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Creaders.net）網友賽德先生來稿

自十八大以來，黨內出現了一種否定改革開放、重回毛左路線的風向。這股風向利用人民群眾對改革開放 30 多年所積累的各種問題和弊端的不滿情緒煽動民意，利用中國民間渴望祖國強大富強的心理煽動民粹主義，否定和抹黑自鄧小平以來中國堅持的改革開放、韜光養晦、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着為人民謀福利的總路線，其真實目標是為了復辟毛左路線，為一小撮人進行集權、實現毛澤東式的終身個人獨裁而創造條件。用中共自己的話來說，這是一條可能會導致亡黨亡國、違反人類社會發展潮流的反動路線。

中國所有不想重蹈文革覆轍的政治力量，如果想要防範中國回到毛時代的國家治理模式，就必須，首先，在理論上旗幟鮮明地指出毛左派的錯誤，讓中國人民知道改革開放出現各種弊端的原因不是改革開放本身的路線錯了，而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拋棄了政治體制改革，從而讓改革的過程充滿了不合理和不公平而造成的；其次，還要在實踐中重新啟動政治體制改革，讓黨內生活更加民主化、讓國家更加民主化，這是消除改革開放所積累的問題和矛盾唯一正確的做法。千萬要防範毛左勢力利用改革開放所積累的矛盾和問題，讓重新倒退回到毛的老路。

一、 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民主化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對毛澤東時代出現的、已經被實踐證實為對黨和國家事業有着巨大危害的個人集權、極端左傾路線進行深刻反省的成果。這場改革，並不僅僅是要在經濟領域打破人民不得有私產、經濟活動必須靠計劃的錯誤路線，同時也要求對中國的政治體制進行根本性的變革。

政治體制的根本性變革包括黨內民主化改革和國家民主化改革兩個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組成部分。其中，黨內民主化改革的核心目標，是要建立和健全黨內的民主集中制，取消黨的領導人任期終身制，確保個人權力受到制度和法律的約束，防止毛時代那種狂熱個人崇拜和個人高度集權現象的重現。國家民主化改革的核心，是要調整好黨和國家的關係，包括但不限於黨和經濟、黨和政府、黨和法律、黨和人民、黨和其他黨派的關係，確保在黨的政治領導地位不變的情況下，可以讓人民擁有更多地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力和更多的政治自由。

政治體制改革的上面兩個方面的內容和目標，是中國共產黨吸取了改革開放前毛澤東時代的慘痛經驗和歷史教訓之後，所得出的寶貴經驗。是上層建築必須適應經濟基礎的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過程中的體現，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

二、 為什麼政治體制改革推進受阻

政治體制改革，從一開始，就註定是一場比經濟體制改革要更加艱苦卓絕的變革。

改革開放路線確立之初，黨內對不同領域的改革應該達到什麼樣的廣度和深度，就存在着不同的意見。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特別是在國家民主化改革的問題上，黨內的意見分化尤為突出，主要表現為以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習仲勛、萬里為代表的開明派和以陳雲、薄一波、王震、楊尚昆、鄧力群等為代表的保守派之間的分歧。

開明派堅持進行系統性的政治體制改革，希望在黨內政治生活和國家政治生活兩個層面上都能推進比較徹底的民主化改革。但是這個路線，受到了保守派的極力反對。保守派同意在黨內進行適度的民主化改革，但在黨和國家的關繫上，則反對推進實質性的民主化改革，反對黨的權力下放或者受到制約。

從當時開明派和保守派的力量對比上來看，開明派力量明顯小於掌握了大量軍隊勢力的保守派，所以，政治體制改革從一開始就面臨着巨大的困難。鄧小平對這個局面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他採取小心謹慎的策略，希望可以在不激化與保守派的矛盾的條件下，在雙方平衡的夾縫中，循序漸進地讓政治體制改革慢慢走上軌道。

