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向青 王凡西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零二年

簡評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

向青

「文化大革命」決不是毛澤東瘋狂（醫學意義上的瘋狂）或者失勢的結果，也不是中共黨內無原則的派系爭權的表現，這是一場根源深遠、後果極其重大的政治鬥爭，是行將到來的中國政治形勢根本轉變的序幕。這個大轉變對世界的影響，將不下於十年前斯大林的被鞭屍。

「三面紅旗」大冒險的慘敗，不但招來廣大群眾的反感，而且引起官僚層內部的批評。位居要津而犯顏直諫的彭德懷等人立刻遭受罷官禁錮；而僅僅手握筆桿借古諷今的吳晗之輩，則留到經濟形勢好轉後更有利的條件下方去加以清除，這就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鬥爭一正式展開，很快就證明了：對毛澤東各方面的政策或多或少的反對意見，在黨幹部中是相當普遍的，這個尚未形成固定組織的反對派甚至得到黨的最高領導層內一部份人的支持，而這些人掌握着很大部份的黨機關和整個青年團，以致毛澤東、林彪派（他們才真正適合稱為「保皇派」）不得不公開宣布要「造反」，要打倒黨內當權派。於是「文化大革命」變成了三十年來最嚴重最激烈的中共黨內鬥爭。這場鬥爭顯然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像這樣主動地發動群眾起來鬥爭和改造黨機關，是全世界斯大林黨內前所未有的派別鬥爭方法，只有毛澤東才有足夠的力量、自信和氣魄去這樣做。

儘管毛澤東所發動的這場鬥爭表面上塗滿左傾的色彩，它的基本性質卻並非進步的、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反動的，其目的在於保衛極端專制的斯大林主義的毛澤東統治集團的特權。共產主義革命事業是工農群眾徹底解放的事業，它只能由工農群眾自覺而積極的奮鬥來完成。在這漫長、艱苦、複雜的鬥爭中，革命群眾必須時常進行熱烈的討論和爭論，才能找出最正確、最好的具體道路。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建康發展必然要伴隨着工農群眾的自由民主權利的不斷擴大，以及國家機關日益消溶於全體組織起來並武裝起來的工農群眾之中。中共政權過去一切錯誤的根底，正是它騎在工農群眾頭上，成為壟斷政權的貴族等級。禁止任何公開批評，不容許群眾享有自由民主權利。這個基本錯誤，在目前號稱為「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中，並沒有改正，反而變本加厲了。雖然毛林「保皇」派號召群眾敢於「造反」、「敢想、敢說、敢做」，敢於打倒權威，可是「造反」也者，無非是「清君側」而已，其目的在於加倍地鞏固毛澤東的「皇權」，這是公然宣佈了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政策以及毛澤東的一言一語變本加厲地成為絕對神聖不可懷疑的；毛澤東語錄或為每人每日必須背誦的經文；不僅反對毛澤東思想成為人人得而誅之的大罪。連教授或學習任何與毛澤東思想無關的知識都有「反革命」的嫌疑；毛澤東的神聖地位只有中古歐洲的羅馬教皇方可以比擬。僅此一點已經足以證明「文化大革命」的反動性。

毛林頑固派指那些反對派份子為混入黨內的資產階級份子，是陰謀復辟的黑幫，這種指控既無事實根據，也完全不合情理。這不過是斯大林派把一切批評者「打成反革命」的一貫作風而已。這種做法只能幫助真正的反革命勢力，彷彿過去國民黨政權的愚蠢政策驅使一切不滿者在最後趨向同情共產黨一樣。兩者之間不同之處是：國民黨政權被推翻是歷史必然性的實現；而資產階級的復辟陰謀，只要無產階級政權不犯原則性的重大錯誤以至脫離群眾，則永無實現之日。因此，凡是不願盲從毛澤東的人，都要避免受那些「防止資產階級復辟」、「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之類口號所欺騙，不可因為這些而支持頑固派對改良派的鬥爭。

毛澤東口中的「反修正主義」包含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反對蘇聯官僚的和平共處與和平革命的路線，另方面是反對蘇聯內政上那些自由化的改良，前者是進步的，後者是反動的。當前「文化大革命」中所涉及的反對和防止修正主義，顯然主要是後一方面。正因為現在毛林頑固派「打着紅旗反紅旗」，在反修的幌子下拼命壓制無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所以給蘇聯官僚及其夥伴造成一個最好的機會，在反對斯毛專制主義的幌子下去推銷他們真正修正主義的黑貨。

毛澤東的忠實的信徒吹捧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說他「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若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改為「斯大林主義」，這些話就十分正確了。儘管毛澤東屢次反對斯大林本人的政策和指示，他做出了許多斯大林本人所不會、不能或不敢做的事情（包括好的和壞的兩方面），他卻是一個十足的斯大林主義者，徹底忠實於斯大林主義的基本精神。他的思想方法是經驗主義的；政治信仰是一國社會主義；他缺乏真正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而極端愛好權力；自命為全民的大救星而不肯和無產階級或任何一個階級共禍福：善於操縱和利用群眾卻不肯接受群眾的監督；在他的內心深處絕不相信群眾有脫離監護人而獨立自主的能力；他善於組織和領導武裝鬥爭以及使用一切陰謀詭計，卻不慣也不善於運用民主方法同政敵爭奪群眾；由於經驗主義和不受群眾監督，他免不了左右搖擺，一再施行嚴重錯誤的政策而不能及時改正。這種思想、性格和作風，是工人國家的官僚統治層以及他們所指揮所鼓舞起來的革命冒險家特有的思想、性格和作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落後孤立的環境中、在世界資產階級以及一切舊制度舊傳統舊思想舊文化的壓力下，所產生的退化和畸型的變種。現在，由於世界革命的發展和各工人國家經濟文化水平的提高，斯大林式的政制和斯大林思想對工農革命組織的控制，到處都已明顯地動搖或者開始崩潰了，只剩下中國作為它最後的堡壘。而這堡壘也不能避免感受到日益增長的內外夾攻的壓力。毛澤東，作為共產黨官僚專制的最高代表人，絕不能容許公開的批評和合法的反對派存在而繼續保持他的領導地位。他和他最頑固的擁護者為了避免遭受斯大林和拉科西那樣的命運，只好採取最黑暗最極端的愚民政策以堵塞一切自由思想的缺口，而美其名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今天的處境比死亡前夕的斯大林更險惡得多，所以他的性情變成和他的老師同樣偏狹、陰險、狠毒。而他目前所發動的這個清黨運動的狂暴程度更超過了他的老師。

彭真、周揚、鄧拓等人領導的反對派（劉少奇顯然曾經支持過他們，但支持的程度如何，目前我們還不知道），部分地反映了群眾的改革要求和歷史進步的客觀需要，在這些方面是值得同情與支持的。不過，決不可對他們抱有甚麼幻想。他們不過是赫魯曉夫一類的貨色（雖然他們並不贊同赫魯曉夫一切路線，尤其是和平共處以及和平革命這方面）。他們不但長期擁護過毛澤東種種錯誤政策，不但現在所提出的批評還是非常不徹底的（同時難免摻雜着一部分真正右傾的主張），而且根本不敢發動群眾起來公開向頑固派鬥爭，始終還在玩弄着陽奉陰違的腐敗的官僚陰謀手段。所謂陰謀奪取政權，不過是頑固派扣在他們頭上的帽子而已；他們至多只是企圖像赫魯曉夫那樣，等毛澤東死後繼承寶座而施行新政罷了。假定他們有一九二七年以前蘇聯共產黨反對派那樣的勇氣，恐怕毛澤東和林彪已經倒台了。總而言之，他們並未背叛官僚層，而只是官僚層內部一個非常懦弱的開明派、改良派。所以，對於他們，應當強調他們有權利也有責任拿出他們的綱領來進行公開的鬥爭。這種公開鬥爭，將大大促進群眾的覺醒，便利政治革命的爆發和勝利。

真正的文化革命只能是一個漫長的研究、批判、探討、創造和傳播的過程，這裏面必須包括對舊文化批判的繼承。而為了批判和繼承，必須作深入的研究；決不能把舊文化一棍子打死，一把火燒光。在從事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時，人們要豐衣足食，要有思想和言論的自由，還要有相當的閒暇時間。如果暴力鬥爭還佔據着舞台的中心，如果一般人還要日夜苦幹才能勉強吃飽，如果言論出版還受到嚴格的檢查（即使檢查的目的真正是純粹為了壓制反革命）－－總而言之，如果階級鬥爭和個人生存鬥爭還十分尖銳的時候，就談不上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正式開始，那時頂多不過是替文化革命掃清道路而已。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相反，它只能是和風細雨，不能是狂風暴雨。目前毛澤東所發動的運動，既非革命，又無文化，只是官僚層頑固派為了保衛自己的特權不惜摧殘文化事業的拼死的政治鬥爭，是統制思想的愚民政策。

在一切束縛群眾頭腦妨礙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舊思想之中，最有害的莫過於信仰救世主或者真命天子的思想，而革命領袖的神聖化正屬於這種思想。這種思想使群眾保持為消極被動的因素，讓社會繼續劃分或貴族和平民兩個等級。中共一面高呼「除四舊」，一面卻拼命地將毛澤東神聖化，強迫人們崇拜他，這樣決不能造成真正進步的影響，反而加深群眾對舊思想、舊迷信的留戀。

反映在毛澤東着作裏的毛澤東思想，本來包含有不少真理和進步的東西（雖然這些未必都是毛澤東所首創的，也未必是當代的最高峰），因此所謂「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在一定限度內也確實有積極的意義，可以幫助人們樹立共產主義人生觀和採取正確的工作方法（不消說還可以學到一些革命理論）。不過現在頑固派把這方面誇大到非常荒唐可笑的地步，並且粗魯地強迫人們反復學習，反而引起人們整個地厭惡它了。造成這種誇大的原因，幼稚無知的成分倒是次要的，主要是他們懷有一種反動的目的：想藉此壓制一切反對意見和獨立思想，叫人人都變成馴服的奴隸。

新中國或立後教育制度還沒有經過徹底改革，毫無疑問，這方面還需要更大膽的努力。不過，這方面正和整個文化革命一樣，是一種細緻的和風細雨的工作，而不適宜採取粗暴的政治鬥爭方式。學校是塑造新的一代社會主義人的地方。如果為客觀條件所限，在社會上還不得不暫時對人民的自由權諸多限制，那麼在學校裏也應該容許比較寬廣得多的自由。資產階級國家大學的校園尚且是比較最自由的地方，無產階級國家的大學更應當如此，蘇聯在列寧時代曾經進行過世界史上最大規模最燦爛的教育改革實驗，在那裏各家各派的進步教育學說不但可以自由爭鳴，而且可以各自去實地試驗，在實踐中互相比較、互相切磋，以便尋求出最好的答案。這個偉大的實驗曾經吸引了世界各國的教育家去參觀、研究、學習和提供意見，贏得他們衷心的贊歎。如果不是後來被斯大林反動勝利所打斷，這個實驗一定早已獲得輝煌的成果，創造出一種無比優越先進的教育制度來了。中國今天所需要的正是同樣性質的教育科學實驗。可惜中共頑固派的所謂教育改革，其基本方向卻是與此背道而馳的。他們極力把中國的學校變成毛澤東教的誦經堂。青年人一旦獲得比較廣泛的知識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就自然而然要反對官僚專制，這個現象使頑固派震驚起來，連忙在興無減資的幌子下加強對學生和教師的思想統制：限制學術研究。過去十七年來的學校，一方面因為教育制度還沒有徹底改革，同時也因為毛澤東與「民族」資產階級聯盟的路線，當然會有某些不利於工農子弟而給資產階級子弟太多機會的情況，但目前頑固派所要進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矛頭並非真正指向資產階級，而是指向有獨立思想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同路人。

「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既然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性質是反動的，「紅衛兵」的性質自然也是反動的了。雖然它假冒無產階級革命武裝隊伍的名稱（在中文裏向來稱為「赤衛隊」，含義完全相同，在外國文則連字眼也沒有分別），其實兩者的作用和成分都大不相同。若要從歷史上找類比，最近似的倒是希特勒的「衝鋒隊」。兩者同樣是絕對效忠「領袖」一個人的私人軍隊；同樣是執行着反動的任務但用滿口的「革命」空話騙得大批不滿現狀的下層民眾來參加；在鬥爭手段上，這號稱為「文化」革命的「闖將」也並不比「衝鋒隊」文明得了多少；甚至「闖將」這稱號在意義上也恰好相當於「衝鋒隊」。自然，重大的不同也有－－「凡類比都是跛足的」－－毛澤東是工人國家的獨裁者，而希特勒是資產階級國家的獨裁者；「衝鋒隊」是希特勒登上政權的踏腳石，而「紅衛兵」是毛澤東用來挽救他的既得政權的救生圈。

毛澤東所以要建立而且重用「紅衛兵」，當然首先是因為發現原有的黨和團的組織已經靠不住甚至背叛了。「紅衛兵」差不多純粹由非常年輕的學生組成，裏面中學生比大學生的比重還要大得多，而不是由工人和農民組成。這點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學生是還沒有獲得確定的社會地位，亦即尚未有確定階級性的社會成員（大多數中學生根本尚未成人）。一個已經執政十七年的工人黨，為了進行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竟無法取得工農群眾的積極支持，而只能依靠一群沒有階級性的少年，這批少年在行動中每每和工人群眾正面衝突，還有比這更明顯的政治破產嗎?差不多在七年前，我已經表示過如下的見解；中共支持對匈牙利革命的血腥鎮壓和出爾反爾地鎮壓「大鳴大放」這兩件大事，確定地宣告了它與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進層脫離關係；今後中國工農群眾的政治運動再不會是由中共領導，而以能是反對中共而展開的了；因此，即使僅僅作為接近群眾的策略，馬克思主義者也再不能表示支持中共政權了，而必須明白地提出政治革命的號召。最近的形勢使我覺得更要強調這個看法。

那些學生參加「紅衛兵」，大多數是以此作為晉身之階（在平常情況下，青年人的職業出路是大有問題的，現在參加「紅衛兵」卻是一條爬上官僚屬的捷徑，或者是一個機會藉此成為「毛主席的隊伍」之一員，可以抓搶吃糧），或是不知天高地厚藉此儘量發洩一下他們久被壓抑的青年的熱情和首創精神，也有小部分是為了發洩對現存社會不平等的不滿，或者簡單犯了左傾幼稚病。由於年齡和生活條件的限制，他們是最無知、最容易受頑固派欺騙的。他們自幼生活在閉塞的環境中，受着中共嚴格的思想控制，極端缺乏歷史知識和國際知識，這是十分明顯的。甚至連一九五九到六一年的經濟大危機要由「三面紅旗」冒險路線來負主要責任這個擺在眼前的道理，他們都不明白，因為在實行大冒險的一九五八年，他們還是小孩子，而且一般都生活在城市裏－－不要忽略，「紅衛兵」主要是大城市的學生所組成。只有他們才能相信毛澤東完全諉過於「自然災害」的鬼話，才會支持新的極「左」冒險政策。他們之中佔少數的那些抱着天真的左傾幻想的分子，不久一定會幻滅。他們那些真正左傾的觸犯官僚物質特權的要求，決不會被接納，他們甚至將要遭受毛林頑固派無情的打擊，正像當年希特勒對付「衝鋒隊」的左派一樣。

到目前為止，這場鬥爭中自然是毛林頑固派佔盡上風。但歷史潮流比任何主席、領袖、統帥都強得多，它已經把官僚政權的基地挖空了，崩潰之期當在不遠。頑固派的真正對手並非那影子般的官僚改良派，而是廣人工農群眾；這主角還末出台，但鑼鼓已在急奏了。「毛主席語錄」中「造反有理」這句話將被工農群眾認真地接受，「紅衛兵」的闖勁將發生意想不到的示範作用。中國將再一次震動世界。毛澤東若能像斯大林那樣得到好死，就算萬幸了。他唯一「親密的戰友」林彪的前程也不會比貝利亞、馬林科夫好。將來毛澤東的墓誌銘上要寫道：「他以全民領袖的身份登台，以獨夫的身份下場。」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

附註

「三面紅旗」－－一九五八年中共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即「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根據這路線發動「生產大躍進運動」（包括「全民大煉鋼」等等），並且在全國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當時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合稱為「三面紅旗」。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王凡西

一 中共黨內鬥爭的力量關係

中共內部在「文化大革命」前後所存在以及所形成的諸般力量間的相互關係，照毛澤東們自己說是這樣的：

（１）　最高領導層中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是「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反革命修止主義份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份子」；

（２） 在幹部中，有四種人物：

一、「好的。」

二、「比較好的。」

三、「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

四、「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

這四類幹部派系分化的實際力量對比是否如此，我們自然不能用甚麼「實況調查」或統計材料來加以證實或否定。不過，從這幾個月來「文化大革命」的真實過程看，我們卻有充分理由斷定：毛系這一個說法是不符真相的。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規模與聲勢，和它規定的目標之間就是大不相稱的：僅僅為了「打擊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竟得叫全中國數千萬大中小學生一律停課整年，竟得耗費無法估計的國帑，去運載、供養這些小將們串連全國；竟得將全中國的文藝乃致黨政機關攪得停頓紛亂，翻天復地；竟不惜將中共內部完整統一的神話拆穿；竟不顧一方面美帝，另方面蘇修的惡意稱快，大肆反華宣傳，竟……這是無法令人相信的。如果事實真如中共毛系所說，他們付出了如許代價而僅僅為了這麼小的一個目標？那麼，毛澤東這回不是在用牛刀殺雞，而簡直是在以原子彈轟炸舢舨船了。天下決無此理，因而也決無此事。

毛澤東們必須發動如此規模的「大革命」運動來打擊「當權派」，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了那個被打擊的對象決不是小的，決不是一小撮，而是大的，甚至是很大的一大夥。

這個「一大夥」在中共的全部當權派中究竟佔有多大比重，在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它佔多數還是少數，我們無法斷定。不過從種種跡象看，他們在實際上可能還是多數（毛派文件上時時透露他們自己居於少數）他們在八屆第十一次中全會上所以會屈居少數，多半是由於毛澤東們施加種種（政治的與非政治的）壓力才造成的。

幹部中，被毛派稱為「好的」與「比較好的」；其意即為從來絕對服從毛氏一切言行的人，據說是「大多數」，這是一定不足信的。因為我們知道，共產黨內部的人事安排調度，不論中外，從來都操於總書記之手。誰當總書記，誰的系統便佔據了黨組織中大多數的要職。當年史大林如此，後來的赫魯曉夫亦是如此。而所謂「黨主席」或擁有其他更高榮銜者，則雖功高位尊，名大信孚，可是在和廣大幹部的聯繫上，卻總不及總書記的近便。就連列寧吧，特別是中風以後的列寧，都曾深深感到總書記史大林的掣肘與違拗，今天毛澤東也多少會有同感的。中共今天的反對黨既是劉少奇與鄧小平的聯盟，那麼，這兩個前後相繼，長期來握住了總書記大權的人，當然已將大多數與自己有密切關係的幹部位置於重要黨部中了。

中共內部以劉少奇、彭真、鄧小平等為首的反對派，是人數眾多（遠遠多過毛派）與影響頗大的一群，他們雖不能說有成形的組織（更確切些說，除了現成的黨團之外，他們沒有特殊組織）；卻具有嚴密與深長的系統，這個系統主要與首先不是因思想的同一而形成，卻是因長期的工作關係與人事的緊密聯繫而結成的，他們基本上都是毛澤東思想者，他們對於「主席」的不滿，祇是因為十年來毛澤東所倡議的內外政策給帶來了失敗的後果；祇因這些痛苦的經驗給他們打開了眼睛，讓他們知道了毛澤東不是永不錯誤的神，而是也會犯錯誤的人，甚至是因為老而且病之故，常能陷於狂妄想法的，所以他們希望他能安於尊榮，少理黨國大事，逐漸成為名義上的領袖。

在中共的最高層與較高層的幹部中，作如上想法的人，我們相信佔頗大多數。

至於中下層遠較廣大的幹部中，由於他們沒有直接接觸毛氏的機會，沒有直接認識領袖的可能，他們自不會有上述想法，但是「三面紅旗」的痛苦經驗他們都是受到了的，而且比高級幹部們感受得更深更切。因此，毛澤東思想的「英明領導」，也必然在這些人中間大大降低了信心。從來，在這些幹部的心目中，毛與黨中央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在「三旗」之前，人們是無法叫這些幹部將毛與黨分開，更談不上二者的對立；可是「三旗」之後，如果代表黨中央的人出來訴說毛的錯誤，他們就可能聽得進去，有可能站在黨的立場來反對主席。這是很大的一個區別，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新現象，中共中下級幹部裏有了這個新現象，那也就是說，毛澤東的反對派卻使不曾擁有固定的巨大群眾，卻總已有了潛在可能的龐大基礎。

此外，還有黨內那些真正「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投機、蛻變的官僚腐化份子。這些人的數量也許是更多的。他們自然不是毛澤東的反對派，也根本不會因原則或政策而成為反對派，不過為了他們的大小不等的「烏紗帽」，卻準備反對任何企圖反對他們的人，並且隨時準備擁護任何保護他們的人。這些人，如果毛澤東今天的「革命」矛頭對準了他們，他們將會堅決地站在「走資木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一邊，相反，如果毛系願意暫時利用他們來「揭發」和「打擊」當權派，他們是更願意為「萬歲」效勞的。

以上，我相信是目前中共黨內反對派的較近真實的情形。

二 毛劉之間

關於中共最高層內各個領袖之間的分化離合，現在我們雖然看到了較多資料，卻仍舊難於作明確的敘述。有關這方而的真相，必須要在事後好多年，才能讓史家作出接近真實的記載來。我們不能這樣做，也毋需這樣做。我只想談談下面兩個問題：一、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如何？二、林彪為什麼會代替劉少奇成為毛澤東的「親密的戰友」？

在許多方而，毛劉二人代表着不同典型。如果毛偏向於革命的「浪漫主義」，那麼劉偏向於革命的「現實主義」。毛的身上兼具有中國農民和中國舊讀書人的氣息，劉卻是接近工人的新式智識份子的代表；毛的學養主要是中國的，而劉的中國舊學底子甚淺；毛是打下了部分天下之後才進修馬列主義的，劉卻在投身革命之前便已在國外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毛雄才偉略，英雄主義十足，帝王思想深入靈魂，劉則謹小慎微，平民氣息較濃，民主精神略佔上風；毛敢作敢為，勇於創新，強調主觀能動性；劉冷靜審慎，循規蹈矩，常常考慮客觀條件；毛急於事功，為目的不擇手段，「教條」對他不起作用，劉卻穩步前進，目的與策略之間常帶關聯，原則對他有多少拘束力量；毛一生的工作在學生、農民與兵士之間，幾耗畢生精力於武力的培植，劉的工作重心則偏於工運和黨務，盡注其心血於機關的策劃和佈置……總之，這兩個人，無論在長處或短處方面，都不屬於同一類型，而是相反的。

然則在過去他們二人又怎能相輔相成，「合作無間」呢？

撇開別的不談，最最主要，我想是因為劉少奇曾經幫助毛澤東打敗了他的長期對手王明，曾經在理論上替毛澤東概括出「毛澤東思想」，並且使這個思想成為一尊，在一九四五年召開的中共第七次大會上正式寫進黨綱，使之成為中共唯一的與公認的指導路線。

主要是這個功勞，使劉少奇二十餘年來一直成為毛澤東的「最親密的戰友」，並且曾公然宣佈為毛氏的繼承人的。

劉少奇捧出「毛澤東思想」，因而使毛氏的思想成為「一尊」，使毛氏本人確立為最高的唯一領袖，是否出乎策略，即是否違背了本心，祇為要取得毛氏的信任而這樣干的呢？換句話說，是否劉少奇從來「反對毛澤東」，他之所以高捧這個思想，祇是為的「打着紅旗反紅旗」？

