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零年

2010年12月底，以突尼斯的小販穆罕默德·布瓦齊齊（Mohamed Bouazizi）抗議城管侮辱而自焚為導火線，泛中東地區人民對各獨裁政府的不滿迅速轉化為政治性的抗爭行動。僅僅在壹年之內，西亞北非諸國就如多米諾骨牌壹樣，紛紛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罷工、暴動，甚至武裝衝突，有些是要求政府進行改革，還有的則以推翻當時的政權為最終目標。由於這場運動是由阿拉伯地區為主的民眾發起，公開的訴求包括民主化、自由化、社會公平、反獨裁、反腐敗等符合普世價值的目標，因此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美名。

但好景不長，各國的“春天”還未讓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文明的“萬物”生長起來，就迎來了“阿拉伯之冬”的冰封。具體說來，有以下幾種情況：A類：人民的反抗早早即被政府強力鎮壓，如巴林、沙特、卡塔爾、阿聯酋，其中後三國的反抗力量本身就很微弱；B類：國家陷入長久的戰亂之中，宗教極端勢力坐大，和平與民主遙遙無期，如敘利亞、利比亞、也門；C類：民間的反抗並未使政治與社會發生重大變化，基本維持原狀或只有較小變動，如阿爾及利亞、科威特、伊拉克、摩洛哥、阿曼；D類：在民主運動取得勝利後，民主政權成分複雜，伊斯蘭保守勢力壹度躋身權力中樞，軍政府又捲土重來，如埃及。這些國家的民主化進程無壹例外夭折或根本沒有啟動，有區別的只是失敗的時間早晚問題。不過，2014年後，以上各國的人民運動基本已陷入各自的泥潭，革命的春天早已遠去。

更讓人擔憂的是，伊斯蘭保守主義、原教旨主義假借“推翻專制”、“實現民主”的大旗把持了運動的主導權，試圖以“民主自由”為時髦包裝，侵蝕中東壹些國家相對世俗的政治經濟制度、意識形態及社會風貌。而世俗的、進步主義的民主力量在“穆斯林兄弟會”等宗教保守勢力與軍人集團共同擠壓下迅速邊緣化。換句話說，原本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阿拉伯之春”，在絕大多數國家已經改道，並掀起宗教保守勢力回潮的濁浪，以及宗教勢力與軍人集團的權力鬥爭，與運動的初衷及國際社會的期望背道而馳。

但在春去冬返的逆境中，有壹個國家，卻成功的以相對和平的方式實現了民主轉型，並朝著憲政民主和世俗化方向發展，國家沒有被宗教保守勢力單獨把持，也沒有落入軍人集團的掌控之中。它就是“阿拉伯之春”開啟之地--突尼斯。該國的和平轉型得到國際社會的讚譽，參與突尼斯民主化的各主要力量組成的“突尼斯全國對話大會（Quartet du dialogue national）”還獲得了2015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不過，自2011年本·阿里政權倒台後，至今已過了九年有餘，突尼斯的轉型與發展並不順利。雖然相對於其他回歸專制、陷入混亂、宗教勢力或軍政府把持權力的國家，突尼斯是和平、民主的，但內憂外患依舊嚴重。無論是民主憲政制度與法治體系的建設與執行，還是經濟發展和就業形勢，以及意識形態領域宗教與世俗之爭，還有國家未來的方向與前景，突尼斯面臨著多方面的困境。突尼斯經濟和政治危機不時湧現，甚至有“開倒車”的跡象。這壹切都讓這個曾被國際讚譽的民主化樣板國家蒙上了沉重的陰影。

那麼，突尼斯革命的歷史背景和現實動因是什麼？這個共和國經歷了怎樣的變革過程？相對和平的過渡、政治協作與世俗化民主化究竟是通過哪些努力實現的？在轉型中面臨著哪些具體的危機與挑戰？長達近十年的轉型有怎樣的成敗得失？這個位於地中海沿岸、歐非交匯之處的國家，未來的命運又會如何？它的轉型過程對中國有著怎樣的啟示？

   （壹）上古的光榮、殖民的洗禮、專制下的現代化：突尼斯複雜的歷史背景

如今的突尼斯共和國 （Republic of Tunisia法語：République tunisienne阿拉伯語：‎‫الجمهورية التونسية‎）所屬地區，曾經是可與古羅馬分庭抗禮的古迦太基的中心地帶。迦太基名將漢尼拔的出生地就在今日突尼斯的北部。迦太基商業發達，軍事實力也很不俗，是當時地中海地帶唯壹可以與羅馬壹較高下的勢力。但歷經三次布匿戰爭，哪怕漢尼拔壹度兵臨羅馬城下，但最終不敵領土更廣闊、兵勢更強盛的古羅馬，迦太基城也被毀滅。現今突尼斯所在地區，皆成為古羅馬的殖民地。古羅馬帝國滅亡後，此地又相繼被古代的“列強”輪番占據，其中阿拉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占領較久，並對當地的文化、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突尼斯的伊斯蘭化也就是在阿拉伯帝國占領時期開始的。而這個伊斯蘭化的過程持續了壹千多年，直到1878年那場臭名昭著的“非洲問題會議（柏林分贓會議）”後，法國在其他列強默許下占領突尼斯，並於1881年與突尼斯王室簽署了《巴爾杜條約（Traité du Bardo）》，正式取代了奧斯曼土耳其，成為突尼斯的“保護國”。而這時，突尼斯人已經幾乎全數皈依了伊斯蘭教。

法國殖民時代來臨後，突尼斯開始迅速走向現代化。法國在突尼斯建立了初步的工業體系，建設了道路、橋梁、港口等大量基礎設施，而如教育、衛生等公共事業也在法國“操辦”下日臻成熟。其中教育事業取得的重大成功，為突尼斯培養了大批可以投身突尼斯現代化的人才。而法國也著力發展突尼斯與法國本土的貿易關係，並以突尼斯法郎（Franc tunisien）代替美元為官方流通貨幣，將突尼斯納入法國金融體系。最重要的是，法國為突尼斯建立了壹套法式（也略等於歐陸式的）的行政管理制度和司法體系，促進了突尼斯政治和法制的現代化。例如法國保護勞工的法律，如八小時工作制、帶薪休假等進步法令，被普遍推廣到了突尼斯（這在其他國家殖民地是不可想象的）。這壹切都為後來突尼斯的經濟社會發展奠定了基礎。可以說，沒有法國，就沒有後來現代化的突尼斯。

但另壹方面，相對於法國的“嫡長子”阿爾及利亞，突尼斯相對為法國所忽視，法國政府對突尼斯的管制也缺乏經驗，投入的人才和資金都較少，這都讓法國在突尼斯的成就相對打了折扣。雖然法國對殖民地的現代化起到重要推動作用，但沒有哪個民族願意生活在殖民統治下，做二等公民、臣民。而且，由於法國實行“內地延長主義”的殖民政策，不像英國扶植代理人而是由法國人擔任當地行政職務，全面推行法式教育，建立法式政治和法律體系，對突尼斯的政治、司法、經濟、軍事進行全面干預和控制。這導致了法國殖民者與突尼斯人發生更多直接的摩擦、衝突。而長期經受伊斯蘭教思想影響的突尼斯民間主流意識形態，也與大革命後法國主流的世俗主義理念不相容。因此，突尼斯的反殖反法運動從未停歇。而二戰中法國的失敗，也更激發了突尼斯的獨立運動。值得壹提的是，法國大革命中平等、博愛、愛國主義等價值觀，壹方面與伊斯蘭文化相衝突，但也促進了突尼斯人對法國殖民統治的不滿和追求獨立自由的信念。

二戰結束後，世界各國的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湧，法屬印度支那和突尼斯的近鄰阿爾及利亞都爆發了武裝反抗法國殖民統治的運動。法國在殖民地戰爭的失敗和付出的慘重代價，迫使法國政府逐步放棄了繼續維持對各殖民地統治的意圖。經過漫長的談判，法國終於允許突尼斯走向獨立。1956年，突尼斯正式擺脫法國的殖民統治，建立了獨立的突尼斯王國。翌年，突尼斯獨立運動領袖、民族主義者哈比卜·布爾吉巴（法語：Habib Bourguiba，阿拉伯語：‎‫الحبيب بورقيبة‎）廢黜了沒有聲望而腐朽的國王，建立了突尼斯共和國。布爾吉巴也開始了他長達30年的獨裁統治。

布爾吉巴上台後，積極緩和與西方的關係，解決了與法國的比塞大（Bizerte）危機；裁減軍備；大力發展教育和衛生；實行嚴格的政教分離政策，以民事法庭取代伊斯蘭法庭；親身在齋月中的齋戒期飲食作為表率，鼓勵人民擺脫陳規舊習束縛，努力勞動以改變國家的落後狀態。事實上，這些措施大體順承了法國在突尼斯殖民時期推行的政策，只是強化了各項政策的民族主義色彩。在政治上，由布爾吉巴控制的社會主義憲政黨（Parti socialiste destourien，PSD）壹黨專制。布爾吉巴在1960年代試圖效仿埃及等受蘇聯影響的國家，實行國有化、農業集體化等社會主義傾向的政策，但以失敗告終。隨後，他對經濟政策做出了壹些改變，容許經濟有限的、部分的自由化、私有化，但整體仍有國家掌控經濟。1980年代，面對民主呼聲的高漲與社會抗爭的加劇，他放鬆了專制，壹定程度容忍了政治反對勢力的存在。由於布爾吉巴對建國與立國的貢獻，他被譽為“現代突尼斯之父”。

但在布爾吉巴統治後期，由於經濟的衰敗與政治的高壓，人民的反抗此起彼伏，他的壹些妥協不僅未能緩和社會矛盾，還催化了民間反抗力量的成長。與此同時，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也在激化。1987年10月，經過壹場“微型政變”，宰因·哈比丁·本·阿里（法語：Zine el-Abidine Ben Ali 阿拉伯語：‎ ‫زين العابدين بن علي）取代了掌權30年的布爾吉巴，成為突尼斯新壹代的獨裁者。不久後，他將執政黨“社會主義憲政黨”重組為“憲政民主聯盟（Rassemblement Constitutionnel Démocratique，RCD）”，繼續實行壹黨專制。

