網軍專用帳號、沒有社群網站專頁或頻道、沒有自營的內容農場。全軍編制內的網路心戰工作，就只有壹個幾乎沒人會看的某電台官方網站。網站裡面放了許多自欺欺人的對中國心戰文宣，網頁排版風格大概還停留在十多年前，經營狀況更是到達了慘澹的地步，連報上去的瀏覽人次都是逼不得已用機器人自己跑出來的。

這就是把不相干的部門裁併在壹起後的典型產物，壹個四不像的存在。上級自己也知道經營這種東西沒績效，所以要求做出壹點別的東西；但是不管文宣部門提了什麽方案，都不會被上級採用。兩岸網軍實力的差距就是這樣：

人家都弄出好幾支航母戰鬥群了，我們卻還抱著壹顆破籃球在海上漂。這種奇蹟似的差距，已經不是單靠雙方國力差異就能解釋的。

不是沒錢沒資源：我們有錢到能砸幾千萬買根本不需要的裝備
共軍的政工系統能動輒拋出大把人民幣收買台灣人、拓展情蒐網路，老共能花大錢把網路心戰工作BOT給台灣的公關公司，大家或許會感慨：是不是因為對岸有錢、台灣窮，所以我們才什麽都玩得那麽悲劇？

其實不是沒有錢，而是經常被花到了不明所以的地方。從去年到今年的兩期預算，台灣的心戰部門花了新台幣4498萬7千元購買了壹系列“幾乎只能用來看電視和打電話”的精密設備，這些造價高昂的器材不只不符合單位任務需求，而且容易碰撞損毀，上級卻想把這些設備用在野戰。

整個單位上下沒人能問心無愧地講出這些設備究竟能發揮什麽實際國防用途，但計劃就是寫了、預算在立法院就是過了、納稅人的錢就是花了、東西就是買回來了。資源運用規劃上的常識判斷與理性決策能力，顯見已經崩壞了。

如果能把這將近半億的預算拿來從事對中國的網路戰、宣傳戰和開拓民間情報網路，今天就不會是我們的政府抗議中共假新聞干涉台灣，而是國台辦跳出來譴責台灣嚴重影響中國內政。老共除了譴責以外，又能怎麽辦？受國際形勢所限，他們沒有辦法拿台灣怎樣，何況是他們先開始的。為了維持內部穩定，最終只能尋求和台灣壹起各退壹步、降低自身損失。

但這種事情沒有發生，年底的大選最終只能任人當成練兵場──以現在作法，監控就是乾瞪眼，澄清就是沒人聽，就算抓到了幫中共製發影音圖文和洗風向的台灣公關公司，妳又真能拿內亂外患罪來辦他們？他們會說那是言論自由。

妳創造了言論自由，讓老共進妳家門安心享用。歹徒闖進妳家了，妳手邊明明有和歹徒不相上下的武器（政戰），卻還不敢正當防禦，怕事後被歹徒告《傷害罪》。等到人財兩失以後，妳第壹時間召開記者會澄清、鉅細靡遺地說出事發經過、分析犯案手法，想證明自己很機智、很勇敢。

政戰工作的努力方向錯誤的原因

如果真的要求台灣心戰部門的高階領導幹部去檢討這些問題，大概沒人會覺得問題出在自己身上，多半都會覺得是上壹級（甚至政府）侷限了他們的空間。然而，就算真的存在高層過度保守畏戰的問題，心戰部門的壹些領導幹部也很難讓人相信“他們真的克盡了自己職權範圍內所能做的壹切努力”。

絕大多數的問題不是沒有做事，而是努力方向嚴重偏離了實務需要，甚至起到了內部破壞的作用。從心戰部門內部體制來看，可以歸結出以下幾點情形：

壹、中央單位部分不具專業能力、缺乏國家意識的資深軍、士官幹部長年佔據同壹職務，缺乏輪調。
這些與社會變遷趨勢早已脫節的人，長年來在國家的核心部門裡拉幫結黨、打擊異己，對上則阿諛逢迎、欺瞞上級，對下則作威作福、挑撥離間，違規亂紀的同時卻又能獲得整個體制的保護而免於處分。

最後，上級指揮者被這些人製造出來的浮誇假像所蒙蔽、聽不見真話，自然也無法追求進步與改進。此類人等更起到了劣幣驅逐良幣的作用，將專業人員逼離專業單位。甚至可以這麽說：這些人對國家戰略能力的傷害不亞於共諜。

二、底層人員調動無常，專業能力不易養成，又缺乏基於國家實際需要而產生的高層宏觀指導，進而普遍喪失了對工作有效性的檢視與自省能力。
即使想要經營單位專業能量，也會因為人員的快速流動而使能量無法續積，部門傳統也難以積累，最後往往人亡政息。到頭來，整個部門除了陳展的功能以外，幾乎乏善可陳。

我們這圈子裡面有句很糟糕的話，叫作“如何打到長官的靶”，意思是做長官喜歡的事、讓長官讚揚。這是個很可怕的觀念：政戰幹部不知道如何“做國家需要的事”“把事情做對”，只知道“做長官喜歡的事”“把事情做到討喜”。

專業判斷被壓抑，所以沒有專業意識和職務操守，不知道怎麽玩真的，只能無止盡地做假戲；偏偏每個人愛看的假戲卻又都不壹樣，妳愛聽黃梅調、他愛看牛肉場，最後反而把執行者搞得更累。

三、政治作戰忽視政教，使大量工作本末倒置、不知其所以然。
政治作戰本來就是壹套蘇維埃式的制度，是根植於政治思想（尤其是革命思想）而產生的。監軍是為了確保政治思想而監軍，宣傳是為了散播政治思想而宣傳，軍隊實務上的心輔工作也和思想工作息息相關。

社會民主轉型後，政戰也不可能拿“政治中立”這面擋箭牌來迴避政教工作，必須重新確立出壹套符合當前國家立場與社會價值的政治教育內涵，而非空洞的保家衛國口號。

關於政治教育部分，如果無法新擬壹套思想，政戰至少可以延用國軍故有政治教育中較無爭議的部分，比方：國軍傳統上所謂“革命精神”的原始意涵，所指涉的實際上是追求公民啟蒙、民主普及、改善社會財富分配與實現土地正義，願意為此“掃除壹切障礙”的變革意識與人道情懷。這樣的思想內涵合乎國家立憲精神、能被當代社會所接受，並且不違反行政中立。

如果完全沒有政治教育，那政戰體系也就失去了維續的意義，畢竟很多東西都不知為何而做、喪失目標性。不如讓監察、保防、福利、心輔乃至於軍事安全總隊各自獨立或併入相關部門，反倒更能發揮專業效用。

整體而言，關鍵職務上“為官不為”的情形已經讓台灣的政戰能力嚴重空洞化，讓國家在面臨新型態威脅時岌岌可危。自1979年金門抱戰結束以來，經過近四十年的沉寂、轉型與等待，政戰終於在新的時空環境下找到戰場了，卻被自己人五花大綁、拒戰不出。

關於如何反擊當前環境下的敵心戰攻勢，筆者會在下篇提供拙見。我自己是抱著被法辦的覺悟在寫文章的，因為想讓對手知道：至少我們這裡的軍人敢穿著軍服講真話，敢說服公眾、影響政府、改變問題；雖然我們現在輸妳們壹大截，但有朝壹日我們會趕上妳們。

近期壹些證據的浮現，例如：中共方面有能力大量製造影音圖文、改變網路輿論聲量、選擇性拉抬、壓抑特定議題、操作台灣既有政治矛盾、暗中支持部分候選人，漸次呼應了筆者過去幾周來所提到壹些當前對岸心戰部門的操作特長。

本篇筆者希望討論的核心問題，正是“如何在符合國內法律、不偏袒特定政黨、不侵犯言論自由”的條件下，民主國家該怎麽藉由戰略層級的網路心戰攻勢來“抵銷”境外勢力影響。

首先簡扼提要壹下，當前我們在台灣“境內”遭遇到的網路心戰攻勢，有哪些重要特點：

“官營土製”的“中式巨魔工廠”已經過時，“外包”、“民營”與“在地化”才更具威脅

其實所謂的中式“巨魔工廠”並不是最近才出現的事情，筆者與心戰大隊同仁早在壹年前就向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舉報了相關手法與背後部門，換來的卻是情資的走漏，問題的嚴重性也沒有被重視與應處。

和俄羅斯不壹樣，中共版的“巨魔工廠”其實未必真是工廠，更多是黨、政部門人員直接參與製作。比起“巨魔工廠”這種“在照片上添加色彩鮮艷正體字政治標語”的對岸“官營”、“土製”影音圖文，中共方面早就有了更加細膩且強大的全新網路心戰利器：

直接透過第三方金流外包給台灣的公關公司（甚至網紅），用最細緻、最詼諧且“高製作成本、高時效性、高話題性”的方式去製作影片與經營頻道，並社群媒體與通訊軟體創造出大量“天然的”觀看次數與分享數。這種作法不但難以用我國法律去定罪，而且極難掌握金流證據。

不得不敬佩這個經歷過數十年改革開放的國家，他們比我們還清楚“外包”對於提升工作效率而言何其重要。

中共支持候選人的原則：不必立場相近，但要有實力打倒“主要敵人”

要分辨這些間接承包對岸委託的宣傳作法，其實也並不困難，只要分析這些影音圖文的聲援對象就好：

中共出資協助宣傳的候選人清單之中，經常會同時存在泛藍與泛綠的候選人；然而，站在藍綠兩黨中央的立場，都沒有必要（也沒有正當性）去兼為敵營候選人造勢。對岸想支持的並不是“立場與中共最接近的候選人”，而是“壹切有實力擊敗中共在台‘主要敵人’的候選人”。

這就是壹個典型的統壹戰線概念（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部分候選人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獲得了對岸宣傳部門的青睞與暗助。目前北京對於台灣政壇兩大陣營的現況都不滿意，所以他們樂於重塑壹套對他們更加有利的政壇生態。

用“宣傳支持”取代“政治獻金”也比較符合中共利益。不少台灣政客擅長用花言巧語騙取北京金援，對岸花費了大把資金扶植選戰代理人後，才驚覺血本無歸：大把鈔票被放進了個人的口袋，這些人卻沒為北京帶來多少政治效益。和政治獻金相比，直接出資從事宣傳工作有個好處：錢怎麽花，操之在我，省卻被台灣政客敲詐的風險。

之所以點出這些問題，是要佐證以下兩點：

1. 站在公部門的立場，“對抗境外勢力干涉國內選舉”是不違反行政中立原則的

法務部門與警察機關之所以要防治賄選，就是為了減少金錢因素對選民意向的不正常干擾；同理，情治單位與軍方的心戰部門之所以應該反制境外干擾，也是為了遏阻對選民意向的不正常干擾。

公部門要做的不是指控特定陣營或候選人受到對岸支持，而是把對岸干擾選舉的情形糾舉出來並“強力宣揚”，將輿論的焦點從中共釋出的不實訊息轉移到中共本身的污點上，使其對輿論的影響無效化，並且順勢把負面形象“還給”中共本身。

公部門必須在各政黨間嚴守中立，但我們不需要對中國共產黨也嚴守中立，操作宣傳機器打擊中共並不違反法治，也不會侵犯民眾言論自由，所以沒有必要對此畏首畏尾。

2. 只依靠監控與澄清是無力的，必須有宣傳攻勢佐助

應對中共結合網路、輿論與宣傳的攻勢，“監控”本身是充滿侷限性的，壹來會有為執政者打擊異己的嫌疑，二來會有侵犯民眾言論自由的嫌疑，此種問題在近來國安部門所遭受的質疑聲浪中已經展現無遺。與“以國人為對象的輿論監控”相較，“以中共為對象的宣傳攻擊”更能受國內的民主、法治環境與輿論所接受。因此，在抵禦對岸新型態攻勢的防線中，國家心戰部門的參與是有其需要性的。

對於中共手段的“宣揚”與“攻擊”，是必要、重要且有學問的，沒有技巧性的宣揚，就無法打破同溫層與族群界線去散播訊息、使民眾周知。缺少了宣傳手段的調查與指控，其產物可能就只是壹場無力的澄清記者會、機關網站上壹篇乏人問津的新聞稿，或者壹篇只會在特定群體內部流傳的新聞報導。

講求行政中立與言論自由的台灣，如何從零開始執行壹場網路心戰？
台灣所需面對的網路心戰有兩大戰場：

壹個是守住國內輿論生態、資訊環境與政治制度不受外敵惡意干擾的“網路衛國戰爭”，必須從境內掃除敵方影響力，讓敵方持續做出“無效投資”，空耗自身資源。

另壹個是打進中共老家“圍魏救趙”的網路對敵攻勢，在符合國家民權（civil rights）與人權（human rights）價值的原則下協助敵境潛在盟友宣傳，增進我方影響力與談判籌碼，同時達到“以戰逼和”的效果。不要以為台灣不可能對壹個實施網路管控的國家發起攻擊，他們的防火長城與審查機制實際上千瘡百孔、滿是罅隙，能選擇的攻擊方式也更豐富、多元，而且北京實際上也沒多少為此報復台灣的餘地。

針對這兩大戰場，筆者會分享壹些實務操作上獲得的經驗法則。如果要澈底解決中共對我國內干涉的問題，後者比前者更關鍵，因為戰略上的平衡與行動代價的提升，才能造成敵方攻勢的緩和。但鑑於目前國內環境比較關注前者，所以在此先討論：如何在台灣境內遂行網路心戰。

台灣能不能成立壹支“官辦”的“輿論網軍”？
台灣不比美國，我們以極度劣勢的人口與資源在面對與我們使用相同語言的巨大假想敵。同樣擁有龐大國家機器的美國，可以用成本高昂的法案、貿易手段、情治手段與司法手段來有效遏制中共攻勢；但我們並沒有能力這麽做。

在此前提下，興辦輿論網軍是壹種相對低廉且有效的方式，國內應嚴肅考慮在合乎法治的情況下採納這種手段。

以國內目前的環境，如果由公部門成立壹支“專門幫政府（或者特定政黨）”護航的網路輿論戰部隊，那是不可能被民眾接受的，正常的民主國家也不應該有這種事情發生。但是請試著想象壹下：

如果今天成立的是壹支“專門揭穿境外敵對勢力謊言”以及“專門壓制敵方不實訊息”的網路輿論戰部隊，並且明確規範“禁止發表壹切為政府政策及特定政治勢力辯護的言論”，依此接受體制監督，那麽成立壹支台灣自己的“官辦網軍”似乎也並非不可能。

“官辦網軍”的核心優勢並不在於資源與數量，而在於“擁有可以看見全局的高度”；要能看見宏觀的輿情局勢，前提是要維護壹套四通八達的民間情報網路。打個比方：對岸的網軍知所以能有效影響台灣輿論走向，是因為他們能在快速發現議題熱點，並且在短時間內動員大量帳號灌注到單壹議題上，這是民間網友的自發性行動所難以達成的。正因如此，網路心戰的遂行不可能脫離情報工作獨自進行。

