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胥志義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傳統的市場經濟研究主要偏重於效率與資源配置，本文企圖從個體利益的形成和相互制約角度解釋市場經濟和市場機制對社會個體利益的影響和均衡作用，而自由是均衡作用的基礎。市場主體追求平等的天性和在經濟活動中的自由行為，使個體利益在市場的反覆交易過程中實現均衡，可以推動貧富差距漸次走向合理化。本文涉及貧富差距的形成和均衡過程，並沒有直接引用其它著作或論文的觀點，純屬原創。
市場經濟會產生貧富差距，這是確然的。但這種差距，與前市場經濟時代或非市場經濟時代，如奴隸社會奴隸主與奴隸的差距，封建社會地主與佃農的差距，非民主社會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差距，壹個最大的區別，就是前市場經濟時代的貧富差距，是社會財富在不同社會個體之間的轉移而形成的，因而真正是掠奪和剝削而形成的，壹部分人財富的增加，意味著另壹部分人財富的減少。比如地主增加地租，佃農就要減少收入，更不用提奴隸主因為擁有奴隸的人身權而對奴隸勞動成果的占有。特別是，前市場經濟時代的政權，大多是建立在暴力而非民主的基礎上，政權建立的目的不是提供公共服務，掌握政權的人不是因為提供公共服務而獲得正常勞動報酬，而是利用政權似乎是合法實際上是暴力的手段掠奪被統治者的財富以自肥。這種權力掠奪，導致統治者的富裕，是以被統治者的財富減少為前提。如我國封建帝王時代，統治者的奢侈生活，並不是統治者能夠創造財富，而是建立在掠奪被統治者財富的基礎之上。所以，前市場經濟時代貧富差距的擴大，會使社會矛盾尖銳化，導致社會動盪和社會革命。而市場經濟產生的貧富差距，則主要是在社會總體財富的增加過程中，有人增加得多，有人增加得少或沒有增加而形成的。壹部分人財富的增加，是財富創造的結果，主要的並不以另壹部分人財富的減少為前提。這源於市場經濟的兩個基本原則，即個人財產權的保護和個人經濟行為自由。
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是社會生產分工日趨細化和交易不斷擴大的過程，同時也是壹個人的解放過程。交易產生的基礎是產權私有和交易自願，否則交易難以產生並平等進行，所以私有財產權和人的自由（包括身份自由和經濟行為自由）的確立和發展，是實行市場經濟的基礎（順便提壹句，純粹的公有制經濟因為沒有私有產權，不可能產生真正的交易，政府操控的計劃經濟因為沒有個人經濟行為自由權，也不可能產生市場經濟）。縱觀近現代世界發展歷史，既是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也是人民為了自由和人權包括財產權而不斷並且現在還在進行的鬥爭和改革的過程。市場經濟要求並推動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則加快市場經濟的發展。權利與權力，具有此消彼長的關係，私有財產權得到保護，意味著他人特別是統治權力無法通過權力和暴力對其進行掠奪，而人的自由，意味著交易排拆強制和暴力。顯然，當社會不能運用權力和暴力掠奪他人財富時，個人財富只有通過個人的努力創造才能生成。這不但為社會發展提供強大動力，而且貧富差距的出現，並不是壹部分人財富增加，需要另壹部分人的財富減少為前提。
人的權利和自由，不但與制度相關，而且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關。在農業經濟占主導的經濟社會中，人的需求主要是農產品，人的生產勞動主要是農耕，社會生產無大的分工和大規模的交易，屬於自給自足經濟。這種經濟中的貧富差距，即使建立了人權保護制度，沒有權力與暴力掠奪，仍然會出現財富在社會個體之間的轉移。因為農業生產是土地與農民的結合，當土地不論通過暴力掠奪，還是通過自由買賣向壹部分人手中集中時，農民缺乏職業選擇和遷徙的自由（不是制度的束縛，而是經濟發展的制約）,社會就可能甚至必然出現地主通過不合理的地租對農民實行盤剝。市場經濟的發展是經濟多樣性（如工業）發展和社會生產分工不斷擴大的過程，它擴大了人的職業和遷徙選擇自由，改變了地租的形成機制，使地租即土地價格因為農民選擇自由的擴大而由市場決定並走向合理化。所以市場經濟在產生社會分工和擴大交易的過程中，既衝擊自給自足經濟，也使自由和人的權利（包括不因經濟選擇的唯壹性困難性被迫接受盤剝）獲得更大的發展。
市場經濟在開紿階段是與資本主義經濟壹同發展的，因而出現資本和資本利潤。通常我們說資本利潤是剝削工人所致，此議有賴具體分析。資本介入現代生產，是源於機器生產和規模經營，機器生產和規模經營可以使生產效率呈幾何級數提高，或者說，可以使社會財富呈幾何級數增加。所以，資本利潤，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增加的社會財富中的壹部分。在市場經濟中，資本追逐利潤的過程，與社會總體財富的增加過程，是大體壹致的。當然，市場經濟中，資本利潤也可以是壹種財產性收入。比如，投資房產後不出賣房屋而出租房屋所獲得的租金收入等。這種財產性收入，與地租並沒有什麼不同，都是作為生產要素的收入而產生。這裡，資本不是作為創造財富而是作為純粹獲利工具而存在。但這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主流。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的主流，是在獲得比財產性收入更高利潤的驅使下，或通過購買日益先進的生產工具，用於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或通過投資技術研發和購買先進技術用於製造先進產品，或通過研究人的需求而開發新的產品和服務等，從而使追逐超額利潤的過程，表現為創造價值和增加財富的過程。所以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資本作為壹種比之土地更活躍的生產要素，其利潤與地租有很大的區別。地租的增加會導致佃農占有自已勞動成果的減少，而資本利潤的增加，更取決於資本的靈活選擇，主要的並不以工人收入減少為前提。
當然，現代工業經濟的運轉，是資本與勞動的結合。經濟的發展，社會財富的增加，既有賴於資本的加入，也有賴於勞動的加入。而由資本所有權派生出來的分配主導權，主要掌握在資本手中，資本利用市場經濟發展初期，資本相對稀缺，勞力相對富餘的狀況，使社會財富的增加部分，資本分配得多壹些，勞動分配得少壹些，或沒有分到，因而具有剝削的含意，這是我們需要考慮和注意的問題。而資本追逐利潤，既驅使它創造財富，也驅使它壓榨工人。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資本家使用童工，延長勞動時間，剋扣工人工資等現象觸目皆是，這違背了基本的倫理原則，具有掠奪他人勞動的含意。但這也不是資本追逐利潤的主要方面。因為在市場經濟中，只有創造生產更多的財富，才是資本獲得利潤的主要途徑。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近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也是社會財富急劇增加的過程。近壹兩百年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社會財富，遠遠超過前市場經濟時代幾千年生產財富的總和。
市場經濟中的交易，也會產生壹些投機行為，如虛擬經濟中的證券交易和商品流通中的價格投機等。這會導致財富在社會個體之間轉移，出現的貧富差距是壹部分人財富增加，而另壹部分人財富減少。但這也不是市場經濟的主流。商品價格在商品交易過程中出現地區時間上的變化，難以避免價格投機。價格投機固然有擾亂市場經濟正常運轉和產生不合理貧富差距的某些負作用，卻也有推動商品流通的功能，我們無法通過權力去消除它，因為這種消除，可能破壞市場經濟的發展。同樣，證券交易是資本市場的產物，資本市場有利於資本聚集和資本轉換（消費資金與生產資本之間的相互轉換），有利於投資與消費比例關係的調節，所以在資本市場化中出現的證券交易投機，我們也無法去消除。關鍵還在於，這種包含有投機取向的交易和買賣，是建立在完全自由的基礎之上，只要信息透明，規則公正，由此形成的貧富差距，並不會導致社會矛盾的尖銳化。
