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江松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一、鴻蒙初開

1979年盛夏的一天，我正在田裡幹活，遠遠地聽到從家裡方向傳來的一聲呼喊：“王江松，你的大學通知書來啦！”雖然這是意料中的事情（我讀高一時就參加了1978年度的高考，並且已經過了本科錄取分數線，因未達重點大學錄取線，在校長和老師的勸說下放棄了），我還是忍不住心中的狂喜，以百米衝刺的速度跑到家門口，從郵遞員手裡接過了通知書。這是從武漢大學來的，當然讓我高興啦。之後看見了哲學系，感到很失望，因為我報的是中文系。最後看到“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這樣一個聞所未聞的專業，高興的心情像是被一瓢涼水澆滅了。

因為熱愛文學並討厭哲學（當時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哲學就是政治，只不過一些人認為哲學是政治活動的指導思想，另一些人認為哲學是整人的工具），我自然成了班上翹課最多的學生。大一的成績平均還在90分以上，之後逐年下降，甚至出現了中國哲學史科不及格的現象。當然，我應該說是班上最勤奮的學生，每周都要跑到圖書館換一批書來讀。

大一讀了一年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大二讀了一年古今中外的文藝理論名著，大三讀了一年古今中外的美學名著……到了大四的時候，我終於沿著從具體到抽象的精神發展路徑，踏入了我起初很討厭的哲學的門檻，而且對哲學產生了一種發自內心的酷愛。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在寫完學士學位論文並完成答辯後，我又一口氣寫了五六篇哲學論文，其中有一篇叫做《自然唯物主義在歷史哲學中的命運——兼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問題》，批判了一直以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所做的自然主義和客觀主義解釋，而認為它是關於自然、社會和人的相互關係的學說，其基本問題是實踐問題、歷史問題、人的問題和自由問題。這篇文章在22年以後，竟然發表在母校《武漢大學學報》（2005年第12期）上。從這件小事上，人們也許會認為我具備不錯的哲學天賦。

迄今為止，我的思想發展歷程大概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階段（82-86）、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階段（87-90）、自由主義為主社會民主主義為輔的階段（91-98）、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相互相成的階段（99-06）；社會民主主義為主自由主義為輔的階段（07年至今）。

二、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1980年前後，國內哲學界興起了一場“人性、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大討論，這場討論突破了正統馬克思主義即蘇聯模式的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思想）的許多禁區。討論直接針對的是計劃經濟時期尤其是文革期間種種反人性、反人道的經濟政治文化現象，並深挖到俄國十月革命開創的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模式的社會主義的一些根本問題，其中最核心的，一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是不是人道主義？二是現實社會主義社會存不存在經濟政治文化的異化？大多數學者痛定思痛，依據青年馬克思以及成熟時期馬克思有關著作的論述，並大量引進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與以南斯拉夫實踐派為代表的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資源，對這兩個問題作了肯定的回答。

我作為一個年輕人，迅速接受了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並用之於觀察和批判現實社會的異化現象。對我影響最大的，除了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等哲學名著外，蘇聯持不同政見的歷史學家麥德維傑夫的《讓歷史來審判》、阿夫哈爾洛托夫的《權力學》，如雷擊頂，讓我們睜眼看清了現實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駭人聽聞的政治和人道災難，而對一種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產生了強烈的嚮往。

武大哲學系有不少優秀的學者，其中我最仰慕和崇敬的是李鴻烈老師，這不僅因為他主張人道主義最力，就此發表的有影響的文章最多，更因為他當年是武漢大學最年青的右派，受了二十多年的政治迫害。我對他的生平和經歷充滿強烈的好奇心，下課後就一路跟著他，直到他的家門口；星期天大操場放露天電影的時候，我也跑到他家去接他，兩人坐在自帶的小馬紮上看完電影后，又送他回家。這樣就把他二十多年的經歷搞清楚了。那時候我正在發生一場頭腦風暴，預感到李老師的過去也許就是我的明天。我已經朦朦朧朧地產生了一種人生悲劇感和歷史悲劇感了。我選擇李老師做我的畢業論文指導老師。後來，由於與哲學系當權派發生衝突，李老師離開武大到福建省社會科學院去了。

三、第一次挫折

大四的時候發生了兩件事，預示了我今後的人生道路。

一是我報考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王銳生研究員的“馬克思主義關於人的學說”專業方向的研究生。這個專業方向是新開闢的，很是吸引我，但當我報考後看了王銳生研究員的一些文章後，才知道他主張馬克思主義不是人道主義，而是斯大林所說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那麼答卷怎麼寫呢？當然是我手寫我心，決不能為了考取而迎合導師的觀點。結果我的專業課只得了30多分。這次考研以慘敗而告終。當然，毫不奇怪的是，這位研究員很多年後又承認馬克思主義是人道主義了。他後來成了首都師範大學的博士生導師。

二是我在班上發起了一次小小的民主行動。事情是這樣的，在最後一次三好學生和優秀學生幹部選舉時，我們的輔導員、哲學系系總支劉副書記把選票收走帶回家統計去了。我歷來對班上的選舉不感興趣，這次也沒有在意。但當第二天晚上班長挨個到各宿舍宣布選舉結果時，我突然感覺到這個事情的荒謬性和侮辱性，而且直覺到統計結果的虛假性。我從二層床上一躍而下，聲稱懷疑這個統計結果，要求查票。這一下轟動了全班，有不少同學表示支持。班長立即匯報去了，回來後對我和尚重生同學（他後來成為武漢大學四大名嘴之一）說，你們兩個明天上午在宿舍等，劉書記會來找你們。第二天，劉書記如期而至，雙方開始了長達三個小時的輪番辯論。我這個平時自卑、羞怯、拙於表達的人，那一天有如神助，充滿自信，把自己四年所學流暢地表達出來了，逼得劉書記答應核對統計結果。一個年齡較大的黨員同學帶著尚重生去查了票，果然有很大的出入。後來更正了選舉結果。我因此得罪了劉書記。他表面上答應我留校或安排到武漢其他高校，我相信了他，埋頭看書寫論文去了，直到宣布分配結果時，才知道我被分回湖南湘潭老家了。

1983年，我來到湘潭市委黨校任教，那時候地市還沒有合併，市委黨校在一個山溝溝里，我在這裡過著每天從宿舍到食堂再到廁所來回往復三點一線的枯燥的讀書生活。雪上加霜的是，這一年我被發現得了乙型肝炎，這個病當時被認為跟瘟疫一樣帶有令人側目和色變的傳染性，使我產生了巨大的精神壓力。直到二十五年之後，這個病才神奇地不治而愈。

