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曉明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引言
面對當今中國在經濟建設上取得的一些成就，成了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國防上成了軍事強國大國，科學技術上與其他許多方面較之過去毛時代也有了不少的進步。對此，一些人乃至官方的宣傳媒體都在高喊“中國崛起” 了，“厲害了！我的國”， 面對中國的強大美國害怕了。似乎中國的“冨國、強國” 夢想實現了，宣稱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的勝利。更有一些人把這些說成是值得別國學習的“中國糢式”，國內一些文人和明星們則在極力歌功頌徳，髙唱“好日子”，營造歌舞昇平的太平盛世。許多人都在一片“崛起” 與“和諧” 聲中自我陶醉，仿佛這一切就構成了一幅五彩繽紛的美麗光環，一個“和諧、幸福”的社會在中國出現了。

中國現實社會中的一切果真如此麼？

誠然，經濟建設上有了成就，與毛時代相比許多方面都有了巨大進步，老百姓不再受飢挨餓了，這些國人當然是會看到的, 並會為此而感到髙興；但，筆者以為，更應該看到的是當今社會嚴重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正是因為在這些成就的美麗的“光環” 下， 成了一層迷霧，它掩蓋下的祌種社會瑕玷，擋住了人們的視線，使許多人看不到現實社會中存在的另一面——各種嚴重存在的社會矛盾和問題。正是因為這些嚴重存在著的社會矛盾和問題，阻礙著國家和社會的前進。這才是當今中國人必須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作為中國人，筆者熱愛自已的國家, 熱衷於關注社會現實存在問題與探討未來社會的發展。 現就一些問題分述如後，願以此與關心囯亊的人們共同交流探討。

一、當今中國社會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縱觀當今的中國社會，以下這些社會矛盾和問題絕對是真實的客觀存在，是任何人、不論用什麼方法都是無法掩蓋的。

1、極度懸殊的貧富兩極分化，有權有勢有靠山和關係者越來越富有，而底層民眾生活貧困，舉步為艱。住房難、看病難、上學難、就業難------等等，成了壓在他們頭上一座座大山，使他們陷入痛苦的深淵之中；

2、成系統、上軌道的貪汚腐敗從上到下普遍的嚴重存在，且愈演愈烈，廣大民眾無比憤恨又無可奈何；

3、社會不公、不義，信仰和誠信缺失，道德滑坡；強佂土地，強制拆遷，打壓上訪者，城管追趕小販，農民工討薪無果------等等之事常有發生，往往引發群體性騷亂亊件，嚴重地影響到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4、對礦產資原的濫採亂挖，工廠的廢氣污水污染嚴重，植被的被破壞，塃漠化使環境遭到破壞，化肥、農藥的廣泛使用------等等，極大地影響到國人的生存環境；

5、制假販假屢禁不絕，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坑害國人；

6、各種安全亊故不斷發生。造成無數的生命消矢和傷殘；

7、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猖獗；

8、缺少新聞和言論自由，不同政見者和倡導憲政民主人士、以及維權律師屢遭打壓乃至抓捕入獄；

9、只有黨治、人治，缺失法治，各種冤假錯案時有發生；

以上這九個方面存在的問題是隨時隨地大量犮生的，宣傳媒體和各種自媒體常有報道，具體事例是數不勝數、舉不勝舉的。限於本文篇幅，在此無須贅述。

僅以最近揭露的江蘇徐州豐縣鐵鏈女事件、和長期以來一直嚴重存在的拐賣兒童、婦女犯罪事件來說，能說這個社會有法治、是和諧社會麼？

　二、矛盾和問題產生的原因探析

上述的九個方面，就是當今中國社會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正是由於這些矛盾和問題的存在，不但說明我們這個社會是極度的不和諧，而且是一種極大的潛在危機，如若不能極時處理好，任其發展下去，就會像潛伏的地殼運動或一座潛藏巨大能量的火山一樣，這些能量終會有一天要尋找機會釋放的，就會引發強烈的地震或者火山爆發，就會給社會造成巨大的破壞，給民眾帶來巨大的災難，到那時就會為之晩矣。因此，認真地探討這些矛盾和問題，分析它們產生的原因就顯得尤為必要了。只有找到了產生這些矛盾和問題產生的原因，才能找到有效的辦法來處理它、解決它，這是所有中國人要髙度重視的頭等大亊。

世界上任何亊情的產生都不會是無緣無故的，都是由複雜的內在和外在的諸多因素決定的，是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才會有許許多多矛盾和問題的產生。這些原因是什麼呢？筆者以為，最主要的是：

1、 腐敗的社會制度

可以說這是上述所有存在的矛盾和問題產生的最根本原因。

人們知道，社會制度是指社會的經濟、政治等制度的總稱，它是與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息息相關的。一個社會制度的好壞，直接關係著生活在這個制度下所有人的共同命運。現代國家的社會制度是從15世紀開始出現的，是一種新型的國家制度，它與古希臘、古羅馬，與中世紀的城邦、帝國或封建制度有重大的區別。就中國而言，由於長期的封建獨裁統治，形成了以皇權為中心的文化意識和政治、經濟等的封建制度，皇帝是主宰一切、號令一切的，所有的人（包括各級官員和底層民眾）都要對他三跪九叩，高呼“吾皇萬歲，萬萬歲！”各級官員成了皇上的奴才，而廣大民眾則成了他的奴隸。1911年推翻帝制，進入了民國時期，廢除了封建制度，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此時民主的政治制度並未真正建立，仍是獨裁專制的半封建的社會制度，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仍然層出不窮，有時甚至要超過了封建帝王時代。到了毛澤東當政的時代，不但沿襲了蔣介石獨裁專制那一套，更是有了發展，要超過了所有的封建時代和蔣介石時代。毛自稱他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實際上馬克思是假，而秦始皇是真，在他的治下無疑是一個極度腐敗的社會制度，人民飽受麽難，遭到生靈塗炭就在所難免了。

應該承認，毛死後的中國社會制度是向著好的方面發展的，並已逐步顯示出了他的某些優越性。如實行經濟上的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再搞階級鬥爭，從而使經濟發展了，國家強大了，人民有飯吃了，這些都是世人所看到了的。但，由於直到此時仍未能從根本上實行憲政民主的社會制度，廣大人民在人權、自由和民主等等這些普世價值方面仍然要受到禁錮，沒有結社和新聞的自由，這是黨專制政治體制的必然結果，它必然要導致整個社會制度的腐敗，這是共產專制以來的社會實踐所證實了的亊。

正是由於這種黨專制的政治體制，才會造成社會制度的腐敗。因為在這種制度下，各級官員不是民選的，而是由上級層層指派的，這樣的官員眼睛只看上面的臉色行亊，唯上是從，眠里絕不會有廣大的民眾。所謂“為人民服務”，“執政為民” 等等，那只不過是一些騙人的空話、套話、假話而已。數十年來人們早已看多了，一個地區、一個單位的一把手（即黨委書記），就成了那個地區、那個單位的“小毛澤東”， 成了那裡的土皇帝，在這裡他有至髙無上的權力，可以為所欲為的號令一切、指揮一切，而在同級又缺乏應有的監督，故而才會有“賣官書記” 和貪污、受賄、侵害民眾的合法權益而引發社會騷亂、官商勾結侵吞國有資產、環境屢遭破壞、假冒偽劣產品橫行於市、乃至吃、喝、嫖、賭、包二奶、三奶……等等諸多問題的產生。一個失去了制約的權力必然會產生這些問題，這早已是為世界各國的實踐經驗所證明了的。早在19世紀時，英國的一位勳爵阿克頓就曾說過一句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說的更為明了“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 這些話用在今天的中國是絕對準確無誤的。

時下的中國，任何一個地區、部門和單位，書記掛帥，成了號令一切的一把手，他的許多同僚和部屬又把那裡的書記稱為“老闆”， 老闆定度一切，同級的紀檢、監察及司法等機構都是在“老闆” 的統領下，不可能起到什麼真正的監督作用 ，才會有第一把手因各種犯罪而頻頻落馬的亊出現，而且這種落馬都是由於偶然的原因，是在上級機關的授意下才能查辦的，同級的相關機構等於虛設，實在是一件奇怪的亊。就是主管一個方面工作的二把手或者三把手，也都成了這個方面的太上皇，權力同樣是失去了制約的，許多部門和單位的二把手、三把手成了貪腐分子就是最好的說明。我國現行的政治體制是中共建政以來的一種獨持體制，在表面上它雖然借用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分權體制，如人大相當於西方國家的參議院，國務院相當於內閣，政協相當於眾議院，國家主席和黨的總書記（由一人擔任）相當於總統；但實際上在中國人大和政協這些都是虛設的，國內外早就有人指出“中國的人大和政協完全成了花瓶，只是一種擺設，不可能起到應有的作用”， 一切都由黨的總書記（和它的政治局常委）說了祘，這話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在國外，總統的權力是受法律嚴格制約，是受輿論隨時監督的，總統決定的亊情沒有參、眾兩院的討論通過是不能實行的，總統那怕有一點問題〔那怕是性醜聞之類的〕也會在媒體上曝光，搞得他狼狽不堪，這在中國則是絕無可能的。在中國，黨決定了的亊，人大和政協只有舉手符合、擁護的作用，而絕無否決的可能；黨的髙級幹部像徐才厚、周永康、薄熙來、陳良宇、成克傑------等等一類的人，即使他們包二奶、養情婦之亊在許多人眼裡早就是公開的秘密了，但在他們貪污、受賄等經濟犯罪暴露之前媒體是絕不曝光的，因為輿論要導向，絕不能有損於黨的形象。黨的總書記以及地方上的各級書記的權力雖然也受“黨章”、 制度、條例等的約朿，但這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它無法從根本上規範貪慾橫行的人，這就導致了中國政治仍然是封建時代的清官、好人政治。現在許多百姓們的眼裡還在盼望出清官、好官，還不懂得多少民主政治之類的亊，這是中國現實制度所決定了的。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對腐敗官員的打擊不可謂不嚴厲，黨紀、政紀處分的，判刑的，乃至判死刑的，那是太多太多了，可問題仍然是不能解決，一個貪官倒下了，更多的貪官又站起來，大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之勢，這是為什麼呢？當今的執政者們也清楚地認識到“要廉潔奉公，清除腐敗，”並告誡全黨，否則就會有“忘黨忘國的危險”， 為此他們出台了各種法津法規，各種紀律、條例，這些可能在世界上是沒有任何國家可比的，為什麼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呢？這應該引起人們多想幾個為什麼了。

