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慶民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極權中國的社會環境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因為我經常看各種新聞報道，不僅了解了其他地方的很多校園暴力，還了解了很多和我有某種相似之處的“特殊”人，例如蘭越峰、唐慧、廖曜中等（當然我的個人道德品質比她（他）們差多了）。

  就像被廣泛報道的“走廊醫生”蘭越峰，她的那種處境我可以感同身受。壹個人在受到外界極端孤立、周圍的人普遍對其充滿嫌惡甚至敵意的情況下，思想、行為都會嚴重的扭曲，情緒容易劇烈波動，也容易做出比較極端、在外人看來不可思議或者驚訝恐懼的事情。因為十幾個、幾十個人的歧視、排擠都用在壹個人身上，就算每壹份“力量”都很輕，它們的合力也足以壓垮壹個單打獨鬥的人。尤其是自尊心比較強、心理比較敏感的人，面對周遭的各種白眼、風涼話和有意識的疏遠的情況下，內心極為痛苦，思想在反復掙扎，精神高度緊張，有時候會頭腦眩暈以致舉止失常、判斷力模煳、不顧後果的做事。這時候可能構建過強的心理防衛機制，對外界的善意惡意難以區分，更難以區分事情輕重緩急和不同的人對待自己存在的微妙的差異，越來越“不通人情”，導致對他人反應過激，或者反應遲鈍。在追求某種目的的時候也可能會走極端，由開始時候正常合理的要求變成比較過分甚至根本不可能實現的要求。

    而對自己這些行為能夠清楚了解卻又難以控制的情況下，會越發羞愧、憂慮、急躁，導致思想更加扭曲和行為越發極端，這又導致四周他人更強烈的反感和敵意，然後循環往復。而這時候，壹開始觸發的事件（蘭越峰和醫院領導同事的衝突孰是孰非）就已經不重要了，或者焦點已經被轉移到了蘭越峰的這些反常行為上了。對於不是十分了解內情的外人，往往只看到壹個“瘋子”、“精神病患者”、“偏執狂”，由對其人反感自然延伸到她（他）的要求、所有思想觀點、所有行為的否定。至於她的要求究竟是否合理，日常其他正常時候的言行是否正確，往往就沒人去較真了，而且在普遍厭惡她（他）的大環境下，誰還去冒着得罪大多數人的風險去花費大量精力刨根究底、替其說公道話呢？壹個人在惡劣的環境中孤立無援，屢受打擊，往往不是走向麻木，就是敏感，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這壹點不奇怪，敏感和麻木是可以並存的，看很多人尤其經歷苦難的底層的人就容易壹方面逆來順受，壹旦爆發卻又可怕，就像古代的農民起義中的各種暴行）。如果有人幫助其融入社會環境，走出矛盾與衝突還好，如果孤立的與所有人都無法溝通了，那後果很可怕。因為這時她（他）已經無法正確分辨他人對自己的言行及整個外界的各種事情，有時無法提早發現他人對自己的傷害，有時又會誤會他人的好意。當壹個人對外界幾乎所有人都無法信任之時，加上各種前面的傷害帶來的痛苦，很容易令此人心中滋生出仇恨，做出更加激烈的行為，壹旦如此循環下去，必然是被孤立的人受巨大傷害，或者壹些挑釁者被狠狠回擊、壹些圍觀者被誤傷，或者被孤立者和外界兩敗俱傷。

    至於像蘭越峰做出這種行為的前因後情，就更容易被忽略了。壹開始她和醫院發生衝突，院方用比較“缺德”的方式--讓他人強行代替她的職務，並且鎖上她的工作室，以此逼她離職，而且即使不離職，也因為進不了工作的房間而無法上班，達到壹定天數醫院也能“正大光明”的以長期不工作為由開除她。她只能通過坐走廊來“上班”，以此保住這個職位，保住基本工資。相對於有權有人強勢的院方，她只能如此做，否則怎麼辦呢？上訪是需要很長時間的，還需要金錢和時間投入，所以她必須先用“來上班”塞住醫院已經擺下的“自動離職”的陷阱。至於後來的下跪、在地上打滾、大喊大鬧，包括說壹些很極端、誇張的言論，除了上面提到的那種因為心理刺激惡性循環的原因之外，弱勢者往往也只能通過這種“鬧”來爭取外界關註、發泄不滿情緒、對抗群體壓制。

    坐在辦公室的院長（還有各種形形色色的領導）因為有權力，有很多手下，還有靈通的消息來源和通暢的向上級或者同事傳達自己意見的渠道，當然沒必要通過這種歇斯底裏的大鬧來傳達自己的要求、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其他醫護人員“眾誌成城”，以幾十人戰壹人，“用口水淹死妳”，在精神上相互鼓勵、信息上互相通氣，對待蘭越峰的行為上保持壹致與默契，對外也統壹口徑，當然也不需要去通過哭喊、叫罵來實現他們的目標，領導們更是可以衣冠楚楚的客客氣氣懲治妳，不用罵街撒潑，足以讓人無法立足。社會上很多領導幹部無論是貪汙受賄還是整人，都不需要撒潑打滾就能做到，因為有權力和關係。

    至於說蘭越峰是不是通過“利用社會對醫院的不滿來達到私人目的”，這個眾說紛紜。但是她提到的醫院的弊病究竟有沒有和她目的是公是私並不能捆綁定性。外國很多大選裏攻擊對手腐敗或者其他醜聞，其實也是為了自己在選舉中能夠戰勝對手，並不是大公無私，但是只要有利於加強監督，讓普通選民從中獲利，這就是有益的。當使用正常的手段（如法律訴訟、向上級反映、申請工會或婦聯這種組織干預等）無效或者久拖不決情況下，弱勢者採取的不傷害他人（主要是具體個人，並不包括單位）直接利益或者名譽的壹些激烈手段，尤其言辭方面的過激，其實是可以諒解的。壹個三歲小孩打壹個身強力壯的三十多歲男人，打了十幾拳並沒什麼傷害，反過來，這個男人只要用兩個手指擰壹下小孩，就足以讓小孩子十分痛苦，難道要壹味譴責“打了很多拳”的小孩子嗎。

    在醫院方面擁有權力優勢（背靠體制，任免和處分大權，主要領導都反蘭，上級衛生局也是，還有因此帶來的財力優勢，可以對輿論進行公關）、人數優勢（醫院絕大多數人反蘭，排擠敵視她）、環境優勢（在前二者情況下，醫院內部運作、財政收入詳情、醫院工作安排等都可以由多數方來控制、對外解釋，各種醫院是否合法合規運作的“證據”也能製造，蘭越峰則是孤掌難鳴，有口難辯，在這種孤立中更難調查取證）等多種絕對優勢情況下，黑白自然可能顛倒，視線很容易被轉移，弱勢方錯誤自然可以被誇大，強勢方的過錯乃至違法犯罪都可能被輕描淡寫和掩蓋。至於外界部分輿論對蘭越峰的支持，其實實際作用有限，因為這些支持並不能有效的滲透入醫院的環境，不能真正轉化為蘭越峰的後盾，而且基本都是口頭的支持，自然沒有醫院的權力有效，況且醫院通過各種公關以及其他壹些因素已經讓媒體和網絡輿論不偏向蘭越峰了。

    還有就是在這種充滿敵意的環境下，蘭越峰即使通過這種對抗“勝利”了，恢復了工作，重新當上超聲科主任，平常在醫院工作和人際交往中也會面臨各種有意無意的刁難和各種白眼、風涼話，也很難有同事做朋友，處在糟糕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中。此外還有因此丈夫與她離婚（根據《南風窗》對其採訪的文章（《倒敘“走廊醫生”》）所述，這些事發生後，她丈夫也拋棄了她，她丈夫離婚前後也像看怪物壹樣看她，“蘭越峰傷心，是因為丈夫也相信她是‘瘋子’”，“和我相處的時候，看得出他很恐懼”、“（蘭越峰自語）（丈夫）這麼好的人，為何變得如此絕情”……）、因為過激言行和其他人的誇大詆毀對名譽的傷害，導致出現心理疾病這些，都是無可挽回的傷害，即便“勝利”了也還是失敗了，贏了壹時壹事，輸了壹生壹世。

    當然，我並不贊同“我弱我有理”這種思想，自己做的錯事我很清楚自己的責任，但是我想通過蘭越峰這個例子說明為什麼會產生壹些過激行為，在衝突雙方力量不對等的情況下出現的事情有哪些可能不被外人了解和體會到的內情。無論是強者還是弱者，都應該負起自己應負的責任，但是不應該讓雙方力量和影響力、話語權的不對等影響了人們對事情本身是非曲直的判斷力，更不能忽視被孤立者和大眾對立時雙方所受傷害程度的巨大差別。壹個人發出的傷害是有限的，而幾十人甚至更多人把自己的暴力、歧視、排擠用在同壹個人身上，而這個人又沒有朋友來幫助回擊、分擔痛苦，就等於是惡流的千鈞之力，足以讓壹個人精神崩潰、痛不欲生，甚至由行為偏激變成真的精神病（相反，那些集體欺凌他人的人卻可以躲在人群中，利用“集體”的掩護來消解、淡化自己的錯誤甚至罪行，以“法不責眾”逃脫懲罰。從壹人壹腳踢死小偷或者毆打村裏的“瘋子”，到紅衛兵集體暴力（例如亂踢亂打羞辱老舍、打死卞仲耘）、數百萬日軍在中國的集體暴行，延拓到歷史上各種戰爭罪行，都能看到很多人躲在“集體”大旗的掩護下為非作歹卻能全身而退。相反，獨自施暴的個人鮮有逃脫各種制裁的）。

    而且在這種個人與工作單位及同事出現矛盾時，如果有良好的制度和普遍較高的國民素質，就不至於變成這樣。如果法律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堅持程序正義和現實正義結合，單位也能夠實現職工民主化平等化，而社會風氣及國民觀念也更重視基本人權和個人自由，社會上各種民間團體互助組織的發展，都能夠遏制這種工作單位的集體霸凌，讓壹個人的去留不受偏見與利益擠壓，而是按事情的是非曲直裁決。就像臺灣地區的“蕭曉玲事件”，就是壹個典型例子。具體情況可檢索維基百科，因為內容過長過多，且情況復雜，因此不在此摘錄。簡單說就是壹位中學教師因為業務問題及私人政見還有與同事領導及學生的不和，後來幾經波折的維權事件。無論孰是孰非，或者都有責任，但是並沒有出現像蘭越峰遭遇的這種嚴重的排擠和拒斥，更不至於把人逼得要發瘋和做出異常舉止例如坐走廊、在地上打滾哭鬧等。雖然兩件事情況不完全壹樣，但是還是有壹定的可比性。保護每個個體合情合理的利益比以壓制個體為代價的“集體榮譽”更值得捍衛。馬克思說過“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所有人自由發展的前提”，個人的權益不僅是前提，還是根本目的。

    還有唐慧案，也和我的少部分經歷有類似之處。根據現在的很多新證據，證明唐慧在上訪中所告的女兒被拐走強迫賣淫的情況有部分不實之處，而她所提的要求判處多名相關犯罪人員死刑的要求也過高。此外，很多政府機構、媒體以及其他和她接觸過的人認為她性情偏執、行為激進，四處告狀，壹直“鬧”個不停，當街咆哮，歇斯底裏，是壹個不知進退、只講自己壹面理的人。在我看來，雖然她確實講的有部分不是實情，用情感綁架司法判決也不對，行為也確有偏激之處，但是都是事出有因。

    首先，她作為壹個單身女人，在年僅10歲的女兒被拐走強姦並賣淫後，除了通過四處上訪和激烈言行等“鬧騰”的方式來引起政府和社會關註，並沒有別的辦法。如果她家裏有錢有勢，或者還有權，而且家裏有厲害的男人，還有壹群厲害的朋友，遇到女兒被拐，完全可以通過關係直接找到誘拐女兒的那個娛樂會所，通過施壓手段救出女兒，對做這個事的人也可以通過壹頓暴打甚至打傷打殘來“解恨”，還可以帶人去把對方娛樂城砸了出氣，或者通過自己在城裏的地位和關係讓這個娛樂城的老闆、包括他的後臺壹輩子都沒機會再發財致富。當然也可以通過扭送對方到派出所並且通過合法渠道要求嚴判對方（完全可以通過認識的關係或者用錢背地打招呼，而且這種事又合情合理，不需要當眾鬧，更不需要四處上訪），讓誘拐自己女兒賣淫的罪犯得到應有的懲罰，或者比應有的懲罰更重的懲罰。而唐慧孤身壹人，還是女性，又不是什麼有權有錢的大戶人家，連去那個娛樂場所去找女兒都花了很長時間，更無力扭送罪犯了。而她去找當地政府和司法機關要求抓捕和懲辦罪犯也被各種“沒證據”、“以後會辦的”等等理由搪塞推諉。在這種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她才通過上訪或者其他激烈方式希望得到政府和輿論重視。

    第二，對於壹個母親來說，她的女兒就是“掌上明珠”，哪怕她是個平民的女兒。上流社會富家子弟的子女被家長當做自己未來的希望和社會未來精英保護着、寵愛着，難道平民家庭的子女就不值錢了嗎？就沒有尊嚴和權利了嗎？李天壹打人案後楊瀾對因為打人勞教他而認為“太重了”，為這樣壹個人大附中的海淀“精英”而惋惜；駐聯合國參贊之子殺害家教……；壹些富家女生被強姦殺害後，附近很多高校全體男生被查DNA……他（她）們有尊嚴、權利，要求以人道主義對待，平民就不能有尊嚴和權利嗎？就不必被人道對待嗎？上流社會或者地方強人“地頭蛇”之類的人有氣性，有有仇必報、有氣必出的態度，平民就不能有嗎？壹些有很多能打架的朋友的人，受壹點氣甚至只是口角上吃了點虧，就能帶壹幫朋友去“收拾”對方出氣；有權有錢的人被別人謾罵或者詆毀（哪怕是背後罵的），甚至無仇無怨，只是看對方不順眼，也會用自己的權力、金錢、人脈去整對方，尤其對方和自己是在壹個單位的，總會明裏暗裏給對方使各種絆子來出氣。難道他們這些高高在上、橫行霸道的人可以這樣壹直氣順，平民就只能自認倒霉、忍氣吞聲了嗎？

    唐慧只有這壹個女兒，對於壹個人生走了大約壹半的單身女人來說，自己的子女就是唯壹的希望和寄託，當她聽到自己女兒竟然被人拐走並且賣淫，難道不憤怒嗎？不難受嗎？她當然希望那些傷害女兒的壞蛋受到懲罰，至於具體細節和女兒在事情中的的言行（母親都不會也不想考慮這個問題：女兒可能壹定程度是自己去和這些人交往的，不完全是強迫，女兒也有壹定責任（雖然當時女兒只有12歲，對人和事物的辨別能力還沒有成熟清晰）），自然容易讓情緒壓倒了理性。可是誘拐賣淫這個大前提並沒有錯，而且她告的這幾個惡棍平日就是流氓無賴，幹這種事的人往往也有黑社會背景，本身就是有很多罪惡的，說不定強姦誘拐了其他平民女性，只是沒有像唐慧這樣告發，忍了或者已經用錢私了了而已。在恃強凌弱、欺壓良善的現象很多的環境下，稍稍矯枉過正壹些又能如何呢？至於部分撒謊或者無理取鬧（例如狀告兩個警察強姦她女兒，這個顯然不是事實、要求判處所有涉案罪犯死刑、張貼大字報等），除了因為上面說的作為壹個弱者只能採用激烈方式對抗、在女兒被強姦和拐賣後極為憤怒和痛苦等原因外，唐慧和政府雙方信息力量不對稱也是壹個重要原因。因為她沒有那麼多關係、門路去客觀了解整個案件的進展，更沒有權利直接調閱案卷、質詢警方，壹開始也不能弄清究竟有哪些人參與強姦和誘拐自己女兒，所以以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心態去起訴更多相關的人員（而後來發生在監獄的“秦星（誘拐唐慧女兒賣淫主犯）救人立功事件”後來被爆出是串通起來弄虛作假以減輕刑責事件，也證明了確實有人通過非法手段試圖逃避法律應有懲罰的黑幕，等於是證明了唐慧的壹些擔心）。

    而且由於壹些人出於壹些目的--如南方周末《什麼造就了唐慧》壹文中提到的“唐慧對公眾和媒體的陳述常存在矛盾和失實的地方，但這些事實又被放大關註”--壹些輿論過於關註這些被誇大和作假的地方，但是卻恰恰忽略了基本事實：唐慧的10歲女兒確實是被誘拐賣淫（而且據警方調查證明被解救前已經“接客”100多人（不是100多次，次數可能更多）），並且據《中國婦女報》披露她女兒經醫生確診因此患上嚴重的創傷後應激精神障礙和性病，並極有可能喪失生育能力；在唐慧報案後警方遲遲不抓捕罪犯和營救她女兒，甚至乾脆拒絕立案；唐慧在當地上訪維權後被關押30多天、後來還被勞教（雖然很快在社會輿論壓力和律師抗爭下撤銷）。這些事實不應該被唐慧的部分不誠實行為抹除或者淡化。我個人經歷和看到聽到的壹些事就說明了壹些學生和老師會因為看不慣某人而放大其壹些缺點，以此打擊此人的名譽和形象，這樣壹來，即使此人做壹些正確合理的事，也會因為前面的汙名化而不能得到合理評價。（後來，我與採訪唐慧的記者曾經有直接交流，也看了他寫的後續報道，唐慧個人確實有許多問題，其個人所控訴是東西有壹定失實，還有壹些其他問題。但是這並不能否定那些真實的東西）

    壹個弱者在利益受到傷害時候只能求助於公權力來主持公道，而且往往會有過激或者不正常的言行舉止，對於弱者不合理要求公權力可以選擇駁斥和耐心解釋，不為這種“鬧”所動，不姑息遷就，但是不應該厭惡告狀者乃至去抹黑她，更不應當因為她“妨礙穩定”而勞教她。當然，求助公權力次數多了或者告狀過程中因為情緒問題而舉止過激，會導致他人對其產生厭煩，甚至覺得是“神經病”，心理不正常。那麼，那些壹言不合就開罵滿嘴髒話、因為小事就去打人、砸店鋪“教訓對方”的地痞流氓等各種“校霸”、“村霸”是不是更算過激、神經病呢？那些在單位看誰不順眼或者有意無意得罪他，然後就給對方穿小鞋，利用權力和人脈關係整對方的人是不是更有心理疾病呢？

    當然為什麼社會上對二者看法不壹樣，其實原因也就幾點。第壹，地痞惡霸欺負的往往是弱者，而對於有錢有勢的人不僅不欺負，往往還去巴結、堆着笑臉對待（例如幹部、富人以及絕大多數中產階級家庭的女兒因為社會地位、權錢優勢、住處治安、家庭教育條件等，被拐騙、強姦、欺凌幾率極低，地痞惡霸並不敢去找死），對平民也不是所有人都欺負，看人下菜碟，這樣其他不受欺負的人就變成冷眼旁觀者，甚至認為被欺負的是“倒霉蛋”，見怪不怪，而弱者往往又不反抗，也沒有話語權，強弱分明，這樣就不會引起誰反對，於是“和諧”的很。而像唐慧這種則是以小搏大，而且不僅得罪了地痞惡霸，還客觀上影響了壹些官員利益（于建嶸教授講的信訪考評弊端，只看上訪數而不考慮實際解決問題來作為地方官員“維穩”成績的考核標準，導致地方政府全力阻截壓制上訪），當然容易被群起而攻之。

    第二，有權有錢有勢有人脈的人往往有非常多的方式去出氣報仇，而且往往有有效又隱蔽的手段，還可以“細水長流”，慢慢的“收拾”對方。而沒權沒錢沒勢又缺乏關係後臺的人則手段單壹，而且報復手段容易突出、明顯，而且希望壹勞永逸解決問題，所以提出的要求往往過高（雖然是壹次性的）。就像地痞惡霸，他們雖然欺負人，但是壹般不會把人打死，最多是打傷，或者往往採用類似城管手冊寫的那種“臉上不見血、身上不見傷、周圍不見人”的方式打人，讓妳被打都沒證據叫屈和控訴。此外更多採用恐嚇或者騷擾手段（弄個刀塞對方家門口、明着跟蹤、打恐嚇電話、潑漆之類），工作單位的報復也往往用業務問題做為藉口，而不是公開說“就是因為妳得罪我才這樣xxxx”，或者通過造謠中傷方式詆毀對方，慢慢折磨對方，而不是壹氣治死對方，所以受害者也是有苦說不出，說出來四周的旁觀者也沒人支持。當然除了這些還有其他普通人更加想象不到的陰暗手段。