本·阿里執政後，很快改變了布爾吉巴執政時期左傾的經濟政策，大力推動經濟的自由化、私有化，並對外開放以吸引外國投資。在這點上，他很像埃及納賽爾的繼承者薩達特的所作所為（或者他本就是在效仿薩達特）。這些措施讓突尼斯經濟取得了年均5%的快速增長，被稱為“突尼斯奇蹟”。而在政治上，他放鬆了對新聞出版、勞工運動的限制，也有限的容忍了反對勢力的存在。相對於其他獨裁者，本·阿里被認為相對開明和寬容。但據經濟學人信息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的數據，2006年突尼斯的“民主指數”只有 3.06分（滿分10分），位居167個被統計國家中的135位，2010年即“茉莉花革命”爆發前，“民主指數”更跌至2.79分，排名也下滑至第144位。雖然這類數據只能作為參考，但也反映了突尼斯威權主義色彩很濃厚，本·阿里執政集團的開明是有限的、局部的，充其量是“開明專制”罷了。

經過布爾吉巴和本·阿里兩代領導人的統治，突尼斯成為西亞北非地區經濟發展勢頭相對較好、世俗化程度也較高的現代國家，在教育、衛生、政府治理等領域均為非洲的佼佼者。似乎，突尼斯的前景是光明的，道路也談不上曲折，總體呈穩健的發展態勢。但本·阿里和他的同僚們沒有想到，壹黨專制和威權式政治下，壹場顛覆他們統治的政治風暴即將來臨。

  （二）繁榮穩定表象下的危機：民權限縮、民生困苦醞釀的不安與伊斯蘭保守勢力的潛流涌動

如前所述，突尼斯建國後的兩位領導人，分別為突尼斯的立國與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但同時也壓制了民主、限縮了公民權利，經濟上曾有過長期的萎靡不振，兩位獨裁者都積壓下了大量社會問題，只是由於執政集團和軍隊的忠誠，這些問題在表面被壓制了下去。但血腥的暴亂仍時有發生，如1978年首都突尼斯城的“黑色星期四”抗議演變為騷亂後，軍方鎮壓，導致數十至數百人喪生，近千人受傷。布爾吉巴統治後期，各地都有各種形式的反抗運動，不乏血腥暴力的衝突。

布爾吉巴和本·阿裡面臨的危機都可以大致歸於兩方面。第壹方面，即民權民生領域的問題。在布爾吉巴執政時期，經濟長期萎靡不振，人民普遍貧窮，生活水平較差（尤其和鄰國阿爾及利亞相比）；而本·阿里執政之後，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導致貧富差距的日益加大、階層固化的加深，社會不公現象越發突出、社會矛盾日趨尖銳。

進入21世紀，突尼斯的民生又面臨又壹個巨大挑戰，即人口暴增下就業崗位和人均公共服務供給的不足，這導致了失業率的高企、中下層人民生活水平的實際下降。1960年，突尼斯人口僅有420萬左右，而2010年則暴增至1000萬人，且年輕人占比很高。但人口增速遠超就業崗位增速時，大批失業人群就出現了；而教育、醫療等基本社會供給不足也導致生活質量和再生產能力的下降。而大量“無業游民（或者說是‘被’無業游民）”的出現，正是社會動盪的關鍵前提和重要預兆（事實上，絕大多數被“阿拉伯之春”波及的國家，人口暴增和失業率驟升都是爆發動盪、革命的關鍵甚至決定性因素）。就業率/失業率壹向是社會穩定與否的風向標。2008年，突尼斯的失業率高達14%，青年失業率相對更高。這意味著上百萬人（包括數十萬青年人）處於無工作、無收入、無工作紀律約束的“三無”“危險品”。這些失業人口既推動了後來“茉莉花革命”的到來，也成為革命的中堅力量。

專制與腐敗同樣困擾著突尼斯。據“透明國際”數據，突尼斯的“清廉指數”在2009、2010年分別為第65位、59位，處於中上游，但貪腐情況依舊相對嚴峻。對專制國家而言，專制也意味著“全權政府”，因此責任更大，民怨無法通過民主選舉得到表達，就為社會動盪和革命埋下引線。而專制下問責的不足，也會使民怨越積越多。後來布瓦齊齊自焚及導致的革命，就證明了專制政權與民眾溝通不暢會導致多麼惡劣的後果。

第二方面，則是長期被壓抑的突尼斯伊斯蘭保守主義勢力的捲土重來、興風作浪。法國取代奧斯曼土耳其成為突尼斯殖民者後，伊斯蘭保守勢力始終處於被壓制的狀態。法國殖民當局雖然沒有強制突尼斯人放棄伊斯蘭信仰，但力圖通過西式教育、法式行政和司法體制、工業化等手段，沖淡宗教的影響和遏制宗教保守勢力。這些手段的確取得了壹定成效，但作為壹個幾乎全員信仰伊斯蘭教的地區，突尼斯的宗教保守勢力根深蒂固，難以徹底拔除。

突尼斯獨立後，如上所述，布爾吉巴採取了壹系列積極的世俗化手段，進壹步削弱了伊斯蘭保守勢力在經濟、政治、司法、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的影響。本·阿里繼任總統後，也繼承了布爾吉巴的世俗化政策。因此，突尼斯是西亞乃至全非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壹。

但這不意味著伊斯蘭保守勢力放棄了對權力的競逐、對突尼斯各領域的滲透。傾向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鼓吹“聖戰”的薩拉菲主義（Salafism）派別，就在突尼斯鄉村、受教育程度低、貧窮的民眾中有著深厚的根基，支持者甚眾。1970-1980年代，正值伊朗伊斯蘭革命、沙特瓦哈比主義興起、美國試圖利用伊斯蘭聖戰者對抗蘇聯（最典型即美國支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穆斯林對蘇聯的“聖戰”）三股風潮，伊斯蘭復興運動也在突尼斯興起。1981年，伊斯蘭政黨“伊斯蘭傾向運動(Mouvement de la Tendance Islamique (MTI)）在這股國際風潮下成立，1989年改名為“復興運動（Mouvement Ennahdha）”並沿用至今。而薩拉菲派也在其中。雖然布爾吉巴和本·阿里政府均不承認該黨的合法地位，但其也沒有受到重大打擊。而在1990年代及之後，本·阿里上台，他雖然大體繼承了布爾吉巴的政教分離原則，但對宗教政策比他前任寬鬆，“復興運動”趁機坐大。雖然本·阿里也曾採取過措施打擊伊斯蘭保守勢力，如自1991年起，突尼斯總統本·阿里發動“淨化資源計劃( Plan for the Cleansing of Resources)”搜捕了1萬多名包括薩拉菲主義者在內的伊斯蘭激進主義活躍分子，但仍舊未能斬草除根。

“復興運動”坐大的兩個直接原因分別是其在國內的深耕細織，以及國外伊斯蘭保守勢力的大力支援。突尼斯作為壹個欠發達國家，赤貧人口、受教育程度低甚至連中學都沒有讀完的人口十分龐大。這些人既需要物質上的援助，也需要精神的慰藉。然而突尼斯政府無力幫助這些被城市高速發展拋離的人群，“復興運動”則趁虛而入。政府無法提供福利，“復興運動”就為赤貧的穆斯林提供慈善救助；政府的教育無法惠及農村和城市貧民窟，宗教學校就代替了公立學校的職能；當人們為貧窮、暴力、失業而出現焦慮、抑鬱、精神沉淪的狀態時，宗教保守勢力就將《古蘭經》和聖訓結合現實進行散播，給這些失落者以精神慰藉。某種程度，“復興運動”等伊斯蘭勢力擔當了部分政府職能，而政府又無力解決這些問題，也就對這些睜壹隻眼閉壹隻眼。這在短期有利於政治和社會穩定，但無疑喚醒了自法國殖民以來，在突尼斯被壓制了近150年的伊斯蘭主義的幽靈，為宗教保守勢力崛起、本·阿里政權的覆滅埋下了禍根。

除了內因，來自國外的伊斯蘭保守勢力對突尼斯的滲透、與突國內宗教保守勢力的勾結，也是突尼斯伊斯蘭勢力崛起的重大原因。長期以來，以沙特為首的海灣君主制國家不斷向亞、非各國傳播瓦哈比主義，試圖以極端、暴力、頑固保守的原教旨化思想向各國施加影響，以擴大沙特的國際影響力、對它國社會的操控能力。雖然世界各國有識之士對沙特的行為都深惡痛絕，但沙特財大氣粗，各國的伊斯蘭組織都難以抵擋真金白銀的誘惑。何況，極端的瓦哈比主義與許多國家的激進伊斯蘭團體的價值觀壹拍即合，更是“合作愉快”。這壹切，在突尼斯也不例外。沙特、阿聯酋等海灣君主國壹直視周邊地區的共和國、較世俗化的國家為潛在的敵人。除了國家利益的衝突外，他們最主要的擔心是，這些共和制、世俗化程度高的國家的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的影響，會外溢至他們治下政教合壹、君主專制的國家，導致其政權被覺醒的人民或軍方顛覆。因此，沙特及其盟國如阿聯酋等國在主觀上就有破壞各共和制國家的穩定、傳播極端教義進行滲透的動機。埃及、突尼斯等國對此心知肚明，但沙特財大氣粗，這些較世俗的共和國無力阻遏沙特利用瓦哈比主義實施破壞的行徑（相反，前者有時還需要後者的金援，共和國的領導人們也與海灣君主國有各種曖昧不明的關係）。

面對民權民生危機和伊斯蘭極端主義這兩大挑戰，本·阿里政權的危機日益加深。而美國的布什、奧巴馬兩屆政府又都積極在中東推動民主化，歐盟同樣希望西亞北非實施改革、力行民主。這對於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等富裕的中東產油國影響很有限，但對突尼斯這樣並不富裕、外貿依賴於美歐的國家政權，無疑在“內憂”情況下又添上額外的外部壓力。同時，智能手機的流行、社交媒體的興起，也為革命、動亂、政治衝突提供了催化劑的作用。

    （三）“茉莉花革命”的爆發與本·阿里政權的迅速垮台

2010年，本·阿里政權面臨的挑戰達到臨界點。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這兩個攸關民生的數據居高不下，民怨日益增多；階層與區域發展差距越來越大，社會不公加深；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突尼斯的打擊；本·阿里長達20多年的獨裁統治和裙帶政治讓人民越發難以忍受（如“維基解密”於2009年披露本·阿里家族成員與黑社會勾結）；人口暴增、青年人口占比增加，而這些青年又對現實不滿；此前發生的幾次示威被血腥鎮壓造成的積怨和仇恨……於是，哪怕突尼斯的經濟社會發展已屬區域前列，但革命已山雨欲來。