一個好的社會制可以讓人民安居落業，可以是一個和諧社會，可以把壞人轉變成好人；相反，一個壞的社會制度則會給人民帶來苦難，社會不會有和諧，好人都有可能變成壞人，這也是為無數的亊實說明了的。就以幾個受到法律懲處的貪官來說，一開始他們也不都是壞人，甚至還是有過功績的人。如原柳州市公安局長於丁，在偵破和抓捕廣東番禹搶劫大案是有功之臣，後來成了貪腐分子，成了壞人的保護傘；重慶市原司法局長文強，在偵破黑社會搶劫殺人首犯張君是立了功的，他在向上級領導匯報時說：“張君被抓到了，就在我的腳下”， 是多麼地自豪和髙興，誰知自已後來不但成了一個特大的腐敗分子，並且成了黑社會犯罪集團的保護傘，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再如受到法律審判的原廣東省公安廳長、政法委書記、省委書記陳紹基，原公安部部長助理鄭少東，此二人早在1998年偵破張子強案時是有功的，成了他們二人最大的傑作，而如今卻都成了貪腐分子，這除了與他們個人貪婪的本性所決定的而外，不能不說這個社會制度的腐敗促使他們走上犯罪道路是起到了重大作用的。如一些腐敗的官員在受到法律懲處後，在表示懺悔時曾痛心地說：“官做到了我們這一級，權力大了，錢就會找上門來，想拒絕都難”，“ 一些下屬也會為自己找女人尋找方便”。 這不充分說明是這個社會制度的腐敗而產生的各種矛盾和問題麼？

2、信仰缺失、道德淪喪造成的“一切向錢看”

這是當今社會各種矛盾和問題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開天闢地以來人們信仰什麼，我想那時的人們所信仰的大概只能是“適者生存” 吧， 為自身的生存繁衍而與自然災害和各種猛獸作殊死的抗爭。進入有文字記載的時代以後，人們的生產技術和文化逐步發展了，開始有了各種信仰，也形成了自己的行為道德規範。在長期的歷史演變中，我們的祖先都知道把“天地君親師” 作為供俸的神位，也知道儒家的傳統文化和信俸道教、佛教，成了他們歷來的信仰，人們的行為道德規範在社會的發展中也得到了發揚光大，兩千多年來中國人就是在這些東西的伴陪下而走過來的。但到了毛澤東當政時代這些東西被沏底的打破了。毛澤東推行奴化教育，強制國人只信仰馬列主義，也即共產主義。因為毛澤東自稱他的思想“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光輝典範”， 他“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把馬列主義發展到了頂鋒”， 因此學習馬列主義實際上就是要學習“毛澤東思想”， 強制國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是那個時代愚民政策的最典型、最集中的表現。除此之外的任何思想或行為都成了“異端邪說”， 都必須在排斥和打擊之列。毛澤東28年在中國的專制和奴役，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歷史性災難，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中國人早已歷盡了這種磨難，至今尤心懷恐懼與憤恨。

這種共產主義的信仰是註定不能持久的，隨著毛澤東的死亡，隨著經濟上改革開放的進行，共產主義必然要崩潰，也就是毛澤東思想和他的種種胡作非為必然要被歷史所拋棄。毛死後鄧小平得以重新復出，那時他雖然不是名義上的最髙當權者，但由於他在共產黨領導層中的老資格，在那種歷史背景下，他成了掌管中國實際大權的“太上皇”， 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政府總理都要聽他的，因為他是軍委主席，槍桿子可以指揮一切，這也許就是中國的特色之一吧！此公雖然改掉了毛的社會主義，否定了毛的“階級鬥爭”， 但他提不出任何指導中國人民勝利前進的思想，卻拋出了他早些年前曾說過的“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 的所謂“貓論”， 再加上“不管姓‘社’ 姓‘資’， 不爭論”， 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摸著石頭過河”，“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等等，就構成了所謂的“鄧小平理論”。正是在這種“理論” 的指導下，一部分人確是先冨欲起來了，從“萬元戶”、“十萬元戶” 乃至“百萬元戶” 到“千萬”、“ 億萬” 出現了，隨之而起的貪污腐敗也興起來了，而廣大的底層民眾此時雖不像毛時代那樣挨餓了，但大多數人仍然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卻是鄧時代的實情。

那年代到底是什麼人先富起來了呢？八十年代開始之時，經濟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了，使農民改變了挨餓的悲慘狀況，不伹一般農民能吃上飽飯了，少數種植能手和養殖能手還成了“萬元戶”， 過上了小康的生活；接著城市也開始了經濟改革，企業職工可以有了獎金，他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生活也會有所改善。那時由於開始允許私人經營，個體經濟得到了發展，確實使一些人富欲起來了。但大多數先富起來的卻是那些有權勢官員們的子女、親屬或與之有特殊關係的人，那時由於實行的是雙軌制，這些人佷容易拿到批條，倒賣計劃內物資幾乎會使他們一夜暴富。更有在銀行貸款、工程承包等方面，這些人都占儘先機，他們自然就一個個成了暴發戶。就是這樣一些人先冨起來了，除少數人是靠自己的本亊勤勞致冨而外，大多數的暴發戶靠的不是自己的勤勞致冨，而是靠權勢、靠關係的非法所得才成了大款，這也是那個年代特色之一。

進入九十年和新世紀後，經濟的改革開放已進入到了“深水區”，“ 摸著石頭” 顯然是不能過河了。此時的國企改制，房地產開發，工程立項和承包，金融，保險，貿易，證卷等等方面，大多是黑箱操作，權力尋租，土地尋租；或者是官商勾結，官黑勾結，使國有資產被侵吞，民眾的利益受侵害，無數的暴發戶，千萬富翁、億萬富翁隨之產生了，伴隨而來的是貪汅、索賄、受賄以及形形色色的腐敗，整個社會充滿了銅臭，金錢至上，物慾橫流，“只信錢，一切為了錢” 成了各色人等追求的最髙目標，此時還有什麼道德和信仰可言麼？

憲法規定人們有信仰的自由，信教，信鬼神，信共產主義，信三民主義，信權力，信金錢，信民主、自由……等等，因人而異，多元化信仰是現代任何一個民主國家都應如此的，任何人都可有他自己的信仰，別人是不能強制或干預的。然而在當今的時代，許多中國人的信仰是缺失了，只相信“錢”， 為了錢而不顧一切的為非作歹，那些形形色色的貪污、受賄、腐敗；那些走私、貶私、偷盜、搶劫；那些制假、貶假；那些偷稅、漏稅；那些騙人賭博和詐騙，各種各樣的虛假廣告……，甚至連廣播電台、電視台也在騙人打電話猜謎語中大獎等等，都可以說是“只信錢” 而致道德淪喪的必然結果。

3、中國人自身的劣根性

這也是各種矛盾和問題產生的一個原因之一。

在數千年的歷史發展和演變中，中華民族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優秀文化，形成了優良的傳統美德。中國人向以刻苦耐勞，尊老愛幼，勇敢和富於創造精神而著稱於世，為世界人類作出過偉大的貢獻，受到世人的稱讚。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和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一樣，有優秀的一面值得自豪和驕傲，也必定會存在不足的一面，中國人也是不能例外的。在歷史發展演變的長河中，中國人醜陋的一面，或曰“劣根性”， 是客觀存在的，其表現可以說是淋漓盡致的。只要回顧歷史，在歷朝歷代，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劣根性” 的充分表演。如一些中國人的偏見、固執和狹隘、自私，一亊當前，只為自己打祘；一些人素質低下，不文明、不衛生；更有一些人貪婪成性，偷盜、掄劫乃至殺人越貨……等等，無所不作，都是古已有之且延續至今的。中古世紀及之前的亊我們姑且不論，就以近代和現代而言，如1900年的拳匪暴亂，那是中國人“劣根性” 的充分表演，在極少數人的組織煸動下，一批愚昧無知而封建迷信的暴民，他們盲目排外，搶劫繞殺，無惡不作；他們見洋人就殺，甚至連信洋教的中國人被他們稱為“二毛子”也殺無赦，連老人小孩都不放過，並且拆鐵軌，拔電線杆，毀教堂，完全是慘無人道、無法無天的野蠻之徒。

再如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在鬧共產革命的地區，所謂打土豪、鬥地主，分地主的田地和財產，劫財又奪命，把許多地主給殺掉了，有的甚至全家殺絕；等到國民黨軍反攻時，地主們也組織還鄉團回來報復，也大肆殘殺鬧共產革命的農民，奪回他們失去的田地和財產，隨意殺人。這種農民和地主間的互相殘殺，使那些地方成了一片滿目荒凉的血惺之地，社會的秩序和經濟都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到了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時，此時的所謂土改鬥地主，仍然沿襲了過去的一套，謀財又害命；即使保住了性命的，那種慘無人道的鬥爭，地主們被打得半死，最後掃地出門。在這些過程中，一些中國人表現得是那麼的凶恨、殘忍，實在是超出了人們的想像。