1984年年初，鄧小平指示、鄧力群胡喬木主持，在全國發動了一場“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整肅在人性、人道主義、異化討論中斬露頭角的自由化學者。我想報考研究生的蘭州大學哲學系副教授高爾泰先生就被取消了研究生招生資格，於是我決定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李澤厚先生，但那年他的招生榜上沒有填寫俄語語種，我就不能考他了，於是乾脆不挑導師，僅以考取為目的，選擇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馬克思主義原理研究生班。果然，考完後，不需要複試，以很高的成績直接被錄取了。

四、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僅僅不到兩年，“清污”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進行不下去了。西學熱興起來了，《走向未來叢書》開始出版了。存在主義最為風行，薩特和尼采成為年輕人追捧的思想明星。哲學界改換概念，以“主體性問題”為名，繼續了人性、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只不過，在西學熱的背景下，這一次引進了馬克思主義之外的思想資源，前一時期影響很大的李澤厚先生的實踐論—人類學本體論馬克思主義，受到文壇黑馬LXB的挑戰，他喊出了年青一代學者的最強音：“孔子死了！李澤厚老了！”他第一個在哲學上聲張個性自由和感性生命的權利和地位。

這個時候，我本人的思想，從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進入到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階段，力圖在馬克思與薩特、李澤厚與LXB之間搞平衡，也就是在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之間搞平衡。我深感哲學不能停留在一般人性、人類主體性的層面上，必須深入到個性、個體主體性的層次，從這個觀點出發，1986年10月，我寫了《李澤厚與LXB的對比研究》，認為前者在人類主體性層面卓有建樹，摸到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天花板，後者在個體主體性層面開了先河，預示著中國哲學的發展方向，應當把兩者結合起來。12月，我又寫了《哲學從何處突破》，其中上篇“哲學應從人突破”，繼承了前一階段學術界人性、人類主體性的研究成果，下篇“人的研究應從個人突破”，旨在確立個人在歷史哲學中的本體論地位。這個下篇後來以《論個體主體》為名發表於《學術論壇》1989年第2期，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發表學術文章，時年26歲。這是國內哲學界最早研究個人、個體主體性的文獻之一。

1986年年底，由合肥中國科技大學興起的一場學潮，由南往北席捲了小半個中國，最後以數萬人聚集天安門廣場並被驅散而告結束，我是那晚被抓進天安門派出所的人大五學生之一。1987年夏，我研究生班畢業後來到一所成人高校——全國總工會的幹部學校中國工運學院（2003年改制為普通本科院校中國勞動關係學院），邊工作邊做碩士學位論文。我選擇“論馬克思主義關於個人的學說”為題，為此，我於87年下半年和88年第一季度，通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選擇的指導老師李德順那時候還是人微言輕的青年教師，自己正在寫那篇後來影響極大的博士論文（《價值論》），他擔心我的論文過不了。5月份，我到人大哲學系參加了碩士論文答辯，經過3個多小時的激烈辯論，由五位老師組成的答辯委員會經過長時間討論，最後給了一個“論文有突出的優點……但在個人與社會關係問題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的評定，建議修改後明年再來答辯一次。第二年，大事件發生了，我也沒有再次參加答辯了，於是終身未能獲得碩士學位，後來的博士研究生是以同等學力考取的。

五、第二次挫折

1989年春，除了《論個體主體》外，我又在《理論信息報》發表了《重建馬克思主義的個人哲學》，在《博覽群書》發表了《人格：一個永恆而緊迫的主題》，在《北京法制報》發表了《建立以公民權利為本位的現代文化價值體系》。看起來學術的陽關大道正在向我敞開。然而，就在這時，那場改變了許多人命運和國家命運的大事變發生了。

大事變以後，我受到開除團籍的處分，被停止教學直到2001年。

1990年春夏之交，我萌生了以一本書表達我的的人生體驗和思考的念頭。我每天帶著一疊稿紙，來到紫竹院公園，找個僻靜的地方開始寫作，這樣寫了一個月，完成了一個人生哲學體系，取名《悲劇人性與悲劇人生》。整本書的核心理念來自我的未獲通過的碩士學位論文，但從更深處浸透了存在主義的生命體驗。於是尋求出版，但當時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均處於緊縮時期，好幾家出版社都過不了終審。

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後，中國開始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轉軌，我在學校閒得無聊，又剛剛成家，經濟上十分困窘，於是萌生了下海經商的念頭。當時我是這樣想的：我們知識分子從觀念和理論上呼喚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十多年了，當市場經濟真的來了時，為什麼自己不親身試一試呢？於是我忍痛、咬牙離開了酷愛的學術研究，先是幫人家打零工，到了94年，和幾個朋友在海淀圖書城承包了一家書店，專門經營學術圖書。

這時候機會不期而然地降臨了。有一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黃德志編審提來一捆書讓我們書店替她代銷。她是我們湖南老鄉。銷完以後，她說你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幫忙嗎？我就提起出版難的問題，問她能否替我出版這本書。她看了書稿後，稱讚不已，但表示按程序走三審的話，也會通不過，不過可以想其他辦法。她的辦法是找到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的著名哲學家和美學家汝信先生，請他寫一個審稿意見。就這樣，汝信先生成了我生命中的貴人。他的審稿意見，一是明確判斷這本書的觀點處於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之間，會引起學術爭議；二是明確指出，正因為會引起爭議，才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出版價值。汝先生是主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院領導，對他的審稿意見，出版社不能不重視，於是決定出版這本書，只是內部定了一個不宣傳、不炒作的政策，以規避可能帶來的政治風險。後來，這本書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反響，當中國青年報和北京電視台與出版社聯繫，希望做這本書的專題報道時，就被出版社婉言謝絕了。

這本書建立了我與汝信先生的終身緣分。

六、以自由主義兼容社會民主主義

90年代，尤其是92年之後，自由主義在中國浮出水面。大批自由主義經典著作被譯介到中國，以自由主義理念為主導的經濟學成為社會科學領域的顯學。我接受自由主義基本理念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一則因為存在主義本身就是一種個人主義，二則因為我已經認同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並且親身加入其中了。自由主義與存在主義不同在於，它主要是一種經濟政治理念和制度構想，而存在主義主要是一種文化信念和價值導向，游離在經濟政治領域之外。在走向世俗化和市場經濟的時代，一些中國人從存在主義的精神文化追求，走向自由主義的經濟政治追求，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與此同時，新左派也浮出水面了，並且與自由主義之間發生了激烈的交鋒。中國新左派依據西方新左派的思想資源（新馬克思主義、後現代理論、後殖民主義、世界體系理論等），一方面否定中國老左派所信奉的斯大林主義和蘇聯模式社會主義，一邊激烈痛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新自由主義的全球霸權，高舉人民主權、社會公正的大旗，對正在進行的國有企業私有化、資本的原始積累進行憤怒的批判。他們的問題是，找不到一種介於計劃經濟模式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與兼顧效率和公平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因此淪為空洞的道德批判。新左派不能總是這樣懸在半空之中，於是一部分與更為激進的、具有一定底層民意基礎的新毛左合流了，另一部分則落地成了國家主義者。