我們認為不是。

多年來，有不少自以為是「中國通」的人，總愛說劉少奇是所謂「國際派」的領袖，是從來反毛的。最近看到了公開出來的毛劉之爭，他們便更以為是，以為他們從來的所信得到證實了。

其實這是違反事實的。

中共內部的所謂「國際派」，歷來是指那些在莫斯科受過教育，回國後不從實際工作中鍛鍊，憑「留學生」資格竊據高位，並挾共產國際以自重者，他們一切聽命於莫斯科，自己無獨立主張，甚至一切依賴莫斯科，並不想自力圖強。此派人中自以王明為傑出代表，而劉少奇不與也。無論在王明以前，或王明以後，他都不曾扮演過這角色，因此他根本不是什麼「國際派」。劉氏從事共產主義活動數十年，前期搞工連，後期干黨務，在工作態度上既以比較切實見稱，在黨內關係上亦從不聞有假外力以自植派系大事。故若中共黨內確實有了劉少奇派的話，那麼首先是在實際工作中形成，決不是依「國際路線」走出來的。

不過，如果我們將毛劉二人對照起來看，在一個確定的意義上，也未始不可以稱劉少奇為「國際派」的。正如我們前面所說，劉少奇與毛澤東相比，是偏向於革命現實主義的，是接近工人的新式知識分子的代表，是早年就在外國受過系統的馬列主義教育的，他當然更了解世界大勢，尤其是更了解國際工人運動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及其現狀，更着重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性與國際關係。一句話，劉少奇比毛澤東具有較多的國際知識，具有較大的國際眼光，因此，在毛澤東的民族見地與「民族主義」的陪襯下，劉少奇確乎是國際主義的，確乎是國際派。

但是在過去，毛的「民族主義」與劉的「國際主義」非但沒有衝突，而且相得益彰；相輔相成。

原因：劉之所長恰恰可以補毛之所短。不論在一般的黨政工作中，或者在特殊的反「國際派」鬥爭中，毛之成功和勝利都和劉少奇的支援分不開。

沒有毛的「民族主義」，劉的「國際主義」不容易在中國落後的土壤上生根；可是沒有劉的「國際主義」，毛的「詩云、子曰」畢竟也無法去和王明們的「希臘、羅馬」鬥爭，並鬥爭而勝之。我們這樣說，雖然流於籠統抽象，但本質上和大體上卻不曾錯。

然則，毛劉這兩個相輔相成的對立者，到了什麼時候，為了什麼緣故，其矛盾的相斥性超過了相成性，以致成為中共內部鬥爭的二派首領呢？

根據種種跡象，我們可以推斷，毛劉矛盾開始的時間多半是在一九五七年以後（註[1]），而矛盾的原因，主要是以「三面紅旗」為主的對內政策以及因「反修」鬥爭而引起的對外政策。

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上，我們上舉的毛澤東性格上與思想上的種種特點，可以說發揮到了極致。其中有農民們天真的平等主義。有中國舊式士大夫的狂妄理想，有從孔夫子直到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的大同主義，又有從史大林那裏學來的卻由毛氏更加發展了的「一國共產主義」；同時這些政策的實施與推進，又在在顯出了毛澤東的「磅礡氣概」，顯出了他的敢作敢為，顯出了他的勇於創新，以及在「打破一切框框」的口號之下，他之完全能否定馬恩列的科學「教條」，甚至也不看重史大林在這方面的失敗經驗。

當毛氏將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如此淋漓盡致地發揮之時，在性格和思想上處處與之對立的劉少奇會無條件的擁護，一點都不表示反對嗎？不可能。

由於中共勝利以來毛所享有的巨大威望，劉可能在最初一個時期擁護這些政策的；但當這些政策在很短期內暴露出可怕的錯誤後果，以致連彭德懷等人都心知不妙，不得不出來反對之時，那個頭腦比較冷靜，思想比較清楚，理論較有根底的劉少奇，自然發表示異議了。

如何表示？如何為自己的不同看法鬥爭，它是否像最近在北京紅衛兵的大字報上所透露那樣，劉少奇在同志們的推動與簇擁之下，竟在一九五八年的中共六中全會上將毛逼下了人民政府主席之位？是否從此以後他和鄧小平等竟自作主張，對毛氏敬而遠之，一貫地管自己進行「資產階級與修正主義的路線」呢？我們不想加以推測和猜度。我們想要肯定，而且也可以肯定的是這個事實；為了以三面紅旗為代表的中共所採取的有關「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內政策，乃是毛劉由親密合作轉變為敵對衝突的主要原因。

毛劉因國內政策上的不同立場而發生異見，後來又因國外政策，特別是因對蘇政策的不同看法而加深異見。在這方面，毛劉二派究竟有什麼不同，今天我們所知道的，比他們在國內政策上的歧見更少。原則上，我相信毛劉是同樣堅決反對「蘇修」的，二人不同，多半是限於策略方面。毛澤東本來是非常高明的策略家，他最懂得為了自身利益，如何靈活而巧妙地—有時甚至不惜犧牲原則來遷就策略，藉以獲取一時之利。然則在這些年來的「反修」鬥爭中，他怎麼會扮演最死硬的「教條主義者」的角色，以致中國和中共，日益陷於孤立無助之境，日益失去全世界人士（包括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派在內）的同情呢？主要因為毛澤東個人命運與中蘇共的衝突結合得太密切了，任何重大讓步，即令是策略上的，都會影響到毛的威望，甚至影響到他的地位。自從一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派一出現以後，這使他更加警惕了，警惕到了過敏的程度，他要防止發生「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派」。為此，他必須爭取全勝，甚至在細小策略上都不許退步，不許軟弱。

可是這個態度，對於整個中共，對於中國，乃至對於目前的國際反帝運動與革命運動，顯然都是有害的，至少是不智的。中共最大的敵人是美帝國主義，而中國要成功地與勝利地反對這個大敵，自非與蘇聯妥協不可。但毛澤東今天非但不此之圖，反而在相當程度內，在主動地促成美蘇合作。毛澤東一向譏笑王明派的戰略，說他要用「兩個拳頭打人」，可是今天，他自己卻猶有過之，簡直是以雙足雙手，同時要打倒所有敵人。外交部長陳毅的名言，邀請美蘇同時來打，越早越好云云，把毛氏的策略觀非常可笑地表示出來了。這種態度，別說是中共黨內那些有經驗的政治家和策略家們，就是普通工人，也都會覺得不切實際的。

劉少奇等當然會表示不同意見。

不過使毛劉二系的矛盾公然爆發的對外政策中，我認為最主要與最直接的原因有二：１、對越援助的聯合行動問題；２、印尼共產黨的政變及其慘敗問題。所謂聯合行動，無論在工人運動一般革命派的傳統中，或者在共產主義運動的傳統中，都是通行的。為了反對階級敵人的一個特殊的鬥爭需要，各派革命工人與政黨，可以而且應該不計及某些較大的原則問題上的不同，聯合起來一致行動。這種行動，完全可以、也完全應該運用於目前的援越問題上，可是中共卻對此提議採取了消極否定態度，這態度不但使「真聯美，假援越」的蘇共振振有詞，而且使許多一向同情中共的日共與北朝鮮共黨，都逐漸離開了中共。中共採取這個態度自然是出於毛澤東的堅持，劉、鄧、彭真等一定對此極表不滿。真相如何我們雖無文件可稽，但光看這樣的事實：日共宮本顯治等於一九六六年初來華訪問，與彭真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們會談之後，彭真不再露面，而日共遂即開始轉向，這其間是透露了一點消息的。

印尼共的政變與中共的政策有多少關係，無法說，中共領導層中對於印尼共黨的方針有否發生過分歧，我們也無法推測，不過印尼共的政變企圖多少受着中共武裝革命路線的影響是顯然的；她的悲慘失敗促成了中國內部的權力鬥爭也是顯然的。印尼共的流產政變發生於一九六五年九月底，中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信號「海瑞批評」發射於十一月，這個時間上的吻合，當非偶然。

印尼共的慘敗代表着中共在亞、非、拉美地區外交戰中一連串挫折的頂峰。達到這個頂峰，那末一向對於毛氏的對外政策懷有異見的人，很自然會藉此時機，對「黨」，對毛髮動猖狂進攻了。

三 為什麼林代替了劉少奇？

為什麼毛要將林彪代替劉少奇？這個問題，我以為比較簡單。

首先因為，軍隊比之於黨、團、工會等等組織，在人事系統上，一向就更直接地受着毛的控制。（所以會這樣，第一在於毛之重視槍桿子，他自來就特別注意軍隊幹部的選擇；第二，由於軍隊中的龐大群眾乃至低級幹部的定期更新，它是更易為最高領袖的威望所左右，較難為部隊首長的人事關係所束縛的。）

其次因為，「職業軍人」的林彪，對毛的無條件服從，一定遠遠超過了「自作主張」的劉少奇。自從他代替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之後，他在解放軍內有系統地進行着（嚴格說是執行着）神化毛澤東以及將毛澤東思想宗教化的整套辦法，是很得了「偉大領袖」之心的。

一方面為的要依賴軍隊來整肅黨、團、工會等等組織，另一方面為的要酬答嘉獎林彪全力神化領袖之功，毛澤東遂決定拿他來代替劉少奇，作為「最親密的戰友」。

如果當年劉少奇坐上第二把交椅是因為他「聖化了毛澤東」；因為他奠定了毛澤東思想的一尊，那麼今天林彪之所以能取而代之，乃因他「神化了毛澤東」，因為他將毛澤東思想更高地捧成絕對的教條。

在兩個不同階段上的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需要有不同的人來抬舉，需要有不同的人來做祭司。

將毛恩定為一尊，縱然荒唐，卻仍屬於理論和思想範圍的事，這工作需要理論家，或至少需要理論家型的政治家。

將毛思捧成為教條（甚至捧成為符咒），這已屬於感情方面和信仰方面的事，這工作需要狂熱的教徒或能裝成狂熱的陰謀家。

劉林交替，若從對毛的關係看，從毛澤東思想的發展看，主要應作如是觀。

至若從今天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的實際過程看，林彪究竟怎樣成為毛澤東的大使徒，成為毛教的大祭司，這問題我們就難於推測了。因為這中間必須牽涉到無數人事關係。這種關係，不必說我們這些局外人，就是中共的內部人士，甚至它的最高階層中人，一時也未必弄得清楚。因此我們無須去猜測，也不必去猜測。這種猜測乃是野史軼事的分內事，與嚴肅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分析根本無關。

我們可以談談的，只是如下幾個問題：

毛林合作，到底誰居主動地位？許多人—特別在林彪上升消息初被證實之時，都以為毛因病廢或老邁之故，實際上已成了林的傀儡。他們斷言林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利用毛的威望，以軍隊為手段，藉以打擊劉少奇一系，篡奪黨政大權。這種推測，已被事實證明為不確。從一切跡象看，毛今天還是手握大權的。在「毛林公司」中，他顯然處於主動的與決定性的地位。

當然，這毫不排斥林在這個合作中所曾起的，乃至正在起着的主動的與重大的作用。要使自己的名次從第九（根據中共八大選舉中委的票數）躍居為第二，要使自己為「偉大領袖」特別垂青，寄以重望，決心排除種種困難，使之代替那業已當了許多年「繼承人」的劉少奇，不必說，林彪一定在趨奉、迎合方面做盡了一切工作，甚至做盡了一切詭計（包括走皇后內線在內），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復能獲得「最親密戰友」這個稱號。

另一個問題是：林彪突起，解放軍凌駕乎共黨之上，是否意味着中國式拿破崙專政的可能？這，我想至少在目前還看不出。在利用各種矛盾的力量，使它們相互衝突，相互箝制，相互平衡，以便穩保自己的統治地位。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從來是拿破崙——拿破崙第三－－主義者。毛澤東是運用策略的高手。當他利用某一力量來對付另一力量時，這時他根本不看重原則。以黨治軍原是共產黨的原則，但由於實際鬥爭的需要，必須用槍桿子來敲破黨官們的腦殼時，毛並不受「教條」束縛；可是你若因此而以為今後毛將以軍代黨，那就錯了；到了某種時候，當實際鬥爭的需要，當他腳下的諸般矛盾的衝突需要以黨制軍時，他便會高舉那條今天被他踩在腳下的原則，要用黨來肅軍了。（除非毛因病死而來不及如此做，或因國內和黨內諸力量關係發生根本變化，使他不能如此做。）

人們所以會強調軍事獨裁的可能，最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們將傳統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與軍隊的關係，來看中共和解放軍的關係。其實這是大錯的。中共和解放軍的關係，非但不能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軍關係比，甚至不能完全同蘇聯共黨和紅軍的關係比。紅軍是蘇維埃政權的產物。而中共政權卻是解放軍的產物。自從一九二七年以後，一般說來，中共和它的軍隊是分不開的，黨固然是軍隊的政治指導，是軍的靈魂，但在同時，軍卻常常是黨的組織者，宣傳者與推廣者。

因此，中共的黨和軍並非截然劃分，它們的關係並非對立的。

因此，我們不能因林彪的崛起而就此認為他將變成中國的拿破崙——拿破崙第一；我們也不能因為毛氏今天用軍隊來解放黨部，而便認為中國今後必將有一個軍事專政的時期。

還有一個問題：從「聖化」變為「神化」，從「一尊的思想」一變而成「獨斷的教義」，再變而為驅除「牛鬼蛇神」的「符咒」，到底表示了什麼？

毋需深究；這顯然是表示了毛澤東近七八年來無論在國內國外，無論在中共內部與民眾中間聲望的低落，它表示出人們對於毛澤東「英明領導」的失去信仰，它表示出中共內部反對毛澤東政策的種種意見的抬頭，它表示出因毛澤東錯誤領導所造成的中共內部鬥爭的激化，它表示出因此「錯誤領導所釀成的悲慘後果的嚴重——它們一方面加深了工農群眾與迅速墮落的統治黨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加深了中國社會中現有諧階級之間的矛盾。

總之，這絲毫不表示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威望的提高，而是恰恰相反：求神拜佛，符咒禳災，總祇能是病況沉重的標誌。

四 紅衛兵與年青一代

病況沉重的另一個無誤的標誌是藥石亂投，而紅衛兵則是毛澤東亂投亂抓的藥石之一。

「紅衛兵」問題，乃是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種種迷人現象中的最迷人者。顯然，在中共現有的諸領袖中，毛仍然是最有力的。他對於黨、政、軍、警（公開的與秘密的）的控制力量，即使不比三十年代的史大林大些（我仍舊相信他大些），總不會比他小些。那麼當年史大林可以運用秘密警察這個武器來肅清他黨內與軍政機關中的一切敵對者，為什麼威望較高，力量較大，地位更穩的毛澤東反而不能以簡單的組織手段，行政命令，或秘密警察來對付劉鄧一系以及他們下面的黨羽呢？為什麼他必須發動廣大青年群眾，欽命他們造反，以致將全國的一切生活搞得大亂呢？

正是這樣的問題，使一切所謂中國通或中共通迷惑不解，因而稱紅衛兵運動為「文化革命」的謎中之謎。人們因為解不開這個謎，因而有人說毛澤東病了，患了腦筋軟化症，失去了判斷能力；有的人說他死了，天安門上站的是替身，其實一切荒唐主意都是江青和林彪出的；有的人則說他瘋了，患了癇癲症，對一切人猜疑，除了皇后、嬖倖和最親信的御林軍頭子。

其實，這些「聰敏人」的假設都是錯的。紅衛兵這種辦法不管怎樣離奇，卻還是可以解釋，而且是符合了毛澤東思想的。

我們曾經指出：紅衛兵運動所以成為可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客觀基礎，那就是目前中共治下年青一代的精神生活。這個生活是「苦悶、絕望、現實而空虛」的，它是中共官僚統治的當然結果，也是對於這個統治，特別是對於其荒謬的青年政策，所表現的那一種極度不滿的消極抗議。

毛澤東本人就是從學生運動起的家，他最了解青年情緒與青年特性，他又是策略高手，擅長無原則地利用各種力量之間的矛盾，故當他發現手下的黨政組織大半為他的對手所控制時，他便毫不猶豫地利用年青人，利用他們那種深刻的但是消極的不滿。發動他們，支持他們；使他們的消極不滿變為積極行動，矛頭指向他的對手，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這樣一干，在毛澤東的打算中，真是一石數鳥的，第一，原該首當青年人怒氣之沖的他，在青年人的眼光中，不但洗清了汙點，脫盡了責任，而且成為反官僚、反貪汙、反資本主義腐化的「偉大舵手」；第二、全面地打擊了劉鄧當權派，並進而澈底消滅一切反對派，藉以建立毛澤東個人與毛澤東思想的絕對統治，第三、以群眾運動方式，一邊「革命」，一邊「教育」，可以訓練成一大批絕對忠實於毛澤東思想的新幹部，代替那些不聽話內或腐敗的老幹部，同時可以預防下一代走上「修正主義」道路的危險。

懷着這樣的打算，毛澤東出來鼓動青年，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他什麼手段都耍出來了，而其中最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宣佈「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那個行之已久的口號為「反動的血統論」；他宣佈這個歷來扼殺青年的所謂「階級路線」是「徹頭徹尾的歷史的唯心主義」。（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論。）

我們曾經把中國目前的青年分成三類：一類是工農子弟，人數最多；另一類是「不好家庭」出身的子弟，人數居次，第三類是「英雄、好漢」的兒女，人數最少。這些人中，怨氣最大的自是第二類人。他們最不滿意現狀，他們最願意亂。因為天下一亂，他們不但無所損失，卻還可能有所獲得的。過去他們苦悶絕望，祇因為他們看見共產黨的絕對控制，看不見任何變亂之象。可是如今好了，毛主席出來主張公道了，出來替他們「平反」冤屈了，並且告訴他們說，這個冤屈是黨政機關裏的當權派造成的，所以號召他們起來「造反」，號召他們「奪權」，號召他們去打倒這「一小撮人」－－這是多麼響亮的一個春雷，多麼巨大的一個推動；無怪乎青年人都瘋狂起來了，帶着「沖天的幹勁」出場了，他們要「誓死保衛毛主席」，要「誓死打倒那些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當然，有資格入學讀書而又有資格當紅衛兵者，很少係屬於我們上面所說的「第二類」人，但是學生中，甚至紅衛兵之中，佔據最大多數的畢竟不是屬於「英雄好漢們」的子女（他們還受了「中央文革」的歧視，被明令「勸告」不可當紅衛兵組織的領導者的），而是第一類，即工農及一般城市居民的孩子們，他們是不滿意現狀的，是反官僚的，他們的怨氣一半由於自己的感受，另一半則表達了他們父母的不滿。因此，他們也是能夠受毛澤東「反當權派」的蠱惑性的煽動的。

毛澤東的「紅衛兵」，使很多人想起了希特勒的「衝鋒隊」。這二者之間自然有許多根本性質的不同點，如果看不見這些根本不同，貿貿然在二者之間劃等號，那是荒唐的；不過有一點相同卻是事實，那就是：「當權派」中的最當權的一部分，利用廣大年青群眾對於統治階級及其統治制度的深刻不滿，使用了一切「革命的」與好聽的口號，發動他們，組織他們，藉以打擊統治階級中的異己分子以及真正的革命分子。

希特勒利用青年人對於腐朽的資本主義的不滿，號召他們起來革命，藉以保存資本主義，同樣道理，毛澤東利用青年人對於共黨官僚統治的不滿，號召他們起來革命，籍以保存這個官僚統治。

「希特勒的革命」與毛澤東的「革命」，就階級性質說，當然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但是就他們利用青年群眾的理由與情形說，都是相同的。它們表示了統治階級或統治階層和人民之間，特別是和青年群眾之間，那種極其深刻的矛盾，也完全是相同的。 在最「正常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統治制度內發生了危機，那就通過議會鬥爭來解決。可是一到資本主義發展到「不正常」的階段，一到這個國家裏發生了「不正常」的危機的時候，議會鬥爭這個民主道路就行不通，於是就來了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以及諸如此類的「革命」辦法，以此來解決危機，以此來保存和延續資本制度。同樣，在共產黨和共產黨統治的國家中，在正常健全的條件下，一切問題（包括或大或小的矛盾在內）都應該循民主集中制的辦法來解決。黨內如此，政府（蘇推埃）之內亦是如此。列寧時代的蘇聯黨政機關中，不斷的發生矛盾和危機，也不斷地用這種方法來克服，來解決了的。可是等到黨和國家的情形越來越不正常了，也就是說，越來越墮落了，這時，那個傳統的解決矛盾方法便不再適用，卻產生了其他的非常的「緊急手段」，所謂緊急手段，截至目前為止，歷史主要地讓我們看到了兩種：一種是史大林的，他應用了秘密警察，應用了司法羅織，實行了大規模的屠殺與謀殺；另一種是毛澤東的，便是以發動群眾運動為主，而以史大林的那一套為輔。前一種是少數人的陰謀，後一種是多數人的「陽謀」。

史、毛兩人採取了不同的解決危機的手段，自然多少與二人的性格有關，不過更重要的，總在於他們二人不同的地位。毛在這件事上之所以不完全師事史大林（註2）應該用他對自己的權力與威望有了充分自信（甚至是過分自信）來解釋的。毛相信，憑他擁有的權力和威望，要把他的敵對者（他們霸據着大多數黨、團、政以及其他機構的地位），用「組織手段」或其他的陰謀手段來排除，雖然也能辦到，但他覺得這樣干不澈底，不充分，沒有「教育意義」，因此他要發動千千萬萬的群眾，要實行一大民主」，要進行「批、斗、改」，以便一方面除去那些為他所不喜的敵對者，另一方面培養出一大批註射了「修正主義」免疫針的新幹部。他相信，這樣干雖然會激起很大的反抗，會攪得天下人亂，但他仍以為事情能在他劃定的路線內進行，不會走到他所希望的反面去。

2註：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運動，曾經被蘇聯的一位評論家指為「師事托洛次基的」。這話當然荒唐，但亦非完全無因。為了說明馬克斯主義革命家對於青年學生的正確態度起見，附帶講一講那個老故事也許是必要的。原來蘇聯在一九二二年時候，列寧病危，黨政大權操在史大林、齊諾維埃夫、加明尼夫三頭之手，黨迅速地陷於官僚化的危機。那時托洛次基認為，要克服這個危機，「要克服閉關的集團作風，克服官員們的等級精神，除了實現民主之外，別無他法。（見「新路向」中譯本第十一頁，而要實現民主，據托洛次基看來，「問題首先是要在老幹部和十月革命後入黨的那些佔黨內大多數的黨員之間，建立比較健全的關係」，因為「黨以兩層分隔的建築形式而存在這一個事實，本身便含有許多危險。」（均見上引書第五頁。）為了這，托洛次基討論了老輩與年青人的關係問題，並且提出了青年學生們在為黨的民主化鬥爭中所能起的作用問題。在這方面，他寫道：

「青年學生們，一如我們所曾看見的，以特別有力的方式起來反對官僚主義。列寧並非無所謂地提議過：要多多依靠學生和官僚主義作鬥爭。青年學生由於其社會成分及其接觸，反映着我們黨內的各個社會群以及他們的心理狀態。學生們以其青年氣及其敏感性，能使此一心理狀態迅速賦有積極形式。因為正在學習的青年，他們會努力去求解，並將現象概括化。這不是說，學生們的一切行為和心情都反映了健康傾向。……不過我們說青年人是我們的晴雨表，我們是把他們的政治表現看成非主要的，卻有徵兆價值的。晴雨表並不造成天氣，它祇是紀錄天氣……至於青年學生是從蘇維埃社會的各部分與各階層招收來的，在其變化無定的成分中，反映了我們所有的優點和缺點；我們如果不對他們的情緒予以最大注意，那是愚蠢的。……青年人是我們用以校正我們自己的工具，是我們將來的替代者，未來是屬於他們的。」（見上引書第十一至十二頁。）

