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二年

近日，徐州豐縣的“鐵鏈八孩母親”引起國內外的高度關注。隨之，越來越多於20世紀末80年代起， 即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改開）和私有化後經濟高速騰飛的四十年內，無數兒童、婦女被拐賣和被販賣的人口事件被曝光和揭露。這涉及的女性、孩童群體之大，人販子與地方政府、民政司法機關的勾當之深，都足以擊碎我們仿佛處在“盛世中華”的幻想。很多人認為販賣人口和凌虐、囚禁和奴役女性是封建社會殘餘根深蒂固的表現，甚至是中世紀黑暗、野蠻和落後的重現。然而有意思的是，這一切社會罪惡卻發生在仿佛最“文明”，最“與世界接軌”的改開新時代。尤其是改開剛實行的前20年裡，驚人的“舊社會”野蠻不但反覆重現，而且還延續至今。真可謂一夜回到解放前，革命先烈們的鮮血都白流了！這段買賣人口的高峰期，不禁讓很多在改開下長大的倖存者後背發涼，還讓整個社會對—— 早已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前三十年被根除的婦女販賣現象再次重現中國 —— 這一殘酷現實的深惡痛絕和憤怒不已。

目前，大量的文章從道德、法治社會等角度分析婦女販賣問題，呼籲社會正義的文章也遍布互聯網。但就“為什麼大量人口販賣會集中發生在中國經濟高速騰飛的改開四十多年？”這一問題並沒有深入探討。本文試圖從中國資本主義的角度來分析和回答這個問題，並探討人口販賣，尤其是改開後婦女拐賣和販賣產生的社會基礎和經濟原因。我們將從四個問題切入來分析。

第一，為什麼要買入拐賣來的外地媳婦？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和私有化，即主動加入資本主義全球化，為世界資本主義分工體系開放中國的國內市場。這其中最重要的是全面市場化本國勞動力，為中國的出口加工製造業提供商品化的勞動力和市場化的僱傭勞務關係。要順利完成中國資本主義的復辟，就要打破原社會福利保障體系，解體和私有化國企和人民公社，破壞社會已有的長期穩定的勞務關係。從而利用廉價、高質量、高紀律的勞動力來打造世界製造工廠，為世界資本主義市場提供物美價廉的中低端中國製造工業品。

出口加工製造業在國際資本主義市場的低利潤決定了資本家必須進一步壓縮工人的生產時間和最終商品對外運輸的距離，工廠被統一聚集在沿海口岸。因此，絕大多數工作和就業機會只能集中少數幾個沿海城市，而廣大內陸地區和農村的經濟和就業市場則相對萎縮。面對萎縮的農村就業市場，農村勞動人口不得不大規模向城市和沿海地區遷徙從而進城務工和謀生。改開和私有化的四十年內，數以億計的農村勞動人口（農民工）迫於生計只能臨時或永久地遷出農村、遷至沿海經濟特區、經濟開發區和今天的各大一線城市。這些農民工里，農村女性占了城鄉間流動人口很大比重。由於僱傭女性工人不僅比男性工人便宜，而且鎮壓和規訓女工的成本低，自由貿易區和經濟特區各行各業僱傭了大量農村婦女，並尤其青睞未婚的年輕女性。大量農村女孩子年紀小小就跟隨父母或獨自背井離鄉來到城市務工，主要參與出口加工製造業生產和城市的服務行業。事發的徐州就是這麼一個典型的勞動人口流出地。2014年，徐州共有戶籍人口1023萬人，但是常住人口只有866萬。大量的徐州籍勞工流向長三角地區，在長三角形成與東北黑幫齊名的蘇北黑幫。

隨著農村女性大規模進城務工，並最終主動或被動地留居城市，農村人口性別比例也隨之嚴重失衡。這些留居城市的女性，一方面滿足了城市廉價的勞動力供給；另一方面，也為城市的婚姻市場和性市場提供了便宜可得的年輕供給，緩和了城市的光棍問題及其帶來的社會安全隱患。最終返鄉的農村勞動人口往往更多為年長的單身男性。這使農村的光棍與日俱增，農村娶媳婦的彩禮要價也隨之水漲船高，讓絕大多數農村普通男性望而卻步。在面對生活、生理和心理的多重需求下，向人販子廉價買入外地婦女就成了買不起本地媳婦的農村光棍們唯一的解決辦法。