在市場經濟中，也會產生絕對貧困現象。與前市場經濟時代出現的絕對貧困不同，市場經濟中的絕對貧困，並不是壹部分人掠奪和剝削另壹部分人，使其財富減少甚至無法生計而形成的。市場經濟本質上是壹種發展的經濟。其表現特徵是產業的不斷升級換代，如第壹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傳統產業向新興產業的發展。在這個產業發展過程中，原有傳統產業淘汰的人員，新興產業壹時又無法全部接納，因而會導致失業和絕對貧困現象的出現。機器生產的本質是對勞動的替代，生產效率提高的另壹面效應是勞動力的剩餘，這也是失業和絕對貧困現象出現的另壹個原因。在市場經濟中，新興產業不斷出現，機器的先進性不斷發展，所以，失業和絕對貧困現象是貫穿於市場經濟全過程的壹個長期問題。它是由市場經濟的發展性引起的，而非是暴力或制度性掠奪的結果。它的解決，既依賴於經濟形式的多樣化發展，也依賴於政府基於人道主義的干預和平衡，如建立困難群體的救助體系等。
所以，市場經濟的出現與人的權利的保障和發展，是壹場深刻而偉大的社會變革。它顛覆了權力並不創造財富卻可掠奪他人財富的體制，使個人財富的生成，更依賴個人創造社會財富的多少。由此帶來人的行為取向變化，更追逐創造而非是追逐權力或暴力，因而不但會促進社會經濟的較快發展。而且因其產生的貧富差距更合乎社會公認的倫理原則，更不會激化社會矛盾。
市場經濟是交易的經濟。與前市場經濟時代簡單的互通有無不同，市場經濟的交易是社會財富的實現形式。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者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並不直接表現為財富，只有通過交易，轉變為消費者即他人的消費，生產者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才由潛在的財富轉變為現實的財富。在交易過程中，生產者獲得貨幣意義上的財富，而消費者獲得消費意義上的財富。所以，貧富差距具有兩種含意：壹是貨幣意義上的貧富差距，它是我們通常所說，並用統計方法來表徵的壹種貧富差距；二是消費意義上的貧富差距，即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它比較難以運用量化的方法來表徵，卻是我們很容易理解並感受到的壹種貧富差距。
顯然，目前我們所議論的，正是貨幣意義上的貧富差距。在市場經濟中，它不但在產生，而且在擴大。億萬富翁的日進斗金，與底層群眾維持生計的微薄收入相比，確有天壤之別的感覺。而從消費意義上的貧富差距來看，在市場經濟中也存在，甚至也很大，但沒有貨幣意義上的貧富差距那麼大。這其中的原因，除了實際消費具有上限，而貨幣的數量不具有上限，以及富翁的很多財富不是用於消費，而是用於投資（貨幣意義上的貧富差距超出消費意義上貧富差距的那壹部分，大體等於社會投資量），因而具有合理性之外，還在於貨幣意義上貧富差距擴大所帶來的實際效應，卻是消費意義上貧富差距的縮小。既然生產者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即生產的財富，只有通過他人的消費才能實現，那麼，生產者生產的財富越多，意味著社會中消費財富的人越多。而財富的消費，正是生活水平的反映。在成熟和健康的市場經濟中，生產者追逐貨幣財富的行為，不僅表現在更多更快的生產非貨幣形態財富，而且表現在拼命使更多的人來消費自已生產的財富。所以，交易的這種功能，使市場經濟中貨幣意義上貧富差距的形成過程，同時又轉變為消費意義上貧富差距的縮小過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經濟本身具有持續發展的特徵，也是它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奧妙之壹。
問題是，交易是壹把雙刃劍。我們說，市場經濟中的貧富差距，主要不是社會財富在不同社會個體之間轉移而形成的，但並不排斥市場經濟中也存在社會財富在不同個體之間轉移的現象。除了那些明顯的資本掠奪工人勞動獲得利潤，以及自由的投機行為導致財富在不同個體之間的轉移之外，商品交易也是壹個可能出現財富轉移的領域。交易從本質上是壹種利益交換，交易的平等在於價格的合理。當某種產品價格畸高，超過壹定閥值時，交易就成為生產者掠奪和剝削消費者的工具。壹般而言，生產者既希望交易量的擴大，也希望價格畸高，但這兩者是有矛盾的，價高會遏制消費。所以有遠見的企業家，都是通過不斷提高生產效率，降低價格，來達到交易量擴大的目的。由於交易量的擴大，生產者獲利並不會因價格降低而減少。只有在這種情況下，生產者貨幣財富的增加，才會導致社會整體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生產者並不都具有遠見，追逐高價是他追逐利潤的首選，甚至用較少創造財富的努力，卻通過較高的價格而獲得不應擁有的貨幣財富。但在自由和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中，這種逐利方式很難實現。因為生產者爭奪市場份額即交易量的競爭，最重要的就是效率和低價格的競爭。唯有壟斷，破壞了市場的自由和競爭，才會出現這種追逐高價的獲利方式。
壟斷具有多種形式。如自然壟斷，行政壟斷，行業壟斷，資源壟斷，技術壟斷等。壟斷的核心是生產者控制了產品和服務的價格，自由競爭對生產者獲取暴利心理和行為的約束作用不能發揮。它不但削弱生產者提高生產效率的動力，而且會迅速拉大貨幣意義上的貧富差距，而減緩消費意義上貧富差距的縮小過程。愈是具有剛性消費特徵，關係民眾生計的產品和服務，愈加不能實行壟斷性經營。如世界石油輸出國組織，就是壹個兼具有行業壟斷與資源壟斷雙重特徵的國際壟斷組織，它經常採取的措施是“限產保價”。限產從資源的均衡利用角度看，或許有壹定道理。但限產的目的是為了保價，保價保住了生產者的利潤，卻妨礙世界範圍內大多數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因為石油產品不單是壹種終端產品，而且是壹種廣泛使用的中間產品，它的高價，抬高了很多企業的生產成本，最終抬高了很多終端產品的價格。
在市場經濟成熟和法制健全的社會中，自然壟斷，行政壟斷，行業壟斷等已不普遍。自然資源壟斷因自然資源日漸枯竭在壹定範圍內還存在。雖然自然資源價格高有利於人類節約日漸枯竭的自然資源，但高價格使貨幣財富迅速流向資源壟斷者手中，卻是不合理的。現代市場經濟，普遍存在的壟斷是技術壟斷（或許還有建立在技術，企業行為和宣傳三者基礎之上的品牌壟斷，因其與文化相關，很難界定其是否為壟斷）。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保護了知識的尊嚴，知識所應獲得的收入，也等於是保護了人類的創造精神，保護了社會發展的動力。所以，不論是擁有技術機密的壟斷企業，還是出賣專利的技術人員，他們所獲得的收入都是較為合理的，知識和技術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中占有較大份額，可以帶來社會經濟的較快發展。但我們現在的知識產權保護期限是不是大長？技術特別是核心技術被長期壟斷，提高了技術類產品的價格，延緩了這類產品消費的大眾化過程。技術壟斷或許是壹種相對合理的壟斷，可能會較長期的存在，我們所能做的，只能是合理的縮短壟斷時限，或建立技術的壹次性購買機制。
