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張學良與蘇聯-共產國際的隱秘聯絡、合作（中）

張學良幕僚於毅夫與佐爾格小組的情報合作

1933年春至1935年夏，張學良重要幕僚於毅夫等人向直屬於蘇聯紅軍總參謀部第四局（情報局）的佐爾格小組提供了大量國民政府軍事、政治情報。

1931年9月18日夜，“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軍奉張學良命令不抵抗，19日上午，日軍占領瀋陽；9月21日，日軍不戰進入吉林市（當時吉林省會）；11月18日，馬占山苦戰20多天后退出齊齊哈爾（當時黑龍江省會）；1932年1月2日，張學良再次不戰棄守錦州（“九一八事變”後的遼寧省臨時省會），遼西失陷；1932年2月6日，日軍攻陷哈爾濱，東北全境滄陷。

張學良以“不抵抗政策”把東三省拱手讓給了日本人，並喪失了大量武器裝備，但最大程度地保全了實力，手握30萬東北軍的張學良仍是中國政壇舉足輕重的人物。

一年前的同一天，則是張學良春風得意之時。1930年9月18日，在蔣介石獲勝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張學良打着調停“蔣馮閻李大戰”（中原大戰）的旗號通電擁蔣，派東北軍揮師入關。11月4日，馮玉祥、閻錫山通電下野，中原大戰結束。在此之前的10月9日，張學良在瀋陽就任南京國民政府授予的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一職；1931年1月，南京國民政府又授權張學良在北平設立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行營，節制遼、吉、黑、熱、察、綏、冀、晉八省軍隊，統轄八省三市（北平、天津、青島），張學良達到其政治生涯的巔峰。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代結拜兄弟張學良受過，承擔了丟失東北的責任，1931年11月30日，蔣介石辭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一職，12月15日，蔣介石又辭任中國民國國民政府主席，正式下野。12月25日，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北平行營改組為北平綏靖公署，改任綏靖公署主任的張學良仍然手握華北五省（熱、察、綏、冀、晉）三市軍政大權。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變”爆發（第一次淞滬抗戰），3月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任命蔣介石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復出；3月8日，國民政府宣布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李宗仁等為軍事委員會委員。1932年8月19日，國民政府宣布北平綏靖公署改組為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9月1日正式成立），張學良任副委員長（委員長由蔣介石兼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統轄華北六省（河北、山西、山東、察哈爾、綏遠、熱河）二市（北平、天津兩特別市）軍事（軍政、軍令、國防、綏靖等）事務。

於毅夫，1903年生，吉林雙城堡人，原名於成澤，畢業於燕京大學歷史系，著名的共產國際及中共地下情報人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出任過黑龍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

1930年秋，黑龍江省立第一中學校長，曾赴南京請願的黑省（反日）護路後援會會長於毅夫來到天津，成為天津市市長兼公安局局長，張學良同母弟張學銘的隨身秘書。

1933年春，於毅夫加入了佐爾格間諜團隊的分支機構--平津間諜站（上海蘇聯紅軍情報站平津分站）。

平津間諜站的負責人兼於毅夫的的單線聯繫人是於的燕大同學張放。張放原名張金增 ，有多個化名，佐爾格到中國後的第一個助手方文（通常被認為是佐氏最得力的助手）就是張放（方文是張放的筆名），張放同時也是佐爾格小組與中共中央特科的聯繫人，他的單線聯繫人，即中共中央特科與佐爾格小組的聯繫人是潘漢年。加入平津間諜站不久，於毅夫被張學銘推薦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軍分會的參事（如前所述，北平軍分會的副委員長是張學良）。於毅夫利用這個身分，同華北軍政要人的助手們（如蒙古德王駐平辦事處處長包悅卿、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的外交人員朱式勤、陶尚銘等）密切交往，積極收集軍事、政治情報，並將自己搜集的、經手的，或東北軍將領、東北籍軍官有意、無意交給他的國民政府機密文件、軍政情報交給張放。

一九三三年夏，張學銘去意大利看望旅歐的胞兄張學良，臨行前，東北軍一○五師（張學良警衛師，師長為張學良心腹劉多荃，劉多荃還是中共地下黨員劉瀾波的堂兄）副師長董彥平把一份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動東北軍“圍剿”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軍事部署圖交於毅夫轉張學銘帶給張學良。於毅夫立即在自己家中將軍事圖拍照下來交給張放。

