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德才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紀初的十幾年間，中國的農民負擔過重問題有目共睹，因為農民負擔過重而發生了一些“舉世聞名（矚目）”的事件——國際社會往往能夠通過駐中國的外媒機構及時的了解到，而很多中國老百姓卻毫無知曉，原因僅僅是因為中共宣傳部門在中國國內“一手遮天”！

每年秋征開始後，全國各地的鄉村幹部糾集地痞、流氓、黑社會惡勢力橫徵暴斂，到處搜刮和搶劫居住在農村的老百姓，有時候公檢法“大隊人馬”也一起披掛上陣，做出無計其數令人髮指的事情，很多農民因為反抗被打死打傷，還有很多農民遭到非法關押和拘禁。

為了搜刮、搶劫、掠奪老百姓，特別是為了強制執行計劃生育，中共的縣鄉村三級體制一齊大力扶植豢養地痞、流氓、惡棍等黑社會惡勢力，很多農家婦女、農家少女遭到了這些惡勢力的強姦和輪姦（我在組織固始縣農民“土地維權”時，一些受害者曾向我陳述自己被城郊鄉派出所所長楊明孝等人、隔夜村村支書祝義林等人、六里棚村村支書汪志宏等人嚴重傷害的事實和過程，我勸這些受害人公開站出來指正楊明孝、祝義林、汪志宏這些作惡多端的人渣，但這些受害人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公開指正楊明孝等人）；絕大多數的受害人至今仍然不敢揭發、檢舉、指正作惡多端，一直傷害著自己的鄉村幹部、公安幹警及其黑社會惡棍們——可見中國的法治問題是多麼嚴重。

雖然經過了很多次所謂的“換屆選舉”，但這些“反法律（踐踏法律）”、“反法治（破壞法治）”的黑惡勢力、人渣卻一直延存滯留在政府的體制中——以至於中共這個執政黨在很多地方已經完全異化為地地道道的黑社會惡勢力、徹頭徹尾的“恐怖組織”了！

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我長期在老家固始縣、商城縣組織農民聯合維權，後來自己家裡一貧如洗。為了兩個未成年的兒子上學讀書及一家人的生活，也是為了給那些因為反抗而受到打壓和傷害的農民討回公道，1999年年初我不得不到廣東東莞打工。我一邊打工、一邊尋找機會與國際媒體及人權機構取得聯繫、以披露中國內地農村的黑暗與罪惡，一邊用電話繼續組織老家的農民維權抗爭。

2002年元月2日，河南商城縣伏山鄉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伏山事件”，公檢法“執法大隊”因為搜刮搶劫老百姓而引發衝突，參與搶劫的警察被怒火衝天的老百姓打的丟盔卸甲、猖慌逃竄，六輛警車被掀翻並砸毀。

“伏山事件”發生之前的2001年，我正在廣東東莞的“中興公司”做鋼結構工程聯繫業務，利用“工程業務員”的便利我通過電話與海外媒體（美國之音、美國廣播公司、英國廣播公司）駐北京的辦事處取得了聯繫、並且通過外媒的介紹與中國勞工中心負責人韓東方先生聯繫上了，隨後就把河南固始縣、商城縣發生的令人髮指的事實材料轉發給美國廣播公司及韓東方“國際人權機構”。其中有兩起最為惡劣的事件。一起是固始縣往流鎮某村（村名我忘掉了） 的一個叫尖黎園村民組的寡婦張開英因為交不起村提留，先是被鄉村幹部糾集的一群黑社會惡勢力作為人質關押起來，緊接著鄉村幹部們又把張開英膝下兩個未成年的女兒從村小學裡趕出去，硬逼著兩個小女孩去向親友家借錢贖回她們的媽媽。因為張開英長得漂亮，關押期間遭到鄉村幹部及匪徒們的輪姦，張開英釋放回去後便上吊自殺了。另一起是固始縣胡族鄉葉台子村農民孫元海因為拖欠村提留，被鄉村幹部糾集的一夥惡棍上門強行牽豬扛糧，雙方發生衝突，結果孫元海被活活的打死。

