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智斌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在全球化時代，新冠病毒大流行，其在全世界傳播之迅速、對世界經濟衝擊之嚴重，可以說在人類步入現代科技文明後，已成為除了戰爭之外對人類最具挑戰的一次災難性事件。

2020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就在其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中指出，為了延緩病毒的傳播，全球範圍內發生的隔離、封鎖和廣泛的關閉措施，將對世界經濟產生嚴重影響，預計今年全球實際GDP增長率是負百分之三（-3%），發達經濟體的增長率萎縮到負百分之六點一（-6.1%），而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所受影響較小，但增長率也明顯減小，預計202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會降低到百分之一點二（1.2%）。這次新冠疫情對經濟的重創，與2008年～2009年期間的全球金融危機相比，情況要糟糕得多【1】。2020年6月，世界銀行（World Bank）也在其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中預測，受疫情影響，今年全球實際GDP與前一年相比將收縮百分之五點二（-5.2%），發達經濟體受到的影響更大，預計美國收縮百分之六點一（-6.1%），歐元區收縮百分之九點一（-9.1%），日本收縮百分之六點一（-6.1%），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也將降低到百分之一（1%），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2】。

今年北京兩會期間，中國嚴峻的經濟形勢與新冠病毒疫情一樣，成了與會代表和全國人民乃至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李克強說出中國六億人口月收入僅1,000元（人民幣）這個社會現實，立刻就成了輿論的熱點。如果僅從國計民生的方面去考量，李克強這麼說，其目的顯然不是為了引爆輿論，而是針對中國目前由於各種原因形成的急劇經濟衰退造成大量失業所面臨的嚴重社會問題去敲響警鐘。尤其是在信息時代，一個民不聊生的社會必然會對國家的政治穩定構成致命的危險，民生問題是執政黨性命攸關的大問題。兩會之後，為了解決危及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失業潮和嚴峻的民生問題，中央政府不惜拋出有失強國顏面的地攤經濟，來緩解目前的燃眉之急，可謂是用心良苦。但問題是：中共一直在說“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那麼，地攤經濟是否能夠救中共？

要討論中國因受COVID-19疫情影響和疫情之下國際社會對全球化政策的反思所導致的經濟和民生問題，以及目前政府在處理民生問題上與國際社會的差別，筆者對比和分析了中國和加拿大兩國不同的紓困措施和可能產生的不同後果，認為下列問題是值得思考和應該討論的：

一、中國的民生問題究竟有多嚴峻？

總的來說，政府推行地攤經濟的目的，是為了緩解經濟下行所造成的民生壓力。中國當前的民生問題究竟有多嚴峻？這並不能僅僅去看李克強所說的“6億人月收入1000元”怎麼過日子這個問題。一個三口之家，如果每個月都有三千元的穩定收入，在中國大部分地區，這樣的生活，如果不出現特殊的狀況，苦日子還是可以過下去的。其實民生問題中最不可忽視的，是那些沒有收入和失業的群體，尤其是那些在城市裡貸款買了房屋，背著大量的債務卻因為失業而突然失去收入的家庭。在一個幾乎沒有多少社會保障和救濟的國家裡，這樣的打擊對於任何一個以勞動獲取收入的普通家庭來說，是非常“致命”的。如果這種“致命”的失業人員數量巨大，不但會導致眾多家庭經濟崩潰，而且還會衍生出一系列更複雜和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金融問題和政治問題。

幾乎在任何政治形態下，失業率一直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狀況和社會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標。民主政體與專制政權對失業問題的處理，有著天壤之別的不同。一個政府在面對突如其來的大量失業時，採用不同的處理方法，也一定會帶來不同的後果。因此，研究失業和幫困及可能產生的後果，就有了重要的現實意義。譬如，在政府無意或無力為大量的失業群體在經濟上伸出援手的時候，推行地攤經濟能不能讓這個群體或其中的大部分人自食其力地生存下來，來緩和當前嚴峻的經濟形勢，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但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我們首先應該去搞清楚，這個失業群體，它的規模究竟有多大？

中國國家統計局在今年3月16日召開的“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就2020年一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中回答記者說：今年1月份中國的失業率是5.3%，2月份達到了6.2%【3】，而在今年1月17日發布的《2019年國民經濟運行總體平穩 發展主要預期目標較好實現》報告中說到：中國目前16至59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有89,640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4.0%【4】，根據這兩組公布的數據推算，按人口在各年齡的平均值除去學齡人口，估算中國18至59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大約有81,490.91萬人。由以上這些數據可以大致估算出在2020年1月和2月份，中國實際的失業人口大約在4,319.02萬人～5,052.44萬人之間。由於國家統計局提供的原始數據未說明其中是否包含不適合工作的重度殘障人士的數量，以及未說明在計算失業率時是否計入農業人口等諸多問題，因此討論中國的實際失業率和失業人口，情況通常是非常複雜的。