穆罕默德·布瓦齊齊，是壹位農民的兒子，他全家都靠他壹個人販賣水果和蔬菜維持生計。但他因沒有官方的營業執照而被多次沒收貨物，還被城管人員羞辱（其中他還與壹位女性管理人員口角並被羞辱，這在宗教氛圍濃厚的社會被視為更大的恥辱）。他多次試圖獲取執照和申訴無果。於是，2010年12月17日，布瓦齊齊在當地議會大樓前自焚，被送往醫院搶救。他自焚的視頻和此前的境遇在互聯網上迅速傳播，壹時間民怨沸騰。他的遭遇引發了許多失業青年、被官僚主義和警察暴力激怒的人民的共鳴，隨即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浪潮。

12月28日，為平息民怨，本·阿里親自前往了布瓦齊齊所在的醫院看望了布瓦齊齊和他的家人，並為其家人提供了優厚的工作。次日，他開除了通信部長，改組內閣，承諾改革以試圖挽回民心。但這壹切為時已晚，民憤已難以平息。2011年1月4日，布瓦齊齊不治身亡。此後又有兩位絕望的青年效仿他自殺而死。

緊接著，突尼斯的工會發動全國各地工人罷工，而各大中學校的學生也紛紛走上街頭。此外，還有數不清的失業者、無業者、個體經營者等人自發的，或因社交媒體號召而響應，紛紛走上街頭，全國各大城市全部陷入抗議、騷亂之中。半島電視台評論道，突尼斯的這場“起義”是“貧困、失業和政治壓迫”的“致命結合”造成的，而這“也是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共同擁有的三個特徵”。

而在布爾吉巴與本·阿里統治時期長期遭受壓制的伊斯蘭保守勢力也趁機鼓動國內穆斯林反抗專制統治。早在2005年，伊斯蘭保守勢力就與左翼反對派聯合發動絕食抗議，以對抗本·阿里政權。而“茉莉花革命”爆發後，以“復興運動”為代表的伊斯蘭保守勢力也與突尼斯另壹主要反政府力量左翼勢力遙相呼應，達成了短期的默契，哪怕二者有著長久而根本性的互斥、對抗關係。

面對如潮的抗議，本·阿里壹方面承諾改革，包括增加就業崗位和發展經濟，另壹方面調動警察對各地抗議者進行了殘酷鎮壓。而抗議者也同樣以暴力還擊，襲擊警方、政府和執政黨的工作地，衝突逐漸白熱化。同時，抗議的政治色彩也越發濃厚，由反貧困、反失業轉向要求本·阿里和他的執政集團下台。據國際機構統計，截至到1月中旬，已有至少66人死於警方鎮壓和各種衝突之中。但抗議浪潮反而更加高漲。當時剛剛興起的如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社交媒體，在鼓動民眾上街、串聯抗議中起到重大作用。本·阿里政府的輿論控制已完全失效，國營傳統媒體失去了以往引導輿論的能力。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興起後，在政治上第壹次產生了巨大且具顛覆性的影響，就是以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為起點的“阿拉伯之春”（當然，在2009年，伊朗曾爆發“Twitter革命”，是社交媒體在大型政治運動中的“首秀”，但其影響有限，且以失敗告終）。這也標誌著信息化時代民主運動的形式、手段開始有了質的變化。

1月14日，本·阿里宣布解散政府和提前舉行大選，但已無濟於事。突尼斯軍方拒絕支持本·阿里，甚至部分軍人倒向抗議的人民，保護他們免受警察的傷害。此外，還有軍官發動了叛亂。於是，就在當天，本·阿里即乘飛機逃離了突尼斯，飛往沙特避難。此後數日，本·阿里的親信紛紛被捕或出逃。而壹些忠於本·阿里的死硬分子，製造了壹系列暴力行為，尤其效忠本·阿里的總統府衛隊與前來鎮壓的軍隊發生激烈戰鬥，前者最終被殲滅，其他動亂也被半武裝起來的革命民眾及支持革命的軍隊平息。至此，本·阿里在突尼斯23年的統治壽終正寢。

（四）革命後的紛亂與各政治勢力的登場

本·阿里逃離後，突尼斯出現了短暫的政治真空。如前所述，在此期間還發生了壹系列混亂和暴力衝突。但很快，由原執政集團幾位主要內閣成員迅速控制了局面，並宣布將組建臨時政府和舉行大選。同時，從伊斯蘭主義者到世俗派系，從左翼的進步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乃至托派，到右翼的民族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以及本·阿里舊政府的高官、精英，各政治勢力紛紛登場，摩拳擦掌的意圖搶占“後本·阿里時代”突尼斯的權力、影響力和話語權。在本·阿里倒台、黨禁解除後，突尼斯壹下子出現了80多個政黨。壹時間，群雄逐鹿，千帆相競。

在眾多政黨中，最具實力的，無疑就是前面提到的伊斯蘭主義政黨“復興運動”。如前所述，由於它在占突尼斯人口大多數的受教育程度低的、貧困的、保守的穆斯林中影響力巨大，且在布爾吉巴--本·阿里時代就深耕細織，根基深厚。

當專制倒台、黨禁解除，其潛力被迅速釋放出來，號召力、動員力、影響力無可匹敵，成為突尼斯名副其實的第壹大政黨。它的創始人拉希德·加努希（法語：Rached Ghannouchi ；阿拉伯語：‎‫راشد الغنوشي）也迅速返回突尼斯，積極投入到政治活動中。“復興運動”的意識形態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代表了突尼斯國內主張伊斯蘭化的宗教保守勢力。而“復興運動”的創始人和靈魂人物加努希更是保守的薩拉菲主義者，敵視世俗主義，反對女性參政和工作，甚至主張壹夫多妻制。他還在布爾吉巴時代多次參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暴力活動。

相較於“復興運動”，其他政治組織的實力都遜色許多。法國殖民歷史和布爾吉巴--本·阿里執政期間的突尼斯，世俗化力量也在成長，但總體呈壹盤散沙、各自為戰的狀態。而且這些政黨大多長期處於非法狀態。本·阿里政權倒台後，世俗主義、左翼政黨紛紛湧現，但能在突尼斯政壇和社會占有壹席之地的，則寥寥無幾。其中相對實力最強的，是中間偏左的保衛共和大會黨（Congrès pour la République）。在本·阿里時代合法但受壓制的左翼溫和自由主義政党進步民主黨（Parti démocrate progressiste），則是又壹股有壹定影響力、組織機構健全、參政經驗較豐富的世俗左翼政黨。相對更左的還有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勞工與爭取自由民主論壇（Ettakatol）”。此外，以馬列主義為綱領的共產主義政黨突尼斯工人共產黨（Parti communiste des ouvriers de Tunisie）（後改名為突尼斯工人黨（Parti des travailleurs））），則代表著突尼斯國內總體實力不強、但在產業工人和赴法留學生中頗具影響力的極左力量。

而右翼力量大多聚集於伊斯蘭政黨“復興運動”，其餘的只有相對世俗化、持自由保守主義立場的“民主聯盟（Alliance démocratique）”具有壹定影響力。

總體而言，代表伊斯蘭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右翼力量相對集中（即以“復興運動”為最主要政治組織），政治綱領也較為明確和固定，即建立壹個伊斯蘭民主主義（‎ديمقراطية إسلامية）國家，將伊斯蘭教價值體系和伊斯蘭教法貫穿於國家大政與社會民生；左翼力量則明顯分散，黨派眾多卻難以團結，除堅持世俗主義的大原則和中間偏左的總體傾向外，在更細的政治光譜和具體訴求上均有明顯差異。

但另壹方面，各世俗黨派忌憚於“復興運動”的實力，也醞釀著有限的聯合，避免突尼斯走向伊斯蘭化。最終，在制憲會議選舉前，世俗政黨實現了鬆散的聯合。而“保衛共和大會黨”的主席蒙塞夫·馬爾祖基（Moncef Marzouki）是世俗陣營最主要的政治人物。

馬爾祖基是醫學專業出身，還曾是著名醫療專家。後來，他投身政治，在國內外參與和創建了多個關注人權問題的組織，關注兒童、殘疾人權益，也涉足公民教育、醫療衛生發展等社會問題，並與本·阿里獨裁政權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後來，他因試圖參與總統選舉而被拘捕、軟禁，2001年被流放。與“復興運動”的加努希壹樣，馬爾祖基也是在本·阿里政權剛剛垮台之時，就迅速返國並參與到政治競逐之中。

除了伊斯蘭宗教勢力、世俗反對派，還有壹股“未死不僵”且實力強勁的力量，就是前本·阿里政權的官僚和精英階層。雖然本·阿里政權垮台，其最核心的親信和死硬支持者大都被捕、被殺或逃亡，但還有人數更多的技術官僚和舊時代既得利益階層繼續控制著突尼斯的經濟、軍事、科研、文教衛生、能源等重要領域，甚至還握有壹部分政治權力。他們壹方面願意和本·阿里“劃清界限”，另壹方面當然希望保留自己的職位、利益，乃至特權。歷經布爾吉巴和本·阿里長達50多年的專制統治，反對派長期遭受打壓，後者很少有人有從政經驗。因此，新政府不得不“留用”大部分本·阿里政權的政治精英。這當然招致了許多民眾尤其激進抗議者的反對，但主要的反對派均選擇了妥協。因為新政權是離不開這些規模龐大、根基深厚、經濟社會資源充分、從政經驗豐富、在許多專業領域中短期內無法替代的舊時代官僚和精英的。

伊斯蘭主義者、世俗政治反對派、舊政權官僚和精英，成為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後最主要的三股力量。而每股力量內部都有著複雜的派系；三者之間亦有著微妙的競合與恩怨。

   （五）過渡政府的成立與制憲會議選舉

本·阿里逃亡後，眾議院議長福阿德·邁巴扎（Fouad Mebazaa）根據憲法委員會的決議擔任臨時總統。因為憲法委員會委員和邁巴扎本人均為舊政權的成員，他被革命民眾視為本·阿里政權的殘餘，遭到猛烈抨擊。但在他宣布退出本·阿里的政黨“憲政民主聯盟”政治局、改組舊內閣、承諾推進民主和儘快進行制憲選舉後，他得到了反對派的認可，成為突尼斯過渡時期的國家元首。

壹個月後，突尼斯政壇老將，從布爾吉巴時即先後擔任多個要職的貝吉·卡伊德·埃塞卜西（Beji Caid Essebsi）被任命為政府總理。埃塞卜西雖為舊政權高官，但壹向重視人權，思想較為進步和世俗化。而且他主要在布爾吉巴時代被委以重任，本·阿里對他明升暗降，與他並不親近。因此，他得到反對派尤其世俗主義者的支持，成為突尼斯過渡時期的二號人物。而他的內閣經過換血，更換了部分本·阿里逃亡前任命的內閣成員，形成了舊官僚和反對派並存的局面。