實際上，只要維持壹支50人的隊伍和足量的用戶帳號，確保他們能在壹段時間內固定坐在電腦螢幕前，依據法律規範與教戰守則來上網發言，並且任命壹位了解輿情的指揮者，台灣就能在國內特定壹個網路輿論平台上“徹底壓制”中共網軍（無論是新聞粉專或是PTT之類的論壇）。

如果在壓制的過程中創造“熱點”、提供“傳送門”，吸引民間網友自發性參與助戰，發揮“徵召網路民兵參戰”的效果，那麽需要的人力就會更低。只要把對岸網軍的每壹次行動都轉變成惹民眾發笑的“鬧劇”，網民就不會被中共創造的沉默螺旋所誤導。

於此同時，政府方面需要“正式授權”指定部門，允許他們在壹定規範下與民間人士及團體維持壹定程度的溝通與聯繫，才能使其不與民間脫節，並且自主發掘重要的訊息傳散管道（如重要LINE群組、FB社團等）。雖說目前也沒有哪壹條法律明文禁止公部門從事這樣的行為，但基於官僚特性，他們就是不敢去進行缺乏明確授權的工作。

惟有與網民（尤其意見領袖與關鍵團體）產生聯繫，才能維持公部門對網路輿論現況的了解，並且在自己的國土上借力使力，揭發對岸網軍或代替對岸執行攻勢的本地公關公司，並且對其實施圍剿。這才是有意義的心戰情報網路構築，而非“打高抱”式地跟風聚焦壹些高層級的政、經議題，蒐整來的東西完全無助於指導心戰實務工作。

如何跟對岸網軍爭奪輿論焦點：“事件行銷”遠勝傳統文宣
輿論戰的本質，就是較量誰更能爭取到民眾的關注。真正能在短時間內爭取到大量關注的，往往都是“壹個事件的爆發”。創造出壹則新聞的效益，遠比投稿壹篇社論、發布壹則影片、釋放壹份文宣來得更高。這就是為什麽包含對岸在內的許多國家專注於“製造新聞”，而不是專注於“投稿社論”或“拍微電影”。即使是設法運用影音、圖象或文字，那也要設法用這些工具去“創造出壹個新的議題”，引發話題性。

以近期為例，雖然愈來愈多關於對岸操作輿論的證據浮上檯面，但這還不足以抵銷掉中共對國內輿論的不正常影響，因為這些證據的傳散大多隻會停留在特定的同溫層中，不容易擴及到其他群體。

證據需要經過包裝與加工，轉變為對於閱聽人而言更簡單、更具吸引力、更有情緒感染力的敘事方式，讓各行各業、不同年齡層的民眾相信“壹個天大的事情發生了”“壹個天大的陰謀和騙局被揭發了”，刺激民眾主動去傳散訊息，把敵方訊息對民眾產生的影響抹煞掉。

正因如此，影音與圖像未必有用，具備刺激性與話題性的影音與圖像才有用，而且還要鎖定願意買帳的目標對象與有效率的傳散管道。

不該把“創造新聞”全然聯想到“造假”，“創造新聞”可以是把已經存在的現象與狀況藉由壹項事件來切入、回溯、整理，透過具吸引力的敘述方式來提高民間關注，把我們想要引發公眾注意的內容轉變為“時事”。

在台灣的輿論環境下，只要善用各大輿論平台與社群網站，並且結合新興媒體、公民記者與意見領袖的力量，就能成功達到“事件行銷”：藉由事件來向閱聽人推銷特定議題。只要能掌握這個方法，就能把許多對岸網路心戰行動的“成效”在壹夕之間“拉黑”。

正因為閱聽人有追求刺激訊息的傾向，所以永遠不要期待藉由“培養民眾的媒體識讀能力”來化解假訊息攻勢：連公民素質在全球民列前茅的北歐國家民眾，都未必能夠僅憑自己的理智去辨別資訊真偽了，更何況胃口大到養出台灣這種腥羶色媒體生態的國人同胞。

國軍的文宣心戰部門不能“只守國軍，不守國家”
國家供養軍隊的目的，就是要藉由軍隊的力量來保護國家。但國軍的文宣心戰方向儼已出現偏差：把“維護國軍自己的形象”置於首位，反倒無意去維護國家自由輿論環境與社會制度的正常運作。

雖然成天高喊要掌握中共的“三戰（心理戰、法律戰、輿論戰）”手法，卻不花心思去思考我們該怎麽反擊，仿彿我們天生就是給敵人當成肉靶的命。如果真要讓主事者去思考如何反擊，他們反而會頭痛欲裂、不知所措。

本文只是根據經驗提供壹些發想，仿效墨子用腰帶和木片演示壹次如何守城，希望能起到拋磚引玉之效，也可供民間人士參考實作。如果軍方要實踐本文提到的作法，那勢必要有資歷、見識能與職位相符的高階幹部來指揮任務遂行。

國軍並不是沒有真正領導過心戰工作、敢推動變革的將校，但對於國家而言極其重要的文宣心戰職位，卻經常被交給不具相關經驗與專長的人，只為讓這些人“補上壹個漂亮的資歷”。把個人的資歷與仕途置於國家戰略全局成敗之上，這種錯到離譜的本末倒置，在政戰部門迎來新氣象的此刻，期盼能止於今朝。

時至選前壹周，我們已不得不接受事實：年底這場保衛民主國家選舉機制正常運作的戰役，我們已經澈底失守了。中共靈活運用虛實相雜的訊息、假手台商的金流、對民營公關公司的外包以及與草根政治勢力的暗中契合，達成了壹項了不起的政治作戰目標：

自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以來，中共首度成功引導了台灣選情，用不流血的方式干涉了台灣的政治權力變遷。

對岸的黨、政、軍系統在短短幾個月內展現了出色的膽識與智慧，為他們效忠的國家與政權爭取到了最大利益，必須承認他們是“可敬的對手”；反觀台灣，雖然幾年前早有美國大選與烏克蘭大選的前車之鑑，我們卻對於這種新時代的威脅麻木不仁，現在大刀終於落到了我們自己的脖子上。對岸的心戰工作因善戰而勝利；於此同時，台灣的心戰部門不戰而敗。

今年，我們必須心服口服地認輸，也必須從中汲取教訓。今年他們有能力透過心戰來干涉地方選舉，來年他們就有能力透過心戰來干涉中央選舉、公民投票、立院表決，乃至於塑造民意來改變國家憲政與主權（壹如1890年代美國併吞夏威夷王國）。

外力對民主制度的直接插手，絕對不是藍綠候選人“幾家歡樂幾家愁”的小破事。今年因中共干涉大選而得利的壹方，來年更容易因為言行與中共意志稍有違背而遭到報復性的輿論戰打擊與媒體醜化──中共痛恨拿了對岸好處卻倒打對岸壹耙的“白眼狼”，無論妳是否真的想要他們的幫助，無論妳是無意間惹到中共還是真的吃裡扒外，他們對付“白眼狼”的狠勁永遠比對付敵人更為兇猛。

此時此刻，所有人都在同壹條船上，我們的民主還沒成熟就被滲透，我們處在社會制度逐漸淪亡的前夕。

前篇文章談到了如何在國內網路環境下驅逐敵方影響，這樣的作法雖然能取得成效，但只能治標、不能治本，我們仍然需要主動攻擊。這樣的攻擊不是挑釁或挑起紛爭，而是在“現在已經發生的兩岸衝突中”去追求均勢。惟有順應國際情勢、發揮自身優勢去發動針對中共的輿論戰與網路戰，才能讓中共當局意識到“干涉台灣內政不划算”，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幾年前，美方某些部門做出了壹項結論：在網路資訊發達的時代，“黑色宣傳”（散播不實謠言去攻擊敵人宣傳方式）是不可行的，因為網友很快就會發現真相併揭露事實，散播謠言的壹方反而會損害到自身國家名譽。國軍政治作戰系統採納了美方的結論，所以對黑色宣傳（譬如今天大家所說的“假新聞”）不以為然。

筆者認為這項結論是有問題的：正因為網路資訊傳遞又快又廣，還沒等到鍵盤柯南跳出來揭穿不實訊息，無法彌補的傷害就早已造成──而且多數人喜歡聽八卦，不喜歡聽妳鍵盤柯南講道理。

不實訊息引導北約去摧毀了利比亞的格達費政府，讓俄羅斯恢復了對東歐國家內政的干涉力，讓人口有限的伊斯蘭國得以從世界各地做網路募兵。經過這幾年，美國人驚醒了，知道黑色宣傳的恐怖；已經被推上斷頭台的台灣卻還在醉生夢死。

在核子武器上，有所謂的“不率先使用”（No first use，NFU）壹說，意思大概是：使用核武不道德，所以正常情況下我不會用；但是壹但其它國家先朝我扔了核彈，那就不要怪我也扔核彈回去砸妳。

筆者主張，民主國家對於“黑色宣傳”的使用，也可以依循“不率先使用”原則。換句話說，既然老共都這樣大刺刺地釋放謠言干涉台灣內政了，我們用同樣的方法回去干涉對岸內政，又有什麽不行？就算被發現了，我們政府像北京壹樣打死不承認就好，這就是“隱蔽政治行動”（covert political action）的精髓──被妳知道又怎樣，反正我永遠可以否認（deniable）。

國軍傳統上固有的政治作戰教範，本來就肯定黑色宣傳的戰爭效益。國防部在民國64年頒布的“國軍政治作戰特遣隊（現已裁撤）”準則，裡面的第314條中，就寫道“耳語（謠言）為對敵人心戰最犀利之武器”。所謂“網路心戰”，其實就只是把政治作戰搬到網路這個平台上運用而已，根本不是什麽困難的事情。

筆者依據近兩年來私下與對岸交手的經驗，整理出對中共發動網路戰與輿論戰所須把握的19項原則如下

1. 要攻擊省，而不是攻擊中央

對於對岸民眾而言，真正令他們關心且“比較有討論空間”的問題，是省、市層級以下的地方性議題，包含環境污染、權利受損、官民衝突與官員醜聞。

全國性議題如果受到民間抨擊，容易動搖到中央威信，中央會施加比較大的力道去控制輿論；相較下，地方貪官惡吏的自家地盤裡失火了，中央就沒有那麽大的動機去幫妳滅火（只會消極地清出防火巷，避免火勢延燒到其它地區）。台灣如果要打網路輿論戰，打地方政府當然比較容易得手。

以台灣的網路力量，要和中共中央正面對決當然是稍嫌吃力的。但中共是個強中央、弱地方的政治體系，省級的網路防禦能力與輿論控制能力都相對薄弱，台灣可以相對容易地突破單壹省、市的網路控制，打擊中共貪官污吏在地方上的威信。

打擊地方勢力，對於台灣的輿論環境安全是有直接幫助的：依據哈佛大學研究，中共網軍主要是“分派”給地方政府機關運作的，在網路上跟妳吵架的“五毛”或許就是對岸某省某市某鄉某鎮壹處黨辦公室裡面的小小職員。只要把地方政府打殘、打怕了，地方就會把他們公家網軍的注意力轉移到境內維穩上，避免再招惹妳台灣。

2. 要打著紅旗反紅旗

到對岸網站上罵中共、反極權、聲援民間維權，這種明目張胆的作法當然會被刪帖刪帳。但妳可以“反串”成“五毛”，表面上高唱愛黨愛國，言談里卻指桑罵槐、揭露黑暗面。表面上幫黨講話，實際上卻“越幫越忙”，這與政戰特遣隊準則第347條所提到的“冒充混進”精神壹致。

中共的網路巡管人員無法立即發現這類貼文的問題，相關貼文就能在公眾的視野里停留更久。真正的對岸網民和只會叫囂的五毛網軍不壹樣，由於長年身在特殊的網路環境下，許多對岸網民是非常聰明、有文化深度且觀察力細膩的。雖然他們可能也希望“收回”台灣，但這不代表他們就認可中共官吏許多狗屁倒灶甚至根本悖離馬克思主義的惡劣行徑。

近幾個月來，對岸網軍對我們做的事情，實際上就是“冒充混進”：假冒成藍綠支持者來引導輿論，有時甚至是純粹藉由互相謾罵來激化民間對立。

3. 要藉由譴責自己與吹捧敵人來製造合法曝光

對於中共而言，無論是國際處境還是國內問題，都有很多他們“不願讓民眾知道的真相”。公開講出這些問題的人士，自然會成為被黨“解決”的對象。反之，如果把自己裝扮成愛國小青年、跳出來替國家譴責這些“提出問題的人”或“外國勢力”，這樣的譴責反倒會“證實”並“曝光”了問題的存在，讓問題被更多人知道，同時又不容易被刪帖。

舉例來說，大家本來不知道某省某縣發生了群眾維權抗爭事件，如果我跳出來“譴責”這群抗爭民眾，就會讓大家知道了抗爭的存在。大家本來不知道有740萬名農民工失業，如果我跳出來“讚揚”這740萬名農民工“返鄉創業”，大家就知道他們因為企業大量倒閉而失業了。這與政戰特遣隊準則第334條所說的運用公開掩護祕密跟合法掩護非法道理壹致。

4. 要運用借古諷今的方法諷刺對方

對岸網民對於歷史議題熱衷的程度，遠勝於台灣。談論本朝的政治，容易惹禍上身；但是討論唐、宋、元、明、清乃至於民國的政治，似乎沒什麽大礙。這也是歷代中國文人用來躲避文字獄的傳統：以古喻今、借古諷今。

有時候妳在網路上抨擊壹個朝代吏政的昏暗，或者熱捧壹個時期相對於現在的開明與繁榮，就算妳隻字不提共產黨，只要用詞露骨壹點、“似曾相識”壹點，對岸網民就會自然而然聯想到當今存在的政治問題。

5. 要高舉社會正義，而不是高舉民主自由

按照中共的邏輯，對岸現在實施的是壹種叫作“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制度”：各級代表都投票產生（雖然他們的投票制度很有問題），重大政策都投票決定（雖然沒什麽人敢投反對票），壹旦決定好的事情就要絕對服從、不淮反對。

相比下，台灣的民主呈現出壹種非常混亂的形象，而且民主化之後就遭遇了經濟成長的停滯期。正因如此，台灣的民主自由對他們多數人而言，是“低效率”“反智傾向”“鬧事”與“盲從西方”的同義詞，沒有太多效仿的價值。

在貧富差距巨大且公民教育不普及的情況下，妳想說服壹位上海的中產階級和內陸的文盲農民壹起“壹人壹票選出壹位領導”，那就和“說服壹頭肥羊去和九頭餓狼投票決定晚餐要吃什麽”壹樣荒謬。

他們反感中共，通常不是因為中共治下沒有民主、沒有言論自由，而是因為缺乏民眾監督機制的各級幹部經常打著黨的旗幟多行不義，嘴裡講的是仁義道德、馬列毛習，手裡乾的是仗勢欺人、姦淫擄掠，這才是基層民眾對中共憤怒的根源──雖然這也算是缺乏民主課責與言論自由的後果，但多數人聯想不到這壹層。

