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社會主義行動 寫於 二零二二年

香港疫情死亡人數超過武漢

香港第五波Omicron新冠疫情全面爆發。自疫症爆發至3月13日，全港累計確診人數已超過26萬人，死亡人數3993人，死亡人數超過武漢，死亡率為全球最高！在幾乎不切實際的“清零”政策下，香港本就捉襟見肘醫療系統更全面崩潰，大批病人無法入院，甚至只能暫時在露天停車場等地方等候治療，場面可謂慘不忍睹。

在這個情況下，無論是檢測還是入院治療都已經完全超出負荷，無法及時檢測和隔離患者。筆者裘青的父母亦雙雙染疫，以家母的情況為例，她的症狀輕微，而整整過了十一天時間才收到陽性檢測報告，事實上收到報告之時她已基本康復。

在整個過程中，她沒有任何政府部門安排她隔離或給予任何醫療建議。因此儘管家庭內已儘量做足防疫措施，家父在不久後也出現病徵，且病情相對較重，出現高燒與呼吸困難，但遲遲未收到檢測報告。公立醫院急症室完全爆滿，而政府所謂的熱線電話根本無法撥通，令家人萬分焦急。即使有着私人醫療保險，但香港部分私家醫院無恥地拒收新冠患者，家人多番奔走下方能找到一家願意接受照料的私家醫院提供床位，但即便如此，由於入院人數眾多，所能提供的醫療照料服務亦大打折扣，僅僅聊勝於無。

造成這災難局面，林鄭政府責無旁貸。香港的公共醫療體系一直就是殘缺不全。去年底，醫管局承認醫護流失嚴重，並預測一旦爆發第五波疫情，公營醫療系統已難以應對，但政府卻沒有任何應對措施。私立醫院拒絕接收新冠病毒病人，所以全部患者要由公共醫院承擔，而公院只有全港45%的醫生。

在第五波疫情爆發之初，林鄭政府沒有正視Omicron病毒株的感染力更強，只知僵化地執行徒勞的大廈圍封和限聚政策以求“清零”，而不是適時地改變策略，發放有效的資訊和足夠的自我檢測用品，並且勒令雇主容許員工選擇在家工作。香港仍未能彷效中國嚴密的社會監控系統，加上人口比中國更為密集，不可能像內地實行“小區管理”，一味追求“動態清零”事倍功半。

清零政策在內地和香港都已受到動搖，連中國專家也在暗地表達異議。中國疾控中心前首席科學家曾光在網上發文提出要展示“中國式與病毒共存的路線圖”。有關帖文沒有像其同業張文宏半年前提出中國可實行與病毒共存時般受到網絡猛烈抨擊，可見輿論的轉向。建制派元老曾鈺成則在二月中為動態清零作出辯解，並指“香港要走出自己的抗疫路”。

然而，中共決不容許香港自行其事而動搖內地的清零政策。習近平在二月中命令港府穩定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假如中國開放實施“與病毒共存”的政策，在政治上相當於推翻了內地過往的“抗疫成績”，而這正正是過去兩年習近平政權一直自我標榜和吹噓的“政績”，更被用作證明其“東升西降”說法的例證。改變抗疫方針等同會重挫習主席的權威。

的確，如果中國現在放鬆清零政策，由於沒有群體免疫，必然會面臨疫症大爆發。上海和吉林在三月中再爆發Omicron數千宗感染就響起了警鐘，甚至是另一場惡夢的開始。此外，國產的科興疫苗對於Omicron變種病毒的預防力薄弱，根據《傳真社》參照港大研究的推論，如果維持現時港人接種復必泰與科興的六四比例，即使全港3針接種率到達95%，預防感染Omicron的保護率亦只得約5成。如果宣布放棄國家疫苗又會使中共面子有損。即使現在科興研發針對Omicron的疫苗，能夠挽回多少市民的信心？

林鄭抗疫工作東歪西倒，使她失去中共的信任，甚至可能抵銷了她鎮壓2019運動的功勞，使她不能連任特首。在習近平發出命令後，中國專家接管了香港抗疫工作，凌駕了香港政府。林鄭本來想推行全民強制檢測，香港的愛國政黨舉腳贊成，卻被中央援港防控專家組組長梁萬年煞停。的確，全民檢測已經過了時機，因為病毒已在社區擴散，如果找到大量患者，也沒有足夠的隔離設施。而強檢只能令市民在街上聚集而增加感染風險。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迫切需要全面充公私家醫院，將醫療全面公營，並置於醫護人員和病患的民主管理之下才能充分調動所有醫療資源，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抗疫政策。並大幅增加醫療開支、培訓更多醫療人員以保障優質的公共醫療服務。而這一切必須以工人群眾組織起來、打破以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制度和親資專制政府才能達到。