經過政壇各方的磋商，最終決定於當年10月舉行制憲會議（L'Assemblée nationale constituante tunisienne,ANC）選舉，以制定新憲法和實現向民主化的過渡。它同時也具有選舉總統（制憲會議後第壹任總統由制憲會議間接選出而非普選）、決定重大決策、監督政府等職能和權力。它類似於國會，但又比國會有額外的職權，如制定新憲法和選舉總統。

因此，各方積極備戰制憲會議選舉，都試圖增大己方在轉型期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最大程度參與甚至主導新國家國本－新憲法－的制定，為己方在新時代突尼斯的政治參與、執政奠基。

如前所述，伊斯蘭主義者、世俗反對派和舊政權精英是參與競逐的三股主要力量。當選舉方案和日期確定，他們就各顯神通，全力投入到選戰之中。而這三股力量各有長處和軟肋。

對伊斯蘭主義者而言，其伊斯蘭化理念贏得了虔誠的穆斯林民眾的擁護，在基層和廣大鄉村得到普遍支持；而數十年的深耕細織，也讓他們有更強的社會動員能力。這些前面已有提及，不再贅言。但其伊斯蘭主義價值觀同時也讓世俗派民眾感到恐懼不安。黨首加努希將“復興運動”比作土耳其埃爾多安的“正義與發展黨（AKP）”，聲稱不會學習塔利班和沙特那類政教合壹的模式，而是效仿土耳其、馬來西亞和印尼，將伊斯蘭主義與現代化結合。加努希還承諾，將給予女性墮胎和參政權利。但由於其諸如將政府、司法機構、媒體、軍隊全面伊斯蘭化以控制國家的企圖，大肆發展薩拉菲主義信徒等主張，以及長期堅決反對婦女有權工作和接受教育的原教旨主義理念，讓世俗主義者深為警惕。此外，加努希及“復興運動”對外對內、公開和私下、面對媒體和在清真寺……在不同場合和環境，採用兩套相悖的措辭，也讓世俗主義者普遍質疑其承諾推行民主、保障婦女權利、實行政教分離的誠意。

與伊斯蘭主義者相反，世俗反對派的主要支持者是城市的中產階級、知識階層。此外，左翼世俗派還在突尼斯的產業工人中有著相當的影響力。世俗派主打的口號是法治、自由，其中左派強調社會公平和普惠保障，右翼則以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吸引支持。世俗派的政治理念與政策主張較為理性和科學，可行性和可持續性都更強。但是世俗主義在人數眾多的下層居民尤其鄉村居民中根基較薄弱，難以與“復興運動”等伊斯蘭政黨競爭。此外，世俗派勢力相對多元和分散、世俗左派與世俗右派存在明顯政綱差異等，也使得他們缺乏團結性，整體的實力也因之被削弱。

舊政權人士則以低調的方式參選。他們深知腐朽專制的舊政權不得人心，因此選擇“借殼上市”，讓反對派人士、媒體人穆罕默德·哈姆迪創辦了“人民請願黨（Popular Petition)”並在台前活動，舊政權人士則在新政黨旗幟遮掩下暗暗發力。舊政權人士在權力、金錢、人脈、知識和經驗、執行力等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即便有不乾淨的過去，這些資源優勢也足以讓他們在制憲會議中占有舉足輕重的比重。

2011年10月23日，突尼斯舉行了制憲會議選舉，共決出217個席位。最終，“復興運動”以89席獨占鰲頭；保衛共和大會黨奪取29席；“人民請願黨”得26席；“勞工與爭取自由民主論壇”獲20席；進步民主黨獲16席。其餘席位被其他小黨和無黨派人士瓜分。

根據選舉結果，伊斯蘭政黨“復興運動”成為當之無愧的第壹大黨，但未能超過半數（109席）；世俗主義政黨得票分散，但合計席位依舊可以與伊斯蘭勢力分庭抗禮。而與舊政權關係密切的勢力也成功躋身民主體制下的代議機構。

而新政府的組建更是伊斯蘭主義者與世俗主義者妥協的結果。經過雙方協商和投票，選舉保衛共和大會黨的蒙塞夫·馬爾祖基為突尼斯共和國的新壹任總統。作為交換，“復興運動”的秘書長哈馬迪·傑巴利（Hamadi Jebali）被任命為總理，並組建了由兩派三政黨共同組成的聯合政府。其中，“復興運動”占據內閣近半數職位，保衛共和大會黨和“勞工和爭取自由民主論壇”及7名獨立人士獲得其餘內閣職位。

    （六）聯合政府、混合政策、多方競合：民主政治根基初立下的突尼斯

由伊斯蘭政黨和世俗主義政黨組成的聯合政府建立後，突尼斯正式進入民主憲政的過渡期。在過渡期內，新政府和制憲會議肩負著制定新憲法、確立民主政治框架、清算和解決專制時期遺留問題、振興經濟解決失業、捍衛人權和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等各項任務。

首先，在制定新憲法問題上，各方就陷入激烈的爭議。結果，2011年12月，各方通過了壹個專為過渡時期而制訂的臨時憲法，而正式憲法的制定和頒布則被推遲。臨時憲法確立了三權分立和法治原則。由於政治爭端和對立法者的暗殺（如參與制訂者穆罕默德·布拉米（Mohamed Brahmi）於2013年7月遇害），原本壹年內完成的正式憲法，直到2014年1月才得以頒布。它成為突尼斯1861年憲法、1959年憲法後的第三部憲法。

憲法規定，以伊斯蘭教為國教，但同時保障信仰自由和男女平等；實行半總統半內閣制；主張建立壹個開放透明的政府；可持續利用資源和保護環境；打擊腐敗、權力下放等。因為憲法未以伊斯蘭教教義為基礎，而是基於世俗法典，因此被認為是阿拉伯地區最進步的憲法之壹。但同時，憲法也限制人們對宗教的攻擊和批判。這可視作教派主義者和世俗主義者的妥協。

雖然該憲法仍有不少爭議，但整體上得到了各方的認可，是突尼斯各政治派別經過爭執與妥協並達成共識後的結晶。臨時憲法和正式憲法的相繼頒布，也意味著突尼斯政治轉型逐步走上法治和制度化的軌道。

根據選舉結果和憲法原則，突尼斯實現了三權分立、多黨制、責任制政權的建立，與本·阿里的專制時代正式告別，走向民主政治。但這只是制度和法律中的表層。長期的專制主義影響下的突尼斯，民主政治的實現當然不可能壹蹴而就。

而對於舊政權的清算，新政府持非常克制的態度。雖然突尼斯成立了“真相與尊嚴委員會（Instance Vérité et Dignité）”，但相關工作進展緩慢，成就有限。面對堆積如山的申訴（截止2016年，委員會接到27000多個個案），委員會主要是提供微薄的救助而非懲辦罪犯。此外，對於前政權腐敗和挪用公款問題、進行“經濟與金融和解”問題等也是委員會處理的重點問題，但都沒有取得理想的成果。國家也沒有對舊政權的各級軍政官員進行大規模審判，而是吸納了舊政權的官僚參與到新的政權中來。這壹方面減少了來自舊勢力的阻力和轉型直接損耗，卻也讓舊政權各種殘餘更多的遺留了下來，成為新政權的壹個包袱。

提振經濟、解決失業，新政權面臨著與舊政權同樣的挑戰。甚至說，民主政府的挑戰更大。因為民主轉型期政治動盪、社會控制力下降、各領域新舊交替等因素，均對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專制政權雖然腐敗，但在發展經濟方面也有其相對有效率、穩定性強的壹面。而民主卜興之時，民間有著巨大的權力真空，國家對經濟的管理與服務相對缺位。這與民眾對新成立的民主政府很高的期待產生顯著的矛盾。人民繼而產生失望與不滿，導致政府的權威和管制力進壹步下降。

於是，失業率高企、物價飆升、治安惡化、社會秩序混亂……轉型期的種種問題都浮現出來，讓新政府焦頭爛額。這也是許多經歷革命後民主轉型國家的通病，是難以避免的陣痛。革命後的突尼斯GDP壹度負增長，後恢復正增長但增速緩慢。而高失業率問題（多年以來壹直高達15%）迄今未得到有效解決。總之，民主後的突尼斯經濟不容樂觀。甚至可以說，相對於民主政治的發展，經濟領域成為拖累突尼斯轉型的短板。

反過來說，民主轉型後的突尼斯雖在經濟上沒有取得成功，但在政治民主化與多元化、軍隊國家化、社會保障普惠化等領域都是成功的。最難能可貴的是，突尼斯實現了和平過渡而未爆發大規模流血衝突甚至內戰。

   （七）“突尼斯全國對話大會”中的四大組織：和平轉型的中堅力量

而實現這種和平過渡的壹個關鍵因素，就是突尼斯自專制時期就有著強大的工會、行業協會等民間組織。這些非官方的組織機構在社會轉型、公民社會建設、推動民主法治等過程中有著重要作用。其中，獲得2014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突尼斯全國對話大會”及大會中的相關四方，即突尼斯總工會、突尼斯貿易與工業手工業聯盟、突尼斯人權聯盟、突尼斯律師協會，就是這些民間組織中的佼佼者，也是突尼斯民主轉型中的中堅力量。

以其中最主要的、最大的組織突尼斯總工會為例。突尼斯總工會成立於還是法屬時期的1946年，可謂歷史悠久。突尼斯獨立後，突尼斯總工會與專制政府既有對抗也有合作，成為突尼斯國內壹支極為重要的政治力量。它與突尼斯人權聯盟等組織為合作關係，相互支持和扶助。作為工會，自然將維護工人和職工利益為首要訴求。它雖然在專制政權下屢遭打壓，但頑強的生存了下來並保持了相對獨立性。

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期間，突尼斯總工會對革命的支持和參與，對革命的和平勝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革命後的臨時政府也邀請它的主要成員擔任三個部長職務。但在公眾不滿的壓力下，他們最終選擇辭職，並造成了內部分裂。但它依舊是突尼斯國內最具影響力的公民組織，是各主要政黨外最大的政治勢力。

突尼斯總工會還是突尼斯左翼力量的大本營。作為深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組織，它培育了許多持左翼立場的政治活動人士和基層民眾。這為突尼斯民主革命的勝利和民主化建設提供了大量人才，為民主轉型做出了重要貢獻。就培養革命的群眾基礎和人才方面看，它是貢獻最大的力量，超越了其他所有政黨和組織。它還是突尼斯公民維護權利、參與政治最主要的平台之壹，是民主化之前公民社會的演練場，也是民主化過程中民主政治建設的前沿陣地。