6. 要善於尋找代理人

今年下半年，中共對台工作在操作上和往年有壹項很大的差別，那就是“他們找到了掩護”。如果今天老共自己跳出來說“我是中共，為了祖國統壹，我希望台灣人如何如何”，那麽沒有幾個台灣人會理他們，因為大家普遍很討厭中共，也反感他們自稱“祖國”的嘴臉。

但如果老共假手台灣政客、名人，讓他們的嘴巴說出“我是台灣人，為了台灣好，我希望台灣人如何如何”，那就有可能成功改變台灣人的行為。

台灣倘若要朝對岸推展輿論戰，那同樣也要尋找代理人來隱藏自己的身分，因為很多對岸網友是真的不喜歡台灣人。如果妳在網路群眾之中喊壹聲“打倒共產黨”，雖然不見得有人敢應聲，但很多人會暗自竊喜；如果妳喊出來的是“快來跟台灣壹起打倒共產黨”，那麽更多人心裡想的會是“就憑妳”“干妳屁事”或“滾”。自己的政府自己罵，這種心理對雙方而言都壹樣。

7. 要了解貧富兩極分化的情況

與共產主義的初衷背道而馳，對岸最有錢的那群人可以來台灣掃空壹間又壹間的名牌精品店，廣大的窮苦民眾卻沒有分享到經濟成長的果實。他們基本上活在不同的世界，對彼此的生活缺乏了解；但他們都能夠使用網路，所以身在台灣的我們可以同時和這兩種人交流與產生連結。

既得利益的富裕階級除非接觸到外界思想（如留外學生），否則不太會去反思當前政治制度的缺點。反之，受到壓迫、對現況存在怨懟的中下階層，才更有動機去傳散壹些針砭現況的政治材料，協助我方遂行輿論戰。

8. 要洞悉東西部省份的發展落差

改革開放的初衷就像倒滿壹座香檳塔，我把香檳（經濟利益）倒在最頂端的高腳杯里（最先開放的沿海省市），溢出杯緣的香檳會流到底層的高腳杯（二、三線的中西部省份），最終達到利益均霑。但30年過去了，上面幾個高腳杯卻愈來愈大，分給底下的香檳沒有幾滴，有些底層的高腳杯甚至被壓碎了。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治下的財富重分配機制嚴重失靈，內陸的人才與資源不斷東流，對現狀不滿、懷念舊時代的情緒也開始在內陸蔓延。這也影響到對於台灣的態度：

壹些東線省市的人均GDP可能已經接近或超過台北了，當地人對於武統台灣的自信就越高；中、西線城市的發展狀況不好，當地人對於武統台灣的意願也就越低。如果台灣要對中共政權發動輿論戰，最能如魚得水的地方或許不是和台灣比較有淵源的幾個東部省份，而是和台灣比較疏遠的中、西部省份。

貧富、城鄉及東西差距，可以合稱為“三差問題”，這“三差”正是對中共發動網路攻勢的關鍵突破口。政戰特遣隊準則第305條提到“對各階層進行政治號召時要主打不同的要點”，這在上述各項中可以體現。

9. 要掌握牆內與牆外的天然界限

翻牆出來的不只是五毛，還有很多真的對中共治理存在不滿的對岸網民（包含大量留學海外的學生）。在不同的社群網站上，他們所占的比例也不壹樣：因為台灣青、中年主要使用Facebook，所以被派到Facebook影響台灣輿論的五毛比例較高；在台灣人少用的推特上，五毛相對較少，反共的對岸知識份子則比五毛更多、更活躍。他們之間的差異很好分辨，不容易混淆。

這意味著中共的“防火長城”已經自動幫我們把“可以爭取的潛在盟友”都過濾到“牆外”了，只要花點心思，很容易就能建立起壹套線上的政戰情報工作網。透過這些立場壹致的盟友，我們不必潛入牆內，就能把影響力滲透進牆內。

本文所提及的各項要領或作法，都是筆者近年來私自實驗所得的結論；不用擔心官方作法外洩，因為台灣的政戰部門根本沒有在運用這些底層實務作法推動對敵政戰工作，更高的層級也沒有。

自從筆者被心戰大隊大隊長張景泰上校調離原職後，手邊經營的大量網路應聲中斷，筆者已經無法再將對敵心戰實驗所獲發現回饋給國家決策層級，也無法從體制內對心戰工作方向繼續提供建言。因此，筆者選擇將工作心得向大眾公開分享，提供給今後的各級長官、友軍單位、友我盟邦、民間志士、海內外華人與民運人士參考運用。

最近適逢第壹次世界大戰終戰100周年，其實筆者在原單位時經常拿壹戰時期的地圖供單位同仁做教育訓練與推演。許多人類史上最偉大的政戰工作，都發生在壹戰期間，是“還沒有政戰制度的政戰工作”：

英國陸軍情報軍官勞倫斯少尉和阿拉伯盟友壹起撕裂了鄂圖曼帝國，受德軍支持的列寧在俄羅斯帝國點燃了世界共產革命，這些都是政治作戰“六戰壹體”（思想戰、組織戰、情報戰、謀略戰、心理戰、群眾戰）的經典展現。

如果國軍政戰部門能多少找回壹點20世紀初的軍人情懷，並且正視21世紀初的戰場環境，我們的國家今天不會輸得那麽妻慘。

台灣已經迎來了民主轉型以來最大的變局：在抵禦中共干涉內政上，遭逢了20多年來最嚴重的危機。在輿論戰上反制中共網軍（尤其是共軍編制部隊採取的認知空間作戰），是國軍政治作戰系統編制內已在進行的任務，確實不是國安局、NCC、資安處、資通電軍的權責範圍。

反制壹直都有做，只是此前壹直做得很失敗。在中央單位政治作戰系統壹直都有在進行對國內輿論撥亂反正的任務，也有面向對岸網民的網路心戰宣傳。

可惜因為缺乏符合現實環境教範與人員訓練機制，加上機構不按專業用人、指導工作者不具國家宏觀思維，此類反製作為傳散管道錯誤、產出成品無用，所作所為始終只能自娛娛人、自欺欺人。

想要及時掌握議題，就要有進步、暢通的情蒐能力。但政戰部門對於情蒐的態度也極其消極、落後，不重視由下而上、自主發現的第壹手資訊，只能跟風媒體報導與立委質詢來下令情蒐。

所謂“巨魔工廠”、新疆集中營暴行、對岸藉宮廟滲透國內民間等情形，早在距今半年至壹年前就已經被掌握與提報了，但上級指導單位只在乎當時在新聞上熱門的共軍演訓、對台利多、斷交等問題，對當時仍處於發端階段的新議題興緻缺缺。

等到媒體、立委或高層長官開始追問這些議題時，毫無頭緒的上級指導單位只能急忙讓下屬“上網找資料”，殊不知下屬早在壹年半載以前就把議題呈上去了，只是他們無心追蹤與了解罷了。這種只會跟風媒體與立委，全無早期預警能力的情蒐指導方式，註定台灣“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殆”。

在政治作戰的領域，這是壹個對守方極度不利的年代，如果壹個民主國家想保為自己的社會制度不受專制國家侵犯，那麽對專制國家的攻擊就勢在必行。專制國家的輿論生態迥異於擁有言論自由的國家，想要對專制國家有效發動輿論攻勢與網路心戰，就要了解專制國家的網路輿論特性。

近來國家幾番人事變動，新環境、新長官、新思維領導下的政戰系統，或許就快面臨到十餘年最重大的全面轉型。

自從筆者被心戰大隊大隊長張景泰上校調離原職後，手邊經營的大量網路已然中斷，筆者無法再將對敵心戰實驗所獲回饋給國家決策層級，也無法從體制內對心戰工作方向繼續提供建言，甚要遭受踐踏與要脅。台灣已經到了不得不全面反擊的時機，筆者若無緣參與，只能抱憾自願接受體制汰除，另覓戰場。

本文接續前文，分享筆者近年來私下從事對敵心戰實驗所獲得的結論，提供給今後的各級長官、友軍（友部）單位、友我盟邦、民間志士、海內外華人與各民族人士參考運用。

三、輿論管控下的技術性反制

10. 要活用網路監控的人力死角與系統死角

中共的網路巡管實際上是充滿侷限的。以系統來說，各級巡管部門依然是透過關鍵字系統來搜尋網友發言中的“敏感詞”；換言之，妳只要使用同音異字、諧音字、特定代稱、縮寫，系統就很難搜尋到妳的言論，或者阻止妳發表敏感詞。

妳也可以透過圖檔來散播訊息，如果想迴避中共的圖片辨識系統，妳也可以故意上傳上下顛倒、左右翻轉的圖檔，或者故意調低圖檔解析度。中共運用台灣LINE群組尚流行的“長輩圖”來發動輿論戰，我們則可以用對岸流行的“表情包”來偷渡壹些隱晦的政治宣傳。

透過通訊軟體發送的私人訊息，也是網路監控的壹個盲點。雖然中共當局有能力監看微信裡面的私訊對話，但說穿了，除卻已被鎖定的重點人物以外，當局根本不可能監控全中國每個人的微信帳戶。

事實上，很多記錄下對岸群眾抗爭、城管毆打民眾的影片，根本就是透過微信流出牆外的，當局攔都攔不住。政戰特遣隊準則第309條提到，“祕密傳播”須能使目標群眾在不公開的環境下發現獲取得宣傳材料，當代的手機通訊軟體其實就能發揮這種功效。

足以監控私人訊息、盜用私人帳戶的網路技術，大多存在於中央層級的情治單位，地方的治安部門通常不具備這樣的高端網路技術（不過也有某些地方例外）。以在對岸活動的台灣詐騙集團為例，他們因為手機通訊被警方掌控而落網的案例比較稀少，對岸警察往往要透過喬裝和臥底才能掌握台籍詐騙集團罪證。這也呼應本文第1點：攻擊地方比攻擊中央更容易得手。

11. 要蒐集各級官員貪腐內幕，並運用駭客予以曝光

台灣如果真的要蒐集對岸情資，其實CP值最高的應該是蒐集各級官員貪腐、淫穢的證據（反倒不是軍事武器諸元或部隊動態）。自從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推動反腐工作，大量敵對派系的文武官員被鬥倒、斗死。真正能讓黨、政、軍官員恐懼的，是自己腐敗的證據被別人掌握與揭發，只要掌握這些人的罪狀，就能箝制這些人的言行。那麽，如果掌握這些罪狀的是台灣？

這些罪證可以直接從體制內舉報，也可以藉由網路輿論戰來發揮作用。如果有某位對岸官員發表了對台灣挑釁的言論，我們大可運用駭客技術在網路上大舉揭發此人的醜聞與弊端（比方駭入特定省市人民政府的官網發布圖文），起到殺雞儆猴的效果，進而嚇阻其他官員在言行、政策上挑釁台灣。

政戰特遣隊準則第313條提到“黑函是以文字攻心的心戰媒介之壹”，同樣的作法完全可以在網路時代活用於中國共產黨身上。或許他們早就已經在用上述手法對付我們官員了，只是我們不自知而已。

12. 要順著他們的宣傳政策去製造恐慌

中共喜歡藉由宣傳工具來製造小幅度的群眾集體焦慮，進而轉移民眾焦點、穩固政權統治。前陣子對岸媒體大肆操弄的“台諜案”，就是為了將境內的混亂怪罪給境外勢力。這提供台灣壹種新的操作選擇：順勢接球、火上添油、誇大事態、假戲真做。

舉例來說，面對中共操作“台諜”議題，台灣除了官方澄清以外，其實也有其它選項，譬如透過非官方管道釋出訊息：妳謊稱抓到了100個台諜，我就陪妳演戲，宣稱其實“還有900個台諜沒抓到”，其實“好多黨幹部都是台諜”，其實“妳父母也都是台諜”。

這種宣傳方式順應了中共官方的政策，不會立刻遭到刪帖，卻能有效擴大敵人內部的恐慌與自我猜疑，達成內部破壞的效果，讓中共宣傳部門玩火自焚。政戰特遣隊準則第331條提到藉由“篡改敵方宣傳標語”來替自己宣傳，其實“讓宣傳自己失控”的收效也不亞於“篡改”。

四、政治操作

13. 要與中國共產黨內部派系裡應外合，縮小打擊對象

對岸操弄台灣政黨間的矛盾，我們可以操弄中共黨內派系的矛盾。實際上，當妳真正開始從事對中共的心戰工作以後，妳會發現很多對敵宣傳會得到“莫名的外力幫助”。妳本來以為妳投放的訊息會被全力封鎖與壓制，結果卻被某些官媒用“譴責”的方式“大肆報導”出來，搞得眾所皆知。

在中共展開反腐工作以後，派系間的鬥爭愈演愈烈，許多非當權派系的成員朝不保夕，巴不得有多壹點材料彰顯當權者的無能（比如故意誇大壹些弊端的嚴重性），迫使當權派系讓步。

台灣如果要散播中共官員的負面訊息，首先要看清楚他們的派系歸屬。如果打得對、打得巧，中共黨內會有很多人跳出來朝政敵補刀，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政戰特遣隊準則第317條提到，由於我方“缺乏在敵後長期潛伏經營之基礎”，所以應該要靈活結合既有的黨、政、軍、民勢力來進行操作。

14. 要善用帶路黨

中共透過台商出資給台灣的公關公司，把輿論戰、宣傳戰工作“外包”給台灣人，這證明了他們開始意識到：他們再怎麽想偽裝成台灣民眾，都實在學得不像，很容易被揭穿，所以不如找真正的台灣人來辦事。

同樣的，我們也可以和立場壹致的的對岸網友合作，打擊共同敵人（中共）。在對岸也有壹群早已對中共政權不滿的人，他們抱持著各式各樣的政治主張與民族立場，但都希望能做些什麽來反制中共、改變國家。他們非常了解在地民情與輿論生態，與他們保持壹定程度的默契（甚或直接合作），將能彌補台灣在操作上的許多限制。

15. 要消除公民壹方的資訊不對稱

現實世界絕對不是我們想像中那個網路資訊四通八達的全球化時代。經濟生活、語言文字、交通距離、流行文化等等因素，都能使人與人對彼此無知。在對岸，牆內不懂牆外、內陸不懂沿海、農村不懂城市、北方不懂南方、窮人不懂富人，漢族不懂少數民族，多數人只能透過官方媒體來了解這整個巨大的國家，而中共的官方媒體通常會選擇把現實中的黑暗面隱藏起來。

這種人民與人民之間的無知、隔閡與誤解，使得跨境的公民運動串聯不容易促成，任何壹群人在黨國機器面前都處在嚴重資訊不對稱的地位上。

如果能運用牆外的資訊流通來幫助特定群體打破資訊不對稱，甚至運用駭客技術選擇性地攻破防火長城、讓特定資訊大幅流入，那就會嚴重鬆動中共對公民活動的控制，讓民間更有能力去判斷情勢、衝擊惡政。

16. 要鼓勵中共把資源花在沒價值的台灣人身上

實際上，在今年以前，中共絕大多數對台統戰所投入的資金都是被浪費掉的，因為台灣有太多牟取中間利益的政治掮客和沒有真本事的譁眾取寵者，他們從北京那裡獲取了大量的資源，卻沒發揮多少實際用處，無法影響台灣主流民意。我方自然應該誇大這些人的功用，讓對岸的對台工作部門志得意滿，繼續把資源浪費在這些人身上。