香港：無止境的鎮壓

媒體遭遇鎮壓

去年12月，警方搜查了《立場新聞》的辦公室，這是香港僅餘的自由派反政府新聞社，並以”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罪名拘捕了6名現任及前任高層。同日，《立場新聞》宣布停止運作，並移除其網站上的所有文章及線上內容。

這是自2021年6月取締《香港蘋果日報》以來，最新一波對於新聞自由的打壓。另一網媒《眾新聞》亦在1月4日決定關閉。香港已經完全處於北京的直接統治。中共及其反革命不會容忍香港出現任何有意義的反對派。一切民主權利，從集會自由到言論自由，都遭受攻擊。

假選舉

12月19日，香港舉行了自《國安法》通過以來的首次立法會選舉。過去的選舉上尚且還有一些自由選舉的元素（一半的議席為直選產生），但這次完全是一場鬧劇。只有22%的議席是由直選產生，其餘的都是由中共和資本家們欽點出來。而且，當局不允許任何有意義的反對派參選，所有的反對派政黨的領導層要麼被取消資格，要么正在坐牢。

因此，毫不意外這次選舉投票率創下了歷史新低，只有30.2%，可以對比一下2016年的選舉投票率——58.3%。這還要考慮到，政府高調表示，任何公開呼籲“杯葛選舉”的人士將會面對最高3年的徒刑這一清況。然而，這次選舉的超低投票率表現出的是，民眾積極而有意識地反對假選舉。這次選舉結果完全不是政權的勝利，但這個結果也不會決定性地改變香港的反革命發展方向。習近平在香港問題上寸步不讓，否則會在新冷戰和政權面對的諸多危機中顯出弱勢。

移民潮

自2020年6月《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的人口淨流失已經超過10萬人。根據政府的官方數據，去年香港人口出現了1.2%的負增長，這是1961年有記錄以來的最低，甚至比1990年代主權移交前夕的移民潮更嚴重。這一方面也是受到英國、加拿大、澳洲等西方國家的移民政策鬆綁所影響。不過，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並不是為了香港的“民主”或“人權”，而是為了推動自身的冷戰方針，也是為了試圖吸引香港更富有的階層。

大部分離開的人是來自中產或專業人士背景，當中頭三大行業為：金融業、資訊科技和教育。根據已解散的教協在2021年5月的調查，40%的教師由於“政治壓力”增加希望離職。這樣規模的人才流失對香港的未來會帶來重大的社會經濟影響，特別是公共服務會收到影響。去年，公立醫院流失了4.9%的醫生和6.7%的護士。

“洪門宴”派對門事件

緊隨着中國的“動態清零”政策，香港有着全世界最嚴厲的封城防疫政策之一。在1月發現一宗本地源頭不明感染個案後，政府再一次地關閉了酒吧和戲院，並禁止晚市堂食。整棟住宅大樓被圍封，居民數日不得出家門，甚至有食物不足或市民被禁止向家人送藥物的情況。另外，政府已經實行了連續兩年的至少4人聚集限令，實際上就是禁止抗議集會。

不過，這些禁令無礙香港富豪精英們的享樂。1月，爆出超過200人參與的港區人大洪為民生日派對，當中的參加者包括政府高官和新任立法會議員。事件在其中一名參加者確診後才得以曝光，而政府才迫不得已將這一眾“愛國人士”送到隔離設施。顯然，對於普羅大眾和富豪精英們是有着兩套截然不同的規則。

經濟危機

政治打壓及疫情無疑大大影響了香港的經濟。2020年的經濟萎縮了6.1%，而縱使2021年的經濟預測會反彈6.4%，但經濟卻遠遠未完全恢復。事實上，在疫情爆發之前，香港的經濟已經出現放緩，2019年的GDP更是下跌了1.7%。雖然香港是全世界最富有的經濟體之一，但仍然有1/5的人生活在貧窮之中。失業率暫時還是比較低（部分源於移民潮），但人才流失的浪潮對於香港有着長遠影響。而當香港越來越依賴的中國經濟陷入更嚴重的危機，香港的未來只會日益動盪和前景黯淡。某程度上說，中共的反革命摧毀了香港。反革命是無可避免的現實，同時我們認知到習近平政權正面對空前的危機，專制政權處在病急亂投醫的階段，世界資本主義遊戲走到了危機連環爆發的階段。中國內地的群眾情緒正暗流洶湧，當其爆發之時，我們就會知道2019年香港的運動不過是一場預演。