    而像唐慧，她沒有能力慢慢去“治”那些傷害她女兒（或者說把女兒帶入邪路）的人，也難保這些惡霸流氓進了監獄幾年後被保釋或者其他原因提前釋放（很多方式可以提前出獄，可以參考新聞爆出的壹些通過所謂“科學發明”等奇葩理由被減刑但是後來發現是內外勾結造假的事件），也沒有壞人那麼多的心機和壞本領。加上即使罪犯被判很多年徒刑，也不能解唐慧之恨，所以她才執意要求判處這幾人死刑。如果她有後臺和關係能夠找人在監獄裏“收拾”這些人，或者家庭條件好，這些人出獄對她也沒有威脅，她就不壹定會執意要求判處他們死刑了，也不會因此到處大鬧，到處上訪了。而且在壹種弱肉強食的社會風氣影響下，對平常的欺負人、擠兌人整人司空見慣，但是對於弱者通過合法渠道爭取權益卻不以為然，雖然有部分輿論支持，但是當事人、利益相關方和附近人員（當地和這個娛樂場所有關的人員、唐慧的鄰居和老家村民、地方政府）往往是持負面看法的，因為唐慧的“鬧”對這些人在實際利益和名譽等方面都會有些損害。難道壹個社會可以容忍那些充滿私刑暴力、陰險隱蔽而且往往矯枉過正的報仇方式，卻不能容忍壹個人透過正當渠道積極追求懲罰罪犯嗎？

    我沒有唐慧因女兒被誘拐賣淫而受到的那種巨大傷害，但是實際上感受到的痛苦不比這種傷害低，在處境和個人條件上和唐慧相似。在學校因為各種不適應導致自己丟人現眼、出盡洋相，被當成怪物、“傻逼”對待。如果自己麻木了，真的傻也沒什麼了，但是自己很清醒，所以這些羞辱非常清楚的印在心裏。尤其在自己初中時候，年齡很小，加上長期沒有過集體生活，面對突如其來的各種衝突，無從應對，每天都當成人生最後壹日來捱着度過，天天防範各種可能的攻擊，把本來比較嚴重的事情看得更為嚴重。這種情況下，加上太天真，沒上過小學所以不知道老師的能力是有多大，以為老師和領導能解決所有問題，結果在沒有解決時候又氣憤，大鬧，又跑到上壹級機構，把自己名聲也搞壞，到現在想起這個事就非常羞愧。如今感覺很對不起老師和學校領導，因為他們確實不可能根治校園暴力，而且在勸導過程中也盡力了，並沒有太嚴重的推諉或者消極處理。後來又告了他們，是極為錯誤的行為。但是當時如果不那樣做，又怎麼辦呢？只能退學或者忍耐。雖然最終還是退學了，其實還不如早點退，不去告那壹狀，何必給老師和校長添這麼大麻煩。

    還有，我還要再強調壹下，舉的這兩個人的例子並不是想說明“我弱我有理”，弱者就能無限的提出要求，相反我在舉例中也清楚的批判了這壹點。我只是想說明弱者在這種外界不友好的大環境下，由於話語權失衡，也讓旁觀者和外界對事情的前因後果、對事件中涉及的人的評判出現嚴重偏差、涇渭分明的對錯被攪渾甚至使黑白被顛倒，以及為什麼這種情況下弱勢壹方容易做出極端行為、心理扭曲，以及採取的壹些在常人看來並不是太合情理甚至很不合情理的事。此外，也希望人們明白，強勢方和弱勢方衝突時以及衝突之後，絕大多數情況下弱勢方受到的各種直接間接的傷害都比強勢方嚴重。不僅為數眾多的群體攻擊壹個人造成的傷害總量極大，而且平日壹個人要防範那麼多充滿惡意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哪個人會以什麼方式來攻擊她（他），這本身就對壹個單獨的人造成巨大的壓力與負擔，哪怕其他人不動她（他）壹個指頭，只是直接間接的威脅就讓其在每天的防範中走向抑鬱與恐懼，甚至精神崩潰。而且因為責任分擔效應，這個總的大傷害是十幾人乃至幾十人或者更多人分擔，所以每個人的責任都會忽略不計了，難以被追責。就像網絡霸凌導致的自殺事件，壹個人的死是幾十萬人共同造成的，追究誰（當然往往也可能找到壹個始作俑者或者帶節奏的，但是事實上責任還是被稀釋了）？而這個單獨的弱勢者稍稍反抗，就可能涉及比較嚴重的事，因為壹個人只能用自己個人的力量反抗，自然責任只能由自己壹個人承擔。而且群體中的人能以群體為掩護，做事再惡劣往往也能隱蔽在大集體中（就像義和團、紅衛兵）難以被直接追究其個人責任，而被孤立者即使有壹點小毛病也能被群體裏這個人或者那個人看到，然後公之於眾進行群體討伐。

    村上春樹說過，“在脆弱的雞蛋向堅硬的高牆撞去時，即使雞蛋多麼‘咎由自取’，高牆多麼‘正義’，我都會站在雞蛋壹方”。我並不完全贊同這壹點，因為我認為公平正義比扶弱抑強更重要，不能是非不分，而且過度強調扶助弱小可能會導致“裝可憐”的大量出現，就像現在壹些職業乞討者。但是人們至少不能恃強凌弱、崇拜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對強勢的權貴和惡霸曲意逢迎，而對弱勢群體落井下石。就像反右和文革時期，壹個人犯錯誤，其他同事朋友乃至家人都要用口頭或者書面形式對其批判，把“落井人”批的體無完膚，好像這個人壹無是處、從批判之日起突然“發現”此人充滿各種罪惡壹樣，這就是追隨強權、從眾自保的典型表現。讓真相和對錯不因雙方權勢大小、金錢多少、人脈多廣、“得勢”或“失勢”而受影響，而是根據事情本身實際的是非曲直進行評價、處理、善後，才是極為必要和理所應當的。

最近幾年經常上網，除了瀏覽國內外新聞，通過壹些QQ群、貼吧、微博也了解了很多各階層國人的各種思想價值觀和生活狀態。自己為了轉移學習壓力，逃避進退兩難的高考，也加入過壹些小圈子，以匿名方式參與討論。在這個過程中，也見識了各式各樣的人，包括許多強凶霸道、陰險歹毒之人，也見識到了國人幾個突出的特徵：冷漠、黨同伐異、缺乏常識、缺乏人味、充滿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看着各色人等說的話以及表現的各種思想，真是感到五味雜陳，讓我對社會有了更多了解，也讓我思考學校教育、家庭環境及青少年成長與成人社會的關係。因為個人曲折的經歷和大量的閱讀，讓自己對社會上各種不良現象非常惱怒和痛恨，而自己比較敏感的心理可能也在客觀上對很多好的或壞的事情有更敏銳的認識和體察，而且因此有極強烈的愛或恨的心理。壹邊是娛樂化、虛無化、戲謔化、盲從化的網絡輿論生態（並不是指全體，只是壹種大風向），壹邊又有着民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山呼海嘯。

    “呵呵”、“葉良辰”、“公知”、“聖母”、“腎六”、“xx婊”……各種戲謔符號和盲從的網絡行為大行其道，雖然戲謔壹定程度可以消解某種權威，但是也破壞了知識的嚴謹、政治的崇高，削弱了對不平等、生活艱苦的抨擊的銳利，將各種不正確、不應當發生的事情淡化。“妳過得不好不能怨社會，是妳自己不努力”、“妳窮妳無能還逼逼啥，以為我會同情妳”、“別激動，給妳吃口翔冷靜下”、“認真妳就輸了”、“生活就像強姦，與其因為反抗而痛苦，不如順從享受快感”、“我就喜歡看妳雖然對我不爽，卻不得不和我壹起建設祖國的樣子”……這種社會責任的虛無化、弱肉強食的合理化、人際關係的無賴化雖然不是全體國民都有，但是這些思想的信徒遍布祖國，哪裏都有。

同時，各種民族主義也遮蓋了社會啟蒙和個性解放，比壹百年前的“救亡壓倒啟蒙”還要嚴重。就像《南風窗》採訪的獨立戲劇創作人張獻說的：“很多人把眼前巨大的罪惡，工農底層民不聊生視而不見，卻有壹個國族話語”，“在罪惡普遍存在時，我們要區分出什麼是大的罪惡，什麼是小的罪惡，什麼是迫在眉睫的，什麼不是那麼尖銳的”。人們可以為了國旗五角星的位置、國外運動員出言不遜而全民討伐，為什麼不能用這種團結的力量參與改變勞工處境和待遇（尤其改善農民工的收入和社會保障等條件）、改善農村科教文衛等方面的質量、推動教育體制改革、推動教育資源均等化等，來改變數億人的物質、文化生活條件，也給予更多人自由、平等、尊嚴呢？難道南海問題、臺灣不承認“九二共識”（當然我個人是非常支持國家統壹和領土完整的，但是反對為了這可以拋棄其他的偏激愛國主義）、加拿大女記者“傲慢指責中國人權”等事情真比教師被拖欠工資罷工後被開除；藝考、自主招生中各種權錢色交易、憑關係走後門大行其道以及孕婦被老闆安排搬重物上下樓梯逼她辭職、農村黑惡勢力欺壓農民、扶貧款沒有進最窮困和最需要幫助的農民腰包而是被住別墅開豪車的村幹部據為己有等這種民生艱難和社會不公值得憤怒嗎？雖然我也是半個民族主義者，尤其壹直很反日，但是我的出發點是對日本製造而且否認南京大屠殺以及在其他地區的殺人、強姦暴行憤慨，是因為他們屠戮虐殺中國人民，侵害了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權和尊嚴、自由、正義，而不是為了壹個簡單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不是站在特定民族立場偏向着說話，更不應該把不同西方國家以及不同時期的國際環境、所有外國人混為壹談、捆綁看待。人應該有理想，但是不能把理想寄託於看似高大上但實際充滿偏激、沙文的民族主義上。站在自己民族的立場上對外狂嘯，既不需要付出個人的什麼經濟或者生活代價，又站在某種政治正確的位置上，還能贏得各種掌聲，自然很多人都去做。

    當然，在追求權力、金錢、美女的時代，理想的空虛也讓“愛國主義”成了填補很多人理想空白的好東西。但是這種“理想”，說穿了就是壹種非理性、非進步的思潮，對於國家真正走向強大並沒有多少實際幫助（甚至把國家推向當年德日走過的老路），相反還遮掩了更急需關註和解決的國內種種嚴重的社會問題，把民生忽略，把公平正義、自由平等擠到壹邊，“愛國主義”還成了那些在現實裏恃強凌弱、貪汙腐敗、罔顧民生的官員的遮羞布，成了靠爹靠媽、錦衣玉食、奢侈揮霍、縱情聲色的官二代富二代等既得利益集團成員及其子女集體狂熱捍衛既得利益體制的大王旗，是城市普通白領和工薪階層在焦慮於孩子教育、老人養老、買房還貸、看病難看病貴這些焦頭爛額的事之時被轉移註意力的壹個絕佳手段，也是底層平民在受各種不公和欺凌後有個發泄和“揚眉吐氣”的由頭（發泄完了還是受剝削和欺壓，就像《南風窗》中《由遊客“打秦檜”想到的》壹文中提到的嶽飛廟前五跪像被很多平日在基層官員、老闆、單位來的各種上級、黑惡勢力等壓迫下的老百姓，尤其在家裏受屈的婦女吐痰發泄，但是吐完了現實裏還是受屈辱和壓迫，不過吐了之後反抗意識更弱了，因為發泄了壹部分，雖然這種發泄只是自欺欺人，並不能給壓迫、傷害自己的那些壞人任何實際的損傷，自己利益還是繼續受損，很多婦女還是受氣和挨打），所以這種“愛國主義”和真正的理想主義相去甚遠，或者說只是壹種扭曲了的理想主義罷了。壹個流行弱肉強食、理想主義熄滅、功利主義橫行、“拼爹”大行其道、拉關係靠後臺、推崇忍耐服從、對上級仰視對下面俯視、表面壹套背後壹套（或者嘴上講的壹套，而現實實踐用另壹套）、說謊話臉不紅心不跳、各種“潛規則”大行其道並壓倒法律法規以及公序良俗的時代，難道不是壹種悲哀嗎？

    其實，校園的“小社會”的狀況壹定程度上就是當今糟糕的成人社會或者說相對於校園的“大社會”的預演，以成年人為主的“大社會”的種種現實會通過家庭、學校等載體浸淫校園的“小社會”的社會生態，而現今教育體制以及其內容形式、由師生以及家長共同構建的校園人際關係等形成的校園社會文化也會對社會的發展以及成人社會的各色人等的構成發揮直接的“培育”作用。上段提到的當今社會各種不良乃至醜惡現象，難道在壹定程度上不是當今教育模式以及校園社會各種弊症的產物嗎？

    雖然每當社會出現壹些小到坑蒙拐騙、大到貪汙腐敗乃至殺人越貨，尤其壹些容易吸引人眼球的熱點新聞爆出後，媒體往往會說“反思教育問題”，但是反思了這麼多年，教育狀況改善了多少呢（甚至是否在壹些時期還有倒退和惡化的趨勢呢）？除了壹些學校多了多媒體設備、空調暖氣以及漂亮的教學樓之外，教育制度、具體的教育的內容和教育方式、教育理念等這些更重要的體現教育內核和目的的東西改變了多少呢？當今社會的80後90後都是受90年代及之後的教育成長起來的壹類人，當今社會的種種問題這兩批人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呢？我當然也是90後，也有很多缺點，90後也很多元，但是大多數80、90後的共性是什麼呢？我相信現在很多在高校教育過這些批次學生的高校教師尤其人文科學方面的教師又尤其德高望重極具才華和德行的知名教授應該能認識的比較深刻。

    當然，8090後在當今社會的表現也可以通過現在社會發生的很多事看到，簡單的評價可以說：有好的，有壞的；想復雜的評價，還是讓更有洞察力和分析能力的人來評價吧。但是當今的教育顯然是不樂觀的。“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同樣，少年愚則國愚，少年凶暴則社會凶暴，少年壓抑則國人壓抑，少年謊話連篇則中年人誠信缺失，少年蠻不講理則國民胡攪蠻纏，少年三五成群尋釁滋事則成年後拉幫結派狼狽為奸，少年學生時代不獨立思考和有批判思維則工作後冷漠因循忍耐服從，少年陰險虛偽則成人狡詐陰毒……可是，這20餘年，教育改革了多少呢？魯迅說的“救救孩子”在如今還有多少回聲呢？抑或真的映襯了《狂人日記》裏“狂人”的處境，把金玉之聲當做瘋子的瘋言瘋語，置之不理，甚至恐而遠之了。如果這樣下去，梁任公期待的“少年雄於歐洲”何時才能實現呢？

  當今社會很盛行“找自身原因”論和“改變不了社會所以要改變自己”的觀點。如果就我個人的經歷，由於自身情況極為特殊，確實後來發生的很多事和自己特殊的童年狀況、自身的自我言行舉止有關，我個人要負很大部分責任，但是我並非典型的例子。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些經濟、社會、家庭、學校教育等問題，有些已經在這兩篇文章中提到過多次了，大環境的問題必然造就壹些欺凌他人者、壹些被欺凌者，必然出現嚴重的校園暴力，就像在貧民窟，必然很多人挨餓受窮，必然有很多人販毒，必然有很多人賣淫，必然有很多人酗酒和毆打妻子兒女，並不是妳“努力”就能改變命運，真正從底層變成精英的人並不是沒有，但是微乎其微，底層變成精英與精英子女繼承父輩地位的幾率完全不對等，同樣在內地縣城和鄉鎮普通中學通過努力考入名校幾率和沿海大城市中學生進入名校幾率也是非常不對等，雖然內地中學生可能在學校比沿海學生努力非常多倍，付出的學習時間和投入的精力和考試結果並不劃等號。

    假如財富是壹種成功的象徵的話，就像馬雲從平民變成中國排名前三的富豪，確實在某種程度證明了平民可以通過努力走向人生巔峰，但是並不是其他人和他“壹樣努力”就變成馬雲那樣了，因為馬雲成功也是有各種條件（就像他三次高考，很多農村的學生復讀壹次的錢都沒有，後來經商中建立的人際關係網、抓住互聯網時代時機甚至還有些幕後的不為人知的努力以及運氣等），並不完全是簡單的清清白白只抓業務的努力就行了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金字塔結構的社會，不管怎麼競爭，總是有人走上巔峰，而更多的人在下層，而如果是橄欖型結構，就能有更多的人成為中產階級，而不會是貧富嚴重不均、底層民眾數量和比例龐大的金字塔社會。而且金字塔社會也有多種類型，壹個良好些的金字塔社會應該是中下層雖然人數眾多，但是有基本且較良好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條件，兜底的質量比較好，不需要為這些搭上命去工作；在就業時有真實且完善的勞工權利，失業時也有基本救助，有基本的法律保障和人格尊嚴；收入和社會保障能夠有較獨立自主、遵循自我意願的生活，也有壹定的追求個人理想的機會；有通過較公平的教育進行階層爬升和促進階層流動的可能；而且也能通過壹些手段直接間接的參與社會生活和政治活動，真正作為國家的主人參與國家管理，享受公民權利和履行義務。

    而如果比較糟糕的金字塔結構的社會則是不僅貧富分化嚴重，而且金錢和權力、社會地位能夠高度重合，人分三六九等；勞工權利名存實亡、勞資關係嚴重傾向資方、薪金不僅和貢獻不匹配，就這樣還經常被拖欠或者剋扣、壹些工人完全沒有工人應當有的五險壹金和其他福利，甚至連工會都沒有或者名存實亡；人壹生只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奔波，為了活着而活着，金錢和精力投入質量不高的孩子教育、低質或者自養的老人養老還顯不足，在大城市工作幾十年壹套房子都買不起；生活的重壓讓壹切理想追求、興趣愛好被拋擲壹邊，最多只能靠沒什麼興致的拍照式旅遊和用八卦娛樂刷屏消遣；人與人之間關係和互相不以道德和操守而是以社會地位、權力大小金錢多少來評價；教育差距極大，教育變成加劇社會不公並將不公傳導至下壹代的幫凶；社會階層固化，拼爹盛行，靠權力金錢關係門路而非能力獲取教育條件和工作職位以及收入和社會地位，至於其他在比較好的金字塔結構國家中的東西，也往往蕩然無存。在這種社會裏，不是妳“努力”、“找自身原因”、“改變自己”就能成功，就能爬上去，所謂“有本事”也不只是指工作能力，還有壹些“成功”的骯髒本領，例如諂媚和逢迎、行賄受賄、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巴結上司、拉幫結派黨同伐異……這些行為必然伴隨着認人不認理、拋棄理想追求、無視公平正義、不理會或者曲解各種規則與道理、通過排他手段擠兌他人上位、對比自己有權有勢的欺負自己不敢反抗，卻又找更容易受欺凌的人身上找補、看見各種醜惡現象保持沉默、對各種不公保持冷漠和無視甚至譏諷其他打抱不平的是“多管閒事”……難道這些就是“找自身原因”和“不改變社會而要改變自己”改變出來的“成果”，就是“有本事”的表現？

    對於很多人認為不同的人收入、地位、成就和生活質量不同是因為貢獻不壹樣，付出不壹樣，還要特地說壹下。當然我下面講的主要是比較有意願學習的，至於根本不想學習或者對學習投入很少的那些就無法算進我說的努力者中了，畢竟這樣的人沿海大城市也很多。就以我熟悉的中學教育以及其最重要目的高考為例，像內地中學，即使是班級內成績處於中等偏下的學生所付出的努力（從學習時間、投入精力這些）也比沿海大城市尤其三個直轄市的中學90%的學生付出的直接學習努力多，尤其在刻苦度上，中部幾個省份遠遠比東西部要苦。這在另壹文中和本文中壹些章節已經有詳細敘述，為了方便看而不用翻找，那我就重復壹下主要的東西。

    很多地方的縣中和部分市中是5:30--6：30（冬夏）左右起床（住校是這樣，不住校的如果上早自習只能比這起的更早）上早自習，還有壹些市中是7:00左右到校早讀，從高壹至高三都是這樣。上午下午各四節甚至五節課（壹般有兩節自習），晚上晚自習壹般上到21:30-22:30，每周基本都是上六天（也有上五天的，高三很多學校三個星期才放兩天，還是為了照顧離家遠的，平常每周只放半天，“大星期”才放兩天），寒暑假三年平均看，只能放壹半（當然不同學校會有差別），長期像監禁壹樣的待在校園內。至於具體學習內容和方式，那更是苦不堪言。早自習是以閱讀為主，當然也可以寫作業，壹直要讀或者背誦約四十分鐘，語文英語政治歷史地理有很多需要背的東西。有時候早上跑操還要壹邊跑壹邊讀，然後到7:00之後還有壹個早讀，以讀語文或者英語為主，就這三個讀背時間就極為消耗精力，讓人疲憊不堪，而且即使這樣那麼多東西也背不過來。而兩個自習和午間則是被幾乎寫不完的作業復蓋，很難得閒，尤其在高三時候有鋪天蓋地的卷子需要做，壹個人只算高三年級壹個學年，做1500張以上的卷子壹點不誇張，就像壹位衡水中學的女生考入香港中文大學，把做的累加起來有2.41米厚的的卷子拍下和自己“合影”留念。

