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Creaders.net）網友戎小捷來稿：
正像一個嬰幼兒的家庭環境對其性格的養成有重大影響一樣，任何一個早期人類文明的特殊性格，都和它所處的地理生存環境有着極大的、甚至可以說是決定性的關係。因此，要想徹底搞懂中華文明、西方文明，徹底講清楚中華文明、西方文明，我們也必須先從它們各自的地理環境來着手。
但就是這個看似簡單的地理生存環境問題，要想徹底搞清楚，也並不容易。我們先來看一下普遍流行的一種說法。這種說法是，中華文明生存的地理環境是封閉的：中國的西面和西南面，是崇山峻岭；西北和北面是荒漠草原；東面和東南則是大海。正是由於地理環境的封閉，中國缺少和其他文明相互交流學習的機會，更沒有競爭的壓力，由此就養成了固步自封的性格和老子天下第一的觀念。(注1)
這種說法，用現代人的眼光來看，似乎正確無比。但如果我們仔細思考一下,恐怕就有很大問題了。下面我們就分別從幾個時間段的角度來討論一下。
首先，從遠古人的角度來看。現在，大多數的中外學者都承認，或者說中外學界的主流觀點都認為，中國的青銅器、牛、羊、小麥等，都是從中東地區傳過來的，而且時間在公元2500年之前。那麼問題就來了，在如此落後的原始社會時期、和人類文明社會的早期（夏商時代），中國“封閉”的地理環境並沒能阻擋住東西方的交流，那麼根據簡單的邏輯推理，在東西方交通手段越來越發達之後，這個同樣的“封閉”的地理環境，也不應該成為東西方文明相互交流的障礙才對。
再設身處地，用進入了文明社會的古人（西方的希臘、羅馬，中國的東周、秦漢）的眼光來看，也同樣有問題。讀者可以上網搜一下，現在整個歐洲的面積，大概是1000萬平方公里；再搜一下古羅馬帝國的面積，大概是500萬平方公里。而中國現在的面積，我們都知道是960萬平方公里；秦漢帝國時的面積，則在460萬到1000萬平方公里之間變動。
這些簡單的數據說明了什麼呢？這說明，在當時，受當時技術條件的限制，西亞、北非和歐洲的人類文明的總體活動範圍在1000萬平方公里左右；在這個先以幼發拉底、底格里斯兩河流域為中心、後以地中海為中心的範圍之內，人們是彼此頻繁交往的（在這個意義上說，西方文明的地理環境是開放的）；而在這個1000萬平方公里的範圍之外，人們之間是基本上互不往來的（在這個意義上說，西方文明的地理環境是封閉的）。同樣，在東亞的同一時期，在以黃河中下游為中心的1000萬平方公里的範圍內，人們是彼此頻繁交往的（在這個意義上說，中華文明的地理環境也是開放的）；而在這個範圍之外，人們之間也是基本上不交往的（在這個意義上說，中華文明的地理環境也是封閉的）。換句話說就是：如果說東方的早期人類文明是封閉在1000萬平方公里左右的地理範圍之內，那麼西方的早期人類文明同樣也是封閉在1000萬平方公里左右的地理範圍之內。至於在這1000萬平方公里地理面積的邊界，是不是存在一道圍牆或一道鐵絲網，是無關緊要的——沒有圍牆和鐵絲網，人們也不會、同時也沒有能力去越界找人交往。
我們再從近期的古人角度來看一下。上面我們剛剛所說的中國和西方的古代文明同處於封閉的（或開放的）地理環境之內，當然是有條件的。粗線條來說，當阿拉伯伊斯蘭文明崛起之後，尤其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達伽馬遠航印度成功之後，西方文明所處的就是一個遠遠大於1000萬平方公里的、可以說是完全開放的地理環境了，而中華文明則依然處在一個1000萬平方公里的、此時相對於西方來說確屬封閉的地理環境之中了。但此時，首先，就技術手段（造船及航海技能）來說，西方打破封閉的地理環境的能力，並不比中國更強。實際上，就技術手段來說，中華文明也已經具備突破封閉的地理環境的能力了，如我們所熟知的鄭和下西洋的例子。其次，西方所要克服的地理障礙，甚至比中國所需克服的地理障礙更大。從葡萄牙沿西非海岸南下，再橫渡印度洋到印度，比中國從廣州出發，穿過馬六甲海峽到印度，要困難的多。按照一般的邏輯推理，此時，應該是中華文明和印度文明有更多的交往才對呀？
最後，我們再從近代人的眼光來分析一下。近來被人們多次提起的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在乾隆時期的訪華，其所提出的通商請求遭到中國的斷然拒絕，就更不是因為地理障礙的原因了（此時，西方的商人已經送貨上門）。
綜上所述，中華文明缺乏與外文明之間的相互交往，閉關鎖國，主要並不是由於地理環境的封閉，而是另有其自身特殊性格的原因（我們在將來會討論到）。我猜想，西方文明的善於與外文明交往的特殊性格，在其處於1000萬平方公里的地理生存環境之中時，就已經形成了。同樣，中華文明的特殊的、不善於與外文明交往的性格，也在其處於1000萬平方公里的地理生存環境之中時，就已經最終形成了。
那麼，問題就來了：同處於面積大小相似的、同樣封閉的（或說同樣開放的）地理環境的孕育之中，為何西方文明的性格和東方文明的性格會如此不同呢？
我們將來（第三篇文章）會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
注1:如著名學者張宏傑最近在他的《簡讀中國史》中再次提出這個觀點，並作為他論述中國五大歷史發展脈絡的基本前提。他還引用了劉莉、陳星燦等學者的觀點作為支持。劉、陳兩學者在《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中也認為：“造成中國文化有別於世界其他地區的原因，的確與中國地理環境有莫大的關係。……因為中國與印度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的其他早期文明中心距離很遠，很難到達，它們之間的聯繫也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