但是鄧小平依然低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艱辛程度。1986 年和 1989 年的兩次學潮，讓保守派找到了打擊政治體制改革的藉口。保守派利用黨員幹部對黨的執政權的危機感，把兩次學潮宣傳為對黨的統治的挑戰和威脅，並以此為藉口，先後迫使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屆主導政治體制改革的黨中央總書記下台。而隨着趙紫陽的總書記職務被免，保守派陣營比較全面地掌握了政治局和黨的最高領導權。政治體制改革的前進步伐，至此被迫中斷。

政治體制改革之所以在中國，從一開始就舉步維艱，究其根本，還是因為中國封建社會傳統在黨內的遺毒太深。封建遺毒在黨內的影響，在改革開放前主要表現為毛澤東的帝王思想和黨內對毛的帝王式個人崇拜，在毛時代終結後，又繼續演化為“打江山、坐江山；紅色基因，千秋萬代”的皇權思維，讓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從一開始就被束縛住了手腳。

事實上，黨內左派勢力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打壓至今仍未停止。特別是十八大以來，毛左勢力日益猖獗，它們利用所掌握的國家權力和輿論工具，對黨內外仍然懷有政治體制改革理想的人士進行各種打壓、抹黑和迫害，對人民群眾也是極盡愚民洗腦之能，試圖讓人民相信“民主自由不重要，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國家”的謊言。十三大之前的政治體制改革，留下的主要成果是黨內領導人任期終身制的廢除。但是目前這個僅存的成果，也正在受到毛左復辟路線的威脅。

三、 中國改革出現大量問題和弊端的原因

中國從 70 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在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和弊端。這些問題和弊端包括但不限於：（1）黨內權力內循環，家族派系林立；（2）政治權力進入市場尋租，以操控國家資源和國有資產、創建企業向政府索取特殊待遇和資源、或者介入民營企業分紅奪利等手段，為自己斂財；（3）官員利用職務權力貪污腐敗；（4）社會等級分化日益加劇，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社會底層人口上升通道日益狹窄；（5）基層政府侵犯公民權益現象頻繁發生，把公民維護自己正當的經濟、政治權利的行為視為犯罪而進行鎮壓，國家維穩成本急劇上升。

以上問題和弊端雖然沒有完全否定改革開放帶來中國綜合實力變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事實，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改革開放的成就，妨礙了改革成果轉化為人民福利的能力，讓人民群眾對黨的廉潔性、執政的合法性、為人民服務的初心產生了質疑，所以，從根本上將，也削弱了黨的權威和領導力。

以上各種問題和弊端有一個共同的根源，那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落後，特別是國家民主化改革的落後。正因為政治體制改革的落後，導致中國的改革開放，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沒有對權力進行及時的約束，所以給權力創造了進入經濟領域尋租、變現的條件。而權力一旦有了經濟變現的能力，那麼就會反過來遏制黨內的民主，以鞏固自己的既得利益。

如果不是因為政治體制改革受阻，黨內將實現民主選舉，就不會出現紅色權貴家族掌握黨內重大權力、左右官員任免、培植派系的黨內集權現象。如果不是因為政治體制改革落後，官員的任命將逐漸受到民主監督，黨政、黨企都將逐步分離，就不會出現那麼多的國家資源、國有企業被家族勢力滲透的情況。如果不是因為政治體制改革落後，官員的權力就會受到法律的約束，受到人民的監督，就不會出現政府官員子弟開辦企業可以得到大量政策、稅務、金融優惠和政府照顧的現象，也不會出現政治勢力介入民營企業斂財的現象，更不會出現如此普遍的官員貪污受賄、權錢交易的現象。如果不是因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中斷，那麼中國基層官員的任命將不再完全由上級黨委操辦，而是會逐漸實現普選直選，也就不會出現那麼多百姓被官員欺凌、公民權益被政府侵犯的現象。所以，要根除這些問題和弊端，唯一正確的做法就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包括進一步深化和擴大黨內民主化改革，以及堅定不移地推動國家政治的民主化，還權於民。