第二，為什麼人口販賣在改開和私有化後的中國被大規模進行並在地方上被政府合理化？

很多人把改開後中國婦女販賣問題歸根於：1. 計劃生育的人口干預政策導致中國農村男女比例失衡，2. 農村重男輕女和子嗣後代的封建傳統價值觀念，3. “小農”的貧窮導致野蠻。這些雖說對農村性別比例都有影響，但並不足以構成地方政府直接支持甚至參與婦女販賣的理由。

婦女在改開後被大規模販賣，歸根結底是中國資本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復辟初期，其穩定有序的國內社會秩序未能完全建立。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機器還無法正常有序地運轉。一方面，中央需要向地方政府讓渡地方管理和自治的特權，從而獲得地方官員對中央改開政策的政治支持。另一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的出口加工製造業的低利潤，決定了中國無法提供足夠的社會剩餘來維持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作為一個整體進行正規運作的昂貴開支。很多地方和基層政府在改開後不但需要非正式化來節省政府開支，還要琢磨如何給地方財政創造收入。在失去國家財政支持，尤其是九十年代“稅務改革”後，地方的社會公共管理開支逐漸成為地方政府無法承受的負擔。對於非經濟特區和自由貿易區的廣大地區，缺乏財政資源的地方政府和基層政府只得自己想辦法解決錢從哪裡來的問題，這便為地方政府默許和合理化人口買賣來“創收”提供了機會和再生土壤。

同期，國企下崗潮和農村集體合作社的解體，讓大量失業人口無法找到正經工作維持生計。在失去了工作和國家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後，這些人迫於生存，被迫成為了流氓無產者以參與黑社會犯罪活動為生。買賣人口、買賣器官、飛車黨、地頭蛇、偷竊、打劫、勒索等都在改開後的中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應運而生。因此，中國在80、90年代，甚至是21世紀的前十年和今天廣大農村地區，社會治安倒車逆行地迅速惡化，地方政權黑社會化就成了常態。

人要想在資本主義社會活著，就得靠鈔票。任何能被兌換成現錢、有利可圖的行為都會應運而生。在治安惡化的資本主義社會，偷竊搶劫不但來錢最快，需付出的成本最低，甚至可以是零成本。在廉價媳婦的巨大需求和利潤驅動下，人販子團伙化、集團化、產業鏈化。他們從全國各地綁架、拐騙婦女和女童，長途跋涉將人口販賣到廣大勞動力流出地。而對於女性勞動力輸出地的地方政府，他們面對光棍成村的“社會安全隱患”，為了不承擔政治責任，秉承為地方財政“創收”和官員貪污腐敗的目的，便給買賣媳婦大開綠燈。地方政府的不作為，甚至是大張旗鼓參與人口販賣產業鏈的行為進一步助長了販賣人口在眾多勞動力流出地的猖獗。

第三，為什麼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口販賣以女性為主？

在資本主義，人作為勞動力是一種可以明碼標價的商品，可以在正規和非正規的勞動力市場進行“自由”買賣。人口販賣雖然在以往的階級社會也存在，不過其規模之龐大、群體之特定倒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首創。在前資本主義的階級社會裡，被買的人（奴隸、家僕、伺從、妻妾等）和買家或許還能存在短期的共同利益。而資本主義的人口買賣雙方，既無短期共同利益，更無長遠共同利益。如果說，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口買賣能把一個人作為一個整體買入賣出，那麼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口買賣則要最大化一個人的可被販賣的部分。資本主義的人口買賣追求最大化買回來的這個人及其勞動力能被攫取的全部剩餘價值。被販賣的人只能是工具，最好是萬能工具和永動機，直到不能繼續運作了，最好還能在完全報廢之前趕緊轉手賣出去，或是分成能被再次買賣的部分流入買賣市場。這就是為什麼，一個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不但能被販賣多次，賣價還能越賣越高。對於賣不掉的，也要把值錢的部分賣給醫院的器官庫、血庫。資本主義吃人可不吐骨頭。

如今，資本主義正式和非正式人口買賣的對象主要包括農村和第三世界國家的未成年人、女性、農業和服務業臨時勞工等。其中，女性占了被販賣人口的絕大部分。這包括：代孕母親、奶媽、保姆、保育員、護工、清潔工、其他各類服務行業的短期務工和臨時農工等。女性能被販賣到的行業和工種領域之廣，女性對拐賣的反抗能力之弱，使女性在資本主義作為勞動力商品比男性擁有更“廣闊”的市場和買賣空間。女性作為一件勞動力商品可以同時出現在生育、性服務和勞動力三大交易市場並同時滿足買家的三個需求。這導致成年和未成年女性成了人販子的“頭等獵物”。無數來自第三世界國家和廣大農村地區的女性被野蠻、殘酷地綁架再販賣到發達國家和城市地區。