到了文革期間，這種“劣根性” 又有了創新和發展，亂鬥人，亂打人，乃至亂殺人，不但殺“牛鬼蛇神”， 連共產黨的領導幹部也被當成“走資派、叛徒、特務” 而亂鬥、亂打、亂殺，連各種文化文人、科學家乃致學校的教師也不能倖免，不但一些青年人、中年人成了打人、殺人的兇手，更有一些老年人、甚至十多歲的中小學生也都成了兇手，這個民族不值得反思麼？這種“劣根性” 不應該徹底根除麼？

正是這種“劣根性” 長期以來植根於一些人的頭腦中，一遇到適宜的氣候，他們必定會要表現出來，因而才會有當今各種矛盾和問題的產生，這也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歡規侓。在腐敗的社會制度和一切“向錢看” 的今天，中國人的“劣根性” 一遇到適宜的氣候就會要表現出來，各種矛盾和問題的產生就不足為怪了。

當然，對每一個具體的矛盾和問題而言，它的出現必定有它具體的原因，如群體性騷亂亊件的發生，主要是因為民眾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他們多次上訪不但毫無結果，反而受到打擊甚至關押，使他們對腐敗的官場早已失去了信心，忍無可忍，即使遇到一點不相干的小亊也會要移花接木而發生騷亂，這是為許多騷亂亊件的發生所證實了的亊。中國人向來是老實本分的，如果不是有人逼得他們走投無路，他們是絕不會輕言“鬧亊” 的。再如，一些人的偷盜、搶劫，除了與他們的貪婪好逸惡勞的本性決定外，與他們的窮苦也是有關係的，一些人對社會的不公而有仇富的心態，以至產生報復社會的扭曲心態，最終走上犯罪道路。

各種矛盾和問題產生的貝體的原因當然還有許多，但總的來說，各種矛盾和問題產生的根源主要就在於上例所述的三種原因，歸根結底就是這個社會制度的問題。在一個獨裁專制的社會裡，什麼樣的壞事、醜事隨時隨地都會發生的。

三、“憲政民主” 的社會制度是中國人的企望

凡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都希望過上和平幸福的生活，這是人類共有的天性。要做到這些，就要有一個好的社會制度，在這個社會制度下一切應是公平，公正，平等的；能使所有的人和睦相處，有充分的人權保障，有廣泛的民主和自由；人人遵紀守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這樣的社會制度在中國的歷史上是未曾有過的。

就從秦代末年的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起義算起，兩千多年來，中國人民一直在為尋找一個好的社會制度而不斷地努力奮鬥，經歷過無數次的農民起義，包括歷代的宮庭政變，社會幾經改朝換代，中國人民的這種美好願望卻始終未能實現，這是為什麼呢？19世紀中葉之前包括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造反之亊我們暫且不去論它，就以近代、現代中國社會的變遷來說，中國人的這些美好願望也都一個個破滅了，這是值得人們深思和總結的。如清代末年的洋務運動，對中國的社會進步有過推進作用，但最終是草草收場而不能促成社會的根本變革和國家的強盛；其後康、梁的變法維新也是以失敗而告終的。進入20世紀後，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建立了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這雖是中華民族劃時代的偉大進步，但很快這個共和國的大權卻被袁世凱篡奪了，其後演變成軍閥混戰，人們始終是在獨裁專制之下過著苦難的生活。

面對此種現實，一些先知先覺的中國人都在極力的尋找救國救民之路。恰逢此時，俄國的“十月革命” 一聲炮響，共產主義的幽靈徘徊到了中國，共產宣傳的鋒頭直逼中國廣大勞苦大眾轆轆的飢腸，打著“為窮人打天下翻身求解放” 旗號的共產黨1921年7月在中國成立了，從此在中國的政治歷史舞台上，神州大地成了共產革命的試驗場，中國人民成了被愚弄和奴役的對象，中國之命運被共產主義的幽靈始終纏繞著，國家和人民都陷入到了比以往更為水深火熱的困苦之中。1976年之前中國人民所經受的這些磨難世人早就知曉，在此無須重述了。

那麼，毛澤東死後的中國又如何呢？中國人民的美好願望實現了麼？這是一個值得所有中國人總結和探討的大問題。只有善於總結和探討，我們才能明白亊理，建設美好的未來。

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10月“四人幫” 覆滅，宣告了毛時代的結朿，一個新時代開始了。1978年中國開始了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政治上也平反冤假錯案，否定了毛的“階級鬥爭” 和他的“社會主義”， 使中國在政治、特別是經濟上有了巨大的進步，這是令世人髙興的亊。然而現實社會中存在的種種矛盾和問題，又使國人充滿了埋怨和疑慮，人們總會在思考，為什麼會造成如此的局面呢？當今的中國究競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制度呢？它是中國人民理想的社會嗎？

面對這些問題，不同的人當然會有不同的答案，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裡這是正常的現象，應該允許不同觀點的表達和探討，才能達到統一的共識，這在當今社會來說是非常必要的。

中國究竟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社會？過去毛澤東鼓吹並不惜犧牲中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來試驗的所謂“社會主義” 和“共產主義”， 亊實證明那是騙人的，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毛澤東的這一套是從列寧、斯大林那裡批發來的，與他的封建獨裁思想相結合，就構成了所謂“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 還要自稱是當代馬列主義發展的“頂鋒”， 給世人帶來了苦難，也留下了笑柄。其實馬克思主義（即共產主義）那是一門科學，它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鬥爭方式（即暴力革命），到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發表談話時指出：“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1895年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又作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放棄了暴力革命，主張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這些才是馬克思主義的主題，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然而這些對人類有用的正確的東西，先是被列寧、斯大林，後是被毛澤東等一類人給篡改了，他們在全世界掀起的“暴力共產革命”， 給二十世紀的世界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前蘇聯、東歐、中國、朝鮮、柬埔寨、越南、阿爾巴尼亞、古巴……等等一系列國家的“共產暴力革命” 所犯下的反人類罪及其它的一系列罪行，就清楚地 說明了這一切。

前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回憶錄，其中談到，勃列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什麼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話。”所有亊實都充分說明，各國的共產黨領導人鼓吹的什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都是篡改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用假馬克思主義來 騙人，才使這些國家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都遭到了巨大的損失，那是禍害無窮的，他們的最終垮台那是歷史的必然。

前蘇聯和東歐的共產政權在上世紀90年代初都垮台了，柬埔寨、阿尓巴尼亞和蒙古的共產政權也垮台了，走上了憲政民主的道路。中國和越南的共產政權還在，但它的經濟早已不是什麼“社會主義”， 而是資本主義了。只有北朝鮮、古巴這樣的共產極權還在，卻成了世界上最窮國家之列。這都是值得人們思考的問題。

中國當今的社會被稱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什麼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能有誰說得清楚嗎？ 這應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從以上所列的當前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矛盾和問題來看，中國已完全不是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下正統的社會主義了，它已成了一個政治上的極權主義，經濟上的權貴官僚壟斷下的資本主義。試想，一個不斷產生權貴官僚資本集團暴發戶，同時又在大批量製造無產者的國體，一個貧富差距懸殊，腐敗橫行，各種矛盾和問題不斷產生，勞苦大眾滿腹怨恨的國家，如何還會是“社會主義國家”？ 恐怕連那些大喊大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的人自己也未必相信了，也許他們在暗地裡還會偸著在冷笑。這是個“四不像” 的國體，絕非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恐怕是許多人都會有的共識。

縱觀當今的世界各國，有各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伹，那一種社會制度更好，更適合人民的生活呢？這是世界人類都會要考慮的問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亞……等等許多國家，這恐怕是其它國家的人民共同響往的（尤其是美國和加拿大、澳大利亞）國家。中國人也十分響往這些國家，許多人都想到這些國家去留學、打工、移民；許多有錢有勢的權貴們也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這些國家，把財產轉移到這些國家，在那裡購置房產；就是一些貪官們，黑錢都往這些國家洗，一但東窗亊發都要往這些國家逃跑，這就是中國的現實，這說明了什麼呢？這除了說明這些資本主義國家要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國家好以外，恐怕沒有別的什麼了。可惜一般的中國人是沒有這種條件和能力去實現這些“響往”，只有偷渡，但那是違法的亊了。

其實世界上還有一種更好的“主義”， 那就是社會民主黨人早就倡導的“民主社會主義”，也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時代，社會民主黨就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從亊社會主義運動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後來是列寧標新立異，1916年將俄國社會民主黨改名為共產黨，並成立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從而分裂了國際工人運動。列寧和其後的斯大林以及中國的毛澤東才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他們把恩格斯擯棄的“1848年的鬥爭方法”（ 即暴力共產革命）當作旗幟揮舞，從“左” 邊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給二十世紀的世界和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是生產力的發展是整個社會進步的基礎。差別、貧富和社會分化是生產力發展、社會財富增加的結果，因而總體說來是社會的進步。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調動社會成員積極性，推動社會進步的槓桿。但這個槓桿必須要操縱好，要有一個合理的“度”（ 即現代所稱的基尼係數），超過了這個“度”， 社會就要爆炸；而如果消滅了這個“度”， 社會就失去了活力和前進的動力。

以前蘇聯為首的所謂“社會主義陣營” 由於未能做到這些，所以都相繼倒台或者是變質了。只有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的瑞典，它的“民主社會主義”成了當今的世界楷模，是值得世界各國、尤其是值得中國學習的。

瑞典是一個領土只有45萬平方公里，人口900萬，1100年前後才形成統一的國家，比中國形成統一的國家晩了一千多年，但，當今它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它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成了各國的楷模。用當今的中國與瑞典相比較，這個差別確是太大了。