這種複雜的程度，可以表現在人們幾乎無法根據數據來判斷基本事實。譬如說，在市場上，假設目前加拿大溫哥華生豬精瘦肉價格每磅3.79加元（1磅等於454克，折算成中國常用計量單位，約0.9市斤；現行匯率1加元約等於人民幣5.28元），北京生豬精瘦肉價格每市斤人民幣28.65元，根據這些數據我們便可以對兩地的價格差異產生一個非常清晰的概念。但對於失業率，情況卻完全不同。中國統計局發布的疫情之前的數據稱：“2019年各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保持在5.0%-5.3%之間，實現了低於5.5%左右的預期目標。全國主要就業人員群體25-59歲人口調查失業率為4.7%。”【5】但是，在作者工作、生活的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British Columbia，縮寫：B.C.，簡稱卑詩省），公布的2019年12月份失業率是4.8％【6】，這還是全加拿大10個省、三個地區中失業率最低的省份，整體上加拿大公布的失業率與中國公布的失業率非常接近。對這樣的失業率，生活在卑詩省大溫哥華地區，我的感覺是對一個普通人來說，在加拿大找工作並不困難，困難的是要找到一個工資較高又比較輕鬆的職位。在疫情發生前，大溫哥華地區幾乎各行各業都在找工，各行各業都缺少勞動力，以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卑詩省2020年6月1日之前最低工資標準為每小時13.85加元；6月1日起最低工資標準上調為每小時14.60加元）幾乎找不到工人。加拿大每年都需要引進幾十萬移民和發出數以萬計的外國勞工簽證，來解決勞動力短缺的問題。而失業率中的這些“失業人口”，即使給他們一份合適的工作，其實他們也未必願意去工作的。但在中國，幾乎相同的失業率，感受到的情況卻非常不同，有許多人失業卻找不到工作，總體上勞動力供大於求，因此大量工作的工資標準停留在很低的水準上，這種情形與加拿大相比，會有非常不同的感覺，這與閱讀數據所獲得的感覺是完全不相匹配的。

4月21日，“第一財經”發表記者郭晉暉的文章，他指出：“受到新冠疫情的衝擊，我國城鎮新增就業一季度同比減少了95萬，3月城鎮調查失業率同比上升了0.7%，而城鎮登記失業率卻不升反降，從去年同期的3.67%降到了3.66%。”【7】這種奇怪的局面是怎麼產生的呢？郭晉暉說：“目前國際上衡量失業的指標有兩種，即登記失業率和調查失業率。在2018年之前，登記失業率是我國唯一衡量城鎮失業狀況的指標。從2018年開始，我國開始對外公布城鎮調查失業率。從此，兩個失業率的‘分工’變為，調查失業率及時反映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情況，登記失業率則在政府制定出台就業政策、提供精準就業服務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中國，由於登記失業受各種條件的限制，比如，必須具有當地城鎮非農戶籍，或由於其它眾多原因，登記失業率是不能完整反映中國勞動人口失業的真實情況的。因此，郭晉暉根據他的估算得出：“按登記失業率和調查失業率分別測算，當前失業人數前者在900多萬，後者在2000萬以上。”【8】

關於登記失業率和調查失業率，在“大數據”時代，這兩個名詞非常鮮明地帶有中國特色。就我所知，至少在加拿大，其實並不存在這種提法。因為在加拿大，對於任何一個合法工作的雇員而言，失業後在網上、或打電話、或直接去政府部門申請，政府對符合獲取失業保險資格的失業者在規定的期限內每月支付失業保險金是一項法定的程序，除非失業者本人不想申領失業保險金而不去申請，這種情況在現實中微乎其微。因此，登記失業率往往與實際失業率很接近，所以政府對這兩種失業率並不加以區分。當然，也有可能造成這兩種失業率存在差異的原因是，對非法打工者而言，這些人沒有合法的工作許可（如非法入境人員、持非工作簽證的打工者），或者有人為了偷逃所得稅，去做現金工。由於這些情況會對雇主構成不利，因此所占的比例很小。

事實上加拿大統計失業率時情況同樣也很複雜，但其中的原因卻與中國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國，這種複雜的原因主要是政策性因素造成的，如戶口制度、對農業勞動者與工商業勞動者的區別對待，以及對體制內、體制外的勞動者區別對待等等。而在加拿大，由於用工制度的靈活性，有許多人並非全職工作，有些人每天只工作2～4個小時，另外一些人則每周只工作2～3個半天，還有許多人是自己開設公司自僱工作。更複雜的是，有些人在這家公司工作4小時，後又去另一家公司工作2小時；也有人在一家公司工作8小時後，又去另一家公司工作1～2小時，這些僱傭時間不足或超時的情況，都會在計算失業率時構成一定的複雜性。在加拿大由於雇主必須將雇員的工作時間和工資收入按時向加拿大稅務局申報，並且每個合法勞動者都有各自唯一的社會保險號碼（Social Insurance Number），因此儘管情況複雜，加拿大稅務局的電腦系統還是能夠按照設定的程序自動生成各地區、各時段的失業率，避免了各種因素的干擾，事實上並不存在登記失業率和調查失業率之說。

