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向青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論群眾示威、安定團結和四項原則

向青

中國大陸的學生民主運動，有深刻長遠的根源，並沒有像有些人估計那樣迅速消沉下去，反而幾乎每天都有新的發展。這種發展，主要還不是在規模和行動的激烈程度方面，而是在政治要求的提高和思想的深入化方面。消息一天天接連傳來：上海學生提四項要求，北大出現大字報要求多黨制，說反對社會主義是由於愛國，北京師大的大字報公然辱罵四項基本原則（「去他媽的蛋」）。另方面，北京當局指控師大學生的反專政遊行是非法行為，表示將實行法律追究。這些最新的情況令我們覺得應該在思想上趕快把幾個有重大意義的問題弄清楚。

示威和法規限制

學生示威浪潮興起以後，上海和北京當局都趕緊頒佈關於集會遊行的管理法規，規定必須事前三天或五天向政府申請，得到批准之後才可以舉行。廿九日凌晨北京師大學生的遊行沒有經過申請，所以被宣佈為非法行為。那些師大學生顯然認為關於示威的法規是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所以不理會它。香港也有人要求廢除那些規定，認為它們是以行政手段阻止公民行使憲法所保障的自由權。

中國憲法上歷來都有保障公民自由的條文，可是實際上人民並沒有得到這些權利，原因就是中共統治集團用種種手段不讓人民實際使用這些權利。現在，在健全法制的呼聲當中，政府利用行政法規來阻止人民實際行使自由權，自然是大有可能，十分值得人民警惕的。不過，至少至今還沒有聽到這種實例的報導。現在值得研究的第一個問題是：能不能說，制定任何行政法規來規定民眾舉行示威必須事先申請，都屬於阻止人民行使示威的合法自由權？

我們認為，正確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理由也很明顯。如果示威完全無需申請和讓行政當局作出必要而合理的安排（主要是在交通方面），任何人都可以絕對自由地任意舉行示威，那麽，只要有一批示威狂熱者，就可以搞得全市大亂而且無寧日了。這自然是侵犯了大多數市民的自由權和其他利益。事實上，在任何民主國家，都有法律規定示威須經申請批准。所以，儘管對於申請手續的具體條文大可以提出批評和要求修改，卻沒有理由根本反對制定任何有關申請的法規。

那麽，有人會問，政府故意留難，不予批准又如何呢？故意留難自然是可能的。在中國這樣非常欠缺民主自由傳統的國家，更大有可能。真正碰到這種情形的時候，準備示威的民眾如果不願意退讓，不願意暫時放棄原定計劃，只有拿出實力去同那些專制官僚硬碰，不理會當局的阻撓，走上街頭去。在這種情形下，正義是在示威民眾方面的。真正違法（違反保障自由權的法律的精神）的，是政府，而非示威民眾。不過，自然，這樣做的時候，第一，示威者要確信自己的申請是合理，不應該被拒絕的；第二，要把現實的政治形勢考慮清楚，斷定大多數民眾會同情自己這方面；第三，要準備作出犧牲，甘願冒暴力鎮壓的危險。這時，示威行動增加了一層新的意義，就是以事實否定政府當局拒絕批准示威的行政裁決，維護保障自由的憲法精神。民眾這樣做的結果，政府有可能被迫讓步，不使用武力把示威驅散，也不控告示威者。這樣，示威者就得到了一次勝利。不過，反過來自然也大有可能：政府可能採取高壓手段對付這次被它宣佈為非法的示威行為。那時結果若非示威民眾遭受一次失敗，就是民眾同政府的鬥爭升級；甚至會不斷升級上去，一直發展到官逼民反的頂峰：革命。

所以，在組織示威的時候，負責任而且有理智的領導者要慎重考慮多方面的條件和可能後果，選擇適當的進退決策。現在中共政府正式宣佈承認民眾有示威的合法權利，開闢了一條合法申請的門徑，而所規定的具體手續和期限也不算不合理，應該承認這是一個進步。準備示威的人們應該首先按照規定去申請。這才是文明的也是聰明的做法，而決不是膽小軟弱的表現。反過來，根本蔑視任何法規，幻想可以無限度地自由行動，那是太幼稚了。在今天的中國，這種幼稚的表現，會馬上令人聯想到文革的災禍。這對於爭取自由民主的事業是大大不利的。按照民主原則，人民自然有權反抗專制統治者。但是大多數民眾只有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才會實行必要的反抗。只有到了那時，反抗才可以成功。群眾運動領導者的責任，就是使所策劃的每一步行動都是群眾覺得必要，忍無可忍的；而反過來，對於每一步真正必要的行動，都敢於去發動。示威不是開玩笑，革命更不是開玩笑，不是少數人可以隨心所欲去干的。

我們還沒有看到京滬示威法規的全文，不能對它們作全面的評論。但是，據報載，北京規定，人民大會堂、中南海等的周圍地區劃為遊行禁區。這是極不合理的。上述地區正是幾十年來官方所組織的無數遊行的中心地區，為甚麽對於民眾自發的遊行卻要成為禁區呢？民眾示威的對象正是政府，為甚麽不許示威接近中央政府的所在？這豈不是封建專制統治者的作風表現嗎？如果因此激起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激烈衝突，那責任是在政府方面。

安定團結和文革的鬼影

這次的民主運動，整個地看起來，是人民自發的合理的爭取改革的運動，並不帶有極左和破壞的特色，同文革的性質根本不同。但是官方一開始就利用文革的鬼影來防礙和限制它的發展，最近更明顯地趨向於更多使用高壓手段了。這一切都是在維護安定團結的幌子下進行的。

安定團結是抽象的概念，可以有種種不同的了解，可以賦予各式各樣的內容。奴隸被鎖住不能動彈，是十分安定的；鎖鏈緊貼地團團圍繞着手腕腳踝，也可以說是一種團結狀態。專制統治者打着安定團結的旗號來壓制民眾爭取自由民主和種種改革的積極行動，他們所保衛的，正是這一種安定團結。但在奴隸和一切被壓迫人民看來，只有解脫一切專制的鎖鏈，實現自由，民主和社會平等，才談得到安定團結。在今天的中國，真正防礙安定團結的，不是爭取自由民主的民眾，而是壓制民主運動的官僚專制統治者。

人所共知，今天中國大陸上一切正常的言論出版機構都還牢牢地抓在中共統治者手中，只要是官方不喜歡的言論，就極難有機會發表出來。正是這個原因使民間的呼聲不得不主要靠貼大字報的方式來發表。正如北大一張大字報所說：「假如我們被禁止張貼大字報，還有甚麽言論自由可言。」但是中共官方卻把文革時代毛林四人幫利用大字報來進行誣陷迫害的罪惡當作一切大字報所共有的罪惡，宣佈「對於大字報必須一律廢除」。十二月廿九北京日報特地為此發表題為「大字報不受法律保護」的社論。他們提出了甚麽理由呢？無非是文革時期大字報曾經造成很大禍害，而今後大字報也容易被利用或濫用來造成禍害。這理由根本是不值一駁的。大字報不過是一種發表意見的工具（媒介），而且是一種很原始、傳播能力很低的工具。這種工具的形式同意見的內容根本無關。無論是好的、壞的、正確的、錯誤的、革命的、反動的意見，都同樣可以使用這種形式發表，正如使用正常報刊廣播等等工具發表一樣。大字報與正常報刊的主要分別，不在於所裝載的內容，也不在於大字報的威力特大（事實恰恰相反，是威力比正常報刊小得多），而在於大字報容易讓人民，讓力量弱小者使用。有時一張大字報發生震動全國甚至全世界的作用（文革中這種例子最多），這並不是因為大字報這種形式使它產生如此強大的威力，而是，第一由於恰恰這張大字報的意見內容是適合當時潮流，容易引起響應的（假定這意見不是首先以大字報形式發表，而是在正常報刊或廣播中發表，也一樣會引起強大響應，而且更快一步）；第二，由於它的意見被某一有力集團認為值得廣為傳播，於是利用該集團手中的正常傳播工具加以傳播（在文革時期，常常是由於被毛林四人幫採納）。所以，說一旦容許人民貼大字報，就無法防止泛濫，就無法有效地對抗在一些大字報中發表的有害意見所產生的壞影響，這是完全不合事實，也完全不合理的。事實上，在文革時期，毛林四人幫一方面利用大字報犯了許多罪惡，另方面也曾有效地壓制了許多表示不同意見的大字報（那自然也同樣是罪惡）。所以大字報這工具並沒有甚麽神秘特大的威力，它本身也無所謂善惡，為善為惡都在乎使用它的人，以及怎樣使用它。

文革的慘痛教訓是必須吸取的，但中共官方借用文革的鬼影去唬嚇爭取自由民主的人民，禁止人民行使貼大字報的自由權利，那並不是清除文革遺毒，反倒是延續文革的罪惡。中共統治者自己並不是真正害怕文革的鬼影——因為只有統治者自己才有力量發動第二次文革——他們所害怕的是人民的自由呼聲，連通過大字報這樣狹小的孔道透露出來，他們都怕得要死。

民主、憲法、四項原則

這次運動的初期大學生們所提的要求，一方面是籠統的自由民主，另方面是一些局部性的具體的改革要求，其中許多是很小很低的。但是運動很快深入發展，到十二月廿八日就在北大出現大字報要求廢除一黨專政，實行多黨制。本來，民主和一黨專政是不可並存的。在一黨專政之下就談不到民主政治；民主政制必須是允許兩黨以上並存，平等競爭的。無論在事實上還是理論上都顯然如此。民主就是人民自己作主。根本不許人民自由組織政黨，也不許人民選擇主持國家大政的黨派，人民怎能作主？所以人們在民主運動中要求廢除一黨專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可是中共卻震驚暴怒了。人民日報立刻發表評論員的文章來表態，題為「講民主不能離開四項基本原則」。他們所謂的四項原則裡面包含着堅持中共一黨專政的特權這一項反民主的原則。為甚麽講民主不能離開反民主的原則呢？他們沒有答覆，也沒辦法答覆。他們根本不覺得需要用道理答覆，因為他們有更好的對付辦法，就是揮動棍子、剌刀、鎖鏈和槍桿。北京師大有張大字報說：「讓基本原則去他媽的蛋」。用下流話不論罵人還是罵甚麽東西都是不值得提倡的，不過這一罵情有可原。因為對方根本不講道理，依仗暴力，十足惡霸的態度，而且幾十年一直是這種態度，實在令人憤慨。

不過，師大那張大字報把四項基本原則統統一齊罵了，卻很不公平，也不合理。其實，四項原則的內部矛盾大得很。大家知道，另外三項原則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道路和民主制度一樣，同一黨專政根本是死對頭，不可並存。社會主義要給人民極大的自由，最高度的民主，還要消滅一切社會不平等。一黨專政卻否定自由民主，讓一個黨成為統治的貴族，永享特權。實行社會主義就要一黨專政（以及其他許多壞東西）滾蛋，而實行一黨專政就要社會主義滾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從來沒有說過走社會主義道路要實行一黨專政，反倒說過許多關於社會主義道路一定要很自由，很民主的話。用一黨專政來假冒社會主義，是蘇聯專制魔王斯大林的罪惡發明。毛澤東、鄧小平等等都是他的徒子徒孫。明白了這些，也就可以明白毛澤東思想根本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兩者基本上是互相衝突的。

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為了壓制反對一黨專政的言論，把憲法的權威抬了出來。它說：「四項基本原則……已經載入憲法。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是違憲的言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行動是違憲的行動」。中共自己常常不遵守憲法，尤其是從來不實行憲法上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的條款，卻想叫人民心悅誠服地擁護憲法規定的一黨專政原則，結果只能心勞日拙。

至於說甚麽「違憲言論」的話，反映出那個評論員連最起碼的民主法制的認識都沒有。在稍微有一點點民主自由的國家，法律（憲法和平常的法律都一樣）都只是禁止做出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為，而沒有禁止發表批評法律的言論的。做出法律禁止的行為，叫做違法行為。但是，如果有人發表言論指責某條法律的規定不好，要求廢除或修改，只要這條法律的內容並沒有說禁止人們批評它，也沒有另一條法律一般地禁止批評法律，就不能說那人做出了違法行為（現在這行為就是發表言論），不能把這言論叫做違法言論。中國憲法儘管很不民主，卻並沒有規定禁止人們批評憲法，另方面還有保障言論自由的條文。所以，人們發表言論批評憲法中的四項基本原則，要求取消它們，並沒有違反憲法的規定，因此也就不能叫做違憲言論。如果這叫做違憲言論，憲法就永遠不能修改了。因為在討論修憲問題時無法避免有「違憲言論」。試問：一九八○年九月取消當時憲法中保障大字報等自由權的規定之前，中共中委會等討論這個修改問題的時候，是不是發出了「違憲言論」呢？這樣修改憲法是不是違憲呢？只會揮動棍子、帽子和槍桿子的人，一談法律就無法不鬧笑話。

民主運動的前途

中國的經濟改革要成功，必須實行政治改革。如果不廢除一黨專政制度，則所謂政治改革只是無濟於事的微小修補而已。現在大學生的民主運動已經提出廢除一黨專政的要求，實在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可是，自從這個問題一提出來，中共政府對這運動的態度就強硬兇惡起來了（起初還有人猜測這運動是當局暗中支持的呢）。現在不難看出：民主運動繼續發展下去，難免有激烈的鬥爭。引致激烈鬥爭的原因，不是爭取民主的群眾過火，而是中共當局死硬抗拒必要的改革。無論如何，要求民主的人們一定要準備作漫長而艱苦的奮鬥。

學生運動常常擔任改革運動的先鋒。但是一定要全國民眾廣泛參加奮鬥，改革才會成功。大學生要得到民眾響應，除了靠一個正確的中心口號和勇敢而又合理的行動榜樣以外，還要有一整套關於各主要方面的改革主張，而且要使這一切主張都讓民眾普遍熟知而表示擁護。廢除一黨專政可以作為中心口號。其他方面的改革主張，在民主運動裡面還沒有提出來，恐怕還有待討論確定。而這一切要讓全國民眾熟知而且擁護，更需要做許多探討和解釋的工作。前一階段的示威和貼大字報所起的作用，是在全國人民面前揭開蓋子，把問題提出來。這一步已經成功了。這實際上是一步思想上的沖剌行動。下一步最需要的是更深入、更廣泛的思想工作，使徹底的政治改革以及全面改革的要求深入人心，成為全國大多數人民一致的要求。凡是偉大成功的改革，一定在人民裡面有廣大而堅固的思想基礎。光靠一哄而起的猛烈行動，可能改變一下統治者的人選，卻不足以造成制度上深入廣泛的改革。今天中國所需要的改革尤其是如此。我國今天要解決一些在世界歷史上都是新鮮的問題，我們要建設真正優越的社會主義新社會，而這是至今還沒有任何國家完全成功，甚至還沒有大體成功過的。這個偉大的任務對人們提出特別高的要求：不但要有極大的勇氣，還要有極高的理智。我們不但要做許多轟轟烈烈的事情，還要做許多耐心細緻的事情。我們認為，這點是值得民主運動的先鋒份子特別注意的。

