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邱國權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近百多年來，中華民族經歷了和正在經歷四次偉大的思想啟蒙運動：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康有為、梁啓超為代表的維新啟蒙運動；二十世紀初葉以胡適、蔡元培、陳獨秀、吳虞、錢玄同、魯迅等人為代表的新文化啟蒙運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魏京生、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蘇曉康、包遵信、金觀濤、嚴家其……等人為代表的民主思想啟蒙運動；上世紀九十年代互聯網發明後，海內外有識之士通過互聯網對中國人民進行的思想啟蒙運動。下面筆者分別向大家介紹中華民族近代、當代、現代歷史上四次偉大的思想啟蒙運動。

   
   
    第一次思想啟蒙運動的時代背景：
   
    中國近代歷史一般是以一八四O年的鴉片戰爭為起點，當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後，隨之而來的是道光皇帝不得不與列強簽訂一系列門戶開放的條約。這些條約在幾十年的教科書中說的是“不平等條約”。如果我們用現代的眼光來看，也許不會這樣說了。
    一八五O年，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起義。大清王朝藉助現代化的洋槍洋炮，平定了這場禍及十餘省的戰亂。從此也嘗到了西方現代科學技術的甜頭。開始搞起了洋務運動。開礦山、修鐵路、建工廠……。熱火朝天的洋務運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甲午戰爭前，大清朝的工業總產值遠在日本之上，居亞洲第一，在世界上也是排在前幾位的。
   
    但經濟的發展掩蓋不了深刻的政治危機，也挽救不了大清朝的衰亡。
   
    一八八五年，清政府在戰勝法國軍隊後簽訂了《中法合訂越南條約》，把藩國越南出讓給了法國。
   
    一八八六年，英國從印度出兵攻占大清屬國緬甸。在中緬堪界中又將大片雲南土地劃入緬甸。大清朝南部屏藩盡失。
   
    一八九四年，中日爆發了甲午之戰。綜合國力遠在日本之上的大清朝，被小小日本打得沒有一點還手之力，最後賠款二億兩白銀，割地台灣、遼東。
   
    甲午戰爭後，西方列強不甘心讓小小日本輕易就吞併大清朝。俄國、德國、法國從中干涉，大清朝以三千兩銀子贖回遼東。但世界沒有免費的午餐。俄國與中國簽訂密約在東北取得了一系列特權。法國租走了廣州灣，並要大清朝不將廣東、廣西、雲南等地租給或割讓給外國人。德國取得了在山東修鐵路和採礦的特權。
   
    一八九八年，英國租借香港新界和山東威海衛、劉公島及沿海十公里海域。
   
    一八九八年四月，日本又要求大清朝不要將福建省租給其他國家。
   
    見到列強瓜分中國鬧得熱火朝天，美國在一邊實在看不下去了。
   
    一八九九年，美國提出大清朝“門戶開放”。主要內容是：一、各國在中國取得的任何勢力範圍、租借地、通商口岸和既得利益別國不得干涉。二、各國運往勢力範圍內各口岸的貨物一律由中國政府按中國現行關稅率徵稅。三、各國對進入自己勢力範圍的各口岸的他國船泊，不得徵收高於本國船泊的港口稅或由鐵路運輸他國貨物時，也不得收高於本國商品的鐵路運輸費。這個“門戶開放”的主要目的是：“商業機會均等，政治上保全中國”。對大清朝是有利的。
   
    如果用現代人的眼光去看這些被稱之為“國恥”的東東，也不過就相當於今天的“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引進外資、成片開發”什麼的，沒有好大的問題。但當時的國人們上至遺老遺少，下至熱血青年，個個痛心疾首。
   
    第一次思想啟蒙運動：
   
    一八八八年，年輕的康有為作《上皇帝書》，請“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以挽國家危亡。並說：“若中國變法，十年內富強可致，三十年內可以雪恥。”
   