一九三四年夏，於毅夫和夫人以避暑為名去青島，訪問東北籍海軍軍官鮑宜民，向他借閱日軍侵略華北的材料及其它許多機密文件，並抄錄下來交給張放。

1933年9月，於毅夫與閻寶航、王卓然、杜重遠、王化一、高崇民、盧廣績、車向枕等張學良核心幕僚在北京秘密組建了抗日救亡團體“復東會”（前身為“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得知“復東會”的活動後，蔣介石與旅歐歸國的張學良商量，建議將張的復東會與他的復興社（中華民族復興社，也稱藍衣社）合併為“四維學會”（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1934年5月12日（一說5月9日），以“實踐禮義廉恥，奉行三民主義，恢復固有領土，復興中華民族”為宗旨的四維學會在漢口成立，蔣介石為名譽會長，張學良為會長（一說蔣、張分任正副會長），作為該組織張方骨幹的於毅夫利用四維學會的廣大交際網，繼續為平津間諜站提供國民政府軍政情報。

一九三五年夏，由於叛徒告密，上海地下情報組織核心遭破壞（佐爾格小組總部在上海，儘管佐爾格本人因營救牛蘭夫婦暴露已於1932年11月離開上海，並於1933年秋組建了佐爾格日本小組），平津情報站負責人張放被迫離開北平前往蘇聯，直到此時，於毅夫與張放的合作才告一段落。

張放是於毅夫的燕大同學和單線聯繫人，而張放的入黨介紹人和曾經的單線上級，恰恰是於毅夫的同僚，張學良的頭號智囊、首席情報官、特務頭子黎天才（李渤海）。

佐爾格團隊成員包括蘇、中、日、美、波蘭等國的共產黨員及直屬於第三國際的非蘇聯籍國際黨員，佐爾格團隊有時被稱為“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一些其團隊成員也以為自己是在為共產國際工作；但佐爾格本人並不向共產國際匯報，他隸屬於蘇聯紅軍總參謀部第四局即情報局，並直接服務於第四局。佐爾格團隊、平津間諜站實際上是在為蘇聯紅軍總部工作。

1980年，於毅夫的女兒向他了解當年地下情報工作的情況。於毅夫想了三天后對女兒說：“孩子，我從事的工作屬於黨的秘密情報工作，很多事情，我只能帶到天堂去，向馬克思和恩格斯匯報了。我和你張放叔叔干的都是黨的秘密工作。。。對不起，我不能答應你的請求了。”

佐爾格還有一個重要性不亞於方文的中國助手，第三國際共產黨員陳翰笙（同時是著名經濟學家、農村問題專家，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院士，美國學術界公認的研究中國政治經濟的最高權威），他的國際黨員入黨介紹人是李大釗、加拉罕（加拉罕對華宣言發表者，曾任蘇聯駐華全權大使）。1935年11月，陳翰笙的組織關係由蘇共轉到中共。

於毅夫的黨籍情況應該和陳翰笙相同。公開資料稱他“1936年正式加入中共”，33年春即加入平津間諜站的於毅夫不可能36年才入黨，他肯定早已是由國際黨員，並於36年轉為中共黨員。和陳翰笙一樣，張學良也極有可能是李大釗、加拉罕介紹加入第三國際的。於毅夫最避諱、最不能啟齒、最需要帶到天堂去的，恐怕並非他自已的個人秘密，而是張學良的身份隱秘。

張學良主持華北軍政事務的1931~1933年間，平津和華北被捕的數百共產黨員，絕大多數以各種形式先後獲釋，經辦人分別是黎天才、王卓然、潘文郁等張學良核心幕僚。

1933年初，借孫殿英請求保釋韓麟符（李大釗的重要助手之一，領導南昌起義的聯席會議主席團7名委員之一）之機，張學良派黎天才、潘文郁出面，未經任何正式手續，將韓麟符、杜真生、鄭丕烈、李希逸、許權中、劉尊棋六名中共黨員或前共產黨員從北平軍人反省院（即草嵐子監獄）釋放（另說，劉尊棋是張學良另一重要幕僚王卓然1933年5月營救出獄的）。