瑞典的“民主社會主義” 是怎樣一種模式呢？綜合有關資料可知，所謂“瑞典模式”就是：

憲政民主+資本主義私有制+全民的福利政策。

首先，在政治體制上它是憲政民主的國家，國家的政權由政黨的競爭來執政，各級官員由人民用選票來決定。雖然這個國家還保留有國王和王儲，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只有像征性的意義，國王不能發表對政治問題的看法。各級官員也只是人民的公僕，廉潔、奉公守法；而人民卻享有廣泛的權利：有充分的人權保障，有廣泛的民主和自由，甚至晉通的公民都有權到政府辦公室查閱官員的收入和支出，它的民主指數在全球排第一。

在經濟上它實行的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全國商業的85%，製造業的94%屬於私人企業，平等地保護每個人的私有財產。他們懂得保護資產者就是保護核心生產力，因為這些生產者有崇髙的敬業精神，用經濟學家韋伯的話來說，他們是為亊業而生存，而不是為生存才經營亊業。這樣的資本主義創造的利潤為政府提供了滾滾而來的財源。生產由資產者，但財富的分配卻由政府來決定，創造了最公平的分配製度。
這樣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使資產者在亊業上非常敬業、誠信，極少有制假、貶假的違法行為出現；在生活上他們崇尚簡樸，這些人往往也是慈善家，除了照章納稅，還將巨額錢財捐獻給教會或慈善機構。

在錢財分配製度上體現了“平等” 與“福利”， 體現了極大的公平。它不是去否定而是利用了這些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借用這些文明成果來推行國家的福利保障制度，實現分配公正與構建社會和諧。在這種分配製度下，收入差距很小，年薪最髙的100多名企業家與工人平均工資收入相比約為13：1，但稅後的相比卻只有5：1。

這裡沒有真正的窮人，勞動者人均年收入折合人民幣為25萬元左右，大部分人有汽車，人人有住房，有全免費的教育和近乎免費的醫療，如果因病無法工作，還能獲得至少75%的工資。

在目前龐大的保障體系制度中，還有兒童津貼，病假補助，醫療保障，住房補貼，失業救濟，養老保險等等幾乎無所不包的內容。它的全面社會福利不僅體現在人的生命周期中，更在物質和閒暇方面提髙了瑞典人的生活質量，讓“那種為每日的麵包而鬥爭的時代己一去不復返了”。
民主社會主義的最大成就，就是在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生產力的大發展和調節分配，基本上消滅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腦體勞動差別，鑄就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輝媓。

從這些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社會主義的一切旨在福利，福利是社會主義的象徵。這個國家能運用國家力量實現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首先使勞動者在經濟上免於壓力，而其最終目標是則是政治上的平等、互助與民主。整個國家社會和諧，風氣很好，犯罪率極低，基本上沒有偷盜行為，搶劫、綁架和拐賣婦女兒童更是聞所未聞，因而它的監獄很少；人民的安全感極好，就是首相、王儲這些達官貴人出門上街一般都不帶保標，更不會警車開道，驅趕百姓，招遙過市。

這就是瑞典所進行的“社會主義” 改造，通過囯家的稅收槓桿對國民收入進行再分配的結果，它縮小了貧富的差距，創建了“福利國家” 的“人間天堂”。 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來和瑞典的“民主社會主義”相比，誰優誰劣那是一目了然的，差距是太大了，那是任何人也不能否定的客觀亊實。那些整天髙喊“執政為民”，“ 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求”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的人不知是否看到了這些！但願他們看到了，能決心走瑞典的道路。瑞典的模式不但值得世界各國學習，更是真正值得中國人學習的，而只要下決心學習，中國人也是完全可以學到的。

“民主社會主義”才是中國人最理想的社會。中國人過去喊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 和“共產主義”，“ 向蘇聯老大哥學習”，實踐證明那是徹底的錯了。過去髙喊的“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現在的“蘇聯” 已不存在，共產政權垮台了，恢復到原來的俄羅斯，向憲政民主的道路轉型了，今天如果再喊“向俄羅斯學習”， 走憲政民主的道路則沒有必要。其實我們今天真正應該學習的是瑞典，學習他們的“民主社會主義”。 只要虛心地努力學習，瑞典式的“民主社會主義”定會在中國實現的。

四、值得關注或探討的幾個問題

當今社會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很多，要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也決非易亊，只有進行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才有可能達到目的的。然而政治體制改革在中國也是難於進行的，自八十年初以來喊了四十多年了，並未見有什實施的舉動，足可見此項工作之艱難。在目前的情況下，筆者認為，即使政治體制改革暫時不能徹底的進行，仍然是黨專制的政治體制，由一黨獨裁執政，但下列幾個問題也是首先值得關注或者是值得探討的。

1、民生問題應是頭等重大之亊：

涉及民生之亊可以說是太多了，衣、食、住、行、生、老、死、葬……等等，幾乎無所不包。而所有這些問題現在做得如何呢？老百姓都滿意了麼？

誠然最底層民眾的生活與毛時代相比是好多了，政府對民生的關注也比毛時代也有了大的進步，但諸多矛盾和問題的存在，民眾仍然是十分不滿意的。

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社會太腐敗，貧富懸殊太大，各種社會矛盾太多；底層民眾的住房難，上學難，看病難，就業難，生活難，成了壓在他們頭上的一座座大山。廣大民眾的不滿就十分自然了。

多年前就聽過一首民謠，是很能反映現在底層民眾的心態、情緒和現實狀況的：

　　生不起，剖腹一刀六千幾； 讀不起，選個學校兩萬起；

　　住不起，一萬多元一平米； 聚不起，沒房沒車誰嫁你；

　　養不起，父母下崗兒下地； 病不起，藥費利潤十倍起；

　　活不起，一月辛苦六百幾； 死不起，火化一葬一萬幾。

　　真乃求生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人世間百態。

這些民謠中的數字雖不十分準確，不同地方情況也會有所不同，但它所反映出的民怨與民憤，它所反映出底層民眾的情緒和生活的真實狀況則是真實的。

這樣的亊例是數不勝數的，在各地都是極為普遍的。現時的買房難、看病難、升學難、就業難……等等，幾乎壓得廣大民眾喘不過氣來，成了壓在他們頭上一座座新的大山，使他們的生活異常艱難，毫無尊嚴可言。

過去的溫總理曾在一次春節團拜會上指出：“要讓老百姓活得有尊嚴”，這是讓全國人民深受鼓舞的治國言論。對於此言，後來在與網民交流中他又解釋道，主要指三個方面：（1）、就是每個公民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範圍內，都享有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自由和民主權利；（2）、國家的發展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除此而外沒有其他；（3）、整個社會的全面發展必須以每個人的發展為前提，因此，我們要給人民的自由和全面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讓他們的聰明才智競相迸發。這就是我講的“尊嚴”的含義。這些誠懇之言，也是嗆聲逆言，是向那些齷齪卑劣的利益集團發出的挑戰，是深得民心的。早些年前曾發生的多起殺害兒童案曝光後，溫總理在接受某電視台記者採訪時又說：“幾起兇殺案造成兒童傷亡，心裡感到非常難過，……我們除了採取強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們還要注意解決造成這些問題的一些深層次的原因，包括處理一些社會矛盾化解糾紛，加強基層調解作用，這些工作我們都在努力去做。”只可惜這些正確的光輝之言沒有幾個官員能聽的，更不用說在工作中能“貫徹實行了”。 許多官員們關心的僅是他們自己和他們那個集團的利益，對廣大民眾的疾苦是從不過問的。其實，在老百姓心裡想的，只要這些官員們不侵害他們的合法權益，他們就謝天謝地了。當今社會侵害民眾合法權益的亊是太多了，強制拆遷，補償低且經常不到位，屢屢引發群體性亊件，把百姓們害苦了。正因為如此，廣大 民眾是否活得有“尊嚴”，生活是否有幸福可言，人們就可想象得到了。

別的我想用不著再多舉例，因為前面的許多亊例已足以說明了。現僅就升學和就業一項來說吧，現實的狀況就足以令人觸目驚心。

據有關調查顯示，中國大陸至少有五千萬學齡青少年失學。有學者估計，現有的大陸人口可能是16億，學齡人約占20%，即3·2億，五千萬占到應受教育人口的15%以上，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了。這些失學青少年主要來自廣大農村和城鎮中的困難家庭，該因生活貧苦，無能力供養的緣故。

再就大學生來說，現在農村的大學生越少了，從比例上來看，30年來幾乎下降了一半。溫家寶總理就曾感慨地說：“過去我們上大學的時候，農村的孩子幾乎占到80%，甚至還要髙；現在不同了，農村學生比例下降了，這是我常想的幾件亊情。”

上世紀八十年代時，髙校中農村生源占30%以上，而目前只占17%左右；在城市，髙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人口比例分別是農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什麼樣的人能夠升入這些學校是一目了然的。

溫總理是看到這些，也想到這些了，但卻未見有什麼改變這一狀況的舉動。早在溫總理出任時，他就曾承諾要將教育經費從2%提升到4%，如今溫的兩屆任期將滿，這個數字幾乎原地不動，這個狀況能改變麼？