托洛次基如此正確地估計了青年人的作用，卻被史大林們指責為別有用心的蠱惑與煽動，說他想利用「無知」青年來反對老革命家和黨。結果，如我們所知，因為一連串不利於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客觀原因，以托氏為首的左派反對派被摧毀了，蘇聯當時年青一輩的革命者，也受到了官僚們的殘酷摧殘，以此更加深了蘇聯官僚化的墮落。

蘇聯評論家指出這個史實，其用意顯然是說，毛澤東和托洛次基一樣，為了爭權奪利，竟不擇手段的利用青少年。

這樣的歷史類比，站不站得住呢？當然站不住。因為二者的情形雖有相同之處，卻有最基本的不同點。

二人相似之處是：１、他們都享有駕凌儕輩（這對托氏的情形說，垂危的列寧已不能列入儕輩之中了）的威望，但黨機關卻不在他們直接控制之下（托氏較毛更甚）；２、為了「奪權」，二人都很看重青年一輩代的作用。

可是二人的相似僅此為止，二人的差異卻更為根本，而且更為巨大的。它們是：第一、托氏當年所以會在黨內居於少數，除了布爾雪維克黨的歷史原因外，主要卻因為托氏代表着反官僚的無產階級左派的革命立場，而史大林們則代表着官僚保守的對國內國外資產階級的妥協。後一立場，因為正逢上國內國外革命退潮的影響而受到較多群眾擁護，這就讓史大林們能夠霸佔黨政機關。毛澤東之所以失去他在黨內影響，最最主要知因為他在近十年來所主張的國內外（特別是國內）政策的倒行逆施，浪擲了他固有的巨大聲望。第二、托洛次基要依靠青年學生來和官僚主義鬥爭，絕不是想破壞黨，不是要用青年人來代替老一輩，他說：「將老一輩放進檔案庫該是瘋狂行動」。（見上引書第七頁。）可是毛澤東今天發動的「紅衛兵造反」運動，恰恰就是要將黨的老一輩「放進檔案庫」去，甚至要步史大林的後塵，要把這一輩斬盡殺絕。第三、托洛次基看重青年學生的力量，重視他們的作用，但絕不因此將他們抬到工人階級之上。在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中，他始終將工廠支部的作用看得最最重要，並且將黨內危機的根本克服，寄託希望於「體力工人之經常進入黨內」。（見上引書第九頁。）毋須說，他更不會利用他在紅軍中所享有的無比威望與軍事委員會主席地位，用槍桿子去打破黨官僚們的「狗頭」。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情形完全相反，他荒唐無聊地討好學生，以學生反對工人，以軍隊打擊黨部。第四、托洛次基的重視青年學生，那是真正把他們當作「黨的鏡子」，當作蘇維埃政權政治氣候的「晴雨表」，當作「用以校正我們自己的工具」，一句話，目的在於靠富於朝氣的與敏感的青年們的幫助，廓清黨內的官僚暮氣，以便恢復乃至發展黨內的真正民主，可是毛澤東的發動學生，其最大目的卻是要神化他個人，要徹底消滅中共內外原極有限的民主。這一切，充分暴露出毛澤東的無原則的政治詭計，與托洛次基的立場和行為之間，無絲毫共通之處。

五　三個可能前途

事情的發展是否真如毛澤東所願呢？

先讓我們指出「文化大革命」的三個客觀上可能前途：

一、由武鬥引起內戰，大至造成長期內戰的局面，

二、「文化大革命」收得預期的勝利，在短期內（假定一兩年）完成任務，

三、由假造反變成真造反，革命群眾把所有的「皇帝」，特別是毛澤東這個大皇帝拉下了馬，於是讓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在無產階級民主的道路上大踏步地邁進。

先看第一個前途：

「文化大革命」由文斗變為武鬥，已經是普遍的現象；這「武鬥」是否會變成小規模的內戰，甚至變成大規模的乃至長期性的內戰呢？這可能，照目前情形看，還是不大。劉鄧派（假定他們有決心進行武裝對抗的話）當然也可能在解放軍中找到忠於他們的若干隊伍，但若這個隊伍不是駐紮在與蘇聯為鄰的邊界省份，又若它得不到「蘇修」的或明或暗的支援，在現在條件下，要想認真與毛林為首的軍事力量為敵，要想長期抵抗，或甚至想在內戰中取勝，那是難於想像的。

因此，祇要毛澤東不突然死亡（七十三歲的老人，死亡不應該算是意外），祇要中蘇不發生嚴重的軍事衝突，那麼內戰可能，特別是長期與大規模內戰的可能，總是微乎其微，或竟可以說沒有。

沒有這個可能，同時也就意味着與決定着：劉鄧派不可能在這次黨內鬥爭中進行有效反擊，更不可能在鬥爭中取得勝利。因為毛林派既然以武器當作與反對派「辯論」的唯一「論據」，那麼反對派拿不起武器來，或根本沒有決心去拿起武器，也就無從進行「辯論」，更無法「辯論」以勝之了。 然則，「文化大革命」是否祇能有上述的第二個前途？即是說，毛澤東是否一定能如願地完成其任務呢？這，我看也不盡然。

劉鄧派不能以武器對抗武器，不能以武器的批評來反對手林強加於他們身上的武器批評，誠然是他們的致命弱點，但是，如果他們是一個有原則的反對派，如果他們真有與毛林派根本不同的政綱，如果他們真有為貫徹自己正確路線的決心，並且真能為此而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那麼，縱然一時沒有武力、他們的鬥爭也未必輸定了的。就算一時佔了下風，或暫時輸了，也終於會在或長或短的時期內嬴回來。

真理常會依循最曲折的道路走向自己的勝利，歷史上，乃至在工人運動的歷史上，曾經讓我們見過不少先例。

因為，正如毛林派自己常說：軍隊並非存在於真空中。它一樣受着階級鬥爭的影響，一樣受着政治鬥爭的影響。軍隊接受影響，比之於其他群眾集團，可能遲些；要這個影響發生結果，見之行動，也一定比較的難些。但是遲些難些，絕不等於不可能。軍隊一旦接受了影響，一日採取了行動，卻會比其他的群眾集中得多，強烈得多，而且能起決定作用。

因此，一時沒有武力，並不等於始終沒有武力。武器是可以轉手的。問題祇在於你是否有贏取武力的正確的政治立場，在於你是否有以正確綱領去贏取武力的決心。

可惜的是：劉鄧派完全不是上述那樣的一個具有原則性的反對派，他們不是一個堅持真理，為真理而鬥爭的反對派。他們也沒有為實現自己政綱，不惜將鬥爭進行到內戰的決心，他們（至少那些高級領袖們）基本上始終是毛澤東主義者，他們不僅為了策略之故，口頭上一直叫喊着「毛主席萬歲」與「毛澤東思想萬歲」，而且出乎本心地，在實質上他們也是「忠於萬歲」的。如果他們對毛有所不滿，對他的主張表示了異議的話，那只是「忠良之諫」，決不是存心犯上，更不是謀王篡位。其次，由於反毛派根本不是原則性的反對派，如此他們不可能有系統的綱領，不可能有堂堂正正的旗幟，更不可能作戰鬥性的號召。他們祇能作毛派的一個消極影子而出現，這就決定了他們鬥爭和「反撲」的性質和力量，決定了他們鬥爭的被動性，消極性與軟弱性。事實上，截至目前為止，反毛派的鬥爭手段讓我們見到的，確乎祇有如下三種：一、「天皇聖明，臣罪當誅」（多半是最上層的）；二、發動「經濟主義」，「慷國家之慨」，發以爭取人心（中級的）；三、「躺倒不「干」，聽憑處置（下級的）。這都是不足以成事的。

劉鄧派既然是這樣性質的反對派，他們所採取的又既然是這樣子的鬥爭手段，那麼，要想它去抵禦毛派的攻勢已嫌不足，更談不上什麼打敗毛派了。

在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是能夠擊敗他的反對者的，也可以說，他是能夠完成「文化革命任務」的。

但是在另一個意義上說，毛派卻不能完成任務，至少是不能如其所願地完成任務的。

從一年來「文化大革命」的實際過程看，「當權派」的「反撲」雖然成事不足，卻屬敗事有餘。它顯然已經大大打亂了毛派的如意算盤。同時原本以為收放由他，操縱隨意的群眾運動，也顯然因為毛澤東過高地佔計了自己的控制力量，竟致弄得尾大不掉，難於收拾。紅衛兵運動以及其他形形式式的「革命造反團體」，原是自上而下地掀起來的，現在卻憑着他們自己發展的邏輯，多少在自下而上地發揮其獨立作用，他們已不能完全被限制在發動者所劃定的界限之內了。為了應付這些意外發展，毛派時時弄得舉棋不定，進退失據。朝令往往夕改，友敵每常於頃刻之間易位；更糟的，毛派常在不經意間發現自己失去了主攻地位，完全陷於被動，結果就不得不食言背信．扯開一切偽裝，動用赤裸裸的武力來鎮壓反對者，以致失卻了任何信用，喪失了任何威望。

在這樣的情勢下，有兩種危機釀成了，第一，工農生產大癱瘓，財貿交通大停頓。由此可能造成的「當權派」的消極反抗所促成，第二個危機則由中共內爭引起的群眾運動所造成。

面臨這兩個危機的威脅，毛派多半會（而且現在已經在這樣做）不為己甚，儘量縮小打擊面，同意與更多的當權派妥協，藉使「文化大革命」草草收場。

這樣的結局自然不能算是反毛派的勝利，但總也不能說是毛派「勝利地完成了任務」。

把上面所說的歸結起來，我們可以這樣說，如果問題祇限於毛派和反毛派之間，又如果那個被召喚來參加鬥爭的群眾運動，在基本方向上始終沒有脫出「毛澤東思想」的框框，那麼在目前的種種條件下，毛派多半可以在奪權鬥爭中獲勝，多半不會被他們所欲清算者所清算；不過這個「勝利」不會如他們所預料者那樣的「乾淨徹底」，不會不是「腐敗」而妥協的。

但若問題不祇限於毛派與反毛派之間，即是說，如果在鬥爭中，那個被發動起來的群眾大大超過了毛林當權派與劉鄧派所嚴格劃定的界線，如果在群眾中出現了真正代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利益的一個流派，那麼在這時候，「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質已經變了。它不再是官僚階層內部清算的鬥爭，而是官僚與反官僚的鬥爭；事情已經發展到第三個前途了。這時候，毛澤東為了要壓下那個被他召喚出來的「革命魔鬼」，將視需要之大小，儘快與反對派作相應的妥協。這時候，毛澤東如果還是遭到了清算，那麼清算他的人決不是他所欲清算者，而是真正的革命派。

六 毛澤東的企圖能否實現？

不過我們暫且撇開第三個前途不談，先談談毛澤東發動紅衛兵的「主觀意圖」。讓我們看看，我們在上面提到過所謂的「一石一二鳥」的企圖，究竟能否實現。

首先是那個轉移民間怨氣的打算。來了這下子紅衛兵運動之後，是否能夠將多年來人民大眾的怨氣，特別是最為敏感的青年學生對毛對中共所鬱積的怨氣，轉向「一小撮走資木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洩，同時又能藉此挽回並提高毛的聲望？

據我看，這個可能是沒有的，如果有，也只是曇花一現，現在早已過去了。當然，毛在這方面佔盡便宜，他始終處於指控人而不被人指控的地位。再若他打敗了他的對手，那更可以將一切罪狀加於人，一切責任推給人，拿失敗者當作獻給神的「替罪之羊」。但正如中共的那句術語所云，「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大獨裁者的手掌都不能掩盡天下耳目。至於勝利本身，它固然具有絕大的說服力量，但問題畢竟更在於怎樣取得勝利，在於是怎樣的勝利，如果毛憑以取得勝利的手段祇限於槍桿子的高壓，祇限於毫無原則的手腕與最無恥的欺騙，如果為了取得勝利，他不但對他的敵人，而且對他的擁護者都一樣應用這些手段；如果他所取得的勝利是極不光彩的，十分腐敗的，換湯不換藥的，甚至是似勝實敗的，那麼，從勝利中出來的毛澤東便不可能找到他的替罪之羊，便不可能教「人民之神」接受這份致獻的犧牲。

如今毛澤東正是以這樣的手段與這樣的方式在贏取他的機利，同時他在事實上也不可能得到不同於我們上述的勝利，因此，「勝利」的結果，祇能給這位最大的舵手招來最大的怨氣，讓所有怨氣，特別是幻滅了的青年人的怨氣，集中於他一人之身吧了。

我們再看看另外兩個企圖。它們是：一、通過這次群眾運動，打倒黨內與國內的任何異己者，以此造成一個思想上為毛澤東主義所絕對統一，組織上為毛澤東個人所絕對控制的黨和國家。二、通過這次運動，訓練出一大批能免於「修正主義」與「官僚主義」的新幹部。

這些能夠達到嗎？

要回答第一點，先得弄清楚究竟是怎樣的「統一」程度與怎樣的「控制」程度。在某一程度上說來，中共二十年來早就思想上統一於毛澤東主義，組織上受控制於毛澤東個人。不過毛澤東並不滿意這個程度的統一，不滿意這個程度的控制，尤其是近幾年來，這個「統一」與「控制」受到嚴重挑戰之後，他更覺得不滿意，更要加強它們了。然則，要加強到怎樣程度的絕對統一與絕對控制，毛澤東才能滿意呢？顯然，他要在這方面遠遠超過史大林，甚至要遠遠超過希特勒，他要成為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最專橫的教皇，他要成為摩罕默德式的獨尊的教主。他要將自己的片言隻語都全部變成「最高指示」，變成「絕對真理」；他要使「毛選」變成聖經，使語錄變成符籙，並且要使這本聖經與這些符籙，代替人類古往今來知識活動的全部成果，欽定為「無產階級文化」的萬有文庫。為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將其他一切着作冠以「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帽子而加以焚燒，將所有在文、史、哲以及藝術等方而略有成就的知識分子統統加上「牛鬼蛇神」的惡名而加以迫害。

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所作所為是絕對荒謬反動的，是完全違背馬列主義的，不過我們將在論文化問題的專文裏討論它，此地不再多談。在這裏，我們要問的是：這個樣子的思想統一與這個樣子的絕對控制，是否能夠做到？

不可能。

不管我們從那一角度看，都不可能！從人類思想的一般本質看，服從權威與反抗權威這兩重性是始終同在的，從人類思想總進步的現階段看，那個新的集體主義總必須包含那被「揚棄」了的個人主義；從中國一國的文化發展看，一般民眾的文化水準畢竟提高了，知識分子都或多或少受過科學和民主的洗禮的了，從世界範圍內文化發展看，那麼不管有多麼強的阻力與多麼大的逆流，社會主義行將取代資本主義，民主化的共產主義行將取代警察化的共產主義，總已是確定的趨勢了。

因此，毛澤東那種超越秦始皇，蓋過史大林的萬丈雄心，結果總祇能被歷史證明為枉費心機，祇能被證明為時代錯誤的大笑柄。縱使他在表面上與短期內能夠做到這個局面，也只能以加倍的力量，加快的速度，促成了歷史對他個人與他所欲建立的制度予以應得的懲罰罷了。

第二個問題是：通過紅衛兵運動，能否訓練出一大批對「修正主義」與「官僚主義」等等完全免疫的新幹部？

我們的答覆是：新幹部正在訓練，而且終於會訓練成，但是如此訓練成功的新幹部，卻完全不能免於「修正主義」與「官僚主義」的墮落。

理由為何，我們早已在以前的文字裏說過了，不再詳述。總之，如果不是真正依照不斷革命的方針，不徹底拋棄「一國共產主義」的反動立場，如果不把中國勝利了的革命首先看作燃起世界其他部分（包括落後部分與資本主義高度發展部分）社會主義革命的火種，而將它看作建設「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祖國」的一個自足基地，如果不把中國初步的社會主義建設主要當作社會主義（即使在貧困國家中），可以優於資本主義的一種示範，以此吸引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階級以及一般勞苦大眾到社會主義方面來，以此促成他們在本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如果終於（在長時期內）沒有這些革命以及一切落後地區的革命前來支持，那麼，在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中，勝利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領袖們，要想反對與防止「修正主義」，要想自己的幹部永遠免於「官、暮、嬌、驕」四氣的渲染，不管你發明什麼方法，不管你施行怎樣的手段，結果終是徒勞。

在毛澤東主義的，亦即在史大林主義的「一國共產主義」總方針下，行將從今天紅衛兵中選拔出來的一大批幹部，因為是在革命綵排中「奪得了權力」的，因為是在免費串連中完成了「長征」的，因為他們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溫室裏人工助長的未成熟的接班人，他們少不更事，趾高氣揚，一定會比那些老幹部們（今天被他們「砸爛了狗頭」，其中卻不少是從長期真正戰鬥中出來的）會更加容易，也更加迅速地陷進那「官、暮、嬌、驕」的四氣之中。

七 假革命與真革命

因此，要使中國的革命政權免於變質，要使未來的革命幹部免於「修正主義」和「官僚主義」等等的墮落，人們必須為上述有關「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個可能前途而奮鬥，也就是說，必須為變假革命為真革命的前途而鬥爭。

先談這個前途的現實性。

在一年前，不，甚至在半年前，如果有誰能預言出中國目前的「造反」情形，那是沒有人會相信的，連毛澤東自己也不會相信。

不過現在，當我們看到了最近全國各階層動亂的情形，那麼誰若否認中共統治下有革命的可能與必要，這個人一定是政治上的色盲者。

「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大好處，就是它清楚地告訴了我們：十七年中共統洽所積聚起來的「內部矛盾」與「外部矛盾」竟有這樣的多，竟是這樣的深！

這麼多與這樣深的矛盾是必須用革命——不是御用與欽賜的革命，而是要用真正革命來解決的！

這個客觀需要，預先決定了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必須發展成為真革命，也預先決定了它可能發展成為真革命。

然則這個潛在的與可能的現實性；將如何在客觀上實現出來？我們革命者又如何可以在主觀上使之實現出來？

客觀上，在半年多來，特別是近兩個月來的「造反」鬥爭中，其實有許多行動已經超出了官方給劃定的界限。這就是說，真革命的成分早已包含在假革命之中了。毛林系統在歡呼由上海開始的「一月革命」的同時，就拚命號召解放軍介入革命，就狂呼一切「專政機關」行動起來鎮壓「反革命」。與此同時，「人民日報」又特別重登了毛澤東的那篇舊文章「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以此去反對存在於「革命群眾組織中的……本位主義、小團體主義、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主觀主義、個人主義等等」，這都顯明地表示出群眾運動已多少越出了官定的框框。又如「紅旗」雜誌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的社論所說：

「在當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一小撮代理人決戰的階段，堅持反動立場的地主，富農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壞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美蔣特務，都紛紛出籠。這批牛鬼蛇神，造謠惑眾、欺騙、拉攏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組織，瘋狂地進行反革命活動。例如，所謂『中國工農紅旗』，所謂『榮復軍』、『聯合行動委員會』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義分子組織起來的名為『革命派』，實是『保皇派』的組織，就是這種反動組織。這些組織中的多數群眾是受蒙蔽的，是應當爭取教育的。」（見「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

這段話也生動地告訴我們，群眾確實是起來了。其中固然有「趁火打劫，妄想變天」的害人蟲，但是除此以外，即使陳伯達們也不得不承認還有多數「受蒙蔽」的普通工農。他們在十幾年的官僚專政之下受盡苦楚，現在看見了可以變革的機會，奮然而起，要同那些騎在他們頭上的老爺們算帳了。「經濟主義猖狂地氾濫」，逼得毛澤東窮於應付，這無論如何是一個無誤的標誌，表示出「文化大革命」已不再是完全欽定的了。假革命已開始變為真革命。

文化大革命在變、在發展，這是事實，它還要繼續變下去，繼續發展，這也是必然趨勢。但是它究竟將怎樣變與怎樣發展，我們是很難確切預言的。

我們可以預言的是這樣一件事，如果沒有一個具有明確綱領的先鋒隊加以領導，那麼，這個革命縱然發展得大大超過了毛派或劉派劃定的界限，也遲早會被再度控制了去，或者替目前爭鬥中的一派（多半是毛派）服務，或者為二派聯合的力量所鎮壓。如此，則一度表面化了的中共現統治下的社會矛盾，勢必不曾解決，暫時又潛伏下去，等待新的爆發。

因此，目前中國那個頗有可能發展成為真革命的「造反」局勢，需要國際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對它作及時的與正確的認識，並進一步作革命的干涉，藉使目前蜂擁起來的真正革命的左派，能有所領導，能知所團聚，並能為確定的方向而鬥爭。

一句話，那是革命者主觀上如何使「文化大革命」發展的可能性在客觀上實現出來的問題。

要作革命的干涉，要予革命群眾以正確的領導，首先得在目前五花八門的所謂造反者與造反組織中，分別出誰是真革命者，誰是假革命者。因為今天出現在全中國的形形式式的造反團體，表面上，個個都打着擁毛旗幟，人人都喊着「毛主席萬歲」。而究竟什麼是所謂「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什麼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根本不曾把具體的政綱宣佈出來，以致究竟誰真誰假，誰革命誰反革命，普通老百姓簡直無法分別。甚至誰真擁毛，誰假擁毛，也都是「撲朔迷離」，無從判斷。朝為文革要人，暮成反毛「黑幫」者，已屢見不鮮，而昨天讓人打成為反革命，今天得以光榮地「平反」者，更是比比皆是。又因為並非所有「反毛派」的行動都是革命的，也並非所有「擁毛派」的行動都是假革命的，所以辨別真偽革命的標準更難確立，同時也更需要確立。

不確立這些標準，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將不知道應該打倒什麼與擁護什麼，不知道應該聯合誰與打擊誰，不知道應該向那裏走，不知道應該為什麼而鬥爭。

下面這幾個標準，據我看，乃是適用於目前中國的具體條件者。它們可憑以區別個人和團體的革命真假，也可以作為中國真正無產階級革命黨的一個初步的鬥爭綱領。它們是：

１、是否反對神化大領袖；

２、是否反對官僚特權與貪汙墮落；

３、是否真正贊成與真正實行「巴黎」公社的原則，即是說：是否實行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來選舉工廠委員會，選舉貧下中農委員會以及各地方的「人民公社」，並以此種「公社」來代替各級「人民委員會」；

４、是否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事實上保證勞動人民的憲法權利（詳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保證言論、出版、結社、示威與罷工的自由，保證信仰自由，保證人身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等自由；

５、是否反對以反「經濟主義」的名義，削減或甚至剝奪工人農民的福利享受和生活保證；

６、是否主張並實行給政治上不同意見者以充分答辯的權利；

７、是否主張並實行將新中國成立以來內政外交上的成就和失敗，進行充分的檢討；

８、是否主張和實行在文藝創作及一般文化活動上，除了簡單明確的政治標準外，允許充分的自由；

９、是否認為反對蘇聯的「修正主義」，並不妨礙我們與蘇聯結成聯合戰線，藉以反對主要敵人美帝國主義；

　１０、是否在思想上與實行上都遵守以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利益服從於世界革命利益這個大原則。

凡是以「是」字來答覆上述問題的個人或團體，都是真革命的左派，不管他們掛的是什麼旗，保的是什麼皇；反之，凡是以一否字來答覆這些問題的，都應該歸入假革命右派之列，不管他們是擁毛的，還是擁劉的。

