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歐洲左派國家的本質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兩點半，結束了與瑞典社會民主黨的會談後，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 立即投入下一步計劃--訪問英國工黨。但在與英國駐瑞典大使館聯繫後，所得答覆是， 辦理簽證手續需一星期。這樣，即使拿到簽證赴倫敦，也會錯過與法國社會黨約定好的會 見時間。代表團三成員經過討論，決定改變計劃，這次就不訪問英國工黨，取道南下， 訪問不在原計劃中的丹麥、荷蘭等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由於時間還有富餘，我們決定去拜訪陳世忠 先生。

　　五月二十二號傍晚，代表團一行三人應邀到流亡瑞典的着名民主人士陳世忠先生家作 客。五月下旬的南瑞典氣候溫暖而清涼，十分宜人。大西洋暖流使接近北緯60度的斯德 哥爾莫比位於北緯45度的哈爾濱還要溫暖得多。世忠先生家所在的小鎮離斯德哥爾莫市 區約一小時車程。小鎮處處綠草如茵、大樹挺拔。安靜清潔的街道蜿蜒在綠色大自然 中。下了公共汽車後，沿着小徑走向不遠處一群掩映在樹林後的公寓樓。世忠先生指着 那裡說：“看，那就是我的家。”

　　雖是第一拜訪，亦不知下一次拜訪會在何年何月，世忠先生一家仍像歡迎多年不見的老朋友那樣熱情洋溢地接待了他們，使我們深受感動。陳太太在熱情地招呼我們之後，就立即下廚作菜，未幾，幾碟美味的中式佳餚就端了上來。已近一星期沒有嘗到中餐美味的我們道謝之後就大快朵頤了。

　　餐間，陳世忠先生的子女與我們攀談，氣氛十分輕鬆融洽。聊談間，我們才省悟到，世忠一家都在以極其頑強的意志和努力吸收異國文化。世忠先生的女兒在就讀大學，短短幾年間已基本掌握相當困難的瑞典語，各科學業成績優異。她對未來充滿信心，決心今後在以學到的專長服務社會的同時，還以自己的雙語優勢來促進中瑞文化交流，和增進中瑞人民的友誼。世忠的兒子，比世忠晚來瑞典一年半。現在也在大學學習，並且積極參加各項活動。生活在瑞典這個真正民主、自由的社會，他感到非常幸運和幸福。所以他也特別地希望能為中國的自由和民主做些事情!

　　世忠先生家所在的小鎮華人數量屈指可數。世忠先生一家除與這些華人家庭聯絡外，還積極融入當地社會。世忠先生全家經常參加各種社區活動，既有政治性的也有其他，如體育運動。世忠先生參加了瑞典社會民主黨，他的理念和熱忱得到許多黨員朋友的讚賞 和推崇，他所在的黨組織已決定推舉他參加所在選區的議員競選。世忠先生已經接受，並為此作各方面的準備工作。世忠先生原已通曉英文，現在為了在瑞典更有效地投入各種活動，他又刻苦地學習瑞典文。

　　瑞典流行一種比較特殊的球類運動--檯球。世忠先生一家興趣盎然地參加這項運動。本來檯球運動需要很大的肌肉爆發力。對於身材較細瘦東亞人來說，先天性地不占優勢。但是世忠先生一家經過刻苦鍛煉，成為瑞典國家隊的成員，並在好幾次比賽中活得獎牌、獎狀。世忠先生把這些獎牌、獎狀拿來給我們看，眼中閃爍中自豪的光彩。

　　由於晚間車次所限，我們不能久留。晚飯後不久我們就起身告辭返回斯德哥爾莫。世忠先生把我們送到車站。瑞典的公共汽車真是準時，踏着分針來到。世忠先生立在車外，車開動後仍向我們揮手告別。世忠先生一家在瑞典的生活給我們以極大的啟思。猶如一株生命力旺盛的小草，在任何土地上都能積極紮根，頑強生長。這是我們民族精神的體現。華夏民族的勤勞、聰慧、好學、善良，使之有着無限的生命力、適應力。這種精神在世忠先生一家有着典型的體現。他們對生活積極的態度深刻地嵌印在我們的腦海之中，成為激勵我們的榜樣。

　　當世忠先生的身影已消失在馬路的轉彎處；當那個小鎮已模煳在黝黑的夜幕中時，我們心中都默默為世忠先生一家祝福，希望你們的家庭在這裡開花結果，把中華文化嫁接在北歐文化上，那遠源的遺傳基因優勢會結出尤其優秀的果實。

　　返回斯德哥爾莫的火車，車廂里乘客稀少。劉國凱等一眼看到車廂那頭有位東亞面孔的人。瑞典中國人極少，那是個中國人嗎？劉國凱等很自然地走過去，用英語向他詢問。得到肯定的答覆後，就在他身邊坐下並攀談起來。

