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階級談經濟意識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1年12月22日16:01:30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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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江松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一、何謂勞工經濟意識 所謂勞工經濟意識,簡要言之,就是勞工對客觀的經濟制度、經濟關係、經濟發展趨勢與對自身的經濟地位、經濟價值、經濟前途的看法,包括認知、評價和願景幾個方面。展開而論: 1、 勞工對經濟制度、經濟關係、經濟發展趨勢的認知、評價和願景 經濟,是物質資料的生產、流通、交換和分配過程,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永恆的基礎,是社會結構的底層或底盤,馬克思稱之為“經濟基礎”。社會生活和社會結構可以三分為經濟、政治、文化,也可以四分為經濟、政治、社交、文化,對大多數人來說,經濟仍然是其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以至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稱之為“經濟人”乃至“經濟動物”。勞工作為經濟生活主體,一定會自覺不自覺地形成對處身其中的經濟世界和經濟體系的基本認知,這些認知或者來自口耳相傳,或者來自學校教育,或者來自自身體驗,比如,什麼是公有制、什麼是私有制,什麼是計劃經濟、什麼是市場經濟,什麼是勞動、什麼是資本,什麼是工資、什麼是利潤等等。 在形成對經濟事實的認知的同時和基礎上,勞工會對這些經濟事實作出評價:哪些事實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哪些事實是或然的和可以避免的,哪些事實是正常的、公正的因而是可以保留和繼承的,哪些事實是不正常、不公正的因而是應該改變的。進一步,勞工會提出自己對經濟制度、經濟關係、經濟發展趨勢的要求和願景,乃至理想和藍圖。 2、 勞工對自身的經濟地位、經濟價值、經濟前景的認知、評價和願景 如果前面說的是勞工對整個經濟世界、經濟環境、經濟結構、經濟發展趨勢的看法,可以稱之為勞工的宏觀經濟意識的話,此處說的是勞工個人對自己在這個經濟世界、經濟環境、經濟結構、經濟發展趨勢中的地位、價值和前途的看法,可以稱之為勞工的微觀經濟意識,同樣也包括對個人經濟狀況和經濟地位的認知、對個人經濟價值和作用的評價以及對個人經濟前途的願景和追求。認知可能是客觀真實的也可能是主觀虛幻的,可能是清晰的也可能是模糊的;評價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錯誤的,可能是恰當的也可能是過高或者過低的;願景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可能是可以實現的目標也可能是烏托邦幻想。 由於教育與輿論的誤導、知識結構的陳舊、思維方式的固化等等原因,勞工既有可能形成對整個宏觀經濟世界的不正確的看法,也有可能形成對自己微觀的經濟世界的不正確的看法,從而做出錯誤的行為選擇,其中最經常發生的有兩種,一是消極忍受、悲觀認命、無所作為、苟且偷生;二是認同以權力和資本為主導的遊戲規則,不擇手段地改變自己的經濟狀況、提高自己的經濟地位。 3、 勞工的集體(階級)經濟意識與勞工的個人經濟意識的關係 勞工具有二重性:作為階級成員而存在和發展與作為個人而存在和發展。通常,對宏觀的經濟結構、經濟關係和階級結構的看法更有助於勞工的階級意識的形成,而對微觀的經濟地位、經濟價值和經濟前途的看法更有助於勞工的個人經濟意識的形成,以至於會產生階級存在與個人意識的背反現象:一些勞工會產生某種官僚階級意識和資產階級意識,因為這更有利於他們短期利益的最大化。當然,現代社會的階級結構並不是固化的,階級成員在不同階級之間的流動也是正常的,個人作為獨立的個體和公民,有權選擇自己的階級歸屬,一些工人白手起家、創辦微小企業並最終獲得經濟上的成功,只要合理合法,不僅其個人選擇是值得嘉許的,而且客觀上也能夠削弱壟斷,増強市場經濟的自由和平等競爭程度,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活力和動力。 