    一八九五年康有為參加科舉考試。時逢《馬關條約》簽訂，康有為、梁啓超聯絡舉人一千三百多，上書光緒皇帝，提出“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定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的政治主張。這就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維新運動之始的“公車上書”。康有為在這次科舉考試中名列第五。後光緒皇帝數次召見康有為，共論改革變法之事。光緒皇帝對康有為的主張大加讚賞。
   
    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八年，維新思想啟蒙運動在民族危機的刺激下日益高漲，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1.出現大量學會、學堂、報刊。其中康有為辦的“強學會”得到大清朝很多高官們的支持。2.維新運動出現大批領導骨幹，着名的有梁啓超、（其《少年中國說》名滿華夏）嚴復、（其翻譯的《天演論》中“物競天擇”一說令國人警醒）譚嗣同（否定君權神授，鼓吹人人權力平等）等。3.與守舊派展開思想方面的大論戰。一八九七年到一八九八年，康有為五次向光緒皇帝上書，最着名的是《應詔統籌全局折》，提出了三項措施，1.“大誓群臣以定國是”。（召集群臣宣誓變法）2. “立對策所以征賢才”。（允許天下臣民自由上書和破格選拔人才）3.“開制度而定憲法”。（設新政領導機構）甲午戰敗後幾年的維新思想啟蒙運動是我中華民族歷史上的第一次偉大的思想啟蒙運動。
   
    第一次思想啟蒙運動的偉大成果：
   
    一八九八年，堅決反對變法的恭親王奕訢死後，改革一事提上議事日程。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緒皇帝在徵得慈禧太后同意後，接受康有為的建議，下詔變法維新。在隨後的一百天中，光緒皇帝連下一百多道改革變法的詔書，主要內容是：
   
    一、 設農工商局，保護工商業，獎勵發明創造，設鐵路總局，發展鐵路、採礦業，辦郵政，改革財政，編制預算。
   
    二、 裁撤冗員，取消重疊機構，允許創辦報紙和官、民上書言事，改革律例，澄清吏治。
   
    三、 裁撤綠營，力行保甲，訓練海、陸軍，各省軍隊改練洋操，使用洋槍。
   
    四、 改革科舉制度，廢八股，改作“策論”，廣設學堂，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派學生出國留學。
   
    光緒皇帝的改革受到既得利益者們的強烈抵制，紛紛到慈禧太后那裡告狀，要求老太后出山重掌大權。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囚光緒皇帝於瀛台。殺力主實施改革的“六君子”，康有為、梁啓超倉皇逃亡國外，一場偉大的變革運動只進行了一百天就完結了。中華民族第一次思想啟蒙運動的偉大成果就這樣被葬送。

 第二次思想啟蒙運動的歷史背景：

    辛亥革命後，中國表現上建立了一個民主的政體。但是在一個有着兩千年封建傳統思想文化的國度要實現真正的民主談何容易。有着總統、眾議院、參議院的現代化民主國家機器，操作者卻是些封建傳統文化意識濃厚的政客。這就如同當今的中國把世界上最先進的機器設備引進來，卻無人能操作一樣。在朝者想的是永坐龍庭，利用權力把反對派置於死地而後快；在野者想的是黃袍加身，利用眾議院、參議院對當政者的制約早早地將對手趕下台。就連一代偉人孫中山，其言行也沒有擺脫幾千年封建思想的影響。他們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把政壇變成了角逐個人權利的戰場，一切為我所用。民國之初的中國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宋教仁遇剌、袁世凱登基；曹昆賄選、張勳復辟；軍閥稱雄，地方割據，一片烏煙瘴氣。古老、貧困、落後的中國巨人雙手趴在了民主自由的現代化彼岸，雙腳卻陷在兩千多年深的封建思想文化泥潭裡難以自拔。中華民族在愚昧、落後、挨打、受欺的痛苦中呻吟、掙扎。二十世紀初葉中華民族的危機不是來源於社會政治制度的落後。其根源卻是傳統道德、文化、思想、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對人們的束縛。經過一番痛苦的思索，中華民族的先進知識分子終於認識到了學習傳播先進的民主思想和文化的必要。