　　王先生來瑞典已將近二十年。在國內醫科大學畢業後再留學瑞典。學成後在瑞典做外科 醫生。照算王先生的年紀有四十多歲，但看上去只是個三十出頭的大青年。我們問他有 什麼保持青春的秘方，他說沒有哇，在瑞典這種安寧的社會中生活，人心情輕鬆愉快， 就會顯得年青些，如在中國那種爭奪性很強的環境中生活，人都會快衰老些。你們知道 ，瑞典人均壽命是全世界最長的。

　　幾句話使我們對王先生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和好感。我們像老朋友一樣縱橫談起來。王先 生告訴我們他每月收入有七萬多克朗，稅後只有四萬多。幾種稅加起來拿走了他工資的 百分之四十五，但他對此並無微詞。他對瑞典國民收入的相對均衡而造就的社會和諧、 人心安定深表認同。

　　我們笑對他說：“外科醫生在國內可是一大神聖呀！像你這樣有國內醫科大學文憑，又 有留學學歷，再加上多年臨床經驗，回國去可真是前(錢)途無量呀！”

　　王先生聽懂了，笑笑說：“是錢途無量吧？我知道，國內一些從前的大學同學也建議我 回去。可是國內那種生活氣氛我已經不能適應了。”

　　“為什麼？”

　　“人際關係太勢利。回國探親過幾次，實在不慣那種喧鬧奢侈。還有他們小聲卻津津有味講的紅包。醫者救死扶傷，醫德喪失到這樣的地步，還有什麼好說的？”

　　聽了王先生這幾句肺腑之言，我們對他更對肅然起敬。王先生表示，他寧願留在瑞典過 這種踏實的、連刷刷牆壁都要親自動手的平凡生活，也不回去分享以出賣醫德換取的優裕奢華。

　　後來，教育工作者出身的周延風三句不離本行地與王先生興致勃勃地談起怎麼教育好少年兒童時期子女的心理學問題。劉國凱、劉因全對此是門外漢，遂漸漸出局昏睡。直到周延風對他們大聲說，到站了！才一骨碌站起來倉促對王先生揮手告別。

　　在我們逗留斯德哥爾莫的三天中，有兩次去一間店名叫“亞洲城” 的中餐館就餐。吃 的是每人一大碗牛肉湯麵。單價95克朗。這是餐牌上最便宜的項目。五月二十四日我們第二次去時，大概由於是熟客了，waitress張小姐除了照例的招呼外，有了點題外話。

　　她問道：“你們是大陸來的嗎？”

　　我們反問她：“你看像嗎？”

　　“不像。”

　　“為什麼？”

　　“大陸來的旅行團會有導遊帶着，但你們也不像大陸來公幹的。”

　　周延風說：“大陸來的共產黨官兒怎麼會到這裡來呢？”

　　劉因全說：“就算來了也不會只吃大碗面。”

　　張小姐說：“大陸來的公幹也有到我們店子裡來的，可那氣派可不同了。一坐下就大呼小 喝地叫‘喂！服務員，過來！’一點禮貌都沒有。”

　　我們一聽，樂了，問她：“你看我們怎樣？”

　　“明顯不同啦！”

　　劉國凱說：“共產黨的官來了不會像我們這樣只吃大腕面，而會叫很多上菜，給你們店子帶來一大筆生意不是很好嗎？”

　　“生意多少是老闆的，反正我就知道他們吃的是公費。我就氣他們拿公家的錢大吃大喝，要的酒都是最名貴的。”

　　聽了張小姐這翻話，我們都明白她雖是個waitress，但很有正義感、是非感。果然在送上湯麵來後，乘着還沒有其他客人要招呼，張小姐還跟我們談到她的回國見聞。她說：“回國一趟，看到可氣的事真是太多。我孩子病了，把他送到醫院時，就親眼看見醫生護士把受了傷，交不起押金的民工硬是推出醫院。一點人道都沒有。我們瑞典這裡哪會那樣。還有，我帶孩子看病時，醫生護士的那臉色啊！後來知道我們是從瑞典回國探親的，又都換上笑臉。真正一副勢利相！……”

　　吃完面結賬離開時，周延風向張小姐亮出了我們的真實身份，並對張小姐說：“社會民 主主義最關注社會公正。瑞典這麼國富民安、社會和諧就是因為實行了社會民主主義。 以後若有機會我們請你到中國講你在瑞典生活的親身感受，你願意嗎？”

　　張小姐爽快地回答：“沒有問題！”

　　從王醫生到張小姐的這些言談，我們深深體會到潛藏於民間的正義，增強了我們為在中國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信念。

　　我們乘坐的長途巴士於五月二十四日夜十一點多鐘到達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在我們的想象中，作為一國首都的城市，其長途汽車總站一定會有相當的規模。到達哥本哈根，就算太晚找不到旅店，就在汽車總站里候車室的凳子上打個盹。位於北緯五十幾度的哥本哈根這個季節不到四點就天亮了。幾個鐘頭不難挨，還正好節省一晚的旅店費。