在性、生育和勞動力三者中，女性特殊的生育能力至今都無法被機器所替代的。儘管資本主義號稱機器能代替人類和自然，但在追求無限資本積累的驅動下，人只能被作為機器為資本家的經濟利益服務。資本主義絞盡腦汁試圖通過各種醫學、生物和化學等手段模擬並代替女性子宮的整個懷孕過程。但直到今天，無論何種科技、醫學手段都無法實現在人體外孕育人類胚胎十個月。資本主義的試管嬰兒還需要第三方代孕母親來完成。所以，生孩子這個任務，終究離不開女性的身體，尤其是具有高受孕率和順產能力的年輕女性。她們的子宮就在資本主義的廣大市場需求下成為了犯罪分子和資本家最大的錢袋子。

第四，為什麼徐州豐縣“鐵鏈八孩母親”會引起如此渲染大波？

除了這起人間悲劇野蠻荒唐程度到令人髮指外，隨之發生的地方政府為維護地方受益集團的利益而採取的一系列荒謬對策更是引起來公眾的強烈譴責和憤怒。加之，底層百姓“人如螻蟻，命如草芥”的地獄生活與巨資光鮮的冬奧會形成了鮮明諷刺的對比。一幅資產階級國家熱衷彰顯大國風範、載歌載舞舉辦全球盛宴而無視百姓死活的王朝末日景象栩栩如生。

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徹底打破了無數人民群眾，尤其是小資產階級，與中國資產階級之間所剩無幾的短期共同利益。作為娶不起媳婦、生不起娃的廣大“民不聊生”的中國育齡人群，他們憤怒並痛恨的不是領著社會低保卻養了八個孩子的徐州父親，而是對當今中國統治階級，上至中央、下至窮鄉僻壤的小縣城，縱容併合理化非法買賣婚姻和婦女販賣在中國各地的猖獗。他們震驚自己忙忙碌碌一輩子，為了高彩禮、高嫁妝，為了所謂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合法婚姻”、“合法生育”需要付出要遠高於徐州八孩父親“犯罪行為”的成本和代價。他們所堅信的“個人奮鬥”和與中國資產階級許諾的“實現共同富裕”和“中華偉大復興”的幻想被殘酷的現實所擊垮。

如果在十年前，中國資本主義尚能保證勞動人民物質生活水平在十幾年內翻一番的時候，這件事恐怕無法引起如此大規模的社會輿論震盪。但當它發生在2022年，中國資本主義經濟越來越無法兌現對更多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許諾的時候，問題就嚴重多了。無論是站在正義、道德、法制的社會角度，還是廣大草根群眾自身的個人利益角度，這件事都嚴重挑戰了中國資產階級政權所剩無幾的公信力和合法性。人民群眾恍然大悟，改開的四十多年來，盛世中國卻只是一個巨大的人肉磨坊，資本主義中國根本不存在歲月靜好的生活。近幾年最直接的生活經驗告訴人民群眾，他們不但無法享受越來越好的生活，如今連保障基本生活的盼頭都成了奢望，還要面對隨時隨地跌入人生深淵的惡劣生存環境。中國資產階級許諾的“共同富裕”的美好願望，被改開四十年的殘酷而惡劣的現實再次證明它只會是統治階級的虛假承諾。中國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最後殘存的共同經濟利益化為了海市蜃樓。

中國老百姓經歷了整整四十多年的資本主義磨難，無數人至今仍掙扎在溫飽線、甚至朝不保夕。與此同時，人們還被兩年的疫情加劇了生活的經濟負擔和生存煎熬。中國資產階級還要繼續借防疫之名加緊限制人們的人身自由。群眾與統治階級之間的長短期共同利益在世界和中國資本主義的終結危機中越來越少。中國改革開放和私有化許諾的“共同富裕、小康美好生活”的大餅終將化為烏有。在這個資本主義的窮途末路的特殊時代背景下，這件事將成為中國政權合法性的重要轉折點，中國廣大人民將不再認同資本主義能帶來美好生活，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火種將會再次被燃起並成燎原之勢吞沒中國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