    這種瘋狂的死記硬背和題海戰術所付出的腦力和體力勞動是極強的，從課堂學習的時間、強度、付出的腦力體力消耗看，比大多數都市成年人的工作都要累。這些學習歷程是壹周五天、沒有早晚自習、下午早早放學、最多到高三有些校內加課和單獨的校外補習的發達地區大城市名校學生所從沒經歷過，恐怕也不想經歷的。而且這些都是強制性的，只要妳想在這裏上學，就只能適應這些，當然妳有輟學的自由，但是沒有選擇如何上學的自由。當然，像衡水中學、毛坦廠中學等更特殊的“高考工廠”，比普通的中部縣市中學學習強度還要大（可參閱南方周末《衡水中學的“封神”之路--超級高考工廠》壹文）。（除此之外還有大量具體情節，因為本文不是以講述和分析教育制度問題為主，所以在此暫不詳述。）

    而這種高強度的勞動量，至少從直接學習上遠超過了沿海大城市學生的付出，但是卻遠比輕輕鬆鬆學習的發達地區學生考的學校差，中部各省平均壹本率不到發達省份和少數民族地區整體水平的壹半。當然我並不贊同通過立即調整高考錄取比例來改變這個問題，因為死記硬背和題海戰術雖然付出很多，但是實際學習水平卻並不高，也就是往往並沒有真正理解學習內容，並沒有和分數匹配的素質，而且沿海學生在優秀師資和較進步的理念引導、極佳的硬件設備、優越的家庭條件下較為輕鬆的學習了很多東西，而且事實上付出的也並不少，只是這種付出相對來說沒有那麼集中、明顯、在身心上沒有直接流那麼多汗水和勞累罷了。如果看經濟投入數額（人均家庭教育開支和政府公共教育開支）和在課外的間接學習（例如在圖書館、科技館以及參與各種社會實踐活動、公益活動）用的時間和精力，沿海大城市學生付出的顯然要更多，雖然這種付出往往伴隨的不是勞累而是快樂和輕鬆，收穫感比付出感更強。

    這歸根結底還是教育體制以及大環境導致的教育內容、教育形式、教育理念的問題（這個在另壹文中也詳細講述），體制內的師生並無辦法突破，不是“自身努力”就能解決的。但是這些能夠在沿海考壹本的學生只能考二本，能在錄取率高的省份考二本，做這些中部省份只能上三本，並不是他（她）們不努力，相反，這些男女學生付出的心血與汗水遠比很多發達地區大城市學生要多，為高考成績，為中國的教育體制犧牲了更多的自由、理想，用自我禁錮譜寫了苦難但不輝煌的篇章，而教師和其他教職工同樣“帶着鐐銬跳舞”，在體制內只能想方設法讓學生考好成績來改變這些學生的命運，除此也無他途，教師們執教的畫筆也描繪出了猩紅扭曲但又充滿光彩與希望的未來圖景。

  而且更可悲的是，這些學生只能“自相殘殺”，在壹個省內為爭奪固定數量的名額互相競爭，如果都比賽着補課、都玩命死記硬背、都搞瘋狂題海戰術，可能成績都提高，那錄取分數線也會跟着提高（或者改卷更趨嚴格以壓低分數線），說白了跟沒有提高實際作用壹樣，（壹本、二本、三本）錄取比例基本還是那個既定比例。即使錄取率出現波動，其實和當年考試成績、學生努力程度也沒有什麼關係，而是國家出於其他目的進行的既定政策調整，不以學生是否努力為轉移。而且高中的應試學習中的學生競爭和市場經濟中的各種競爭不同，市場經濟中的競爭（假設比較良好狀況下）往往能夠“優勝劣汰”，提高生產效率和質量，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促進生產力發展，實現經濟增長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應試學習中的競爭中中學生往往只是在做很多“無用功”，在不能有真正“產出”的情況下拼命消耗腦力和體力。除了高考這個目的外，這些男生女生雖然不是完全做“無用功”，但是大多數死記硬背和題海戰術帶來的知識也會在進入大學或者走入社會後忘記，只有壹部分知識以後會用到，至於提高人文和科學素養，在這種應試教育下的學習中更是效率低下，在嚴重缺乏對所學知識理解、運用能力狀況下，投入和產出（產生的國民人文和科學素養水平、能力）如果非要量化的話，能有10:1嗎？這個問題可以問問對當今教育認識深刻的鄭也夫教授。

    其實很大程度上，這些來自中部人口大省的中學生就像古希臘傳說中的西西弗斯壹樣，把石頭推上山，石頭又自動滾落，然後再推上去，如此循環往復，辛苦勞作但是實際上是在做無用功。對於這個省份整體而言，各種補課、強化學習、題海戰術並不能提高整體中學生真正的知識素養，就算死記硬背和反復做題讓學生知道了壹些東西，在部分科目上有比較紮實的基礎，算是壹些成就，但是同時還有扼殺學生真正理解、獨立思考、多元思維和創新的能力的負面影響，而且占用了大量本可進行廣泛閱讀和社會實踐的時間和條件，學生也不能在這種教育中被發掘獨特潛質和正向個性、按自己的興趣愛好學習，更不用說學生在這種牢籠中囚禁的勞苦青春本身的傷害了，所以把利弊相抵，弊病和戕害仍然如冰山般只被融掉壹角，整體還是那樣可怕。而且這種教育下培養的教條思維、被動化學習方式對大學學習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學習帶來惡劣影響，中學的應試教育流毒把大學相對開放多元的教育也侵蝕了。但是作為省內壹個個體學生，面對這種體制和周圍環境，無法打倒它，連逃離它都需要巨大代價，只能去強迫自己玩命學習，和同學競爭總數基本確定的、遠低於多數其他省份錄取比例的那些名額。那些說是因為莘莘學子們“不努力”所以不能獲得和沿海同樣情況的學生的成績的應該捫心自問這樣說對得起這些年數千萬中部中學畢業生嗎？

  同樣，對於那些普通的產業工人、農民工、個體經營者、農民，以及再擴展後的基層公務員、白領、事業單位普通職工（尤其像我熟悉的很多薪資和教師的社會地位、付出不匹配的很多老師）、沒有做大官或者大企業家或者社會“大哥”的親友或後臺的人、沒有大城市戶籍的人，這些人占中國人口的大多數，和我前面提到的這些中部學生壹樣，並不是自身“不努力”才不能有好的生活條件，也不是壹些上流社會人士尤其激進“愛國者”們說的是這些人“沒本事才抱怨社會”，更不是踐行了“不想着改變社會而是改變自己”這個原則就普遍能出人頭地了，相反這種社會風氣只會讓這些通過自身努力勤勞工作、刻苦學習的人更難以取得平等的社會地位、更不易獲得與勞動價值匹配的收入、更無法捍衛作為學生、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商人等的權利。

    因為這種風氣除了讓人民變得更加自私、冷漠、各顧各的無法團結、都去爭奪殘羹剩飯而非變成平等食客，而且為了那壹點點利益能夠爭得不可開交甚至頭破血流（這不只是比喻，現實裏底層民眾為了爭奪那可憐的壹點利益往往就是用暴力的手段，例如前些天南昌爆出的賣肉攤之間競爭，壹些商戶就向另壹個商戶豬肉上、攤位上破泔水、扔垃圾，還直接把各種汙漬的髒水潑了女商販身上。類似事件每天全國都有幾萬幾十萬起，在平民社會生活過的人都知道，沒有生活在這種環境的也可以在網上搜，爆出的即使是冰山壹角，也不少了。）。即使有小部分人從中出人頭地並且拿到分蛋糕的餐刀，也會在“誰受窮誰倒霉，我‘努力（哪怕是用的不正當手段）’我理應分的多”的弱肉強食、蠻不講理的觀念中變成新的剝削者，繼續維繫不公平的社會。所以我希望那些覺得別人“不努力”和“沒本事”所以活該處在較低階層而自己卻高高在上錦衣玉食的人拍着良心想壹想，這樣看待廣大人民尤其是支撐國家發展進步的工人階級（當然這個工人階級比以前範圍廣了，不止是各種企業的產業工人，而是包括農民工、白領、事業單位職工、個體經營者等在內的龐大的以勞動為第壹生產要素的受薪階層），難道不羞愧嗎？不覺得這種“不努力”“沒本事”的言論很噁心嗎？

  當然，講了壹面不能不講另壹面。體制和社會大環境雖然可以影響乃至決定了個人命運。但是如果認為因為體制不好，所以可以損人利己、坑蒙拐騙乃至殺人搶劫，就應該被譴責並且嚴懲了。就像南周的評論員文章中提到的海南的壹群搶劫犯，不僅搶劫，有時還殺人滅口，還曾經把被搶的婦女拖進車裏輪姦，作案具體情節惡劣，還以貧窮為自己的違法犯罪行為辯護，被法官當場駁斥。在不良的大環境下，人還是有諸多選擇的，就像校園暴力的發生有很多因素，但是不能因為學校、家庭存在的種種問題就能欺凌他人還不受懲罰。

    例如類似《盲山》中的那家買主，尤其那個強姦女主人公的男主人的父母，都是窮苦至極的人，但是卻又千方百計拘禁被拐的女生，老兩口甚至還直接按住女主人公讓男人強姦她。南方周末《受苦人的強權》壹文中的壹些話發人深省：“壹個人並不因自己受苦受難就天然具備道德優勢”、“相對於統治階級，窮苦民眾當然是受壓迫者；但民眾中原也有不同角色，很多人不乏在他人面前扮演壹下壓迫者的機會，如丈夫之於妻子、父母之於兒女等等……他們有充分條件，把自身所受迫害轉移到別人身上……他們對更弱小者的欺壓，被有意無意的忽略了”、“壹些身處底層的人，壹旦掌握壹點小權，便會利用此壹優勢，對有求於自己的人耀武揚威……復制並強化了強權的暴力”。而且由於底層民眾整體擁有資源的短缺，底層內部的壓迫、暴力往往更殘忍、更血腥，這就是為什麼有人為搶劫幾十萬乃至幾千塊錢就去殺人、因為幾千塊錢的救助款都能出現村幹部和黑惡勢力去剋扣窮的吃不上飯的農民的救命錢、壹些農民為了獲得有限的愛心車票，各種弄虛作假證明自己家人有病、工資極低（把本來就低的工資說成更低以博取優先同情）等來騙取這價值幾百塊錢的車票。同樣那些碰瓷的為了幾千幾萬塊錢甘冒被撞殘撞死或者被打被捕的風險作假訛人、職業乞討的（很多騙子以“坐公交車回家”為藉口每次只乞討壹塊錢）能夠為了每次少則壹塊多則十幾塊錢天天厚着臉皮撒謊，說明弱者也會喪失良知和人性，而且喪失的比強者還沒有底線。

    二戰中德國軍人對猶太人和各占領國平民、戰俘的虐待和殺戮、日軍製造的南京大屠殺和其他暴行壹樣，不能以“軍國主義”制度來逃脫每個士兵個人的罪惡，在軍國主義體制的大前提下，每個士兵在戰爭中還是有壹定的選擇性的，而且實質上除屠殺猶太人外，最高領導層的命令以及其意識形態中也沒有要求士兵必須去殺戮平民，至於很多虐殺（例如把人裝到麻袋裏系上口澆上汽油活活燒死、把很多人捆起來串成串子綁上手榴彈炸飛。雖然軍國主義導致了人性扭曲，但是這些具體的殘忍的行為天皇和東條英機並沒有讓他們這麼做，有很強的個人罪惡成分，並不是迫於體制非做不可。相反，完全可以不這樣做）、強姦，就更是軍國主義體製造就加上個人兇殘性共同作用下的結果，每個參與的士兵都應該被處決而不是因日本政府投降而被豁免罪行。這也就是我主張對於校園暴力中長期欺凌他人或手段惡劣者實行嚴厲措施懲治的原因。

    而且有時候弱者也有折磨“強者”的手段，當然更多時候去欺負更弱者，或者以特殊方式傷害他人。例如很多女性因為在學生時期和成家之後受到各種創傷，心理變得陰暗甚至扭曲。例如被婆婆欺凌，自己也會“媳婦熬成婆”，變成欺凌自己兒媳的人。還有就是婦女（主要是壹些農村和縣城的婦女）往往通過說風涼話、罵街、拐彎抹角諷刺和摔砸東西、吃飯幹活乃至睡覺前都不斷埋怨他人、當面詛咒、或者其他氣人的方式來慢慢折磨丈夫、公婆或者子女等家人，有時候也以此對付街坊鄰居或者關係不佳的同事。很多在機關、事業單位或者其他服務業工作的人也會把這種難看的臉色和話語甩給來辦事的人或者顧客。看看現在基層很多辦事員或者幹部對待辦事群眾的惡劣態度，各種刁難敷衍，就很能推測（要是在家裏高高興興很幸福，還會在外面這麼發泄嗎？）。尤其在照顧年邁的老人或者臥床難再起的丈夫或者幼小的子女時，往往各種怨氣能夠充分向這些家人身上發泄。不僅是言語上的譏諷、說難聽話，往往會有直接虐待。這也是現在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虐待老人現象嚴重的壹個原因吧。當弱者心黑，往往也會有各種方式欺凌他人，而且也很隱蔽，手段也很殘酷（甚至非常殘酷），當然危害也很大。當然這在大城市居民中很少，可能大城市居民不以為然，但是這在農村真的很多。而如果女權得到保障，男女真正平權，女性也有自己不受制和依附的生活，婦女不受那麼多傷害，能夠獨立自主，就不會惡婆媳循環無盡、毒婦怨婦滿村了。而曾經受傷害也不能成為免除自己的責任，尤其不能傳導傷害給無辜的人。不過，想在當今社會的廣大人民中形成既意識到體制弊病，又明白自己的責任，既團結起來推動社會的進步，改變不公的環境，又在自身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履行自己的義務，從身邊做起從自己做起，真是很難的，當然我也並沒有完全做到。更重要的是不僅現實不是如此，反而有很多人在用完全相反的價值觀和行為來生活，就如同前面提到的那些人。

  真正強大的國家應該是維護全體（至少也是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讓每壹個人都能有尊嚴的生活，讓每壹個人都有發聲的機會和平臺，而非變成壹部分既得利益者裹挾占人口大多數的工人農民來為充滿着不公與虛偽的大集體搖旗吶喊的機器。引用寫有《活着》壹書的余華所着的新書書名--《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裏》很能說明中國的現實，區域差距、城鄉差距、行業差距、各階層差距、性別差距，以及前面這些帶來的懸殊的貧富差距、社會地位差距，本應有相同的政治權利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差距不大的受教育條件、經濟參與與收入分配的十多億中國公民，卻因為種種非個人努力的原因處在極大的差異之中。這些極大差異形成的原因往往主要並不是個人奮鬥的勤勞或懶惰，而是家庭出身、戶籍壁壘、生長環境、工作行業、人脈關係、所處階層（上面幾點部分內容相互重合）甚至是幸運還是倒霉等非個人原因的體制性、行政性、代際傳承性、隨機性等問題導致的。

    現在中國的中產階級據統計只有1.09億-2.04億（根據瑞信財富報告和中國金融調查得出的兩個數據），加上金字塔頂端富裕階層的壹兩千萬人，也只占中國總人口的十分之壹至六分之壹，這些享受着歐美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的既得利益階層就算不去同情大多數工薪階層以及廣大工農的處境，也不應該把自己的優越感凌駕於平民的自尊心之上，更不能強行拿自己的生活條件去“代表”全體中國人民，進而用“愛國主義”意識形態壓制人民對於公平正義、平等自由的追求。對於處於更弱勢的婦女（尤其是農村婦女）、農民工、留守兒童（尤其是留守女童）、殘疾人等群體，因為她（他）們本來話語權就微乎其微，在受到欺凌、剝削乃至虐待時往往很難反抗和擺脫較封閉的處境，悲慘程度可想而知。這樣做對得起數十年來因為家庭暴力等原因自殺的數百萬婦女嗎？對得起因為貧窮導致“貧賤夫妻百事哀”而讓女性變成惡婆毒婦怨婦使得整個家庭男女長幼長期處於折磨與矛盾衝突中的千千萬萬家庭嗎？對得起沒有五險壹金養老醫療全靠微薄且易被拖欠的工資度日和養家的農民工嗎？對得起6100萬乏人照看、衣食不濟、沒有受到良好教育甚至時常被性侵的留守兒童嗎？對得起因為各種政策性歧視和個人性歧視不能和受和普通人壹樣教育、工作、社會參與的機會的殘疾人嗎？

    當然，對於弱勢群體，並不是要去遷就弱者，壹味給弱勢群體各種恩惠，而是給她（他）們梯子和安全網，讓這些人能夠和普通人壹樣有機會求學、工作，和普通人壹樣能夠參與社會生活，有選擇各種職業的權利和條件，而不是淪落底層，變成邊緣人群，也不能讓弱勢群體沒有基本的衣食住行而要寄人籬下或者依附親友或老闆乃至黑社會，受盡白眼和欺凌，甚至被用來犯罪（例如殘疾人被黑惡勢力控制強迫乞討），給這些人基本都物質條件和法律保障，給她（他）們最基本的人的尊嚴。馬克思說過，未來理想社會是“以每個人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每個個體的幸福才能構成社會的進步、國家的偉大。保護每壹個人的權益，給每壹個人尊嚴，無論他（她）是強者還是弱者，無論是達官顯貴還是市井平民，無論是京滬戶籍持有者還是內地農村戶籍的名下人，都有法律和制度實踐中的平等，都有發出自己聲音和爭取權益和尊嚴的權利，這才是真正偉大的國家，才是值得去愛和用生命去捍衛的國家。

中國社會的文化氛圍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三體》一書有着豐富的文學、科學和哲學思考，表現了作者深邃的洞察力、想象力，還有對其所揭示東西通過科幻化方式進行建構、喻示與表達的強大能力。但是，作品及作者的感情傾向和暗示的價值取向是非同情非人道非博愛的，貶抑進步主義與社會公正的。該作品水準可以躋身世界上從古至今數千部具有重大價值、啟示和有影響力的文學着作中，但其暗示與導向的價值觀念、蘊含的道德價值與人文精神，卻完全不能與那些並列者比擬。

    近十年來，科幻小說《三體》風靡中國，漫捲世界。它的成功不僅在於讓中國作品歷史性的獲得了世界科幻界最高獎項--雨果獎，更在於輝映、激發和宣示了一代國人（或者至少是很大規模的某一批某一類國人在某個特定時間段）的價值取向，在國人尤其年輕人中實現了一種廣泛而頗有深度的共鳴。而作者劉慈欣，也成為了《三體》粉絲們的超級偶像，對其的膜拜、維護也達到了其他任何當代作家都難望項背的程度。

     我自己閱讀了《三體》多次，基本上可以說一句不落、沒有忽視任何情節的看完了，並且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也對作者劉慈欣的背景、言論、價值觀念進行了有限但已相對充足的了解。相關結論本應在本文末尾講，但不知本文何時才能完成，且需要先說個大概評價。所以，我先在本文開篇即此處對《三體》及劉慈欣做出整體上的評價。

    《三體》一書假借科幻性質的人類與外星文明的鬥爭故事，反映了人性和人類社會的一些本質特點，以及對人類乃至宇宙歷史與現實的反思、對未來的預測，有着豐富的文學、科學和哲學思考，表現了作者深邃的洞察力、想象力，還有對其所揭示東西通過科幻化方式進行建構、喻示與表達的強大能力。但是，作品及作者的感情傾向和暗示的價值取向整體上卻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化的、非同情非人道非博愛的，貶抑進步主義與社會公正的，作者個人品格與道德操守也很有問題。該作品的水準可以躋身世界上從古至今數千部具有重大價值、啟示和有影響力的文學着作中，但其暗示與導向的價值觀念、蘊含的道德價值與人文精神，卻完全不能與那些並列者比擬，甚至說是一種負面的有害的道德與人文價值。這是我的大略性評價，更具體的評價在文中和文末再寫。