但是,在勞資矛盾還處於對抗性的歷史階段,勞工通過個人奮鬥上升的通道是很狹窄的,只有少量的工人可以因此而提高自己的經濟地位,絕大多數勞工是不可能的,即使霸王硬上弓創辦一個微小企業,也很快會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破產。那麼,怎樣才能改變勞資力量極度不均衡的狀態呢?只有靠工人團結、聯合和和組織起來,才有可能對資本的霸權和專制形成強有力的制衡,而這樣做的絕對前提是勞工具有清晰的階級意識,這就需要大多數工人從自身的微觀痛苦體驗出發,上升到對整個宏觀經濟世界、經濟秩序、經濟制度、經濟結構的客觀認識。 於是,在勞工的集體經濟意識(階級經濟意識)與個人經濟意識之間存在著這樣一種相互生成的關係:勞工當然首先會從自己在工廠、家庭和工人社區等日常生活場景中尖銳地意識到自己的經濟窘境,但這種意識會處於一種感性的、直觀的、模糊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狀態,還達不到一種理性的、本質的、清晰地、知其所以然的狀態,為了實現這一飛躍,就要通過勞工之間以及勞工與進步知識分子之間的的交流和學習,由個體的經濟意識上升到階級經濟意識,達到對整個勞工階級處於貧困和無產、被剝削和被壓迫狀態的原因的認識,亦即達到對整個經濟世界的科學認識,這樣才能找到改變這一狀態的路徑和方法。階級經濟意識一旦形成,勞工的個人經濟意識才會變得明確清晰起來,才會克服單個地爭取自己經濟利益的盲目性、孤立性和無助性,才會形成個體勞工之間的團結、互助、聯合和組織,才會加入一起爭取經濟利益的集體行動。 二、改革開放以來勞工經濟意識的演變 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勞工經濟意識也經歷了幾個階段的演變,正在變得日益真實和清晰起來。 1、老工人的傳統經濟意識慘遭解構 所謂老工人,是指計劃經濟時期就參加工作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職工,隨著80年代中期開始的以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為核心的經濟體制改革,以及90年代開始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向私營企業的大規模改制,老工人根深蒂固的經濟意識被一步一步地拆解; 第一步是民主參與的經營管理意識和平均主義的分配意識被拆解。數十年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實踐,至少在法律和觀念的層面上使老工人形成了一種作為“經濟主體”(俗稱“主人翁的意識,“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通過大規模和持久的宣傳而為工人所熟知,工人與工人之間尤其是工人與幹部之間的收入差別很小,甚至有些幹部的工資還沒有資深工人那麼高。隨著兩權分離的改革開始,隨著廠長負責制和承包製的推行,隨著《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的頒布實施,國家授予企業生產經營決策權、產品勞務定價權、產品銷售權、物資採購權、進出口權、投資決策權、資金支配權、資產處置權、聯營兼併權、勞動用工權、人事管理權、工資獎金分配權、內部機構設置權、拒絕攤派權等14項權利,但這些權利都明確屬於以廠長經理為首的經營管理層,而不屬於職工,同一條例並沒有專辟一章理順與此前頒布的《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職工大會條例》之間的關係,後一個條例曾經賦予職代會的五項職權®就完全被虛置了。經營管理層與職工的權利差距變得非常懸殊,工資、獎金和收入差距也相應拉大,這就劇烈地動搖了職工民主參與企業經營、管理和分配的信心。 第二步是所有者和所有權意識被拆解。經營管理權使依託於所有權的。如果說在全民所有制(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還沒有被改變之前,兩權分離只是劇烈地動搖了職工參與經營、管理、分配的信心,但由於他們在法律上和理論上的所有者身份還沒有失去,他們的幻想還沒有被徹底打破的話,那麼,隨著90年代中期開始的公有制向私有制的疾風暴雨般的轉制,他們就真的還原成為僱傭勞動者了,而且是毫無所有權和參與權的、赤裸裸的僱傭勞動者。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只能以他們曾經仿佛擁有過的“歷史權利”來抵抗這種不公開、不公平、不公正的改制了。