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事件後，全球媒體經常引用哈佛大學政府系講座教授山姆爾．杭廷頓（SamuelP.Humtington）所提出的「文明衝突論」，以佐證伊斯蘭（回教）與西方基督教文明捍格不入的說法。杭廷頓的學說雖成為一時顯學，但杭廷頓本人卻從不接受電子媒體的訪問，不上電視、不作公開演講，亦甚少接受文字媒體的專訪。

　　今年七十四歲的杭廷頓，拒絕變成媒體新貴的原因是，他個性內向、不擅辭令，連講課和開討論會時，亦儘可能少發言，讓學生和與會者暢論。另一個原因是杭廷頓患有多年糖尿病，每天自己抽六次血，以檢驗糖分高低，每天三次自己注射胰島素。杭廷頓自承是在一九五○年以四個月時間不眠不休撰寫哈佛大學博士論文時，患了糖尿病，杭廷頓曾於十月中旬接受〈紐約時報〉訪問，但未暢述其觀點，最新一期的〈大西洋月刊〉則以十五頁篇幅刊出該刊資深撰述羅勃特．卡普蘭對杭廷頓的深度專訪，並介紹杭氏在政治學上的成就與爭議。

　　杭廷頓是純正的紐約市人，一九二七年出生於曼哈頓，在皇后區和布朗士區成長，高中就讀全美首屈一指的紐約史塔維生（Stuyvesant）高中、耶魯大學畢業、芝加哥大學碩士、哈佛博士。五○年代中期與布里辛斯基（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同時任教於哈佛政府系，一九五七年出版其首部學術名著《士兵與國家》（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震動學界。杭廷頓提出警告說，美國是個自由主義社會，需要一個浸淫於保守現實主義的職業軍事叢體的保護。杭氏指出，自由派善於改革，但拙於國家安全；自由主義施之於外交和國防政策時，屢屢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自由派學界對《士兵與國家》一書，痛加撻伐，哈佛政府系同事亦不滿杭廷頓的理論。一九五八年，杭廷頓和布里辛斯基兩個人因拿不到終身聘書，雙雙離開哈佛，一起到哥倫比亞大學教書，四年後（一九六二），哈佛政府系看到杭廷頓和布里辛斯基越來越有成就，乃邀請杭、布二氏重返哈佛，杭廷頓乃告別哥大，回到哈佛，與季辛吉同事，布里辛斯基則留在哥大。《士兵與國家》目前已成經典著作，現已發行至十四刷。

　　杭廷頓自認是個民主黨自由派，但他的學說和理論卻常激怒自由派，而他亦刻意待在自由主義重鎮的哈佛，做一個「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孤鳥，向民主黨和自由派唱反調。杭廷頓曾在五○年代幫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史蒂文生撰寫演講稿，六○年代做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韓福瑞的外交政策顧問；一九六七年出任國務院顧問，協助詹森政府研究越戰，並撰寫報告。一九七七年，卡特任命布里辛斯基為白宮國安顧問，布氏專為老同事杭廷頓設立了一個國安策劃小組協調人，在這個職務上，杭廷頓的最大成就是協助卡特和布里辛斯基推動「人權外交」，以及制定〈總統第十八號命令〉，全面檢討美蘇關係，促成美國對蘇採取強硬立場。

　　季辛吉、杭廷頓和布里辛斯基皆是「學而優則仕」的學者，但季辛吉流連官場，永別學界；布里辛斯基雖回到學界（喬治城大學），然和季辛吉一樣常上電視評論外交，只有杭廷頓一直緊守學術崗位，短暫客串官職後即返回校園。杭廷頓擔任過美國政治學會會長，也是〈外交政策」雜誌創辦人之一。一九八七年美國國家科學院第二次拒絕杭氏入選為院士，當時曾引起學界軒然大波，科學院拒絕遴選杭氏的理由是，杭氏以數學方程式解析變遷社會中經濟發展、社會挫折與政治動亂，乃是「偽科學」，並稱杭氏大量利用數學方程式和比率，其目的在於掩飾其政治偏見。杭廷頓著述極豐，有些學者認為他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變遷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乃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然不可否認的是，他在一九九三年於〈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的〈文明衝突嗎？〉乃最具石破天驚之威力，讚揚與批判文字排山倒海而來，這篇長文被譯成二十六種文字（包括中文）。三年後（一九九六），杭廷頓以〈文明衝突嗎？〉為基礎，擴大成一部專書：《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塑》。

　　杭廷頓所提出的文明衝突論，主要有七個論點：(1)世界的現代化並非意味西化。城市化和大眾傳播的衝擊，加上貧窮和種族分裂，將不會使世界各地人民的想法和西方人（美國）所想的一樣；(2)亞洲雖起伏不定，但在軍事上和經濟上一直在擴張。伊斯蘭將在人口分布上暴增，西方的影響力將逐漸衰退；(3)文化意識將愈來愈強，而非式微；(4)西方相信國會式的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場，適合全人類。這種想法將會使西方和伊斯蘭、中國發生文明衝突，因伊斯蘭和中國的想法，與西方殊異；(5)多元世界以文明來分類，不是以意識形態，美國人必須再肯定對西方的認同感；(6)西方製造意識形態，東方興起宗教，而宗教將成為國際舞台上最具威嚇性的力量；(7)未來文明衝突之源，將是西方的傲慢、伊斯蘭的偏執與不寬容以及中國的武斷和過分自信。這三種不同文明質素的惡性互動，將導致無可避免的衝突。

　　杭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已過了八年，，罵他的人雖多，但八年來世事的演變卻印證了杭氏學說的不謬。杭氏接受〈大西洋月刊〉訪問時，很勉地表達他對九一一事件的看法，他說美國應專注於打擊恐怖主義，賓拉登和基地組織當然希望在伊斯蘭和西方之間，點燃文明衝突的烈火，美國應透過國際合作的方式以防止文明衝突，並攜手對抗超越文明界線的恐怖主義。杭廷頓同時強調，美國在打擊恐怖活動之際，必須完成兩件事：(1)緊密結合西方國家；(2)應嘗試了解其他民族如何看待這個世界。杭氏指出，西方人認為西方文化具普遍性，其實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不道德的，也是危險的。

　　杭廷頓和已退休的普林斯頓大學近東文明講座教授伯納德．陸易士（Bernard Leuis），可說是九一一以來最受重視的兩位學者，杭廷頓以文明衝突論著稱，八十五歲的陸易士（原籍英國）則以對伊斯蘭、中東和阿拉伯歷史的研究，享譽學界。白宮、國務院和五角大廈已數度邀請陸易士前往講述伊斯蘭歷史和文化，他在十一月十九日出版的〈紐約客〉雜誌上撰寫的〈伊斯蘭的反叛〉，被認為是三個月來解釋伊斯蘭向西方挑戰的精采作品之一。十二月三日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曾發表專文介紹陸易士。美國學界對陸易士批評最厲害的是巴勒斯坦裔前哥大文學教授艾德華．塞伊德。塞伊德指責陸易士對近東文明的研究，乃是要證明歐洲帝國主義侵略近東，是無可厚非的。不過，伊斯蘭世界頗重視陸易士的著作，多半已譯成阿拉伯文，一位埃及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教士兼陸易士著作譯者表示，陸易士是個坦誠的朋友和誠實的敵人，他不會說謊。(中國時報:林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