    第二次思想啟蒙運動：

    一九一五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誌》，一九一六年改為《新青年》。豎起了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大幕。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有陳獨秀、胡適、吳虞、錢玄同、李大釗、魯迅、蔡元培等人。蔡元培先生是在激烈投身辛亥革命後轉變成了一個徹底的教育救國論者，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為已任，慘澹經營北大。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內容是：提倡民主，反對封建專制政治和封建禮教、道德，要求人權平等和個性解放，主張建立民主共和國；提倡科學，反對尊孔復古思想和偶像崇拜，反對迷信鬼神，要求用理性和科學來判斷一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和文言文，開展文學革命和白話文運動。新文化運動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二次思想啟蒙運動。

    第二次思想啟蒙運動的結局：

    第二次思想啟蒙運動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成為一個轉折點。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在內憂外患的夾擊下，啟蒙與救亡兩難，反列強與反封建兩難。伴隨第二次思想啟蒙運動而傳入中國的共產主義思想，把當年發起新文化運動的人分化成了兩大部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大批知識分子投身於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建立了共產黨組織，揭開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血腥黑幕。瀰漫在中華大地上的封建思想文化幽靈逐漸靡集在共產黨的旗幟下，共產主義最時髦的口號與幾千年封建專制思想在人們頭腦中的固有思維模式相結合，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復辟專制制度的勢力。中國共產黨繼承了太平天國、義和團、白蓮教等封建極端勢力的衣缽，建立了有史以來的最嚴密的紅色法西斯組織。共產黨巧妙地利用了國人救亡圖存的愛國激情和極度貧困的思變心理，以打土豪、分田地的蠱惑人心的口號把數百萬的貧困農民騙上了的戰車。一場血腥的戰爭之後，終於奪得了國家政權。坐上了江山的共產黨打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招牌，操起了幾千年封建專制的舊業。在中國實行慘無人道的共產封建法西斯專政，把中華民族引入了中世紀野蠻、殘暴、愚昧、落後的深淵，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

    而以胡適為代表的一大批知識分子繼續在中國進行民主、科學思想的傳播。上世紀二十年代，以在中國建立五權分立的真正民主政體為己任的中國國民黨發動了北伐戰爭並奪取了中國政權。相對開明的國民黨政權對對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科學等理念持理解和支持的態度，因此在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民主與科學的理念得以廣泛傳播。但國民黨政府後來在與武裝叛亂的共產黨的戰爭中一敗塗地，退到台灣島。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先生開放黨禁報禁，邁出了建立民主政體的第一步。其繼任者李登輝在任期內把台灣的民主政體進一步完善。今天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成為我中華民族未來的希望所在！國民黨在台灣取得的政治、經濟方方面面的偉大成就是第二次思想啟蒙運動在中華大地上結出的豐碩成果！

 第三次思想啟蒙運動的時代背景：

    以毛澤東一命歸天和逮捕毛夫人江青及其黨羽為標誌，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了。不堪回首的十年，使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遭受到了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據有關部門統計，十年中，中國各階層民眾（包括共產黨內的大大小小官員）在批鬥、關押、折磨、武鬥中致死者上千萬人。國民經濟全面崩潰。人民連最低的生活水準都不能保持。市場上商品奇缺，就連火柴、鹽都要憑票供應，衣、食、住、行的最低生存條件都沒有，更談不上其它的。幾千萬青年被趕到農村，接受最原始，最野蠻、最落後的再教育。人民沒有任何的言論、集會、結社、行動自由，人民沒有權力表達自己的任何願望。他們只是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奴隸和工具。中國人民實實在在地被毛澤東推進了水深火熱的人間地獄之中。一場巨大的劫難之後，災難深重的人民面對災難深重的現實並沒有真正的清醒過來。他們完全相信了中共當局所說的造成災難的原因是林彪、四人幫的干擾與破壞，毛澤東始終是偉大而英明，共產黨永遠是正確的。中國人民需要一次真正的啟蒙運動，認清毛澤東的共產血腥封建法西斯專制的罪惡本質，認清共產主義是造成中華民族深重災難的根源。只有人民的真正覺醒，才是民族的希望所在。

