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英國工黨的基本理念

作者 王江松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工黨思想史：1900-1949

　　為了理解新工黨的政治哲學和總體的價值觀，把握其重要人物、內部鬥爭、政策成就以及對社會主義觀點的歷史這些歷史研宄可能涉及的領域是非常重要的。本章儘管不可能對於其歷史無所不包，但將首先試圖提供工黨最早四十九年的思想史。開始本章將追溯十九世紀勞工運動的根源，分析當時的政治氣候，特別是在英國有組織工人運動的開端，工人階級所起的作用。接著，本章將試圖挖掘出植根於工黨歷史中隱藏的價值觀念。本章開始解釋、理解新工黨的政治哲學，因此必須確認與新工黨政治哲學相關的重要思想主題與問題。本書主張，如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所主張的，行動與物質運動相反，表現了對於其身份認同來說最為關鍵的思想與價值觀念。

　　工黨在十九世紀的起源

　　十九世紀初，新產業工人階級興起，因為聯合王國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二有選舉權，所以為獲許更多的選舉權而發起運動。由於國內發生越來越多的抗議，也部分作為對法國大革命的回應，輝格黨（Whigs)頒布了 1832年《改革法案》（the 1832 Great Reform Act)。這帶來了更大的選舉權特許，並導致十九世紀後半期工會的出現。儘管如此，在一些情況下特許的選舉權被降低了，包括涉及“自由自治市”（free borough)的情形。1867年，第二部《改革法案》頒布，促進了給予城鎮地方稅納稅人部分選舉權的開始。隨著十九世紀時間的推進，原先的兩個黨演變成自由黨與保守黨。自由黨更像是輝格黨、異議分子、激進派的同盟，而不是一個有著系統意識形態的政黨。乍一看，自由黨中的激進派可被理解為最可能支持與工人階級生活相關的事業的政治團體，但自由黨也是由古典自由派組成的，協同於放任主義經濟學曼徹斯特學派，而該學派所持觀點與為工人階級的社會正義和社會改革都不相容。此外，十九世紀的保守主義包含一種強烈的社會家長制（social paternalism)意識。事實上，迪斯累里首相（Benjamin Disraeli)可以說是托利党家長制主義（Tory paternalism)和一國保守主義（one-nation conservativism)之父，他當政時期的托利党家長制派通過了《技工住宿法案》(Artisans'Dwellings Act),格林利夫（Greenleaf)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一項立法，它試圖：

　　“……解決整個城市工人階級的住房問題，並且政府當局第一次擔負起改進私有住房方面缺陷的責任，如果有必要會通過義務購買的方式來改進”。

　　迪斯雷里的托利黨政府還通過了《工廠法案》（Factory Act)和鼓勵互助社團（Friendly Society)的法規，使勞動合同更加公正合理，並將工會從陰謀法的範疇中去除，等等，都是這種托利党家長制主義者所頒行的立法。托利黨意識形態中的集體主義一派支持一種觀點，認為保守主義各分支在執政方式上是家長制和國家主義的。W? H ?格林利夫稱：

　　“……很多不考慮歷史的評論家堅持不合時宜地看待保守黨的記錄，要麼是從一些基於意識形態敵意的謬誤傳說的方面出發，要麼是從保守黨傳統中另一個很不同、很反國家主義的派別的獨有情況出發。無論你是否肯定，托利黨所做出的努力與所達到的成效，從集體主義觀點看，實際上都是重大的。”因此，將自由黨視為完全的天然關心工人階級的政黨是不太準確的，另外，將十九世紀的保守黨視為對影響工人階級生活的問題完全無動於衷，這樣做也是不坦誠的。可以說，即使是第二部《改革法案》頒布之後，工人階級對於自由黨以及托利黨的社會改革的進度與限制都沒有了耐心。社會主義社團、社會主義協會與聯盟主要形成於倫敦、伯明翰以及一些北部工業城市。

　　例如，1869年，工人代表聯盟（Labour Representative League)成立旨在推進工人階級投票登記以及使男性工人能夠作為工人代表候選人（Labour candidate)。然而，對於聯盟的支持逐漸減少，經濟上也無法維持。亨利?佩林（Henry Pelling)如此看待這次失敗：

　　“……輝格黨和自由黨中的中產階級不情願看到工人被選為他們的代表。”英國政治在工黨出現之前，是自由黨，尤其是自由黨中的激進派，聲稱代表產業工人階級，並且產業工人階級中的大部分都是支持自由黨的。政治上，似乎工人階級己經滿足于格拉德斯通（Gladstone)主持的自由黨，因為他己經在十年前就解決了工人階級選舉權的問題。儘管如此，保守黨總是得到工人階級當中某一部分人的支持。這種階級體制直到最近都還能在社會習俗中很清楚地看出來，強化了人們的社會地位，進而促使工人階級中的一些人表現出對於上層階級的順從。此類的順從是特別針對托利黨的，他們在歷史上代表了傳統，即選出少數它主要關心的國家權力機構與君主制。順從的托利黨工人階級認為，上層理應執政，而且一定最擅長於此，因為他們是托利黨，他們象徵著階級體制，因而這就是順從的工人階級選民支持保守黨而非自由黨的一個原因。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對於自由黨中很多人來說是一個劇變的時期。“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植根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特別是對於1906至1914年時期有立法上的影響。新自由主義是一種獨立的政治哲學，最好的情況下可以被形容為與古典“放任”自由主義相悖的政治哲學。安德魯?文森特（Andrew Vincent)與雷蒙德?普蘭特將新自由主義作為政治哲學出現與十九世紀後三十年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影響的増大聯繫起來。所有唯心主義哲學家中對於新自由主義哲學地位的確立影響最卓著的是牛津哲學家格林（T.H. Green)。新自由主義的哲學要旨與古典自由主義主要有三點不同。

　　第一，新自由主義者相信國家干預作為積極的手段能確保民眾有更大的社會正義。這與傳統的自由放任的方式大相徑庭，而自由主義在此前的半個世紀裡是倡導自由市場經濟的放任方式的。馬斯特曼（C.F.G. Masterman)是最早的新自由主義者之一，他認識到集體主義和國家主義方式對於自由黨的益處。格林利夫寫道：

　　“一向反對社會主義‘昆蟲般的狀態（insect state)'馬斯特曼早就準備接受並敦促社會‘在集體主義的基礎上’重建。”馬斯特曼提出一系列國家主導的社會政策來緩和英國的社會、經濟痼疾，先後發表於他1901年的著作《帝國的心臟》（The Heart of the Empire) 和1909年的著作《英國的狀況》(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

　　第二，與第一點關於以國家作為實現社會正義的積極手段相關，是新自由主義對於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哲學概念。古典自由主義消極地理解自由，認為自由是個人儘可能在法律和文明所限制的範圍內需要的自由，並且自由市場能製造出最優於創造財富的環境。相反，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積極地認識自由能増強個人自主權，並能通過國家干預市場的機制確保物質資料與設施不只是為富人和有能力的人服務。特別是，霍布豪斯（L.T. Hobhouse)在他1911年題為《自由主義》的重要著作中主張這種對自由的積極認識。格林利夫認為霍布豪斯對自由的理解是：

　　“建立在‘更具體'‘積極’的自由概念之上；並被濃縮在經常被引用的警句中：‘沒有平等的自由只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新自由主義者提倡的第三個哲學觀點是社會道德問題。他們認為個人不僅有個人的道德要維持和個人的責任要完成，而且有社會的道德要維持和社會的責任要完成。一個新自由主義者，霍布森（J.A. Hobson)批判放任資本主義是與社群主義與集體主義這一種的自由主義觀相對立的。於是，簡言之，社群責任的價值進入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重要位置。新自由主義者從英國唯心主義思想家，尤其是格林的喜好當中吸取政治哲學，他們也採納了影響英國唯心主義者對責任、社群、權力的認識的哲學家例如黑格爾的哲學觀點。古典自由主義者相反卻是遵循洛克的觀點，認為道德是個人的，責任是個體的，因此，每個人都考慮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古典自由主義哲學中，幾乎沒有提及更廣泛的有關弱勢、貧困、赤貧群體的社會道德與社會責任。對於新自由主義者來說，黑格爾對於社群和責任的觀點高於洛克著作中的觀點。

　　大衛?馬昆德認為，新自由主義者影響了二十世紀中期工黨的修正主義右翼。馬昆德說，諸如霍布森、霍布豪斯、馬斯特曼，當然還有格林這些新自由主義者，他們潛在的政治價值觀與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休?蓋茨克爾（Hugh Gaitskell)與安東尼?克羅斯蘭（Anthony Crosland)所倡導的價值觀有淵源。關於英國左翼政治哲學傳統的演進，這一點在馬昆德以下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說這段話本來是關於新自由主義者的：

　　“他們重新定義了自由和個人實現的核心自由原則，以確證一種活躍的狀態，能夠如‘消極’自由一樣確保‘積極’自由。在其後的一個階段的語言裡，政治公民將由社會公民補充：憲法民主將由社會民主補充。”然而，工人階級對於自由黨的廣泛默從並非十九世紀晚期工人階級政治的全部情況。工會聯盟（Trade Union Congress)成立於1871年，每年開一次會；它被視為工人的中央議會。22這包括被選舉出的工會代表參加年會、討論各工會所需要為工人做的改進，並且議會委員會被公認代表工會遊說政府。

　　在德國發生了一個重要事件，進而提升了社會主義在英國的地位。1877年的選舉中，德國社會民主黨（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贏得國會（Reichstag)十三個席位。這一成功主要是由於該黨在1875年實施《哥達綱領》（Gotha Programme)之後的一次意識形態軌跡的變化。德國社會民主黨前身為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 of Germany)，但此前它是兩個分開的彼此對立的社會主義黨派：社會民主工黨（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Party)與全德工人聯合會（Gene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Workers)。社會民主工黨成立於1869年愛森納赫議會（Eisenach Congress)，因此其成員被稱為“愛森納赫派（Eisenachers)”。他們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受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教育和指導，領導人為李卜克內西（Liebknecht)、倍倍兒（Bebel)、布拉克（Bracke)。全德工人聯合會遵循斐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alle)的思想，因此被稱為“拉薩爾派（Lasallians)”。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想要德國資本主義社會和平民主地過渡到信奉社會正義思想的社會。兩黨在1875年哥達議會上一場激烈政治鬥爭之後合併，這次鬥爭受到了德國政府的干預與報復行動。哥達議會上提出並接受了一份拉薩爾派起草的綱領，該綱領將改變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正式方向，並相應地使他們擁有更加廣泛的選舉人群，在1877年選舉中獲得了近五十萬張選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發展中主要參與者之一就是思想家愛德華?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他的倫理、進化社會主義將在本章討論。伯恩施坦在英國居住過一段時間，受到了早期費邊社漸進社會主義的影響。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如此記述伯恩施坦作為被俾斯麥反社會主義法令驅逐出德國之後是怎麼生活、工作、活動於英格蘭的左翼圈子裡的：

　　“在瑞士，伯恩施坦被俾斯麥的反社會主義法令驅逐後居留於此，他在此地編輯正式的黨報。1888年，因俾斯麥政府施壓，瑞士政府驅逐了伯恩施坦以及他編輯的黨報。於是他遷往倫敦，在那兒與馬克思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密切合作。”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像是英國社會主義活動的分水嶺。儘管社會主義組織在構成上多種多樣，但它們的領導人開始表現得務實，以期吸引更廣泛的選民，而不只是城市男性工人。這十年中發表了無數宣傳冊子、報紙文章和信件，都是關於城市工人階級惡化的經濟、社會狀況，以及他們通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明確表達出來的政治上的不服從（如果十九世紀英國工業城市中的社會主義可以被稱為意識形態）。在此所要說明的一點是，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對於大部分與社會主義社團相關的人，以及工人階級中的鼓吹者和活動家來說，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邏輯完整連貫的經濟學學說。社會主義在英國並沒有以任何國家政黨的形式組織起來，這種情況持續到1900年各組織合作建立工人代表委員會(LRC, Labour RepresentationCommittee)。社會主義，除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之外，是工人階級對於當下政治集團的不服從的表達，是對於城市工人階級生活苦役的道德抵抗，而不是一種被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政治意識形態。

　　那時候其他與工人運動相關的組織開始成立起來，諸如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成立於1881年的社會民主同盟不是現在我們所理解的那種社會民主黨派，而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同盟，相信經濟決定論，將資本主義社會視為不正義的，且伴隨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像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工黨馬克思主義者(Labour Marxists)這樣的社會民主同盟數量一直很少，而且它們總是處在運動與工黨的邊緣地帶。他們的政治思想由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構成，涉及生產方式的決定因素、對僱傭勞動力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階級鬥爭的必要性，以及認為“工黨主義”（labourism)與其後的社會民主主義是一種妥協，為的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改良而不是革命。儘管如此，工黨馬克思主義者，表面上看還有恩格斯和馬克思，認為英國的狀況與歐陸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不同，因而他們承認英國有眾多具有選舉權的工人階級，所以是有可能從選票箱裡通過工黨帶來馬克思主義的。海因德曼（H.M. Hyndman)，社會民主同盟成立初期的主導人物，是工黨歷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海因德曼的重要性不是因為他的思想對於工人運動的影響，而是在於他的思想理念影響了一代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摒棄了社會民主同盟，而傾向於使工黨成為馬克思主義工人階級政治組織。富特（Foote)寫道，作為社會民主同盟的領導人，海因德曼的方式是獨裁式的，而且關鍵在於，他拒絕了將工會作為煽動工人階級的工具。對工會的這一拒絕導致了海因德曼被排斥出工人運動，並因失去影響力而離開社會民主同盟。

　　另一個組織是費邊社，成立於1883年，由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他們相信由不正義的資本主義社會通過國家干預和國有化的手段民主漸進到社會主義社會。領導人物包括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西德尼（Sidney Webb)和比阿特麗斯?韋布（Beatrice Webb)。

　　西德尼?韋布本人對於費邊社的特性有一個著名的定義：“漸進主義的不可避免性”（the inevitability of gradualism)。因此，費邊社會主義認為，進步與社會改進不可避免，改革將不斷増加；每一個過程都需要很長時間，這是題中之義，因為民主要求的是漸變而非革命性的變化。還有一點需要說明，有關費邊社探索社會主義社會的策略。富特認為，早期費邊社更希望滲透進自由黨和保守黨，從兩大國家黨派的現存結構與傳統內部深化發展他們的思想，而不是希望與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合作，因為對於他們知識分子的概念和理論來說這些政黨態度常是不友善的：

　　“費邊社的領導人常被最苦於現行制度的階級那種狹隘的偏見激怒，於是轉而尋找兩個主要政黨的開明成員，拒絕接受獨立工人政黨的思想。有些費邊社人，如休伯特?布蘭德(Hubert Bland)，對於工人政黨比對於其他黨派更加同情，但費邊社領導人的總體態度是從地方到全國，滲透進自由黨和保守黨。”可以說，這個時期費邊社所做的最突出的貢獻是其組織的一系列講座，題為《社會主義的基礎與前途》（The Basis and Prospects of Socialism)。這些講座內容後於1889年出版，由蕭伯納編輯，標以新題《費邊社會主義論文》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受到廣泛好評。

　　1884年，第三部《改革法案》頒布，准許農業工人投票選舉。儘管如此，城市裡窮困的男性直到1918年才得到選舉權。這樣，到1884年英國的政治版圖己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然而，和城市窮困男性一樣，女性仍沒有政治代表或者選舉權力。1893年，又一個組織成立了，被稱作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ILP)，由蘇格蘭礦工基爾?哈迪（Keir Hardie)領導。獨立工黨由一群思想非常獨立的人組成，他們為民主社會主義發起運動。

　　獨立工黨在工人代表委員會之前就有眾議院的議員，但它是一個本土化的小型組織。1900年，社會民主同盟、獨立工黨聚集起來，組成工人代表委員會。其目的在於形成一個單獨的政治組織，提供資金，發起活動，以使其成員被選入議會。1900年，工人代表委員會只有兩名議會議員，基爾?哈迪和理查德?貝爾（Richard Bell)，但工會聯盟（TUC)在現實中能夠提供足夠的財政支持組建可觀的政治力量，以代表英國工人階級。

　　工人代表委員會與之後的工黨被承諾在關鍵的席位中得到自由黨選票，以及在議會中得到遠超出它單憑一己之力組織運動所希望能達到的影響力水平。也許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工人代表委員會是一個實質上的社會主義政黨，自由黨也許不會同意與其簽訂如此便利的協議。此外，工人代表委員會開始的幾年，其成員由一些社會主義者和許多工人階級“工黨派”（labourite)結合而成。“工黨派”這個詞是用來指那些以通過實用的方式改善工人階級生活為事業的議會議員和工黨黨員。例如，通過提升工資、増加福利、工會代表等改善措施，這與二十世紀早期英國的社會主義學說特別提倡工業國有化相反。工黨派按照這種定義而言不是社會主義者，並且就大部分來說對於意識形態都有矛盾的態度，持著實用、非教條化的政治觀。直到1918年黨章確立，工黨才致力於一個政治、社會、經濟學說以及我們今天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

　　黨章、共產主義、凱恩斯主義：1918-1949

　　1918年，工黨以文件形式建立了黨章，被稱為《未來綱領》（Programme for the Future)。亨利?德魯克說出了工黨為何在1918年表達其政治目標的政治背景：“只有在戰爭快結束的時候，鑑於自由主義在英國崩潰，布爾什維克在俄國成功，工會代表運動（shop steward movement)反抗情緒的増強，一些關鍵的工會當中出現的社會主義思想，己經擔憂如果工黨不採用一個綱領而其他黨會採用，於是運動就會與工黨無緣……”這份文件首次概括出了工黨的章程，包括以下措施：

　　“……將該黨由附屬機構組成的鬆散聯盟轉變為全國性政黨，各地方選區內擁有推舉議會代表權利的政黨（constituency party)個體成員須服從中央的紀律。工黨大會將由全國性附屬機構代表和選區議會代表組成，按照各自附屬成員比例分配名額。”另外，1918年很重要也是因為這一年工黨試圖通過一部致力於民主社會主義的綱領表達其哲學動機。這份文件題為《工黨與社會新秩序》（Labour and the New Social Order)。

　　它包括了以下承諾內容:對於經濟制高點和生產工具、分配渠道與交換媒介的共同所有權(特別是聲名狼藉的“第四條”譯者注:條款原文系 To secure for the workers by hand or by brain the full fruits of their industry and the most equitable distribution thereof that may be possible upon the basis of the common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 and the best obtainable system of popular administration and control of each industry or service.),普遍實施國家最低生活水準（福利國家津貼制的前身），充分就業，最低工資，每周最多四十八小時工作的最低工作條件，累進稅制，為償還戰爭欠款徵收財產稅，以及為公共利益所積累盈餘。儘管如此，斯蒂芬?黑斯勒（Stephen Haseler)認為，通過“第四條”並不能公正解讀工黨所奉行的英國倫理社會主義。他將英國的社會主義解讀為倫理的，而非科學的或經濟決定論的。伯恩施坦在他影響深遠的修正主義社會主義思想論著《進化社會主義》(fvo/ut/on^ySoc/ofem) 中首先提出這一區分。伯恩施坦強調了三方面的思想使馬克思主義成為科學社會主義。

　　首先，伯恩施坦認為馬克思主義倡導對於歷史採取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這種唯物主義的歷史觀：

　　“……意味著把一切現象歸因於物質的必然的運動……決定思想和意志趨向的形態的是物質的運動” 。

　　第二，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主義不同是因為其試圖把生活物質資料生產方式與決定社會、政治、生活精神過程聯繫起來。

　　第三，也是最後一點，伯恩施坦強調階級戰爭對於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的必要性，而這在社會主義的民主形式中未曾顯現。對於伯恩施坦來說，民主社會主義是道德的，基於價值而非科學的或由經濟決定的，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過程。社會主義對於伯恩施坦來說，是關於民主、社會正義以及更大的公平的。此外，伯恩施坦認為社會主義與民主不可分離，因而成為了政治方案：

　　“普選權從兩方面說來都是顛覆的代替品。但是普選權只不過是民主的一個片段，雖說這個片段長久下去一定會像磁石吸引分散的鐵屑一樣把其他片段吸引過來。這一過程固然進行得比許多人所期望的要慢些，但儘管如此，它還是在進展著。如果社會民主黨在理論上也毫無保留地站到普選權和民主的立場上來，並且接受由此得出的一切有關自己的戰略的結論，那麼它就再也不能比這樣更好地促進這一進展了。”然而這是伯恩施坦主張議會制與改良的修正主義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相信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與最終達到的無產階級專政之間另一個不同之處。西德尼?胡克認為，《進化社會主義》被斥為馬克思主義中的異端，一個原因在於其倡導社會主義應當與烏托邦主義的所有觀念決裂：

　　“它必須不再把自己設想成完成一個終極目標，持續在大量或大或小的日常事務中實現自己，以應對更大的民主化運動。無論社會主義的目標是什麼，實現它們的手段必須與這些目標保持連續性。”據胡克的觀點，伯恩施坦認為不存在脫離民主的預設的社會主義目標，因為這個觀點伯恩施坦留下了不朽的一句話：

　　“……於我來說運動即是一切，通常所謂‘社會主義終極目標’什麼都不是。”因此，伯恩施坦沒有想過社會主義最終的樣子，因為它就是一種運動或是通過改良的社會民主主義手段使民主資本主義社會更加公平正義的過程。如前所述，伯恩施坦流放時期居住在倫敦時受到早期費邊社的影響，但是他對於英國社會主義有何影響呢？答案是，很難計量，因為儘管工黨中蓋茨克爾派採用“修正主義”之名，且人們可從其試圖改良二十世紀中期英國社會主義的方式中看出伯恩施坦的意識形態影響，但是其他直接的影響並不明顯。

　　即便如此，克羅斯蘭還是在致菲利普?威廉姆斯的一封信中說他想做第二個伯恩施坦。因此，鑑於克羅斯蘭認為需要把社會主義與政治原則而非具體政策等同看待（相比於更大的公平，與國有化相反)，他本人也許正是伯恩施坦政治思想的主要受影響者。

　　當時的另一個思潮是工團主義（syndicalism)。工團主義對於產業工人管理的主張來自科爾（G.D.H.Cole)，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奇切利教技（Chichele Professor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t Oxford University)，乃是根據其工人階級受工資制度壓榨的觀點。與馬克思遙相呼應，科爾不僅稱工資制是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性痼疾，他還呼籲進行一場階級戰爭，就如同工團主義者所呼籲的一樣。產業行為形式的階級間武裝衝突對於科爾來說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因為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需要一階級剝削另一階級而彼此對立。科爾在他1928年的著作《工人的世界：探討工會主義的現狀與未來》當中有對此類問題的政治觀點。科爾的社會主義在方法上是自由主義的，與費邊社會主義之類的集體主義相反。富特提出可能科爾對於費邊社一派的社會主義持深刻的批評態度，因為科爾認為他們：

　　“……由反資本主義的論點得出需要國有化的邏輯結論，但這麼做的同時忘記了社會主義不止是關於商業的命題，還是關於人的……他們把國有化視作解決無政府式競爭問題的萬靈藥，而沒能注意到資本主義自身己經通過在壟斷中創造一個更加致命的敵人解決了競爭問題。”行會社會主義拒絕了許多英國社會主義者所倡導的國家壟斷的提議，其理由是，將資本主義權力從私人轉移到國家官僚機構那裡是一樣的，同樣有害，原因有以下兩點。第一，工人在生產者的角色範圍內還不能夠管理、決定、占據權力位置。第二，資本主義權力正由費邊社會主義者同等程度地牢固確立，例如一些人倡導國家所有制與產業管理。對於行會社會主義者來說，工人控制的基本問題被產業的國家社會主義所有制忽視了，因為當時的主流社會主義思想忽略生產者（即工人）角色的問題，而關注產品的分配方法與資本主義的性質。

　　富特認為，工團主義（他把行會社會主義也包括在此義項內）：

　　“……再一次提出了生產者的觀點，不過是以非常片面的方式提出的。然而，集體主義者完全忽視生產者，工團主義者完全忽視除了生產者之外的一切。”這論斷當中的正確之處在於，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在其通過國家管理和產業所有制使資本主義社會化的概念當中，對於工人的地位關注較少。儘管如此，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如早期費邊社人，也許認為國有化作為工黨政府的政策將會成為民主的共同所有制，並因而使得諸如工人等個體在控制產業的國家機構中擁有股權，而不是資本家或者董事會。

　　黑斯勒引用科爾的話，把社會主義稱為“……代表底層人的廣泛人類運動”。

　　科爾的這一言論頗為中肯，尤其在於科爾這樣的博學之士選擇憑藉對英國社會貧困人口的模糊且略顯直覺性的感覺總結出工黨的社會主義哲學要旨。表面上科爾關於英國社會主義性質的言論暗示其作為政治哲學缺少堅實的哲學要旨，然而，科爾所做的工作，特別是他的關於行會社會主義的著作，就他對英國社會主義的構想而言確立了他思維清晰、富有說服力的思想家地位，且對於休?蓋茨克爾有著巨大的影響。如上所引他的言論表現出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特徵，而運動當中派別與派別之間在哲學方面是不一樣的。據此，可以認為英國的社會主義在其為英國社會的貧困或“底層人”而存在這一點上是統一的，而同時在確切的政治路線和對社會主義的定義上並不相同。

　　黑斯勒認為，“第四條”於1918年被工黨採納，自此工黨開始試圖定義其關鍵的動機，並常常忽略了代表英國社會貧困群體這一歷史任務。一方面有些政治家（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並無不同）對於社會主義是什麼有確定的認識並能通過具體的政策（如國有化、工人議會、對外交政策問題的某種解決方法等）來表達這種認識，另一方面有些政治家圍繞政策建議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明確程度較低，但堅持以一套潛在的價值觀（如對於自由、更大的平等、社群責任持有積極的理解）作為尺度來衡量是否貫徹了社會主義的要求，定義與重新定義工黨的哲學價值觀這一問題，尤其是這兩方面的政治家之間的鬥爭將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大論戰”中重新顯現，也是現今圍繞新工黨的討論的先聲。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數年裡，工黨獲得更加廣闊的選民基礎，原因在於普選權逐漸得到擴大，尤其是1928年頒布的《人民代表法》（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20世紀30年代，新當選的黨領導人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試圖將黨員限制在民主主義者內。這一事件可被理解為逐漸排斥與壓制工黨內部馬克思主義的成分，迫使其離開。例如，1901年，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聯盟脫離工黨，它曾是創建工黨的組織之一。1924年的黨大會上，工黨禁止所有共產主義者加入黨內或參選。1925年的黨大會再次加強禁止共產主義者成為個人黨員，並要求工會不允許共產主義者作為地方或全國議會代表。1928年的黨大會禁止共產黨員作為工會代表參加議會。有意思的一點在於，被驅逐的不僅是共產主義者，還有被稱為黨內同情共產主義的派別或者“同路人”。驅除共產黨的支持者、倡導者或者黨員，是在20世紀30年代蘇聯在英國的大學、工會及社會其他部門中的支持提升之後發生的。這主要是由於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全球經濟衰退引發了工人階級與大學中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將馬克思主義，尤其是計劃經濟的思想視為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的有效補充。理查德?克羅斯曼（Richard Crossman)指出，20世紀30年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共產主義影響工黨的高峰期。克羅斯曼寫道：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托尼（Tawney)、拉斯基（Laski)、斯特雷奇（Strachey)、韋布夫婦主導了 20世紀30年代年輕社會主義者的思想，並深刻地影響了影子內閣（Shadow Cabinet)很多務實的政治家。左派書會（Left Book Club)取代了費邊社成為先鋒知識分子的聚集地。”托尼（R.H.Tawney)被廣泛譽為“英國社會主義”興起時具有深遠意義的思想家之一。馬特?卡特（Matt Carter)認為，托尼在牛津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學習期間，與院長愛德華?凱爾德（Edward Caird)、時任牛津主教的查爾斯?戈爾（Charles Gore)結下友誼，其間所學使他的哲學觀與格林（T.H. Green)的英國唯心主義傳統趨同。卡特認為在托尼於貝利奧爾學院學習期間，乃至在格林死後，學院都是充斥著格林的思想：

　　“當格林的思想占據主導地位時，對於像托尼這樣的年輕而具有社會意識的貝利奧爾學生，不深深受其影響是不可能的……”卡特的觀點是，托尼可以被視作繼承了格林的哲學傳統，和諸如亨利?斯科特?霍蘭(Henry Scott Holland)和查爾斯?戈爾等格林的追隨者，而他們都是基督徒。這是一個重要的聯繫，因為它把托尼一一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主要的社會民主思想家、道德家一一和十九世紀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傳統與思想統一起來。這一聯繫並非天衣無縫，但根據卡特的觀點，它是真實存在並且從歷史角度看是準確無誤的：

　　“托尼的思想所依靠的基礎同樣為戈爾和霍蘭的思想打下基礎，鞏固了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它們之間有著很強的意識形態上的聯繫。這三種思想是：以精神的方式對待生活（a spiritual approach to life);強調人性中善的一面；有機地看待由共同的善統一起來的社會。”“儘管格林想要一個建設性的自由主義理論以復興自由黨，托尼構建了一種倫理社會主義來支持工黨，但是兩種學說從本質上說是一樣的。確實，按照鮑爾（Ball)和其他思想家此前的一個觀點，托尼認為他的社會主義作為自由主義的自然繼承者，與自由主義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繫，他認為社會主義者必須保持對自由的關注才能成功。”如果托尼在牛津大學時的政治觀點受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他之後的政治觀點則很難明晰歸入英國社會主義各種流派中，因為在他一生中不同階段的側重點是有所變化的。富特就難以劃分托尼政治觀點明智地說道：

　　“由於他自身政治上的數次轉變，在政治上將他歸類尤顯困難；從1921年支持激進的行會社會主義到1928年漸進主義的著作《工黨與國家》aabour and rteWat/on)，從20世紀30年代對於漸進主義的猛烈抨擊到50年代支持修正主義。”在本章這一節的上下文中，可以將托尼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著作，尤其是他1921年的作品《營利社會》（T^eAcqu/s/t/Ve5oc/ety) 視作至少表明他對於工黨左翼的同情，至多是對類工黨馬克思主義（quasi-Labour Marxism)的支持。因此托尼可以與同時期其他思想家，如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和約翰?斯特雷奇一併做討論。《營利社會》，比托尼其他作品更加影響了工黨左翼。托尼在寫作此書時受行會社會主義的影響，這一類的工團主義的社會主義是工黨馬克思主義的一種變體。儘管如此，托尼在1921年著作中的思想與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是不同的，因為他不認為私有財產本身並不具備固有的剝削性，並不屬於異化並利用工人以牟取私利的階級上層建築。托尼在二十世紀開始的幾十年裡對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私有財產的性質懷有敵意。然而，托尼相信如果私有財產是用於公共利益與社群利益，而非財產擁有者階級的私有經濟利益，那麼財產在道德上是正義、公平的。

　　如果托尼對財產性質的概念與馬克思主義對私有財產的假設不一樣，但仍近似於工黨馬克思主義將私有財產視作資本主義痼疾，那麼他在《營利社會》當中的思想主旨必然是遵循工黨馬克思主義傳統的。這一主要思想觀點簡言之即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己經專注於營利，而以托尼的規範性角度看是不道德的、腐敗的。托尼指出：“這樣的社會可以稱為營利社會，因為它們整個的趨勢、興趣、專注之事全是推進獲取財富。”由營利性問題繼續引入，托尼認為它引起了另外兩個社會和道德的問題。第一，人們這樣的物質主義和貪婪使得他們對於貧困者的同情減少，因而貧窮一如既往地肆虐。第二，這一營利社會的道德面貌嚴重受損，利己主義成為盛行的社會哲學。然而，如果作為思想家的托尼為西方資本主義診斷出營利性的病症，並指出這一狀況引起了嚴重的貧窮與空虛、自私的道德觀，那麼他認定什麼是這種營利社會的起源點呢？富特提出，托尼將其歸罪於兩個主導性的事件，第一：“托尼將這一混亂歸因於資本主義的基礎，此時個人權力參考個人在社會中所起任何作用被抽象出來。”第二，托尼強調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很多人拒絕信仰基督，尤其是拜物教興起，取代了對於造物主的崇拜。基督教道德日漸式微，這種社會的社會、國家品格被嚴重降低。如托尼在他的日記中寫道：

　　“德行本身是不夠的。除非一個人相信精神的東西一一相信上帝一一利他主義是荒誕的.…"”另一位重要的工黨思想家是約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斯特雷奇一度是工黨馬克思主義者，他在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三部著作中表達了其馬克思主義觀點；1932年出版的《未來的權力鬥爭》 ，1933年出版的《法西斯主義的威脅》，1935年出版的《資本主義危機的性質》 。他的傳記作者休?托馬斯（Hugh Thomas)稱《未來的權力鬥爭》是一本複雜的對馬克思主義的解讀著作，斯特雷奇在書中置入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卻是放在二十世紀事件的背景中：“二十世紀的情況……帶來了壟斷、民族主義，以及1919年之後的不穩定的貨幣。這些都不是資本主義危機的原因，危機的真實性質乃源於資本主義根本屬性，即資本主義生產的進行是無計劃的，其唯一調控機制是市場的機制，群體的財富集中在少數掌握生產資料的人手中。”斯特雷奇認為資本主義的真正危機，如馬克思所言，是由於其生產方式；無政府的市場以及它的全部缺陷。斯特雷奇還認為對於資本主義和正在經歷經濟危機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唯一的選擇只有進行：“對工人直接的、公開的恐嚇，對反叛者暴力鎮壓，現代帝國僅憑此就能維持自身。這樣的政權有了一個名字：法西斯主義。”此書的最後一部分是對英國共產主義的呼籲，這是馬克思本人倡導的通過工人革命實現的正統意義上的共產主義。斯特雷奇1933年的著作《法西斯主義的威脅》是一本令人震驚且旨在發人警醒的政治宣傳冊，內容是關於納粹主義在德國掌權以後即將發生什麼。此書主要的寫作目的是警告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崛起，而沒有準備寫成政治思想著作或明確傳達馬克思主義政治學。

　　斯特雷奇這十年間的第三部著作，《資本主義危機的性質》，是倡導共產主義理論的一次公開的嘗試。在這本書中，斯特雷奇批判了經濟學家凱恩斯（Keynes)和羅賓斯（Robbins)太過專注於貨幣問題而忽略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如托馬斯所說，斯特雷奇認為：“這一拒絕是決定性的轉折點。馬克思沒有犯這個錯誤，他指出了勞動與勞動力之間關鍵的區別：技術工人或農民將他體現在社群中的勞動出賣到市場上；工人將他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雇主，由雇主將此工人的勞動出賣。”然而斯特雷奇的馬克思主義儘管有影響力且有誠意，卻不能持久。如果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斯特雷奇的馬克思主義達到頂峰，那麼戰爭及戰後時期則是摒棄它而選擇社會民主主義。富特指出：“……通過閱讀凱恩斯的著作，他修改了自己早期的觀點，越發相信國家指導經濟能克服資本主義危機。於是他成為工黨舉足輕重的人物，擔任1945年政府的糧食大臣……”哈羅德?拉斯基是20世紀30年代另一位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者，但在20年代，他受菲吉斯（J.N. Figgis)的多元主義影響並接受了聯邦主義有關社會的思想。這一點可以在他1925年出版的著作《政治語法》（A Grammar of Politics)當中清楚地看到。與馬克思和列寧不同，拉斯基以標準的眼光看待國家。他認為國家雖然具有強制性，儘管如此卻能夠為其公民的需要服務。國家由統治階級管理，這對於拉斯基來說是有問題的，但是在社會主義的政府治下，國家管理能夠公正。可以說拉斯基想通過社會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使國家合法化。這是他在1935著作《理論與實踐中的國家》（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中得出的主要觀點，在這本書中他令人信服地說道：“……政治哲學的首要責任是檢驗國家在其現實性上而不是觀念上的品格。”因此，顯然對於拉斯基和他3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來說，國家的性質與實際功用對於其所產生的政治的性質是至關重要的。儘管如此，注意到拉斯基對國家的態度並非正統馬克思主義，這一點是準確的，但他的議程卻是激進而偏離於主流工黨社會主義的。然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只是暫時的，很快就因為共產主義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消失，而二戰也反過來分裂並最終結束了同情共產主義的左派書會。另外，以艾德禮為首的工黨在1945年獲得選舉勝利，在其治下英國費邊社會主義的方式得以回歸。

　　在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936的著作《就業、利息、貨幣通論》出版的時候，工黨還未決定何種政治經濟形式最適合用來貫徹其政策目標。大多數工黨左派不僅受馬克思主義工人集體所有制思想的影響，還受經濟學家霍布森（J.A Hobson)消費不足論思想（underconsumptionist ideas)的影響。工黨右派在經濟領域的猶豫不決在1929-1931年工黨政府時期表現出來，時任財政大臣的菲利普?斯諾登（Philip Snowden)屈從於自由市場與城市銀行家（City bankers)的權威來協調製定經濟政策。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在他所著的凱恩斯傳記中認為，即使是在《通論》於1936年出版後不久，工黨仍然傾向於採用一種社會主義的形式作為其經濟學說，儘管有部分工黨人士開始看出如何能夠管理控制資本主義以促進社會主義事業。斯基德爾斯基所說的工黨仍然傾向於“社會主義”是指一種己消除私營部分的大規模的計劃經濟的概念。這個概念必然己在工黨左派中占據主導地位並一直如此。儘管如此，凱恩斯及其經濟理論逐漸影響與經濟學相關的社會主義思想，凱恩斯主義出現在工黨的一部分當中，作為通向英國社會主義的一種可能的經濟途徑。富特指出：“凱恩斯對於工黨中一部分知識階層造成了可怕的挑戰，他們痛恨私營企業間的激烈競爭，卻沒有辦法解決商業循環和總體失業的問題。”凱恩斯主義對於工黨中不少人具有吸引力。這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因為它摒棄了古典經濟學中的自由市場，這是與工黨的哲學價值觀相一致的。第二，凱恩斯主義的基本目標之一是其對充分就業之可行性的信念，由此再一次表現出它對於在道德上厭惡高失業率的工黨有所便利。最後第三，凱恩斯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說，通過實用性的論據證明了以國家機構為工具維持經濟穩定的合法性。這樣，凱恩斯主義為工黨提供了國家干預的經濟學論據，國家干預反過來能使工黨得以追求其哲學目標，諸如收入與財富的再分配。有關工黨採用凱恩斯主義另外有個觀點，是由伊利莎白?德賓（Elisabeth Durbin)提出的，那就是作為經濟理論，凱恩斯主義開始得到工黨重要經濟學家的支持。其中較為突出的有道格拉斯?傑伊(Douglas Jay)、埃文?德賓（Evan Durbin)、休?多爾頓（Hugh Dalton)、休?蓋茨克爾等工黨經濟學小組XYZ社的成員，他們在尼古拉斯?達文波特（Nicholas Davenport)和沃恩?貝里（Vaughan Berry)的指導下集會8他們對這個理論的支持有助於凱恩斯主義在工黨內得到更廣泛的支持。儘管如此，如伊利莎白?德賓所說，直到1944年《關於失業的白皮書》(White Paperon Unemployment) 發布，該書接受了凱恩斯思想的基本分析，此前不是所有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接受凱恩斯主義理論。這是因為一些人懷疑凱恩斯的自由聯合，懷疑試圖使資本主義制度切實可行、改善資本主義痼疾的理論。大衛?馬昆德認為，1947至1949年艾德禮政府時期，凱恩斯的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被逐漸米用為工黨的官方經濟學說。馬昆德指出在那段時期：“……大臣們慢慢地放棄了原先對於受社會調控的經濟的觀點，這種經濟下的資源分配是根據政治決策而非市場中的討價還價，他們轉而支持一種混合的經濟，以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為中心。”1945至1951年艾德禮任首相的政府是英國最先實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政府。亞當?普熱沃爾斯基（Adam Przeworski)認為凱恩斯主義為左翼政黨提供了：“……與資本主義民主妥協的意識形態基礎與政治基礎。凱恩斯主義呈現出國家能調和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經濟的民主監督調節這一前景……對失業水平和收入分配的民主調控成為使民主資本主義成為可能的妥協之詞。”普熱沃爾斯基認為，凱恩斯主義為社會民主主義提供了這樣的政治經濟，認為失業的原因在於需求的缺少，因此需要的是國家實施擴大開支的政策以刺激生產，減少失業。另外，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採用了與左翼政黨政治目的相符的手段，諸如再分配、國家管理、提高稅率以投資福利與公共設施的財政靈活機制。1945至1951年時期常被認為是凱恩斯思想在關於經濟學說的辯論中占上風的起點，並且作為一套思想體系，它在1945至1970年間達到頂峰。本章試圖提供工黨從其十九世紀起源到1949年的思想史。本章還嘗試介紹某些主題和價值觀，有助於理解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軌跡，從而為考察新工黨的政治哲學做準備。

　　工黨思想史：1949-1979

　　本章將試圖給出工黨從1949年到1979年中的事件和思潮的思想史。這與戰後工黨內部修正主義思潮的形成尤其相關。蓋茨克爾派被認為是英國民主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者，因此可以將他們看作新工黨改良潛在政治價值觀以及實現這些價值觀的方式的先行者。理解“大論戰”對於理解新工黨的出現與興起具有重要意義。作為堅定的工黨右派，布萊爾的新工黨堅持修正主義的政治態度，部分地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與工黨左派之間激烈鬥爭的最終結果，是工黨對於連續四次選舉失敗的回應，是對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全球政治與經濟變化所作的適時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回應。因此，我認為新工黨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休?蓋茨克爾對工黨的設想相似，但同樣，新工黨也是對下列因素的回應。這些因素與五六十年代修正主義右派所面臨的在性質上並無不同，也就是與左派的哲學論爭、連續三次選舉失敗以及需要找到對“豐裕社會”（affluent society)的回應。

　　“大論戰”

　　在國內的成功並不意味著議會工黨內部的和諧。1949年，在工黨議會上，赫伯特(Herbert)、莫里森（Morrsion)、安奈林?比萬（AneurinBevan)之間產生了爭論。然而，議會工黨中分歧產生的具體日期很難判定。黑斯勒認為：“早在1946年，黨內某些群體己經因政策中缺少傳統社會主義內容逐漸不抱幻想，五十年代的戰線開始形成。”莫里森在被認為是他的“團結演說”（consolidation speech)中呼籲停止所有私營工業的國有化，因為他認為國有化己經達到其目的，國有化向所有私營工業僅僅為了工業為公共所有的目的而進行的擴展應當結束了。與此相反，比萬想要的是全面的國有化，因為他認為這是民主社會主義政府應該做的事情。這是地方分支選區內更為深入的哲學紛爭的開始，但主要是在於全國執行委員會（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與議會工黨（Parliamentary LabourParty)成員當中。德魯克對於這一兩敗俱傷的鬥爭的看法是，工黨在1945至51年艾德禮政府之後從未充分地回答過：“……實現社會主義宄竟意味著什麼。”理查德?克羅斯曼在他1951年的文章《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哲學》（中記錄的這一不確定的觀念以及明顯的“我們將往何處去”的態度，對於理解20世紀50年代工黨內被稱為“大論戰”（Great Debate）或“手段與目的之辯”(means and ends debate）中的派系之爭至關重要。1951年議會工黨以前所未有的比例發生分裂。這一分裂常被定性為比萬派左派與蓋茨克爾派右派之間關於國有化的問題以及工黨政府應當對工業進行國有化的程度的意見分歧，直到1995年它始終是黨內團結的一道坎。

　　即便如此，有些人會說以這樣的定性解釋工黨各大派系所面臨的哲學問題太狹隘。這些派系領導人的重要性很大：雙方的人在1951年大選後成為工黨領導人的激烈競爭者，因為預計年歲漸長的克萊門特?艾德禮將在下一屆議會之後退出。因此，不僅有這兩位黨首之間的個人競爭，而且在議會工黨內部存在意識形態上的競賽，雙方分別為追隨蓋茨克爾的修正主義者或現代化者和支持比萬的傳統主義者。

　　本節不試圖剖析工黨內各派系的哲學傾向；儘管如此，還是可以根據軼聞性質的證據識別出彼此衝突的哲學立場。這些立場包括左翼或（傳統社會主義者），中間派以及右翼或(社會民主主義者）。中間派本可以很簡單地歸為“工黨主義”（Labourism)的追隨者一類，但當作五六十年代黨內議員的代表則更易於理解。傳統意義上，黨內中間派被看作“工黨主義”的提倡者，可以認為這是在爭取工人階級的最大進步，中間派在歷史上曾為許多工會人士占據。在工黨20世紀50年代的問題時期，中間派常被認為是致力於在蓋茨克爾派和比萬派之間穩定黨內團結的“保持冷靜”的群體。這一派包括諸如約翰?斯特雷奇、邁克爾?斯圖爾特（Michael Stewart)、喬治?斯特勞斯（George Strauss)等人。黑斯勒認為中間派並未以真實的形式在工黨內真實存在，直到50年代中期黨內意識形態分裂出現，這些中間派成員選擇跳出時下意識形態的派別之分，呼籲艾德禮首相領導下的團結。論戰中各派間另一緊張的局面在於它們在工黨的體制內都有各自的力量基礎。布賴恩?布里瓦蒂（Brian Brivati）在他所著的蓋茨克爾傳記中披露，儘管蓋茨克爾派可以從影子內閣、議會工黨的大多數成員以及工會處獲得支持，但比萬派擁有各選區黨的總體支持並從1952年開始主導影響政策的全國執行委員會。

　　關於手段與目的的辯論引起了對一個問題的思考：“什麼是民主社會主義價值觀？”對比萬派和蓋茨克爾派社會主義價值觀的理解眾所周知有所爭議，然而這有助於本章揭開這些概念從而對工黨內不同社會主義觀點有更加全面的理解。

　　比萬作為40年代晚期工黨左翼的旗手出現。這一左翼議員群體追隨比萬集會，被稱為“比萬派”（Bevanites)。把這些工黨左翼人士統一起來的主要因素是他們反對艾德禮政府的外交與國防政策。外交部長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認為，英國如果想在二戰後的全球政治中維持地位，就必須繼續保持在戰時建立起的與美國的特殊關係。這一方式被稱作“大西洋主義”（Atlanticism),在英國由貝文簽署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Organisation)的時候達到頂峰，該組織也稱為北約（NATO)。這個組織是西方國家的防禦聯盟，特別是為了它們的利益而防禦蘇聯。對於比萬派來說，這種將英國與美國結盟，妖魔化蘇聯的政策是不能接受的。工黨內分歧一部分在於一些左翼人士認為溫和的左派可以與蘇俄的共產主義左派對話、聯繫。儘管如此，比萬自己想要的是介於與美國或蘇聯聯合之間的獨立中間路線。這一政策被稱為“中立主義”（Neutralism)。比萬派統一的第二股因素是他們反對核武器以及工黨將核武器作為英國戰後軍備必需。此外，比萬派的議員在議會中組織並不嚴謹，因為他們中許多人富有熱情，崇尚獨立。儘管如此，他們的演說和文章發表在工黨左翼刊物《論壇報》（Tribune)和全國性報紙諸如《雷諾茲新聞》（Reynolds News)、《每日鏡報》（Daily Mirror)、《周日鏡報》（Sunday Mirror)。至於比萬派的政治哲學，比萬於1952年發表著作《取代恐懼》（In Place of Fear)，試圖為支持傳統民主社會主義的議員建立一套社會主義政策的邏輯體系。因此，布里瓦蒂說：“比萬派對於領導者來說並不構成直接的挑戰，但在1951到1955年間打擊了工黨議會前座的志得意滿，也是左翼在接下來數十年的活動藍圖。”除比萬以外，比萬派還包括理查德?克羅斯曼，一位獨立自主的學者、政治思想家。克羅斯曼寫了數篇重要的論文，特別是他1951年的文章《建立社會主義新哲學》,這篇文章討論了鑑於1945到1951年間的政策成就，工黨的社會主義應當採取何種方向。然而，克羅斯曼的文章同樣概括出工黨需要關注的比萬派的措施，因為他認為艾德禮政府實行的福利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政黨來說是不夠的：“如果不更大範圍地推廣公共所有制，或者徵收財產稅，能否阻止不健康的資本注入呢？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全國性的利潤與工資政策，能否抵抗通貨膨脹？如果不能，那麼若無工會所重視的集體協定自由的修正案，如何執行這樣的政策呢？這兩個問題在工黨執政六年內得以避免。如果工黨要再次面對和1945年同樣艱巨的挑戰，這些問題將無法避免。”克羅斯曼1956年的文章《計劃自由》（Planning for Freedom) 提倡了典型工黨左派的中央計劃觀點，但和通常的批評不同，克羅斯曼認為中央計劃改善了自由，而不是限制了自由。他在1959年選舉失敗後不久寫的文章《豐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 ,質疑了修正主義的分析，即資本主義的性質己經得到顯著的改革，社會主義政黨的經濟目標需要與之相適應。簡言之，克羅斯曼試圖圍繞“豐裕社會”的種種謎題支持比萬派的觀點，並贊成克羅斯蘭的修正主義分析從根本上是站不住腳的，這一分析本書將稍作討論。

　　比萬派的觀點大部分是工黨的傳統價值觀，源於1918年的黨章。對於比萬派來說，民主社會主義價值觀也許包括了廣泛的再分配、大範圍的工業國有化、工黨內工會權威的擴大，以及強調社會主義基於階級的性質。比萬派代表了大論戰中“目的”論一方。他們認為國有化使國家能夠控制生產資料，從而使得政府能夠代表工人制定社會主義政策。例如，國有化影響了工人的狀況，因為國家向所有僱傭工人承諾公平的工資標準，允許並鼓勵工會代表制，提供在國有工業持股工作的自由。這樣，工人地位的性質、他們的狀況以及他們與工業的關係就與私有、私營公司完全不同了。對於比萬派來說，國有化是為了取代個人或董事會私有的工業，而這工業的基本動力是股東的利潤最大化。因此，工業國有化的政策對於大論戰中“目的”論一方而言具有關鍵意義。實行國有化意味著社會主義。從而可知，國有化是行動中的社會主義。

　　哲學論爭剛開始的時候，蓋茨克爾擔任內閣大臣和之後的影子內閣大臣，以及一群支持他擔當黨首的議員的領袖。他們是議會工黨的右翼，觀點講求實用，傾向於工黨政策的修正主義。當時重要的蓋茨克爾派包括托尼?克羅斯蘭（Tony Crossland)、羅伊?詹金斯（RoyJenkins)、伍德羅?懷亞特（Woodrow Wyatt)、克里斯托弗?梅休（Christopher Mayhew)、阿瑟?艾倫（Arthur Allen)、帕特里克?戈登?沃克（Patrick Gordon-Walker)、阿爾夫?羅本斯（AlfRobens)。正如托尼?克羅斯蘭在《〈現在的社會主義〉及其他論文》（Socialism Now and Other Essays) 中所說，對於修正主義者而言：“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基本上是關乎平等。我們所說的平等不只是精英社會，平等的機遇中最大的獎勵將給予那些具備最好的天賦和家族背景的人；我們採用‘強大’的平等定義一一羅爾斯（Rawls)後來稱為‘民主’的概念，是相對於‘自由’的概念。我們也不只是指簡單的（並非指實踐證明其簡單）收入再分配。我們想要的是更寬泛的社會平等，同樣包括財產分配、教育制度、社會階級關係、權力以及工業特權一一確實這些都在古老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夢想中被奉若神明。”蓋茨克爾在1959年大選競選運動時接受的英國廣播公司的採訪中概括了他暗含的政治價值觀：“我認為我們沒有任何原因懷疑自己所相信的基本原則。畢竟誰也不是為找樂子而從政的……我們仍然相信……平等與自由同時並存，相信平等機遇，相信公平交易……相信得體而有尊嚴地對待其他國家。這些東西都不是暫時的、短暫的，而是永久的……但是如何實現它們，如何解讀、表達它們以適應於……現今的一代人，我認為這始終需要慎重考慮。”至於有關手段與目的的大論戰，蓋茨克爾與他忠實的戰將們一道，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以論戰的主角現身，支持國有化作為工黨政府的政策應當是為達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在菲利普?威廉姆斯（Philip Williams)的記錄中，蓋茨克爾終其一生都認為，公有制原則上是一個手段，是為了實現正義、平等、無階級社會這一真正的社會主義目標，而本身不是目的。22考慮到國有化應當扮演的正確適當的角色，“手段論”者對於如何建設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問題的情緒在以下引自克羅斯蘭的論述中得到了充分的概括：“因此有可能在混合經濟的框架內達到更大的平等以及其他令人滿意的結果，公有制只是作為許多可能的手段當中的一個而取得一席之地，以達到計劃中的目的。” 儘管如此，“手段論”者承認，私營部門決不能完全解除管制或任由市場來統治人民。

　　他們所呼籲的不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也不是更廣為人知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放任方式。“手段論”者認為資本主義在戰後的共識下己進行很大的改革和社會化，這就是為何他們覺得工黨一些團體需要認識到資本主義並非與民主社會主義截然相反。托尼?克羅斯蘭在寫於1956年，個人富裕水平上升、消費品膨脹、經濟増長的時代的文章中認為：“自世紀之交，資本主義就經歷著一場緩慢的轉變，儘管這緩慢的過程很痛苦。這在很大程度上並非出於自願，而是迫於非資本家反抗工業的放任自由引起的不快後果，以及政治上和工業上的左派勢力漸長。”克羅斯蘭指出，和反資本主義的階級的反對一樣，商人階層也開始要求對傳統資本主義的改革，這是由於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衝擊和事件，再加上諸多其他問題，如：“……資產階級內舊時那種毫不猶豫的自信，以及簡單地認定不加管制的資本主義一定是所有可能存在的制度中最好的，這些觀念都己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逐漸穩步増多的對資本主義引起悲慘的社會和物質結果的道德良知：30年代中產階級的政治滲透，以左派書會的驚人現象為其鼎盛標誌，當然還有心理的變化……（心理變化）與工業資本家逐漸由管理人員取代有關。”資本主義制度特徵中從所有者到管理者的轉變這一問題，常被稱為“管理革命”（themanagerial revolution)，基本上認為作為資本家的所有者做出決定完全是基於利潤的考慮，然而這新一代管理者的動機卻不僅是利潤，因為他們是拿工資的雇員，並不擁有問題涉及的這家企業，也不親自獲得直接利潤，因此其他考慮對他們來說變得重要起來。他們自己的社會地位以及他們對待下級的管理聲譽，諸如此類的因素都在他們的決策中有所影響。而這也反過來改變了資本主義的特徵，使它在工人、工資和相應問題上不再那麼兇惡。

　　然而，克羅斯蘭認為這些因素對於資本主義特徵的改變只有較小的影響。他在《社會主義的未來》Future o/5oc/a//sm) —書中的觀點，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後對經濟和社會重建的需要改造了英國資本主義的性質，這一影響甚於其他任何因素。克羅斯蘭認為這是因為：“保守黨占主導的政府迫於軍事急需，採用工黨在年復一年的和平時期徒勞籲請的很多改革措施：政府計劃、充分就業、再分配稅收、新的社會服務。這些措施完全可行且並非左翼空想家烏托邦式的夢想，這一教益選民沒有忘記，他們在1945年堅決地把保守黨驅逐下野，因為其在和平時期忽視的事情卻在戰時積極實行。”克羅斯蘭認為，推進傳統資本主義特徵改變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1945至1951年艾德禮政府在國內所取得的成就：“例如，國有化包括了民航、鋼鐵、公路運輸，以及大東電報局（Cable and Wireless),除此以外還有列在正式項目中的工業。社會服務政策延伸至家庭津貼、國民醫療保健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以及國民保險制度（National Insurance)親新的結構性變革，而不是小修小補。在再分配稅收領域，就業水平、貧困地區（Distressed Areas)問題、工人階級生活標準、政府對經濟的控制，都大大超過了戰前大多數評論者的預期。”總之，托尼?克羅斯蘭概括出“手段論”者的立場，在其所在的20世紀早期，資本主義發生了很大的改革，是由於工業左派、資本家的反對階級以及工黨力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因為資本主義管理技術上由所有者向管理者變化，而管理者與廣大中產階級一道，遭受世紀初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痼疾所引起的墮落與骯髒的攻擊，大量英國工人階級卻不得不忍受。

　　選民中道義上的變化把保守黨排除在外，使得工黨政府得以重建資本主義福利制度，其社會供應與管理是前所未見的。

　　克羅斯蘭第二部主要作品《保守的敵人》（The Conservative Enemy) 28是20世紀60年代工黨的政治綱領，也是對保守黨以及他認為是工黨社會民主主義保守成分的一次進攻。這本書對政治經濟學並沒有提供《社會主義的未來》未曾明確提出的新思想。事實上，克羅斯蘭為他在《社會主義的未來》中的主要觀點辯解，如富特所說，他附和了加爾布雷思（J.K.