我們反對一切假革命的右派，支持一切真革命的左派，並願意和他們聯合行動，號召一切革命者在這個政綱之下團結起來。

八 革命領導問題

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開宗明義說：「世界政治的整個形勢，其主要特點在於無產階級領導的一種歷史性的危機」，「人類歷史的危機還原為革命領導的危機。」

這一個歷史性的論斷，不但二十九年前的當時是正確的，到了今天也仍然是正確的，不但在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中是正確的，就是在已發生過此種革命的國家中也是正確的；它不但適用於世界的其他國家，也適用於中國；而且，在一種特定的意義上說，它還最最適用於今天的中國哩。

因為今天毛澤東治下的中國，一次成功的爭無產階級民主的政治革命，其客觀的先決條件，即使不曾開始「霉爛」，至少是已經「成熟」了。「現在問題歸結到無產階級；主要的還是歸結到革命的先鋒隊。」

今天中國如果存在着一個組織良好，人數相當眾多，而且具有正確馬列主義綱領的無產階級革命黨，那麼，這次由毛澤東自己挑動起來的假革命，一定會被轉變成反官僚爭民主的真革命，甚至已經被轉變成了。

不幸，事情並不如此。

中國共產主義者中的真正左派，第四國際的中國支部，由於主觀上和客觀上各種原因，今天在中共的統治之下並不存在——至少，他們不可能以有組織有聯繫的政治派別而存在。因此，他們不曾，也不可能在目前的政治鬥爭中起任何作用。不過他們的思想還是存在的，至少在大城市的無產階級中是留得影響的。

譬如，在上海本年一月份出版的第十九期「紅衛戰報」上，就說到在「造反派內部」，「出現了一些托派分裂活動」。

當整個中國的政治氣候日益變得有利於真正馬列主義的滋長與繁殖之時，那些陳年的思想種子會發育，同時新生的種子也會到處冒出頭來。

培育這些種子的條件是官僚極權統治下工農大眾爭取民主權利的渴望，是狹隘民族主義窒息下一切革命者對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要求。

毛澤東的政權越發走向瘋狂的個人獨裁，越發剝奪勞苦大眾的一切權利，越發使國家變得孤立無助，眾叛親離；那麼這些造反種子就越會自發地與野生地滋長起來。

這樣，毛澤東治下無產階級爭民主的政治革命的條件是成熟了的，問題祇在於怎樣給他們以正確的領導。

說到領導，我們首先想到的自是中國第四國際黨在組織上的再建問題，以及它在思想上的加強和發展問題。

不用說，這是必須加以鄭重考慮並應認真付之實行的問題。因為第四國際綱領代表着四十餘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早，最全面與最澈底的反官僚主義墮落的旗幟；它代表着共產主義事業與理想被史大林主義所汙損毒害後唯一堅持着的馬列主義的傳統。因此，我們相信，今後不論是資本主義國家中發生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好，或者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發生的反官僚的民主政治革命也好，要想他們成功，要想他們成功了而循着正確的方向前進，那麼忽視這個旗幟，背棄這個傳統，都是不行的。

但是從這個認識出發，我們能不能夠說：所有上述國家的革命，祇有在各該國的第四國際黨的直接組織領導與思想領導之下，才談得到成功或成功後的正確發展呢？能不能夠說：如果不在第四國際黨派的直接領導和控制之下，這些革命便不能成功，甚至說它們算不得革命呢？

當然不能夠，這樣說與這樣想，將是最最無救的宗派主義者。

拿中國的情形來說，我們就應該認識到，在中國第四國際黨的組織未曾再建與發展之前，中國反官僚主義的政治革命會發生，可能會不止一次地發生；而這些革命，多半是由官僚層中分裂出來的左派領袖領導的。這些領袖可能部分地解脫了史大林——毛澤東主義的拘束，可能在客觀上已經採取了第四國際中國黨的若干立場，但他們決不會自命為第四國際派，甚至會極力反對第四國際派。對於他們，我們該採取什麼態度？當然應該堅決擁護他們的革命，誠懇地批評他們的不足．勇敢地參加他們的戰鬥隊伍，以此達到部分的、或多或少的反官僚政治的目的。

總之：重要的在於實質，在於政綱的實施，並不在於用的什麼名義，打的什麼旗號，也不在於是否置於我們的直接控制之下。 事不由我，一概否定，不受控制，便加摧毀，這是史大林主義者在近代革命史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如果我們採取了類似態度（祇要極少的一點就夠了），那麼唯一的結果是：歷史將邁着大步，鄙夷地從我們緊閉的那所小門之前過去。

然則我們上述的擁護態度，是否可以應用之於目前中國鬥爭中的劉鄧派呢？

我以為不能，至少目前還不可以。 理由：一：根據目前所知道的材料來判斷，劉鄧派未曾發動過什麼革命，相反，他們是毛林派發動的「革命」的對象，因此，「擁護劉鄧派」這個光禿口號，首先就意味着保持現狀，反對「亂」，反對「奪權」。我們並不滿意現狀，不反對亂，也不反對奪權。我們反對「為毛主席而奪權」，卻堅決主張為工農大眾的利益而奪權。第二，不論就過去的事實看，或就今天的表現看，劉鄧等人根本不曾跨出史大林——毛澤東主義的圈子，甚至比毛林派更深更穩地立足於中共的統治層中。他們所主張的乃至所執行的所謂「修正主義路線」，主要是在於對毛的過於冒險的政策加以阻遏，而基本上卻是「中派偏右」的。因此，劉鄧派當然不等於革命的左派，他們的勝利不可能等於革命左派的勝利，甚至我們相信，一旦真革命的左派認真得勢，劉鄧派會立即放棄其微弱與消極的抵抗，拜倒乞憐於毛派的腳下，藉以阻遏革命派的勝利，因此，我們不應該在群眾中造成一個幻覺－即劉鄧派等於革命派的幻覺。

不簡單地提出「擁護劉鄧派」這個口號，當然不妨礙我們在一些場合，在許多具體問題上，支持劉鄧派（特別是他們的群眾）的鬥爭，與他們（不僅群眾，而且領袖）聯合行動。因為我們主攻的矛頭顯然是毛澤東的個人獨裁；又因形勢所迫，劉鄧派是比較的能夠（不管真情或假意）接近我們政綱的若干點的。

九　「文化大革命」為甚麼階級利益服務

以上所談，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方面與事實方面。下面想研究一個比較深遠一點的理論問題。那就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為甚麼階級利益服務的？

史大林的情形是很清楚的，他代表了蘇聯保守的官僚階層的利益，特別是代表了這個階層的中派立場。他縱橫俾闔，左右開弓，野蠻而頑強地保護了官僚階層的利益，同時也保衛了這個階層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國有化的財產制度。

毛澤東怎樣呢？當然他也代表意官僚集團的利益；不過，他所站的立場，似乎與史大林的情形不同。他所直接代表的彷彿是統冶階層中的左派，而「文化大革命」的矛頭所指，好像是略等於蘇聯當年的右派。事情是否真是如此？

不是。

中國共產黨自從在一九三○年前後完全與當時的左派反對派決裂之後，它的隊伍中（至少在它的領導層中）便不再有真正的左派。從那個時候起；所有發生於中共內部派系鬥爭，不論發生於毛澤東和王明之間，或者發生於毛澤東和張國燾之間，或者發生於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大多是由於策略性的分歧，甚至由於簡單的權力衝突，極少由於原則性的革命戰略的異見。如果問題牽涉到思想路線的話，那麼最多代表着這樣的兩個方面：史大林主義的左翼與史大林主義的右翼。而這裏的所謂左翼與右翼，如果用真正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尺度，真正馬列主義的尺度來衡量，都是屬於中派的。史大林自己，在他獨自掌握蘇共命運的二三十年中，就是時而左傾，時而右傾，不斷在中派的圈子裏來回跳躍。

長時期內受史大林思想支配的中共，自然也受過這些跳躍的影響。每當一次跳躍，中共內部也總是會相應地出現一個轉變，而完成這個轉變時候，又常常會或大或小地起一次鬥爭；發生於新立場與舊立場之間的鬥爭，毛澤東在這些鬥爭中並非時時居於左翼，不過大體上偏左的居多，因為在以武力奪取政權這個問題上，毛不會退縮；而對於和資產階級聯合這個問題上，毛也不會劃地自限的。

因此一般而論，毛澤東應該說是史大林主義的左翼傳人，他特別接受了三十年代以後的史大林主義，這裏面包括着經濟上與政治上的冒險主義，政治上狹隘的宗派主義（以極左的革命名詞來掩護的），個人極權的官僚主義，自居於階級矛盾之上的拿破崙主義。

史大林主義的左翼當然不等於馬列主義隊伍中的左派，這是「中派」裏面的一個左派。它之所以被稱為「左」，僅僅對它自己一派的右而言的。史大林主義對於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從來祇有兩個態度：一個是卑躬屈膝，作無原則的妥協，甚至作最無恥的投降，另一方面便是用冒險的、盲動的、宗派主義的與官僚主義的野蠻罪惡手段來反對他們。前一態度是右，後一態度便是所謂「左」了。它的右，當然根本背叛了馬列主義，可是它的這種「左」，也完全與馬列主義無共同之處。因為它或右或「左」，無論它擁抱資產階級或打擊資產階級，卻總是於無產階級無利，總是於社會主義無利，或至少是害多於利的。因此，我們千萬不可把史大林主義範圍內的左右翼，和馬列主義範圍內的左右翼混淆起來。這二者本質早已不同屬於一個範疇了。如果我們將二者等同，又若光就形式的激烈來看問題，那是要大上其當，會大錯特錯的。 譬如在蘇聯共產黨的內部鬥爭中，以托洛次基為代表的左派，在許多時期的許多問題上，例如一九二八年以後，中國革命中的國民會議問題，一九三○年左右蘇聯農村的集體化問題，一九三三年以後，德國與社會民主黨的聯合戰線問題，表面上，史大林的立場都比較「左」，可是實質上卻非常之右，因為它們或者推遲了革命，或者讓革命的前進付出了慘重異常的代價。或者乾脆破壞了革命，這些在客觀上都幫助了資產階級，所以實質上都是右的，甚至是極右的。

今天毛澤東及其一派的所謂左，基本上也應作如是觀。站在「右」邊的反毛派，其中（特別在那些一貫堅守史大林主義立場的領袖們中）固然有真正的右派，即主張長期與資產階級合作下去的路線者，可是此外另有一部分人，另有更大數目的一部分人，那些未曾受史大林主義束縛的廣大群眾（其中也可能有些上層分子），卻未必真正右的，他們多半是表面右而其實左的—換句話說，他們的主張可能是更符合於中國乃至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利益的。毛澤東的立場，對於前一類的反毛派說是左的，對於後一類的反毛派說卻是右的。因此，和當年的史大林一樣，毛站的是官僚中派立場；他所推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和當年史大林的「反右』鬥爭一樣，縱然含有若干「反資」意義，卻絕不為無產階級的利益服務；它徘徊跳躍於二者之間，而以官僚階層中最特權，最有力的一群的利益為依歸。

「不過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不是正在動員成千成萬非官僚的群眾來向官僚們造反奪權嗎？這不是正在徹底打擊，甚至打毀官僚階層嗎？」

不錯，這情形我們在前面說過，確乎與史大林當年的不同。但我們也說過，這個不同僅僅屬於外表。二者形式不同，實質上卻都為了要保護官僚階層的利益。只是史大林之保衛官僚利益，是顯而易見的，毛澤東之保衛官僚利益，比較的為假象所蔽罷了。

不過同中似乎有異。他們二人各自代表的最有力的那個官僚層，就其傾向與性質說，似乎稍稍不同。史大林當年所代表的是官僚中比較保守的一派。它的對內政策在第一時期是一味對資產階級影響讓步，在後一時期則因自身地位的危急而作冒險與狼狽的反撲，至於它的對外，那是始終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之下，以致最後完全放棄了世界革命的事業。毛澤東今天所代表的官僚層，比較地說，好像是更為激進的。無論在對內或對外政策上，他都表現得非常之左，非常的不妥協。在國內外的種種敵對勢力壓迫之下，毛澤東非但不願一息屈服，反而更加強了戰意。這種不同的表現，是否意味着毛派至少代表了中共統治階層中的革命派呢？

我以為不能這樣說。因為任何中派都是跳躍的，它時左時右，可左可右。我們拿史大林的例子來說吧，從一九二○年代的後半期起，一直到一九五○年代之初，雖然其總的趨向是右的，是對國際帝國主義妥協的，是放棄甚至破壞了世界革命的；但中間卻不乏向左的盤旋，最着名的是所謂「第三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從一九二九年開始直到一九三三年），史大林派在國內用野蠻恐怖手段消滅了富農，在國外孤軍奮戰，不顧一切地實行盲動來反對帝國主義。結果處處碰壁，將希特勒捧上了台，在全世界範圍內造成反動局面，以致不得不激劇右轉，提出了所謂「人民陣線」的政策。

　　今天毛澤東們的內外政策，一般可以說，略等於史大林的「第三時期」。它是過去「人民民主主義」合作路線的反動，而在更多更大的打擊之後，它多半又將成為新的對國際帝國主義，特別是對美帝，屈服的前趨。他今天的極左路線，乃是他昨天的極右路線之果，因此，它又可以成為明天再一次極右路線之因。

如何纔能打斷中派路線這一個綿延不絕的因果反覆呢？只有一條路，趁今天極左路線所造成的假革命機會，擴大而加深之，使之成為真革命；使無產階級的民主真正成為今天中國的統治精神。

十 簡短的餘論

從狄義的文化觀點來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原本有很多的話可以說，而且也應該說。祇因毛澤東這一次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積極方面實在與文化一無關係。誰都清楚，這不過是他隨手抓來的一個幌子，藉以掩蓋他清算異己的權力鬥爭吧了。而在消極方面，那麼他在「文化革命」中所表現出來的對於文化和文化人的態度和行動，又是太過荒謬，太過明顯地違反了馬列等大師的道教，以致我們暫且可以不必為它多費筆墨，留待以後再作總的批判了。

在這裏，我們祗想摘引列寧的兩段「語錄」，讓大家先作一個比較：

（一）

「舊時學校是崇尚書本的學校，它強迫學生去通曉一大堆無用的，累贅的，死板的知識，這種知識閉塞着青年的頭腦，並把它們變成一些依法泡製的官吏。但是，如果你們從此便想做出結論，說毋須通曉人類所積累起來的知識就能成為共產主義者，那你們便犯了極大的錯誤。如果以為無需領會共產主義本身所由產生的全部知識，而祇耍通曉共產主義口號，祇要通曉共產主義的結論已經足夠了，這種想法也是錯誤的。」（見「青年團的任務」——中文本「列寧文選」第二卷，八四二頁。）

（二）

「無產階級文化不是從空中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所臆想出來的，如果認為這樣，那就是胡說八道了。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官僚社會壓迫下所創造出來的知識總匯發展的必然結果」。（見同上文，同上書，八○三頁。）

看了列寧在四十七年前所說的這兩些老話，今天毛澤東「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不是他對馬列主義在文化方面的「最新發展」，那是不言自明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

「批鄧反右」的分析

向青

震動世界的清明節天安門廣場事件，促成了大半年來中共新的黨內鬥爭急轉直下：一九七三年重新上台後彷彿扶搖直上的鄧小平，第二次垮台了。這個新發展引起人們對中國內部政治鬥爭作更密切的注視，有各種各樣的分析和估計提出來。我們，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亦即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長遠利益的立場上，所最關心的問題，當然是毛鄧兩派所爭的究竟是甚麼；這些爭執問題，以及兩派各自的立場，對勞動人民有甚麼利害關係；他們兩派究竟分別代表甚麼階級，或甚麼不同的社會──政治集團。鬥爭在「大辯論」的名義下進行了好幾個月，已發表的反鄧文件不可勝數，但無論國內群眾或海外人士都始終無法看到鄧小平派的文件。毛派很愛說甚麼「反面教材」、「示眾」、「翻案不得人心」之類的話，可是，在這次鬥爭中，像過去每次派別鬥爭中的情形一樣，掌握新聞媒介的毛派始終沒有拿鄧派任何一個「不得人心」的「反面教材」來「示眾」，更沒有群眾和新聞記者能親耳聽見鄧小平說話。因此，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得到充份資料來對鄧派的真正見解和立場作出客觀而確定的判斷。我們所能做到的，只有一方面根據鄧小平在位時的行動表現（也就是當時的官方政策），另方面根據毛派攻擊鄧派的說法，以及這些攻擊言論中撤頭去尾地引述鄧小平的一言半語，來作合理的推測。由此，讀者可以了解，為甚麼此文對毛派的分析評論相當詳細確定，而對鄧派此較簡略保留。

鄧小平是走資派嗎？

毛派說鄧小平代表資產階級，企圖復辟資本主義，也就是說，鄧小平企圖推翻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恢復資產階級統治。

　　究竟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最根本的區別在甚麼地方呢？讓我們請教列寧吧。列寧一九二○年三月在俄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說：「當一個階級代替了另一個階級的時候，它也改變了所有制的關係」1，「無產階級的統治就表現在取消了地主資本家的私有制，獲得了勝利的無產階級廢除了私有制，並徹底破壞了私有制，階級統治也就表現在這裏……我們實際解決了私有制問題。這樣也就保證了階級統治。」2列寧這幾句話十分簡單明瞭地敘述了馬克思主義一條基本的見解，凡是稍微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的人都應該不會懷疑。

鄧小平曾有甚麼行動或言論要取消中國的國有財產制，要把土地、銀行、工廠等等交還給過去的地主和資本家，或撥歸一些新的私人所有嗎?毛派並沒有提供任何證據。然則，「復辟」的罪名有何根據呢？

毛派說：鄧小平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反對經濟政策和教育政策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所以是走資派。

假定鄧小平真正認為階級鬥爭已經在中國熄滅了，他所主張和執行的種種政策並不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利益為根據，反而便利資產階級勢力的保存和重新滋長，那麼，雖然還不一定能夠就此斷定鄧小平是自覺的走資派（即有意去恢復資本主義），至少他是個右派（卻客觀上便利資本主義的復辟）這點可以毫無疑問了。但是，拿毛派對鄧小平所有指責來看，連這點也未能證明。鄧小平並沒有執行或主張放任富農和城市小生產者發家致富，積累資本，僱傭工人從事生產的政策。

凡是稍微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又知道中國社會現狀的人，都會對鄧小平的「走資派」罪名有所懷疑。毛派自己卻感受到了壓力，只好捧出毛澤東一條新的語錄來答覆：「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那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個答覆一點也不中用。毛澤東這話彷彿是說，鄧小平一類的共產黨員本身就是資產階級。難道鄧小平等人開了工廠、銀行、農場等等，本身變成資本家了嗎？這顯然不是事實。最強詞奪理的人，也至多只能說鄧小平派是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政治代理人而已。既然如此，原來的問題仍然存在，未經解答：黨內走資派怎樣扶助社會上的資產階級發展？既未證明他們確實扶助社會上的資產階級發展，憑甚麼說他們是走資派呢？

「三項指示為綱」

毛派說：鄧小平反對以階級鬥爭為綱（唯一的綱）;他故意把安定團結和發展國民經濟這些屬於「目」的東西擺進「綱」裏，就是為了以目亂綱，以目代綱，就是要反掉以階級鬥爭為綱；「三項指示為綱」的本質，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

「三項指示」裏面分明包括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修防修的那一項，怎能說主張「三項指示為綱」的鄧派「惟獨不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個主要矛盾，不談修正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3呢？毛派武斷地一再宣稱，把發展國民經濟也抬高到綱的地位，就是要反掉以階級鬥爭為綱。可是他們連篇累牘的文章，沒有一次具體證明過，究竟重視發展國民經濟怎樣妨礙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他們說來說去，總不外是引用列寧那句話：「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佔首位」。其實這話一點也幫不了他們的忙。

所謂佔首位，在今天中國的形勢下，在當前這次爭論裏，具體意義是甚麼呢？鄧小平也把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那一項作為「三項指示」的第一項。這樣為甚麼不能算是佔首位呢？

列寧的爭論態度

列寧很愛引用普列漢諾夫模彷黑格爾的一句話：「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總是具體的」4。讓我們學習一下列寧怎樣具體運用「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佔首位」這個原則吧。大家知道，列寧這話是一九二一年初，在黨內爭論工會路線的時候說的。當時列寧等人同托洛茨基等人對工會問題發生意見分歧，兩派展開激烈辯論（順便說，當時他們是按照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民主集中制的傳統，公開在俄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辯論的，雙方文件真理報都登載，並不是像今天中共的所謂「大辯論」那樣，只許單方面的文件發表，只許一派向群眾說話）。布哈林以緩衝者的姿態發表意見。他說列寧派的見解是從政治上看問題，而托洛茨基派是從經濟上看問題，他覺得這兩種見解可以並存，可以結合起來。針對布哈林這種意見，列寧指出，凡是具備馬克思主義起碼常識的人都要肯定。「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5，「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佔首位」6這就是說，如果從政治上看問題所得出的結論和從經濟上看問題所得出的結論有分歧的時候，政治結論一定比經濟結論更重要，所以經濟結論應該服從政治結論。列寧緊接着就指出，據他從政治上看問題，他認為如果採取托洛茨基當時所主張的對待工會的態度7，就會造成黨同工會分裂，就會招致蘇維埃政權滅亡。這種政治的考慮當然比經濟的考慮（豐衣足食還是飢寒交迫）重大得多。列寧還說，他的政治估計本身也可能不正確，大家可以（而且應當）從本質上來檢查他這種考慮，只是沒有理由把政治的考慮同經濟的考慮同等看待。最後，他還更進一步作具體的分析，指出即使從經濟上看問題，工會也只是工人群眾「學習在行政上和技術上管理生產的學校」，而不是「經濟機關和整個國家機關的一個組成部份」。列寧就是這樣用具體分析、細心說理的態度談問題的，他並不以簡單引用抽象原則來代替對個別問題的具體分析，他沒有用三言兩語來對問題宣判，更沒有隨便用大帽子把爭論對手扣住。

政治和經濟

當政治的考慮與經濟的考慮發生衝突的時候，好像當年俄共黨內爭論工會問題時那樣，當然應該叫經濟考慮服從政治考慮。如果反過來做，就是錯誤，甚至可能發生極大的危害。但經濟考慮並非時時刻刻都同政治考慮相衝突的，兩者大有可能是一致的，那時無論怎樣着重經濟的考慮，都不會造成政治錯誤。毛派說鄧小平把發展國民經濟抬高到「綱」的地位，就是要反掉以階級鬥爭為綱，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這種說法如果能成立，除非先承認（或先證明）經濟的考慮必然要同政治的考慮相衝突。但這個前題恰恰是既未得到馬列主義者公認，也未經毛派証明的。所以毛派這個判斷是純粹武斷，是任意誣衊。

根據「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個原理，我們可以了解：經濟的考慮不但不一定同政治考慮衝突，而且，凡是經濟的考慮只要是全盤性、總括性的，它本身自然也就是政治的考慮。所以，甚麼「以目亂綱」、「以目代綱」的話，根本就站不住。說來說去，問題仍舊歸結到鄧小平的經濟路線和政治路線本身究竟是否幫助在中國恢復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制度。毛派想單憑「三項指示為綱」來證明鄧小平有罪或有錯，是徒勞無功的。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當然高於經濟，但有時（而且是很平常的情形），政治上最重大的任務就是搞好經濟，而不是空談階級鬥爭，或從書本上學習政治理論。工人國家的國有經濟迅速發展起來，豈不正是對資本主義最有效的打擊，對無產階級專政最有力的加強嗎？毛派把鄧小平多談經濟少談政治當作罪大惡極，其實，在俄國革命後列寧也常常這樣表示。讓我們隨便引證幾段列寧的話吧。