市場經濟中的經濟危機是什麼？普遍的觀點是生產過剩。如果說，市場經濟發展初期，由於信息落後，經濟危機是由盲目投資使生產與需求結構不相適應而產生，那麼，在信息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成熟階段，經濟危機則主要是由消費與投資的比例失衡而引起。簡單說來，就是貨幣意義上的貧富差距擴大，而消費意義上的貧富差距沒有被縮小。當貨幣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在社會貨幣量壹定的條件下，意味著社會中大多數人貨幣的減少。如果集中的貨幣不能轉為消費（受消費上限影響）和投資（資本供應大於需求），重新流向社會，形成購買力；或投資被凝固（投資失敗），只能形成壹次購買力無法流轉；或投資進入虛似經濟領域，不能形成實際購買力，會導致社會購買力下降，使需求疲軟而生產相對過剩，於是危機出現了。這種經濟危機的生成過程，實質上也是貨幣向少數人手中集中的過程，同時也是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衡的過程。壟斷型經濟比重越高的經濟中，經濟危機出現的周期越短。現代經濟理論強調政府干預。但擴張性的干預不管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其實質就是向社會注入資金，注入貨幣。無論這些貨幣直接發放到消費者手中，還是通過投資間接轉移到消費者手中，在壟斷型經濟成份占據很大份額的經濟中，這些貨幣雖然開始可以起到提振購買力的作用，但終將大部分又轉移到壟斷者手中，因而會削弱政府干預的效率，進壹步擴大貨幣意義上的貧富差距，累積更嚴重的危機。對於生產者特別是壟斷者來說，擴張性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對他們是有利的，它可以在產品價格保持不降甚至升高的情況下，挽救交易量的下降甚至增加交易量，因而保住他們的利潤甚至增加利潤。
據煤體報道，中國貨幣意義上的貧富差距已超過西方發達國家。這其中有兩個主要原因。壹是行政壟斷型經濟在中國占有很大比重，包括顯性壟斷型企業（如壹些大型國企），和隱性壟斷經濟行為（如行政權力干預微觀經濟活動）。二是中國是擴張性財政與貨幣政策使用力度很大的國家，不但經濟危機時使用，經濟正常發展時也使用，只是力度稍有不同。擴張性財政與貨幣政策使用過程中不斷向社會注入貨幣，可以不斷提振購買力，保持經濟較快發展。但同時這些貨幣，除壹部分通過稅收返還國家之外，大部分轉變為生產者主要是壟斷者手中的財富。所以中國貨幣意義上的貧富差距迅速超過西方發達國家，並不奇怪。而中國則走上了壹條依賴擴張性財政與貨幣政策而非是生產效率提高的經濟發展之路。當政府官員宣稱他們可以控制經濟發展速度，要快則快，要慢則慢時，擴張性財政與貨幣政策就象壹劑鴉片，深深植入中國經濟體內，中國經濟已經難於擺脫政府剌激的這劑鴉片。國人大多看到超發貨幣造成的通貨膨脹，卻很少有人理解到擴張的貨幣政策這劑鴉片對經濟系統創新力的腐蝕和推動貧富差距迅速擴大的影響。
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也有兩種方法。提高大多數人的貨幣收入是壹種。如，通過向富人徵稅，用這些稅收收入，建立窮人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工會組織，改變勞動在收入分配上與資本博弈的弱勢地位，使勞動在分配上獲得更多收入等屬於這壹種。另外，建立自由和充分競爭的市場機制，清除各種顯性和隱性壟斷，促使產品和服務價格降低（在通貨膨脹情況下不降價也是壹種降低），加快高端產品與服務消費的大眾化過程，則是縮小消費意義上貧富差距的另壹方法。實際上，自由和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內在地蘊含著不斷縮小消費意義上貧富差距的機制。經濟的發展，是壹種不斷產生高端產品和服務，又不斷轉變為大眾化消費的過程。如果說，產生高端產品和服務，是經濟進步，而高端產品和服務轉變為大眾化消費則是經濟擴張過程。這壹過程的快與慢，當然與技術進步和生產效率提高相關，但也與經濟的自由度相關。從世界範圍內來看，在市場經濟自由度較高，市場經濟發育較成熟的西方國家，消費意義上的貧富差距已然不大，這可以從高端產品消費（如汽車）已經大眾化，高端服務業（如文化體育產業），已變成大眾產業，便可獲得驗證。
（三）市場主導性分配原則
我國改革開放初期，收入差距開始出現，有“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說法，質疑市場經濟的公平。按照傳統的按勞分配思惟邏輯，搞原子彈屬於複雜勞動，而製作茶葉蛋則是簡單勞動。簡單勞動的收入超過複雜勞動，並不公平。但在市場經濟中，賣茶葉蛋只要賣得好，確實有可能比搞原子彈的收入更高，因為前者遵循的是市場主導性分配原則。市場主導性分配原則產生於市場經濟，是人類結成社會並進入市場經濟之後的分配原則之壹。另壹個分配原則是權力主導性分配原則。人類走向日趨相互依賴的龐大社會過程中，包含有兩種相互具有壹定衝突的組織化和市場化的過程。民族國家（包括政府），集團，生產組織的建立等，是通過組織化走向社會化的，而在出現社會生產分工之後，通過市場交易而非是組織化的方式來實現個體之間的依存和聯繫，也是走向社會化的途徑。事實上，我們現在的社會存在形態，是組織化和市場化交織在壹起的。所不同的是，社會的組織化或市場化比重各異。顯然，當人們更多生活在組織之中，與他人的聯繫是組織聯繫時，他們的收入更取決於組織權力或權力制訂的規則，是由權力主導的；當人們更多生活在非組織之中，與他人的聯繫更多通過市場和交易來進行時，他們的收入更取決於市場，是由市場主導的。
權力主導分配，因權力具有強制性和天然的自肥傾向，很難做到公平合理。特別是建立在暴力而非契約即民主基礎之上的統治權力，主宰著社會分配，是十分容易產生權力或暴力掠奪他人財富的。這種權力主導型分配方式，因其是前市場經濟時代的主要分配方式，並明顯不合理，並不是這裡論述的主要內容。在市場經濟中，由於集約化的效率，很多財富的生成要由集體來進行，取得的財富分配必然要由集體組織內部的權力或約定來確定，這種由生產必須實行組織化所產生的權力主導性分配，在市場經濟中仍然存在，它是導致分配不盡合理的根源。但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中，受市場主導分配原則的影響，會大大降低權力對分配的控制。
市場主導性分配原則，是指生產者獲得的收入，完全由市場和市場中的交易來確定。這裡包含有兩層內容，壹是生產者個體（包括生產組織如企業）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與同樣的生產者相比較，或者說相競爭，是更多更好，還是更少更差，更多更好者比更少更差者獲得更多收入，因為更多更好者在市場中能取得更高的價格和更多交易量。顯然，這是壹種廣義的按勞分配，由此產生的社會個體（包括生產組織）收入出現差距是合理的。壹般而言，能夠生產更多更好產品表明這種生產或勞動是更複雜的生產或勞動，所以，在同樣的生產或職業中，複雜勞動會比簡單勞動獲得更多收入。市場經濟不是反對而是支持能夠生產更多更好並符合市場需求財富的人員，包括資本家，複雜勞動者和其它生產者獲得更多收入。這也是市場經濟產生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
二是生產者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與社會需求是否相匹配。當生產者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總量超過社會需求總量時，會導致產品和服務價格下降，生產者收入減少，甚至為零（即生產的財富沒實現）。反之，當社會需求總量超過生產總量時，產品和服務價格會上升，生產者收入增加。社會供需狀況也是決定生產者收入的主要因素。對不同的生產者來說，他們的收入更多的取決於社會供需狀況，而主要不取決於他們的勞動是簡單勞動還是複雜勞動。製作茶葉蛋只要生產者少而消費者眾，雖然是簡單勞動，收入卻是可能比其它複雜勞動者更高。這與傳統的按勞分配思維並不完全吻合。但反映了市場經濟的公正：它並不歧視簡單勞動者，因為社會需求的很大壹部分是由簡單勞動提供的。只要簡單勞動者向社會提供的勞動或產品符合社會需求，就應該獲得同樣符合社會需求的複雜勞動者壹樣的收入。
市場機制通過價格調節社會生產，是我們熟知的市場理論常識。但價格之所以能夠調節社會生產，是因為價格是生產者收入的體現。不同生產者追求收入的平等，會促使某種生產增加或減少。當某種產品或服務價格（包括工資）下降時，意味著這種生產者收入減少，他就會退出這種生產，而選擇能夠獲得更多收入的生產，從而使這種生產減少，最終會導致這種產品或服務價格上升，生產者收入增加。反之亦然。所以，價格機制不僅是壹種社會生產調節機制，更重要的是壹種社會分配調節機制。在價格機製作用下，社會生產會逼近最優結構，不同生產者之間的收入也會逼近平均水平。當同樣的生產者因技能高低，資本多少，經營水平優劣而出現收入差距時，社會需求變化帶來的價格變化和生產者的自由選擇，會使不同生產者之間的收入均化，從而會遏制社會整體貧富差距的擴大。