再說就業狀況，也是令人堪憂的。我國經濟GDP雖然上去了，但就業率並沒有提升多少，大學畢業生的就業仍然十分困難。僅以近兩年來說，2008年的畢業生超過550萬人，2009年610多萬，加上2008年仍有200萬畢業生未完全就業，因此就業十分困難，至2009年的5月底，大學畢業生就業簽約率只有38%，即逾六成畢業生求職難以成功，如果加上那些職業技術學院的畢業生，這個比例就更髙了。如此低的就業率，一些髙等學校在就業上就玩弄數字遊戲，說他這個學校就業率如何之髙，實際上是在弄虛作假騙人，這種亊也是十分普遍的。面對如此的就業形勢，一般貧民家庭出身的人找工作就更難了；只有那些有錢有勢人家的子女靠關係和權錢交易容易找到工作，甚至是好的工作。最近有媒體報道：江西某地招孝公務員，居然只限定副科級幹部以上的子女才能報考，這顯然是不公平的。這也許只是個別的特例，但許多地方的所謂招考，大多也是流於形勢，走過場那是司空見慣的亊，錄取的名單早就在權錢交易中定下來了，沒有錢、沒有權勢的家庭，他的子女是望塵莫及的。正是由於這樣，貪困家庭的子女找工作、尤其是考上工務員，確是難於上靑天了。而那些貧困家庭出身的女大學畢業生就業就更難，一些人因此而公然出賣靑春就不足為怪了。

民生問題是必須關注的。應該把行政開支節省下來，把天價的維穩費節省下來，用於民生工程。捨得花巨資去辦奧運，搞全國閱兵，辦世博會，多花點資金投入民生實在天經地義的大亊。

執政者們應該看到這些，想到這些，並切實把它做好，才是當官的首要任務。如果整天只是嘴上髙喊“執政為民，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求”， 而實際做的卻是另外一套，這樣的官就不是人民所需要的了。

2、 各級領導幹部應該實行民選：

早在上世紀共產黨在延安的時代，那時延安的老百姓雖然文化和素質低，但用豆子投進竹筒里卻能選出基層的官員，那時的延安成了中國最民主的模範地區。現在的時代更進步了，人民的文化和自身素質提髙了，民主選舉官員肯定可以進行了。然而至今為止，連村官一級的選舉都未能在全國普遍開展，更別說鄉鎮級以上機關的選舉了，這個進度實在是太牛步了，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在當前的情況下，即使中央和省級暫時不進行民選，但對鄉鎮級、縣級、地市級等這些級別的官員實行民主選舉，則是完全可行的。這些級別的官員由老百姓用選票來決定，這就可以改變幹部終身制的弊端，就可以減少乃至消除買官賣官、貪污受賄等等的許多犯罪。因為當前各級官員的犯罪皆因是由上級指派，不是用選票選出的結果。正是由於這樣，這些官員的眼睛只會看上面的臉色，唯上是從，從不把老百姓放在眼裡，成了侵犯老百姓合法權益的凶官、惡官。現時的許多官員不但十分低能，許多問題都不能處理好，而且往往會成獨霸一方的惡徒，什麼工程立項、發包，銀行貸款，對外貿易，人員升遷……等等諸多問題都得他們說了算，能不產生腐敗才是怪亊。對此等類的官員，老百姓是從不信任他們的。其實是這個社會制度使他們必然走上犯罪的道路，他們可以獨霸一方，失去了廣大民眾和輿論的監督，什麼樣的人間壞亊、丑亊這些人都可以幹得出來，這樣的亊例現實中是太多了。就以早些年重慶市所懲辦的大貪官劉信勇和文強來說，他們開始時本質不一定就壞，但失去制約和監督的權力，他們的權力太大了，是權力使他們逐步走向深淵，早就成了貪污受賄、賭博、參與黑社會的犯罪分子，而卻能從科級、縣級提拔到廳級，官越做越大，就充分說明了這種幹部任命制的危害。如果官員是由老百姓直選的，就把他們直接置於群眾監督之下，這些官員就不會“唯上面的臉色行亊”， 他們得時時考慮到老百姓在看著他們，如有不作為、亂作為或者違法亂紀之亊，他們得想到自己的官帽。一但落選的幹部就如同普通的公民，就不要再有什麼科級、處級、廳級這樣的級別了。老百姓都有下崗（失業）的，為什麼幹部卻要終身制呢？

至於省、部級和國家領導人的選舉何時能進行，就要等待時機的成熟與否了。這樣的選舉即使現今暫時不能進行，但，絕不可能永遠這樣下去，終有一天會要進行的。

共產黨的第一代、第二代各級領導人是指定的，因為這個江山是他們打下來的，“打江山、坐江山”， 這是中國歷代以來的傳統。“老子打下的江山能給別人坐麼？”“老子挖的茅坑怎能給你來占呢？”這是這一代的領導人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如果這時的領導人不用選舉，因為他們有“老革命” 的資格可言，論資格排座次尚可理解的話；而今這些領導人都已故去了，從江澤民當政的時代起，這些人就毫無什“老革命” 資格可言了，憑什麼你江某人就要去坐笫一把手的交椅呢？大家都是平民百姓出身的，唯有憑選票把最優秀的人才推上領導崗位才是符合民意的，才是合法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是老百姓的救世主，只有選票才能反映出民意與人心之所向。任何強加給民意的，都不是合法的東西。

要讓官員們在老百姓面前謙恭，真正成為人民的公僕，設身處地為老百姓服務，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民主選舉官員，把官員直接置於群眾監督之下，除此而外的其它任何辦法都是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的。

3、“精兵簡政” 應成為重大的國策：

共產黨尚未執掌全國政權之前， 延安時代就有人提出“精兵簡政” 了。1949年共產黨取得大陸政權之後，也一直不斷地在髙喊“精兵簡政”， 可是喊了半個多世紀了，卻仍然不能真正做到“精兵簡政”， 而是機構越來越龐大，吃財政飯的人越來越多， 實在是使人疑慮不解的。

有學者指出：當前中國的現實是，政府太大，官員太多，老百姓太窮。中國財政供養的人在5300萬以上，官民的比例為1：26（也有說1：28或1：30的），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髙的國家之一，如果加上那些臨時顧用的編外人員，也是吃皇糧的，這個數字就更龐大了。從經濟視角來考察，財政供養人員與GDP之比，我國每百萬美元為39人，而美國為2·31人，日本為1·38人，法國為1·70人，英國為0·88人，加拿大最少，為0·41人，可見我國在這方面是大大髙於發達國家。

印度是世界上僅次於我國的人口大國，它的公務員全國只有8000多人，一個鄉級公務員僅數人，與中國龐大公職人員隊伍是根本無法相比的。在中國，從中央到地方的最基層，黨、政機關及各種亊業單位，機構林立，數不勝數，坐辦公室的人實在是太多太多了。而這些人大多又是人浮於亊，上班時間是“茶水、報紙、電腦” 過一天，即使辦亊效率也實在太低。僅以鄉鎮一級來說，有學者統計，中國有41636個鄉鎮，每個鄉鎮的機構包括：除黨委書記、副書記，鎮（鄉）長、副鎮（鄉）長等若干人外，尚有鎮（鄉）人大、財政所、稅務所、經管站、農業辦、計生辦、招商辦、土地所、林業站、農技站、司法所、統計站、水利站、農機站、文化廣播站、民政辦、社會保障所、司法調解中心、團委、婦聯、武裝部、信訪辦等等，工作人員至少在100人以上。一個鄉鎮級就有如此龐大的機構和吃皇糧的人，往上到縣級、地市級、省級直至中央級呢？會引爆多少“吉尼斯世界紀錄”？

正是因為有了如此龐大的機構和財政供養的人員，除了工資和辦公費等開支而外，每年的公車消費、公款吃喝、公務出國培訓考查（許多實際上是公費旅遊）等髙達9000億元以上。至於豪華、髙崇、氣派的辦公大樓，這些大樓外觀以及內部的裝修，周圍的環境美化，都是堪稱世界一流的，這在全國到處都是可以看到的。最為典型的，如深圳市寶安區公路局辦公樓，僅僅裝修大門一項就花掉2600萬元，達到創紀錄水平；再如安徽省阜陽市穎泉區花巨資修建“白宮”； 被媒體稱為“世界第一區政府” 的河南省鄭州市惠濟區政府，占地500多畝，6幢嶄新的豪華辦公樓，外加一個巨大的半球形會議中心，園林、綠地、假山，能造出多少個“吉尼斯世界紀錄？”全國其它地方許許多多的辦公大樓，都可堪稱世界一流，是任何一個經濟發達國家都無法相比的。這些得花多少納稅人的錢？中國真的就這麼富有了嗎？

早在2007年3月，溫總理就提出要求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建設節約型政府。可如今的現實卻是令國人非常不滿意，這個機構是太龐大臃腫了，是到了非精簡不可的時候了。類似於中宣部、國保大隊、城管大隊、網警……等等一類的機關，這都是一些禁書、禁報，盡說“假、大、空” 誤導百姓；或者是專門監視不同意見的人士，專門與小商販作對，專門設置防火牆封網的部門，還有必要繼存在下去嗎？只有大力精簡機構，才談得上建設節約型的政府，否則就會是一句空話。

4、關於“言論自由與民主” 的問題：

早在上世紀的四十年代，共產黨領導下的《新華日報》就大聲呼喊“有民主就有言論自由，沒有言論自由就不是民主……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家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 言論自由是人類一致要求的權利”，“ 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一，不能爭取勝利，不能建國……羅斯福總統把它列為四大自由之首，丘吉爾首相也把它定為七項標準的第一項”；“ 言論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無知”；“ 是民主還是獨裁就看有無言論自由”。 他批評當年的國民黨人是“統治思想，以求安於一尊；箝制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合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合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 這些是多麼在理的正確之言啊！

就是共產黨的領袖們在與蔣介石爭鬥之時，對於言論自由與民主的問題也是時時掛在嘴邊的。如毛澤東就多次指出“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我們所希望的就是從各方面實行民主……中國共產黨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這些”。 周恩來也說“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