　　Galbraith)的觀點，強調私人的富足與公眾的糟糕之間的鴻溝，提出一系列平等主義措施應對這種情況。

　　在1964年出版的《社會主義的未來》第二版導言30中，克羅斯蘭承認他對西方經濟尤其是英國經濟能夠產生的増長水平的預測過於樂觀。這反過來影響了可用於投資公共開支和福利措施的歲入總額。他1974年的書《〈現今的社會主義〉及其他論文》是關於一系列克羅斯蘭在相關方面擔任過部長的問題的論文集，這些問題諸如環境、住房、教育等等。開篇的文章《現今的社會主義》是對他自己的修正主義思想的評價，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認為修正主義者不必修正他們的社會主義形式。這篇文章中承認的兩點內容值得重視。第一點，克羅斯蘭稱1964至1970年間威爾遜工黨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失敗的，因為失業増加了，通貨膨脹加劇了，而經濟増長相較1964年的保守黨左派政府時期減緩了。第二點，克羅斯蘭承認，他之前所寫的文章中對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速度與容易程度都過於樂觀了：“事後看來，早期的修正主義論著在語氣上太過自滿；他們提出了正確的改革方案，卻輕視了在英國的環境下實現它們的困難。”最後，《現今的社會主義》包括有一份清單，列出了未來工黨政府應該關注的需要優先考慮的領域，包括了降低貧窮，進一步提供體面住房（decent housing)，將發展性土地歸入公有，再分配資本財富，消除教育制度中的挑選與隔離，以及擴大工業民主。

　　理解國有化的哲學論爭要記住的關鍵一點是，這一論爭也關於“第四條”。手段與目的的大論戰部分地是關於“第四條”與國有化作為工黨政策之間的相關性的辯論。“第四條”，準確說黨章的第四點，明確承諾要讓公有制充滿整個經濟。因此，這是1918年的無政府主義思想，這一政策目標對許多工黨的人來說既不現實也不稱心。儘管如此，蓋茨克爾和一些修正主義領導人物至少最初認為應當重新起草“第四條”，以期與工黨想要建立的社會相一致。35蓋茨克爾的這一雄心壯志因近期的選舉失敗而燃起，因為他認為這使得保守黨人歪曲了工黨經濟觀點的意圖。蓋茨克爾重新起草了“第四條”，在1960年3月由國家執行委員會(N.E.C.)認可，但如威廉姆斯所說：“……在四個月中，六個主要工會中的四個拒絕修訂章程，而且面對議會中一定的失敗，蓋茨克爾只得把‘新約’ 這一稱謂降級為‘對工黨在二十世紀目標的有價值的表達’，而對‘第四條’則原封不動。”工會與來自更加廣泛的議會工黨的壓力都反對蓋茨克爾對章程的修正。雖然他們的領導者比萬不在，工黨左翼仍持樂觀態度，而1960年比萬己病重。工黨左派的信心使得他們能夠更快進入下一個與領導者的內部鬥爭，即工黨的核武器政策。

　　1960年春，工黨在核威懾力量與核防禦上的立場問題被提出來，這個問題同過去一樣成為工黨的障礙。威廉姆斯認為這己成為關於工黨特性的矛盾，無論它是要成為一場抗議運動還是未來的政府。39在政府取消美國“藍色霹靂”（Blue Streak)火箭這一關鍵性事件之後，他們不得不決定英國是否需要獨立的核威懾力量、北約總體常規與核安全（collectiveconventional and nuclear security)，或者英國是否應該保持中立，採取並鼓勵非核政策。這反過來意味著工黨必須對這一問題持有政策立場。工黨左派傳統上對軍備積累持懷疑態度，逐漸更加明確表示其對單邊主義的支持。單邊主義事業成形於稱為核裁軍運動(Campaign forNuclear Disarmament, CND)的一個組織，由一批比萬派、基督教和平主義人士以及新左派知識分子於1958年組建。其目的是主張英國通過單邊譴責核武器來樹立道德領袖。單邊主義事業的影響在1960年暫時被工黨作為政策時到達頂點。單邊主義事業在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 1958年的文章《突破》當中有最強烈的議論。富特認為霍爾的觀點指向對抗蘇聯時丟掉的的道德高地，因為這使得蘇維埃能夠將西方的核威懾力量解釋為現實存在的軍事威脅。這也相應地降低了蘇聯周邊的東歐國家民主演進的幾率。在解釋霍爾的論點時，富特認為西方的辭令和國防政策對以下事情負責：“……阻礙東歐的民主化，鞏固了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對權力的掌握，而其總是通過指向西方的威脅來紓解任何對其統治的威脅。”工黨的右派認為，如果不具有獨立的核威懾力量，英國在面臨蘇聯的威脅時將會依賴美國提供安全。黨內的這一辯論被稱為“單邊主義-多邊主義辯論”。它加深了黨內的哲學劃分，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工黨議員和黨員支持多邊主義事業才算充分解決。作為工黨這一激烈動盪的歷史時期的總結，保守黨在1959年大選中獲勝，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Macmillan)贏得工人階級50%的選票。工黨的主要兩翼彼此持續衝突，1963年蓋茨克爾突然逝世，左翼人物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擊敗來自右翼兩位人物吉姆?卡拉漢（JimCallaghan)和喬治?布朗（George Brown)的挑戰，成為工黨領袖。對某些人來說，在威爾遜的領導下，工黨似乎將可能改變方向。

　　凱恩斯主義的危機：1966-1979年

　　凱恩斯主義作為社會民主主義和工黨的經濟學說，其衰退可從兩方面理解：國際和國內。

　　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認為，凱恩斯主義作為經濟學理論開始衰敗有一些國內原因。第一，斯基德爾斯基認為凱恩斯的一個短處是他的理論中忽略了許多造成失業的原因3例如，凱恩斯承認需求不足（demand-deficiency)導致失業，卻沒能指出諸如勞動力的固定性和適應變化的緩慢等供應方的問題也能造成失業。這些長期積累下的供應方因素，其實際結果最終加劇滯漲。斯基德爾斯基所提出的另一個凱恩斯主義衰敗的原因是，事實上，40年代末直到70年代初是西方經濟體生產效率高、失業率較低的“黃金時代”，而凱恩斯主義不是其唯一的原因。45當凱恩斯主義經濟經歷攀升的物價和失業率以及低下的經濟増長時，按照這一非主流觀點，滯漲只是被“超趕”效應（catch-up effect)推遲了，藉此效應，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經濟體己得益於技術以及對帶有工業適應性（industrial adaptability)的商品的高消費需求。46斯基德爾斯基有如下觀點：“歐洲大陸的工業與勞動關係的重建是戰敗的結果，而不是凱恩斯主義政策的結果。戰勝國英國和美國受凱恩斯思想影響最深，而展現出結構性改革的傾向最弱。”第三個問題是對提高工資的需求。這個問題不只是經濟的，同樣是政治的。英國的凱恩斯主義者實行收入政策以期政府保持較高的總需求，因而工會將接受對工資的控制，克制勞工行動，此類行動會降低生產效率。事實上，工會不滿足於收入政策所設定的工資水平，這導致了通脹的上升。50斯基德爾斯基指出了凱恩斯主義衰敗第四個也是更為重要的因素，亦即財政管理不善。51他認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從來都知道，超過某一點以後，稅收會遭遇抵抗……60年代工人階級對稅收的抵抗發展快過中產階級與上層階級，因為對後者的稅收己經因罪惡以及通過權高責重的人得以減輕。”與財政管理不善不無關係而是相互聯繫的第五個因素是，一些工會中的工人階級要求更低的開支，這樣他們能得到更高的工資。這可以看作是“補償性工資提高"（compensatingwage-push),但這不是財政政策的唯一結果。一個連鎖反應是，因為大量投資以及財政部由於抗稅而沒能集合足夠歲入，由此導致預算赤字的發展。”在國際經濟因素方面，有幾個問題。第一，安德魯?甘布爾（AndrewGamble)認為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問題在70年代早期通過規模急劇増大而惡化。60年代中期的問題是通貨膨脹與失業的逐漸増多與經濟増長的緩慢。這特別是由1971、1972年間固定匯率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引起的。隨之而來的是，1973年油價翻四倍及其後發生的世界普遍經濟衰退。第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油價的上漲以及世界經濟衰退導致通貨膨脹與失業率急劇升高。因此，滯漲的經濟問題很快在各經濟體中出現，成功的經濟管理會愈加顯得比五六十年代困難。甘布爾指出，正是在70年代早期前後，一些奉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體的經濟重心發生了變化。控制通脹取代保持充分就業成為重心，公共支出項目突然顯得非常昂貴，於是受到抑制，對工資的控制變得嚴密。第三，甘布爾間接提到的更深層的問題是，70年代早期經濟増長的消失曾被解釋為暫時現象，但70年代早期的經濟問題逐漸不像是短期的，而是代表了國際經濟體系中一些根深蒂固的問題。正是這種對1974至1979年威爾遜和卡拉漢政府時期増多的經濟問題的認知，使修正主義右派顯得不能夠管理經濟以使其保持増長，同時提供促進社會公平的政策。這個觀點提倡運用凱恩斯的需求管理來確保更大的經濟和社會公平，克羅斯蘭在工黨中大力論證了這一點。第四，甘布爾認為，貨幣主義的經濟方式是在70年代早期前後開始為一些政治家和經濟評論家討論並嚴肅對待的，特別是保守黨的基思?約瑟夫（Keith Joseph)等人。簡言之，貨幣主義似乎有70年代經濟問題的答案。

　　來自新右派的挑戰：1979年之後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的保守黨及其激進的新右派新自由主義和社會威權主義政治哲學（social authoritarianism)是英國20世紀80和90年代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哲學。工黨在大選中徹底失敗，也沒能向英國的公眾傳達他們對英國社會的觀點。此外，他們沒能像表達他們對撒切爾主義的否定那樣清楚地表達他們擁護的是什麼。哲學上，新自由主義在保守黨執政期間似乎是處於支配地位的，而只有五分之二的選民投了它的票。新工黨是後撒切爾派的政治方案，而要對其加以分析，則必須以其前任的情況以及新自由主義影響工黨政治思想從而產生新工黨的方式為依據。

　　1979年的大選中保守黨為其新右派哲學的立場爭辯。卡拉漢與工黨競選的理由是，撒切爾保守黨的新激進主義是未經嘗試和驗證的，工黨是選民“安全”的選擇。儘管如此，保守黨以四十四個席位的主導贏得選舉，這當中包括了 5.1%搖擺不定的選民從工黨轉移到保守黨。保守黨在70年代中期到末期採用新右派哲學對於保守人士來說是不尋常的激進之舉。新右派廣為人知的特徵是幾項政治主張。這些主張包括反對國家干預經濟，批判高額公共福利支出，從而為最低水平福利國家（rolled back welfare state)的最低社會供給提供辯護。

　　然而，將新右派視為統一的哲學是不準確的，正如肯尼思?胡佛（Kenneth Hoover)和雷蒙德?普蘭特（Raymond Plant)在他們的書《英國與美國的保守資本主義》（Conservative Capitalism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中所提出的觀點：“在其整個歷史上，英國的保守黨和美國的共和黨都包括有傳統主義者和個體主義者，前者相信使用權威機構來確保實現社會和經濟的目標，後者則更想使市場盡其可能地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得以運行。”可以把新右派哲學中相矛盾的不同派別描述為保守主義的新右派和自由主義的新右派，他們在諸如政治文化、國防以及公民社會等問題上有衝突。然而，既然承認新右派政治緊張的局面，即暗指新自由主義經濟方式強調消極自由以及“放手”的經濟方式與另一種相當不同的個人與社會生活領域中的社會威權主義這兩者之間的斷層，作為工黨政治思想的研宄者，必須對於令人信服而言簡意賅的新自由主義哲學有所回應。

　　哲學上，新自由主義在其共同的論敵方面是統一的。政治上，其在英國的敵人顯然是工黨，而哲學上的敵人則顯然是凱恩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運作與價值觀。新自由主義者以幾種方式回應了社會民主主義的道德與倫理價值觀，他們以多種辯護方式反抗社會民主主義對他們政治思想的批判。第一，在社會正義方面，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宄其本質屬性而言，社會正義並不存在，因而是幻想。63新自由主義的倡導者認為社會正義是道德幻想，因為市場並不導致不正義，不正義的現象因故意行為而起，而市場的結果並不故意製造不正義。市場制度下無意產生的結果是不幸而非不正義，因此國家沒有責任減少這些不幸。第二，在其社會正義批判中，如哈耶克（Hayek)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社會正義這個術語備受爭議，其含義以及媒介，即分配政治學（distributive politics)，都有很多種版本。哈耶克說，因為社會正義和分配政治學都是主觀性的，因而不能得到哲學上的支撐。第三，新自由主義者對社會民主主義政治思想的攻擊以否定積極自由概念的形式出現的。如凱思?約瑟夫（Keith Joseph)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認為，提倡積極自由概念的人混淆了自由與能力。根據新自由主義者的觀點，自由是沒有干預，能力是指人有能力執行和做出某些選擇。因此，“做某事的自由’’（‘fre domto’），換言之，積極自由的概念是不準確的，因為它將自由的概念與能力的概念連接起來。自由不是關於獲得追求物質占有物或者生活機遇的能力、權力和協助，而是關於生活不受拘束，免受國家、市場、社會上其他人的干預。第四，新自由主義者否定了大規模公共供給的作用，因為他們認為這不能創造更平等的社會反而讓中產階級不合比例地從中獲益。儘管他們不關心減少不平等，進而不關心工人階級的境況，但他們通過這一論調消除了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社會正義及其主張福利大國的平等主義回應。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福利國家能縮減為極小的安全網，為真正不能自足的人提供保障。這也轉而減輕個人的稅負，減少國家在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從而使其免於國家干預。減少福利國家也將是值得作為道德目標的好事，因為新自由主義者間接提到，依賴於福利的文化己發展到鼓勵個人不追求充分發揮其潛力而是接受國家給予的“免費午餐”。

　　本章試圖記述工黨從1949到1979年的思想史。另外，更加相關的因素是1979年保守黨上台，其所持的是新右派形式的新的激進政治哲學；經濟上所持有的新自由主義結合著一種社會威權主義。工黨應對新自由主義者的挑戰方式與撒切爾主義對工黨產生的影響將會在接下來的三十年裡塑造工黨的歷史。下一章將試圖分析工黨應對撒切爾主義以及各種具體內部政治和哲學論爭所作出的努力，這些論爭自1979年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直籠罩著工黨，並促進形成新工黨的政治哲學。

　　工黨思想史：1994-2004

　　前三章中給出了工黨的思想從十九世紀起源到二十世紀末的歷史。本章將嘗試使用和前三章相同的方式，給出1994至2004年期間工黨事件與理念的思想史。本章指出了一些因素，這些因素做出了卓著貢獻，進而塑造了工黨，並協助創造了我們所理解的“新工黨”這些因素包括：現代化者將工黨重塑為新工黨；“舊工黨”與“新工黨”之間的區別；新工黨中的新民主主義者扮演的角色；重新起草“第四條”全球化觀點；1997年選舉宣言的具體政策；第三條道路的思想；2001至2004年第二屆執政期的思想。

　　重塑工黨

　　我理解的新工黨是從1994年至今托尼?布萊爾領導下建立在工黨之內的現代化社會民主主義。有必要聲明，儘管新工黨如今己被廣泛認為是布萊爾政府自1997年及其影子內閣自1994年以來的政治學，但它起初是改變工黨選舉號召與政策的一個流程。史蒂夫?盧德蘭（Steve Ludlam)說：“一般認為自布萊爾1994年繼任工黨領導人開始的新工黨方案以此方式遵循了工黨意識形態、組織、政策的長期現代化。”1994年布萊爾當選工黨領導人時，“新工黨”還沒有正式存在。“新工黨”這個詞第一次公開使用是在1994年工黨大會上會議平台上的短語/‘新工黨，新英國”(New Labour: NewBritain)。儘管如此，是菲利普?古爾德（Philip Gould)認為這個詞可以與工黨在1989年的現代化協同使用。古爾德稱，這個思想己經被遺忘，直到克林頓的新民主黨成功使用這一短語以表現他們與“舊”共和黨之間的差別才重新引起人們的關注。阿里斯泰爾?坎貝爾(Alistair Campbell)建議在1994年大會使用“新工黨，新英國”這一短語，從那時開始布萊爾感到“新”這個概念對於工黨下一步所要做的來說很適宜。其重要性有三點。第一，我們必須注意，“新工黨”這個名稱描述的是強有力的工黨現代化者的政治學與政治方案，而不是工黨全國範圍內的一項議程。布萊爾、布朗、曼德爾森（Mandelson)、坎貝爾、菲利普?古爾德，政治顧問與同類相似的人，這些大部分組成1997年後布萊爾內閣的人都可以被看作“新工黨”的代表。第二，作為一項政治方案，這是對工黨過去數次選舉失敗以及英國自70年代以來社會和經濟變化的回應，也是在政治上對體現在撒切爾主義中的新右派思想所提出的思想霸權主義的回應。曼德爾森和利德爾（Liddle)明確指出：處理好新工黨的問題是更為艱難的任務，取決於理解重新表達工黨的基礎信念戰後的威爾遜和卡拉漢工黨與撒切爾和梅傑保守黨深思熟慮的一項進步的改變一一需要更大的激進性和獨創性，而不只是正確的改變。因此，新工黨不是一套抽象存在的獨立思想，而是對於英國社會的問題和需要所作出的回應。其傳統乃是植根於工黨的近代歷史，而不是作為一種社會民主主義教科書裡的哲學單獨存在。第三點也是最後一點，就我理解，新工黨代表了工黨政治範圍內一種真正新的明確的意識形態地位。我們在本書後半部分將看到，新工黨具有自己的哲學立場，是一種不同形式的社會民主主義，而非己經在此前存在於工黨。因此，新工黨最初是一個政治方案，代表一種明確意識形態位置的政治派別。這並不是說新工黨是單獨的、新的、富有說服力的政治哲學，而本書將在此後論證它不是。新工黨有的似乎是對諸如自由、平等、社群等政治價值觀的一種解釋。

　　“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

　　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認為，對於現代化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工黨，主要的政治反對者是現在可粗略被稱為“舊工黨”的支持者：“如果還剩下一個敵人，並被布萊爾領導層中某些人強烈地認定為這個敵人的，那它就是‘舊工黨’。舊工黨實際上是黨內右派、左派、異議分子的結合，但其修辭上的重要性在於它是使新工黨與它的過去保持距離，並向選民指出，工黨己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在本章的這個地方，使用有關所謂“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的第一手訪談資料很有好處。訪談對象是前工黨政治家、布萊爾時期的顧問、學者。我問的問題是“‘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多大程度上是修辭性的，多大程度上是真實意義上的？”在與時任公共政策研宄所所長的馬修?泰勒（Matthew Taylor)的訪談中，他認為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是不準確的，並指出了工黨內他認為更能反映存在的意識形態分歧的三個主要思想流派。第一，“極左派”或托洛茨基派左派，他們對社會有基於階級的分析，是國家中央集權主義者，於70年代末80時代初以民主主義為幌子進入工黨。第二，“溫和左派”(soft left)，可視之為兩種傳統的結合，即激進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傳統。處於“溫和左派”的人對諸如平等、女權、分權、生活質量等問題感興趣。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流派是工人主義（勞工至上主義）右派，他們偏向於工人階級，關注贏得權力，主張中央集權，對福利國家的高公共支出與普遍物資供應感興趣。10時任倫敦經濟學院主任的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與泰勒不同，更接近於新工黨的意識形態，他認為不必使用“舊工黨”和新工黨這些詞，吉登斯承認左派存在分歧，但是應在傳統與現代化左派之間進行區分。根據吉登斯的觀點，傳統的左派提倡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國家集權主義、集體主義的執政方式。現代化左派提倡市場經濟，信奉權力分散。

　　吉登斯認為，新工黨試圖在現代世界保持社會民主主義價值。吉登斯認為，現代化左派，進而是新工黨，有決心保持候選資格，並保持政治中心立場的統一。這是因為吉登斯相信，全球化正在重新塑造全世界政治的意識形態版圖，反全球化的左派與極右派是在政治的中心立場上相互競爭的政治壓力。

　　時任費邊社秘書長的邁克爾?雅各布斯（Michael Jacobs)認為，“舊工黨”與新工黨一樣是一個構想。雅各布斯提出，曼德爾森與古爾德同時發明了這個詞，就像重塑工黨並將它與過去作對比的營銷策略。雅各布斯指出舊工黨這一概念是不準確的，因為認為羅伊?哈特斯利與托尼?本恩信仰的是同一種社會主義是荒謬的。雅各布斯的主要觀點是把修辭與現實分開。他認為新工黨的修辭己經失去了傳統的富有改造能力的社會主義語言，但現實更有利於工黨比之前的工黨政府為社會民主主義取得更多成果。雅各布斯繼而指出新工黨與工黨內各種流派有所不同，特別是關於對私營企業的態度。他認為新工黨相信企業大多數是為公共利益而運作，因為它們將其等同於消費者利益。另外，雅各布斯認為羅伊?哈特斯利絕不會提出這樣的說法。最後，雅各布斯說，新工黨不給予公共部門任何特權，而舊工黨卻是以其全部形式這麼做的。

　　大衛?馬昆德認為區分新工黨與傳統工黨政策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是為了贏得並不歡迎工黨的廣大選民的支持。馬昆德提出，新工黨如果想建立能與撒切爾時期的成就相匹敵的社會聯盟，就必須這麼做。馬昆德同樣指出，新工黨的編史某種程度上是不準確的。他這麼說是因為約翰?史密斯好像從沒做過工黨領導人一樣。

　　時任歐盟委員會副主席的尼爾?金諾克認為舊工黨這個詞之所以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新工黨這個詞存在。金諾克說，這個詞一部分是修辭性的、為了表達概念的，在這些詞裡它是無可非議的。雖然他斷言新工黨內一些人想讓“新”永遠放在“工黨”前面，因而不只是相比於之前版本的一個新版本的工黨，而是想要工黨成為它所不是的黨。金諾克接著說，新工黨內這樣的人想要完全改變其價值，並且對世界如何運作得出一個不同的分析。

　　賈爾斯?雷迪斯（Giles Radice)認為，“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很大程度上是修辭意義上的對比，設計出這種對比是為了表示工黨己經改變，從而有可能獲選。雷迪斯評論說，採取修正主義的政黨政治方式是每代人非常重要的一項政治任務。雷迪斯將重新起草“第四條”作為新工黨現代化者主要的一項修正之舉。

　　羅伊?哈特斯利認為在新工黨某些團體與舊工黨某些團體之間意識形態方面存在非常真實的區別。他以布萊爾的思想為例，說他的思想與如安東尼?克羅斯蘭這樣的平等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思想之間存在非常真實的區別。哈特斯利將“舊工黨”當作是與新工黨不同類型的工黨社會民主主義的標籤。

　　受訪者的觀點可以按如下分類：認為舊工黨/新工黨區別大致上準確；認為這個區別整體上不準確；認為這個區別某種程度上就政治策略、修辭、助選來說是準確的；認為這個區別在某種程度上就思想與政策來說是準確的。

　　大致上我採用泰勒、雅各布斯、金諾克的觀點，認為作為區分工黨內不同意識形態群體的方式，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這一方案是不準確的。儘管我不同意泰勒所分析的工黨能分解為三種意識形態群體，即托洛茨基左派、工人主義（勞工至上主義）工會右派、激進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溫和左派” ，但我卻承認存在歷史性的區別，這大部分是因為對政治經濟學不同的解釋與對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的不同理解。因此，我不認同舊工黨/新工黨的區分是基本準確的。儘管如此，有關上述兩個論點，即“舊工黨/新工黨的區別在思想與政策方面是準確的”與“舊工黨/新工黨的區別在策略與修辭方面是準確的”，我再一次遵循泰勒、雅各布斯、金諾克的觀點，因為我認為“舊工黨”不是，也從未是工黨中一個獨立的、連貫的意識形態類別，因而這一區別就區分思想與政策而言是不準確的。至於說舊工黨/新工黨的區別是關於贏取選民信任的修辭與政治策略，我則表示贊同。“新工黨”這個詞是用來向懷有疑問的選民表明，有關處理勞資關係的涉及三方的方式，工黨的政策將不會像威爾遜一卡拉漢政府那樣。另外，它是用來表明新工黨是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而不像1980至1983年邁克爾?富特領導期間的工黨那樣特別左翼，當時本恩派的“新左派”占據主導地位。新工黨試圖並最終得以表明的是，他們不是工黨的“舊右派”或“舊左派”或“新左派”，而是意識形態溫和的經過巨大改革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實質上，它是工黨的新右翼。

　　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

　　斯蒂芬?德賴弗和盧克?馬特爾帶有些許爭議地提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現代化者產生最重要的影響：“也許對工黨現代化者最為重要的影響來自美國。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 1992年總統選舉獲勝一一這一年工黨敗給了約翰?梅傑，士氣低落一一表明左派的政黨可以在保守主義長期占有支配權後贏得權力一一但只有在它向政治中心立場轉移的情況下才會這樣。

　　同樣，有關所謂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使用相關的第一手訪談材料是有好處的。在這一系列訪談中我問的問題是，“你就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有何觀點？”關於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泰勒認為工黨政治的研宄者必須區分政策、策略與呈現方式（presentation)。泰勒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修辭與解釋方式是有影響的。儘管如此，他指出新民主黨在政策問題上，相較於向歐盟學習，並沒有產生過度的影響，以至於對向美國學習有一套系統的過度分析。泰勒稱，因為英國的國家政策決定放在美國是相當於州的層面上的，所以聯邦層面的新民主黨對英國工黨就教育、健康、養老金改革方面沒有可以建議之處。此外，激發工作主動性的福利與其說借鑑自美國，不如說同等地借鑑自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他們己經如此實行了三十五年。

　　吉登斯認為新民主黨與新工黨之間的影響是相互的，因為如菲利普?古爾德等工黨官員與新民主黨合作至80年代。然而，吉登斯表示新民主黨確實有一套社會與社會變化的理論是為新工黨在某種程度上所採用的。據吉登斯所言，新民主黨認為工業時代己經被信息時代取代，在信息時代需要權力的分散，選民政治當中存在變動的聯盟（shifting alignment),為應對這種社會變化需要形成新的政策。

　　雅各布斯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被誇大了。關於政治策略，雅各布斯認為新民主黨教會了新工黨如何使用媒體，長期做媒體的操縱、防禦、進攻遊戲。雅各布斯特別指出，新工黨受“三角定位”方法（triangulation)的影響，這種方法使政黨能夠在不同的公眾意見之間進行三角定位，從而顯得同時處於左派與右派，進而能夠構建共識。雅各布斯提出“三角定位”作為一種政治手段被新工黨用以改善其溫和的號召力，這種提法似乎是準確的，因為菲利普?古爾德說，布萊爾熱衷於超越傳統的左右藩籬。22古爾德將布萊爾重新定義政治分界線的欲求與第三條道路政治學聯繫起來。23在政策方面，雅各布斯與泰勒一樣，認為關於活躍勞動力市場的大部分福利改革源自斯堪的納維亞的程度與源自美國的差不多。因此，雅各布斯總結說，新工黨從新民主黨那裡借用了福利國家改革與大規模政策方案，這樣的看法是錯誤的。

　　馬昆德不確定新民主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新工黨，但他的印象是這一政治影響是頗為可觀的。馬昆德引述，20世紀90年代新工黨登上英國政治舞台，而此時新民主黨是贏得選舉的唯一的同類西方政黨。馬昆德認為新工黨將比爾?克林頓視為取得了他們所想要取得的成績，也就是贏得了歷來投票給右派的那部分選民的支持。馬昆德還提出，布萊爾和布朗認為美國新民主黨的政策就在英國“行得通”而言，比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政策具有更好的引導作用。

　　金諾克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產生影響的觀點是誤導性的。金諾克指出，在兩個組織內部都存在可共享的價值觀，但是新民主黨在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者非常不同的政治環境中運作，因而真實的政治影響無法如一些評論者所認為的那樣巨大。另外，金諾克指出一些工黨官員，如菲利普?古爾德，在1992年總統選舉中為新民主黨提供過幫助，並事實上向美國出口了英國的助選手段，諸如快速的媒體反駁系統。

　　雷迪斯的觀點與金諾克相似，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某種程度是被誇張了。雷迪斯認為唯一新工黨可能真正受到影響的領域是關於如何被選的政治手段，而且即便如此，這影響似乎也是互相的。

　　哈特斯利不確定新民主黨對新工黨有何影響，但他感覺美國的某些政策，如“工作福利制”與政府對工作方案的福利相似。此外，他認為希拉里?克林頓（Hilary Clinton)最初公開討論了第三條道路的思想，而這影響了新工黨的一些人，特別是布萊爾。在競選與助選活動方面，哈特斯利承認，諸如曼德爾森、古爾德等人可能受到了如“三角定位”與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50%法則”（即領導人無法制定超過50%的選民不同意的政策）等策略的影響。

　　受訪者的意見可作如下分類：認為新民主黨在某些方面影響了新工黨；認為新民主黨在政治策略、解釋、修辭方面影響了新工黨；認為新民主黨在思想與政策方面影響了新工黨；認為新民主黨的影響是誤導性的；認為新工黨以某種方式影響了新民主黨。

　　關於“新民主黨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新工黨？”這個問題，我認為新民主黨以某種方式對新工黨產生影響，因此我同意所有受訪者的觀點（除金諾克所提出的任何影響的觀點都是誤導性的之外）。應該指出，金諾克的這一回應符合預料，如正面回應所暗示的，在他的領導下工黨內的變化至少部分地受到一些美國民主黨的影響，而這顯然是他想要否定的，因為他聲稱他擔任工黨黨首時，工黨成員幫助了克林頓的總統競選。我再一次同意除金諾克之外所有受訪者概括出的論點，即新民主黨在某種程度上就政治策略、呈現方式、修辭等方面影響了新工黨。我尤其同意雅各布斯的觀點，認為新民主黨教會了新工黨如何使用媒體傳達自己的信息，並引入“三角定位”等助選技巧，以使他們顯得同時在各種問題上既是右派也是溫和的左派。儘管這樣，和泰勒、雅各布斯、金諾克、雷迪斯一樣，我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思想與政策的影響充其量也無足輕重，在最差的情況下則完全不存在。我遵循金諾克與泰勒提出的觀點，即新民主黨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中運作，聲稱代表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所代表的頗不相同的利益群體，認為新民主黨影響了大量新工黨的思想與政策規定是站不住腳的。這一點得到了泰勒提出的一個問題的支撐，即因為國家政策的決定是在全國的層面上制定，而不是美國的聯邦層面，所以聯邦層面的新民主黨就公共服務、養老金改革及類似國內問題對新工黨沒有什麼可以教授的。最後，新工黨如果受到了新民主黨的影響，我不確定其受影響的程度有多大。

　　重新起草“第四條”

　　“第四條”的重新起草也許是最為深遠地影響工黨特徵的一次改革，它必然是新工黨現代化者最具象徵意義的改革行動。菲利普?古爾德認為重新起草“第四條”是布萊爾的主要目標之一。在一次與布萊爾的談話中，古爾德就工黨章程的那一部分講了他的打算：“以往的領袖失利是因為他們妥協了。我不會妥協。我寧肯被擊敗，離開政治，也不要向工黨彎腰。我打算和工黨較量。”此外，在1994年黨大會上提出重新起草“第四條”需要約翰?普雷斯科特的支持。古爾德引用阿里斯泰爾?坎貝爾的話：“我們沒有約翰?普雷斯科特是做不了這事的一一不是約翰勉強同意，而是他實實在在地同意，得到他的批准……最後是約翰說如果你要這麼做你就得把它說出來，你不能瞎轉悠。那正是在我們為新時代檢討章程的最後一刻寫進去的。那其實是出自約翰一一我們當時是要繞過這一關的。”唐納德?麥金太爾（Donald MacIntyre)指出，重新起草“第四條”這一措施，是工黨對現代化的最終表達。麥金太爾說，布萊爾非常熱衷於這一想法是因為：“這將相應地成為與工黨的社會主義過往作象徵性的決裂。”儘管如此，他認為曼德爾森是謹慎對待重新起草章程的，因為他記得蓋茨克爾在1959年選舉之後試圖重新起草“第四條”時遭遇的問題，而正是這最終導致了失敗和內部衝突。

　　不過，布萊爾重新起草“第四條”的熱情既體現了新工黨與“舊工黨”的決裂，也去除了工黨的政治重負，而保守黨曾不時從這重負中獲取政治資本。麥金太爾將重新起草“第四條”視為新工黨現代化者的一項早期的成功：“‘第四條’的替換是一次純粹的勝利一一尤其是因為充斥全國上下的布萊爾的競選熱情勸服工黨不僅同意改變它，而且到最後是想要改變它。”然而，曼德爾森和利德爾指出，全國工黨的部分人對章程的任何變化持反對意見。其中包括一些工會，如投票支持保留傳統的“第四條”的運輸與普通工人聯合會（Transport andGeneral Workers'Union and Unison),以及來自工黨左派的明顯而合乎預料的反對，尤其是聚集在《論壇報》周圍的議員。另外，菲利普?古爾德認為倒數第二稿並不充分，他勸布萊爾親自擬寫。重新起草的“第四條”最終表述如下：“工黨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我們相信通過共同勤奮的力量，我們一起可以比自己孤單一人達成更多，這樣為我們所有人創造一個權力、財富、機會都是在眾人，而不是在一小部分人手上的社會。我們在這個社會享受的權利亦反映我們對這個社會的責任，而我們亦可以在一片團結、寬容和互相尊重的氣氛下一同在這個社會中自由地生活。”因此，在1995年4月29日，新的“第四條”於威斯敏斯特宮在工黨特別大會上正式通過。支持新版條款的總投票達到65%，它還得到了 90%選區工黨的支持與55%工黨附屬機構的支持。附屬機構支持率的降低是由於工會運動中部分人對工黨價值的現代化表述表示的反感。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指出一旦“第四條”被改革，現代化者將在他們的影響基礎上繼續發展：“一旦‘第四條’被改革，布萊爾很快鞏固了對工黨自金諾克開始的機制改革。布萊爾加強了一人一票制，並通過發展政策論壇有效地削弱了大會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同樣，全國經濟委員會曾不時對領導層做出刁鑽的批評，在其政策作用遭到嚴重削弱的同時，變得越來越歸屬於布萊爾。”全球化論點

　　新工黨於1997年時隔十八年後重新執政時，他們所處的世界正受著經濟、技術和地緣政治變化的顯著影響。新工黨堅持一種全球化的經濟學與社會學論點，這貫穿其理想與政策目標。在西方世界，各個流派的主流政治家普遍接受這個論點，儘管它是被一些重要學者批判的。38稱之為“全球化主題” 一定程度是有問題的，因為這個詞存在爭議並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儘管如此，為本章起見它還是夠用了。全球化論點認為，經濟、技術和地緣政治的變化都是二十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內演變出的一個可以觀察到的現象的一部分。

　　在經濟方面，西方世界凱恩斯主義學說運行的衰弱與市場力量的主導使得大量的可交易商品與服務流入國家經濟中。簡言之，更多的國家活躍於貿易關係中，並在經濟上彼此依靠。

　　經濟上另一個變化是世界金融市場的擴張。這些市場進行實時交易，這是由於高級的遠程通訊系統讓大量資本能夠通過全世界市場上的廣大交易者得到交易。39每一天在世界金融市場上有超過一萬億美元在貨幣交易中被“轉手”。同樣，公司選擇在勞動力訓練良好、技術水平高的國家投資。因此，投資者對一國經濟的信心對於該國內的公司以及私有部門的就業機會是最重要的。資本的流動性意味著跨國公司很容易關閉工廠，這使得就業不穩定成為全球經濟的一個顯著方面。這一狀況的積極面是，那些像在某些國家控制對其有利的經濟條件的公司能快速創造就業。布萊爾在他《新英國，我眼中的年輕國家》這本書中題為“全球經濟”的一章中，他肯定了自己確信的全球化論點：“現今經濟變化的驅動力是全球化。技術與資本是移動的。跨越國界的工業競爭愈加激烈。消費者在加快這個革命進程中發揮了日益増強的作用。旅遊、交通、文化越來越國際化，縮小世界，擴大品味、選擇、知識。所有政府面臨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應對。”全球化觀點加強國與國在全球市場上互相依存的另一個方面是通信革命。我們所說的“通信革命”是指信息技術的發展，從個人電腦、電子郵件的廣泛使用到網站與衛星技術。

　　所有這些技術創造出一個即時通信與即時信息流的世界。例如，全天候貨幣市場依賴於衛星和電腦技術，電視現在是全球性的媒介，藉由電子技術提供信息、娛樂、互動通信。

　　因此，全球化不只轉變了各國商業部門，也轉變了娛樂、休閒部門以及公共機構的性質，例如NHS (全國健康服務)，全天24小時運營、由護士領導、基於互聯網與電話的幫助專線，被稱為NHS Direct，接受人們關於疾病與健康問題的諮詢。

　　地緣政治的變化是因全球化而起的深層方面。諸如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亞洲四小龍等經濟集團，對國家經濟政策都起到重大的影響。對英國來說，特別是加入歐洲或是與其保持距離，這是需要面對的又一關鍵性的全球化決定。軍事防禦、全球犯罪預防、政治趨同都是世界從合作與夥伴關係而不是從孤島城邦的角度要面臨的問題。全球多元化的發生是對於冷戰傳統政治分界的崩塌及隨後東歐與歐洲東南部等地區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反應，部分也是對全球化世界帶來的政治不穩定的反應。全球化在金融、時間、空間方面縮小了世界。這為西方世界內外的財富創造提供了機遇;這縮短了西方歷來對全球社會問題的距離；這意味著不同的種族、宗教、文化在一個更小、更多樣的世界裡融合在一起，意味著國家的、國際的合作成為了必要的而非可選擇的補充。儘管如此，全球化也喚起了文化與宗教衝突以及國際恐怖主義的幽靈，並突顯出南北之間不斷擴大的財富鴻溝。政治與經濟的不穩定因為世界的互相聯繫與彼此依賴這一特徵而更加惡化。正是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新工黨建構起其經過修正的社會民主主義。

　　1997年工黨競選宣言

　　1997年工黨競選宣言是記述新工黨思想史需要考慮的一份重要文件。該宣言明確了到1997年時，新工黨己經將自身定義為現代的、經過內部改革的工黨，觀點和政策計劃都有所改變：“在每一個政策領域都己經制定出新的明確的方針，是與舊左派和保守黨右派不一樣的。這就是為什麼新工黨是新的的緣故。”另外，宣言概括出兩點有意思的內容，在關於新工黨發展的討論中很重要。第一點是，作為政黨，工黨自稱是“……思想與理想的政黨，而不是過時的意識形態的政黨。管用的才有價值。目標是激進的。手段將是現代的。”由於很多原因，這個說法是中肯的。對思想與理想的承諾是很好地適應於工黨傳統的，然而這一說法公開地在新工黨的思想與理想與被其稱為“過時的意識形態”的上一代工黨理想之間做出區別。說某些思想己經過時因而不再適宜，這是一回事，但將其稱為“過時的意識形態”則是另一回事。意識形態這個詞編織出這樣一種宏觀敘事意象，聲稱能解答所有可感知的人類問題。它還能使人想到政治極端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因此，新工黨暗示傳統的工黨思想與理想是“過時的意識形態”，在貶義的基礎上同等地表現出敵意。這一說法的潛台詞可能是新工黨只接受“新的”、“當下的”思想，“現代”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終極價值所在。這說法中第二點有意思的內容來自第二部分引起的可能的哲學上的困難，即新工黨的目標或目的是激進的，因此是傳統左翼或社會民主主義的，但達到這些目標的方式或手段是“現代的”。在政治的層面上，這是用新工黨的話語、以不無確定的措辭表示，經濟和社會的問題必須以現代而非傳統的術語處理。這樣，關於經濟，新工黨認為應當追求的是與凱恩斯需求管理經濟相反的市場經濟。關於社會，社群主義，而非自由主義的世界觀將貫徹其社會政策。哲學上在此出現的問題是，如果我們試圖改變達成某一目的或目標的手段，那麼在此過程中我們可能會改變目標。這個問題由某些思想家提出。

　　1997年工黨競選宣言也聲明，新工黨只願意承諾：“……有限的一套重要諾言並將其實現。”可以說這體現了新工黨謹慎、保守的品格。這個品格是在近些年英國政治的選舉歷史中鍛造出來的，因為宏大的承諾曾經嚇得天性保守的選民不敢冒險讓工黨執政。宣言的語調以及上述的引文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新工黨的第一屆執政期將是講求實用的，在立法方面則大體上沒什麼野心，但將會通過第一屆執政期內穩定有效地處理經濟尋求確保第二屆執政。與這種謹慎的特徵和缺少改變英國社會的真正雄心相關的是，布萊爾承認新工黨不會對他認為保守黨政府正確執行的法律挑毛病：“保守黨做對了的事情，我們不會改。”儘管布萊爾沒有直接說出新工黨認為保守黨在哪些法律領域執行正確，但很可能他是指從撒切爾時期開始的勞動關係立法中的大多數內容，接受市場作為提供商品、服務的首要經濟機制，此推斷還暗含了承諾不再回到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以及價格控制、三方協商、收入政策。進一步是由曼德爾森和利德爾揭示出新工黨認為保守黨所正確執行的政策領域；包括了取消所得稅的懲罰性息率，以及強調通過私有化得到提升的生產率。

　　第三條道路思想

　　在1997年之後的時期里，布萊爾試圖用哲學術語定義新工黨所代表的是什麼。社會學家、第三條道路思想家安東尼?吉登斯概括了英國的“第三條道路”理念：“在英國，‘第三條道路’己與托尼?布萊爾和新工黨聯繫起來。托尼?布萊爾的政治信念經常被用來與美國新民主黨的相比較，確實新工黨與新民主黨之間存在緊密而直接的接觸。”1998年，托尼?布萊爾發表了一本費邊社小冊子，題為《第三條道路：新世紀的新政治學》。在小冊子的引言中布萊爾寫道：“第三條道路代表現代化的社會民主主義，積極熱誠地承諾社會正義和中左派的目標，但對實現它們的方式則靈活、創新、富有遠見。這是建立在逾一個世紀以來指引進步政治的價值觀基礎上的一一民主、自由、正義、相互責任、國際主義。但它是第三條道路，因為它決然超越於舊左派的國家控制、高稅收、生產者利益，也超越於新右派將公共投資甚至常常是‘社會’和集體努力這些概念視作要消除的弊病。”可以認為，布萊爾小冊子的引言從有限的角度看可能是對新工黨所理解的第三條道路思想與政治學最清楚的表達了。就第三條道路己經付出大量時間和研宄，對其標準的結論是以立場的模糊作為政治理論。有關這一點並無爭議。然而，可以說“第三條道路”最適於理解為布萊爾的政治哲學，而不是新工黨的政治哲學。例如，布朗自新工黨執政之後從未在他的任何演講或聲明中提及這個說法。另外，儘管在1998年至1999年間，布萊爾與比爾?克林頓、維姆?科克（Wim Kok)、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 Schroder)、馬西莫?達萊馬（MassimoD'Alema)就第三條道路思想發表講話，但現在鮮有人說它即是新工黨的政治哲學的簡化表達。

　　關於布萊爾所闡述的第三條道路思想可以明確的是，他試圖將新工黨的政治哲學與他自己置於歷史的語境中。布萊爾試圖表現出一方面新工黨不是工黨版的撒切爾式新自由主義，另一方面也不是經過改進的、對媒體友好的“舊工黨”。儘管也許更重要的是，新工黨不是介於傳統工黨社會民主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折衷方案或歸攏中心，而這本身就要求放棄一些他和新工黨不願意犧牲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布萊爾稱：“第三條道路不是要折衷右與左之間的差異。它是關於己改變的世界中的傳統價值。”關於布萊爾想讓新工黨代表的政治類型，其提出的另一點重要內容是他將新工黨指作重新聯繫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嘗試。他說新工黨：“……極大地得益於聯合兩大中左派思想潮流一一民主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一一本世紀這兩者的分離嚴重削弱了整個西方進步政治。自由主義者認為個人自由在市場經濟中占首要地位；社會民主主義者提倡以國家為主要中介的社會正義。兩者之間並無必然衝突，正如我們現在這樣，贊成國家權力是實現我們目標的一個手段，但不是唯一的，且同理其本身也不是目的。”具體而論，我們可以認為他想重新聯合社會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因為自由主義能夠且己經採取許多來自右派也同等地來自左派的哲學立場。然而，（如上所述）問題是，社會民主主義在被視為不等於民主社會主義而是傳統工黨右派政治哲學時，是社會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結合的產物。像賈爾斯?雷迪斯這樣的人會認為自己是修正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因為他們與自由主義者不同，而且工黨左翼人士常將自己描述為民主社會主義者而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因為其強烈傾向於公有制、以國家為中心的執政方式以及他們對市場的反感。

　　最後，似乎布萊爾不再以第三條道路的修辭術語描述新工黨的政治學，但他也許覺得自己己成功定義新工黨在當代英國政治中與什麼有關、與什麼無關。可以說，大多數自稱現代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他的內閣和工黨議員己確定，第三條道路的修辭己經終結，因為如此少的重要政治家和英國學者（除吉登斯外）真正在思想上信任它，把它當作現代社會民主主義準確而嚴密的政治哲學。

　　第二屆執政期思想：2001至2004年

　　2001年工黨競選宣言對於記述工黨思想史是很重要的一份文件，因為它包含了 1997年宣言中沒有的一個明顯不同的經濟因素，即對英國公共服務高水平投資的持續承諾。我們可以認為，新工黨單憑再度如此強調一次，就將其政治軌跡轉向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方式，以符合其所述之原則。布萊爾在他為2001年宣言的引言中寫道：“這次大選從很多方面比上一次還重要。自1997年5月之後我們為經濟更為強大的英國奠定了基礎，現在這裡的投資正注入公共服務……”這一態度轉變出自第一屆執政期到一半的時候，布朗在他1999年財政預算案前報告(Pre-budget report)中宣布政府將在教育和醫療衛生服務上大量増加公共支出。這件事引發工黨的評論家相當大的爭論。在遵守上一屆保守黨政府的開支計劃滿兩年之後（可以說己向選民證明，工黨政府能夠勝任管理經濟之責），政府終於開始向公共服務投資。這一經濟政策的變化帶來的是1997年和2001年宣言承諾的主要區別。用布萊爾的話說是：“好好建設未來的機會己經到來，將要在第二屆執政期內為英國復興奠定激進綱領的基礎：嚴格控制通脹，保持低利率，保持良好的公共財政狀況，進而在未來建設動態、高產的經濟；保持對公共服務投資，進而通過改革以使我們很好地使用資金……”由於1999年預算案前報告中的聲明，2001年宣言明確作出承諾，將為改善公共服務進一步提供資金。為確定工黨是否在第一屆執政期前夕直到第一屆執政期結束之間改變其政治途徑，以及這樣一種途徑的改變是否意味著其基礎價值的改變，我向受訪者提出以下問題：

　　“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公共設施投資據此而定）是‘舊工黨’原則的回歸嗎？”泰勒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根據對象可做不同理解。泰勒指出，布萊爾周圍的人更有可能會說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對意識到如果不投資更多他們就不能改善公共服務而做出的反應，儘管在入主政府時他們是那麼認為的。因此，按照泰勒的意思，所謂“布萊爾派”最初認為創造高質量的公共服務並不取決於高投資。泰勒認為“布朗派”會主張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他們一直計劃要做的事情，但他們做這些事必須表現得是出於實用目的，為了應選民要求改善公共服務，而不是因為工黨是高稅收、高支出的政黨。

　　吉登斯認為，因為政府建立起剩餘的基金，所以他們能夠將其投入公共機構，並且吉登斯指出，提高稅收以進一步為投資提供資金是與新工黨執政第一階段不同之處。儘管如此，他不把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視作對“舊工黨”的回歸，如果那意味著不負責任的稅收。吉登斯提出，“舊工黨”的稅收和開支意味著高稅收與過度支出，並且招致巨額債務與借貸，這都不是新工黨的方式。最後，吉登斯說，他認為第一屆執政期為第二屆做準備工作，新工黨政治哲學的一個關鍵部分是，你（政府）必須表現出你在使用納稅人的錢時有效地履行了承諾，並且是為國家花費這些錢。

　　雅各布斯說，在回答有關“舊工黨”與新工黨（尤其是第二屆執政期時的新工黨）政策與價值上的區別時，在“舊工黨”原則與新工黨原則之間做出選擇並不容易，因為它們從何開始和結束都不清楚。雅各布斯的意見是，強調高水平的公共投資是新工黨執政方式與第一屆執政期的大多數時候相比而言的一個明確轉變。新工黨一號（New Labour Mark-I)中說他們能在沒有大量投資的前提下改革推進公共服務，但在第一屆執政期內這種觀點己不復存在，並且由於提高稅收為高水平投資提供資金這一新方式，這意味著政策規劃與哲學的一大改變。最後，雅各布斯說，因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新工黨第二屆執政期最核心的部分，我們不得不說，這本身固有地是新工黨，儘管我們承認新工黨二號與新工黨一號不一樣。同時，他指出持續強調公共服務改革無疑是新工黨所為，而“舊工黨”也許不那麼擔心公共服務，並對其運行表現得更為樂觀、自信，這是由於它對公共服務的各個方面都抱有很大的信心。