五、外圍操作

17. 要認識香港的重要性

曾有壹種說法：香港對台灣防務的重要性不亞於金門和馬祖，都是自由世界釘在鐵幕上的壹個重要據點。受到香港政治情勢轉變的影響，香港知識份子現正經歷自香港開埠以來最需要台灣、心向台灣的時期。

香港不論在各種意義上都處於樞紐地位（東西樞紐、兩岸樞紐），對於台灣的政戰工作而言，香港既可以作為進出的門戶、也可以作為掩護。對香港民心的支持、鼓舞與掌握，能為台灣帶來很大的戰略利多。

18. 要運用民族的天然界線

共產中國大致承襲了大清國晚期的疆域，是壹個同時統治多民族的國家。雖然本質上有許多差異，但中共實際上還是承襲了不少清廷的民族治理特色──分而治之，讓各民族互相箝制。

妳可以把今日的中國視為壹個整體，但妳不能不像庖丁解牛壹般注意到這個國家內部的肌骨縫隙：民族是比省份更天然、更有機的壹種界線，如果省界是肌肉間的接合處，那民族界線就是四肢與軀幹之間的關節，他們是可以活動的、可以變動的，甚至能分能合。

共產黨所扮演的角色，則更像是讓肌肉與骨骼都困頓窒息的壹條裹屍布，對外雖然能起到壹點保護的作用，對內卻造成了更大的傷害。每個民族都有各自的利益排序，只要改變民族間的合作與對立關係，跳脫共產黨給定的劇本，就能撐破共產黨這條裹屍布。想要改變民族間的合作與對立關係，符合民族需求的宣傳與戰略溝通就是必須的工具。

19. 要重視俄羅斯與印度的輿情

壹般民眾在考慮台灣的國家安全處境時，大多隻會聯想到美國和日本。其實，站在國際戰略與輿論戰的立場上，真正具備開拓價值的國家是俄羅斯和印度。

首先，美國和日本的輿論對共產中國已經充滿敵意了，可以操作的空間不大；但俄羅斯和印度始終與中共處於曖昧狀態，有相對大的操作空間。

再者，美國與日本的六地領土與中國沒有直接的接壤，俄羅斯和印度卻是與中國陸地邊界大幅接壤的陸權強國，無論俄羅斯與印度對中國是敵意居多還是善意居多，兩國的國力都會對共產中國構成威脅（共產中國對於兩國而言亦然）。

當中共虎視眈眈地面對台灣時，在共產中國背後摩拳擦掌、伺機而動的，就是俄羅斯和印度，印、俄可以把共產中國的國力牽制在台灣的反方向。

俄羅斯與印度的民主都尚未成熟定型，但他們終究是民主制國家，民意會對政府涉外政策產生影響，政府也必須去積極煽動民意。兩國的輿論對共產中國的敵意增加多少，共產中國在國界線上（尤其各大民族自治區）面臨的威脅就增加多少，輿論可以直接轉化成部署在中國邊境的戰車與飛彈。

台灣是不被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國家，很難僅靠自己的力量去爭取盟友，但我們可以協助敵人的敵對強權去爭取盟友。我們可以和俄羅斯在中亞維持檯面下的默契，和印度在東南亞保持私底下的合作，透過非正式輿論宣傳工作來促成大範圍的戰略牽制。很多時候，保持默契比實質的合作關係更有用。

在任何國家，軍事都是政治的延伸；而在台灣，政治也是軍事的延伸，絕大多數政治問題的討論核心都根植於“台灣能不能抵禦中共侵犯”。軍隊國家化以後，軍人秉持的行政中立是在國內各黨派之間保持中立，而不該是“在我國與敵國之間保持中立”。在國家政治制度蒙難的時刻，國軍的政治作戰機制應該發揮作用了。

中華民國國軍的前身，叫作“國民革命軍”。國軍《奮鬥》月刊的前身，也叫作《革命軍》。忘記如何從事革命的軍人，怎麽能以“革命軍人”自居？

政治作戰特遣隊準則第331條說：組織鬥爭的基本原則就是“分清敵友”、“結合群眾”、“掌握形勢”、“運用關係”、“抓住矛盾”與“嚴守祕密”。國軍擁有壹套不遜於中共的政戰行動準據，可惜早已被束之高閣。

準則往往是集前人經驗之大成，猶如當代的兵法；可惜，國軍政戰系統的準則教育已經淪為不檢驗思辨能力的逐字逐句死背，枉費前人所留下的戰爭智慧結晶。

我只是壹名中尉，閱歷淺薄，人微言輕。1517年10月31日，馬丁 路德在薩克森的維滕貝格教會大門張貼《九十五點論綱》，引述《聖經》闡釋“真正的信仰是什麽”。筆者在此東施效顰，引用國軍政戰過去使用過的準則來探究“真正的政戰是什麽”，希望可以引起更廣泛的反思與激盪。

談到我國、我軍在心理作戰上的許多困境，也試圖提供壹些經驗與方案。但就算找得到問題、提得出建議，就真的能改變現況嗎？恐怕很困難，因為我們有更深壹層的東西腐壞了，導致任何變革倡議都會承受非常巨大的阻力。

制度、風氣、人，決定了我們和現代國家的差距
制度決定風氣，風氣決定人，人決定新的制度。每個單位的問題都是人的問題，但人的問題其實是這樣循環產生的。

在我們國家，政戰是人的工作，人的問題當然是政戰的權責範圍。要處理人員與組織的問題，制度自然是關鍵。人留不住、被逼住院了、被逼死了，不去檢討組織制度，反倒去檢討心輔工作，這對於經營者、管理者而言是非常大的罪惡。

制度、風氣、人，三個東西合在壹起，決定了我們會打敗仗，決定了我們和“現代國家”之間決定性的致命差距。

在這個時代，國與國之間的武器與科技或許存在差距，但那是有限的差距，了不起就是拿二戰的武器對上當代的武器，不會有大到像穿越劇壹樣的落差。何況，拿爛裝備的壹方也不壹定總會打敗仗，不然抗戰、韓戰、越戰、阿富汗戰爭不會是這種結果。

制度、風氣和人，才會真正看到國與國之間的時代差距，差距大到像在看穿越劇，就像送美軍的綠扁帽回到三國時代打黃巾賊壹樣。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甲午戰爭的時候，清軍的武器比日軍還要先進。清軍的槍枝性能比日軍好，野砲比日軍多，主力艦比日軍大，歐洲教官指導下的戰術戰法也不輸日軍，更不用談人口與兵力上的優勢。但那場戰爭的結局，大家都知道：清軍輸到脫褲，壹路被人家打得不要不要的，台灣和澎湖被割讓給日本。

小時候唸書時沒想懂，為什麽清末的八旗軍會腐敗到把操演當成年度性的大作秀，根本打不了仗；為什麽後來清朝買了壹堆洋船洋砲，還是被外國當成塑膠在打。長大後看了自己國家，才終於緩然大悟：啊，原來就是這樣啊！

什麽夢迴大清，現在根本就還是大清。

中國幅員那麽大、財力那麽雄厚，要不是共軍比我們腐敗很多，我們早就完了。為什麽我們心理作戰已經完蛋了？正是因為我們的心戰部門壹枝獨秀，比腐敗的共軍還要更加迂腐無能，變成整道防線上最大的壹個突破口，也是第壹個因為交戰而暴露出來的弱區。

如果可以，我希望國防部不要只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八二三砲戰60週年，也要記取失敗的教訓，只有成熟的國家才會坦然紀念過往的失敗。明年應該要紀念壹下國共內戰失敗70週年，警醒全軍不要重蹈覆轍。今年這壹整年的兩岸心戰攻防，我們輸得像國共內戰壹樣慘。如果真的有把70年前政戰工作慘敗的教訓記取起來，今天不該玩成這樣的。

好的制度有自我修復能力：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
好的制度會鼓勵組織基層透過實作去發現問題、提出弊端，據此調整裝備、編制，並且訓練出壹批能符合需求、解決問題的人。這樣的體制可以在任何時代克服任何困境，讓國家得以生存下來。羅馬壹度差點被迦太基滅亡，但最後是羅馬贏了，迦太基亡國了。不是因為羅馬出了比迦太基的漢尼拔更厲害的天才，是因為羅馬優良的制度讓次佳的人才發揮出了超越天才的戰力。

優越的體制，讓羅馬能在有限的時間內發現問題，給人嘗試、創新甚至犯錯的機會，最終摸索出克服危機的辦法；優越的教育，讓羅馬有壹群能理解問題、公開思辯並依循理性解決問題的人才；優越的人事，讓羅馬的專業人才有機會依靠實力去坐上正確的位置。所以羅馬贏了，制度造就了軍事上的勝利。

我們的制度？這邊不談全國、不談全軍，光看國軍心戰大隊近壹年來的情況，就糟到足以出壹本專書來探討了：

失敗的體制，讓所有人每天面對大量無用而且失敗的工作成品，卻沒人敢說出真話，因為真話難聽，長官討厭聽真話。受體制遴選前來的管理者，本身偏偏就是最外行的人，對官場權術高度依賴，情緒管理上卻又極度失敗，帶領大家愈走愈偏、愈走愈錯的同時，所有人卻都只能選擇講漂亮話來明哲保身。國王沒有穿衣服，但是不能說──如果妳還想繼續干的話。這樣談何發現問題？談何解決問題？

為什麽筆者今天被迫要用公開發表文章的方式來指出問題？因為如果不用這種方式，底層幹部幾乎沒有反饋意見、調節體制的可能性，就算反映了也不會被正視，裝睡的人叫不醒，體制有“為現況辯護”的強烈偏好，提出問題的人反而會被視為有問題的人。

失敗的教育，人員訓練脫離實務需求，變成例行性的交差了事與經費核銷。本來應該“壹專多能”，在專業精通之後再培養多元能力。但近來錯誤的實踐卻是“放空壹專，光搞多能”，底層執行者要學的花招愈來愈多、愈來愈花俏，甚至不惜荒廢掉核心任務的執行能力，變成“無專也無能”。

以中共為對手的敵情蒐研部門，裡面卻沒幾個人懂什麽是社會主義，沒幾個人搞得清楚活生生的對岸民眾在想些什麽。這是既有體制下選員方式所造就的根本弊病，亟待透過系統性的教育訓練來改善。但教育訓練的方向卻不是這些，人員時間、精力都壹股腦地放到新系統、新軟體、新裝備的操作上，不惜擠壓既有任務的遂行、犧牲成品的品質。手上道具愈來愈多，但都不太會用，加上常識嚴重缺乏，根本不知道要把道具用在哪裡。

上等的教育是教妳“做對的事情”，次等的教育只教妳“把事情做對”，最差勁的教育實踐是“選了壹個錯的事情、錯的方向，要妳把事情做對，做不對就怪妳能力不足”。教不出能為體制把關、除錯、保養的人，卻教出好多無條件替體制辯護的人。

失敗的人事，讓外面的專才被擋在門外，裡面的專才忙著後悔和出逃。決策者既然不打算選對的事情來做，自然就會經常性地把不對的人擺到不對的位子上。領導國家核心的功能性部隊，卻用對待車、兵、化、工、通的邏輯在對待稀缺專業。

把沒有對應能力的人丟到重要崗位上，就好像把壹條魚丟到地上逼牠爬樹，拿“交織歷練”當藉口，把全局成敗當兒戲，把在第壹線作戰的部隊當成干訓班。不惜“以急濟緩”來做交織歷練，卻也沒有獲得“訓練”的成果，再好的魚使出渾身解數都依然學不會爬樹。習慣性地將調職當成“壓事情”“搓事情”“息事寧人”“權鬥角力”的工具，讓任職制度完全失去選才用能的作用。

對於壹支部隊而言，最差勁的內部管理不是軍紀狀況百出，而是讓這支部隊“完全失能”、喪失實用性，變成壹支公然糟蹋人民納稅錢的部隊。三天兩頭擺壹次陳展給參訪班隊看，頻率高到匪夷所思，讓工作的神聖場域淪為觀光景點，展示板與解說圖簡直被看得比工作成果還重要。

這樣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心戰大隊，怎麽可能打得贏當前的兩岸心理戰？不要說共赴國難，用來應敵的核心部隊淪落到這種狀態，卻無人意識到要插手糾正，這本身就是國難。

只會做事、不會表現成效的幹部，那叫作老實、叫作笨。他們官途坎坷，而且會為了自己對於專業的堅持而觸怒上級，最終隨著時間遷移而被體制汰除。這種人非常多，國家其實很需要這些人，只能說“可惜”。

不會做事、光會作秀而仕途亨通的官吏，那是可惡、可恨。不要說每個國家都是這樣，有生存壓力的國家會優先汰除無能的人，而不是優先汰除不討喜的人。這種人也不少，通常會撈到個不錯的位子，但國家眞的壹點也不需要這種人，只能說“可嘆”。

非但不會做事，而且還會帶來巨大的破壞，靠著分化團結與打壓異己來進行領導統御，對國家的傷害猶如敵國臥底的間諜，這就真的是“其心可誅”了。如果這樣的人反倒能在官場上卻能處處得意、平步青雲，那就更需要去深究“到底哪裡出了問題”，為什麽我們的體制能允許這些人發揮猶如秦檜壹般的效果？

落後會讓壹個國家付出代價，尤其那些無法發現自己落後的國家
筆者此篇所言，不知道會讓多少國軍同仁讀後心有戚戚焉。筆者是陸軍出身，相信三軍各單位都可能存在這些問題，只是程度輕重差異而已，這不是居上位者壹人壹職、壹朝壹夕就能改變的。但如果上述的制度面弊病密集發生在中央單位，而且情況比地方更加慘烈，那就是整個體制重大的危機與災難。

基於職務之利，偶有幾次機會接觸到美方人員，或者輾轉得知壹些美軍、星軍的言行與評論，經過瞭解與思考後，筆者每每都會有很巨大的震撼。那種震撼就像1853年日本人在江戶灣第壹次看到美國龐大黑色蒸氣船來航壹樣，在國家力量的交界上看見了巨大、令人無地自容的落差。

美國人有壹套鼓勵人們從實務經驗中發現問題、提出需求的體制；美國人有壹套依據真實需要來進行訓練的教育模式，他們的教育鼓勵創新、鼓勵反省；美國人為自己創造出了全世界最豐厚的人才庫，因為他們敢用人才、肯用人才、尊重人才，所以人才會源源不絕地誕生，別國的失意人才會被美國吸引過去。

真正見識到我們作法的外國專家，無奈於我們的顢頇，看不起我們的死要面子、不要裡子的官僚作風，看不起我們浪費紙張印資料、做表面工夫，像在看停留在上個世紀的野蠻國家壹樣。我們落後美軍多少年？10年？30年？還是70年？在某些方面，我相信起碼差了人家100年。