香港：李家超被欽點特首，香港反革命換上新面孔

香港特首假選舉於5月8日毫無意外地落幕，一如所料北京“唯一支持”的李家超以1,416票的“高”票當選。雖然，主權移交以來的歷屆特選選舉都是小圈子的假選舉，從來背後的操盤人是中共及大資本家，但本屆選舉的過程更加反映了中共對港政策的進一步反革命，加強地民主權利的打壓，而北京直接治港已成事實。

假選舉

今次所謂的“選舉”是2019年抗爭及《國安法》實施以來的首次特首選舉。去年，北京“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進一步破壞了立法會選舉及選委會僅餘的民選成分。到了今年的特首選舉，在改制後的選舉中並沒有限制參選人數。然而，選舉原定2022年3月27日，現任特首林鄭月娥一直等候習近平的指示，沒有公布連任意向。然而到了2月，在北京指示下，港府以疫情為藉口押後選舉至5月。至4月，林鄭當時已失去中共信任，中共才表明意圖，表示“唯一支持”李家超參選，而林鄭則宣布不尋求連任。

這變相阻止了其他建制派加入選戰。顯然中共在新的反革命形勢下，想避免過去如2012年梁唐之爭、2017年曾俊華參選，造成建制派分裂，或讓群眾藉機挑戰中央權威。中共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後，更加害怕哪怕些許的民選成分都會成為民眾宣示不滿的缺口，例如選委會不滿習強硬政策的資本家會對中共欽點候選人投反對票。為免夜長夢多，北京寧願廢除所有選舉競爭的猴子戲，變成主權移交的首次“一人選舉”，而且責成梁振英成為選委會的召集人來確保李家超受到“高票”祝福。被欽點的李家超甚至在公布任何政綱之前，就已經拿下超過300個選委提名。

對於警察出身的李家超當選特首，有人擔心這是“武官治港”的開始。但，香港的武官不是獨立的，而是完全聽令於北京的。所有無論是文官武官都沒有根本性分別，最後還是中共治港。

香港的反革命大趨勢只會加劇而不會有放緩，除非大規模群眾運動作出抵抗。而當今局勢下，中國大陸工人階級爆發運動的可能性比香港更高。我們過去分析，習近平在新冷戰格局中要維持其強人統治權威，就必然會向香港開刀──反正香港已經是中共的囊中之物，而在中美脫鈎下，香港的經濟與戰略地位將會下降，西方也就基本放棄了香港，轉向台海、南海等更重要的戰略問題。

李家超當選後，就已經表示《二十三條》將會是其任內的任務之一。這會是比《國安法》更細緻、更融入本地法律的一部法例，讓當局實行更廣泛的鎮壓，而非只靠殖民地時期的法律或猶如“核彈”的《國安法》。

過去一陣子，當局亦未減對抗爭者或民主派的打壓。保安局表示，2019年反威權運動有逾萬人被捕，其中2800多人被檢控、1100多人被定罪。而《國安法》通過至今，被捕人數有175人，並有8人被定罪。

5月中，已解散的“612人道支援基金”的5名信託人，包括泛民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何秀蘭，被警方以《國安法》的“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亦被控沒有為基金進行社團註冊。可見，就連最溫和的泛民也不能倖免。中共打擊泛民不是因為他們對專制制度作出真正的挑戰，而是對群眾鬥爭作出殺雞儆猴的警示。

“忠誠反對派”

在中共鎮壓的大形勢下，香港的反對派力量幾乎土崩瓦解。而那些僅存仍運作的，也選擇了向中共投誠。民協主席廖成利最近表示，該黨要成為“忠誠反對派”，更認為“習近平思想”與該黨初衷一致，並希望未來可以參選。對於這些職業政客來說，民主並非其原則，而是謀求一官半職的手段！

香港的命運不是香港自己所能左右的，而是受到中國及國際新冷戰局勢所主宰。因此，正如在2019年大型運動時已清楚見到，香港的反獨裁鬥爭也不是一個城市所能完成，而是必然要與中國大陸越演越烈的群眾鬥爭連結起來，並且要建基於工人階級獨立的組織與綱領──而非依靠資產階級反對派，因為他們並不想挑戰資本主義，往往只會限制鬥爭的發展，並將鬥爭去政治化，以至在關鍵時候背叛運動。 