然而,他們的抵抗是無效的,絕大多數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都繞開職工代表大會,通過地方政府和企業經營管理層以及國內國際的資本所有者的暗箱操作,把公有企業變成了少數有權有勢者的私有企業,即使有少數企業進行了職工持股的試點,但後來也以各種名目廢除了,比如上海徐家匯集團最初是有一部分職工持股的,後來這些職工股都被贖買了,因為證監委規定公司要上市,就不能有內部職工股。著名作家余秋雨就是因為花了 241萬元搞到了一部分職工股,而在徐家匯上市後搖身一變成為億萬富翁的。經過這一番大洗盤,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職工的所有權和所有者意識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僱傭勞動者意識了。 第三步是勞動權利意識遭受重挫。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職工端的是鐵飯碗,就業基本上是有保障的,大不了城市安排不了,可以把工人下放或者遣返到農村去。兩權分離的改革時,己經開始進行優化組合了,小部分工人或內退,或停薪留職到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去工作,或者自謀生路自己創業,那時候還沒有太大的下崗失業風險。到了企業轉制時,伴隨著所有權易主,職工的就業權等勞動權利遭受前所未有的侵害,大約有6000萬左右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職工在失去所有者和主人翁身份的同時,也失去了賴以為生的工作。他們不僅主人做不了了,連雇員也做不了了,這使他們的勞動權利意識受到極大的衝擊,也對自己的勞動價值和勞動者尊嚴產生了巨大的懷疑。 第四步是社會保障權利意識遭受重挫。從前職工的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等經濟安全是有保障的,隨著企業大規模改制以及職工大規模下崗,很多職工也失去了相應的社會保障,企業給個幾千幾萬元,就買斷了職工的工齡,了斷與職工的關係,因為這些下崗職工年齡偏大技能偏低,往往只能非正規再就業,甚至長期難以就業,找不到正規單位為自己續繳社保,只能從自己有限的生活費中擠出一部分來續繳社保,有時落入到吃了飯就繳不①《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條例》第二章第七條:職工代表大會行使下列職權:一、定期聽取廠長的工作報告,審議企業的經營方針、長遠和年度計劃、重大技術改造和技術引進計劃、職工培訓計劃、財務預決算、自有資金分配和使用方案,提出意見和建議,並就上述方案的實施作出決議;二、審議通過廠長提出的企業的經濟責任制方案、工資調整計劃、獎金分配方案、勞動保護措施方案、獎懲辦法及其他重要的規章制度;三、審議決定職工福利基金使用方案、職工住宅分配方案和其他有關職工生活福利的重大事項;四、評議、監督企業各級領導幹部,並提出獎懲和任免的建議。對工作卓有成績的幹部,可以建議給予獎勵,包括晉級、提職。對不稱職的幹部,可以建議免職或降職。對工作不負責任或者以權謀私,造成嚴重後果的幹部,可以建議給予處分,直至撤職。五、主管機關任命或者免除企業行政領導人員的職務時,必須充分考慮職工代表大會的意見。職工代表大會根據主管機關的部署,可以民主推薦廠長人選,也可以民主選舉廠長,報主管機關審批)上社保或者繳了社保就吃不上飯的困境,有人因此而離婚、精神失常、等死和自殺的困境。這使他們反過來無限懷念雖然普遍貧窮但卻擁有基本社會保障的計劃經濟時代。 經歷了這四步打擊,老工人的經濟意識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他們日益意識到他們在新的社會結構中低下、貧困、被拋棄與被損害的經濟地位。 2、新工人的經濟意識逐步形成 這裡所說的新工人,主要是指在90年代全面市場化過程中參加工作的工人,其中包括城市居民(工人、幹部、知識分子)的一部分子弟和來自農村的農民工,到2013年末,農民工總數達到2.68億,加上城市戶籍新工人,總數在3億以上,年齡在16歲左右到40歲左右,文化程度大多在初中以上。