把人送去美國、學美國的東西，如果沒辦法把美國人的制度與文化帶回來，到底又能學到些什麽？ 學到了外軍的準則，我們有沒有好的制度去實踐它？學到了時髦的英文單詞和新穎概念，我們有沒有好的制度去把它複制到自己的國家？

舉例來說，美國人的戰略溝通是壹套能為國家爭取利益、需要謀略與跨部門整合的宏大概念，我們把東西學回來後，卻把重點放在如何於記者會上回答問題。為什麽會這樣？

這是作法之於制度的問題，就像是花朵之於土壤、魚之於水域。

再好的花朵插在污水裡都只會變成垃圾，再好的魚丟到樹上都只會變成屍體。力戰而敗是非戰之罪，不戰而敗是制度註定。

近來，愈來愈多民間讀者開始注意到新時代、新威脅下我國政治作戰工作的重要性。有人倡議要自發對中共發起網路心戰反擊（無論從國內著手還是從對岸著手），這除了要有足夠的人力與時間外，更重要的是“建置壹套可靠的情報網絡”。沒有情報工作支撐的心理作戰，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

政戰需要自己的人文、社會情報，這些情報沒有其它部門在負責
如果有人認為政治作戰與情報工作無關，那肯定是天大的誤會。政治作戰是需要自己的情報作業制度的，戰役、戰術層級的政治作戰都需要依據戰場情報來做出判斷，更何況涉及網路、傳媒的這種國家戰略層級政治作戰。共軍的政戰系統同樣也有自己專屬的情報部門：中共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下轄的“聯絡局”。

我國的政戰系統不只“應該”要有情報部門，實際上也“已經”有情報部門了，包含執行國內反情報、反滲透工作的軍事安全總隊及執行敵情蒐研任務的心戰大隊下轄單位。心戰工作所需要的國內外人文、社會情資，當前是由心戰大隊在負責蒐研，但這個單位不但不受《情工法》保護，更被大量不明所以的紙本工作給綁死了，足見政戰情報在整個國家的情報體系中的“高度不被重視”。

這壹類的人文、社會情資能不能交由其它情報部門來蒐整？當然可以，但是目前國內並沒有政戰系統以外的任何情報部門在蒐集這壹類情資。軍情局專蒐武器諸元與敵軍動態，國安局專司戰略層級議題、反滲透與電訊情報；沒有任何部門會特別去幫政戰系統蒐集民間態勢、輿論走向、族群關係、政治矛盾、語言文化、意見領袖、社群團體這壹類情資，更遑論佈下相應的情蒐網絡。

任何部門都不會花費心思去蒐集自己用不到的政戰情報，也不知道哪些情報真正有助於政治作戰的實際操作，這是組織天性使然，政戰系統只能想辦法強化自己現有的情報蒐研部門。

政治作戰是用“政治”的方式去“作戰”，需要相應領域的知識庫與人才庫
在中華民國體制下，情報工作和政治作戰長年來處與彼此交雜的狀態。

以軍統局－軍情局為主軸的戴笠系統，當年也有在從事政治作戰工作，並且相當程度壓制了國共內戰初期共軍的政戰攻勢；但軍情局系統目前已經不再從事政戰工作了。以政戰局為主軸的蔣經國、王昇系統，早年更是與情報工作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但時至今日，政戰情報已經被限縮在上網查資料、寫文章而已，更因法規環境的缺陷而深受侷限。

非社會主義國家學習了列寧式的政治工作制度，適用時會有許多職務重疊上的尷尬。但制度上的尷尬不代表這些事情不用做，沒有政戰制度的國家同樣也有在執行政戰情報工作。

日俄戰爭期間，日本陸軍大佐（相當於上校）明石元二郎以駐外武官的身分在歐洲經營情報工作，他經營的所謂“情報工作”極大部分都是“政治作戰”下的對敵心理作戰：勾結社會革命黨、布爾什維克黨、芬蘭革命黨、東正教工人運動、波蘭復國者、高加索穆斯林。這是壹百多年前壹位陸軍上校在做的事情，真的拿“政治”在“作戰”，這些工作的成果被當時日軍參謀次長盛讚為“能抵得上陸軍10個師團（相當於20萬人）”。

不懂政治、不懂宗教、不懂階級、不懂經濟、不懂意識形態、不懂語言習慣、不懂民族文化脈絡，就根本不可能從事有意義的對敵政治作戰。整個國軍體系內，只有復興崗的政戰教育系統在孕育這些人才（政治系、心理及社工系、新聞系、應用藝術系），但他們卻鮮少被投入實用。

中共制度的強大，在於他們對科層體制的動員，他們可以把網軍工作分派給各層幹部、職員，由“量變”創造“質變”。在近年政策下，政戰業務簡化已成趨勢，若能進壹步將基層營、連輔導長從壹切可裁併的龐雜業務中解放出來，這些政戰幹部都能成為國家整體心戰作為甚至情報網絡的底層結構。如果我們能動員全國政戰幹部去防備來自本國媒體與民代的攻擊，那我們當然能動員全國政戰幹部去反制來自中共的心戰攻擊。

這個國家所需要的人文、社會情報，到底有沒有人在經營？
就算不跟對岸比、不要光看政戰體系，整個台灣的情治系統在對敵政治工作上也是不及格的。中國異議人士到了歐洲、北美、日本甚至印度，他們可以受到當地情報部門壹定程度的庇護，旅費也可以循正式管道核銷。這些國家難道不怕激怒中共嗎？當然也怕，當然也想賺人民幣，可是這些事情他們照常壹直有在做。

即使外國所面臨來自中國的威脅遠不及我們，他們仍知道這些異議人士對他們的國家安全與情報網構築能產生利益，所以必須保持與他們的暢通聯繫。國家安全跟經濟利益自始至終都應該被劃分得壹清二楚，政治、經濟上休兵，國安工作的日常運行不能也跟著休兵。

我們呢？中國異議人士來台灣，竟然只能仰賴政黨、政治人物和NGO資助，整個情報系統根本不在乎這些中國異議人士。筆者本來也希望“其實某些高層部門有做這方面工作，只不過我們這個層級不知道”；但長期深入瞭解後，才驚覺台灣情報部門真的鮮少涉足這個領域。台灣的情報單位上壹次積極支持中國異議人士大概是許多年前了，而且支持對象僅限於民運人士。

這再度印證壹件事：在我們的國家，政治作戰所需要的人文、社會情報，如果政戰自己不去撒網蒐集，那就沒有其它部門會好心幫妳政戰蒐集，畢竟他們也不知道妳政戰到底需要什麽情報。需求的壹方和蒐集的壹方必須壹致，因為不同部門之間永遠只會相互輕視、相互傾軋。

這些年來，中國異議人士感受得到歐、美、日、印情報部門的善意，卻唯獨感受不到來自台灣情報部門的善意。我們某些政府高層人士甚至認為“這些事情不該由政府部門來做，否則將會激怒對岸”。但不要說那些真會激怒北京的實質行動了，我們至今連最基本的暢通情報聯繫都沒有去做，所謂“避免激怒對岸”恐怕只是個假議題。

在防堵中共的戰線裡，台灣最大的優勢是和對岸語言相同、文化相近，我們在心理戰與資訊戰的遂行上有極大利多。然而，如果隨便壹個不說中文的西方國家都做得比我們好，世界民主陣營還需要我們干什麽？

台灣想當華人民主燈塔？這燈塔大概被斷電很久了。

妳不想激怒他們，他們卻每天激怒妳。不只激怒我們，中國連它在經貿上高度依賴的美國都敢激怒，面對貿易戰龐大壓力仍執意滲透美國。重點根本不是做了什麽事情，重點是這些事情“事後能不能被政府否認”。

俄羅斯做了那麽多事情，他們也是永遠都否認，再怎麽罪證確鑿的事情都要說是“對手編造的”。國家之間的交手本應如此，偏偏只有我們國家被“馴化”了，內鬥心狠手辣，外斗溫良恭儉讓。

骯髒但是有用：中共正在把對付異議人士的情治手段用到台灣身上
近年來中共對台攻勢的加劇，只不過是把對待自家異議人士的作法用到台灣身上而已。他們喜歡用性醜聞去抹黑異議人士，喜歡讓異議人士互相猜忌、直指對方是共諜。異議人士對於能自由進出港澳大陸、能自由發表意見的戰友都會特別猜忌，懷疑他們已經被中共吸收了。

對岸的情報部門甚至抓住這壹點，故意放寬某些異議人士的人身自由與言論自由，壹方面讓民間壓力得以宣洩，另壹方面誘使異議人士之間彼此猜疑與攻伐。

這些年來，他們藉此手法瓦解了無數個異議團體、維權團體、民主派團體與分離主義團體，讓無數志同道合的戰友反目成仇。現在，這些手法開始用在台灣身上了，如果不同樣用情報工作去反制他們，台灣能倖免於難嗎？

共軍的政工情報系統都跑來吸收到王炳忠了，我們的政戰情報部門還在關起門來鑽研怎麽剪輯影片、操作軟體。我們忙著在做能端得上長官辦公桌的事情，他們卻壹心去做真正能讓我們分崩離析的骯髒事。這不只是政戰的問題，更是整個國家體制如何明確定位政戰工作的問題。

在沒有政戰制度的其它國家，軍事系統以外的情報單位會去蒐集政治作戰所需情報，那是因為這些部門本身就是某些政治作戰任務的執行者。除非我國把政治作戰也裁併給其它情報部門去做，否則政戰自己勢必需要壹套完善的情報系統──就像共軍政工部的聯絡局那樣。

何謂“完善的情報系統”？就是不只能情蒐、情研，還能主動聯絡、主動接觸、主動作為、主動協同政府部門與民間團體遂行戰略溝通──就像共軍政工部的聯絡局那樣。真正的情蒐網絡本來就是靠著互動來締建的，本來就要容許壹定程度的風險，不可能永遠閉門造車、上網抄資料。

國家如果真有把中共對台心戰威脅當成壹回事，那就不能再輕視政戰作戰所需的情報材料。不是只有武器和共諜可以摧毀這個國家，輿論與宣傳也可以摧毀這個國家，情報工作上不能有所荒廢。

政治作戰缺乏情報工作，就像蓋房子卻不打地基
有讀者問筆者：寫了那麽多我方的弱點出來，難道不怕對岸知道嗎？筆者認為，重點並不在於他們知不知道，而在於“他們已經得利於這些弱點了，而我們自己卻不知道自己有這些弱點”。早點知道病情，至少能早點治療。

又有讀者問：把壹些台灣可以採用的作法直接寫出來，這樣不會被對岸掌握與提防嗎？其實筆者寫的都只是大方向，並沒有把細部操作寫出來，目的只為提供有志者多壹些啟發，畢竟實踐階段的具體作法永遠是日新月異且防不勝防的。就算對岸真要按照筆者所寫的方向去“全面戒備台諜滲透”，那也只會讓他們組織內部疑神疑鬼，陷入不符效益的內耗。

筆者本文討論政治作戰的情報工作，用意依然如上所述。中華民國作為壹個後列寧式的國家體制，在政治作戰上需要作出抉擇：是要像共軍那樣完善政戰自身的情報系統；還是要習仿西式國家，讓戰略層級的政戰工作回歸壹般情報部門與宣傳部門。按照現況，最便捷的方式應該是重建政戰局自身的對敵情報系統，並制定出相應的法律與規範來充分授權。

如果國家當前已經在思考“如何反制新時代下的政治作戰”，那務須理解這壹點：沒有情報工作支撐的網路戰、輿論戰、文宣戰、群眾戰，那就是沒有打地基便動工興建的房子，投入再多資源都只會換來壹場空。

進入網路時代以後，政治作戰的重要性因為工具的進步而再度提升，是時候重新對政治作戰情報工作做出明確的定義與授權了──授權對敵人情蒐，而不是對自己人情蒐。政戰應該“專搞敵人”，而不是“專搞自己人”。專搞自己人的政戰，註定要被所有人看不起。

有些國家雖然沒有心戰部隊，但他們有在做心戰、心防工作。有些國家雖然有心戰部隊，但他們未必真的有在做心戰、心防工作。沒做攻勢心戰可以推託給政治問題，沒做心防工作（或者守勢心戰）就真的說不過去了。對於隸屬於軍隊之下的心戰部門而言，不要說新時代下抵禦網路輿論攻擊的心防，連“維持民眾對國防武力的信心”這種傳統意義上的本分工作都辦不到，那就跟衛兵擅離崗位沒什麽兩樣。

如果國家將心戰部隊交給“只會當官”的人來領導，那就宣告了國家心戰能力的死亡。主事者想當平安官、只求平安升官，不願意冒險從事任何嘗試與創新，那就不可能做好心戰工作，因為心戰所必須的正是“變化”與“謀略”。明明握有豐厚文宣能量，卻只挑風險最小、讚許聲最多的事情來做，這種不必冒險就能得到績效的事情就是“部隊形象包裝”。

不搞心戰，不搞心防，專搞部隊形象包裝。不是不能包裝部隊形象，問題是“展現武器”“展現肌肉”“鼓勵參與”“呼籲感謝”這壹類表淺的方式無法解決民眾對國防事務更深壹層的憂慮，對於真正的“全民國防”目標而言收效甚微。

罵國軍的老百姓，大多都是當過兵的人
軍方有些人覺得民間人士總愛不明就裡謾罵國軍，但這其中有個盲點：會罵國軍的民人很大壹部份是當過兵的人（尤其義務役），是“昨日的軍人”，是“由兵轉民”的人。他們花了至少壹年的時間親身經歷過軍事體系，他們記憶中存在的問題與質疑，絕對不是靠幾支影片、幾場活動就能抹去的。

軍方呈現武器，民眾想到武器妥善率；軍方呈現訓練與肌肉，民眾想到業務與造假；軍方呈現火力，民眾想到對岸有更具壓倒性的火力。民眾真正的國防顧慮，我們的心防工作沒能有效觸及到，沒能有效解決掉。

國民想知道的是：我們到底能不能守住這個國家？我們應該如何守住這個國家？光鮮亮麗的表象敷衍不了他們，因為在他們之中有許多昨日的軍人，他們未必專業，但多少看得懂壹些內部問題。

在台灣，政治是軍事的延伸
筆者曾說過：軍事是政治的延伸，但在台灣，政治也是軍事的延伸。以最敏感的統獨問題來說，對於大多數人而言，統獨的傾向並非僅由國族情感所決定，而是由“對實際層面的預期”來決定的。

舉例來說：如果認為台灣絕對抵擋不了共軍入侵、民眾上戰場的意願普遍低落，那麽主動挑釁中共的“宣布獨立”就不是壹個理性的選項；在此假設下，趁台灣未受戰火摧殘、尚有軍事及經濟籌碼時儘早與北京展開統壹談判，就是壹個相對理性的選項；如果相信共軍基於某些顧忌在近幾年內不敢進犯台灣，那麽維持現狀（不主動挑釁也不主動統壹）就是更加合理、能維持最大利益的選項。

壹旦上述前提改變了，民眾的統獨立場也會改變，軍事上的前提會影響主流民意的政治傾向，此即筆者所謂“政治作為軍事的延伸”。這就是為什麽美國分析師葛里爾（Tanner Greer）今年會在《外交政策》中撰文指出“台灣最大的敵人不是解放軍，而是失敗主義”。