香港防疫政策徹底淪為政治計算 

香港自本年首季的第五波Omicron新冠疫情全面爆發以來，根據政府衛生署的數據累計已造成超過125萬人感染，共9192人死亡，然而實際感染人數可能遠超這一數字——一般估計已有超過半數香港市民曾經染疫。近日香港似乎再次迎來新一輪的小爆發，在連續數周單日確診破百後，至7月2日為止已有連續4日新增確診數字超過2000例。

林鄭月娥在卸任前，雖然口頭上並無正式承認，但事實上已沒有再強硬執行清零政策——封區已經停止，也沒有計划進行全民檢測。港府因為經濟嚴重受破壞而受到壓力，一方面想儘量放寬防疫政策，但不敢公開放棄違背習近平“清零”的旗號，因而陷入癱瘓狀態。

在經歷了年初的第五輪爆發後，由於Omicron傳播快速而大部分受感染者只獲輕症，再去執行所謂的“清零”政策早已不切實際，也沒有意義。由於國產科興疫苗低下的保護能力，以及長期公共醫療資源的嚴重缺乏，香港疫情的死亡率在統計數字上甚至高於武漢。情況發展至當下，香港已初步達到了群體免疫的門檻。香港亦跟隨中國大陸的步調，開始逐步嘗試放寬入境檢疫隔離的限制。

而在這一系列的操作下，民眾的衛生安全與利益卻完全不在考慮之內。中共以“生命至上”來為清零政策辯護完全是一個荒誕的笑話。

疫情發展到現時，防疫政策已幾乎無關於衛生與科學而完全成為了一盤政治工作。香港在經歷過死傷慘重的第五波疫情爆發後，公共醫療系統的恆常性撥款沒有增加分毫，公共醫院的病床沒有增加一張，公共醫護人員沒有增聘一個（相反還由於移民潮而大批流失），政府依然從政治影響而非民眾福祉去考慮和制訂防疫政策，依然對公共醫療的殘缺得過且過，私人醫療系統依然以利潤為目的而對疫下社會的哀鴻遍野見死不救。

在這一前景下，基層民眾亦遭受漫長的折磨。香港的最低工資已凍結3年，貧窮率創下新高達23.6%，貧窮人口高達165.3萬人。失業率5.4%且仍在升高。而即使是就業人口，在職貧窮率亦高至13.6%，達80萬人處於在貧貧窮狀態。

李家超新政府早已明言，與大陸通關是“首要工作”。換言之，重新開放國際邊境、重啟國際人員正常流動將遙遙無期。這對於香港的經濟而言必將是一場漫長的折磨。香港機場航空航線與航班急促萎縮，東南亞航運中心的地位已從赤蠟角機場轉移至新加坡樟宜機場，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總幹事批評，香港曾經是全球最繁忙的貨運樞紐之一，但現時的防疫政策“實際上已令香港從國際航空地圖上消失”，這讓政府重金修建的機場第三條跑道尚未落成就已完全淪為大白象工程。

外國資本企業也開始着手將總部撤往新加坡以便利人員流動。香港歐洲商務協會的調查顯示，25%的公司會員將在未來一年內完全撤離香港，24%將局部撤離，而表明一年內不會撤離的只有17%。外企資本關注的是，香港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一個走出疫情的清晰計劃。人員流動的不便企業人員的出缺非常嚴重，甚至達到了危及公司正常營運的程度。這些因素都使香港負上沉重的經濟代價，香港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測將只有0.8-2%。

林鄭最近接受《鳳凰衛視》訪問時，甚至說“香港必須要重新對全球開放”，“其它國家在平衡經濟、民生的需要之後，他們就逐步開放。那麼這對香港來說就沒了優勢。”但撇開與中國通關而直接開放國際邊境，對習近平和中共政權而言卻是最嚴重“政治犯罪”：為了突顯中共對香港的“全面統治權”，在中共的藍圖中，香港必需先與中國內地通關，爾後才可以跟隨中國內地的步伐開放國際邊境。

在中共的專政下，民眾的生命和安全從來都比不上政權的地位，甚至比不上專制者個人的面子。而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下，不管是何人當政，民眾的利益也必需讓為於資本的利益和統治階級的利益。因此要真正走出疫情的困境，工人群眾必需組織起來，打破專制與資本主義的統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