對於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領導集團，我們想提出善意的奉告。徹底的政治改革，包括廢除一黨專政，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如果你們肯順應潮流，還政於民，那將是對人民，對歷史的真正偉大貢獻，比過去打倒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的貢獻更偉大。歷史將紀錄下你們所領導的現代化改革的偉大成功。而在人民通過這個和平改革的途徑取得民主權利以後，多份會衷心地擁護你們繼續擔任領導。反過來，如果你們死硬地抓住一黨專政的特權不放手，就只有迫使人民行使最高的民主權利：革命權。你們憑藉武力，自然可以給革命造成許多困難，許多犧牲，但是革命終歸是會勝利的。那時你們將喪失過去的一切光榮而遺臭萬年。何去何從，為善為惡，選擇權現在還在你們自己的手上。 

一九八七年元旦寫完

顯然，十年前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在維護人民示威自由權的見解上還不夠徹底。那時我沒有根本反對示威須經政府批準的制度。現在看來，這種不徹底的見解是錯的，當時所依據的理由也不能成立。

示威無須事先由政府批准，並不等於自由示威者可以任意破壞社會秩序（阻礙交通等等）。如果示威者真正有了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政府自然有理由干預，甚至依法提出控訴。但是沒理由事先認為有可能破壞社會秩序，就加以禁止。如果有一小撮示威狂熱者天天示威，這少數人的行動，只要不變成故意搗亂，就不會真正對社會秩序造成破壞。香港最近幾年的情況可以証明這點。至於很大規模的示威，對於街道交通自然難免造成一些影響。但既然有那麽多的居民覺得必要採取這行動，就表明一定是涉及很重大的問題，那麽，比較起來，街道交通受到一時的影響，就變成較小的問題，應該是公眾可以容忍的了。

我們不能假定政府一定是真正關心公眾利益，所以把維護社會秩序的全部權力都交給它；反過來，也不能假定民眾是自私的、衝動的，所以必須受外力約束。原則上我們不能否定政府有維持社會秩序的適當權力，但不應是無限的權力。況且，政府至少要由人民自由選舉出來，而且不斷接受人民的監督，才有資格成為公眾權力的代表。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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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今日學運 想當年五四

向青

最近半個月驚天動地的北京學生運動，很自然地令人想起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當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為了自救，為了能夠生存於現代世界而進行的一次巨大的奮鬥，尤其是一次巨大的現代化思想運動。四十年前，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的時候，那些歡欣鼓舞的人們普遍認為，這可以說是五四運動終於結成的一個偉大成果；而且相信：此後三、四十年，中國一定有光輝燦爛的發展。然而，事實上，今天中國的有心人卻不能不仍舊像五四時代一樣，為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而憂傷，而且比起五四時代的人物，心中有更多的疑惑。五四時代企圖解決的那些重大問題，除了擺脫外國壓迫和提倡白話文以外，到今天統統還沒有解決。人民始終沒有得到自由和民主的權利，統治者像過去一樣地專制、腐化而且愚昧，各種迷信仍舊瀰漫於社會中，科學的知識和精神並沒有普及。為了迎接德先生和賽先生，中國學生仍舊要冒着流血的危險走上街頭。在這「四．二七」剛過、「五．四」七十周年的前夕，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思索和談論。為了便於把問題展開，我還是採取常用的虛擬對話的形式寫出來。

客：中國一下子發生這麽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你是否感覺很意外呢？

向：意外的感覺當然有，但是，從根本上說，我不覺得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說得清楚一點：一直到廿七日早上，我還沒有猜想到（當然更不知道）北京學生已經下了那麽大的決心，沒有預料到那天會有這麽壯大的遊行而且這麽成功。不過，這種可能性我並沒有忽略。中共那種只偏重經濟上開放的改革路線，早已造成重大的惡果，使大多數人民越來越難以忍受。我一直認為中國需要有大規模的群眾行動來干預政治，同時相信群眾遲早會起來行動。只由於不敢那麽樂觀，更沒有靈通的消息，才預料不到那驚天動地的行動四月廿七日就出現了。在這次運動爆發之前，不少人以為中國人民已經普遍對政治冷淡，再也不肯去干那種傻事情了。我一直認為他們的看法是錯的。他們太看不起群眾，或者是把自己的傾向當作了歷史的傾向。

客：中共在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社論中顯露出嚴厲鎮壓的態度，但後來又說這並不是針對學生群眾的，並且開始同學生對話了。你認為中共是不是改變態度，採取開明政策了呢？

向：中共對學生運動沒有施行鎮壓，這點自然值得欣慰。可惜我們並不能認為中共已經採取開明的政策了。關於四月二十日警察在新華門前毆打學生的事件，當局並沒有進行調查，新華社也沒有就歪曲報導認錯道歉，反而是那堅持新聞自由的世界經濟導報被中共上海市委非法接管了，同時真實的新聞報導照舊到處受着干涉。學生的新三點要求中，只有對話一點被接受了，可是學生自己組成的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沒有被承認，高校聯會的主席不能到官方稱之為對話的座談會上去表示態度，學生領袖受到各種各樣的威脅和干擾。從這些現象看來，只能說中共當局面對這樣聲勢浩大但是和平自製的群眾運動不敢採取鎮壓手段，因為恐怕收到反效果，卻不能說中共已經改變政策了。

客：那麽，你看前途如何呢？真正的對話會不會展開呢？

向：我覺得，初期群眾要求對話是很自然的。這次學生運動的起源，是群眾哀悼胡耀邦。群眾借哀悼活動來表示抗議當局的壓制民主自由，希望迫使當局對一九八六年的學潮和所謂胡耀邦的錯誤平反。起初，官方對群眾這種要求置之不理，只顧籌備官方自己的追悼會和草擬作為蓋棺論定的悼詞。在這種情形下，群眾所要求的對話，是爭取影響悼詞內容的一條途徑。但是，到了追悼會開過之後，學生與其繼續要求重新評價胡耀邦和八六年的學運，倒不如直接提出當前需要的民主改革了。官方到這時候才接納對話的要求，卻又不承認這次運動中產生出來的學生領袖為學生代表。我覺得這實際上是耍手段。這種手段可能起的作用，第一是把學生分化，官方可以拉一派，打一派；第二，利用對話來阻止學生採取進一步的行動；第三，在漫無邊際又沒有結果的對話中迷惑學生，浪費學生的時間；第四，儘量拖延時間，拖到學生厭倦的時候，整個事件就不了了之。因此，我認為，學生方面要避免上當。

客：學生會不會上當呢？怎樣才能夠避免上當？

向：從這幾天高校聯主席吾爾開希的態度看起來（他根本不承認官方一手操縱的那個座談會是學生本來所要求的對話），學生大概不輕易上當。我覺得，除了堅持代表必須是學生民主選出的之外，還需要趕快確定學生的具體要求和這場對話的範圍，才可以避免陷入漫無邊際的空談。

客：為甚麽要限定範圍？廣泛對話，儘量溝通不好嗎？

向：照理，學生選出代表去同政府代表對話，目的應該是讓政府了解並且接受學生目前具體的要求。如果政府接受，任務就完成了。如果不接受，達不到協議，學生就要考慮下一步怎樣做：是採取進一步行動，還是暫時罷休。學生沒有許多空閒時間去進行無了無休的空談。在這次學生集體地提出來的具體要求範圍以外的問題，學生們還沒有形成一致的意見和集體的要求，可以留待以後各自去用各種方式發表意見，不適宜擺在這次正式的對話中。這樣，這次對話才可能是有益有建設性的。

客：既然政府當局並沒有改變態度，學生代表同政府的對話豈不是很難有甚麽結果嗎？

向：要政府接納學生的要求，相信很不容易。不過，如果有正式的對話，學生至少比較容易弄清楚政府的立場和是否有對話的誠意，然後根據這種了解來決定下一步怎麽辦。

客：如果對話沒有結果，或者根本不能展開，你估計下一步的演變怎樣？學生運動是再向上發展還是低沉下去？

向：我看學生們不會這麽輕易放棄，大概還要繼續奮鬥。北京高校的罷課還在繼續中，學生準備五月四日再次遊行。如果在五四之前學生的任何要求都沒有達到，連正式的對話都沒有開始，五四的遊行大概就會舉行。而五四那天學生行動的成敗和政府的對策，可以顯示出以後演變的趨向。

客：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後來擴大成為全國性的罷課和罷工、罷市，這次北京學生運動會不會也有同樣的發展呢？

向：至少有些北京學生曾經發出過這樣的號召。不過，到現在為止，北京以外的學生響應罷課的規模都很小，罷工和罷市更談不到。我看，發展到「三罷」程度的可能性不大。當年五四運動的直接目標是救國性的：反對簽訂損害中國主權的巴黎和約。那時中國人民感受到「亡國滅種」的威脅已有好幾十年，五四運動的「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全國人民都很容易接受，南方各省的政府更利用這種口號來加強本身對抗北京政府的力量。同時中國工人運動恰恰具備了一些有利於萌發的條件（如大戰期間中國工業的較大發展，此時重新感受到外國的威脅，有大批吸收了歐洲工人運動經驗的參戰華工回國）。因為具備這些有利條件，才促成全國性的罷課和罷工、罷市。今天中國雖然問題很多，人民的不滿也很普遍，卻還沒有普遍認識到一個公敵、一條出路和一個眼前的具體目標。連北京學生運動的領袖們都沒有號召全國罷工和罷市的決心。中共鎮壓群眾運動的力量卻比當年的北京政府強大。這次學生運動發展到「四．二七」大遊行那樣的程度，不但超過了任何人的預料，恐怕也達到群眾現有的承受力的最大限度了。所以我猜想再升級的可能性不大。

客：那麽，反過來，運動遭受暴力鎮壓，或者過後再像一九八七年那樣，來一次反自由民主的逆流，這種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向：我看，這種可能性也不大。前面已經談過，由於這次運動的聲勢浩大，但要求卻很低，群眾在行動上又十分和平而克制，所以令中共當局覺得很難下手鎮壓。全國民心所向和當前的國際環境，也令中共對鎮壓行動有所顧慮。因此，我相信，直接對群眾施行暴力鎮壓的可能性相當小。如果上次反自由化運動的失敗還沒有給中共足夠的教訓，他們再來一次，一定也還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而且砸得更痛。現在已經有許多新聞工作者以及其他公務人員公開反對政府的作為了。

客：你先說學生的要求很難得到政府接受，現在又說學生運動受到打擊的可能性也不大，那麽，你認為最大可能的結局究竟是怎樣呢？

向：全部要求一下子得到接受是很難，但部份要求被接受的機會卻比較大。我認為，最大的可能性，也許是群眾所要求的達不到，但是也沒有受到打擊，運動就暫告一個段落，所有問題都留待以後解決。如果結局是這樣，我覺得，在一定的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群眾勝利了。因為，這是四十年來第一次，群眾公然違抗中共的禁令，進行大規模的政治行動，而沒有受到鎮壓。這對於未來的民主運動，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客：你是不是認為民主運動的勝利要在相當長久之後才可以達到呢？

向：是的。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非常強大，中共的專制主義更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它的機體比過去任何專制制度都更龐大。要想用民主制度來代替它，中國人民必須經過長久的奮鬥和鍛煉，發展到力量非常強大才可能辦到。

客：中共當局認為這次學生運動是有計劃的政治動亂，有後台，有黑手。你的看法怎樣呢？

向：把群眾運動指為少數人陰謀製造出來的東西，這是一切專制統治者的慣例。這一方面是統治者欲加之罪故意使用的藉口，另方面也常常是巨大的群眾運動所引起的統治層內部分裂現象在統治者眼中所形成的倒像。在中共應付這次學生運動的過程中，可以看出統治層裡面是有分歧的。鄧小平不滿意悼詞把胡耀邦說得太偉大，暴露出最高層裡面也有不少的裂痕。也許鄧小平對他原先依靠的第二根擎天柱（趙紫陽）也失望了。上層的裂痕多少助長了群眾運動的發展，這也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規律。不過，把群眾當作少數人的傀儡，根本上總是荒謬見解。

客：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成為劃時代的群眾運動，是因為它大大推動了當時的新文化運動。「四．二七」運動會不會起同樣偉大的歷史作用呢？

向：有這種可能。我希望它會。這次學生運動那麽快就發展到那麽大，除了因為中共那種愚昧專橫的政策起了促進作用之外，群眾近十年感染到和滋生了新的思想，也是一個重要的（而且是更重要的）原因。新思想是對中共正統思想的逆反。四十年前，中共領導解放戰爭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解除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束縛，消滅了半封建的地主階級，為中國人民打開了一條新出路，因此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無比強大的新的權威，中共官方思想也成為新的正統思想。中共自命代表最革命、最進步的思想，起初人民也普遍相信這是真的。其實，中共官方思想（即所謂毛澤東思想）是一種很特殊的混種雜交的產物，其中既有一些革命的、進步的因子，也有專制、落後的因子，而基本精神是非科學、反民主、教條（武斷）主義的。起初，中共政權和毛澤東思想對中國所起的作用以進步方面為主，推動了種種改革和建設，落後和倒退的方面是次要的。往後，正負兩種作用的對比逐漸逆轉。可以說，一九五七年的整風運動（起初是大鳴大放，後來轉變為反右）是分界線。在此之前，中共的作用基本上是進步的，往後就變成反動的了。但是中共正統思想的支配地位卻一直保留到文革時期，而且一般人一直把它當作革命思想。一九七八年底中共三中全會之後，這種正統思想的支配力量才開始動搖，新思潮才開始出現。一九八六年的學運，是新思潮影響下的群眾運動的初露頭角，而這次北京學運可說是新運動成熟的標誌。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次行動會反過來大大促進新思潮的發展。