　　不料情況大大出乎我們的預想。哥本哈根的長途汽車站根本沒有什麼候車室，只有一個小小的售票亭，而且早就關了門。車子就暫停在一個空場地上。什麼？到站了？站在哪裡？我們一下懵了。尤其糟糕的是外面正下着雨。車子還要繼續上路。司機催我們趕快從車底行李櫃中取走行李，然後嘟地開走了。望着冷酷無情遠去的長途汽車，我心中升起一陣被遺棄的感覺。我們拎着行李廂、淋着雨茫茫然地望着空蕩蕩的場子，人生地不熟，不知如何是好。

　　我們漫無目標地走在淼無行人的街道上。雨中街燈也顯得尤其昏暗。風把雨用力砸向我們，雨濕透了外衣再向裡邊滲透。我們不知該怎樣度過這個風雨交加無處藏身的夜晚。難道真的要成為流浪漢？彷徨中轉過一個街角，劉國凱發現遠處有座高樓燈光相當明亮，建議過去看看。天無絕人之路，那就是一間旅店。問問價錢三人房換算為120歐元，真貴。但別無選擇了。辦理完手續，換洗完就寢時已是一點多鐘。

　　第二天(五月二十六日) 早晨九時，我們按時交了房後，就去打聽丹麥社會民主黨總部在哪裡。但我們被告知今天是節假日，而且要一直放假到下星期一。沒有辦法，我們只 好放棄訪問丹麥社會民主黨的打算，繼續南下荷蘭。

　　下午兩點半，我們乘坐長途汽車南下。但汽車不到荷蘭，只到漢堡。我們必須在漢堡換乘火車才能到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晚上十點到達漢堡，十一點就有一班火車到阿姆斯特丹。正好。可是這趟火車不直達阿姆斯特丹，而要在一個叫恩斯特的車站轉車。轉車須等四個多鐘頭。我們想，不要緊，就在恩斯特的火車站候車室里休息四個多鐘頭吧。然而，我們又一次失算了。若大的恩斯特火車站候車廳里竟沒有一張凳子。坐在地上不是辦法。在候車大廳里轉來轉去也難以打發那四個鐘頭。後來周延風發現車站的站台上有凳子。坐是可以坐了，可是，在攝氏8度的低溫中，再加上風呼呼地吹來，坐是坐不住的。劉國凱為了禦寒，就在站台上到處走動。沒想到這下有意外的發現。站台的另一端有間玻璃屋，屋裡靠牆有三張長凳，而且還開有暖氣。這一發現使劉國凱大喜過望。他立即把這好消息通知劉因全、周延風。三人立即遷徙，進入這“北國江南”。劉因全、周延風倒頭就睡下了。不久兩人鼾聲此起彼落。劉國凱睡了一下睡不着，也擔心睡過頭誤了車，就乾脆起來拿出筆紙起草與瑞典社會民主黨會談的紀要。

　　五月二十七日清晨，總算到達了阿姆斯特丹。又是一個雨天。代表團一行三人幾經轉折冒雨來到阿姆斯特丹市政大樓。據說荷蘭工黨總部就設在這裡。可是荷蘭也在放假。這時我們才知道，北歐幾國都同時都在放假，是慶祝二戰解放的節日。我們已預約五月三十日(星期二)與法國社會黨會晤。那就暫留在阿姆斯特丹，爭取五月二十九號上午能會見到荷蘭工黨，再立即趕往法國巴黎。

　　確定了日程後，就開始解決住宿問題。跑了許多家旅店都說客滿。我們這才意識到情況不妙。北歐放大假，阿姆斯特丹又是旅遊重地，看看街頭雨中竟有如此熙熙攘攘的遊客，不由心裡發毛。我們尋找旅店的足跡愈來愈往市區邊緣移。由於雨愈來愈大，拖着行李到處走實在沉重。劉國凱建議把三人的行李都放在汽車站，由劉因全看着，他和周延風再向更遠處尋找旅店。

　　平時，劉國凱從不穿皮鞋。這次出訪為鄭重其事穿了皮鞋，在這幾天的顛簸跋涉中，腳被皮鞋磨破了，走一步痛一步。好不容易找到一間有客房的三星級旅店。單人房100歐元；雙人房150歐元一晚。住三晚共750歐元。哪裡住得起？由於北歐物價遠遠高於紐約。旅店費和就餐費都大大超出預想。雖然帶出來的錢是加了安全係數的，但若這樣用法，也有回不了美國的危險。為節省開支，許多餐都只以麵包清水湊合。在最大宗的開支--旅店費上不能不更“摳”些。又找了幾間，客滿。唉，難道我們真的要在750歐元的高價和做一次流浪漢之間作出抉擇？