失敗的心防工作與錯誤的國防想像，會在開戰後毀掉壹個國家
民眾對本國防務的想像如果與現實存在嚴重差距，那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波蘭在1939年以前自信有能力入侵德國東部；1939年時，雖然意識到納粹德國軍力的上升，波蘭還是向民眾宣稱有能力在缺乏天然屏障的邊界線上擊退德軍的壹切侵犯。結果戰爭爆發後，波蘭的防線被高度機動化的德軍瞬間擊潰，戰事發展與波蘭民眾的想像落差太大，毫無心理準備的波蘭民眾很快就陷入了恐慌。

波軍殘部其實仍有機會撤至後方，沿河重組防線。但恐慌引發的逃難潮重創了波軍的士氣；波軍機動力本已不足，大量難民更進壹步癱瘓了波軍的撤退路線，波軍最終覆滅。無論是過度自信還是過度自卑，都會毀掉壹場原本能打的仗，失敗的心防與錯誤的國防宣傳會在戰時拖累軍事、摧毀壹個國家。

筆者相信台灣現在正處在類似波蘭的危機中，情況甚至更糟：過度悲觀的民眾與軍人根本不相信趨於樂觀的官方說辭，同時也沒有做好應戰的心理準備。

多數民眾對台灣防務的認知仍處於較為幼稚的階段，許多人只依據兩岸人口、兵力的懸殊差異來做判斷，認為台灣必敗無疑；受國內傳媒影響，不只民眾如此認為，許多軍人乃至於高階軍官都抱持這種思維。於此同時，另有壹部分樂觀者深信美、日等國不會坐視台灣淪陷，必將插手台海戰事、擊退共軍。

但比較貼近事實的情況應該是：“台灣有能力在付出慘痛代價後迫使北京停止戰爭”且“如果台灣不能靠自己支撐壹段時間，就不能期待獲得外國支援”；就算外國支援，也是物資、情報、塔台、潛艦、外交這壹類援助，不能期待外國出動地面部隊參戰。詳細原因可參見專家論述，筆者這系列文章主要談論心戰，恕不在此贅述。

這也就是說，台灣有能力獲得“慘勝”，而且要靠自己保持“不被秒殺”。但多數民眾根本不相信台灣會“勝”，官方也不願意跟民眾提到“慘痛代價”。這道認知上的鴻溝足以讓台灣在戰時枉費地理、外交、社會與局部兵力優勢而邁向失敗。承平時期的心戰都能不戰而敗了，當前這種程度的心防更是會讓全體軍民在戰時不攻自潰。

心防工作不能光靠《國防報告白皮書》（無論是文字版還是漫畫版）來支撐，還要用接觸門檻更低的方式來推向民間基層。推出對於台灣禦敵能力過度自信、樂觀的闡述，會與民間認知存在巨大差距，使官方論述不容易被民眾接受。需要想出能說服民眾的壹套防務宣傳，並且正視受到民眾質疑的黑暗面，與民眾展開真實且坦率的溝通。

心戰部門用大數據輿情偵蒐系統去探悉民眾對軍方的批評，卻總是提供“加強全民國防教育”、“呼籲民眾保持對國軍信心”這壹類空洞且無關痛癢的建議處置作為給高層，甚至連戰時狀況想定也拿這種口號來應付，那國軍的心防工作就真正是形式主義。

“就算知道會打輸，妳還願不願意上戰場？”
國人抗敵的信心雖然低落，但抗敵意志或許比想像中更令人鼓舞。筆者在新訓單位服務期間，每每會問入伍役男幾個問題，雖然不是嚴謹的量化統計，但得到的結果都大同小異：

第壹個問題是：“妳是否認為共軍在妳有生之年不會攻打台灣？”通常只有少數役男舉手答“是”，多數役男仍相信共軍有犯台的可能。

第二個問題是：“妳是否認為就算共軍打來了，反正我們也壹定打不贏？”這個問題絕大多數役男都會舉手，甚至出現過全連都舉手的情形，顯示大多數人對國軍禦敵能力沒有信心。

第三個問題是：“妳是否認為就算我們打輸了，給中共統治也沒什麽大不了？”這壹題只有少數人會舉手，多數人對於接受中共的統治仍然抱持疑慮。

最後壹個問題則是：“就算已經知道壹定會打輸，共軍登陸台灣的那天，妳是否還願意拿起槍上戰場？”

對於這壹題，役男的反應很有趣。通常會先有壹小群役男毫無猶豫地舉起手，其他役男則會在稍微觀望後跟著慢慢舉起手，最後超過半數（有幾次甚至多達8成）的役男都表示“願意在沒有勝算的情況下自願投身戰場”。

如果發放匿名問卷，或許會得到不同的答案，但這反映出了壹種現象：民眾願意為了保護國家而犧牲（就算認為毫無勝算），但這樣的意願會視輿論氛圍來決定是否要表現出來。我想這可以為台灣的心防工作經營帶來壹點啟示。

我們國家在心理層面的戰爭準備與交戰作法上存在許多問題，筆者至今已經提到不少問題的成因。如何著手修復這壹系列的嚴重缺漏，其實是有跡可循的。機器故障未必是機器整組都殘破、不堪用了，有時只要在關鍵處旋上壹塊鬆脫的零件，整台機器就會逐漸甦醒、起死回生。

問題的源頭獲得修葺，許多相關問題即使無法立即復原，也能獲得體制內壹定程度的“自動校正”。關鍵在於：問題的“源頭”在哪裡？

我們軍人講“打、裝、編、訓、用”：先知道要打怎樣的壹場仗（戰略規劃），再來建置所須裝備，接著擬定相應的人員編裝，並據此制訂準則、推展教育訓練，最終才能投入實用。

從前面幾篇提到我國心戰部門的現況來看，我們知道至少“用”的部分出了很大的問題，在挨打了幾回以後，確定這台機器已經損壞。那我們就回溯使用以前的各階段，逐層檢示“打、裝、編、訓”的各個環節。

有裝備、有人員，出了問題的是教育
“打”的部分，其實我們大概知道要打什麽仗，即官方所謂的“面對中共文攻武嚇”。其實中共是“文攻為實，武嚇為虛”，他們的文宣工作厲害到可以把部隊的例行性活動寫得像是在進行戰前動員壹樣。如果看懂其中端倪，會發現其實絕大多數的“武嚇”其實都只是“文攻”的壹環──武器照樣在跑，官媒記者換個寫法而已。

“面對文攻”是什麽概念？差不多是眼巴巴地看著敵人拳頭揍到自己鼻樑上，這就是“面對”，畢竟妳本來就閃不開。相較下，“反制文攻”是個比“面對文攻”更好的概念。如果要“反制”，“先發制人”當然是比“被動反制”更好的選擇。妳打他，戰場就在他家，損失是他家的損失；永遠都等他來打妳，那戰場就永遠在妳家，損失也都在妳家。

以上這些是細微的觀念問題，但至少我們在戰略上大概知道自己要應對是什麽威脅，這點沒什麽問題。

“裝”的部分，我們購置的裝備和系統並不差，整體來說只存在兩種問題：

第壹種問題，是把能用的裝備交給“不懂如何運用”的人去指揮。注意，不是不會“使用”（操作），而是不會“運用”（規劃）。妳買了壹把槍，妳懂得怎麽裝彈、擊發、清槍、保養，但妳不拿槍來打敵人，只拿槍來打地上的石頭、打天上的飛機，那當然是浪費錢的行為。

比方把注意力都放在罵國軍的本國網民身上，而非對我們國家挑撥離間的中共網軍身上；或者把注意力都放在心戰部門自己無力插手的國際經貿、國際金融、大國元首會晤上，而非放在真正能操作的低層級民生、社會、族群、宗教議題上。這些都是現存“拿槍打石頭、打飛機”的行為。

第二種情況，是買了不少次要甚至非必要的裝備，反過來把操作必要裝備的時間給大幅占用掉了，這種“本末倒置”的狀況在我們的心戰部門內部非常嚴重。次要的裝備往往更華麗、更具“科技感”，搬出來讓人很有面子；於此同時，與戰訓本務密切相關的裝備與技能反倒被冷落了。

“編”的部分，我們雖然沒有和對岸壹樣龐大、完善的逐級人員編制，但最低程度的獨立單位建置還是有的。如果把這些有限的人力完整投入到心戰工作上，台灣還是可以打得很出色，可以像游擊隊應戰正規軍那樣讓對手不堪其擾。但這些編制內人員絕大多數的時間、精力都“沒有”被投入到現實中的心戰戰場，95%以上的時間和戰力都被雜務及表面工夫給消耗掉了。

這反映出來的其實是人員教育訓練的問題，而不是裝備或編制本身的問題。教育訓練沒有養成“在現實中解決問題、指引方向”的能力，才造成了對裝備與人力的浪費，造成了對公帑的浪費。說白了，從來沒有教過這些人如何打心戰，舊時代的交戰經驗通通沒有傳承下來，那他們當然把資源亂花、把人員亂擺。

如果要為充實國家心理作戰能量來推展教育訓練，我們首先要知道：該就哪些面向推展人員養成？

我們的民眾到底在想什麽？對岸的傢伙到底在想什麽？
第壹個面向，是要具備現實世界中會用到的壹些兩岸基本知識與常識。要懂我們自己國內有關“統獨”的政治光譜，也要懂對岸關於“左右”的政治光譜；要懂兩岸四地這100年來大致發生了什麽事、對當代民眾心理產生了什麽影響；要懂他們哪個省、哪個民族大致在什麽地方；要懂我們的民眾在想什麽、他們的民眾在想什麽；如果行有餘力，最好去瞭解壹下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思想，也瞭解壹下何謂漢民族主義、何謂中華民族主義。

讀者見到此段可能會想：這些不都是最基本的嗎？難道不是台灣心戰工作從事人員所必備的常識嗎？沒錯，但我們心戰部門的人員大多不具備這些知識。最應該瞭解敵人的心戰部門裡面，能明白說出“共產主義是什麽東西”的人恐怕屈指可數（就更不要問有幾個人講得出“何謂三民主義”了，雖然三民主義還寫在陸海空軍軍人讀訓裡面，但大概沒幾個人講得出這是什麽東西，簡直比共產主義更令人陌生）。

為什麽筆者在離開原職後會備感沉痛，因為原先主持的工作根本沒有具備相應的專業知識的人員能接續起來，只能任其在壹夕間化為烏有。這不是基層人員的問題，人員本身的能力與素質都是沒有問題的，這是“這些基礎知識不被重視”所造成的困境。

以上所談的領域都還沒涉及到真正艱澀困難的知識層次，只要壹段短暫但專注的訓期就足以養成了，但我們從沒有認真去養成這些基本知識。連對岸基本的政經狀況和意識型態都搞不清楚了，怎麽可能去處理更細膩的時事議題？

這樣的心戰部門要怎麽判讀情勢？要怎麽理解人心？要怎麽視情況投放心戰訊息？不要說面對新時代、新形勢下的兩岸資訊心理戰環境，這樣壹窮二白的知識水準就算放在過去20年（1998年至2018年）也不可能發揮多少心戰能力。以前國軍曾經有個名為“心廬”的心戰研究班，後來被併入軍事院校的研究所教育裡面了。我們現在大概也需要壹個心廬，壹個用來補足基礎教育、真正“為用而訓”的心廬。

準則：群眾戰需要接觸、滲透、組織戰與欺敵偽裝，必須有戰場行動準據
第二個面向，是針對當代輿論環境、網路環境、政治環境的操作方式與應對進退。這會需要壹套全新的政治作戰準則，才能訓練出第壹批能適應新環境、克服新環境的心戰人員。

心理作戰跟資通電作戰壹樣，是在所謂“認知空間”中直接參與戰鬥的部隊，不能被劃為純粹的戰鬥支援部隊。現代的心理作戰不能只依靠文宣投放，許多時候必須直接與民人接觸、互動，甚至在壹定默契下互相配合行動，這才能遂行真正的“群眾戰”。群眾戰脫離不了接觸、滲透與組織戰，有時甚至要做欺敵偽裝，這不能沒有壹套行動上的準據作為依歸。

中共的心戰部門早就在這樣做了，他們拿著有系統的理論與準則，搭配上銀彈、動員科層組織、用我們的國民作為掩護，有條有理地在朝我們進攻。

“用我們的國民作掩護”是什麽概念？早年還在動員戡亂的戒嚴時期，好像有不少學校老師會和學生說“共匪會在戰場上押著老百姓當人肉盾牌，讓國軍不忍心朝自己同胞開槍”，這個說法應該還存在於壹些長輩的印象中。姑且不討論真偽，但這“人肉盾牌”的概念實在很適合套在今日：

共產黨人讓我國公民代替他們說出他們想要說的話，由台灣人去散播共產黨想要散播的訊息，由台灣人去製造共產黨想要製造的謠言。如果沒有到觸犯刑法的程度，我們的中華民國政府能夠去取締這些本國公民嗎？這在民主國家於法無據。何況妳只要敢動他們，他們就會說妳侵犯言論自由、搞政治迫害。這就叫作“押著妳家老百姓當人肉盾牌打頭陣”。

這種鑽法律漏洞的打法肯定是有壹套教戰守則在指導的，壹定要有另壹套教戰守則去反制他，在民主體制下引導合法的群眾力量去破解它。

再進壹步說，如果有了壹套準則，那麽把心理作戰的戰術戰法推行到整個政戰系統的科層體制，讓各層級都能藉由攻擊中共來爭取績效（至少取代掉壹部分的基層投稿績效），就不再是不可能了。

經驗：不允許開火還擊，就無法獲取實戰經驗值，無法調整戰術戰法
第三個面向，是要讓人員從實戰累積經驗，從經驗中獲得教育。要累積實戰經驗，就要允許人員在大戰略目標指導下、在法律規範授權與約束下，對特定敵目標“不待命令自行開火”，壹定程度地由小建制單位“各自為戰”。

中共對台心理戰就是處於這種“不宣而戰”、“不待命令”、“各自為戰”的狀態，許多的攻擊都不是由高層逐級命令下來的，而是由各個層級、各個部門在各種嘗試中朝台灣壹槍壹彈打出來的，最後歸結出寶貴的對台心戰經驗，才逐漸推行到全國，讓中央有信心循此方式發動總攻。不過，雖然是“各自為戰”，他們仍是依據壹套準則與理論在作戰。

這樣的模式真的非常可取。大家以為過去30年來對岸的改革開放是怎麽進行的？壹樣是中央節制、地方先行，中央給地方空間，讓地方自己試驗出了好辦法，中央看看覺得不錯，就允許這個辦法傳播出去，甚至由中央主動推廣到全國。這種模式不只適用於經濟改革、政治改革，還適用於統壹戰線工作的與時俱進上。