    《三體》篇幅闊大、細節密麻，我自然無法在此做重述。因此，我寫這篇書評，是預設讀到本書評者通讀過《三體》的基礎上的。不過，我還是會在評議中夾雜一些背景和情節介紹，如引用《三體》原文，讓本文能夠被未讀（起碼未細讀）《三體》者也能看懂。為方便行文，我會以《三體》人物和事件在書中提及的次序為序，以這些人物和事件為單元論述分析，並加以適當的總結與綜述。

     我會在文中對劉慈欣寫作內容的情感、動機做出大量的評斷。這種評斷當然不可能有法律意義上的「確鑿」證據，反而非常需要依靠推測和聯想。而且，這種評斷也不可能100%吻合劉慈欣的本意，也沒有人有這樣的本事，除非有人可以探測出劉慈欣的大腦在想什麼。還有很多評斷是基於劉慈欣和他的《三體》的客觀影響、讀者反響。一個作品表達的是什麼意義，很大程度在於有自由表達權的讀者中的主流所認為的意義（尤其在作者有能力否認卻沒有否認、否認但是不符合邏輯的情況下）。作者和讀者、作品和反響是互動的關係，而非單向的灌輸意義。作者在寫作時也應該考慮到它究竟會有什麼影響，包括自認為的被「誤讀」。所以，我會通過它在讀者中的認知和影響，反推劉慈欣在《三體》中內容情感為何，這並不是故意冤枉他。

    還有，作為政治性評論文章（沒錯這文章主要是政治性而非文學性的），當然以批判為主，即便我對劉慈欣的一部分觀點贊同，也不會大篇幅的提及。對於劉慈欣塑造的一些爭議不大的人物形象（或者說至少我覺得沒什麼特別需要批判的），如章北海、羅輯等人，以及一些沒有特別喻示意義的事件、情節，也就不會費多少筆墨。我寫的內容絕大多數都是有異議的那部分。而從整體上，如前所述我贊揚其「能」批判其「德」。

     （一）史強

    《三體》中第一個出場的人物是科學家汪淼，但第一個細緻刻畫的人物則是前來約談汪淼的警察史強。寥寥幾頁，就刻畫了一個粗魯野蠻、具入侵性的人物形象。熟讀《三體》的鐵粉當然知道，開篇對史強的描寫，以及後面類似的描寫，都是在反襯史強精明強幹、充滿勇氣與責任心做鋪墊。

    或者更準確的說，劉慈欣故意將奸狡頑劣與能幹及有責任心聯繫起來，暗示有流氓習氣的人物往往是「外冷內熱」，本質是好人。

    我們截取對小說中史強的描述，可以看看劉慈欣想表達、試圖灌輸一種怎樣的價值觀。

    在《三體》開篇，史強與汪淼見面時：

   （汪淼說）「『科學邊界』是一個在國際學術界很有影響的學術組織，成員都是着名學者。這樣一個合法的學術組織，我怎麼就不能接觸了呢？」

    「你看看你這個人！」史強大聲說，「我們說它不合法了嗎？我們說不讓你接觸了嗎？」他    說着，剛才吸進肚子裏的煙都噴到汪淼臉上。

……

    「我有權不回答，你們請便吧。」汪淼說着要轉身回屋。

    「等等！」史強厲聲說，同時朝旁邊的年輕警官揮了一下手，「給他地址和電話，下午去走一趟。」

    而正是這樣一個人，在稍後汪淼被三體人製造的幻象打擊的幾乎要自殺時，用巧妙的方式讓汪淼鼓起了生的勇氣，並振作起來參與破獲了地球三體組織（ETO）的陰謀。再往後，史強還出奇策（即「古箏行動」）伏殺了伊文思和「審判日」號，以及多次搭救、保護了另一個科學家羅輯，可謂居功甚偉。此外，劉慈欣還描寫了史強與汪淼、羅輯的深厚友情。正是在史強的鼓勵下，汪淼才重新鼓起生的勇氣，並且幫助政府和軍警破獲了「地球三體組織」的一系列罪案；對羅輯而言，史強更是摯友，一直保護羅輯，並且促使他有放蕩不羈到負起保衛人類的責任。

    我們一開始看到史強的形象，很像現實中濫用警權、欺壓百姓的惡警。書中也的確列舉了他的劣跡：處理劫持人質事件時不顧人質安危、鼓動黑幫黑吃黑、刑訊逼供……這樣的「惡警」卻挽救了一個重要的科學家，進而挽救了人類的命運。

    劉慈欣在這裏的暗示就是，德行不是重要的，才能才是第一的；濫用職權、違法亂紀沒關係，最重要是「有用」。而且，這樣的人雖然對陌生人、敵人殘酷，但對待朋友還是可以肝膽相照的。更進一步，劉的春秋筆法在暗示，恰恰是史強這種惡人，才有常人所沒有的狡黠、膽識、才華，彬彬有禮、遵紀守法的人反而做不到。這就很容易得出一個推論：人們要容忍惡人、惡警，容忍他們的不法行徑，因為只有這樣歷經醜惡、一身匪氣的人，才有保護我們的能力。或許，這正是劉慈欣想傳達給我們的。這在《三體》中並非孤例，後面還有一些人物如托馬斯維德，可以證明劉這種隱隱的暗示。

    在全書中，還有許多對史強的正面描寫，如前面提到的講他和汪淼、羅輯的友情，可謂很感人。劉慈欣試圖將史強的流氓色彩與俠義之心都強化起來，讓人們形成一種印象，即這種看起來很壞（實際也有明顯壞的一面）的人本質上是好的，人們應該理解、容忍、欣賞、贊譽他們。這有點像《水滸傳》對那些既行俠仗義又殺人越貨的好漢們的描寫。不過水滸裏那些「好漢」是反體製、反強權的人，劉慈欣筆下的史強和托馬斯維德則都是穿着官衣、維護秩序的統治階層，還都是暴力機器的組成部分。《水滸傳》歌頌的是反抗精神，《三體》則是贊揚「壓迫精神」。且無論劉慈欣主觀意圖如何，客觀上為國家強力部門人員洗了地是事實。大多數文學作家都會在字裏行間譴責暴力機器的野蠻，只有劉慈欣這樣的會變着法的為體製及體製的附着物唱贊歌。

    另一段對史強的描寫，不僅再次充實了史強這個「流氓警察英雄」的形象，還透露了劉慈欣對社會中相對邊緣的、不幸的家庭受害者的汙名、怨毒心態。書中有一段史強與軍警突襲ETO會議，遭遇一個年輕女孩持炸彈威脅時的情景：

    「站住。」核彈女孩向大史拋了個媚眼警告道，右手拇指緊按在起爆開關上，指甲油在電筒光中閃亮着。

    「悠着點兒丫頭，有件事兒你肯定想知道。」大史站在距女孩七八米遠處，從衣袋中掏出一個信封，「你母親找到了。」

    女孩兒神采飛揚的眼睛立刻黯淡了下來，但這時，這雙眼睛真的通向她的心靈。

    大史趁機又向前跨了兩步，將自己與女孩的間距縮短至五米左右，女孩警惕地一舉核彈，用目光製止了他，但她的註意力已經被大大分散了。剛才扔掉假核彈的兩人中的一個向大史走來，伸手來拿他舉着的信封，大史閃電般抽出手槍，他抽槍的動作正好被取信的人擋住，   女孩沒有看到，她只看到取信人的耳邊亮光一閃，懷中的核彈就被擊中爆炸了。

……

    「那個女孩子是誰？」汪淼問。

    大史咧嘴一笑，「我他媽的怎麼知道，瞎猜的，這樣的女孩子，多半沒見過媽。我幹這行二十多年，就學會了看人。」

    在劉慈欣筆下，妄圖破壞現行秩序、採用極端手段對抗主流社會的人，往往都是社會的受害者、邊緣人群（當然客觀上也的確是這樣）。而且，從上面借史強之口說出的對女孩的評價及語氣，可看出劉慈欣對其並非抱以同情而是鄙夷、厭棄。這種語調就像保守社會裏對被性侵的女性那樣，不是深表同情，而是覺得受害者「髒」。在劉慈欣們眼裏，這些走極端的、鬧事的、反抗秩序的，就是被家庭拋棄的、「沒媽」的可憐又可恨的蟲子。

    而這是很符合如今中國社會達爾文主義浪潮下的價值觀的。每當社會上發生極端事件，互聯網上都是一片「我不想知道他經歷了什麼，我只想要他死刑」的聲音，彷佛有罪的不是蔡京高俅，而是楊誌林沖（當然嚴格來說楊誌林沖的確有罪）。而對於那些採取和平抗議、正規渠道上訪的可憐人，人們也個個冷眼旁觀甚至幸災樂禍。他們不是不知道這些受害者遭受苦難，而是高高在上的鄙視、排斥之，不僅不覺得自己要負上某種責任、參與社會某種必要的改變，還覺得這些弱勢者礙了自己眼、影響了自己心情。劉慈欣的《三體》大火，正在於字裏行間和中上階層社達化利己主義化的心態形成互鳴。（當然我並不贊同傷及無辜，而且認為一旦做了這種事，無論原因如何都需要承擔責任而不能脫罪，但是討論原因和解決問題哪怕緩和矛盾，都是必要的，而不是只憑藉暴力威壓、滅殺反彈）

   《三體》中史強這樣的人物，歐美日韓文學和影視作品中也有許多形似神也似乎似的形象，即一個看似不正派（或者也的確不正派）的人卻在重要事情和生死關頭表現出超凡的勇氣與責任心，以反映人性的復雜、人性的光輝。但是仔細分析和感受，就會發現其實《三體》中史強、托馬斯維德、羅輯等這樣的形象及塑造目的，與大多數歐美日韓作品並不相同。後者是為了反映人性的復雜、正義的光輝，前者則更像在為強權與惡人洗白，在為壓迫者與既得利益階層貼金。這可以通過字裏行間的感情傾向、細節描寫、整體環境乃至作者的創作背景及可能的目的等，進行合理的分析和推測，當然讀者自身的價值觀和經歷也會引起不同感受。具體分析需要很長篇幅，暫時不展開說了（後面會提到一些），但是飽讀中外文學與影視作品的，至少有一部分人應該會產生這種共鳴。

    （二）文革

     《三體》中提及文革，被一些書評人當成當代文學作品一大突破，也成為《三體》一大賣點。一些不怎麼了解詳情的人，還因此以為劉慈欣是敢於觸及敏感問題、反思歷史的偉大作家。據人推測，當年《三體》第一部獲雨果獎，可能就與書中敢於提及這一中國的政治禁忌有關。

    的確，文中提到的瘋狂歲月、武鬥場面，尺度之大令人震驚。在中國公開發行的暢銷文學作品中，鮮有如《三體》這樣直接的呈現慘烈的文革情景。書中也描繪了對知識的摧殘、對學者的迫害，以及政治鬥爭下家庭離散、朋友背叛的人倫慘劇。

     可是，這一切都只是現象、現象。本質呢？原因呢？是誰造成了這樣的悲劇？劉慈欣在書中和現實裏都不曾對釀成文革的這個政權、這個統治集團做任何的不利評判。在描繪文革中種種現象的同時，完全迴避了對相關的製度、人物、文化的反思與批判。只有陳述現象，這種陳述方式和語氣似乎在告訴人們，這是一場歷史中註定發生的悲劇，沒有責任人。

    如果劉慈欣對文革的冷靜敘述還不能完全說明其政治態度，那麼他對文革「始作俑者」的態度，足以反映問題了。

    在關於「紅岸基地」的一些文件中，我們可以找到一段顯然暗示是毛所寫的批語，摘錄如下：

    「【批示】已閱，狗屁不通！大字報在地上貼就行了，不要發到天上去，文革領導組今後不要介入紅岸。這樣重要的信件應慎重起草，最好成立一個專門小組，並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

    還有這一段：「這個年代，要搞倒一個位置很高的人，就要在其分管的各個領域得到他的黑材料，但兩彈工程對陰謀家們來說是個棘手的領域，這個工程處於中央的重點保護之下，得以避開「文革」的風雨，他們很難插手進去。」

     又是那套「都是底下人辦壞事，皇上是開明的」的可恥洗地邏輯。改革開放後，「前三十年」將毛澤東塑造為「偉光正」聖人的崇拜模式結束了（雖然近些年又在冒起），取而代之的是將毛一些逸聞、個性化的言論加以編排，塑造一種平易近人、高瞻遠矚、稜角分明的形象，並巧妙迴避他的巨大罪惡，以吸引不明全貌者對其的喜愛甚至崇拜。不得不說，這種描寫方式很有迷惑性，遠比「偉光正」、「高大全」的形象能俘獲當代青年的人心。至於描述的對部分科學家「重點保護」，同樣是洗地的慣常手段，在屎坑裏撿米粒，歌頌「皇恩浩蕩」，把責任都推給「陰謀家」。

    何況，實際上研發兩彈人員在文革中也並未倖免，同樣受到了殘酷迫害，一些科學家如姚桐斌被打死、趙九章被迫自殺身亡，「兩彈元勛」鄧稼先及其他許多參與工作的科研人員也遭批鬥，《三體》中的描述是公然的篡改歷史。同樣，根據相關史實，毛也不可能對兩彈領域做出那樣「開明」的批示（周恩來有過相關保護，哪怕也不是一開始就保護而是發生了科學家被打死、自殺事件後），這段所謂「批示」也形同捏造（毛確實在其他事情上做過類似語氣的批示，但一不能掩蓋其滔天罪惡，二不能說明他在兩彈事情上也這麼做了，而且史實明確證明他沒這麼做）。文學作品當然可以有合理虛構，但是在涉及到具體的真實歷史事件時，必須與基本事實相符合，否則就是在篡改和捏造。

    劉慈欣在書中正是使用了這些手法，不僅將毛的滔天罪惡勾銷，還賦予毛一種開明、務實、去意識形態化的形象。這樣，劉慈欣的《三體》雖提到了文革的殘酷，卻不僅沒引導反思毛的極權暴政，反為魔頭增色、為黑暗年代貼金。這同樣與當今許多不明真相的青年崇毛合拍，使得《三體》即便提及文革，仍然獲毛粉眾多的青年人好評。

    劉慈欣這樣描繪文革，某種程度比那些在作品中迴避不談文革的作者更可惡、影響更壞。借用毛一句話「打着紅旗反紅旗」，劉慈欣對那段歷史的刻畫很像「表面反紅旗實際反而在打紅旗」或者說「小罵大幫忙」，看似講文革慘劇，實際上卻在為相關責任人開脫，用高超的寫作方式不迴避敏感卻得出相反結論，讓人在知曉文革殘酷的情況下，還覺得毛等人真是開明和無辜的。顯然，這也正是該書對涉及文革的情節沒有大量刪改就得以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的原因。

    書中還有段落可以從字裏行間看到劉慈欣對毛的肯定態度，如聯合國希望羅輯搬到一個更符合面壁者這樣重要人物身份的居所時，羅輯說的話：

    「知道西柏坡嗎？離這兒不遠，那是一個更小的村莊，兩個多世紀前，這個國家的創始人曾在那裏指揮過全國的戰爭，那些戰役的規模世界罕見。」

    從本段語氣及結合上下文，又可以嗅出那股令人作嘔的毛粉味。這個「國家創始人」的思想、政策和行為殺害和致死了數千萬人（包括劉慈欣老家河南幾百萬人，且大多數死難者正是劉的籍貫地羅山縣及該縣所屬的信陽市（當時叫信陽專區）的居民），破壞了成千上萬乃至難以計數的文物和歷史遺蹟，也讓中國陷入長達數十年的專製酷政，平民百姓權利喪失，弱勢群體苦不堪言，這遺毒迄今猶存。但劉慈欣不在乎這些，當今的既得利益階層也不在乎這些，他們享受着優越的物質和非物質供給，再為驕奢淫逸披上愛國主義、宏大歷史敘事的外衣，為大魔頭兼民族罪人而自豪。這不僅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種症狀，更是奴才心理的典型表現。

   當然，有人會以「當今中國是專製政治，劉慈欣是不得已」為之開脫。但是起碼他可以使用中性詞彙描述毛澤東及相關內容，而不是以贊頌方式描繪。這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可以他沒有這樣做。所以，劉慈欣的這種贊頌是非常值得被批判的。

   （值得提及的是，這部分還有一段內容，是在講毛否定那段極左言論後，又讓人撰寫了一段向外星發射的信息，內容如下：

    向收到該信息的世界致以美好的祝願。

    通過以下信息，你們將對地球文明有一個基本的了解。人類經過漫長的勞動和創造，建立了燦爛的文明，湧現出豐富多彩的文化，並初步了解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運行發展的規律，我們珍視這一切。

    但我們的世界仍有很大缺陷，存在着仇恨、偏見和戰爭，由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財富的分布嚴重不均，相當部分的人類成員生活在貧困和苦難之中。

    人類社會正在努力解決自己面臨的各種困難和問題，努力為地球文明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發送該信息的國家所從事的事業就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我們致力於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使每個人類成員的勞動和價值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使所有人的物質和精神需要都得到充分的滿足，使地球文明成為一個更加完美的文明。

    我們懷着美好的願望，期待着與宇宙中其他文明社會建立聯繫，期待着與你們一起，在廣闊的宇宙中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這樣一段話又是粉飾文革、為毛貼金的。事實上，文革中那種政治狂熱下，更可能的是原來的極左狂熱分子編寫的那樣：

    收到以上信息的世界請註意，你們收到的信息，是地球上代表革命正義的國家發出的！這之前，你們可能已經收到了來自同樣方向的信息，那是地球上的一個帝國主義超級大國發出的，這個國家與地球上的另一個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企圖把人類歷史拉向倒退。希望你們不要聽信他們的謊言，站在正義的一方，站在革命的一方！

    這恰恰最符合文革時期的政治辭令、外交辭令。劉慈欣故意編寫這兩段內容及對比展示，意在講「毛和政權並不壞不瘋狂，瘋狂的只是下面一些人」這套為文革辯護的舊伎倆。但是這種舊伎倆的確屢試不爽，且在劉的藝術加工下更能以假亂真，對於對那段歷史史實並不特別清楚、只是一知半解的人，特別有迷惑性）

    （三）葉文潔、紹琳和女紅衛兵

    劉慈欣本人及其作品《三體》都有很強的厭女情結。文中的反派人物或搞壞事情的，普遍都是女性；而拯救世界的，則都是男性（當然也有例外，但是大體如此）。其他人放在以後再說，現在只談葉文潔及與葉文潔有關的人物紹琳、女紅衛兵。

    劉慈欣對葉文潔這個人物，刻畫的還是很入骨的。書中用了很大篇幅講述葉文潔遭遇的種種迫害，如因文革喪父失母、被政審幹部虐待、被記者白沐霖背叛等，塑造了一個苦大仇深、對人類充滿怨恨與不信任的女性形象。劉慈欣一定是在現實中了解、接觸過這種受害者，或者研究過相關歷史檔案、新聞資料，才能將葉文潔這樣的人物形象刻畫的入木三分。如前面提到的對炸彈女孩的刻畫那樣，劉慈欣顯然對社會的受害者籌劃報復社會的行為頗有研究。

    不過，不像對炸彈女孩那樣的鄙夷與厭棄，劉慈欣對葉文潔這個人物施以了一定的同情。但根本上，劉慈欣還是將葉文潔這樣的時代受害者歸為毀損主流社會秩序的人。劉雖然對葉這個人物多了同情的筆墨，但仍是站在主流社會、平叛者的角度來看待葉的，也就是他絕不會稱頌受害者、弱者的反抗，反而在提醒世人提防這樣的人。在劉的筆下，葉文潔殘忍害死丈夫楊衛寧和領導雷誌成，引三體禍水湧向地球，歸根結底是個罪人、大罪人。單獨看《三體》或許還不是那麼明顯，但是和契訶夫、莫泊桑、巴金這樣作者對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弱者抗爭的謳歌比起來，劉慈欣對受害者的刻薄、對秩序的維護就無比明顯的體現出來了。書中葉文潔被一個姓蘇的幹部在冬天潑了一身和一被子冷水，劉慈欣同樣在用筆往弱者心肝裏註入冷水。

     在劉慈欣筆下，葉文潔以給羅輯講宇宙社會學的方式做了救贖，隨後就被拘捕和審判，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對於葉文潔所受的創傷，都歸咎給了白沐霖等個體，而不會上升到製度與政權乃至文化與社會結構。即便書中恍恍惚惚提及了時代的大背景、人們在政治風暴大環境下的無奈，也謹守不涉及批判歷史現實的紅線。吶喊、反思、聲討，是萬萬不會碰的。