　　周延風終究記起他是帶了把雨傘來的。這次從行李箱中拿出來使用。雨疏一陣緊一陣。一把雨傘兩個人用。兩人不得不靠得近一些。在經過一個公共汽車站時，十米之外劉國凱就看見兩個身材修長，五官長得相當甜美可愛的荷蘭洋妞對着他和周延風詭譎地笑着。擦身而過時，那莫測高深的笑容尤其深刻。他有點摸不着頭腦。正在狐疑之間，周延風開腔了：

　　“喂！國凱，你覺察到剛才那兩個洋妞對着我們古怪的笑嗎？”

　　“察覺到了？嘿！怪了，笑什麼呢？”

　　“笑什麼？笑我們是男同性戀罷！”

　　“什麼理由？”

　　“一把雨傘兩個男人靠得那麼近來打。”

　　“這就成為判定我們是同性戀的理由？”

　　“你想想，一把雨傘才三、幾塊錢，誰買不起？還要兩人共一把雨傘，不是同性戀是什麼？”

　　“是不是北歐有些國家同性戀和性交易都是合法的？”

　　“是，荷蘭就是。”

　　“既然這樣就應見怪不怪，何必對着我們怪笑。”

　　“那也不未必。因為我們是東亞人。東亞人搞同性戀還是很少的。物以稀為怪嘛！”

　　“還是其他民族的人敢於表達，如果是中國女孩，有什麼驚訝疑問都會裝在肚子裡，不會對着陌生男人怪笑。”

　　“那是，這兩個洋妞長得還真不錯。”

　　“是不錯，只是不但比我的兒子小多了，也比你的女兒小。長得錯不錯，不輪到我們來品評了。”

　　“哈哈哈！”

　　洋妞莫測高深的笑暫時驅走了劉國凱、周延的煩惱。帶來一股生活的樂趣。可是，稍過一會，一陣急風夾着雨點打來，他們重新省悟到自己准流浪漢的處境。前面還有最後一個希望。是間三星級的旅店。城區已將盡，再往前就不會有旅店了。

　　進去後，旅店服務生給了他們一個喜出望外的消息。此處有空房。雙人房分兩種。一種是160歐元一天，一種是110歐元一天。劉國凱立即決定就住此處，租110元那種。周延風問：“只是雙人房，怎麼辦？”劉國凱說：“兩人睡床一人睡地上。總不能租兩間雙 人房吧。”

　　辦完手續進去一看，才知道為什麼這種雙人房便宜那麼多，原來是閣樓房。一邊是斜的 ，直腰就撞頭。但是既省了錢，又不至當流浪漢，值了！西式床無論大小都是分上下墊的。劉國凱靈機一動，把其中一個上墊拉到地上，於是兩張床就變成了三張床。三個人的就寢問題就此解決了。流浪街頭的夢魘總算過去。

　　在瑞典的斯德歌爾莫我們就看見用以代步的自行車。愈往南走自行車愈多。到了阿姆斯特丹，自行車的陣容龐大威武。在火車站外、汽車站外以及市區的某些公眾場地上，都設有不收費的自行車停放點。所停的自行車從數十到上千，蔚為大觀。阿姆斯特丹新城區的街道都設計有自行車道。除一般類型的自行車外，還常見帶嬰兒籃的自行車，設計得安全堅固，十分實用。

　　從經濟購買力來看，北歐諸國的民眾並不比美國低。可是為什麼自行車，這種在中國城市都相當式微的交通工具在北歐卻大放光彩呢？

　　從德國到瑞典，再從瑞典到丹麥、荷蘭，我們都有這樣的經歷--在公共汽車上問路。公共汽車到站了，我們上去向司機詢問到某某地方去是否該搭乘這班車，由於司機的英文水平大都有限，要經過一些手勢語言的輔助才能成功取得相應信息。這時，公共汽車上的乘客都安詳地等着。有兩次由於問的時間太長，我都擔心有乘客會不滿意。想不到氣氛仍然是那麼安祥。我轉身向乘客們抱歉地笑笑，他們也對我回以微笑。這種情況使我感覺到北歐社會的安祥、生活節奏的舒緩、和對待外地人的友善。

　　很可能，正是由於生活節奏的相對舒緩，才使低速的交通工具自行車有拓展的空間。當然，北歐諸國的城市規模有限也是原因。自行車用於交通，其半徑以五公里左右為限。太遠則有困難。不過光這一點仍不能圓滿解釋紐約這類特大城市自行車的徹底出局。在紐約的皇后區和布魯侖，許多人的上班處離家也就只一、兩公里的距離，但人們也要開車或乘車。公共汽車站兩百米左右就有一個，似乎人們都不大願意走路。而在北歐這樣的上班距離人們就會選擇騎自行車。於是這又使人悟出北歐自行車文化的發達除來自生活節奏的舒緩外，還基於人們對能源的節約心理。