一九二○年十一月三日列寧說：「現在我們主要的政治應當是：從事國家經濟建設，收穫更多的糧食，供應更多的煤炭，解決更恰當地利用這些糧食和煤炭的問題，消除飢荒，這就是我們的政治。就應當根據這些來安排整個鼓動工作和宣傳工作。應當少說空話，因為空話不能滿足勞動人民的需要。」8

十二月廿二日他又說：「今後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談政治。」9 一九二一年十月廿五日，「自然，我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希望我們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經濟。」10

難道列寧也是要反掉以階級鬥爭為綱，也是黨內走資派嗎？甚至毛澤東本人也曾經說過：「階級鬥爭不要影響我們的工作……各地、各部門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與階級鬥爭要平行，階級鬥爭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11他算不算走資派呢？讓毛派「理論家」來答覆吧。

毛澤東說鄧小平「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專制皇帝可以任意殺人關人，他的話對於奴才們就是絕對真理，但改變不了事實。遠的不說。那些據說是鄧小平在少數人面前說過的一言半語也難分真假。但是，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就在鄧小平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在周恩來追悼大會上致悼詞的時候，他就有如下的話：「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而奮鬥。」怪不得毛派不敢拿鄧小平那些「反面教材」來「示眾」了！

鄧小平要以「三項指示為綱」，毛澤東開腔了：「甚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毫無疑問。鄧小平違反毛澤東指示這個罪名坐實了。按照「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的奴才邏輯，鄧小平當然罪該萬死。但是，這種奴才邏輯，同真正的馬列主義邏輯，同客觀真理，同無產階級以及一切勞動人民的利益，有一絲一毫的共通性嗎？

「限制資產階級法權」

鄧小平反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這還不是走資派的明證嗎？－－毛派說。

這點理由乍看之下很有份量。望文生義，如果任由資產階級法權泛濫起來，豈不等於（或終歸要招致）資本主義復辟嗎？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吧。

首先，我們要指出：資產階級法權裏面最重要的部份，作為資本主義生存基礎的部份，即資本家和地主對生產資料的私有權，連帶資本家和地主在消費品分配中佔去很大一份的權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已（從一九五六年起）取消了（關於給前資本家的「定息」，這裏略去不談），鄧小平並沒有企圖去恢復它們（在這方面，毛派沒有拿出一絲一毫的證據）；這就是說，資產階級法權在中國早已大受限制了。除非現有這些限制被打破，資本主義復辟是不可能的。現在成為問題的，主要是在勞動者之間分配消費品方面的資產階級法權，也就是所謂「按勞分配」的問題。馬克思主義指出，「按勞分配」仍然是資產階級法權的規範（因為這裏所通行的原則，同商品交換中所通行的等價物交換的原則是一樣的），只有「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才是共產主義的原則。此外，成為問題的殘餘的資產階級法權，還有類如學校、衛生設施等「滿足共同需要的」社會設施實際上讓各階層和各個勞動者得到多大權利享受的問題。這也就是現在中共黨內爭論教育路線和衛生路線等的一部份問題。

其次，必須分辨清楚，財產制度上的資產階級法權（資本家和地主對生產資料的私有權）同「按勞分配」的資產階級法權（勞動者按等量勞動領取等量消費品的權利），是分別屬於不同時代和不同階級的權利。前者是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享有的權利，後者是社會主義時代勞動者享有的權利。資產階級本來享有的私有財產權，一到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就被取消了，並且要徹底摧毀它的生存和再生的基礎；「按勞分配」卻不是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舊制度，而是社會主義時代才建立起來的新制度，只不過它運用資本主義的等價交換原則，在這一方面還帶有資產階級的特色罷了。勞動者取得消費品的權利，在社會主義時代是不應逐漸限制，而只能逐漸擴大的。按勞分配（即按勞取酬－－這是過去更通行的說法）這種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卻不是歸資產階級所享有的權利）的缺點是太狹隘，給予勞動者的權利太有限，所以隨着社會向共產主義發展，這部份資產階級法權的適用範圍將逐漸縮小，逐漸受限制，最後達到取消。但，在這裏必須分辨清楚：所要縮小，要限制的，是勞動者所享有的權利的狹隘性、有限性，而不是權利本身。負負為正。縮小對權利的限制，限制權利的狹隘性，就等於把權利放寬和擴大。可見，限制「按勞分配」的資產階級法權，不等於限制（縮小）勞動者領取消費品的權利，不等於叫勞動之後少領一些消費品，而只能是讓勞動者更不受限制地領取更多的消費品，進一步滿足他們的需要，享有更廣大、更自由的權利。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從來沒有說過甚麼要限制勞動者按勞取酬的權利（雖然這還是資產階級式的法權），他們所說的是「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12。注意！是「超出」，即不受限制，擺脫限制，而不是限制。要把勞動者領取報酬的權利假「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之名加以限制，是從毛澤東開始的。毛澤東在這裏玩弄了極其巧妙的偷龍轉鳳的把戲。這是修正主義一大發明，單憑這個發明毛澤東就足夠資格與赫魯曉夫並駕齊驅，同為當代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了。

不要以為這是咬文嚼字，在字眼上吹毛求疵。馬列所說的「超出」同毛澤東所說的「限制」之間的區別是很實在，很具體，能夠讓勞動群眾在日常生活中很清楚地感受到的。

根據「按勞分配」的規範，一個勞動者提供了一定份量的勞動之後，只能向社會領取相當份量的滑費品，人人一樣，人人平等。在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者看起來，這就是最大的平等，最公平、最合理的制度了。但是，馬克思指出，事實上每個勞動者的能力是不平等的，所需的消費量也是不平等的；所以，兩個人提出同等份量的勞動，他們勞苦的程度卻不相等；同樣，領取同等份量的消費品，一個勞動者可能已經夠了，甚至有餘，另一個卻可能不夠；因此，在平等的表面之下存在着實際的不平等。想達到真正的平等（這隻有在高級共產主義時代才有條件實現），只有取消「按勞分配」這狹隘的規範，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那時社會就不必在分配產品的時候規定每人應當領取的產品數量；每人將『按需』自由地取用。」13這是馬列所指出的「超出」按勞分配規範的方向。馬克思指出「按勞分配」制度有缺點，它所給勞動人民的權利太狹隘，共產主義社會要把勞動人民領取消費品的權利擴大，恰像無產階級專政要把資產階級民主制所給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擴大一樣；毛澤東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嫌「按勞分配」制度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給予勞動人民的權利太多了，要把這些權利進一步加以限制。中國勞動人民從來都過着很貧苦的生活，毛澤東還要叫他們多勞動，少要求領取消費品。勞動人民未必人人都讀過馬列的書，未必人人都懂得這部份共產主義理論，但他們根據親身感受，一定知道這種毛式冒牌「共產主義」是違反勞動入民利益，是壓迫勞動人民的。如果鄧小平在這問題上反對毛澤東的立場，反對限制勞動人民按勞分配的權利，同時主張用種種嚴密的制度來保證實現按勞分配的原則，那麼，他不但不是走資派，而且倒比毛派正確，比較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比較維護勞動人民的利益了。

毛派要採取甚麼具體辦法來進一步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呢？我們從文獻中看到有四種辦法。第一，加強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強調不計較報酬的「各盡所能」的勞動態度。第二，提倡公費醫療、勞動保險之類的「按需分配的萌芽」。第三，限制工資、工分等等的收入差別過大。第四，提倡「工農兵上大學」、「赤腳醫生」等「社會主義新生事物」。

思想教育，「按勞分配」，「各盡所能」

第一種辦法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根本無關。「按勞分配」的含義是：第一，勞動者有權分得消費品，也只有勞動者才有權分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第二，等量的勞動有權獲得等量的報酬。至於勞動者有時自願作義務勞動，那是他自願不行使按勞取酬的權利，並不影響那權利本身。對某種合法權利有時自願不行使，並不表示他喪失那種權利，不表示那種權利受限制。資產階級也鼓勵人們為社會公益義務工作，也表揚捐獻個人財產給社會機關的行為，難道這也算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包括私有財產權在內）嗎？在這裏，毛派把權利與行為，法律與道德，混為一談了。

只要義務勞動真正是自願而非強迫的，就對「按勞分配」的法權毫無影響。只有一步步實行「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這是過去通行的說法），才是對「按勞分配」制度中的資產階級法權原則加以限制。但如果假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之名，或假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之名，而對工農群眾行強迫義務勞動之實，那就是比資本主義更反動的制度，是封建法權或奴隸主法權了。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這樣做，所限制的不是資產階級法權的缺點（狹隘性），而是勞動者分得消費品的正當權利。又如果以為不必等到社會生產力大大提高之後，不必等到一方面消費品的供應已經十分豐富，另方面生產勞動已經再不是勞苦的負擔，而變成生活的樂趣的時候，單憑道德的說教，單憑宣揚「毫不利已。專門利人」，「大公無私」的精神，就能夠使普通勞動者再不計較比別人多勞動，少領報酬，那麼，還何必僅僅談甚麼「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乾脆把它完全取消，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好了！如果這樣，馬克思主義就變成了「小腳娘」，變成資產階級成見的固執者，空想社會主義倒變成革命學說了。毛派那些吹噓思想教育怎樣起着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效果的文章，邏輯上恰恰要走到這樣的結論。但毛派決不走向這個邏輯結論，卻一味不合邏輯地從「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前提推出限制勞動者按勞取酬的權利的結論。這並非由於毛派不懂邏輯，也不是由於他們還不敢公然違反馬克思的論斷，而是由於他們是騎在勞動群眾頭上的官僚，是勞動群眾的血汗的掠奪者。

毛派把勞動者在今天的社會條件下的拚命勞動也稱為「各盡所能」，當作同共產主義時代的「各盡所能」一樣的事情。這是嚴重的混淆不清，或者是故意歪曲。當然，「各盡所能」這句話未必不可以有不同的、比較隨便的用法，用來指拚命勞動。但毛派在談理論問題的嚴肅的文章裏從來沒有指出這話有不同的用法，不同的含意，所以他們實在是有意地用這話來使人意會到共產主義充份實現後的社會裏那種勞動的態度和性質。這種歪曲倒不是毛澤東所發明的。一九三六年頒佈的蘇聯新憲法（所謂斯大林憲法），宣佈蘇聯已經實現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當時托洛斯基已經指出：「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原則的前後兩部份是不可分割的，在未實現「按需分配」的情況下，「各盡所能」也不可能實現14。馬克思、思格斯和列寧從來沒有把「各盡所能」同「按勞分配」連在一起來說，他們也不可能這樣說。「各盡所能」顯然只有在高級共產主義社會裡方可能實現。只有在高級共產主義社會裏，勞動者才既不會為生活所迫而做有害身心的過份勞動，也不會反過來一有機會就偷懶；那時已經打破了奴役性的分工制度，每個人的多方面的能力才真正儘量發揮，而不是一個人像機器一樣地永遠盡一兩種職能，卻埋沒了其他才能。在此階段以前，勞動者如果拚命勞動，不論是出於自願還是被人強迫（所謂自願，也不過是在極度艱苦的條件下自我強迫），總是和共產主義式的「各盡所能」完全不同的。所以，斯大林所發明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是自相矛盾，違反馬克思主義的。現在毛派更進一步（在修正主義的道路上，在墮落反動的道路上更進一步），連「按勞分配」都不要了，連勞動者按勞取酬的權利都要加以限制，卻同樣不知羞恥地大談甚麼「各盡所能」！共產主義啊，多少罪惡借你的名義進行！

物質刺激

限制勞動人民按勞分配的權利，不但損害勞動者的切身利益，而且必然也打擊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鄧小平看到這點，所以他認為道德說教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反對取消物質刺激。在這方面，原則上正確的是鄧小平，而非毛澤東。一九一九年的俄國共產黨黨綱說：「蘇維埃政權力求使任何勞動的報酬一律平等，力求實現完全的共產主義，但在目前只是開始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候，不能給自己提出立刻實現這種平等的任務。因此，在一定的時間內仍要給專家們較高的報酬，使他們工作得不是比以前壞些而是好些，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勵成績優良的工作特別是組織工作的獎金制度。」。15這顯然在原則上肯定了物質刺激的需要。至於鄧小平所推行的物質刺激的具體辦法究竟是否正當，這個問題留待下面再談。

公費醫療和勞動保險

公費醫療和勞動保險可以減輕勞動者在生病和失業這兩種最困難的情形下的困難，因此自然得到勞動群眾的擁護。但把這種辦法稱為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的萌芽」，認為它們可以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卻未免太誇張了。這種辦法只不過使勞動者在最困難的時刻能夠生存下去，並比較容易渡過這個困難時期，卻並沒有改變在生活常態中的不平等（連形式上的收入平等都還差很遠，更不必說「各取所需」的真正平等了），怎能算是共產主義的萌芽呢？它們所根據的原則，不過是資產階級的人權原則而已，是生存權利的一種表現。這種辦法在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早已盛行，那些由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政黨執政的國家更普遍實行了。這種辦法一方面固然直接給予勞動者一些利益，但另方面也起着保證勞動力的供應和社會安寧的作用，間接地有利於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正因為如此，比較富裕的資產階級國家都樂於採用這種辦法。由此可見，這種辦法並不能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在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政權一般都不能實行這種辦法，所以這種辦法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綱領（嚴格說來，是走向社會主義的綱領）的一部份。但，把它們評價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步驟，卻在理論上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是錯誤的。不論有意或無意，事實上毛派正在利用這種辦法的適宜性來幫助辯護他們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名義下所提倡的其他辦法。

限制收入不平等

毛派對某些人收入過高加以攻擊，是由來已久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更把這種人之中的一部份揪出來鬥爭得很厲害，一時之間許多人的高收入也確實減低了。可是，儘管近來「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叫得震天響，卻始終沒有看見公佈新的薪水和工資的標準，修改關於薪水和工資的法規。假定我們所聽到的消息不錯的話，今天中國實行着的薪資標準仍舊是大革命前的那一套：最低的沒有提高，最高的也沒有減低。甚說聽說有人在文革期間被扣掉的薪水後來還補發了呢。抽象的道理說了許多許多，具體的改革一點也沒有提出來，更不用說實行了。毛派說鄧派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是因為「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事實上，所有中央大官僚（從毛澤東本人起，包括失勢的鄧小平在內）所享受的一切物質特權，在批判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聲中都沒有受到一絲一毫影響。毛澤東有關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那條語錄，特別提到工人的工資制度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卻不提官僚和工人之間的收入不平等，不提那些大官僚的正式高薪和其他由國家特別供應的種種物質享受。也許這就是毛主席同勞動人民「心連心」的具體表現吧！無論如何，毛澤東究竟要限制誰的權利，不是很明顯了嗎？

有些天真的人以為，隨着「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呼聲日益高揚，毛派以後會實行工資（包括薪水）制度改革的，或者群眾不難利用這個潮流來迫使毛派實行改革。這些人不但忘記文革十週年紀念都已經慶祝過了，改革仍舊毫無消息，而且對毛澤東思想領會得實在太淺，對毛主席語錄也讀得不仔細了。應當把關於資產階級法權的那條語錄看清楚。它的結論並不是要實行甚麼制度的改革，不是要制定或修改甚麼法律，而是「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毛澤東在別的場合常教人書不可看得太多，馬克思主義的書也不可看得太多，看幾十本就夠了，看多了會走向反面，變成書呆子，在這裏卻反過來，他彷彿認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全靠看書－－看馬列主義的書。

也許有人以為毛澤東在這裏犯了書呆子的毛病。他們錯了。雖然毛澤東很愛看書，看了很多很多的書，他卻決不是書呆子；處理這麼重大的問題的時候，尤其決不會顯出書呆子氣。只有本身是書呆子，或雖非書呆子卻像書呆子一樣愛把問題抽象化，片面化的人，才以為毛澤東會憑書呆子氣處理問題。然則，「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對毛澤東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有甚麼妙用呢？

毛派寫了許多文章和小書，引證馬列的話，解釋共產主義，提倡「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在這些書本裏，官僚的高薪以及其他合法享受的物質特權提到的並不多。更沒有提到任何限制這些「法權」的具體政策。談得最多的，是改造工人、公社社員、科技人員、醫生等勞動者計較勞動報酬的思想。提倡共產主義的勞動態度；其次是批判唯利是圖的思想。防止人們投機倒把、私自經營工商業。關於私人營利活動，早已有明確的法律和政策嚴加限制，所以，這方面的思想教育工作，其實並不是甚麼批判現行的法權，倒是教人遵守現行法律。不管是批法也好，護法也好，總之這方面有法庭和監獄等專政工具來保證，思想教育只不過是補助的手段而已。但對付勞動者計較勞動報酬的思想就不同了。「按勞分配」本是合法的權利，理論上也是在現階段應當維持的原則，然而，毛派卻覺得對此必須加以限制，於是，除了靠思想上的說服就沒有其他方法了。這就是「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的作用。

勞動者多看那些批判「按勞分配」思想的書，而且在學習班上再三聽講和討論之後，不論是真正激發了共產主義的熱情，還是簡單感受到官定思想的重大壓力，自然就比較上不大敢集體要求增加工資，也不大敢反對評定個人工資或工分時候和分配工作時候的不公平現象了。這對於掌握管理權力的官僚，尤其是對於那些掌權、爭權卻不大懂得（也不想耐心學習）實際管理技術的新爬上去的官僚，是多麼美妙的事情啊！「共產主義」雖然還沒有徹底實現，距離官僚理想中的人間天堂總算接近一步了。不少評論者認為毛澤東和熱心擁護「文化大革命」的毛派是激進的理想主義者。讓他們看清楚吧，這就是毛派理想主義的實質。

這部份毛澤東思想的真義弄清楚之後，讓我們再根據未經「篡改」的馬列主義繼續研究一下中國目前的收入不平等問題本身。

在今天的中國談限制（甚至取消）收入的不平等，其實用不着像毛派那樣從遙遠將來才能實現的共產主義原則那裏找尋理論根據和道德根據，用不着考慮中國現在是否已經具備了物質基礎超越「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勞分配」的原則在中國（以及現有的一切號稱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根本還沒有實現，目前也不夠條件充份實現。「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原則更不用提了。

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分配是完全地、純粹地根據「按勞分配」原則進行的，那時已經沒有地主和資本家，沒有人能夠憑他佔有生產資料而在社會生產出來的消費品總額中分得一部份。那時人人都是勞動者，而在勞動者之間分配消費品的標準是「等量勞動取得等量消費品」。這就是說，工資是一律平等，不分等級的，不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也不分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不分技術高低）16，當然更不論勞動者的性別、種族等等，每個勞動者所領取的工資都按同一標準由他所付出的勞動量決定，任何職位一個勞動日的工資都相同（但特別勞苦的工作，一個勞動日的實際工作鐘點比較少）。最優秀的工程師和掃街工人，醫學專家和農業公社的普通社員，清糞工人和國家主席，統統領一樣的工資。這樣平等的分配製度還沒有達到共產主義的標準。還沒有完全超越資產階級法權的範圍（仍然應用着等價交換的資產階級法權原則），但已經和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分配製度大不相同。甚至和資本主義的工資制度也大不相同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工資是不平等的：一個人的工資多少，不單純決定於他付出的勞動量大小。勞動量只是決定工資的許多因素之一，而且時常只是一個較次要的因素。其他因素還有工作者的技術高低，他的性別，種族，甚至是否得到僱主偏愛等等。中國現在還沒有單純按照勞動量來決定工資，工資還不平等（而且差別還很大），所以現行的工資制度還是不折不扣的資本主義式的制度。「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根本還沒有實現。如果真正打算限制工資不平等，完全用不着搬出甚麼共產主義的原則，只要一步步改變現行的資本主義式的工資制度，縮小工資差距，向「按勞分配」前進就夠了。

目前，中國的經濟和文化都還太落後，又紅又專的人才當然不夠用。為了儘量利用那些專而不紅的人才，儘量利用他們的專門技能來幫助建設社會主義，以便早日能夠實現「按勞分配」，中國不得不暫時違反「按勞分配」的原則，給那些專門人才高過普通工人的工資。根據同樣的道理，普通工人的工資也要分等級：技術較高的，工資也較高。在這個限度之內，這是無產階級方面聰明而且正當的「小本大利」、「吃小虧佔大便宜」的辦法。關於這個問題，列寧有很清楚的解釋17。

但中國現行工資制度所包含的不平等，從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的觀點看起來，並非完全必要的。這就是說，不平等的程度太大了，而且至今沒有縮小的趨勢。現制度基本上確定於一九五五－五六年間。當時中國仍舊實行着「以俄為師」的路線，工資制度也是模彷蘇聯那套斯大林主義的極不平等的制度，給高級官員和高級知識份子巨大的特權。我們知道，俄國十月革命後初期（一直到列寧去世）的處境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任何時期都困難得多：國內經濟破壞程度更大，在國際上完全孤立，俄共缺乏行政和管理經濟的經驗（本身缺乏這種人才），舊有的高級知識分子一般都不擁護共產黨，其中不少人公然怠工。在此情形下，不得不用很高的工資來爭取舊知識分子合作。但俄國當時規定最高工資不過是最低工資約五倍。列寧一方面極力向那些反對優待專家的「左派」幼稚病患者解釋這是必要的，另方面又完全承認這是對社會主義原則極大的違反，只是萬不得已的暫時辦法。等到斯大林所代表的官僚層篡奪了政權之後，蘇聯的工資差距才在曲解了的「按勞分配」原則掩飾下毫無限制地擴大起來。中國革命後的條件在各方面都比俄國有利。中共在取得全國政權以前早已有統治局部地區的經驗。自己有相當數量的管理人才。中國舊知識分子一般都有相當的愛國主義思想，願意為中國的富強而貢獻力量。共產黨政府是中國現代史上第一個真正愛國的政府，在這方面得到知識分子普遍的尊敬。中國革命後根本沒有發生過知識分子怠工的事件。反而可以說，在中國現代史上，知識分子從來沒有像新中國成立後那樣擁護政府，那樣滿懷希望地投身政府所號召的改造和建設的事業的。經過八年抗日戰爭和四年解放戰爭後，高級知識份子有頗大部份已經習慣了比較艱苦的生活。解放後頭幾年，又對知識分子進行大規模的「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思想教育。所有這些因素，都令中國無產階級政權在一九五五－五六規定新工資制度時，本來沒有必要給專家們像蘇俄初期那樣高得厲害的工資。但事實上中共所規定的最高工資竟超過最低工資十倍以上。這是不能用客觀條件和無產階級的長遠利益來解釋的。也不能歸罪於那些領高薪而非執政者的知識分子，而只能由共產黨領袖本身（從毛澤東起）來負責。他們的本質同蘇聯官僚一樣，想維持想擴大本身的物質特權，又想把高級知識分子吸收到自己的階層裏面，所以一心一意地模彷斯大林主義的蘇聯。現在，雖然他們早已反過來把蘇聯當作最大敵人，但在這方面的做法仍舊沒有改變。他們享受物質特權的程度雖然比蘇聯官僚低一點（在以俄為師時代也一樣），但本質上是相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沒有實行過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像列寧時代蘇聯那樣的民主制），中共領導集團是這個官僚主義變態的工人國家不受監督的、全權的直接統治者，是真正掌握社會生產品分配大權的人，他們自然能夠予取予求。不但如此，他們還能夠今天自己規定給高級知識分子特高工資，明天把高級知識分子領取高工資當作罪惡，鼓勵群眾把他們揪出來鬥爭。後天把他們「解放」，讓他們復職復薪，大後天又提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抽象口號，卻並不修訂法規，減低特高工資－－翻雲復雨，好話說盡、壞事做盡。