我一邊做生意，一邊斷斷續續地觀察中國的思想文化動態，並做出自己的選擇和綜合。就個人而言，作為一個生性好強、崇尚個人自由和自我實現、從底層一步一步奮鬥過來的農民子弟，我幾乎天生就是一個個人主義者、精英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但正因為我是農民子弟，便有著根深蒂固的平民情結和底層情懷，因此對新左派的訴求也心有戚戚焉，只不過我對他們亢奮的道德文章不以為然，而把目光轉向他們矢口不提的、在西方占主導地位的憲政民主左派——社會民主主義，也就是過去官方所批判的由伯恩施坦等人倡導的“修正主義”。其實，正是這個比較低調、看上去不夠革命的社會主義流派，實際地改變了西方國家的經濟政治結構。

這個時期，我的思想是以自由主義為主、以社會民主主義為輔的，但因為忙於生意和生計，沒有時間系統地閱讀和寫作，也就沒有留下什麼文章和專著。其實，當時有一個人已經對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關係做了很好的論述，併兼采兩家之長解釋中國的問題，那就是秦暉先生，只不過我沒有注意到。我是在差不多二十年以後才花時間系統了解秦暉的思想學術體系的。

七、揚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立的社會哲學

到了1999年下半年，在擱筆九年多以後，我又開始寫書了。在我那間狹小的經理辦公室里，我邊做生意邊寫作，用了8個月的時間，一口氣寫下了《中國的出路》和《中國知識分子的出路》姊妹兩篇，共計70萬字。

這個時候，我已經從自由主義為主、社會民主主義為輔轉向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相輔相成、融為一體的階段，標誌就是我在《中國的出路》一書中，提出了一個崇尚中道的社會哲學大綱：在私有制和公有制之間，我找到了一個叫做“公司混合所有制”的合題；在資本與勞動之間，我找到了一個叫做“人力資本”或“勞動性資本”的合題；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我找到了一個叫做“中產階級”的合題；在憲政與民主之間，我找到了一個叫做“法治”的合題；最後，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我找到了一個叫做“社會資本主義”或“資本社會主義”的合題。我認為，人世間一切對立和競爭，都會走向社會資本主義或資本社會主義這一歷史性合題。

根據這本書的社會哲學原理，我對中國知識分子做了一個全面反思、批判和自我啟蒙。我批判了傳統知識分子（包括我們這一代）身上強烈的清高心態、憂患意識、道德狂熱和良知幻覺，指出知識分子只有經過市場經濟尤其是知識經濟的洗禮，獲得獨立的經濟地位，才能進一步謀求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獨立，才能真正承擔社會良知這一歷史角色，才能獲得真實的歷史地位，否則，永遠不過是依附於什麼皮之上的毛而已。

這兩本書當然不可能在大陸原汁原味地出版。我自己是個書商，為別人出版了很多書，唯獨不能出版自己的書。只有在我退出商界十二三年之後，才由一個書商朋友操作，在刪去了有關中國的論述後，以《西方社會結構及其歷史走向》之名，由中國書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國的出路》一書中的純理論部分；將《中國知識分子的出路》改名為《知識分子的自我啟蒙》，並刪去了重要一章的主要內容之後，由線裝書局出版了。

通過這兩本書的寫作，我深深地意識到，經商這種社會閱歷和生命體驗，為我一生的學術事業提供了多麼大的幫助，使我獲得了多麼大的精神收穫。同時我也意識到，經商絕對不是我的優勢；一是因為沒有什麼做企業家的遠景規劃，總想著掙一筆錢後就回去做學問，所以從來沒有建立團隊和制度，一個人拍腦袋做決策，不斷出現投資失誤，好幾次掙了又賠了；二是黑道白道都沒有人，搞不定經銷商，大量貨款收不回來，銷售渠道幾乎癱瘓了。眼看著就奔四十了，再不收手的話，我的思想學術事業就要付諸東流了。

八、大齡博士研究生

2001年，我終於回到了闊別已久的教學科研崗位。

首先需要做的是“補課”，就是全方位閱讀了解這十多年來國內學術界的進展。我以追回逝水流年的急迫心態，夜以繼日地刻苦攻讀。正在此時，一場突如其來的“非典”席捲全國，大家都不能出門，於是我趁此機會對自己四十歲的人生做了一個小結，寫了一本《個人自由與社會責任》，一方面延伸了《悲劇人性與悲劇人生》的主題，另一方面融入了這十幾年來的經歷尤其是經商的經歷，力圖在人生觀層次上打通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基本上，我把這本書定位於一種社會中間階層或中產階級的人生哲學。

其次是要謀求學術體制內的一個位置。職稱上不去也就算了，做一輩子講師也不錯，但是應該有一個博士學位，就像“馬克思博士”、“基辛格博士”一樣有一個好聽的稱謂。過去我是不能報考博士研究生的，因為政審通不過，不過，2003年北京大學率先放開了政審，使得我有可能死裡逃生，幸運地搭上末班車。我通過黃德志老師聯繫，第一次登門拜訪了汝信先生，希望報考他的博士研究生。他說：我一共只招收過四個博士生（周國平、李鵬程、金慧敏、王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果你執意要考的話，我可以和哲學所打個招呼，看他們能不能把我的名字掛到招生榜上去。

就這樣，2004年，我以41歲的大齡，幸運地考上了汝信先生的博士研究生。

在讀期間，有三件事值得一記：

一是寫了《郭象個體主義哲學的現代闡釋》。某一天我在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圖書館借書時，從一本中國哲學史著作中看到了魏晉哲學家郭象的幾句話，猛然意識到其中暗藏玄機，與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的單子論有異曲同工之妙，於是搜尋有關研究資料，對《莊子注》一書進行了逐段解讀，梳理出來一個個體主義的哲學體系。該書於2008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二是完成了博士論文《悲劇哲學的誕生：從悲劇視角透視尼采哲學的嘗試》，把整個尼采哲學解讀成為一種嶄新的哲學形態，即介於悲觀主義與樂觀主義之間的悲劇哲學。這也是我此前的悲劇人生觀向悲劇歷史觀和悲劇世界觀的升華，這種解讀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五人答辯委員會中有四位給了“優”，讓我順利拿到了博士學位。該書於2009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收入“中國社會科學博士文庫”。