　　確實，美國人對能源是不夠節約的。有統計數字說明，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不到的美國消耗了世界石油的百分之五十。而歐洲的人均消耗率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這其中，北歐的自行車文化功不可沒。此外，歐洲的汽車都設計得較小也是原因。北歐的一般用車和出租車都是四缸小車，而且許多都是中國的夏利牌型--沒有大後倉。九十年代後期，歐洲還設計出一種單人小車。坦率地說，那種車從美學角度來看是乏善可陳的，但它仍有市場。看看在美國往往一個上班族開着一輛六缸車、甚至越野多功能車，再看看普遍身高在一米八到一米九之間的北歐男子甘願鑽到小巧玲瓏的汽車裡，這種小車文化與自行車文化同時說明着北歐人對能源的節約心理。

　　那麼中國呢？據說中國經濟在起飛。起飛的標誌一是東南沿海城市“水泥森林”大增，二是城市裡自行車被迅速淘汰。固然，海洋般的自行車潮不能印證一個社會工業的發達；同樣，一個社會保持一定程度的自行車文化亦不能印證它工業的落後。北歐社會就是例證。

　　如果說，美國人在不必要使用汽車時，和不必要使用大功率汽車時而使用之，其根源來自一種習慣生活方式。這個方式隱含着對地球能源日益枯竭的漠視。那麼在中國，不必要使用汽車的人們也要購買汽車說明了什麼呢？

　　中國有這樣一些情況，廣州、上海某些大城市近郊的農民由於賣地而迅速致富。但這個致富是相當短期的。土地的售出將使他們失去最基本的生產資料。與土地有關的再生產手段由此絕對消失。賣地相對來說的巨額收入如不作相應的投資而只用於消費，那麼將有坐吃山空之虞。可是有許多農民在不費吹灰之力而致富的面前失卻了正確的人生的方向。這些收入除了成為那些地方賭檔和黃業的經濟支柱之一外，也促進了汽車的銷售。一些因人口多或其他原因分款更多的農民在本無需要、或買“農夫車”更實用的情況下，購買了小汽車。以此向左鄰右舍炫耀。這種炫耀又會拉動攀比鬥富的社會效應。

　　摩托車在汽車工業發展的過程中是自行車到汽車的過渡型。如果是短途，可用自行車而不必用摩托車，如果是長途，一般人也受不了摩托車的疾風吹擊。故此，在當今世界，摩托車除了作為一項專門運動的工具外，就是警方等特殊部門的工作器具。但是在中國，摩托車急速地把自行車擠出社會。大、中城市裡的許多市民以使用自行車為恥。因為那太落伍了；太寒酸了，而群起購買摩托車。由於市區摩托車泛濫成災，交通部門不得不緊縮或停止摩托車車牌的發放。然而在北歐，人們看到的是小型汽車與自行車並存，很難看到摩托車的蹤影。這種情況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了北歐社會與中國社會大相徑庭的社會生態。北歐安祥、務實、富而節儉。中國浮躁、虛華、未富先豪。

　　性交易合法化會造成性泛濫，這應是一個正向邏輯。它極容易理解。性交易合法化，任何一個想出賣自己身體的女人都可以去出賣。任何一個想以金錢購買願意出賣身體的女人的男人，都可以去購買。於是社會性行為會變得十分放蕩。社會道德操守滑坡。許多人因此沉淪；許多家庭因此解體。

　　可是這個邏輯與我們在北歐各地感受到的社會生態不符合。北歐社會安祥、和諧的氣氛折射着它道德風貌的水平。作為社會細胞的家庭，其結構依然穩固。至於是否造成了性泛濫？我們也沒有明顯感覺。這主要是從街頭廣告和書刊報紙中去取得信息。而在倘佯歐洲的過程中我們簡直沒有看到任何色情的街頭廣告和書刊。當然，這也許是由於我們只是浮在社會表面，沒有進入它的深層。

　　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天)，我們遇到從瑞典南下後唯一沒有下雨且陽光普照的好天氣。中午在斜頂房裡吃了麵包清水後，就入城到處走走逛逛。水城阿姆斯特丹的確獨具一格。許多條運河把城市劃分成許多塊塊。每條運河旁邊都有道路。據說這是它與另一水城威尼斯的區別，威尼斯的水道常緊貼房屋。由於歷史悠久，古蹟很多，我們在在許多地方攝影留念。老城區的房子年代久遠，有些已明顯歪斜。上面嵌有18几几年，甚至16几几年的字樣。一百多年、甚至三百多年的房子豈能不舊。

　　由於是星期天，又是艷陽天、還是大假的最後一天，阿姆斯特丹街頭的遊人特別多。老城區裡有些地方人群熙攘、擦背比肩，幾乎走不動。我們隨着人群漫無目標地飄流着。飄呀飄，突然周延風指着前邊說：“你們看，那是什麼？”劉國凱、劉因全順着他的手指望去，小運河對面街道的一間樓房的二樓有一個穿着紅色比基尼裝的洋妞站在一個落地大窗前，對着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搔首弄姿。咦，怎麼回事？我們三人不無驚訝。隨着人流繼續向前，我們很快明白了，這大概就是阿姆斯特丹性交易合法化的具體體現吧。因為到了跟前，我們發現不僅是那間房子的二樓有這樣的鏡頭，在這條街的兩邊許多房子的一樓、二樓都有類似的鏡頭。這大概就是性交易的集中地吧。究竟是政府有意識地予以集中，還是業者的自行集中則不得而知。