1933年3月11日，張學良因熱河不戰淪陷通電下野，離任赴上海前，毒癮纏身、形銷骨立的張學良沒有忘記讓黎天才再釋放一批北平監獄的政治犯。

主持鄂豫皖“剿總”及武昌行營時期

主持鄂豫皖“剿總”及武昌行營期間（1934年3月~1935年9月），張學良通過其機要秘書潘文郁（即潘東周），向中共北京特科提供了大批機密文件、軍事情報。

1988年5月，犧牲53年後，潘文郁被民政部追認為革命烈士

1931年7月，26歲的中共中央總行動委員會委員潘文郁在北平被捕（潘1925年8月入黨，並跨黨加入了正“聯俄容共”的國民黨），不久，他被李大釗曾經的左右手黎天才（原名李渤海）以假自首並登報脫黨的方式營救出獄，8月，潘文郁被中共開除出黨。黎天才當時的公開身份是北平憲兵司令陳興亞的秘書長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長亦為陳興亞)政訓部秘書。黎天才當年（1927年）也是由張學良假手陳興亞，以假自首、假悔過的方式營救出獄的，黎天才獲釋後名義上跟隨陳興亞，實際上秘密為張學良工作。

黎天才將潘文郁安頓在北平城東一所公寓，讓他潛心完成個人心願--翻譯《資本論》。1932年8月和1933年1月，潘文郁翻譯的，署名作者為潘冬舟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二、三兩個分冊（約40萬字）在北平東亞書局先後出版發行。這兩個分冊連同陳啟修翻譯的第一分冊（1930年3月，上海崑崙書店出版發行），是《資本論》最早的中文譯本，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

不晚於1933年初，潘文郁正式出現在張學良身邊，擔任其機要秘書，作為當時中國首屈一指的共產理論家，潘還承擔了為張學良講授共產理論、馬列著作的任務。

1934年2月，張學良旅歐歸國，他偽裝推崇法西斯主義，用“一個國家，一個領袖”等言論博得了蔣介石的歡心，在身份更隱秘的親密同志宋美齡的助力下，張學良重獲兵權。1934年3月，張學良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為鄂豫皖“剿總”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蔣介石）職權。同年4月2日，軍事委員會晉升張學良為陸軍一級上將。1935年3月2日，豫鄂皖“剿匪”總司令部改組為軍事委員會武昌行營，張學良改任行營主任，繼續主持華中地區軍政事務。

獲任鄂豫皖“剿總”副總司令後，張學良立即將黎天才召至武漢，責成他組建鄂豫皖“剿總”情報機構—機要處，並任命其為少將處長。黎還兼任鄂豫皖“剿總”政訓處副處長，處長為賀衷寒。

潘文郁及其它幾位前共產黨人，如吳雨銘、李希逸等也被黎天才、張學良召入鄂豫皖“剿總”機要處。潘文郁還繼續為張學良講授共產理論、馬列著作。同時擔任張共產課程老師的還有吳雨銘。潘主要講授理論課程，如資本論、辯證唯物主義、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列寧的《左傾幼稚病》等等；而吳則為張講解中國工人運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實踐，國內工農革命實踐等內容。

張學良當時家住武昌徐家棚，辦公地為望山門原兩湖總督衙門，兩地車程約40多分鐘，張學良常要他們隨車講課。

吳雨銘是1921年入黨的中共資深黨員，曾任中共江蘇省委（兼上海市委）常委及中共南京市委書記，1927年4月中共五大當選中央候補委員，1929年5月起任中共順直省委常委。1931年1月因參加羅章龍為首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吳雨銘是羅章龍的同鄉、同學、助手），對抗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反對其扶植王明、操縱中共，被共產國際和中共開除出黨，隨即於2月在天津被捕，後被黎天才營救出獄，加入張學良幕僚團隊。

李希逸（李逸），1924年入黨，曾任中共順直省委委員，天津市委書記，代理北京市委書記，同樣因參加羅章龍組織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被開除黨籍，旋即被捕。33年春，即將赴青海屯墾的的孫殿英（1933年5月，蔣介石任命孫殿英為“青海屯墾督辦”）向張學良請求保釋韓麟符，張學良藉機派黎天才、潘文郁出面，未經正式手續，將韓麟符、杜真生、鄭丕烈、李希逸、許權中、劉尊棋六名中共黨員或前共產黨人從北平軍人反省院（即草嵐子監獄）釋放（另說，六人中的劉尊棋是1933年5月由張學良另一核心幕僚王卓然營救出獄的）。李希逸出獄後隨韓麟符到孫殿英軍中工作，任政訓處宣傳科長（韓麟符為少將政訓處長），為學兵隊講授馬列主義常識。1934年1月至3月，孫殿英兵敗寧夏（被西北四馬馬步青、馬步芳，馬鴻賓、馬鴻逵聯手擊敗）後，張學良或黎天才將李希逸也召至武昌。