而其他三大民權組織同樣起到重大作用，只是力量上次於突尼斯總工會。突尼斯貿工聯盟動員了多個行業的專業工人，補充和強化了突尼斯總工會的力量；突尼斯人權聯盟重點參與國民權利保障和人權監察工作，並推動對專制時期遺留問題的清算和反思；突尼斯律師協會則為突尼斯民主轉型和公民社會建設提供法律支持，推動維權運動的開展和民主政權的法治化。

總之，“突尼斯全國對話大會”的四方，通過專業化的經驗和能力、利用組織的力量，將革命後混亂的突尼斯拉入變革的正軌，並減少了內耗與動盪，將民權運動正規化組織化，以各種形式為突尼斯民主轉型做出卓越貢獻。更可貴的是，這四大組織相互對話合作，而非互相拆台，將突尼斯國家利益和公眾利益置於其組織利益之上。

“突尼斯全國對話大會”有關四方及其在革命前後、轉型時代的作為及表現出的品格，是非常值得其他國家致力於推動民主化與社會進步的人士學習、借鑑的。

    （八）世俗與宗教的較量與妥協

雖然經過妥協，突尼斯的世俗力量和宗教勢力分享了政治權力，也制定了帶有壹定宗教色彩的世俗化憲法，但兩派勢力之間的鬥爭並未中止。相反，隨著經濟不景氣和社會陣痛，雙方的政治角力很快迎來新的高潮。

新的衝突的導火索是壹起政治暗殺事件。2013年2月，突尼斯人權律師、政治活動家喬克里·貝萊德（Chokri Belaid）遭槍擊身亡。而他作為世俗派人士，生前壹直致力於反對伊斯蘭極端主義，因此遭到保守派宗教勢力的嫉恨。而後來根據警方調查，殺人者確實為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者，且與前述的伊斯蘭政黨“復興運動”有關。

這隨即引發了世俗派人士的大規模抗議。突尼斯全國範圍都爆發了反對“復興運動”及保守伊斯蘭主義者的抗議和騷亂，“復興運動”的壹些辦公地點遭洗劫和燒毀。總統馬爾祖基和總理傑巴利均對貝萊德遇刺表示哀悼，但仍未平息局勢。

這時，作為“復興運動”在政府的代表，傑巴利作出了妥協。他決定改組政府，將由伊斯蘭主義者為主的政府改組為技術官僚主導的過渡政府，直至下屆大選。而“復興運動”內部反對他的辭職。但傑巴利還是主動辭去了總理壹職。這反映了“復興運動”內部溫和派與保守派的分歧。傑巴利最終辭職和內閣的改組，證明了其黨內溫和派的勝利。

這次妥協至關重要。它避免了伊斯蘭主義者和世俗主義者爆發大規模衝突甚至內戰的可能，維護了突尼斯的和平與民主。

緊接著，在2014年的大選中，以傑巴利為首的“復興運動”溫和派力挺世俗派人物馬爾祖基為候選人，“復興運動”不參與總統選舉。雖然最終馬爾祖基敗給了另壹世俗派候選人、突尼斯呼聲黨的貝吉·卡德·埃塞卜西，但終歸是世俗派勝出，避免了伊斯蘭保守勢力坐大，有利於突尼斯維持世俗民主。這與埃及等國革命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得勢、國家陷入伊斯蘭主義者和世俗派軍人的爭鬥，形成鮮明對比。其中，傑巴利等溫和伊斯蘭主義者向世俗派的妥協功不可沒，也難能可貴。

新興世俗派的崛起，也對宗教勢力形成制約。在2014年突尼斯議會選舉中，由多個世俗派人士和組織聯合成立的“突尼斯呼聲黨”，以37.56%對27.79%擊敗了伊斯蘭主義的“復興運動”，奪取86席成為第壹大黨。這也意味著，突尼斯世俗派通過民主選舉的和平手段，捍衛了突尼斯的世俗化，抵禦了包括薩拉菲主義者在內的伊斯蘭原教旨勢力的復興。

相比埃及的“軍官團”以武力推翻伊斯蘭民主政權、利比亞陷入宗教勢力、世俗派系、地區部落等多方內戰，以及其他經歷“阿拉伯之春”國家的混亂與血腥，突尼斯在解決宗教與民主、國家走向保守還是現代時選擇的方向和實現的方式，無疑是成功的。

突尼斯和平的走向世俗化道路中，宗教勢力中的開明派如前“復興運動”成員傑巴利等人主動向世俗派的讓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們沒有壹味固守宗教教條，更沒有以暴力手段充當原教旨衛道士，而是看清時代的大勢，與世俗勢力壹道建設現代化的民主突尼斯。在少數保守頑固勢力試圖以暴力阻止世俗化時，他們毅然與其劃清界限，站在和平與正義壹邊。這值得世界上許多被宗教問題困擾的國家各政治派別仿效。

另壹方面的原因，則在於突尼斯世俗力量根基深厚和善於應變。如前所述，與大多數阿拉伯國家不同，突尼斯深受法國啟蒙運動和大革命影響，進步主義勢力力量始終強大，組織化程度高、動員能力強。這使得進步勢力在與宗教勢力的較量中，有充分的議價能力，並讓原教旨分子不敢輕舉妄動。而突尼斯世俗勢力積極使用和平方式和談判的手段，達成政治目標，也展現了政治手段的靈活和成熟。

總之，在世俗勢力和宗教勢力的爭鬥中，各自都做到了妥協和互諒，這對突尼斯實現了較為平穩的過渡，避免了像許多伊斯蘭國家在“軍事世俗專制”和“伊斯蘭原教旨民主”的政治怪圈中旋轉，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世俗勢力與宗教勢力的較量已不存在。相反，雙方的爭鬥仍舊激烈。但雙方都選擇通過議會途徑和公民運動渠道等方式表達和實現訴求，而減少訴諸暴力和政治陰謀。

    （九）國家經濟轉型的失敗和導致經濟困境的多重原因

如果說突尼斯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轉型是成功的，那麼經濟轉型則是失敗的。2011-2019年，突尼斯的年均經濟增長率不足1.5%，人均GDP增速同樣低迷。這與本·阿里執政黃金時期5%的經濟增速有相當的距離，也低於2000-2010年年均約3%的增速。世界銀行對當今突尼斯的評價是：“儘管在朝著開放、民主的施政體制邁進的政治過渡方面取得重要進展，但經濟過渡並未跟上步伐”。

這似乎驗證了壹些中國學者和觀察人士所說“政治民主會帶來經濟混亂和倒退”的說法。但細究起來，並不是這麼簡單。

首先，除2011年之外，突尼斯民主化後經濟壹直處於正增長狀態，哪怕增速很低，這對於經歷轉型陣痛的國家已殊為不易。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蘇東許多國家經濟曾以5%-10%的速度下滑，有些國家甚至處於“休克”狀態。相較於蘇東，突尼斯革命和轉型期的經濟已算是穩定的了。

更重要的，是突尼斯革命後經濟趨緩有著複雜的原因，而非簡單的“民主導致混亂”。

第壹，突尼斯經濟惡化，在專制時期已埋下禍根，只是於革命後顯現而已。本·阿里執政後期，腐敗嚴重，經濟結構不合理，社會分配不公，消費動力不足，都造成了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低下。這註定使突尼斯經濟無法繼續保持較快增長。也正是因經濟的疲軟，失業率的高企，促成了革命的發生。因此，我們不能倒果為因的認為是革命與民主化導致突尼斯經濟衰退，而是突尼斯經濟早已呈衰敗狀態，革命的震盪讓它更明顯也更早的顯現出來了。同樣，1990年代的蘇東也是如此，是先有經濟危機，才有政治動盪，而不是相反。

第二，突尼斯革命和民主化後，需要進行經濟正義工作，包括沒收非法收入、進行必要的財產再分配等。這不可避免的導致原來的經濟系統出現停滯和紊亂。但這樣的工作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須的，因為經濟正義、分配正義是社會正義的壹部分，是革命和民主化的目標之壹。以前即便經濟更好，但大多數收入都落入貪官污吏和依附獨裁者的奸商腰包，那樣的經濟發展又有多少意義？而且如前所述，人們革命的原因就是貧富差距拉大和社會不公，不進行合理的再分配，那革命的意義何在？即便這需要在中短期犧牲經濟的較高增長，也是可以接受的。

第三，國家經濟政策缺乏系統性和效率。革命後，突尼斯並未有效改革經濟結構、提高政府效率。政治改革的同時，經濟改革停滯不前。突尼斯政府在忙於政治問題和分配問題時，忽略了對經濟增長和提高就業等經濟效益面的考量。這確實是突尼斯民主政權的重大政治失誤。此外，例如靠舉借外債的方式增加公共開支（同時外債利用效率低）等缺乏可持續性的政策，也讓突尼斯經濟蒙上更大陰影。

此外，如國內市場狹小、周邊地區動盪不安、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存在“代差”等固有的、客觀的因素，也長期影響著突尼斯的經濟成長和發展水平。這些問題無論在專制時期還是民主化之後都存在。

顯然，突尼斯在民主化後經濟轉型的失敗，並不是因為“民主了、亂了”，而是多種原因共同造成的結果。民主政權在經濟發展方面所做的確不足，但不能成為否定民主化的理由。而且，是民主後這些問題才得以充分暴露，專制時期經濟的許多頹敗和混亂往往都被隱藏了。直面經濟社會赤裸裸的殘酷真相，好於包裹在謊言中的“繁榮”；讓人們知曉和表達對經濟民生的不滿，好於高壓維穩下忍耐和自我安慰得到的“和諧”。

對突尼斯而言，減少轉型陣痛、利用民主紅利，積極改革經濟體系，是當務之急。突尼斯位於地中海附近，與發達的西歐隔海相望，有著不錯的經濟地緣環境；石油和天然氣等資源自給有餘下還可出口；工礦業基礎較好；旅遊業發達……突尼斯應在這些優勢的基礎上，提高經濟的科技含量和服務質量、擴大對外貿易、縮小性別及城鄉之間的經濟差距、促進就業和改善激勵機制，推動國家經濟結構的優化與分配的公平，以提高經濟效率，使經濟成果更好的造福人民。

突尼斯經濟轉型的失敗，也給許多正在或將要民主化的國家以啟發，即如何兼顧民主化與經濟發展、平衡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減少轉型期經濟和民生陣痛，將政治轉型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而非拖累。當然，世界各國國情不同，沒有統壹的模板，但相通之處還是大於差異。只有將維護民權和促進民生並行，人們才會對民主政治更有信心，也會更積極追求和捍衛民主政治。