2013年勞工文化問卷調查所顯示的工人年齡結構可供參考: 調查樣本的年齡分布 年齡人數百分比(%) 新工人與老工人相比具有如下特徵:(1)老工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度過了大部分職業生涯,轉制以後,一部分留在剩下來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內直到退休,大部分都下崗失業了,而新工人,即使其中年齡最大的,即使在國有企業呆過,也只有短短的幾年,旋後遭遇史上最大規模的私有化和市場化,其與企業的勞動關係,迅速由行政化、終身制的勞動關係,轉變為市場化、合同制的勞動關係,勞動者的主人身份被迅速淡化,而勞動者的雇員身份及其勞動力的商品屬性迅速凸顯出來;(2)老工人大都具有城市居民戶口並且享有相應的社會保障和福利,而新工人的絕大部分來自於農村,相對而言不享有任何城市特權;(3)新工人不僅文化教育程度高於老工人,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夠迅速跟上信息化時代的步伐,熟練地使用智能手機和電腦,甚至熟練地使用博客、微博、微信、QQ等社交媒體和自媒體,相比而言,即使是文化教育程度較高的老工人,對新信息工具的使用能力,對信息的消費、吸收、適應能力,比新工人要弱得多,兩者在這方面的差異可能對他們的經濟意識的形成產生很大的影響:老工人更加懷念計劃經濟時代的經濟地位和優勢,而新工人則更傾向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追求自身的經濟地位和經濟權利。 如果說老工人的經濟意識經歷了一個一步一步下行的過程,那麼,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新工人(學界又稱之為“新生代工人階級”、“再形成過程中的工人階級’)的經濟意識,則經歷了一個一步一步上行的過程: 第一步是默默忍受城市企業的超級經濟剝削,這是一種被動消極的經濟意識。最老的一代農民工現在己經在沒有拿到退休養老金的情況下返回農村了,他們在80年代、90年代初進城打工時,只是為了掙錢蓋房、為兒子娶媳婦、養老等等,並沒有想在城裡定居下來,另一方面,由於以下三個原因,農民工能夠在相當長時期忍受低工資待遇: 一是“比較收益”。打工收入相對其他城裡人而言無論多麼低,相對自己務農的微薄收入而言又要高得多,而且農業根本不需要那麼多勞動力,呆在農村閒著也是閒著,出來做事好 歹能夠改善家庭經濟狀況。 二是“比較權利”。在人民公社制度下,農民其實接近於農奴,沒有勞動力所有權和人身自由,區別只在於農奴依附於農奴主,而公社社員依附於組織和政權,相比之下,進城打工意味著農民獲得了勞動力所有權和支配權,以及相隨而來的人身自由。 三是“比較劣勢”。陌生的城市畢竟是“別人的地盤’’,農民工感覺自己是外人和流動人口,相對作為主人的城裡人處於一種天然的劣勢和被動狀態,農民工對自己的收入狀況再怎麼不滿,對自己所做出的貢獻與所得到的收益的反差再怎麼感到不公平,還是不敢跟人家公開討價還價,最多只是默默地用腳投票,不斷地更換雇主。 第二步是積極的個體經濟意識逐漸形成。農民工積極的經濟意識包括對自己經濟權利的匱乏(被壓迫)、經濟收入的低下(被剝削)、經濟安全的缺失(被拋棄)的強烈不滿,以及對未能享受到的經濟權利、經濟收入、經濟安全的追求。這種意識得以產生,對年齡較大的農民工而言,主要源於自己對城市經濟的飛速發展的貢獻與自己長時間工資不漲或者増長緩慢的比較,而對年輕的80後、90後而言,更多的來自對父輩經歷的觀察、勞動法知識的普及以及來自網絡的啟蒙,當然,在這些之後起作用的是他們共同的生活壓力、共同的追求公平正義和幸福生活的本能和感情。於是一些人率先起來爭取自己的經濟權益,包括要求増加工資、要求改善勞動條件、要求工傷職業病賠償、要求縮短工時或提高加班工資或支付帶薪年休假、要求企業繳納社保和住房公積金等等。這些都是通過簽訂或修改勞動合同、訴諸個別勞動仲裁或訴訟以及其他更激烈的個別抗爭(如跳樓、人身攻擊等等)而表現和實現出來的。 第三步,在珠三角等工業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積極的集體經濟意識己經開始形成。一當農民工意識到所有像自己一樣的人,都有對於工資、工時、工作條件、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共同訴求,並且意識到個別行動不可能成功而只有集體行動才能獲得成功時,農民工對於自己作為一個階級共同的經濟地位和權利以及改變自己經濟狀況的道路和方法,就開始形成明確的意識。他們通常的做法是,通過網絡和小範圍的線下互動,表達和梳理共同的訴求,然後通過突然的罷工行動,向企業提出這一訴求,逼迫企業為了避免更大的損失而對勞工做出讓步。這種模式被稱為“先罷後談’’,主要是因為工人不能公開地組織起來並通過工會向企業發出集體談判邀約,於是只好通過罷工先發制人。在發達國家更成熟的市場經濟和勞資關係下,在有工會作為工人與企業進行集體談判的組織機構的情況下,罷工只是一種威懾手段,一般都是先談判後罷工,這種模式因而也被稱之為“先談後罷”。 3、老工人經濟意識的下行與新工人經濟意識的上行的交匯 毋庸置疑,在中國計劃經濟年代形成的老工人階級與市場經濟年代形成的新工人階級之間,存在著某種意識斷裂現象,以至這兩大工人群體的知識構架、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呈現出較大的差別。