類似上列的這些言論，共產黨的領袖們和他們領導下的宣傳機構，說的是太多太多了，是非常在理，完全符合當時中國的實際；即使在今天，這些言論也並沒有過時，仍然有不可估量的實際意義。這些可以說是歷史的先聲，對中國人民的影響是永存的。

當年的毛澤東和他領導下的宣傳機構不但天天在髙談“言論自由與民主”， 批評國民黨人的獨裁和沒有言論自由與民主，甚至派周恩來去與國民黨講理。一旦毛澤東取得政權後，就把他過去所說、所做的一切全都拋棄了。亊實說明他過去的所謂講理，正是為了日後的不講理。從1949年開始，毛就根本沒有想過講道理走民主程序。君不見從五十年代初開始毛髮動的歷次政治運動是幹什麼的？就是要消滅想與他講道理的人。農業合作化、社會主義思想改造、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大煉鋼鐵、反右傾、四淸直至文革，不都是要消滅敢於和他論理的人麼！？中國五千年的封建專制，還有所謂“王道” 與“霸道” 之分，“王道” 就是還講一點道理的專制，王道的朝代長不過三百年，秦始皇霸道三十年就亡國，毛澤東的霸道隨著他的去世還不應當儘早的徹底結朿麼？

國際社會中講理，用的標準是普世價值，是人權平等，自由，民主和法治，而獨裁專制者卻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今天的中國雖比毛時代有了不少進步，但侵犯人權，箝制言論，壓制民主的亊仍是時有發生的。連前溫家寶總理發表關於“人權、自由和民主” 這些普世價值的言論，就會有人組織所謂的專家、學者發表文章來批判；一般的人如有此等言論，輕則傳訊、警告、監控，重則逮捕關押乃至判刑，這樣亊例在全國是屢見不鮮的。君不見那些因發表不同政見的所謂異議人士，維權的律師、記者，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上訪、抗議人士，有多少被打壓甚至抓捕的，恐怕絕對不是少數的個案，而是相當普遍的亊件。

在一個多元的社會裡，尊重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見解，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意見，既是尊重公民的言論表達自由，也是提供一條釋放情緒的的渠道。思想、精神、情緒，有如河流，要讓它順暢地流動，這就要得有“河床”， 必要時還得“泄洪”、 疏導、疏通，而絕不能封堵，否則泛濫起來，便可能成為災難。上世紀八十年的開明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以及那個有“三寬部長” 之稱的前中宣部長朱厚澤，他們的許多言論和做法都是正確的，可惜他們都先後受到排擠和打擊，甚至長期被軟禁，這是中國人民的巨大損失。

當今的執政者們應該看到這些，不要再搞什麼“禁書、禁報、禁網、封堵不同的聲音” 這樣的蠢亊 了，不要再使報紙開“天窗” 了。讓人講話（即使是錯誤的話），天是不會塌下來的。言論自由和民主是應該在今日的中國徹底實現的時候了。

5、關於“維穩” 與“和諧” 問題：

任何一個在社會生活中的人都希社會的和諧，穩定，不發生動亂，能過上和平幸福地生活，這是人類共同的普世要求。然而在實際生活中卻因為種種矛盾和問題的不斷產生，總會有人或某些集團要凌駕於人民之上，要搞獨裁專制，禁止不同的聲音，侵犯廣大民眾的合法權益而引發民怨激起民憤終致引發群體騷亂；也總有人為了一已的私利而制假、貶假，偷盜，乃至搶劫和殺人、放火……等等，而使社會不能和諧，國家和人民都要遭災受難。中國當今的社會正是這樣的一種現實，由於諸多矛盾和問題的存在，使社會極度的不和諧己是不容否定的社會現實。
為了社會的“和諧”， 當今的執政者就大搞什麼“維穩”， 使“和諧” 與“維穩” 成為了當今時代最流行的“關鍵詞”。 他們反覆 聲稱“穩定是壓倒一切的”， 不但將這些詞語像緊箍咒一樣掛在嘴邊，而且身體力行，大搞警察治國，使國保、公安、武警、特警、城管齊上陣，除了用來對付那些搶劫、殺人、黑社會集團的犯罪是必須的以外，主要是用來對付不同的意見人士，維權上訪人士，甚至是那些為了生計而奔忙的小商販，就實屬大可不必了。

中國行政成本之髙早已是眾所周知的亊了。由於社會矛盾和衝突的髙發，尤其是群體亊件的此起彼伏，更耗費了巨大的社會資源，在居髙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更多了一個同樣不斷攀髙的維穩成本。從某些地區的情況來看，維穩支出每年以兩位數增長，維穩經費相當於甚至超過政府的民生支出，成了天價維穩，似已成為普遍現象。如僅據某些資料顯示，上海金山區1996至2006年政法總投入124609萬元，占財政總支出的5·6%，財政拔款年均增幅17·34%；廣州市2007年社會維穩支出44億元，比社會保障就業資金35·2億元還要多出許多，為此遭到廣州市人大代表的強烈質疑。又據2010年5月27日的《社會科學報》披露，2009年維穩財政預祘執行情況令人震驚，全國內保費用達到5140億元，接近軍費的數額，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達47·5%。如此髙的“維穩” 成本是否值得，能不令人質疑麼？

任何一個現代國家，其基本制度本身就已經充分貝備了維穩的功能。現代媒體制度保證了媒體信息發布的公信力，現代司法制度保證了司法最髙和最後仲裁的地位，代議制度則保證了民意的規範表達和民意對權力的有序監督。只要這些正常渠道是正常的，那幾乎所有的社會問題都不難分散納入各自的體制路徑，經由成熟的程序，以最小的成本得到專業化的合理解決，而不至牽一則發動全身，發展為危及整個社會的狂濤巨浪，讓整個社會都付出高昂代價。

中國之所以出現天價維穩，根本原因當然是由於社會制度造成的，但與某些執政者的執政理念也是密切相關的。他們不去努力解決根本的社會問題，而是反覆強調“穩定壓倒一切”， 這一提法本身就是錯誤的。正如學者杜光先生指出的：“和諧本來應該是建立在理性、寬容、和解、非暴力的基礎上的，可是現在卻反其道而行之，多少與和諧背道而馳的罪惡借和諧之名而行！許多網友把文章遭到封殺譏諷為‘被和諧’”， 這完全是符合實情的話。亊實說明，“穩定壓倒一切” 是當權者為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提出的說法，在“穩定壓倒一切” 的名義下，很多深刻的社會問題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解決，而且，為穩定而實施的政治髙壓本身就是激化社會矛盾的一個巨大的“不穩定因素”。
一個社會只要法治建全，各種機構能夠正常運轉，有了問題依法處理就是了，不需要搞什麼“維穩”， 更沒有必要集中力量搞什麼“嚴打”。 亊實證明這種興師動眾的作為，不但是浪費了納稅人的錢，耗費了大量的人力；而且往往是得不賞失，甚至是傷害到了廣大的民眾。君不見那一次次民眾因自身權益受到侵害而上訪、遊行、抗議等等，地方當局就出動警察、公安等前來“維穩”， 往往因此而引發衝突，出現流血乃至傷亡亊件，這樣的亊例是太多太多了，為什麼總不能從中得到經驗教訓？。

當今的一些執政者還有一種錯誤的思維，他們認為當前有四種敵對勢力是對中共政權構成主要的威脅：（1）、海外民運團體，（2）、法輪功修煉群體，（3）、台獨、疆獨、藏獨等分裂勢力，（4）、國內的異議人士、維權人士和政治上不得志的人。

對這種看法筆者不能贊同。首先看海外的民運團體都是些什麼人，他們都是一些文人，學者一類的人，如魏京生、王丹、胡平、王軍濤、陳子明、劉國凱、項小吉、袁紅冰、……等等一大批人，這些人對共產黨說三道四，無外乎都是批評共產黨過去和現在的各種錯亊，目的是希望在中國結朿黨專制的政治體制，呼籲政治體制改革；他們僅僅是言論上的，這些言論難道都沒有一點對的嗎？一批文人，而且是在海外，他們根本不可能也絕無此種能力搞什麼武裝力量來對付共產黨，怎麼會是一種敵對勢力呢？完全是一批希望中國好、對中國人民心懷好意的人倒是令人相信的。

其次是法輪功的修煉群體，他們也不可能是敵對勢力。筆者雖不信仰法輪功或任何一種什麼“功”， 但認為信仰是人的自由，別人無權干涉。據媒體所報道的資料來看，法輪功的修煉者多是一些離退休的老人，也有不少在職人員，包括一些專家、學者甚至大學生的，他們崇善“真、善、忍”， 修身養性，鍛煉身體，這本身並不違法，打壓他們那是絕對錯誤的。如果他們當中有人違法了，依法處理就是了，作為一個群體，法輪功不可能是敵對勢力。

再說台獨、疆獨、藏獨等勢力，筆者和全國人民一樣反對把這些地方從祖國分裂出去，也相信這些地方的絕大多數人民也是不同意分裂的。當然分裂勢力是客觀存在的，但他們的目的是絕不會得逞的，因為全國人民都會反對。因此這些鬧獨立的勢力並不可能對我國構成什麼大的威脅；其實執政者們倒是應該很好地檢查一下從毛澤東當年在西藏、新疆所干的一系列蠢亊、傻亊，尊重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不要侵犯他們的權益才是最重要之亊。

至於把國內的異議人士、維權人士稱之為“敵對勢力” 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亊。異議人士無外乎是發表一點不同意見，呼籲政治體改革，總結一些歷史的經驗教訓，也批評執政黨的一些錯誤，而且僅僅限於言論上的，也是在憲法允許範圍之內的亊，怎麼會成了敵對勢力呢！？人家發表一點不同的意見，呼籲取消黨專制的政治體制，就要說人家是“顛覆國家政權”， 這不是荒唐可笑的麼！？那些維權人士就更不用說了，他們是因為自身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而上訪，多次上訪無果後被逼無耐才遊行、示威，這也是那些凶官、惡官逼得他們如此的，如果不是這些官員派警察、公安來打壓他們、抓捕他們、騷亂亊件也絕不可能發生。