    （十）突尼斯政壇的最新變動與世俗保守主義的興起

2019年7月，時任突尼斯總統的埃塞卜西因病去世，當年的大選也因之提前舉行。在10月份的第二輪選舉中，無黨派的獨立候選人凱斯·塞義德（Kais Saied）以72.71%的得票率大勝，成為“茉莉花革命”後第二任直選產生的總統。

凱斯·塞義德在大學時代攻讀法學專業，並長期從事法律與人權工作。但當他進入政治中心並投入總統競選時，他更多以壹個民粹主義者面貌出現。在競選中，他經常走訪平民社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展現平易近人的作風，並把反腐作為其重要競選綱領，以道德感召力和個人魅力吸引選民支持。不過，他也強調法律與秩序的重要性，支持死刑，還反對同性戀。雖然有人將塞義德稱為“外鄉的羅伯斯庇爾（un Robespierre en campagne）”，但他卻是帶有右翼保守主義色彩的民粹主義者，與羅伯斯庇爾強烈的左傾思想大相徑庭。

塞義德在大選中的大勝，也反映了許多突尼斯國民政治心態的變化。他們曾經壹度支持主張全面變革、社會公平的左翼，也有人投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懷抱。但數年以來，突尼斯經濟沒有起色，社會轉型的利好沒有充分被民眾感知。同時，政府的低效和政客的官僚主義，以及依舊存在的腐敗，也讓人們對現存的建制派主導的官僚體系日益失望。這讓許多人對曾經的理想和價值觀產生了深深的懷疑。而突尼斯革命後持續的動盪，也使國民由求變轉向求穩。恰在此時，國際上民粹主義興起。從歐美到亞非拉，“另類右翼”都大行其道。因此，選民們將希望寄託到了這位具有強烈民粹作風、意識形態為右翼保守主義的塞義德身上。

這對於突尼斯進步力量是壹記響亮的警鐘。進步的左翼雖然在革命中表現卓越，但在治國安邦方面建設性的能力不強。他們雖然成功抵禦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但又面臨右翼世俗保守力量的挑戰。當變革和再分配逐漸讓位於穩定和守成，對法律規範的渴望也超過繼續革命的激情，左翼的衰頹與右翼的崛起就成了必然。

塞義德不是伊斯蘭主義者，但卻得到了後者的廣泛支持。他以很大優勢贏得2019年大選的勝利，“復興運動”等伊斯蘭政黨的支持起到重要作用。伊斯蘭主義者之所以支持他，就是其保守主義的價值取向與他們相對合拍。雖然塞義德只是世俗保守派，但在伊斯蘭主義者眼中，他當然比左翼進步主義者更加遵循傳統和尊重宗教。今日的突尼斯，世俗保守派和宗教保守派的合流已成定局。

    （十壹）突尼斯革命與民主轉型對中國未來變革的啟示

在突尼斯爆發“茉莉花革命”後不久，在中文互聯網上也有人號召發起“中國茉莉花革命”。甚至在北京王府井等地，有人持茉莉花上街聚集。但無論網上還是線下，參與人數和範圍都相當有限，更沒有形成組成抗議的規模。在中共政權的鎮壓下，“中國茉莉花革命”被迅即扼殺於萌芽之中。後來，維穩體制日漸強化，在習近平上台約壹年後，中國邁入高度極權的黑暗時代。

突尼斯的革命成功了，中國民間的反抗失敗了。不同結果的原因何在？簡單來說有以下幾點。

第壹，兩國專制政權的控制力不同。在突尼斯，反對派勢力雖遭打壓，但始終頑強存在（也可以說是因當局有條件有限度的容忍），且高度組織化和規模化。本·阿里政權僅僅控制著最核心的政治權力，社會各領域的民間力量有生長和反抗的空間。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也得到壹定的保障。而在中國，以列寧式政黨和斯大林式官僚體制武裝起來的中共政權，壟斷了幾乎壹切權力和資源，不允許任何民間政治反抗力量生長，有著嚴密而強悍的維穩體系。所有媒體均在政權的掌控之下，文字獄牢籠囚禁了知識分子的靈魂，奴化教育更強化了多數國民的臣民心理。最重要的是，中共確保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將槍桿子牢牢抓在手裡，這是本·阿里政權完全無法做到的。

第二，兩國的經濟社會狀況不同。革命前的突尼斯處於經濟下行之中，失業率高企，國民中瀰漫著對政府的不信任。而十年前左右的中國，經濟還處於較快增長中，失業率較低，又有戶籍制度將農民工等群體捆綁在土地上避免大量流動人口造成動盪。相較於突尼斯，中國的公共服務體系和基礎設施也較完備，哪怕存在著嚴重的不均衡不平等。

中共政權在經濟社會建設和政權建構中，還培養了龐大的（至少上億）依附於體制的精英階層/中產階級/既得利益者，這些人享受著良好的公共服務和較優越的物質條件，成為政權的可靠支持者。而突尼斯經濟貧弱、國家狹小，生活優渥的既得利益階層無論從人數還是比例，均無法與中國相比擬。

第三，兩國的文化和歷史傳統、國民的價值觀有明顯差異。突尼斯雖為伊斯蘭國家，但深受僅壹海之隔的法國等西歐國家進步思想的影響，自由主義和民主思潮流行，國民有著高漲的政治熱情和變革意願。而中國長期受儒家法家等專制主義文化浸染，又在清代及中共統治時期飽受高強度奴化教育和洗腦宣傳，國民普遍對政治冷淡，缺乏公共意識和變革欲望。

此外，本·阿里政權與中共在統治面臨極大危機時的應對態度也不同。突尼斯“茉莉花革命”開始後，本·阿里壹度選擇“胡蘿蔔加大棒”，壹邊安撫壹邊鎮壓，但鎮壓過程多有猶豫，未狠毒到不惜壹切代價，最終其政權還是放棄了抵抗，其本人也流亡海外；而中共在六四時以鐵腕手段堅定而血腥的鎮壓了民運。此後三十年，中共也始終以暴力手段將壹切反抗扼殺於萌芽狀態，出手幾乎毫不猶豫、毫不手軟。

由於以上原因，2010年代的兩國，壹個在民主化道路上高歌猛進，另壹個走向近乎登峰造極的專制極權。

固然兩國壹些客觀的歷史和現實差異難以改變，但突尼斯革命與民主化的諸多經驗及壹些教訓，仍非常值得中國的有識之士加以參考借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政治轉型更是如此。這些經驗教訓前文已或多或少提及，在此只做些簡明扼要的總結和補充。

第壹，政治反對力量高度組織化、體系化，公民組織和行會發達且活躍，各組織規模龐大、群眾基礎深厚。如前所述，突尼斯總工會等組織在革命和民主轉型中出力頗多，是革命成功和和平轉型的主要功臣。壹盤散沙永遠不能成事，高度組織化和強高效的集體行動能力是社會運動、民主運動走向成功的前提。

突尼斯這些組織和政黨，在專制時代即有龐大的群眾基礎，民間無人不曉，有著充分的現實影響力與廣泛知名度。所以，革命時反對派才能動員起大量民眾起而抗爭，轉型時才能實現全民的普遍參與。政治不能小圈子化，啟蒙和吸納大量平民大眾參與，日常就在群眾中紮根，才能推動實際的變革。

相對於突尼斯，中國海內外政治反對力量極為分散，有限的組織也規模甚小，且結構鬆散、缺乏凝聚力，各派系之間還爭鬥不休。在中國民間，很少有人具體知曉這些反對派人士及組織。雖然這有中共政權激烈打壓組織化公民運動、實行嚴密信息封鎖等因素，但反對派自身對組織建設和擴大影響缺乏重視，缺乏在民間的深耕細織，也是原因之壹。沒有組織，即便14億國民中能夠有上億願意以行動抗爭者，也因為各自孤立無援、缺乏相互聯通，被政權“以少制多”。

不可否認的是，由於政權的鎮壓和破壞等客觀原因，各國反對派都存在組織化困難、集體行動受阻的情況，但中國反對力量壹盤散沙、集體行動力差的情況相對最為突出，且和中共執政集團超強的組織性、強烈的對外壹致性、高效的行動力形成尷尬的鮮明對比。相對於中國14億人的龐大規模，參與政治反抗運動的人數少得可憐，比例更不用提。而如波蘭、南非、巴西、西班牙、韓國、緬甸等國曾有過的專制時代，民間都有極具影響力、人數眾多的政治反抗組織，如波蘭的“團結工會”、南非的非國大及“民族之矛”、韓國的新民黨及“民推協”、緬甸的民盟等。這些組織在其國家走向民主化過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對中國政治反對派來說，強化組織、促進整合、擴大群眾基礎，勢在必行。首先，需要將反對派成員之間鬆散的聯繫變為牢固的組織，將集體行動常態化；第二，不同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奮鬥目標的組織，無論左中右和階層地域，應該在堅持“共同的底線”，求同存異，並在必要時聯合行動、共同發聲；第三，政治反對力量不能局限於小圈子和個別人，而應該積極發動群眾、拓展宣傳途徑、啟蒙和招納各階層人士，儘可能擴大規模（當然也不是寧濫勿缺），達到可以發動具有廣泛影響力運動的程度。

囿於目前中國高壓專制無孔不入的狀況，想較快做到這些當然不可能。但應該向這樣的方向努力，並在有發展空間時積極抓住機會、扎穩樁角。

第二，公民社會成熟、思想啟蒙有力、公民政治參與行動力強。自法屬突尼斯時期，突尼斯的公民社會就已萌芽，在布爾吉巴和本·阿里專制時代也未被摧毀，民間反抗力量規模可觀且強韌。而公民社會所依賴的思想基礎，即思想啟蒙，也根植於百年以來的突尼斯民間。而思想又驅使了行動，讓突尼斯國民廣泛投入到“茉莉花革命”和民主轉型的過程中。

恰恰相反的是，當今中國國民普遍受信息封鎖和洗腦教育，缺乏權利和義務意識、奴化和臣民思想泛濫。這樣的國民心態和輿論環境下，人們根本沒有改變現狀的意識和參與變革應具備的基本常識。這繼而加劇了公民抗命的衰敗以致消失。而且，自從中共建政起，中國大陸民間的、獨立的政治力量很快被摧毀殆盡，公民社會長期處於空白狀態，今日自然不可能平地而起。