　　馬昆德認為新工黨，尤其是布萊爾和布朗，採納了撒切爾主義中最壞的一個方面，即不信任公共部門專業人士，認為他們是某種意義上追求壟斷的集團，保護著自己的特權和收入，使其免受市場力量的影響。另外，馬昆德斷言新工黨幾乎對公共服務運行的改善沒有耐心，儘管他承認“舊工黨”也許對公共服務的利益群體過於著迷。

　　金諾克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不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而只是工黨所為而己。他指出，工黨的任何支持者，甚至是懸而未定的投票者都意識到，需要向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服務如醫療衛生和教育等投資，因為它們決定了生活的狀況，影響真正的自由。

　　然而，金諾克猜想，大規模的公共投資也許應該在工黨政府執政期更早些時候進行。

　　雷迪斯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並不特別屬於“舊工黨”或新工黨，只是工黨所做之事而己，即提供優質的公共教育和免費醫療保健。儘管如此，他稱讚新工黨致力於保證公眾從額外的稅收中獲取應有的價值，而這些稅收是他們為了得到更好的公共服務而必須服從的。雷迪斯說，強調物有所值，並且審計獲得額外資金的公共服務的表現，這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在20世紀50、60年代沒有提起過的，當然在70年代也沒有。

　　哈特斯利在被問及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否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時，認為這明顯是向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倒退。他進一步說，2002年預算預示著巨大希望，新工黨將願意通過更高稅收提供持續的投資以致力於更好的公共服務。

　　受訪者的意見可作如下分類：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以及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新工黨側重點的改變而未必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

　　關於“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公共設施投資據此而定）是‘舊工黨’原則的回歸嗎？ ”這個問題，我同意泰勒和雅各布斯總結出的觀點，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不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而是新工黨側重點的改變。我支持這種看法，是因為我認為“舊工黨”這個詞並不能作為工黨中的一個連貫的意識形態分類，因此“舊工黨原則”同樣是個冗餘的概念。儘管如此，和雅各布斯一樣，我認為這的確體現出工黨側重點和優先事項上的變化。改善公共服務（如上所述）是新工黨的第二屆執政期的中心問題，但是似乎有些人認為，公共服務的改進能通過內部改革實現，而不要大量的額外資金。泰勒認為，這是“布萊爾派”的觀點，而“布朗派”一直傾向於改變策略並充分地對公共服務進行投資。這種假設看似合理，實則根本上不可能經得起驗證，因為一個政府很少會這麼清楚地披露這種意圖。另外，和吉登斯一樣，我認為高水平的公共開支的到來必將是隨著新工黨成功表明他們能夠管理經濟，因此，在執政最初兩年中產生了剩餘的基金，這段時間裡由於承諾遵循前一屆保守黨政府開支計劃，所以使用了很少公共資金。我認為這個承諾在政治上是審慎的，成功達成這一承諾，消除了所有對布萊爾工黨政府將不能像之前的工黨政府那樣勝任經濟管理之責的顧慮（不管有多不公平)，這樣部分地幫助政府獲得支持。

　　在2001年宣言中，布萊爾公開承認1997年宣言以及他的第一屆工黨政府只是做出了不太大的許諾。70 2001年宣言不僅列出到2010年時要達到的十個寬泛的目標，還承諾了實現五個保證，是關於經濟穩定、優質公共服務、現代化福利國家、加強社群、英國的海外影響等問題。71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在經濟方面，2001年宣言就承諾投資公共服務而言更為激進。儘管如此，其主要歷史性重要之處是從1999年預算案前報告開始的經濟思想突變。

　　在新工黨第二屆執政期的後半期，現代化社會民主主義和未來的新工黨政府要代表什麼，有關這些幾乎都沒有連貫的表述。這種哲學言論缺失的原因之一是，新工黨（尤其是布萊爾）在第二屆執政期的整個過程中都忙於國外事務。其導火索一一 “解放”以及伊拉克戰爭的血腥餘波耗費了政府與布萊爾本人的智力和道德能量。因而並不必驚訝他們沒有將焦點放在整整兩屆執政期後重新闡述其政治哲學。

　　在2001至2004年間，概括思想的最重要的一次嘗試是布萊爾在2004年布萊頓(Brighton)工黨大會上的演講中，他講到對“機遇社會”（opportunity society)的看法：“20世紀傳統福利國家為這麼多的人做了這麼多的事，必須被重塑為機遇社會，解放與進步的能力與過去完全一樣堅實穩固，只是更加適應未來的要求。這將是進步的未來，只要我們記住我們與非正義鬥爭的原因從來都是解放個人　�幷摰碾p方不是愛自由的人和不愛自由的人，而在於保守黨與我們之間，他們認為自由只要求政府靠後站，讓最適應競爭者與最具備特權者成功，而我們理解的自由，是每一個個人的自由，無論他們生活起點如何，其自由都將通過一個公正的社會和強大的社群得以實現。在機遇社會中，與舊有的福利國家相反，政府不發號施令，它只授予權力。”布萊爾試圖將“機遇”這一在新工黨反覆出現的主題置於他為公共服務改革所作解釋的中心。機遇可以理解為意味著選擇和個人自由的原則。布萊爾很有可能希望工黨的一個價值觀，比如機遇，與他的市場領導的公共服務改革之間產生聯繫。在某種意義上這無可爭議，因為工黨正是致力於提高公共服務的標準並増加對它的投資，這些服務對所有公民“在讓渡這一點上都是免費的”另一方面，甚至試圖向工黨的部門為市場領導的改革作出解釋是引發爭議的，一些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不應該鼓勵市場提供基本服務，因為市場會變得更加鞏固而繁榮起來，進而對高質量的公共供給造成威脅。真正切中“機遇社會”言論的關鍵的是，它在第二屆執政期出現得太晚了。這表示，有人希望它能為公共服務改革的計劃提供全新的促動力，並使得布萊爾有機會在工黨大會上提升他在黨內的地位，當時己經過一個艱難的夏天，他據說曾考慮辭職。另外，批判保守黨執迷於幫助有特權者，這在本質上使布萊爾能夠開始2005年的大選的競選活動。

　　正如此前引用馬丁 ?史密斯所說的，工黨中的現代化者並沒有出現於1994年布萊爾成功當選黨首之後。要說的是，“現代化者”或按其傳統稱作“修正主義者” 一直存在於政黨中。然而，有意義的修正常在重大社會和（或）經濟變化之後發生。另一方面，修正主義者能充當改革的執行者，以新工黨而言，1994年後修正主義者確實如此。例如，現代化者提議重新起草工黨章程“第四條”實際上重新定位了工黨的目的和目標。修正主義者或現代化者在歷史的特定階段走到了政治話語的最前沿。工黨現代化者恰當的先例就是蓋茨克爾派的修正主義者。就此在第三章中己經做過討論，這些人在20世紀50年代規劃出他們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而一位著名修正主義者就足以寫出一部政治經濟學作品，成為接下來二十年中蓋茨克爾修正主義社會主義的教科書。僅就此而言，那麼這就是安東尼?克羅斯蘭的思想遺產，他通過寫作《社會主義的未來》鞏固了修正主義者在工黨和工人運動中的地位。

　　新工黨的現代化者與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中既有相似也有不同。這兩個群體之間的一個相似點是，他們在其所處特定的時代都信奉一個觀點，即世界己經發生巨變，因此民主社會主義必須也做出改變與之適應。新工黨的現代化者認為世界變了，己進入日益全球化的時代，影響著各民族國家的社會、經濟、地緣政治的活動。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的性質因為多種因素也有所改變，這些因素包括從所有者到管理者的資本主義管理技術變革，進而也影響到英國社會主義的當務之急。75第二個相似點是，兩個群體分別以蓋茨克爾和布萊爾為工黨的領導核心。儘管現代化者們在布萊爾自己還是一位關鍵性的現代化者時是在金諾克領導下存在的群體，蓋茨克爾派也差不多，在蓋茨克爾作為1951至1955年間影子大臣時支持他領導工黨。還有相似之處在於，蓋茨克爾和布萊爾都試圖在工黨這樣非常保守的機構內主張現代化。現代化或修正主義需要思想開放的氛圍以及與大眾視角持不同意見的自由。蓋茨克爾與布萊爾的個性都允許存在這樣的氛圍，這可以從他們試圖重新起草“第四條”這件事上看出，區別是布萊爾成功了，而蓋茨克爾失敗了。蓋茨克爾修正主義者與新工黨現代化者更進一步的相似點在於，為了能贏得選舉、組建政府從而實行其思想，他們承諾致力於改變。新工黨現代化者，尤其是布萊爾和布朗，是1983年大選上的新議員，被迫在80年代早期至中期參與工黨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之爭。他們在1997年贏取執政權之前作為議員目睹了工黨三次選舉失利。蓋茨克爾派也類似地在哈羅德?威爾遜的工黨於1963年贏得勝利前目睹了工黨失掉1951、1955、1959年三次大選。新工黨現代化者與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之間最後一個主要相似點是，兩個群體的人都來自工黨右翼。許多新工黨現代化者的意識形態歷程比蓋茨克爾派的還要富有戲劇性。例如，羅賓?庫克（Robin Cook)、傑克?斯特勞（JackStraw)、約翰?普雷斯科特、瑪格麗特?貝克特等人曾支持本恩派新左派。其他也是，儘管人數較少，他們屬於工黨右派，自稱占據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一翼，他們中有彼得?曼德爾森和己故的唐納德?迪尤爾（Donald Dewar)。對之前的政治承諾所做的這一簡要概括說明單個的政治信念能或多或少地轉變。上述所有政治家如今可以被視為新工黨的代表，儘管他們也許在某些特定的政策上有分歧，但他們都主張新工黨政治學的主旨。

　　然而新工黨現代化者與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之間的不同也是很重要的。第一，到1956年時，蓋茨克爾派己經在《社會主義的未來》中有一套表達明晰連貫的政治經濟哲學，而新工黨的現代化者卻還沒有產生一部具有顯著思想價值的作品以闡述新工黨的政治經濟哲學。

　　缺乏這樣的文本使得辨明現代化者的思想傳統這一過程變得艱難。我們可以說彼得?曼德爾森和羅傑?利德爾的書《布萊爾革命》（T^eS/a/rftevo/ut/on)最接近於闡述新工黨的世界觀及其1997年以前的最初政策目標，但絕不能說它是一部政治經濟學或政治哲學作品。新工黨現代化者與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之間另一個不同是純粹的實際問題，即新工黨現代化者成功地取得權力並改變了工黨的政治話語，而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及其後的克羅斯蘭派從未完全主導1964至1970年威爾遜工黨政府以及1974至1979年威爾遜一卡拉漢聯合政府的思想和政策。可以公允地說，1974至1979年工黨政府包括蓋茨克爾派或克羅斯蘭派的部長，他們具有非常傑出的才能，其中還包括了克羅斯蘭自己、雪莉?威廉姆斯、比爾?羅傑斯、羅伊?哈特斯利，但是他們失敗了，不像新工黨的現代化者能使其修正主義成為工黨的主導信條。

　　如我們在上一章中所指出的，現代化過程在尼爾?金諾克的領導下，通過1987至1989年政策檢討的形式以嚴肅的方式開始。金諾克失利之後，約翰?史密斯成為工黨領袖，繼續黨內改革，最為顯著的是建立一人一票機制，改變了黨員為事務和政黨候選人投票的方式。

　　史密斯在其短暫的任期中是現代化者，但僅限於黨內民主，而非黨的政策和修辭。布萊爾在史密斯1994年去世後成為黨首時，被有些評論家稱為“超現代化者”的抓住了機會進一步改革工黨的政策、助選方式及其修辭，超出了此前所有體現出的修正。現代化者同新工黨一起把工黨完全現代化了，以至於一些工黨右派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如羅伊?哈特斯利都說新工黨“不再是我的黨了 ” 因此，到1994年時，並且無疑到1997年時，新工黨現代化者己經成為工黨的新右翼。這並不意味著成為工黨中的現代化者或修正主義者必須只能是來自工黨右翼，因為我們可以將新左派視為修正傳統的或“舊左派”對資本主義痼疾的觀點。

　　尤其是新左派添加了跨國公司的中觀經濟力量，這是在斯圖爾特?霍蘭1973年關於新左派政治經濟學的著作《社會主義的挑戰》中巧妙地完成的。

　　本章試圖給出工黨最近的思想史，並解釋新工黨的一些政治影響和哲學目標。接下來三章的任務是從他們所信奉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自由、平等、社群三大價值觀入手分析、辨明新工黨的政治哲學。每一章將以審視與這三個價值之間相關的新右派思想開始，進而探討關於價值的各種社會民主主義視角，最後將是分析新工黨對每個探討過的相應價值觀的具體哲學承諾。

　　新工黨與自由

　　自由是定義社會民主主義的三個主要價值觀（自由、平等、社群）之一。本章試圖評價自由在新工黨的政治哲學中的作用、接下來三章的出發點是新工黨是後撒切爾派政治組織這一歷史內涵，因此新工黨必須有鑑於20世紀80和90年代所謂新右派理念與原則在英國的思想壟斷而堅持維護其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據此，本章的第一個任務是探討新右派對自由的看法。本章的第二個任務是論證新工黨對自由的理解與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對自由的理解是一致的，既是積極意義上的也是消極意義上的，而與新右派相關的觀點則堅持嚴格的消極自由概念。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任務是指出，新工黨對“機遇”的承諾及其有關於此的修辭，尤其是“機遇均等”（opportunity for all)，證明了新工黨致力於積極自由概念。本章以新右派對自由的理解開始。

　　新右派對自由的看法

　　討論新右派對自由的看法時，博贊基特（Bosanquet)寫道：“自由對於新右派來說是免受強制（coercion)的自由。這通常被稱為消極自由概念：免受外部人類動因干預的自由。”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可以說是新右派思想家的領軍人物，他認為自由存在於個人不依賴於或不必服從於“別人的專斷意志（arbitrary will)” 。

　　因此，一個人若要真正自由，他或她必須做自己行動的主人，而為此他或她必須不受其他人的強制。有人認為消極自由的這些定義並非內在彼此不同的概念，而是相互聯繫的，且是表達消極自由的合法方式。博贊基特說，對消極的自由主義者來說，自由本質上是免受強制的自由。這可以理解為消極自由的主要定義，但是哈耶克認為自由也可以是免於其他個體的專斷意志支配，這與免於強制的觀點並不衝突，事實上為消極自由増加了又一層概念。

　　哈耶克的觀點由於只關於個體人類的強制而不是經濟或社會力量的強制，因此仍然與消極自由的傳統一致。對這個定義可能存在的一個批評是，它開始了關於任意與非專斷意志對個人生活的影響的辯論。另外，要成為自由的人，必須成為自己行動的主人，這個觀點補充了第一種觀點，即自由是沒有強制，因為根據消極自由的傳統，一個人若受到強制則不是真正自由。如果是這樣，我們可以為消極自由的定義増加第三層論證，即一個人只有在不受強制時才能真正成為其行動的主人。如果他們被強製作出生活中的選擇，那麼他們就不是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的選擇受到了限制並在強制的威脅下被人為地影響。

　　哈耶克的概念，即個人的選擇中不存在另一個人專斷意志的干預則等於自由，由此衍生出的另一個觀點是，“不自由”或對自由的強制干預只有通過人類動因才會發生。對於哈耶克，個人的自由只會被不需要的、蓄意而為的人類行動侵害，而不會是通過社會或經濟力量受到侵害。6例如，根據哈耶克的消極自由概念，因貧窮而不能承擔住宿費用不是由另一個人造成的限制，而是由於個人的經濟狀況，後者又是由世界的非人力量造成的。一個人沒有住處仍然是自由的，因為沒有人類動因強制這個人就何處容身做出選擇。新右派的很多政策和思想正是基於將自由消極地理解為沒有人類干預和強制這種簡單的哲學信念。

　　大衛?格林（David Green)認為，哈耶克信奉消極自由，這在他1960年的《自由秩序原理》中引導他解釋了為什麼個人免受強制的自由不能維持廣泛的支持，尤其是唯心主義者的支持。7哈耶克指出三個主要原因。第一，沒能意識到和認識人類知識的限度，這樣也就忘記了社會現實世界（social world)的錯綜複雜。社會和經濟機構歷經文明的歷史進化發展，不是由試圖解決抽象問題的人獨立創造的。哈耶克認為，試圖進一步安排一個國家的社會生活，需要大量的政府干預，而他認為這個傾向是錯誤的，因為這再次沒能承認人類知識的限度，即告訴人類國家的社會生活是自發而不受調控的，任何調控它的嘗試終將失敗，這樣的嘗試會衝擊個人自由，因而在道德上不能接受。格林基於實際認為衝擊個人自由長遠來看對社會有負面影響：“如果使用暴力限制個人的獨創性之自由，則破壞了進步和適應可能的改變的機制，即主動性的自由運用。以此觀點，改革者不應當採取干預自發性秩序的規則，而應該通過私營組織實現其目標。”哈耶克認為第二個主要原因是相信社會正義。對哈耶克來說，社會正義需要大政府，且會對個人自由造成威脅。第三個主要原因是無限制的國家主權。哈耶克認為民主制度己偏離其基礎原則，即通過分離權力、以法治國（the rule of law)、依法執政（government under law)、司法程序規則等來限制政府的權力從而給予個人自由。結果是民主政府的統治具有潛在的可能不代表人民而僅僅是統治人民，並且也受特定的政治利益群體的影響。尤其是，薩繆?布里坦（Samuel Brittan)提出，哈耶克認為二十世紀的西方民主：“……己經墮落為無道德原則的拍賣，被用來滿足彼此競爭的有組織群體，他們長久看來終宄不會得到平息，因為他們的要求互不相容……哈耶克在某種描述性的意義上支持受美國啟發的政治的經濟學理論，從爭取得到公民的選票這個方面分析政治市場，就如同商業企業為了公民的英鎊或美元競爭一樣。但是，和這些理論家不同，他不僅僅視其為缺陷一一在商業市場中這種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一他認為其內在令人反感，因為它們與正義毫無關係。”布里坦認為，哈耶克將利益群體視為對自由民主有害的力量，因為政府最終會讓步於巨大的利益，而這些讓步的總的結果是公民間接受到授予這些利益群體的措施的影響，而他們是不屬於這些群體的。這可以通過對個體公民徵收更高的稅而以財政支出的形式出現，這是由於反貧窮活動家向政府請願重新分配更多的財富給貧困群體，或者是超級市場中可供消費者的選擇減少而限制個體公民的個人自由，因為“公平貿易”倡議者成功地說服了政府禁止從某些發展中國家進口廉價商品，直到推行“公平”的勞動法為止。這樣，由於利益群體的交易，個體公民更可能體驗到他或她自由的減少而非増加。從而這就需要權力和政府的職權範圍最小化，保障個人的自由。對哈耶克消極自由觀點以及民主制度缺點的這一簡要概括使得我們能夠部分地理解新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並相應地理解撒切爾和梅傑時期意識形態的一些方面。撒切爾說，儘管保守黨在其歷史的大多數時間裡是自由企業的政黨，並且使用過“英國強大而自由” （Britain Strong and Free)和“解放人民”（Set the People Free)這樣的選舉口號；在戰後數年裡，這實際上：“……是在向左轉的長征途中暫緩腳步罷了。”撒切爾認為，每屆工黨政府向左的方向推進國家政策，而保守黨在重返權力之後對改革小修小補，而從未逆轉左傾的趨勢。她這樣描述這個過程：“保守黨只放鬆社會主義的束縛，卻不曾脫掉它。”撒切爾自1979年擔任首相開始，就以推翻任何形式的民主社會主義為己任。她的思想受基思?約瑟夫的影響，他被看作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新右派思想的最具成就的傳播者。15自由對於撒切爾來說明確地與具體的政府態度相關。她認為政府應該建立穩定的制度，其中的個體家庭和企業能夠追求他們的雄心壯志。穩定的體系包括憲章性穩定(constitutional stability)、以法治國、通過健全貨幣的管理實現經濟穩定。撒切爾堅定不移地認為，只要有可能，政府和國家因素應當停止干預個人的生活。

　　社會民主主義對自由的看法

　　新右派對自由有一個一以貫之的概念，從消極方面表達，和自由主義理論家所理解的是一樣的。雷蒙德?普蘭特對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的概念做出了一些闡釋：“……自由主義理論家贊成的自由概念是消極的……嚴格獨立於任何自由所能服務的積極目的和價值觀。從追求某些目的（如個人只有在遵循X、Y、Z等價值時才真正自由）的方面定義自由則是積極概念，其預設的前提是人類的性善論與自我實現理論，這樣就與自由主義理論的基本論斷不相符了。”社會民主主義通常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理解自由，將其視為授權性動因（enabling agent),通過政府的積極協助保證個人追求自己的目的。例如，通過再分配性稅收糾正自由市場經濟的不公，從而確保社會的貧困人群有更多收入，因而授予他們追求自己目標的權利。新工黨的準確作用不是關於回應所謂的自由主義消極命題的思想霸權，如20世紀80年代初這一任務嚴肅地開始時那樣。我們在第四章中指出，諸如亞歷克?諾夫、雷蒙德?普蘭特、伯納德?克里克、布賴恩?古爾德、羅伊?哈特斯利等思想家和政治家既從積極方面也從消極方面闡述社會民主主義的自由概念，並將這一自由概念與其他同類的價值觀聯繫起來，比如平等。因此，新工黨的任務不只是實行政策從而將積極自由概念與機遇的價值觀聯繫起來，而是這樣將個人需要與實現他們自己認為的“好生活”的手段聯繫起來。

　　儘管如此，如果以這種方式理解，社會民主主義對消極自由概念的回應，即信奉積極自由概念，似乎兩者界限模糊了。這兩種政治哲學都相信且想要促進個人的自由。本章認為，正是期間變量（term variables)突出了這兩個對立的概念之間基本的分歧。傑拉爾德?麥卡勒姆（Gerald C. MacCallum)在他的論文《消極和積極自由》當中認為，我們不能清楚地區分自由的消極和積極概念。他認為關於自由的論斷應當被認為是三兀素組成的關係，即X免於Y並可以做Z(X is free from Y to do Z)的形式，哲學家必須認識到，不同的哲學群體就其所理解的X、Y、Z等變量的範圍是有不同意見的。19因此，麥卡勒姆認為我們不足以對自由的爭論中哲學的區別描述為“免於某事物的自由”（freedom from)和“可做某事的自由”（freedom to)。他說：“這一無能為力的表現，換言之，其誘因是源於把兩種自由的區別簡單卻傳統地描述為‘免於某事物的自由與可做某事的自由’兩者之間的區別一一這樣的分類意味著自由可以是此兩種二元關係中任何一種。”麥卡勒姆認為，如果關於消極和積極自由的爭論不是解決自由是什麼的問題，而是部分地解決什麼可算作阻礙或干涉了所考慮的個人自由的問題，這樣假設將更加有用。他說：

　　“其區別是植根於關於長期變量的範圍的不同看法一一即關於這些自由的動因的（‘真實'屬性，或者是關於這些動因所會（或者不會）做（或成為）的事物範圍。這些區別儘管也許不是一向明顯或突出，但還是會導致對個人何時可謂自由的解釋極為迥異。”接著麥卡勒姆提出三點消極和積極自由概念的長期變量的不同信念之間的區別，分別如下：

　　1.堅持消極自由概念的作者認為只有某事物的存在才能致使一個人不自由；堅持積極自由概念的作者認為某事物的不存在也能致使一個人不自由。

　　2.前者認為一個人只有在其他人沒有做出安排阻止他做（X)的情況下才有做（X)的自由；後者不採用這樣的限制條件。

　　3.前者認為自由問題中的動因（例如，“人” “人類”）實際上可以視同為英美法律中所認定的“自然”（與人工相對）人；後者有時關於這些動因如何辨別有差異很大的看法。

　　普蘭特展開了麥卡勒姆自由是三元素關係的觀點：

　　“也就是說，自由是三元素關係，在其中我們必須辨識出動因（X)，阻礙性條件，可能是強制、限制、干預、障礙（Y)以及動因希望完成或其所重視的性格和環境的行動或狀況(Z) 。

　　新工黨的積極自由概念

　　也許可以通過以下綱要表示：

　　(X)動因=個人和社群

　　(Y)阻礙性條件=缺少機遇（例如，教育糟糕，屋子匱乏，自我價值感低）(Z)動因希望完成或者其所重視的性格/環境的行動或者狀況=提供機遇，從而個人和社群能遵循其“善”的概念。

　　(X)個人和社群一（Y)缺少機遇一（Z)提供機遇，從而個人和社群能遵循其“善”的概念。

　　關於工黨中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舊右派”的那部分人)，可以說他們的自由綱要將與新工黨的非常相似（若非完全相同）。然而，在工黨中自由有不同的側重點。“舊左派”或比萬派左派認為儘管減少不平等很重要，但社會主義的核心是關於生產資料所有制和工人的工業民主。理查德?克羅斯曼28可以說是主要的“舊左派”思想家，他說：“如今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是阻止工業管理或者國家官僚機構手中權力的集中化一一簡言之是重新分配職權，從而擴大選擇的自由。”因此，也許下列綱要概括出了他們對積極自由概念側重點的不同：

　　(X)動因=個人（尤其是產業工人）

　　(Y)阻礙性條件=缺少機遇（例如，教育糟糕，屋子匱乏，自我價值感低），加上私營管理/國家官僚機構和缺少工業民主經濟權力的集中化。

　　(Z)動因希望完成或者其所重視的性格/環境的行動或者狀況=與新工黨的一樣，但另外還有工業的社會所有制和工人的工業民主。

　　(X)個人（尤其是產業工人）一 （Y)缺少機遇以及經濟權力的集中化一 （Z)提供機遇使個人能夠追求他們自己的善的概念，並通過工業民主使工人階級能夠管理他們的產業從而重新分配經濟權力。

　　“新左派”或本恩派左派懷有與“舊左派”相似的願望，即重新分配經濟權力並確立工人的工業民主。在第四章中己經強調，斯圖爾特?霍蘭在《社會主義的挑戰》中闡述的論點引起了對中觀經濟力量（這挫敗了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以及社會民主主義的目標的注意。

　　用富特的話說，霍蘭的論點尋求：“……通過計劃和公有制（提供）國家干預的社會主義補救方法。現代國家沒有充分意識到國際資本主義中己經發生的變化，這些變化動搖了傳統凱恩斯主義的解決方法賴以為基礎的國家主權，從而動搖了這些解決方法。”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闡述“新左派”自由概念的綱要在側重點上將和上述“舊左派”的綱要相似。

　　哈耶克本人認為，自由主義對自由的看法從歷史上是作消極理解的。換言之，即是免受強制的自由，免於他人獨斷權力的自由，以及使個人免於別無選擇只有服從其所附庸之上級的那種聯繫。33另外，他指出社會主義己經操縱了自由的意義，並將其變為免於必需品的自由，正如他明確表述的那樣：“在此意義上的自由當然只是權力或財富的代名詞而己。”而且哈耶克認為，社會主義者蓄意敗壞“自由”這個詞的名聲。事實上，公允地來看應當是，自由的信念既可以從消極方面論證，也可以從積極方面得到有力的論證，像哈耶克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為此感到憤怒，而他在《通往奴役之路》當中呈現出的悲觀主義充分地表明，數量可觀的人正在認真看待社會主義的觀點。

　　新工黨與“機遇均等”

　　在新工黨的修辭、宣言中，在其主要人物的演說中，自由的重要性並不被經常提起。儘管如此，邁克爾?伊格納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他所著的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傳記中回憶了托尼?布萊爾在1997年10月寫給伯林的一封信。這封信提出了一個問題，“西方社會中對消極自由的限制難道沒有激發一代代人去尋找某種超越放任主義的社會模型嗎？ ”布萊爾繼續寫道，“積極自由有其正確性，無論它在蘇聯模式中被如何踐踏。” 這意味著，一定程度上，布萊爾關注諸如信奉積極自由這樣的哲學信念。我們可以認為，因為這封信的日期僅在新工黨執政五個月之後，可見布萊爾也許是在尋找某種哲學觀點以表達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模式。然而，伯林病太重了，不能回布萊爾的信，自此新工黨對積極自由概念幾乎沒再做出哲學承諾。

　　第四章中曾指出，20世紀80年代中有所著述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如羅伊?哈特斯利和布賴恩?古爾德將自由作為他們對社會民主主義的論述中心。這很明確地是在回應新右派將自由以純消極的意義使用。至於新工黨為什麼不經常討論自由的價值，則沒有顯而易見的原因，但在這裡表明的一點原因是，自由式西方民主政體的公理，尤其作為英國所有政黨所提倡的一項原則。以賽亞?伯林在他的著名論文《兩種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當中提出，自由幾乎得到普世認同，因此可以對之有多種解釋：“人類歷史上的幾乎所有道德家都稱讚自由。同幸福與善、自然與實在一樣，自由是一個意義漏洞百出以至於沒有任何解釋能夠站得住腳的詞。”自由被當作假定的事實，這樣下一步政黨要做的就是定義不同版本的自由並將它們與政策建議聯繫起來。在這個意義上，新工黨所認為的自由則是從它對無處不在的機遇所做的承諾，抑或所謂的“機遇均等”。機遇可以被定義為適宜或有利的境況、前景或選擇的結合。

　　社會民主主義者將“機遇”用作授權性動因，以使尤其是來自貧困背景的個人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對於新工黨和其他社會民主主義者來說，自由的社會是能向所有人提供機遇的社會。

　　儘管如此，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新自由主義者會贊成機遇平等，這保證了所有公民在涉及法律的情況下能得到公平的競爭環境。做出自己決策的平等機遇以及免受強制、免遭干預是新自由主義者倡導的自由的標誌。新工黨所信持的“機遇均等”比其他政治組織提倡的機遇平等更為“厚實”，覆蓋面更廣。然而，新工黨必須從它的其他價值方面表達它對“機遇均等”的承諾，否則將很難辯駁認為其與機遇平等並無區別的指責。例如，我們可以認為“機遇均等”是新工黨信奉積極自由概念與平等作為“優先事項”的務實的外圍工作。積極自由以消極自由概念為基礎。這不像黑暗對於光亮那樣絕對相反，而是消極自由的延伸，正如對社會平等的需求是取得政治平等的延伸一樣，社會民主主義者這麼認為。自認為持積極自由論的人不否認消極自由論者的觀點，即人應當在生活各領域中從沒有明顯“善”的限制中被解放出來，他們將自由的範圍從僅僅是一個從強制下被解放的概念延展至一個授權行動的概念；從個人的有意的強制到自由市場結構性的間接強制，以及人生機會全憑運氣的分配。積極自由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被認為是消極自由的延伸。然而，如果我們考慮以賽亞對兩種自由概念所做的評論，那麼這樣的態勢則變得複雜起來：“對‘誰統治我？’這個問題的回答，與對‘政府干涉我到何種程度？’這個問題的回答，在邏輯上是有區別的。最終，正是在這種區別中，存在著消極與積極自由兩種概念的巨大差異。當我們試圖回答‘誰統治我？’或‘誰告訴我我是什麼不是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而不是回答‘我能夠自由地做或成為什麼？’這個問題時，自由的‘積極’含義就顯露出來了。”“我由誰統治？”和“誰告訴我我是什麼？”，諸如此類問題表明，徹底考察兩種自由的概念時，它們試圖就人類狀況回答不同的問題。因此，對這些問題的強調側重點不同將導致我們更加積極地支持其中一種概念。這也轉而導致我們假定想要的是什麼社會類型以及我們認為同類政治概念（如結果的更大平等和社群）所具有的價值大小。安東尼?阿布拉斯特(Anthony Arblaster)認為：“……使一種政治信條區別於其他的往往不是各自正式贊同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完全可以大體一樣），而是這些價值觀的分級結構（hierarchy)。”通過對比兩位自由主義思想家的政治學可以得到此命題的一個實例。安東尼?阿布拉斯特認為，自由主義與其他政治信條不同，因為自由主義者將自由置於他們價值觀分級結構的頂端。45 T.H格林與哈耶克都可以被列為自由主義者，因為他們信奉自由的首要地位，但是他們屬於不同種類的自由主義。格林是新自由主義傳統下的社會自由主義者，哈耶克是古典自由主義意義上的新自由主義者。在第二章中我們曾指出，格林提倡積極和消極的自由，而哈耶克提倡純粹的消極自由概念。儘管兩位思想家都信奉個人的首要地位，都堅持個人自由作為其主要政治原則，格林和哈耶克支持不同的“好社會”的概念，重視不同的次等原則，比如社群。積極和消極自由不只是左和右的概念，在很多方面這種過分的簡化是誤導性的、不準確的。這兩個概念真正引起的討論是由個人決定他們要就社會和人性提出什麼問題，以及他們會最重視怎樣的答案。積極和消極自由作為政治概念，涉及其他政治價值，也涉及人們根據對人性和他們所想創造的社會類型的信念而提倡和忽略的其他問題。

　　新工黨贊同(就像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那樣)積極自由概念，因為它認為“我被誰統治？”的答案是“你自己和你所在的社群”，於是開始爭取使所有人儘可能地、在尊重社群福祉的前提下做自己生活的主人這一政治征程。這樣，自由變得不只是免受不需要的強制，而成為了人選擇自己的道路與實現其內在欲求的自由，從而獲得對自己生活的“自我統治”(self-mastery)。自由，對於社會民主主義者來說成為了授權性動因，是在政治、社會、經濟的生活領域，而不只是道德領域的，免於人類干預的自由，後者是消極自由論者所想要的。

　　在新工黨的修辭中，“機遇”是授權性動因，使人們可以儘可能地、在尊重社群福祉的前提下實現他們的自我統治。

　　因此，對社會民主主義者來說，關鍵是機遇和積極自由暗示了社會正義的概念、政府干預、優先重視社會貧困群體並將他們提升至足夠的最低水平。我們可以看到，機遇的原則被指隱含有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如以下引自布萊爾和布朗所說:“有相當重要的少部分人從社會主流中被分割、隔離出來。他們的生活特徵往往是長期無業、貧窮或缺少教育機會，有時還經受家庭不穩定、濫用藥物、犯罪的困擾。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而得不到緩解。” “在工黨的新章程中我們承諾尋求最大範圍地推廣財富、權力、機遇。我想強調機遇是新的政治學中的關鍵性價值。其重要性常被忽略或者歪曲。對右派來說，機遇的特徵是個人從國家那裡得到自由。然而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機遇與社會不可分離，政府行動在其中必然起到很大作用。相比之下，左派在過去太過輕易貶低其為個人改善自身與家庭而推進大範圍機遇的責任。在最壞的情況下，這以抽象平等的名義抑止了機遇。嚴重的不平等繼續代代相傳，於是進步的左派必須強有力地解決對真正機遇平等的障礙。但是平等機遇的推進並不意味著福利供應和公共服務中毫無生氣的整齊劃一。現代左派也不會狹隘地看待機遇：藝術與創造性產業應該是我們共同文化的一部分。” “穩定提供了平台。但是如果我們不解放每個人的潛力，則不能建立動態的經濟。阻礙我們得到所需要的機遇的福利國家將拖累經濟。促進工作的福利國家不但公平而且有助於建設經濟的更大的動態機制。”“我想要這樣的國家，人們取得發展，工作出色，生活中收功。我不屑考慮嫉妒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envy)。我們需要更多的成功企業家，而不是更少。但這些人生機會應當是所有人共有的。我想要這樣的社會，壯志雄心和同情憐憫被視作同伴而不是敵人一一我們既重視物質財富也重視公共服務。”斯圖爾特?懷特（Stuart White)認為，有關新工黨機遇價值觀的理解中存在很重要的不同意見，這些不同意味著新工黨政治哲學存在分歧。這些不同當中有一個如懷特所說的：

　　“……關於對真實機遇的承諾問題存在‘左派’和‘中間派’之間的分歧：關於這個承諾宄竟是針對什麼，以及由此衍生出的，關於宄竟需要什麼政策來滿足這個承諾。”懷特稱，工黨現代化一派中存在“左派”和“中間派”，因此新工黨內存在哲學分歧。

　　布萊爾被認為是“中間派”的領導人物，但“左派”領導人物卻未指出。懷特的觀點僅僅是，這兩派人的分歧在於對“真實機遇”的承諾，並且“中間派”從精英領導體制的方面理解“真實機遇”，而“左派”從更為平等主義的方面理解。這也相應地意味著，他們就履行自己所理解的“真實機遇”的正確政策有分歧，並在這樣做的同時履行他們對積極自由的承諾。緊隨其後的一個觀點是，“左派”認為精英領導體制允許“真實機遇”中存在非正義的不平等，這些是因為殘酷的時運或者換句話說是因為自然稟賦和社會經濟因素的隨意性差異。懷特認為“左派”“……認為原則上政策應當謀求如何緩解不應有的殘酷時運所帶來的不平等。” 相反，據懷特的觀點，“中間派”是傳統的精英主義者，他們對收入再分配態度含糊，反對對精英徵收更高的超出“合理”界限的稅。儘管懷特的觀點對新工黨中可能存在的哲學信念上的分歧做出了有意思的評論，但是有兩個主要問題。第一個問題關於實驗，亦即，我們如何基於極少的源數據看出單個新工黨政治家是否是“中間派”或“左派”？這是有疑問的，很大成分上是依賴於推斷。

　　懷特關於“中間派”和“左派”的“真實機遇”論點的第二個缺陷在於術語方面。“左派”這個詞是可接受的，可視同於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個詞，但“中間派”一詞的政治含義則不清楚。也許更恰切的且根源於英國政治哲學傳統的詞是社會自由主義者。我們可以把這個詞看作是代表了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發展衍生出的溫和左派的態度。社會或新自由主義者占據了自由主義左翼，與自由主義右翼的放任主義或曼徹斯特自由主義者相對立。後者如今可看作新自由主義的先驅。社會自由主義者這個詞，並不是中間派，具有政治傳統，是一種進步的左的思維模式，然而在使用時與具有英國社會主義發展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一詞是不同的。第二章中的觀點認為，R_H ?托尼是新自由主義和工黨社會民主主義兩種思想傳統之間非常重要的紐帶性人物。T_H ?格林、霍布豪斯、霍布森等人的新自由主義與托尼的倫理社會主義部分相同，後者被認為影響了蓋茨克爾、布萊爾、布朗的社會民主主義。這兩個傳統緊密相連，很難輕易區分。因此，如上所述，懷特所形容的關於“左派”和“中間派”之間對“真實機遇”在政治哲學上的差異，是側重點和程度上的差異，而不是相衝突的政治目的。

　　積極自由的價值觀被新工黨以與其社會民主主義先輩相似的模式繼續下去。新工黨和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克羅斯蘭派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一樣，堅持通過享有一整套政治、社會、經濟的積極權利體現出來的自由的價值。儘管如此，新工黨將自由與社群的價值聯繫起來，與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在積極自由預設為前提的諸多優點方面，關於這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不同也許會有爭論。我們可以認為，新工黨強調社會互惠（social reciprocity)以換取某些國家授權。例如新政項目，規定個人在求職並同時獲得為期六個月的無條件補助之後，為了繼續享有獲得補助的資格，必須在下列四項中選擇一種：教育課程；有組織的工作安置；從事環保項目的工作；或者從事慈善或志願者機構工作。20世紀中葉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繼續優先重視公民享有權利，而不顧任何社會或群體互惠，是有可能的。

　　左派與右派的思想家的自由概念不同有兩個重要的因素。第一個因素是阻礙自由和可以算作限制自由的障礙。正如前面所討論的，對於如哈耶克這樣的右派思想家，只有由人類因素蓄意、故意造成的障礙才能限制個人自由。相反，左派思想家認為，任何由人類行動或社會和經濟力量引起的障礙能夠構成對個人自由的限制。例如，貧窮可以算作對自由的限制，不管貧窮的個人是否對他的狀態負責，也不管他的貧窮是否被人蓄意所致。普蘭特就這一點展開論述：“對個人自由的限制不只是由他人有意識的行為蓄意造成，也不只是自由主義傳統必然想要抵制和限制的那種，而也是生來就有、通過基因遺傳的自然差異以及人類行動的結果所造成的，不管是否故意，這些因素在家庭背景、經濟資源、福利、教育等領域都存在。”對不同的自由概念所作討論中第二個重要因素是個人行動的蓄意和可預見結果。哈耶克認為，在市場運行中，個人對其行動的結果不承擔個人責任，因為這些結果都不是蓄意所致。

　　69這意味著社會主義的社會正義概念（尤其是關於如何對待社會貧困群體）與糾正市場中的非正義對個人的市場決策沒有道德上的要求。70左派的思想家普遍認為儘管個人行動可能並非蓄意而為，但其影響有時是可以預見的。如果它們是可預見的，且傷害到了他人，則可以認為它們是可以預先得以制止的，因此個人就變得對自己的行動結果負責了。如普蘭特所說:“因此在這些方面可以論證，能夠基於某種社會正義的思想使市場易受道德評論的影響，無論這思想遇到什麼困難，都不足以成為放棄它的理由。”我們己經注意到，新工黨用來履行其對積極自由價值的信念的方法是承諾個人生活各層面無所不在的機遇或者“機遇均等”。機遇的理論語言是新工黨用來闡述其自由概念的務實方式，個人的自由跨越道德、政治、社會、經濟領域，儘可能保證最充足的情形和選項供每一位公民選擇。

　　新工黨與平等

　　本章試圖評價新工黨政治哲學中平等的價值，和上一章針對自由的方式一樣。本章將依據所謂新右派的思想霸權並就一些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對平等的觀點考察新工黨的方式。第一個任務是，澄清圍繞社會民主主義著述中不同概念的術語，諸如機遇平等、結果的更大平等、結果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以及工黨表達的兩個理念：“機遇平等與結果公平”以及“進步普世主義”（progressive universalism)。於是可以認為不同的平等概念可以更好地分為充足(sufficiency)、優先（priority)、平等主義概念（egalitarian conceptions)。這被當作關鍵任務，因為有觀點認為，一些社會民主主義評論家和作家曲解了結果的更大平等這一概念，並與此同時指責新右派拋棄了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第二個任務是透徹地探討新右派有關平等問題的政治思想。本章第三個任務（按照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對不同的平等概念所做分類）是，指出包括諸如R. H.托尼、安東尼?克羅斯蘭、羅伊?哈特斯利及繼承其影響的工黨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持有平等的優先與充足概念（priority and sufficiencyconceptions of equality)而不是嚴格的平等主義平等概念。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任務是，提出新工黨所信奉的平等類型乃是促進優先和充足概念，而不是促進嚴格平等主義的自由概念，因此這樣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在哲學上與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有關平等價值方面是相似的。本章一開始將討論社會民主主義著述中圍繞平等概念的術語。

　　社會民主主義著述中“平等”的術語

　　顯然，在討論平等的不同說法，尤其是討論其與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關係時，可以概括出三個版本。它們分別是機遇平等、結果的更大平等（有時被稱為“民主平等”）以及結果平等。機遇平等是社會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既有新自由主義者也有自由保守主義者)以及社會民主主義者所公開支持的原則。此原則堅持，每個個人都應當能平等地獲得工作和職位，例如公職。它包括無論性別、種族、階級或宗教的平等待遇，並要求一個以才能為基準的社會。機遇平等禁止裙帶關係以及任何形式的優惠待遇和個人特權，它試圖保證所有個人站在同一起點。這是非歧視平等（equality as non-discrimination)。

　　結果的更大平等原則為社會民主主義者所支持，社會自由主義者則在較低程度上支持這一原則。它擴展了機遇平等原則，通過減少由不幸、基因遺傳和社會非正義帶來的影響，包括了由個人背景、教育、才幹或能力決定的問題。它試圖從富裕人群向貧困人群重新分配收入和財富，這樣做的同時減少社會中的物質性與社交性不平等。信奉結果更大平等的政黨這麼做是基於不平等，比如基因遺傳的差別是隨意性的，因此是不公平的，同樣也是因為，作為社群他們認為個人有責任通過保證一定程度上的結果更大平等，從而進一步幫助弱勢團體，而不只是保證程序上非歧視意義的機遇平等。

　　工黨中堅持結果平等的原則（或結果的完全平等）的為少數個人和團體，如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聯合會（Marxist SDF)以及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工黨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最終崩潰，工作將成為為“共同利益”服務的公社行為，因此工資薪酬的差別將與之無關。

　　除了這三種平等，新工黨在執政期間還支持兩種觀點，表達了其對平等的承諾。這些觀點是，“機遇平等和結果公平”與“進步普世主義”。7新工黨“機遇平等和結果公平”的觀點主要由戈登?布朗和他財政部的官員們在過去幾年中運用。儘管如此，布朗的演講中似乎沒有對這個觀點明確給出過定義。一個可能的解釋暗示，這既是承諾程序形式上的機遇平等，也是承諾保證結果以使其不低於最低水平。體現這一觀點的典型政策是“最低收入保證”(Minimum Income Guarantee)，現在是領恤金者信貸（Pensioner Credit)。新工黨“進步普世主義”的思想最近被布朗在2003年預算中用以描述鞏固新稅收和救濟金制度的原則。進步普世主義簡單地說就是為幾乎所有公民（除非常富有者以外）提供某種形式的財政支持，但更多關注於最需要財政支持的人群，將在他們最需要支持的時候給予他們支持。預算報告認為：“新的稅收和救濟金制度實踐了進步普世主義的原則，支持所有人，為最需要支持的人在最需要支持時提供更多幫助。然而根據布朗在1997年大選準備階段與前自由民主主義領袖帕迪?阿什當（Paddy Ashdown)的一次談話，圍繞新工黨對平等的承諾的爭論變得更加混亂：“我嘗試想出一個單獨的中心主題，來表達我們所有的觀點並將它們一起連結起來。不能稱之為“主義”一一那樣聽起來太意識形態化了。我決定中心思想是‘機遇平等’ 一一就是你在你寫的《公民的英國》這本書中所談的。和你一樣，我也認為我們無法設計結果。我們必須有的是一個做好干預準備從而為所有人提供機遇平等的政府。”因此，阿什當在他的自傳中記述，布朗倡導機遇平等，並表示這是他對當代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的看法的中心原則。這也可能引起了一些疑問。布朗在1997年於大選前回見阿什當，到他任職期間概括出機遇平等、結果公平及其後的進步普世主義的原則，其間他改變主意了嗎？他對機遇平等和結果公平的解釋僅僅是傳統的、程序形式上的機遇平等嗎？有觀點認為，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布朗改變了他將機遇平等作為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中心原則的觀點，回答的根據是，他的預算實質上是重新分配的。

　　儘管如此，我認為雖然機遇平等和結果平等的原則比較明確，但結果的更大平等原則仍可供不同類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做各種解釋，而這不可避免地會導致重大的理解混亂。另外，新工黨提倡的機遇平等和結果公平似乎含糊不清，因而在尋求對諸如平等概念的哲學承諾時問題重重，且進步普世主義的觀點對新工黨描述其平等觀而言是一種很新的方式。部分是因為這些原因，在本章我傾向於遵循這術語上的區分，但並非所有都是由政治哲學家德里克?白菲特在他的著作《平等與優先》中闡述的結論，因此在下列關於平等原則的觀點中作出區分：承諾把人提高到一定層次，以使他們有“充足”的資源來過滿意的生活；承諾一直優先考慮社會貧困人群；承諾信奉嚴格的平等主義（亦即，追求取消收入和財富的所以不平等）。這三種觀點可以分別命名為平等的充足概念、平等的優先概念、平等的嚴格平等主義概念。

　　新右派反對平等的思想和觀點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反對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因而反對降低不平等的需求，他的這類觀點直接與他的自由概念相聯繫。哈耶克的主要觀點之一是，貧窮和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並不意味著缺乏自由或者導致“不自由”（unfreedom)。

　　在研宄哈耶克的原則和他對社會主義平等概念的反感時，我們必須記住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批判主要是基於他所認為的英國及其海外的社會主義的高漲。儘管新右派思想知道20世紀80年代才主導保守黨的意識形態內核，但羅伯特?布萊克（Robert Blake)指出在哈耶克的書出版之後早期新右派對保守黨的影響：“其本質上的意圖是反社會主義的。在大學本科生中有相當一部分重新興起對保守黨的同情，某種程度上在教師中也是如此……工黨失去了對智識和思想界的壟斷。”這個觀點得到撒切爾的支持。她講述了哈耶克的思想對她觀點的影響，表示這些思想在“新右派”在保守黨內獲得主流接受之前就己經使她的觀點成為“新右派”的了：“（《通往奴役之路》）……為反對社會主義提供了乾脆、明確的分析性觀點，論證了其經濟理論與當時我們日常生活中令人沮喪的短缺有何關係……也在我自己的政治特徵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使我長期對自由事業和自由持樂觀主義態度，並讓我從六七十年代社會主義占上風時堅持了過來。”這樣，反對社會主義平等概念的第二個觀點是，社會主義是相悖於古典自由主義以及自由市場價值1(尤其強調競爭的重要性)，經濟中有限的政府干預 (定義為個人的首要地位以及儘可能免於強制）。哈耶克對集體主義、國家計劃、政府干預經濟、再分配稅收的攻擊在於他認為這些內在都是社會主義措施。因此，哈耶克認為在一方面社會主義高漲與另一方面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廢棄之間存在直接的相互關係：“社會主義己經取代自由主義成為絕大多數進步人士所堅持的信條，這不只意味著，人們己經忘記了以往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們有關集體主義後果的警告。事情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他們相信與這些思想家所作的預言正好相反的東西。”另外，儘管社會主義是單一的意識形態，哈耶克還是以一種相當複雜難懂的方式對其進行分級。哈耶克認為民主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通過社會正義的觀點相聯繫。在此意義上，他認為它們有共同的“目的”。儘管如此，他不能區分民主社會主義所包含的“手段”即民主和漸進的社會變化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所包含的“手段”即暴力革命和極權主義。再者，哈耶克表示，民主社會主義自然的結論必將由於追求社會正義而導致對民主自由的反感：“民主社會主義，最近幾代人的偉大烏托邦，不僅不能實現，而且為之奮鬥還會產生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以至現在對之抱有希望的那些人中幾乎沒有人會準備接受這種結果；除非這種關聯全方位地展開，否則是沒有人會相信它的。”哈耶克提出第三個觀點反對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這就是後來的著名論著《法律、立法與自由（第二卷：社會正義的幻象）》。這一次哈耶克的斷然否定並不只是基於認為富裕者因收入向貧困者重新分配遭受對自由的侵犯，而只是基於社會正義不存在這一論點。新左派遵循哈耶克的觀點，認為社會主義的概念是一個幻象，因為在自由市場的交易中沒有社會正義發生。23他們得出這個結論，是因為他們斷言非正義只有在蓄意違法的情況下才會發生。例如，當竊賊偷竊錢包時，非正義就被施於盜竊受害者之身了。新右派認為在自由市場經濟中不違反任何法律，而且即使個人失去工作或者獲取不合比例的回報，也沒有發生非正義，是因為市場的運行反映的是無數個人並非蓄意的行為，這不造成任何非正義。

　　有觀點認為，新右派反對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平等概念可以理解為對嚴格的平等主義的平等概念或平等的優先概念或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的哲學承諾。履行這些承諾的手段是再分配稅收、高公共支出、全體授權性社會福利計劃等經濟和社會機制。因此，新右派堅持平等的概念嗎？本章認為新右派信奉平等的充足概念，因為他們認為個人應當得到國家的最低工資以防赤貧。然而這是對充足概念極其有限而基本的承諾。哈耶克所信奉的充足概念與其他社會民主主義充足概念是極端不同的，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為哈耶克所認為在道德上“充足”的標準是遠低於社會民主主義者所能接受的水準的。他說，防止赤貧的最低值，亦即防止國民飢餓致死、無家可歸的國家物資供應的最少量，這就是全部所需要的以及全部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第二，哈耶克所信奉之充足概念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是基於社會正義的概念，而是基於簡單的必要性，因此在特徵上不同於社會民主主義者所持的對平等充足概念的信諾。

　　這引發了一些疑問，引起了對哈耶克思想邏輯的注意。其中一個問題是“哈耶克為什麼認為國家應該確保基本最低標準？”哈耶克要回答這個問題很有困難，因為基本最低標準的思想要求具有什麼是基本需要或絕對需要的概念，而因為他想說許多社會概念是主觀性的，那麼基本需要的概念又怎會不在此列？更為實際的一個問題突出了哈耶克思想中的不連貫之處，乃是基本最低標準的實行問題。要讓基本最低標準起作用，其必須由國家官僚機構管理，而從目前哈耶克思想中己確立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認為哈耶克不應該在理論上支持中央國家機構作為資源的分配者，這對納稅人來說費用昂貴，而通過支付能力調查（meanstesting)會侵犯某些公民的生活，並且易受到利益團體的“哄抬”影響。