比如,在老工人中,懷念毛澤東和計劃經濟時代的人比新工人明顯多一些,這也難怪,正在向他們洶湧而來的市場經濟,並沒有給他們上升的空間,於是只好向過去尋求安慰;另一方面,在新工人中,肯定市場經濟和歡迎自由、人權、平等、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的人比老工人也明顯多一些,對這些年輕人來說,市場經濟固然讓他們處在弱勢地位,但一則還有提升和改變的可能,二則他們成長起來時接受的教育、信息和價值觀,使他們不可能再願意返回到毛澤東和計劃經濟時代了。當然,新工人中也有懷念毛澤東和計劃經濟時代的,老工人中也有擁護市場經濟和普世價值的。因此,問題不在於哪一種人具有哪一種經濟意識,而是在總數和總量上,是具有計劃經濟時代經濟意識的勞工多呢?還是具有市場經濟時代經濟意識的勞工多?只有明確這一點,我們才能做出宄竟以何種經濟意識來引導和整合中國工人階級的選擇,從而推動工人階級的兩個部分的聯合和融合,使老工人階級和新工 人階級結合為一個完整的階級。 無論從理論推演還是從經驗觀察出發,都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老工人階級應該並且必將融到新工人階級中去,理由很簡單:第一,市場經濟在可見的將來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進程,除非發生重大的人類災變,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再也回不去了;第二,新工人在人數上超過了3個億,而老工人,把在職、退休與下崗失業的合計起來,也不過1個多億,真正在職的或者在生產關係和勞動關係運行中起實際作用的國有企業職工不過兩三千萬人。 在1個多億的老工人中,一部分己經退休了或領取養老金了,己經退出了生產關係和勞動關係領域,另一部分大都是60年代出生、80年代就業的,年齡在45-54歲之間,他們當中的一部分留在國有企業。如果是在壟斷型國企工作,那麼作為正式工他們也享受了國企壟斷帶來的好處,也可以說分享了一部分剩餘價值®,雖然他們與國企的經營管理層也有矛盾,但大體上可以說是“工人貴族’’,這一部分不在我們討論之列;如果是在競爭型國企工作,那麼他們雖然比私營企業的勞工的處境要好一點,但在用工方式、管理方式、分配方式等等方面實際上是在日益趨同,他們與經營管理層的矛盾也很大。總之,仍然在國企任職的老工人,他們的經濟意識大多也經歷了上文中所說的下行過程。至於多達6000萬的下崗失業工人,那麼,他們的客觀經濟狀況和主觀意識狀態都下降到了最低點:他們甚至沒有了正規工作,只能打些零工,甚至買不上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他們的經濟狀況和經濟意識甚至己經低於農民工了。 所以老工人經濟狀況的下行線和新工人的經濟意狀況的上行線實際上己經交匯了,只不過由於觀念對於現實的遲滯效應,他們的經濟意識還沒有完全交匯,還有若干差別和矛盾,有時還會發生衝突。從網絡輿論表現來看,老工人的維權不太引起新工人的關注,而新工人的維權也不太引起老工人的關注,只有雙方具有較高覺悟的那一部分人才會彼此關注。兩者之間還存在很大的隔膜,這是中國工人的階級意識形成和發展所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三、勞工經濟意識問卷調查結果及分析 1、收入狀況 根據2013年4-5月份的調查,目前勞工的經濟狀況如下: (1)工資水平 調查樣本的收入分布 收入人數百分比(%) ①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全國七個壟斷行業有2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則占全國職工年工資總額的55%。這些央企造就了一大批先富起來的人。占有社會資源60%以上的國有單位,每年對GDP增長的貢獻不足30%,吸納的勞動力不到20%。而占有資源不到40%的非國有經濟,其創造的 GDP 增長近 70%。,吸納的勞動力更是在 80%。以上。http://blog.sina.com.en/s/blog_5408ee850102v9xthtml資。2001到3000元的占40.2%,低於全國平均工資水平,在社會上處於低端收入階層®。30.8%在3001到5000元之間,勉強接近社會平均工資水平,只有4.4%在5000元以上,考慮到本調查的對象不包括企業的高管,僅限於比較嚴格意義上的“勞動者”,這4.4%僅限於部分車間科室負責人和中級技術人員。 