　　人流到此處流速更為緩慢。人們都走走停停，大多在每一間有比基尼女子的房子前駐足下來行注目禮。人群由老中青組成，甚至還有為數並不少的女子。這條街大約兩百米長，還有幾條橫巷。總共大約有幾十間這樣的“玻璃展覽屋”吧。屋裡的比基尼女子大多是白人，也有少數黑人，還有個別亞洲女子。一個無可更改的自然法則是，人們在經過黑人女子的透明香閨門前時，速度大多只稍慢於一般步行。而在美麗的白人女子門前，速度減為零。作某一時間的暫停後，才再向前移動。

　　大約一個鐘頭，我們才“走”完了這條“泥濘”之路的兩側及橫枝。

　　“怎麼樣？你們有何感覺？”劉國凱發問道。

　　“嗨，太意外了，就算有點感覺，對這種形式也完全無法接受。”劉因全說。

　　“我也覺得無法接受。如果我是個還沒結婚的青年人，我就會對其中某個我認為最漂亮的女子說：跟我走吧！嫁給我吧！我不會計較你的過去。”

　　“哈哈哈！”

　　“你的感覺又如何呢？”劉因全、周延風反問劉國凱。

　　“我？我只是理論上承認其中有的女子確實美麗，但在實際上毫無感覺，不知這是不是我比你們年長一截所造成的實際狀況吧！”

　　“哈哈哈！”

　　“這裡還有個實際情況不知你們有沒有注意到，就是好像看不到有人進到玻璃屋裡邊去。”劉國凱說。

　　“好像有，當然少。由於進去只是個一瞬間的過程，數量少我們就會注意不到了。”劉因全說。

　　周延風補充道：“有些玻璃屋拉上了門帘、窗簾，這是否可以解釋為已有人進去了。”

　　離開那個街道後，我們的討論有所升級。就是性交易與性泛濫的關係問題。此處性交易雖合法化，但性交易的頻度顯然很低。從粗略的統計來測算。在我們流經那條街的一小時左右里，會有數千人流經那條街。其數量應為玻璃門後比基尼女子的一百倍。換言之，如果人群中的百分之一有交易行為的話，那些門帘、窗簾就都會拉上，可是，拉上的只是少數。這就是說，性交易合法化並未帶來性交易發達。這是性未泛濫的指數之一，亦是一個反向邏輯。

　　我們想到了中國。由於去國已久，對國內有關情況並無直接認知。不過，也從一些報刊中了解一些情況。據報導一個內陸城市太原從高檔夜總會到最低檔的洗頭屋，其色情場所超過一萬家，遑論東南沿海地區。性在中國遠比在北歐泛濫。這是為什麼呢？

　　性交易的頻度與其是否合法並無直接因果關係。這已為我們的親眼所見證實。性交易被列為違法的中國東南沿海城市，其頻度一定遠高於被列為合法的阿姆斯特丹。可見性泛濫與否還跟其他因素有關。那麼跟什麼因素有關呢？

　　首先會與社會公權力被壟斷有關。中國共產黨壟斷了社會公權力，其官員在經濟上大肆貪瀆的同時就是無可遏制的性享受。性享受直接帶動了性索賄和性賄賂。中共官員幾乎無官不貪，也幾乎無官不享有情婦甚至多個情婦。除情婦以外還大肆公款嫖妓。其他某些較富裕的平民也群起效尤，這是性交易廣大堅實的買方市場。這種性交易是高層次的。它不被中國法律所控制。中國共產黨的法律對底層社會的性交易是予以嚴厲懲罰的。“嚴打”期間曾屢將組織賣淫者判處死刑。但對共產黨官員的違法性行為卻熟視無睹，若非因其他問題東窗事發，中共官員的性索賄、性受賄、性享受永遠都不是問題。

　　性泛濫在中國得以形成在於它還有永無竭盡的賣方市場。既有大量為生活所迫的女子走上賣淫之途，也有一些受過相當教育的女子，或在校女大學生側身其間。天生麗質並欲以此為資本攀入上層社會者，由於有大量權力不受約束的共產黨官員的存在，使她們的企圖得以施展。社會公權力與美色緊緊地糾纏在一起，編織了中國當今社會性交易絢爛多彩的織錦。