張開英的事情是我根據周邊農民的口述而寫成的材料、附有很多證人的簽名證言，孫元海被打死後周邊的農民對其屍體進行了拍照，有很多照片成為紮實的證據。

那個時候的我一邊打工養家糊口，一邊爭取海外媒體了解河南固始縣、商城縣農民負擔過重、內地農民生存危機嚴重、法治狀況惡劣等，一邊用電話引導兩個縣的農民聯合行動、共同維權抗爭；“伏山事件”發生前後，國際上的很多媒體一直在關注河南固始縣、商城縣兩個縣的農民維權。

“伏山事件”發生後，為了保護維權代表洪茂先等人的安全，2002年5月下旬我特地從“中興公司”辭掉了“工程業務員”（當時公司規定“工程業務員”請假的時間不能超過半個月，加上我用公司的電腦和傳真機給外媒發過很多資料，在公司沒有發覺之前我決定辭工），6月份我趕回老家固始縣和商城縣，特別在伏山鄉的楓樹村和徐堰村呆了好幾天，搜集具體證據材料的同時還做了一些具體安排，6月下旬我專門到北京與美國廣播公司的老總齊先生見面，把很多具體事實證據交到齊先生手裡，一再懇請拜託他想辦法在中共十六大召開之前，把固始縣、商城縣農民所遭受的“嚴重人權迫害”事實證據遞交到美國政府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後來改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這些事情辦好後我又從北京乘火車到東莞，應聘於高埗鎮“高藝裝飾公司”業務員。

為了促使中共尊重人權和進行政治體制（結構性）改革，我計劃在中共十六大召開的前幾天再組織一些固始、商城兩個縣農民維權代表在北京舉行一個外國記者招待會，再一次向全世界真實的披露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所以拜託齊先生幫我約了一些外媒駐北京的記者，我又分別的與這些記者進行了電話聯繫，約定了見面的時間和地點。沒想到2002年11月3日夜晚（凌晨以後），以國家安全部韓處長為首的廣東省安全廳、東莞市公安局、高埗鎮治安隊“大隊人馬”將高藝裝飾公司辦公室人員的住宿樓（該住宿樓還有其他公司合夥租賃）團團包圍，一排排小車停放在住宿樓下面的大道上，高埗鎮治安隊的一伙人不由分說地將高藝公司辦公室人員們一個個的拽到下面（高藝裝飾公司辦公室人員的住宿在三樓），還有幾位女性，有的連衣服都沒有穿好。張保、鄧旭東兩個人因為抗議，結果被打的跪在地上求饒，眾目睽睽之下的所作所為不容中共抵賴！

國家安全部韓處長為首的一伙人不准許我在東莞打工了，他們讓河南信陽市國家安全局的劉勇和固始縣公安局的國保楊宗良、樊廣宏等人把我押回到固始縣的老家，行政拘留15天后，我又被信陽市國安局提押到信陽市，河南省安全廳的一些人代表中共的安全部門威脅（要挾）我，要我替中共的國安部門做事，繼續與韓東方、等人聯繫，為中共的安全部門套取對方的資金和情報；如果我不答應，他們就要抓捕洪茂先、余弟久、余弟紅、呂皇銀、鄔文新等多名農民維權代表與我一塊治罪判刑，而且還要取消（剝奪）我們這些人子女將來就讀大學的權利、甚至還會限制我們下一代就業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答應他們，我提出了“一大一小”兩個條件，大條件是“希望黨和政府善待中國老百姓，希望黨和政尊重和改善人權，希望黨和政府順應民意、主動的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結構性改革”，小條件是“能夠讓我經常的去北京拜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研究所的于建嶸先生，請教他一些關於農民的問題，以開闊自己的視野、提高自己見識，這樣也有利於為你們做事”（後來在于建嶸先生的幫助下，我參加了2006年9月22日至23日廣州增城大酒店舉辦的“農民合作組織與新農村建設學術研討會”，才有機會結識了一些知名的、有良知的中央政協委員、民主黨派人士，特別是清華大學的蔡繼明教授，他們為我們固始縣農民保護自己的土地做出了很多、很大的幫助），其實這個時候我就開始盤算著如何與中共的國安們鬥智、險中求勝，憑著感覺我有把握能“反過來利用”中共的國安繼續為老百姓伸張正義、繼續推進中國的民主與法治。