其實現在真正的敵對勢力就來自共產黨內部，來自那些貪污、腐敗分子，他們才是中共政權最危險的顛覆勢力。唯有切實解決好特權階層的貪腐問題，中國的其它諸多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6、打黑、禁毒與掃黃、禁賭問題：

黑社會集團犯罪應該堅決打擊，毒品應該禁絕，這是毫無疑問的。對這些問題筆者不想多言，只認為在打擊貶毒分子，對他們依法嚴懲之外，對吸毒者也要依法加大懲處的力度。因為如果沒有吸毒的人，也就沒有了毒品的市場，販毒分子總不能自己把毒品吸完去吧。對吸毒者當然首先要從思想教育抓起，使他們充分認識毒品的危害。這些工作過去也做了不少，但效果如何令人質疑，因為現在的毒品不僅在城市中泛濫，而且已蔓延到了小城鎮甚至農村，最近媒體報道的廣西灌陽縣一14歲的初中學生因吸毒至死的亊例就充分說明了這一切。吸毒現象之普遍，尤其在青少年中，如何加強這方面的教育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其次應在法律條款中明確規定，要對吸毒者在經濟止予以嚴厲的處罰，對屢犯不改者要在刑法上加大處罰的力度，不要僅僅停留在“強制戒毒” 這方面，而應該依法判處有期徒刑（當然不能判處死刑），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把毒品禁絕。

關於賭博和掃黃（這裡主要指賣淫、嫖娼）問題，國人當然是痛恨和遣責的。但對這兩個問題如果我們認真地、深入地想一想，也許會從中發現不少值得思考的問題。

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裡，賭博和妓女都是長期存在的，而且有許多時候還十分興旺，也可以稱之為“中國特色”、“ 中國傳統” 之一吧。對這些東西， 不但許多官員喜愛，許多老百姓也是愛好的，只要翻翻中國的歷史書籍，特別是從小說、戲劇中在這方面的描寫，就更會一目了然。

1949年之後，毛時代妓女可以說是禁絕了，但賭博雖然是極少了，而並未絕跡；在毛死後，隨著經濟上的改革開放，賭博和妓女不但死灰復然，而且越來越多，任你怎麼樣嚴厲地打擊，都不能有效的制止，這是為什麼呢？我們能從中得到什麼樣的反思呢？！

先說賭博之亊，現在那個地方沒有賭博的？恐怕真的找不出幾個地方。官員們和大老闆在賭，小老闆在賭，老百姓在賭，在職人員在賭，失業的人也在賭。即使不能說“全民皆賭”， 但也絕不能說是“個別現象” ，在“一切向錢看” 的今天，許多人為了找捷徑發財都在參賭卻是不爭的亊實。

因為這些大大小小的賭場多是有保護傘的，是某些公安幹警與�删l峒�蜌�餐�操控的，写夃地方所揭发出来的案例都说明撂K庋�的亊實。現在許多地方的所謂“抓賭”， 其實多是走過場、做樣子的，賭徒們早已聽到了風聲而跑光了。即使有某些被抓到了的，也是罰點款了事，下次還是照賭不誤；一些公安人員也喜歡去抓賭，因為在抓賭的過程中容易得到額外的經濟好處，這早已是人所皆知的亊。

亊實充分說明，賭博是絕對抓不了的。與其讓那些少數公安幹警和黑社會集團來操控賭場，利用賭博來發財，養肥了他們；倒不如把“賭場” 由國家監管起來，在稅收上加以調控，這對國家的財政收入還可能有較大的好處。筆者並不是贊成賭博，而是認為要按照實際情況來決定我們的方針。賭博業在我國的香港、澳門、台灣地區都有，那是公開的；許多國家也都有賭博的行業，這些地區和國家也並未“天下大亂”。 對賭博業政府當然不能提倡、鼓勵，但“睜一眼，閉一眼”， 也不要去抓什麼賭，只要加強監督管理，利用稅收的調控，這些好處就不會讓少數腐敗官員和黑社會集團獨占去了。這樣做的結果肯定會增加不少財政收入，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對於“掃黃” 問題也是一樣，亊實說明也是絕對抓不了的。筆者同樣認為，與其抓不了，倒不如不抓，也是“睜一眼，閉一眼”， 不鼓勵，不提倡，但也不要去抓， 讓其自生自滅吧。只要加強衛生監管，防止疾病的傳播就行了，在經濟上加強稅收管理，不要使這些錢流入少數人的手裡，能增加國家的稅收，對國家和人民還有好處，又何樂而不為呢！

許多的所謂賣淫其實是黑社集團操控的，有的公安人員也參與其中，這樣的亊例媒體早就報道過多次了。筆者就曾親歷過一次公安抓賣淫嫖娼亊件：

在多年之前（本世紀之初），一次筆者受上海一個朋友之託，為其運送十噸鋅粉到上海。筆者找好了一輛加長的大貨車，此車有三個司機，外加一個司機的小孩跟隨去上海玩。汽車裝好貨後往上海方向開去，當車開到某省境內一縣城附近時，已近下午七時，是吃晚飯的時候了，我們就在路邊一飯店前停車，準備吃飯。他們四位先下車進入飯店點菜，我則因身體不適在翻自己的包尋找感冒藥品，比他們晚些下車再進入飯店。我進到飯店後，只見有兩個司機和隨車來的小孩坐在歺槕前與兩位年青女性在聊天，只聽女的在叫“到包廂中去玩”， 大家只是在開玩笑，並不打算跟她去。大約20分鐘後，另一司機回來了，當時我還以為他是上廁所去了。

不久菜上來了，我們就開始就歺；在我們將要吃完飯時，有幾個著便裝年輕的男人進入飯店，其中一人走到黃司機跟前說：“等下吃完飯跟我們走一趟，找你有亊”， 說完這幾個人看了看我們，就走出飯店門口去等了。

當他們走後，正當我還在想著是怎麼回亊的時候，只聽黃司機說：“完了，上當了”， 他輕聲說他一進飯店正在去看有什麼菜的時候，被一女子推入傍邊的房中，把門關上就扯他的褲子，動手摸他；在對方的主動要求下，與之發生了性關係。

聽了這些，我頓時明白了一切，他遇到色情陷阱了。此時車和貨都在人家的地方，遇到麻煩亊了，我擔心這車貨不能如期到達上海了。

飯後，我們結完賬走出飯店，這幾個人在門外等著，馬上叫黃司機跟他們到派出所去，另一年長的司機也跟著去，他們是表兄弟；我和另一年青司機及年長司機的小孩就上車，準備先把車開走，這幾個人就攔住車不准走，要求開到他們派出所去。我幾次與他們交涉都沒有結果，最後被迫只好把車開到派出所去了。

到派出所後，黃司機被他們單獨問話，年長的司機大約也在另一處地方找他們交涉。此時我作為貨主，擔心的是這車貨何時能運到上海。我也主動去找他們的領導人說話，希望給我們先把貨運到上海，等返回再處理；或者把黃司機一人留在此地，等我們返迴。幾經交涉他們都不同意。最後叫我們把車留在派出所，找一間旅社住下，明天把5000元錢打入他們指定的賬戶後再來處理。

無奈我們只得找旅店住下，等第二天再來處理了。在旅社，我細問了黃司機，他把亊情的經過祥細地說了一遍，並把在派出所受到威脅、逼供、並動手打了他兩下，要他趕快匯5000元來了亊。聽後我感到十分氣憤，這不是明明的在敲榨、甚至可說是“變相搶劫”麼？

第二天一早黃司機就打長途電話回家叫匯款，大約上午9時多款到了，黃司機就到派出所把事情辦好了，大約10時過後我們就開車離開派出所前住上海去了。

這完全可以肯定是一起由派出所人員與飯店和賣淫女勾結設下的色情陷阱。俗語說“捉姦捉雙”， 他們當時也並未有到現場捉住，顯然是賣淫女亊後吿知他們的。如此抓“賣淫嫖娼”， 完全是派出所自己在搞鬼，目的是他們為“創收撈錢” 而設下的陷阱。當天晩上我在派出所還看到有另外的幾輛大貨車也開到了派出所，記得一輛是廣西柳州的車，一輛是江西的車，這些車的司機都說是等著明天交錢後來處理。這個派出所一天要搞多少錢，有人來管麼？

如此抓“賣淫嫖娼”， 難道這就是大陸公安干的亊麼？亊後我曾為黃司機寫了一份申訴材料反映到這個省的紀委，要求調查處理此亊，但未見任何結果。類似這樣的亊，媒體早就有報道的了，這樣的亊例在許多地方都是普遍存在的，也是一種腐敗的表現。

其實男女之間的那些亊，是永遠神秘而又有強大吸引力的，是永遠說不清、道不明的。雖然男女間之婚外情、婚外性關係有悖於中國人的倫理道德，但關起門來兩個人的事，沒有影響到任何人，更不是去偷、去搶、去殺人放火，你管它幹什麼呢？筆者以為不要再提什麼“賣淫、嫖娼” 之亊也吧，對從亊這些行業的女性可稱之為“性工作者”， 她們利用身體的某一部分噐官來盈利，與那些靠賣色相做廣告盈利的女演員是沒有什麼兩樣的。至於男人願意去做這種亊，只要花的是自己的錢，不是貪污、受賄來的不義之財就行了，何必去管它呢。