    第三次思想啟蒙運動：

    一九七九年，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從華國鋒手中奪取了政權。為了推行自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思想，打出了“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等旗號搞起了“真理問題標準”的討論。當時北京的西單路口東側北面不知不覺中成了人們聲討毛澤東罪惡的陣地。在這些聲討中，人們開始對一些重大歷史總是進行深入的反思。隨着人們對共產黨幾十年血腥統治認識的深化，人們終於看到造成我中華民族三十年深重災難的根源並不是那一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制度的問題，是共產黨在中國的獨裁問題。隨着聲討共產專制的大字報鋪天蓋地，無數的有識之士在這裡進行慷慨激昂的演講，西單路口成了全世界注目的焦點。國外新聞媒體稱之為“西單民主牆”。西單民主牆的出現，是我中華民族在共產黨專制獨裁下覺醒的先聲。

    在西單民主牆眾多的講演者中，猶以《探索》主編魏京生最為着名。他在多次演講中向人民大聲疾呼：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比江湖騙子的膏藥更高明的一些膏藥！”

    “中國國家政權是披着社會主義外衣的封建君主制！”

    “不要再相信獨裁者的‘安定團結’，把怒火集中在製造人民悲慘境遇的制度上！”

    “我們不能希望一個新的皇帝能夠給人民帶來民主！”

    我們對於社會不是用它表面上的許諾和宣言及它取得的技術成就來判斷，而是用它給予人的地位和意義來判斷，用它對於人的尊嚴和人的良心所賦予的價值來判斷。”

    “鄧小平要民主嗎？不要。他不願去了解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他不願讓人民收回被野心家和陰謀家集團篡奪的權力。對於人民自發的爭取民主權利的運動，他都說有人藉此鬧事，是破壞了正常秩序，要採取鎮壓。對於批評錯誤政策的人，對於要求社會向前發展的人採取的這種手段，說明他們對人民運動十分害怕。”

    “許多掌權者為個人手中握有的權力所陶醉，還有那些搞個人獨裁的野心家出於他們卑鄙的目的，也會利用人民的輕信而無視他們對民主的踐踏。例如鄧小平副主席在三月六日對中央各部委領導幹部的講話中，就企圖利用過去人民對他的信任來反對民主運動。他把各種罪名加給 民主運動，企圖把華、鄧政治體系無力挽救中國經濟和生產的責任強加給民主運動，再一次拿人民作為他們政策失敗的替罪羊。”

    “我們想請問煽動抓人的政府人員們：你們使用手中的權力是否合法？我們也想問華主席和鄧副主席：你們占據總理的位置是否合法？我們更想了解一下：以副總理和副主席的身份而不是以法院和人民機構的名義宣布抓人，這種行為是否合法？我們進一步要問：按照中國的哪條法律，‘壞人’這個名詞就構成犯罪？到底什麼標準算是壞人？要以誰的看法為標準？這幾個最簡單的問題不明確，中國就沒有法制可言。……”

    魏京生之言，無疑是那個時代振聾發聵之吶喊！

    但是鄧小平並不是想解放中國人民的思想，而是想把他自己的思想從毛澤東的框框中解放出來，成為中國人民的“指導思想”。當“西單民主牆”人們議論的話題涉及到共產黨的專制制度時，鄧小平就進行鎮壓。魏京生先生被鄧小平的中共逮捕入獄。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明的胡耀邦、趙紫陽相繼擔任中共總書記。二位在任期間對不同思想的包容，迎來了中國第三次思想啟蒙運動的高潮。

    方勵之是中國着名的天文學家，時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早在一九八○年方勵之就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說：“現在存在着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任危機，這是一種世界性的現象，這是由於馬克思主義已經被僵化，用過時的結論得到的失敗的結果而造成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其內容都已落後於時代了，應當改造。”八五年三月，方勵之就在一次演講中明解提出：“在一個大學的環境裡，探索自然界和社會真理是要比外邊更加開放，沒有任何思想可以作為正統思想不能突破。”“大學就不應受某些思想的約束。對任何一種思想我們都可以提出疑問，加以研究和發展。”