三是在博士論文答辯那天，我在哲學所某間辦公室里順手翻閱2006年度《中國哲學年鑑》，一則消息如電光石火激起我的頭腦風暴：“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與哲學研究編輯部聯合舉辦資本哲學高級研討會”。資本哲學已經登堂入室了！這對於我這樣一個長期身在中國勞動關係學院、試圖從哲學的角度為中國勞動者說點話的學者來說，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震動！對了，“勞動哲學”，就是這個概念了，也許中國還沒有第二個人適合於來開創這門學科呢！

2007年，在同事的勸說下，我申報了副教授，由於發表的成果比別人多出很多，當即就通過了。既然如此，一不做二不休，2009年我破格申報正教授，當年沒有通過，第二年也沒有通過，到第三年終於通過了。看起來，我在體制內謀生的能力和升遷的前景，並不比別人差。

九、社會民主主義的勞動哲學

2007年，我以勞動哲學為題，申報並獲得了一項全國總工會重點課題；2008年，我繼續以勞動哲學為題申報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當年沒有獲批，第二年再申報，獲得立項，並於年底寫成了60萬字的《勞動哲學》。提交結項之後，五個匿名評審專家有四個給予了較高以至很高的評價，有一個恰恰相反，扣了四頂政治上的大帽子：違背了黨的四項基本原則，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違背了中央提出的“六個為什麼”和“劃清四個界限”，並且洋洋得意地宣布，既然該成果犯有這樣嚴重的政治錯誤，在學術上就沒有必要做進一步的評議了。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委辦公室要求我作出修改，我對前四位專家提出的修改建議做了認真的回應，但是冒著不被通過的危險，對第五位專家做了毫不猶豫的反擊，指出他不從學術提出批評，而從政治上極盡誅心和構陷，無異於是林彪四人幫的殘渣餘孽。經過將近兩年的折騰之後，這項課題終於得到了“合格”的結項結論，於是就由人民出版社於2012年末出版了。當時，由學校出面舉行了“《勞動哲學》新書發布會暨勞動哲學與勞動文化學術研討會”，李德順、沉原、石秀印、楊河清、馮同慶、鑒傳今等著名學者，王克勤、孫恆等著名公益人，中國勞動關係學院部分教師和《哲學研究》、《哲學動態》、《光明日報》、《經濟日報》、《工人日報》、《中華讀書報》、《財經》、搜狐、共識網等學術刊物和媒體的編輯記者共50餘人與會，就勞動哲學和勞動文化的研究和發展問題進行了緊張熱烈的討論。《哲學動態》等刊物和媒體發布了這本書的出版信息。

本書上卷梳理了歷史上豐富的勞動哲學資源，在對各派勞動哲學做出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以社會民主主義為主體結構建立中國勞動哲學的基本原則；下卷按照抽象與具體、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建立了一個“勞動一般——勞動者——勞動與價值——勞動與產權——勞動與資本——勞動與管理——異化勞動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對工會運動的勞動哲學透視——從勞動哲學視角看中國工會的改革和發展”的理論體系。

這本書標誌著我從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並重，轉向了以社會民主主義為主、以自由主義為輔、以馬克思主義為底線的思想學術定位。在我看來，孔子和亞里士多德所倡導的中道原則仍然是人類應該追求的理想，但在現實社會進程中，人們總是會做出偏左或者偏右的選擇，而在當代中國國強民弱、資強勞弱的經濟政治結構中，我自覺地選擇偏左的社會民主主義。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一舉否定和排斥偏右的自由主義，實際上，我認為自由主義的左翼即社會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不過只有一牆之隔而已。

十、勞工學者和勞工公益志願者

寫完勞動哲學，心裡一直忐忑不安，因為這個理論體系基本上是一種知識和邏輯上的演繹推理，最多是吸取了其他一些人的田野調查和經驗歸納成果，而沒有自身的近距離和零距離的觀察和體驗，這對於這樣一項具有強烈現實關懷的研究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大可以致命的缺陷。中國工人群體究竟是怎麼體驗、思考和行動的？社會民主主義勞動哲學是否能夠表達中國勞工的要求和願景？中國的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其他思想流派是怎樣看待當代中國方興未艾的勞工運動的？這都是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

帶著這樣的疑問，我於2010年開通了微博。很快，相對自由的微博自媒體，把各種直接的資訊呈現在我的眼前：以南海本田工人罷工為標誌，當代中國的勞工運動如火如荼地興起來了，各地勞工集體維權事件，可謂此起彼伏，令人應接不暇；通過微博，我不僅認識了活躍在這個領域的律師、學者、記者，更認識了不少勞工公益機構的負責人和工人代表，他們是勞工維權和勞工運動的直接倡導者、推動者和行動者。很快，我的實名微博成了勞工新聞和信息的集散地，一些微博大V和公共知識分子也慷慨予以轉播。2012年，當深圳春風勞動爭議服務業部、小小草等知名勞工機構遭遇打壓時，由我起草，笑蜀、章立凡、袁颺、張鳴、葉匡政、沉原、郭於華、肖雪慧、段毅、常凱、滕彪等20名學者、律師和媒體人聯名發表“關於培育發展勞工NGO致廣東省委省政府及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公開信”，要求地方政府善待勞工公益組織，之後，我與笑蜀、劉建鋒組成調查小組，南下廣東，對珠三角地區數十家勞工機構登門採訪，這是我第一次面對面接觸農民工和他們的代言者和組織者。

之後就一發不可收拾了，我幾乎隔空或實地參與了2012—2015年這一波勞工運動高潮中發生的所有主要事件，或通過微博進行實時報道與互動，或呼籲媒體報道並接受媒體採訪，或撰寫事件經過並予以評論，或撰寫並發布有關宣言和文稿，或參加線下交流和研討……其中可圈可點之處有：