在中共國安的逼迫下，我寫了“不再參與和介入任何維權”的保證書；我的要求（條件）就是“中共必須切實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切實的改善和保障中國老百姓的人權”，中共的國安們只是口頭上答應而沒有給我寫保證。

中共之所以“全面免去（取消）農業稅”，全國各地農民的普遍抗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而河南固始縣、商城縣農民的抗爭在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中共雖然“全面免去（取消）農業稅”，但很快又開始了大規模的強占掠奪農民土地，並且不擇手段的以武力鎮壓反抗的農民，全國各地的農村又繼續上演了農民普遍流血的悲劇、慘劇，而且我老家固始縣的血案、慘案、冤案更是頻頻的發生。

我不得不找到把我押回固始縣老家的中共國安們進行交涉，要求他們兌現2002年11月份和我談話時許下的“口頭承諾”，他們居然抵賴和狡辯：誰承諾你了、承諾你什麼哪？

但中國的憲法還有明文規定在那裡呀，所以我要求中共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憲法，中共的國安們竟然反問我：就算共產黨公然的違反憲法，你又能怎麼樣呢，自不量力。

——無恥的流氓嘴臉暴露無遺，所以我不得不公開地站出來繼續組織老百姓維權！

當今的中國，老百姓的利益被中共隨意強占、侵害、掠奪，人權被中共肆意摧殘、蹂躪、迫害的不僅僅是農民，還有下崗工人及其他社會公民。

強占掠奪農民土地加上“高槓桿調節的金融壟斷”、大規模房地產開發，製造了泡沫經濟。這期間政府部門勾結大大小小的奸商們合夥搭建P2P平台（互聯網金融）共同詐騙老百姓、導致三億多的“金災難民”上當受騙，可見當局從下至上“坑民害民”手段及行為是多麼的惡劣！看看最近一兩年發生的事：

山東平度的女鄉黨委書記王麗公開的聲稱：可以用一百種方法刑事（任何一個不聽話的）老百姓，可以隨便要（任何一個不聽話的）老百姓一家人性命、包括肚子裡尚未出生的孩子，可以動用巨大的人力、物力、資源收拾“任何一個不聽話”的老百姓，王麗的話聽起來讓人毛骨悚然。

湖南湘西永順縣的鄉村女教師李田田因為中國教育問題寫文章、說實話發到網上，遭到了綁架、被關進精神病醫院。

當金光閃閃的奧運金牌掛上中國女子滑雪運動員谷愛凌脖子上的時候，我們中國人才知道另一位中國女子20多年前就被鐵鏈子鎖住了脖子，一直關押在徐州豐縣農村一個漆黑、冰冷的小屋裡，承受著非人的折磨。

當初我在中共安全部門的威逼要挾之下，為中共的安全部門套取了中國勞工中心韓東方先生的資金和情報，也算是為中共做出了“不能公開的特殊貢獻”（現在可以向全世界公開了），但我要求中共尊重和保障人權、順應民意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結構性改革、放棄專制獨裁、主動實行民主而造福於中國老百姓及全人類。

我被關進看守所和監獄後才發現，原來中國的看守所和監獄正關押著很多“河南趙作海”。當今的中國，因為捍衛中國人權和拯救中國法治而被中共關進看守所和監獄的許志永、丁家喜、孫大午、張海濱父子、黃琦、秦永敏（還有很多）等人目前的處境與“鐵鏈女”的差別多大呢？

中國的法律已經完全淪為當局坑民害民的工具了！

與之前相比，今天的中國在各方面的確是取得了發展和進步，第一是“自然進化”的作用，第二是中國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而不是中共頑固派們的施捨和恩賜，更不能作為中共官僚“黑社會“組織“坑民害民”和“侵犯人權”的資本和理由。

作為“捍衛法律尊嚴”、“拯救中國法治”、“維護公平正義”的中國維權農民，為了給全國各地三億多“金災難民”追回損失和討回公道、為了中國的下一代生活的美好幸福，我特地向廣大的“金災難民”們發出呼籲，只有大家團結起來維權抗爭，“金災難民”的維權才能取得成功和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