現在再回到前面的話題，就算按照郭晉暉根據中國目前的調查失業率在官方媒體上推測失業人口總數大約在2,000萬左右，這也比筆者前述的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估算中國1～2月份的失業人口在4,319.02萬人～5,052.44萬人之間大約少了一半以上。4月26日，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的微信號上發布了《中國失業率有多高？》一文，其中測算的結論是：“目前我國新增失業人數可能已經超過7,000萬，對應的失業率大概在20.5%。”【9】網傳李迅雷為此被有關部門請去“喝茶”。

中國政府在處理失業問題時還存在另一種特殊的方法，在90年代初朱鎔基主持的國企改制期間，當時因為經濟出現嚴重困難造成通貨膨脹、物價飆升，並導致大量國企員工失業。但是政府並不認為這是失業，取而代之稱之謂下崗。在有些地方，這批事實上的失業人員中有些人得到一定的補償後稱為賣斷工齡，然後“自謀出路”；少數年齡較大的則安排提早退休。為了解決下崗人員的生存問題，這批人中有不少被政府安排在城市管理和美化市容市貌的崗位上，如在菜場協助管理攤販，在大街上看管自行車、收取停車費、在十字路口協助管理交通和日夜巡邏維持治安秩序，以及在公共場所打掃衛生等，來換取非常低廉的生活費用。這些工作都是政府全面壟斷的，本身不直接創造出社會財富，政府根據下崗人員的數量去設定工作崗位，而不是因為工作量的需要產生出就業崗位，這種工作崗位並不是在市場化環境下自然產生的，也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這種情況在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裡是看不到的，這些工作存在的主要價值就是為了讓下崗工人有一口飯吃。這種工作崗位，並不是市場化的產物，也不是公共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崗位。這樣的就業，至今一直存在，這實際上仍然是一種隱性的失業。

因此，中國真實的失業率究竟有多高？目前失業人口的規模又是多大？隱性的失業人口到底有多少？在具體的細節上，政府似乎從未向公眾明確地交代過。可以說，中國的失業問題，是中國各種問題的綜合反映，是中國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中最為敏感的問題之一。在討論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時，對於中國失業人口和失業率真實數據的研究，是一個不能忽視的重要問題。

二、地攤經濟能不能緩解嚴峻的失業問題？

從表面上看，政府只需放下面子，放開昔日城市管理中僵硬的條條框框，幾乎不用花費任何資金和動用額外的資源，就可以用地攤經濟的方式在短時期內將全國數以千萬計的失業人口轉化為自謀出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但中國的情況是非常特殊、非常複雜的，關鍵的問題是，誰是地攤經濟的消費者？這個群體有多少人口？又有多大的消費能力？

在此需要先說明的是，我所指的地攤經濟的消費能力，並不包含大部分中國人日常生活中在攤販手中購買蔬果魚肉禽蛋米麵等食品這部分剛性的需求，因為這部分的消費總量，不管是疫情前還是疫情後，也不管經濟情況好還是經濟情況差，其變化差異不會太大的，這些剛性需求與推廣還是不推廣地攤經濟是無關的，這些從業人員已經存在，不會因此增加新的就業崗位。

要討論前面所說的地攤經濟的消費能力問題，似乎又需要回到李克強提出的中國6億人月收入1,000元這個話題上來。這6億人能不能，或會不會成為地攤經濟消費的主力軍？如果不能或不會的話，誰有可能成為地攤經濟的消費者？如果地攤經濟沒有充足的消費者，如果這個群體的消費規模不夠大的話，那麼所謂的地攤經濟也就無法大規模、長久地維持下去，也就無法讓大量的失業人口通過地攤經濟獲取利潤來自食其力。

中國官方公布的省級行政區有34個（其中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省），地、縣級城市、城鎮共有三千多個。假設除港、澳、台之外每個省級城市平均有20,000名失業人員擺設地攤，每個地、縣級城市、城鎮包括其鄉鎮平均有4,000名失業人員擺設地攤，則大約可以解決1,262萬失業人口的工作問題，這個數量還遠遠不能消化全國全部的失業人口。但這些設攤的人口占14億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已經不小了，大約是0.9%，也就是說每100人中有近1人在擺攤。這些人要維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開銷，對一個三口之家來說，每天至少要有100元人民幣的淨利潤，才能達到如李克強所說的像6億人那樣每人每月有1,000元的收入。就算他們擺攤銷售的利潤率能夠達到20%，那麼平均每天的銷售額必須要維持在500元以上，才能夠獲得100元的利潤，這還不包括進貨、設攤的各種成本和收取的城市管理費（攤位費）。在有些城市，奇高的攤位費（據報道有些地方攤位費高達每月3,000元）使得銷售額必須成倍增長。可見，即使不算攤位費等額外的開支，要讓這1,262萬失業的設攤人口能夠生存下去，全國每個月在地攤上至少要消費2,000億元人民幣，才能讓這麼龐大的地攤經濟維持下去。請問，誰有這個能力來消費這2,000億？是6億月收入1,000元人民幣的群體嗎？就算這個群體中每人每月都拿出10%的收入，也就是100元在地攤上消費，這個消費總量也僅僅600億元，遠不足所需的2,000億元。