客：你認為現在中國的新思潮的科學性和民主性有多高呢？同五四時代相比怎樣？

向：現在和五四時代一樣，把外洋先進國家五光十色的思想都引進來，同時批判中國原有的正統思想。五四時代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儒家思想，而現在中國的正統思想有新舊兩套，舊的還是儒家思想，新的是中共的毛澤東思想。對儒家思想的態度，是各種程度的批判和繼承都有，大體上類似五四時代。可是敢於對毛家思想公開徹底否定的還很例外，而陽奉陰違、暗自否定的較多。五四時代的全盤西化派，一開始就多數是激進的民主派，不久，主要份子陳獨秀等人又演變為社會主義（馬列）派，創立了中國共產黨。現在，即使是全盤西化派，在爭取民主方面也不算激進。至於社會主義，簡直沒有一個有聲望的思想家是真心擁護了。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中共正統思想自命代表社會主義，而中國的思想界還遠遠沒有認清中共官方思想同真正馬列主義的基本對立性質。在思想方法上，現在中國新派思想家許多人都仍舊沒有擺脫那種圖式主義的社會發展觀點支配。不過，他們不再像斯大林和毛澤東那樣，圖式主義地斷定現有的所謂社會主義制度天然地比資本主義優越，卻像考茨基那樣主張中國不該跳過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了。他們拋棄了毛澤東對資本主義世界一味抹黑的描寫，卻同時連資本主義真正的黑暗面和深刻危機也不加注意了。對於毛澤東思想的反動方面，他們不了解它真正的社會根源（國有財產基礎上的新官僚層），卻以為是傳統小農經濟的產物。因此，我認為今天中國的新思潮運動還很不健全，科學性並不高，在基本上並不算新，其實相當舊。我衷心盼望不久之後，中國出現一股能夠正確了解當代中國和當代世界的真正當之無愧的新思潮。要有這樣一股新思潮，才能夠幫助中國人民找到真正的出路，完成五四時代開始的事業。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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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奮鬥還是「下海救國」？

劉宇凡

　　中國大陸上的貧富懸殊、官僚貪汙腐敗之猛烈，不斷使最高領導人發出「亡黨亡國」的警號。公款吃喝一年吃掉一千億（是教育經費的三倍），公款旅遊，公款購物，「三亂橫行」，借檢查、編書、辦學習班、評比、考察、考試之名向下級攤派搜刮－－這是人盡皆知了。

　　但有一點我們要特別指出來。那就是隨着走資的「改革」日益大膽，各級官員種種化公為私、權錢交易、官商勾結就更厲害，以致大大衝擊了原有的官僚在享受上的等級限制。從前等級森嚴，什麽級可以坐飛機，什麽級可以坐車子，甚至車子本身也分等分級－－那是人所共知的。這種規定自然令人作嘔，但是多少對中下級官員的私慾作了一點限制。但是，在官員普遍經商謀私、或權錢交易的情況下，即使小如一個鎮長、鄉長、也可以坐奔馳、住洋房、出洋考察了。十五年的市場化改革，結果是越改官僚越貪汙，胃口越大。

　　從前的官員只能把追求物質享受寄托在升官上面。升官才能發財。但是，現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檔箭牌下面，一切都可以「大膽試、大膽闖」，於是權力再加上買賣自由，各級官員便可以隨時變着戲法去化公為私，大辦公司，大炒地皮、外匯，大搞投機倒把等等，甚至跑到香港大炒房地產，令本港樓價步步高升。

市場弱化國家論

　　對於這種普遍腐敗，不少人認為，解決辦法就是「深化改革」。是什麽意思呢？就是深化市場改革，通過市場力量去弱化國家職能，逐步做到「小政府、大社會」。新的口號就是：一切商品化，貨幣化。權力萬能由金錢萬能代替，據說是一個歷史進步。一位經濟學家說：舊時代的「特權階層」，因為其「消費特權受到（貨幣）衝擊」，所以「往往設法限制」貨幣的作用。例如「我國到一九九三年六月才取消購飛機票的關於身份証明的介紹信（局級以上幹部或高級職稱科技人員）；過去紅旗牌轎車只有國家領導人才能乘用。相比之下，金錢萬能和金錢面前人人平等不能說不是一種歷史性的進步。但這又引起了另一種不平等，富人和窮人的不平等……然而，比較利弊得失，錢帶給全社會的利益遠大於它的弊端」。（註一）

這種觀點同一些所謂民運人仕的觀點不謀而合。一個民運人仕說：現在中國人不應走東歐、蘇聯的路，也不應走八九民運的路，而是應當跟着中共走和平演變的路。

　　不論「東歐蘇聯的路」與「八九民運的路」有何不同，至少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公開爭取民主化。這個人所說的，就是反對再從事政治抗爭和民主抗爭，主張應當把精力集中在利用經濟自由去經商，逐步擴大市場經濟（尤其是私營經濟），同時逐步弱化中共專制。據說這就是最保險的道路。我們姑且把這種路線稱為「下海救國」論。

外國的經驗

　　籠統地說「市場經濟弱化國家權力」，本身就大有商榷餘地。我們看看外國經驗，便不難發現，所謂「小政府、大社會」的自由競爭時代早就一去不復返了。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上絕大多數市場經濟的國家，其國家權力都是增加而非減少。一九一四年以前，資本主義國家預算通常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的5%至7%，但是戰後一般高達 20%－－ 35%，即使經過八十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七大工業國的政府支出仍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39%，這事實究竟算是國家強化還是弱化？

退一步說，即使這個論斷能一般成立，也絲毫証明不了單憑市場的自發力量就可以解決國家專制的問題。因為，這個論斷並沒有告訴我們，市場能把國家權力弱化至何種程度。弱化90%，也是弱化；弱化1%，也同樣可算弱化。究竟那些人指的是哪一種？如果說它能大大弱化，又有何根據？其次，問題的關鍵更在於，市場能弱化那一部份的國家權力？是弱化它最壞的部份，例如它的鎮壓功能，還是弱化它比較有用的部份，例如它負起社會保障的作用，又或是對私營企業在環保、勞動等方面的監察？

　　回頭看我們的神州大地，就不難發覺，雖然十五年的市場化改革，的確有弱化國家的一面，但是，同樣不能否認，它也有強化國家的另一面，而且更要承認，往往是不該弱化的，它大大弱化了，而不該強化的，它卻大大強化了。

　　最明顯的就是，現在各個部門，中上級別的官僚，都實際上享有不同程度的投資權、引進外資權、輸出資本權、甚而是借債、集資權。一些地方（上海等），連官員收受回佣也合法化了。而沿海的、高級的、有關係的官僚，自然實權更多些。這種狀況，是「改革」前所絕對沒有的。官倒、官商、官股之遍地開花，不正証明，國家權力在經濟活動上的強化嗎？同過去所不同的只是，從前（四九至七八年）國家權力的強化主要是表現在行政上、思想上的控制的加強，而現在則表現為國家機關率先經商致富，各級官員拼命在市場中興風作浪，大肆搜刮。從前是權力萬能，條子比金子更有效力，而現在呢，則是權錢結合，官商一體。中共官僚通過市場－－畸型的、受操縱的、沒有自由競爭的市場－－剝削去最大部份的國民收入。這究竟是官僚國家的強化還是弱化？隨便一個小官，甚而一個警察，都可以亂罰錢亂收費，這究竟是官僚國家的弱化還是強化？

市場化與國家強化並駕齊驅

　　事實上，市場化改革越深入，國家機關的規模不是越縮小，相反，而是越來越擴大。一九八○年中國幹部人數已達1476萬人，到了一九九一年，再躍升為3400萬，增幅達130%。為此，每年需開支一千億元，佔國家財政總支出的30% 。單就中央政府而論，其機構規模據說比美國大三倍，比日本大九倍。而官僚機構日益臃腫，結果就是人所共知的效率下降、條塊分割更嚴重、互相扯皮、文山會海。而尤其荒謬的是，越是貧窮的地方，冗官便越多。全國有六成半的縣入不敷支，需要國家補貼，而入不敷支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機關冗官太多。例如西北某省游牧區的一個縣，人口不足七千，但供養的官已近九百人，佔全縣總人口的12.8%，造成財政入不敷支。

　　由於機關既多又大，自然也造成行政管理費年年突破預算，會議費年年創新高峰。一個不斷侵吞更多國民收入的官僚機關，能夠說不斷弱化嗎？

放棄對社會保障的承擔

　　不該弱化的國家權力，卻在「一切商品化、貨幣化」的口號下逐步削弱。最明顯的就是中共逐步放棄對人民負起就業保障、社會保障的責任。在「砸三鐵」的旋風下，失業被宣稱為企業改革的靈丹妙藥。新的醫療保險制度，使廣大職工喪失了泰半的醫療保障。八十年代成立的養老保險基金和失業保險基金，規定工人要供款（從前不必供款也可有相當的保障），而在低工資政策下，這不啻是剝削工人。住房在「商品化」的政策下，廉租住房漸成過去，而工人又沒有錢買商品房。至於對企業，尤其是私營企業在環保、勞動安全、兒童婦女的保障等各方面的監管，就更加日益鬆懈（只要想想去年的葵涌大火就可想而知了）。

　　中央政府弱化，地方政府強化，這也是市場改革的後果。然而，這樣一種變化，也不見得就有利無害。這種局面使各地官僚為了爭學四小龍而大上項目，造成投資過熱，經濟混亂，浪費資源。對於官僚和那些投機商人來說，這種情況自然可喜可賀，但對於飽受通脹之苦的普羅大眾來說，這種中央政權的弱化，不見得就值得支持。

「下海救國」對誰有利？

　　誠然，市場化改革所帶來的經濟自由，多少減弱了國家專制。但是，能夠真正大大利用這種經濟自由的，主要還是官員和新生資本家，普通人無錢無權，「下海」簡直是夢想。他們頂多能利用一下兼職自由、擺攤自由吧了（自然要以受到有關部門的官僚剝削、刁難為前提）。然而，對人民來說，經濟自由化同時也意味着有「自由」失業，有「自由」吃通脹之苦，有「自由」喪失住房權利，有「自由」買那高不可攀的商品房。

　　總之，我們所目睹的，就是市場並沒有那種神奇力量，能夠真正弱化中共的專制國家。相反，在政治上，國家的權力和壓迫不僅沒有削弱，反而是大大加強了。自從八九年六四以來，中共五年來都在釋放部份民運人仕的同時，又不斷搞新的逮捕、新的監禁。最近更在美國國務卿訪華前後大舉逮捕民運人仕。尤其諷刺的是，這種政治上的鎮壓，是同更徹底的市場化改革並進的。「市場弱化國家」論又作何解釋？　　

　　那種拿「經商救國」來代替民主奮鬥的路線，固然反映一部份民運人仕的消極情緒，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反映社會上的新生資本家的真正願望。對於那些只顧發財，甚而是企求官商勾結的資產階級來說，「下海救國」論最合他們的胃口。而所謂「金錢制約權力」論，其實也只適合資本家的口味。因為，普羅大眾根本沒有多少錢可以去制約權力；何況，也不是任何一個銅板都具有等份的力量。只有當金錢能化為資本的時侯，才能多少起到對權力的制約。而一旦這樣一種制約出現了，人民未必得到很多好處，而壞處卻有不少。因為，現在廣泛流行於全世界資本主義的金權政治，將會以十倍的醜惡出現於神州。事實上，從「領帶大王」當選人大常委，從無數港澳大小資本家與大陸官僚互相利用互相勾結的現況看來，說「金錢制約權力」，不如採用流行語更適合，那就是：權錢交易，權錢結合。對於資本家來說，那的確是福音。世界的（包括原大陸上的）資產階級，五十年代以來用盡一切政治，軍事手段都無法使中共恢復資本主義，而現在呢，卻目睹中共自行和平演變了（指經濟上的和平演變，那就是走資）。不費吹灰之力便能達到目的，那麽，還需要什麽抗爭呢？同流合汙、沆瀣一氣還來不及呢！

結語

　　虛症宜補，實症宜瀉，才是對症下藥。今天，中共所代表的官僚集團，已經成為中國人民身上的大毒瘤。必須使用政治抗爭的辦法，把這個官僚集團根本剷除，建立真正屬於人民的民主政權，才有可能拯救中國。

　　那些主張跟着中共和平演變，反對進行集體的民主抗爭的人，無非是害怕犧性，害怕流血，害怕動亂。他們也像中共那樣，把「穩定壓倒一切」掛在口邊。但是，一天腐爛的中共政權仍然存在，一天中國就不會有真正的穩定，真正的長治久安。官僚日益通過經濟自由去侵吞更多國民收入，這本身就是不穩定的根源。期求在中共治下可以達到長治久安，那不啻是緣木求魚。中國人民必須打破那種寄希望於統治者的幻想，真正拿出主人翁的氣概，大膽進行民主抗爭，才能打開出路，才有可能最終得到長治久安。

自然，今天中國的狀況，使政治抗爭不易，但不易為不等於不能為。事實上，今天同十多年前相比，政治抗爭的空間並不是小了，而是多少大了。自然，公開的、集體的政治抗爭現在很困難，但是分散的、隱蔽的，尤其暫時限於探索、學習、研究、宣傳的政治活動，卻不算很困難，而其中尤其需要探索總結的，就是八九民運的經驗，東歐蘇聯的經驗。要研究：這些經驗是否真的証明，公開的民主抗爭與群眾運動是不好的？是否和平演變才是出路？

　　此外，近年來在各地出現的零星的群眾性經濟抗爭（農民抗稅，工人反對失業、反對剝削），既反映社會矛盾已經高度尖銳化，也反映人民的自信心和覺悟都比過去提高了。所有以民主奮鬥為職志的人，都有責任同群眾這些正義的自衛反抗結合起來，並且逐步將他們引導到更高的民主抗爭的目標上。如果有了正確的目標，群眾運動就是一個最有力，最有建設性的力量，是新社會在腐敗的舊社會中的真正代表者。 一九九四年五月八日

註一：＜＜什麽決定價格＞＞，國民經濟計劃與管理，九三年九月，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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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回憶，不可忘記——紀念六四兩週年

向青

「六四」兩周年快要來到了。去年此時流行着兩句話：「不想回憶，未敢忘記」。也許這兩句話很恰當地描寫了許多人的心情：他們對一九八九年中國民主運動結局的心理反應主要是悲哀，其次是憤怒。他們大概覺得這個結局很難以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因此他們不想去回憶——誰想去重新品嘗悲哀呢？至於未敢忘記，那是用不着解釋的。只有李鵬之流才敢忘記，而且希望別人也忘記。這兩句話差不多在去年一切紀念六四的場合都顯着地標寫出來，我覺得這不是個好現象。這兩句話表現一種消沉的心情。它純粹是哀歎，而沒有表現奮鬥的決心。不想回憶差不多等於想忘記。但是，對於六四屠殺這樣驚天動地的大事件，是應當再三思索，常記在心的，怎可以不回憶呢？僅僅哀悼那些死難者和關心一切未死的受難者，是不夠的。甚至僅僅記住那些兇手，立誓清算他們的罪惡，都還不夠。造成六四慘劇的，到底有哪些原因？除了統治者的反動和兇殘之外，群眾本身有沒有重大的弱點和失策？民主制度到底是否適合中國？中國人民是否已經成熟到可以實行民主？為了促使民主運動早日復興和保證它的勝利，現在應當努力做些甚麽？……這裡有許多問題，是必須深深思索，再三討論的。為了思索，為了討論，就少不了許多回憶。如果不想回憶，不去回憶，往事就會漸漸模煳，漸漸就會忘記了。八九民運不但對於北京和各地其他城市直接參與的民眾是一次非常重大的經歷，對於香港和海外參與了支援運動的華人也同樣是非常重大的經歷。回想當時我們的作為和想法，理智地重新評價，看看有甚麽新的重大教訓，這是無論內地還是海外的華人都可以做到，而且十分值得去做的。