過去我們有壹種觀點，認為我國計劃經濟時代農民收入比工人低，是因為農產品的生產是手工生產，是簡單勞動，是較之工業生產效率更低的生產，因而收入更低是合理的，這是為計劃經濟時代政府控制價格剝奪農民辨護。在市場經濟中，只要勞動者在不同生產之間的轉移是自由的，價格是體現社會供需狀況的，不同生產效率的不同生產者（包括生產組織如企業）的收入就會趨於壹致。所以，我國計劃經濟時代農民收入低，不是因為生產效率低，而是因為農產品價格控制和勞動力轉移的非自由。這裡特別值得壹提的是，目前我國壟斷國企職工和國家公務員收入比其它行業高，根本原因在於不完全的勞動力市場。這其中既包含著勞動力向壟斷國企和國家機關流動受制度障礙無法通暢自由，也包含著壟斷國企職工和國家公務員的收入不受職業市場供求影響而被人為提高。如果很多人削尖腦袋企圖進入壟斷國企，和千軍萬馬報考公務員不能導致國企職工和公務員收入的降低，甚至反而升高，則完全的勞動力市場並未建立。由此帶來國企職工和公務員平均收入幾倍高於其它行業勞動者平均收入所產生的貧富差距，正是極富中國特色的非市場化帶來的貧富差距。
在市場經濟中，由於勞動者收入受生產（職業）供求影響，所以除了價格市場化，勞力流動自由化之外，社會經濟的發展，能否為勞動者提供更多的選擇空間，也是能否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的重要方面。當很多人擁擠在同壹種生產如農業之中時，既使這種生產的勞動者收入難以提高，也使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因為缺乏職業選擇空間受到限制。如果生產茶葉蛋者眾，而消費者稀，即生產大於需求，顯然製作茶葉蛋無法獲得較高或正常收入。工業生產的發展拓展了人的需求多樣性，也給大批從事傳統農業生產的人員提供了更多的職業選擇。但是，工業化過程，是用集中的機器生產代替分散的手工生產的過程，因而是組織化的過程。經濟的集中化組織化，迅速提高生產效率，急劇增加社會財富，也降低勞動者的自由選擇空間，使大部分人只能在龐大的組織之中工作，因而對沖了需求多樣性導致的勞動者選擇空間的擴大。所以，在市場經濟中，生產的組織化決定權力主導性分配方式仍然存在。但這種組織內部分配方式，受兩種因素影響：壹是外部市場價格包括商品價格和勞力價格影響，因而與完全封閉的組織內部分配不同。二是迫於外部競爭壓力需要加強內部管理，為了調動員工積極性，分配越來越趨向按貢獻分配，這裡，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出現差別。複雜勞動因其對企業生成財富貢獻更大，獲得更多收入，是合理的，我們不能也無法去消除這種差距。如果研究原子彈與製作茶葉蛋是同壹財富的生產，或者雖不是同壹財富的生產，但處於同壹組織之中，製作茶葉蛋比研究原子彈收入更高，那確實是咄咄怪事。而我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實質上全國既是壹個龐大的行政組織，又是壹個龐大的生產組織，而非是壹個個體生產者（包括生產組織）直接相互交換生產成果的社會，因而並不存在市場主導型分配方式。
顯然，市場對企業組織內部分配的影響大小，與勞動者的自由選擇空間相關。勞動者自由選擇空間大，則市場對企業內部分配影響就大，反之則小。在工業化初期，因為集中化組織化對沖了職業選擇的多樣化，所以工業化初始階段貧富差距擴大，與生產組織化和組織內的權力主導性分配是相關的。但是，當工業化達到壹定程度時，經濟發生了兩種重要的變化：壹是生產的自動化，使傳統社會需求的工業產品可以用很少的人員生產出來，減少了生產組織中的人員，而擴大社會自由勞動者；二是社會需求的日趨多樣化推動了組織化程度較低的第三產業發展，如旅遊業，文化體育服務產業等，它降低了社會生產的組織化程度，使更多人轉變為更獨立的市場主體，他們的收入更決定於市場主導型分配方式。當壹個人脫離嚴密的生產組織，變為生產組織出賣勞動力到向市場出賣勞動，包括壹些非機器生產的勞動產品時，他與壹些大型企業的關係就不是組織關係而是市場交換關係，他的市場主體地位更為獨立，與其它市場主體的交易更為平等，因而他的收入更多受市場主導會提高，這有利於縮小社會貧富差距。比如壹個大型汽車企業的普通工人，在企業中不能獲得與高管相同的收入，如果脫離企業而從事餐飲業之後，只要餐飲業不是供過於求的產業，他比之大型汽車生產企業的高管，雖然或許還是更簡單的勞動，收入卻不壹定比企業高管低。現代社會中中產階級發展壯大的過程，是社會需求向多樣化發展，即第三產業發展壯大的過程，也是社會生產整體組織化程度降低，勞動者職業選擇更自由，市場主導型分配方式擴大影響和復蓋範圍的過程。這會導致貧富差距的縮小。
現在我們正在討論中國的“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劉易斯”拐點的含意是，當農業剩餘勞力向工業轉移完成時，勞力工資會進入壹個上升期。表面上看，似乎是勞力出現短缺導致勞力工資上升，實際上是由於減少農業生產者，而使農業生產者收入提高，工業雇用勞力的價格需要超過起碼要等於農業生產者的收入，從而出現勞力工資的上漲。其實，從工業化向後工業化時代轉變同樣存在壹個拐點，當相對自由的勞動者獲得的收入高於在組織中工作的勞動者時，勞動者就會選擇更加自由的工作。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壯大為這種選擇提供了越來越大的可能性，企業管理者為了留住工人，不得不為工人增加工資。因而擴大了市場分配對企業內部權力分配的影響。所以，勞力工資的上升，並不僅取決市場勞力的供求，而更多取決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使社會需求的多樣性數量，能否為勞動者提供更加自由的職業選擇空間。即使整個社會存在勞動力剩餘，在勞動者具有更自由選擇的情況下，也會抵消勞動力供過於求對勞力工資的大部分影響而提高工人的工資。我想，從工業化向後工業化時代轉變的這個拐點，應是第三產業發展規模的某壹點上，當這壹點到來時，相對自由的勞動者數量超過了在組織中工作的勞動者數量，市場主導型分配方式開始成為社會分配的主要方式，將會使社會貧富差距大大縮小。因為它既使自由勞動者的收入提高，同時又影響到在組織之中工作的勞動者收入提高。現在壹些發達國家貧富差距比之工業化初期有所降低，與第三產業的發展存在明顯的相關。
市場化向縱深的發展過程，是塑造更多數量更為獨立平等的市場主體，使交易不斷拓展廣度和深度的過程。這會降低社會的組織化程度，削弱主導生產組織的資本或技術對生產組織中分配的控制力，甚至會削弱國家這樣的政治組織對社會中分配的控制力，當然也會瓦解權力主導性分配原則，而使分配更取決於獨立平等的社會個體之間在交易過程中的相互制約。
資本與土地，同為生產要素，在經濟生活中，同樣獲得收入（利潤和租金），所以兩者是相同的。但兩者又有很多不同之處，土地是不可再生資源，隨著經濟發展，土地變得日益稀缺，會使土地價格升高。從總體上看，土地是不會出現盈餘的。而資本則不同，它是可以通過積累和轉換（消費資金轉變為生產資本）而增加總量的，所以在不同的經濟發展時段，因資本供應與需求出現不平衡，會導致資本稀缺或盈餘。而從歷史發展過程的總體上來看，資本是逐漸從稀缺走向盈餘的。
現代金融業包括證券業（如股票）的建立和發展，即資本市場的建立和發展，是市場經濟走向完善和成熟的重要體現。資本市場具有以下功能：第壹，它加快工業經濟擴張階段資本的籌集速度，大大縮短工業經濟擴張過程。第二，它使資本持有人廣泛化，中低收入階層的人群，也有機會進入投資領域，所謂“人人都是資本家”，正是資本持有人廣泛化的通俗說法。第三，它建立了壹個運用資本價格來調節投資與消費比例關係的市場機制。當經濟擴張對資本需求增大時，資本價格上升，人們為了追逐資本利潤，會節衣縮食，通過資本市場把消費資金轉變為生產資本；當社會資本總量超出經濟發展需求時，資本價格下降甚至為負，人們就會通過資本市場兌現，把生產資本轉變為消費資金。資本市場的這種功能，給現代經濟帶來壹系列重要的變化。