調查樣本的崗位分布 崗位人數百分比(%) (2)工資發放情況 勞工的工資發放情況 工資發放情況人數百分比(%) 不同類型企業發放工資情況 企業類型 不同年齡職工單位發放工資狀況 年齡 拖欠1年以上0.0%0.7%0.0%1.5% 不同戶口的職工單位發放工資的情況 戶口類型 不同學歷職工單位發放工資的情況 工資發放情況學歷 不同崗位的職工所在單位發放工資的情況 工資發放情況您在企業里的崗位 不同工資收入的職工單位發放工資的情況 您目前的月平均稅後工資收入(含獎金、節假日加班費等) (3)簽訂勞動合同情況 勞工的簽訂勞動合同情況 勞動合同時間人數百分比(%) 不同企業類型職工與公司簽訂的勞動合同時間 企業類型 因為工齡短,簽短期合同的居多,但沒簽合同的比例達到15.6%。 從戶口看,當然是農民工最差,居民戶口好一些,城市戶口更好一些。 從學歷看,基本上呈現出學歷由低到高與合同簽訂狀況由低到高的對應關係。 從崗位和地位看,普通工人最差,班組長好一些,班組長以上更好一些。 從工資收入看,也呈現出工資由低到高與合同簽訂狀況由低到高的對應。 綜合分析:勞動合同是企業管理的重要依據,也是發生勞動糾紛時訴諸仲裁和訴訟的重要依據,從本次調查看,多達20.4%的工人沒有獲得勞動合同,且多為農民工(初高中、農業戶口、普通工人)。 (4)執行勞動合同情況 執行勞動合同情況 執行勞動合同情況人數百分比(%) 不同類型企業履行勞動合同情況 從年齡看,合同執行情況呈現出60後、70後、80後、90後由好到差的分布。 企業類型 況較為特殊,其滿意度高於初高中低於大專本科,而其不滿意度高居榜首,達33.3%。 從戶口看,農村戶口不如居民戶口,居民戶口不如城市戶口。 從崗位和地位看,將滿意度與不滿意度綜合計算,對勞動合同履行情況呈現出普通工人一班組長一初中及技術人員一車間科室負責人由低到高的評價。 從工資水平看,基本上也是收入越低的,越認為合同執行情況不好,而收入越高的,評價就越高一■些。 綜合分析:總的來講,占比最大的底層勞工即農民工,不僅勞動合同簽訂率相對最低,而且勞動合同執行情況也相對不好,這無疑使他們的經濟狀況猶如雪上加霜。 (5)工資集體協商情況 勞工的工資集體協商情況 工資集體協商情況人數百分比(%) 不同企業類型是晉建立了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企業類型 以上從五個方面調查分析了勞工的收入狀況或基本經濟狀況。需要說明的是,本次調查沒有涉及工時、勞動條件和社會保障等重要的內容,因而對勞工經濟狀況的了解是不全面的,我們僅能從收入狀況和勞動力議價機制這一基本面分析出如下要點: 第一,在全社會範圍內,工人階級在總體上處於低收入階級,經濟狀況僅僅好於仍然以種地為主要收入的農民,而在工人階級內部,農民工處於最底層。 第二,勞工收入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個別勞動合同甚至無合同是主要的勞動力定價機制,個體勞工面對強大和高度組織化的企業(雇主)沒有討價還價的力量,要改變這種狀況,有賴於集體協商、集體談判和集體合同這種能夠把分散的個體力量凝聚為集體力量的勞動力定價機制。 2、勞工對具體經濟處境的意識 那麼,勞工對自己所處經濟處境具有什麼樣的自我意識呢? 收入滿意度 滿意度人數百分比(%) 不同企業類型員工對收入的滿意程度 企業類型 不同性別的職工對收入的滿意程度 70後的滿意度最低、不滿度最高,其次為80後,其次為60後,再次為90後,大概因 性別 不同年齡的職工對收入的滿意程度 年齡 不同戶口的職工對目前收入的滿意程度 戶口類型 是否獨生子女與對收入水平滿意程度之間的關係 滿意度是否獨生子女 不同學歷職工對目前收入的滿意程度 滿意度學歷 不同崗位的職工對目前收入的滿意程度 滿意度您在企業里的崗位 預期人數百分比(%) 不同企業類型員工對未來收入變化的預測 I 預期 企業類型 國企民企 不同性別的職工認為自己收入在未來5年內的變化 性別 不同年齡的職工認為未來5年內收入的變化 年齡 不同戶口的職工認為未來5年收入的變化 戶口類型 不同學歷職工認為未來5年收入水平的變化 預期學歷 不同崗位的職工認為未來5年收入水平的變化 預期所在企業里的崗位 不同工資收入的職工認為未來5年收入的變化 月平均稅後工資收入(含獎金、節假日加班費等) 評估人數百分比(%) 不同企業類型職工對改善工作和生活機會的評估 企業類型 不同性別職工對改善工作和生活機會的評估 性別 不同年齡職工對改善工作和生活機會的評估 年齡 戶口類型 是否獨生子女對改善工作和生活機會的評估 是否獨生子女 婚姻狀況 有無子女 不同學歷職工對改善工作和生活機會的評估 學歷 不同學歷職工認為今後蓋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條件的機會 今後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條件的機會學歷 不同工資收入職工對改善工作和生活機會的評估 上的經濟地位評價不高,但相對而言,在民企工作的年輕農民工即80後、90後“新生代農民工’’,相比其他工人而言,對改變自己經濟地位有更大的信心和更高的預期。 