　　以下觀點將指出，新工黨的充足概念與哈耶克的概念實質上是不同的，它因為新工黨所定充足的標準遠高於新右派而更加充足而慷慨。新右派尋求提供僅夠防止無家可歸和飢餓的物資，反之新工黨實質上提高了基本充足的權利資格。新工黨平等充足概念的出現並不表示它是出於對相對性的考慮，而只是對應該如何採取基本最低標準比哈耶克所提倡的觀點更為充足。另外，新工黨的平等概念同樣包括了對平等的優先概念的承諾。優先概念的意思是，儘管個人也許有適量充足的生存物資，但優先主義者想要深入持續地滿足社會貧困群體的需要。26這要進行嘗試，無論這些貧困群體是否己經得到國家分配的基本“充足”物資。

　　如此，要總結新右派反對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的觀點，我們可以強調以下幾點：不平等和貧窮不構成“不自由”，嘗試彌補相對貧困需要強制個人，從而限制其在其他事情中的財務自由，而且實行平等回報制度將造成大量財務成本；社會正義並不存在，它只是幻象，因此任何在此基礎上重新分配收入和財富的嘗試都是在道義上不合法的；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是錯誤的，有悖於古典自由主義的價值，因而不能被接受。博贊基特將這些新右派的觀點濃縮為兩個命題。第一，關於分配問題，社會別無其他合法的計劃，只有防止絕對意義上的貧窮；第二，與更大平等原則相聯繫的相對貧困的概念是危險而非法的。

　　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平等概念

　　R.H.托尼被廣泛認為是最有影響力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之一，他有關平等的論著影響了工黨內的很多人。托尼信奉通過減少收入、財富、機遇、社會地位的不平等達到結果的更大平等原則，其中心在於他意識到有更大平等則會有更大個人自由。這樣，我們可以認為，根據托尼的邏輯，更大平等帶來更大自由，這也允許更大的選擇權和更大的遵循個人自己生活道路的能力。托尼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他說自由意味著：“……能夠在特定時刻、特定環境下做或者避免做特定的事情，否則什麼都不是。所引起的第二個問題因而不會更簡單。這個問題是，可供選擇的範圍是否對普通人開放，後者從中選擇時遵循他們自己偏好的能力是否由於糾正不平等或消除其影響的措施而得以提升。答案如果是肯定的，自由與平等將能和睦共處；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兩者註定為敵。”有趣的是，托尼意識到平等一詞的複雜性以及可歸於該詞的意義的冗餘：“再一次顯而易見，‘平等’一詞具有不只一種意義，圍繞它的分歧一部分至少是因為同一術語在使用時被賦予不同的內涵。”本章中我認為托尼對平等的觀點不是嚴格的平等主義的平等概念，後者歷來在工黨內得不到支持，除了蕭伯納、1901年脫離工黨的馬克思主義社民聯31以及20世紀二三十年代工黨左翼的工黨馬克思主義者。32托尼理解的平等由慷慨充足和平等的優先概念構成。自由主義者或新自由主義者持有相當寬泛意義上的平等的充足概念，與此不同，如托尼等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社會如果不在經濟和社會上更加平等則不能更加自由、博愛，這需要一種持續給予貧困人群優先關注的平等。接下來的評論，尤其是加著重號的評論，支持了托尼的平等概念分類“向所有人合理提供物資時，額外的責任應由額外的回報補償，以作為對己執行的服務的承認以及對執行服務的誘導，沒有人認為這樣是不公正的……令人反感的並不是一個人應當比別人掙得多，因為社區的環境、普通教育、生活習慣孕育出尊重與考慮的普遍傳統，在有這些傳統的地方的人忘記、忽略了這些賬房的細節（details of the counting-house)。令人反感的是，一些階級應當從其他階級享有的文:明傳統中被排除出去，並且人類根本的、深刻的夥伴關係，應當為瑣細的、膚淺的經濟差異所遮蔽，“尋求平等不能通過分解高收入的方式，因為這既對得到這些收入的人有害，也對沒有得到的人有害，尋求平等是要通過確保現在他們獲取的財富越來越多地投入到共同利益用途中。”因此，托尼不是嚴格的平等主義者，不認為所有不平等都應該廢除，但他確實堅持認定給予社群中所有成員“合理的物資供應”，或者他們所需要的東西，這可以視作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此外，有觀點認為托尼持有平等的優先概念，因為他覺得所有階級應該分享社群的財富，在事實並非如此的地方，人們應當優先關注最貧窮的階級，即產業工人階級，從而使“財富越來越多地投入到共同利益用途中”。這些語言並非準確地概括持續優先關注最貧窮的群體，但暗示富有群體更多的財富將必須用於“共同的用途，，而這個短語是一個相對的、公共的術語。簡言之，這個短語是托尼用以表達優先關注（特別是通過社會開支）最貧窮階級的說法。

　　其他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如安東尼?克羅斯蘭與更近一些的羅伊?哈特斯利堅持認為，社會民主主義的中心是關於信奉社會個人與群體之間的結果更大平等。我們在第三章中提到，克羅斯蘭表達了社會民主主義的中心原則，他說道：“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基本上是關乎平等。我們所說的平等不只是精英社會，平等的機遇中最大的獎勵將給予那些具備最好的天賦和家族背景的人；我們採用‘強硬’的平等定義一一羅爾斯後來稱為‘民主的’概念，相對於‘自由的’概念。”如果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信奉結果的更大平等，亦即嚴格的平等主義概念，那麼這就特別地意味著要保證持續縮小結果的不平等。而問題之一則是什麼是“結果”？對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而言，這通常意味著縮小收入不平等和財富不平等。正如克羅斯蘭明確指出的：“首先，如果財富的不平等是起源於繼承的財產而非工作，它們會被認為是不公平的。這違反了每個公民都應有平等的機會獲得最高回報這一原則，而授予有差別的利益只與出生的偶然性有關，而不是‘人類自己勞動的成果’。第二，甚至是勞動所得的巨大不平等也被認為是不公平的，如果它們反映的不只是能力的差別，也有機遇的差別一一也就是說，如果存在人為的“租借”因素，或者如果差距懸殊，以至於人們認為，為了這麼大的回報而單獨挑出經濟能力素質，相較於其他個人屬性而言，是不公平的。第三，如果某些收入相較於其他類似收入受到稅收制度過分慷慨的對待一一也就是說，如果稅收的基礎在衡量個人的賦稅能力方面是個糟糕的工具，那麼就會出現非正義。”儘管如此，克羅斯蘭同樣關心縮小教育制度、財產分配、需求階段中的資源分配、工業權利定位當中的不平等。然而，有關所謂新工黨與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有不同的平等概念的探討所要問的最為相關的問題是，“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實際上有沒有持嚴格平等主義的平等概念？ ”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及其社會民主主義模式的追隨者傾向於批判新工黨放棄了結果更大平等原則或是羅爾斯所說的“民主平等”。有觀點認為新工黨所認為的平等在原則上與克羅斯蘭所認為的相似。兩者都想以福利和授權的形式保證生活所依賴的收入的“充足”最低量，兩者都想持續關注貧困群體，兩者都想通過保證如技能培訓和教育等機遇從而促進他們的積極自由概念，來減少物質生活和社會的不平等。重要的問題如下所述：“克羅斯蘭和新工黨對生活所需‘充足’的量分別是如何‘劃分界限’的？對於社會貧困群體中的哪些人應該給予優先關注？可以允許社會中多少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關於這三個問題，有觀點認為在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和新工黨之間，就側重點、政策規劃好和期許有差別，這是由於他們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時間階段（克羅斯蘭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新工黨是在21世紀初）構建他們所認為的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不像新工黨那樣信奉平等的優先、充足概念嗎？如果答案是“不，他們從未持嚴格平等主義的平等概念”和“是的，他們像新工黨那樣堅持平等的優先、充足概念”，那麼如哈特斯利等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與新工黨在哲學上比他們所想的更為相似。

　　上述所引內容表明，克羅斯蘭的社會主義模式對他而言其本質是關於平等，約翰?羅爾斯稱之為“民主平等的”平等。羅爾斯的立場是他所說的“作為公平的正義”（justice asfairness)，由他的兩條正義原則組成。第一個原則是，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相容的類似自由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第二個原則是，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該這樣安排，以使兩者都能被合理地期望適合於每一個人的利益，並依繫於地位和職務向所有人開放。另外，羅傑斯認為，當這兩條原則相衝突時，第一條原則或“自由原則”必須優先於第二條原則或“差別原則”。因此，由羅爾斯的觀點可推知，社會中會存在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在某些情況下只是假設遵循了第二個原則。很清楚的是，羅爾斯不提倡嚴格的平等主義。差別原則所真正體現的是，羅爾斯提倡平等的優先概念，他認為所有形式的不平等都應該如此安排：“……適合於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隨之與此相關的問題是，羅爾斯是什麼類型的優先主義者？羅爾斯似乎提倡社會以之為基礎的正義理論應該持久地優先關注最少受惠者，並且我們可以假定最少受惠群體與例如社會普通群體之間的不平等減少並不影響原則。因此，如果事實是這樣，那麼我就可以認為羅爾斯所信奉的平等的優先概念是嚴格的優先主義。本章將論述新工黨持有非嚴格的優先概念，與羅爾斯所持有的有細微的差別。總體來說，克羅斯蘭的平等概念似乎遵循了羅爾斯的概念，並與新工黨所持概念相類似，但是原則中的個別地方還是表現出細微的差別。哈特斯利是一位重要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他贊成結果的更大平等原則，強烈斥責新工黨放棄這一承諾，而事實上他在最近的一次訪談中回答我的兩個問題時表現出對平等和自由明確的誤解：

　　“你的主要政治哲學價值是什麼？我的基本政治價值是對平等的追求。認識到我們無法達到我所想要看到的那種程度。我指的不僅是經濟平等，我指的是性別平等、種族平等，我指的是法律面前的平等，我指的既是財富的也是權力的平等分配。對更大平等的承諾本身是目的嗎？社會民主主義的目的本身是更大自由。但我認為，自由需要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從而成為使自由成為現實的力量。我不認為自由是沒有限制，我認為自由是可以做事情的能力。社會主義的自由觀是你做你選擇做的事情的能力。”哈特斯利的回答在哲學上是混亂的。他說，平等和對結果的更大平等的追求是他的主要政治原則，從而他成為了嚴格平等主義的平等概念的提倡者。儘管如此，在下一個問題中他回答說社會民主主義的目的是自由而非平等，人們在實行更大的自由之前需要更加平等。因此，如果自由是根本原則，那麼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應該是“自由”而不是追求平等或結果的更大平等。另外，這證實了本章前面所提出的懷疑，即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在哲學上有關平等和他們政治價值的整體秩序非常類似於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儘管他們厭惡新工黨的保守修辭和過于謹慎的政策規劃方式。

　　新工黨的平等概念

　　本章認為新工黨的社會主義的平等觀念有兩個部分組成，這兩個平等觀念都不是嚴格平等主義的概念。第一個組成部分是承諾把人們提高到一定的生活水平，藉此“足夠”過上令人滿意的生活。我們可以將之（如上所述）稱為平等的充足版本。當然這是有問題的，因為“足夠”這個詞是什麼意思？什麼是“充足”？在英國社會，關於一個人需要達到什麼樣的最低水平才能稱作過上令人滿意的生活是沒有一般性理解或共識的。45儘管如此，平等的充足概念被理解為提供充足水平的收入和服務。在歷史上，這工作是由福利國家通過各種福利津貼和授權完成的。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平等的概念是達到充足水平的更大平等，於是它毫無保留地允許個人掙得收入。鑑於國家最低工資（National Minimum Wage)管理勞動力在充足的最低標準獲得報酬，這是平等的充足概念的一個範例。

　　新工黨平等概念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是承諾在財政上優先關注英國社會的貧困成員。這(如上所述）可以被稱為平等的優先概念。也許值得指出的是，平等的優先概念可以有兩個流派或者以兩種方式解釋。我們可以稱他們為嚴格和非嚴格優先主義者。嚴格優先主義者想優先關注社會貧困群體，不管他們按絕對值計算是多麼富有。譬如，這樣的貧困群體也許事實上（據嚴格優先主義者）擁有相對高水平的可任意使用的收入，有自己的住房，可以出國度假，擁有較高額的存款並仍需要在財政上得到優先關注，因為相對而言他們也許仍舊是一定社會中的貧困群體。非嚴格平等主義者也想給予社會貧困群體優先關注，但他們認為當貧困群體經濟狀況越來越好時，優先關注的重要性也就越來越低。因而，例如，如果一個社會的兩個貧困群體中的一個經濟狀況在絕對值上逐漸變好，那麼非嚴格平等主義者就逐漸停止優先關注這個群體。這樣的問題在於明確兩個疑問。第一，誰是社會的貧困群體？第二，政府（信奉平等的優先概念的）規定資源到什麼水平則停止在財政上優先關注這樣的群體？

　　本章認為新工黨信奉的是平等的非嚴格優先概念。

　　例如，如果新工黨在全英國將生活標準提高到以下程度：每個人在道德上都有“充足”的水平，對貧困群體沒有清楚的分類，因為75%的人舒適、充足地生活（意味著不只是他們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而且他們也有“合理”水準的可支配收入)，而其餘25%的人則非常富有，那麼根據新工黨所信奉的平等的非嚴格優先、慷慨充足的概念，英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則不需要再信奉這種平等的概念了。儘管如此，假設新工黨信奉的是嚴格平等主義形式的平等，那麼它將繼續為英國人口中生活相對25%的富人而言貧窮的那75% (儘管他們的基本“需要”己得到滿足，並且他們傾向於獲取一些財政“需求”）獲得更大平等而從事運動。

　　一些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自稱是與新工黨不同的平等主義者，但他們是否理清其否定平等的非嚴格優先與慷慨充足概念及其接受平等的嚴格平等主義概念的程度，這個問題還不得而知。假定如果沒有完全實現這種區分，那麼信奉平等的嚴格平等主義概念的人將少得多。

　　新工黨平等的非嚴格優先概念，其例證有針對最貧窮領退休撫恤金者與最貧窮且有孩子的家庭的“退休保障”（Pensioner Guarantee)和“工人家庭稅收抵免”（Working FamiliesTaxCredit)。新工黨信奉平等的優先概念的其他例證包括其對幼兒“安穩起步”（Surestart)、每一個四歲兒童的托兒所的5800萬歐元投資；供兒童慈善事業使用的4500萬歐元兒童基金（Children's Fund); 50億歐元投入針對18至25歲人士的新政以及針對25歲以上人士的新政；針對50歲以上人士的附加新政，針對單身母親及殘障人士的新政；同樣，針對2000個最貧困地區就業的行動團隊（Action Teams);高水平的中學開支；針對11至25歲不能獲得教育和技術培訓的人的“紐帶”（Connexions)項目。

　　我們注意到，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所理解的平等原則證明是一些懷疑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憑據的人論點的哲學支柱。顯然新工黨對於平等的原則相當含糊不清。與圍繞平等原則的辯論類似的問題是，新工黨是支持絕對的還是相對的抑或有時稱為上升的衡量貧困的絕對水平。在某種意義上，所探討的這兩個問題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再一次，新工黨似乎在發出自相衝突的信號。布萊爾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 “新聞之夜”（Wewsn/ght)傑瑞米?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專訪時作出著名的表態，即他認為絕對的貧困水平是重要的，並且幾乎要提倡新自由主義的“點滴獲益”理論（trickle down theory)。布朗通過在概括他對抗兒童貧窮的策略時使用相對衡量標準，進一步使得辯論混亂，並進而宣布表示兒童貧困的絕對水平有顯著降低。

　　新工黨關於平等原則含糊不清的例證是，1999年3月18日，布萊爾在倫敦湯因比大廳(Toynbee Hall)發表貝弗里奇演說（Beveridge Lecture)以紀念牛津大學學院建校750周年。在演說中，他闡述了政府意欲到2020年時消除兒童貧困人口，2010年消除一半，2004年是減少四分之一，在2001年內消除120萬。然而，在2002年4月11日，布朗宣布政府己將兒童貧困人口減少50萬(相對而言），即從1996至1997年的440萬減少到2000至2001年的390萬。因此，距離目標相對而言還差70萬，但在絕對意義上減少了 150萬，己然超過了目標。政府最初使用了相對性數據，於是沒能達成目標，所以從絕對性方面展示其發現。

　　因為布萊爾和布朗所持平等的說法不同，所以有人認為在新工黨的核心即存在含糊不清。這純粹是猜測，也許在將來回憶錄出版後會清楚明確地解決好。然而，在最近的一次與資深公務人員就新工黨政治思想的訪談中，我得知新工黨或至少是財政部堅持克羅斯蘭派的平等概念，但將其應用到現代經濟的語境當中。受訪者說，財政部應用結果更大平等的方式包括有針對性的稅收抵免、教育津貼、如“安穩起步”等具體的技能與教育培訓機會，還包括“工人家庭稅收抵免”，確保了有兩名兒童的家庭有更為公平的結果，這些家庭每年勞動收入13000歐元左右，或者國家平均收入的一般從而大約狀況得以増加3500歐元。受訪者告訴我，這麼做不是僅僅為了實現勞動所得（make work pay),而且是為了提供更公平的結果並進而為這樣的低收入家庭提供結果的更大平等。

　　新工黨所奉行之平等原則的含糊不清中顯而易見的是它包括額外的一個因素。新工黨的平等包括對當地社群和社區的投資。 “社群新政”（The New Deal For Communities)將權力分散至社群，並使得就政府的錢花費在什麼上的決策民主化。湯因比和沃克認為，“社群新政：“首先集中於由1000至4000人組成的20個或更多的社區，向每一個社區提供2000萬至5000萬歐元項目資金，必須顯示出它們是真正立足於當地社群，吸納所有當地服務一一學校、衛生、社會服務人員、警察、房屋管理部門、就業服務部門。他們可以自由地嘗試任何事情並對當地任何似乎最糟糕的問題提出當地的解決方案。”之所以產生這些措施，是因為意識到不平等不只是個人之間薪酬比例不等，還包括社群與社群之間的社會和公共服務供應不平等，並且各社區還在獲取社會物資（如公共空間、好的學校、圖書館、當地便利設施）的渠道上遭受不同程度的不平等。

　　新工黨關於其平等概念的含糊不清是令人遺憾的，但它強調人生每一階段的教育、技能、機遇，這是實用的而且是為應對英國社會變化的態度和受眾而做出的選舉權宜之計。例如，1974至1979年威爾遜一卡拉漢政府期間非常高水平的收入所得稅，即25%的較低稅率，33%的基本稅率，83%的較高稅率，以及98%的針對非勞動所得的較高稅率，這對於現在的選舉不可行。這並不是說，英國公眾反對所有形式的稅收増加。在2002年預算中，稅收増加（主要通過國民保險分擔（National InsuranceContributions))以將大量的錢投入公共服務，如國民醫療保健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在本書寫作時，根據可獲取的民意調查數據）這受到了大多數公眾的歡迎。57這種對所謂傳統社會民主主義水平的直接稅制的懷疑也沒有完全否定對社會收入最高群體徵收較高的稅階。費邊社的稅務與公民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Taxation and Citizenship) 建議對每年100000歐兀以上的可徵稅收入創建50%的稅階，這將對約200000公民產生影響。國內稅收（Inland Revenue)計算得出，這樣的稅階將在2000至2001年產生29億歐元，並預計隨著更多人進入收入100000歐元的群體，而會在之後數年以每年約2億歐元的速度増長。

　　我們在評價新工黨及其信奉的平等時，必須考慮到新工黨不只是全球化時代的產物，而且是後撒切爾政府，試圖勸服仍舊心懷疑慮的選民相信稅收増加能夠實現更好的公共服務。

　　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不得不存在於某種程度上仍受新右派思想（如個人主義、有限的政府干預、對重新分配收入和財富保持沉默）感染的氛圍里。哈特斯利說，是否持結果更大平等的觀點（約1956年60)是看一個政黨是否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決定性測試，如果他說的是對的，那麼英國共產黨將可算作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儘管其甚至不信奉、不參與民主，而新工黨將和20世紀80年代早期脫離工黨的社民黨一樣，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廣闊空間中找不到容身之處。

　　本章中提出，托尼、克羅斯蘭、哈特斯利以及新工黨提倡平等的原則本身不是作為目的，而是作為達到更大的個人自由的手段，並時而作為確保更加社群式（communal)的社會的手段。本章的觀點是，工黨中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一直以來信奉平等的優先概念，同樣持有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另外認為，在工黨中只有蕭伯納、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聯合會以及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工黨馬克思主義者聲稱信奉平等的嚴格平等主義概念。

　　最後，本章提出，諸如“機遇平等與結果公平”和“進步普世主義”等思想是含糊不清的，並且新工黨的平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信奉平等的非嚴格優先主義與慷慨充足概念。

　　新工黨與社群、民主

　　本章將再一次以前一章針對平等的方式，試圖評價新工黨政治哲學中的社群價值。本章還將根據所謂新右派觀點的思想霸權，並就一些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對社群的觀點，考察新工黨所採用的方式。第一個任務是概括出新右派關於社群價值的態度，尤其是他們對其的反感。

　　第二個任務是討論包括R.H.托尼、拉姆齊?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安東尼?克羅斯蘭在內的思想家對社群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概念。本章第三個任務是解釋新工黨的社群主義社會哲學。將探討阿米塔伊?埃齊奧尼（Amitai Etzioni)的美國社群主義和社群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觀念，即“聯誼”（fellowship)，並認為這兩個因素對理解新工黨的社群價值是有用的。本章第四個任務是討論在新工黨社群框架內擴大民主的問題。將考慮圍繞新工黨權力分散項目的含義；將探討權力下放如何影響社會民主主義對平等的看法，特別是對國家各服務的平等狀況的看法；還會評論新工黨對志願者部門（voluntary sector)的態度。本章開始將討論新右派思想家對於社群價值的態度。

　　新右派反對社群的思想和觀點

　　約翰?金德姆（John Kingdom)認為社群原則引起了新自由主義者的反感：“社群的、互相支持的生活本能這一思想是與新右派自由主義者所預想的自然狀態截然對立的，這種狀態中的社群作為具有規則和聯繫的集體，只是由允許更為自然的聯合體一一市場來運行的契約建立起的人造物。對於亞當?斯密而言，物物交易植根於人性，與此相似的是，諾齊克（Nozick)認為市場活動是第一位的，帶領國家悄悄地接近人們，甚至連概念上的契約都不需要。賺錢的買賣永遠都比友誼的本能重要。”那麼哈耶克關於這種政治價值是怎麼說的？簡言之，哈耶克的政治思想中並沒有對社群的價值進行徹底的討論。哈耶克不攻擊社群也不就方法論提出反對它的觀點，因為這在他的哲學中並不明確體現。作為新自由主義者，哈耶克關注的是反對社會正義的概念，反對中央國家的所謂權力増長，反對限定或限制個人自主權的任何運動或政策。他所敵視的是集中於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傾向以及他認為這些傾向會對國家權力產生的影響。因此，這就意味著哈耶克會反對國家層面的社群行動而不反對地方層面的社群行動。當然，這要視個人理解“社群行動”的意思而定。在這種情況下我想提出社群行動的定義不只是社會(gesellschaft)的思想，即契約性關係且僅僅是實用性聯合體，而能被更充分地理解為共同體（gemeinschaft)的概念或基於共同價值和信念的聯誼共同體。這一觀點表示，作為古典自由主義者的哈耶克會反對允許國家即中央政府及其機構提出基於社群價值、規範、信念的有利於其公民的概念，換言之是社群主義者所提倡的一種共同體。哈耶克的意思並非反對圍繞地方層面的社群，因為這不會直接引起他對國家權力提升的警覺，而他認為國家權力侵犯個人自由。在這種意義上，哈耶克是堅定的哲學上的自由主義者（liberal),而不是自由論者(libertarian)。因此，作為自由主義者，他認為個人的權利先於社群所推崇的有益的生活，並且迴避任何社群主義的思潮，不管它是方法論的或規範性的。以哈耶克看來，社群主義對國家層面的公民權的構想會將政治推向極權主義的陡坡。另外，哈耶克在分類上反對，基於對超越防止貧窮的基本社會供應的兄弟情誼或夥伴關係的理解，從社群對貧困公民的義務或從對社群其他成員負責的方面來表達任何社會正義的概念。

　　總而言之，社群政治價值的集體主義傾向不管是作為對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分配性正義的支持、解釋，或是作為對國家層面公民權的描述，還是作為提倡善的某種概念的原因，都將違反構成哈耶克新自由主義哲學大部分的個人主義和消極自由主義。

　　在實際的政治中，撒切爾和梅傑領導的英國新右派政府對社群思想鮮有評論。在總結新右派主導的政治世界的時代精神時，撒切爾有很著名的一句簡短的話，其中說道：“……沒有社會這回事；只有個人和家庭……”這一聲明被理解為不只是新右派對於社群概念、社會責任、“兄弟情誼”的矛盾心理，還可以理解為所有保守主義思想流派的公理。這是不正確的，因為保守黨的政治思想中長期以來就包含有對社群和社會責任的描述。也許從迪斯累里（Disraeli)時期，但必然是受到由倫道夫?丘吉爾（Lord Randolph Churchill)在“托利式民主”（Tory Democracy)旗幟下領導的第四黨（the Fourth Party)的影響，保守黨人認為社會責任的對象是社群的絕大多數，尤其是社會的貧困人群，他們以此作為其政治任務的聲明。儘管人數少，但丘吉爾和他的同盟者為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留下了一份政治遺產，並轉而到了其子即未來的首相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手中，這份遺產的影響一直延伸至二十世紀。格林利夫（Greenleaf)準確地描述了 “托利式民主”對十九世紀晚期保守黨的影響：“當然，托利式民主的思想有很多並沒有在保守黨圈子裡引起廣泛的支持。而且，在索爾茲伯里（Lord Salisbury)懷疑主義的支持下也許不能期望什麼，因為他的態度類似於蒼白的、消極的迪斯累利主義……然而在倫道夫離開以後，激進的精神依然很強烈，正如托利黨改革聯盟（Tory Reform League)等組織的活動。”約瑟夫?張伯倫以他的社群主義政治理念而言，可以說是他那一代中最激進的保守黨政治家。他在自由黨支持的新自由主義發展壯大之前原本是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格林利夫指出，張伯倫“……正視一個新的有先進綱領的激進政黨形成，取代舊的自由主義，這個政黨有能力處理工業化和民主發展引起的社會問題”。

　　儘管如此，張伯倫由於不同意格拉德斯通（Gladstone)關於愛爾蘭地方自治（Irish HomeRule)的立場，轉而支持對方，他成為保守黨席位中贊成社會改革的強有力的代表人物。格林利夫進一步說明，張伯倫的政治觀點要求他站在以國家為中心的立場對待社會問題，政府代表整個社群工作。格林利夫指出，張伯倫的激進的關於公共義務與社會企業的托利式理念集中關注改善貧困人群的生活，這與古典自由主義對國家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本章提出，“社群主義的保守主義”這個詞很適合描述某種家長式保守主義，強調社群責任與社會義務，而且這很明確是保守主義內的一個思潮，自20世紀中期以來15,尤其是70年代之後就黯然失色了。

　　社會民主主義的社群概念

　　R. H.托尼在工黨運動歷史上被視作倫理社會主義的靈魂人物。工黨內對立派系的很多成員也會承認他對其政治思想發展具有指導性影響力。在工黨運動中，托尼的著述是認同社群價值的，或用他常用的詞“聯誼”（fellowship)，但乍一看托尼關於政治思想的著述似乎充斥了不平等問題和由貧窮導致的自由缺失。正因此，有時很難發現對社群所做的明顯、確切的討論。儘管這樣，一旦讀者研宄過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他的《札記》(Commonp/ace Soo女),那麼很清楚的是托尼的社會主義是他基督教聯誼的理想。他認為所有人是平等的，因為造物主上帝在道德價值上使他們平等，並以此為目的本身，他的這種態度貫徹於他的作品中。

　　以下格林利夫的評論揭示出他的社會主義的神學秩序：“……托尼對社會主義的看法絕不可能從根本上強調效率，或是完美社會機器的對稱，或者甚至是充裕。毋寧說其強調的不可避免必然是精神或倫理上的，強調基於人類聯誼的社會關係的正確秩序。”這段引文很恰切地揭示出托尼對社會主義的基督式的理解以及因此而產生的社群或基督聯誼的理想。平等或者更大的物質和社會平等在某個方面是托尼追求的價值，儘管事實上他的社會主義目標是更大的個人自由和更社群式的社會。格林利夫將托尼給予個人更大自由與鼓勵建設更為博愛的社會這一目標視為，社群鼓勵並授權個人發揮他們的潛力，在更為平等主義和道德的社群中成為積極的公民：“他的理想是，在比他所批判的環境更為富足、特權更少的社會環境中的聯誼、參與性的公民權以及個人自我發展的漸進過程。他所關注的不是建立規整的社會制度，而是基於真正的道德原則在社會關係的適當聯繫中釋放人們的能量和潛力。”與新工黨相似，托尼將降低物質與社會不平等視作使社會同時更加自由、更加社群的最有效的方式，而且托尼認為能夠實現他的目標的主要媒介即是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者所提倡的社會媒介，也就是教育。格林利夫著重提出了支撐托尼強調學習的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學校教育及其質量在維持托尼所強烈批判的階級差距中起著實質性的作用。另一個原因是，如果社會以托尼所希望的方式轉變，那麼將涉及從根本上改變社群中所有組成部分的看法，涉及貪婪性、競爭性的態度轉變成以聯誼、合作、互相理解為特徵的態度，從而權利的維護將與責任的實現相適應。而就每一點考慮來說，教育是至關重要的。”本章還認為，托尼意識到並提倡這樣的觀點，諸如更大的個人自由和更為社群式的社會等，他的這些目標只有在英國社會降低或結束作為其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特徵的貪婪性和自私的個人主義之後才能實現。作為聯誼的社會主義這一潛台詞蘊含在托尼的一本飽受讚譽的著作《平等》此//ty)第一章的這一段話中：“所有這些思想家所著重強調其合適性的平等不是能力或學識的平等，而是環境、體制和生活方式的平等。他們所譴責的不平等不是個人稟賦的不平等，而是社會和經濟環境的不平等。他們關注的不是生物現象，而是一種精神關係以及基於此的行為。簡言之，他們的看法是，因為人類是人類，所以社會機構一一財產權、工業組織，以及公共衛生和教育制度應當被計劃得儘可能強調、加強使他們聯合的共同人性，而不是使他們分開的階級區別。” 然而，如果R. H.托尼有原則地信奉社群作為他的核心政治價值理解為信奉基督聯誼最為準確，那麼與他同時代的、工黨第一任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則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他有原則地信奉社群。富特指出，拉姆齊?麥克唐納的社會主義是基於社群的概念，是准科學的、進化的：“麥克唐納將社會主義的有機共同體對立於現存的事態，即根據總體的利益進行協調、管理不同的功能。在這樣的共同體中，真正的個體性會繁榮起來，因為每個人都會融入先進的整體，會為這個整體而工作。正如在生物學中，個體的細胞通過整體具備功能與個體的存在，因而在社會中，不同的階級和人會在整體中具有社會功能和要扮演的個體角色。” 23麥克唐納的社群主義社會主義較少地基於傳統的基督教價值，更多的是基於達爾文進化論的理念。他認為，社會主義的中心是關於作為整體的社群，而非代表某個特定階級或利益團體（例如工會）所做的長期鬥爭。麥克唐納想要工黨的社會主義將工人階級提升至社群中完全意義的公民。大衛?馬昆德在他所著麥克唐納的傳記中引用了麥克唐納1903年所寫的一篇文章，其中明確提出：“如果新的工黨運動只是工會主義者用他們的政治權力為了純粹的部分目的進行的一次嘗試……那將威脅作為公共生活榮譽標誌的所有品質……政治中的工會主義對自身的認同必須比工會的產業需求更高更廣。它必須將這些需求建立為一套國民福祉的體系；僱傭勞動者必須成為公民；工會必須成為經濟正義的守護者。”以上的引文只是給出了一個印象，一個簡略的關於麥克唐納如何看待社群價值的印象。

　　這確實意味著麥克唐納從倫理而非基督教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得出的是一個被積極遵循的原則。麥克唐納和托尼是愛德華時期（Edwardian era譯者註：愛德華七世在位時期，即1901至1910年）工黨的重要人物，然而我們能看出他們對社群原則的概念化有何區別。在某些方面二十世紀前半葉可以被看作英國工黨運動中社群主義社會主義的全盛時期或頂峰，據此可以認為二十世紀後半葉，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基於社群主義沒有什麼進展，直到新工黨出現。現在我們將轉而討論世紀中葉的英國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

　　在安東尼?克羅斯蘭開創性的社會民主主義著作《社會主義的未來》一書全部二十五章中，沒有任何一章是關於社群原則的。本章想論證，二十世紀中葉社會民主主義的典範思想家選擇在他的著作中忽略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價值之一，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克羅斯蘭的作品專注於創建基於對更大的經濟和社會平等的社會主義模式。在第三章中詳細探討了，克羅斯蘭是蓋茨克爾派的修正主義者，而在20世紀50年代，在工黨中蓋茨克爾派被捲入與比萬派的“大論戰”，辯論工黨應當採取什麼方向和何種哲學途徑。克羅斯蘭和修正主義者一樣，認為社會主義不是關於任何具體的政策行為，如國有化，而是關於政治價值，以及他認為最重要的是結果的更大平等，這個價值比其他任何價值都能團結社會主義者。25因此，克羅斯蘭的任務是寫一部修正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教科書，而這本書的中心是更大的平等這一政治價值。這是克羅斯蘭的著作首要關注平等而對社群價值不做任何評論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大衛?利普西（David Lipsey)認為，克羅斯蘭不是一個非常重視社群價值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因為他看不出此價值與當代有何相關。下列加著重號的文字強調了這些觀點：

　　“關於博愛，克羅斯蘭持不可知論：‘不是因為我認為其內容不重要，而只是因為我發現不可能就其與當代狀況的相關性得出確定的結論。” “他早前對收入政策的懷疑一一最初與工黨中左派相聯繫的政策一一轉為對之富有激情的支持，作為使過多的個人要求從屬於整體的社群要求。然而這個轉變僅限於此，.因為克羅斯蘭從未停止關注，以免社群精神的過度會對隱私和個人自由造成無謂的靑。”第三，也是最後一點，克羅斯蘭的時代是自由主義的時代，尤其是一個在法律、社會、個人生活領域內自由化的時代。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發生的社會和道德變化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幾年裡也是不可思議的。如推論所得出的那樣，社群概念的缺失部分是因為這是個人權利的時代，工黨內的進步左派認為這需要進入社會議事日程，因為英國社會是特別保守的，根據階級、性別、單一道德傳統進行分層。與克羅斯蘭著作中缺失社群有關的另一個因素是，他的自然傾向是自由主義而非社群主義。他的社會民主主義儘管有時會在他的著作中被混淆，但它是關於通過更大的物質和社會平等給予個人更大的自由。一些社會民主主義者既想要更大的個人自由和更大的博愛，但這裡可以看出克羅斯蘭只是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因而對社群概念抱有懷疑態度，甚至有時是直接質疑它的。克羅斯蘭對社群的觀點與托尼?賴特（Tony Wright)在當代對社群價值的社會民主主義觀點形成鮮明的對比。對於他來說，社會民主主義意味著：“……我們共同身處其中，社會不會只被理解為（不論是道德上還是經驗上）彼此割裂開的個人組成的大漩渦，而是理解為植根於社會關係和義務的緊密結構並能制定共同目標的道德共同體（moral community)。關於這個沒有什麼統一單調、壓制不同或是引人懷念過去的地方。”帶著這種當代的社會民主主義社群概念，我們繼續討論其在新工黨的政治哲學中的重要性和作用。

　　新工黨的社群概念

　　雷蒙德?普蘭特、哈里?萊塞（Harry Lesser)、彼得?泰勒-顧柏（Peter Taylor-Gooby)認為，“社群”的概念在其意義上存在大量含糊不清之處。30 “社群” 一詞可供使用的大量描述都充分地佐證了這一點：“按照傳統，這個詞是用來指地區（locality);利益群體；團結一致的系統；對彼此具有重要性的群體；以道德認同感、共同信念、共同權威或種族完整性為特徵的群體；以歷史延續性和共同傳統為標誌的群體；其成員以某種整體的方式（與作為特定角色、功能或職業團體相反）聚集的群體；以及最後，職業、功能或部分的共同體。”因此，對於普蘭特和泰勒-顧柏，問題的關鍵在於闡明對“社群”一詞的理解。安德魯?梅森嘗試這個任務，他認為“社群”最好被理解為兩個不同的概念：“普通概念”（ordinaryconcept)和“道德概念”（moralized concept)。普通概念是人的聯合（an association of people)以區別於人的共同體（a community of people)。梅森認為組成普通概念的是：“……這樣的人的群體，他們共有一系列價值、生活方式，認同於該群體及其實踐活動，並彼此認知為該群體的成員。”梅森將群體（group)定義為個人的集合，這些個人行動或合作以實現其目標，或者有共同利益。他承認他對“普通概念”的描述並未概括出確定群體有資格成為社群的必要和充分條件。3“道德概念”涵蓋了 “普通概念”的特徵，但還包括兩個額外的組成部分：“第一，其成員間必須團結。‘團結’是個有多重意義、含糊不明的概念，但在我所指的意義上是相互關心：從最低程度上而言，這意味著成員間必須在實際理性思考中些許以非工具性的角度重視彼此的利益。第二，決不能有制度性的剝削與非正義。”從對社群的兩個概念的簡要區分，我們可以說，梅森的“普通概念”是社群的“單薄”概念，與此相反，“道德”概念則是社群的“厚實”概念。換言之，“普通概念”是具體描述性的，而“道德概念”則是內在規範性的。“普通概念”嘗試解釋一種類似以群體形式存在的個人聯合的社群。解釋是基於經驗的斷言，更低程度上是基於規範性的斷言，並且藉由“道德概念”這解釋主要是（儘管不完全是）基於規範性的斷言，並且包括了對團結的說明，這意味著成員間更為緊密的倫理關係。

　　社群是定義新工黨的主要哲學價值之一，並指示其現代化的社會民主主義。本章認為，新工黨的社群概念可按照梅森所描述的“普通”與“道德概念”理解；有時既是“單薄”的也是“厚實”的社群概念。工黨使用“普通概念”時是在談論地方層面和地區層面的社群以及提出向地區分權（包括下放權力）能夠使有共同目標、屬於國家特定地理區域的人群能夠更大程度上決定他們自己地區的政治。“道德概念”則與新工黨所提倡在國家層面推行的社群主義公民權相一致。它想讓所有公民受到其平等權利和對彼此所負責任激發促進。這意味著由社群作為“聯誼”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理念衍生出的互惠互利與互相關心的休戚與共的道德規範。例如，工黨的新“第四條”想要創造一個具有“團結、寬容、尊重”的社會。這不只是個人的聯合或共有一些價值觀念或為了某些利益為合作的人，它承載著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想在所有公民身上培養的倫理規範。

　　如普蘭特、萊塞、泰勒-顧柏所指出的，社群是個含糊不清的概念，能存在於不同層面。

　　譬如，新工黨所信奉的社群價值大多是對於國家層面的社群的承諾。這既涉及公民權的社群主義概念，強調對社群的責任，也涉及社群內的個人權利。社群的另一個層面是區域性社群。

　　新工黨對特定區域內的問題表現出興趣，成立區域發展署（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即是明證。另外，特別是副首相約翰?普雷斯科特對地區議會（regional assembly)所做的討論突出強調，英國的區域是文化、社會、經濟共同體（社群)，能夠得益於更大的權力下放以及區域性地關註解決問題與公共服務管理。社群的更深層面是地方層面的社群。新工黨通過其財政分權項目“社群新政”（New Deal for Communities)推行其地方層面上的社群概念。據阿維內里（Avineri)與德夏里特（de-Shalit)的觀點，社群主義的社會哲學可以從兩個分開的領域理解。第一，可以從哲學的層面理解、詮釋、提倡，利用其對自由主義在方法論上的批判；第二，從倫理層面批判純粹自由主義社會的規範性結果。如此，社群主義就同社群的價值一樣似乎難以定義而含糊不清。例如，魯特?萊維塔（Ruth Levita)指出，社群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哲學，可被賦予不同的形態變化。本章認為，社群主義的一種有助於理解新工黨對社群所做詮釋的形式是當代的美國社群主義。

　　一些評論者認為，當代美國社群主義思想對新工黨，尤其是對首相的政治思想有所影響。2阿米塔伊?埃齊奧尼可以說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當代美國社群主義運動的主要人物。埃齊奧尼在承認前輩社群主義政治理論家如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 、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 、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 等人（尤其是在整個80年代）的影響的同時，認為他們有別於“新社群主義者”，後者是與《有效社群：權利與責任》期刊相聯繫，並且主要是有關：“……個人權利與社會責任之間、自治與共同利益之間的平衡問題……”埃齊奧尼推行的社群主義類型是民主運動式的社群主義，尋求就美國社會中權力與責任失衡發表言論。它不否認國家和市場作為社會兩個首要部分的作用，但它僅僅推崇社群的作用，不管是家庭、社區、志願者和宗教組織還是更為寬泛的任何因共同的價值而聯結在一起的群體。這與新工黨對聚合性社群的強調相似。例如，托尼?布萊爾在他的費邊社小冊子《第三條道路：新世紀的新政治學》中概括了他所信奉的社會中社群的價值。他認為：“強大的社群依賴於共同的價值與對公民權利與義務的認可一一不只是納稅與服從法律的義務，而是有義務將孩子養育成為合格、負責任的公民，並支持國家所雇用受此任務的人（如教師）。過去，我們傾向於將這些義務視為理所當然。但在它們被忽視的地方我們應當毫不猶豫地鼓勵履行這些義務乃至強制實施它們，如我們正在尋求主動實行學校與家長之間的‘家庭-學校合同’（home-school contracts)”此外，埃齊奧尼沒有天真地認為所有社群在道德上都是等價的或良善的：“社群並非自動地或必然是有道德的地方。許多同類的傳統社群如果不是大一統的，都是獨裁且壓迫的。而且一個社群會鎖定在一套你會認為令人厭惡的價值體系中，比如在南非白人的村落中私刑絞死是合法的。”這種形式的美國社群主義的立場是介於分隔社會保守主義者與自由論者的道德與哲學分水嶺之間。埃齊奧尼認為，社會保守主義者在道德上優先考慮社會秩序，類似於自由論者在道德上優先考慮自治。53他斷言，社群主義者與社會保守主義者之間的區別是，社會保守主乂者：“……更關注秩序，而較少將自治作為首要的道德予以關注，他們有更為普遍且一元化的規範性議事日程，相較於依靠道德意見（moral voice)倡議價值的最終實行，他們更傾向於依靠國家。”至於自由論者或者個人主義者，埃齊奧尼認為，他們聲稱自治是西方社會的核心道德，因而不能以任何方式受到某種社群的或社會的“利益”結構否定或者侵犯。55這類似於撒切爾與梅傑政府的新自由主義哲學對社群、社會合作及集體行動的沉默態度。新自由主義哲學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將個人置於優先地位，對於個人的社會責任刻意沉默。德賴弗與馬特爾人文社群主義政治思想為新工黨提供了除新自由主義外可供選擇的社會哲學。

　　埃齊奧尼概括出自由論者為其自治觀辯護所採用的典型參照標準：“主要參照的是法定權利與不受政府干預的自由。並賦予個人生命獲得保護以及控制、使用其財產的權利特別的重要性。”在英國，因工黨運動與大多數工黨議員的社群主義本能己經消失，新工黨意欲重新塑造與社群主義左派方式相一致的社會政策規劃。在工黨中，一種強調個人權利而非財產權利的自由主義成為社會理論處理方式中的主導，因而個人和社群的責任被降級了，如果還未完全摒除，個人權利受到了青睞。新工黨的社群主義政策包括，針對年輕違法者的嚴厲量刑，但帶有教育與改造工作，還包括充斥暴力的社區的青少年宵禁，但帶有政府資助的青年項目。

　　另外，還有給予個人獲得一定時期的國家福利金的福利工作項目，並期望個人通過數個選擇中的一個來為他或她的未來承擔責任，這選擇包括再培訓或再教育、志願者工作、環保項目或有組織的工作安置。

　　此外，埃齊奧尼認為當代的社群主義者意識到，需要一幅更新的哲學地圖了，因為諸如左與右、保守與自由這類術語經常在當代的討論中得不到恰當的使用：“在這一端我們看到極端的獨裁主義者（如道德多數派（Moral Majority)與獨立之鐘(Liberty Bell))。他們強烈要求，通過從學校禱告到強迫婦女待在廚房等措施將他們所信仰的道德立場強加給所有人。在另一端我們看到激進個人主義者(如卡托研宄所(Cato Institute)中的自由論知識分子；公民自由論者，尤其是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以及自由放任保守主義者），他們認為如果個人全由自己追求其選擇、權利、自身利益，那麼將皆大歡喜。我們認為自由的個人需要社群，這能支持他們抵抗國家的侵犯，並通過親朋鄰里及其他社群成員溫和的敦促維護道德，而不是以政府控制或對權威的恐懼為基礎。”埃齊奧尼說，他的社群主義模式既不是保守主義，也不是獨裁主義，因為他信奉性別平等與非強制性的社會控制方式。例如，埃齊奧尼提議的改革中有一些包括了増加無償工作，如撫養兒童和養護老人65,還包括“同階婚姻”（peer marriage)，從而夫妻具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且在分工由個人因素決定66的情況下，公司須提供帶薪探親假，並為父母中的一方保留額外兩年的工作崗位。67此外，一系列公共和社會服務分散至由志願非盈利組織運營的社群作為第三部門，這往往能以有效且相當合適的方式滿足特定社區的需要，同時節省開支。這些提議是許多社會民主主義者都會歡迎的想法，大公司承擔更大社會責任與國家對無償養護的資助相結合，以及提升女性權利與兒童保育結合，必然是當代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活動議題。美國社群主義的批評者，如萊維塔，不公正地將埃齊奧尼歸為保守主義者一類，因為他提出，理想情況下雙親家庭較單親家庭更利於撫養子女，因而應當提倡婚姻。埃齊奧尼並未將任何有關婚姻的宗教立場置於道德的首位，但他認為己婚父母的子女遭受教育和社會問題的幾率小於未婚或離婚父母或繼父繼母的子女。70在這個討論中，埃齊奧尼的觀點可被定性為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因為他認為雙親能夠共同承受撫養子女的負擔。因此，將他的社群主義模式歸為保守主義一類站在萊維塔的立場上明顯是極其錯誤的判斷。儘管如此，萊維塔公允地表示，要求遵從社群價值而產生的社會和道德壓力一定程度上是強制性的，並且確實有其社會後果。這些後果包括否定以至排斥，試圖懲罰違反者，以威懾和預防未來有可能發生的違反行為。埃齊奧尼應當承認，他的社群主義模式確實使各種形式的強制合法化了：“論證這種社會壓力，包括排斥，不是強制性的，這事實上動搖了埃齊奧尼自己的觀點。如果社群要依靠道德壓力來維持社會秩序，那只有針對潛在異議者產生某種強制性的影響，這才有可能。於是出現了 ‘誰有權力施行他們的標準’這樣的問題，也出現了通過非正式機制確保執行過程公正、公平、可問責過程中的困難。”然而，這種方式在道德上有何不對？埃齊奧尼否認這種類型的強制固然不對，但萊維塔將其等同於專制主義也不正確。社會的否定乃至溫和的排斥在各個社會形態的社會生活中每個階段都會發生。從粗暴的小霸王不被邀請參加兒童聚會，到酗酒的父親在家人面前喝醉，與所有人都爭吵，得不到鄰里、同事、朋友的尊重，這些做法都可用作社會強制的形式，但正是“強制”（coercion)這個詞，帶有政治色彩，嚇壞了一些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半點“強制性”的人。

　　本章認為，新工黨重新發現了社群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價值，一部分可以根據社群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原則理解為“聯誼”，這為資深新工黨政治家（包括布萊爾、斯特勞、布朗、布倫基特）所提倡72, 一部分可以根據當代美國社群主義運動對其進行理解。喬西?哈里斯(Jos6 Harris)評論認為，新工黨關於社群價值的思想類似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工黨的思想，那些類似“博愛”的概念與聯誼在二十世紀中葉的社會民主主義中丟失了。她說：“愛德華時代對‘責任與公民權’的關注被世紀中葉的技術官僚文化排斥在一邊，通過許多新工黨的文件引起共鳴，正如愛德華時代關於福利與工作、懲罰與欺騙之間相互關係的理念。儘管關於道德由什麼組成的理念己然面目全非，但早期的工黨派必定會贊同新工黨的觀點，即政策應當是‘道德的’，公民應當是‘良善’的。”這個觀點重要是因為它支持了本章早先概括的論點，亦即，儘管社群的價值在二十世紀前半葉是英國社會民主主義的關鍵組成部分，尤其是在愛德華時代源起於麥克唐納和托尼等人，但它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卻在很大程度上被遺忘了。這是因為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由個人的和社會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思潮主導。另外，社會民主主義者在經濟方面主要關注

　　的是個體工人的位置問題，他們遭受的不平等，以及降低這種工資不平等的補救方案。社會領域內的個體思潮，與之相關的是，改善女性在工作場所的權利狀況，保護殘障者與少數族裔的權利，消除對同性戀生活方式強加的罪名和污衊，同時改變反對同性戀行為的法律。所有這些問題，常被歸類為滑向“縱容社會”（permissive society)的趨勢的一部分，是與英國的左派，工黨有關的，是與傾向自由主義的而非社群主義的社會哲學有關的。對20世紀50到70年代間克羅斯蘭派的修正主義者來說，社群的哲學價值在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整個範圍內鮮有提及。更大平等的價值占據了舞台中央，並耗費著圍繞社會民主主義原則的哲學討論，直到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者重新將其與他們在社群主義框架內對現代社會民主主義的觀點聯繫起來，這一狀況才得以改變。

　　民主與公民權

　　如上所述，新工黨對公民權的社群主義解釋包括了地方、地區、國家層面的理念。通過從政治中心分散權力，更大的民主化成為新工黨對地區層面上公民權的議程中的關鍵思想。

　　這包括，抱著最終形成地區議會的理念，為需要的地區建立區域發展署，將權力分散至英格蘭的各地區。這還包括了權力下放至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以及倫敦。因此，新工黨的章程現代化，尤其是將權力下放至地區層級，被一些工黨評論家看作近兩個世紀來最為激進的改革，並不稀奇。其他人認為，這是新工黨執政期間最為重要的改革。75新工黨繼承了約翰?史密斯領導的黨章改革項目，而將其視作僅僅為了贏得選票的實用策略是不準確的，尤其是在1997年威爾士公民投票中只有51%的選民選擇支持設立威爾士地方議會（WelshAssembly),因而這不能被認為是為了拉選票，因為其並未明顯贏得選票。這樣，承諾權力分散，尤其是權力下放的政策存在於布萊爾政府。

　　權力分散的目的是，要求中央政府向地區開放，以威爾士的情況而言，也就是公國(principality)，還要求提升政治決策過程的民主化程度。民主化是公民能夠對政策有更大的發言權，這些政策通過自治市和城市議會選舉在地區以及地方層面上影響他們的生活，通過大選在國家層面上影響他們的生活。因此，從哲學上講，權力分散背後的動機對於提倡這一方式的人來說是雙重的。從個人的立場看，其意在通過給予公民個體投票權或對地區層級的政府就更為廣泛的問題提出抗議的權利，從而提高個人自由。從集體的立場看，能使有一些共同目標、同為國內某個地理區域內的公民群體能以與他們共同目標一致的方式決定他們地區的政治。根據梅森的定義，權力分散的這種集體方面的原因是社群“普通概念”的範例。

　　對於工黨的權力分散方式有可能存在的一種批判是，它並沒有一以貫之的國家哲學。

　　我們最多認為，新工黨的社群主義社會哲學認為社群無論是有共同文化利益和價值的個人所聚集的地區或是城市，它都有權利盡實際可能行使其民主意志。與此觀點相關的觀念是，不同的社群需要不同的立法方式解決特定的問題，這正是政府遇到困難的地方，因為某些原則(如全國服務平等原則）的普遍應用造成需求的多樣性根本無法計數。大衛?布倫基特為信奉平等概念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強調了對民族國家內權力分散的這一傳統批判：“是否對社群授權與向地方的民眾下放權力將導致不平等：導致結果的差別，勢必違背我們的面向所有人的社會平等這一核心原則。換言之，不同的社群，其做事情的方式也會不同。”布倫基特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者需要將他們對社群與權力分散的價值信念與社會正義聯繫起來。他認為，當分散了的權力得以成立，社群起到重要作用時，社會正義就會得到改善，但他指出一些不平等，諸如生活機會、社群資產的不公正分配與犯罪和反社會行為的高發，這些都是不能允許的。80儘管如此，在考察權力下放如何影響社會民主主義對平等（尤其是全國的服務平等）的關注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提出一點，新工黨沒有出現來落實任何防止此類不平等現象發生的應對措施。例如，小學和中學教育以及醫療服務沒有受到權力下放的顯著影響，蘇格蘭議會和威爾士議會己經取消大學生學費，然而英格蘭的大學生仍在繳費。