寄生在工人國家身上的官僚層的高薪特權，是比資產階級國家的高薪更壞的資產階級式特權。目前中國最應當反對的工資政策，就是官僚的高工資；最急需限制的資產階級法權，就是官僚所享受的特權。這種限制，在經濟上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必要的，所欠缺的只是政治條件，即欠缺勞動人民的民主制。一旦無產階級群眾掌握了政治主權，決不會再讓官僚享受那些特權。對於高級知識份子，只要尊重他們的職業尊嚴和民主自由，不像中共官僚對他們那樣地任意剋制和侮辱，就用不着拿過份的高工資去收買他們，也會得到他們更好的合作。只要減低那些過高工資，並且消除或大大限制官僚統治所造成的其他方面的種種浪費，用不着減低社會積累的比例，就可以顯着增加工農勞動群眾的收入，首先是增加最低級的工資，縮小社會不平等的程度了。

官僚層的理論家（從毛澤東起）不能揭露中國現存工資關係的真象，即使在提倡改良的時候也表現出理論上的極大混亂。他們把反對特高工資同反對按勞分配混為一談，把資產階級式的特權說成資產階級本身所享受的特權，把敵對派系的官僚和受他們保護的領高工資者都當作資產階級分子，絕口不提整個官僚層是目前中國最大的特權層和社會不平等的捍衛者。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他們說出真象，就會暴露自己的真面目，幫助群眾認清鬥爭對象，達到革命覺悟。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利害關係令他們同馬克思主義理論格格不入：只能濫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去迷惑群眾的頭腦，而不能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去教育群眾。

毛派有時把過去革命戰爭時期所實行的「供給制」當作一種「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制度，甚至稱它為「軍事共產主義」。這又是一種理論上的混亂或迷魂帕。「供給制」同共產主義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根本是兩回事。第一，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是對每個勞動者供應非常豐富、毫無限制的消費品（不消說，到那時候，浪費、奢侈、貪婪之類的私有財產時代的醜惡人性一定已經消失了）；「供給制」卻是極度艱苦的條件下，按嚴格的定額供應最低限度的消費品，一般地只夠勉強維持生存。其次，「供給制」實行的範圍非常有限：只在「解放區」裏實行，而解放區主要是一部份經濟很落後的鄉村（全國解放後不久就取消了）;又主要只對軍政人員實行，一般勞動人民不包括在內。這種制度根本不適合在現代社會的複雜生活方式中實行。第三，「供給制」並非完全平等的，仍舊有顯着的等級差別。甚至有顯然不符合革命事業需要並令人反感的不平等。早在抗日時期，曾經參加托派的文學家王實味已在延安發表有名的「野百合花」一文，公開批評過「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不平等現象，因而被加上「反革命」罪名槍斃了。中共進入大城市以後，「供給制」更變成少數「首長」任意追求物質享受，「各取所需」的方便制度。一九五五年宣佈完全取消「供給制」改行工資制的時候，人民日報的社論也指出了這一點。

注釋：

（１）「俄其中央委員會的報告」，「列寧選集」第四卷，一六九頁。

（２）同上，一六八頁。

（３）梁效、任明：「評三項指示為綱」，「人民日報」一九七六年二月廿九日

（４）「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列寧選集」第四卷，四五三頁。

（５）同上，四四一頁

（６）同上。

（７）這只是在所謂「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的末期，俄國經濟萬分困難的形勢下，托洛茨基一時的見解。兩個月之後，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了採取新經濟政策，以前關於工會的爭論已經再不成為問題，誰都不再提它了。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又同列寧和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其他代表全體一致通過關於工會的作用和任務的提綱。以後在托洛茨基有生之年，他一直都保衛列寧所主張的工會政策，即：儘管現在國家已經是工人的，但工會仍然要「保護工人免受自己國家的侵犯，同時也利用他們來組織工人保護我們的國家」（列寧選集第四卷，四○八頁）。反過來，在那次爭論中支持列寧見解的斯大林：以及他的徒子徒孫（包括毛澤東、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等），後來都一直使用官僚專制手段完全扼殺工會對國家的獨立性。

（８）「在全俄省、縣國民教育廳政治教育委員會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列寧選集」第四卷「三七○－三七一頁。

（９）「關於人民委員會工作報告」，「列寧選集」第四卷，第三九七頁。

（１０）「列寧選集」第四卷，四四四頁。

（１１）一九六二年九月廿四日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版，四三五頁。

（１２）「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十二頁。

（１３）「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三卷，二五四頁。

（１４）參看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十章，第一節。

（１５）「列寧選集」第三卷，七六八頁。

（１６）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勞動者學習技術的費用是由私人負擔的，這就表示有技術的勞動力的成本較高。但在社會主義社會裏，訓練勞動者的費用是由社會來負擔的，所以複雜勞動所創造出來的較大的成果（即較大的價值），也應歸社會所有，勞動者本人沒有權利要求額外的報酬。這種見解，馬克思以前的共產主義者已經提出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意。參看「反杜林論」，第二編，第六章。

（十七）參看「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關於黨綱的報告」，「工會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作用和任務」，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等，見「列寧選集」第三卷及第四卷。

後記

這是一篇沒有完成的文章。寫於今年六月間。作者原打算再寫三幾千字就把它結束的，但由於種種私人原因，一停下來就好幾個月沒有繼續動筆。在這幾個月內，中共黨內鬥爭形勢已發生很大的變化：毛澤東死了，十年來一直受他扶植的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一派（即「文化大革命」以來最純正的毛派）被打垮了。「批鄧反右」運動雖說還要繼續下去，但重要性和銳勢已開始大減，而且實際內容必將大大改變了。不過，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並沒有過時，因為這裏所談的主要是一些在新形勢下仍舊存在的根本性質的問題，例如中共黨內兩個主要派繫到底各自代表甚麼，怎樣才是真正的「走資派」，工人國家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等。而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的理論分析，更佔了本文大部份篇幅。由於作者大概在今後一個月內還無法把本文續寫和改寫，所以願意把它照原樣先拿出來給同志們參考。在這裏，作者想把本文結論的中心點先簡單說出來。

毛鄧兩派（更恰當的說法是文革派和反文革派）並非分別代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也不是整個說來毛派較左，鄧派較右。同樣也不是反過來：毛派較右，鄧派較左。他們是同一的寄生在工人國家身上的官僚統治層內部的兩個並非以政治原則為基礎的幫派。反文革派代表二十幾年來掌握中國統治權的中共傳統官僚，文革派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新爬上去的暴發戶官僚。前者有革命歷史背景和豐富的統治經驗。後者方面，除毛本人外，自江張王姚以下都全靠在「文化大革命」這次假革命中幫助毛澤東奪回最高統治權起家。他們的專長是解說毛澤東思想，揭發違背毛澤東意旨或損害毛澤東權威的思想和人物。他們維護毛澤東的權威也就等於維護和擴張他們自己的權勢。他們雖然滿口激烈詞句，實際上並不反對官僚專制的制度和官僚所享受的物質特權，並不促進真正朝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所以稱他們為左派或激進派是根本錯誤的。他們既不改善工農群眾的生活，又不讓群眾得到民主權利。兩派真正的政治分歧以及思想分歧並不大，而且並非在一切分歧中都是一派較左，另一派較右，而是有時這派較左，有時那派較左。兩派所最關心的，都是維持和擴張自己的權勢。對國家大事的政策倒隨時可以改變。理論原則在他們看來，更不過是槍桿子和權術、陰謀以下的第三等的工具而已。所以打倒對方人物而採取對方原來所主張的政策也毫不稀奇。這種無原則的爭權行為在毛江派尤其表現得鮮明露骨：因為他們是採取戰略攻勢的一派，而且他們一般都欠缺管理國事的才幹。江派無了無休的爭權鬥爭不但侵奪傳統官僚的權位，而且危害到整個官僚層統治的穩定性，同時當然也連累到普通人民不斷受到不必要的震盪。正因為如此，連毛澤東也有時不得不對江派稍微壓制一下（嚴格來稅。毛澤東並不屬於毛江派。倒可說毛江派是屬於毛澤東的－－毛澤東是黨內的皇帝，文革派和反文革派都是他的臣僕）。由此可以了解毛江派何以如此不得人心（包括民心與官心），也可以了解到這一派為甚麼在毛死後才一個月就輕易地打垮了，而他們的倒台受到群眾真心的慶祝。　　　　　　　　　　　　　　　　　　　 一九七六年十月廿五日

附註

　　關於「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毛澤東語錄，當時中共報刊發表過如下幾段：　　「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

　　列寧為甚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我們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

文革、八九民運與工人群眾運動

——從兩本書談起

許由

　　雖然經過了八九民運的洗禮，不少經歷過文革的知識份子，到現在還是對群眾運動敬而遠之，尤其是對工人運動。所以，到今天還有不少所謂海外民運人仕，寧願把民主希望寄托在中共開明派身上，也不願意寄托在工人群眾身上。這同五四時代起直至六十年代初這段長時期是剛好相反的。那個時候凡是熱烈傾向民主的，大多都願意親近勞工，甚至主張「勞動神聖」。促成這個突變的，就是文革。

群眾運動還是運動群眾

　　文革是中國當代歷史中最龐大的群眾運動，同時也是令人失望最深的群眾運動。不論是紅衛兵運動還是工人造反派，結果都不僅沒有為中國帶來絲毫的民主進步，反而是一場對人民，對知識份子，甚至對官僚來說，都是劫數。文革中的一切醜惡現象，都很自然地同群眾運動連繫起來。林彪說過，革命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不少人現在就得出相反結論：革命群眾運動是天然不合理的。我們這篇文章是就上述課題評述兩本書。一本是李遜的《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一本是華爾德（Andrew Walder）的《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

　　李遜的《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一書引人注意的是，它可能是第一部專門研究文革中以王洪文為首的工人造反派的歷史的書。這本書研究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興衰，材料算是很豐富的。可是，作者的整個思想明顯太受官方意識形態的支配，所以史料雖多，對文革以致對工人造反派的分析卻很淺薄。首先，文革中的群眾運動，是不是真正的革命運動？其次，這次群眾運動同過去十七年的群眾運動以及中外一般群眾運動有甚麼分別？對於這些問題，這本書的答案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我們先談談第二個問題。

　　作者說：「一九四九年以後歷次運動都是在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領導下，自上而下，層層發動，有組織有領導地進行的。群眾運動的主體是黨組織。而文化大革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則是拋開了共產黨各級組織，由毛澤東直接發出號召，群眾自發地組織起來，自下而上地衝擊原有的領導體制。群眾運動的主體是自發性的群眾組織。」（頁4）

　　文革的群眾運動當然同之前十七年的群眾運動多少有上述的分別，可是，簡單把文革形容為「自發性」的群眾運動則並不妥當，而且也同「由毛澤東直接發出號召」這個講法也有矛盾。如果由這位「偉大領袖」發出號召而發展起來的群眾運動也可以叫作自發的群眾運動，那我們就無法區別1919年的五四運動、1989年的八九民運同文革的分別了。其實，文革之所以史無前例，不僅在於規模之大，而且在於兩點：從萌芽到發展為全國性運動時間異常短促，而且從一開始就以奪權為中心要求。

　　古今中外多少具有革命性的群眾運動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最初要求往往都不是奪取權力那麼高，而是局部性的要求，尤其是經濟要求。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裡，工人群眾的最初要求不過是和平、土地和麵包。一九八九年民運，他們的最初要求也只是局部性政治自由。就算後來提出「打倒李鵬」的口號，也遠不是達到奪權的層次。其實，革命群眾行動從來都不是那麼容易出現。絕大部份爭取局部要求的群眾運動都不會發展為革命。從一開始便要奪取政權的群眾運動更加少見。不僅一般的生產的階級（工人、農民、知識份子）是這樣，就算是流氓無產階級在一般情況下也不會想到革命奪權。革命之所以發生，恰恰不是因為一般勞動人民本來很容易反叛，相反，而是由於深刻的墮性——即使社會危機已經非常嚴重了，他們仍然力求像過去那樣過着受剝削但是是安穩的生活。只是等到危機爆發出來了，統治階級不能再按過去方式統治了，而勞動人民想按過去的方式生活也絕不可能了，只有那時，即只有經過長時間的摸索、思考，以及憤激的積累，只有同過去墮性決裂，才會發展出革命運動，才會有膽量有決心打倒當權者。每一次革命都不是偶然事件，但每一次革命都是群眾經過長期而痛苦的切身經驗與反思才會發生的特殊事件。中國人有句老話，官逼民反。不是統治者腐爛專制到極點，群眾都不容易造反，八九民運也多少是這樣。相比之下，文革的「造反」、「革命奪權」發生得太輕易了。紅衛兵運動也好，上海工總司也好，從一開始便要「炮轟」黨委市委之類，而且不久就用武力實踐奪權。但那個時候有特別嚴厲的「官逼」嗎？沒有。所以，這真是「史無前例」的。

革命的真真假假

　　之所以會「史無前例」，當然是同毛澤東號召有關。關於毛澤東的號召力有多大，我們不用在此饒舌吧。而且，現在我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並不是光在口頭上號召，而是在實際上運籌帷幄，直接指派人員（江青、張春橋等）去發動的。自然不是每一步都經過陰謀，但是群眾中的任何自發行動，都立即得到毛澤東或他直接指揮的文革小組的回應，在初期尤其是鼓勵以及直接參與的回應。李遜這部書在談到上海工總司的崛起時也用很多材料證明這點。所以，雖然不能說毛澤東直接組織群眾，可是，簡單說紅衛兵與工人造反派是「自發」，也是不恰當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這個官方說法倒正確得多。文革從頭起就是毛澤東利用群眾去打倒劉鄧派的陰謀。正因為這樣，所以，反乎一般群眾運動（這裡指的是由下而上的群眾運動，例如五四運動，而不是1949年之後由中共包辦的歷次「運動」）的經驗，紅衛兵與造反派工人一開始就不是提出任何切身的社會經濟要求，也不是任何政治自由的要求，而是從頭起就要打倒本單位或本地區的黨委。之所以要打倒他們，並不是他們怎樣剝削人民，而是……「反對毛澤東思想」。他們之造反，並不是造最高統治者毛澤東的反，而是造那違反了毛澤東思想的黨委的反。凡是讀到文革的材料時，你都會有一種感覺：不知道這派與那派之間為什麼而斗。正反雙方都高舉毛澤東思想，都指責對方反對毛主席。文革時代所謂「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但從頭起那個「一切」是不包括毛澤東的。古往今來實在看不出有像這樣古怪的革命的。革命，按其本意，首先意味人民用武力趕跑最高統治者。可是，文革中儘管革命口號最響亮，可是整個發動的目標不是打倒最高統治者，而是為最高統治者打倒不那麼聽他話的高級官僚。如果這也可以叫作革命，那我們實在無法分辨辛亥革命，法國革命同文革的分別。

　　文革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常意義的群眾運動。那是一次假革命，真反動，即只是毛澤東利用革命口號和天真的群眾來達到個人保住權力的目的。文革中的紅衛兵及工人造反派，比較像希特勒的衝鋒隊（實即打手隊），而絲毫不像革命群眾。作者對這樣一個重要而又不算很複雜的問題始終弄不清楚。這個缺陷多少使他這部書材料雖多，卻讀之無味，因為繁雜的材料並沒有統攝在一個正確而鮮明的理論框架中。作者有時連起碼的自圓其說也做不到。他強調，工人造反派頭頭（王洪文等人）的政治文化素質代表了工人造反派——而工人造反派又代表了上海工人的政治文化結構（即工人的文化水平不高）。「這些工人造反派根本無法作為工人階級的政治代表。但是，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在當時的條件下只能產生這樣的政治代表。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現實。」（頁69）如果當時整個上海就只有工總司，這樣說或許還不致於太離譜。可是，事實上，李遜在這部書就花了許多篇介紹與造反派對立的「保守派」赤衛隊。據他說，這個反對造反派，主張擁護當時的上海市委的工人隊伍多達八十萬人，比王洪文的造反派要大許多。只是後來因為毛澤東支持工總司，所以最後被打垮。垮雖然垮，可是，曾經存在這樣一個派本身，就大有文章。至少，李遜下筆的時候就應該想想：究竟哪一派才可代表上海工人階級呢？是工總司還是赤衛隊呢？還是別的什麼人呢？可是，作者竟然壓根兒沒有這樣想過，一口咬定那個他認為有很多流氓、官迷、文盲半文盲的工總司領導層才能代表上海工人階級！這說明了他對工人階級的偏見是多麼深。

　　這種偏見可以在他有關經濟主義的描述那裡得到佐證。

所謂「經濟主義」

　　一九六六年六月王洪文首先在上海國棉十七廠「造反」，從此掀起了上海工人兩派的鬥爭。沉寂了多年的上海工人階級日益抬頭，開始提出切身的經濟要求。尤其是處於最低層的臨時工、合同工以及那些早年因種種原因被迫遷離上海到邊疆或農村落戶的人。他們紛紛成立組織，要求改善生活待遇：

　　「住房困難革命造反司令部」，是為了要求解決住房；

　　「革命單身職工造反司令部」是為了要求解決職工家屬調回上海；

　　「常住臨時戶口革命造反司令部」是為了要求解決戶口問題；

　　「回鄉職工造反司令部」是為了要求返回上海重新進廠工作；」（頁281至282）

　　同時，各廠工人也紛紛要求增加工資或補發各種各樣津貼，而且往往成功。這陣風潮之大引起了毛澤東及文革小組的警惕，立即出面制止，而且把工人的這些要求打為「經濟主義」妖風。

　　其實，工人的這些要求都是最正當不過的。要知道，從1956年到1967年，工人的實際工資不僅沒有上升，而且還下降了。毛澤東的經濟冒險主義當然要負最大責任。其次，任何稍有人權意識的人，都不會接受中共那種等同階級隔離制度的戶口制。所以，毛澤東對「經濟主義」的鎮壓根本沒有道理。對工人的要求扣上「經濟主義」，也只是毛澤東那種濫用名詞的作風而已。毛澤東對工人的正當經濟要求的壓制，恰恰說明，所謂工人造反派，只是毛澤東進行權力鬥爭的一個工具。一旦這個工具顯露出有勃於毛的用心的些微趨勢，毛就會不惜一切去鎮壓住它。這清楚暴露出，被稱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那場鬧劇，不僅不是革命，也無關文化建設，更不具有無產階級性。工人一旦企圖把無產階級的正當要求注入文革，就立即被封殺了。整個片語中的三個詞彙都用錯。但李遜不僅對於官方立場毫無批評，而且，盲目襲用官方套語和邏輯。既然沒有起碼的獨立思考能力，就不難想象，這部對文革反思的書，結果會有什麼價值了。

工人為什麼參加文革

　　王洪文的工總司最初只是少數派。王洪文一貼出反對國棉十七廠的黨委的大字報的時候，黨委立即把王洪文的大字報打為「大毒草」，直指王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兩派的鬥爭很快就超越一廠範圍，進而把整個上海工人都捲入其中。最初保衛當權派的「赤衛隊」佔壓倒多數，後來，當人們逐漸知道工總司的後台是張春橋、是文革小組，最後是毛澤東的時候，多少數開始逆轉了。工總司逐漸成為多數。

　　對於為什麼中學生和大學生那麼狂熱地參加文革，人們不難找到解釋：學生本來就是很容易有不設實際的理想，再加上中共那種個人崇拜的教育，使青年一代把「毛澤東思想」當成自己生存的唯一意義。但是，對於為什麼工人那麼大規模參加運動（不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上述解釋就不夠恰當了。素來都重視實際利益的工人為什麼也變成那麼狂熱呢？李遜有一段話解釋為什麼初期那麼多工人起來保衛黨委。其實，這段話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一般而言，那麼多工人都參加運動：「一九四九年以來，政治運動和思想批判運動幾乎沒有停息過，這一場接一場運動的巨大陰影還未從稍有年紀的人們頭腦裡抹去。從號召提意見開始，到提意見者被整肅結束，人們一旦掉進階級鬥爭的恢恢天綱之中，便永世不得翻身。於是，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以批判造反派來表現自己立場的堅定。在最初圍攻造反派的大字報中，有許多人出於義憤，也有許多人出於表態，出於對自己的保護。他們從十七年的政治經驗中得出結論，對任何一場政治運動，正確與錯誤的評判標準永遠掌握在黨的領導幹部手中，個人的感覺和判斷是微不足道的，他們只需跟着各級黨的領導幹部的意旨行動，這是最簡便最安全的政治選擇，即使以後出了錯誤，也無需由他們個人承擔責任。而黨的領導幹部們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因「反擊不力」而被劃為右傾者不在少數，他們也失去了政治自信心，凡事寧可「左」三分。」（頁144）

　　在那個一切上綱上線，稍有不慎都有可能被指為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歲月，跟隨風頭成為唯一的生存之道。從文革中「跟緊」一詞風行一時就可以看到。

　　李遜毫無批評地使用中共的術語，什麼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之類。其實，李遜上述的那一番話就足以說明，中共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即是專無產階級的政。工人階級不要說民主權利，便連最起碼的人身自由也沒有，甚至是動輒得咎。

　　華爾德一書的價值，在於通過大量訪問讓我們知道中國工人階級的實際情況。

　　讀完這部書，你就會更明白李遜上述那番話的正確性和李遜有關文革的理論總結的錯誤所在。

毛時代的企業管理

　　作者之所以用「新傳統主義」來形容中國企業中的生產關係，是因為中國企業的管理方式同傳統——實即封建傳統——很相似。「『傳統』這一概念總是與依附、順從、任人唯親等等現象相關聯，而同『現代』這一概念相聯繫的是獨立、契約、平等一類的觀念。」（頁11）中國的企業恰恰充滿人身依附的關係：

　　「他們在經濟上和社會地位上依附於企業，在政治上依附於工廠的黨政領導，在個人關係上依附於車間的直接領導。（頁12-13）」

　　在毛時代的中國，國營企業對工人來說不僅是工作與收入的來源，而且是醫療、住房、退休金、貸款、經濟補助、托兒所、食堂甚至子女教育的來源。一般來說，工人生活費用中有三分一來自企業的各種各樣的消費品分配及補貼。又由於工人沒有選擇職業、工作單位甚至崗位的自由，所以工人對企業的依附就十足具有工奴特性。一個人離開了自己的工作單位，他就變得什麼都不是。所以華爾德說工人「在經濟上和社會地位上依附於企業」。

　　但一個企業很大，往往有好多個車間（從前港台等地稱為工場，即英文workshop）。而工人最直接是受車間主任的統治。

　　「在共產黨社會的工廠裡，每天都有大批涉及分配、申請、批準的工作。……車間領導在廠領導之前預先審查工人的住房申請和消費品的分配。他們根據國家的勞工保護條例審批各種福利申請，包括休假、年度探親假、事假、療養、特批醫藥、福利貸款，等等。車間領導還負責給工人作個人評語，向工廠黨領導和保衛部門提供信息，批准給工人開旅行證明，對違犯工廠規章制度的行為施以罰款或進行其他方式的懲罰。」（頁23-24）

　　車間同樣是一個金字塔式結構，包括了車間主任、工段長與班組長三個層次。從申請探親、家屬分配工作、申請額外票券、申請住房一直到結婚、離婚，通通都要一級級的申請。

無處不在的思想警察

　　毛時代的企業管理在許多方面都要比蘇聯荒誕專製得多。所謂思想改造、政治思想學習、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等等，都是蘇聯老大哥所沒有或者很少的。毛澤東專制體制登鋒造極之處，就是它不僅要操縱人們的行為，而且要操縱人們的思想。毛澤東成為了最大的思想警察。中共對「思想」的執迷簡直無人可比了。有個工人說：