過去長年來，我們的科層體制沒有獲得這樣的授權空間，沒人敢自行開火，所以我們就是給對岸文宣、政工人員當成靶板的命，什麽經驗也學習不到，還逐漸被敵軍看破手腳。在綿長的戰線上，他們在各點各段朝我們進行各式各樣的騷擾、奇襲、滲透、貫穿、夾擊，我們則全線龜縮在壕溝裡等待開火命令，兩岸心戰大概就是這種悲壯慘烈的畫風。

最痛的事情：國家明明不是沒有錢，也不是沒有人
要說自己這些年來最沉痛的事，不外乎兩件事：

國家不是沒有錢，稅都有在收，但真正能擴大戰果、需要用錢的項目，卻總是沒有相應的科子目能核銷。
國家不是沒有人力，但可以投入前線的人力，往往都被“做面子”和“做雜事”給占用掉了。
這不能全怪部門裡的這些人員，因為他們真的是迷惘的，不知道國家到底要他們走去哪裡，不知道自己到底該做哪些屬於這崗位的“實事”，大家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妳告訴我該學英文，我就去學英文；妳告訴我該學軟體考證照，我就去考個證照；妳告訴我該唸個大學、研究所來充實自己，那我就去報個學校唸看看。能力越來越多，反正技多不壓身，但從來沒有人把這些能力投入到職務本分的作戰工作上，反而都像是在為了退伍出社會在做準備。10個任務交辦下來，10個任務都和作戰無關，這些人當然就不知道要怎麽作戰了，作戰氣息出了軍校就被“職場”消耗掉了，因為真的看不到“戰場”在哪裡。

教育訓練是用來修補這台機器的關鍵零件。這個部分做好，真正做到“為用而訓”、“為戰而訓”，新的觀念才能產生，相應的作戰機制才會建立，國家心戰能量的任督二脈才能打通，資源與人力的配置運用才會趨於合理。

筆者知道，現在開始愈來愈多民人與民間團隊想靠自己的力量反制中共心戰，所以這篇文章也提供給民間人士作為參考，試著描繪出“壹套堪用的心戰機器應該長什麽樣”。在官方或將邁向轉型之際，如果民間能產生更多自發抗敵的公民團隊，讓國家總體心戰戰力獲得擴充，讓我們國家多壹分籌碼掌握自己的命運，那也是全民之幸吧。

如果今年還是2012年，有台灣人說想要和胡錦濤和溫家寶領導下的對岸進行壹國兩制、和平統壹，無論我統獨立場為何，我都會尊重他的意見、聆聽他所提出的配套措施、接納這個選項在民主社會中被討論的空間──只要這壹切不是被迫的，只要確保我們有憑自身意志選擇的空間。

胡溫時代的中國，民主開始在基層鄉鎮萌芽、言論自由在網路上有默契地被壹定程度保存、地方立法機構正嘗試著要監督政府、經濟發展沒有碰壁、對外關係還在韜光養晦中穩步推行。如果把這個巨大的國家拿到放大鏡底下看，當然會看到無數的弊病，但中國當時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不斷變好。

2012年，是對岸距離部份台灣人嚮往的壹個“民主化”的中國最近的時候，縱使當時的水準仍與我們的理想有很大壹段落差。那時候的中國不需要用虛偽浮誇的口號去自吹自捧，那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好的時代。

然而，這個“最好的時代”已經被習近平結束了，我們“目送”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巔峰時期。時至今日，如果有人想和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推動壹國兩制，我要打壹個天大的問號。

這篇要談的依然是台灣心防工作的核心問題，但會偏重對岸那壹側。這篇討論的也是中共散播虛假訊息的問題，但這是壹個存在時間更久、籠罩範圍更巨大的假象：2010年代下半葉的中國榮景，以及習近平被吹捧出的統治能力。

筆者寫的不是嚴謹的學術文章，但會把壹些經得起檢驗的實情用淺顯易懂的話語敘述出來，大家能從海內、外對於中國的學術研究中得到驗證。以下將從兩岸、政治、經濟、外交等四個面向來逐步探究習政權的問題，首先就由最近當紅的《告台灣同胞書》事件來切入。

兩岸：台灣人的心防不是自己人構築的，都是被中共的豬隊友創造出來的

最近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談話，有些人形容這是習版的《告台灣同胞書》。明眼人很快就能發現到壹個事實：習版的《告台灣同胞書》不是講給“台灣同胞”聽的，他是講給自家黨、政、軍人士與民眾聽的。

妳從兩岸反應的差異可以很明顯看出來：習對台態度強硬，讓很多對岸網友為之叫好；但台灣這壹側呢？台灣人被這段談話激怒了，原本被中共心戰工作打得萎靡不振的政府支持度，竟然被習近平給救援起來了。“領導人對台講話”這種對中共而言如此重要、需要穩健處理、必須縝密計算受眾反應的政策工具，北京實際上考量的卻不是台灣民眾的觀感，而是自家人的爽度與對執政當局的支持度。

從結果來看，習版《告台灣同胞書》的“心戰目標對象”竟然不是台灣民眾，反倒是對岸民眾。這位領導人（與其幕僚、文膽）寧願讓中共近壹年來苦心經營心戰工作的成果倒退，寧願實質推遲和平統壹的進度，只為換取自家人觀感的上升。這不是對台灣的攻略，而是壹種對內統馭的方法。

就是心知肚明現階段的中國不能付出巨大代價去實現武力統壹，才會壹再強調和平統壹。和平統壹就是“太陽與北風”的邏輯，冷冽的強風（欺壓與恫嚇）吹不掉台灣人身上愈抓愈緊的國家外衣，和煦的陽光（讓利、包裝與挑撥）卻能讓人自願脫下國家外衣，更加情願接受統壹。

如果能避免用些粗糙拙劣的方式打壓我方的國旗、國號、藝人、商家、邦交國，避免放任壹些在台灣不討喜的人物（諸如黃安、劉樂妍）說出更多會惡化台灣民眾對北京觀感的言論，只要等台灣民眾對北京的好感度到達壹定程度，接受對岸影視、文化、用語、流行的新世代（尤其是看對岸節目、聽對岸歌曲、使用抖音的九年級生／00後）陸續成年後，台灣自然而然會走上與北京的談判桌。

統獨民調會隨著藍綠執政而起伏，但真正讓促統民調數十年來未隨著對岸經濟成長而明顯爬升的，正是因為“中共有太多自己人在幫倒忙”：明明知道應該避免讓台灣人反感，但底下的執行者還是會過於教條式地做出壹些讓內部民眾自爽、讓台灣民眾強烈反感的強硬舉措。

台灣的心戰部門做得那麽失敗，那台灣的心防工作到底都是誰在建立的？就是這些中共自家的豬隊友在幫我們做的，都是他們在鞏固台灣人的心防。只要他們壹激怒台灣人，台灣人就會短暫地團結起來對抗外侮。

但整體來說，他們的對台統戰部門還是有記取教訓的，努力避免在台灣大選前節外生枝、激怒台灣選民，努力避免再生出壹個幫李登輝助選的台海飛彈危機，努力避免再生出壹個周子瑜事件。如果他們小心謹慎壹點，不要壹直犯下低級錯誤激怒台灣民眾，其實光靠滲透與虛假訊息就能“溫水煮青蛙”，讓台灣在不知不覺中喪失抵抗力。關於這壹點，中共內部壹直以來都做得不好，壹直“沉不住氣”，總是在犯低級錯誤。

這不是故意的，這只是低層執行者缺乏策略宏觀而已，是各部門手腳不協調而已，他們想不到自以為的“促統”行為反而會“促獨”。只有壹點變了：2000年以來，給統戰工作幫倒忙的每每都是底下的執行者；到了2019年，給統戰工作幫倒忙的，竟然是國家領導人自己。

我們都說“中共打壓台灣”，其實“打壓”本身是壹門精細的藝術，是“霸凌的藝術”，是“欺負弱小的藝術”。“精湛的打壓”可以引導台灣民眾去抨擊政府的兩岸政策，造成台灣內部恐慌、分歧與混亂；“拙劣的打壓”則會壹口激怒絕大多數台灣民眾，把仇恨拉到中共自己身上。對岸的心戰部門近年來壹直在避免後者，他們對台灣各界分化、拉攏的統壹戰線工作正在漸入佳境，但沒想到這壹切努力會被自己的國家領導人給損耗大半。

“九二共識”最好用的地方在於它的模糊空間，習近平卻自信滿滿、自以為理所當然地把這個模糊空間給抹煞掉，讓九二共識本身顯得難堪。習展示出壹套對台灣強硬的戲碼給自家人看，想讓人覺得自己有在積極推動兩岸統壹；但這種作法本質上是在讓兩岸和平統壹的進程開倒車。表面上催促統壹，實際上是打亂促統佈局、忽悠自己人。 正因此，無論妳支持統壹還是獨立，妳都不該對專制、昏昧且反改革的習政權抱有任何期待。

到了這個時間點，我們該正視這個問題了：習近平作為中共的最高領導人，無論內部治理或涉外戰略、無論能力或大局觀，都存在很大的問題，往往是只要面子而不要裡子。習政權在很多層面上都舉措失當，只有兩件事幹得特別出色：對於中共內部的派系鬥爭，以及對於台灣的滲透與操作。前者是他本人的手腕所致；至於後者，目前看來大概不是他本人的功勞。

習雖然暫時打亂了中共對台攻勢的佈局，但相信對岸各心戰部門很快可以恢復對台灣局勢的掌控與引導──畢竟他們已經找到對付我們的辦法了，而我們還沒準備好應對。

政治：中國曾擁有過壹點基層民主與言論自由，但是被習近平否定了

中國剛剛告別了壹個盛世。我們只知道對岸這些年來變得有錢了，大樓蓋得高了，武器造得多了，手筆愈來愈大了。但這些是最膚淺的東西，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令人驚艷的成就不在這些，它表現在經濟改革下的政治氛圍與社會活力上。現在的習近平當局不會想強調這些成就，以至於我們不會知道這些剛被他糟蹋掉的前朝美好。

2012年以前的中國，“壹帶壹路”還沒開始喊、“中國夢”還沒開始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沒踏入所謂“新的發展階段”、遼寧號才剛下水、中國沒有海外軍事基地，但那是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巔峰時期。之所以稱之為“顛峰”，不代表真有那麽好，純粹只是因為後面開始走下坡了。

2012年以前的中國，政經狀況依然是亂七八糟的，胡錦濤根本管不動各方勢力，溫家寶像個民主國家政客壹樣作秀搏版面。正因為統治者弱勢，所以給予整個社會更多的彈性。雖然搬不出太多豐功偉業，但中國老百姓那時候過得比較好，官員、企業和異議人士都比現在有活力；經濟成長是相對紮實的、不需要被過度灌水；政府給人的印象是比較溫暖、親和的，而不是竭力控制壹切、推行個人崇拜、打破自身任期限制的冰冷獨裁機器。

成千上萬名能在胡溫時代安居樂業、養家活口的普通老百姓，卻在習近平時代死去了。他們有些是弱勢農工，有些是少數民族，有些是知識份子──這些人本來不用死的，他們被新政府的政策殺死了。這些都是人命，人命背後是壹個又壹個破碎的家庭。

我們以為隨著中國愈加富有，人民壹定會對民主更加渴望。但這個想像是錯的，中國民主發展最蓬勃、人民參政動機最強烈的地方，有時候反倒是窮困的農村地區，因為手中的壹票可以決定當地資源的分配。

胡溫時代，已經萌芽的基層民主在中國的窮鄉僻壤、深山幽谷裡快速地成長，四川、雲南之類的地方產生了許多令人振奮的民主實驗。有些地方可以用選票選出村長或村黨支部書記了，部分地區甚至壹度可以直選鄉、鎮長了。就算不敢讓所有公民參與政治，很多地方至少嘗試了“黨內民主”與“黨員投票”。雖然只是第壹步，雖然只是半調子，但邁向民主的早期階段當時確實在中國發生了。而這樣的空間，卻在習近平時代被限制與扼殺。

胡溫時代，城市裡的人民代表大會雖然不是真正經由民主選舉產生，但也開始試著去監督行政機關，有些人大代表甚至自願開始從事“選民服務”、接受民眾陳情。在城市的壹個個小區裡，公民意識開始覺醒，居民開始組織起來爭取權益，律師能夠為維權而活動、靠維權營生。到了習近平時代，維權律師卻被政府大規模抓捕而“失蹤”，維穩的恐怖襲捲而來。

胡溫時代，中共中央編譯局敢出書高談民主，人權不再是敏感詞。縱使人權表現仍然不好，但“人權”二字在2004年終於被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讓律師與各級法院得以引用。溫家寶敢在西方媒體面前坦言中國人權有進步空間、應該發展民主選舉制度，據傳他還曾經在黨內會議中提到要為六四平反。

到了習近平的時代，集中營蓋起來了，各種酷刑玩起來了，天羅地網般的監視器也裝起來了。公權力沒本事抓到真正的穆斯林恐怖份子，就虐殺無辜的穆斯林婦孺來湊人頭、灌水反恐績效。貨真價實的凌虐與屠殺正在上演，在阿爾泰山脈與喜馬拉雅山脈之間的廣大土地上，每天都有家庭破碎，每天都有小孩淪為孤兒。

胡溫時代，雖然有網路審查制度與防火長城，但對岸網友總有無數漏洞可以鑽，可以用隱晦的方式抨擊政府，這種不完整的言論自由空間在官民互動中被默許，網路使用者不必生活在恐怖裡。曾經，有些對岸網友還敢於嘲笑台灣的言論自由是“容不下中國大陸網友意見的壹言堂”，並自信能在對岸網路上擁有更大的實質言論自由空間。

到了習近平時代，各大論壇刪帖頻頻、風聲鶴唳，微信群組更是人人自危，因為國家制訂出愈來愈多用來對付網友的刑責、展示愈來愈多手段來恐嚇網友。無關乎政治的平台也遭殃，純屬娛樂取向的App“內涵段子”被永久下架，難以事先審查的直播也開始遭受監看。

胡溫時代孕育出了韓寒這種敢講真話、敢評論公眾事務的作家，韓寒甚至還能獲得官方的肯定。韓寒在胡溫的時代掀起浪潮，卻在習的時代走向沉寂。韓寒不再針砭時事，或許可以解釋為他個人的轉變；但壹整個中國公知（公共知識分子）世代在進入習近平時代以後迅速消退，這就真的解釋不過去了。公知對公眾事務的批評未必總是正確；但公知存在的空間大小，本身就代表著壹個國家接受社會檢視與監督的空間有多大。中國公知的全盛時期結束了，意謂著那個還容許壹些評論、思想自由的時代結束了。

到了2015年，中共可以直接派人去泰國綁架出版禁書的香港銅鑼灣書店老闆；到了2018年，不只民主、維權的右傾言論會被打壓，連大學裡面主張維護工農權利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社團都要被拒絕註冊。

胡溫時代，香港的反國教運動、反23條立法雖然不合中共的意，但是中共與港府也沒有去強力壓制。香港2003年的七壹遊行，官方與建制派大抵上也只能消極地目睹壹切發生而無能為力。到了習近平時代，香港的言論自由與自治權利不斷遭到壓縮，雨傘革命與魚蛋革命相繼爆發，這不是偶然的。