    而且，縱觀全書，可以合理假設，劉慈欣是將葉文潔引三體力量「改造」地球，暗喻為中國的社會受害者引美國的力量入侵。或者，至少其他人對此可以合理的這樣理解。在《紐約客》一位華裔美國記者採訪劉慈欣的文章中，就提及了對相關情節的這種理解。根據這樣的暗喻推論，劉慈欣撻伐ETO引三體入地球，也就是在抨擊一些「帶路黨」，或者說把中國自由派強行當成「帶路黨」，也是劉及《三體》得到中國既得利益群體追捧的一個原因。

    劉慈欣刻畫的另一個反面女性人物，是葉文潔的母親紹琳。這個女性人物的形象負面，不僅背棄夫妻情分批鬥自己丈夫（而且還睜眼說瞎話，作為物理學專家否定被公認的物理定理），還很有心機的勾上一個下放幹部，得到榮華富貴後又和新丈夫一起疏遠離棄葉文潔。這種情節在文革中應該並不鮮見，甚至說在許多災禍發生時都不鮮見，劉所寫的是一種事實的再現。但是問題是劉將女性這種迫不得已的自保醜化，暗示女性的忘恩負義。而且，這文章（也包括劉慈欣任何其他文章）中從沒有出現男性對女性始亂終棄的人物形象，相反有羅輯那樣看似玩世不恭卻對妻兒非常忠貞和愛護的男人形象。當然，一部着作是沒必要必須在性別議題上刻意保持平衡，但是文由心生，結合劉慈欣全書及其日常表現的價值觀，有充足理由相信其是帶有性別偏見的。

    文中刻畫的那三個女紅衛兵，更能體現劉慈欣的厭女情結。文中特意寫了三女兩男五個紅衛兵，三個女紅衛兵是中學生，兩個男紅衛兵是大學生。三個女中學生紅衛兵非常狂暴野蠻，完全不講理，只會用口號否定葉哲泰基於事實的辯駁，然後將葉哲泰打的皮開肉綻，最終死去。而男紅衛兵反而「對老師（有）一絲殘存的同情」，並且在三個女紅衛兵將要打死葉哲泰時喊出「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鬥」（呃，這裏又一處為毛辯解的）試圖阻止悲劇。

    文革中的確有不少狂暴的女紅衛兵和其他「革命」女性，打死北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的就是以宋彬彬為首的一群女學生。除此之外，也有許多女紅衛兵、造反派打人虐人殺人的記錄，如季羨林就憶述女性造反派頭目聶元梓指揮造反派迫害北大師生。青年和少年女性的狂暴，以及一些躋身紅衛兵、造反派領袖的女性各種暴行，為楊繼繩等正史學者特地提及，並詫異於女性尤其青少年女性的這種瘋狂。在文革最激烈的首都北京及某些場合，女紅衛兵的確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破壞力，其暴行也是有目共睹。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文革等暴力運動中女性比男性普遍更加殘暴、反智。相反，文革中大多數打人殺人者仍然是男性，這同樣有大量事實證明，尤其涉及各種變態凌虐的，大都是男性做出的。如馮驥才的《一百個人的十年》中提到的大多數暴力案例或事件，都是男性做下或者主導的。而女紅衛兵的暴力之所以非常引人註目，很大程度在於其暴虐舉動與社會對女性的傳統定位及暴虐前的表現形成巨大反差，比施暴的男性更不符合社會原有的期待，所以就顯得更為突出和特異。這恰恰反映了男權社會對女性的規訓和約束，讓女性哪怕做一些和男性一樣的糟糕行為，都會得到更多異議和譴責。當然女性的暴力也確有獨特之處及某些時刻某些舉動比男性更加激進狂熱的情況，但是如果以此形成「女性更暴力更狂熱更易被煽動」的印象，那就是進了男權主義建構的意識巢窠中了。或者說，即便這是部分時候存在的某種不應該剝離背景的現實，但也不應該以傳統的偏見視角去評價。

    （四）三體遊戲網友聚會

     在這場聚會中，除汪淼和潘寒外，劉慈欣刻畫了六個人物形象：

     「那位鶴髮童顏的老者，是一位着名學者，以給東方哲學賦予現代科學內涵而聞名。那位穿着怪異的女士，是着名作家，是少見的風格前衛卻擁有眾多讀者的小說家，她寫的書，從哪一頁開始看都行。其他四位，兩名中年人，一位是國內最大軟件公司的副總裁（穿着樸素隨意，絲毫看不出來），另一位是國家電力公司的高層領導；兩名年輕人，一位是國內大媒體的記者，另一位是在讀的理科博士生。」

     劉慈欣賦予了這六個角色不同的價值選擇。簡單來說，將六人分成了兩組，一組包括記者、女作家、老年哲學家、博士生，被賦予了厭惡人類現實（甚至厭惡整個人類）、歡迎三體入侵的形象；而IT副總裁和國電領導則被賦予了冷靜、理性、捍衛人類文明的形象。再細分，記者和女作家被描繪的最為激進，一幅對人類徹底失望、急切擁抱三體入侵者的形象。

    這充分反映了劉慈欣對社會各群體的看法，也是中國社達工業黨人士共同的看法。在劉及這些人眼中，記者、作家、女性、文史哲學者、青年學生，都是不理性的、喜好空談的、容易感情用事的、皈依者狂熱的、易受蠱惑的、過於理想主義的、不可靠的、易背叛的……相反，高知理工中年男性、從事理工部門工作的或國家公務員，則是成熟的、理性的、務實的、堅定的、保守倫常道德的、可靠的、對事業、國家和人類忠誠的……

    劉慈欣通過這短短的一章，就將幾類人群刻畫成他及同類們認為的模樣。這些社達工業黨們向來重理輕文，蔑視社會公正及人道主義，信奉實力至上，反對對製度、強權、強者的批判，擅於選擇性利用冷冰冰的邏輯，強調自發秩序反對平權和修正，滿嘴law and order卻自己經常鑽法律的空子及純熟利用潛規則，享受着作為既得利益者擁有的各種特權和優越條件。他們還很喜歡耍弄其民科型半吊子文史知識，用機械卻又狡猾的態度去理解和解釋人文社會現象。更可怕的是，這些人中的一部分還躋身國家要害部門，以「外行領導內行」的狀態，管理着本應是人文社科院系出身者才能負責的國家事務。這樣的人是中國既得利益者中最龐大的勢力，在當今中國非常得勢。劉慈欣吹捧這樣的同類，鄙夷他們對立面的人文人道人權派，當然得到同類們的歡呼喝彩。

    真正搞壞中國，讓中國陷於喪失良知、德性的人，正是劉慈欣和他的心靈同黨們。

   （五）伊文思

    伊文思這個形象，就是劉慈欣們所認知的「白左」。只是，劉慈欣有意的將這個「白左」設置成極端環保和動保人士，還有幾個加入三體組織的「降臨派」也被設置成類似形象，暗示這是所有「白左」共同的特徵和傾向。通過將極端者一般化，劉就達到了其汙名化「白左」的險惡用心。

    劉慈欣首先描述了一個熱衷於環保和動物保護、毫不利己專門利它的白求恩式人物。但這只是欲抑先揚。隨着劉刻畫出伊文思對人類破壞環境的絕望、生出的毀滅人類之心，大善人和大惡人畫上了等號，「白左」和惡魔畫上了等號。在劉慈欣和社達分子們看來，這些生活優渥、熱心環境和動物保護的「白左」們，背棄了人類第一、「人」權至上的原則，最終一定會毀滅人類。劉慈欣也在暗示人們要警惕這樣的「白左」當道，防止他們帶來毀滅性的後果。

   這又是能引起劉慈欣的粉絲們瘋狂共鳴的。在中國互聯網平臺，被辱罵最多的就是「白左」。不僅環保和動保分子會被視為「白左」，諸如主張提高社會福利、給富人徵稅、種族平權、女權和LGBT權利、接納移民、廢除死刑……都會被冠以「白左」之名。社達分子視社會平等和博愛主義為寇讎，他們認為這些以「愛」、「平等」為名的政策抹殺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價值，導致了人和社會的墮落。

     劉慈欣塑造出伊文思這樣一個極端環保動保分子形象，就是傳達「白左」禍亂人類世界這一思想。當然，他還塑造了程心這一很有愛心但敗事有餘的更加典型的「白左」，這留在後面來說。誠然，我個人也反對極端的環保和動保分子，對所謂「白左」的部分價值觀和行為不能同意，但劉慈欣這樣以偏概全、用極端例子暗示普遍性的故意渲染更為噁心。

    書中有一段一位ETO成員的話，很值得玩味：

     「這不是謠傳！」一個歐洲人大聲說，同時擠到前面來，「我叫拉菲爾，以色列人。三年前，我十四歲的兒子遇到了車禍，我把孩子的腎捐給了一個患尿毒症的巴勒斯坦女孩，以此表達我對兩個民族和平相處的願望，為了這個願望，我甚至可以獻出自己的生命，而許許多多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也在做着和我一樣的真誠努力。但這一切都沒有用，我們的家園仍在冤冤相報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這使我對人類失去了信心，加入了三體組織。絕望使我由一個和平主義者變為極端分子，同時，可能也是由於我對組織巨額的捐助，讓我得以進入降臨派的核心。現在我告訴你們，降臨派有自己的秘密綱領，它就是：人類是一個邪惡的物種，人類文明已經對地球犯下了滔天罪行，必須為此受到懲罰。降臨派的最終目標就是請主來執行這個神聖的懲罰：毀滅全人類！」

    在劉慈欣看來（或者說他想讓讀者認為的是），那些強烈追求世界和平、美好的人如果達不成這樣的目的，就會因絕望悲憤轉向厭棄人類、試圖毀滅一切，因此這些主張愛與和平的「白左」實質都是潛在的恐怖分子，危害比一般的、謀求私利、道德低下的壞人大多了。而一些「白左」執着、堅定的信念，充滿熱情的情緒、為改變現實不惜代價的行為，都會被劉慈欣們視為瘋狂或走向瘋狂的前兆，視為秩序的破壞者或就是徹頭徹尾的神經病，應該予以警惕、撲滅、摧毀。而像伊文思、拉菲爾這樣有錢有能力更積極將理想付諸實踐的「白左」，劉慈欣們認為更應該被警惕和撲滅，因為這些人有更大的現實危險性。書中伊文思和「降臨派」在「古箏行動」中集體慘死，就是劉對「白左」怨毒的顯露。即便劉慈欣並不認為白左會去毀滅世界，也是認為白左的種種行為和傾向，最終會在客觀上導致世界毀滅。

    真實世界的「白左」當然不是這樣，或者起碼大多數不是這樣。雖然左翼分子不乏走到極端的，但是就像為極端理想而訴諸暴力的日本赤軍、紅色旅、埃塔，以及一些特別極端（尤其使用暴力）的環保動保人士那樣，是非常邊緣化的，完全不能代表主張變革主義、愛與和平至上的主流左派。至於馬列毛那種「左派」或者說理想主義激進主義者，無論價值觀還是行為，顯然已和劉慈欣所描述的那種「白左」大相徑庭，沒有比擬的意義。

    當然，主流左派確實會在不斷努力後卻無法解決人類的醜惡而失望乃至絕望，也會滋生一種「乾脆世界毀滅算了」的情緒，但是這種情緒不代表其現實中真的會這麼選擇。就像人和他人發生矛盾、遇到委屈，某個時間段（或者就是幾秒鐘一個念頭）想弄死對方或者破罐破摔的情緒很正常，但是大多數都會平復下來，而不可能真的去實踐。就像魯迅就經常發表對人性醜惡絕望的言論，也說過「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這樣的話，但是他真的是要人們毀滅世界嗎？並不是，相反他在呼籲人們堅定的追求真善美、公平正義。「白左」普遍非常關註氣候變暖問題並阻止惡化，如果因絕望、認為世間骯髒而真想毀滅人類，或者覺得人類毀滅也不足惜，那應該是鼓吹放棄拯救氣候變暖，以期待若干年後陸地被淹沒、高溫把人類都熱死才對。而且，隨着時代發展社會進步，左翼或者說「白左」是越來越溫和的，且經過20世紀一些極端的嘗試失敗後，現在都選擇更加折中理性的方式解決問題，不求絕對完美。

     （六）黑暗森林

      「黑暗森林法則」是劉慈欣《三體》第二部的主題，也直接表達了他的社達主義理念。所謂「黑暗森林」，就是人（或整個人類文明），處於有限而黑暗的空間之中，人與人（或星球與星球）之間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競爭關係。為爭奪生存空間、消除潛在威脅，這些人（星球）之間都想方設法要除掉或征服對方。他還通過描述星際艦隊自相殘殺以爭奪資源，來將「黑暗森林法則」更加凸出的展示出來。

     劉慈欣的黑暗森林理論，主要顯然並不是為了解釋星球之間的關係，而是喻指人與人、族群與族群、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雖然劉慈欣曾在對他的採訪中否認了這一點，但其言不由衷。劉慈欣在《三體》中描述的內容和宣揚的價值觀，都是在喻指現實世界、人類社會，而不是為科幻而科幻。

     劉慈欣這樣的價值觀，將不同的人或群體對立起來，將競爭視為零和博弈，認為只有消滅或征服對方自身才能安全，與兩三個世紀前至上世紀中期盛行於全球（也曾一度在中國學界被熱捧）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有非常多共同之處。而今日的世界，這一理論雖已不在廟堂之高公開被認可，卻在江湖之遠四處流行。從俄羅斯到印度，從尼日利亞到印尼，社達思潮都以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等形式存在着。而在中國，則普遍以尊崇強權和體製、歧視和欺凌同胞中的弱者等形式存在着，且更加貼近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本來面目：恃強凌弱、適者生存。例如中國精英群體聚集的論壇知乎，就是社達主義大本營，也同樣是《三體》及劉慈欣本人的粉絲集中地。

    「黑暗森林法則」的根本缺陷是，無視人或人群之間存在的互助合作、傳播文明的善意，無視道德、是非與人道主義的因素存在，無視未來有更好的價值觀和方式來改善現狀的可能性（劉在書中甚至對這種改善持強烈反對的態度，原因下一節就會提到），無視追求人道、平等、互信的必要性，將人際、族際、國際關係完全當成沒有人性的冷冰冰赤裸裸的利益關係，以機械主義的理性代替人性的理性與感性，這並不完全符合現實中的人際族際國際關係。

    當然，我並不是要否定人際族際國際關係中存在博弈、對抗甚至零和的一面，並不否認相關關係中存在廣泛的爾虞我詐、陰險與暴力（甚至恰恰相反，我很確定這些的存在，以及其歷史及現實中對人類社會關係的支配作用）。典型的例如美蘇、印巴等國之間及世界各核大國之間的核威懾，即是「黑暗森林威懾」的現實版。在現實生活中，也有從官員到普通職員中，各方拿着對方「黑材料」以互相要挾的情形。人與人之間往往也都存在着基於實力、未知、心術等的博弈、鬥爭的得失。可以說，「黑暗森林」的許多情形早已在地球的國與國、群體與群體、人與人之間發生。

    只是，這並不是全部，只是一部分、一個側面。更重要的是，惡的東西是現實，但是不代表它是合理的應當的，更不應該提倡這種惡。劉慈欣的《三體》將這一側面放大為社會關係的全部，並且將之視為存亡的基礎和博弈的準則加以肯定，並暗示只有如此之惡、失去人性摒棄溫情，才能保住人類文明。這是在毒害人心、破壞善意和信任，讓人民不再去探求一種更加合理的解決爭端和生存生活方式，將人們真的引向黑暗森林法則思想指導的社會環境之中。

   但是，我們也不能否定這種情況的客觀存在，不能放棄使用籌碼保留威懾能力的必要性。這的確也就陷入了「黑暗森林」的巢窠，但我們的確無法完全脫離這樣的現實。只有用劍與盾護住的花，才能長久開放。只是，我們不要徹底迷失和沉醉在這種「黑暗森林」式的社會關係之中。

    （七）大低谷之後到星際艦隊毀滅、威懾紀元後期這兩個時期

    這兩段歲月被劉慈欣描述的十分美好，物質豐盈、社會和諧，人的權利與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比如，全自動化、數字化帶來的高度人性化的生活方式；對「面壁計劃」產生的人權侵犯、權力濫用、不受監督情況的譴責和終止；生活中發生意外情況均可以得到經濟賠償；銀行為冬眠者提供優厚的巨額的存款利息……總之，讓人們可以舒適的、有尊嚴的活着。

    但是，這一切又是欲抑先揚，或者說是為後面的悲劇做鋪墊。在劉筆下這時的人們，已經對人類自身的文明變得過度自信，並且因此生發出過多的同情心同理心，喪失了警惕性與危機意識，並最終導致後來星際艦隊的復滅，以及威懾紀元之前那段人類處於絕望中的痛苦。而對威懾紀元後期（至威懾失效時）的描繪也異曲同工。在此摘取幾個典型段落予以分析。

    在星際艦隊接觸三體派來的「水滴」之前，有這麼一段描寫：

    「公眾對三體世界的感情，開始由敵視和仇恨轉向同情、憐憫甚至敬佩。人們同時也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三體世界的十個水滴在兩個世紀前就發出了，而人類直到現在才真正理解了它們的含義，這固然因為三體文明的行為過分含蓄，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了人類被自己的血腥歷史所扭曲的心態。在全球網上的公民投票中，陽光計劃的支持率急劇上升，且有越來越多的人傾向於把火星作為三體居留地的強生存方案。」

     這段話集中反映了人類在大低谷結束並進行「第二次啟蒙運動/文藝復興/大革命」、「給歲月以文明」後，人類對三體問題及三體世界看法的根本轉變。而這種轉變的原因，正是自己物質豐富、軍事強大、思想文明的產物。人類處境的改變、社會再度高度文明化，讓人類由對三體世界恐懼、敵對和保持高度警惕，變成了一種同情憐憫。這時人類的心態，與後面發生的星際艦隊被幾乎全殲時的絕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以這段描寫史強所在地區政府會議中官員的態度為例：

   「這是小區政府的一次會議，區行政官員都到了，冬眠者約占三分之二，其餘是現代人。現在可以很清楚地把他們區分開來：雖然都處於極度的抑鬱狀態，但冬眠者官員都在低沉的情緒中保持着常態，而現代人則都或多或少地表現出崩潰的跡象，會議開始以來，他們的情緒已多次失控，史曉明的話再次觸碰了他們脆弱的神經。區最高行政長官淚痕未乾，又捂着臉哭了起來，引得另外幾名現代人官員同他一起哭；主管地區教育的官員則歇斯底裏地大笑，還有一個現代人痛苦地咆哮起來，向地上摔杯子……」

    官員尚且如此，何況平民百姓。後面還用幾萬人集體淫亂、羅輯先被膜拜後被驅逐等描寫，反映了人類的絕望。

    人類心態由絕望到自信再到絕望，這跌宕起伏令人唏噓。在自信時對三體世界的那種「憐憫」，也成了巨大的笑話、人類給自己的殘酷諷刺。以善意揣度對手，卻落得面臨毀滅的結局。地球艦隊復滅，很大程度正是在於人類的輕敵和輕信。這種輕信也來源於人們生活在文明歲月已久，對宇宙的險惡喪失了警惕，把敵人想的太美好、仁慈了。

    劉慈欣對人類善良卻被欺騙、善意導致災禍的譏諷，並未到此為止，相反，《三體》中的人類在此後又重復了一次這樣的悲劇，也就是威懾紀元後期發生的那段歷史。

    人類在地球艦隊復滅和殘存艦隊自相殘殺後，本已十分絕望，只等着地球被侵占、人類在不能生育的情況下消亡。但科學家、面壁人羅輯卻巧妙利用「雪地工程」，設置了向宇宙發射太陽系及三體星系位置的系統，並以此成功迫使三體世界放棄對地球的入侵。此後，三體與地球達成和平協定，地球和三體互相傳遞自己的先進知識，允許地球設立數個可發射可引至黑暗森林打擊的「咒語」的威懾系統，雙方實現了類似於「核威懾」的平衡。人類終於轉危為安。

    但是，威懾形成、重歸安全之後，人類再一次「不安分」了起來。程心在公元紀年冬眠，威懾紀年61年甦醒，醒來後她就看見電視上有人在譴責羅輯涉嫌「世界滅絕罪」。緊接着，她被公眾擁護成為「執劍人」。而公眾擁護她的原因之一，則是對羅輯這樣冷酷的執劍人感到恐懼，以及對羅輯所代表的絕對權力的恐懼：「羅輯的形象由救世主一天一天地變成了一個不可理喻的怪物和毀滅世界的暴君」。人們又由集中於解決基本生存轉變為關註人權、反對極權統治。於是，就需要換下羅輯這樣的人（更不願意要維德、曹彬那樣「野蠻」的公元人），選擇程心這樣心地善良、代表着愛與和平的女性承擔這種威懾任務。