八九民運興起的迅猛超過任何人的預料，結局的慘烈也超過人們的預料。大屠殺慘劇發生後，許多人都歎息為甚麽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不趁早撤退。現在人們可以看到更多的資料，更清楚六四之前有不少屬於改革派的知識份子曾以各種方式向學生建議撤退，都沒有被接受。加以現在群眾運動的復興顯得淼茫無期，流亡海外的許多着名民運人士日益令人失望，於是有越來越多的人批評八九民運中的學生，而稱讚那些「穩健」的知識份子。對於這種看法，我是無法同意的。我並非認為當時學生堅持不撤是正確。但我認為當時學生不肯趁早撤退是可以理解的（這個問題許多人都談過，我自己也曾在「六四屠殺能否避免」一文中談過），而穩健派知識份子的意見包含非常錯誤的大前題，學生拒絕接受是大有理由的。如果學生把撤退的策略建議（這是正確的）和穩健派的原則立場一起接受，也許暫時的流血損失可以減少一點，但長遠的政治損失反而更大。換句話說，我認為，學生不肯趁早撤退，除了因為學生本身的不成熟之外，還有根本得不到真正合理的勸告也是重要的原因。

無人向學生提出合理勸告

穩健派知識份子勸告學生撤退，所根據的理由有兩方面。第一，希望避免民眾的犧牲。第二，他們根本反對民眾與政府激烈對抗，強調政治穩定的重要性，認為中國的改革必須得到現有的統治層合作才可以實現。這兩方面都被學生認為是軟弱與保守的表現。學生們雖然並不主張打倒中共統治，但是不害怕必要時激烈對抗，在這次運動後期的行動，己經帶上了革命的意味（蔑視政府的權威，自行掌握維持社會秩序的權力）。這是中國人民的民主意識上的重大發展。雖然運動是失敗了，但這種精神留下長遠的影響。假使學生接受了穩健改革派知識份子的原則，等於是自己否定這次運動最有價值的一面，阻礙中國人民擺脫對反動統治集團的依賴性和畏懼心。所以，我認為，可以批評學生不曾趁早撤退是失策，卻不應該責備學生沒有接受穩健派知識份子的意見。看不起那些不敢同中共官僚統治層決裂的知識份子，是學生的優點，不是弱點。那些不懂得「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這個重要道理的知識份子，儘管讀過許多書，最多只能算是半個知識份子，倘若不是愚不可及的話。

想要說服學生作出趁早撤退的策略決定，只能憑政治形勢的正確分析和善用革命策略的道理。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官僚統治集團，從頭起就表現出鎮壓民主運動的決心，只因為形勢不利，才把鎮壓行動一再拖延。到了五月廿日宣布戒嚴的時候，中共已經表明了不顧一切，非向人民開戰不可的態度。這時能夠粉碎中共反革命圖謀的唯一方法，就是人民的武裝革命起義。如果作為當時民運先鋒的學生不願意走這條道路（事實上他們一直都從原則上拒絕這條道路），或者認為當時做不到這點，那麽就應該趁早撤退，化整為零，深入民間去為下一階段的革命運動作準備工作。這是對撤退策略唯一合理的解釋。當然，人人都知道，在當時情況下，這個意見佷難讓學生接受，但這是唯一合理的意見，當時應該有人向學生提出，讓他們去考慮。可惜事實上並沒有人提出來。那些同學生有接觸、願意幫助他們的知識份子，見解統統不是這樣。海外（包括香港在內）的支援者，也沒有提出這種見解，甚至一般根本沒有想到除了支援之外，還應當同學生一起研究策略問題。所以，我覺得，海外華人除了批評當時學生的失策之外，還要批評自己的無能和失責。如果當時有人把上述意見向學生提了出來，即使當時沒有實際效果，也會在六四以後幫助大家思考。

在這裡我想談談一個小故事，就是當時新苗社和周圍一些朋友的想法和做法。

一個小故事

前年北京學運一開始，新苗社就密切關注，而且不限於參與普通的支援，還特別注重研究民運的策略問題，屢次公開發表意見。我們認為內地的民運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事業，雖然我們居住在香港，直接參與的程度有限，但我們也有責任用一切可行的辦法去促使運動勝利，包括提出策略性的意見。五月二十日以後，我們已經看出：只有革命行動才能夠戰勝中共的鎮壓，但是當時的群眾運動，尤其是那些領導者，明顯地既不願意又不大勝任實行革命，所以剩下唯一實際的出路就是趁早主動撤出天安門廣場，保存實力，為下一次運動作準備。再繼續堅持絕食和靜坐，等於坐以待斃，把主動權完全交給正在精心部署暴力鎮壓的專制魔王。我們迫切希望北京學生能夠了解這個形勢，渴望這種看法能夠讓他們知道並且加以考慮。但是我們是個極為弱小的團體，我們並沒有門路去和北京學生接觸，我們一直所能做到的只有在香港散發傳單和召開最多不過百多人參加的公開座談會，而這些已經使我們的社員和臨時應徵的義工朋友們筋疲力竭了。我們曾經非常為難地左思右想，多方面考慮過。一方面認為勤告北京學生從革命的觀點去考慮在目前主動撤退，這是最迫切需要做的一件事。另方面又覺得這個問題只適宜在民運陣營內部（甚至限於核心圈子裡面）提出討論，而這偏偏是我們沒有能力辦到的。如果我們用傳單之類的方式公開表示撤退為上策的意見，恐怕難免讓人誤會我們是在向群眾施壓力，促使他們屈服。在這樣兩難的困境下，我們只好在公開發表意見的時候不提主動撤退的策略，單純解釋只有武力反抗才可能戰勝武力鎮壓。我們明知，希望當時的學生領袖準備武力反抗，比起希望他們決定主動撤退，是更難實現的，但我們只能提出前者而不能提出後者。所以當時我們非常苦惱：眼見災難迫近，完全無能為力。

事後回想，雖然始終可以斷定，不論我們怎樣做得好一點，對於實際結局，尤其是直接的結局，大概都不會有所改變，但其實我們有可能做得好一點。

首先，如果當時我們對於直接向天安門廣場的群眾和領導人提出意見這件事充份重視的話，我們未必不可能擠出一點人力和找到門路去接觸他們。應該承認，我們當時有點安於本份的想法，過份肯定我們的呼聲只能直接在香港的範圍內傳播，要靠偶然的機緣才可以由別人代我們傳達到內地去。

其次，關於主動撤退的策略，其實也有辦法公開提出來（比方寫成文章發表在傳單上）而避免讓人誤會為企圖迫使群眾屈服。事後想來，這個表達的技巧問題是可以解決的。當時把這方面的困難當作無法克服的客觀困難，是不對的。只能怪當時自己的頭腦不夠靈活，或者攻關克難的決心和魄力不夠強大。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上面這個小故事，不論對於新苗社自己還是對於其他民主派的人士，都應該有點意義。

對話和和平演變

五月廿八日報載流亡海外的着名民運人士和知識分子聯名發表一篇為六四兩周年致中共的公開信，簽名者已有柴玲、吾爾開希、李錄、王超華、嚴家其、蘇曉康、戈陽、萬潤南、陳一諮、朱嘉明等五十餘人。這封題為「我們的立場與主張」的公開信的主要內容是呼籲中共與海外民主運動和不同政見者對話。

在這六四兩周年前夕，或者過去兩年內，有甚麽跡象讓人們覺得中共會與不同政見者對話呢？公開信並沒有指出來，事實上也沒有。對話只不過是那些簽名者的「立場與主張」，他們「相信，這一天總會到來」。他們還「堅信，中國政府對八九民運作出合理評價，六四悲劇所遺留問題的解決，只是時間問題。」但是，在中共統治者的眼中，「合理評價」早已作出，那就是「反革命暴亂」。「所遺留問題」也在今年年頭「解決」了：王丹、任畹町、王軍濤、陳子明、羅海星等人都被定罪判刑。其中政治意見最溫和的王軍濤和陳子明（一貫主張知識分子與官僚合作，八九年五月間極力勸告學生停止絕食，撤離廣場，妥協解決），被判的刑罰最重（監禁十三年）。面對着這樣死不悔改的中共反動政權，這些流亡海外的人士只能表示願意無條件地同它對話，指望同它談出實現中國民主化的辦法。這些人士以後能夠對中國民主運動作出甚麽貢獻呢？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所要求的只是中共同「海外」民運，以及大陸「之外」的各種政治力量展開對話，並不要求中共同大陸之內的民主人士對話，更不用說要求首先釋放那些被囚禁的民主人士了。這些流亡人士究竟要把大陸的民主人士以及一般人民置於何地呢？他們又以為憑甚麽可以使中共當局覺得需要和他們對話呢？他們想要打破的「政治僵局」，究竟是中國的僵局還是他們自己的僵局呢？

東歐各國的和平演變，是許多民主人士希望中國也有一天通過對話而取消一黨專政的根據。他們不敢面對現實：中共從東歐和平演變中汲取的教訓，正是萬萬不可以放棄一黨專政，不可以對政治自由的要求讓步。即使將來，等到老一輩的中共統治者死掉以後，晚一輩的中共負責人有可能走戈爾巴喬夫和雅魯澤爾斯基的道路，東歐的現狀也表明了：那遠遠不是自由、民主和經濟發展的康莊大道，大多數人民的政治權利和物質生活並未得到保障，各階層、各黨派、各民族的利害衝突始終要在鬥爭中解決。那些流亡的民主人士滿足於東歐式的和平演變，甚至滿足於僅僅是期待將來有機會那樣演變，證明他們真正關心的只是政客們和中外大小資本的活動自由，而不是大多數人民的政治權利和生活保障。他們寧可去和中共專制統治者尋求共識，也不願意群眾起來鬥爭。

一九九一年五月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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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可賀的學生民主運動

新苗社

由本月初開始的國內各大城市的大學生爭取自由、民主以及其他改革的運動，一直在擴大而且深化，這是個可喜的現象。凡是真心期望中國迅速進步而又不想藉欺壓民眾以自肥的人士，都應該為此歡呼慶賀，並且盡力支持。

在中國現代史上，學生運動屢次擔任了偉大的進步運動的先鋒角色。這次的學生示威行動，表明新一代的青年仍舊繼承着這個優良光榮的傳統，並不滿足於僅僅埋頭讀書，更不是人人只「向錢看」，而敢於站起來要求人權、自由、民主，敢於擔負起促進全面改革的偉大歷史任務。

全面改革，使中國趕上現代世界的先進水平，這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八年以來，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領導集團在這個方向上做了不少的工作，成績是有的，而且仍在繼續努力。但是，各種障礙仍舊很大，最大的阻力恰恰存在於中共黨政機關裡面。當權派的政策始終不夠徹底，不夠大膽，尤其是不肯完全放開對民眾的諸多束縛和壓制，不讓民眾享有充份的自由和民主權利。這樣，改革所必須依靠的主要力量——民眾的積極參與——就被嚴重地削弱了。如果改革始終以這樣的方式進行，就一定進展很慢，付出的代價很大，甚至有時有反覆，不知要多少年代以後才能夠達到中國與世界先進國家並駕齊驅的目標。正是因為不滿意實行改革的遲緩和不足，大學生才起來集會、示威等等。學生的要求既符中國現代化改革的客觀要求，又代表了廣大民眾的利益和內心願望。

政府當局宣佈承認示威是合法的權利，這比起過去時常對群眾運動施行強力鎮壓，自然是個進步。但是高壓的手段並未完全放棄。所以上海學生要求嚴懲毆打學生的犯罪份子，如實報導學生運動情況和給予新聞報導自由，是十分合理而且切中時弊的。

上海高校學生聯合小組向政府所提出的第四項要求——公開個人在單位的檔案——值得特別注意。個人檔案是幾十年來中共政府扼殺個人自由權利，對每個公民施行無所不至的束縛的一個主要工具，是專制統治的明顯表現之一。現在上海學生正式要求把這隻躲在黑暗角落裡伺機傷害人民的惡獸揪出到光天化日之下，體現了保障人權的一項重大具體改革的第一步要求。這要求既顯出學生的勇敢，又顯出他們的智慧。

學生民主運動的深入化發展得很快。上海學生的四項要求消息才傳來兩天，我們又知道了北京大學出現大字報要求實行多黨制，獲得閱讀者廣泛贊同。廢除一黨專政制度，讓人民享有組織政黨和政治競爭的自由，正是中國民主改革的關鍵性的要求。只有實行了這種改革，所謂社會主義民主或人民民主專政，才不再是諷剌性的反語。

中共當然有權認為只有它自己才有能力領導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改革等等。但是按照民主原則，它無權強迫中國人民接受它領導，只可以同其他黨派站在平等的法律地位上作政治性的競爭。通過這種平等競爭而得到的領導權，才是真正的領導權。在一黨專政制度下的所謂領導權，其實是專制統治權。多黨制並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制特有的性質，而是一切民主制共通的性質。

中共當局正在利用一切手段宣傳一種觀點：現有的安定團結的局面得來不易，更是現代化改革所必需的條件，大家要避免急躁和過激的行動，以免破壞安定團結，所以遊行示威之類的行動應該儘量避免。我們認為：安定團結倘若建立在自由和民主的基礎上，自然是人人擁護的大好事；但是對於好比鎖鏈和奴隸的手腳之間那樣的安定團結的關係，人民必須起來反對，也一定會起來反對。至於示威不是萬靈藥，要考慮時機是否適當和種種條件是否成熟，這是群眾運動內部應當注意和仔細考慮的，但不該成為政府高壓的藉口。

大字報特別受到當局的嫌忌和壓制。不少人把任何貼大字報的行動都當作是文革時期毛林四人幫所使用那種大字報迫害行動一樣的東西。這觀點若不是了解錯誤，就是故意歪曲。文革時期許多大字報之所以成為迫害手段，是因為那並不是真正自由平等的。只有毛林四人幫承認為革命派的，才有權自由貼大字報，而且達到不受限制、神聖不可侵犯的程度，內容則任意歪曲誣衊，完全不負責任。那些被任意宣佈為反革命派的，卻連一點答辯的自由都沒有，他們倘若膽敢也貼大字報，馬上被撕毀乾淨，而且這行為本身就成為一種罪狀。今天學生民眾貼大字報，顯然完全不是迫害手段，而是被壓迫者在缺乏一般的言論自由情況之下的一種正當呼聲。所以，我們認為：應該要求有充份的言論和出版自由，包括貼大字報的自由在內；倘若有人像文革時期那樣，利用大字報來進行迫害，則依法懲罰。當民眾普遍享有言論出版的自由的時候，文革式的大字報迫害手段是無法得逞的。