　　「如果那個工人表現不好，他們就會開展教育工作。這是黨組織的任務。在他們看來，如果你思想好的話，表現就會好。如果你表現不好，那麼你就一定有甚麼思想問題。這樣他們就會找這人談話：有甚麼問題嗎？家裡頭有甚麼事？還是經濟上有困難？下一步就是在班組內對這人展開批評。有各種各樣的組織會過來施加壓力：工會、共青團、黨員、等等。第三步就是扣獎金。」（頁117）

　　「如果某個工人偷了公家材料去給自己打家具或利用上班時間修自行車時給領導抓住了，他就會被當作壞典型在大會上受到幹部的批評。在他們自己政治學習班組裡，工人們會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你有沒有也偷東西？」對此人們會說些類似這樣的話：「雖然我沒有偷東西，但是我帶孩子到廠裡洗澡了。這是資產階級思想，因為孩子無權享受國家福利。」我也會說：「我對不起黨，因為在工作中我念英文了。雖然我沒偷東西，我的思想還是很落後。」另一個人會說：「我覺得自己不好，因為昨天我提早半小時離開車間了，」或是「雖然我沒有偷盜國家的財產，我昨天到醫務室去假裝腿痛，不過是為了拿點酒精。」……有時我們學習先進模範典型，例如王鐵人（東北一位工人），「啊，拿自己跟王鐵人相比，我就覺得自己有錯，不好。」（頁119）

　　工人得到獎勵還是懲罰，一方面是看工作技能，但更重要的是看「表現」，而所謂表現，其實就是對「領導」的馴服程度。有人索性把「表現」理解為「領導對你印象的好壞」。在這個情況下，人們被迫要講假話，不講也不行：

　　「在一九六三年，……給了某些積極分子和技術骨幹以提級和升工資的機會。……主要的標準，特別是在當事人是黨員的情況下，是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還有看你是否反對大躍進路線和三面紅旗，是否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傾運動中被批作右傾分子，……這都是重要的條件。如果你在上述無論哪個方面有問題，就根本不可能提工資。你得說六一和六二年絕對有足夠的食品，不得提出大躍進造成的災難。在一九六三年，這些都包括在決定你的政治思想是否好的因素之中。」（頁153-154）

　　「你不能反對領導的建議，否則就會受批評。但是即使不同意他們的建議你也不能一言不發。如果你不發言的話，組長會點你的名字，對你提出批評」。（頁162）

　　「文革前，工人可以就他們生活上的問題，例如住房、食品、工資等等，向車間工會代表提出意見。也可以趁黨支部書記每星期到工人中去兩次和大家談生活問題時提出。不過後來就沒有工會了，黨支書也出了政治問題。工人生活上有困難沒有地方可以提。要提就說是反映了你的資產階級思想。」（頁227）

　　至於告密系統，不僅有專職的保衛科，而且還有業餘的「治安組長」，專門打小報告。幾年前說過什麼怨言，都可以紀錄在案作為日後被整的根據。

　　工人在一般情況下很難作集體反抗，於是，拿那些「靠攏黨」的積極分子來揶揄、嘲笑就成了工人發洩情緒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途徑。有個工人這樣描述工人對積極分子態度：

　　「他們將你看作是黨組織的奴才走狗，讓你感到很孤獨。有時積極分子在壓力下難過得直哭。工人們對他們處處為難，會對他們說：「馬屁精！幹嗎不讓你老婆和支書睡覺？！」等等。有一次我碰到這種情況，那挨罵的人哭了。」（頁190）

罪責人人有份？

　　我們長篇累牘地引述這些訪問，是為了說明理應人人都懂的東西：被宣佈為領導階級的工人，實際上只是工奴，甚至連工奴也不如，因為從沒聽過從前的農奴要經常交代思想。不少工人之狂熱地參加文革（不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實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在毛澤東的官僚專政下，自覺或不自覺地賴以自保而已。

　　可是，我們那位企圖深刻反思文革的工人造反運動的李遜，又怎樣尋找文革罪責之所在呢？他說：

　　「如果說，歷次政治運動使中國人不得不一次次放棄自我，那麼這一次文化大革命則是對自我的完全否定。整個民族自覺自愿地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一個人支配，以至於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歷史甚至無法對大多數人的行為作出道德判斷。因為失去了「自我」的行動主體，已經不具備承擔道德責任或歷史責任的資格。

　　無數個零的總和，還是零。」（頁213）

　　為他作序的龍應台立刻把握住這句話的精髓，加以發揮：

　　「一個民族墮落到只是『無數個零的總合』，那才是靈魂的自我消除。……迫害者與被迫害者絕對不只是上與下的關係——在上當權者迫害在下的善良百姓和老實的知識份子。不，善良百姓往往被此迫害更烈」。

　　這種論調同八十年代所謂「文化熱」的時候同出一轍，即以為中共所造成的一切災難，不是人性作祟，就是中國文化作祟，結論是，罪責人人有份。文革更好像證明了「罪責人人有份」論，因為許多普通學生與工人及知識份子都幹過許多過火的、暴力的行為。可是，問題恰恰不能只看文革，還要看造成文革的那個體制。恰恰是那種全能主義的黨專政及個人獨裁制度，才造成史無前例的文革。但是，是誰創造了這種制度？是中共。人民對於這種制度既沒有明確同意過，也不是沒有過批評，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嗚放運動時期。就算在日常生活裡，種種隱蔽的批評也大量存在。可是，統統都被中共壓了。所以，說什麼「整個民族自覺自愿地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一個人支配」，簡直是胡說八道。出自一個經歷過文革的學者口中，就更加煳塗。在反右之後，人民的所有批評都壓碎了，毛澤東的個人獨裁更厲害了，可是，一方面，所有後來在文革中被毛打倒的「老幹部」，除了彭德懷之外，差不多沒有一個公開出來阻止過毛澤東的胡作非為，儘管他們權力在握。他們個個都是軟骨頭。把他們之懦弱看成是什麼人性使然或中國文化使然是絕無根據的。因為另一方面，文革之中和之後都有普通青年、普通黨員起來公開反對四人幫以致毛澤東本人。無權無勢的普通人可以做得到，為什麼那些「久經考驗」的老革命家們通通做不到，甚至做相反的東西？把他們的罪責同百姓的「罪責」等量齊觀，豈非荒謬？

　　事實上，李遜那部書的一些材料也反映了工人階級樸素的一面：

　　一九六八年夏天，當全國武鬥最為嚴重的時候，毛澤東派遣了《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了大學及所有機關、事業單位，宣佈「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制止武鬥，並且負起「領導」職責。自然有一些工宣隊頭目趁機弄權，但是，李遜告訴我們：由於工人的文化水平不高，所以不少「樸實的有自知之明的工人，他們寧願做些與工宣隊身份不相符合的瑣碎雜務，也不願意游手好閒，成為進駐單位多餘的人。他們通過辛勤勞動來改善自己的尷尬處境。」

　　「在大多數單位，工宣隊員無法進入業務領域，只能做總務，後勤和管理人員的工作，他們整天忙於聯繫參觀，採辦器材，維修房屋，甚至打掃衛生這樣的瑣事。如上海音樂學院一些工宣隊員做打字油印和收發文件工作。」（頁429-430）

　　如果要為這些不曾受權力腐化的工人打分，無論如何也不能評為「零」的。分數再低，也一定是一個正數；反之，中共那些高級官員，分數再「高」，也一定只是負數，而不會是零。但重要的還不是工人責任，而是制度，以及維護這種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團。我倒想知道，李遜要給一黨專政及中共本身打什麼分？

1997年5月15日

先驅第44期, 1997年6月

林江案 、法治 、文革

向青

舉世矚目、新中國建國以來未有先例的「林江反革命集團」的審判案，已於一月廿五宣判了。讓我們把這案件分析一下，並且聯繫着這案件談談中國的法治和第二次「文革」有無可能的問題。

判刑的輕重

　　人們對這次審判談論得最多的，是十名被告（尤其是江青）判刑輕重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面，首先要解決的一點，是刑罰的作用是甚麼。許多人根據「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種古老的報復原則，認為像江青和張春橋這類殘害了千千萬萬人的罪犯，自然應當立即執行死刑：不該再留給後路，把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也有人同樣根據報復的原則，卻認為緩期執行可使被判死刑者受更多的苦，所以是更適當的刑罰。我認為，有遠大眼光的勞動人民對犯罪者施行刑罰，應該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制止危害人民的行為，包括防止同類行為再發生。從這個觀點來看，法庭對十名被告判處的刑罰已經足夠了。這十個人實際上已經沒有可能重獲自由，再度為惡了。即使他們十人之中有個別的還有機會得到自由，他們再度作惡的力量也有限，必要時不難加以制止。江青、張春橋之流在「文革」時期勢力那麼可怕，說一句話就可以令許多人家破人亡，並不是由於他們自己真正有巨大的力量，而只是由於他們有毛澤東撐腰，他們的罪惡行為符合毛澤東的需要而已。現在既然毛澤東這個真正的元兇已經死掉，這些爪牙也就沒有特別可怕之處了。留下這些人的性命，也許到了將來歷史家有了研究現代史的學術自由的時候，還能夠從他們口中取得一些資料呢！

不過，現在特別法庭決定不立即對江張二人執行死刑，也許不是因為（或者主要不是因為）覺得「死緩」已經足夠達到制止罪行的目的，而是因為不敢或者不願把毛澤東的妻子處死。如果真是這樣，那自然是一種壞現象，客觀上起着鼓勵當權者為惡的作用。實際情形是那一種，現在我們無從判斷，只有觀察以後最高法院的審判活動才能夠知道。我覺得，人民所應該做的，不是堅決要求把江張處死，而是堅決要求全中國的法院在處理普通公民的案件的時候也拿出公平的態度來。

罪名的分析

法庭確認十名被告所犯的罪有下列各種：

（Ａ）屬於反革命罪一類的，

（一）組織、領導或者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

（二）陰謀顛復政府罪；

（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四）策動武裝叛亂罪；

（五）反革命殺人或者傷人罪；

（Ｂ）屬於侵害公民人身權利罪一類的，

（六）〕誣告陷害罪。

這些罪名之中，（一）條是全體被告都有份的，（二）、（六）兩條除江騰蛟外也人入有份，（三）條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陳伯達四人有份，（四）條是張春橋、王洪文、江騰蛟三人的罪名，（五）條只有王洪文和江騰蛟二人有份（江騰蛟未遂）。

判決書列舉了大量事實，很清楚地證明了被告人迫害了大批國家幹部和民眾，並且剝奪了大批高級幹部的權位，但怎樣證明他們這種行為是為了達到顛復政府，推翻現存政權的目的呢？怎樣證明他們是反革命集團呢？判決書所提出的證據，只不過是林彪和張春橋在「文革」時期所說過的關於必須「奪權」，關於「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的幾句話而已。表面看來，這幾句話很像是表明說話的人企圖推翻原有的政權。但是知道「文革」歷史的人就很容易明白，實際情形並不是這樣。林彪、江青、張春橋這一批人，本來就是統治集團的一部份：他們並沒有企圖顛復整個政府，並沒有企圖剝奪整個原統治集團的權力，並沒有打算建立另外一種社會制度或者另外一種政治制度，而只是企圖在國家機關裏佔據更高的位置，企圖改換國家機關裏的一大批人員而已。雖然他們當時高唱革命的調子，其實他們的奪權行動是奉最高當局之命而行事的。原統治集團的最高權威者毛澤東親自發動他們來進行「文革」，向當時認定為「走資派」的當權派奪權。「文革」路線經過掌握最高統治權的中共黨正式通過。「文革小組」是中共黨內當時公認的中央領導機關，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也同「文革小組」密切合作，承認它的權威，更承認林彪作為國家副領袖的權威。一切奪權行動的結果，都經「文革小組」和國務院批准才確定下來。所以林江集團策劃和實行奪權，既不是當時他們所自吹的真正的革命，也不是現在特別法庭所判定的反革命，而是合法的行為。從法律的觀點看問題，只能作出這種結論。既然如此，上述（一）、（二）、（三）三條反革命罪名就變成沒有根據，不能成立了。傷人罪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不能算是「以反革命為目的」而傷人，不應該如判決書那樣引用刑法第一百零一條，而應該引用第一百卅二條和一百卅四條（一般的故意殺人和傷人罪），或第一百四十三條（非法拘禁致人死傷罪）。

剩下一條反革命罪名是策動武裝叛變罪。這條包括兩方面，第一是江騰蛟參加林彪的武裝政變陰謀，第二是張王在上海建立由他們控制的「民兵武裝」，策動上海武裝叛亂。按照刑法的規定，這種罪行自然算是反革命罪。

江騰蛟參加林彪武裝政變陰謀（包括謀殺毛澤東）是有充份證據的。但不能根據這點證明林彪集團的其他份子都犯了反革命罪。

再談張王的策動武裝政變罪名。上海「民兵」是公開合法的組織，當時張王二人是上海市革委會的正副主任，他們自然有合法權力控制上海民兵。這不能構成罪行。至於說他們策動上海叛亂也沒有充份的根據。葉劍英、華國鋒一派說張王一派企圖利用上海民兵達到反革命目的，張王一派在被捕前卻說他們在號召上海民兵警惕黨內走資派不甘心失敗。雙方都屬於統治集團，雙方都利用武裝力量進行鬥爭，究竟是誰合法，誰犯罪，要看逮捕「四人幫」的行動是否按照合法程序。如果華、葉一派逮捕「四人幫」的行動是按照合法程序進行的，張王一派策動反抗自然是犯罪。反之如果華葉一派逮捕「四人幫」是一次密謀的行動，那麼這個行動本身就是非法的，張王一派在上海策動反抗反而不應算是犯罪了。關於這點，這次審判並沒有提供資料。因此，張王這項反革命罪並沒有證實，更不能由此證明他們其他的行為是以反革命為目的，不能由此證明整個江青集團是反革命集團。

最後談到誣告陷害罪。毫無疑問，九名被告都曾捏造罪名使很多人飽受迫害，其中因而死傷的也很多。可是，構成法律上的誣告陷害罪，必須是捏造屬於刑法上的罪名，企圖使人受到合法的判罪。如果指責別人有某種壞處，但並非犯了法定的罪，或者使人受到的損害並非合法的判罪，而是其他打擊，那都不算犯了刑法上的誣告陷害罪。根據這個標準，判決書所確認的九名被告的誣告陷害罪，其中至少有一部份明顯地並非真正的誣告陷害罪。例如張霖之遭江青迫害，「被非法關押，並被打成重傷致死」。既然他被關押根本是非法的，被打也是不合法的刑罰，那就不算被誣告成罪，江青這個害人的行為也不能算誣告陷害罪了。同樣，判決書明說邱會作在總後勤部「私設監獄，刑訊逼供」，迫害了四百多人，其中八人致死。既然監獄是私設的，又用刑訊逼供的非法手段對付那些被抓去的人，最後的害死也不可能是合法的判決，那麼邱會作這種行為自然也不算真正的誣陷罪。值得奇怪的是為甚麼法庭不把江青和邱會作這種罪行確定為非法拘禁致人死傷的罪，引用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偏要不恰當地作為第一百三十八條的誣告陷害罪呢？檢察廳的起訴書上本來列有非法拘禁罪，可是法庭的判決沒有確認這項罪名。

在宣判的次日，人民日報的社論說：這次審判「是我們國家依法辦事，以法治國的重大標誌。這個特大案件的審理，自始至終完全依照法律行事。」又說：「這次審判的重大意義……尤其在於恢復法律的尊嚴，維護法律的權威，樹立一個依法辦事，以法治國的範例。」根據上節的分析，可知這種讚揚是太過份了。這次審判比起「文革」時期的「無法無天」狀態，自然是個很大的進步，甚至可算是建國三十年以來最接近於法治精神的做法，但是堂堂最高法院這個龐大的特別法庭所判定的罪名，竟然幾乎全部是不恰當的，不是證據不足，就是歸類不妥！況且，我們並沒有聽說被告人的辯護律師針對起訴書的這些弱點加以指摘（我們沒有理由相信那些老資格的律師竟沒一個看得出這些弱點）；法庭的紀錄並不公佈；名為公開審判，其實非官方指定的人士根本不可能旁聽；審判員在審訊被告時的口氣簡直同專制時代的大老爺一樣；着名的法學家提出一種奇怪的解釋，說中國法庭既不採用無罪假定（就是在證實並宣判罪名成立前假定被告人無罪），也不採用有罪假定（只要不能證明被告人無罪，就算有罪）──這一切都表明，中國距離現代化的法治還遠得很呢！ ．

我們不能認為最高法院在確定罪名上所犯的錯誤是偶然的錯誤或者簡單是由於他們能力不夠，他們顯然太容易認定人家犯反革命罪，而太忽視屬於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性質的罪行。這完全符合專制統治者的心理。他們把林江集團當作「文革」當權派罪行的元兇，卻替真正的元兇毛澤東開脫，這也同樣是出於專制統治需要的做法。 ． ．

鄧小平所代表的目前的中共當權派，一方面非使「文化大革命」徹底喪失信譽不可，一方面又斷斷不能完全揭露「文化大革命」的真象。如果不徹底打破「文革」的信譽，不但現在必須推行的種種改革和建設計劃一定要遇到「文革」時期的制度、作風和思想所構成的巨大障礙，而且還讓敵對的「文革」派繼續掌握着有力的理論武器。可是，如果徹底揭露「文革」真象，要弄清楚「文革」的起因、特性和責任，又一定連整個中共黨的信譽都要喪失，以後再沒有理由壟斷國家的領導權了。正是這種矛盾的地位，迫使中共既要正式審判「林江集團」，又要避免追究到元兇毛澤東，只好勉強把前者當作反革命刑事犯，而對後者只責備他領導錯誤。結果，這次號稱為「以法治國的重大標誌」的審判案，就難免顯出種種漏洞，違背司法公正和司法獨立的原則了。

會不會有第二次「文革」

「文化大革命」的禍害暴露得越全面，人們越關心將來還會不會有第二次文革的問題。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澄清所謂第二次「文革」所指的是甚麼，它同上次「文革」在那方面相似。

「文革」最大的特點在於：它是由最高統治者所發動的衝擊原有的統治機構的群眾運動。它不是真正的革命。但是在形式上很像是革命，甚至比許多真正的革命興起得更快，來勢更兇猛，更令參加者心醉。這是因為統治機構一下子被它自己的頭頭麻痺了，從內部破壞了，以致大大喪失了對群眾運動鎮壓、抵抗的力量。這種特殊條件使群眾運動興起得容易。但正因為太容易了，所以目標不明確，根底不深，真正的領導力量鍛鍊不起來，逃不脫原統治者的操縱。又由於同一原因，群眾行動犯有幼稚、過左的毛病特別多。

如果所謂第二次「文革」，是指有上述同樣特點的群眾運動，那麼，應該相信，簡直不可能發生了。毛澤東搞的「文化大革命」，實在是前無古人，相信也後無來者。很難想象中國再出一個統治者有毛澤東那樣大的個人權威，而又像他一樣地有發動一次「文革」式的假革命的的需要。還像他一樣地敢這樣做，同時新的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又都一樣地不敢造他的反。只要上層沒有相同的條件，新的群眾運動的性質就不會跟「文革」一樣了。新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不會那麼容易興起，因為必須步步打破統治機器的大力鎮壓和抵抗。等到真正興起了的時候，就會比「文革」中的紅衛兵運動堅強有力得多，有可能真正完成推動社會進步的任務了。這種真正的革命運動，不但是可能發生的，而且是必然要發生的。不過，它並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再版，大概也不會再自稱為「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雖然不是自發的運動，它從毛澤東方面得到很大的推動力，但是它還是以社會矛盾尖銳化為條件的。如果中國不是長期存在着嚴厲的官僚專制，如果學生在學校裏不像全中國的群眾一樣地飽受壓制，呼吸不到一點自由空氣，如果社會上沒有森嚴的等級制度，如果工農子女不是在升學和就業方面都明顯地吃虧，那些學生就不會輕易被毛澤東欺騙去當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的紅衛兵。今天，以鄧小平為首的老當權派，在這些方面正極力恢復「文革」前的情況，而在新路線之下，社會不平等的增長比「文革」前更快，這就埋下了未來革命的強烈的炸藥。鄧小平集團口口聲聲說肅清「文革」遺毒和防止「文革」再來，其實主要是防止不同於「文革」的新的群眾鬥爭出現。只有新的群眾鬥爭，才是真正威脅中共官僚統治的力量。中共官僚一面極力利用「文革」的鬼影來嚇阻群眾走向革命鬥爭的道路，一面又利用一些法治的姿態來使群眾期望民主制度會通過中共的逐漸改良而實現。可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從專制統治過渡到民主的法治，非經過革命的突變不可。像毛澤東和江青那樣，假借革命的名義去殘害人民，破壞法治，是有罪的；人民為了爭取民主的法治而起來革命，才會真正被歷史宣告無罪。

一九八一年二月

天安門事件平反後的新形勢

向青

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北京市委正式替一九七六年清明節的天安門事件翻案，宣佈那次運動「完全是革命行動」。隨後就在北京出現了大字報熱潮，進一步追究以前鎮壓天安門群眾運動的責任，同時對「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功過以及現今中共當權人物提出新評價，還出現了在街頭臨事集合的群眾會議和小遊行，高呼民主口號。這情況立即成為世界注目的大新聞。許多人認為中共最高統治層內又發生了新的激烈權力鬥爭，特別是認為鄧小平要取代華國鋒的地位，並且正式開始批判毛澤東了。廿六日起，鄧小平接連幾次對外賓說明中共最高層內團結一致，並且極力為毛澤東辯護；十二月一日，批毛運動顯然開始受到官方壓制。於是上述推測被否定了。不過，這並不表示這半個月內北京的種種政治現象沒有重大意義，並不表示中國政治形勢沒有發生重大變化。這個變化包括華鄧的相對政治地位的變動在內，但不僅僅是這方面。

北京的大字報和聚集在「民主牆」前的群眾，已經公開表明他們把鄧小平當作最值得擁護的領袖，有人公開要求鄧小平擔任最高領導者，有人說鄧小平是活的周恩來（周恩來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顯然已經壓倒毛澤東），人民不斷對鄧小平的名字歡呼。反過來，華國鋒的領袖地位卻有人公開表示懷疑。當這一切都不受干預地在外國記者面前攤出來，而且由街頭群眾同外國記者討論過之後，又由鄧小平本人向外國記者解釋：他同華國鋒之間並沒有分歧，華國鋒對天安門事件並沒有責任，他自己並不想當總理，他不贊成人民這樣擁護他，等等。鄧小平談話的口氣以及引起這談話的整個情況都表明：鄧小平實際上不是「英明領袖華主席」的手下，他已掌握着最高權勢了。鄧小平和華國鋒的名位雖然表面上不變，兩人的實際地位已顛倒過來，這點已經確定而且公開了。一個名義上不是最高領袖的人成為實際上最有權勢者，並且公開表現出來，這是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從來沒有過的現象。以前，毛澤東是超凡入聖的絕對權威，你簡直連想象都不能想象會有人公開拿另一個中共領導人物來同毛澤東比較，同樣不能想象會由另一個領導人在人民面前用說話來「保」毛澤東。

中共最高層內這種新形勢，增加了以後中共統治爆發新危機的可能性。本來，在實行毫無民主的官僚集中制的中共黨內，是必須有一個掌握最高權力的獨裁者來解決黨內分歧（主要是最上層的少數大人物之間的分歧）的。現在這個最高權位一分為二，黨主席變成名不符實了，黨內分歧就容易分別由兩巨頭來代表，因而增加了公開衝突的可能性。上層衝突一公開出來，就給群眾的獨立行動造成機會。