2020年6月3日，財新網發表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萬海遠、孟凡強撰寫的文章《月收入不足千元，這6億人都在哪》，值得一提的是，分析這篇文章中關於中國家庭人均月收入分布與人口數的數據，其實遠比去分析中國這人均月收入不足千元的6億人在哪裡更有意義。這篇文章中列出的2019年中國家庭人均月收入分布與人口數的數據是這樣的：

這組數據告訴我們，中國人均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有近10億人，其中人均月收入在1,100～1,500元的有18,621萬人；在1,500元～2,000元的有17,263萬人，估計這些人可能會成為地攤經濟消費的主力軍。假設這些人平均每人每月在地攤上消費200元，則消費規模可以達到大約718億元。這718億元再加上前面估計的月收入1,000元的6億人口所產生的600億元消費量，還是遠遠不足支撐前面談到的維持1,262萬地攤經濟人口生存所必需的消費規模：每月2,000億元，更不要說讓地攤經濟去解決可能高達7,000萬的失業人口問題了。

在中國，更高收入的群體（餘下的大約4億人口）事實上很少會選擇在地攤上消費質次價廉的商品的，即使有，也是偶然的、非經常性的。因此可以初步得出這樣的結論，大量的地攤經濟是無法長久維持下去的，更不可能用地攤經濟的概念來解決中國目前嚴重的失業問題。

三、疫情之下，加拿大政府是如何紓解民生問題的？

前面已經說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都在各自的報告中指出，受新冠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影響，世界發達經濟體在經濟上所受到的影響，要比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所受到的影響大得多。在疫情的影響下，發達國家同樣也出現規模龐大的失業潮。加拿大受疫情的影響，2020年3月份卑詩省的失業率上升到7.2%，4月份達到11.5%，5月份更是高達13.4%【11】。這樣的失業率，要比中國政府公布的疫情期間的失業率高得多，那麼加拿大是怎樣應對這個突如其來的失業潮的？

2020年3月中旬，受COVID-19感染的人數在魁北克和安大略省明顯上升，加拿大政府向全體國民發出“呆在家裡”的指令，實施保持社交距離和避免群體性聚集的措施，餐飲業只准經營外賣業務。在疫情的影響下，可以明顯感受到經濟遭受到嚴重的衝擊，除了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外，其它的零售業大部分關門歇業，部分工廠停工或降低產量，體育、娛樂場所全部關門，連政府部門都開始大量解僱雇員，由此帶來的失業潮和中小企業所遭受的壓力可想而知。

面對疫情，怎樣向失去或減少收入的國民伸出援手並盡力挽救處於困境中的中小企業？加拿大政府（包括聯邦和省兩級政府）大約花了兩個多星期的時間就初步落實了紓困方案的細節。在作者工作、生活的卑詩省，省民和企業可以申請獲取的紓困金就有：

（一）、加拿大緊急救助金（Canada Emergency Response Benefit，CERB）

聯邦政府向受COVID-19影響而失去正常收入的加拿大國民或永久居民，甚至是滿足條件的在加拿大生活的外國人發放每4周2,000加元的加拿大緊急救助金。領取這項救助金的條件比領取就業保險（Employment Insurance，EI）的條件更低、更簡單，但不可與就業保險同時領取，這是專為應對受COVID-19疫情影響而失去正常收入制定的一種應急救助金。其申請條件極其簡單，只需符合下列五項基本條件就可以領取：1，不是自願離職；2，申請人必須居住在加拿大並年滿15歲；3，在2019年或提交申請前的12個月內有5,000加元的收入，這項收入可以來自受僱、自雇、就業保險（EI）中的生育和育兒津貼。4，申請期內（4周）收入不能超過1,000加元。5，符合以下條件之一：a，受COVID-19 疫情影響工作時間減少；b，在疫情期間（3月15日或之後）失業；c，因 COVID-19 隔離或生病；d，照顧因 COVID-19 而隔離或生病的人；e，照顧孩子或其他撫養人的機構因 COVID-19 而關閉，申請人必須親自照料。因此，這項救助金不但向因受疫情影響而失業的人員發放，也向還在工作，但因工作時間減少而收入低於1,000加元的人員和自僱人員發放，申請這項救助金不需要向政府提供任何證明文件。這項救助金可以在網上、打電話或直接去向加拿大政府申請。【12】