　　這是在大學部門對英格蘭學生的一種形式的服務不平等。再例如，對於所有威爾士領取退休金的人員，威爾士議會頒發免費公交通行證，然而英格蘭的領取退休金人員則沒有這種權益。

　　同樣，這也是對於特定公民群體在公共交通服務中平等的差異。因此，新工黨對權力分散的態度，尤其是對權力下放的態度，影響著其對服務與權益平等的承諾，也許相比全國範圍內有關威爾士領取退休金人員免費公交通行證以及蘇格蘭學生的免費高等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他們更關心其他實質性福利權益和公共服務。

　　權力下放和分散過程中的另一個問題是多樣化的選舉制度由不同的選舉機構落實到位。

　　在蘇格蘭議會、威爾士議會、倫敦議會（Greater London Assembly)選舉中使用聯立投票制(Additional Member System)。在北愛爾蘭議會選舉中使用單記可讓渡投票制（SingleTransferable Vote)歐洲議會選舉使用當前由政黨組織的地區名單（Regional Lists)倫敦市長選舉使用非正比増補性投票制（non-proportional Supplementary Vote system)。投票制度的這種多樣化意味著給予公民個體與地區社群更大的政治決策自治權。不管結果的性質是政治的、選舉的還是經濟的，多種結果都是權力分散的總結果的一部分。

　　新工黨對社群主義公民權的表達也包括了志願部門的作用。在全國志願組織委員會(TheNational Council for Voluntary Organisations, NCVO) 2000 年年會上，戈登?布朗將志願者行為與社群價值聯繫起來：“你們的努力體現了運轉中的社會、行動中的同情心、處於最好狀態的社群一一正如某人曾說的，使得‘鄰居’一詞成為不只是地理意義上的詞，而且也是倫理意義上的。”由慈善機構和非營利性組織組成的志願部門是公民社會的中堅支柱，可以理解為社會三大部門中除國家和市場之外的第三大部門。志願部門在目的和手段上多種多樣，但可以列舉五個具體的特徵來定性志願部門的作用。第一個是，很多慈善機構通常在建立之後都基於社群的法案得以延續。國家以普遍供應服務為主要考慮，私有部門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是營利，與此兩者不同，志願部門是關注社群的。與這種方式相關聯，對了解地方情況帶來了優勢，所提供的服務是特別為滿足特定社群的需要而定製的。國家作為中央分配的中心，經常在建構服務以滿足地方需求的時候不夠細緻成熟。因而，志願部門是基於社群的，並且很了解地方的情況，所以它必然表現出更強大的創新能力，因為人們有不同的需要，而這些需要是會改變的。由於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國家也處於這種狀況，但志願部門往往顯得對社群生活的特色反應更為強烈，因為它們由當地公民領導，而他們是理解其他公民變化著的需要的。在市場中，私營公司通常由於競爭的壓力和失去顧客的風險而具有創新性，顧客需要多種多樣的產品和服務。志願部門的另一個特徵是，其名譽相比於尋求支持的政治家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人，志願部門獲有更大程度的信任。最後，志願部門更少地受生產者利益主導，因其勞動的中堅力量是志願性的。個人並不關心使他們的薪酬或工作條件或養老金額度最大化。因此，其所提供的服務是免於那些“專業”問題的。人們志願因為許多不同的原因工作，但主要是出於一種“社群精神”的意識或者對鄰里和社群成員的利他主義。

　　似乎新工黨知道志願部門的特徵，同樣也知道政府與市場在提供某些地方的、基於社群的服務時的缺點，這些服務持續變化著，且需要高水平的信任和回應。在同一篇講話中，布朗認為，“舊工黨”與新工黨與志願部門的關係都是不對的，但新工黨更為充分地理解國家、市場與志願部門之間需要的關係標準：“過去，志願組織被夾在不必要的政治鬥爭中間。左派中的部分人將志願部門視為對政府應該做的事情的威脅……就右派來說，用志願部門為政府分擔其適當的責任。新右派試圖用慈善行動代替國家。民主選舉出的政府確實有責任確保公共利益得到促進，確保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得到支持，在人們民主投票認為服務必須提供的地方作出這一保證。但是政府必須意識到它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它必須與人中的極少數（thegrain of people)合作，公共利益的推進不總是需要公共控制……向前的方式是政府和慈善機構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以夥伴關係合作，基於認識到志願部門不是法定條文外的廉價備選，也不是躲避家庭責任的方式，這家庭包括延伸的家庭或社會。”然而，新工黨與志願部門的關係，以及它想允許慈善與非營利性組織來運營某些服務，因為他們覺得比由國家來做更完備，這引起了一些問題。第一，志願部門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通常被視作自治而獨立於政府的。而其與政府關係越近，那麼其獨立、由公民領導的聲譽，乃至其有效性都會受到質疑。第二，一些慈善機構在範圍上逐漸國際化，這有時候意味著它們在公共領域與政府競爭。達倫多夫（Dahrendorf)提出：“在根本意義上，所有慈善事業都是地方性的。志願給出的時間和金錢大部分是為特定地方特定的人而做事。儘管如此，如果地方法案是成功的，那麼它們就有増長的趨勢……一些慈善團體確實很大，如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或樂施會（Oxfam)，更不必說紅十字會。它們規模之大，即推動它們進入公共領域成為某些方面可與政府匹敵的重要角色。他們變得類似於半政府機構（Quagos, quasi-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達倫多夫指出，需要起草調節國家與志願組織之間關係的規則，並提到這己經以《英格蘭政府與志願和社群部門關係協約》的形式完成。另外，財政部對志願部門在執行公共服務中的作用的跨領域檢討試圖闡明政府與志願部門及其目標與規則之間的關係性質。84然而，志願部門的代表參與了跨領域檢討一些問題，諸如志願部門面臨的財政風險、要以不反映完全成本的價格提供服務造成的壓力，以及資金關係缺乏穩定性會造成組織機構在財政上變得脆弱，這些都是仍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對新工黨的社群主義的最好理解是，人們作為個人具有權利，因為他們是公民，他們的公民權確保他們有具體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法定權利。儘管如此，因為公民權是在社群之內，所以公民必須履行個人責任。例如，社群主義左派的解釋也許認為，人們作為公民對國家有守法的責任，對家庭和社群有致力於改善其所生活地方的生活質量的責任。例如，可以通過對犯罪與反社會行為積極地保持警惕來完成，也可以通過互助與針對在其社群內需要幫助的人的志願主義來完成。布萊爾和其他新工黨社群主義的領頭人物認為，工黨作為全民自由權利的政黨太久了，而沒有期待和表達個人作為公民具有的責任。

　　許多工黨議員也許會將自己描述為自由主義者，而不是社群主義者，但論爭並不只是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與社群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之間這麼簡單，因為大多數人信奉自由主義的權利與社群主義的責任。事實上，並不是彼此衝突的二分性（dichotomous)關係，但這作為區分個人、政治團體、政治派別的社會哲學的方式是有用的。也許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許多工黨議員視自己為自由主義者甚於社群主義者，乃至於視自己為“自由主義的社群主義者”或“社群主義的自由主義者”而非單一將自己定為自由主義者或社群主義者。

　　有人也許會說，設定一道不可調和的社會鴻溝的辯論是謬誤的，因為沒有自由主義者會忽視社群的重要性，沒有社群主義者會忽視個人的重要性。這樣的評價至少有些許正確之處，然而，這個討論是關於側重點的，它確實體現了社會理論中的一個明確的區別，而這個社會和道德問題上的同一區分在工黨中是能夠注意到的。

　　儘管如此，圍繞工黨的社會思想的重心回到了社群主義的立場。我們可以說，新工黨重新強調社會民主主義中的社群價值，是R.H.托尼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的重現，將其他政治價值視作並非目的本身，而是作為達到更為道德更為博愛的社會的手段。新工黨沒有向其現代化社會民主主義中輸入新的價值，而是重新發現了自愛德華時代之後就未被注意的一個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價值。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基本理念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一九九八年

　　Ⅰ.我們的意願

　　我們社會民主黨黨人，婦女和男子，努力為創建壹個和平世界與壹個永葆生命活力的自然界，為建立壹個符合人的尊嚴的、社會公正的社會而奮鬥。我們要保持值得保存的價值觀念，抵禦威脅生存的危險，並且鼓起勇氣通過鬥爭而獲得進步。

　　我們希望和平。

　　我們為創建這樣壹個世界而努力工作：

　　― 在這個世界中，各國人民都生活在共同安全之中，它們之間的衝突不是通過戰爭或軍備競賽，而是在為了實現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而進行和平競賽中得到解決，― 在這個世界中，通過壹種夥伴政策和壹種爭論文化來消除東西方之間的衝突，― 在這個世界中，歐洲所有民族都在壹種保障民主與社會福利的和平秩序中合作，並以南部民族的希望與和平為出發點，― 在這個世界中，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由於壹種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而獲得獨立發展的公平機會。

　　我們希望建立壹個世界社會，它通過壹種新型經濟而使我們星球上的人類和自然界的生命得到持久的保護。

　　我們希望實現男女社會平等，希望建立壹個沒有階級、沒有特權、沒有歧視、沒有排擠的社會。

　　我們希望建立壹個使所有婦女和男子都享有從事人道的職業工作的權利、壹切形式的勞動都得到同樣尊重的社會。

　　我們希望通過團結互助的努力實現所有人的福利，並進行公正的分配。

　　我們希望，文化在多樣化的表現形式中豐富所有人的生活。

　　我們希望在整個社會，包括在經濟界、企業、以及工作崗位上，都能實現民主，限制經濟權力，並實行民主監督。

　　我們希望經濟的基本決策，首先是在哪些應當增長和哪些應當萎縮的問題上，能以民主方式作出。

　　我們希望公民能參與技術改造，從而改善勞動和生活的質量，並減少技術風險。

　　我們希望建立壹個獲得男女公民政治熱情參與和支持的現代民主國家，它有能力實現社會目標，並且不斷根據新的任務進行變革和經受考驗。

　　僅僅延續以前的發展過程，是沒有前途的。

　　我們希望實現壹種不是以數量，而是以質量，以人類生活的更高質量為目標的進步。它要求首先在技術和經濟領域改變思維，改變方向，精心選擇和塑造。

　　世界越是面臨威脅，這種進步就越有必要。誰要想保持值得保存的價值觀念，就必須進行變革。我們需要這樣壹種進步，它能確保國內外的和平，保護人類和自然界的生存，消除恐懼並喚起希望。我們需要這樣壹種進步，它能使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自由、公正、團結互助。沒有這樣壹種進步，就勢必出現倒退。因此，我們社會民主黨人要同所有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壹道為實現這壹進步而努力。

　　Ⅱ.我們的政治基礎

　　1.基本經驗和基本價值

　　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所實現的自由、平等、博愛與它的誓言承諾相比，還是遠遠不夠的。

　　因此，工人運動提出控訴，要求兌現這些革命理想，即建立壹個所有人享有同等自由的團結互助的社會。這壹運動的基本歷史經驗就是，對資本主義進行修補是不夠的，必須建立壹種新的經濟和社會制度。

　　社會民主黨人繼承了 19 世紀人民民主運動的傳統，所以它希望做兩件事：民主與社會主義，即人們在政治和勞動世界的自決。

　　然而，他們的歷史未能擺脫缺點和錯誤：在第壹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工人運動使許多希望這壹運動能夠強制實現和平的人深感失望。這壹運動在涉及工人階級的民族任務與國際任務相互關係問題上發生了分裂。

　　此後，那些假託工人階級名義建立起壹黨專政的共產黨人，同那些致力於通過議會民主制的改良建立壹種更美好社會制度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分道揚鑣。那種自稱是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產生了，它曾經喚起人們的希望，卻又令人痛心地使這壹希望破滅。他們不是建立起人與人之間兄弟姐妹般共同生活的社會，而是建立了壹種特權官僚統治。這種統治既不能保障政治自由，也不能保障文化發展。

　　社會民主黨在第壹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首次承擔民族國家政府的責任。它表明自己是第壹個德意志民主制度的最可靠的支柱，並且開始建設民主的社會福利國家。社會民主黨曾經抵制、但未能最終阻止民族社會主義的暴力統治。社會民主黨在第三帝國時期付出重大的犧牲的反抗鬥爭，使社會民主黨人有權利要求對第二個德意志民主制度的建設深刻地施加自己的影響。與專制和恐怖進行鬥爭的經歷，使我們對於粉飾民族社會主義罪行的企圖和法西斯意識形態的重新復活保持高度警惕。抵抗運動深化了這樣壹條經驗：即使是持有不同信仰和不同基本政治信念的人，也能夠為同壹政治目標而共同奮鬥。

　　政治力量的對比，被低估的資本主義生命活力，還有社會民主黨人缺乏動員多數居民的能力，這壹切都阻礙了社會民主黨改革政策對於傳統經濟和社會制度的非民主基本結構進行深刻變革。大經濟財團的權力、資本所有者和企業經理所擁有的優勢地位雖然受到了限制，但並沒有被消除。收入分配和財產分配是不公正的。

　　《哥德斯堡綱領》從歷史經驗中得出新的結論。它把民主社會主義理解為壹項任務，即通過社會民主化、通過社會和經濟改革來實現自由、公正和團結互助。社會民主黨在《哥德斯堡綱領》中表述了自己長期以來就已經具備的身份，即它是壹個左翼人民黨。它將繼續保持這種身份。

　　社會民主黨曾經作為執政黨取得相當可觀的成就：擴大了企業男女雇員的權利以及男女公民的參與權利；擴建了社會福利國家，並消除了對壹些居民集團法律上的歧視。然而在這段時間裡，社會民主黨人也曾作出錯誤估計或者錯誤的決策；對於保障自然生存基礎缺乏必要的重視；反對極端分子的法令[1]與其說是消滅了，不如說是造就了我們對抗民主制度的壹批反對者。這壹期間的突出成就是：同東歐國家和解與保障和平。

　　在德國東部，1945 年以後蘇聯軍事當局和德國共產黨禁止迅速掘起為最強大政黨的社會民主黨的獨立發展。在欺騙、壓力和強制下成立了成為未來民主德國執政黨的德國統壹社會黨，在這裡，共產黨人濫用了在民族社會主義專政時代人們的迫切願望，即在民主革新的信號下消除工人運動的分裂。當時和在以後年代，很多社會民主黨人成為共產黨專政的犧牲者，許多人受到迫害、監禁，被剝奪政治生命，被迫離開民主德國，被驅逐到西伯利亞，其中不知有多少人死在那裡。

　　德國東部的社會民主黨被查禁長達 47 年之久，在這期間，“社會民主主義”成為壹種被緊張關注的意識形態敵人形象。但是，在柏林東部地區，直到 1961 年 8 月以前，很多男女社會民主黨人還在堅持黨的工作。

　　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它領導的聯邦政府從政治現實出發，通過它的緩和、對話和小步推進政策使得東西德國的邊界變得容易滲透，並為民主德國的男女公民擴大國內的自由活動空間作出了重要貢獻。壹黨專政和官僚化的計劃經濟證明自己並不能把民主德國的國家和經濟引向壹個有保障的未來。1989 年 10 月 7 日東德的社會民主黨人重新建黨，他們向德國統壹社會黨的無限權力提出徹底挑戰。他們在民主德國革命運動內部最先決定支持實行議會民主制度，這就為從內部瓦解德國統壹社會黨的國家制度發出了關鍵性的信號。

　　經濟上也嚴重失常的共產主義世界體系由於 1989 年中東歐國家的革命運動垮台了，對於 20 世紀下半葉的政治具有深刻影響的東西方矛盾對抗消失了。由於共產主義世界體系的終結，民主自決權才有可能在民主德國實現，最後，德國男女公民的自由決策結束了德國的國家分裂。

　　東德的社會民主黨人幫助德國歷史在和平革命中實現了轉折；他們對於統壹的成功實現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以自己在專政下的艱難經歷、沉靜而頑強的鬥爭精神、令人可信的新開端，豐富了整個黨的精神財富。自從 1990 年 9 月 27 日以來，德國社會民主黨再度像壹百多年前成立時它所希望的那樣：成為整個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

　　1990 年以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統壹成為消除德國分裂後果的重要工具。它的任務就是減少繼續生效的社會不平等和經濟不平等。為此需要團結互助的努力和共同意志的形成。為東西部所有德國人創造同樣機會，這是我們黨的基本原則賦予我們的應盡義務，我們黨是壹貫支持實現為所有人服務的法律和社會公正的。

　　作為國家和政黨的共產主義在歐洲已經成為過去。工人運動曾經分裂為兩個相互敵對的主要流派：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這種分裂的後果也對 20 世紀產生了很深的影響。共產主義的失敗證實了社會民主黨人的基本信仰，他們在反對共產主義的鬥爭中堅決維護了自己的信仰：建立壹個自由、公正和團結互助的社會制度的目標將永遠是無法與作為政治社會平等前提條件的人權保障截然分開的。民主社會主義者決心在民主和人權基礎上實現壹個美好的社會制度，這也已經被證明是壹條走向未來的正確道路。

　　首先是中東歐民主改革運動，後來壹部分共產黨人也對上述思想承擔了義務。他們中的壹些人建立了新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他們把社會黨國際看做是自己的政治家園。社會民主黨人歡迎這個目前還沒有最終完成的轉變，並且推動它繼續進行下去，如果這種變化是與真實可信地同壹黨專政的國家共產主義的歷史政治遺產劃清界限結合起來的話。

　　我們男女社會民主黨人引以為驕傲的是，我們繼承了這樣壹種運動的傳統，即它從未給我們的人民帶來戰爭、壓迫或暴力統治，而是使毫無權利的無產階級變成自覺的國家公民。

　　社會民主黨從它存在之日起就堅持爭取和平與國際主義合作。在這期間，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的國際主義已成為惟壹能夠承擔起責任的現實政策。

　　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植根於我們的歷史。今後它們也將是我們改革政策的基礎。

　　我們的歷史淵源

　　具有各種不同基本信念和信仰的人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進行合作。他們的協調壹致是以共同的基本價值和相同的政治目標為基礎的。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淵源來自於基督教、人道主義哲學、啟蒙主義思想、馬克思的歷史和社會學說以及工人運動的經驗。婦女解放的思想早在 19 世紀就已被工人運動接受，並且得到進壹步發展。我們用了壹百多年的時間才使上述這些思想能夠切實地發揮作用。我們歡迎並尊重個人的基本信念和信仰。決不會讓它們屈從於黨的決議。

　　我們關於人的概念

　　不論我們如何解釋人的尊嚴，它都是我們行動的出發點和目標。聯合國《人權宣言》開頭的第壹句話對我們所有人都適用：“人生來是自由的，並享有同等的尊嚴和權利。他們天生富有理智和良心，應以兄弟般的情誼彼此相待。”

　　我們共同把人理解為是具有理性和自然性的人，是具有個性和社會性的人。人作為自然界的壹部分只能在自然界之中，並且同自然界壹起生存。人的個性只能在與自己同胞組成的共同體中得到發展。

　　人並非註定要成為好人，也並非註定要成為壞人，他們都有學習的能力和運用理智的能力。因此，民主制是可行的。人可能會犯錯誤，誤人歧途和倒退到喪失人性的狀態。因此，實行民主制是必需的，由於人是開放的，並且具有各種發展的可能性，因此，關鍵取決於他生活在何種環境之中。因此，建立壹種新的和更好的、對維護人的尊嚴負有義務的社會制度，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人的尊嚴要求每個人能夠在同其他人合作共處中自己決定自己的生活。婦女和男子應具有同等權利，並且彼此和睦相助。壹切人都有責任創建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條件。人的尊嚴的獲得，不取決於他的成就和功利。

　　人權

　　我們對實現人權負有義務。國家和經濟應為維護人和人的權利服務，而不是相反。

　　要使人權得到充分實現，就需要對自由權利、政治參與權利和社會基本權利給予同等保障。這些權利不能彼此替代，也不應被用來相互排斥。集體權利應有助於個性的發展。

　　只有在自由權利得到保障和運用的時候，人們才能作為自由人、平等人從事生活和實行民主。只有在實現社會基本權利的時候，才能對所有人的自由權利和政治參與權利給予重視。只有在自由權利和政治參與權利得到尊重，從而允許進行自由的意見爭論和積極從事政治活動的時候，人們才能真正享有充分的吃、住、工作和接受教育的權利。只有共同實現所有這些人權，才能實現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

　　所有人都有保持自己的祖籍、風俗、語言和文化的權利。確定壹種同聯合國的人權相協調的少數民族權利是必不可少的。

　　我們對政治的理解

　　政治是人們進行共同生活的壹個必要範疇。它並不局限於國家機構。當人們傳播或者隱瞞信息的時候，當意識和生活環境發生變化的時候，當人們形成意見、表達意願、行使權力或者代表某種利益的時候，都是在從事政治。

　　政治行動應該是有限度的。超越了限度就不能不對個人和社會造成危害。錯誤與罪過，疾病與災禍，痛苦與絕望，過失與失敗，即使在壹種自由人和平等人的社會中，這些也都屬於人的生活的壹部分。

　　政治只能為實現壹種富有意義的生活創造條件。如果它想自己創造幸福和滿足，它就有誤入極權主義歧途的危險。

　　然而，政治必須超出並且不同於僅僅管理已不可避免發生的事情。為了能做到並保持令人信服，它必須確保自己行動的活動空間，並且提出新的任務。如果它聽憑經濟利益決定技術和經濟增長的發展方向，那麼，它只能去做客觀事物強制力量要求它做的事情。

　　民主制國家的內容取決於各種政治力量。民主制國家並非目的本身，它只是塑造社會的手段。政黨既是倡議者，又是中介人。它們通過把握社會的脈搏和需要，並將其轉化為立法和政府行動，在社會和國家之間進行溝通。政黨必須自己提出新的思想並且拿出決策性建議提交討論。

　　政治不僅僅局限於履行真正的或所謂的客觀事物強制力量的要求。它必須得到男女公民的理解和積極參與才能貫徹執行。政治有可能作為自由的、其結果是公開的公民對話的結果而存在。這種對話要求並吸收各種社會力量參加，傳播信息，形成解決問題的意識，促進判斷能力，並最終形成共識或獲得明顯多數。

　　公民對話是民主文化的表現。當必須做出關系所有人利益、並且在以後很難改變（例如技術的改造）的決策的時候，公民對話在政治中具有中心地位。

　　輿論自由和新聞媒介自由是公民對話不可缺少的。所有男女公民必須有權利並且也有可能就涉及自己或後代的生活機會的問題形成並宣傳自己的意見。國家、學術界、新聞媒介必須為有牢固基礎的輿論形成以及為民主的爭論文化創造前提條件。

　　公民對話意味著更多的民主，而不是更多的國家干預。

　　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

　　自由、公正、團結互助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它們是我們判斷政治現實的標準，是衡量壹種新的和更好的社會制度的尺度，同時也是每個男女社會民主黨人的行動指南。

　　社會民主黨謀求建立這樣壹種社會，在這個社會裡，每個人都能自由地發展自己的個性，並能負責地參加政治、經濟與文化生活。

　　人作為個體，必須並且有能力獲得自由。使個人獲得發展自由的機會，始終是社會的壹項應盡義務。我們認為，自由是個人的自由，同時也正是持有不同思想的人的自由。少數人享受的自由只能是特權。

　　他人的自由是每個人自由的界限和條件。自由要求擺脫令人屈辱的依附性，擺脫困苦與恐懼；自由也要求獲得施展個人才能和負責地參加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機會。

　　只有那些感到自己在社會福利方面已得到充分保障的人，才能利用自己實現自由的機會。而為了實現自由，我們也要求平等的生活機會和全面的社會保障。

　　公正建立在所有人具有同等尊嚴的基礎之上。它要求人們享有同等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在政治和社會參與、以及享受社會保障方面具有同等機會。它要求實現男女社會平等。

　　公正要求在收入、財產和權力分配方面，還有在教育、培訓和文化生活方面實現更多的平等。

　　平等的生活機會並非意味著千篇壹律，而是意味著所有的人都有發揮個人愛好和個人才能的發展空間。

　　團結互助作為超越法定義務的彼此之間承擔義務的意願，不能強制實行。團結互助對於爭取自由和平等的工人運動產生了很大影響，使它精神振奮。沒有團結互助，就沒有人道的社會。

　　團結互助既是弱者爭取自身權利鬥爭的壹個武器，同時也是從人與人相互需要這壹認識中得出的結論。只有我們彼此承擔責任，並願意使其他人獲得自由的時候，我們才能作為自由和平等的人共同過著人道的生活。陷於困境的人必然會指望得到社會的團結互助。

　　團結互助也意味著這樣壹種要求：讓第三世界人民獲得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機會。我們今天決定著以後世代的生活機會，他們有資格要求我們與他們團結互助。

　　為了擴大個人發展機會，也需要進行互助。只有共同行動，而不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才能創造和確保個人自決的前提條件。

　　自由、公正和團結互助是互為條件、相互依存的。它們具有同等地位，相互解釋、相互補充以及相互限定，它們相互充實各自的意義。

　　實現這些基本價值和完善民主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持久性任務。

　　2.我們生存的世界

　　工業革命和現代技術在世界壹些地區創造了史無前例的財富。由於社會福利國家的擴大和工會的政策，這些財富使所有人都得到好處。

　　為了克服我們的物質短缺，在世界範圍內付出了很高的代價，從而使人和大自然面臨新的威脅。工業文明的飛速發展使原有的不公正繼續存在，此外還造成了對自由、公正、健康和生命的新的威脅。

　　人類擁有前所未有的如此巨大的力量。他們用基因技術控制進化過程。核能的釋放可能會導致人類的毀滅。

　　然而，提升責任感的意識也在增強。

　　核武器、化學武器或生物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毀滅人類的危險還沒有祛除。

　　然而反對瘋狂擴充軍備的反抗卻加強了。裁軍的實現已為期不遠，不是敵人就是朋友的簡單觀念正在消失。

　　由於土地、水源、空氣受到污染，森林、海洋、動物和植物正在經受死亡的折磨，我們正在剝奪自身的生存基礎。

　　然而，生態主義思想已經獲得力量支持。新的技術和工藝程序以及壹些過早被宣布為過時的技術和工藝程序有可能形成壹種有利於自然的經濟。

　　任何國家都不能單獨生存。氣候變化或者臭氧保護層變薄所產生的影響是超越國界的。戰爭會使未參戰民族受到影響。地球的壹部分地區發生經濟危機或獲得經濟成就，也會對所有其他地區發生影響。世界社會已是壹個現實存在，然而，真正建立壹種公正合理的和平秩序還十分遙遠。

　　但是，認為有必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和平秩序的認識正在增長。共同的任務迫使人們實現和平並進行國際合作。

　　經濟權力似乎不可阻擋地集中在越來越少的人們手中，世界範圍內爭奪市場和緊缺資源的競爭已經不可避免。全球資本流動的周期日益縮短。龐大的跨國康采恩在國際範圍內製定贏利戰略計劃，破壞民主監督，並且強制政治決策。勢力擴張和追逐利潤創造了巨額財富，但同時卻使無數個人和壹大批民族受到屈辱。它們限制了我們民族國家的活動空間。全球周期性經濟危機和結構危機迫使壹些經濟地區崩潰。

　　與此同時，許多國家成功地組成了區域共同體，在工會消除民族國家邊界的地方，正在形成抗衡力量。

　　地球南部國家依附於北部的銀行、原料交易所、康采恩和國家，南部國家的獨立發展受到工業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阻礙，它們淪為東西方衝突的練兵場，又常常受到腐敗精英的剝削，這些南部國家正在爭奪它們的未來機會。貧困壓力越重，人口增長越迅猛，對自然界的破壞也日益加速，獨立養活自己的機會就越小，也就越加屈辱地依附於北部的決策。然而，窮國正在奮起反對監管與剝削，它們聯合起來並尋求自己的道路。北部也開始認識到，對於所有人來說，南部的貧困潛伏著什麼樣的危險。共同的責任意識在東方和西方與日俱增。

　　新技術，特別是信息和通訊技術，對勞動世界、公眾輿論、並且越來越多地對私人關係產生很大影響。它們對勞動質量、就業崗位和民主意向的形成構成威脅；凡是在新技術被片面用於謀取利潤或權力的地方，它都加強了操縱和監視的發展趨勢。

　　另壹方面，它們又為建立更加人道的勞動組織、增加透明度、更好地交流信息和參與開闢了新的機會。

　　國家正在變成力不勝任的修理廠。它要通過在社會福利方面的事後補救和滯後的環境保護來修補那些對生態和社會福利不負責任的經濟活動所造成的破壞。

　　然而，越來越多的人懂得，採取預防措施和改造措施是不容推卸的。

　　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正在發生變化。那些沒有固定社會聯繫、而且沒有集體生活經驗的個人，常常感到自己單獨面對壹個陌生的和神秘莫測的社會。與此同時，這個社會不斷提供新的選擇機會使他們既感到神往，又覺得力不勝任。

　　然而，自由選擇的機會，只有納入個人生活設計，並且在與其他人團結互助的情況下加以利用，才會導致更多的自由與個人發展。

　　我們始終生活在男性居支配地位的社會裡。婦女在勞動和社會生活組織中受到歧視。

　　但是，婦女正在日益加強爭取自身權利的鬥爭。

　　許多人為政治目標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差距感到苦惱，他們不再對政治抱有希望，退縮到私人和小團體的圈子內，或者逃避現實，陷入新的依賴性。

　　我們社會民主黨人要證明，政治是值得所有人為之努力的。我們挺身面對我們這個時代的種種危險。我們不會被強大的利益集團嚇倒，我們努力尋求同那些敢於和我們壹道調整方向、制定規劃和實施改造的人進行對話。

　　Ⅲ.共同安全中的和平

　　和平的任務

　　人類只能共同生存或共同毀滅。這種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抉擇要求人類重新採取新的方式處理國際事務，尤其是在保障和平方面。決不允許把戰爭作為政治手段；這壹點首先適用於當今核武器、化學和生物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時代。和平不僅意味著停戰，和平還意味著各國人民在沒有暴力、沒有剝削和沒有壓迫中共同生活。和平政策也包括所有民族在經濟、生態、文化和人權方面的合作。和平世界要求所有民族都擁有自決權利。

　　和平政策必須緩解大國衝突，尋求各方利益平衡，考慮共同利益，通過地區性聯合共同對付世界大國的霸權行徑，並且以和平競賽和政治爭論文化來解決各種不同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宗教之間的對立。

　　和平政策必須打破軍事官僚利益集團和軍火工業利益集團的統治地位，並將軍火生產轉為民用商品生產。

　　和平政策必須以和平教育與和平研究為支柱　�幦『推讲粌H僅是政府的任務。和平需要人們為了實現民族和解、裁減武器和消除敵對形象而在世界範圍的積極投入。

　　在爆發衝突的時候，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會毀滅本來想要保護的對象。我們主張消除軍事威懾體系，建立跨越集團的安全體系，其中包括沒有武器的宇宙空間。我們主張在世界範圍內銷毀所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不得生產、擁有或使用核武器、生物和化學武器。它必須擺脫壹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同時也不得謀求與別人分享這些武器。應以憲法的形式確保聯邦德國放棄核武器、生物與化學武器。

　　我們要遏制擴軍備戰的勢頭，推動裁軍進程。

　　我們的目標是阻止武器和軍備物資的出口。

　　共同安全

　　東西方都曾經試圖通過擴軍備戰實現彼此的相對安全，但為此付出的代價就是給所有人帶來越來越多的風險。

　　在歐洲，任何壹個單獨國家都不會比可能交手的敵人更加安全，因此每個人不得不為了自己利益而替別人的安全承擔責任。共同安全的原則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它要求每壹方都承認對方存在的合法性和維護和平的能力。

　　共同安全既促進緩和，也需要緩和。共同安全希望減少威脅恐懼和消除集團之間的對抗。

　　我們的目標是以歐洲和平秩序取代軍事聯盟。在此之前，聯邦德國依然要在大西洋聯盟中尋求可能實現的安全保障，但前提條件是，它既能在聯盟中體現並貫徹自身的安全利益，又能實現共同安全利益。東歐的變革削弱了聯盟的軍事意義，增強了它的政治意義，並賦予聯盟壹個新的職能：它必須在保持穩定的情況下，自行安排解散，並且有計劃地向歐洲和平秩序過渡。這也為結束美蘇兩國在其領土之外的歐洲駐軍開闢了前景。

　　在聯盟中必須貫徹主權平等的原則。聯盟必須具有防務能力，是防禦性的，並且具有緩和願望。這些政治意願必須凌駕於軍事戰略、軍事技術和軍火工業的經濟利益之上，而不是相反。和平是壹項政治任務，而不是武器技術的任務。

　　共同安全旨在銷毀壹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迅速減少並改組常規武裝力量，直至雙方在結構上失去進攻能力。應通過有限度的單方面採取措施和發出信號來加速這壹進程。其中包括大幅度削減軍備開支、減少兵力和全面停止核試驗等。

　　在歐洲建立沒有核武器和化學武器的地區有利於共同安全。我們希望建立這種地區並且把它擴展到整個歐洲。

　　共同安全方案中應有聯邦軍隊的地位。它的任務僅僅是保衛祖國。它的使命是，在結構上失去進攻能力的情況下，以自己的防禦能力阻止戰爭的發生。聯邦軍隊機構必須支持和促進裁軍進程。只有政府才能擔任聯邦軍隊的政治領導，對它們的議會監督是聯邦議會的責任。

　　士兵是身穿軍裝的國家公民。我們擁護聯邦軍隊和義務兵役制。我們拒絕對婦女實行義務兵役制。和平政策的目標就是，使軍隊成為多餘。

　　我們尊重那些謀求沒有暴力的民族共同體烏托邦的和平主義者的責任感。他們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具有合法地位。我們保證人們有拒服兵役的基本權利。我們主張取消所謂良心審查。拒服兵役者的補償勤務不應令人望而生畏或為軍隊服務。

　　歐洲共同體和歐洲和平秩序

　　社會民主黨人在 1925 年《海德堡綱領》中提出建立歐洲合眾國的要求，它至今仍是我們的目標。各民主國家必須將自己的力量匯聚起來，維護自身利益，同時致力於建立整個歐洲的和平秩序。

　　歐洲共同體是劃分為不同區域的世界社會的壹個基礎。它是實現和平與社會民主的壹個機會。整個歐洲必須成為壹個和平地區。

　　歐洲共同體應通過共同外交政策為和平效力，使它的眾多民族在國際關係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共同對付世界大國的對抗。歐洲共同體的歷史前景並不是謀求自己的霸權地位。它的本質特徵並不是軍事上的強大，而是在發展貿易和工業、科學技術、創造無污染的環境和促進第三世界持續發展方面成為世界範圍內深受歡迎的夥伴。歐洲共同體必須隨時準備接納壹切歐洲民主力量作為自己的成員，並採取多種多樣的形式，加強與所有東歐國家的合作，克服歐洲的分裂。

　　歐洲共同體必須通過與地球南部國家的夥伴政策，償還歐洲殖民主義列強欠下的歷史舊債和目前不公正的經濟關係欠下的新債。因此，歐共體必須支持南部國家和力量謀求獨立、自決發展的努力，並積極建立壹種公正合理的世界經濟秩序。

　　我們希望歐洲共同體繼續發展成為歐洲合眾國。這個合眾國將保持各民族的文化認同，尊重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化習慣，保證所有公民擁有同樣的自由和同樣的發展機會。

　　這就要求歐洲議會具有充分權利，要求壹種具有行動能力的、對議會負責的政府，要求明確確定職權範圍和實現歐洲的經濟民主。我們要在整個歐洲建立社會福利國家制度。

　　我們的目標是在共同安全、互不侵犯邊境、尊重所有歐洲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基礎上，建立整個歐洲的和平秩序。所有歐洲國家必須按條約規定實現赫爾辛基最後文件的各項原則。

　　中歐、東歐和東南歐各國迅速推進的社會民主化和人道化，給整個歐洲帶來了希望。我們願意對這些國家的改革提供幫助。歐洲所有國家都必須保證實現人權，建立法治國家和社會福利國家的秩序。

　　發展全歐合作應有助於消除南北對立，通過全面保護環境，保障所有民族共同繼續生存，實現個人和集體的人權，把經濟合作擴大到相互依存狀態，保護歐洲的共同遺產並促進文化交往。為此我們還需要建立全歐性的機構。

　　德國

　　德國領土必須成為和平的發源地。我們要建立充滿生機的德國人民的責任共同體，要謀求實現兩個德意志國家在裁軍、緩和與合作方面的共同利益。

　　德國人同所有民族壹樣擁有自決權利。民族問題服從於和平的需要。我們努力使歐洲保持壹種和平狀態，使德意志民族能夠在自由的自決中實現統壹。兩個德意志國家的人們將對他們在走向統壹的歐洲過程中所建立的機構共同體的形式作出決定。德國人的歷史經驗以及他們關於壹個共同歐洲的決策不允許德國再走壹條特殊道路。波蘭的西部邊界是不可更改的。

　　隨著人們不斷增加跨越邊界的相互往來和相互了解，柏林作為德國和歐洲的大都市，它的重要性將日益提高。

　　四大國對整個德國以及柏林所具有的保留權必須被全歐和平秩序所取代。

　　南北政策

　　如果不能在工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實現壹種平衡，整個人類的未來就會受到威脅。在被飢餓和困苦統治的地方不會有持久和平。南方國家不應成為東西方衝突的戰場，相反，東西方應通過裁軍節省更多的資金，為世界上生活貧困的三分之二的人類開闢發展機會。

　　北方工業國家的財富是建立在剝削南方國家的基礎之上的。今天的世界經濟結構依然沿襲五百多年來的殖民主義傳統。它深受不平等的歧視性經濟關係和交換關係的影響，並且把負擔推給第三世界。

　　每個國家都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發展道路。所有南方國家必須最終獲得機會，自己養活自己，保護或恢復本國的自然生存基礎；找到適合本國農業、能源供應、教育、就業、工業化、衛生醫療保健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發展模式；通過高效能的國內市場滿足本國基本需求以及保護自己的文化認同。

　　只有當婦女的勞動不再被過低估計的時候，南方國家的發展才會成功。必須承認婦女對這些國家的發展道路所起的核心作用。婦女必須在所有層面上權利平等地參與發展計劃的制定和發展項目的實施。她們必須能夠參與決定發展道路。這種發展必須也以她們的利益和需要為目標。

　　地區性聯合可以有利於加強南部國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並促進全球合作。

　　在反動力量阻止獨立發展的地方，我們支持當地的解放力量。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必須廢除。

　　南方國家的活動空間正在擴大，因為我們在自己國家正在通過生態革新對我們的工業社會進行糾正，鼓勵開發再生能源或技術，這些對於南方國家也是很有益處的。

　　因此，發展援助政策不能再作為某壹職能部門的孤立任務，在進行所有政治決策的時候，包括宏觀經濟控制、降低關稅、促進出口，以及制定環境政策、農業政策、能源政策、科技政策和安全政策的時候，都必須考慮到它們對發展援助政策的影響。

　　北方和南方國家必須首先找到壹種能夠促進持續進步、尊重生態負荷極限、並同今天的和未來的世代的需要相協調的發展道路。要獲得可持續發展，就要求在利用資源、確定技術革新方向、確定投資規模、地點和目標的時候以長遠發展目標為方向，而不是僅僅為了獲取短期利潤。為此，必須改造現有國際機構，賦予它們相應的權利。我們努力謀求建立壹個新的公正合理的世界經濟秩序，它將使所有國家都能持續發展。

　　在通往這壹目標的道路上，必須使交換條件向著有利於南部國家的方向改變，如提高原料出口收益，限制還債勞務，鼓勵從北部國家向南部國家的資源轉移，擴大公共發展援助的資金籌措和在世界範圍內對跨國康采恩進行監督。

　　如果發展中國家為了世界社會的利益，錯過了有益於保護環境的經濟機會，工業國家必須對於它們的財政損失做出賠償。

　　只有當發展中國家在有關國際組織中以權利平等的夥伴身份推動這些組織的改革時，所有這些才能成功實現。這裡主要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定組織。

　　國際共同體

　　世界社會必須建立這樣壹種秩序，通過這個秩序而使和平得到保障，經濟權力從政治上得到監督，原料、技術與知識得到公正的分配，我們的自然生存基礎能夠得到持久的保護。

　　聯合國可以使我們接近上述目標。因此，它的作用必須加強。它必須成為不使用暴力處理世界內務政策的工具。我們希望從政治和財政上加強它的力量。

　　聯合國受東、西方對抗的牽制越小，就越能更好地促進和平，抵制全球性威脅和維護窮國利益。只有在各個民族國家準備賦予聯合國更多權限和任務的時候，聯合國才能應付這些挑戰。我們主張在聯合國的框架內加強國際法院，改革安理會和設立國際軍備監督委員會。必須改組聯合國及有關組織的結構，使之具有更大的行動能力。

　　社會黨國際致力於團結和加強壹切民主社會主義力量。它必須進壹步發展，以便能夠為壹個民主的世界社會指明道路。

　　Ⅳ.自由、公正和社會福利的社會：壹種共同生活和共同協作的新文化壹種共同生活的新文化

　　文化 ― 任何社會都有多種文化存在 ― 表現在人與人的交往、人與其他生物和事務的交往中。

　　文化也植根於思想 ― 世界觀傳統和宗教傳統。在這些遺產具有生命活力並在對話中經受考驗的時候，它們就會在倫理和社會方面產生推動作用。

　　文化表現在各種形式的共同生活中，表現在對弱者的關注中。社會福利國家和法治國家，還有國內和國外的和平，都是第壹流的文化成就。

　　然而，文化也必須在處理同自然界的關係中經受考驗。它要求尊重自然界本身的規律性。保護和愛護有生存能力的自然界正在成為極其重要的文化成就。

　　文化深受勞動質量的影響，包括職業勞動、家務勞動、家庭勞動和個人勞動的質量的影響。我們不希望出現任何壹種為經濟利益所操縱的文化，不希望壹切生活領域都商業化。我們希望建立壹種能夠與共同生活的文化相適應的經濟。

　　對大部分城市和市鎮的人們來說，社會文化是處處可以感受到的。地方文化體現在勞動崗位、鄰里之間、以及就公共利益進行討論和愉快聚會中的文明交往和團結互助之中。

　　共同生活的文化正在那種能夠把必要的基本共識和必要的爭論結合起來的政治文化中經受考驗，並且不斷強化。對此，寬容是不可缺少的。

　　1.在壹個團結互助的社會中人人平等

　　婦女和男子的社會平等

　　我們要建立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婦女和男子彼此平等、自由和團結互助地生活。

　　我們要建立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婦女和男子按照自己的選擇在所有社會領域都能發揮作用，他（她）們在完成家務勞動和家庭勞動以及職業工作以後，仍有時間和精力接受教育，從事藝術、體育或社會活動。

　　我們要建立這樣壹個社會：

　　― 它不再把人們分成是具有所謂女性的或男性的思維和行為方式的人，― 在這個社會中，不再把受人尊敬的職業工作劃歸給男子，而把受到歧視的家務和家庭勞動留給婦女，― 在這個社會中，不再教育壹半人去主宰另壹半人，而另壹半人則甘居從屬地位。

　　現實狀況是：

　　― 居主導地位的文化始終打著男性烙印，

　　― 關於男女社會平等的憲法要求並沒有成為現實，― 婦女更多地受到貧困打擊，

　　― 婦女在接受培訓和從事職業方面依然受到歧視，― 她們在經濟、科學和藝術、政治和新聞媒介領域仍然受到冷落，― 依然把私人領域的事情，把家務勞動和教育子女推給婦女，― 對婦女的歷史作用依然避而不談或加以歪曲，― 職業工作和義務兼職工作的時間長短和組織形式依舊根據男性的需要確定，― 婦女成為男人暴力的犧牲品，她們的性生活自決權利遭到藐視。

　　但是，婦女意識正在迅速變化。他們比多數男人更加痛苦地體會到，男女雙方的部分願望、能力和才智不斷地受到壓抑。許多婦女開始反對這個由男人塑造的世界，反對那些要維護這個世界的男人們。男人也日益認識到，所謂要使男人的感情和想像力服從於理性和自我實現能力，只會使自己變得更加貧乏，甚至淪於病態。

　　男女雙方都在忍受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分裂的痛苦，它使雙方扭曲變態，彼此疏遠。

　　我們要克服這種分裂狀況，我們要從自身做起。在實現法律平等之後必須實現社會平等。這並不意味把婦女整合到壹個男性世界中，而是要改造這個社會。

　　教育應使年輕人為進人這個社會做好準備。它必須幫助人們克服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的分裂，打破不斷使這種分裂重新固定化、僵化的角色分工模式。

　　我們必須重新評價勞動，並且進行另外壹種不同的勞動分配。誰若想不僅公正地分配職業勞動，而且也合理地分配家務、家庭勞動和個人勞動，誰就必須首先縮短每天的工作時間。我們首先力爭實現每周 5 天、每天 6 小時的工作制，以便使婦女和男子能將職業工作、家務和家庭勞動、義務兼職活動以及文化享受更好地結合起來。

　　我們需要制定壹個男女平等法，結束工資歧視，制定支持職業婦女的計劃。通過由婦女提出要求和幫助她們重返職業生活來實現她們在社會保障權利和公務員權利方面的平等地位。必須通過家庭負擔平衡[2]來保護孕婦及產婦，為產假及護理病人而損失的工作時間提供經費，這樣就不會因為各企業增加額外負擔而造成婦女喪失工作崗位的風險。國家的財政資助和訂貨必須以實現男女平等為條件。

　　日間托兒所和全日制學校是使男子和婦女的職業與家庭工作協調壹致的前提條件。新的居住形式，對於兒童、老人、病人以及傷殘人的分散的社會服務可以幫助家庭工作擺脫孤立狀況。

　　在政黨、工會、各種協會和聯合會從事義務工作的時候，作為陪審員、監事會成員或家長代表，婦女必須具有同男子壹樣的參與機會。在所有委員會中，婦女和男子的代表必須各占壹半；在勸說工作不能實現這個目標的時候，需要制定法規。為了實現男女政治平等，必要時可修改聯邦、州和鄉鎮的選舉制度。

　　未來要求我們大家，婦女和男子們，從事許多長期被當作只有女性才做的事情：我們必須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關心他人，用智慧戰勝突如其來的困難，尤其要同他人進行夥伴性的合作。

　　要想建立人性化的社會，必須克服男性統治的世界。

　　幾代人的共同生活

　　在壹個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同越來越少的青年人共同生活、而這種共同生活的形式和條件都發生了明顯變化的社會中，建立壹種團結互助的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必須維護、擴大、保護和支持這種關係。

　　文化和技術方面的迅速變化可能加劇幾代人之間的緊張關係。我們的文化政策、教育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旨在使這種緊張關係轉化為有益於全社會的成果。決定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間的關係的，不應是隔膜和競爭，而應是經驗交流和團結互助。

　　家庭和其他生活共同體

　　社會的變化反映在生活形式和兩性關係形式的變化中。人們在他們的生活共同體中尋找愛情、安全、承認和溫暖。為此，他們建立了多樣化的長期的結合形式，其中婚姻是最常見的。它同家庭壹樣受到基本法的特別保護。但是我們認為，所有形式的生活共同體都有資格得到保護和法律保障。不允許歧視它們，包括不能歧視同性生活共同體。

　　作為成人和子女生活共同體的家庭是以父母和子女相互承擔責任為條件的，子女長大成人並不意味家庭的結束。不應該把屬於社會福利國家的任務推給家庭這個互助性團體。

　　對於職業和社會生活的過份要求也會對家庭產生衝擊。並非所有在無情競爭的職業世界中無法實現的需要都能在家庭中得到滿足。因此，我們必須對勞動世界進行變革，以便使婦女和男人能夠在家庭中以夥伴的身份為雙方、為他們的子女承擔責任，為維持生活、教育和家務勞動做出同樣的貢獻。

　　家庭和其他生活共同體對每個人的個人發展是絕對必要的。因此，它們必須得到國家和社會的承認、保護和支持。國家和基層行政機構有義務對家庭的物質負擔至少給予部分補貼，使壹些家庭不致受到虧待，特別要準備向單身撫養子女的人、有患病子女和傷殘子女的家庭和有需要護理家屬的家庭提供幫助。

　　我們要建立壹種不要使婦女感到非墮胎不可的生活環境。然而我們知道，我們不能解決人際之間的壹切衝突。對墮胎進行法律懲罰並沒有達到保護胎兒的目的，相反，它壹直導致婦女受到更大的威脅和侮辱。刑法並不是解決墮胎衝突問題的合適手段。因此，我們希望在刑法之外做出必要的法律規定。

　　我們要保護胎兒，但必須遵從而不能違背婦女的意願。因此，我們承認婦女的責任和自決權利。

　　兒童

　　我們要建立壹個關愛兒童的社會。兒童需要鼓勵，以便使他們能在壹個變化莫測的世界中把握方向。他們需要壹種符合他們愛好和興趣的教育制度，從中得到幫助和激勵。他們需要遊戲和活動的空間。他們需要保護，以防止身心受到過重的壓力，免遭暴力，並防止他們無節制地沉迷於媒體消費。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希望，兒童能夠作為獨立法人受到尊重。在進行政治決策時，要比以前更多地考慮兒童的利益和需要。因此，除了對家庭進行資助之外，有必要在城市和鄉村發展的框架內，首先是在住宅建設、交通規劃以及在提供足夠的幼兒園和日間托兒所方面確保實施壹種堅持不懈的關愛兒童的政策。

　　青年男女的未來

　　青年人的現實生活現在已發生了根本變化：青年人上學的時間更長了，所擁有的學歷更高了，許多青年由於社會狀況的改變可以獨立地生活。但是青年失業、環境破壞以及核威脅使青年的價值觀念和生活要求發生變化和分化。青年時代已成為壹個獨立的生活階段。青年的價值取向和生活要求發生了變化。目前，絕大多數青年對社會改革和個人生活前景的要求與日俱增，尤其是青年婦女更是這樣。青年人受新聞媒介和業餘消閒工業的影響前所未有地增大。保守主義力量企圖把青年中的社會分裂固定下來，並使個人的生活要求轉化為貫徹個人主義化的戰略。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堅決反對。個人的發展只有在所有人都獲得有保障的社會福利機會的基礎上才有可能。

　　青年喜歡自己塑造生活，嘗試各種不同的生活形式和交往形式，試驗各種文化表現形式。為此，他們需要擁有物質上的獨立性。所以，我們主張實行壹種符合青年需要並且不依賴父母的教育資助。最低社會保障也應包括那些沒有工作的青年。我們將給予所有青年人獨立生活的機會。因此，必須使所有青年男女都能有壹個接受培訓的位置，並且在接受培訓之後有壹個勞動崗位。所以我們要通過分攤稅款籌措經費的辦法創造新的、高水平的以及面向未來的培訓位置。為了使年輕婦女有同樣的機會，必須把全部培訓名額的壹半留給婦女。

　　為了使青年能自己負責安排業餘時間，而不依賴於商業的供給，我們要擴建公共的和自己管理的青年業餘活動機構和文化機構。同時也需要促進青年社團工作和青年政治工作。我們希望，中學生、接受職業培訓者以及大學生能獨立自主地行使壹切民主權利，維護自身利益。必須增進德國青年和外國青年之間的相互認識和理解。我們要為建立壹個超越歐洲範圍的團結互助的多民族共同體做出貢獻。

　　政治教育是青年工作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政治教育不限於傳播知識。政治教育應當培養實際行動能力，樹立同情心、團結互助精神和責任意識。我們之所以要在青年工作中加強政治教育，就是因為把學習和實踐結合起來可以提高把握未來的能力。

　　老年人

　　今天人們對於進入老年的感受已與過去不同。新的生活前景的發展並不會由於退出職業生活而告結束。確切地說，老年人從此開始了壹個生活條件發生變化的新階段，對於許多人來說，這是壹個充滿新的內容和新的生活機會的階段。

　　對老年人來說，繼續接受教育和社會參與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他們應該能夠通過不同的組織形式表達和維護自己的需要和利益，闡述和檢驗自己的觀點。老年人也必須有機會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履行自己的權利和義務。我們要鼓勵他們這樣做。

　　老壹代人的生活和工作經驗對於所有人來說都是十分寶貴的。為了能在幾代人之間進行合理的任務分工和協作，必須打破那種關於教育時期、就業時期和退休時期的僵硬劃分。

　　同以往壹樣，老年人的生活仍與社會風險及個人風險聯繫在壹起。生活早期階段獲得的社會福利國家資助和團結互助的資助也會提高老年階段的機會平等。

　　使所有人獲得有保障的養老金，確保抵禦風險的關懷，提供多種居住形式，對於城市與社會福利進行計劃，使人們能夠具有壹種獨立生活和自我選擇的生活方式，這些都將有利於老年人權利平等地、負責地參與社會生活。必須擴建社會服務並使之網絡化，這樣可以使老年人儘可能長時期地生活在熟悉的環境中。對於老年人的家內護理來說，對家庭採取補充措施和支持措施也是十分必需的。