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已助長了而且必定繼續助長中國民眾對中共的批評精神。一九七六年中共宣佈天安門群眾行動為反革命事件，同時把鄧小平撤職，本來是用政治局名義來做的。據當時的正式公報，四月七日中共政治局的會議根據毛澤東提議作出了一致的決議。既然如此，現在群眾貼大字報指責毛澤東，自然是非常合理的。同時這也是擁護鄧小平的一種表現。但鄧小平反而以毛澤東當時已經病重，連華國鋒都見不到他為理由，替毛澤東洗脫，把全部責任推到「四人幫」身上。這樣的解釋自然不能令人信服。正如隨後一張大字報說的：「你能捂住人民的嘴巴，但解決不了問題。」人民心裏很容易追問：是否毛澤東沒有出席四月七日的政治局會議呢？到底有誰出席了會議？當時宣佈決議案是一致通過的，是否屬實？當時根據甚麼理由斷定天安門的群眾行動是反革命行動？為甚麼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既不在會議上反對，又不在人民面前公開反對？他們當時是否了解真相？調查研究過沒有？為甚麼整個政治局以毛澤東一人的意見為意見？甚至讓「四人幫」假借已經老病煳塗的毛澤東的名義來左右整個政治局的意見？兩年多以來，中共當局一直說毛澤東早已指出「四人幫」有野心，在死前很久連江青都不願見了，現在又暗示毛澤東是在「四人幫」包圍中，這豈不是自相矛盾？負責保衛毛澤東等中央首長的「八三四一」部隊的負責人汪東興、公安部長華國鋒以及許多軍事將領和行政首長，為甚麼容許毛澤東陷入據說是他本人並不喜歡的「四人幫」包圍中？這一切難道不表明整個中共黨制大有問題？難道不表明整個中共最高當局的行為和語言都值得懷疑？

　　現在的中共當局事實上一直在把「文革」翻案。所有替毛澤東主持「文革」的人物在官方評價中都成為反面人物，而在「文革」中被打倒、被迫害的卻一批批復出和昭雪，鄧小平已預告彭德懷將正式恢復名譽，連劉少奇恢復名譽都露出端倪了。「文革」時期所提倡的一切理論和政策也都被顛倒過來了。「文革」的禍害已在全國人民眼前充份暴露並經官方確定。因此現在有人在大字報上整個地地否定「文革」，並且評價毛澤東一生功過為三七開。人民表現出這樣的批評精神，引起鄧小平憂慮。他連忙出來潑泠水，並替毛澤東辯護。但這種辯護顯然是無力的。他所說的老套話──「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早已包括在人民所承認的七分功勞裏面了。難道一個人有了重大功勞之後，不論犯多大過錯都不重要嗎？至於鄧小平說的毛澤東曾保護他免遭林彪和「四人幫」害死，那只不過表示毛澤東對他還不至於像對劉少奇那樣狠毒而已，卻不能藉此抹煞毛澤東兩度把他打下台而重用「四人幫」的責任。「文革」正確的、全面的評價到底是怎樣，鄧小平和整個中共統治集團現在還沒有提出具體的答案。他們將來也無法提出令人民信服的答案。因為，鄧小平等老當權派的切身利益要求他們對「文革」全盤否定，但把這樣巨大的成案徹底推翻，又對整個中共的威信打擊太大，同時以華國鋒為首靠「文革」機會「坐直升機上去」的一派官僚也不能同意。另方面，「文革」裏真正值得人民肯定的東西，例如反官僚特權的激烈思想，恰是全體中共官僚都不敢重新提出來加以肯定的。所以，在中共統治集團看來，最好是避免對「文革」作全面評價。不過，中共目前又必須收拾「文革」所造成的殘破局面，「撥亂反正」，必須對已在全國流行了十多年的「文革」式的思想、制度、政策、作風進行徹底清算，否則現在的統治就不能穩定，「四個現代化」路線也無法推行。在這個矛盾基礎上，人民自然有機會不斷碰到全面評論「文革」的問題，人民之中最有思想的份子自然就會滋長起獨立的見解和批評的精神。

從一九五七年所謂「大鳴大放」的時候起，中共一直在對人民的批評精神作戰。「大鳴大放」是人民批評的初試啼聲，很快就被「反右」運動壓制下去了。「反右」的勝利使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發動極「左」大冒進：人民公社、全民煉鋼、大躍進。結果變成大躍退，連帶使毛澤東在黨內被削權，並且成為黨內外知識份子諷刺的對象。所謂「文化大革命」，本來就是毛澤東對這些批評者的反攻和報復。「文化大革命」從主要整治那些敢於批評的文人學士（這是使用「文化」兩字的原因）發展到全面鬥爭「當權派」，把全國政洽、經濟和文化機構砸得稀爛，紅衛兵造反運動幾乎不可控制，產生懷疑一切的思想。毛澤東本人勝利了，變為古今中外最專制最神聖的獨裁者，回頭來向老官僚招降，實行「三結合」，壓製造反派，重建官僚系統。但這副統治機構一直不穩定，國民經濟及文化更殘破不振，而「四人幫」和「回朝」派繼續鬥爭不已。天安門事件是群眾自發的向毛澤東和「四人幫」抗議的行動，由於欠缺領導而一下子被壓平了。隨着毛澤東死亡和「四人幫」倒台，過去十多年樹立起來的新權威重新受到批評，而且批評越來越激烈。不但毛澤東的神聖權威根本動搖，連整個共產黨都越來越受人懷疑了。毛澤東對中國人民的批評精神的鬥爭已經宣告失敗了。他在「文革」中一時的勝利，只換來隨後更快、更徹底的失敗。現在鄧小平、華國鋒集團一面為了肅清「文革」流毒，實現「四個現代化」，不得不宣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號召「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叫人們「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一面又為了維護本身特權而害怕人民真正有獨立思想，要壓制徹底的批評精神，結果陷於進退兩難，左搖右擺。但中國的現代化是必然的趨勢，隨着經濟和文化的進步，隨着國際接觸的增加，人民一定更富於觀察和思考的能力，一定產生較大的自信心，也就是批評精神一定繼續提高。這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了的。

儘管鄧小平宣告中共當權集團決不學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榜樣（這表示他們比赫魯曉夫更軟弱、更反動），中國現在所進入的新階段在本質上正同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後的蘇聯一樣。在這新階段裏，經濟和文化上會有比較迅速的進步，但同時中共官僚統治層趨向於更保守、更反動、更遠離人民：官僚和技術專家的物質特權迅速增加而且制度化，官僚的個人生活方式更朝向同化於西方資產階級，中共對帝國主義更妥協，對世界革命更進一步叛賣，工農生活雖有所改善，但同官僚層的差距更大，另方面，人們之中敢於公開批評者漸漸增加。

這個新階段是替未來的反官僚政治革命準備各種條件的階段，但政治革命本身還不會很快來到。人民已經普遍怨恨毛澤東晚年那樣的統治，富於批評精神的先進分子數目漸漸增多，膽子漸漸加大，但群眾還在迷信周恩來，連先進分子也大多並不例外，還在希望繼承周恩來的鄧小平給人民帶來較好的生活。人民經過十多年動亂後普遍的願望只是安定和逐漸改良。連先進分子一般也沒有考慮清楚如下的問題：為甚麼周恩來和鄧小平當時不公開反對毛澤東、林彪和「四人幫」的種種罪行，鄧小平至今還要替毛澤東掩飾和辯護？這樣的人是真正的共產主義革命家嗎？為甚麼「文革」中的造反派青年那樣熱烈響應毛澤東、林彪和「四人幫」的號召，難道純粹是受騙，沒有一點反映人民真正有向「當權派」造反的需要嗎？連先進分子也還沒有看到必須整個推翻中共的統治，走一條真正的反官僚政治革命和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道路。經濟、文化的發展和人民批判精神的提高都促進政治革命的條件成熟。中國正在走上這條路，但這條路還相當長。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

為甚麼天安門事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向青

百萬群眾參加的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天安明的行動，當時震勤了世界，事後二年仍舊深深受人懷念。當時中共中央對這群眾運動加以血腥的鎮壓，誣衊它是「反革命事件」，雨年半之後才正式改變態度，宣怖它「完全是革命行勤」。我們認為前一種說法自然荒謬到極點，當時我們就同海外一些進步的團體一齊對這說法加以嚴正的駁斥；後一種說法也不是一種完全恰富的評價。毫無疑問，天安門行動反映了全國大多數人民的心理：厭惡過去十年的暴亂統治，渴望安定下來從事建設和提高生活水平，怨恨毛澤東重用「四人幫」，替周恩來抱不平，不願意讓「四人幫」奪取全權，同情繼承周恩來路線的鄧小平。這自然是群眾自己的行動，是正義的行動。但革命的意義是推翻舊政權。天安門的自發群眾行動，不但沒有明顯地提出推翻舊政權（中共政權）的目標，而且並沒有形成一個在客觀上已經同舊政權爭奪最高權力的力量，所以這只是一次大規模的群眾抗議行動而已。自然，在當時的環境中作出這樣的抗議行動，需要有很大的勇氣，很大的決心。但革命行動需要更大的勇氣、更大的決心，尤其需要更高的政治認識－－知道必須推翻舊政權，又相信人民有力量推翻舊政權——這些都是當時群眾尚未具有的。

現在中共當局對天安門行動讚揚到無所不至。例如「紅旗」的評論員說：這次行動找到了最好的時機（清明節）、最好的地點（天安明廣場）、最好的形式（悼念周總理）、最好的武器（花圈、詩歌、悼詞、演說）」。作為一次抗議行動來看，這種說法是不錯的。當時的行動充份表現了群眾的智慧。但若當作革命行動來看，這評價就很不恰富了。難道花圈、詩歌、悼詞、演說是革命最好的武器嗎？誰見過群眾用這些「武器」把舊政權打倒了？

中共當局現在把天安門行動吹捧為革命行動，自然不是為了叫人相信當時群眾有推翻中共政權的傾向。他們這樣做，是由於幾方面的原因。第一，他們使用政治名詞向來不嚴格，不按照科學的意義。合他們意的，就稱為革命；不合意的，就指為反革命。第二，因為天安門行動是反對「四人幫」，同情周鄧派的，所以，往天安門行動的臉上貼金，就等於在現在當權的鄧小平派自己的臉上貼金。第三，這種吹捧手法，可以便利中共當局對曾經參加行動的群眾加以籠絡和控制。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者不會這樣做。真正的革命者對一切事情都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對群眾行動也嚴格按照實際來評價，決不自欺欺人。因為，只有找出一切真象而且向群眾指出來，才能夠對社會主義革命事業有最大的幫助。

天安門事件的歷史意義

天安門行動的歷史意義主要有三方面：一，這是完全自發的群眾行動；二，規模巨大而且反映全國大多數人民的心情；三；它針對毛澤東所代表的中共最高當局。中國群眾行動同時具備了這三個特點的，這還是一九四九年建國以來第一次。

從一九二五年起，中共一直是中國革命運動的領導者，一切全國性的運動離不開它的領導。雖然中共犯過某些錯誤，而且長期間有不民主的毛病，但它一直領導着中國革命前進，從民主革命走到社會主義革命。到了國有財產制度在中國基本上建立起來的時候，中共的革命作用完結了。但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只不過中共政權根本不是一個能夠保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繼續前進的政權吧了。這個事實，在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運動中第一次暴露出來。自此以後，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最大問題，就是用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權來代替官僚化的中共一黨專政，也就是需要一次新的政治革命：改變政治制度，但保存並繼續發展國有財產制度和集體財產制度。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紅衛兵運動、天安門運動，客觀上都是政治革命的先聲和準備。「大鳴大放」最鮮明地提出了社會主義民主的要求，群眾在運動中公開指責「黨天下」，在這方面勝過天安門運動。但是「大鳴大放」的群眾基礎比天安門運動狹小許多，它主要是知識份子的運動，它的民主要求在工農群眾中沒有得到顯着的支持。同時「大鳴大放」也不是群眾的自發運動，而是響應中共的「整風」運動，接受中共邀請來提出批評的。紅衛兵運動打着造反的大旗，對許多中共機關和國家機關進行了猛烈的衝擊，但這一切都是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文革小組號召之下干的，而且是為了「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 （能夠連毛澤東也懷疑到的，真是絕無僅有），所以它並沒有走上一條獨立的政治道路。天安門運動雖然沒有「大鳴大放」那樣鮮明遠大的政治目標，反而對中共之內的周鄧派表示支持，但它並非由鄧派所發動，也不受中共任何一派控制，而是完全獨立自主的運動。它雖然只是一次抗議的行動，但抗議的對象包括了毛澤東在內。這樣，它就隱含着很深刻的革命傾向，代表中國群眾擺脫中共控制自尋出路的一步。現在中共當局終於正式為天安門運動平反，並且極力籠絡那些參加運動的群眾，就是為了把他們收為己用，免得他們在獨立的政治道路上再往前走。

歷史的道路不是中共所能主宰的。既然中共已經成為保守的勢力，它對歷史道路的影響力一定越來越縮小，正式宣佈天安門行動平反雖然暫時可以取得群眾好感，但反過來也更明顯地暴露中共再沒理由壟斷國家的領導權。中共竟能讓林彪、「四人幫」這樣醜惡反動的份子在多年中掌握大權，用黨的名義發號施令，幾千萬黨員（其中幾百人是有幾十年經驗的革命領袖）竟不敢違抗一個老病的昏君──毛澤東，「四五」這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中共現在宣佈它完全是革命的行動）竟完全沒有得到中共領導，反而受中共鎮壓、誣衊，到了粉碎「四人幫之後」，還要再過兩年多才正式平反，到今天還企圖掩飾毛澤東的罪過責任——這樣，中共還有甚麼理由、甚麼資格叫全國人民時時刻刻跟着它走？人民一定會越來越覺得中共那種以人民的監護人自居的態度不可忍受；一定會越來越渴望徹底解放，自己作主；一定會越來越相信自己的力量。天安門事件宣告毛澤東時代完結，一個新的時代正在來到，這就是人民的時代，社會主義民主的時代。

一九七九年三月廿三日

從人民的立場看中共五中全會

向青

中共五中全會不是轟動性的新聞，因為會議的主要決定事先已經大致讓人們知道或者猜到了，但這次會議無論在中共黨史或中國現代政治史上，都是一道重要的里程碑。不但「文化大革命」至此被徹底否定了，而且由此全面恢復了一九五六年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採取的國內政策路線（以經濟建設為 主要任務的路線）。這個路線本來在三中全會上（一九七八年底）已經正式確定，不過，由於支持相反的路線（文革路線）的許多人物還掌握一部份大權，所以這路線還不夠穩定，執行得還不徹底。現在，五中全會一面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在中共中央機關裏大大加強鄧小平所代表的經濟建設派的勢力，一面把汪東興等「文革」派免職，同時，還宣佈要加強黨內紀律，取消那作為「文革」遺產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四大」權利，這樣就宣告了建設派的徹底勝利。

劉少奇的平反

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稱為「最大的走資派」，是主要的鬥爭對象，現在中共正式為劉少奇平反，就杷「文革」徹底否定了。對中共來說，為劉少奇平反是利害參半的。有利，因為這可以使人覺得中共勇於改過，又使許多受劉少奇冤案牽連的人能夠重新為中共工作。有害，因為既然中共自己承認曾經犯過大錯，就難免使人懷疑它以後還會犯大錯。五中全會的公報極力從有利的方面說明劉少奇平反的意義，希望人們相信它有糾正錯誤的決心和防止錯誤重演的能力。如果中共真想令人信服，它至少要把過去犯錯誤的原因和責任誰屬講清楚。五中全會的公報並沒有做到這點。

公報談到劉少奇怎樣受冤屈的時候，以一句很奇怪的話來開頭：「文化大革命前夕，由於對黨內和國內形勢作了違反實際的估計，提出了黨內存在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隨後又提出了存在一個以劉少奇同志為首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這些論斷是完全錯誤和不能成立的。」這句話是沒有主語的，人們無法從這句話看出是誰「提出了黨內存在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隨後又提出了……」。原來「實事求是」、「嚴肅認真」、「光明磊落」的表現是這樣的！

大家知道──不是從公報知道，不是在中共「領導」下知道，而是憑自己的觀察和記憶知道——提出上述「論斷」的不是別人，是毛澤東。整個中共當時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反對毛澤東、林彪、「四人幫」一夥這些胡說八道，到今天還不肯或不敢「實事求是」地指明毛澤東的責任！公報還說，為劉少奇平反是「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呢！這樣的一個黨，值得人民信任嗎？

批判毛澤東的問題

在中共五中全會臨近開會的時候，不少人猜測這次會議要公開批判毛澤東了。公報發表後，有人認為，正式為劉少奇平反就是批判毛澤東。不錯，誰都知道，為劉少奇平反等於給毛澤東一記耳光。但是，這畢竟還不是直接批判毛澤東。中共不肯直接批判毛澤東，這是有政治作用的。

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由於中共黨機關曾在「造反」運動衝擊下陷於癱瘓，大批負責人忽起忽跌，是非善惡的評判一再反覆，中共在人民中的威信已經大大降低了，而越來越多的人民趨向於獨立思考和獨立行動。這對於中共的專制統治，是一個極大的危險因素。毛澤東是中共在幾十年間塑造起來的偶象，是中共權威的化身。自從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以來的種種變化已經不可避免地令毛澤東這偶象的權威和中共黨機關的權威一起降低。如果中共再正式地、具體地宣佈毛澤東犯了某些重大錯誤，就難以禁止人民在其他方面批評毛澤東和中共黨。那等於自動掘毀堤壩，讓批評精神的洪水自由泛濫，構成革命的威脅。因為這種利害關係，所以中共寧可讓人民暗自作出毛澤東錯誤的推論，而不肯正式批判毛澤東，這是一道必需盡力防守的戰線。

不過，中共並不是歷史道路的主宰；反而，中共常常被迫跟着潮流走。鄧小平復出，天安門事件平反，「文革」的否定，劉少奇平反——這些翻案文章本來都是中共打算避免做的，結果都在群眾壓力下做了。事實上，「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的主要責任是在毛澤東身上。既然這些路線被否定了，既然要推行相反的路線，而且要使人相信新的路線是堅定不移的，就不可避免地要一再涉及重新評價毛澤東的問題。不管中共多麼不願意，在不久的將來，中共終於被迫要正式批判毛澤東，這是大有可能的。

至今中共仍舊把「文革」的災禍等等的責任完全推到林彪和「四人幫」身上，這自然是非常不老實的做法。但是到了公開批判毛澤東的時候，如果宣佈毛澤東個人犯了重大錯誤，但同時說中共黨始終是偉大的，中共黨是毛澤東錯誤的受害者、反對者和糾正者，現在中共黨既然已經徹底糾正毛澤東的錯誤，它就有資格要求人民永遠受它領導，那也還是不老實的。我們人民一定要追問：到底是誰代表了你們整個黨，你們黨內有誰，有幾個人曾經站出來反對毛澤東的錯誤？你們黨裏有誰不必為毛澤東、林彪、「四人幫」的錯誤和罪惡負連帶責任—現在你們黨的哪一條章程，哪一條慣例，哪一種風氣保證了中央機關和領袖人物真正受全黨黨員民主監督？　憲法上和實際上怎樣保證當人民受夠了你們黨的禍害的時候，有權叫你們的黨下台，讓別人執政？

取消「四大」權利

毛澤東、林彪、「四人幫」之所以能夠為害人民這樣慘，這樣長久，人民早已「看在眼裏，恨在心頭」，但是沒有合法的、便捷的辦法制止他們、撤換他們，就是因為沒有民主。現在中共五中全會又一次人民許諾了美好的前途，但是它並沒有提出絲毫民主化的政策，反而決定建議，把憲法上關於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所謂「四大」）的規定取消。他們的理由是：「四大」不是人民表達意見的最好方法，「四大」沒有起過保障人民民主的積極作用，反而妨礙了人民正常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並且成為不安定的因素。

憲法上關於「四大」的規定，是「文革」的遺蹟。從字面上看，「四大」的含義不大清楚；倘若作合理的解釋，這些權利完全可以包括在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權的範圍以內，也就是包括在憲法其他條文裏面了。不過，大家知道，我國憲法上這些民權條文一直都是空話，實際上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一直受到中共政府嚴厲的壓制。到了「文革」時期，才特別規定而且實行「四大」。例如，以大字報形式發表意見，一般情形是政府機關也不敢輕易公開禁止或撕毀的。因此，「四大」可以說是一點小小的特殊形式的自由權（算不了民主權利，只能算是自由權）。從「文革」開始一直到最近，有不少人民的心聲就是通過「四大」（尤其是大字報）發表出來的。打倒「四人幫」，鄧小平復出，天安門事件平反，彭德懷、劉少奇等人的平反，都曾得到大字報的推動和支持。

從另一方面看，說「四大」在「文革」時期沒有真正促進民主自由，反而妨礙人民正常行使自由權，這也是真實的。文革期間，「四大」主要是毛、林、四人幫所操縱的工具，用來鬥爭他們的敵人，而不許對方還手。不過，自「四人幫」倒台後，這種情況已成過去，最近幾年已經談不到利用「四大」的方式對人加以迫害（只有當權者才有條件這樣做，普通人民是做不到的），「四大」已變成人民僅有的一點向社會申訴和呼籲的機會了。但是現在的當權派卻嫌人民利用這種權利提出太多的申訴，揭露太多的陰暗面，發表太多的意見，不利於他們這些老爺們的「安定」，所以要取消。他們只提出取消這種不太好的方法，卻完全不提怎樣定出更好的保障民主自由的方法。與此同時，我們還看見到處的民辦刊物都在受壓制。所以，他們的反民主自由的目標，是十分明顯的。

所謂「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局面

中共把打倒「四人幫」以來所形成的新的政治局面稱為「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局面。「安定團結」，表示不再發動大規模的鬥爭運動，平反冤案錯案，過去受歧視的社會層不再受歧視；「生動活潑」，是說民主制度逐漸擴大、健全起來。

這幾年沒有大規模的政治鬥爭運動，清查「四人幫」的工作也進行得相當有條不紊，絕大多數被清除的幹部也沒有受到殘酷鬥爭，還得到生活出路的安排。全國平反人數已接近三百萬。知識份子開始受到尊重。過去的地主、富農、以及被劃為右派份子的，絕大多數都「摘掉帽子」，取得或者恢復了公民權。這實在是一個新局面，同前一階段相比，也大體可以稱為「安定團結」。至於說現在 的政治局面比過去「生動活潑」，也算符合事實。不過這情況完全不能算是民主制度逐漸健全，因為中共根本沒有把國家主權交給人民，仍舊是完全由中共自己當家作主，只不過比較肯聽取一下各方面的意見，注重調動黨外各界人士的積極性而已。

在這局面之下，我們可以預料，經濟情況暫時可以繼續好轉，建設可以取得相當成績，而人心，在飽經動亂困苦之後，也會暫時安定下來，對目前的當權派寄予希望，或至少採取觀望態度。「文革」派已完全失勢，短期內不可能重新抬頭。華國鋒所代表的一派大概會和鄧小平所代表的傳統幹部派互相妥協、適應。這一切綜合起來，表示中國內部將有一個比較安定的時期。

但是，若以為真是一個和平安定的新時代開始了，過去的惡夢不再來臨了，那卻是十足的幻想。上面已經指出，過去政治災禍的根本原因在於不民主，目前的新路線不過是恢復中共「八大」的路線，而「文革」等等正是從「八大」的局面發展出來的。現在，根本的禍根沒有消除，危機自然也仍然可能發生。況且，隨着經濟和文化的進步，一切問題日益複雜化，中共一黨專政的制度將更顯得不合客觀需要，所以，根本的光明出路仍舊有待於人民自己去爭取。

（一九八○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