2014年10月，我深入北京臨時關押和疏散上訪人員的久敬莊，撰寫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被買斷工齡員工維權活動以及國有企業轉型正義的調研報告（網絡點擊數百萬次）；親臨深圳現場，撰寫了深圳諾基亞工人集體行動以及關停並轉企業維護勞工權益的調研報告（引起了全國總工會的重視和實地調查，並出台了相關文件），以及十幾起著名勞工集體行動的紀實和案例分析。
參與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在嵩山舉辦的常德沃爾瑪工人維權研討會暨2014年集體談判論壇年會，與勞工律師段毅等人確立、論證並向知識界和社會各界推廣“勞工”、“勞工界”、“勞工運動”、“勞工政治”、“勞工新聞”等一系列概念，促進一種與計劃經濟時期的“職工文化”不同的、對應於市場經濟時期的“勞工文化”的形成和發展。
對當代中國勞工運動面臨的重大問題進行理論思考，重點闡述了公民運動與勞工運動、公民權利與勞工權利、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相互關係，通過發表文章、微信群內討論、微信講座和線下交流，呼籲自由民主右翼與自由民主左翼之間建立良性對話和互動關係，達成秦暉先生所說的“共同的底線”或左右基本共識。比較有影響的文章有《勞工維權是撬動整個中國政治民主化進程的阿基米德支點》、《對2010年中國勞工潮的多學科解讀》（獲全國勞動關係研究會論文二等獎）、《當代中國的勞工政治》（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雜誌）。
推動政策和立法，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文章，一是《勞工界就製造業衰退過程中勞工權益問題告政府、企業和社會書》，提出了“勞工新政”的概念和政策建議；二是《廣東省勞動關係地方立法應該、可以、如何走在全國的前列》，對廣東省應該率先完成勞工三權（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的立法，發出了勞工界的建議；三是《欠缺公正、壓制勞權的法律規制——評《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參與了這部地方性法規出台前勞資雙方激烈的輿論博弈。
發起和組建了勞工研究群、勞工律師群、勞工新聞群、勞工學者群、勞工界與社會各界對話群等一系列微信群，以加強勞工界的內部團結以及知識界和社會各界對勞工運動的支持，數次徵集了少則幾百人、多達數千人的對地方政府打壓勞工維權人士的簽名聲援。
……

一時間，我成了各種媒體跟蹤採訪的著名勞工學者和勞工問題專家，還有人從更加激進和革命的角度，給我貼上了“自由派改良主義勞工運動代表人物”的標籤。

以上只是實錄，既沒有刻意迴避什麼，也沒有添油加醋誇張什麼。一個人的言行是有社會記憶的，不如自己如實寫下來，讓後人和歷史來評判。

十一、第三次挫折

在2016年以前，組織上已經多次找我談話，勸誡和警告我不要和那些有境外背景的勞工機構搞到一塊兒去，有意見和建議可以通過正常的渠道向組織上反映。有關部門也注意到了我的網絡言論或線下活動。比如，2013年某一天深夜兩點半，大興區清源路派出所警察按響我家的門鈴，把我帶到所里做筆錄，詢問的是我那篇關於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斷友”維權的調研報告，說你這篇文章已經被境外敵對勢力利用了，要求我今後不要在網絡上隨便發表文章，有文章和著作可以通過正式出版機構發表。我回答說現在出版社出書要作者自費，學術刊物也要收版面費，而自媒體是免費的，讓我不使用自媒體是不可能的；再說了，即使我在出版社和刊物上發表作品，人家要利用，我也阻止不了，我倒是真心希望政府有關部門能夠利用我的科研成果。那天的筆錄進行到凌晨5點半，警察才送我回家。又如，河南省公安廳把2014年嵩山會議的錄像帶遞交給了我們學校的上級主管單位全國總工會，其中就有我發言的部分。

2015年6月，我被解除文化傳播學院副院長的職務，沒有任何說明。2015年12月3日，廣州警方一舉端掉番禺打工族服務部和南飛雁等勞工機構，數十人被傳喚，6人被刑拘。新華社、中央電視台對此做了長篇報道。我以“不方便透露姓名的勞工學者”的身份接受了多家外媒採訪，其中一家是香港有線電視台，沒想到這家媒體在播出這個節目時，違背新聞倫理和職業道德，擅自披露了我的姓名、單位、職務等信息。這下可就炸鍋了。全國總工會有一個維穩辦，維穩辦下有一個網絡輿情處，很快就發現這個情況並報告上去了。學校訊速地給了我一個僅次於開除的行政處分：降職，從教授降級為講師。我據理力爭後，改為解聘教授職務，到圖書館安排適當工作，按副教授最低一檔發放工資。

受此重挫，我當然不得不收斂一些了，畢竟讓家人跟著倒霉了，種種糾結、痛苦、內疚，一言難盡，這裡就不細說了。

但是仍然不能完全放棄……不管是出於古道熱腸、江湖義氣，還是出於理想信仰、價值追求，我還是斷斷續續地發聲並參與了一些勞工維權活動，其中最主要的是參與了沃爾瑪員工抵制綜合工時制的全國性維權行動。應段毅律師的邀請，我與四位專家教授一起向有關部門提交了《關於沃爾瑪強推綜合工時制導致員工維權抗爭的調查研究報告》，指出外資企業破壞中國基本的工時制度，可能影響到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上的穩定和安全。這個報告應該引起了有關決策部門的重視，沃爾瑪強推綜合工時制之所以不到一年就被叫停了，應該與此有關。與此同時，我捲入了沃爾瑪員工聯誼會的一場內部紛爭，我因為支持其中一派通過網上民主選舉重組聯誼會，而得罪了堅決反對這場選舉的另一派，導致少數幾個網絡寫手和勞工維權人士發起了對我的一波又一波的攻擊，其中一個網名秋火的托派分子，造謠說我掌握了境外公益基金資助境內勞工機構的分配權，說我早就安排好了退路，可以隨時舉家移民美國，等等。我沒有對這種攻擊作直接的回應，只是在一個關於沃爾瑪員工的團結和聯合的長篇微信講座中，向沃爾瑪維權員工正面闡述了我自己的觀點。

2017年1月13日，在我的牽線搭橋下，在天則經濟研究所第565期雙周論壇上，我的朋友、西南政法大學陳步雷教授做了一個關於工人代表制的長篇學術報告，從民法、自然權利理論出發，對珠三角地區工人的自髮結社行為、對段毅律師等人總結和推廣的工人代表制，做了深入的闡發和學術上的論證，與會的天則所理事長吳思（歷史學家）、所長盛洪（經濟學家）、社科院石秀印（社會學家）、人大常凱（勞動關係和勞動法學家）、湖南戴春（勞動關係學家）以及我等人，從各個角度闡發了工人代表制的經濟、法律、社會、政治以及歷史價值。我還臨時起意，請會議主持人張曙光先生安排在場的工人代表彭家勇發言，沒想到彭家勇即興演講半個小時，異常流暢地表達了自己的實踐經歷和理論思考，引起與會學者的強烈興趣，會後一幫人圍著他進一步交流。這應該是天則所第一次就一個勞動關係、工人權益的話題進行的高端學術活動。作為自由主義的陣地，天則所走出這一步，具有特別重要的象徵意義。這正是我一直在呼喚的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良性互動和對話交流。會後，西南政法大學官網在非常顯眼的位置報道了陳步雷教授的這場學術報告，而我只不過是一個點評嘉賓，卻被組織上約談，要求我不要再參加天則所的任何學術活動了。