四、 極端左派的動機何在？

自十八大以來，面對改革開放中因為政治體制改革過度落後、不徹底，而導致的各種問題和弊端，黨內有一批毛左分子不僅沒有因此認清錯誤、亡羊補牢，把壓力轉化為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動力，反而反其道而行之，試圖利用公眾對改革所帶來的問題和弊端的不滿情緒，炮製錯誤的理論，推動黨內和黨外的集權，回到毛時代的極左路線和統治模式。

毛澤東實施左傾路線和鬥爭路線的原因，除了他對國內外經濟、社會、政治發展趨勢的認識不準確之外，還和他本人迷戀權力、試圖建立個人終身集權的體制有很密切的關係。目前中國的毛左勢力利用改革開放所出現的社會矛盾大搞擴權、集權，叫囂鬥爭，背後的動機和毛澤東是一致的。它們不斷叫囂加強黨的領導、加強黨中央領導核心的權威、強調黨和國家一切事務必須“定於一尊”，不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是要真心根除改革開放所積累的問題和弊端，而是為了徹底斷送黨內和黨外的民主化改革議程、推動個人崇拜和獨裁，實現個人獨裁的封建皇權政治野心。

以十八大之後的反腐為例。不可否認，30 多年的改革開放，的確滋生了大量的貪腐，但這些貪腐形成和存在的土壤，並不是因為黨管得不夠，而正因為是黨管得太多，黨的權力太大。正是因為黨在政府官員任免、經濟資源配置、經濟戰略決策以及社會各個領域都管得太多、管得太寬、太不受公眾和法律的監督，才讓官員們擁有了以手中的權力謀取私利的能力。所以，如果真正要根除貪腐、就必須從制度上入手，削減黨的權力，調整黨和政府、黨和經濟、黨和法律的關係。但事實證明，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浪潮，雖然大掉了很多打老虎，但完全沒有觸及任何制度層面的改革，相反，反腐正真的作用，其實是給某些別有用心的提拔、安插自己的親信創造了條件。通過反腐，毛左勢力在很多重要的位置都安插了自己派系的人馬，壯大了自己的勢力，對黨內有識之士形成了更大的威脅。所以，這場反腐運動本質上是一場極端左傾勢力試圖利用人民群眾對貪腐現象的憎惡，打擊政敵、竊取更多權力、實現黨內集權和獨裁的陰謀。

再以中國的對外關係為例。新中國在建國後雖然取得了一些經濟建設的成就，但經歷了毛左路線的荼毒、特別是十年文革的浩劫，在改革開放前夕，國民經濟已經倒退到了解放前的水平，瀕臨崩潰的邊緣。面對這種人口多、底子薄，貧窮落後的基本國情，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探索，提出了韜光養晦、求同存異、不稱霸、不爭霸的國際關係戰略。正是這條正確的戰略路線為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的認同和尊重，確保中國可以和世界各國建立廣泛的經貿往來，並且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為自己贏得了發展的機遇。可以說，正是在這條正確的國際關係路線，為國家綜合實力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創造了良好的國際關係條件。但是為了利用中國人民群眾樸素的愛國情緒給自己實現個人集權造勢，目前黨內的左傾勢力，不惜毀掉中國束帶領導人苦心經營的大號國際環境，不惜毀掉中國 14 億人民和世界共同發展的大計，大肆鼓吹西方敵對論，在國內煽動民粹主義，在國外和先進的發達國家紛紛交惡、脫鈎，轉而結交北朝鮮、塔利班、伊朗等臭名昭著的流氓政權，令中國陷入了改革開放以來最惡劣的外交環境。在一手造成了如此惡劣的破壞之後，毛左分子依然恬不知恥，還進一步鼓吹中國人民可以自力更生，鼓吹經濟內循環，煽動民粹思想，試圖學習北朝鮮走閉關鎖國、愚民弱民的獨裁政權路線。

五、 中國現在唯一的出路是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毛左路線的本質，是要打着社會主義的旗號，復辟已經被中國革命打倒、被人民所拋棄、被人類現代文明所唾棄的封建獨裁專制體制。自十八大以來，我們看到毛左勢力精心布局、步步為營，在實踐方面則不擇手段開展權力鬥爭，排除異己、提拔親信，在意識形態領域則不斷炮製各種歪理邪說給群眾洗腦，操控網絡的傳播力誤導民眾，煽動民意，訓練民眾的奴性思維。這顯然是一場蓄謀已久的封建思想復辟和反革命。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到了最危急的時刻！