3、勞工對經濟制度的意識 勞工對具體經濟處境的意識大體上還停留在個體經濟意識的水平上,對一般的經濟制度的意識則上升到了集體經濟意識或階級意識的水平上了。 (1)對私有制和公有制的認識和評價 勞工對私有制的評價 評價人數百分比(%) 評價人數百分比(%) 勞工對市場經濟的認識 認識人數百分比(%) 經濟目標人數百分比(%) 勞工對資本和利潤的認識 認識人數百分比(%) 認識人數百分比(%) 評價人數百分比(%) 勞工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和評價 評價人數百分比(%) 評價人數百分比(%) 儘管有若干差別,總的結果的確如上述調查統計數據所示: 第一,徹底否定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工人占比最低,堅決擁護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工人略多一些,超過70%的工人認為私有制應該與公有製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市場經濟應該與計劃調控相結合,從而,主張應該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實現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工人只占8%,與之相反(另一個極端)的只占12%,而高達61%的工人主張自己應該成為積極的有產者和市場競爭主體,促進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公平發展,高達82.71%的工人認為勞動者也應該並可以擁有資本和分享利潤。 第二,從理論上說,雖然只有2-3%的工人贊成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資本價值論和分配論,但也只有20-22%的工人贊成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倒是有34%的工人贊成價值是由勞動、資本、管理、科學技術等生產要素共同創造的,因此,資本的利潤部分來自勞動者創造的剩餘價值,部分來自經營管理活動創造的剩餘價值。尚有38-40%的工人表示不了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也不知道如何從理論上說清楚這些問題。 第三,如果說,大部分工人己經達到對私有制與公有制、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相互關係的比較客觀的認識,並且意識到建立一種綜合兩者之長揚棄兩者之短的混合經濟制度的必要性的話,那麼,面對現實生活中嚴重的剝削和兩極分化,他們又表現出較強的否定現存經濟制度的傾向:認為存在嚴重的剝削應立即予以消滅的工人上升到22.51%,認為存在嚴重的勞資矛盾和貧富兩極分化因此應該重新恢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工人上升到31%,相應的,認為存在一定的剝削應逐步予以消除的下降到54.99%,認為應該通過制度改革和創新緩和並解決勞資矛盾的下降到51%.,當然,相對前一種激進態度而言,主張溫和改變的人仍然占多數。 第四,由上述數據我們可以作出如下推論:a.除非發生極其嚴重的經濟危機,以至使工人到了活不下去的狀況,大多數工人不願意再回到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那種貧窮而沒有人權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b.80%的工人己經意識到了自身受剝削的、處於貧富兩極分化之中的、不平等的現實經濟地位,但超過50%的工人主張通過改造、限制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來逐步消滅剝削並提高自己的經濟地位,甚至有超過80%的工人希望自己能夠擁有資本和分享利潤。 四、勞工經濟意識發展趨勢預測 研宄當代中國勞工的經濟意識及其走向,要有兩個參照系:一個是宏觀的歷史發展趨勢,一個是當代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環境。 