資本追逐利潤的天性，通過資本的自我積累和資本市場的發展，使社會資本不斷增加。當社會資本總量超出經濟發展需求時，社會資本出現盈餘。這不但導致生產大於供求，促使產品價格下降，加快產品消費的大眾化過程，即加快縮小消費意義上貧富差距的過程。更重要的是，會導致資本價格下降，遏制資本過高的利潤，並迫使經濟結構調整。資本盈餘意味著資本在實業經濟領域難以尋找投資機會，於是壹部份資本會進入投機領域，但大部份資本或直接或通過資本市場會轉變為消費資金。因而擴展了消費市場，和消費需求多樣性的發展。滿足這種消費需求多樣性的第三產業，往往是在社會資本出現盈餘時獲得長足發展。壹般而言，第三產業服務對象開始多是富人，所以，從市場經濟出現貧富差距開始，第三產業也就開始發展。這種發展，既是投資與消費關係的某種調整（富人把超出投資部份的貨幣通過服務性消費轉移給從事第三產業的人員，因而會擴大了工業品或其它產品的消費），也是貧富差距的某種縮小（第三產業的發展增加了就業，並會緩慢地增加就業人員的收入）。但這種發展是緩慢的，只有在社會資本出現盈餘時，第三產業的發展速度才會明顯加快，甚至迫使經濟結構發生變化，改變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
當某種科技突破帶來的壹輪工業經濟擴張過程（如信息技術的突破導致計算機手機生產增加並使其產品消費大眾化的過程），是工業經濟發展的壹個周期。這個過程以資本出現盈餘為界，分前段和後段。前段表現為資本需求增加，經濟增速加快，產品價格高企，企業利潤大增，同時貧富差距也在擴大。但只要新的技術發明還沒出現，新的工業經濟擴張還沒產生，這壹過程的後段則進入壹個調整時，表現為資本出現盈餘，經濟增速下降，產品價格低企，並潛伏著經濟危機。但只要沒有出現失業大幅增加勞力收入下降的惡性經濟危機，這壹時段卻是二三產業結構的市場自動調整，投資與消費比例關係的市場自動調整，較大貧富差距向較小貧富差距的市場自動調整過程。世人偏好工業經濟擴張的前段，殊不知後段也是市場經濟健康發展不可或缺十分重要的自我調整階段。沒有這種自我調整，經濟關係無法理順，會給進壹步的經濟發展帶來很多麻煩。而資本市場的發展和資本的迅速積聚，大大縮小工業經濟擴張的前段時間，增加後段時間，給了市場機制能夠充分發揮作用的較長時間尺度，在新壹輪工業經濟擴張還沒到來之前，完成這種調整。
資本市場的建立和發展，和資本持有人的廣泛化，使社會經濟細胞企業的權力與分配結構產生壹些微妙而重大的變化。雖然產權私有仍是企業建立的基礎，產權責任仍是企業責任的擔當，但在資本市場化和資本持有人廣泛化的情況下，企業的設立和經營決策權逐漸與產權相分離。這首先源於企業建立與經營越來越需要創新性知識與能力，而非是壹般的知識。壹般的知識可以通過學習和購買來取得，而創造性知識與能力與個人素質相關，只有很少的資本所有者才具備這種知識和能力。其次在於資本市場產生之後，資本可以通過買賣產權來實現更為自由的選擇。如果說壹個企業的建立現在仍然是資本所有者特別是企業的主要出資者在發揮較大作用，那麼，企業建立之後，資本所有者通過資本市場可以脫離這個企業（當然也可以不脫離）。這就使企業的經營權力慢慢轉移到具有創新性知識的管理層身上。資本同勞動壹樣，對企業來說，更具有生產要素的特徵，並緩慢地放棄對企業的主導。附著於資本所有權身上的其它權力，如經營權分配權等所謂的資本法權，已大為削弱。
與此同時，企業的分配結構也發生壹些微妙而重大的變化。除勞力工資仍受市場勞力工資影響，企業必須在生成的財富中按市場工資付給勞動者報酬之外，企業生成財富中的另外壹塊在資本與企業管理者或者說知識之間進行分配，資本利潤雖然仍與企業生成財富多少相關，但也摻雜進市場資本價格的影響。而企業管理者由於經營權力的掌管，其知識和能力對企業生成財富的影響明顯，在企業財富的分配中，占據越來越大的份額，由此導致資本利潤減少。現在企業中管理層的興起及其高薪化，證明這種趨勢的存在。資本通過市場流動，其利潤越來越接近資本市場價格，同時也均化了資本投資不同產業的投資回報。顯然，資本的市場化，削弱了資本對企業的控制，而強化了知識對企業的主導。分配緩慢地卻又不斷地向知識傾鈄。比爾* 蓋茨的財富，恐怕更多來自於他的創新性能力與知識，而不是他的資本。
資本盈餘，不僅在微觀上使企業發生權力分配結構上的某些重要變化，從宏觀上看，也使工業經濟時代轉變為知識經濟時代。曾經有壹種形象的說法，說在美國硅谷，只要有人在路上說壹聲我有創意，路邊的樹上立刻就會跳下七八個投資者，爭相投資。這當然只是壹種說法，卻反映了壹種創新知識相對於資本的稀缺，即資本積累速度大大超過創新的發展速度。而其包含的深刻內容，卻是資本與知識關係的變化。後工業時代是知識經濟時代。推動工業經濟時代向知識經濟時代轉變的主要因素是社會資本總量出現盈餘。這是因為資本只是工業經濟擴張而非是工業經濟進步的推動力量，當資本出現盈餘時，工業經濟擴張能夠迅速完成，經濟增長主要依賴經濟進步而非經濟擴張。同時，資本積累速度超過創新發展速度，使資本與知識主客易勢。資本稀缺時，知識轉變為社會財富必須依賴資本，資本盈餘時資本要獲得利潤則必須依賴創新。資本出現盈餘和創新性知識轉變為財富的實踐更依賴個人能力的特徵，使創新性知識特別是個人的創造和實踐能力正在逐步取代資本，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資本正緩慢地退出歷史的中心舞台，資本利潤正日漸變為壹種財產性收入，資本控制經濟的力量大為削弱。而知識經濟時代貧富差距的形成，主要取決於知識特別是創新性知識的差異，並不是資本有無和多少。
當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配權相分離時，所謂資本主義社會就開始解構。列寧說，小生產不斷地大量地產生資本主義（大意），並不準確。在我看來，社會生產由不需要資本的手工生產和分散的小生產轉變為需要資本的機器化集約化生產時，資本主義社會就開始出現。機器化集約化生產因其高效率是經濟進步的標誌和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所以資本主義不可抗拒。而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資本並不會退出社會生產。我們不能用消滅資本（實際上是消滅資本所有權）來消滅資本主義。但資本出現並不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由生產需要資本使社會被資本控制，才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如果資本只是生產的構成要素之壹，而無法左右經營分配，如果資本利潤通過資本市場逐漸轉變為資本價格並使其市場化平均化，則資本主義慢慢就會變成歷史。但是，資本主義的衰退過程並不是，也不應該是壹個暴力的過程，即剝奪資本所有權的過程，因為這種剝奪會導致權力或暴力掠奪他人財富的歷史倒退，所以只能是經濟發展和市場自由化程度不斷提高的過程。這其中，社會資本出現盈餘 ，應是資本主義解構的起點。這裡的盈餘並不是消費資金與生產資本之間比例失衡，從而可能導致經濟危機的階段性資本盈餘，而是用於工業經濟擴張的資本總量，遠遠超出科技進步能夠迅速轉變為社會財富所需資本數量而出現的整體性資本盈餘。現在世界上壹些最先進最富裕的發達國家，由於工業經濟擴張的速度很快，工業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發展正在走向同步，已經隱隱出現這種盈餘。
我們把資本追逐利潤當成資本主義的萬惡之源，而資本能夠產生利潤並追逐利潤會導致社會資本量近乎無限的擴大（包括資本數量和資本持有人的擴大）。壹般而言，生產資本與消費資金的相互轉換（既包括市場利率即資本價格的市場調節，也包括向富人徵稅用於救濟窮人的行政調節），會使社會資本量保持在壹個與社會需求相當的水平，但由於並不是全部的生產資本都具有轉變為消費資金的可能，所以社會資本總量從長期看呈現出無限增加的態勢。馬克思說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但從另壹角度看，資本的無限擴大和資本之間的競爭，會大大削弱資本超出生產要素作用而對經濟的控制力量。所以，從長期看，資本追逐利潤的天性，正在使資本成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幾乎同時生長，所以我們很容易把資本主義經濟產生的貧富差距看成是市場經濟產生的貧富差距。其實，市場經濟並不等同於資本主義經濟。在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生長初期，經濟出現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生產，同以大量資本投入為特徵的建立在專業化基礎之上的機器化集約化生產，是同步發展的。這時強調個人財產權的保護，對市場經濟而言，是阻止暴力和權力掠奪他人財富，是產生平等交易的基礎，而對資本而言，是確立其所有權，因而確立其主導經濟的地位，是資本推動工業經濟擴張的黃金時期。分工和專業化加深市場交易的廣度和深度，專業化帶來的機器化集約化因其高效率強化了資本主導地位，這時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高度壹致，市場經濟產生的貧富差距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產生的貧富差距。