要根除改革開放所積累的各種弊端和頑疾，要確保黨的事業、改革開放的成果不會被極端毛左分子竊取，要防範國家發展重新回到一人獨裁、全民內鬥的浩劫動盪之中，唯一的出路就是旗幟鮮明、堅定不移、大刀闊斧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推動黨內政治生活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黨內所有不希望看到中國社會經濟大幅度倒退，不希望中國回到毛左路線、回到一人獨裁、全民內鬥狀態的人士，必須團結起來，拋開分歧，為抵抗極端左傾勢力和毛左復辟勢力而戰鬥。黨內的元老和現有各種政治力量必須明白，現在的條件已經不容許中國的發展繼續繼續迴避政治體制改革的課題了。如果不以切實的政治體制改革化解社會矛盾，那麼這些矛盾必然會被毛左利用，而成為把中國引入萬丈深淵，讓所有改革成果粉身碎骨的力量。

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在全黨統一思想，讓先進的思想占據輿論高地，打擊毛左勢力利用網絡手段洗腦人民，消除毛左歪理邪說對人民的毒害，讓人民的思想意識回到客觀、科學、以實踐為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道路上來。毛左勢力特別善於利用民意、煽動民情，也特別善於使用網絡來傳播它們的歪理邪說，並且學習當年毛澤東煽動培養紅衛兵的方式，培養小粉紅群體。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就必須對毛左勢力的輿論戰、洗腦戰高度重視、針鋒相對。一個被歪理邪說徹底洗腦的民族是沒有任何創造力、沒有任何前途的。當年的文革，差點毀滅了整個中華文明。我們不能看着毛左勢力為了自身對權力的一己私慾，再演歷史，摧毀億萬中國人的理性根基。

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切實加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堅決實行幹部有限任期制，杜絕個人崇拜、個人集權、實現黨內真實的民主選舉，防範權力更替的家族化、派系化。

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要大步推進國家政治民主化，實現黨政分離、黨企分離，讓黨的權力儘可能從不必要的領域撤退，特別是從經濟利益密集的領域撤退，而只保留在核心的領域，確保讓黨的權力運行在黨紀國法之下，運行在人民的監督之下，把更多的權力讓渡給市場、讓渡給人民，實現基層政府官員居民普選制，由選民選擇、監督基層官員行使權力，從制度變革的層面，消滅腐敗和政治權力尋租、欺壓公眾的制度基礎。

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民主化的唯一方向。是否踐行民主化，是檢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唯一標準。從嚴治黨不是政治體制改革，而是給黨派集權，給個人集權，是假改革之名，走復辟之路。以打擊貪腐為名而強化黨對國家的管控、進而要求全黨、全國“定於一尊”，不是政治體制改革，也是假改革之名，給黨派集權，給個人集權，復辟皇權。我們必須清楚，皇帝殺貪官看起來是在為民除害，但皇權本身才是真正的大害，貪官污吏欺壓百姓的權力，就是皇帝給的。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證明，只要皇權還在，貪官就會不斷滋生；而且更可怕的是，只要皇權還在，總有一天，皇帝中就會出來暴君，屆時必將天下大亂、人人受害。

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明確中國政治體制改的目標和路徑，在理論上形成共識，給人民以清晰的時間表，給各政治派系一個合理的退出機制，並且從制度上杜絕未來一切可能對這個改革進程進行破壞或者逆轉的可能性。

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還權於民，實現國家政治生活，包括黨內和黨外政治生活真正的民主化，是中國目前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必然要求，是黨的事業無法迴避的課題，是國家發展無法跨越的鴻溝，也是中國共產黨可以長期執政、引領中國走向繁榮富強，與世界和平共處、協同發展，在人類歷史上踐行真正偉大事業的必由之路！

賽德先生 （2021 年 9 月 14 日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