在官方的傳播媒介中，一直有許多關於「壞份子」或「非法份子」利用學生示威進行破壞社會秩序之類的說法。我們認為，除了要警惕和反對官方把學生運動的領導者當作壞份子，同學生群眾分割開，然後加以打擊之外，還需要強調反對中共以身份定罪的習慣做法，堅決要求對任何人都只能以行為定罪。這就是說，反對先給某人戴上「壞份子」或「非法份子」的帽子，然後推斷他的行為是犯罪行為。應該反過來：只有某人的行為已被判定真正是違反刑法，他才算有罪，才可加以處罰，然後才可以被稱為非法份子。只有這樣，人權才有保障，才實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大學生的大字報中，擁護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也被涉及了。這本是在今天中國深入探討任何重大政治問題所不可避免的發展。我們認為：這問題的內容，首先是何謂社會主義，然後才是誰優誰劣的問題。一般人把社會主義了解為中國、蘇聯、朝鮮、越南等國的現實情況。至於資本主義，則以美國、日本、英國、香港等作為代表。按照這樣的了解，恐怕大多數中國人的內心裡都認為資本主義勝過社會主義。其實，中蘇等國現存的制度並不能算是社會主義：不但還沒有真正發展達到社會主義的程度，而且在許多重大方面根本與社會主義原則背道而馳，真真正正是比典型的資本主義更落後，更壞。這些方面包括了人權、自由、民主的欠缺。所以我們一貫要求自由民主，而反對一黨專政等等，同時堅決擁護社會主義。我們認為社會主義應該是一種人民享有比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更自由，更民主的權利，同時物質和精神生活都更豐富的制度。這樣的制度，我們認為是值得擁護的。我們同時反對強迫人們擁護社會主義。我們主張讓人民自由討論哪種制度值得擁護的問題。

爭取自由和民主是任重道遠的任務。中國人民在過去已經奮鬥了一百多年，今後恐怕還要奮鬥許多年。目前的學生運動既是過去的繼續，又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道路不會是平坦筆直的。但我們相信人民的奮鬥總有一天能夠成功，自由民主終歸會實現。讓我們繼承無數先烈的遺志，充份吸收各個時期和世界各國的豐富經驗，奮鬥到底！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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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自由化就是再來一次折騰

向青

在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之間中國局勢所發生的急劇變化，轟動了世界。先是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學生運動突然在各大城市興起，中共當局採取前所未有的溫和手段應付。然後是中共突然變臉，發動嚴厲的反自由化攻勢，不但把三個自由思想最着名的知識份子開除黨藉，連總書記胡耀邦也強迫辭職了。最近一兩年來顯着地令人感覺「寬鬆」的空氣，被一陣猛烈的冷風驅散了。現在中國人普遍的心情是不安、憂慮、畏懼、失望和憤怒。這一切變化的主要原因是甚麽？會產生甚麽重大後果？中國的前途是樂觀還是悲觀？這些問題，中國每一個有心人都要去深思。而香港的中國人還要考慮：這些變化對香港會有甚麽影響。

學運起落的原因和後果

十二月至一月的學生運動來得快也，去得也快。尤其是起來得那麽突然，發展得那麽迅速，很令人感覺意外。原因究竟在哪裡呢？短期內，比方二月下旬寒假完畢各大學復課以後，運動會不會重新興起呢？

中共官方認為學運鬧得起來主要「是幾年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堅決的結果」。鄧小平就是這樣說的（見八七年一號文件）。把大學生要求自由民主斷定為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這當然是不能接受的，理由下面再談。如果說現在中國的大學生已經享有充份的自由，他們起來鬧事，要求更多的自由，是因為不知足，不懂事，嬌縱壞了，那自然也是專制統治者的歪理。但是，認為這次學運興起得這麽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共政府過去幾年容許人民（尤其是知識份子）享有稍微多一點的自由，這種見解卻是正確的。近幾年的中共政策，不論對內對外，都比較開放，因此，人民有機會比較清楚、比較全面地看出許多落後和腐敗的現象，尤其是看出官僚專制是這一切壞現象的總根子。這樣，大學生們就深深感覺到自由民主的重要性。而知識份子所受束縛比較寬鬆一點，令他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提高了（方勵之的論調是個明顯的例證），那些年輕的大學生更容易覺得這種寬鬆狀態是合乎自然規律的狀態，而且理應日益進步。正因為有這些有利條件，十二月初的學生示威行動才容易發生。而初期統治者繼續採取寬鬆的政策對待示威的學生，於是學生的自信更高了，甚至會以為統治層之中的改革派歡迎他們這樣來支持政治改革。結果學生運動就相當容易地擴大起來。這種種關係，統統是很明顯，很容易了解的。所以，站在專制統治者的立場上，鄧小平斷定學生運動鬧得起來的根本原因是繩子放得太鬆了，那是很自然，大有道理的。鄧小平的看法是客觀真理的曲折影象，放大反映了真理的一個側面。

正因為學運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當初統治者的壓力不大，所以到了中共政策轉為嚴厲以後，運動就很快停止了。元旦的天安門示威和當晚要求「還我同學」的繼續行動，可以說是退兵的一戰。這一役，一方面表現出北京學生的英勇精神和強烈的責任感：甘冒巨大危險，一定要以漂亮的行動表明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誓不屈服的決心；另方面也表現了學生們了解到形勢的不利，適可而止。適可而止的意思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指兩次行動中所提的口號十分克制，應付警察干預的技巧也十分高明，結果連有些警察都感動了（官方的壓制政策也有所克制，自然也是一個原因）；另方面是指往後再沒有行動了。這一役打得十分成功。付出代價很小，而目的完全達到：表明了人民不怕官僚壓制，堅持有在革命聖地天安門示威的自由權，並且宣告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將來一定要繼續。

至於開學後學生運動會不會很快再起，看來大概不會（除非有新的有利因素出現，但目前並無徵兆）。客觀上，在今天的中國，自由民主是迫切需要的。只有實現了自由民主，各種必要的改革才可能順利進行。但是，目前統治者的壓力太大，而群眾的力量不足。中共統治者已經表明堅持專制、壓制自由的決心和高度的警惕性。工農群眾同學生打前鋒的自由民主運動相結合的條件還沒有成熟：不但工人群眾（更不用說農民了）對學生運動還沒有響應，學生方面也沒有積極爭取工人參加，而中共官僚對於防止工人參加特別注意。在這種情況下，孤立的學生運動是無法在政府壓力下堅持下去的。何況十二月的學生運動本來並沒有估計到中共方面有這樣強烈的反應，現在必須重新思索，認清新的形勢和考慮怎樣辦。因此，應該估計學生運動大概短期內不會再起。即使有個別的、小規模的行動，也很難再像十二月間那樣迅速發展，反而會受到更無情的鎮壓。這並不表示學生民主運動欠缺社會基礎，根本脆弱無力，起不了重大作用；而只表示民主運動迅速發展並取得實際成果的條件現在還沒有成熟罷了。事情本來就不是那麽容易的。

這次學生運動的總目的，是促進中國現行的改革，尤其是促進政治方面的改革。大多數參加運動的學生，還是支持中共內部的改革派的（已經了解到應該廢除一黨專政制度的，只佔很少數）。可是，結果卻使中共裡面最支持自由化的黨員（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遭受重大打擊，被開除黨籍，連胡耀邦都喪失總書記職位，並且引起中共在全黨全國都發動反自由化的鬥爭。可以說，這次學運對中國的改革是幫了倒忙。有些擁護自由制度但是一貫反對採取群眾行動去爭取自由和民主的人，就根據這個事實再一次振振有詞地反對群眾民主運動。這種可憐的態度和見解，顯然是不值得接受的。理由其實很簡單。凡是奮鬥都有可能失敗，失敗了就可能暫時陷於比原先更壞的情況。好比一個生意人把他的生意擴大或者革新，結果既可能是賺大錢，也可能是反而虧本。有志氣的生意人決不會因為見到有人虧本就不敢去擴大和革新。歷史上，人民的政治改革運動遭受失敗，結果處境比發生運動前更壞，更是常有的事情。凡是重大的政治改革都難免經過許多波折和失敗。任何國家的自由制度都是經過人民屢敗屢戰，付出重大代價才爭取到手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喪失了這種奮鬥的精神，就表示它已經衰老腐敗到極點，快要被淘汰了。一百多年來的中國人民，雖然命運坎坷，多災多難，卻幸而沒有喪失這種奮鬥精神。這正是中國人可以自慰和值得自傲的地方。有人整天教人放棄對專制統治者的鬥爭，想靠溫良馴服來討取統治者大發慈悲，不把人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弄得更壞。這種人不論有怎樣的思想感情，在客觀上連真正的愛國者都夠不上。

事實上，所謂對改革幫了倒忙，並不是這次學生運動的全部後果。這次運動還有其他方面，屬於積極性的影響。例如迫使中共政府增加消費品的供應，限制物價上漲，藉以緩和人民的不滿。

自由和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嗎？

十二月的學生運動初起的時候，中共的處理方法比較溫和，主要使用疏導的辦法。那時官方對學運的指責是妨礙安定團結。接近月底的時候，感覺情況嚴重了，就抬出四項原則和憲法。這表示中共對學運的定性正在從「人民內部的矛盾」轉化為「敵我之間的矛盾」了。到了一月中旬，決定採取嚴厲的壓制政策，於是把自由民主運動定性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既然變成階級鬥爭的問題，就有理由使用專政手段了。「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含義，據中共解釋，就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而核心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人們要求實行多黨政治，主張個人和大學都有思想的獨立性，指出共產黨的腐化現象，對現行的改革不滿，要求保障人權和自由，主張民眾有權用示威等方式向政府提出要求，這一切統統被判定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

幾十年來，在中共統治下，自由都被當作資產階級的壞東西。七九年以後，中共政策比較開放，漸漸有人嘗試發表意見，替自由恢復名譽。但他們一直受到中共裡面一派人的反對，他們的主張被當作精神汙染。現在反自由化鬥爭一發動，鄧小平乾脆宣佈：「沒有無產階級自由化，只有資產階級自由化」（三號文件）。這在中共來說，不過是更明確地重申多年的老傳統立場而已。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香港許多自稱擁護自由的人，也同意中共的觀點，認為自由和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東西，而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是不要自由民主的。難道真是這樣的嗎？

社會主義思想並不是中共所獨有，也不是它首創。中共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比毛澤東和鄧小平更有資格宣佈社會主義對自由的看法。一八四七年馬恩合着共產黨宣言（有人稱它為共產主義者的聖經），在第二章末尾的地方，用下面一段話來描寫社會主義的新社會：「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到了恩格斯的晚年，一八九四年，一份名為「新紀元」的周刊編輯請求他寫一段題詞，用簡短的字句來表述未來的社會主義新紀元的基本思想，以別於但丁曾說的「一些人統治，另一些人受苦」的舊紀元。恩格斯為他摘出了上面所引的共產黨宣言裡的那段話，並且說，沒有比那更合適的了（見馬恩全集，中文版，第卅九卷，一八九頁）。由此可見，社會主義決不是不要個人自由的，反倒是把個人自由擺在第一位，在這方面要同資產階級社會成為對比的。中共反對自由化，正好證明他們所走的根本不是社會主義道路。還有一點值得特別指出來，就是，中共有時也不公然反對自由，而表示擁護自由，但他們馬上解釋道，個人的自由必須以集體的自由為前提。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相反，認為個人的自由是集體的自由的前提。請那些慣於把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的醜惡言行歸罪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人睜開眼睛看看事實吧！

資產階級在同封建地主階級和專制王朝鬥爭的時候，曾經建立了比較自由民主的制度，這是歷史上一大進步。但是，自由民主的制度既不是資產階級所專有，也不是它所首創。在古代希臘城邦裡，在原始氏族社會和奴隸制社會的基礎上，早已有過自由民主制度。奴隸社會的民主制度自然只讓奴隸主享有，沒有奴隸的份。早期的資產階級民主制也同樣是公然排斥工人（即工資奴隸）的。後來在歐洲開始廢除對於參政權的財產資格限制，實行普選制，那是工人階級向資產階級進行了艱苦鬥爭的結果，並不是資產階級自己所實行的。歷史事實就是如此。到了今天，在香港，整個資產階級，還有許多以社會精英自命的中產階級份子，還一直在拼命反對普選制。所以，說甚麽只有資產階級才是自由民主的偉大旗手，無產階級根本不需要甚至反對自由民主，真是胡說八道！反對自由民主的，不是無產階級，而是騎在無產階級頭上的反動官僚。

社會主義的原則是把一切大規模企業收歸全民公有，不讓少數人壟斷，消滅一切社會不平等。如果不讓人民享有充份的自由和最高度的民主，怎能真正成為全社會產業的主人？如果讓一個黨獨佔政權，怎能消滅社會不平等？

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莊嚴地宣佈了人人平等的各項自由權利的原則，但是由於經濟地位的不平等，只有富人才可以真正享受到那些權利，而大多數整天忙於謀生的勞動者實際上很少享受得到。因此，為了實行社會主義，必須除了保持那些權利平等的原則以外，還要把一切大產業收歸公有，而且大大改善勞動者的生活條件，縮短工時，這樣才保證勞動者可以實際上享有那種種權利。對於資產階級民主制所保障的自由權，一般都要保持或者擴大，只有財產權要加以限制，為了不讓少數人佔有龐大的企業來剝削勞動者和造成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態。無產階級所反對的資產階級自由權，就是這種財產權。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主張。現在學生、工人以及其他民眾所爭取的自由權，主要是社會主義制度下所應有的公民自由權（人身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遊行請願自由、罷工自由……），中共橫蠻地加以拒絕，對於資產階級的剝削自由，卻越來越開放了。所以，中共的所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是偽善的、反動的、針對勞動人民的行動。

正因為中共打着社會主義的旗號，做出許多反自由、反民主、反社會主義、反勞動人民的罪行，宣揚許多歪理謬論，所以造成人民的思想混亂，有些人就懷着善良的願望而提出了擁護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主張。但這並沒有成為群眾運動的主流，也不是中共那種虛偽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所能夠克服的。只有廢除官僚專政，實行無產階級民主，才能夠克服。