　　我們要防止老年人感到孤獨。我們要力爭使他們的個人尊嚴受到保護，使他們的生活成就得到社會承認。

　　各種文化之間的團結互助

　　各種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人們共同生活在聯邦共和國。歐洲各國已成為具有跨國文化的國家。正像很多外國人生活在德國壹樣，很多德國人也生活在國外。在德國的很多外國公民仍舊深受文化和社會孤立的痛苦，常常成為歧視的犧牲者，特別是他們的子女，生活在不同文化之間，更覺痛苦。

　　文化的多樣性豐富了我們的生活。因此，我們要盡壹切努力促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尊重與合作，使它們能夠相互融合和相互分享。

　　我們要改善外國人的居留權，使他們有參加地方選舉的權利。對於受政治迫害的人來說，政治避難權必須繼續成為壹種不受限制的基本權利。這包括由於性別和種族原因而受到政治迫害。夫妻雙方均享有獨立的居留權。

　　消除階級社會

　　我們社會的基本特徵是，存在著舊的和新的特權。收入、財產和機會的分配不公使社會分化為兩部分。壹部分人支配別人，而另壹部分人受別人支配，他們的自決權和政治參與權也因此很快就受到限制。這影響到政治和國家事務方面的意志形成。

　　我們謀求建立壹個自由、平等、沒有階級特權的團結互助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人都平等地決定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民主社會主義所謀求實現的那種新的、更好的社會制度是壹種擺脫階級限制的社會。我們要通過取消特權和完善民主制來實現這個社會。

　　2.未來的勞動和業餘時間

　　勞動的意義

　　勞動不僅是生存條件，也是人類存在的決定性維度。人們通過勞動不僅創造生活所必需的資金和服務，同時也決定了自己的生活狀況。勞動滿足了人們的需求並帶來了新的需求。勞動和自然界是財富的源泉。

　　要付出多少勞動，如何去組織、設計和分配勞動，這壹切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取決於社會力量對比和文化傳統。這也同樣適用於職業勞動、家庭勞動、集體勞動和自由個體勞動。所有這些勞動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它們共同決定著我們的生活質量。勞動分工和勞動組織、勞動時間和勞動範圍、勞動內容和勞動形式都是由人來實現的，因而是可以通過政治進行改造的。任何壹種形式的勞動都創造價值，能夠滿足人們的需要並使人們致富，但也造成了異化並增加了痛苦。任何壹種勞動形式都要依賴其他勞動形式，它們共同決定我們的生活質量。

　　勞動的苦與樂始終是人類生活的組成部分。通過創造性地使用材料、工具和機器，通過勞動設計、規劃和組織，通過履行職務以及通過與社會、企業及家庭中的其他人的合作與分工，人的個性得到了發展。勞動的痛苦是由於負荷過重或要求過低，由於健康傷害和有損尊嚴的勞動，由於勞動的壓迫和異化。非人道的勞動分工或與社會隔絕的勞動所產生的後果也能造成勞動痛苦。

　　勞動的歷史同時也是技術的歷史。技術能夠帶來財富和人道的舒適條件，能夠減輕勞動強度。但是，技術的社會應用也會給那些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幾乎壹無所有的人們帶來貧窮、疾病、依賴性和異化。

　　我們的未來主要取決於我們如何從事勞動。我們的社會把勞動分成職業勞動和無報酬的、但又是社會所必需的家務、家庭與集體勞動，這種勞動分工和評價都是不公正的，這種不公正表現為不同的勞動和生活條件以及兩性之間不同的發展機會。

　　職業勞動對於人們的意識和自我意識具有重要意義。它使人們獲得獨立並得到社會承認，它決定生活條件和發展機會，有利於人們在社會和政治方面的熱情投入，保證了人的物質獨立性。

　　社會必需的各種形式的勞動必須得到同等評價，必須在男女之間進行平等的分工。在職業生活中，不允許對從事家庭勞動和集體勞動的人進行歧視。

　　通過發展生產力所獲得的社會財富使我們能夠大大縮短職業勞動時間並增加改善勞動和生活狀況的機會。這樣，就能夠實現社會民主黨人的目標：

　　― 普遍富裕和社會安全；

　　― 擴大社會基礎設施；

　　― 公正地分配勞動和生活機會；

　　― 在男女之間公正地分配各種形式的必要社會勞動；― 所有人都有接受教育和繼續教育的機會；

　　― 為家庭和私人生活、消閒和社團工作提供更多的時間；― 從事創造性活動和分享文化生活；

　　― 在勞動中謀求自我實現；

　　― 改善勞動質量；

　　― 增加多種可供選擇的勞動組織形式；

　　― 擴大經濟領域的參與決定權和民主化。

　　職業勞動的結構變化

　　今天，勞動正經歷徹底的結構變化。在職業勞動中，結構變化表現為在生產、服務、管理方面實現靈活自動化，表現為新的通訊技術和控制技術的採用，生物遺傳技術的應用，以及新材料、新的生產程序、新產品和新式服務的迅速傳播。

　　人們必須處理日益增多的信息，適應日益迅速的變化。計劃和發展、控制和監督、發現和糾正錯誤都具有重要意義。在將來，所有人都要掌握比現在更多的信息，學習更多的新知識。

　　人的勞動強度和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壹方面可以增加生活質量、富裕程度及業餘時間，但另壹方面也會引起失業率上升，把許多人排擠出職業生活，使人們增加新的肉體和精神 ― 心理負擔，結果造成來自勞動世界的新的風險和威脅。

　　勞動者面臨的風險

　　由於這些變化的規模和持久性，很清楚：沒有自覺地對勞動權承擔義務的新的勞動政策，大規模失業就會始終是壹個核心的社會問題。那時，長期失業者所占的比例繼續增大，越來越多的老人或殘疾人、缺乏專業技術的人、婦女、青年和外國人都被排擠出勞動市場，並且不受（法律）保護的勞動關係的數量日益增加。

　　這些將導致生活狀況嚴重兩極分化，使我們國家分化為富裕地區和貧困地區。男女雇員之間的競爭將尖銳化，團結互助變得更加困難，新形式的不平等在不斷發展：與每個人的出生時間、性別、國籍、居住地 ― 例如是生活在共和國的北部還是南部，是生活在農村還是人口密集的工業區 ― 相比，學習技術和創造成績的意願變得無足輕重。與此同時，不僅養老金領取者的人數在不斷增加，在職人員的平均年齡也在逐漸提高。

　　資本和被忽略的需求都大量存在。鑑於我們的社會擁有如此多的財富，鑑於尚有許多未完成的工作，大規模失業只能表明社會失靈，這種狀況長期持續將危害民主制度。我們的社會並不缺乏需要從事的勞動。

　　制定壹項新的勞動政策

　　勞動權利是壹項人權。力求實現充分就業是壹個民主的和社會的法治國家的責任。失業不是個人的暫時依靠保險就能解決的問題。失業是由於社會原因造成的，因而是壹個需要政治解決的問題。

　　大規模失業給各國人民造成的經濟和社會負擔越重，人們就會越加經常地試圖利用貿易保護主義，以犧牲別國利益來為本國經濟撈取好處。

　　與此相反，我們認為，有關國家採取聯合行動來反對大規模失業是絕對必要的。而聯合行動的前提是：我們要準備在自己的國家裡實施壹種有效的就業政策。

　　採取以下壹系列措施是必要的：

　　― 為所有人創造有意義的、長期的就業崗位，― 有效而迅速地減輕環境負擔，特別要減少能源消耗，― 創造人道的勞動條件，

　　― 堅持聯邦共和國作為國際上具有競爭能力的工業基地的地位，― 鼓勵人們提高知識水平、勞動熱情和創造性，― 推動新的社會發展和文化發展。

　　很多人都非常缺乏生活必需品。實行更公正的收入分配是為了實現社會平衡，創造更多的需求，從而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

　　生態革新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同樣，清理陳舊設施，以及發展環保措施、發展有益於大自然的農業、改造交通設施和能源系統都會增加就業機會。在節約能源、實現能源供應分散化、進行垃圾再處理、用有益於環境的產品替代有害於環境的產品的時候，都會創造新的工作機會。對城市和農村必須進行更新，要建造住房，實現住宅現代化，擴建城市間短途交通網絡，保護文化古蹟。

　　對社會服務的需求也在增加。我們希望改善公共服務設施，特別要擴大對那些受歧視的人們和集團所提供的服務。教育、繼續教育、文化、科學研究都需要人。孩子必須有人照管，青年工作要有人來做，病人和越來越多的老人需要人的護理，外國人和他們的孩子需要有人幫助去適應環境，殘疾人需要人的照顧和康復，預防不良癖好的工作要有人做，具有不良癖好的病人要人來治療，精神病人要有人陪伴，刑事犯需要有人幫助重返社會，幫助實現自助的工作需要有人來組織。這些社會服務必須組織成壹個覆蓋面很大的、流動與定點相結合的協作網。

　　縮短勞動時間 ― 有助於實現充分就業和自主支配時間我們希望利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來縮短勞動時間。但是，在這裡，縮短勞動時間並不意味著自動縮短機器運轉時間。縮短勞動時間就是在將來也是對於進壹步提高生活質量的重大貢獻。它減輕了職業勞動負擔，為職業勞動之外的必要活動創造了活動空間，為消遣、文化和社會活動提供了時間，它創造了就業崗位。

　　如果全體婦女和男子都有可能從事職業勞動，縮短勞動時間就更為必要了。要實現家務勞動的分工合作，每天的職業勞動時間就必須減少。因此，我們力爭實現每天工作 6 小時，每周工作 30 小時的法定職業勞動時間。

　　在減少法定勞動時間的同時進行公正的收入分配更為重要。因此，應當對不同收入集團的工資和薪金按不同幅度提高。

　　只有為了雇員的利益、而且為了使集體利益得到保障而實行的靈活勞動時間才能使人們獲得更多的支配時間的自主權。同時，要注重保持有益於健康、有利於發揮個人工作效率和改善社會關係的勞動節奏。星期六不得成為正常工作日，星期日勞動只有在萬不得已的特殊情況下才能允許。夜間勞動有害健康，所以，我們要把它限制在例外情況的範圍內。對於加班加點必須從法律上予以限制，如果人們在非正常時間勞動，勞動者有權要求得到相應補償。

　　所有男人和婦女都應該獲得縮短或中斷職業勞動的機會。這是― 為了加強對子女的教育，

　　― 為了接受繼續教育，即使只有壹年時間，

　　― 為了照顧老人、病人或殘疾人，

　　― 為了順利地向退休過渡。

　　我們將設法在上述情況下使勞動崗位和社會保險能夠在法律上得到保障。我們將制定資金籌措的模式並與勞資協議各方共同貫徹實施。除此之外，我們希望通過勞動法創造壹種機會，使就業者在暫時脫離勞動生活以後能夠重返工作崗位。

　　不允許締結不受法律保護的勞動關係。必須禁止租借勞動。我們要求制定壹部勞動法典，以便將所有就業關係置於統壹的勞動法律保護之下。對於各種形式的職業勞動必須作為正常勞動關係給予保障。這並不意味維持壹成不變的勞動時間結構，而是要使所有形式的職業勞動都得到勞動法和社會法的法律保護。在可能的情況下，我們希望不要為失業、而要為創造勞動崗位提供資金。我們希望為每個失去工作崗位的人提供新的工作或更多的培訓機會。

　　創造人道的勞動環境

　　我們對於塑造職業勞動的要求是：人道化、專業技術化和民主化。這三項任務是相輔相成的。

　　人道地改造勞動世界首先要求，人不能受到有損健康的勞動條件的傷害。不能接受有損健康的勞動材料、噪音、高溫、煤氣、射線和塵埃，也不能接受那些加重單調感和神經負擔、加強控制和異化並使自身責任感降低的技術。在所有職業中，勞動條件和勞動要求也必須適應那些因缺少專門技能、健康受損或由於年老而處於弱勢的人。

　　因此，我們要繼續發展勞動保護和健康保護，促進符合人道的技術工藝和組織形式。國家的任務是：在試驗用新的方法解決企業問題的時候，對於勞資協議各方，經濟界和科學界給予支持，同時要注重傳播關於人道地塑造勞動世界的知識。

　　為了實現勞動世界的人道化，除此之外還要求關注培養人的創造性、組織能力、專業能力和社會能力。人們需要有意義的勞動內容，擴大活動空間，有更多的自主性，提高專業技能以及加強共同決策和參與。

　　所有職工只有通過更好的專業培訓，才能改善勞動質量。所有職工應該在從事職業勞動期間享有終生接受培訓和繼續教育的權利。這個問題應該像延長為了接受文化教育而安排的休假那樣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

　　新技術使創造新的勞動組織形式成為可能。應改變單調勞動和過細的勞動分工，夥伴式的合作應該成為準則。這些不僅符合人的要求，而且也能成倍提高生產效率。只要技術革新能使等級強制下的勞動變得多餘或者被廢除，從而使企業勞動實現分散化和民主化，就必須利用這種機會。在職業勞動的很多地方，人們已經用集體的和個人的創造取代了異己決定，這已不再是空想。

　　那些在職業勞動中筋疲力盡、麻木不仁或受盡屈辱的人們，是不可能在業餘時間彌補這些創傷的。因此，本著人道的、民主的和社會的原則來組織勞動是使人們獲得有尊嚴生活的決定性因素。勞動世界的人道化要求各個層次的技術和組織部門創造符合人尊嚴的勞動條件。同時，必須考慮到人們不斷提高的要求。

　　實行民主化的目的在於實現勞動解放。它必須由勞動者自己在擴大參與決定職權的情況下實現，使自己從經濟奴僕變成經濟公民。

　　因此，男女雇員必須對於以下問題進行參與決定：按照什麼目標、以什麼組織形式、在什麼時候完成什麼工作？當需要對新的就業機會、對工作崗位的生態和社會標準作出決策時，參與決定依舊是十分必要的。我們將為此，包括為公共服務業，創造法律的先決條件。

　　家庭勞動

　　兒童教育和家庭勞動使我們的社會充滿生機。它們必須得到社會承認和社會福利方面的保證。職業勞動人道化、勞動時間的減少以及職業工作的合理分配，這些都有助於搞好家務勞動和家庭勞動。同職業勞動壹樣，家務和家庭勞動也是男女雙方的共同任務。家務和家庭勞動同其他勞動形式壹樣，向人們提供了自我實現的機會，但如果負擔過重也會妨礙人的自身發展。

　　在住宅附近的職業勞動崗位可以改善生活質量並便於職業勞動與家務和家庭勞動的銜接。必須保持並重新創造這樣的聯繫。符合家庭需要的住宅，分散性的購物機會和擴建地方基礎設施有助於使職業勞動與家務、家庭勞動之間的關係相互協調。

　　必須把教育和護理子女的時間計算在養老金條件之內。兒童 3 歲以前，父母應該有權得到帶薪的家長休假。為教育子女而暫停職業工作的人有權要求重返工作崗位。在招聘和職業晉升時要考慮安排教育和照料子女的時間。此外，還有繼續接受技術培訓以及鼓勵才能和愛好的合法要求。

　　自由活動和休閒

　　人們的生活是在勞動與休息，緊張與鬆弛之間有節奏地進行的。隨著職業工作時間的縮短，可供自由支配的時間增多了。我們不想聽任娛樂商業完全占據這些新贏得的時間。每個人都必須獲得用於改善鄰里關係或環境，完成工會工作或政治任務的機會。必須使所有人都能夠按照自己的選擇發揮創造力。社會必須為此改善前提條件。

　　文化生活

　　教育的目的

　　我們認為，教育的目的不只是為了職業和繼續晉升對人們進行教育和技術培訓，教育的自身價值在於人的發展。

　　教育應喚起人們對自己傳統的認識，並使人們有能力了解自己和他人，理解不同的文化和人。教育應該開闢這樣的機會，即：自主地從事勞動，利用職業勞動和家庭勞動以外的業餘時間去從事個人工作、藝術和文化活動以及社會政治活動。教育必須使人們有能力批判地對待社會和勞動世界的要求，並共同對社會和勞動世界的參與改造施加影響。教育應該幫助人們了解我們這個日益複雜的社會，幫助人們明智地利用技術和生產資料並保護自己的自然環境。教育應該促進創造力的發揮並使人們能夠對付消閒娛樂業和信息的泛濫。教育應該幫助青年人了解人類的基本經驗並從中吸取經驗，不斷成長。

　　不論是情感還是理智，不論是思考能力還是實踐能力，都離不開教育。教育應開發人的天性，使人們能夠為他人承擔責任，磨練團結互助的精神。

　　教育必須使人們能夠用豐富多彩的歐洲文化來豐富自己的生活。

　　多方面的教育也能幫助人們為勞動生活和職業工作進行合理的準備工作：在壹個需要團隊工作和共同思考並且不斷完成新任務的勞動世界中，教育內容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越小，就越容易完成職業工作和取得成就。

　　教育必須向所有人敞開大門。必須在財政上對中小學生、受培訓者和大學生給予資助，使他們不依靠父母的收入、而是獨立自主走上自己的職業道路。合格的學校教育和初級技術培訓將為人們終生學習和參與社會的、文化的及政治的活動創造機會。

　　教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

　　我們認為，教育事業中機會均等是不能放棄的原則。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們更加接近了我們所奉行的教育面向全民這壹目標。我們為所有階層的兒童打開了接受合格教育的大門，延長了義務教育的時間。婦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多地接受教育和培訓。

　　我們的教育事業面臨新的挑戰。隨著質量的提高，數量也必須擴大。

　　我們要使普通教育同政治教育和職業教育融為壹體。這種做法適用於所有教育機構。

　　我們希望開辦全日制學校，因為這種學校促進機會均等，使社會化的學習以及使傳授知識、集體工作和娛樂的交替成為可能。

　　學校必須面向勞動世界，必須向城市和鄉鎮實行開放，同地方生活緊密聯繫起來。我們希望，在學習生涯的選擇方面，當事人能有更多的參與決定權，在教育機構中能有更多的師範教育活動空間。國家制定的框架條件必須是根據當地形成的意願能夠加以滿足的。我們鼓勵嘗試新的學習和授課形式的實驗學校。

　　我們希望男女青年、外國兒童和德國兒童、殘疾兒童和健康兒童都能共同接受教育，以便消除偏見和歧視。

　　我們要求傳授知識同社會學習聯繫起來，這有助於對付勞動世界日益增長的競爭壓力。

　　社會民主黨的教育政策是要促進全面提高而不是挑選尖子。我們希望學校提供更加多樣化的教育機會和結業形式，能夠考慮學生不同的興趣愛好和能力，分別給予不同的鼓勵，並更多地實現機會均等。綜合性學校最適合於實現我們的教育政策目標。

　　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

　　職業教育對於個人發展和職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所以，每個年輕人都有權利接受這種教育。這種教育必須使他們有能力從事壹項職業，定期接受繼續教育並共同建設我們的公共事業。因此，培訓必須包括廣泛的職業基礎教育，既要傳授職業的特殊能力，也要傳授跨越各種職業的壹般能力。國家對於雙軌制的職業教育負有特別的責任。

　　已婚和未婚婦女在職業教育、繼續教育和進入勞動世界等方面不得遭受歧視。

　　迅速的結構變化需要對繼續教育和中小學基礎教育及初級職業教育同等地加以促進。因此，必須擴大壹般性的、職業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繼續教育，作為地方行政機構必須完成的任務，並成為教育事業的第四大支柱。特別是對於那些在職業生活和職業培訓方面遭受歧視的人們，或者由於技術發展使其職業知識貶值的人們，國家必須使他們獲得能夠從事新職業的技能。

　　作為與企業組織的繼續教育對等的平衡力量，充分提供國家興辦或國家資助的繼續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企業必須承擔壹部分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的費用。

　　職業生活中可供支配的接受繼續教育的時間至少應相當於初級職業培訓時間。

　　高等院校、科學與研究

　　開放高等院校依然是我們的目標。那些在職業工作或其他社會活動中獲得才幹的人也應能順利地進入大學和接受繼續教育。研究和教育必須比以往更多地重視勞動世界的問題。

　　高等院校中的所有群體都必須得到有效的參與決定權。我們希望擴大高等院校的改革和新探索的活動空間。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必須得到與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同樣的資助。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不可分割地同屬於壹個整體。

　　我們要盡壹切努力，使科學和研究的質量保持國際水平。

　　學術自由和責任是彼此相互制約的。作為科學家，有資格向社會要求研究自由，但是必須準備為研究成果的應用後果承擔責任。社會必須保障科學自由，保障每個科學家免受國家和經濟權力侵犯的自由。自由的、毫無阻礙的學術爭論以及不斷公布研究成果都屬於科學自由的範疇。

　　我們憂慮地看到，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迫使研究服從於軍事目標或單純經濟目標的研究機構。它們束縛了可供使用的研究潛力，妨礙了其他可供選擇的科研投入。由於這些機構從不公開自己的研究成果，因而妨礙了對問題的認識過程。

　　按壹般規律，科學研究只有在涉及研究成果應用時才會接受社會監督。但是，如果科研計劃違背倫理標準或導致無法承受的風險，立法機構必須禁止這類研究方法和程序。這主要是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研製，用活人進行醫學實驗，對個人權利的侵犯和遺傳技術的發展，特別是改變人的遺傳基因。

　　我們希望公開討論科學程序的審批並建立倫理委員會，以便通過這些途徑對那些在倫理道德方面存有疑問的實驗進行社會監督。如果是人的尊嚴、生命權利或自然保護的需要，國家就有權利和義務通過發布禁令和命令對科學研究進行干預。

　　民主制中的文化工作

　　工人運動從壹開始就被理解為也是壹場文化運動。它繼承了歐洲人道主義和啟蒙主義傳統，主張藝術風格的自由，並致力於使所有人都能參與分享文化財富。實現上述目標依然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的文化的概念遠遠超出文學、音樂、藝術和科學的範疇。正是在壹種廣泛的共同生活的文化中，這些社會邊緣領域已經移到社會的中心。

　　不斷增多的業餘時間增加了人們從事自己文化活動的機會。通過個人的文化活動，人的思維能力和感情認知能力、想像力和創造力都得到發展，並從中形成了也決定我們民主未來的價值觀念、榜樣形象和思維模式。我們將竭盡全力同那些蔑視人的價值的思潮和派別，例如新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進行鬥爭。

　　在文化政策和文化工作中，我們遵循我們的基本價值觀念和傳統。我們要鼓勵批判意識，提倡便加積極、更加團結友愛地建設生活，推動個人和社會的解放。

　　我們知道，只有從自己黨的內部，從黨的交往形式、工作方式以及接受和消化各種文化推動的能力方面開始社會民主黨的文化工作，我們才能對社會文化生活施加自己的影響。

　　我們鼓勵在不同集團和方案、不同市區和住宅區所呈現的多樣化的文化表現形式。藝術必須成為儘可能多的人的事情。我們要排除阻礙人們享受藝術和教育的障礙，只要這些障礙不是存在於文化作品本身。

　　壹種豐富多彩的、多方面的文化生活是與產業標準化的休閒消費相對抗的。我們認為，文化生活並非僅僅是各種彼此沒有聯繫活動的總和。我們要使不同的生活環境和局部文化之間相互碰撞。相互辯論和挑戰是文化富有生命力的表現。

　　藝術和文化需要公開展示的場所。為此創造前提條件並對藝術家給予鼓勵是政治應盡職責。制定和推行文化政策是國家的壹項義不容辭的任務。國家決不是文化監護人，而應該是文化多樣性的保證人。

　　媒體的責任

　　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日益受到媒體，特別是電子媒體的影響。與此同時，由本國和國際康采恩統治的新的媒體產業對文化生活、人們的情感和思維的影響力也在顯著增加。

　　我們社會民主黨人主張文化和新聞工作的多樣性。我們要保證和擴大媒體擺脫國家、擺脫強大經濟和社會集團控制的獨立性。我們要求所有在新聞部門工作、特別是從事節目製作和編輯工作的人們擁有參與決定權。

　　報紙、雜誌和書籍能向人們透徹和廣泛地提供信息，即使在電子媒體時代，它們也保持著自己的特殊意義。我們的文化依賴於讀書，我們要鼓勵讀書。

　　具有公法性質的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的責任是提供必不可少的基本服務。它包括廣泛地提供信息，提供政治意見形成、娛樂、教育、諮詢和文化等方面的節目。因此，必須繼續保證公法廣播電台的存在和發展。這類廣播電台首先應保證不受黨派政治的影響並在經濟上具有獨立性。我們期望這類廣播電台在節目安排時做到：不要把播放節目的收視率作為惟壹的標準，不要為了相安無事和壹碗水端平而取消批評性的和引起爭論的文章。在新聞和娛樂性節目中，我們支持壹切以批判眼光審視現實並具有新思想的人。

　　必須促進德國和歐洲的電影事業。電影的發展有助於保持歐洲的、歐洲各國和各地區的認同感。

　　體育

　　體育是文化的壹個重要部分。它能促進生活質量的提高和生活樂趣的增長。為此，我們從工人體育運動中接受了發展全民體育的基本原則，並由此把我們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普及體育運動和傷殘人體育運動上。與此同時，我們也支持不損害人的尊嚴並保證運動員自決權的競技體育。為了保證這些條件，有時還需要採取法律措施。聯邦、各州和市鎮必須同承擔相應責任的體育組織建立壹種夥伴關係，共同促進體育事業的發展。

　　3.實現社會公正，建立團結互助的社會

　　體現團結互助的社會福利政策

　　社會福利政策要使作為整個社會主導思想的團結互助精神發揮作用。因此，我們認為，它是壹種社會結構政策，是全部政治行動的壹個維度。

　　團結互助並不能代替個人自身責任，它也不會忍受任何監護。團結互助的作用是通過提供幫助實現自助。工人運動經過幾代人的奮鬥建立了社會福利國家。我們將維護和發展它。

　　在團結互助的共同體中，青年人為老年人、健康人為病人、健全人為殘疾人、就業者為失業者承擔責任。我們反對把抵禦基本生活風險變成壹種純粹私人的事情。

　　把社會福利政策僅僅局限於消除已經出現的傷害是不人道的，而且在財政上將很快無力承受。最有效的保護是通過預防來實現。社會福利政策不應只起修補作用，僅僅應付已經出現的問題，而應防患於未然。它應使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符合人的尊嚴。旨在保護健康的生態政策、勞動人道化、克服失業、更公正地進行收入分配，是預防性社會福利政策的中心任務。

　　我們要求提供數量足夠的有益於健康和價格低廉的、適合於家庭或單身需要的各種住宅。居住，如同工作和接受教育壹樣，是壹項基本權利。每個人都有權利要求符合人的尊嚴的住宅。必須以壹種符合社會福利的租賃法對租房者給予持久、切實的保護。幫助那些不能憑自己力量滿足自身合理居住要求的人和在住宅市場上遭到拒絕的少數群體，這是國家和社會的任務。因此，建造社會福利住宅，同建造出租住宅和自有住宅壹樣，始終是不可放棄的。

　　獲得社會保障的權利

　　《基本法》關於社會福利國家的規定責成國家履行社會福利責任和實現社會公正的義務。

　　社會福利國家的支柱包括：由國家擔保的社會保障和分享，可以訴諸法律的領取社會福利金的合法要求，獲得法律保障的雇員地位。

　　人們是根據合法權利還是作為接受慈善捐贈而獲得社會福利金，它們在勞動關係中是屈從於雇主專制，還是完全像企業主那樣履行自己的合法權利和義務，這涉及到人的尊嚴。享受社會救濟的人不應受到歧視。

　　社會保險必須是可靠的。經濟政策、財政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應彼此協調壹致，使全部政策以基本法的社會福利國家規定為標準。

　　用改造社會福利取代削減福利

　　社會福利政策也適用於質量優先於數量的原則。要想阻止削減社會福利，就必須推動它的改造。

　　必須遏制贏利企圖，打破官僚主義的僵化。必須使社會福利接受者的利益能夠得到充分實現。

　　社會保險在經歷了壹個世紀之後衍生出眾多的分支機構。社會福利法種類繁多，很難讓人們壹目瞭然。職業等級的劃分導致對相同情況不能壹視同仁。我們要克服這種狀況。

　　我們的目標是要實行這樣壹種社會保險：

　　― 在情況相同的時候，對所有人同等對待，

　　― 對所有人都應要求按其實際財力承擔費用，― 積極加強自我管理，

　　― 通過幫助實現自助，

　　― 消除對婦女的歧視，

　　― 促成家庭與職業之間的協調，

　　― 將獨立經營者納入保險體制，

　　― 保證殘疾人加入保險者行列。

　　我們要建立壹種與收入掛鈎的社會基本保障，它是對那種把個人繳納保險與享受福利相掛鈎的保險制度的補充，而不是取代。這壹基本保障應能在人們年老、傷殘和失業時滿足他們的生活需求。社會基本保障應使社會救濟回歸到對於那些處於特殊困境的人提供資助，並簡化社會福利法。這種社會保障的附加費用應從稅收中籌措。

　　我們將力求使養老金繼續得到保障。因為領取養老金者越來越多，繳納養老保險費的人越來越少，所增加的負擔必須在正在繳納保險費的人、退休者和國家之間合理分擔。不利的年齡結構對於特殊護理和補充護理也產生了不利影響。因此，必須逐步使幾種老年保險體制相互協調。所有人都必須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選擇合理安排養老金和勞動收入的比例。

　　用資本和能源取代人的勞動的企業所繳納的社會保險費越來越少，而勞動密集型企業所繳納的社會保險費越來越多。我們希望，雇主繳納的社會福利保險費能夠以企業的效益、即創造的價值為依據。

　　衛生事業的改革

　　我們謀求建立這樣壹種醫療保險，它使投保者的利益優先於臨床醫生、牙醫、醫藥工業、康復藥品和輔助醫療手段的供應商、以及醫院經營者的利益。醫療保險機構必須做到維護投保者的權利，使它不致受供應商利益的侵犯，並且使投保者在疾病預防和享受價格低廉、富有成效的醫療方面得到更多的實惠。

　　我們的衛生事業在防治傳染病、搶救重傷者、實行外科手術方面是極有成效的。但面對數量日增的患有慢性病、心理疾病和精神病的病人，卻常常壹籌莫展。克服各種不良嗜好的危害是全社會的壹項極其重要的任務，在這壹方面也應實行幫助先於懲罰。

　　預防醫學和治療醫學必須保持同等重要地位。防病保健和衛生宣傳教育應作為中心任務。這些工作必須從幼兒園開始。對那些導致肉體和精神疾病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必須更好地進行研究，更強有力地加以改變。環境保護和勞動保護，住宅建設和適應自然的農業，必然會有助於保健預防。

　　各種有效的醫療手段，包括自然療法，不得受到某種利益權勢的壓制。

　　每個病人，不論其收人多少，都應得到符合醫學科學水平的治療。

　　壹切人都有權自由選擇醫生和治療方法，包括另類醫學[3]的醫生和治療方法。

　　緊急救護醫學能夠拯救生命。但是如果它延長了死亡過程並使死者喪失尊嚴，它就成了問題。高效能的技術、器械醫療、化學療法不應排斥廉價便捷的治療方法。

　　對疾病的社會和心理方面應給予更多的重視。對精神病患者和殘疾人不能推開不管，也不能以收容方式隔離起來。他們應在自己的特殊生活環境裡得到關心體貼、受到尊重、並儘可能與他人建立正常的社會關係。為此，必須在市鎮附近提供各種形式的門診和住院治療，並將二者結合起來。精神病患者和肉體疾病患者享有受到同等照顧的權利。應增加人員，改進康復機構，保障精神病患者得到與肉體疾病患者同等的護理。

　　我們要使門診醫療優先於住院醫療。為此，需要建立壹個儘可能面向市鎮的、由個體或集體診療所、保健中心、擴大的社會服務站、日間醫院和康復機構組成的網絡。

　　在衛生事業上必須降低醫療費用，這不僅要求權力關係發生改變，也要求用人道主義精神理解疾病。問題的關鍵不是暫時消除病狀，恢復工作能力，而是要使病人健康起來。為此我們需要在醫生、病人和其他醫護人員之間建立起充分信任的夥伴關係。

　　法定的醫療保險不允許投保者負擔超出醫療保險費以外的費用。

　　幫助實現自助

　　我們要建立壹個由獨立的人組成的社會，人們既對自己、也對別人承擔責任。我們要向那些力圖依靠自己力量、或與其他人共同處理自己問題的人提供幫助。因此，應當支持社會福利管理機構和自助機構建立新的合作形式。我們要鼓勵自助運動，並使它的思想和經驗為社會福利國家所利用。

　　自助不會使大型團結互助團體或專業服務機構成為多餘。但是它能夠減輕它們的負擔，成為它們的補充，並使它們能夠能更靈活地適應新的需要。從自助意願出發，產生了諸如工人福利會等福利團體或教會慈善救濟工作，對此，我們予以讚賞和支持。

　　4.對生態和社會負責的經濟

　　經濟應有助於實現共同富裕。應當對所有人提供充分的商品和服務，保障勞動權利，愛惜和保障自然的生存基礎。資本應當為人服務，而不是人為資本服務。

　　在現代民主制的工業社會，出現了通過混合經濟提供產品和服務的情況，在這種混合經濟中，競爭與國家干預行動共同發揮作用。這種制度已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率的、原則上優越於壹切形式的中央管理經濟。

　　競爭制度的壹個歷史的基本問題就是它同對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相聯繫，這種聯繫帶來了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導致失控的經濟權力以及對勞動、收入和財產的不公正分配。

　　要對資本的經濟權力進行民主監督，就要求有壹個具有行動能力的國家、強大的工會和參與決定。

　　財產分配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斷擴大。要實現對收入、財產和時間的公正分配，就必須實現勞資協議自治，落實國家稅收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以及鼓勵職工購置資產。

　　競爭制度不適於向人們提供公共商品和公共福利。提供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主要是國家的任務。

　　競爭經濟由於無節制地消耗資源和失控的技術革新趨勢，導致了對原料的浪費和對自然生存基礎的破壞。國家必須抵禦各種對生態的危害，並且推廣有益於環境的產品和生產程序。

　　如果能成功建立約束資本利益的框架條件，就可以在不損害效益能力的情況下引導競爭朝著有利於共同福利的方向發展。在西方工業國家，這可以通過國家調控、工會抗衡力量、決策分散化，以及通過也包括新社會運動在內的廣泛改革聯盟基礎上的社會共識來實現。

　　國際框架條件

　　緊密的國際聯繫

　　國家規定的框架條件迄今為止幾乎僅在民族國家範圍內生效。然而，在這期間，資本主義經濟已超越民族國家界限。因此跨國康采恩能夠通過加重社會負擔獲得優勢，逃避應盡義務。

　　大多數工業產品和大量服務業的競爭已在世界範圍內進行。我們要在世界範圍的競賽中保護聯邦德國的機會，並且為發展中國家開闢新的機會。我們拒絕擴張性的出口方針。為了給我們的貿易夥伴、特別為發展中國家開闢新的機會，減少國際貿易的不平衡，我們必須加強國內經濟和開放本國市場。

　　為了阻止各經濟空間的生產基地競爭導致世界範圍的壓低工資，以及勞動條件、社會福利和環保標準日益惡化，對生產的社會條件和生態條件作出在國際範圍內具有約束力的規定是十分必要的。

　　資本和金融投資市場的國際化進壹步削弱了民族國家調控資本主義經濟的能力。金融投機使匯率急劇波動，扭曲了國際競爭，並對工業基地造成威脅。市場的國際化使民族國家的利息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活動空間日益狹隘，使宏觀經濟政策失去作用。

　　在民族國家的職權損失沒有得到國際規定彌補的時候，強者的權利就會得逞。所有國家的國民經濟都很容易遭受危機的傷害。因此，我們要通過國際協調合作和建立框架條件，恢復和擴大調控經濟的能力，民族國家的經濟政策並不會因此而免除責任。

　　公正而有效率的世界經濟秩序

　　發展中國家比我們更加依賴世界經濟新秩序。它們備受屈辱地依附於地球北部的銀行、康采恩和政府。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發展中國家也不得不對它們提出的種種條件惟命是從，在這裡，西方工業國家占據絕對優勢。

　　為了滿足債權國要求，債務國不得不採取破壞本國自然生存基礎和加重普遍貧困的措施。對熱帶雨林的開發，對山林地區破壞性砍伐以及水土流失，沙漠的擴大，這壹切都對整個地球的氣候產生影響。

　　因此，不能讓世界經濟聽任那些經濟上最有權勢和最肆無忌憚的人的擺布，這是所有民族的共同利益所在。民族國家與國際的監督機制必須得到保證，在國際範圍活動的資本不能逃避它在社會福利和生態方面的責任以及納稅義務。

　　我們主張制定旨在保護自然生存基礎的國際公約，其中包括保護森林現狀、大氣層和海洋系統的協定。必須保護南極周圍地區免遭因開發經濟而帶來的環境破壞。

　　要使地球南部的發展既不因負債過重、也不因我們實行保護主義而被扼殺，這也是大家的利益所在。必須解除最窮困國家的債務，要部分地解除和限制其他國家的償債付息義務。南方國家必須能夠在不受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監護的情況下，共同就自身發展的優先步驟達成壹致。免除債務時不得附帶提出使這些國家陷入社會貧困的條件。

　　必須通過國際原料基金組織減少發展中國家對於原料價格波動的依賴性。越是鼓勵滿足自身需求的農業生產，就越能避免刺激過度生產。

　　公正的世界貿易必須藉助有制裁能力的國際法規來保證。單方面地提供優惠條件可以使工業國家市場向發展中國家的成品商品開放，使發展中國家需要保護的年輕行業暫時得到保護。

　　為了減少貨幣投機和有害的貨幣波動，壹種民主監督的國際貨幣秩序是非常必需的。這種貨幣秩序可以使必要的降低利率以及國家的貨幣政策與預算政策之間的相互協調變得更加容易。

　　只有通過南方社會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根本性改革，開闢通向持續發展的道路，防止重新債台高築和單方面的經濟依賴性，壹個新的世界經濟秩序才能得到良性發展。

　　沒有強大工會的密切國際協作，壹個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

　　作為區域聯合的歐洲共同體

　　通過區域聯合將會促進建立壹種公正的、具有民主合法性的世界經濟秩序。在壹些國家把它們的力量和利益聯繫起來並協調壹致的時候，它們也就為建立壹個更好的世界經濟秩序奠定了基礎。

　　歐洲共同體開闢了活動空間，提供了自我保護和對世界市場施加影響的機會。它必須融合為壹個統壹的經濟、貨幣和社會活動空間。

　　歐洲共同體應當：

　　― 協調成員國的經濟政策，實現歐洲內部大市場．建立歐洲貨幣聯盟；― 推行積極的就業政策，消除地區性的不平衡；― 在共同體的貧、富成員國之間實行有效的財政平衡；― 將社會福利政策置於與經濟政策同等重要的地位；― 使各國具有典範意義的社會福利成就造福於整個共同體；― 就業者和他們的工會都能實行參與決定；

　　― 實現歐洲經濟民主，阻止經濟權力的過分集中；― 在科學和研究中整體協調成員國的力量；

　　― 有效地幫助婦女；

　　― 通過稅收、收費和確定嚴格的有約束力的環境保護標準來促進生態革新；― 通過共同體農業政策的改革保護自然生存基礎，確保消費者利益和農民農業；― 通過促進區域文化的和民族文化，確保多樣化的歐洲文化認同。

　　民族責任

　　聯邦共和國的經濟力量使它具有很大的民族活動空間。它對國際經濟決策的影響是巨大的。我們越是堅決地利用自己的民族活動空間進行生態和社會改革，我們就越能有力地影響國際決策。如果壹味地等待歐洲或世界範圍的統壹規定，最終將壹無所獲。

　　儘管我們的某些設想只能在歐洲範圍、甚至是在世界範圍內才會充分實現，但我們的行動必須從我們直接承擔責任的地方開始。

　　生態革新

　　環境危機是世界範圍的。我們要在國內克服這壹危機，並且要以此推動國際性緊迫間題的解決。必須把保護自然生存基礎作為國家目標寫入基本法。

　　地球大氣層不斷遭到破壞，海洋受到污染，出現了可怕的氣候災難，森林死亡，地下水超量開採，環境污染造成疾病，以及大量動植物物種滅絕，這壹切令人觸目驚心地表明，我們的自然生存基礎正遭受全面破壞。對我們的工業社會進行生態改造已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

　　首先是工業國家使自然生存基礎的破壞日益嚴重。它們生產和消費的長期影響傷害了海洋，它們消滅了世界範圍的動植物種，並且破壞了地球大氣層。

　　因此，工業國家應對世界範圍恢復自然生存基礎承擔主要責任，並為此承擔費用。它們必須率先對自身社會進行生態改造，並且停止對能源、原料和土地的浪費。它們必須使第三世界各國人民有能力為保護自然生存基礎做出自己的貢獻。

　　即使在那些對人們沒有直接好處的地方，我們也有倫理道德上的責任愛惜大自然。保護環境、保護自然、保護動物是我們的團結互助社會觀的壹部分。崇尚生命是我們政策的基本原則。保護自然必須成為壹切政治領域的任務。

　　凡是在生態方面不合理的事，就整個經濟而言也就是不合理的。生態並不是經濟的添加物，它是具有責任感的經濟行為的基礎。因此，解決緊迫的生態間題，也必須是企業經濟行為的原則。我們只能要求自然界在不受長期損害的情況下給我們提供必需品。我們必須生產和使用與自然界物質新陳代謝相適應的產品。對於我們經濟所進行的這種生態改造包括產品設計、生產過程、原料消費和已消耗原料的回收利用，以及物質新陳代謝過程的鏈接。這種生態改造要求人們從生態角度評價使用的原材料、聯繫和生產程序。它還包括壹切形式的能源獲取和能量轉化。生態改造的重點必須是化學工業、交通業和農業。

　　我們的環境不斷遭到破壞，導致世界範圍內社會不平等狀況日趨嚴重。因此，就更加需要從社會的角度規劃生態改造。

　　生態改造具有明確的目標：

　　― 廢除損害環境的產品、生產和體系，代之以有益於環境的產品、生產和體系；― 為此加速必要的技術革新；

　　― 加強廢物利用；

　　― 有效地組織不可避免的廢物處理；

　　― 及時清理歷史遺留下來的環境破壞；

　　― 節約和愛護土地和耕地。

　　如果不能節省地、合理地使用能源，就無法進行生態革新。我們要通過確定價目表、價格、捐稅、收費和環保標準使這件事成為經濟上必須要做的事情。我們鼓勵廢熱利用，電能與熱能的配合使用，鼓勵分散的，特別是地方的能源供應，而首先是開發那些可以再生利用的能源載體。它們在未來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我們必須幫助它們實現突破。在無法放棄使用本國煤炭的時候，必須採用有益於環境的技術。我們希望儘可能快地實現安全的、有益於環境的、不包括核能的能源供應。我們認為，核能經濟是壹個歧途。

　　由於傷害自然界的物質所占比例日益增長，自然界的負擔和對人類健康的威脅也在日益增長。因此，生態改造也必須給化學政策指出新的方向。化學產品和生產方式必須適應物質新陳代謝。儘可能地減少風險必須成為化學研究、開發、生產和應用的最重要原則。對基因技術的利用也必須按照這壹標準加以限制和控制。

　　自然界以及我們城市所承受的交通負擔，已達到所能承受的極限。公路、鐵路、航空和內河航運的失控競爭導致重複投資、破壞自然風景和增加生態負擔。我們要開發出在經濟和生態方面同樣使人放心的交通載體。我們要使競爭條件朝著有利於減少能源消耗、保護生態的交通載體的方向發生變化。因此，在貨運和客運交通中，鐵路運輸必須居優先地位。

　　在高速公路、州級公路和住宅區內實行的速度限制必定能夠減輕環境負擔和提高交通安全。

　　地區建設規劃壹定要迅速減少對自然風景區的損害，同時也要避免危害生態的布局過密。修復、維護和改建應優先於新建。應鼓勵有益於環境的建築。不允許無條件擴大加重自然和環境負擔的、用於住宅和基礎設施的土地需求。發展城市內部和有節制地利用土地，必須作為具有生態意義的城市發展目標而居於優先地位，必要時應加強對土地和耕地所有者的社會義務的監督。

　　必須使農戶從這樣壹種經濟窘況中擺脫出來：因超量使用化學物質和外來能源而生產了大量滯銷的過剩農產品，既耗盡了地力，也污染了空氣和地下水。在土地利用和飼養動物方面既不值得、也無需實行集約化。農民的家庭經營也是壹種符合生態的經營形式。我們將通過規定與耕地面積相適應的存欄牲畜最高限額來保護農民，使他們的利益不致因農工聯合企業大規模飼養牲畜而受到損害。

　　壹種有益於環境的農業經營可以實現有機循環過程，能夠以滿足動物要求的方式飼養牲畜並保持動植物種多樣性和保護風景，這樣的農業經營需要付出代價。應對農戶為我們的文化景觀做出的成績給予適當的報酬。只有這樣，才能成功地阻止農業工業化，並使農戶的經營形式作為壹種對生態負責的農業基礎長期保存下去。我們的食品也將因此更加有益於健康和更加美味可口。

　　我們希望儘可能地不用行政單壹決策，而是通過建立政治框架條件來促進生態革新。必須使傷害生態付出更為昂貴的代價，使適應生態在經濟上獲得更多的好處。為了做到這壹點，壹方面要靠徵收捐稅和費用，另壹方面要靠財政刺激。必須提高能源價格。

　　同以往壹樣，我們需要制定規則、禁令、限價和保留批準的權力。此外，我們需要對環境的承受能力進行檢查，需要壹個更為嚴厲的環境破壞懲治法和新的實行舉證責任倒置[4]的責任法。我們主張實行集體上訴，加強環保專員的地位，以及擴大在健康和環境保護問題上的參與決定。

　　環境保護要從地方開始。市鎮和縣必須成為生態改造的推動力。為此，要加強它們的財政支付能力。

　　進步、增長和結構

　　並非任何增長都是進步。凡是能確保自然生存基礎、改善生活質量和勞動質量、減少依賴性和促進自決權、保護生命和健康、保障和平、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機會和未來機會、鼓勵創造性和主動性的經濟，都必須增長。凡是危害自然生命基礎、降低生活質量、毀壞未來機會的經濟，都應該縮減或完全取消。

　　選擇增長領域的政策必須認真考慮人們的願望、需求、憂慮、不安和對未來的恐懼。這壹政策必須改變生產的、分配製度的、法律的、文化的以及教育制度的結構。

　　合理的結構變化不會自行產生。結構政策必須影響和調節結構轉變方向和速度，首先要實現以下目標：

　　― 對工業社會進行生態改造，

　　― 消除大規模失業，

　　― 改善勞資關係，

　　― 保持經濟效益能力，

　　― 在各地區創造同等的生活條件，

　　― 裁減軍備，把軍事生產轉換為民用商品生產。

　　具有預見性的結構政策能夠改善生活質量和環境質量，發揮人的創造力和開闢未來前景。我們必須對結構轉變的不利後果從社會福利角度加以約束。

　　為了使結構轉變有利於增進地區之間的機會均等，我們將在財政調撥手段之外，做到使所有結構計劃都必須促進薄弱地區的經濟實力和革新能力，創造有可靠前途的勞動崗位，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

　　作為政治任務的技術改造

　　人們通過使用技術從根本上改變了自然界並創造了社會財富。然而，由此也破壞了自然界並使人類文明基礎受到威脅。因此，並非每項技術革新都是進步。

　　技術能力正以史無前例的速度不斷擴大。然而，技術對社會的影響不是中性的。技術、科學和市場化日益緊密地交織在壹起。科學知識和技術知識的生產越來越多地轉移到跨國公司和跨國研究機構。由此造成的既成事實是，科技發展日益脫離社會影響。

　　科學技術的發展既不是自發的，也不是不可改變的。它所提供的能力大大超過了現已實現的能力，無論如何都應對它進行選擇。關鍵在於依據什麼標準和誰的利益進行選擇。迄今為止優先考慮的是贏利企圖和軍事利益。因此，技術塑造就成了核心政治任務。

　　我們不贊成讓人去適應技術，我們要的是壹種符合人的尊嚴、符合社會福利準則和有益於環境的技術。

　　技術革新是壹切有活力的經濟不可缺少的，它應有助於推動生態革新和實行合理化，促進勞動人道化，保護基本權利和實現基本價值。它應提高勞動生產率，能夠縮短勞動時間，保證競爭能力，節省能源和原料，將人從異化勞動中解放出來，並促進對勞動過程進行合理的安排。

　　技術的改造和應用必須保證能對失誤加以控制和糾正，並使我們的子孫後代能對錯誤的發展趨向加以糾正。我們要阻止那些可能會製造出無法估量的風險、而且無法進行民主控制的技術革新。由於在壹國範圍內往往無法做到這壹點，因此我們要求訂立促成互通信息和彼此監督的國際協議。

　　在對新的、可能會帶來難以估計風險的開發研究進行資助時，必須同時從政治角度進行技術評定。在制定研究計劃階段，必須對技術發展和應用可能產生的後果進行評估。在這裡允許對研究計劃提出各種替代性方案，並提交公民對話進行討論。

　　對於決定技術體系未來發展的重大措施進行決策，從而對經濟增長領域做出決策，這不是行政管理的任務，而是政治的任務。這些決策只能通過男女雇員的參與，並且像能源政策爭論所表明的那樣，只能作為公民對話的結果，以民主方式做出。在圍繞技術替代方案進行對話的時候，需要科學界的幫助。社會必須保障科學自由，科學界則有義務向社會報告他們的研究目標、研究成果及可能實現的應用。這些都要以加緊新技術後果研究為前提條件。

　　首先應在議會中建立技術後果評估機構。諮詢委員會應使人們便於通盤了解研究課題情況，匯集信息並使人人都能獲取這些信息，還要指出機會、風險和替代選擇方案，並將自己的評估提供討論。我們要鼓勵關於技術體系的社會和生態後果研究。

　　對於圍繞科技革新風險所進行的公開辯論來說，在議會中建立壹個技術後果評估和技術評定機構是必要的開端，但還不夠。我們社會民主黨人要求擴大從事技術鑑定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機構，使它們網絡化，並使它們對公民對話實行開放。

　　經濟民主

　　人的尊嚴和社會公正要求實現經濟民主化。

　　經濟民主本身就是壹個目標，因為它保證並完善了政治民主。它同時又是手段，藉助這個手段可以：

　　― 向人們提供商品和服務，並且公正地分配社會財富，― 在這樣做時，從有益於社會的角度利用科學技術進步，― 保障人們的勞動權利，

　　― 在壹切生活領域實現民主、參與決定和自決，― 保護自然生存基礎。

　　經濟民主履行了基本法的要求：“財產負有義務。它的使用應同時服務於公眾福利”。

　　在經濟民主中，社會目標優先於私人經濟資本增殖目標。不允許經濟權力或控制市場的公司預先給政治劃定行動框架，相反，必須通過民主合法的決策，從公共利益出發為經濟行動設定框架和目標。

　　只有在民主決策優先於贏利企圖和經濟權力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形成對生態和社會負責任的經濟。

　　經濟權力的表現形式是：

　　― 作為大公司的市場權力，它們以犧牲客戶、供貨廠家和競爭者利益來謀取自身利益；― 作為資本對於勞動過程中和勞動市場上的人所擁有的統治權；― 作為使經濟權力轉化為政治權力的能力；

　　― 作為主要是大公司的通過投資政策影響整個經濟的結構與發展的能力。

　　經濟民主有利於公共福利利益的貫徹實施，有利於對各種形式經濟權力的監督並組織經濟發展。它必須是開放的和形式多樣的；它將私人財產和公共財產、個人首創性和對公共事業的責任以及國家行動結合起來；將競爭和國家總體框架設定、企業自由和對權力的監督、參與決定和自我管理結合起來。經濟民主是使社會儘可能擺脫危機而發展的必要前提條件。經濟民主的任何壹個內容都不是目的本身。它的價值和意義只能依據壹個社會的和民主的經濟與社會秩序的基本原則和目標來確定。

　　我們要使壹切人都擁有發言權和財產占有權。這意味著職工和他們的工會在壹切層次上擁有參與決定權，以及所有人都參與分享生產財富。

　　全社會的民主調控

　　我們希望我們的經濟要按照質量標準發展。它首先應有利於充分就業，維持生態循環，並從而提高生活質量。對此必要的全社會調控必須從政治上進行決策和實施。

　　由此產生了政治的、國家的和經濟的任務。這裡的問題不在於國家是否要對經濟施加影響，而僅僅在於它施加影響的目標和手段。

　　它必須有預見性地規劃自己的行動，推動事物按照所希望的方向發展，避免明顯的錯誤趨向，並且使自己的計劃能夠不斷地得到修正。它應該貫徹實施在本國公民討論中形成的多數派政治意願。