2017年12月，北京發動了一次突如其來、迅雷不及掩耳的清除低端人口的雷霆行動，一時間，數十萬外來人口無家可歸，露宿在凜冽的寒風之中。一個學者公知群邀請我起草了《部分知識界人士就大興大火引發北京大規模驅離外來人口事件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公開信》，經過群友修改後發出，徵得160多人的簽名，瞬間在海內外網絡得到廣泛傳播。這應該對遏制全國各地政府群起效尤起了一定的作用。自然，事後我又受到了組織上的調查和嚴厲批評。

2018年，兩位刑滿釋放不久的XIN公民運動的倡導者來找我，希望一起推動養老平權運動，並邀請我寫一個關於平等養老的學術研究報告。我對他們終於轉身向下關注社會底層和民生問題表示由衷的高興，因為2013年我向他們提出公民運動與勞工運動相結合的話題時，並沒有得到他們的回應。很快我就提交了一份研究報告，並歸納了兩項基本訴求，一是建立普及每一個國民的基礎養老金制度，二是廢除雙軌制和多軌制，所有繳納養老保險的人按同樣的工資替代率領取養老金。這個項目後來因故未能推動起來，但我因此就加入了他們的電報群，參加了一周一次的時政討論，並於2018年和2019年分別參加了由他們召集的煙臺聚會和廈門聚會。由此我也捲入了一個驚天大案。

2020年上半年，我作為證人做了兩次長時間的筆錄。幸運的是，現在我還能繼續擔任圖書管理員。聊以自慰的是，這些年來，主要由於我的努力，我校圖書館的藏書檔次，有了一個明顯的提高。

十二、從現實研究轉向歷史研究

從2016年開始，我對當代中國的勞工運動，做了比較系統的反思和總結。一是把我這些年所寫的文章整理結集成為《致敬底層：當代中國的勞工運動》一書，有70餘萬字之多；二是接受工人代表彭家勇的提議，把影響較大的勞工集體維權案例整理成為《廣東工人運動考察報告》，有40餘萬字之多；三是完成了我的第二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寫成了60餘萬字的《勞動文化學》，不幸的是，提交結項申請並等待了兩年之久後得到的結論是“撤銷該項目，追回已撥資助”，在我提出異議後，引起輿論關注，經過學校出面斡旋，已經花費在這個項目的資金就沒有真的追回去了；四是從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出發，對當代中國的勞工運動與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做了一個理論思考，寫成了20餘萬字的《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論綱》一書。不言而喻的是，這些書目前還不能變成合法出版物。

其實，在2019年下半年，在我完成了《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論綱》一書之後，我對中國現實問題的研究就已經告一段落，並正式轉向歷史研究了。今年以來，我一邊接受有關部門的調查，一邊猛讀歷史學和歷史哲學著作，可以說，不到一年所讀的學術著作，比過去四五年加起來讀的還要多。早在30年前寫作《悲劇人性與悲劇人生》一書時，我就意識到將來一定要寫一本《悲劇人性與悲劇歷史》，從而完成我的整個悲劇哲學體系。我的博士論文就是把尼采哲學解讀為悲劇哲學，但這還是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還沒有正面建立自己的悲劇歷史觀和悲劇世界觀。現在終於有時間也有相當的社會歷史閱歷來寫這本書了。

另一個我必須完成的大課題是寫作《中國個性思想史》。1988年我做碩士學位論文時，就已經意識到應該系統地梳理和挖掘中國歷史上的個性思想。在這個問題上，中外學術界存在一個共識，那就是中國沒有或者很少有個性思想，只不過一些人認為中國文化的根本缺陷就是缺少個體主義思想，因此，為了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必須全盤西化；另一些人認為，整體主義正好是中國文化的優勢，必須發揚光大，並且應該而且一定能夠向全世界推廣。一百多年來，一直就存在著全盤西化與國粹主義的二元對立。我當然不贊成國粹主義，但也反對全盤西化，理由恰好在於，中國的個性思想，雖然遠遠不如西方那麼發達，但畢竟是隱隱存在並默默發展的，只不過被整體主義文化所壓抑和禁錮住了而已。必須把中國歷史中這一異質性、創造性、現代性的文化基因挖掘出來，並加以發揚光大，從而實現中國文化的結構性轉換，即所謂創造性轉化或轉化性創造。如果中國傳統文化中完全缺乏個性元素，那麼，即使把西方文化整體移植過來，那也像是把種子撒在鹽鹼地上，根本不可能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然而，我在32年前就已經發現的這一問題，一直沒有引起學術界的重視，自由民主派和全盤西化論者不重視容易理解，他們在全力以赴引進西學，可恥的是，在二十多年不斷高漲的國學熱中，在成千上萬的國學學者中，竟無一人系統地挖掘和整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個性思想，好像它們根本就不存在一樣！

斷斷續續的，圍繞這一課題，我在做一些階段性研究。1991年，我應一個朋友的邀請，寫了《中國文化史上的孤魂野鬼》，從個性思想角度，講了中國文化史上12大“畸人”的故事，他們是：莊子、阮籍、嵇康、慧能、唐伯虎、王艮、李贄、徐渭、八大山人、石濤、金聖歎、鄭板橋。寫完後，朋友的那個叢書出版計劃卻沒了下文，這本小冊子後來就收入了我自己的《尋找自己與成為自己》一書。2006年，我撰寫了《郭象個體主義哲學的現代闡釋》，其中部分章節發表在《哲學研究》、《中國哲學史》等重要學術刊物上，全書則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這些都是《中國個性思想史》的前期成果。目前，對經史子集的閱讀大約已經進行了一半，後續還有海量的文獻需要爬梳，這種爬梳一直要進行到我身在其中的當代中國，如果成書的話，在百萬言以上，這大概是10年以後的事了。通過這項研究，我要向全世界宣告，要向每一個中國人大喊：人性、個性、自由、平等，這些普世價值，並非西方人的專利；人類皆有的，我們中國人也無不具有！建立在這些普世價值之上的政治文明，也一定會在這片古老的大地上開花結果、繁榮昌盛！

我今年五十有七，如果足夠健康和長壽的話，充其量也只有二十年左右的讀書寫作時間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佇立於暮色蒼茫之中，像無數古人發出這一句浩嘆後，我又得趕緊回去看書了。