　　除此之外還有個情況，就是由於東南沿海地區聚有大量性苦悶、性壓抑的民工，這促使了社會低層次性交易的活躍。不過，這與上一個社會現象相比顯然居次要地位。

　　北歐社會的性交易基本是個人行為。性交易不與社會公權力掛鈎，就永遠走不出低谷。如果人們系以其工薪結餘去賣春，那麼永遠不會創造出碩大的買方市場。如果一個社會對其成員都保障了他們的生活，那麼也抑制了賣方市場的成長。在不存在公費養情婦和公費嫖妓的社會機制下，人們的基本生活又得到了保障，那麼，性交易即使合法，也成就不了輝煌的局面。

　　性交易應予合法化與否，或曰性交易合法化的利弊，社會學者們一直在進行着不倦的辯論。反對者多從道德層面着眼。贊同者多從實際着眼。諸如釋放性壓抑、降低性犯罪、避免黑社會、黑警的肆虐等等。

　　對此，我們沒有研究，也沒有成型的定見。中國社會民主黨的袍澤們有許多更重要的問題要考慮。這類問題根本排不上號。但是，我們北歐之行所看到的一些情況，卻啟思我們，在一個民主的、尊重人權的社會裡，即使性交易被定為合法化，也不會導致性泛濫。而在一個社會公權力被壟斷、底層人民生活沒有保障的社會裡，即使周而復此地掃黃嚴打，性泛濫和社會道德淪喪亦都難以逆轉。

五月二十九日夜十點，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巴黎。第二天一早先去火車站買到柏林的車票。(我們的飛機票是美國到柏林的雙程票)火車票價要兩百幾十歐元。劉國凱提出，是否到汽車站看看。根據從瑞典一路南下的經驗，汽車票價遠比火車便宜。果然，汽車評票價不足一百歐元。搞定了到柏林車票，我們開始尋找法國社會黨總部。

　　在早晨離開旅店時就問過旅店櫃檯員：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裡？答覆是：“什麼法國社會黨？法國社會黨是幹什麼的？”我們愕然。有沒有搞錯呀？法國社會黨是個什麼都不知道？不關心政治也不至於到這種地步呀！算了，不要再多問了，走吧！

　　在搞定車票問題，正式進入尋找程序後，我們才知道情況十分不妙。

　　首先是語言問題。在旅店時，櫃檯員是用英語跟我們溝通。但後來我們在外面向人詢問時，無一人用英語作答。我們完全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這使我們悟出，旅店櫃檯員是要作生意，職業需要，故肯用英語。而其他人則一律固執用他們的民族語言--法語。

　　在德國、瑞典、丹麥、荷蘭，我們基本沒有碰到語言困擾。雖然這些國家的人們英語未必很好，但也大都粗通，雙方磨合一下，還是基本可以溝通的。

　　世界五大語系中(印歐語系、漢藏語系、南島語系、阿爾泰語系、閃含語系) 操印歐語系的民族人數最多，文化水平也最高。印歐語系又分五大語族：日耳曼語族、羅馬語族、斯拉夫語族、印度語族、伊朗語族。德國、瑞典、丹麥、荷蘭等許多歐洲國家與英國均屬日耳曼語族。同一語族中互相學習對方語言並不很困難。這就像漢藏語系中的漢語語族裡，北方語支的漢族人去學習吳越語支、南粵語支，斷不致像學藏緬語族那麼困難，更不消說沒有學其他語系的語言那麼困難了。同樣道理，德國、瑞典、丹麥、荷蘭等國的人學英語確實會比系屬羅曼語族的法國人要容易些。

　　可是，這還是不能解釋法國人的英語水平為何如此之“低”。法國人學英語總不會比中國人學英語更困難吧？須知法國與英國不但同在歐洲，而且是近鄰，兩國語言畢竟又同屬印歐語系，法國的國民教育水平也相當之高。

　　困惑中劉國凱突然省悟道：“我們怎麼會忽略這麼一個重要問題。其實我早聽說過法國人有極強的民族自尊心，熱愛本民族語言。非特別必要，他們是拒絕講英語的。而且據說從文法上來看法語比英語更嚴謹。為防歧義，有些國際條約文件都附有法文本。”

　　此行的英語翻譯，擔任中國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一職的周延風也說：“是，不要說在這裡，加拿大的法語區的魁北克還一直在鬧獨立哩。”

　　法國與英國在歷史上就是一對歡喜冤家。兩國皇族之間淵源不斷卻又征戰不休，以至公元十四至十五世紀時打了一場天昏地暗的百年戰爭。聖女貞德就是1428年法英戰爭中的法國女民族英雄。英國、法國都有自己引以為自傲的遺產。你有莎士比亞、瓦特、克倫威爾，我也有巴爾扎克、羅伯斯庇爾、拿破崙。多少年來我們都是般長般高的。憑什麼你英語當今就風靡天下，我法語就龜縮一角？好，就算你英語在其他地方不可一世，但在我們法國，沒門！你英語一邊涼着去吧！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次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訪法代表團就作了池魚。