    正如這段描寫：「看，她是聖母瑪麗亞，她真的是！」年輕母親對人群喊道，然後轉向程心，熱淚盈眶地雙手合十，「美麗善良的聖母，保護這個世界吧，不要讓那些野蠻的嗜血的男人毀掉這美好的一切。」人們已經將地球艦隊復滅的慘痛拋之腦後，對美好和善良的追求再次超過了對生存安危的重視。在新老執劍人交接後，羅輯還被以「世界滅絕罪」拘捕了。

    僅僅在程心持有發射作為威懾、面對三體世界入侵時應該發射的引力波信號的按鈕十五分鐘後，三體的「水滴」就向發射器撲去。無法面對兩個星球毀滅結果的程心放棄發射會導致兩個星系暴露和毀滅的引力波信號，三體的入侵已不可避免。

    但是，呈平日久的人們並沒有表現出特別的恐慌。當三體世界要求人們移民澳大利亞時，大家都沒有響應。「直到這時，人們仍然幻想着至少一代人的平安生活，所以在智子的講話發表後，沒有一個國家響應，更沒有人開始移民。」人類還抱有鴕鳥的僥倖心理，直到「水滴」襲擊了幾座城市，造成30多萬人死亡，人們才在恐懼中開始了遷徙。

    但是，人們的僥倖心理還沒有徹底破滅。人們還相信智子所說的，「三體艦隊到達後，完全有能力使澳大利亞的四十億人過上舒適的生活。同時，占領者還將幫助人類建造火星和太空中的居住空間，在艦隊到達五年後就可以向火星和太空大規模移民，十五年後就能基本完成。那時，人類將擁有相對而言足夠大的生存空間，兩個文明將在太陽系開始新的和平生活。」

    然而三體世界並不給人類存活的機會，而是一步步摧毀人類的抵抗能力、生存能力。在人們繳械、移民後，摧毀澳大利亞的工業和基礎設施。再然後，就是切斷電力和農業生產能力，逼迫「人相食」。「智子環視大廳中所有的人，「糧食？這不都是糧食？每個人看看你們的周圍，都是糧食，活生生的糧食。」這時的人類才知道什麼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借智子之口說的這段話，可以反映劉慈欣對人類生存問題的看法：

    「生存本來就是一種幸運，過去的地球上是如此，現在這個冷酷的宇宙中也到處如此。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人類有了一種幻覺，認為生存成了唾手可得的東西，這就是你們失敗的根本原因。進化的旗幟將再次在這個世界升起，你們將為生存而戰，我希望在座的每個人都在那最後的五千萬人之中，希望你們能吃到糧食，而不是被糧食吃掉。」

    劉慈欣描繪的人類兩起兩落的過程，是令人震撼的。他所描繪的人類在安全幸福時滋生的同情心、對警惕的放鬆，瀕臨滅亡時人類的絕望與狂亂，以及三體一步步將人類逼入滅絕境地的巧妙設計，都很能反映人性的弱點。像人類在澳大利亞被三體設計滅絕（未遂）的過程，與包括羅馬人屠滅迦太基城、南京大屠殺等各種屠殺的過程頗為類似（可以看看相關的記述，然後對比。或者劉慈欣就是看過這些記述才寫出來《三體》中類似情節的）。這都體現了劉慈欣對人性、人的心理、對人類歷史上生存鬥爭殘酷性的深刻認識和生動詮釋。

    這一節內容，我是對劉慈欣的有相當程度的正面評價的。但是本文主要是為了批評，這一段當然也有需要批評的。

    其實以上這些內容，也就是劉慈欣黑暗森林理論的延續及具體化。劉慈欣的這些描述和分析確實很深刻，也與人類部分歷史與現實相吻合。但是，正如前面說過的（後面也還要多次說），劉慈欣在準確描繪了某種黑暗事實的同時，卻將這種黑暗合理化，並且暗示甚至明示這種現實的不可更改性，傳達出一種只有放棄善良與同情心、選擇殘酷與狠毒才能得以生存的價值觀。

    同樣的事實與道理，用不同的感情傾向、描寫側重點，就導向不同的結論、達至迥然相異的目的。而根據劉慈欣字裏行間的描述，以及結合全書乃至其個人在其他場合的言行，足以得出其主張在人際族際國際關係及競爭事物中摒棄善意、以惡度人、廣用詐術、心狠手辣的結論。除此之外，他還藉此想表達或暗示其他一些東西，放到後面再說。

    在描述這部分內容時，其中還有一段耐人尋味的話：

    「有學者認為，科學技術一度是消滅極權的力量之一，但當威脅文明生存的危機出現時，科技卻可能成為催生新極權的土壤。在傳統的極權中，獨裁者只能通過其他人來實現統治，這就面臨着低效率和無數的不確定因素，所以，在人類歷史上，百分之百的獨裁體製從來沒有出現過。但技術卻為這種超級獨裁的實現提供了可能，面壁者和持劍者都是令人憂慮的例子。超級技術和超級危機結合，有可能使人類社會退回黑暗時代。」

    很難判斷劉慈欣這段話實際上所想表達的意思。根據劉慈欣慣常表現的政治觀點，他並不反對現在中國的極權主義。不過這段話描寫的情況卻與最近十幾年中國的現實非常相似。這段話很精準的論述了科技與極權主義關係的演變。互聯網出現時，人們都以為將打破信息封鎖促進自由民主，然而如今科技極權、數字極權卻在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建立，包括民主國家也無法逃脫監視主義的幽靈。而中國等專製威權國家在新冠疫情下利用科技進行的高強度管控，以及未來在遏製氣候變暖中各國所必須採用的集權與數字化管理，這兩個事例都高度符合劉慈欣所說「威脅文明生存危機出現時，科技可能成為催生新極權土壤」的論斷。那麼劉慈欣對這種科技極權是否贊同呢？這是個不太好判斷的問題，或者說劉對此並非簡單的贊同或反對。

   （八）托馬斯維德

    對這個人物的塑造，最能反映劉慈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也可窺見劉慈欣對人的品質、價值的判斷標準。

     托馬斯維德出場後的第一句話，就足夠震撼：「你會把你媽賣給妓院嗎？」維德問（問程心）。通過這句震撼的話和側面描寫，就把一個冷酷殘忍的情報人員形象刻畫了出來，也顯露了維德凶陰的性格特徵。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典型特徵，劉慈欣借維德之口有力的說了出來：他突然一改一貫沉穩冷淡的語調，像發狂的野獸般聲嘶力竭地咆哮起來，「前進！前進！！不擇手段地前進！！！」

    當發送人類去接觸三體世界的計劃因運載重量限製而受阻時，維德冷酷的說了句「只送大腦」。

    還有這段側面描寫：「有兩個顯然也是公元人的男犯人衝程心輕佻地打口哨，但看到程心要找的人後他們立刻變得老實了，都趕緊垂頭幹活，好像對剛才的舉動有些後怕。

    程心看到這人（維德）第一眼時就知道，他沒有放棄，他的野心和理想，他的陰險，還有許許多多程心從來不知道的東西，什麼都沒有放棄。」

   當然，僅僅這些還不能完全刻畫出維德的冷酷殘忍。劉慈欣後面還有更多筆墨在刻畫維德。但僅僅從這幾句，就可以讓人們明白維德是個怎樣的性格、形象、特質的人物了。維德這樣的人物並非只是文學形象，現實中也頗有類似的真實的人。大到一個國家的領袖，小到地方豪強、黑幫首領，乃至學校和單位裏既心狠手辣又有手段實力底氣的人物，都與維德的某些側面甚至整個形象吻合。一般人接觸到這樣的人物，免不了前胸後背頭上腳下都冒冷汗，不自覺的就對其產生畏懼，即便是有些心氣和能力的人也會在這樣的陰狠者面前萎縮幾分。如果你一開始沒有怕他，那他對你施展一些招數之後，那你會比一般人對其更加恐懼敬畏。

    而劉慈欣刻畫的維德這樣的人物，卻是人類的救世主，或者說起碼是救世主之一。維德不僅推動了階梯計劃，將雲天明的大腦送向三體世界，最重要的是研究了光速飛船，讓人類保留了生命的火種。而且如果不是程心中間造成的「破壞」，維德和其他人完全可能將人類帶出被二維化的險境，甚至一開始就不會讓三體得以打破威懾威脅地球，後來一切災難也不會發生。

    劉慈欣把一個魔鬼般的人物賦予具有天使般的拯救力，正是想表達他借維德之口說出的「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獸性，失去一切」，以及「不擇手段的前進」。或者將兩句話折合，就是說只有不擇手段、不顧人性人權才能勝利，顧忌道德和手段、被人性人權束縛，那就只能失敗。這是典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或者說不僅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而是社達主義中最為陰惡的那一面，即邪必勝正、祛善揚惡才能生存。

    這一點在劉慈欣的三體全篇中有許多出展現，對維德的刻畫描寫則是這種觀點的集中體現。

    那麼，這樣的觀點對嗎？如果我們縱觀人類乃至萬物歷史，這在很大程度的確是一個客觀現實。不談別的只談人類，歷史上野蠻戰勝文明的例子更多，還是文明消滅野蠻的更多？無疑是前者。精緻雅典亡於精悍斯巴達，羅馬亡於蠻族入侵，宋明亡於金元和滿清，都是眾所周知的事例。即便那些自詡文明也的確開創了文明的力量，其崛起與輝煌又何嘗不是建立在野蠻殘暴、不擇手段之上的呢？對古羅馬來說，背信棄義的在迦太基人解除武裝後將之屠滅，是其稱霸地中海的關鍵；李世民先發製人（當然某些史料看是「自衛反擊」，只不過……），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李建成李元吉及其子嗣，才有了後來「天可汗」的貞觀之治。除了這些恢宏的歷史，市井之中又有多少「好人不長壽，壞人害千年」的例證呢？「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早就有人對此做過精闢深刻的總結。

    所以，劉慈欣借維德之口所說的，某種程度確實是現實。

    可現實並不代表正確、應當。相反，人類文明發展至今，恰恰是在一次次對野蠻的鞭撻、對醜惡的克服中實現的。如果沒有對惡的批判與克製，人類如今還在日復一日的相互攻伐中，斬首截肢炮烙凌遲還是家常便飯，人類也不可能沐浴在相對的和平與發展之中。正是無數人對於善的堅守，才讓惡一步步被限製和壓縮，起碼大惡大禍只在少部分地區少部分人那裏不幸的發生，而大多數人都可以相對和平寧靜的度過人生。

    所以，劉慈欣在三體中所暗示甚至宣揚的極端社達主義觀點（沒錯，是極端社達而不是一般社達），我們只能「揚棄」，知其現實性但更要遏製其現實性，認識到不擇手段的可怕後更要堅守良知和理性，去抑製醜惡的滋長與殘忍的再生。我們即便是惡留下的產物，也不應該延續惡以生存。就像某種程度，我們都是遠古至近現代各種強姦行為（或者準確說是非自願性行為）而產生的後代（誰敢說自己所有祖先都是合意性交的產物嗎？），我們都是強姦犯的後人，但是我們肯定不應該謳歌贊頌強姦，而是堅決的批判與唾棄之。像日本731部隊和納粹德國進行的活人人體實驗，都取得了非常巨大的醫學、科學研究成果，並且造福着現在的人類，但這完全不能因此而為之粉飾美化、不能將其正當和合理化，更不能允許類似暴行再次發生。

    劉慈欣並不是（或者起碼不會公開承認是）極端社達主義主張的宣揚者，但是在客觀上無疑是暗示甚至說明示了這樣的價值取向和價值選擇。與歐美乃至中國許多描繪黑暗和壞人不擇手段的文學藝術作品不同，那些作品是為了鞭撻醜惡謳歌正義，而劉的《三體》卻是在描繪黑暗與不擇手段的同時千方百計進行合理化甚至頌揚，將之表現為一種悲壯的、偉大的、對延續人類生存發展而言唯一可解的價值與實踐。這就很值得警惕與批判了。

   關於劉的社達主義價值觀，我還會在後面再做批判，現在回到對維德的評論上來。

   劉慈欣對維德這個人物的刻畫也是很正面的，他雖然描繪了此人那麼多兇惡陰險之處，但是都是為了襯托其目的的偉大、方向的正確、行為的正當。而且，劉慈欣所描繪的維德所作所為都不是為了維德自己，而是都關繫到人類的前途命運，維德成了一個談不上「毫不利己」但明顯「利人類」、不是「一身正氣」但明顯「兩袖清風」的英雄人物，所做一切都不是私利而是出於公心。而且這樣的英雄人物既讓他人懼怕，但是自己卻從不對任何壓力低頭、不畏懼諂媚任何人乃至外星生物（例如在被智子監視、人人小心翼翼的情況下大膽發言，反而故意利用這種監視），是不折不扣的大英雄。這讓他一切「反人類」、「反人權」的行為看起來更加正義、無私、必要。

    但現實裏，像維德這樣形象的人真是如此始終正直、執着、堅定、硬骨頭嗎？從某些方面看或者表面看的確如此，我上面說的從國家元首到黑幫頭子，再到學校單位裏的狠人，往往也都是威風八面，頗為強悍幹練，無所畏懼。可其中絕大多數人（除非真的天下無敵）在面對比起更「硬」更「牛」的人物時，其卑躬屈膝程度往往勝於常人，因為他比常人更知道自己同類有多可怕、比自己強的同類多麼不能得罪。而他們面對體製，雖然有時會做出挑釁、反叛之舉以對他人顯示其強悍、展示力量或僅僅為了自己的舒爽，但更多時候則會服從體製、諂媚體製，對有強製力為後盾的製度和規則有一種異乎尋常的虔敬。因為他們知道，體製的能量是無窮大的，是其個人可以利用卻不能推翻的。他們絕不是對任何人、在任何事上都腰杆硬直、不卑而亢，而是由於其人格特質和生存需要，比一般人更加欺軟怕硬、見風使舵、精緻利己。貝利亞、戈林這樣的人像不像維德？他們在斯大林、希特勒面前又是怎樣一副德性（當然他們在後者們臨死前又換了一副德性）？他們面對邪惡的製度和環境，是反叛與對抗，還是屈從和利用？

   還有，維德這樣的人真的清廉、不利己、為理想獻身嗎？也真有這樣的人，可鳳毛麟角。絕大多數像他們這樣思想和行為的人並不比普通人更少欲望，且其能力手段足以得到更多非法利益，他們又怎能如柳下惠般在權力金錢美色中潔身自好？還是拿那些道貌岸然、冷酷無情的布黨高層和納粹人士為例，如雅戈達、戈培爾，看看關於他們的史書和回憶錄，就知道他們比一眼可知的齷齪之人要更齷齪、明目張胆貪淫的人更貪淫（當然相比而言布黨比納粹更加心口不一和無恥貪婪）。他們會為人民奉獻犧牲嗎？或許某個時間點會的，但是肯定是其貪淫享樂之後，以及使用各種損人利己的方式去奉獻犧牲的，絕不會像《三體》中那樣悲壯的犧牲。納粹和蘇聯的復滅及曝出的內幕，也證明了其犧牲捍衛的並不是值得的東西，而是骯髒透頂。或者說像東條英機、乃木希典，這些人確實是挺無私奉獻的，可是是用幾千萬中國人、美國人、俄國人/蘇聯人的生命掙得的他們的「無私」及對日本人的「偉大」。我們難道要這樣的人嗎？（最重要的是，這世界並非只有這種奉獻和存活方式）

    可劉慈欣並不描繪這些，而是將維德以及前面的史強，描寫成很清廉、寡慾、不會畏懼、不諂媚的人。當然這可以說是因為他們的操行並不是《三體》的重點，所以沒必要寫他們的貪婪、畏懼、諂媚那一面。於是，維德這樣殘忍酷虐的人物才反而顯得對人類來說十分偉大，史強那樣的形象也顯得雖不完美但更完整真實。如果劉慈欣寫出了這些人貪婪、畏懼、諂媚，其良好的形象就會坍塌，失去了劉慈欣和社達主義者所認為的人物應有的（至少表面上要有的）那套道德操行，就無法塑造出他們心目中理想的那種英雄了。

    這又是當今中國文宣體製下描述歷史人物的方式。以前也就是「前三十年」尤其文革那十年，對大人物、正面人物一律以「偉光正」形象示人，沒有半點缺點（頂多會有一點平易近人的描寫）。而現在不同，對於那些偉人、英雄、正面人物，會有意突出其一些野性、刁蠻、低素質、知識貧乏等特性，但是同時又在涉及根本廉恥的「大節」上絕不「抹黑」，這樣讓正面形象更加人性化、真實、有血有肉。可這種人性化、真實、有血有肉，其實是迴避了許多其更多更重要的作惡甚至犯罪的事實的，是用小的「毛病」遮蓋真正的齷齪骯髒，用戲劇化的頑劣帶過血淋淋赤裸裸的暴行。這種描繪我在本文前面涉及「毛澤東批示」那點就提到了，劉對維德、史強這種人物的描繪方式，立場和動機與之一脈相承。

    劉慈欣刻畫的維德這樣的人物，及其他與之相關的描寫敘述，都在強化「不擇手段的前進」和「失去獸性、失去一切」的觀點。劉不僅是在描述一種客觀事實，還有主觀上的贊成與褒揚，這是其與其他傳世文學佳品最大不同之處，也是其最值得批判之處。

    還有，前面已經提到，劉慈欣描繪的維德和史強這樣的人物，代表的是統治機構的暴力機器（或者說是他們其中之一員），是體製的維護者，而不是林沖、楊誌、魯智深這樣的體製的反叛者、與國家暴力機器相對抗者。劉慈欣在《三體》中，對於葉文潔等受害者和反叛者頗有微詞，但是對於人類秩序的捍衛者則不吝贊美，這也可以反映劉慈欣骨子裏的保守主義特質及《三體》的保守主義立場。他們確實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但是其社達不是為了變革，而是為了讓舊秩序更加穩固。這更顯出劉慈欣及《三體》價值觀的醜惡和反動。

    十分諷刺的一點是，劉慈欣及《三體》的這種捍衛體製和舊秩序的保守反動，與其所贊揚的毛澤東所持的反傳統反秩序思想形成鮮明對比。劉慈欣在書中和採訪場合多次對毛澤東有所贊美（或起碼在提及時不貶抑批判）。毛澤東罪惡罄竹難書，文革也是亙古未有之浩劫，但是恰恰有一點可取的，就是其對體製性壓迫的反抗、對傳統秩序和思想意識的反叛（雖然這個過程及之後建立了惡劣的體製、更暴虐的秩序，也造成了更殘酷的壓迫，但前面畢竟是在對不合理的乃至醜惡的舊規則舊秩序舊道統的反叛和反抗），一種打破舊巢窠束縛的反抗精神。這可謂是毛時代文革酷虐中唯一的亮色。劉慈欣一再為毛澤東貼金、為文革作惡者及相關體製和組織洗地，卻與毛主義及文革中唯一可取可敬之處背道而馳，可知其與人道主義及進步潮流多麼「恰巧」的完全相逆，又與醜惡反動保守多麼高度一致。

   （九）程心

    程心，是劉慈欣着墨最多、被《三體》及劉慈欣粉絲批判最狠、本書爭議最大的人物。簡單來說，她就是托馬斯·維德的反面，當然詳細說那就復雜多了。這個人物非常重要，也是書評的重點，所以還是要詳細說。

   「聖母」，是《三體》及劉慈欣粉絲最常稱呼程心的詞彙。當然，這並不是贊美，而是深深的鄙夷。如果了解中國互聯網語境，就會知道，「聖母」這個詞在中國網絡上不僅不是好詞，還是個特別有惡意的詆毀謾罵之詞。這同樣是和高度社會達爾文主義化的中國現實高度相關的。

   不過，「聖母」這個詞在中國互聯網上的本意，倒和西方並沒有特別大的差別，都是指愛心泛濫、對一切都愛與包容、反對所有仇恨和壓迫的人，只是中國和西方對這種人的態度不同（好吧，準確說是「部分中國人與部分西方人對這種人的態度不同」）。在中國，這種「聖母」的定義中還包括不分是非、沒有黑白對錯觀念、沒有立場和原則、一味輸出愛心和同情心的特點。

   中國人是恨透了這樣的人。他們認為這種「聖母」只會壞事，出賣自己國家民族群體的利益，最終害人害己。在中國這個叢林社會，也的確會經常出現這種後果。

   我總說中國、中國，難道世界不是這樣嗎？西方發達國家不是嗎？世界的確到處存在忘恩負義、恩將仇報，西方也不乏各種「農夫與蛇」的故事在現實上演。我在前文一再說這個世界仍然是叢林世界。但是這並不代表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這樣、世界所有地區所有群體都是這樣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生活的，有和中國並不一樣（哪怕根本上「質」一樣，但是「量」上有很大區別）的、「聖母」很多且可以好心得好報的社會的。被他們攻擊詆毀的西歐和美國左派中起碼很大一部分就是如此。