十三、我的治學風格

像其他學者一樣，我的治學過程當然也離不開博古通今、中西兼容、由博返約與發散思維相輔成、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理性與經驗（演繹與歸納、抽象思辨與實證研究）相結合、方法論個人主義與方法論結構主義相補充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我與學院書齋派學者很為不同的是，我尤其重視個人的生命體驗和行動意識（行動中的理解），強調知行合一，亦即理論與實踐的內在統一。

長期以來，我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和意見領袖，高居於芸芸眾生之上，用自己學來的理論和知識，對民眾進行自上而下的啟蒙。我不否認這種啟蒙的價值，但是第一，我認為這種啟蒙是不夠的，關鍵是要找到把理論變為實踐、把理想變為現實的通道，而這樣一種“實踐知識”（梅洛龐蒂所說的Practognosis），這樣一種“社會技術”，這樣一種“政治技藝”，恰恰是精英知識分子最為缺少的；第二，這種啟蒙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啟蒙者自身也是有盲區的，比如以自己的價值觀擴張為所有人應有的價值觀，以社會良知和公意代表自居，自以為義，結果反而陷入知識界內部各種價值觀的劇烈衝突之中，最重要的是，知識分子思考和表達的，與他們的實際生存狀況還存在遙遠的距離，當他們碰到自己的權利受到損害時，反而患得患失，不能像很多普通民眾一樣奮起維權，他們也嚴重缺乏組織起來的意願和能力，只能像散沙一樣苟且求安，最多打打口炮，而缺乏真正改變現實的實踐力量，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恰好應該在與民眾的密切互動中，接受民眾對知識分子的反向啟蒙。這就是說，啟蒙應該是雙向進行的，而不是單向的灌輸和宣導。

我非常服膺明代大哲人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和生活，他是哲學家、教育家，又是政治家、軍事家，文治武功樣樣了得。他承接了老莊、孟子、魏晉玄學、禪宗、程顥、陸九淵等先哲“從生命體驗中領悟世界與人生真相”的傳統，他那句“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確精察處即是知”，洞燭幽微，參透玄機，幾乎達到了最高的哲學智慧，實現了本體論（存在論）與知識論（認識論）、倫理與真理的直接統一，進入了絕美的人生境界。他的傳人，尤其是他的弟子王艮創立的泰州學派，發揚光大了他的道統和學統，他們都是知行合一的人物，不僅在學術上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開創了中國最早的啟蒙運動，而且“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黃宗羲語）。

自然科學研究離不開實驗，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離不開人生體驗和社會實踐。職業化的學院式研究，基本上只是智力遊戲而無關乎生命的成長，沒有豐富和深度的人生體驗和社會實踐，一是不可能發現真問題，而只能在前人和他人設定的問題域中，甚至在假問題中兜圈子；二是不可能發現解決真問題的新範式，而只能使用前人和他人的解釋框架，甚至只能使用陳腐惡劣的教條和公式去強暴現實。任何新範式，都是思想者獨特的生命體驗和存在視域的概念化和抽象化，用這種獨特的範式，就能對同樣的事實做出全新的解釋，對同樣的元素進行全新的組裝。認識和知識的深度、強度和寬度，取決於生命和存在的深度、強度和寬度，狹隘、貧弱、膚淺的人生，只會造就出平庸的學者。多少為了在體制內謀求職稱、升遷、權力、資源、光環而批量製造出來的論文和著作，基本上沒有人認真讀，連內循環都談不上，更談不上與社會的互動交流和良性循環了，它們基本上就是一堆耗費人民血汗和國家資源的、不能回收利用的有毒垃圾和污染物而已。

就我個人而言，如果沒有早期26年的人生體驗，就不會有《悲劇人性與悲劇人生》，我在該書的導言“藝術、哲學與人生”中，已經闡發了我後來都沒有改變的學術風格和方法：

我是誰？我到這世界來做什麼？我憑什麼證明我在這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價值？面對著我們所不了解的世界、他人和我們自己，心中便泛起一種巨大的荒謬感、神秘感和孤獨感；耳聞種種人類的悲劇與關於人類的偉大和愚蠢的故事，目睹人類的互相傾軋和踐踏，面對種種社會不公平和人生的種種罪惡與痛苦，眺望那遠不可及的個人與人類的未來，你難道不感到一種浩大無邊的憂患和孤憤嗎？你難道不感到一種無遮無攔、無可逃避的迷惘、落寞和苦悶嗎？正是這些使人仰天長嘆而又俯首默然的內心騷亂，才是藝術和哲學發生、發展的最深刻的動力。每個人，至少在一定時期，特別是在青少年時期，潛在地就是一個藝術家和哲學家：當他真誠地、痛切地感到人生的神秘和荒謬、短促和空虛，當他渴望超越人生的有限而得到一種持久的永恆的價值時，在這一瞬間，他就是一名藝術家和哲學家。而真正成為藝術家和哲學家的是這樣一種人，他的痛苦比別人更加強烈和深刻，因而他超越這種痛苦的要求也更加急迫。他通過詩、小說、音樂、繪畫、理論體系等等力圖表現和解脫這種痛苦，這種痛苦不是日常生活中瑣屑的煩惱比如喪失金錢的懊恨、對鄰人或同事的嫉妒等等，而是一種關於人生的終極價值、終極歸宿、終極關懷的痛苦，是一種即使得到了金錢、地位、物質享受和家庭溫暖等等而仍然瀰漫心頭的痛苦，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剪不斷、理還亂的痛苦，我把這種痛苦稱之為“根本的迷惘”和“深度的苦悶”。正是這種痛苦迫使藝術家和哲學家無休無止地窮究人生的真諦，追尋生活的意義。實際上，他永遠不可能得到徹底解脫，相反，他不斷地把自己投入到更大的痛苦中去：因為他越是想窮究人生，他就越是深深地捲入人生，他就與周圍世界發生越來越深刻的分離，而他尋求彌合這種分離的努力也就越困難，他就必須更加不畏風險地去體會種種人生境界。對藝術家和哲學家來說，痛苦是一種誘惑，一種挑戰，一種深沉的呼喚，正是在這種痛苦和超越痛苦的努力中，他體會到創造的喜悅、自我力量擴張的喜悅、徹悟的喜悅。