    一九八八年五月四日，方勵之與其夫人李淑嫻（北大物理系講師、海淀區人大代表）出席慶祝“五四”運動六十九周年大會。並宣布由他親自主持的“民主沙龍”正式開場。方勵之在會上說：“我現在活得很自在，……不同意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提法，……現代化不分國界。”方勵之的北大“民主沙龍”為日後震驚世界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爆發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九八八年六月，方勵之接受香港《時報》記者採訪時說：“最大的問題是中共的獨占體制，唯有變革公有制為私有制是根本方法。”

    八六年十一月，方勵之在上海交通大學的講話中提出：“三權分立我想是可能的，這是民主化必須做到的，民主社會是多元制的，單元的統治必然會造成獨裁、專制！”並以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的身份到許多高校發表演講，宣傳民主、自由、多黨制。這些講演在學生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毫不誇張地說，一九八六年底大規模的爭民主、自由運動和一九八九年震撼世界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爆發與方勵之先生八六年後在學生中廣泛宣傳的民主自由思想是密切相關的。難怪他成了鄧小平通緝的第一號人物。

    王若望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在毛澤東時代，此公於一九五七年被整成右派，深受共產專制之苦。對共產專制摧殘人性的法西斯暴政有最深刻的體會。在鄧小平說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後，此公對此是最為熱心。在多次講演中提出：“資本主義的要點，就叫自由經濟，自由生活，民主自由，而我們中國社會主義都是把人們依附在戶口簿上，工作證上，而這恰恰是封建制度的特點。”“美國的民主政治，我們不如它，包括選舉。”“黨改革以後將是怎樣的形勢呢？請允許我再開放、寬鬆一點說，要實行多黨政治。” 王若望先生又準備在美國發起成立“中國人權保障大同盟”併力爭在中國內地公開註冊登記，合法地進行活動。

    劉賓雁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因一篇小說《在橋梁工地上》就被整成了右派，後來遭到了流放。七九年平反後活躍在文壇上，數次發表揭露中共官場醜陋的文章，其中《人妖之間》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鄧小平要搞政治體制改革，此公受到極大鼓舞，成為全盤西化的積極鼓吹者。十一月七日他在上海“改革中社會問題學術討論會”上說：“世界上還沒有一個能夠像樣的說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得以充分展示的而且必將戰勝資本主義的這樣一種國家，一種制度。這樣一種模式，現在還拿不出來。”“事實上現行的社會制度是封建社會主義。那麼中國的出路就在於私有制，在於‘全盤西化’”。劉賓雁先生被中共除名後，一直在努力想創辦共產專制下的第一張民辦報紙，並為此大力奔走呼號。

    一九八七年，包遵信、金觀濤等人主編一套叢書：《走向未來》。叢書就世界走向、人類價值觀、中國如何跟上歷史發展潮流、中國未來發展方向、民主、人權、自由、科學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系統的介紹和探討，這套叢書在大學生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為日後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爆發提供了強大的思想、理論武器。北京大學教授金觀濤提出了“二十世紀人類最大的遺產是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它的失敗。”而中共的喉舌之一，《新觀察》雜誌主編、有幾十年共產黨齡的戈揚更說：“金觀濤對社會主義的否定不是太厲害了，而是太客氣了。現實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是一種封建社會，它的頭子必然是皇帝。”

    中共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中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蘇紹智以及陳一咨、李澤厚等一大批共產黨的專家、學者都在不同的場合提出中國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行多黨制、新聞自由的主張。

    一九八八年六月，中央電視台播出了六集電視政論片《河殤》。此片由蘇曉康、王魯湘、張鋼、謝選駿、遠志明撰稿，經中共廣播電視部副部長王楓批准播出。此片對傳統的中華文化進行了深刻反思，呼喚全民族對歷史和現實的反省意識，提出中華文化只有吸收世界一切先進的東西才能走向新生。