（二）、加拿大緊急學生救助金（Canada Emergency Student Benefit，CESB）

加拿大緊急學生救助金是由於受COVID-19的影響，學生無法通過工作獲得必要的學費和生活費，聯邦政府向2020年高中畢業生和高中以上學校的學生、應屆畢業生提供的一種緊急救助金，期間從2020年5月至8月四個月，救助金金額每4周發放1,259加元或每4周發放2,000加元（僅對有未成年孩子或撫養人的學生和殘疾學生）。發放的條件是：1， 未領取加拿大緊急救助金（CERB）或就業保險（EI）；2，必須是加拿大公民、登記的印第安人、永久居民和受保護者；3，在加拿大或國外學習；4，滿足其中之一：a，為獲得學位、學歷、證書在高中以上學校登記入學學習；b，在2019年12月或之後畢業於高中以上的學校；c，在2020年已經從高中或正在從高中畢業，或相當於從高中畢業，並申請了在2021年2月1日前開學的高中以上學校的課程。滿足以上條件的學生，就可以從5月至8月底獲得每4周1,259加元的緊急學生救助金。如果學生具有特殊情況，還可以獲得特別補貼：5，滿足其中之一：a，身有殘疾；b，至少有一個12歲以下的孩子或其他撫養人，可以從5月至8月獲得每4周2,000加元的緊急學生救助金。根據這些條件，加拿大本國的大學生（包括相當於大專、技術學校等學生）、畢業生和將要讀大學的高中畢業生都能申請到這筆緊急學生救助金，可以大大減輕學生的經濟負擔。【13】

（三）、加拿大緊急工資補貼（Canada Emergency Wage Subsidy，CEWS）

這是一項聯邦政府在COVID-19疫情中提供給合格雇主（Eligible Employer）的緊急工資補貼，來幫助雇主減輕疫情期間的經濟負擔。這項救助金可以從2020年3月15日起至2020年8月29日止（或許會根據疫情情況延長）為雇主對其合格的雇員（Eligible Employee）提供最高達到工資金額75%的工資補貼（最高至每個雇員每周補貼847加元）。什麼是合格雇主？納稅的企業、個人（自雇等）、非納稅的公司（如非盈利組織、商會、農會、工會等）、登記的業餘運動員協會、登記的記者組織、私立學校等都屬於合格雇主，在加拿大政府的申請網頁上給出了明確的定義。什麼是合格雇員？在工資補貼期間雇主在加拿大僱傭的員工，除非雇主有連續14天或以上的時間未對該員工發放薪酬。合格雇員必須受僱於加拿大但並非必須居住在加拿大。合格雇員甚至還包括追溯僱傭（Retroactively Hiring）的員工，這是指員工在疫情期間被辭退或放假一段時間之後，雇主再僱傭該員工並對其發放了追溯工資（Retroactive Pay），符合合格雇員中規定的條件，也可以發放這項緊急工資補貼。相對於前面兩項紓困金，加拿大緊急工資補貼是一項在疫情期間為解決雇主的困難而設立的比較複雜的紓困金，在加拿大政府服務網站和稅務局網站上，還專門設置了“緊急工資補貼”的計算器，來幫助雇主自行核算可以獲得這項補貼的具體金額【14】。如果需要了解更詳細的情況，讀者可以直接按照註解中提供的鏈接在加拿大政府網站上瀏覽英語或法語的文本。

除了以上三項主要的紓困金之外，聯邦政府還提高了兒童福利金（Canada Child Benefit，CCB），對合格家庭中每個18歲以下的孩子一次性增加300加元的補貼；給低收入家庭提供特別商品和服務稅抵免款（Special GST Credit Payment），低收入的單身家庭一次性增加400加元，配偶倆人一次性增加600加元；其它還有延長個人報稅期限；延遲償還學生貸款；延遲償還按揭貸款等一攬子紓困方案。

與此同時，卑詩省也在COVID-19疫情期間推出兩項紓困補助金：

（四）、卑詩省工人緊急補助金（B.C. Emergency Benefit for Workers）

只要滿足下列條件，申請人就可以獲得1,000加元的一次性補助：1，2020年3月15日已成為卑詩省省民（即居住在卑詩省）；2，符合加拿大緊急救助金（CERB）中規定的條件；3，被批准獲得加拿大緊急救助金（CERB）；4，年滿15周歲；5，2019年的收入已經報稅，或同意將進行報稅；6，未接受省級收入補助或殘疾補助；7，未被省和聯邦機構的矯正機構（監獄）監禁90天或更長的時期，其中的監禁期間須包括2020年3月15日。【15】

（五）、卑詩省臨時租金補充計劃（BC Temporary Rental Supplement Program，BC-TRS）

這項租金補充計劃給租賃住房的租戶從2020年4月至6月三個月內每月提供最高500加元的補貼作為房租，金額直接打入出租人指定的賬號。租戶的條件是：1，2019年稅前收入低於74,150加元（對單身或無撫養人的配偶倆人）或低於113,040 加元（對有撫養人的家庭）；2，由於受COVID-19影響，正在領取就業保險（EI）或有資格領取就業保險；或者正在領取加拿大緊急救助金（CERB）；或者能夠證明家庭收入下降25%；3，所支付的住房租金超過目前收入的30%。在個人（家庭）的紓困補助中，這項補助金是唯一需要申請人對事實提供證明材料的。【16】