黨內整肅的意義

關於胡耀邦下台的原因，不少人特別注重個人或派系權力衝突的因素，認為決定性的因素是胡耀邦表示過贊成鄧小平退休。我們不贊成這種觀點。個人或派系爭權的因素在政治上自然是有作用的；越是不民主的國家，這種因素的作用越大。因此，在中國政治上，這種因素是不能忽視的。但是，隨時隨地都把這種因素當作第一重要的因素，卻是很錯誤的。站在人民的、積極的立場（這就是說，為了維護和爭取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以觀眾的態度去欣賞政治舞台上的好戲或者醜劇），尤其不該這樣看問題。胡耀邦贊成鄧小平退休，大概會使鄧小平生氣，也有可能這就是鄧小平決心撤換胡耀邦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但這方面沒有可靠的證據，也很難找到可靠的證據。不管怎樣，站在人民的立場，這根本不是最重要、最值得研究清楚的問題。就算權力衝突是胡耀邦下台的主要原因，這件事也還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和意義，而政治方面的意義才是同人民的切身利害有重大關係的。

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公報指出，胡耀邦下台是因為「在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上」有所「失誤」。這「失誤」顯然就是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堅決」。中共中央八七年一號文件上記載着鄧小平說：學生運動「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那裡領導態度不堅決，旗幟不鮮明，這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堅決的結果。」應該由誰來對好幾年來全國各地普遍存在的政治錯誤負責呢？自然是總書記。中共二號文件和三號文件進一步證實了這點。胡耀邦在擴大會議上作「永不反悔的檢討」，首要的一項就是反自由化的態度不堅決，旗幟不鮮明。所以，胡耀邦下台的主要的政治意義，就是中共要加強反自由化。

香港的政論界流行着一種說法：胡耀邦下台顯示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尖銳化，而保守派（或稱反改革派）佔了上風。我們認為，正確的了解應該是恰恰相反。這個事件證明：中共最高統治層裡面並不存在着明顯的、確定的兩派對立，胡的下台並沒有經過尖銳鬥爭。所謂兩派尖銳鬥爭，結果改革派戰敗了，只是那些政論家的有色眼鏡染上去的色彩而已。胡總書記自己乖乖地作「永不反悔的檢討」，其他所有的人一致批評他所承認的政治錯誤，然後一致通過讓他辭職——難道這也應該算是鬥爭，而且是尖銳的鬥爭嗎？人家打了你的左臉，你把右臉也送上去給他打，這種「基督精神」算不算鬥爭精神呢？

如果劉賓雁、王若望、方勵之被開除黨籍心中不服，而且在今天他們還能夠自由說話的圈子裡表示抗議，還繼續發出他們那些擁護自由化的言論，如果事實如此（可惜我們對於實際情況所知太少，只知道他們大概並沒有屈服，更沒有衷心「悔改」），那表示在開除他們之前，中共黨內確實存在着政治鬥爭（不過他們三人似乎並未結合成派，而且並不屬於黨的上層）；而現在，這幾個前中共黨員與中共之間，也還存在着政治鬥爭。至於中共最高統治層裡面，在反自由化這個問題上，是很一致，根本沒有兩派鬥爭的。不但一致贊成反自由化的原則，連反自由化鬥爭今後應該比前一時期加強，都是一致同意的，連胡耀邦也包括在內。

在去年十二月底鄧小平「召見」胡耀邦等人之前（這次召見中鄧小平談話的中心思想，構成八七年一號文件的內容），關於反自由化的具體做法，胡耀邦與政治局其他委員之間有較大的分別，而他是比較最「寬鬆」的。現在，雖然我們已經沒辦法知道胡個人目前的見解是怎樣，我們有理由相信胡以及其他各人之間的見解仍舊會有些差別，有人主張反自由化鬥爭的嚴厲程度和範圍比較大一點，有人主張小一點。但是，認為去年年底以前中國和中共黨內都太自由了，今後必須加緊限制自由，尤其是限制中共黨員的思想和言論的自由，在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胡耀邦和鄧小平、彭真、陳雲、李先念等等最高負責人，統統是一致的，沒有分歧，更沒有鬥爭。模彷中共的語調，應該說：一致是主要的，分歧是次要的。許多政論家完全不去指出他們的基本一致性，卻把那些小分歧誇大成為派別鬥爭，正合了那句熟語：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這種觀點，客觀上等於自欺欺人。

十二月的學生示威中，提出了「結束獨裁」和「打倒專政」的口號，引起中共極大的震動。雖然學生本身當時的力量不大，但是發展的趨勢和對民眾的示範作用很值得統治者憂慮。鄧小平在十二月卅日說：「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看問題的性質，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他特別提到波蘭團結工會的先例，讚揚「波蘭領導人當時頭腦清醒，態度堅決……用軍事管制控制了局面，證明了沒專政手段不行。」他要求加強反對自由化：「要下決心，我們如後退，以後麻煩更多。」還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以上全部引自一號文件）。鄧小平的看法和主張，得到政治局全體委員贊成，包括胡耀邦在內。胡耀邦的自我檢討和提出辭職，表明他覺得過去的寬容政策是錯了。由此可見，經過十二月事件以後，中共最高領導層裡面，至少在反自由化這個問題上，不是分歧擴大，鬥爭尖銳起來，而是分歧縮小，比過去更為一致了。

胡耀邦很可能並不願意離開總書記的寶座，倘若沒有受到強大壓力，他會保持權位。因此，個人之間的爭權鬥爭很可能發生過，而且可能還在繼續進行。不過，第一，這方面並沒有確實的證據，胡耀邦真心引咎辭職並非不可能的；第二，這問題根本不是要點所在。要點在於：胡耀邦在辭職前後，是否為維護自己的不同政策，向新近施行的加強反自由化的政策進行了鬥爭？根據官方文件，答案是沒有。而且相反，胡耀邦做了「永不反悔的檢討」，承認自己「犯了重要錯誤，對黨和國家的危害是嚴重的，辜負了人民、黨和老一輩革命家的期望」（見三號文件）。那些大談中共上層內部鬥爭尖銳化的評論家們，也沒有提供這方面的事實根據。既然沒有政策上的分歧和鬥爭，那麽，純粹個人權力的鬥爭有也好，沒有也好，根本不重要，不值得人民關心的。如果胡耀邦繼續擔任總書記，由他執行現行的加強反自由化的政策，中國人民的處境還是同現實一樣，或者差別極小。不該把這極小的差別來強調，而忽略極大的一致性。在實際上，倘若中國人民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一個稍微好一點點的專制統治者身上，前途就太可悲了。

胡耀邦下台，劉賓雁等人被開除，在黨內全面加強反自由化，表明中共本身是中國政治改革（政治現代化、民主化）的最大障礙。整個中共統治集團非常堅決，非常一致，帶有高度的警惕性，保衛着他們的極權統治。

假定胡耀邦的自我檢討根本不是真心話，他已經被剝奪了說話的自由，那麽，又應該得出甚麽結論來呢？那時，對胡耀邦個人的結論需要改變：他同鄧小平、彭真等人不一致，反對現行的反自由化鬥爭，甚至有資格擔任真正的民主改革派的領袖。但是，對整個中共黨的結論仍舊一樣。一個統治黨，連總書記一旦有了不同意見，都被剝奪說話的自由，這個黨自然是自由和民主的死敵，是改革和進步的最大障礙。

反自由化才是折騰

反自由化一開始，就搞得人心惶惶。人們思量：是不是幾年來實行的改革要剎車了？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要放棄了？政治運動又來了？學術研究和文藝創作的自由又要收緊了？中共負責人和新聞機構趕緊提出保證，作出解釋，叫人放心。從官方一再表態和種種實際跡象看來，現在已經可以斷定，中共的決策是把鬥爭限制在黨內，主要在政治思想方面進行，並且以「正面教育」為主，避免過激。本來已經拖延下來的政治改革，現在更不用提了。至於經濟改革，因為那是整個統治層都支持的，而且是富國強黨所必需，相信基本上照舊進行。人們起初所擔心的新的大災難，看來不至於降臨。但這並不表示反自由化沒有大害。

反自由化本身就是政治上的倒退運動。除了三個着名的有自由思想的黨員被開除和胡耀邦下台以外，還有以寬和着名的中宣部長朱厚澤也被撤換，幾種最開放的報紙被封閉，天津學生林傑以莫須有的洩漏國家機密的罪名被捕，驅逐法新社記者麥樂仁來向外國記者示威，人民文學編輯因刊登一篇作品被令停職檢查。總之是像劉賓雁所說的，繼續逼使知識份子做庸人，做投機份子，把中國人的精神水平壓低。

至於經濟改革方面，多年來已經暴露出，那些充滿了政企機構的專橫、無知、貪鄙、狹隘、懶惰的中共官僚，是最大的障礙物，必須利用自由民主的洪流來沖洗乾淨。現在由於政治改革放下不提，反倒重新強調「黨的領導」，官災的慘烈程度一定有加無已。

靠農民戰爭馬上得天下的中共官僚，充滿了真命天子的狂妄思想，總以為沒有他們坐朝廷就要天下大亂。鄧小平說：「搞自由化就是來一次折騰」（一號文件）。其實，反自由化才是再來一次折騰。

一九八七年二月廿三日

（註）折騰兼有翻來復去、浪費和折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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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屠殺能否避免？——八九民運反思之一

向青

從四月中旬開始，全世界華人（而且不限於華人）都在紀念去年的中國民主運動。最有意義的紀念方式之一，自然是聯繫着反思過去而探討今後的路向。在四月十八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有人詢問最近逃亡到法國的柴玲：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堅持不肯撤退，是否要為六四的大流血負上責任？柴玲認為，流血的責任要由中共負，不該由學生負。柴玲這種看法，我完全同意。不過，我覺得，這個問題雖然已經有不少人談過，但並沒有完全談清楚，所以在這裡再提出我的一些看法。

大流血學生沒有責任

那些人認為學生也要為大流血分擔一部份責任的理由是這樣：如果學生預先從天安門廣場撤退，那裡就不會有大屠殺了；既然學生不肯撤退，他們就不免要為大流血分擔一部份責任。這道理顯然是講不通的。好比有個兇殘劫匪在街上胡亂開槍，許多路過的人被他殺死了。如果那些人不在那時走過那條街，自然不會被那匪徒殺死。但能夠說他們自己也要分擔被殺的一部份責任嗎？

認為學生也有責任的人，假定了中共政府不應該或者不可能接受學生的要求（平等對話等等），而必須採取強力鎮壓的政策。這種假定根本是不合理的。除了專制統治者和他們的狐群狗黨之外，誰都不能同意。

即使認為學生長期不肯撤退逼得中共政府要用強力在天安門清場，也不能因此就說大屠殺也是學生逼出來的。事實上，到了軍警和坦克開進廣場的時候，在候德健等人居中調停之下，學生終於決定了按照軍警指定的方向撤退。這時軍警清場的目的已經可以達到。在這種情形下，軍警還要向學生開槍，並且用坦克輾過去。有甚麽理由說學生也要為流血負責呢？

六四血洗天安門的責任，百分之一百在中共政府身上，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一絲一毫責任都沒有。把責任分派給學生，客觀上是替兇手洗脫，幫助專制政府打擊民主運動。

至於學生是否應該趁早（比方在五月底）撤退，如果那樣，實際的結果是不是會好一點，那是另一個問題，是學生方面的策略問題。關於這個策略問題，當時和事後都有不同的意見。這些不同意見可以分為對的和錯的，需要冷靜而仔細的討論，卻不涉及立場問題，也不應該影響到對流血責任問題的判斷。

應否趁早撤退的問題

大家知道，在去年五月下旬，就是李鵬宣佈戒嚴之後，在天安門廣場之內和外面都屢次有人主張撤退。五月廿八日甚至傳出決定在三十日撤退的消息，全世界各地擔心着廣場群眾遭受暴力鎮壓的人們鬆了一口氣。但這個決定馬上被推翻了，靜坐又堅持下去，一直到六月三日的半夜。大屠殺之後，有更多的人發表意見，認為沒有趁早撤退是失策，但也有人認為堅持是正確的，柴玲是其中之一。柴玲在記者會上提出了兩點理由。第一，中共殘酷成性，學生撤退與否，屠殺都會發生。第二，如果撤回校園，屠殺秘密進行，連消息都被封鎖。我覺得，這兩點理由都不令人信服。即使中共無論如何也要進行屠殺，如果學生不是繼續聚集在天安門，而是早已撤退分散，屠殺的方式和規模總會有所不同，沒有理由根本抹煞這種差別。至於說，如果學生退回校園才被屠殺，連消息都會封鎖住，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猜想。事實上，不論六四之後還是之前，在校園中發生的逮捕和其他迫害行動，中共封鎖消息常常並不成功。怎能斷定中共能夠一面派兵到校園實行大屠殺，一面封鎖消息不讓世人知道呢？

如果群眾趁早從天安門撤退，分散到各處去了，即使中共仍舊要實行屠殺，也不能像在天安門一樣，在那麽短促的時間內造成那麽大量的傷亡，要想同時遮掩住那許多個屠殺現場，也比較困難。這種想法比柴玲的想法合乎情理許多。所以，我認為，應該承認學生沒有趁早撤退是不幸的失策。

趁早從天安門撤退並不一定是整個運動的結束或者全線撤退，那也可能是策略上的重大改變，甚至可能是極大的進取。作為一次和平抗議行動，在天安門絕食和靜坐可說是選擇了最好的方式和地點。和平抗議的合理目標包括兩方面：第一，讓人民和政府都注意到抗議的內容；第二，政府接受要求。第一個目標早已達到了。但是第二個目標，在四二六社論和五一九戒嚴之後，已經顯然不能達到，除非群眾採取更強有力的行動。在五月下旬的開始，大規模的遊行示威似乎還有可能迫使中共叫李鵬下台，讓群眾得到一定程度的勝利。到了接近五月底的時候，形勢已經非常清楚，中共決不會讓步，一定要施行暴力鎮壓。群眾繼續在天安門靜坐下去，只能是等待在暴力鎮壓下失敗。既然中共和它的政府已經充份表明，他們是民主的死敵，是死不悔改的極權統治者，繼續向這樣的統治者作和平抗議就毫無作用了。這時群眾可以選擇的出路只有兩條：第一是開始準備武裝起義，第二是暫時罷手，等待更有利的時機再來。當時準備武裝起義並非絕無可能。後來羅馬尼亞事變的發展是一個新的例證。事實上中共當局就是按照對付武裝起義的方式來佈署流血鎮壓的。但是，學生方面絕對排斥了這個選擇，他們當時的思想感情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內轉向這條路。這樣，剩下唯一較好的選擇，就是結束天安門的行動，化整為零，轉向全國各地和各階層裡面去進行廣泛而持久的宣傳鼓動工作。如果學生選擇了這條路，八九民運的結果就會比較好：群眾的損失沒有這麽慘重，全國人民對北京民運的真相會了解得更多，中國民主運動往後的發展會比較順利。可惜當時學生連這點都做不到。當時做不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今天，如果還遲遲不能看出當時的弱點和錯誤，尤其是如果還不肯認真地、冷靜地去思考這個問題，那就太可悲了。