潘文郁、吳雨銘在鄂豫皖“剿總”的職務都是機要處中校秘書，李希逸的職務估計與二人相同。

潘文郁既是鄂豫皖“剿總”的機要處成員，同時又是中共北京特科的秘密成員。潘北京特科的單線聯絡人是楊青林，楊的公開身份是北京公安局（一說法院）工作人員。楊青林不時奔走於北平-武昌兩地，潘文郁經常將剿總機要處的機密文件、軍事情報交給楊青林，楊帶回北京特科後，北京特科再電告中共中央及蘇區。楊青林來去匆匆，有時文件未來得及抄錄完成，潘文郁便將文件原件交給楊青林，包括一些只發給“剿總”長官及直屬各廳、處、組的密級極高的文件。

潘文郁提供的情報、文件在紅軍反圍剿中發揮了重大作用。鄂豫皖“剿總”統轄包括中央軍、東北軍及其它部隊在內的十幾萬大軍，僅調入鄂豫皖的東北軍就有16個師另4個旅，八十多個團。但是，這支龐大的軍隊面對僅三千人的紅二十五軍屢吃敗仗，損兵折將，難見一勝；第五次反圍剿（始於1933年9月25日）初期，中央紅軍常常能適時擺脫危險境地，轉敗為勝，也與潘文郁提供的某些情報有很大關係。

1934年11月，北平特科被國民政府北平憲兵副司令、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破獲，除少數外出人員外，身在北平的20餘名特科成員全部被捕，包括楊青林，潘文郁提供的一些鄂豫皖剿總機密文件原件也被查獲，潘的特科秘密成員身份暴露。

蔣介石一再嚴令張學良將潘文郁解送南京。但張、潘二人相交、相知太深，潘知道太多張的秘密，張學良無法將活着的潘文郁交給蔣介石。經過再三拖延，1935年2月，別無選擇的張學良忍痛將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秘書長（1928年），前中共宣傳部負責人，王明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曾經的周恩來翻譯、李立三助手、向忠發“文膽”，當時中國首屈一指的馬列理論家，《資本論》中譯本最早的一批翻譯者之一，“精通六國語言”、才華橫溢的潘東周槍決於武昌徐家棚（徐家棚為張學良住所-武漢公館所在地）。

與潘東周同一時期暴露被捕的，還有張學良的警衛營長（張學良警衛師獨立105師的營長）、中共地下黨員李澤民，以及張學良親信將領，時任東北軍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的表侄李在石。潘文郁的頂頭上司黎天才未被深究，僅承擔了用人不當的責任。蔣介石不知道黎天才與張學良的隱秘關係淵源，一直自作多情地以為黎天才是他的人，是他安插在張學良身邊的眼線，直到西安事變當晚召黎天才來問話時都未覺悟。蔣介石曾親自任命黎天才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政訓處副處長（1932年下半年，當時黎天才還未公開出現在張學良身邊），之後還在南昌專門召見黎以示信任、恩寵，並讓鄧文儀（蔣介石侍從秘書）交給黎一個密碼本。

鄂豫皖“剿總”機要處的其它前共產黨人吳雨銘、李希逸等也未被潘文郁事件波及，1935年9月，張學良被任命為西北剿總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蔣介石）職權，10月，他們隨張學良移駐西安，繼續任職西北“剿總”機要部門。羅章龍晚年回憶，象黎天才、潘文郁、吳雨銘、李希逸這樣先後進入張學良軍中的“前共產黨人”有20餘人。

偵破、覆滅北京特科，致使潘文郁暴露、被殺的蔣介石堂侄孫蔣孝先在西安事變中被張學良部下槍殺，主要說法之一為，他被獨立105師師長劉多荃下令就地槍決。劉多荃是中共地下黨員劉瀾波（1955年任電力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的堂兄。劉瀾波1928年入黨，“九·一八”事變後，按照黨的指示進入東北軍開展統戰工作、秘密發展黨員。次年（1932年）10月，劉瀾波被任命為東北軍騎兵2師少校書記官，騎2師師長為張學良最貼心的將領（西安事變前，張學良試圖以黃顯聲替換駐防河北保定的東北軍五十三軍軍長萬福麟，西安事變爆發後萬福麟將黃顯聲軟禁）、中共特別黨員黃顯聲（公開資料顯示，黃顯聲秘密入黨時間為1936年8月）。如其堂兄劉多荃及黃顯聲，劉瀾波也深得張學良信任。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