　　國家確定經濟發展的框架條件。它必須設法做到：將公眾負擔的社會福利成本和生態成本儘可能地納入企業的決策和成本計算之內。

　　國家 ― 聯邦、州、市鎮和歐洲共同體 ― 對於自己和經濟有關的行為進行計劃。這包括年度預算，中期財政計劃，特殊專項計劃，地區發展計劃和相應的壹系列措施。只要這些規劃是確有成效和切實可行的，就必須將它們綜合起來，形成跨地區的發展規劃。這些法定的框架條件和計劃是企業自主決策必須遵循的預先規定。

　　無論民主調控，還是對各種計劃的協調，都需要改善信息手段和協調手段：

　　― 必須進壹步擴大結構報告制度和預測；

　　― 對結構起決定作用的大企業應及時和定期地向國家和地方行政機構通報對經濟政策有重要意義的計劃和生產基地計劃；― 經濟委員會和社會福利委員會應當享有從地方、州和聯邦各級議會、政府和行政管理部門獲得信息以及向它們提供諮詢和倡議的權利。委員會的成員除了工會和雇主代表外，還應當包括消費者協會和環境組織推舉的代表。這樣的委員會能夠有助於明確表達公眾利益，使政治框架條件以及企業、國家和地區規劃之間的協調更加切合實際，更加靈活。

　　市場和調控

　　在以民主方式確定的框架內，市場和競爭都是不可缺少的。市場能夠有效地協調大量紛繁龐雜的經濟決策。

　　農業、工業、手工業、商業和服務業的公共企業和私營企業是我們經濟生活的基礎。

　　經濟民主需要企業開創精神和效益。我們承認它們並且鼓勵它們。它們也必須在履行社會福利責任和生態責任方面接受檢驗。

　　效率競爭有利於消費者和他們的自由消費選擇。市場是壹種促成供需平衡的手段；如果將市場納人壹個適當的總體框架內，它也是壹種調控供給和需求的有效手段。它能告訴人們可能出現的經濟發展和結構發展的情況。然而，市場既不能創造充分就業，也不能實現公正分配或保護環境。

　　儘可能開展競爭，必要時進行計劃！

　　市場發揮作用的能力會被過分的集中化抵消。集中化會使中小企業喪失競爭能力，並且使國家民主合法調控手段的作用受到限制。因此我們支持企業的多樣化，尤其要加強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具有革新能力，並且能夠靈活地適應市場的多種多樣的需要。在克服地區結構缺陷方面，它們也起著特別重要的作用。我們要加強中小企業。我們鼓勵建立新的中小企業。

　　我們的經濟如果沒有大企業就不能維持。大企業的實力在於有能力長期從事研究與開發，合理進行生產。它們的威脅在於它們的這樣壹種發展趨勢：通過擴大市場強權造成中小企業的依附性，自己卻不受政治框架條件的約束，甚至自己來確定這些框架條件。

　　由於競爭可以對市場強權進行監督，我們要制定更為嚴格的競爭法。資本的統治權力必須受到強大工會的制約。應當發動儘可能廣泛的公眾輿論來抵制把經濟權力轉化為政治權力。公眾輿論是社會監督的基礎。

　　為了遏制銀行和保險公司對經濟基本決策的影響，我們要通過分散資本股份來限制它們對企業的權力。我們也要限制銀行在企業監事會中的席位以及它們根據代企業保管的股票而行使的表決權。

　　不僅市場，而且國家也可能失靈，我們必須努力克服這兩種危險。

　　我們致力於對國有經濟產業部門和不同形式的公共經濟進行改革。當權力制衡原則或公共經濟利益原則需要這種企業的時候，當公認合理的需求面臨私人積極性不足或過分巨大的風險時，國有企業和公共經濟企業是不可缺少的。由於這些企業不單純考慮贏利，它們往往能夠最佳地滿足社會公認的合理需求。但是，不允許把它們僅僅限制在那些不贏利企業和行業範圍內。

　　我們特別感到有義務實現把團結互助的自助和民主自我管理結合起來的合作社思想。為了便於創立新的合作社，我們要改善經濟和法律的框架條件。

　　在以其他手段無法保證建立壹種符合對社會負責的經濟力量對比秩序時，在不能保證貫徹經濟發展的質量標準時，公共所有制是合適的和十分必要的。公共所有制在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秩序中不能要求自由發展的空間，它只能與現行秩序條件相適應。社會化必須既是民主的因素，同時也是經濟政策的手段。

　　男女雇員參與決定

　　經濟民主要求男女雇員和他們的工會在進行經濟和社會決策時能以平等的權利參與並行使特定的共決權利，這包括：

　　― 在勞動崗位上，就完成工作、制定方案規劃，以及採用新技術或新的組織形式進行決策，― 在企業中，對於勞動條件、勞動組織、勞動保護和健康保護、培訓教育和繼續教育，對於新技術的應用，對於產品和生產進行決策，― 在所有大企業和康采恩中通過勞資雙方人數對等的代表機構和通過監事會的特定共決制度進行決策，― 經濟委員會和社會委員會進行跨企業的經濟決策，男女雇員利益、環境保護和消費者的要求都應提交給這些委員會，― 通過歐洲範圍的共決對跨國公司的共決制度作出國際規定。

　　經濟民主只有在實施壹部行之有效的競爭法的基礎上，在拆散銀行和大企業的緊密關係的基礎上，以及在為了加強共決機構的監督權和決策權而改革企業法的基礎上，才能得到發展。在保持資本所有者和雇員雙方代表對等的情況下，監事會和決策機構的權力應進壹步擴大，使它們有可能代表社會利益。

　　勞資協議自治是實現經濟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為使勞資談判各方力量均衡，必須從法律上作出禁止解僱罷工者的規定。

　　雇員對生產性資產的參股

　　男女雇員對生產性資產的參股也可以成為經濟民主的壹個內容。雇員通過這種方式分享利潤，並且分享他們共同勞動而獲得的資本增長，但並不會因此減少必要投資的資金。這樣，職工和他們的代表機構就會對他們自己的生產資料擁有越來越大的支配權。

　　我們主張確定壹個法律框架，在這壹框架內，勞資協議雙方能夠就設立促進雇員參與生產性資產的跨企業基金訂立協定。

　　土地法

　　土地和耕地是大自然的壹部分，是我們生活的重要基礎。它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如食品、住房和休養生息等。土地和耕地不能重新更換，也不會增多。因此土地成了財產投資和投機活動的對象。

　　我們需要有壹個能夠在市鎮和地區的空間規劃中貫徹生態目標和社會福利目標的土地法。這壹法律首先適用於住宅建築和住宅區改造。為此，我們需要：

　　― 制定壹個更為簡明的沒收法和賠償法，

　　― 確定壹種限定價格的市鎮優先購買權，

　　― 對因區域規劃而增值的土地，地方當局應向土地所有者徵收部分費用，― 確定土地增值稅，

　　― 在使用地產時實行繼承建築權優先。

　　消費者參與協作

　　經濟民主必須使消費者的以下權利得以實現：

　　― 保護健康，

　　― 受到保護以避免經濟損失，

　　― 賠償損失的權利，

　　― 獲取信息的權利，

　　― 通過代表維護自身權益的權利，

　　― 擁有壹個健康環境的權利。

　　國家財政

　　國家財政是經濟調控的壹個重要手段。稅收和收費、預算計劃和財政激勵，國家訂貨和投資、貨幣政策和信貸政策都必須相互協調，以使它們服務於設定的政治目標。

　　只有富人才能承受窮的國家。[5]為了大家的利益，國家不斷增加新的任務，因此即使在採取最嚴格的經濟措施和節約措施的情況下，今後也很難減輕總的稅收負擔。我們要取消那些已不再確實需要的開支。

　　國家提供資助資金必須同時提出目標明確的條件並進行相應有效的效果監督。

　　國家投資必須改善我們的基礎設施，為生態革新做好準備，創造就業崗位和使所有地區都獲得更高的生活質量。此外，還應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財政政策必須承擔解決就業問題的責任。在經濟衰退的時候，不得縮減開支。持續穩定的開支，即使需要借貸，也必然會穩定經濟發展。要削減那些對於整個社會來說並非公平合理的補貼。

　　在重要增長領域，完全或者主要通過貸款籌資的國家投資計劃可以緩解短期的經濟滑坡、推動生態革新和創造就業崗位。全面和長期的就業計劃和投資基金只適用於具有結構意義的、準確界定的生態或者社會福利目標，必須主要通過向非投資利潤或者向高收入徵稅的辦法為上述計劃和基金籌集資金，為此進行的法律調整應當同稅法改革壹起鼓勵將利潤用於有意義的投資，阻止將利潤用於投機活動。

　　稅收法需要徹底改革。為了更公正地分配收入，我們主張對最低限度生活的收入實行免稅，減輕中低收入的稅收負擔，用子女補貼費取代子女免稅金額。取消不合理的稅收補貼。對用於再投資的利潤的徵稅要明顯優惠於提走的利潤。對於金融投資收入在稅收方面不應比勞動收入更加優待。

　　此外，稅收法必須成為生態革新的手段。我們要對那些污染環境的產品加重徵稅，首先是擴大能源稅徵收範圍並逐步提高稅率，與此同時，減少對於勞動收入的徵稅。

　　5.國家和社會中的民主

　　民主是壹種生活方式

　　我們為民主而鬥爭，它必須成為普遍的生活方式。因為只有實現民主才能體現對人的尊嚴和人自身承擔責任的尊重。

　　民主是自由的生活方式。只有當人們願意並且能夠承擔責任時，自由才會存在。在國家和社會中，任何人不得被排斥在民主參與之外，或者說，不得通過社會限制阻止他們的民主參與。

　　民主從社會和社會政治文化中汲取自己生命力。經濟權力或新聞媒體權力的過分集中，統治術[6]在私人或國家手中的積累，都會使民主受到威脅。

　　民主國家

　　民主國家建立在它的全體男女公民享有同等權利和義務的基礎之上。作為公民自由權利和參與權利的基本權利是預先為國家規定的，它們為壹個受價值觀念約束的共同秩序奠定了基礎。保障和維護基本權利，使它們免受威脅，這是民主國家最重要的任務。

　　國家應當在社會和經濟中實現民主和社會公正，為此應保證決策過程必要的公開性。但是，國家並不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如果對國家要求過高，就會導致急劇膨脹的官僚機構，這些機構效率下降，既不受任何監督，財政上也無法維持。我們反對社會的國家化。

　　當個人或團體自身無力承擔社會所要求的義務，或者為公共福利所必需的服務以其他方式無法提供的時候，國家就必須承擔義務。輔助性原則，小單位優先於大單位的原則[7]，只要運用適當，就能夠限制權力，鼓勵社會參與。

　　法律與政治

　　法治國家以法律制約所有行使權力的行為。遵循民主憲法、三權分立、權力相互監督，也就使國家建立法律秩序和行使暴力壟斷的職權和義務合法化。法治國家不僅會由於個別公民違犯法律、而且也會由於國家濫用權力而受到損害。

　　現代信息技術使官僚機構的影響不斷加強。就此而言，如果法治國家得不到保障和擴大，民主化也就無法實現。

　　我們承認我們是服從法律的，即使在拒絕批准壹項法律的時候也是如此。為了能夠修改法律，我們為議會多數而鬥爭。價值評估和對比衡量原則也屬於法治範疇。為了實施和保護高位法律，必須經過負責任的價值評估使低位法律退居次要地位。就此而言，並非每壹項違背法律的做法都觸犯了法治，相反，通過運用高位法恰恰可以證明自己行為的合法性。

　　民主和公開性

　　民主依賴公開性原則而生存。國家和行政管理部門，必須有透明度，對公民則不能提出這種要求。公民必須監督國家，而不是國家監督公民。

　　所有人都必須享有獲得信息的權利。對於涉及公共事業或者公民自身的事務，男女公民必須要洞悉內情並能夠做出判斷。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監督以他們名義行使的國家權力。因此，只要數據保護和理由充足的保密工作不會因此受到利益損害，就應該對於公民查看檔案和使用國家數據庫的合法要求作出法律規定。

　　對於自身數據的處理實行自決是壹種基本權利。因此．搜集數據工作必須置於社會監督之下，必須不斷改善對於官方機構和私人機構所掌握的涉及個人數據的保護。數據收集和它的網絡化必須限制在極端必需的範疇內。

　　新聞自由和廣播自由也需要內心思想自由。我們要確保公民自由發表意見、遊行示威、結社和集會的權利。

　　多層次的國家結構

　　日常生活、共同生活，以及男女公民對公共事業的認同主要取決於市鎮的行動。因此，我們要加強和擴大基本法所保障的市鎮自治。強有力的市鎮自治需要在政治領導和監督下的現代管理。國家在社會總產值中所占的份額要根據分派給它的任務來確定。國家收入必須隨著任務的發展而發展，國家收入分配給地方政權的份額也是如此。因此，我們拒絕在沒有相應資金籌措規定的情況下給市鎮分派任務。市鎮的財政籌措能力必須改善。它們必須能夠對於自己的預算收入獨立自主地進行決策。不能用財政平衡取代獨立的地方稅收。必須擴大憲法所規定的市鎮機構的活動空間。在進行涉及市鎮的決策時，必須在法律上保證它們參與決定的機會。

　　聯邦制被證明是卓有成效的。它限制了國家權力，促進了與公民的接近和地區的多樣化。憲法規定的聯邦、州、市鎮所擁有的行動自由和財政自由必須得到保障。聯邦制也必須成為塑造歐洲共同體的原則。通過各民族國家所進行的跨越國界的區域合作，各種成熟的傳統將能使面向未來的行動取得豐碩成果。

　　我們要把歐洲共同體進壹步發展為歐洲合眾國。按照《基本法》第 24 條的規定，把國家主權轉交給歐洲共同體，將會使傳統的國家結構得到補充。共同體的男女公民應能參與共同體的決策。歐洲共同體必須由壹個經濟共同體變成壹個公民的歐洲，在其中，國籍只起次要的作用。我們的目標是，制定壹部將民主與法治國家及社會福利國家原則結合起來的共同體憲法。

　　議會民主和多數原則

　　我們宣布承認議會民主。

　　在議會民主制中，自由選舉賦予受到監督的、有壹定期限的政治權力。

　　多數派的權力需要自我約束。多數派必須同自己的批評者保持長期對話，包括議會外的對話。多數派也會犯錯誤，因此，多數派的決策必須是能夠收回的，特別是當觸及到生存基礎和危及未來世代幸福的時候。必須使後代人能夠對於自己的生活環境自主地做出決策。

　　議會民主並沒有減少和取代男女公民的責任。因此，我們要擴大公民參與，更有效地實施請願權利。在市鎮、州和聯邦所進行的全民公決和全民決策應在法律規定的界限內對議會決策進行補充。憲法對多數派權力的限制也適用於公民直接參與。

　　應當加強議會和議員在政治意向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所以，議員必須在政府提供的信息面前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他們應公開自己的經濟聯繫。婦女和男子應根據在居民人口中所占比例在議會中各自保持相應數量的席位。

　　如果沒有那些使民主的意向形成不斷成為可能的政黨，議會民主是無法設想的。為了實現有效的公民政治參與，需要黨內民主和黨內意向形成過程的透明度。政黨的意向形成、政黨行為和政黨組織必須與我們的基本改革目標相壹致，並能滿足關於擴大公民參與決定權的新的社會要求。

　　公民倡議組織和社會運動反映了壹種新的公民意識，它們的出現使民主的意向形成過程更為活躍。它們經常僅僅代表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它們迫使人們對於壹些重要題目進行辯論，新形式的政治意向形成使我們的民主充滿活力，並且豐富了我們的政治文化。它們能夠並且應該不斷向政黨提出挑戰，但不能取代政黨。

　　社會團體是各種社會利益的合法體現。當它們以共同幸福為目標的時候，我們尋求同它們合作。當它們不顧壹切地謀取局部利益的時候，我們要對它們進行抵制。

　　工會

　　沒有自由工會就沒有民主。共同的歷史和共同的目標將我們與工會聯繫在壹起。工會自主確定自己的任務。我們認為，工會的自由活動是不可侵犯的。只要涉及雇員利益，工會就應參與社會和政治任務的完成。我們尊重它們在黨派政治上的獨立性。

　　我們支持工會關於雇員公平分享自己勞動所得的要求，參與決定經濟決策的要求，以及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要求。在經濟和社會民主化方面中我們對工會寄予厚望。

　　我們支持和維護從痛苦經驗中成長起來的統壹工會，並把它作為聯邦德國的壹項最重要的成就加以維護。

　　勞資協議自治是民主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將維護它，使它不受任何侵犯。保障並加強雇員法律地位的勞資協定需要具有罷工能力的強大工會。組織自由和罷工權利是不能放棄的。

　　我們敦促在企業和管理部門中的社會民主黨雇員積極參與工會工作。

　　教會和宗教團體

　　社會民主黨承認基本法賦予教會和宗教團體的特殊意義和法律地位。在宣講布道、靈魂幫助[8]和舉行祭祀方面，教會和宗教團體是獨立的，不屈從於國家施加的任何影響。

　　我們維護思想、良知、信仰和宣講布道的自由，如果教會和宗教團體、教會小組和個別教徒通過批評、建議和實際參與致力於對社會政治生活改造施加影響，並因此接受公眾批評，我們將採取歡迎態度。我們認為這是對於社會政治對話所做的壹種重大貢獻，在這種對話中，必須保證對持有不同思想的人採取寬容和尊重的態度。因此，社會民主黨人也是自願尋求對話的，凡是在我們與教會、宗教團體和教會小組雙方認為存在共同任務的地方，都要進行合作。

　　不信仰宗教的人不得受到歧視。普遍生效的雇員權利也必須在各種教會、宗教團體和世界觀團體的機構中得到保障。

　　貼近民眾的行政管理

　　我們需要壹種貼近民眾的和有效能的行政管理。這種行政管理必須擺脫專制國家的傳統，在所有層面都是透明的，能夠受到監督的。這種行政管理不應使公民喪失進行自助、承擔責任和積極參與的勇氣，而應鼓勵他們這樣做。

　　我們主張在行政管理機關編制計劃的時候公民應更早、更全面地進行參與。司法機關對於反對行政管理機關決策的行為所提供的法律保護必須得到保障，並且應通過實行集體起訴擴大這種法律保護。凡是感到自己受到決策弊端傷害的人，都應能夠向壹名專門調查社會弊端或負責聽取民眾意見的官員求助。

　　對於公共服務部門就業人員的法律關係應統壹做出規定。其中包括人事代表權，罷工權也應包括在內。對於忠於憲法的要求必須依據基本法的自由精神來進行解釋。我們要摒棄反極端分子法的思想和實踐。

　　法律和司法

　　在民主法治國家中，壹切權力都要用法律證明自己的合法性並受到法律制約。法律判決應有助於實現社會公正的要求。我們要運用法律來實現我們的基本價值觀念，特別要用於保護弱者和維護自然生存基礎。

　　法院必須對所有人壹視同仁，我們希望處於辯護時期的男女公民的權利能夠得到重視。法院的判決具有約束力。參加審判的人必須保持獨立性。應加強男女陪審員參與審判的機會。聯邦和州的憲法法院以及聯邦最高法院和州最高法院的男女法官，必須在程序透明的公開聽證會之後，由聯邦議院和聯邦參議院或州議會的民主合法機構以特定多數選舉產生。

　　警察機關在執行保護男女公民、追究犯罪行為和保障法治國家的任務時，需要公民和國家機關的幫助和批評。不得依靠警察解決政治衝突。

　　刑法和執行判決也是為維護我們的法治國家秩序服務的。它們的目標是，保護公民和團體，使犯法者重新回歸社會，而不是進行報復。對犯罪行為的受害者必須給予特殊的社會照顧。

　　聯邦德國的改革政策

　　基本法提出了建議和任務，在它的基礎上，我們同其他政黨壹起在競爭中建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我們感到自己對這個國家負有責任。就此而言，它是我們的共和國。它有許多缺陷。因此，我們希望它的現實情況接近於憲法規範。我們把民主社會主義帶進了這個共和國，為的是使它能夠成為憲法規定的那樣：壹個民主的社會福利國家。為此，需要持久不斷的改革。我們是改革的政黨。

　　改革工作經常以小步進行。對我們來說，辨清方向比步子大小更為重要。

　　改革工作必須克服強大的特殊利益的反抗。它不僅是政府、議會和政黨的任務。重大的改革只有通過公民對話獲得多數人積極支持才能取得成功。

　　政治文化

　　沒有爭論的政治是無法想像的。我們的爭論方式必須體現出我們為之爭論的目標。即使是在爭奪政權的鬥爭中，也不能為了神聖目標而不擇手段。

　　沒有基本共識的爭論會導致思想領域的內戰。我們贊同與那些承認憲法的基本權利和基本規則的社會力量達成基本共識。在各種形式的爭論中，這種共識應是清晰可見的。

　　如果未來構想與現實的矛盾之間不存在差距，政治文化就會變得十分虛弱。只有當千百萬具有自我意識的男女公民在未來構想中看到自己的希望，這種未來設計才會有效地發揮作用。

　　只有當人們能夠負責地參與設計和體驗政治，能夠不受約束地將自己的設想引入政治的時候，才能釋放出團結互助社會的政治文化所需要的那種力量。只有這樣，政治才能擺脫被動執行客觀強制的狀況，採取必要的行動，實現生活所需要的改革。

　　Ⅴ.我們通向未來的道路

　　希望不是通過排除危害，而是在公開對話的啟示中產生的。

　　改革政策建立在希望基礎之上。在甚至那些值得保留的事物也只有通過改革才能拯救的時候，改革工作就成了惟壹負責任的政策。

　　我們的未來構想是：建議成立壹個新老社會運動的改革聯盟。這個聯盟的核心仍舊是與工會合作。但是，它也必須包括壹切通過日常生活體驗、或者通過積極投身新社會運動而堅信有必要進行深刻改革的人。

　　我們需要壹個包括儘可能多的團體和力量的廣泛的改革聯盟。這是因為我們必須戰勝這樣壹些人的反抗：他們將壹切有利於自己盈利企圖、有利於自己的經濟和政治權力的事情統統宣布為進步。只有許多人形成共同意願，並且大力宣傳各種特殊利益如何損害公眾幸福，才有助於抵制少數人的權力優勢。

　　我們並不許諾在地球上建立壹個天堂。但是我們能夠共同抵禦危險，減少風險，壹種新的、更加美好的制度包括：

　　― 壹個眾多民族的民主共同體，它將為地球繁榮昌盛的未來承擔共同責任，― 壹個擺脫了戰爭和軍備競賽的瘋狂、不以武力解決衝突、而是把自己的力量用於保護自然界和消除飢餓的人類，― 壹個公正分配收入，擴大雇員在生產性資本中的股份，始終具有可靠的社會保障的社會，― 壹種在生態和社會領域進行革新的經濟，它節約地使用有益於自然的能源，消除核時代遺留下來的負擔，― 這樣壹個社會，它在降低經濟增長率、減少職業勞動和增加個人勞動的情況下，提高社會富裕程度，通過更加健康的環境、更少的恐懼、更人道的勞動世界和更多的個人支配時間來改善社會的生活質量，― 壹個使所有人都能從事符合人尊嚴的工作的社會，它在兩性之間公正地分配職業勞動和家務與家庭勞動，促進勞動中的參與決定和自決，― 壹個在婦女與男子、青年人與老年人、德國人與外國人之間實現了平等與團結互助的社會，― 壹個所有公民在涉及自己利益時能夠權利平等地作出決策並能貫徹實施的社會。

　　我們的綱領只能在批評性的對話中實現。我們呼籲壹切願意在這方面給予我們幫助的人，用他們的合作、他們的聲援、他們的批評和他們的想像力來激勵和加強德國社會民主黨。

歐洲左派的基本理念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1951年6月30日至7月3日，民主社會主義的國際組織“社會黨國際”在法蘭克福召開了第壹次代表大會。英國工黨、奧地利社會黨、比利時社會黨、丹麥社會黨、芬蘭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冰島社會民主黨、以色列工黨、日本社會黨、盧森堡社會主義工人黨、荷蘭工黨、挪威工黨、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瑞典社會民主黨、瑞士社會民主黨等民主社會主文政黨參加了該次大會。該次大會以“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與任務”為題，發表了對人類社會進步有著重大深遠影響的“法蘭克福宣言”。這篇宣言向整個人類社會表達了要建立壹個“沒有人對人或民族對民族的剝削與奴役，個人個性的發展是人類充分發展的基礎”的“和平與自由的世界”的理想追求。

　　它是又壹個關於“人權”與“公民權”的宣言，是世界人權宣言的進壹步政策化。上述的政黨半個世紀以來領導本國人民為“建立壹個自由的新社會而奮鬥”，“為取消性別之間、社會群體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種族集團之間的壹切法律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歧視而奮鬥”，為和平而奮鬥，人民生活安定而幸福，免除了政治與經濟方面的“恐懼與憂慮”，初步實現了社會主義。不過，這篇宣言所提出的關於“公有制”化的要求，如認為“公共利益優先於私人利潤的利益”，“公有制可採取把現有私營企業國有化，建立市有或地區性企業、消費合作社或生產合作社等形式”。

——法蘭克福宣言——

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與任務

序言

（壹）十九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發展了巨大的生產力。其代價則是排除了絕大多數公民對生產的影響。它把所有權置於人權之上。它創造了壹個沒有財產和社會權利的、靠工資生活的新階級。它使階級之間的鬥爭尖銳化了。

　　雖然世界蘊藏的資源足以供每個人過像樣的生活，但是資本主義未能滿足人口的基本需要。它證明了，沒有災害性的危機和大規模失業，它就無法運行。它產生了社會的不安定與貧富之間的懸殊差別。它訴諸帝國主義擴張和殖民剝削手段，從而使民族之間和種族之間的衝突更形劇烈。在某些國家中，強有力的資本主義集團幫助過去的野蠻主義，使之以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形式重新抬頭。

（二）社會主義作為壹個反抗資本主義社會固有弊病的運動在歐洲誕生。因為靠工資生活的工人受資本主義之苦最深，社會主義的最初發展乃是壹個靠工資生活的工人的運動。自此以後，越來越多的公民--專業人員與辦事人員，小農與漁民，手工業者與零售商，藝術家與科學家--都開始認識到，社會主義對所有相信必須消滅人對人剝削的人們具有號召力。

（三）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把人們從對佔有或控制生產資料的少數人的依附中解放出來。它的目的是要把經濟權力交到全體人民手中，以建立壹個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共同工作的社會。

（四）社會主義在世界事務中已成為壹支主要的力量。它從宣傳走向實踐。在某些國家中，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已經奠定。在這些國家中，資本主義的弊端正在消逝，社會產生了新的活力。社會主義原則的價值正在行動中得到證實。

（五）在許多國家中，不受控制的資本主義正讓位於壹種由國家干預和集體所有制限制私人資本家活動範圍的經濟。更多的人開始認識到需要計劃化。社會保障、自由工會運動和工業民主都正在取得進展。這種發展多半是社會黨人和工會工作者多年奮鬥的結果。在社會主義力量強大的地方，都已經採取了重要步驟，以期創立壹個新的社會秩序。

（六）近年來，世界上不發達地區的人民發現社會主義是爭取民族自由與提高生活水平這壹鬥爭的可貴手段。在這裡，在各種不同環境的壓力下，不同形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正在逐步得到發展。在這些地區裡，社會主義的主要敵人是當地金融寡頭的寄生性剝削和外國資本家的殖民剝削。社會黨人為政治與經濟的民主而奮鬥, 他們謀求通過進行土地政革與工業化、擴大公有制和發展生產合作社與消費合作社來提高群眾的生活水平。

（七）正當社會主義在全世界進展之際，新的力量也在興起，威脅著爭取自由與社會公正的運動。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後，共產主義造成了國際勞工運動的分裂，並使社會主義在許多國家的實現推遲了幾十年。

（八）共產主義妄稱繼承了社會主義的傳統。但事實上，它歪曲了這個傳統，使它面目全非。它建立了壹種僵硬的、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不相符的神學。

（九）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剝削造成人群的分化。社會黨人的目的在於消滅這種剝削，以實現自由與公正；而共產黨人則只是為了建立壹黨專政而企圖使這些階級的分化加劇。

（十）國際共產主義是新帝國主義的工具。不論在什麽地方，只要它獲得政權，它就破壞自由與獲得自由的機會。它的基礎是建立在軍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的。由於造成財富和特權的鮮明懸殊，它已創立了壹種新的階級社會。強迫勞動在它的經濟組織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十壹）社會主義是個國際性運動，它不要求對待事物的態度嚴格壹律。不論社會黨人把他們的信仰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或其他的分析社會的方法上，不論他們是受宗教原則還是受人道主義原則的啟示，他們都是為共同的目標，即為壹個社會公正、生活美好、自由與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奮鬥。

（十二）科學與技術的進步，賦予人類更大的力量，既可改善境遇，也可毀滅自己。為了這個理由，生產不能聽任自由主義經濟的擺佈，而必須為人類需要加以系統的計劃。這種計劃必須尊重個人保持個性的權利。社會主義主張無論國內還是國際事務，都要有自由和計劃。

（十三）社會主義的實現不是必然的。它要求所有信仰著作出個人的貢獻。它的做法不同於集權主義，並不強使人民充當被動的角色。相反，若沒有人民全面的、積極的參與，它就不能成功。它是民主的最高形式。

政治民主

（壹）社會黨人為通過民主手段建立壹個自由的新社會而奮鬥。

（二）沒有自由，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只有通過民主制才能完成，而民主制也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才能完全得到實現。

（三）民主制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它必須保障：

每壹個人有過私人生活的權利，保護其不受國家的任意侵犯。
政治自由，如思想、言論、教育、結社和宗教信仰的自由。
人民有普遍的、平等的與秘密的選舉權，自由選舉其代表。
由多數派組織政府，同時尊重少數派的權利。
所有公民不論出身、性別、語言、信仰和膚色如何，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
任何擁有自己語言的集團有權實行文化自治。
建立獨立的司法制度；人人有權在公正的法庭前通過壹定的法律程序受到公開審判。
（四）社會黨人壹貫為人權進行鬥爭。必須使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在每壹個國家中生效。

（五）民主制要求不止壹個政黨有存在的權利和當反對派的權利。但是，民主制也有權利與責任來保護自己，以反對那些只是為了破壞民主而利用民主機會的人。保衛政治民主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維護政治民主是實現經濟民主與社會民主的壹個條件。

（六）以保護資本家利益為基礎的政策，不可能使為保衛民主不受極權主義攻擊所需要的力量與團結得到發展。只有在工人的積極幫助下，民主才能得以維護，工人的命運有賴於民主的保存。

（七）社會黨人表示聲援壹切受獨裁統治之苦的人民爭取自由的努力，不論受到的是法西斯的獨裁統還是共產黨的獨裁統治。

（八）任何獨裁統治，不論出現在什麽地方，都是對所有自由國家的威脅，從而也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凡是對強迫勞動進行無限制剝削，不論是在私人利潤還是在政治獨裁統治下，都是壹種對所有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道義標準的威脅。

經濟民主

（壹）社會主義謀求用這樣壹種制度來代替資本主義。在這種制度下，公共利益優先於私人利潤的利益。社會主義政策的當前經濟目標是充分就業，增加生產，提高生活水平，實行社會保障和推行收入與財產的合理分配。

（二）為了達到這些目的，生產必須是為人民的整體的利益而計劃的。

　　這種計劃化同經濟權力集中在少數人之手是不相容的。它要求對經濟進行有效的民主監督。

　　因此，民主社會主義既同資本主義的計劃，也同各種形式的極權主義計劃尖銳對立，因為後兩者都把對生產的公共監督和對生產成果的合理分配排除在外。

（三）社會主義的計劃可以通過各種手段來達到。應根據有關國家的本身結構來決定公有制的範圍和所要採用的計劃化形式。

（四）公有制可採取把現有私營企業國有化，建立市有或地區性企業、消費合作社或生產合作社等形式。

　　不應把各種不同形式的公有制本身看成是目的，而應看成是對決定經濟生活和社會福利的基礎工業和服務行業的監督手段，也是使效益差的工業合理化，或是阻止私營壟斷企業和卡特爾剝削公眾的手段。

（五）社會主義的計劃並不以所有生產資料的公有為先決條件。它同重要生產領域內，如農業、手工業、零售業和中小型工業內私有制的存在是可以相容的。國家必須防止私有者濫用他們的權力。國家可以而且也應該在計劃經濟的範圍內幫助私有者，使其對增加生產和福利作出貢獻。

（六）工會以及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組織是民主社會的必要因素，決不能讓它們蛻變為中央官僚機構的工具，或成為壹個僵硬的社團性體系。這些經濟組織，在不侵犯憲法承認的議會特權的情況下，應當參與制定總的經濟政策。

（七）社會主義的計劃並不意味著壹切經濟決定都置於政府或中央機構手中。只要與計劃的目的相符，無論在什麽地方，都應當實行經濟權力的非集中化。

（八）所有公民均應通過他們的組織或出於個人的主動性，參與生產進程，防止公營或私營企業內官僚主義的發展。應使工人同他們所在的產業部門民主地聯結在壹起。

（九）民主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在實現經濟與社會日益繁榮的基礎上擴大個人自由。

社會民主與文化進步

（壹）資本主義的指導原則是私人利潤，而社會主義的指導原則是滿足人類的需要。

（二）在分配生產成果時，應把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放在第壹位。但這並不剝奪個人根據自己的才能工作的積極性。社會黨人認為還有其他的刺激因素，例如工作成績優良帶來的自豪感和當人們為共同利益工作時得以加強的團結互助與協作精神。

（三）社會主義不僅意味著基本的政治權利，而且意味著經濟和社會權利。後者包括：工作的權利；享受醫療保險和產期津貼的權利；休息的權利；因年老、喪失工作能力或失業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獲得經濟保障的權利；兒童有享有福利照顧的權利；青少年有按照其才能接受教育的權利；得到足夠住房的權利。

（四）社會黨人為取消性別之間、社會集團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種族集團之間的壹切法律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歧視而奮鬥。

（五）社會主義的意義遠不止於建立新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凡是有助於解放和發展人的個性的經濟與進步，都具有相應的道德價值。

（六）社會黨人之所以反對資本主義，不僅因為它造成經濟上的浪費，也不僅因為它使群眾不能享受物質權利，最主要的是它違背社會黨人的正義感。社會黨人反對任何形式的極權主義，因為它侵犯了人的尊嚴。

（七）社會主義為使人類從恐懼和憂慮下解放出來而鬥爭，因為恐懼和憂慮同各種形式的政治與經濟的不安全是分不開的。這壹解放將為意識到自己責任的人們在精神上得到發展和在文化上逐漸形成完整的個性開闢道路，社會主義是促進這種文化發展的有力因素。

（八）社會主義力求給人們以壹切手段來提高文化水平和促進人類精神中的創造願望。藝術與科學的寶藏必須向全人類開放。

國際民主

（壹）社會主義運動從壹開始就是壹個國際性的運動。

（二）民主社會主義是國際性的，因為它的目的在於使所有人從各種形式的經濟、精神和政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三）民主社會主義是國際性的，因為它認為任何國家都不能孤獨地解決它的全部經濟和社會問題。

（四）必須超越對民族主權的限制。

（五）只有把和平建立在國家之間自願合作的基礎上，社會黨人所爭取的新的世界社會才能在和平中繁榮昌盛。因此，民主制必須根據保障民族自由與人權的國際法的規定，在國際規模上建立起來。

（六）民主社會主義認為聯合國的建立是走向國際共同體的重要步驟，它要求嚴格履行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七）民主社會主義反對各種形式的帝國主義，它為反對壓迫和剝削任何壹國人民而鬥爭。

（八）僅僅消極地反對帝國主義是不夠的。世界上廣大地區遭受極度貧困、文盲與疾病之苦。世界上任何地區的貧困都威脅著其它地區的繁榮。貧困是民主製發展的障礙。民主、繁榮與和平要求對世界財富重新分配和提高不發達地區的生產率。這些地區物質與文化水平的提高，同所有人都有利益關係。民主社會主義應鼓勵這些地區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發展，不然它們就會淪為新壓迫方式的受害者。

（九）民主社會主義者認為維護世界和平是我們當前時代的最高任務。只有集體安全體系才能保障和平，為國際裁軍創造條件。

（十）維護和平的鬥爭同爭取自由的鬥爭密不可分。在我們這個時代，對自由人民獨立的威脅，直接導致戰爭危險。

　　社會黨人為建立壹個和平與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在這個世界中，沒有人對人或民族對民族的剝削與奴役，個人個性的發展是人類充分發展的基礎。社會黨人呼籲所有勞動人民團結起來，為這個偉大的目標而奮鬥。

社會民主的發展，乃是壹種歷史的過程，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呈現不同的面貌，採取不同的發展策略，並不斷反省修正理論觀點，以因應社會環境的變遷，靈活彈性的調適能力，可以說是社會民主最大的特色。而儘管不同的國家，社會民主的發展不儘相同，但是從長期的歷史時間來看時，仍然能從中區分出幾個明顯的歷史階段，作為我們瞭解社會民主的概觀。

起源：改良主義（reformism）的興起
　　社會民主的發展，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以前，總是在“革命”與“改良”兩條路線之間擺盪，壹直要到“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於壹九壹九年成立之後，社會民主運動才算真正確立改良主義的發展方向，因為社會民主黨內的革命派份子，此刻已然脫離了社民黨，轉而加入共產國際。

　　改良主義的興起，最早應該是源自德國。壹八七八年，俾斯麥提出了“社會主義鎮壓法”，逼使德國的社會民主工人黨（社會民主黨的前身）面臨黨的瓦解危機，黨內的領導幹部也因而對黨的生存策略產生分歧，伯恩斯坦（E.Bernstein）等人乃開始鼓吹合法理性的改良主義，這壹種新的呼聲，自然引起了黨內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K.Kautsky）等的反擊，引發了往後壹連串的論戰，不過在鎮壓時期，這種理論鬥爭則尚未表面化。

　　壹八九○年，鎮壓法取消，德國的社會民主工黨獲得新生，並隨即將黨名改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且通過了著名的“愛爾佛特綱領”。這份綱領由於理論綱領部份是由考茨基執筆，因而在原則上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準則，但是行動綱領部份則由伯恩斯坦負責，所以實際上充滿了改良主義的色彩，主張議會路線與漸進改良，至於無產階級革命則被略而不提。

　　“愛爾佛特綱領”，可視為是第壹份標舉改良主義行動方向的正式宣言，其影響力十分深遠。壹八九壹年，成立剛兩年的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正式通過以愛爾佛特綱領作為黨的首份發展綱領，顯示出瑞典的社會民主運動，從壹開始便是以改良主義作為行動方針，當然在精神上，則仍然是以“無階級社會”作為終極目標。

　　同樣的，英國的工黨在壹九壹八年成立時，也是十分明顯的是以改良主義為建黨基準，強調透過選舉而不是革命的手段，來進行改革。

　　改良主義不但在理論上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三大支柱：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社會階級兩極化與勞動價值論，更主張在實踐手段上，以漸進式的方法，累積改革力量，最為直接的方法，便是經由選舉取得政權後，再進行社會改造的工作。

　　改良主義者的這些主張，很自然地，招致了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如考茨基與盧森堡等人的嚴厲批判，認為改良主義者只關心手段（社會改良），而忘了真正的目的（社會革命）；同時，他們認為改良主義者，對於資產階級式的代議民主政治過度樂觀，將使工人階極無法堅持根本的改變，誤以為不必透過階級鬥爭，便可以達到革命的目的，但是其實這些都只是妄想而已。

　　壹九二○年，較為激進的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為了是否加入共產國際，導致分裂，黨中的急進派獲得投票勝利，決定加入共產國際，而黨中的和緩派，包括伯恩斯坦等人，則回流到社民黨。至此，德國社民黨乃正式確立了其改良主義的方向，從壹個體制外的革命黨轉變為體制內的選舉黨。社會民主運動至此已正式宣告走上改良主義的道路。
過渡：改良主義的再修正
　　第壹次世界大戰之後，“國有化”的議題，成為許多國家的社會民主運動的首要實踐任務，特別是在社民黨已經取得政權的國家，而首先進行這項工作的便是北歐的瑞典。壹九壹八年，瑞典社民黨在未掌有議會多數的情況下組閣，為了實踐轉化資本主義社會的目標，因此瑞典社民黨在執政後，便實施了國有化及工業民主的政策。

　　不只是瑞典，英國的工黨也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於壹九四五年上台執政，並實施國有化政策；此外，北歐的挪威與丹麥等國也均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實施了國有化，將私有企業轉為國有。雖然各國的國有化政策，在實施時間與程度上有所差異，但是基本上，卻均是以此壹政策作為首要施政目標。

　　然而，這波國有化的風潮，卻明顯遭到了挫敗。最明顯的例證，便是瑞典社民黨在壹九二八年，由於企圖強化國有化政策，而在大選中失敗，首次下台；同樣的，挪威的社民黨也在同年下台，國有化政策維持不到三年，便不得不終止。兩國的社民黨雖然在四年之後，再度得以執政，但是卻都已改變策略，不再提起國有化問題了。

　　為什麽國有化政策會遭到挫敗？壹項重要的政治性因素是：社民黨本身並未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同時民眾也不了解國有化的內涵與意義，甚至於連工人階級也是如此。然而，更為重要的壹個原因，應該是“社會化”與“國有化”二者在概念上的混淆。（社會化意指將私有產業轉為該產業的工人階級擁有，而國有化則是意指將私有產業轉移為國家所有）而事實上，依照馬克思原本的意涵，應是指社會化，而不是國有化。

　　由於國有化政策的挫敗，導致社民黨在理論上作出了重大的修正，亦即將國家的角色重新定位為：
１．國家只能介入控制非營利性及社會民生必要的產業，而其目的是要維持整體的經濟發展。
２．國家可以干預調控私有產業，但其目的是為了防止經濟的惡性循環，以及經濟資源的合理運用。

　　瑞典社民黨的理論家韋格佛斯（E.Wigfors）曾為此種修正作出辯護，他認為壹旦私有產業完全國有化，將導致社會主義國家成為另壹個大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形成更為嚴重的資本主義市場混亂，然而，倘若國家只是以間接的方式控制私有產業，則將可以促使資本主義經濟更合理運作，並將部份資源移作有利於全體人民的福利事項。

　　這樣的修正，實在是十分重大的轉變，因為這意味著承認私有制，以及社會化範圍的自我設限，甚至於後來還以效率這種資本主義式的觀念作為國家調整的標準。整個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道路，至此可說已再度修正，因為這種修正幾乎等於已不再將轉化私有制結構，視為首要的改革工作。

　　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到此已經走到大幅轉變的時刻，同時再加上外在情勢產生了新的變化，更促使社會民主主義必需採取新的因應策略。
轉變：福利國家的誕生
　　壹九二九年，世界性的經濟大恐慌爆發了。歐洲各國受到美 國的經濟危機影響，面臨了空前的經濟衰退，不但失業人口激增，國民所得也大幅下降40％以上，同時還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危機。為了解決這些經濟問題，瑞典社民黨的重要理論指導家韋格佛斯，乃參考了凱恩斯早期的經濟理論，並綜合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早在壹九三零年，便在社民黨內提出擴大公共部門投資，以解決失業問題，這項建議不久便成為瑞典社民黨的正式失業政策。因此，這比凱恩斯所提出的相近理論名著－“壹般經濟理論”還早六年。

　　同樣的，英國的工黨，也在壹九三九年，便有黨內理論家主張採行凱恩斯的充份就業理論，並且在壹九四五年工黨執政後正式採行，同時工黨並對外宣揚英國是“福利國家”。

　　社會民主主義轉向福利國家的方向發展，具有幾項重要的意義。
第壹，這代表了社會民主黨將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為： 調整市場力量的運作，而不是直接國有化。
第二，這代表壹種新的再分配方式，它不是直接針對薪資所得進行再分配，而是藉由賦稅改革與建立社會安全制度，間接進行再分配。
第三，它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這是壹種“去商品化”的過程，使消費領域受到商品市場的控制能夠降低。

　　壹九三二年，瑞典社民黨再次執政，便採用韋格佛斯的擴大 公共投資理論，以挽救經濟危機。但是由於依然未能取得多數，因此社民黨便與農民黨聯盟，而為了同時穩定工農階級的支持，因此就先從“再分配”與“擴充高等教育”兩項政 策方向著手，因為工農階級的共同特徵就是收入低及教育水準不高，而不同點則是所有權之有無，故而社民黨迴避了所 有制問題，將焦點集中在分配及教育問題上。

　　至於其具體內容，在社會安全方面包括有：瑞典的老人年金、免費健康醫療照顧、低收入住宅政策及失業金制度等；而在英國，工黨也實施了“公醫制度”、住宅政策等，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工黨在壹九五壹年下台，但是接著執政的保守黨，卻並未取消這些制度，因為這已經成為英國人民的基本權利了。

　　而在教育方面，英國、瑞典與西德的社民黨除了擴大教育管 道，提昇工農階級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並設有“綜合學校 ”，即學生在六年的基本教育後，便可依照興趣進入不同的 職業或壹般教育。

　　福利國家的模式，不僅有效地化解了經濟危機，更進壹步創造出壹種新的社會民主成功典範，特別是世所稱羨的北歐斯堪地維亞模式，更成為其它國家效法的對象，這個時期可以說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高峰期。
調整：工業民主的實施
　　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社會的階級結構產生了重大的改變，不但農民階級的人數降低，同時新興的白領受薪階級相對快速增加，迫使社會民主主義者必須提出新的策略，尋求新的階級聯盟。因此，社民黨自六○年代開始，便企圖將自己重新定位為：以廣大受僱階級為主的政黨，而不再只是工人階級的政黨，藉以與新興的中間階層進行結盟，擴大政治支持。

　　所以，六○年代開始，瑞典社民黨便採取了壹連串的勞動政策，包括壹九六四年的勞資集體工資協商制度、壹九六七年的年金基金，壹九七壹年更是邁進壹大步，實施“工業民主制”，使受僱者也能參與產業的經營，將產業的經營權予以社會化，進壹步使社會民主主義擴大實施，可說是社會民主運動史上十分重要的壹個裡程碑，使社會民主主義向前跨進了壹大步。

　　同樣的，法國自從六○年代末期，發生了學生大革命之後，在左派及社會民主人士的共同提倡下，要求產業民主的呼聲十分高昂，他們主張將民主擴大到各種產業的領域，甚至於包括媒體、大學及教會等特殊領域，以徹底落實社會權的理念。而在西德，經由社民黨與工會人士的共同努力，工業民主的浪潮也同樣相當高漲，更是早在五○年代中期以後便於“企業法”中有相關的規定，並於壹九七四年通過“共同決定法”，擴大實施共同決定製。

　　壹九七五年，瑞典社民黨乘勝追擊，推動“受僱者基金”，以給予受僱者更大的保障，不過這項創舉隨後便因資本家的聯合上街頭抗議，而被取消了。這個挫敗，卻促使社民黨與工會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終於在壹九七八年提出了壹項新的方案，主張：透過營利所得稅與薪資所得稅的法案，建立眾多的薪資所得者基金與信用基金，而其基金持有者則是產業中的受僱者與同壹郡內的其他受僱者。由於基金不可出售，同時乃是集體擁有，因此將可以保證：五百人以上的產業受僱者，至遲三十五年，便可以將基金逐漸轉移給受僱者。

　　事實上，這是社民黨為了團結白領與藍領勞工，所採取的策略，同時其實也是壹種迂迴的團結基金手段，以謀求資本家的妥協，而其真正的目的則是進壹步嚐試推動經濟民主政策。壹九八三年，經過多次的協調，瑞典國會終於通過法案規定：企業應提撥20%的利潤，存入中央銀行，用於科技研發，使用時則需與工會先行商量，這項新制度雖然已與原本的想法有所距離，但是對於社會民主，仍有壹定程度的進展。
結語
　　社會民主的發展，歷經百餘年，其間雖有過數次的理論與策略轉變，從國有化到福利國家，再轉變到工業民主，甚至於也曾嘗試經濟民主的改革，以有效因應社會變化，但是其基本的價值與理念則始終保持，就是：促進社會平等、維繫社會團結以及人性自主的尊嚴，而其實踐方式則是要將政治領域的民主化，擴充到勞動生產領域以及消費領域，使社會的其它領域也能夠更為民主與平等，達成社會民主的目標。

西方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自十九世紀工業化以來， 發展形成工業社會，“標準化大量生產模式”逐漸成為工業社會的主要生產方式， 稱之為“福特主義（Fordism）”。而面對福特主義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傳統社會民主（Traditional Social Democracy）”的核心理念，是在接受資本主義的前提下，立基於民主政治，針對資本主義衍生的社會不平等與剝削問題進行改革，而為了達成改革，便必需藉由“國家（State）”來啟動與實施管制性的政策，才能夠降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造成的社會問題（Martell,2001:2）。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國家經過歷史之演變發展，“傳統社會民主”理念下，對於“國家”的定位，主要是以“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的形式來呈現，同時國家的主要角色任務，在於進行社會資源的重分配，以達到社會平等與社會團結的目標，國家施行的具體政策包括：施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擴張政策，建立失業保險、健康保險、國民年金等社會福利政策，強化工會組織與落實團體協商，以強化統合主義。

　　但是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發展規律，則是立基於“資本投資－勞動經濟－ 過度積累－ 降低需求－ 失業－提升效率－再投資－彈性積累－彈性化勞力運用”的運作模式，在經濟繁榮與蕭條中交替循環，全球化擴大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過度積累危機，過度積累會導致企業組織處於存貨過多等危機中，因此迫使企業必需採取所謂“彈性積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策略，包括彈性運用勞動力，以及改變生產模式（Harvey,1990）。在全球化的彈性積累策略思惟下，傳統工業社會“福特主義（Fordism）”的“標準化大量生產模式”已不再適用，在“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時代”取而代之的是“豐田主義（Toyotism）”的“少量多樣化生產管理模式”（Waters,2000）。

　　從福特主義時代將國家定位為福利國家，轉變到全球化時代的後福特主義，“傳統社會民主”理念受到了明顯的衝擊影響，同時也使得福利國家的運作，出現了問題，可分為二方面來說明。首先是自1980 年代後期起，社會民主國家的公民對於國家藉由稅收方式，來支持福利體系高額財政支出的意願，已達到極限，導致福利國家的社會安全體系的擴張受到明顯影響；其次是福利國家的社會安全體系，執行效能出現下降的問題，導因於“傳統社會民主”理念下的社會安全體系，是以“生產者”為核心關注對象，而不是以“消費者”為協助對象，使得儘管“傳統社會民主”宣稱是基於民主理念來制定政策，但是實際上的做法卻是採取“有差別的民主”，並不是真正的民主，這種落差導致“傳統社會民主”難以因應變化，持續擴張其影響力。

　　現在的問題是：在新的全球化政治經濟管制形式下，“國家”的角色發生了何種變化？特別是從“社會民主”的立場來看，又應該如何重新思考定位“國家”的角色？可以從下述三方面來分析說明。

1. 全球化下“現代化社會民主”國家的角色變化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傳統的社會民主”運作形式面臨了挑戰，有部份社會民主體制國家（如英國、荷蘭），逐漸轉而採取所謂“現代化的社會民主（Moderning Social Democracy）”思惟， 也就是吸取了新自由主義的部份觀念，比起“傳統的社會民主”理念， 更加強調市場自由競爭， 形成“競爭性統合主義（CompetitiveCorporatism）”， 同時認為國家難以再扮演如同過去的積極性角色，即使採取高度管制的政策，其成效也受到明顯限制（Martell,2001:4），其理由有三點。第壹項理由是因為在全球化下的多數國家，仍然是站在國家自利的立場，只有局限在反應與處理全球化經濟競爭對國家境內公民權益產生影響的情況發生時，才會採取政府干預主義，而不是基於對國內公民加強社會保障的立場來進行市場干預；第二是在全球性政治運作下，國家的管制力量尚未消失，但是受到跨國組織影響力持續擴大趨勢的影響，國家對於國內事務本身的掌控能力與程度均明顯下降，使得國家難以有效地針對國內事務進行管制。

　　因此，全球化政治經濟體系制約下的單壹“國家”，即使是社會民主體制國家， 也日益採取所謂“競爭國（Competitive State）”的思惟，來進行國家治理工作，也就是壹方面基於與其它國家競爭的對抗性心態，進行跨國性策略運作，對外更加強化參與國際間的權力策略運作，藉以取得更多有利競爭的優勢位置與資源；另壹方面，則是藉由將國家資源移轉至國際競爭的理由，對內向國內公民要求必需提升個人在市場中的競爭能力，相對就減輕了國家在社會安全上的責任，同時也自然地減少了社會安全的福利支出。