悲劇的根源

學生要能夠作出趁早從天安門撤退的決定，必須有一個勝任的領導力量，這個領導力量既對整個政治形勢和運動的遠近目標都有清楚的認識，又在群眾中有足夠的威信。但事實上並沒有這樣一個領導力量，而且當時不可能迅速地產生這樣一個領導力量。整個運動是自發的，而且以超乎任何人意料之外的速度擴大起來。這反映出社會上的矛盾既廣泛又深刻。但是那些領導人物都是臨時出現的，沒有政治經驗，甚至在這次運動發生之前一般根本沒有認真研究過政治問題。他們深深感覺到中國需要政治改革，但改革的目標和方法都模煳得很。他們最初只想利用追悼胡耀邦的機會表達對改革的迫切要求，希望官方同他們對話。官方死硬的態度令他們越來越憤激，同時群眾的廣泛響應給他們越來越大的勇氣。政治認識的不足令他們根本不考慮革命的道路（既不考慮立即準備武裝起義，又不考慮深入社會去進行長期的革命準備工作），但群眾的熱烈支持又使他們不甘心空手而回。這樣，他們的目標就顯得很不明確，而行動方式只有始終堅持在天安門靜坐，甚至把這種和平抗議的方式神聖化，連帶地把純粹犧牲也神聖化了。曾經有人提出撤離天安門的正確意見，但是很快被多數否決。甚至北京學生和市民在五月廿八日作出撤退的決定，也馬上被新來的外地學生的相反意見壓倒。

一九八九年的中國已經有了充足的條件產生驚天動地的巨大的群眾民主運動，但是還來不及產生一個能夠領導民主動運取得勝利的力量。這就是八九民運不可避免失敗，甚至避免不了大流血慘劇的根本原因。學生領袖欠缺正確的政治認識，這不僅是由於他們本身太年輕，欠缺政治經驗，而且由於當時中國的整個改革思潮根本有致命的弱點，那就是，沒有一位着名的改革思想家能夠指出中國唯一的出路是政治革命；一切民主奮鬥，一切策略，都應該是為了促成政治革命的實現，為革命作最好的準備。當時群眾運動的領袖們對奮鬥的遠景還沒有清楚的認識，所以不能在策略上作出正確的選擇。

民運戰士的流血犧牲當然不是白費的。這個事件起了極大的震動人心的作用，使人們比較容易徹底打破對中共反動統治的幻想，容易了解革命的必要性。但是，為了真正不辜負烈士們的犧牲，為了使烈士的鮮血真正幫助民主果實的結成，現在還需要作許多思想上的探討工作，而不能簡單地歌頌犧牲精神的偉大。

一九九○年四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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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與中國革命

劉宇凡

　　一九八九年全民民主運動暫時失敗了，可是，任何人都看到，中國社會的根本矛盾並未曾解決，反而因大屠殺而更形尖銳了。矛盾的再度爆發，只是遲早問題而已。那時候，民主運動一定會再度興起。一切民主派從現在起就要為第二次的民主運動作積極準備，其中尤以思想準備為要。現在第一個大問題要思考的是：究竟中國應當走改良主義還是革命的道路？如果要走革命的道路，那麽，這是一種怎麽樣的革命？革命的性質是甚麽？

改良主義還是革命

　　八九民主運動雖然規模龐大，而且民眾下了極大決心去爭取自己的要求，可是，那些要求本身並不高（最有挑戰性的要求不過是新聞自由罷了），而且一直採用最和平的方式，甚至從頭起就堅持「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的甘地主義。所以，這個運動的主流方向是改良主義的；領導者反對採用武力，更反對推翻中共（這個立場到六四以後才多少有了轉變），只是企圖用壓力迫使中共軟化，使之最終能接受民眾的要求。這樣的一個運動，本來不會根本威脅中共的統治。然而，中共卻居然以大屠殺來回答民眾！這難道還不能證明中共已經完全不能自我改良嗎？

　　直到六月九日鄧小平亮相之前，人們都一直寄望中共黨內的「改革派」能夠扭轉乾坤。事實證明，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不僅不能阻止屠殺，而且自身難保，一下子就被打下了台。這說明了，中共的頑固反動勢力是佔了多大的壓倒性優勢！要知道，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其實完全不代表真正的民主改革派；它不過是官僚層中的溫和派而已。稱之為官僚溫和派比稱之為「改革派」更適合。（事實上，趙紫陽同鄧小平並沒有根本分歧。大家都要堅決捍衛官僚層制度。所分歧的只是統治方式略有不同罷了。他從來沒有贊成取消一黨專政；他甚至不曾支持過學生所提出的全部非常合理的要求。他最突出的一點，也不過是願意承認學生的愛國行動，和反對四．廿六社論罷了。而且，即就這點而論，他也不過是表了態而已，並沒有採取任何實際行動，更沒有公開號召全黨黨員起來反對鄧小平。）

　　然而，可悲的是，中共連這樣一個溫和派都不能接受，而且不能容忍，還要除之而後快。現在，中共已經宣佈清黨了。黨內那些已經不多的富於獨立批評精神的黨員一定會被清算。換言之，今後中共在朝向更腐敗更墮落的官僚黨的方向又跨前了一大步。今後中共官僚黨同人民的矛盾一定會更尖銳；它阻礙中國繼續進步的壞作用更明顯。在這個情況下，一切民主派都要丟掉改良主義幻想，下定決心，起來革命，推翻中共官僚黨的統治。

　　我們並不排除中共將會在壓力下作局部的改良的可能性。或者統治危機再度爆發，或者群眾運動再度興起，在這些情況下，都有可能使中共黨內溫和派再抬頭。如果鄧小平一死，這種可能性就更大許多倍。不過，如果這種情況出現，革命者有可能需要暫時在行動上放棄革命的鼓動，可是，這絲毫不代表要在原則上放棄革命路線。因為，中共有可能在壓力下暫時局部改良，但這並不代表它會自動放棄特權，相反，它定會堅決捍衛它的統治。要知道，「溫和派」和頑固派之間並非隔着一條萬里長城；它們彼此間可以隨時互相轉化。溫和派可以變成頑固派，頑固派可以變成溫和派；客觀地看，他們有對立的一面，但更有互相補充的一面。統治者這樣軟硬兼施，恩威並重，才能達到痲痺人民的目的。鄧小平就是最好例子。鄧小平一九七八年後復出的時候，他不是打着改革開放的旗幟嗎？他不是為了打倒華國鋒和緩和危機，而曾經支持過西單民主牆嗎？在他統治下，中國不是進行着巨大的改革，思想控制不是「寬鬆寬鬆」了嗎？後來又怎樣了呢？這個「改革派」的急先鋒不是一變而為頑固派的總舵手了嗎？如果將來趙紫陽能夠再上台，難道他不可能變成第二個鄧小平嗎？有甚麽制度上、法律上的保證足以有效監督他呢？統統沒有。只要中共仍然一黨專政。那麽，它隨時可以單方面作改良，也隨時可以單方面收回一切改良，人民永遠只能俯仰由人，永世為奴。所以，僅僅在最高統治集團中拿「溫和派」代替頑固派，是不能徹底解決問題的。只有採取革命路線，根本推翻官僚統治，才能使中國有真正的進步。

革命的結局都只是重建暴政？

　　經過了幾十年中共式的「社會主義」的經驗，再加上文革這種假革命的洗禮，中國人不僅懷疑社會主義，而且懷疑革命。許多人認為，中國近代以來已經發生過許多次革命了，為甚麽中國革命最後總是以暴政重新建立為結局呢？這是不是說，中國的革命總是跳不開所謂「皇朝循環」，永遠只能在專制——革命——專制之間往復呢？我們在這裡不能作深入探討。我們只想指出：固然不是任何一種革命都能真正推動歷史進步。中國古代的農民革命的確只能形成皇朝循環。但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卻建立過民主。事實上西方民主就是革命所促成。而且，自從近代社會化大工業和世界市場形成以來，中國早就和世界市場結合，早就有了初步工業化，它近百年以來的革命早就不是農民革命，而是像西方那樣的資產階級革命和工農革命了。自然，辛亥革命和四七至四九年的革命並沒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府。可是，從中能得出甚麽結論呢？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並不是任何一次資產階級革命或工農革命都能夠直接建立民主政府，但不能反過來證明任何這樣的革命只能以建立暴政為結局。有些革命是這樣，有些卻不是。就算是那些建立了暴政的革命，它也不是一點進步作用都沒有，一點都沒有推動民主。人類歷史常常都是充滿曲折、充滿反覆的。西方的民主制度，也不是經歷一次革命就建立起來的，而是經歷過好幾次革命，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才建立起來的。法國一七八九年的革命的直接結果是甚麽呢？它立即建立了穩定的民主制度麽？都不是。不到幾年它就演變成專政，以後就變成拿破崙稱帝。法國以後要再經歷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的革命，才比較穩固地建立了民主政府。我們可以說，法國共和政體是一八七一年之後才穩固地存在的。而這個成績是純粹依靠那一年的革命的嗎？不是。如果沒有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沒有它對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作根本性破壞，王權就不會如此急劇衰落，民主力量就不會得到壯大。有些人認為，中國如果要革命，也應當學習英國一六八八年的不流血的「光榮革命」，即實質上的宮庭政變。固然「光榮革命」多少推進了民主，可是，如果沒有一六四○的流血大革命，如果它不是已經大大破壞了王權，大大提高了國會的權威，往後的「光榮革命」能夠成功嗎？前人耕耘，後人收穫；這在革命的歷史來說尤其如此。我們決不能如此短視，如此忘本，以為西方民主制度是依靠和平感化統治者或別的甚麽戲法而換來的。

迎接中國第四次革命

　　事實上，今天中國革命能夠最終爭得民主，這種可能性，已經比過去大許多倍了。這是因為，中國的第三次革命（四七至四九年）儘管還是重建了專制，可是它畢竟建立了中國初步的工業化的基礎，畢竟多少推進了歷史進步。中國的學生、知識份子、工人階級——他們掌握了現代科技和社會化大生產的技術，比農民更有力量爭得民主——人數儘管多麽不足，畢竟比幾十年前多了許多倍，民主的力量不是小了而是大了。有人說，中國無知的農民仍佔多數，怎能爭得民主呢？這些人忘記了：西方早期的民主革命，農民不是比現在中國所佔的人口比例更大許多嗎？知識份子不是更少些嗎？當時不是差不多完全沒有現代工業嗎？為甚麽它們終於能成功呢？其實，關鍵不在於農民是否佔多數，而在於那最先進的社會集團、知識份子、學生、工人，能否對人民進行正確的教育，尤其是否能提出一條正確的奮鬥路線。

一九八九年七月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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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運動能依靠『中產階級』嗎？

劉宇凡

　　今年三月，正當國內知識份子發起簽名要求特赦政治犯的時候，一些知識份子已經在思索民主運動要依靠誰的問題了。當時已經有人主張，知識份子要同企業家集團聯盟，中國才有前途。當時我們卻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所謂「企業家集團」根本不是民主動力。民主運動要依靠的是民眾，尤其是工人，而不是「企業家集團」。

　　不久，八九民運爆發了，兩個月之後又被殘酷鎮壓了。儘管它如此短命，可是，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是令人驚嘆的。然而，曾經被一些人寄予厚望的「企業家集團」，究竟在八九民運中起過甚麽重大作用呢？沒有任何重大作用。反倒是無數市民、工人，最初還只是熱心同情者，不久居然後來居上，堅決支持民運，堵截軍隊，成為民主先鋒。

　　可是，八九民運的經驗並沒有使這些人改變他們的看法。恰恰相反，那些流亡海外的知識份子，不少人比以前更熱切地把民主前途寄望於「中產階級」呢。

　　他們所說的「企業家」，包括了新興的資本家，也包括國營企業的經理；然而，在他們眼中，二者並不是等量齊觀的。他們所寄望於國營企業經理的，就是他們趕快向新生資本家學習，趕快轉化為真正的獨立的企業家。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所謂企業家，不過是資產階級的代名詞。至於「中產階級」云云，指的其實也是資產階級。「中產階級」一詞，由來已久；在學術界中有些人指的是資產階級，有些人指的是小私有主，有些人指的是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的數量急劇發展的白領。中國並沒有這樣的「白領階級」，所以「中產階級」不可能指的是白領。中國小私有主很多，城市中的個體戶和農村農民都是小私有主，但那些知識份子指的並不是他們，至少不是以他們為主體；所以，「中產階級」云云，其實也是指資產階級。

　　中共對「資產階級」、「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的譴責，令不少支持民主的人覺得資產階級就是民主和自由的旗手。我們的看法跟中共不大相同。我們的意見恰恰是：資產階級不是民主的旗手，如果要爭取民主，不能依靠資產階級。

經濟自由與民主

　　認為資產階級是民主旗手的其中一個重要論據，是：私營經濟越發展，就會使越多的經濟活動脫離中央控制，從而削弱了集權官僚制，促進了經濟多元化。這又會剌激起政治多元化，並對集權官僚制起着制衡作用，逐漸達至民主。

　　這是一種無比機械而且錯誤的看法。任何一種政治制度，尤其是民主制度，都不是直接決定於經濟的。一個社會階級會否要求民主，它要求的又是一種怎樣的民主，它自己又是否有能力爭取民主——這些都是由許多因素及其互相作用所決定的，決不僅僅是經濟的作用。就私營經濟而論，情況尤其如此。第三世界許多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已經有很久的歷史了，可是他們有成為民主先鋒嗎？有建立真正的民主的決心和力量嗎？大多沒有。香港的資產階級又有要求民主嗎？可以說，有些資產階級（主要是西方近代史上的早期的資產階級）曾經是民主先鋒，但越是往後的資產階級，更多並不是民主先鋒，甚至是反民主的。所以，不能說資本主義經濟自然地要求民主。自然，資本主義經濟本身並非沒有一個內在、統一的政治要求，這還是有的。在法律上，它們天然地要求保障種種經濟自由（財產自由、貿易自由、經商自由、買賣自由）；政治上，它們天然地要求政府儘量少干預經濟（如果市場調節的機能足以自我調節的話；早期自由主義者都是這樣看的），或者如果要干預的話也是在保障資產階級利益的情況下干預（如果市場機能出現問題的話，後期的自由主義多數都有了這個轉變）。如果它們已經有了相當實力，它們也必然要提出分享一部份政權的。這一切才是資產階級所或遲或早要追求的東西。在這些要求中，也並非沒有進步的要求，並非沒有多少能促進人權的東西，尤其如果我們拿一個像中國那樣高度官僚集權的國家作對比，上述的一些要求就好像顯得文明和進步了。不過，這些要求還非民主要求。這些要求如果實現了，只意味着資產階級的地位的上升，並不表示民眾的地位的上升。（恰恰相反，只會因更多人成為僱傭工人而地位下降），而且，要滿足這些自由主義的要求，並不一定需要民主，不一定需要真正的、平等的、人民能當家作主的民主。經濟自由本來就不是非要由民主政制賦予不行的。中外歷史上，由一個開明君主承認和保障資產階級的經濟自由，比由一個民主政制去賦予這些自由，來得更普遍、更正常。總之，要保障資產階級的經濟自由，一個開明專制政府就已經足夠了。一八七○年以前的法國是這樣，早期英國是這樣，德國是這樣，以前的中國以致現在的香港都莫不是這樣。