說明：以上列出的各項紓困金，政府一直在不斷修改申請條件的細則，但基本條件未有大的改變。有些紓困金的期限也根據疫情的變化作出了相應的延長。6月25日，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渥太華宣布了一項專門針對COVID-19疫情的加拿大學生服務金（Canada Student Service Grant，CSSG），鼓勵學生在疫情期間參與社區服務，符合條件的學生可以獲得最高5,000加元的獎金；6月26日，卑詩省政府也對卑詩省工人緊急補助金（B.C. Emergency Benefit for Workers）的適用時期作出調整並修改了申請條件的細則，讓3月1日～3月14日期間開始失業（連續14天無工作和在14天失業期間獲取的收入低於1,000加元）的個人也能夠領取這項紓困金。

這些紓困金的設計非常細緻，基本覆蓋了加拿大受到COVID-19疫情影響的全部人員和企事業單位，幾乎沒有留下死角。由於本文不是論述紓困救濟中涉及的技術問題，這方面的內容不再延伸介紹。但加拿大政府的紓困方案對解決疫情中的民生問題和疫情後恢復經濟所產生的作用，確實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其中有許多可圈可點的長遠考慮。

四、地攤經濟Vs紓困救濟：方式與結果

許多人把目光停留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政府投入紓困資金一定會考慮各自的利益著眼點上——集權政府以國家利益和國有資產為重，民主政府則更為關心國民個體的利益和站立在人道的角度上處理問題，而很少去關注這不同的利益著眼點，其實會對疫情後經濟的重啟和未來經濟的發展產生非常不同的影響。

今年兩會期間，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中國政府將要發行一萬億元抗疫特別國債。這一萬億會怎麼去用？現在還沒有報道具體細節，但估計不會直接發錢給失業人員和低收入家庭來解決部分的民生問題。根據以往的經驗，中國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增長，除了大力開發房地產之外，所採取的手段中主要還有這兩種方法：加大對國有企業固定資產的投資和加大國家基建規模的投資來刺激經濟需求，帶動其它行業的生產，提高GDP，提高就業率。從表面上看這種方法也非常有效，並且政府較容易控制和操作這筆資金，這樣做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政府投入的大量資金仍然投在國企手中，擴大的基建規模也是在為政府獲取利潤，似乎是個兩全其美的方法。但這兩種方法真的會對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產生良好的作用嗎？而像加拿大這樣直接將紓困資金發放到國民手中，真的是一種懶惰的做法和經濟上的短視行為嗎？

大家一定記得，在湖北疫情最嚴峻的時候，談到疫情中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困境，中國的經濟學家當時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名詞：“報復性消費”，認為疫情過後中國會產生一波非常強烈的消費高潮，來彌補在疫情中受到抑制的消費需求。但很遺憾，經過幾個月的隔離封鎖後，由於期間很多人無法獲取收入而手裡普遍缺錢，因為巨大的生活壓力和對前景不予看好，大家普遍不敢花錢，這波消費高潮最終未能如期出現，這讓整個商業體系以及為商業提供產品的生產廠商、原材料供應商遭受了沉重的打擊——這樣的連鎖反應在惡化經濟的同時，也讓失業形勢變得更加嚴峻，消費更加低迷。而在加拿大，情況卻恰恰相反，由於這些紓困金，每個人手裡都握著一把票子，而且還不用擔心需要用這筆錢來養老、看病和上學，未等政府宣布疫情結束開放商場，這波報復性消費潮就真的如期而至了——5月30日、31日，在卑詩省宣布6月1日將逐步重啟商業、公園等場所前的周末試營業期間，卑詩省許多商場的停車場又停滿了汽車，商店外排起了長隊，看看這樣的景象，還需要政府來擔心消費需求不足嗎？

圖片說明：加拿大卑詩省大溫哥華地區的列治文購物中心（Richmond Centre）停車場局部。這是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間從同一角度拍攝的兩張照片，上圖拍攝於疫情封閉時期，疫情前車滿為患的停車場在疫情中成了加拿大大雁的“棲息地”；下圖拍攝於5月31日商業解封前的試營業時期。從停車場上車輛數量的變化可以直觀地看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對加拿大經濟的影響，同樣也可以看出加拿大重啟和恢復經濟的潛力。（本文作者拍攝）