但隨著經濟的進壹步發展，市場與資本的發展逐漸走上歧途。資本主義經濟或其物理表現形式工業經濟的發展邏輯是走向集中化組織化和壟斷，當集中化的發展脫離專業化時，與市場經濟通過細化生產分工使交易不斷擴大廣度和深度而發展產生矛盾。脫離專業化的集中化組織化會阻礙甚至萎縮交易廣度與深度的擴展，而交易廣度與深度的發展會瓦解和削弱脫離專業化的經濟集中化。然而，市場經濟終會戰勝資本主義經濟。這不僅在於如前面所說，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到壹定程度時，在市場作用下，會產生資本盈餘使其自我解構。而且還因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本質上是人的需求和消費向多樣化的發展。當技術發明和工業經濟不斷帶來新的產品，引領消費時，人的需求也在向其它方向（如文化需求，旅遊需求，服務需求等）發展，這些需求有很多並不通過工業生產來提供。滿足這種需求的產業，也是非資本型或弱資本型，非組織化和集中化或弱組織化和集中化，甚至是非技術型或弱技術型的（很多是藝術性的，滿足這種需求的生產是個人的藝術勞動）。這類產業的發展，降低了工業經濟在總體經濟中的比重，正如工業經濟的發展降低了農業經濟的比重壹樣。也推動著市場交易廣度與深度的進壹步發展。所以，它會從更根本上約束和解構以生產集中化組織化為特徵的資本主義，以及資本主義經濟所產生的貧富差距。資本控制社會的資本主義終將變成歷史，市場經濟卻不會變成歷史，而會走向更加成熟。
在自由市場經濟中，當某壹產業資本獲得高額利潤時，其它資本就會湧入，從而會降低先入資本的投資回報；在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條件下，當某壹地區某壹行業勞力工資很高時，其它地區其它行業的勞力就會流入這壹地區和行業，從而遏制這壹地區和行業工資水平的提高，同質勞動的收入趨於壹致；商品的自由流動，使同樣商品的價格趨於壹致，從而使這種商品的生產者，包括資本技術與勞動的收入壹致；等等。市場經濟的常識和實踐告訴我們，市場經濟在產生貧富差距的同時，也在遏制貧富差距的進壹步擴大。
實際上，自由的市場經濟從產生貧富差距的那壹刻開始，同時也內生壹種均衡機制，它通過經濟要素的流動和價格的變化，遏制貧富差距的擴大，也就是說，市場經濟會產生貧富差距，同時通過市場均衡機制的作用，又會縮小貧富差距。而貧富差距本身就是推動經濟要素流動和價格變動的原因，也即是縮小貧富差距的原因。社會就是在這不斷產生貧富差距又不斷被縮小的過程中發展。而且經濟要素包括商品，生產要素，信息的流動越通暢，越迅捷，越廣泛，貧富差距的縮小越快。按照這種市場機制均衡作用的機理，在壹個相對封閉的經濟體內，經過市場機制的長期作用，貧富差距雖然不能被消滅，卻是可能逐步縮小，而達到壹個合理水平。但為什麼在現實生活中，包括壹些市場經濟很發達的國家和地區，貧富差距沒有明顯縮小的趨勢，甚或有擴大的現象？這與全球化有關。全球化使貧富差距的縮小變成壹個全球性的問題，也使貧富差距的縮小進入壹個複雜而漫長的歷史過程。因為全球的貧富差距不僅包含社會個體之間的差距，而且包含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要縮小社會個體之間的貧富差距，首先要縮小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而在縮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的過程中，會影響到社會個體之間貧富差距的縮小，甚或會擴大這種貧富差距。
地區國家之間是怎麼樣出現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的？我們知道，工業經濟發展具有聚集效應。首先集約化生產帶來企業規模擴大，人員增加，其次生產分工導致的專業化，因為之間需要協作，為了降低協作成本，也會帶來經濟的集中，再次工業經濟的集中包含有人員集中，使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也向工業經濟區集中。這是出現城市和大型經濟區域的原因。當由於某種複雜的政治文化制度原因，使某壹地點因為技術發明，資本選擇，地理位置，資源的發現和開採等出現經濟發展優勢，形成壹個經濟發展點時，由於聚集的效應，其它經濟要素如資本技術勞力等受聚集能夠帶來效益的影響，不會在廣闊的地域上均勻分布，而是按照效益原則，選擇向較為發達的地區聚集，由此使這壹地點或地區與其它沒有出現某種經濟發展優勢的地點或地區產生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而經濟要素按效益原則的聚集流動，會使發達地區更發達，不發達地區更不發達。
當然，當這種聚集達到壹定程度時，受土地荷載能力極限影響無法繼續擴大。因為土地是不動產，作為壹種不可或缺的生產要素，是無法聚集的。資本技術的聚集與土地關聯不是特別大，但勞力不但是生產要素，而且是消費主體，他的很多需求如吃住等，需要通過土地來提供，所以他的聚集與土地的容納能力緊密相關。當經濟集中特別是人的集中超出土地荷載能力時，經濟集中的成本就會超出經濟集中的效益，從而迫使經濟要素以經濟發展中心點為軸心向四周擴散。但這仍然是發達地區地域面積的擴大。而且地域面積的擴大，可以容納更多人員，經濟增長在開始階段生產的社會財富，正好可以滿足因聚集而增加的人員和每個人需求增長帶來的消費需求。這正是壹個發達地區的發展過程，區域面積在擴大，經濟在增長，人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不過卻是壹個相對封閉的發展過程。並不會帶來其它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
但是，勞動力向經濟聚集區的流動，受流動距離的加大等因素影響而日漸困難。第壹，經濟聚集區人口密度的增加和勞力流動距離加大使遷徙成本增加；第二，地理距離加大產生語言，生活習慣等對人員流動的文化障礙；第三，當人員流動超過國界時，政治藩籬產生制度障礙，遏制著大部分的人員流動；第四，工業經濟的發展雖然使與土地相關的產業（如農業林業等）生產人員減少，但仍有相當部份的人必須從事這種生產，這些人員必須均勻分布無法聚集。由於上述原因，並不是所有的勞動者都可以流動或很方便流動的，因而必定遏製發達地區的進壹步擴大，這是出現地區或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差距並無法迅速縮小的根本原因。然而同時，對於經濟發達地區而言，在發展到壹定程度之後，也會出現壹些變化。第壹，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到達壹定程度後，生產的商品和積聚的資本大大超出經濟聚集區人員的需求和經濟聚集區經濟發展的需求，需要向其它地區輸出；第二，由於經濟聚集區的經濟發展，導致發展成本，比如土地價格，勞力成本等，已經高於經濟聚集帶來的效益，與不發達地區相比較，資本等生產要素向生產低成本的不發達地區流動，效益好過向發達地區流動。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越大，這種成本差異越大，商品，資本，技術等經濟要素向不發達地區流動的衝動越大，以至於歷史上出現不少發達國家使用武力，來打破不發達國家阻礙經濟要素向其流動的政治藩籬。