1、宏觀歷史下的勞工經濟意識 就宏觀歷史走向而言,人類經濟大致經歷了並正在經歷這樣幾個階段:(1)原始的、氏族範圍內的公有制和自然經濟相結合的階段;(2)地區和國家範圍內的私有制和自然經濟相結合的階段;(3)國家和國際範圍內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階段;(4)國際範圍內和國家宏觀調控下的混合所有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階段。至於更高歷史水平上的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以及公有制與計劃經濟相結合,迄今沒有成功的實踐,有之,全是失敗的。 從中國歷史發展而言,我國目前所處經濟發展階段大體上應該是第三階段,與發達國家經歷過的發展有所不同的是,它們是從私有制和自然經濟相結合的階段跨入這一階段的,而我國是從人為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相結合的階段轉向這一階段的,實際上是回歸到正常的經濟發展道路上來,但這一回歸打上了深深的權力主導的烙印,正如當時所謂跨越式發展也 是由權力主導的一樣。 應該說,當代中國勞工的經濟意識是對宏觀經濟發展進程的正確的回應。發達國家己經處在第四階段,中國在很大可能上也會走向這一階段,中國勞工的經濟意識也會在現在己經達到的水平邁向更高級的階段,如果沒有什麼意外的話,這是我們可以比較樂觀地預期的,具體特點是,中國工人會有比現在更為強烈的經濟聯合與合作意識、集體談判意識、財產權利意識、利潤分享意識和社會保障意識,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有更為強烈的參與和制衡意識,總之,由個體經濟意識轉向集體經濟意識、由簡單的勞動力經濟意識和雇員意識轉向全方位的勞動經濟意識和工業公民意識。 2、中國特色經濟政治制度下的勞工經濟意識 中國的特殊性在於,它是以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方式進入第三階段的,那麼,在過去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相結合的經濟制度中積累的巨大的權力資源一定要通過市場而變現為巨大的經濟權利和利益,於是就形成了一個權力壟斷、驅動和控制下的殘缺不全的市場經濟體制,形成了所謂權貴資本主義的“中國模式”(舊稱官僚資本主義)。 在中國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早期發展階段,由於農村勞動力從人民公社制度下獲得解放以及進城打工獲得的比較經濟收益,由於新生代農民工不想也不可能返回農村而渴望在城市裡安居樂業,他們大都形成了上述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大體認同的個體經濟意識。但另一方面,由於這是一種權貴官僚壟斷和主導下的市場經濟,導致官商勾結剝奪和剝削勞工,導致世界上最高的基尼係數和貧富兩極分化,導致底層勞工的怨憤和絕望不斷地積累和發酵,一當遇到嚴重的經濟危機,出現大量失業和嚴重的生存危機,那麼,大量底層勞工的怨憤和絕望就會像火山一樣爆發,加上殘存下來的傳統共產主義和斯大林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死灰復燃並且給勞工的怨憤和絕望推波助瀾火上澆油,那麼,在中國重新爆發上個世紀40-50年代曾經出現過的工農暴力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就不僅是可能的,而且簡直就是必然的,到時,勞工在前幾十年形成的經濟意識就會迅速地轉變為徹底否定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集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經濟意識,這種意識將引導他們再一次建立公有制和計劃經濟。 所以,中國勞工的經濟意識尤其是其集體經濟意識,宄竟是走向社會民主主義的、多元混合所有制的社會市場經濟意識,還是走向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集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的一元公有制計劃經濟意識,首先取決於中國能不能完成一場憲政民主革命,把權貴官僚主宰的市場經濟改變為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場經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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