    《河殤》的播出在中國社會各階層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在國外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其威力不亞於爆炸了一顆政治原子彈。學生、工人、農民、士兵紛紛來電、寫信，讚揚《河殤》。專家、學者們紛紛發表評論高度評價《河殤》。國外華僑、留學生和外國的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們也從此劇的播出認為中國將會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

    中共高層也對此劇產生了很大的分歧。據說中共元老王震到中央電視台大吵大鬧，要封殺此劇。而開明的趙紫陽對此劇大加讚賞。在接見外賓時，在外國人面前也對此劇大大地誇獎一番。並把此劇錄像帶作為禮品送給國外友人。

    《河殤》一片也並非沒有瑕疵，對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爭鳴。但瑕不掩瑜，《河殤》一片不啻是中國共產黨專制統治幾十年中出現的最震撼人心、最發人深省、最富批判性、最具啟迪性的一部政論性作品。對《河殤》一片不論做出多麼高的評價都不為過。此劇深刻的歷史思想性、社會哲理性和生活現實性讓每一個中國人面對歷史和現實都不得不進行嚴肅的反思，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今日中國的極度貧困落後？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沒有真正的人民民主、沒有建立法制，中國將永難擺脫被動、落後、貧困、挨打的命運。

《河殤》的播出是中國的改革進程中的一大事件。它極大地激發出了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變革專制制度，愛國圖強的熱情。促使全民族空前的覺醒。為一年後爆發的愛國民主運動作了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

    繼《河殤》後，蘇曉康、謝選俊等人又策劃拍攝比《河殤》更具鮮明政治觀點、更有時代特色、更深刻反思共產黨幾十年歷史的政論片《五四》，準備在“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時播出。但是拍攝中的此片卻因後來作者、顧問們簽名釋放魏京生一事被中共當局封殺。

    蘇曉康先生在《河殤》播出後，又與羅時敘、陳政合作，寫出了揭露中共高層廬山會議內幕的《烏托邦祭》。此書是繼《河殤》後又一具轟動效應的力作。該書以記實的手法，披露出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高層政治鬥爭的黑暗一幕。當毛澤東的醜惡嘴臉再一次暴露在中國人民面前時，人們看到的是一個為了住權力，不惜以幾千萬農民的身家性命作賭注、不惜把跟隨自己幾十年且立下赫赫戰功的彭德懷打入十八層地獄的專制魔頭。共產主義的鼻祖馬克思說的“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而共產主義來到世間，又何嘗不是如此！《烏托邦祭》對中共高層血腥政治的揭露，使中國人們進一步認清了共產專制制度的黑暗。

    第三次思想啟蒙運動結局：

    一九八九年四月，開明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引發了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

    四月十七日，北京、上海數萬大學生走上街頭，進行了未經中共當局批準的遊行示威活動，遊行的主題是悼念胡耀邦。中共當局對此未進行干預。

    四月十八日凌晨，北京高校學生再次走上街頭遊行。遊行隊伍高喊“反對專制”、“反對獨裁”、“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特權階級”、“打倒官倒”“自由萬歲”。當遊行隊伍到達天安門廣場，數千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靜坐，要求向中共的“人大代表遞交請願書。請願書中提出了七點要求：（1 ）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2）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為在兩次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分子平反。（3）要求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的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布，反對貪官汙吏。（4）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言論自由。（5）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分子待遇。（6）取消有關限制遊行的十條規定。（7）要求政府對他所承認的政策失誤向全國人民做出公開檢討，並適當改選部分領導人。但中共的幾名“人大代表”奉命拒絕了學生們的請願要求，並派出警察進行干預。

    四月十九日，北京大學“民主沙龍”第十六次會議上成立了“北大團結學生會籌委會”。成員有王丹、丁小平、楊濤、熊炎、封從德、常勁、楊丹濤。這一組織的成立標誌着學生民主運動進入了有組織、有準備的階段。