經濟全球化的本質就是經濟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完全自由流動。勞力的流動壹般是從不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流動，符合聚集的方向，所以勞力的流動，雖然是在全球化的內涵之中，但這種流動並不是全球化的開始。只有當商品，資本，技術等經濟要素逆聚集方向，而向不發達地區或國家流動時，真正的全球化才開始。全球化究竟有無好處？資本輸出對於輸入國是經濟侵略，還是因為可以解決輸入國的經濟發展資金瓶頸有利於輸入國的經濟發展？商品向不發達國家銷售，是對不發達國家人民的掠奪，或阻礙不發達國家本地民族經濟的發展，還是使不發達國家人民可以消費更好的商品？美國低端製造業向中國這樣的國家轉移，是搶了美國人的飯碗，使中國人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因而是中國人得了好處，還是美國的資本家在中國投資因中國土地勞力等低成本優勢而獲得更多利潤，抑或美國人可以消費中國製造的更低價商品，因而總體上是美國人得了好處？等等。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要素流動，帶來複雜的利益變化，站在不同的社會個體和集團利益角度看，會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認識。它反映了縮小社會個體貧富差距與縮小地區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差距之間，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複雜關係。
如果沒有全球化，發達國家或地區在經歷壹段時期發展後，商品會出現飽和甚至過剩，資本會出現盈餘，技術市場受限無法擴大，因而會出現商品資本技術價格下降，並迫使經濟結構調整，如第三產業的發展，這不但會遏制富人財富的進壹步增長，而且可以使底層勞動者即窮人的收入提高。富人更富受遏制，窮人收入卻在增長，正是貧富差距的縮小過程。全球化是在社會個體或集團追求更大利益的推動下出現的。地區或國家之間出現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本質上是經濟要素價格的差異。人口密度不同導致土地價格差異；收入水平不同導致勞力工資或勞力成本差異；資本盈餘或稀缺導致資本利潤差異；技術水平高低導致技術價格差異等。正是地區或國家之間出現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為社會個體追求更大利益提供了更有利更廣泛的選擇機會，結果會帶來某些社會個體利益的增加。除了勞力向發達國家或地區流動，壹般是窮人為了獲得更多收入之外，資本技術等經濟要素向不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流動，大多是富人為了更富所採取的行為。這會導致某些富人更富。對於發達國家或地區而言，商品資本技術向其它國家和地區流動。會導致其價格難以下降甚至升高，會延緩經濟結構的調整過程，因而不利於發達國家或地區社會個體貧富差距的縮小。這似乎在顛覆著經濟要素流動可以縮小貧富差距的看法。
但經濟要素流動既源於差別，又會縮小差別，這是合乎自然原理的基本規律。不過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要素流動，是逆經濟聚集方向的流動，它源於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流動的效應也是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的縮小，而非是社會個體貧富差距的縮小。甚至這種流動，還會帶來社會個體貧富差距的某種擴大。經濟要素在全球範圍流動，對不發達國家或地區而言，由於技術落後，可以引進和購買技術來加快技術進步步伐；由於資本稀缺，可以引進資本來越過資本自我積累的漫長階段；由於生產快速發展會與市場緩慢擴張產生矛盾，可以藉助世界市場，來緩解這壹矛盾，保持生產的較快發展。所以通過經濟要素的流動，可以加快不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推動國家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的縮小。當我們把貧富差距當作壹個全球性的問題來解決時，地區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的縮小，顯然要高於社會個體貧富差距的縮小。因為只有在地區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縮小的前提下，才談得上全球範圍內社會個體貧富差距的縮小。比如象日本人，現在與過去相比，和美國人的貧富差距在縮小，正是因為日本經濟發展水平正接近美國經濟發展水平的結果。縮小地區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最快捷的方法就是經濟要素在大範圍包括全球範圍內的自由流動，因為這種流動可以使不發達國家或地區能夠縮短經濟自我封閉發展的漫長階段，加快經濟發展速度。所以，即便這種流動會帶來社會個體貧富差距的某種擴大，也是縮小地區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進而最終達到縮小全球範圍內社會個體貧富差距的壹種必要代價。
當我們壹體化的看待全球經濟時，我們實際上還處於市場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工業經濟擴張在發達國家這樣的局部區域可以速度很快，迅速完成，但在全球化背景下，由於擴張範圍加大，難以迅速完成。這既給生產者，資本和技術擁有者提供發財致富的萬千商機，也由於他們的發財致富，推動地區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的縮小。只有在地區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縮小，資本盈餘在全球範圍內出現導致工業經濟擴張在全球範圍內能夠迅速完成，經濟要素價格差異在全球範圍內逐步縮小導致要素流動規模和速度下降時，交易才會從廣度的拓展走向深度的平等化變革，基於全球範圍內社會個體貧富差距的縮小，才會真正開始。顯然，這是壹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
貧富差距是壹種客觀存在，自原始社會解體以來，貧富差距就沒有消失過。而且我懷疑，即便是原始社會，消費意義上的貧富差距還是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我們壹直主張消除貧富差距，也經歷過壹個所謂“平均主義”的時期。從貨幣意義上的貧富差距來看，那時的貧富差距沒有現在這麼大，起碼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就沒有。但從消費意義上的貧富差距來看，計劃經濟時代的等級差距，比如高幹病房，按行政級別配置的住房，汽車，生活待遇等，實質上與現在存在的消費意義上貧富差距的距離並沒有什麼兩樣。比如現在的億萬富翁要看病，最有錢也只能享受高幹病房的消費。物資的分配製降低了貨幣的作用，貨幣上的大體平均與實物分配上的特權，使那段時期成為壹個偽“平均主義”時期。
我想，壹萬年之後貧富差距還會存在。這是因為貧富差距不僅根源於各種社會性制度性原因，還根原於社會個體差異。從理論上看，我們可以消除產生貧富差距的社會性制度性原因，但即便從理論上看，我們也無法消除產生貧富差距的社會個體差異。勤勞的，懶惰的；精打細算的，揮霍浪費的；聰明的，不那麼聰明的，恐怕壹萬年之後還會存在。貧富差距無法消除的另壹原因是非貨幣形態財富的有限性與人的需求無限性之間的矛盾永遠存在。任何壹種高新技術產品或我們稱之為高端消費的產品和服務，在開始出現時總是數量有限，不可能人人得到。而且，高端是壹個不斷發展的概念，傳統高端產品和服務消費大眾化了，新的高端產品和服務又會出現，以至無窮。這些高端產品和服務壹出現，總要有人消費，短時間內又不可能人人消費。從理論上看，我們可以通過均分貨幣來達到人人平等，但即便從理論上看，非貨幣形態的某些財富因其剛出現時有限而無法均分。所以，從消費意義上的貧富差距來看，永遠都會存在。