哲學對人生的思考不僅是理性的，而且也是感性的，不僅是理論化的，而且是飽含感情的，不僅是抽象的玄思，而且是生動的體驗和感悟。

人類單有藝術是不夠的，因為藝術雖然給人以充分的情感滿足，但卻只能模糊地、難以言說地滿足人的理性要求。人還具有一種把自己模糊體驗到的東西加以條理化、系統化的欲望和傾向，於是他們就用概念、判斷、推理等邏輯工具把自己對世界與人生的本質的感悟變成理論體系，這就是哲學。不錯，哲學運用抽象思維能力和抽象思維方法，建立起概念體系直接訴諸人的理性或抽象思維。因為這個緣故，許多人就忘卻了哲學的起源，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這樣兩種偏見：哲學是純粹抽象思維，排斥人的感覺、直覺、體驗、領悟和靈感；哲學是純理性的，排斥人的感情。於是哲學就變成了灰色的枯燥的理論體系，變成了由概念和範疇推演而成的邏輯結構。

這是違背哲學本性的。哲學是世界觀，但首先是人本學，因為哲學所思考的世界是以人為中心的世界，因此不思考人就無從思考世界。這樣，人就既是哲學思考的主體，又是哲學思考的對象，是作為主體的對象和作為對象的主體，對這種作為主體的對象的客觀思考正就是這種作為對象的主體的反思，這種反思當然必須直接建立在哲學家的自我體驗之上。因此，哲學認識內在地包含了直覺和體驗。沒有豐富的直覺體驗，哲學思考就不過是鸚鵡學舌或最多不過是客觀知識的重新組合而已，而缺乏深度和獨創性。哲學的抽象思考只有不斷重返其源頭活水才富有創造力和生命力。由此可見，哲學與藝術是同源的。不僅如此，哲學有時還需要直接運用藝術的表現手法，因為當哲學運用概念進行抽象分析時，往往打碎和破壞了原生的實在和原始的體驗，結果使飄忽隱約而又美妙生動的東西從概念之網中漏失了，這時，哲學概念就顯得捉襟見肘了，因此必須直接藉助於藝術語言，藉助於形象和意境使那些原始的東西呈現、浮現出來。

實際上許多西方哲學家都公開聲稱只有憑藉直覺才能真正切近和把握實在，如斯賓諾莎、謝林、叔本華、尼采、柏格森、胡塞爾、海德格爾、薩特等，他們都既具有高度的思辨能力，同時又極力推崇直覺。看起來，正是在直覺和抽象思辨之間有某種內在的深刻的聯繫——剛好因為哲學家們在某一剎那突然感覺到了某種神秘的、深邃的、若隱若現的、飄忽迷離的東西，他們才能憑自己的思辨去捕捉和表達它們，比如海德格爾從一種畏懼的體驗去分析生命與死亡的關係，薩特從一種噁心的體驗去分析人與世界的關係。因為他們在那一剎那的體驗不是單純的感覺，而是一種理性直覺，是包含了對對象本質的匆匆窺見的感覺，因此，用概念把這種感覺表達出來時，就不是單純現象的描述，而本身就是極其深刻的理論。甚至象黑格爾這樣晦澀抽象的哲學家也曾激動地談到理性與審美的關係：“現在我深信，由於理性包含所有的思想，理性的最高行動是一種審美行動；我深信，真和善只有在美中才能水乳交融。哲學家必須和詩人具有同等的審美力。我們那些迂腐的哲學家們是些毫無美感的人。精神哲學是一種審美的哲學。一個人如果沒有美感，做什麼都是沒精打采的，甚至談論歷史也無法談得有聲有色。”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正是以席勒的一句詩結尾的：

從整個靈魂王國的聖餐杯里

無限性給他翻湧起泡沫

如果沒有90年代的商業經歷，我就不會獲得透視社會歷史的新視角，就不會確立一套新的闡釋範式和社會哲學理念，就不會寫出《中國的出路》和《中國知識分子的出路》。但在發掘完這段人生體驗之後，我又感到江郎才盡、難以為繼了，於是轉而投身於社會運動之中，試圖在新的人生體驗和社會實踐中獲得新的思想、學術和理論生長點。我沒有虛度光陰，通過邊干邊學、知行並舉，十年間又積累和獲得了200萬字的學術成果。

我曾經與勞工律師段毅深入探討了勞工研究的方法論。我是帶著問題和理論預設進入勞工運動的，而他是在勞工運動實踐中上升到理論思考層面的，我們相向而行，在半路上匯合了。他率先倡導和推動了中國的勞資集體談判和工人代表制的實踐，並從中形成了一套集體勞動關係生成和發展的理論，而我從哲學角度再一次提升（抽象化）了他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思考，使之置於一個更為宏大的社會歷史場域之中，這就是當代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它包括了哲學、文化、經濟、社會、政治、法律等諸多面向，關繫到整個中國的社會轉型，而不僅僅是關繫到勞工群體的權利和利益而已。

我們一致認為，勞工研究的首要方法，是介入式觀察、行動性理解和體驗型思辨，這與一般學者拉開距離的、靜態的“理性、客觀、中立”不同，而是一種近距離乃至零距離的、動態生成的“理性、客觀、中立”；它並不排除情感態度、價值取向和主觀立場，而是認為，所謂人文社會科學的理性、客觀、中立，並不是對一個純自然對象的靜態反映，而是對一個未定型、未完成的動態過程的參與和建構，說的直白一點，就是對社會公正的追求。社會公正是各社會階級或階層之間力量的平衡，它完全不是預先給定的，而是通過弱勢一方努力奮鬥、強勢一方妥協讓步形成的。在當代中國，一個公認的事實就是，在勞資政三方格局中，政府最強大，資方次強大，勞方最弱小，於是就形成了一個嚴重傾斜的經濟社會政治結構。在既有的利益和力量結構中，強勢方一定是保守或比較保守的，推動這個結構向公平正義方向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於弱勢方的努力和爭取，用段毅的話說，勞工是自變量，政府和資方是因變量，面對勞方力量的成長壯大，政府和資方提出相應的對策，經過漫長的、來回反覆的博弈，才會出現新的勞資政力量對比，以及新的政策調整和法律規制。現代西方社會結構就是這樣形成的。不親身參與這樣一個真實的、活生生的歷史進程，不與勞工一起經歷由弱到強的力量聚變，不在現場和第一時間感受到歷史的脈動，就不可能有什麼理性、客觀、中立的學術成果，就不可能成為一個優秀的勞工學者，甚至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勞工學者。

這種研究方法，用中國民間古老的智慧語言來說，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捨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誠然，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這樣做會面臨巨大的政治風險乃至刑事風險。這是目前中國的勞工運動研究者和社會運動研究者不知道如何自處的困境。這也是我目前轉身進入歷史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也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責任，在我這一代人中，我也算是盡心盡力了。我相信，年輕的世代會比我們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