另壹個重要因素是，理應積極推動中國民主進程的政治反對人士、社會活動人士中，有壹部分人並未全力以赴去引導、組織公民社會的建設和公民運動的開展。這既有外因（政權打壓），也有內因（未盡力而為）；既有方式問題，也有理念問題。或出於愛惜羽毛，或由於被迫害的恐懼，許多人的政治反對停留在口頭，而未付諸實踐；只在意氣相投的圈子中相互附和，而沒有走入大眾社會裡傾聽、理解、加入、引導，甚至並沒有起碼的同情心同理心，更做不到以人民的苦痛為自己的苦痛。中國民間處處都有體制性受害者，不乏希望推翻專制的百姓，但政治反對人士卻沒有與他們建立良好的連接。有部分政治活動人士雖經常發聲、介入熱點問題，但言論誇張離譜、與中國的現實明顯脫節，經常轉發壹些不加辨別的謠言，語言缺乏真誠和理性。這樣從事實到情感都有問題的言論很難打動國人。

中國的政治反對派現在需要做的，是利用壹切可資利用的條件，推動國民啟蒙、牽引維權運動，見縫插針、穿針引線式的構建公民社會的基底。面對打壓，既要敢於抗爭又要勇於妥協，逐步維護和拓展公民運動的空間，將政治抗爭目標與民眾關心的微觀問題結合起來，引導民眾的覺醒和維權抗爭政治化（有時為了策略也可反過來，目的為政治變革但以非政治問題為突破口），提高抗爭運動的動員能力，必要時積極與中共統治集團中的開明派合作，為民主變革做鋪墊、為變革後的民主轉型打下基礎、為未來社會的良性運轉提供預備。

雖然同樣由於如今嚴酷的環境，以上需做的實踐起來並不容易。但只要有決心和意志，善用技巧，利用壹切條件傳播啟蒙和擴大影響，利用專制下的各種統治空隙，儘可能的做事，正心誠意（當然這個需要靠自覺自律自省），並不會壹事無成。在政治環境好轉時，更要全力促進公民社會的發育和進步公民的培養，為徹底變革奠基。

第三，革命綱領進步、民主轉型方向正確、社會主流思潮切合先進文明。如前所述，突尼斯深受歐陸文明尤其法國的影響，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思潮興盛，平等、自由、博愛等價值觀深入人心。正是因此，突尼斯革命中左翼進步力量在革命中貢獻甚大，在新政權中占據半壁，也讓民主轉型走向世俗進步主義。維護和發展勞工權利、婦女權利，成為革命和轉型中的重要目標和關鍵組成部分。而著重於法治建設和促進收入分配公平，體現了革命後突尼斯各界對公正和平等的強烈追求。

值得再次提及、特別強調的，是突尼斯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相對興盛。前述的突尼斯總工會、“勞工與爭取自由民主論壇”、突尼斯工人黨等組織與政黨，都在突國內有著很大影響力，並助推了革命結果的成功與革命方向的左傾。他們代表工人、農民、婦女、少數群體等相對弱勢的普羅大眾，積極發動工運、學運與婦女解放運動，維護勞動者、被侮辱與被損害最嚴重者的利益，是民主轉型中捍衛平等公正的最堅定力量。

中國的政治反對派主流則與突尼斯恰恰相反，絕大多數人是右翼分子，受英美保守主義影響大，信奉大市場小政府，崇尚所謂的“自發秩序”，主張自由高於平等、秩序又高於自由。客觀的說，持這種信仰也無可厚非，其聚焦於對過度集權、官僚主義、“政治掛帥”的批判也很有意義，但其意識形態的傾向顯然是不利於改變中國貧富差距懸殊、權利義務極為不對等、社會極大不公的現實的。如果壹場變革不能足夠惠及大多數國民，那變革還有多大意義呢？甚至還有許多反對派人士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主張弱肉強食、完全的自由放任。他們蔑視平等、反對再分配、反對平權，忽視工農大眾等弱勢群體權益；在價值判斷上則往往反對科學理性，反智狹隘。這樣的就不是無可厚非，而是很惡劣了。

與突尼斯民主力量中社會主義者眾多完全相反，中國政治反對派普遍仇視社會主義。他們將形左實右、只是名義上信奉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中共，和大多數國家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者混為壹談，逢“共”必反。而事實上，無論西方發達國家還是亞非拉民主國家，其信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政黨及成員，許多都是極具正義感與獻身精神、關懷弱勢、強烈追求社會公平的（當然也不乏虛偽、腐敗者，但這存在於任何政治信仰者之中，比例高低和所在國政治體制和社會環境有關，並不是政治信仰導致）。而且他們大多都堅持以和平的議會鬥爭和社會運動爭取目標，承認政治多元化，而不是訴諸暴力、主張壹黨專制。在貧富分化嚴重、到處充滿不公和壓迫的世界，這些左翼乃至極左翼力量往往是被剝削與被壓迫最深重者最堅定的捍衛者（當然這些人也不是聖人，更不是全都是好人，只是相對而已罷了）。正是有了他們，保守反動勢力才受到壹定的制衡，弱勢者才有了壹點話語權和地位、沒有被世界完全拋棄。

需要說明的是，並不是所有中國政治反對派均是如此。但從比例上說，無論中國大陸還是海外的中國政治反對派，大多數的確是右傾、保守的，其中頑固、愚昧、冷血的也不在少數。

中國的政治反對派如果真的以民為本、希望建設壹個比當今中共政權統治下的中國更好的國家，就應該摒棄頑固保守、扭曲偏激、無腦仇“左”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向國際上的進步主義思潮靠攏、與各國進步力量聯合，積極參與民權運動、平權運動、維權運動，向結構性不公開戰，致力於促進社會公平、保護弱勢，構建壹個高度文明、每個個體都能不受欺負和自由發展的社會。而且，這也有利於動員平民大眾參與到變革中來，而不是變成少數社會精英的政治遊戲。

第四，較好的處理了宗教問題和調和了宗教與世俗的衝突。如前所述，突尼斯是壹個伊斯蘭國家，國民99%是穆斯林。而包含薩拉菲主義等極端保守力量的主要政黨“復興運動”，也是壹個宗教性質的政黨，在突國內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專制時期，宗教勢力既反專制，卻又傳播保守的宗教教義，試圖建立壹個基於伊斯蘭教法的宗教政權取代世俗專制；革命及革命後，宗教勢力利用政治真空迅速壯大，“復興運動”壹度成為最大政黨，試圖推動國家伊斯蘭化、以“經”治國。這對於突尼斯國家的世俗主義、國民的基本人權是巨大的威脅。

但在世俗勢力堅定的抗爭與宗教勢力中溫和派的克制下，伊斯蘭主義者沒有與世俗主義者爆發大規模的流血衝突，而是通過民主選舉和多方協商的方式達成妥協，在保障宗教勢力在權力分配中占有相當份額、法律系統中保留壹定宗教成分的前提下，頒布了壹部整體上世俗化的新憲法，並建立了壹個非宗教化的、世俗主義的政權。這不僅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宗教恐怖主義肆虐的中東有重大意義，也為世界許多國家樹立了榜樣。

中國在走向民主化過程中，同樣面對著棘手的宗教問題。比較突出的，是中國維吾爾族、回族等民族信仰伊斯蘭教，且與非穆斯林的漢族在歷史和現實中都有過激烈的暴力衝突。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糾纏在壹起，讓問題變得更為複雜嚴峻。與突尼斯類似，來自沙特等國的瓦哈比主義等屬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的境外宗教思潮通過各種途徑滲入中國，也加劇了中國涉伊宗教問題的嚴重性。如果中國開啟民主化進程，不可避免的會導致宗教色彩強烈的民族分離主義勢力趁勢起事，釀成民族悲劇的血雨腥風也難以避免。

而相對隱蔽但越發重要的，是中國基督徒人數的迅速增長、基督教勢力的坐大。雖然由於政治原因等，中國的基督徒人數很難確定。但根據不同途徑估計，中國基督徒大約有2000萬至8000萬人（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等各基督教派別），且每年以10%的速度迅猛增長。相對於佛教徒、道教徒等，基督教徒的信仰更虔誠、委身程度高（經常參加如禮拜等宗教活動）、組織化程度高；相對於穆斯林，更積極對外傳教、發展人員，在中國的分布範圍也更廣。這意味著，未來的中國，基督教勢力將有非常重大的影響力，甚至可能導致中國主流社會基督教化。雖然宗教對人與社會有壹定的積極作用，但其歸根結底帶有保守性、唯心性、排他性，強調神性高於人性、重視傳統排斥革新、崇尚秩序抑制個人自主，並有可能在某些時機製造宗教暴力，甚至建立“以宗教教義為綱”的政權、“以教治國”。

很令人不安的是，中國政治反對派中，有相當比例的基督徒，且大多非為自由派基督徒而是屬於福音派和基要派。這些人正是上個問題中提到的右翼保守主義者、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反智主義者中的主力。他們把宗教價值觀凌駕於普世價值、世俗主義之上，反對政教分離（其美其名曰“政教分立”），蔑視理性和科學，主張以基督教教義為原則治國。這不僅與國際上人文與理性為基礎、政教分離為原則的普世價值相悖，還與歐美基督教主流即自由派化、人權化的宗教革新迥異。

誠然，每個人都有宗教信仰自由，作為政治反對派人士，出於各種原因信仰基督教包括其福音派基要派思想，是其基本權利。而宗教和教徒也可以作為反專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起到獨特而重大的積極作用。但在中國民主變革及轉型中，任何宗教及教徒的價值觀和利益都不能凌駕於全國人民之上，不能通過壹些手段誘導、洗腦，甚至強迫半強迫的讓大多數未信仰基督教的國民皈依、服從。在政治反對派中，個人信仰宗教沒有問題，但不能以壹些方式讓別人也去信仰，更不應拉幫結派排擠其他世俗反對派人士、利用人多勢眾軟硬兼施的將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政治選擇強加於人。而且，宗教保守主義與近300年來世界文明核心理念即人文主義（以人為中心、人權至上）、理性主義（科學的對待壹切、祛魅化）背道而馳，也與政教分離、宗教回歸為個人信仰（而非制度、法律和公共生活的指導原則）的趨勢相逆，不利於發展民主化後國人的權利與自由。中國政治反對派若想真正為人民爭得自由和解放，就應該堅持人權至上、個人自由自主第壹、以科學理性的內容形式建構國家和社會，以最大程度實現國民的自由和幸福。對於宗教，應該發揮其導人向善、社會救濟的作用，抑制其束縛個人自由、損害科學理性的影響，取精去粕，以揚棄的方式待之。