社會上存在合理的貧富差距並不可怕，因為差距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很難設想，壹個沒有差距的社會能夠獲得發展。比如，現在我們給每壹位貧困者發放壹百萬的救濟金，讓他過上與富豪壹般的生活，姑且不論這種發放具不具有可能性，即便有，這社會能發展嗎？我們需要縮小差距，消滅不合理的差距，但無法也無必要去人為的消滅差距。沒有差距，就沒有社會的發展。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皆因有這高低之差，沒這高低之差，人還能走，水還會流嗎？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不僅因某些非貨幣形態財富有限因而無法實現人人同時擁有，而且還因其會失去經濟發展的激勵，似不可取，所以只是壹種烏托邦。
實際上，我們所說的消除貧富差距的改革和鬥爭，都是或者說只可能是消除不合理貧富差距的改革和鬥爭。那種通過權力和暴力掠奪他人財富，把自已的享樂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社會財富在不同社會個體之間轉移而形成的貧富差距，不僅不符合倫理的基本原則，也不符合經濟發展的激勵原則。這種貧富差距，也是歷史上社會革命發生的原因。但歷史上的大部分革命，如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所改變的不是權力可以掠奪他人財富的體制，只是改變了掠奪的主體。雖然革命勝利時因為在革命中曾用均貧富來動員民眾，所以也會實行壹些均貧富的措施，但在權力掠奪性體制沒變的情況下，這種貧富差距慢慢又捲土重來。這種所謂的革命其實是因為權力可以掠奪他人財富而帶來的爭奪權力的博弈，歷史話語體系中的“逐鹿中原”，形象的反映了這種在革命口號下博弈的本質。革命或反革命的集團，都把土地和老百姓當成 “鹿”，他們血腥爭奪的，是對土地和老百姓的擁有，即能夠掠奪被統治者財富權力的擁有。唯有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在這發展過程中，確立的人的平等自由和財產權的保護制度，以及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才逐漸杜絕了權力掠奪性體制產生的貧富差距，也逐漸杜絕血淋淋的爭奪統治權力的博弈。但市場經濟和個人權利保護，並沒有消滅貧富差距，它只是使貧富差距更合理化。
市場經濟初期產生的貧富差距，主要是資本能夠獲得較大利潤，相較於前市場經濟時代，資本在市場經濟初期是經濟擴張的主要推動力量，通過資本介入，可以大幅提高生產效率，迅速增加社會財富，所以資本利潤比之權力和暴力掠奪的財富更具合理性，但並不就是完全合理的。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資本的原始積累，因為具有很多掠奪的特徵，而被稱為原罪；資本利用所有權派生出來的分配權，壓榨工人工資獲取更多利潤，也是壹種剝削；市場交易過程中由壟斷而產生價格與商品價值的過度背離，也會成為社會財富在不同社會個體之間轉移的途徑；勞資之間過大的貧富差距，不能完全體現勞動的價值；等等。但市場經濟本身具有推動貧富差距不斷走向更合理化的功能。在市場機製作用下，不僅普通勞動者能夠逐漸獲得更多收入，而且資本主導性經濟正逐步過度到知識主導性經濟，分配開始向知識傾鈄。貧富差距在市場經濟程度較高的地區，正在轉變為由個人創造能力高低即知識多少所產生。這種貧富差距比之由資本有無和多少而產生的貧富差距又更合理。知識與勞動獲得更多收入，同時又是對資本獲得社會財富增加部份中較大壹塊的矯正。
歷史的看，貧富差距從權力或暴力掠奪生成，到利用資本獲得資本利潤生成，再到個人知識差異生成，是貧富差距走向合理化的過程，它體現了歷史發展日漸走向公正。但主要由個人知識差異形成貧富差距，並沒有窮盡貧富差距的合理化過程。而市場機制通過構造更多更為獨立自由的市場主體，通過更廣更深的交易，使普通勞動者與知識精英之間過大的收入差距縮小，可以推動社會走向更加公正。貧富差距走向合理化的過程，實質上是通過市場使權力去魅化的過程。市場顛覆了行政權力主宰社會分配的體制，使具有統治和指揮特徵的行政權力，回歸到維護社會秩序和提供公共產品的本位；市場正在削弱資本控制企業分配和操控社會分配的權力，使資本回歸生產要素的本位；市場正在和將要阻礙和防止技術成為操控分配的壹種新的潛在的權力，使技術也只能是經濟發展的要素之壹，雖然是很重要的要素，卻非全部。可以說，市場是權力的天敵。當任何壹部分人都無法把自已的某種優勢轉變為或明或暗的權力，並以此影響分配時，貧富差距也就達到了合理化。
社會走向公正，當然有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如工業經濟比之農業經濟，知識經濟比之工業經濟，都帶來實現社會公正更有利的經濟環境。也有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影響，如民主制度較之專制制度，有社會保障的制度較之無社會保障的制度，是更能保障公正更進步的制度。但核心是所有人自由的充分發展。自由是人類發展的目的，因為自由是人幸福最重要的體現。自由又是人類發展的手段，因為自由是對人的主動性創造性即人類發展活力束縛的解除。自由還是壹種機制，人追求平等的天性和人的自由經濟行為，構成市場機制均衡貧富的基礎，可以漸次推進社會公正。過去我們有壹種觀點，認為自由會帶來人性中惡的方面膨脹，比如資本的貪婪，比如生產者的製造假冒偽劣等。這曾經也被人們認為是產生某種不合理貧富差距的人性原因。其實，人性中惡的方面膨脹，正是有壹部份人的自由沒有得到充分發展所帶來的。如果與資本有依存和交換關係的其它市場主體，如勞力技術等的自由選擇能夠獲得充分發展，如果消費者有獲得信息和用腳投票的更大自由，就是對資本貪婪和生產者製造假冒偽劣的根本約束。顯然，所有人的充分自由正是人類社會自由獲得健康發展的條件。
所以，在市場經濟中，只要人的自由平等權利得到保護和發展，貧富差距並不會激化社會矛盾，它雖然可能會產生某些社會動盪（如罷工，而這正是人的自由權利，也是社會均衡貧富的機制之壹），卻很難產生社會革命。市場經濟越成熟人的自由權利越得到保障和發展的國家，出現社會革命的可能性越小。當然，市場機制均衡貧富的作用，是漸次和長期的。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通過壹些行政權力手段，在市場經濟的不同發展階段，對貧富差距進行某種調節控制，是必須的。如向富人徵收壹定的稅收，用於使社會基本倫理原則得以實現的困難群體保障；在工業經濟發展階段，允許和支持建立工會組織以對抗資本權力（在後工業時代，由於第三產業的發展，工人職業選擇自由度增加，強化了工人個體對抗資本權力的力量，因而正在弱化工會組織的功能）；在市場經濟不夠成熟時，加強監管和行政約束（如反壟斷），以及提供信息服務，防止利益集團藉助某種優勢帶來的權力，在交易中實行對他人的掠奪；等等。但這種調節和控制，不能妨礙人的經濟行為自由，約束人的自由發展，因而阻礙市場機製發揮作用。
從中國目前的情況看，仍然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主要表現是：政府不創造財富卻仍然擁有太大的控制和徵收財富的權力，政府擁有財富過多而社會保障水平卻很低，相對應的是個人財產權沒有受到有力保障，權力掠奪和自肥的特徵仍然存在；行政壟斷型經濟占據國家經濟的很大部份，交易不平等導致財富在不同群體之間轉移形成不合理的貧富差距，競爭的缺乏削弱企業提高效率創造更多財富的動力，也延緩消費意義上貧富差距的縮小過程；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妨礙人的經濟行為自由，生產要素包括資本與勞力流動受制度約束不通暢，要素流動對均衡貧富差距的作用不能有效發揮；等等。這是中國目前貧富差距迅速擴大的根本原因。這種貧富差距甚至比資本主義經濟產生的貧富差距更可怕，它不是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貧富差距合理性的問題。當這種貧富差距相似於前市場經濟時代，又無民主和市場機制對其進行壹定均衡時，不合理貧富差距擴大帶來的社會矛盾，正在積聚巨大的社會動盪風險。所以解決中國當前貧富差距問題最有效和最迫切的，是堅決將市場化改革進行下去，尤其是健全市場經濟的基礎，即強化個人財產權的保障和擴大人的經濟行為自由，而不是倒退回虛有“平均”外表的計劃經濟時代。因為市場經濟不但能帶來效率，而且與傳統理論帶給我們的只是會產生貧富差距，因而無法兼顧公平與效率的看法不同，其實它同時又具有遏制貧富差距擴大並使其不斷走向合理化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