對分權的美麗的誤會

　　中國當代資產階級很迅速就學會了西方自由主義的那一套東西，大談權力制衡了。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事實上，分權、權力制衡等等，從歷史上看，的確也是天然地屬於資產階級的要求。有些人把分權看成為民主。從廣義來看，這當然也是民主要求。但那是一種怎樣的民主要求呢？是一種古老的、過時的、非常狹窄、非常低級的民主。為什麽呢？因為分權原則只是反對絕對集權；它並不一定根本反對不民主的政體，因為三權分立的原則並不一定包括平等普選權。一個國家可以實行嚴格分權，同時又可以實行高度受限制的選舉權（例如規定有產者才可投票；又或者像香港那種「功能團體選舉」）。所以，一個實行分權的國家，固然一定不是絕對集權的國家，可是，同時它也並不一定就是真正民主的國家。事實上，三權分立的最初設計的原意，並不是要建立以普選權為基礎的現代民主國家，而是建立開明君主制。那時候資產階級並不反對君主制，只是認為君主不應集中一切權力，認為立法權應當分離出來，該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議會掌握。至於行政權，資產階級認為那是君主的專利呢。總之，古往今來，許多實行分權的國家往往並不很民主，而許多民主政體也並不是實行分權。所以，單就分權本身而論，那是一種過時的、低級的民主，不是現代民主。現代民主的內涵已經遠遠超出三權分立這個舊範疇了。以普選權為基礎的現代民主，可以（但不一定）包括分權，但反過來，分權卻不能包括現代民主。所以，要求分權，並不一定就表示要求現代民主。勿寧說，光是要求分權，頂多不過是稍為改良一下專制主義而已，而不是根本反對專制主義。

　　在一個根本沒有民主的國家裡，首先要求的不是權力歸人民，不是真正的民主制，而光是要求分權——這，對於人民來說是危險的。這樣做客觀上等於叫人民承認專制政府的權力；所要求者不過是把它的一部份權力轉移出來，再分給另一些人。這樣的結果，頂多不過是產生開明專制，或者出現社會的上層階級、「精英」與原來的統治集團聯合專政的局面而已，就像西方早期君主、貴族與資產階級在分權基礎上聯合專政一樣。人民始終沒有獲得權力，始終淪為被統治者。所以中國資產階級如果不旗幟鮮明地高舉真正的民主要求（到今天我們還沒有看到），而是大談什麽分權，什麽權力制衡，那麽，我們就有理由懷疑他們只是要求分享中共的權力，而不是真正要求民主。在我們看來，人們應當要根本廢除專制者的全部權力，而不是要求和它分權。

　　有些人承認，分權還不是充份的民主，但是，他們認為，第一步總不能就要求普選權；因為這是不現實的；反倒是提出像分權那樣一個比較低的要求，才是更現實的。

　　其實，他們所說的「現實」，並不是真正的現實，不是包括了民主與專制的全部力量對比的現實，而是僅僅着眼於專制統治者，着眼於他們的「承受力」。他們無非是說，要求太高，中共是不能接納的。這裡所暗含的最大謬誤，就是以為，較低要求（像分權）中共就較有可能採納。事實當然不是這樣。站在專制統治者的立場來看，不論要求高低，都是對它有害的東西，都要加以反對。八九民運所提出的要求比要求分權更低得多，但結果又怎樣呢？總之，如果把希望寄托在統治者的自我改良，如果把自己的要求自限於它能接受的程度，那麽，不要說真正民主，就是連民主的第一步都不可能邁出的。唯一能迫使統治者讓步的，就是群眾力量。如果群眾還沒有力量，不論要求多麽謙卑，統治者也不會答應。反過來，如果群眾有了力量，並且直接向統治者挑戰，最頑固的統治者都要作出驚人之舉，作出巨大讓步。最近波蘭和東德的例子都一再證明這點。所以，關鍵其實在於怎樣積聚力量。我們當然不能預先排除，在特定局勢下會提出一些較低要求；但同樣地，我們更不能預先就為自己穿上緊身衣，不管將來局勢如何，不管群眾的力量發展得多快多大，都預先把自己的要求局限於分權要求。只要時機來臨，只要群眾已經有了覺悟，我們都應當隨時準備爭取真正的民主制。

中國當代資產階級是民主旗手嗎？

　　其實，那些資產階級代言人之所以拿分權來當作是真正民主要求，又或者拿「照顧現實」的藉口來反對爭取充份的民主制，說穿了，是因為他們不願意實行真正的民主制。為什麽呢，因為，第一，這個新生資產階級從頭起就是拜中共「改革派」即走資派的路線所賜才發展起來的。他們的現成利益，需要這個現成的統治集團的保護（儘管為此要付出不少「保護費」）。根本推翻中共統治，這樣會帶來動盪、不穩。新的政府會保護他們的財產嗎？這是沒把握的。所以，他們現在不會根本反對中共，只會要求中共自我改良，尤其要求中共「改革派」上台。所以，萬潤南他們這樣讚美趙紫陽，並不是偶然的。他們之反對推翻中共，同樣也不是偶然的。何況，在一個憲法上明文規定工農當家作主、生產資料屬於全民所有的國家裡，資產階級如果要發展起來，就要公然違反憲法，就要防止工農群眾起來要求政府貫徹而不是違反憲法；而資產階級能夠依靠什麽人保護呢？除了中共，他們現在沒有其他更可靠的保護者了。所以，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裡，資產階級只有在工人處於政治無權的狀態中，換言之，只有在維護現成的（但經過改良的）政權中，才能防止工農群眾起來要求經濟平等及政治平等。第二，中國新生的資產階級，從它誕生的時候起，就處於不利條件；在國內，他們要在佔主導地位的國營企業的夾縫中，尤其在官僚壓迫的夾縫中求存；在世界市場上，他們有強大的西方和第三世界的更富有和技術裝備更先進的資產階級作為競爭對手。在這個情況下，土生資產階級要發跡，非要一方面跟中共官僚集團拉攏不可，另一方面又非要大大提高對工人的剝削率不可（近年私營企業中工人超時工作、童工、工傷嚴重等問題時有披露）。所以，資產階級並不願意爭取讓工人也有平等政治權利的民主制度，並不願意中共政權被一個真正民主政權所代替。他們並不是民主運動的旗手，而是一個依附權勢的無力的忠實反對派。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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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運的性質和歷史地位

向青

六四大屠殺一百周日這天，世界各地都會有群眾性的哀悼表示。最近幾個月，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譴責中共的血腥鎮壓，全球華人表現了極大的一致性，但是在怎樣了解這次民主運動的意義方面，卻有重大的分歧。為了促進民主運動的繼續發展和最後勝利，我們必須承認這種分歧的存在，並且通過探討找出正確的結論。

八九民運是革命運動

有不少人認為這次民主運動純粹是和平的請願和示威；它最可貴的特色也在於始終堅持和平手段，不使用暴力去對抗暴力；而中共當局主要的罪惡是鎮壓過火，造成不必要的大量流血。我們覺得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這看法最明顯的錯誤，當然是它暗示着：如果中共的鎮壓手段「文明」一點，就不值得譴責了。但錯誤不限於這一點。我們認為，它對八九年民運性質的判斷也不正確。不錯，在這次運動中，群眾沒有主動地採用暴力手段，一百幾十萬人的大遊行等等都秩序好得令人驚嘆。但是，曾有個別參與屠殺人民的兵士被激於義憤的北京市民打死，上海有一列火車在壓死臥軌市民後被市民燒毀，這也是眾所週知的事實。難道這種激烈行動不是整個群眾運動的一部份嗎？難道這部份行動是不正當，不值得同情的嗎？難道中共當局把「反革命暴亂」的罪名加在這些行動者頭上，殘酷地施行報復，反而是正當的嗎？世界歷史告訴我們：從專制統治過渡到民主政治，中間沒有不經過人民暴力革命的。因此，人民在受到專制統治者暴力鎮壓的時候，不應該拒絕使用暴力反抗的手段。人民的民主權利裡面，應包括革命權。作為八九年中國民主運動主力的北京學生，雖然沒有採取革命起義的行動，卻在六四屠殺開始後，以北京高自聯的名義，在告全國同胞書中發出了打倒鄧李楊反動政府的革命號召。我們今天紀念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不應該抹煞北京高自聯這個最後宣言的重大意義。

其實，六月三日以前的北京的群眾行動已經不是普通的請願、示威和抗議，實際上已經帶有革命的意味了。拿運動的目標來說，如果以為學生只不過要求對話而已，這種看法是不夠全面的。不但打倒總理李鵬的口號一再呼喊出來，而且學生領袖們屢次說明，他們所要求的不是撤換政府裡個別人物，而是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這不是屬於革命性的要求嗎？再看運動的方式。中共官方說甚麽「暴亂」、「陰謀」，當然是誣衊之詞。但群眾公然蔑視中共政府的禁令，一再舉行示威遊行，長期佔據天安門廣場，這種做法使群眾行動帶上了和政府激烈對抗的性質，這點是不能否認的。這些行動隱含着否認政府權威，群眾自己要掌握社會的最高權力的意義，也就是帶有革命意義了。甚麽叫做革命呢？不正是人民群眾否認原有政府的權威，把維持社會秩序的最高權力強行奪取過來嗎？到了李鵬宣佈戒嚴以後，群眾阻止軍隊入城，勸說軍隊不執行上級的命令，那革命意味就更明顯了。所以，我們認為，八九年的中國群眾運動已經不是普通的請願和示威一類，而是革命性的運動。說得準確一點，是初期階段（沒有充份發展）的，而且沒有充份自覺，尤其是還沒有拋棄和平幻想的革命運動。

中國革命新時代的開始

今年的民主運動是一場震動全國甚至震動全世界的巨大的群眾運動，中共既不肯接受它的合理要求，又不能把它控制住，最後只能用大屠殺來把它鎮壓下去。這明顯不過地表明，中共已經不是革命黨，不是代表進步的力量，而是阻礙中國進步的力量了。同時也表明，中共原先所具有的對中國群眾運動的支配力量已經喪失了。這個轉變有劃時代的意義。

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開創了中國群眾運動大發展的時代，使中國革命運動成為群眾運動（以前的革命運動只是少數人的陰謀活動），同時也促成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當時的群眾運動很快就同中共牢不可分地結合起來，終於使中共獲得政權（一九四九）。可以說，五四以後的差不多七十年，是中國群眾運動受中共支配的時代。大約前三十五年，中共以領導者的身份支配着群眾運動，以後是以統治者的身份支配着（操縱，利用，限制）。今年四月至六月的民主運動標誌着中國群眾運動受中共支配的時代確定地結束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八九年的群眾運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可以同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相比。

本來，中共喪失了革命黨的性質，再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向上發展，反而成為進步改革在政治上的主要障礙物，成為群眾運動的壓迫者，很久以前已經是事實了。那個轉折點是在一九五七年，就是中共發動「反右」運動，壓制「大鳴大放」的時候。不過，這個轉變並沒有馬上讓群眾了解，能夠很快了解的只有極少數人。群眾的了解，在六四大屠殺之後才終於達到。群眾的認識這樣遠遠落後於現實，原因在於中共過去長期領導革命運動而且得到巨大的勝利，在群眾的意識上形成非常強大的權威。一九四九年新中國的成立，實現了一百多年中國人民擺脫外國壓迫的渴望。中國一方面成為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指路明星，另方面與蘇聯並列，成為世界帝國主義最畏懼的敵人。中國人民失去了一百多年的自豪感，這時恢復了。中共政府所推行的土地改革和其他改革，大大提高了工農群眾的社會地位，改善了勞苦大眾的生活，並且讓人民看到一個光明的前途。同過去中國的實際狀況比較起來，大多數人民覺得中共是為人民服務的統治者，也承認現實的制度是民主制度（新政府主動地邀請勞苦大眾參與公共事務和提出意見，大眾覺得這就是民主了）。當時的世界形勢也讓中國人民相信社會主義代表世界上新生的力量，而資本主義是腐朽沒落的力量。總而言之，群眾相信中共是工農階級的領導者，看到中共某些不好的表現也不至於根本動搖這種信仰，甚至連中共某些實際上是反動的價值標準也接受了，例如對一黨專政的評價。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不難利用革命和工農階級的旗號去欺騙群眾，達到繼續操縱群眾運動而維護官僚特權的目的。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就是這樣輕易取勝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欺騙，假革命，真反動。

物極必反。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派欺騙群眾的手段發揮到頂點，同時也促成了文革末期群眾的覺悟。於是有一九七六年四五的天安門行動。群眾擺脫了對毛澤東和四人幫的迷信，卻沒有擺脫周恩來和鄧小平所代表的中共傳統的束縛。鄧小平重新上台，提出改革路線後，厭倦於動亂的群眾更對中共新路線產生了很大的新的幻想。最近三四年，這種幻想逐漸被現實打破，於是民主潮流或明或暗地不斷增長。今年四月至六月的群眾運動就在這個背景下湧現的。參加這次運動的群眾起初還以為強大的和平示威和絕食之類的行動可以迫使中共實行政治改革。等到看出鎮壓不可避免的時候，也以為鎮壓的程度大概同八七年或七九年差不多。六四大屠殺和至今仍在進行的大搜捕、大迫害，給群眾一次寶貴的教訓。中共的反動面目在全國人民面前徹底暴露了。即使它可以掩飾屠殺的真相，把數字低折到幾千幾萬分之一，也絕對無法掩飾它自己死硬拒絕政治改革的真相，無法再使任何人相信它是革命或者改革的領導者。它甚至比幾十年前的國民黨政府或北洋軍閥政府更公然地、不以為恥地宣告決不把政權交給人民。這等於向人民提供最好的清除改良主義思想的教育，主動教導人民必須用革命來推翻它。不管那些煳塗的理論家怎樣繼續說夢話，我們相信中國的工農和知識份子群眾會不難接受這個十分明顯的真理。無論如何，中共過去控制群眾的特異功能已經喪失了，它阻止中國革命再向上發展的神秘武器失靈了。中國革命的新時代已經開始，人民民主的勝利之期當在不遠。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