    可是中國人對此沒有同情支持，而是更加憤恨。不知道是嫉妒還是不相信，或者兼而有之（沒錯，這兩個看起來不能同時對同一個對象兼而有之的，中國人能（又要更正下，是「部分中國人」能））。他們不願意相信這世界上真有愛與和平，或者說極為嫉恨，於是瘋狂攻擊各種他們認為的「白左」、「聖母」乃至這樣的虛構人物形象。而《三體》中的程心就是靶子之一。當然，痛恨程心的還有一種人，這種人後面再說。

    程心這個名字一出現（人物還未正式出場），就被讀者謾罵（當然這是因為他們已經提前知道了後面的一些內容，或者讀過了又從頭看起，然後又在這裏作註）。而她正式出場，也就是在雲天明要被安樂死（未遂）的時候。她救下了雲天明，然後說了句「你知道嗎？安樂死是為你準備的」。這句話被無數人噴了無數次無形的唾沫。

    當然，看這個情節，程心是該被噴被罵，因為她做了一件缺德的事。但是如果是其他人，維德、史強、章北海、羅輯做的，這些人也就不會如此謾罵了，甚至覺得是其舍小取大的果斷行為。然而程心不能這樣做，因為她是「聖母」，有了道德枷鎖，再做什麼都要被檢視。當了好人就不能幹這種事，否則就是「虛偽」、「雙標」，哪怕其遠遠不如批判者虛偽和雙標。

    說到這，很多人一定覺得我這是故意在較真，一個故事情節罷了，讀者也只不過是在為虛構的故事而謾罵，也就圖個發泄而已。如果真是這樣，我也就沒必要說這些，甚至整篇文章也都沒必要寫了。事實當然不是這樣而是相反的，文學作品及與讀者的互動，深刻反映着現實世界及現實中人的判斷與選擇。

    程心參與「階梯計劃」那一部分，倒是沒人噴程心，這些技術問題上也沒什麼可噴的，相反人們應該對其技術水平感到佩服（但是這不影響後面繼續噴她），甚至還有人為劉慈欣描述的女性刻板印象而進行批評。這在中國讀者中倒是少見的現象，或者後來才逐漸出現。

    然後，就是程心知道雲天明給他送星星，然後竭力阻止雲天明被「安樂死」然後未果的情節。程心知道了雲天明對她的愛，於是想挽回一切，這順理成章，也說明她前面讓雲天明安樂死並不是負心之人而是無心之過。可是，這裏又是對她「虛偽」的一片罵聲。她真的虛偽嗎？顯然不是。真正想譴責，不是應該譴責不擇手段、明知雲天明是程心所愛還要為完成任務（或者故意如此做一個不可笑的惡作劇）的維德嗎？當然，這樣說又會讓大家覺得我太較真、沒意思了。但是我覺得那些批判程心忽視維德的，在現實裏大抵也是這麼做的。譴責一個老好人沒什麼風險，去攻擊有攻擊性的人就麻煩了。而且還是前面說的，人們總是對好人求全責備，對壞人就是「他壞在情理之中沒必要譴責」了。人們對藝術人物的看法，一直都是現實裏的反映，只不過有時候會誇張一些，但是本質還是現實的映射。

    程心下一個被嘲諷的切入點，是她參與競選執劍人並當選。人們將代表愛與和平的她選為執劍人，取代了已變得嚴肅堅韌的羅輯（以前他是玩世不恭的），更沒有選擇和維德類似的曹彬、畢雲峰等人。於是這就埋下了人類喪失對三體世界威懾力的禍根。而程心在三體探測器「水滴」攻擊威懾設施時的懦弱，猶疑，則成了讀者密集嘲諷謾罵的焦點區域。這段表現，也是程心被攻擊謾罵譏諷的核心因素，即她這種「聖母」的愛心與軟弱是會壞事的。

   其實，我倒對這段內容中對程心的嘲諷謾罵很能理解，也比較贊同。劉慈欣編排這段內容，某種程度也確實是有很大合理性的。對於那些被認為是「白左」、「聖母」的人，這的確是其致命缺點，雖然未必是其中每個人都有的致命缺點。善良之人總是不想傷害別人，更不願意去毀滅、同歸於盡，甚至想犧牲自己成就他人。而如果其肩負着一個國家、民族的興亡，那這種行為就會導致全國全民族的集體沉淪或毀滅。這也的確是良善者的弱點，也是陰狠者的優勢。

   可還是像我前面所說的，這是事實，但應該如此嗎？為了勝利，我們一定要變成惡人嗎？並不見得。我們並不是不能培養出「行霹靂手段，保菩薩心腸」的人，現實中也並不乏這樣的人。二戰期間，德日軍隊兇殘無比，而美軍則被視為「少爺兵」，可美軍最終戰勝了日軍，德軍在西線的失敗美軍也是首功。這和武器裝備有關，但是美軍也沒普遍貪生怕死。至於當今的「白左」政治家，很多時候只是想恪守原則不讓國家世界陷入冤冤相報、以暴製暴的惡性循環罷了，真的動起手來那些凶頑殘暴之輩未必是對手。甚至，「白左」在正義信念下更加堅定。三百年前的羅伯斯庇爾不是「白左」嗎？照樣讓頑固保守的舊貴族紛紛斷頭。

   當然，像程心這樣性格和價值選擇的人，的確不適合承擔這種需要殺伐果斷的任務。人類如果都變得軟弱，喪失了警惕性與戰鬥性，也確實可能被那時還殘存的少數瘋狂頑固之徒「團滅」。劉慈欣的本意不見得是好的，但是客觀上提醒了我們，在持守善意之時，也不要放下手中的劍。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說，以死相搏甚至同歸於盡，是否真是最好的選擇（無論對自己還是對整個社會乃至對對手），或者這種心態博弈是否最好的威懾？大多數《三體》和劉慈欣粉絲都會說「是」，我的看法則在是非間搖擺。確實，越是抱定同歸於盡的方式，越是可能在博弈中勝出，這就是「看誰先慫」遊戲的核心。但是如果沒有人肯低頭，那這個世界就會在不斷耍弄這種遊戲中毀滅。或者，各方都會因此絞盡腦汁強化自己、削弱對方，不惜代價不擇手段，人類喪失良知、對對方趕盡殺絕或者絕對壓製，道理永遠干不過拳頭，仇恨與弱肉強食在智力加持下膨脹，人類世界會變得比動物叢林更叢林。至於威懾平衡，有永遠的平衡嗎？不會有失控的一刻嗎？這樣的世界真的好嗎？誰能肯定自己是最終勝利者？或者說有最終勝利者嗎？那些失敗者就應該仰勝利者鼻息而活嗎？這是我們追求的人類文明世界嗎？

    但是如果不這樣做，那這樣做的人就會勝利，就會統治群體、區域、國家、世界。那樣的世界，當然是地獄。所以，為了對抗魔鬼，自己也不得不成為魔鬼。只是希望是個還不那麼惡的魔鬼，或者最好是有魔鬼的手段但是卻有天使的心靈。可天使的心靈在這樣的博弈和生存競爭中怎可能不被汙染？

    程心下一個被嘲諷攻擊的點，與前面的原因大同小異。程心阻止了維德等人研究光速飛船，要他們放棄與政府的對抗放下武器。而這，也就註定了人類幾乎全員的滅亡。而諷刺的是，她最後卻成了極少數沒有隨太陽系二維化的倖存者之一。她的阻止導致太陽系人類的幾乎全滅，卻得以逃生，不被罵才怪。

    可這同樣是她好心辦壞事。或者，正是她好心總是辦壞事，所以才更令人憎惡。如果是壞心辦壞事，像維德、葉文潔，人們反而不會那麼攻擊謾罵了。這又是前面說過的，不再絮叨了。在這一點上，她被罵也是理所應當。可是我還是想強調其好的初衷，因為「本意是好的」已經是現實世界中稀缺的東西了，而好心辦了壞事，並不總是會發生，甚至說很多情況下幾率還是低於50%的。

   其實，劉慈欣文章中也寫了許多讓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是程心正面的、閃光點的情節，例如放棄聯合國為購買雲天明送給自己的星星可以支付給她的巨款而是選擇捐出、為責任冒險與雲天明見面、為宇宙重啟而放棄小宇宙來歸還宇宙質量，這些也都得到了很多讀者的稱贊。可是，為什麼還是有許多人謾罵程心？這兩波人有重合嗎？

   有部分重合。有些人就是可以將一個行為連貫的人割裂評價，肯定其某部分卻唾棄其另一部分。如果其一部分值得肯定，另一部分值得唾棄，那這樣當然可以且非常應該。但對不應當唾棄或者應該更加全面客觀評價的，卻一股腦否定，或者否定也否定不到點子上而是亂噴亂罵，就屬於愚蠢或者道德敗壞了。

   還有一部分並不重合，其一以貫之對程心是謾罵的。除了前面我所說的嫉妒或者認為程心這種「聖母」不可信之外，還有一種原因，就更加可怕了。也就是那些惡人、惡棍，包括道貌岸然的保守主義者和青面獠牙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這些人謾罵程心及所有「白左」、「聖母」，是因為他們內心非常恐懼世界變的愛與和平、他們被排擠或者同化。為了他們自己繼續以惡生存下去、為了他們惡的價值觀永世長存，達到其各種現實利益和價值利益目的，他們要對「白左」、「聖母」百般詆毀、全面否定，批倒批臭，這樣他們所推崇的醜惡價值觀才能繼續大行於世，這些人也才能繼續如魚得水。這樣的人在世界很多，而在中國尤其多。

    值得一提的是，劉慈欣本人對他自己塑造的程心這個人物看法也頗為負面，不是說他不滿意於程心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是說他就是反感程心這樣特質的人。所以，劉慈欣本人也屬於以上那些攻擊謾罵程心的人之一，且他的看法更加深刻（自己塑造的形象認識能不深刻嗎），所以他的陰惡也更可怖。

    最後說一下我對程心這樣的人的評價，我認為就是六四開，六分正（不是六分「對」）四分謬，其品質可嘉但價值選擇很多時候不可取。如果愛與和平能解決世上一切，天下大同早就實現了。為了正義，我們不得不做些不好的準備罷。

   （十）性別偏見爭議

    劉慈欣的《三體》出版後（尤其被翻譯成英語等外文並獲雨果獎之後），引發了很大的爭議。其中一項爭議，就是認為他在作品中有對女性的性別歧視和刻板偏見。

    我在閱讀了全文後，發現的確是這樣的。我在前面已經說了他對葉文潔、紹琳及女紅衛兵的刻畫反映了歧視與偏見。其實何止如此，全書更多處及整體更是有着普遍的、明顯的性別歧視與偏見。

   在全書中，劉慈欣刻畫了十多個主要人物形象，大多數是較為正面的人物（起碼這些人「本質是好人」），這些人大都在拯救地球中付出很多犧牲並做出卓越貢獻。而這些人物除了被設置為聯合國秘書長的薩伊為女性外，其餘均為男性，如羅輯、史強、章北海、托馬斯維德、曹彬、泰勒、雷迪亞茲、汪淼、常偉思等人。即便明顯屬於正面形象且有較大貢獻的薩伊，也屬於出場次數有限的配角。而為數不多負面的形象，則幾乎讓女性「包攬」。

    除了我前面所說的女紅衛兵，後面還有專門對女性形象的醜化。在《三體》末尾部分，寫到太陽系二維化、程心和艾AA乘坐光速飛船離開時，其他試圖逃離者發現他們時的情景：

    「快看，那艘船怎麼加速那麼快？！」一個女人尖叫道。

    「哦，天啊，裏面的人會被壓成肉膜的。」一個男人說。

     然後出現了另一個男人的聲音：「你們這些白痴，那樣的加速飛船也會被壓扁！可它沒有，那不是聚變發動機，那是空間曲率驅動！」

    「曲率引擎？！光速飛船？！光速飛船！」

    「看來傳聞是真的了，他們自己在秘密建造光速飛船，自己逃跑……」

    「啊呀呀呀呀！啊！！啊！！！」這是第一個女人的聲音。

    「前面的，攔截它！撞死它！！」

     又是那個女人的聲音，「啊！他們能達到逃逸速度，他們能逃掉！他們能活！！啊啊啊！！我要光速飛船！！攔住它呀！掐死裏面的！！」

     對女性的醜化不言而喻。此外，還有一些不為人註意的負面形象的小人物，例如驅趕走羅輯的居委會主任也是女性（當然現實中居委會主任大多數的確是女性）。

     還有對女性的物化。例如羅輯的妻子莊顏，就是一個被高度物化的女性形象。當然，這不完全是刻板偏見，而是劉慈欣為劇情需要（如襯托羅輯性格及其變化）有意設計的人物形象。但是反過來說，其他醜化女性的人物和故事情節設置就不是必須的了，負面人物不是必須設置為女性的了（可劉慈欣卻這樣設置了）。

    程心這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聖母」形象，就是女性，而且書中若隱若現的暗示正是她的女性氣質（「聖母」），讓她「敗事」了。這在前面專門分析程心那一節已有闡述分析，就不重復了。程心也是劉慈欣在《三體》中，將性別歧視與刻板偏見滲透最悄然而深入的女性人物形象。

    而與程心性格脾氣相反的女科學家柯曼琳，則是那種粗魯的、且還喜歡雌競（女人難為女人）的女人。

    「用資源改變原理？」一個叫柯曼琳的上了年紀的法國女人用輕蔑的口吻說，她是來自歐洲航天局的高級顧問，覺察到了男人們集中到程心身上的那種眼光，她感到很不舒服。

     ……

     又響起幾聲笑，柯曼琳笑得最響，「親愛的，你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卡通式的場景……」在越來越多的笑聲中，她接着說，「你最好重做一遍大一的作業，算算推重比。」

     ……

     男人們的目光依次從程心身上移開了，現在他們終於開始認真考慮她所說的話，對她的欣賞暫時顧不上了，只有柯曼琳始終盯着程心看，好像不認識她似的。

     ……

     她把文件舉了幾秒鐘，並沒有把它遞給誰，而是狠狠地摔在地上。

    「見鬼！」柯曼琳氣急敗壞地大叫。

    ……

    「你，還有你，」維德指指程心和柯曼琳，「以後不允許出現這樣沒有意義的精神失控」。

    由於篇幅問題及相關內容分布的瑣碎，所以我無法將《三體》中所有對女性的歧視和偏見一一列舉，但是以上的例子已經足夠，其他的讀者們其實也都看過，並不需要我一一列舉和重復。

    這些可以說毫無疑問是性別歧視和偏見。但是，這是不是某種程度的客觀事實呢？即女性是否的確是這樣的？

    以我的個人意見，首先，根本上說，劉慈欣刻畫的這些女性的負面所作所為及負面人格特質，尤其各種醜惡言行，是男女共有的，並非女性獨有。其次，的確在某些程度上某些情況下，女性在某些方面的確有一些與上述被醜化或刻板化的形象或言行等，存在某種有別於男性的特質。但是，程度遠沒有劉慈欣這樣刻畫的嚴重。

    而且，究竟是她們天生就如此，還是男權社會將其塑造和規訓成這些樣子？這個問題很重要，非常重要。

    我認為，這當然是後天社會環境塑造的結果，而非先天必然的情形。女性在有些事情中、情境下存在較突出的偏狹、反智、物化、柔弱，是被社會準確說是男權社會所製造、誘引、逼迫出來的，劉慈欣的《三體》就是參與製造、誘引、逼迫的其中一份子。這就像說「農民工文化素質低」，並不是農民工素質天生就低，而是他們往往處在惡劣的家庭、社會環境中，沒有條件得到良好的教育和良善的外部環境塑造，他們是受害者而不是天然的低素質劣根分子。我們要做的是同情和改變，以及對造成這種後果的人或製度環境進行譴責，而非對這些受害者鄙夷譏諷、指指點點。

    同理，女性出現一些偏狹、反智、物化、柔弱的特性，並不是歧視女性的理由，不是男權社會壓迫女性、歸罪女性的藉口，相反她們是受害者，她們這樣反而需要男權社會承擔責任，通過對製度、文化、習慣的改變，縮小甚至消除非生理的性別差異，實現真正的男女平等和性別正義。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我所說的男女在某些特質上的差異，其差異程度是遠小於男性內部、女性內部的差異的，也普遍小於不同教育水平、不同收入水平的群體之間的差異。無論生理還是非生理方面，男女的共性都遠大於「個性」或者說特異性，非生理方面尤其如此。對性別差異，人們可以討論、有各自的觀點，但是不應該因此限製、迫害任何性別（包括跨性別者）的各種基本人權和學習工作生活各項事務中的自由選擇權。以這些非自願性差異來評斷、規訓、責備男女或其他任何性別/性別認同者，都是謬誤的、應被批判的。

    那麼，《三體》中有這樣多的性別歧視和偏見，是不是代表劉慈欣本人有這樣的性別歧視和偏見呢？答案顯然是肯定的。劉慈欣在採訪中否認了這一點，但是其否認並不成立，因為與事實相違背。或者說，即便劉慈欣沒有主觀上歧視的故意，也有客觀上歧視的實質。劉慈欣在展示被認為在女性身上比較凸顯的某些特質時，顯然是歧視性的立場，而非認為需要同情和改變的態度，更不是為了特意以此揭露和批判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影響和規訓。

    此外，劉慈欣還曾經在一場和學者江曉原的辯論中假設，如果世界末日，只剩下他、江曉原和現場一位主持人美女，「我們三人攜帶着人類文明的一切，而我們必須吃了她才能夠生存下去，你吃嗎？」劉慈欣站在「吃」的一方。雖然這很大程度只是個假設，但劉在假設中將對象設置為「美女」（即便當時他們身邊確實有個女主持人），即一位女性，本身就含有將女性作為犧牲品的意思。即便不深究，這也足以反映劉慈欣對女性的某種不良的心理和價值取向。即便作為玩笑，也是不合適的。而且劉慈欣還認真的和江辯論，說明他並沒當成個玩笑，而是將假設當真的一般對待。

    （十一）大眾的形象

     劉慈欣在《三體》中，對人民大眾不僅沒有賦予團結、勇敢等特質，反而給予了極為強烈的貶低與鄙夷。在劉慈欣筆下，大眾是自私的、盲從的、虛弱的、野蠻的，是不折不扣的「烏合之眾」。

    除了前文提及的紅衛兵批鬥葉哲泰、地球二維化時女逃難者喊叫，還有不少反映大眾劣性的情節。

     例如羅輯根據黑暗森林法則預測的一個恆星被摧毀，此事公開時正逢星際艦隊毀滅，大眾把羅輯當成神一樣的人進行朝拜以圖在危機中倖存：

    「看到羅輯停下，人群便向他移動過來，在距他兩三米處，前排的人極力阻擋住後面人群的推進，然後跪了下來，後面的人也相繼跪下，發光的人群像從沙灘上退去的海浪般低了下去。

    「主啊，救救我們吧！」羅輯聽到一個人說，他的話引起了一陣嗡嗡的共鳴。

    「我們的神，拯救世界吧！」

    「偉大的代言人，主持宇宙的正義吧！」

    「正義天使，救救人類吧！」

……」

    當羅輯表現出無法解決危機後，人們對他的看法及對待他的方式發生180度大轉彎：

    在一個冷雨霏霏的秋天的下午，新生活五區的居民代表會議做出了一個決定：將羅輯驅逐出小區，理由是他影響了該區居民的正常生活。在雪地工程期間，羅輯常常外出參加會議，但大部分時間還是在小區裏度過的，他就在自己的居所中同雪地工程的各個機構保持聯繫。羅輯恢復面壁者身份後，新生活五區就處於戒嚴之中，居民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影響。後來，隨着羅輯地位的衰落，對小區的戒嚴也漸漸鬆懈下來，但情況更糟：不時有城裏來的人聚集在羅輯所住的樓下，對他起鬨嘲罵，還向他的窗子扔石塊，而新聞媒體對這景象也很感興趣，往往來的記者和抗議者一樣多。但羅輯被驅逐的真正原因，還是冬眠者們心中對他徹底的失望。

    ……

   面對着這個已經耗盡了一切的人，主任並沒有絲毫的憐憫。和那個時代的其他人一樣，她總覺得不管世界多麼黑暗，總在冥冥之中的什麼地方存在着終極的公正，羅輯先是證實了她的感覺，然後又無情地打碎了它，對他的失望曾令她惱羞成怒，她冷冷地宣布了會議決定。