反觀中國政府推行地攤經濟，其目的不論是為了讓現有的企業去掉庫存以減輕企業負擔，還是真的想把地攤經濟做大來解決民生問題，其挽救和帶動發展的也只能是一批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的產業鏈。做大地攤經濟將會使資金和消費大量集中在低端產品市場，而那些有發展前途、有一定技術含量的產業反而會受到排斥。推廣地攤經濟可能會造成中國低端產業鏈比重擴大，擠壓中國中檔產品製造企業技術上升的發展空間，形成一種企業質量升級潛力不足的惡性循環，這無疑不是一種明智之舉。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如果分析一下地攤經濟的實質，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地攤經濟無法提升消費總量。由於消費者手中的可支配收入並沒有增加，因此地攤經濟所產生的消費量實際上是從其它商業系統（如實體門店、電商等）轉移而來。由於門店本身受到高昂的房價或店鋪租金的制約難以降低成本，因此在地攤經濟和電商的夾擊之下，將會迫使大量的實體門店倒閉，造成商鋪過剩、房地產市場蕭條，這有可能引發債務危機並殃及金融系統和整個經濟體。與實體門店相比，地攤經濟確實可以降低成本，這對消費者來說或許是暫時有利的，但對政府來說，是非常不願意看到房地產泡沫最終會被地攤經濟捅破這種尷尬的結果的。並且，地攤經濟還會造成國家流失相應的稅收，這也是讓這個規模龐大、還需要依賴大量稅收維穩的政府難以接受的。如果不考慮背後可能存在複雜的權力爭鬥等政治因素，或許這就是政府後來又出爾反爾緊急叫停地攤經濟的主要原因。

而像加拿大這樣把紓困金直接發放到國民手中，儘管其中也存在種種弊端，譬如為了儘快、及時地將緊急救助金（CERB）發放到大量的申請人手中，在4月初第一次申請時，加拿大稅務局在網上只是讓申請人登錄個人的稅務帳號後確認一下申請條件，沒有進行任何核實就當即實時批准申請，幾天內就將第一筆2,000加元的“救命錢”打入了申請人的銀行賬戶。因此，有許多不符合條件的申請人誤領或冒領了這筆“救命錢”。有多少人誤領或冒領？2020年5月14日，加拿大廣播公司（CBC）引述《國家郵報》（National Post）的調查報告稱：“大約有200,000份申請被懷疑可能是欺詐，但是政府工作人員發現後還是被告知先不要去管是不是欺詐”【17】，為了救急，還是將這筆救命錢發給了申請人。後來，政府在緊急救助金（CERB）的申請網頁上設置了一項誤領後退款的功能，加拿大廣播公司在2020年6月10日的報道中稱，政府已經獲得190,000份緊急救助金（CERB）的退款。【18】

加拿大緊急救助金（CERB）存在的另一個問題是它在特定的情況下與“多勞多得”的公平原則有牴觸。這也是這項救助金被輿論質疑的一個問題。舉個例子，一個一天工作8小時、在一個月中工作了21天、以最低時薪（14.60加元/小時）工作的工人，他工作一個月後領取的報酬是2,452.80加元。另一個一天工作8小時、由於受疫情影響在一個月中只工作了5天、也是以最低時薪工作的工人，他工作5天的報酬是584加元，但他的收入還不到每月1,000加元，完全符合緊急救助金（CERB）的申領條件，他申領後又獲得2,000加元的救助金，這樣，他雖然在這個月中只工作5天，但總共獲得了2,584加元的收入，反而超過了每天都在工作的工人所獲得的報酬。這種政府在制訂福利政策時出現明顯違背公平原則的情況，在加拿大並不多見。

雖然加拿大緊急救助金（CERB）確實存在一些問題，但與這些問題相比，優點也是非常明顯的。首先是可以讓大量的國民很簡單、及時地拿到這筆紓困金，解決了國民在疫情期間生活的燃眉之急，充分體現出了民主政治的人性化治國理政的優點；其次是從長遠來看，在疫情期間國民手裡握著這筆紓困金，他們的購買力並沒有顯著削弱，這對疫情後重啟經濟起著相當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由於這筆救濟金，可以讓國民在疫情後的消費過程中用手中的錢去投票，這使得有競爭力的企業在經濟復甦中處於最有利的地位。這種方式與政府對特定的企業進行直接經濟干預，如投資、貸款和救市等相比，更能體現出自由經濟下充分市場競爭的原則，物競天擇，讓市場這隻無形的手來作出選擇，而不是以政府的喜好來判斷，這對保持經濟長久的繁榮和發展無疑是極其重要的，這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能夠保持長盛不衰的基本法則。

五、潛在問題和中國會不會出現另一次改革開放？

前面已經談到，疫情之後，中國政府準備怎樣去重啟經濟？政府準備怎麼去用好發行的一萬億元抗疫特別國債？是尋求新的方法來拯救大批瀕臨險境的中小企業，還是繼續對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和對國家基本建設進行投資來刺激經濟需求？

這些年來，輿論對中國的房地產泡沫、金融和貨幣、政府地方債等問題討論得很多，對國企固定資產投資過剩的問題偶爾也有提及，但對國家基建規模過度擴張將會對未來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障礙這個問題卻未見觸及。