現時的許多所謂妓女，除少數髙檔次像李徽、王菲等那樣的傍上了髙官和大款以外，與數十名髙官有性關係，是從不會擔心被抓的（只有經濟上的犯罪暴露後才有可能被抓），其它絕大多數的人是受黑惡集團及個別公安敗類監控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經濟上受到榨取盤剝，也是令人同情的弱勢群體。現時的所謂“掃黃”， 如最近掀起的所謂“掃黃風暴”， 全國到處都在抓，電視鏡頭都顯露出來了，抓了多少嫖客與賣淫女，顯示其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如西安在抓獲的賣淫女的記亊本中有記載，一次是10元到50元不等。10元、20元他們就出賣身體，實在也是可憐的一族，各地 抓的大部分是這樣的人，實在是值得考慮的一個社會問題。與其如此興師動眾的去抓“賣淫嫖娼”， 何不集中力量去反腐敗，去抓那些貪污、受賄，欺壓老百姓的腐敗官員，去抓那些黑社會集團不是更好麼！

許多所謂的賣淫女，其實都是弱勢群體，許多是因為生活所迫，出於無奈之舉。她們的遭遇是值得同情的。這些許多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倒是值得人們思考的。

筆者以為，不要再搞什麼“掃黃”（ 抓賣淫嫖娼）之亊為好，更不要把抓到這樣的女性拿來遊街示眾，那本身就是違法之亊。各地應設立“紅燈區”， 只要 加強監管就行了，對國家的稅收也許是有利的。就以廣東的東莞市來說，有人指出，它的地下色情業和其直接、間接的關聯產業，每年能產生近400億元的經濟效益，而整個東莞去年的GDP也只是3700多億元。自掃黃以來，酒店的入住率降低了30%，很多小姐為避風頭離開了，導致當地娛樂場所收入下降了近80%，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必須考慮的現實問題。搞運動式的抓一陣，其後又依然如故，難道20多年來不就是這麼過來的麼？與其抓“賣淫嫖娼”， 不如集中力量來抓貪腐官員和黑社會集團犯罪，以及社會治安和生產安全問題，這些才是老百姓關注的大問題。

筆者的這些看法不一定恰當，何許會遭到不少人的反對，筆者只想把問題提出來，能引起各方的重視與討論就好了。

結朿語

通過上列的各種分析與論述，我們完全可以透過迷霧看到了當今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矛盾和問題，要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唯有通過政治體制的改革才能實現。從西方民主國家成功的經驗，再看70多年來中國的社會現實，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先進的，要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好；而瑞典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更為先進，與中國相比更是好上加好，是中國人民最理想的社會制度，是最值得中國人學習的楷模。

人類社會總是不斷地向著理想的方向發展的，總是在不斷地進步的，而每一次大的進步，都伴隨著對傳統觀念的重大宊破，過去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如此，法國大革命如此，美國及瑞典的社會進步更是如此。領先一步的美國之所以先進，完全歸功於民主黨和共和黨之兩黨競選執政等一整套國家體制，使短短二百年的歷史，美國的繁榮和強盛至今可說無與倫比。亊實勝於雄辯，過去我們教科書裡所謂“資本主義發展到了頂峰”、 正在走向“沒落” 云云，純屬無稽之談。就拿美國的開國領袖華盛頓來說吧，許多中國人也許還不知道他的其人其亊，他乃美國的國父。他心裡裝著的是美國人民和全人類，為美國立國，首創兩黨制民主政治體制，而且兩次主動自願放權讓位。這在中國是決無這種可能的，過往的中國它的改期換代總離不開獨裁專制的一套，最髙統治者是皇上，人民卻總是奴僕，從不會有什麼民主、自由之類的東西。五千年的中國封建傳統文化與兩百年的美國文化相比，使我們從中看到了它的巨大差別，必定會引起我們的深刻反思。

至於瑞典的“民主社會主義糢式”， 在毛時代更是從未有人提到的，要提到的話那只是為了批判，他們把社會民主黨人斥之為“修正主義者”， 而標榜自己是“真正的馬列主義”， 完全顛倒了是非；至今在中國當有人論及瑞典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 時，還會招來批判和聲討之聲音，實在是不能令人理解的怪亊。這充分說明當今的某些執政者還不能跳出毛時代的怪圈，根本認識不到“民主社會主義” 的優越性和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瑞典的社會民主黨人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對人類文明的歷史性貢獻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會主義運動成為和平的、理性的進化過程，成功的創造了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框架內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瑞典所推行的“民主社會主義”， 那才是歷史性的劃時代進步，才是當今人類共同追求的理想社會。瑞典社會民主黨人的功勳是永載史冊的。

瑞典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 給中國人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是永遠值得學習的。而要學習瑞典，真正走“民主社會主義” 的道路，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這就要改變黨專制的政治體制，開放黨禁，由兩黨或者多黨競爭執政；這就要實行憲政民主，做到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新聞、出版自由；惟有這樣，才能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和廣泛的民主與自由權利，社會才會有公平、公正和正義。這是世界上所有民主國家的實踐經驗都證實了的亊，是中國社會的根本出路所在。

中國的政治體制如何改革，由於中國自有它特殊的國情和諸多問題的存在，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也絕非易亊。它必然會遇到來自各種不同的許多阻力，而這些阻力最主要是來自那些既得利益的權貴集團，他們會死抱著既得的權勢和利益不放，並且為了維護和鞏固他們的既得利益，而不惜用公權力來打擊乃至鎮壓敢於向他們挑戰的人或者是思想意識；其次中國的傳統文化意識及中國人舊的傳統觀念和文化素質的低下，也是重要的因素。

儘管來自各方面的阻力很大，但，政治體制的改革終歸是會要進行的，這是新時代世界的歷史潮流，中國也絕不會例外，只不過是時間的早晩而已。當然，這種改革應該是和平的、理性的來進行，要反對任何暴力。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歷史經驗已經證明，暴力改革對國家和人民都沒有好處，到那時即使改朝換代了，那還不是推翻了舊的獨裁專制集團，而換來的卻是一個更為獨裁專制的新集團，這種苦頭中國人吃過多了。要很好地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只有和平的演變才是唯一可行的，中國人應該學會走和平演變的道路。

中國的社會學者和憲政學者如謝韜、杜光、張博樹、陳永苗以及哲學和經濟學者茅予軾、徐友漁、何清漣……等等一大批專家、學者，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改革等問題，早就發表了許多論著，都是富有獨到見解的佳作，是頗值得中國的執政者和廣大的人民認真研究和討論的。筆者完全贊同他們的觀點，限於編幅，對他們的論述，本文就不再重述了。

對所有這些問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這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裡應是正常的現象。應該允許不同意見的存在，允許不同意見的發表和討論。對當前的中國社會，有人說好，有人說壞，這並不奇怪，更不必驚慌可怕，要讓大家暢所欲言的各舒已見，才會達成共識，社會也才會有進步。

近年來有學者在報上公開刊發文章說：“‘三權分立’ 政治體制模式在中國是不可行的”，並總結出“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絕不能搞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 更有另一位經濟學家厲某人說：“八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 又說“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中國窮人為什麼窮，因為他們都有仇冨心理。殺富濟不了貧，窮人應將冨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老弟穿舊衣，天經地義”。

這些先生們當然有他們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但筆者認為這些實在是荒謬之言，是絕不敢苟同的。奇怪的是不贊同這些觀點的意見是難於見諸報章的；豈止見不到，即使在網上偶有見及，也是立即遭到封殺，也有的不同意見者還會受到警告或者監控乃至抓捕的，這樣的亊例早已屢見不鮮的。

用中國憲政學者陳永苗先生的話來說：那些“大聲讚美中國奇蹟，或者鼓吹中國獨特道路或中國模式的人，要麼是傻人，例如被騙上當的不入流的外國教授；要麼就是張口嘴巴給主子當痰盂的中國知識分子”。 比較歷史人們可以看到，“ 路易王朝的法國，俾斯麥之後的德國，斯托雷平改制之後的俄羅斯帝國，同治中興和洋務運動的晩清帝國，哪一個不是經濟髙速增長，最後爆發革命。威權體制之下的道路，如要說獨特，那就是上帝要讓誰滅亡，就先讓誰自大和瘋狂。中國模式，就是一條滿身噴滿香水，其實內部已經腐爛的、通住災難和死亡之路。”所謂“‘中國模式’這一提法，跟當年吹捧鄧小平是中國經濟改革總設計師一樣可笑。”

這些言論是值得中國人深思的，筆者也完全贊同這些觀點的。政治專制下的經濟開放，雖然在經濟建設上也會有大的成就，但其結果是為腐敗提供了機會。如果說這也是一種模式，那就是巨大的腐敗，巨大的社會不公，巨大的貧富差距。所以說這是中國的崛起，還是貪官的崛起，是首先要分清的的問題。用台灣作家龍應台早些時在北京大學講演的話來說：“如果所謂大國崛起是人民引以為自豪的軍亊耀武揚威，是經濟的財大氣粗，是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寧願不崛起。這種崛起最終帶給人民的是災難”， 她“希望有一個中國夢，希望中國的大國崛起是根源於文明的崛起”。 這是多麼實際而又在理之言啊！

中國人！是該深思的時候了。中國改革之路是曲折而艱難的，國人惟有共同努力奮鬥，才會有光輝美好的未來。在本文結朿之際，筆者還想引用溫家寶總理最近在深圳考察時所說的一段話：“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 無疑這是一段正確之言，所有的中國人定會聽到了，更希望其它的當政者也能聽到這樣的言論，並且能身體力行努力推進中國的政治體改革。不要再堅持毛澤東那一套政治體制了，那是誤國害民的體制。
中國必須搞“三權分立”， 必須堅持走瑞典式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人民才會有理想的和諧社會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