   ……

   「呀，他好像是面壁者呀！」於是孩子的父母也都回頭看他，他只好承認自己就是羅輯。

    這時，車內響起了《山楂樹》。

    車停了下來，「下去。」孩子的父親冷冷地說，母親和孩子看他的眼光也如外面的秋雨般冰涼。

    羅輯沒有動，他想聽那首歌。

    「請下去。」那男人又說，羅輯讀出了他們目光中的含義：沒有救世的能力不是你的錯，但給世界以希望後又打碎它則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惡。

    ……

   一路上很順利，但一個多小時後還是有人認出了羅輯，於是車裏的人一致要求他下車。羅輯爭辯說自己已經輸入信用點買了票，當然有權坐車。有一個頭髮花白的老者拿出兩枚現   

在已經很不常見的現金硬幣扔給了他，他還是被趕下了車。

    「面壁者，你背把鐵鍬幹什麼？」車開時有人從車窗探出頭問。

「為自己挖墓。」羅輯說，引起了車裏的一陣鬨笑。

    面壁者、民粹主義者、委內瑞拉總統雷迪亞茲，在結束面壁回到祖國時，被知道他試圖用同歸於盡方式對抗三體的民眾亂石砸死：

    雷迪亞茲高舉雙手，含着熱淚對着擁向他的人潮深情地呼喚道：「啊，我的人民！」

    他的人民扔來的第一塊石頭打在他高舉的左手上，第二塊石頭擊中了他的前胸，第三塊砸在前額上並擊倒了他。隨後，人民的石頭像雨點般飛來，最後幾乎埋住了他那早已沒有生命的軀體。砸向面壁者雷迪亞茲的最後一塊石頭是一位老太太扔的，她吃力地舉着一塊石頭一直走到雷迪亞茲的屍體前，用西班牙語說：

    「惡人，你要殺所有的人，那裏面可是有我的孫子，你竟想殺我的孫子！」

     說着，她用盡力氣，顫巍巍地把手中的石頭砸到雷迪亞茲從石堆中露出的已經破碎的頭顱上。

    還有一些細節，也能看出劉慈欣對大眾的鄙視態度，例如在申玉菲丈夫魏成口述自己一些經歷時夾雜的這段話：

    對來這裏的遊客和香客都沒什麼好印象，那些遊客根本不知道是來看什麼的，只是東跑西竄地照相；而那些香客，看上去普遍比遊客窮得多，都處於一種麻木的智力抑製狀態。

    最具諷刺意味的，莫過於下面這段描述人類在星際艦隊毀滅後悲觀絕望，所以十萬人聚集在一起進行裸體性派對的情景：

    整個廣場上白花花的一片，那些白色的顆粒蠕動着，像一鍋煮着的大米粥。

   「那都是人嗎？」羅輯疑惑地問。

   「裸體的人，這是超級性派對，現在人數已過十萬，還在增加。」

    當然，劉慈欣也在本書中描繪了一些平民大眾人性的善良與大愛。例如在描寫太陽系二維化時有這麼一段：

    在飛船A.I.拉出的一個放大畫面上，可以看到一對情侶擁抱着跌入平面，二維化後的兩個人體在平面上並行排列，仍能看出擁抱的樣子，但姿態很奇怪，像一個不懂透視原理的孩童笨拙地畫出來的。還有一位母親，高舉着自己還是嬰兒的孩子跌入平面，那孩子也只比她在三維世界多活了0.1秒，他們的形體也生動地印在這幅巨畫上。

    但是這樣的描繪鳳毛麟角（這都有些誇大了，似乎很正面描繪大眾的只有上面這一段），絕大多數關於平民的描繪都是貶斥性質的。而且要註意到，劉慈欣對大眾的贊譽僅僅指其對家庭成員的愛，而非公共領域的利他、為公。這雖然是陳述某種事實，但也可以反映出劉慈欣的保守主義思想和立場（重視傳統家庭、輕忽公共領域，是保守主義的典型特徵）。

   劉慈欣對大眾的描述，很符合《烏合之眾》等批判大眾（或者說「群眾」）劣性的那些學術分析所說的那樣。其他也有不少文學藝術作品表現大眾的劣性，不過很少有像劉慈欣描述的這樣生動、惡辣。

    劉慈欣的這些描述，確實是當今世界很多地方大眾的真實一面。而在中國，大眾的這種劣性更為普遍突出。

    但是，與前面各種描述一樣，劉慈欣在陳述事實的同時，並不是一種悲天憫人的態度，而是純粹的冷嘲熱諷。劉慈欣對大眾的理解，不是那種深刻的同情式理解，而是嘲諷式理解。這與魯迅那種強烈批判國民劣性，但是充滿「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悲憤同情之心、善意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性質和導向是完全不同的。

    還有重要的一點，劉慈欣所描繪的是未來的世界，且其設定的場景尤其「大低谷」時代後的人類世界，很多時候是非常發達的，人民也是善良和有素質的。那麼這樣的社會，是應該出現類似於現在西方發達國家那種公民社會的，民眾也有一定的參政素質。但劉慈欣並沒有描述任何有公民素質的大眾，也沒有描寫公民社會（只有極少數提到類似的東西，例如市民對議員扔西紅柿，還是貶抑）。相反，《三體》中卻有很多英雄人物。當然，這同樣可以以嚴苛的言論審查環境嚴酷來辯解。可是，根據劉慈欣在本書中及其他場合的價值取向，根本上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即便沒有嚴苛的言論審查，他同樣不會寫公民社會，或者說不會寫公民社會的「好」。

    （十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恢宏史詩

    相對於粉飾獨裁者、性別偏見、鄙視大眾等屬於劉慈欣思想「枝葉」的東西，其社達主義價值才更是劉慈欣及《三體》的「軀幹」。

     關於劉慈欣在《三體》中表達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並不需要我再列舉新的例子，前文中那麼多分析和舉例，幾乎處處都有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

     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核心就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這八個字也是自然界進化論的核心，社達則是將此從自然界搬到了人類社會之中。這八個字看起來簡單，卻可以包羅萬象。關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具體內容和表現，有許多分析研究，我在此就不搬運了，直接針對劉慈欣的《三體》及劉本人進行分析。

    小說的三要素是人物、環境和故事情節，可以說這三要素就等於小說的全部內容。而劉慈欣的《三體》，其人物、環境、故事情節，都充斥着社會達爾文主義。

    維德、史強、章北海，就是依靠不擇手段，達成其重要的目的。而且，是必須使用在文明社會評價體系下不應該乃至堅決反對的方式，才能達成其重要目的，拯救人類。維德是典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而另外兩人不算完全的社達主義者，但是有時會表現出社達主義的思想傾向和行動。而程心，則是他們的反面。程心的思想和所作所為，都很合乎文明環境下的道德準則和法律要求，甚至還非常有愛心、特別善良、高風亮節，可這些德行卻正是其失敗、最終導致絕大多數人類滅亡的關鍵。借用一句詩就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這些當然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特徵和表現。

    而文中對於環境背景的設計和描述，同樣令人感知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凸出。「黑暗森林」理論及現實，就是社達色彩最為凸出之處。此外，諸如文革的背景和葉文潔的遭遇、人類與三體較量的過程、「烏合之眾」即各種大眾式人物在文中的表現，都在反映這個社會的殘酷與黑暗，強權、惡人、心狠手辣、謊言與背信、欺軟怕硬欺善怕惡……無不是在告訴讀者，社會達爾文主義才是社會法則的基礎和主流，也只有適應這種生存法則才能勝出或起碼存活，拒絕甚至對抗社達規則，那不僅無法生存，死的連渣都不剩。

    不僅從小說基本要素看，《三體》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無處不在。按情節先後的時間和敘述順序，社達主義也貫穿了整個小說故事的始終（雖然小說的開篇部分和回憶葉文潔經歷的文革部分極少涉及三體世界，但這些人類的爾虞我詐都為後面人與三體世界鬥爭起了引子、做了鋪墊）。人類與三體世界鬥爭的過程，跌宕起伏的成敗得失，都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和行為有關。

    人類和三體的交手過程簡化後是這樣：人類社會自身的不公正與迫害，催生出了葉文潔這樣的反叛者。而另外的一些反叛者卻是因為生活太過優越、道德感正義感太強而加入反叛邪惡人類的大軍。人類反叛者引來三體世界入侵後，地球為對抗危機陷入大低谷。但大低谷之後人們痛定思痛「給歲月以文明」，實現復蘇。但復蘇後人類喪失了警惕性與危機感。同時，三體世界在得知人類思維的不透明後，學會了欺騙，成功的讓人們麻醉在和平的幻夢中，然後在星際戰役中一舉擊敗了人類。而人類通過建立黑暗森林威懾體系，又從絕境中復蘇。但復蘇後「故態復萌」，再次因為強調道德和「人權（這裏『人權』也包括其他星球生命權）」而放鬆警惕、變得柔弱和不設防，選擇了程心這種「聖母」做「執劍人」。然後人類因此再一次幾乎落敗。可獲勝的代價則是讓地球和三體世界都暴露在宇宙的黑暗森林打擊目標中。而人類再次因為強調道德和「人權」喪失了逃脫黑暗森林打擊的機會，最終除極少數人之外都走入死亡。

    顯然，這一切體現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社會現實及社達思想在現實層面的勝利。被道德和法律禁錮就會失敗，順應人性乃至宇宙惡的一面就能生存。

    一部小說的思想意識，很大程度（甚至是完全）就是作者本人自己的思想意識。《三體》濃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大抵也是其本人所贊成和擁有的。而且，劉慈欣的作品中，並不是只有《三體》這一部如此。在劉慈欣另一部作品《球狀閃電》中，同樣有明顯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氣息。例如女主角林雲就是通過同歸於盡式的方式，逼迫敵人放棄入侵，讓自己國家贏得了戰爭勝利（或者說從失敗邊緣挽回危機，實現停戰）。

   《球狀閃電》中，還有更加露骨的社達主義傾向的內容。

   「是啊，爸爸，當時聽完我的話，您默默地看了我好一會兒，然後從公文包中拿出兩張照片，兩張一模一樣的照片，只是有一張的一角燒焦了，另一張上面有些褐色的痕跡，後來知道那是血跡。照片上是一個三口之家，父母都是軍官，但他們的軍裝與爸爸的很不一樣，戴着當時爸爸還沒有的肩章，那女孩兒歲數和我差不多，是個很漂亮的小孩兒，皮膚白裏透紅，像個細瓷似的，在北方生長的我從來沒見過那麼好的皮膚，她的頭髮那麼黑那麼長，一直拖到腰間，好可愛的。她的媽媽也很漂亮，爸爸十分英俊，真是讓我羨慕的一家人。可您告訴我，這是兩個敵軍軍官，都在我們的炮擊中陣亡了，打掃戰場時分別從兩具屍體上找到這兩張相同的照片，現在，中間的那個可愛的小女孩兒沒有媽媽，也沒有爸爸了。」

將軍說：「我還對你說，那些殺死你媽媽的敵人並不是壞人，他們那麼做因為他們是軍人，必須儘自己的職責，就像爸爸是軍人，也要在戰場上盡職責去殺死敵人一樣。」

    ……

    南疆戰場上，我的一個戰友被它的尾巴舔了一下，結果他身上的皮一碰就掉下來，活着還真他媽不如死了，就在野戰醫院，他趁人不註意用手槍自我了結了。當時我就想到最後在醫院見到的媽媽，她全身的皮膚也都潰爛了，她的手指腫脹發黑，連用手槍自我了斷都不可能……這經歷可能會使一些人一生遠離武器，卻也會使另一些人迷上它，我屬於後者，恐怖的機器潛藏着一種力量，正是這種力量像毒品一樣迷住了我。」

    ……

    「雲啊，我們兩個女人，為了理想和信仰，為了祖國，走上了這條本不該女人走的人跡罕至的路，在這路上我走得比你長，所以對它的兇險知道得更多一些。自然界中的各種力量，包括人們認為最輕柔最無害的那些力量，都可能變成毀滅生命的武器，而這些武器中有一些之殘酷之恐怖，你不親眼看到是無法想象的。但我，一個你認為像你媽媽的女人還是要告訴你，我們的路沒有錯，我對自己的一生無怨無悔，希望你到我這個年紀時也能這樣。孩子，我已搬到一個你不知道的地方，以後也不會再和你聯繫了，在告別之前，我不送你空洞的祝福，祝福對一個軍人來說毫無意義，我只給你一個警告：那些可怕的東西，可能有一天會落到你的同胞和親人的頭上，落到你懷中嬰兒嬌嫩的肌膚上，而防止這事發生的最好辦法，就是搶在敵人或潛在的敵人前面把它造出來！孩子，這就是我所能給你的祝福了。」

    這些文字究竟在傳達什麼信息，不同的人出於不同的價值觀和利益，會有不同的詮釋。但是，說其具有社達色彩是完全站得住腳的。

    需要補充一下，最具震撼性的社達詞句是這個：

   「斬盡殺絕，這是對一個文明最高的重視。」

    除了書中的東西，劉慈欣還在現實中有所表現。前面已經提到他在和一位學者辯論「為延續人類文明要不要吃人」的話題時，傾向於為達成人類延續的目的不惜吃人的「不擇手段」立場。此外，他在接受一些採訪時，也表達過一些傾向，例如贊同在新疆建設「再教育營」。當然，他也表現出過一些中性的態度。例如在接受一位媒體人李佳佳採訪時，其評論事情就沒有明顯的情緒，而是溫和理性，說的也頗務實中立。

    正如我開篇所說，我當然沒能力透視般看到劉慈欣腦子裏邊究竟在想什麼，一切只是根據情理的推測。我評價其為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或者社達主義的支持者，我認為還是符合事實的。

   回到《三體》，這部書可以說充分體現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種種特徵和表現，最重要的是，書中對於社達主義或者說「弱肉強食、不擇手段」是傾向於支持同情而非批判反對的。這也是其與其他反映人性黑暗、社會醜惡的作品所不同的。這又是前面已經談過的了，但是確實還是有必要再說一次。所以，綜合《三體》的內容廣度深度、思想傾向、暗示主張、現實影響，足可稱其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恢宏史詩」。

   其實，之所以認為《三體》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很大程度在於它的讀者中有很大比例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他們崇拜黑暗森林法則，對托馬斯維德、史強、章北海等人十分佩服，推崇書中「失去獸性，失去一切」的思想，進而對《三體》全書強烈推崇、對劉慈欣高度崇拜。。正是這些人的理解與解讀，讓本書原本就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更加濃厚。這也正是我要說的，《三體》的火熱不僅在於書中內容本身的吸引力，還在於其與現實中國人的價值觀相輝映，昭示着21世紀中國高知群體社會達爾文化的客觀現實。

   （十三）「是什麼」之後「怎麼辦」？

    顯然，我已經將一些問題重復的敘述、分析了。所以在綜述部分，我也就不再重新列舉內容，而是根據前面已寫內容為基礎評論分析。

    綜合我在以上具體敘述分析中強調的重點，我對於劉慈欣所說的各種黑暗醜陋的現實存在是承認的；而在這樣現實的成因和責任問題上，我和劉慈欣的觀點有分歧；但在如何對待這樣現實的問題上有根本不同（哪怕有些非質的層面恰恰完全一致）。也就是說，「是什麼」上我和劉慈欣觀點某種程度很相近，在「為什麼」上有重大分歧，在「怎麼辦」上的選擇有質的不同。

    借用幾句俗語諺語名言來概括「是什麼」，就是「君子鬥不過小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你在凝視深淵時（與惡結怨，交鋒），深淵也在凝視着你（可能在反抗中變成一樣惡的人，反之可稱為『寬順者』）」、「好人不長壽，壞人萬萬年」……那麼，我們到底要做「君子」、「高尚者」、「寬順者」、「好人」，還是去做「小人」、「卑鄙者」、「惡人」、「壞人」？

    如果在這樣的簡單條件下，人們還可能有許多選擇前者的，那麼再逐次增添條件，即失敗者者重要利益受損/很在乎的東西被損害呢？嚴重受損/很在乎的東西嚴重受損呢？自身無法生存呢？國破家亡、重於生命的東西也會被以殘酷方式毀滅呢？還選擇前者嗎？

    如果再增加條件，好人未必完全好，壞人未必完全壞；好事未必全是利，壞事未必全是弊。選擇做「小人」那一串有了更多冠冕堂皇的辯解理由，那又如何選擇？然後還能增加許多加大或「減輕」選擇難度（「減輕」選擇難度未必是真的「減輕」）的條件，然後又如何選擇？

    這類討論並不鮮見，尤其在進入現代社會後、思想自由的發達民主國家。但這些討論並沒有一個確定的共識。而中國這樣的國家則鮮少類似討論，但是現實中卻不斷的上演着這樣的選擇（雖然未必像所述那些諺語所說的善惡正誤那麼分明），至於選了什麼應該眾所周知。當然也不止中國，全人類每個國家每個人都會面臨這些選擇。而劉慈欣的《三體》，則是將這樣的問題更加深刻和尖銳的提了出來。維德的話「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獸性，失去一切」，則是劉慈欣針對問題給出的濃縮版答案。

    現實的選擇當然更加復雜，可是總是有相對的正邪與勝負、善惡與興衰。我們在很多時候，尤其攸關個體、家庭、社群、國家、人類命運的時候，往往必須要選擇。我們每個人人生都可能會參與這種選擇甚至參與許多次這樣的選擇。或許我們不需要喪心病狂，並不是每一次都選擇為生存而變得邪惡，可終究不會乾乾淨淨。

   （十四）關於劉慈欣

    一個人的代表作，很大程度就代表着這個人。劉慈欣也不例外。我對本書思想價值的分析與評價，很大程度就是對劉慈欣本人的分析與評價。我也在前面多次專門提及了劉慈欣個人的言行。如果他的作品不是現在這樣的價值觀而是謳歌正義與光明、為弱者發聲和呼喊的，那憑藉其思想深度與價值，他無疑是偉大的作家。可是現在他擔不起「偉大」二字。但是無疑其思想是深邃的，表達能力是驚人的，其思想深度和表達能力在古今眾多作家中可謂能排在最頂尖的那列。

   劉慈欣的作品雖均是科幻題材，但是卻有着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其所言所喻，都是真實世界中已經發生、正在發生、將要發生的。與其說劉慈欣是科幻作家，不如說其是特殊的現實主義作家。但是他又不同於其他批判現實主義作家，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宣揚的價值取向的黑暗殘酷，與謳歌光明正義和同情受害弱小的作家作品截然不同；另一方面是他將現實融於科幻之中，並且將目光放到一般人無力企及的極遙遠未來，做出令人感到頗為真實甚至也的確真實的預示性論斷，將現實的人性與社會與極遙遠未來的人類乃至宇宙命運聯繫起來。例如，其對於不同時間尺度人類及宇宙變遷的刻畫，就給人一種極為直觀而真實感覺，讓人們覺得這不是科幻小說而是人類與宇宙的史詩。

    從這些看來，劉慈欣是個巨人般的作家。可是，根據劉慈欣現實中的所作所為，卻又不像真正的巨人。雖然他的思想深邃，各種訪談中語言也很平實嚴謹、博大深沉，但在各訪談及其他事情中他暴露出的側面，還有就是回歸《三體》及其其他作品本身，都可以看出其人文底蘊的淺陋、道德關懷的缺失（當然他也有一些相關底蘊和一定關懷，但是相對於其本應是「巨人」的身份而言，這些遠遠不夠不足）。劉慈欣的粉絲會各種辯解，甚至普遍將這看成優點而非劣性。正如我前面所說，劉慈欣的粉絲是將冷血殘酷當成成熟理性的。但是，對任何作家的評判，都要以普適的道德與良知作為標準。劉慈欣顯然是「不合格」的。僅僅其對於造成滔天巨禍的獨裁者的尊崇、粉飾，就讓他不再可以以「偉大」相稱（即便其才華多麼令人驚艷）。

   劉慈欣作品的思想與價值觀，與其個人的品性與道德程度，既存在矛盾又非常統一。這句話乍一聽不太好理解，但是熟讀《三體》和頗了解劉慈欣本人的人，只要稍微去辯證思考，應該不難理解。

   宏大深邃與良知汙染的並存乃至同一，即是對劉慈欣的《三體》及劉慈欣本人最恰當和簡約的評價。

   但無論如何，《三體》還是值得人們去閱讀的，劉慈欣的思想也是應該被更多人了解的。我們也應該思考，為什麼中國乃至世界上沒有道德品質高尚、德才兼備的人寫出《三體》這樣的皇皇巨着。或許，這又和前面那些艱難抉擇一樣，唯有接受深淵凝視，才能真正看明白深淵是何為何。當一個人洞悉了人類乃至宇宙的真相，又沒有足夠的信念去持守良知，就無法走出道德和認知對立，最終導致其道德的虛無與墮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