    也就在這一天，《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和《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揚）在北京召集一些着名的專家學者座談，與會者強烈呼籲在中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民主化進程，並為學生的遊行示威活動叫好。隨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研究員包遵信貼出了《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公開信》，要求中共當局承認學生們在遊行、靜坐、請願中提出的要求都是積極的民主要求。這一公開信的發出對學生們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鼓舞。

    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專制寡頭們敏感地意識到，若是在中國進行民主改革，勢必從根本上動搖共產黨的獨裁統治。四月二十四日，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的萬里在聽了北京市委關於學潮的匯報後，不敢擅自表態，向李鵬等人建議聽取鄧小平的意見再作決定。（中共的獨裁專制由此可見一斑）四月二十五日，當李鵬、喬石等人畢恭畢敬、點頭哈腰地在八十五歲的老朽鄧小平面前聆聽教誨時，不知費了多大的勁才聽懂鄧一連串嘰哩咕嚕的單音節，意思是“動亂”。連忙回去組織秀才們寫了一篇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次日的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上發表。

    五月六日，開明的趙紫陽總總書記召集中共主管宣傳、思想工作的負責人胡啟立、芮杏文、王忍之等人說：“放開一點，遊行作了報道，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

    五月十三日，這是一個中國歷史，也是世界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日子。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市數千學生以絕食的方式去為十億人民爭民主。與此同時，全國各大城市的大學生也起而響應北京“高自聯”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成立學生自治會和絕食抗議活動。

    五月十七日，鄧小平通知了當時的全體政治局常委（趙紫陽、李鵬、姚依林、喬石、胡啟立），外加楊尚昆、薄一波兩人在鄧家開會。在鄧家的會議上，鄧小平說對學生已退無可退，只有戒嚴，用解放軍平息動亂。只有趙紫陽一人反對，原反對軍管的胡啟立、喬石和楊尚昆此時均轉變立場。趙紫陽提出辭職，但沒被會議接受，頑固派們的意思很明顯：讓趙紫陽充當鎮壓學生的劊子手，再把他拉下馬。搞他個裡外不是人。

    五月十九日晚，中共黨政要人召開大會宣布戒嚴。在此前老人們要趙紫陽和李鵬各自發表一篇講話，趙不同意。後來又請他主持會議不講話，趙還是不同意，最後請他只出席會議趙仍然不同意。（趙紫陽的態度無疑是正確的。一旦出席了會議，那麼身為共產黨的首腦，對日後的大屠殺血案就負有不可推諉的責任。雙手就難免不沾上人民的鮮血！）大會由喬石主持，李鵬、胡啟立、姚依林、楊尚昆、王震等人出席。李鵬以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的身份發布《戒嚴令》。但中共戒嚴部隊竟然被北京市民阻止在城外。

    六月四日，被中共洗淨腦子的軍隊對爭民主的學生和北京市民進行血腥屠殺，傷亡近萬人！學運領袖和民運領袖悉數被捕或流亡海外！第三次偉大的思想啟蒙運動以共產黨血腥屠殺而告結束！但人民的鮮血不會白流。六四屠殺讓全世界人民和所有的中國人民認清了共產黨的反人類本質和猙獰面目。

    第四次偉大的思想啟蒙運動：

    一九八九“六四”血腥屠殺讓中國人民完全覺醒！中共政權只有靠武力維持。上世紀九十年代後，互聯網的發明，使得中國人民能夠衝破共產黨的嚴密封鎖知道外面的真實世界，專制制度下的中國人民進在經歷一場新的思想啟蒙運動！這一思想啟蒙運動正方興未艾！由《自由聖火》網站發起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是這一思想啟蒙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大陸的中國人通過《動態網》、《全球通》等傳媒 ，看到一個真實的世界和中國。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通過互聯網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中國人民已經開始和正在覺醒！中國人民反抗暴政的維權活動正在席捲整個大陸！中國人民真心希望中國共產黨高層能認清當前世界民主進步的歷史潮流，主動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實現中國人民百多年來的民主、自由、和平、統一、強盛之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