曾經有那麽壹瞬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與公民社會”幾乎真的要誕生了，中共差點就要以自己的方式邁向“還權於民”的道路了。但在習上任後，這樣的空間被不斷壓縮、接近窒息，政治改革道路上的“中國夢”破碎了，中國終究走向衰退。

台灣有些幫中共辯護的人會說：對岸沒有民主、沒有言論自由，所以社會才不會亂，經濟才能發展得那麽好。這種論調是錯誤的，是對中國認識膚淺的表現：在習近平主政以前的胡溫時期，對岸曾經擁有早期民主的雛形、曾經擁有低度言論自由，地方官員試圖在既有體制下改革政治、接受民意監督，這樣的空間保持了民間活力、調劑了黨國體制下的社會，為中國創造出壹段最好、最風調雨順的時代。

如果妳歌頌中共的改革開放，那妳怎能同時也歌頌當今這個倒行逆施的中共當局？

台灣有些幫中共辯護的人會說：“對岸沒有民主、沒有言論自由，所以社會才不會亂，經濟才能發展得那麽好。”這種論調是錯誤的，是對中國認識膚淺的表現。

在習近平主政以前的胡溫時期，對岸曾經擁有早期民主的雛形、曾經擁有低度言論自由，地方官員試圖在既有體制下改革政治、接受民意監督，這樣的空間保持了民間活力、調劑了黨國體制下的社會，為中國創造出壹段最好、最風調雨順的時代。

2012年，是對岸距離部份台灣人嚮往的壹個“民主化”的中國──最接近的時刻，縱使當時的水準仍與我們的理想有很大壹段落差。曾經有那麽壹瞬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與公民社會”幾乎真的要誕生了，中共差點就要以自己的方式邁向“還權於民”的道路了。但在習上任後，這樣的空間被不斷壓縮、接近窒息，政治改革道路上的“中國夢”破碎了，中國終究走向衰退。

2012年以前的中國，“壹帶壹路”還沒開始喊、“中國夢”還沒開始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沒踏入所謂“新的發展階段”、遼寧號才剛下水、中國沒有海外軍事基地，但那是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巔峰時期。之所以稱之為“顛峰”，不代表真有那麽好，純粹只是因為後面開始走下坡了。

2012年以前的中國，政經狀況依然是亂七八糟的，胡錦濤根本管不動各方勢力，溫家寶像個民主國家政客壹樣作秀搏版面。正因為統治者弱勢，所以給予整個社會更多的彈性。雖然搬不出太多豐功偉業，但中國老百姓那時候過得比較好，官員、企業和異議人士都比現在有活力；經濟成長是相對紮實的、不需要被過度灌水；政府給人的印象是比較溫暖、親和的，而不是竭力控制壹切、推行個人崇拜、打破自身任期限制的冰冷獨裁機器。

2012年以後的中國，以韓寒為代表的公知世代被噤聲了，剛萌芽的基層選舉與黨內民主被壓制了，對岸網友引以為傲的實質言論自由空間被擠壓了，連維護工農權益的大學左翼社團也被打壓了，原先能自我調節的經濟發展也被掐死了，成千上萬名本來能安居樂業的弱勢農工、少數民族與知識份子被殺死了，中國作為世界性大國的崛起路程被強行中止了。很多現象，對岸民眾有感覺到，但他們大多數人沒想清楚因果關係，少部分知道因果關係的人則不敢明白說出來。

我們自2012年以來對於中國發展的認識是失真的：中國確實“曾經”準備要作為強國而崛起，但習近平對中國崛起沒有功勞，還親手把正在崛起的中國給摀住口鼻悶死了。作為掌舵者，他不僅揮霍掉了前人改革的遺產，還讓改革開上倒車。

這個在政治、經濟、外交上都“最好的時代”已經被習近平結束了，我們“目送”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巔峰時期。中國已經在2010年代改變了，這不應該被無視，這應該被記得。這不應該被我們台灣人無視，我們應該讓這個事實被所有使用中文的人認識、記住。這是兩岸真正的共同利益，也是台灣用以保衛自主的重大心戰武器，時代賦予我們的武器。

筆者討論的仍然是中共散播虛假訊息的問題，但這是壹個存在時間更久、籠罩範圍更巨大的假象：2010年代下半葉的中國榮景，以及習近平被吹捧出的統治能力。前壹篇談到兩岸層面與內部政治層面的問題，有興趣者可參閱；而此篇將接續討論經濟與外交層面。

經濟：寧可犧牲中下階層的生計，也要拿錢幫外國興建豪華無用建設
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當年講的是“讓壹部份的人先富起來”。改革先行者早有先見之明，他們預期到當中國有壹小部分的人自顧自地暴富起來後，必然會衍生出許多社會問題，到時候就要用這些“多出來的財富”解決問題，把改革開放獲得的盈餘用來改善廣大窮苦人民的生計。

中國終於走到了必須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這壹天，但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剩餘財富”卻沒有優先拿來改善自己人民的生活，而是被習近平拿去當凱子裝闊、打腫臉充胖子，打著“壹帶壹路”的旗號給第三世界國家濫蓋基礎建設，用中國窮苦納稅百姓的錢去資助亞、非、拉國家的貪官污吏。

台灣人最痛恨政府搞凱子外交、金援外交，寧可把錢用在偏鄉兒童的營養午餐上，也不願意花錢綁邦交。要知道，對岸的凱子外交是更加令人髮指的。對岸最有錢的那群人比台灣的富人有錢，但對岸的廣大窮苦民眾也比台灣的窮人還要困苦許多。好大喜功的習近平政府眼見自己國家每天都有窮人為生計與病痛而困苦不已，仍執意要把錢捧去對外國人放高利貸。

在習近平任內，國內熱錢持續外逃、失業率持續竄升、中產階級加速移民歐美紐澳、GDP成長率下降、外匯儲備恐將跌破3兆美元、大量民營企業倒閉破產、大量農民工失業返鄉、股市嚴重崩盤。我們印象中胡溫時代那個富裕、得意、自信的中國，當年那幅盛世畫卷現在正在著火。

美其名曰是開發中國家早期優勢不再、全球產業分工變遷、國際政治環境打擊所致，實際上就是錯誤無能的治理方式造成的，是“人禍”而不是“天災”。人禍包含兩個層面：其壹，用不當的政治模式去管理中國的經濟，破壞了中國經濟的循環調節能力；其二，在最不該得罪國際主要貿易夥伴的時候，主動跑去挑釁與滲透各大貿易夥伴，自己加速了貿易戰的發生。

台灣的人才確實還在流向對岸大城市，對岸企業給高科技人才開出的薪資待遇確實還是比台企高上許多，但這樣的榮景只存在於對岸的“同溫層”裡。

對岸當然也有同溫層，東方、南方的大城市裡依然夜夜笙歌，許多沒有感受到景氣動盪的富家子女依然在黨裡混得很好，依然對中共的治理模式充滿信心，依然為大城市的繁盛面貌感到驕傲，大公司依然開得出高薪去聘用台灣青年，他們怎麽可能認清現在中國的中下階層現在正面臨怎樣的危機。

中國的資本主義在民國初年也是這樣，城市裡的資產階級成為帝國主義的買辦，幫助帝國主義去榨取農村資源，把農村經濟逼向破產。國家再苦的日子，城市裡仍然可以馬照跑、舞照跳、鴉片照抽。那套運作原裡依然存在於今天這個權貴資本主義國家，台灣人如果都往他們城裡跑，當然看不到他們的國難，畢竟和妳打交道的那群人沒有在共赴國難，妳再怎麽看都只看得到對岸的“螢幕保護程式”。

台灣人在對岸接觸到的人，絕大多數算是對岸的“富人”。就算中國景氣再持續惡化數倍，他們依然能在自己的舒適圈裡悠遊自得，依然消費得起潮流時尚、影視娛樂，再怎麽地動山搖也不容易衝擊到金字塔頂端的那群人享受物質生活（除非自己投資失利、傾家蕩產）。

但這些人是廣大人口裡的絕對少數。據對岸壹項流行的說法，中國還有10億人沒搭過飛機，5億人沒辦法用到沖水馬桶，妳看不到他們的辛苦，而他們這幾年來“愈來愈辛苦”。

資本主義失去了法治與政治的調節，最終成為了靠剝削維生（而非靠持續創造價值維生）的帝國主義。壹百年過去了，帝國主義同樣在利用城市裡的買辦去剝削中國生活最痛苦的工農群眾、勞動人民，只不過現在的帝國主義則是自家權貴把持的帝國主義。

外交：為什麽說中國像壹戰前的德國？不是“好戰”，而是“白目”
有些西方人士形容現在的中國像是第壹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德國，這絕對不是在指現在的中國“好戰、窮兵黷武”，而是指現在中國“過早出鋒頭、不自量力、白目”。

俾斯邁時期的德國竭盡全力與假想敵法國以外的所有列強都保持友好關係，德國不去跟列強積極搶奪殖民地，專心發展歐洲本土的工業與民生，悶著頭髮大財，成為壹個低調但民生富裕、令人尊敬的強國。

到了德皇威廉二世時期，德國開始做起“德國夢”了，開始興築大砲巨艦、和英國競爭海權（實際上根本不可能超越英國），開始因為殖民地問題而得罪其它列強，先是把英、俄這兩個朋友推向了法國那壹方，戰爭爆發後又親手把美國這個置身事外的低調強權推向英國那壹方。最後，第壹次世界大戰擊碎了威廉二世短視而不自量力的大國夢。

真正的強國不是這樣張揚、叫囂出來的，真正的強國會在別國忙著打打殺殺的時候悶聲發大財，忙著藏富於民，在自己不知不覺之中變得強大。兩次大戰以前，美國根本沒有想到要當世界霸權，美國只想把自己孤立在美洲大陸上當個有錢的邊緣人。等到不得不踏上戰場時，美國才發現原來自己認真干起架來“連自己都會怕”，才發自內心驚呼“厲害了，我的國”。而後，歐洲舊列強才摸摸鼻子自認不如，簇擁著美國去擔負世界霸權責任。

鄧小平當年要中國“韜光養晦”，或者可以說他大概就是要中國走類似於美國的這條路，把國力節省下來好好改善自己嚴重的民生問題、完善自己匱乏的國內製度，寧可藏富於民也不要灑錢炫富，要成為壹個扎紮實實而非外強中乾的強國。

習近平放棄了韜光養晦，插手中亞得罪了俄國，插手印度洋得罪了印度，插手東歐與南歐得罪了歐盟，插手南海得罪了東南亞，插手大洋洲得罪了澳大利亞，經貿問題上的不識相得罪了美國，任內還順帶促使日本藉由《新安保法》解除自身封印，並且用“壹帶壹路”把自己最死忠的血盟巴基斯坦搞到傾家蕩產。

“壹口氣得罪所有強國”、“爭取小國，激怒大國”，世界列強要嘛站到中國的對立面、要嘛坐等看中國笑話。習這種奇蹟似的戰略佈局教人難以理解，完完全全地好大喜功、捨本逐末，威廉二世看了大概都會略感安慰，原來有人玩得更糟。

1886年，清朝的北洋艦隊曾經遠赴日本長崎耀武揚威，用武力與外交迫使小國日本對清朝賠款。當年忍氣吞聲的小國為此發憤圖強，8年後，茁壯的日本聯合艦隊壹雪前恥，“壹艘不剩”地全殲了清朝的北洋艦隊。大國可能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麽強，過度張揚反而會警醒敵手急起直追。這個故事大家通常只知道後半段，不知道前半段，而類似的故事正發生在中國各個戰略前緣上。

我們對抗的不是全中國，不是整個共產黨，而是昏庸的暴君
中國現在被壹個怎麽樣的人統治著？是壹個內鬥內行，政爭拿手；但治國無能，戰略短視的人。他既是個昏君，也是個暴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曾經歷過壹小段名為“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日子。那時候的中國還沒開始搞人民公社、還沒開始搞大躍進。知識份子還能批評政府政策，民間資本家還有活動空間，民主黨派還能和共產黨協商合作。雖然是壹黨專政，但那時候的中國過得不錯，比從前紛亂腐敗的時代來得更好壹些，社會主義的理想也未必不能從中實現。

但只會鬥爭、不會治國的毛澤東終究毀了這壹切，推行不合實際的經濟政策，打壓抱持異議的黨內同志，推行無所限制的個人獨裁與個人崇拜，在人為災難中葬送了千萬人命。

習近平正在重蹈毛澤東的覆轍。他恢復了被鄧小平明言禁止的個人崇拜，結束了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把國家經濟的走向從民營化拉回國營化，把胡溫時期的民主政治嘗試與言論自由形式給壹手扼殺，把三大邊區少數民族與境內基督徒、穆斯林帶回對威權暴力與警察國家的恐懼之中，把國家推進被世界列強孤立的處境。而這樣的無能暴政，正試圖要突破台灣海峽、登陸金馬台澎。

前陣子，對岸網路上開始流傳壹篇文章，在談宋仁宗的好。宋仁宗這位在中國歷史上存在感薄弱的皇帝，他個人不像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那樣立有赫赫功業，相較下實在是缺乏記憶點。

然而，唐宋八大家有6位出現在宋仁宗壹朝，世界第壹張紙幣誕生在宋仁宗壹朝，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有3項出現（或開始應用）於仁宗壹朝，包青天也活躍於宋仁宗壹朝。宋仁宗治下41年，中國的皇權被朝廷與制度所深深侷限，尋常百姓有錢安家，知識份子有話就說，就算寫反詩也不會被殺頭。

或許，這代表對岸不少人開始懷念起這樣的時代了，畢竟他們才剛經歷過這樣的時代，畢竟他們才剛失去了這樣的時代。

台灣人真的應該去瞭解對岸，尤其是那些想抵禦中共的台灣人
對於中國，台灣民眾真的瞭解得太少，我們真的應該多加關心對岸。這只是近10年內發生的事：短短10年間，因改革開放而壹度欣欣向榮的泱泱大國，被壹個昏庸的獨裁政權給搞砸了；我們的認知卻還停留在十年前，我們誤以為胡溫時期那種“還可以接受”的治理方式依然存在，我們的刻板印象使我們誤信是今日這個昏庸的獨裁政權造就了泱泱大國的欣欣向榮。

壹位犧牲民生去搞凱子外交、犧牲經濟去搞民粹主義的無能領袖，是最受台灣民眾痛恨的政客典型，而這樣的人正在治理整個中國，並且試圖把這種比台灣更爛的治理模式帶進我們的家園，而我們對此壹無所知。此時此刻，我選擇用對台灣人而言最淺顯易懂的方式描述這些實情。

心理作戰是認知空間的作戰，認知上的缺乏或根本錯誤，就是心理作戰的關鍵敗因。偏偏在我們國家，瞭解中國的人卻無心對抗中共，想對抗中共的人卻無心去瞭解中國，這應該是最大的尷尬與悲劇。如果真的不假手中共媒體、用台灣自己的雙眼去瞭解中國，妳會知道此時此刻絕對不是台灣的戰略劣勢期，我們的心理作戰不應該打得那麽狼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