至於中國的涉伊斯蘭問題，與民族問題壹起成為中國民主化時將面臨的局部但棘手的問題。悲觀的說，那時發生流血和動盪基本無法避免。尤其習近平時代在新疆設置集中營，關押和虐待上百萬維吾爾、哈薩克等民族的穆斯林（還有數量不明的被殺害或虐待致死），種下了極大的民族和宗教仇恨，終究會爆發。未來民主化時期，只能通過追究相關人員責任、平反與補償等方式，儘可能撫平傷痛、實現正義，為更遠的民族和解創造條件。而長遠來說，堅持國家世俗化、民族平等與宗教自由，並強化人權、個人權利觀念，以淡化與超越以民族、宗教區隔的各種群體的排他性權利，是處理相應問題最合適的方式。

   （十二）突尼斯、中東、中國的未來

雖距革命已近十年，但突尼斯的民主轉型並未結束，成就和失敗並存。成就方面，突尼斯建立了憲政民主體制，實現了普選與多黨制，政黨輪替和政治妥協也標誌著民主政治的成熟化，整體上以和平的方式走上民主道路，避免了宗教勢力與世俗力量的內戰，遏制了宗教極端主義的崛起，將各政治勢力和利益集團的博弈引上非暴力解決的軌道，壹定程度實現了社會公平和分配正義，工人及普通國民的政治經濟權利得到較好保障；失敗方面，經濟始終未得到提振，失業率居高不下，國民貧困率仍很高，治安不容樂觀，社會治理水平較差，宗教與世俗的對抗仍激烈、局部衝突和暗殺時有發生，民粹主義逐漸抬頭。

總之，突尼斯民主轉型成就顯著的同時，問題也很突出。其成功的主要是政治層面，而失敗的多是經濟問題。如前所述，其成敗都有許多客觀原因，但現狀並非不可改變。民生與民權同樣重要，二者缺壹不可。政治民主既可以刺激經濟活力，也容易導致經濟動盪和政策反覆。對政府來說，如何擬定和執行良好的經濟政策，保證政策的連續性和合理性，以及兼顧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非常重要。

在更廣泛的社會治理層面，突尼斯政府需要做的更多。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是壹個國家正常運轉、關繫到國民基本生活質量的基石。民主政府需要積極回應國民的訴求，合理制定政策和調配資源，在教育、醫療、就業、治安、養老等領域不遺餘力，改善國民生活質量。

但就我個人看來，突尼斯在中短期很難在經濟和社會治理領域取得突破。想要改變，需要清廉高效的政府、完善的法治、公民素養較高的國民、良好的外部環境等，這些都不是壹朝壹夕可以實現的。這近十年的民主轉型，僅僅建立了社會變革的框架，而未深入到更具體更基礎的層面，也不可能在這有限的時間內補齊上百年的貧窮落後。

經濟的疲軟也會反噬政治，民粹主義的興起就是例證。突尼斯推翻了專制，但民主也可能帶來民粹。民粹主義的典型特徵包括短視、狹隘、極端，往往以損人來利己，理智被衝動取代，導致不同群體的國民相互仇視，各種矛盾激化，國家動盪不安。這樣的國家，是不可能實現跨越式發展、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尼斯如今政治和經濟還都很不發達，民粹的破壞力會給脆弱的國家更大傷害。

總之，突尼斯的前景是複雜的、混沌的，還沒有形成壹種較為固定的政治風格和經濟特色。2019年，突尼斯人均GDP僅3287美元，排世界第124位。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下，突尼斯距成為壹個體制完善、經濟繁榮、人民權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但對於專制蹂躪或/和戰火肆虐的中東來說，突尼斯的民主轉型已是很成功的、足以作為榜樣的。如本文開頭所述，“阿拉伯之春”後絕大多數中東國家都未走向民主與和平，專制的王室、暴力的軍人寡頭、極端的原教旨主義分子瓜分了中東政治版圖，溫和中道的世俗化力量被邊緣化，基於各統治集團私利、民族和宗教紛爭、地緣政治博弈、域外列強幹涉產生的暴力衝突與利益勾兌盛行，人民飽受戕害。因此，突尼斯的民主轉型，哪怕粗枝大葉、局限明顯，也足令中東各國民眾羨慕。

不過，在中東各國專制力量強大、宗教保守與極端主義根基深厚、族群矛盾複雜、政治暴力傳統悠久的狀況下，突尼斯的成功很難複製。例如沙特、阿聯酋等海灣君主制國家，因盛產石油，統治集團有足夠的資本軟硬兼施的壓服民眾；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等國教派與民族矛盾嚴重，各方互不相讓，民主化被分離主義綁架，族群利益壓倒了國家利益，各勢力無法取得共識，動輒暴力相向；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等國軍人長期干政，尾大不掉，文人政府不是遙遙無期就是脆弱和傀儡化。而美歐和俄羅斯等域外大國出於自身在中東的利益，各自扶植不同勢力明爭暗鬥，往往並不管其扶植的政權多麼骯髒。美歐雖標榜人權，但現實里還是把自己的國家利益甚至黨派利益放在第壹位，人權只是次之又次的考量（如為石油和地緣政治姑息沙特的政教合壹君主專制，為打壓反美宗教勢力默許埃及軍人集團重新上台）。這樣的內外環境下，中東各國想建立真實的現代民主體制，難上加難。

自二戰以後，中東各國都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探尋。民主，理應是現代化的基本組成部分。可是，除以色列這個猶太人為主的國家外，其他各國要麼沒有民主，要麼其民主有嚴重缺陷。這幾十年來，大多數中東國家也未變得相對更加民主，甚至如土耳其等國還發生了民主倒退。有些國家政局的劇變，只是軍人掌權取代君主獨裁、神權政體取代世俗專制之類罷了。目前看來，前幾十年沒有解決的問題，後幾十年也沒有大幅改變的可能。中東各國還要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長期跋涉。

突尼斯民主轉型可以告訴中東的，是和平、妥協的重要性，是世俗化與多元化的意義，是讓抗爭走上合理方向的路徑，以及各方勇敢追求民主、用心捍衛民主的精神品質和價值選擇。這些只能作為壹種借鑑參考，每個國家自己的路還要自己走。

突尼斯民主轉型對於中國的啟示，前面已做了詳細分析和闡述。其實，我非常明白中國和突尼斯政治環境的巨大差別，也理解中國政治反對派及潛在反對派（即內心支持政治變革但無公開透露和表明觀點者）的現實困境。突尼斯政治反對力量的許多作為，想在中國複製可謂難上加難。尤其涉及組織和行動的方面，如今的中國幾乎沒有任何空間。我所說的借鑑，並不是立即的、完全的複製突尼斯，更多是壹種遠景和大致的指向，以及壹種與現實有不小距離的希冀。對於中國能否早日走上民主化道路並較好的實現民主轉型，我是比較悲觀的。

但我們總得思考、行動，在絕望中尋找希望。如果灰心喪氣，那更改變不了現實。而如果只等待“天下有變”，不僅不切實際，還不負責任。假設壹百年後中國民主了、民生幸福了，而我們這些人、這代人卻並未為那時的民主貢獻任何實際力量、沒有付出任何代價，那我們不配面對未來的國人。當然，那樣我們更對不起現在的、民主化未實現前的國人。我們怎麼能坐視專制、弱肉強食、暴力、謊言、黑暗繼續長期存在、荼毒許多代累計數十億人呢？

假設我們等壹百年後“自然”變民主了，那這壹百年間有多少受害者？其中多少因沒有民權、民生貧乏而受盡屈辱乃至家破人亡？多少人在欺凌和虐待別人，又有多少人被欺凌虐待？多少孩子、成人在國家和社會的謊言中生存、被從小到大欺騙，自己也成為說謊者之壹？歷史和現實的真相還要被扭曲、塗改多久？弱勢群體還要怎樣被折磨、被剝奪權利和自由？有權力和權利者無義務，承擔義務者沒有對應的權利，勞動付出與收入嚴重不對稱，到處是不公平，囂張跋扈趾高氣揚、忍氣吞聲和麻木不仁的情形還要存在多久？有壹些反對派自己有能力置身事外，可絕大多數人民不可能都隱居避世、與世無爭啊。

何況，如果壹直沒有人、很少人去奮鬥抗爭，壹百年後中國就壹定“自動”民主了嗎？即便表面上變民主了，民權和民生就真能得到保障了嗎？從古到今、無論中外，無論由奴隸制走入自耕農經濟的相對進步，還是由隨意驅使勞動、毫無保障的野蠻資本主義時代到今日八小時工作制與同工同酬、廢除童工和實行義務教育、設置養老保障和退休金的現代經濟社會體系，以及由被異族壓迫殖民到民族解放、種族民族平等，哪有沒有抗爭、無人推動而達成的目標、實現的權利？

我們這代人、現在活著的人不去改變，那只有未來的人承受犧牲。如果未來的人效仿我們，那以此類推，壹代代推卸責任，那民主自由壹直都無法實現，我們都將是歷史的罪人。誰都不當先行者，都等著摘桃子，這樣的民族不可恥嗎？如果說那些沒有身份地位、知識、尊嚴感被摧毀殆盡的弱者、百姓，因為沒有意識和能力抗爭，還情有可原，我們這些哪怕有些資源、受過教育、有著壹定知識水平和生存自由的人，有什麼理由不去改變這不公不義的現狀呢？至於社會地位、個人權利、生活水平上優於大多數人，位於既得利益者甚至特權階層行列的，就更有義務改變現實了，不僅在於權大責大，還在於這些人是在專制叢林社會中大量得利，有原罪，是靠直接和間接損人利己、擠壓他人利益而“優勝”的。

我們絕不能坐等，每個人都應該投入到改變中國的現實中來，在歷史進程中貢獻自己的壹份正面的力量。我們還要知道，與突尼斯及許多國家壹樣，推翻專制、建立民主體制，僅僅是完成了民主轉型、社會進步的壹個階段，此後還有更漫長的路要走、有更複雜的問題要解決、更細碎但硬實的阻力要克服。例如民主與經濟發展就非正相關，甚至會因陣痛導致經濟衰弱；民主和自由化會讓壹些曾經被專制強壓而塵封的仇恨與衝突重新被激發，不同群體矛盾公開化並加劇對立；特權集團成員利用專制時期的“原始積累”，在民主法治體制的“合法途徑”下繼續當“人上人”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下，我們也會清楚看到民主社會到處是難以根治的社會痼疾和醜惡現實、了解到人性多麼複雜和陰暗。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民主、唱衰民主。民主本就不能解決壹切問題，只能為壹切問題的解決提供壹塊關鍵的踏板，前面還有無數激流和荊棘。反過來說，不實現民主，千千萬萬的問題都被專制極權阻礙而不能有根本的改觀。

只有行動，才有希望，才有改變，才有值得千秋萬代永續生活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