這些年來政府還在不斷增加對基本建設的投資來刺激經濟，一旦中國“世界製造工廠”的地位被取代、經濟增速減緩下來，曾經因製造業興盛伴隨而來的大規模人流和物流的數量也將隨之下降。那些過度建設的高鐵、機場、車站、碼頭、高速公路、大橋以及大型設施如電廠、水庫、大壩和各種各樣的樓堂館所，伴隨著經濟的下行將產生過剩，利用率下降。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設施的老化，這些過度建設的基建設施會逐漸成為一種巨大的負擔，導致使用費、管理費、維護費、修理費入不敷出。由於中國工程建設的質量普遍堪憂（如今年4月武漢鸚鵡洲長江大橋、5月廣東虎門大橋、6月浙江舟山市西堠門跨海大橋相繼出現結構波動搖晃等問題），規劃、設計不盡合理，缺乏人性化和行政決策片面追求高規格、大規模、上檔子，大量大型設施在短期內一哄而上興建起來，加上環境破壞嚴重、自然災害頻發（如空氣污染導致的酸雨侵蝕、森林砍伐導致的水土流失），這些因素的疊加加劇了在未來幾十年內因基建設施過剩、工程整體規劃和設計不合理、工程質量不達標和安全隱患嚴重所造成的經濟代價和安全威脅，這些問題一定會逐漸顯現出來並演變成一場巨大的危機。這是一頭目前還未引起大家重視的巨大的“灰犀牛”，最終將會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沉重包袱，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工程大躍進”。這樣的經驗教訓，其實在一些發達國家半個世紀前就已經有過不同程度的體現，但是，中國並沒有從中吸取教訓。

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不健康發展都是有目共睹的，在前幾十年——尤其是近十年裡，由於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的各種問題在經濟的“一俊遮百丑”之下得以隱藏下來，但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轉移的，用江湖上的話來說，出來混，遲早要還的。政府從房地產經濟和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上撈取了巨大的好處，問題是，這筆巨大的“好處”並沒有被正確地用在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上，沒有被用在解決中國的醫療、教育、養老等民生問題上，當然也不可能被用在建立起一個民主、法治、公正、平等的社會上，而是造就了一個更加高度集權的超級強大的政府和其所依託的一個巨大的怪胎經濟體，催生出了一批權貴寡頭和腐敗官員，嚴重阻礙了經濟健康、均衡地持續發展，加劇了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平。這種掠奪式發展模式，代價是非常昂貴的，經濟短期的高速發展是以犧牲持久、平穩的發展為代價的，我們所看到的對環境和資源的破壞觸目驚心；小部分人的富裕是以犧牲絕大部分人的公平為代價的，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前所未有；經濟的發展是以犧牲社會和政治的發展為代價的，人心和道德的淪喪和對法制的踐踏聞所未聞。如果我們現在能夠站立在未來的位置用長久的眼光來審視這段歷史，很難說這段發展的歷史不是1958年大躍進的高級版。

地攤經濟確實沒有什麼可以值得去吹噓的，問題是，在目前的情況下還有沒有更好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當前的民生問題？2020年6月14日，中國各官方網站紛紛轉發新華社文章《習近平總書記關切事丨順勢而為開新局——新就業形態發展觀察》，在嚴峻的就業形勢下把一些不很切合實際的就業方式包裝成“新就業形態”，文章稱“從數字化就業到情感勞動，從遠程就業到共享員工，就業新形態、新模式快速成長，活力蓬勃。”【19】確實，地攤經濟解決不了民生問題，難道“新就業形態”就能夠解決民生問題？只要真正了解中國的國情，就會知道其實“新就業形態”更不接地氣，更解決不了問題。解決民生問題的關鍵在於解決就業問題，而解決就業問題的關鍵在於在現階段外貿出口嚴重萎縮的情況下，中國的經濟重啟必須依賴內需，靠消費來促進內需、拉動經濟。但關鍵問題是絕大多數的老百姓手裡沒錢，消費能力不足而且負擔沉重，怎麼去促進內需呢？

而更關鍵的問題是，現在的問題已經不在於有沒有解決民生問題的辦法，問題在於為什麼地攤經濟不能解決民生問題，還會去推行地攤經濟？“新就業形態”更解決不了民生問題，怎麼還會去推行“新就業形態”？這表明在處理經濟和民生問題上，最高決策層和專家智囊團也已經拿不出一個像樣的辦法了，都知道病入膏肓卻又拿不出良藥，並且內部還出現了很大的偏差，這才是一個最最關鍵的大問題。

李克強在兩會期間提倡“地攤經濟”之後，6月6日《北京日報》刊登一篇題為《地攤經濟不適合北京》的文章，隨後在6月7日和8日中央電視台連續兩天發表評論文章《“地攤經濟”不能一哄而起》、《一線城市不宜推行“地攤經濟”》，到6月11日新華社發表《順勢而為開新局——新就業形態發展觀察》。這一切不禁讓我想起四十二年前那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如果這次關於民生問題的爭論，也能夠成為一場關於當前中國政治和經濟問題的全面大討論，最終能夠迎來一次真正的改革開放，或許這才能夠讓中國逐步走出當前的困境。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列治文市（Richmond, B.C. Canada）

2020年6月20日第一稿，6月26日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