2. 國家在經濟上的“生產性”角色
　　國家真正具有的正面“生產性角色（Productive role）”，來自於國家作為各種社會與經濟組織間的多元中介作用角色（Plural intermediating），而不是進行直接的經濟生產活動。即使當國家成為直接生產者角色時，國家雖然因此自然會進入競爭行列而改善其生產效率，但這並不是意指國家從此必需遵循市場法則，而是公民必需改變對於國家進行社會服務活動的控制方式。例如社會保障雖然是壹種非直接性的社會生產活動，但是其作用正是在於平衡市場競爭活動造成對個別公民的社會風險擴大問題，此種社會生產活動便不能依據市場法則運作，其運作與存在有賴於公民團結（citizenshipsolidarity），因為關於社會保障的社會正義原則，必需在公民的控制之下，經由民主的方式，來決定國家對公民應該提供的承諾與資源，特別是必需提供給不平等機會處境的公民，享有社會資源協助的機會（Nadel,1999:9）。

　　在新的全球化管制形式下，會出現與社會保障及勞動保護相反的管制形式，使得國家原本決定社會保障的正義原則，勢將歷經衝擊與再發展。同時因為受薪者階級將發現，面對全球化國際金融市場的壓力日益增加，要想平衡這種競爭壓力， 更必需透過國家與社會政治組織的中介，才能夠擴散力量，而要想影響國家的決策方向，便必需更加強調“在公民控制下，經由民主方式來決定國家對公民提供的社會保障承諾”，避免國家基於國際競爭的理由，減輕了國家在社會安全上的責任，同時也自然地減少了社會安全的福利支出。。

3. 國家在“就業”上的社會性角色
　　關於國家在面對失業問題時，究竟應該扮演何種角色，存在著二種相反立場的極端理論（Nadel,1999:11）。壹是“負所得稅”理論（negativetax），假定市場均衡是最佳的安置法則，依照此壹法則自然會將個人就業能力安置到最適合的職位上，只有當無就業能力的個人失業者出現時，才可獲得基本收入（basic income），財源來自於負所得稅，而國家的角色是將收取之稅金，做出適當分配給個人失業者，使個人獲得基本收入。在此，“個人責任”仍然是解決失業問題的主要角色，而國家則僅具有“所得重分配”的消極性角色。

　　另壹種立場相反的理論，則視國家為失業者“最後依靠的雇主”角色，因此國家並不是藉由市場運作規律與提供最低收入來安置失業者，而是國家直接僱用失業者，也就是由國家提供有薪工作給市場視為無就業能力的個別失業者。在此，國家被賦予壹種義務，認為國家必需積極提供失業者工作機會的特別責任義務。

　　實際上，多數國家在失業問題上所擔負的角色，介於這二種極端理論之間。因為每壹國家的福利體系，在實務運作時， 均需同時透過市場誘因與制度性架構來運作， 而這二個面向的運作， 多少都會受到意識型態、政治與社會支持力量、勞工階級的影響， 因此國家必需取得制度性妥協（institutional compromises），才能夠實施就業政策。而“現代化社會民主”的國家， 最明顯的改變就是強調國家應該提供“最低機會（Minimum opportunities）”，提供給受到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al） 的失業者（Martell,2001:6），例如荷蘭已發展出“彈性安全（Flexicurity）”的策略作法，強調兼顧雇主的市場競爭需求與勞工的安全需求（Wilthagen,2001），壹方面擴大解除對於各種非典型工作的管制，同時另壹方面增加提供給非典型工作者獲得政策協助；而英國則是實施“新協定計劃（New Deal）”，強調領取尋職者津貼的失業者，有義務與政府的就業服務機構簽立協定，接受國家要求配合的政策措施。

社會民主體制“國家”存在的基本精神
　　在不同體制之下，“國家”面對經濟全球化與勞動市場彈性化的趨勢，如何調控（Steering）對於經濟市場與就業關係領域的管製程度，各有不同，同時如何重新定位國家、市場、社會與家庭在不同體制的扮演角色，藉以因應高失業率與非典型工作問題引發的社會危機。Esping-Anderson（1999）指出，當代的資本主義國家體制，在面對“平等－工作”之間的交換難題時（equality-jobs trade-off），呈現出不同的選擇途徑，自由主義體制國家採取去管制化的策略，放寬就業保護規範、擴大彈性工作與弱化工會力量，但是此種過度順應勞動市場的作法，迎合雇主使用大量低成本工作者，也缺乏積極性公共訓練計劃，會明顯產生社會風險擴大的不平等（inequalities）問題；而社會民主體制國家，基本處理原則均是根據“社會保障”的傳統，即使是所謂“現代化社會民主”的國家，也是採取擴大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以吸納過多勞動人口，降低社會風險，積極處理“不平等”問題，因此與自由主義體制國家採取的去管制化的策略，有明顯不同，而這也正是社會民主體制國家繼續維持的珍貴原則與精神。

傳統的社會民主福利國家能否與全球化的經濟需求（demands）互相協調？

　　瑞典的社會民主黨認為優良的社會民主傳統是，不論經濟的全球化與否，必須總是為人們提供經濟上的工作機會，所以，不必為世界的經濟新環境與現況所限制，應使其為我們所用。

　　瑞典的社會民主黨認為社會民主仍有其前景，而且不必在理念上有所讓步。但是首先必須擺脫舊的、不合時宜的部份。必須停止經由借貸來建立的福利國家，依此觀點，全球化反而對財政上的限制是有幫助的。

　　瑞典的社會民主黨認為現在並非描寫社會民主正站在面臨選擇全球化與否的轉折點上，問題毋寧是，我們是否要帶著福利國家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走向未來？

面對全球化需要更健康的經濟

　　這樣的計畫需要健康的經濟。西班牙社會民主黨人Felipe Gonzalez曾說，這樣的計畫不需脫離與右派份子在通貨膨脹上的鬥爭，通貨膨脹就像是對低收入者的稅壹樣，對它的鬥爭應為左派的首要任務。別想要我們的政敵與我們有共識，而是要作的比他們更好。

　　社民黨在1994秋天執政時，瑞典的經濟是沉重的，預算赤字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13%，國家負債增加到失控。市場與企業要求政府的財政正常。社民黨同意並實行了壹個龐大的預算強化計畫，使預算赤字降到3%以下，次年沒有赤字，瑞典成為歐洲經濟強國之壹。

降低公共支出，但維持基本福利

　　降低公共支出已經成為關鍵，但不是唯壹；社民黨也增稅，儘管有觸發通貨膨脹的危險以及降低投資意願。但社民黨堅持每個人都應共體時艱，經由降低給付或增稅。政策起效用時，瑞典的利率被砍掉壹半，是1994年歐洲國家中最高的，通貨膨脹同時也消失了，工業投資增加到70%。

　　在政策實行的同時，社民黨回復了瑞典對社會民主價值的追求。對過度通貨膨脹的對抗就是為了福利國家的延續而對抗。雖然這些政策不如以往那般慷慨。重要的是點出財政的困難並不是福利政策所致。財政的危機最終帶來了失業、國家負債到前所未有的境地，這是起源於不良的家庭穩定政策（domestic stabilization policies）所造成的。

　　在最近兩年，社民黨將預算削減至邊緣，乃企圖在未來能繼續保有基本的福利體系核心。社民黨認為這是左派壹個重要的計畫，並為之驕傲。預算赤字、公共負債、通貨膨脹與財政上的失職，不是與社會民主有關的價值。

　　有些時候，修改作風是痛苦的，社民黨被迫修改原本優良運作的計畫，去適應財政。其它的時候，我們可以擺脫那些代價高昂卻不起效用的部份。我們調整福利以國家適應現代的狀況。現在這種調適看來如何？它並不是壹種決策上主要的與大的轉折而是許多小的、突然出現在每壹個政策制訂面向。在壹個時常變化的環境中，必須時時適應與熟悉。要將它做好，社民黨同時必須依賴社會民主意識型態與表現出壹些實用主義的風格。

私有化不見得有效率

　　壹個重點是，社民黨不是像對手那樣在現實世界所表現出的那種實用主義，在許多狀況下，他們的對手常常見不到理念之所在。例如，當我們看到國家的重要性時，他們就說私有化能夠解決問題，也就是我們常被告知的——私有化的與民營化的運作會比國家公營的運作來的有效率。

　　這樣的理由當然是跳躍地結論。社民黨認為只要比較瑞典與美國的健康照護體系，就可以明白公開運作的體系會比民營的體系來的有效率多了。同樣的健康照護，在瑞典只需7%的GDP，而在美國卻需要14%。社民黨認為大多數美國人比較願意少付出7%的稅，而不是14%的保險給付。而且其體系並沒有含納進更多的人口，品質也沒有更好。當然，公立體系必須令人滿意。但社民黨主張公營系統應有很好的機會成為那樣，至少它是具有普遍性的特徵，若其是為了每壹個人而付出的話。

　　社民黨認為，瑞典經驗告訴我們：當系統令人滿意並且有效率時，每壹個人都會使用它。私有化的出路只為了中產階級的利益，是狹隘的。當人們接受到其所需要的，而且感到有價值時，他們會願意付出必須的稅金。如同壹位學者所說：“對人們來說，只有最好的，才是足夠的”。

　　社民黨固守著這個原則，將福利計畫的預算削減，維持在會危及品質的最小水平上。

　　但社民黨也拒絕將中產階級排除在福利計畫之外，而且拒絕嘗試福利體系中存在著平行、針對不同團體有不壹樣的品質的狀況。在普遍性的原則上我們絕不妥協。

對抗貧窮必須吸納中產階級

　　至於常被提出的個問題：“將富裕的人納入公共安全體系是否會侵蝕對最需要援助者的部份？特別是在資金稀少的時候，將至少比較的富裕的人排除在目標之外是否更好”？社民黨的答案是否定的。經過幾個跨國的比較發現，若要真正對抗貧窮與不平等，就必須策略地將中產階級納進福利國家的體系中來。

　　要真正援助窮人卻又要給予富人福利的理由為何？“社民黨稱之為再分配的弔詭”。簡單講，因為經由公共安全利益的廣泛分享，有機會讓他們喜好這樣的政策，為了留給窮者更多，最好是透過社會安全體系給予更大多數人口以公共安全。

　　社民黨從科學上的證實與政治上的教訓，認為若將政府的資源為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保留著，事實上反而可能幫倒忙。妳不可能要大多數人民壹而再，再而三投妳的票。若政策壹再要人們付出的，而沒能讓他們得到回饋，這個政策註定失敗。

讓人們感覺沒有被利用

　　在瑞典過去就將失業與疾病津貼削減至薪水的75%，但這對低收入的勞工在失業與疾病來說，並不能感到安全。因此，社民

黨要提昇水平到80%的工資，但不認為能提昇到100%的水平，這是瑞典1980年代的例子。疾病休假政策（A sick leave policy）在某些公司中有30%的勞工是根本是用不上的。

　　社民黨認為執政時，重要的有兩項：要使人們感覺到他們是福利國家的壹份子，還有讓他們沒有被利用、佔便宜的感覺。

只有最好的，對人才是足夠的

　　當社民黨在管理福利國家的財政時特別注意，對於納稅人公帑的配置有幾點需要注意：

1.錢與財貨的使用必須公開使每壹個人都可得知，如前所述。

2.資金不可浪費，效率是指針。

3.絕不可以容忍公共部門的腐化，必須成為最好。

4.“只有最好的對人們才是足夠的”，品質是招牌。

　　若人們認為是稅收支配著福利系統，則社民黨這些要點就是重要的。因為，稅收的不可避免就像以前壹樣是作為壹種主要的部份。廣泛的福利體系不必成為為了對企業有較佳環境的祭品。

　　The American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對歐洲21成員國家作了調查，對企業的環境較佳的國家依次為瑞士、愛爾蘭、荷蘭與瑞典。

　　有人認為這樣的國家在各方面都有高稅收的壓力，或許要他們壹下子相信是很困難的，但是瑞典在壹段時期中，確實是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國家（OECD）中稅收最高的國家。

　　但以“總稅收偏高”這個指標來衡量壹個國家的經濟成長是粗糙不嚴密的。1960年代的瑞典是世界上同時擁有高稅收與高經濟成長的國家。另外，還有更惡劣的說法，謂“總稅收偏高”的福利國家影響私人企業的投資指標。其實就整個國際的觀點來看，瑞典的公司稅（corporate tax）是很低的。還有壹向重要的就是：稅有多高，他們就有更多的公平與效率。在如此高稅收的體系中，以稅收構思成長是重要的。

公平的稅制是獲得人民信賴的基礎

　　1980年代瑞典的稅收立法系統是混雜的。特別是資產稅，非常不穩定。稅制使之在借貸上比在存款上具有更多的利潤，故若要避免被課稅，只要在交易買賣上仔細地動手腳就可以達到。當變成所得稅時，也沒能變的更清楚。不良的稅制與通貨膨脹使人們在經濟上作了錯誤的。不具生產性的行為。人們投資在不動產與休閒觀光等事業替代生產、成長與就業。但對社民黨而言，這些都不是社會民主精神應該有的。這不是建構福利國家之健康的經濟基礎。今日，瑞典已經擺脫凌亂並取得健全的稅收體系，有較少的漏洞，較廣泛的稅基與更低的稅率。公平的稅制是獲得人民支持的基礎。

確保社會安全因應全球經濟

　　同時，好的稅收政策也可提昇市場經濟的動力。部份是因應全球化經濟的需求，接受了壹定程度的改變，但瑞典社會民主主義者清楚知道，福利與改變是可以齊頭並進的。事實上，兩者還彼此增進了彼此。

　　或許我們被灌輸了太多，說福利與安全是過時的現象，不是用於全球化的經濟脈絡。可笑的是我們竟然也接受了這種觀念。但瑞典的歷史告訴我們，福利國家是成長主要的推動者。福利國家帶給巨大變動中的人們以安全與穩定。這樣使人們在變動中能夠利用機會（工業發展）得利。強大的國家激勵人們改變生活卻不會危急生活安全。改變使產業持續成長。

　　這是瑞典的壹個重大的傳統，這種觀念是說：當人們面臨變遷時，若能感到安全，則他們會欣然接受變遷。這個傳統也結合生產的利益與福利國家兩者——企圖使人們發揮他們最大的潛能。

究竟在概念上，社會民主的意涵是什麽呢？它所代表的政治選擇或價值內容，與工會運動又有什麽關係呢？

　　我們可以這麽說：雖然在不同的國家，有著不盡相同的用語或名詞，但是所謂的社會民主路線，泛指壹種明確的政治政黨取向，其內涵就是企圖結合社會主義與民主的原則，所標榜與追求的價值，也即是社會主義與民主。

　　以社會民主的先驅德國為例，十九世紀的前葉，主張將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畢其功於壹役的民主人士，壹般就稱之為所謂的“社會民主黨人”（Sozialdemokraten），以別於擁護自由主義式議會民主，未著眼或甚至否定社會改革的資產階級民主人，以及堅決主張社會革命的共產黨人（Kommunisten）。

　　1863年，拉薩爾（F. Lassalle）領導下的德國工人總會（ADAV）在萊比錫成立，這個組織結合拉薩爾陣營掌控下的工會人士及工人，其綱領主張社會主義的民族國家路線，強調以和平的方式，在不推翻國家（民族國家）的前提下，尋求社會平等的實現。數年後，1869年，與拉薩爾陣營打對台的馬克思陣營，其旗下的主要工會領導者李卜克內西（K. Liebknecht）與倍倍爾（A. Bebel），在艾森納（Eisenach）成立“社會民主工人黨”（SDAP）。該黨首度使用所謂的“社會民主”的名稱，主張國際的社會主義及階級鬥爭，也就是全盤接受馬克思主義作為其政治與意識型態的基礎，以有別於德國工人總會的“民族國家的”及“和平方式的”，雙方互別苗頭，雖然該會在領導人拉薩爾1864年去世後，似有積弱式微之兆。

　　1875年，德國工人總會與社會民主工人黨，為了團結工人與工會的政治力量，兩派所謂的“拉薩爾信徒”（Lassalleaner）與“艾森納人”（Eisenacher），遂共同攜手合作，在哥達（Gotha）共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AP），該黨遂又在1890年，改組為“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在德皇社會黨人法的壓迫下，團結作為工人的政治力量。從黨綱上看來，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不折不扣的馬克思主義式的，也就是仍然標榜社會主義與階級鬥爭。

　　隨著社會民主黨的日益茁壯，不但在黨的內部，也在由其所領導的“共產第二國際”（Kominter II）之中，逐漸興起了論戰，也就是辯論如何解釋馬克思的理論（此時開始出現了所謂的馬克思的馬克思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分野），以及如何實踐的問題。在經年累月的拉扯中，由伯恩斯坦（E. Bernstein）所代表的所謂“修正主義”（Revisionismus）路線，逐漸佔了上風，主張以在現存國家之下的“改革主義”（Reformismus），來取代、來放棄革命的目標。影響所及，在十九、二十世紀交替之時，受德國工人組織政黨風潮所鼓舞、所推波助瀾的歐洲各國社會民主政黨運動，特別是在西歐及南歐，內部也都出現了激烈的“革命或改革”之爭。各國情形也大致與德國近似：壹個主張積極的憲法政策與社會政策路線（普遍選舉權、勞工保護法令、8小時工時、團體協約、肯定工會的合法性），也就是堅持“修正主義的思考”及“改革主義的實踐”的主張，最後都獲得勝利。當然，繼續捍衛革命理想的羅莎盧森堡（R. Luxemberg）與列寧（W. I. Lenin），漸漸的與社會民主的社會主義運動、工人政治運動脫離，在第壹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興起所謂的“新的社會主義政黨類型”，也就是後來的共產黨。

　　總而言之，今日歐美國家的社會民主政黨，依循其歷史的發展脈絡，其最典型的特徵都是：“肯定議會民主體制”＋“願意與其他的民主力量/勢力合作”＋“以改革的手段”＋“追求社會主義的平等理想”。當然，今天許多歐美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許多主張與價值內涵上，其實或與社會民主政黨相去不遠，但仍在基本的意識型態上容有差距。例如西歐與南歐的社會主義黨，其黨綱就經常特別強調所謂“工人階級的壹體性”，亦可算是十九世紀“改革與革命”路線之爭的殘餘吧。

　　觀察歷史的發展，我們可以極為肯定的說道：社會民主政黨，以及抱持同樣價值內涵與主張（議會民主、自由改革、社會主義平等）的社會民主運動，其催生者，無疑的，應該是、而且必然是勞動者，是工人的團結組織 - 工會，其主要的支持者、推動者，不二的核心份子，除了勞工，除了工會，也別無他求。壹個社會民主運動，壹個社會民主政黨，乃至壹個社會民主政權，沒有工人的發起，沒有工會的組織，沒有攜手的共同努力，是沒有誕生與實踐的可能的。社會民主的價值壹但清晰，或許可以有不同的階層階級支持，但社會民主運動的主體卻很單壹而明確：只有勞動者，只有工會。

社會民主政黨既然出現，在如何的條件之下，才會形成壹社會民主體制的政府，才有從施政上落實社會民主理念的機會呢？究竟從專制君主政體，亦或自由主義的民主憲政體制，在何等的時機之下，才有可能蛻變為標榜“社會團結”、“扶助弱勢”、“實現社會正義”，在民主之前、之上、之旁，再加入“社會的”（sozial）、變為社會民主的政治體制呢？

　　觀察人類歷史上第壹個社會民主政府 – 德國威瑪共和國（Weimarer Republik）的催生歷程，也許我們可以看出壹些端倪。1918年秋天，第壹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s II）統帥下的帝國軍隊已呈強弩之末，節節敗退，軍事上雖未顯露全線潰敗之勢，但社會與政治局勢動盪不安，經濟全面崩盤，帝國政府已心知肚明，戰爭恐怕將以敗戰、或至少和局收場。1918年10月，由返鄉的士兵及知識分子所組成之“斯巴達團體”（Spartakusgruppe），舉行全國性之集會，決議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反對帝國主義，同時導向壹社會主義革命路線，這壹次的集會，通過所謂的“人民革命綱領”（Programm der Volksrevolution），正式揭開德國“11月革命”的序幕：11月3日，基爾（Kiel）軍港帝國艦隊的水手們，拿起武器，支援當地的工人總罷工行動，隨後數日，德國各地紛紛興起工人與士兵的聯合行動，工人罷工，士兵聲援保護，雙方壹起組成了各地的“工人委員會”與“軍人委員會”，著手接管各地政府、企業及治安機關，試圖穩定後戰爭時代的社會秩序；這便是史稱的“11月革命”或“委員會運動”（Rätebewegung）。行動的最高峰，出現在11月9日的首都柏林，當地工人發起總罷工，並與返鄉的士兵肩併肩，發起武裝起義。行動開始後沒有多久，德皇即透過最後壹任帝國總理巴登王子馬斯（Prinz Max v. Baden），宣布遜位，逃往荷蘭，政權移交給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艾柏特（F. Ebert），普魯士霍亨索倫家族的專制君主時代，正式宣告壽終正寢。在聚集於柏林總理府之政治人物們焦頭爛額，苦商如何應付緊接之亂局之際，社會民主黨人夏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突然跑至窗台邊，向外頭等後的群眾高喊：“共和國成立！”，從此刻開始，歷史上所稱之威瑪共和國正式誕生。歷經同壹日的密集協商後，艾柏特宣布組成“人民代表委員會”（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作為臨時政府，並在數天后，11月12日，宣布改革主義的政治綱領，確立自由民主的議會路線，拒斥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的餘孽，賦予人民民主與政治自由，強調政治、社會、經濟的不同參與權，加強社會保障。

兩天后，1918年11月11日，各地停戰，工人及軍人委員會放下武器，但是要求新政府務必落實11月革命所訴求的民主權利。12月19日，在德國各地工人及軍人委員會所召開之全國會議上，決議參加共和國政府依11月30日所頒布之命令而即將舉行之全國大選，放下武器，參與議會民主體制的選舉，“委員會運動”正式宣告結束，社會民主黨政府的政權趨於穩固，1919年1月19日，德國大選，各地選出國民大會（Nationalversammlung）之代表，由於首都柏林的極左派繼續暴動不斷，國民大會遂決定改於中部的威瑪市召開。1919年2月6日，國民大會於威瑪正式開議，經過六個月的冗長討論，同年8月11日，國民大會正式通過憲法草案，8月14日，“威瑪憲法”（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施行，人類歷史上第壹個社會民主政權，伴隨著它社會民主憲法基礎的完成，正式走向前所未有的社會民主實驗之路。

從以上的歷史描述，我們可以看出什麽蛛絲馬跡呢？首先，歷史學家都承認，沒有11月革命，沒有各地工人及軍人委員會的風起雲湧（而顯然的，掘起的士兵又都是工人階級的出身背景，而非貴族的軍官），普魯士的專制君主體制不會被劃下休止符，因為第壹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並未戰敗，只是軍事的失利，逼迫必須選擇停戰，政權並不壹定要垮台，然而，德國國內政治、社會與經濟秩序的瓦解，在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壓力下，才逼使舊政權必須黯然退下。從另壹個角度來說，在委員會運動的推波助瀾之下，社會必須被迫面對抉擇：要不就走向壹社會主義的體制，要不就與資產階級合作，選擇壹妥協的社會民主體制，雖然不是完全的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式的共產或政治社會秩序，但至少在議會民主的體制下，加入重視社會正義、參與、共同決定的結構特徵。當然，委員會運動的失敗，並非完全肇因於所謂人民的自主選擇，而經常來自於政治陰謀或合縱連橫（例如艾柏特與陸軍將領秘密簽定、用以鎮壓委員會運動的所謂“艾柏特-哥羅內協定”（Ebert-Groener-Pakt），但壹項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沒有以工人為主體的政治社會運動的施壓，沒有實力的展現，沒有必要時訴諸街頭、訴諸暴力的犧牲，壹個進步的社會民主政府與體制，是無由誕生的。

我們回顧了人類歷史上第壹個社會民主政府-德國威瑪共和，那個驚心動魄的誕生過程，理解到壹個或許放諸四海皆準的現象：沒有以工人為主體的政治社會運動的施壓，沒有實力的展現，沒有必要時訴諸街頭、訴諸暴力的犧牲，壹個進步的社會民主政府與體制，是無由誕生的。其實，雖然本質上如此，但是並非所有的社會民主政權的出現，都像德國那般的充滿張力與戲劇性。讓我們來看看另壹個例子，自由主義與市場經濟、工業革命的發源地 – 英國。

英國的社會民主政黨 – 工黨（Labour Party），成立於世紀交替的1900年，與德國的發展極為類似的，它亦是在工人運動發展到壹相當的時期及階段，亦即理解到：必須投入資產階級的體制內政治結構中，尋求對運動更有利的出發基礎（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實現法權要求?（Rechts-forder-ungen）），以從體制內達成改變體制的改革路線時，由工會與支持工人運動的知識份子所組成。不例外的，知識份子的參與與催生，居功厥偉，但是工人運動所累積蘊發的社會力量，方是背後真正的實力基礎。英國工黨曾經在1923及1924兩度執政，成立合計不到三年的少數政府，政事的推行並不順利，壹項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的工黨在J. R. MacDonald的領導下，不但政策不明，路線不清，而且不斷試圖組織聯合政府，也就是結合自由主義者的保守份子，以解決自己少數政府的窘境，是以造成工黨內部工會陣營的反對，乃至全面退出。換句話說，在如此的政治現實之下，壹個所謂真正的“社會民主”，其實是無從實現的。

　　歷史給了工黨及社會民主第二次機會，雖然是代價慘重的機會：第二次世紀大戰的玉石俱焚。英國雖然戰勝，但卻處處殘破，民不聊生，人民處於飢荒、瀕臨死亡的邊緣，如同美國戰爭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日記中所記載的：“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所可能發生之最悲慘的情況…”。國家財政破產，國內與國際金融秩序瓦解，百業面臨全面的崩解，經濟顯得毫無活力，似乎無法從戰爭的驚慄與破壞中回復，當時的人們相信，只有三個字可以形容英國的處境：摧毀、痛苦、分裂。

有壹跟接下來工黨執政（1945年波茲坦會議期間大選的拉下邱吉爾）、乃至社會民主政權的出現，有著關鍵性影響的現象：英國人民意識中，資本主義的全面破產。當時的英國歷史學家Alan Taylor寫道：“在歐洲，沒有人相信所謂的美國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因為它就是大企業主的同義詞。或者，更精準壹點的說：那些還在相信的人，是大家所唾棄的政黨，是壹群沒有未來的政治人物，他們的命運，跟1688年雅各賓黨人沒有兩樣…”。在普遍的國民認知中，資本主義道德敗壞，只談貪婪，不知何謂理想，盲目的支持社會的不平等，不但不符合社會的期許，更赤裸壹點的說：世界大戰的元兇根本就是資本主義工黨接下了這項歷史任務。獲得政權之後，工黨真正塑立了壹個英國歷史上沒有出現過的政府路線，簡言之，就是以“解決失業”，作為自己的理性堅持（raison d’etre）。工黨認為，英國的資本主義，已經被證明無能，它投資太少，沒有企業倫理與道德，只知貪婪獲益，賺取暴利，並不忘掠奪勞動者。工黨的決定是：放棄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政策，遠離作為英國經濟哲學的十九世紀傳統自由主義。執政後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全民健保，所謂的國家健康服務醫療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退休年金制度，投資國民的教育，興建國民住宅，並且採取壹切的手段，努力創造充分就業。相對於歐洲大陸希特勒式的“權力國家”（Machtstaat），工黨把自己的理想國度，除了稱之為壹次大戰後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所傲稱的?英雄之家?（homes fit for heroes），或是工黨在選戰中所自封的“新耶路撒冷”以外，接連的實踐與行動，又替英國發明了壹個至今世界上人人朗朗上口的名詞：社會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

　　英國與德國的歷史命運與發展進程，當然完全不同。德國經常呈現斷裂式的時代交替，社會必須去面對天崩地裂般的變天，某個程度上來說，英國人是較為幸運的，不論歷史的挑戰為何，英國總是在內國秩序的和平狀態下，完成時代的更迭。但同樣的，在國家與社會面臨劇變，遭逢生死關頭的挑戰時，壹個以工人運動為後盾，壹個反資本主義、以崇尚社會公平正義、平等與尊嚴為目標的社會力量，才有可能挽救國家與社會，在存亡的關鍵壹役中，獲得最後的勝利。吾人又回到壹個相似的歷史邏輯：時代在巨大災難之後的轉折點，要挽救國家與社會，唯壹的憑藉，恐怕仍是自主覺醒的大眾勞動者，集結自己的力量，不管是德國的以武力對抗反動，亦或英國的以選票投下不信任，以社會民主的價值為後盾，落實自己的社會民主政策，方有成就的可能。

德國與英國社會民主政權的出現歷程，雖然壹個充滿戲劇性張力與爆發力，另壹則是緩進中帶著堅毅的決心向前，然而，歷史的規律某個程度是壹致的：資本主義體制出現危機（戰爭），它被證明不但無能解決危機，甚至自己就是危機的製造元兇。某種角度上來說，社會民主政權解救了資本主義體制，它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價值之外，重新找到了“平等”、“公義”，乃至真正的“繁榮”與“自由”的實現。這壹期中，讓我們來看看法國的例子。

　　與德國英國壹樣，壹切的轉折來自於戰爭的災難。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法國處於極為尷尬的地位：既不是戰勝國，也不是戰敗國，壹些用來描述當時法國的字眼，大概就是社會瓦解、經濟崩潰，通敵與反抗，跟戰前沒有太多的差別。戰後法國的首要任務，無異復甦，重建法律的新秩序。顯然德國佔領前的第三共和已壹去不返，人們需要壹個新的秩序，新的希望，而顯然，它的答案不是“資本主義”。

　　如同在戰後的英國，資本主義體制被認為是腐化與無能的代名詞，它是落伍的、頑固的、僵化的、短視近利而怯於投資未來的。那些只知維護自己私利的家族企業，缺乏進取精神的商人們，眼中只有如何維護自己的利益，阻斷別人的競爭，以鞏固家族企業的優越地位，事實上，早在戰爭爆發前，法國的資本主義面貌已早失人心：1939年，法國的工廠機器的平均壽命，是美國的四倍，英國的三倍，每壹工作時數的生產力是美國的三分之壹，英國的壹半，壹次到二次世界大戰的二十年間，法國人的生活狀況幾乎沒有任何的提升，國民的平均所得繼續停留在1919年的水準。

　　戰爭的嚴酷考驗更不會放過法國：落後的經濟組織，無疑就是政治與軍事失敗的主要原因，舊有的體系無法供應社會與經濟重建所需，而壹大部分的大企業又以與納粹通敵、與維琪政府眉來眼去著稱。

　　法國因為特殊的政治原因，並沒有像英國或德國壹般的社會民主政府的直接出現，換句話說，法國經驗的重點不在政權的易手，因為，“被盟軍解放”的命運，直接牽引法國的命運到戴高樂將軍（General Charles de Gaulle） 之手。戴高樂雖然頑固，頑固到要抱轟登陸北非法國殖民地的盟軍，雖然不可理喻，不可理喻到不斷宣稱自己是戰勝國，但是有壹點，他的頭腦還是清楚的：在法國，資本主義體制是無能的，是被證明不能倚靠的，因此重點在於：“國家必須出來將權力的槓杆掌握在手”。

　　戴高樂警告說：妳們這些養尊處優、享盡特權的人們注意了，我們是可以放棄妳們的，因為妳們的行徑，只證明自己的無能與荒謬而已。社會民主的價值，開始取代了戰前自由主義的價值，在強調“平等之上才有真正之自由可言”、“社會與經濟問題的解決不能倚賴資本主義體制”、“國家必須出面擔任主要的核心角色”、“以社會民主的體制，取代形式上自由民主的體制”的思維與共識下，法國真正蛻變了。危機使人們意識到，某些宣稱自己在倫理道德上沒有瑕疵、卻只是在赤裸裸的貫徹自己利益的意識形態，其信用是會破產的。

　　在所謂法國重建之父 – 亦有人稱他為歐洲統壹之父 –Jean Monnet的籌劃下，法國開始了自己獨特的社會民主與經濟復甦之路。曾擔任壹次大戰後國際聯盟代理秘書長的Monnet，出身香檳酒商，還曾到中國籌辦多國銀行鐵路大借款，但除了經營獲利之外，Monnet對於宏觀的計畫、偉大的挑戰，總是興致盎然。二次大戰期間，他任職法國流亡政府，負責與同盟國整合有關後勤補給及策劃戰後重建之事宜，他曾經說了壹句後來成為舉世名言的話：“美國應該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雖然之後被羅斯福總統的幕僚所剽竊過去，成為美國從中立、綏靖政策轉向的歷史代名詞。

　　戰後，面臨壹片廢墟的法國，Monnet認為要展開重建，關鍵有二：壹是國家預算赤字問題的解決，二是經濟體系從頭到腳的現代化。Monnet的看法是：第壹個問題只有國家能做，第二個問題，資本主義體系已證明自己沒有辦法做，社會與人民也不再相信，私營利部門真有克服難關的能力。

1945年8月，歐戰結束不到半年， Monnet陪著戴高樂到華府訪問，壹天晚上，Monnet終於忍不住的跟戴高樂抱怨：“…妳總是說“偉大的法國”， 但我要告訴妳實話：法國渺小的很。只有法國人自己創造出偉大的身形，能夠抬頭挺胸，法國才會真正偉大起來…為了達成這樣的目的，法國人必須把自己的國家現代化，因為在當前，法國壹點也不現代。法國必須從頭改革到腳，沒有退路”。

　　驕傲又偉大的戴高樂，沉默了片刻，終於說道：妳說得沒錯。但是，妳願意接下“將法國現代化”這個重任嗎？Monnet當然不會放過歷史給他的機會，他全面設計新的國家經濟計劃，投資方案、投資手段，乃至於經濟龍頭工業的重建。藉著“中央計劃委員會”（Commissariat General du Plan）的成立，Monnet展開了現代化法國經濟體系的工作。

　　重要的是，Monnet、乃至法國的成功，標榜著壹個重要的核心價值：在危機充斥的時代，人民與社會所需要的，其實是紀律、方向、前景、信賴與希望，而不是資本主義的片面所謂自由，這也正是社會民主的重要價值內涵：不是為了私利，不是僅著眼於表面的自由，不是仰望基督文明所遺留的倫理（韋伯：“新教倫理帶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植基於公益之上，在社會正義、普遍繁榮的目標之下，資本主義才能延續，社會方能健康的發展下去。

　　法國的經驗，也許不是壹個社會民主政權戲劇性的上台–法國的政治條件並無法容許這樣的情況發生，也或許不是像威瑪德國壹般，以工人的力量自己催生政權的誕生，但是，就人們面臨危機的痛定思痛，回顧過往的教訓，壹個社會民主價值的深化、乃至實現，卻是與其他國家無分軒輊的。

國際化趨勢下的犧牲品
瑞典模式不但是“社會民主與市場經濟共存”的成功試驗，也是工會運動的典範。在1991年社會民主黨選舉落敗以前，瑞典勞資雙方 的“歷史性妥協”持續了53年之久。但是，資本國際化的趨勢結束了 這種勞資權力的平衡，顯示出以壹國為基礎的策略已有不足之處。

　　1909年是瑞典工運史上的壹個關鍵。雇主以經濟不景氣為由企圖壓低勞動條件，引發了勞資衝突。大部分的瑞典工人都參加了那次風起雲湧的罷工潮，儘管罷工基金幾乎耗盡，工人們面臨飢餓卻仍堅持 不退。那時資方動員軍隊與警察，再加上工賊的破壞，使工會遭受空前的挫折。

　　罷工後的秋後算帳使工會損失了近半數的會員。工會學到了壹個教訓：只靠罷工是不夠的。為了反擊反工會的立法以及軍警的鎮壓，工會必須擴大其政治影響力。因此那次挫敗反而促使工會與瑞典社會民主黨的關係更加緊密。1921年瑞典實現了普選權（廢除了財產及性別的限制）後，社會民主黨透過與農民黨的結盟，終於在1930年代開始在國會中掌握多數。

　　以此強勢地位，1938年瑞典總工會(LO)與雇主聯盟(SAF)達成了 “和平協議”，終止了半世紀來劇烈的勞資衝突，建立了新的遊戲規則。因此，瑞典模式的基石是：

1.建立每隔壹至三年的全國性集中的勞資談判，決定工資及勞動條件；
2.工會堅持“團結工資”，即不分產業將工資拉平；
3.全面就業政策優於提高工資。

　　爭議不必壹定透過罷工來對決，而可由談判或勞工法庭仲裁來解決。由於工會能在團體協約有效期間保證產業和平，但又能保有協約 期滿後號召全國性罷工的能力，乃使得工運更為強大。

　　至此，瑞典模式逐漸發展為壹套複雜的經濟理論及政治實驗，包括：
1.財富的重新分配。
2.執政的社會民主黨對完全就業及低通貨膨脹政策的承諾。
3.積極的勞動力政策，工會參與職業訓練及勞動力流動的組織工作。

　　“和平協議”使幾十年都有定期談判，資方關廠與勞方罷工的案例急速減少。由於生產沒有中斷，工資乃持續提高。

資本國際化
　　到了1970年代，權力的平衡轉移成對資方有利。控制瑞典經濟的幾家出口企業SKF, IKea, Volvo, SAAB,和ASEA／ABB都變成了跨國公司。資金跨過國界，大量且快速地流動，已非國家所能控制。大公司能在壹分鐘內買進幾千萬的克朗（編按：克朗為瑞典幣與美金兌換約為US$1.00=6.35Kr.），然後在幾分鐘後轉手賣出。匯率操作往往比工業生產能賺更多的錢。

　　於是，瑞典的大企業不再依靠國內的購買力，也不再在乎勞資之 間是否和平相處，雇主聯盟更公開背離“和平協議”。社會民主黨1976年選舉的落敗，給予資方反擊工會的信心，挑起了1909年以來首 度的大衝突。1980年夏天，近半數的工會會員遭受資方關廠的挑釁。 當然，工會最後獲勝了。因為勞工階級的實力遠比1909年強大，勞工運動再度得到鼓舞。

資本逃逸

但這個勝利並不穩固。勞資衝突加速了資本的逃逸，而執政的保守黨，除了將瑞幣眨值外，並無因應之道。1982年社會民主黨重掌政權， 面對金錢投機導致外匯消耗殆盡的困境，同樣的也被迫將貨幣眨值。

　　1990年代壹開始，景氣持續衰退。為了對付大量的資金外流，社會民主黨提議由勞工、資本、國家三方協商壹個新的所得政策，卻引起工會的嚴厲批判，認為此舉是要禁止罷工權。社會民主黨被迫改組重建，造成了全面性的信心危機。1991年政府有意提高失業輔助，卻引發大量資金外流，使得失業問題更為嚴重。在資方的強力反撲下， 那年的選舉中，社會民主黨終於鞠躬下台。

同樣的模式
　　這個模式在壹個國家接著壹個國家重覆地發生，證明了壹國的勞工運動與民主運動的無能。

　　在芬蘭，雇主最近要求刪減20％工資。面對貨幣眨值30％的威脅，芬蘭勞工聯盟只好退讓，減薪7％。工會最近以總罷工作要脅、阻止了對失業福利的刪減，這是壹個重大的精神勝利。

　　面對即將來臨的大蕭條，瑞典工會可能被迫進行本世紀的第三次大衝突，其結果將會對全球各地工運的策略有重大的影響。瑞典工會有贏的實力，罷工基金仍然完整無損，組織堅強，政治意識很高。

　　不過不管結果如何，工運絕不能再孤立於國境之內。工運的發展有賴國際團結。我們不能只是跟著國際資本屁股後面走，也不能只是 企望市場經濟消失。工運需要壹套長遠的策略、來規範資本與產品在 國界之間任意遊走。

　　目前的國際勞工團結組織有國際自由勞工聯盟(ICFTU)以及社會主義國際。更進壹步的國際合作則有賴各國總工會的投入。

　　工運不能單獨作戰，還應與其他的人民組織，如宗教、環保、和 平團體，以及反種族歧視，人權、婦女運動合作。我們在各國際組織 ，如歐洲共同體，OECD, GATT, 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國 際勞工組織(ILO)以及聯合國本身，都應有壹致的策略。

　　總之，前途困難，但絕非不可能！

國有化、社會福利
　　英國的工黨在戰後剛結束時，便上台執政，當時的首相艾特里為 解決失業問題，便推動連串的社會保險及醫療服務，以保障人民的基 本生活以及權利。當時工會並且表態支持政府，放棄罷工，壹致希望 藉此改善生活及勞動條件。同時也推動第壹波大規模公用事業國有化 政策。

　　然而由於重稅政策造成民眾難以忍受實質收入減少，再加以嚴重 的通貨膨脹，致使工黨於五壹年下台，保守黨邱吉爾再度執政，但他 並未放棄福利政策，致使失業者在六○年代初期竟已高達九十多萬人 ，使工黨於六四年再次獲得執政的機會。

　　競選期間，工黨以“限制加薪幅度”作為承諾，企圖藉以緩和物 價，此舉並獲得“工會委員會”的支持。工黨上台後，便成立“價格 與所得委員會”執行“限制工資”的政策，但效果不彰。因此在六六 年，工党進壹步提出“價格與所得”法案，宣布凍結六個月的薪資， 不淮加薪。工會委員會初期接受該法案，但隨後又要求廢止，以消除 工人的反彈壓力，因為工資始終趕不上物價的上漲幅度。同年，發生 海員大罷工，不久工黨下台。

　　保守黨上台後，立即強制宣布：所有罷工均需有六十天的冷卻期 ，同時罷工需經工人投票，工會不可發動。此舉引發工人的強大反彈 ，展開馬拉松式的大罷工，逼使保守黨最後終於在七四年下台。工黨 再上台後雖立即取消薪資限制，企圖使工資上漲正常化，即依照勞資 協議進行，但卻使工資飛快上漲，工黨不得已只好再下令制定工資上 漲的上限，可是如此壹來卻又陷入“工資趕不上物價”的惡性循環中 。七九年，工黨三度下台，保守黨的柴契爾夫人上台執政。

　　歸結起來，在英國工黨的發展過程里，雖然始終到面臨經濟方面 的問題挑戰，但是它總是維持兩項基本政策的施行，以下分別說明之。

（壹）國有化：
　　英國工黨的國有化共有兩波，第壹次是在戰後，當時的重點是要 將水力、電力等公用事業國有化，使基本的民生及公共需求由國家經 營管理；第二次則是在七○年代中期，有鑑於生產技術的日益複雜， 加上英國的國際競爭力降低，為配合技術的研發，提昇競爭力而進行 。但是在柴契爾夫人上台後，則致力推動將國營事業私有化。

（二）社會福利：
　　英國的社會福利事業有長久的歷史，在戰前便已有相當的基礎。 戰後工黨執政期間更是加強推行，如年金、公醫制、失業金制等，其 中尤以公醫制最為著稱。這項制度共動用整合有近七萬名醫師、二十 八萬多名護士，十分龐大，同時其支出佔總預算的6％多，使私 人醫療大為萎縮，充份保障人民的健康醫療照顧。

工業民主、自治管理、權力分散

　　戰後法國的社會黨，歷經了壹段長時期的低迷，雖然從壹九四四 到五八年間，社會黨在27屆的政府中參加了21次，但是其得票率卻只 有壹成五到兩成，不復戰前的風光。到了六九年的總統大選，社會黨 更是慘敗，只得到5%，遠不如法共的20% 。
　　這種情形壹直到密特朗於七壹年出任黨魁後，才有所改觀。密特 朗壹改過去摩勒時代的反共立場，主張在策略上聯合法共，以贏得選 舉，這項改變在七三年的選舉中得到了收穫，兩黨的席次均增加了兩 倍，隨後七七年的地方選舉，社會黨更是獲得大勝，贏得了三分之二 以上的城市執政權。到了八壹年，密特朗當選總統，社會黨執政。

　　社會黨與法共的聯合，有其現實上的重要考量，因為法共自四七 年以後，便掌握了兩大工會，並且擁有三分之二藍領工人的固定支持 。在六八年的學生運動時，法共發動了近八十萬的工人罷工，支持學 生，顯示其強大的動員力。而社會黨本身的工人黨員卻只有壹成左右 ，其多數成員均是白領中產階級與學生，因而這其實是壹項階級聯盟 的策略。

　　密特朗執政後，採取了多項的措施，以實施他所稱之“法國式的 社會主義”，以下分別說明之。

（壹）新國有化：
為了扭轉國有企業的高虧損，社會黨政府於壹九八二年實施了壹 套新的國有企業管理辦法，其特徵有民主化管理、自治管理及計劃合 同。民主化管理指國有企業的董事會由政府代表、職工代表與資方代 表共同組成；自治管理則指國家減少對國有企業的監督，特別是取消 事前審議及監督員，使國有企業在財務、行政上自主；計劃合同則是 為了確保國有企業的計劃能與國家整體計劃相協調所訂定。

（二）工業民主：
　　壹九七三年的自由－保守聯合政府，曾為了減緩六八年以來的工 人問題，成立了“促進勞動條件國家委員會”（簡稱ＡＮＡＣＴ）。 但是ＡＮＡＣＴ卻引發了更大的爭議，因為它的權責只能反應意見與 溝通，不但無法賦予工人更多的權利，只是消極地要求勞資雙方進行 協議，而它自己卻不積極介入，因此在壹九七五年簽訂的協議中，法 國的兩大工會（工會聯合會與總工會）均未簽署。

　　八二年，社會黨政府提出了Auroux法案，並獲得議會通過。法案 中賦予工人可以反應意見、獲知資訊與資方諮商、協商談判，使工人 獲得更大的權利。其中反應意見由“雇員代表”組成；諮商則由“工 廠委員會”執行，此委員會由受僱者代表中選舉產生，並由管理階層 任主席，因此根據統計，施行至八三年為止，只有20%的案件被告知， 且只有12%有諮商程序。至於工會，在法案中則賦予它每年與資方針 對工資、工時等勞動條件進行協商的權利。

（三）經濟計劃改革：
密特朗上台後，不但繼續法國自戰後便壹直推行的經濟計劃，同 時成立“改革委員會”，進行重要的改革，包括：
1.民主化，即全國計劃總署的成員，應納入官員、工會與企業主；
2.權力分散化，即二十二個法國地區政府，均可派代表加入計劃署， 同時每壹地區亦可制定該地的自主性計劃，強化地區自主權；
3.重視貫徹執行及協調，務使計划具體施行。

勞動人性化、工業民主、共決制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德國社民黨被納粹宣布為非法，因而流 亡英國，直到戰後才回到漢諾威重建。戰後的十餘年間，社民黨壹直 處於劣勢與低迷的狀態之中，其得票率均只有三成左右，黨員人數也 由戰後初期的87萬人降至五○年代的58萬人，年輕人紛紛退黨，只剩 下老的黨員支撐。

這種情況壹直到壹九六九年，社民黨接連贏得總統及國會大選， 漢尼曼當選總統，布朗德組閣，才有了明顯的轉變。這次國會大選， 社民黨獲得了超過四成的得票，得以與自民黨組成聯合內閣。在布朗 德任內，他積極推動東進政策，與莫斯科、波蘭簽訂和約，並於七二 年與東德簽訂了歷史性的“基本法”。後來布朗德因“間諜事件”下 台，使社民黨失去了第壹大黨的地位，但仍由斯密特繼續組閣，直到 壹九八二年，自民黨轉與基民黨聯合，社民黨才真正下台。

　　在社民黨執政的十四年間，它施行了不少實踐社會民主的政策， 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企業的民主化以及勞動的人性化，以下分別說明之。

（壹）勞動人性化：

　　社民黨於六九年上台後，有鑑於該年九月發生的大罷工事件，因 此便組成了“研究委員會”，目的是為了建立壹個“更以人為導向” 的勞動條件標準，以做為進壹步之勞動人性化綱領（ＨＤＡ）的依據 。這份在壹九七四年提出的綱領，不僅規定了最低的合法勞動條件， 使勞工的勞動環境能有基本的保障，同時也為日後新的“共同決定製 ”及勞資爭議制度奠立下良好的基礎，換言之，它預先為“勞－資－ 官”的三角統合協商系統鋪下了路基，因為它賦予工人有合法的權利 ，可據以爭取進壹步的勞動利益。

這其中最值得壹提的是德國的“工資自主制”，亦即由各行業的 勞資雙方每年自行談判協商，以確定未來壹年的工資變動幅度，以達 成“工資合理化”的目標。此外，並有僱工協議，包括由工會與僱主 協會簽訂的“集體勞資協議”，以及僱工與僱主直接簽訂的個人僱工協議，內容包括工作性質、作息時間、各項勞動條件以及雙方的權利義務。

（二）工業民主化：

　　早在壹九五二年，德國議會就通過了“企業法”，規定五人以上 員工的私人企業，必須成立工廠評議會，該評議會由企業成員中選出 ，並且至少須有五名工人代表，以參與企業事務，並享有壹定程度的 共決權。雖然這項權利不是由工會行使，但是由於八成以上的工廠評 議會成員是工會中人，因此實際上工會仍保有相當的影響力。

壹九七二年，議會通過了新的企業法，在法律上進壹步加強了企 業內部工人的共決權力。到了壹九七六年，經過激烈辯論，終於通過 了“共同決定法”，使工人的共決權力正式獲得確認。根據德國工會 聯合會（ＤＲＧ）在八○年代初的統計，享有不同程度共決權的僱員 約有二千萬左右，佔全部僱員的87%，涵蓋比例很高。

勞工運動、再分配、工業民主

斯堪地維亞的社會民主模式，在社會民主的發展經驗中是十分獨特的，依照Esping-Andersen的看法，它具有幾項重要的特徵。

第壹，它的政治民主化過程和其它北歐國家比較起來，是較為平順且漸近的過程，沒有產生明顯的民主倒退現象。

第二，在這三個國家中，社民黨的執政時間均十分長，超過三十年以上，同時其所獲得的政治支持比率也十分高，平均高達四成以上，顯示其強大的政治影響力。

第三，最特別的是，瑞典、挪威、丹麥三國的政黨與階級之間有十分強的聯繫關係，同時各個階級力量所支持的政黨光譜十分相似，資本家多支持保守主義政黨，小雇主則支持介於自由與激進間的政黨，工人（特別是藍領工人）則多支持社民黨。

　　斯堪地維亞模式的成功經驗，引起了廣泛的重視，紛紛對其提出解釋，希望能從中找出新的啟發思考。

　　依照Korpi的說法，斯堪地維亞模式的成功，主要在於社民黨壹方面能夠獲得工人階級的支持，使其在國會中佔有多數，另壹方面則是勞工運動及工會力量的強大，因而得以有效地將社會議題轉化為政治實踐，以具體的政策加以推行。

　　因此，在Korpi的概念中，勞工力量乃是斯堪地維亞模式之所以成功的主要支柱，它不但提供政治支持，使社民黨得以長期執政，同時也促成了勞資關係的改變，使社會更為平等與團結。

　　Korpi並從下列指標來說明他的解釋，這些指標是壹九四六到七六年的平均統計值。第壹，工人的組織比率分別為瑞典71%、丹麥49%、挪威46%，在歐洲國家中名列前茅；第二，三國工人支持社民黨的比率分別為瑞典43%、挪威41%、丹麥39%，若是只看藍領工人時，瑞典的支持率更是高達七成五以上。

　　然而，Castels則認為：斯堪地維亞模式之成功，主要是因為社民黨提出了壹套成功的經濟與社會政策，特別是福利政策，藉此進行社會再分配，而能獲得廣大受僱者的支持，在選舉中獲勝。換言之，他強調的是：政策結果對於社民黨政治支持的影響程度。

　　Korpi與Castels的解釋雖有不同，但是對於我們理解斯堪地維亞模式，均有所助益。以下我們便以瑞典為例進壹步說明之。
（壹）平等分配：
　　瑞典社民黨政府將實現平等分配作為其綱領的重要目標之壹。該黨在綱領中明定，國民收入應在個人、社會階級、集團與地區之間平等地進行分配。二次大戰之後，其政府便實施下列政策：收入來源中斷、收入不足的失業者、殘障者、退休工人可以透過失業津貼、養老金、兒童補助、孕婦津貼與其他形式得到社會保險金；六○年代之後，更是全面擴大福利措施，包括健保、住宅政策等，使其成為人民的基本權利。

（二）充分就業政策：
　　瑞典政府以充分就業做為其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形成了壹套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從早期的“人人有工作”到七○年代的“人人有滿意的工作”，壹直到八○年代，甚至發展出“培訓夕陽工業，解僱勞工新技術”，成功移轉進朝陽工業，而不再是消極地補助夕陽工業以保持就業。

（三）工資集體談判：
　　自壹九五六年起，瑞典的工資政策，便由其僱主協會與總工會以集體談判的方式達成壹般的或平均工資增長幅度，壹九六四年更是以立法的方式，明定這種工資集體談判制度的法律效力，雖然此制度在壹九七二年曾稍加改變為“以較低的個人所得稅交換工資增加的限制”，但是基本上並未有原則上的重大改變。

（四）工業民主：
　　壹九七六年，瑞典議會通過了“共同決定法”，其中規定，凡雇主在25人以上的企業，工人代表可參加董事會，了解公司的業務活動，對公司重要決策有發言權。同年，工會通過了經濟學家邁德納的“工資收入者基金”方案，但遭資方反對，八三年，國會通過了折衷案，企業須將20% 的利潤上交國家，存入中央銀行成立投資基金，用於生產與科技研發，使用時須與工會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