　　怎麼辦呢？問一般人是毫無結果的，劉因全提議，得找政府部門的人問問看如何？由於看到街上有東亞面孔的人。劉國凱說：“我們且假定那是中國人，用中國話問他們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裡？如答不知，就問巴黎市政府在哪裡？總不會不知市政府在哪裡吧。”這個主意倒還有點效，我們藉此找到了巴黎市政府。嘿，這下有救了。市政府的人總會知道法國社會黨總部何在吧！而且他們總肯對我們講英語吧？

　　可是市府前(其實那是否真的是市府我們亦不敢肯定) 有兩個警察把守，不讓我們進去。無奈，離開那裡左右徘徊中發現一側門有人魚貫而入，只須檢查提包。我們隨着人群成功地混入。這下好了，一定能問得着了。

　　但是，高興得太早。進去一間辦公室恭謹發問，得到的亦是法語回答，不知所云。旁邊一個中國婦女聽到我們對話就說，這裡是辦理領取企業執照的機關，你們提的問題他們不一定知道。你們找法國社會黨總部可以到中國大使館去問。我們說謝謝！當然我們不會去那裡自討沒趣和自投羅網。

　　走出這棟辦公樓後我們在院子裡倘佯。又問了兩個人，沒有答案。我們不知該如何是好。時間在一分一分地過去。我們的心在一寸一寸地往下沉。今天是最後機會。明天一早就要回程。難道這次真的連法國社會黨也會見不成了？唉！法國社會黨總部，你究竟在哪裡啊！

　　徘徊中就要走出那個側門時，劉國凱說：“不可以出去。要問還是在這裡找人問，這裡的人政治素質和文化素質畢竟高些，若到外邊隨機地問過路人，經驗已告訴我們，那樣效果是很低的。”說着，劉國凱看到一位服裝很講究的約五十多歲的西裝革履者從辦公室走出來。劉國凱立即建議周延風去問他。這一問徹底改變了代表團的命運。這是我們碰到的唯一願意用英語跟我們對話的法國人，而且他告訴了我們法國社會黨總部所在地址。並把地址寫在紙上。我們問他步行要多久？他說大約半個鐘頭。我們歡天喜地地離開了那個院子，開始了新的“征程”。

　　按着他指的大致方向，我們直奔而去。為了不至走彎路，我們不停地問人。這次語言只是輔助物，關鍵是出示那張寫有地址的紙，被問的法國人說什麼已不重要，只要他肯用手指指方位就行了，而這是沒有問題的。大約用了四十多分鐘，我們到達了目的地。當看到那位於一條不起眼的街道中一棟普通的三層樓房，樓房前的院子裡掛有一幅巨大的宣傳畫時，我們不由得一陣激動。嗨，法國社會黨總部，我們總算找到你了！因為那福巨畫上寫着法國社會黨要爭取2007選舉的勝利。我們不懂法語，但只須從英語去猜亦大致無誤。

　　這次尋找法國社會黨總部的坎坷全因劉國凱的頭腦中共產黨文化流毒太深而至。其實在赴歐之前，劉國凱的助手與法國社會党進行過很多聯繫。要預先得到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裡根本不是問題。“業餘鬧革命”的極端忙碌不能成為理由，關鍵在於劉國凱潛意識深處認為，只要問巴黎任何一個市民都會知道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裡。堅決反對中國共產黨專制制度的劉國凱其實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共產黨的意識。他從北京任何一個市民、中國任何一個省會的市民、任何一個縣城的市民，都會知道黨中央、省委、縣委在哪裡，而潛在地推想巴黎的任何一個市民都會知道法國社會黨總部在哪裡。因為法國社會黨在八、九十年代曾連續十四年執政。1995年後雖失去總統職位，但在國會中仍保持強大影響力，總理一職亦曾繼續在社會黨人手中。如此之大的政治能量理應人人皆知。但是他忽略了，民主國家中的執政黨與專制國家中的執政黨，不但有原則的政治理念區別，其在民眾心目中也有迥然不同地位。專制主義的黨，黨和社會公權力是合一的。民主制度下的黨與社會公權力是分離的。中國共產黨是絕對權力的象徵，是絕對正確，絲毫不可反對的神聖。而民主社會中的政黨是什麼？那只不過是一群具有相同政治理念的人所組成的社團而已。如果競選勝利了，它可以執掌政權。但它隨時都會在競選中失敗，而回到社團的地位上去。民眾只是需要知道各級、各部門的政府機構在哪裡就行了？因為要辦理某些事情需要去找這些部門，而根本不必要知道某個黨的總部在哪裡。某個黨競選勝利了，有事就找相應的這個黨組成的或領導的政府部門。而不需要找這個黨的黨部。如果某個黨競選失敗了，那就更不必理會它了。這和固定壟斷社會公權力，不容絲毫染指、覬覦的中國共產黨何止天淵之別。

　　另外，從實體硬件上來看。中國共產黨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黨部--中國俗稱黨委員會--大樓是多麼巍峨輝煌。這是中國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的物化象徵。那大樓的宏偉也是市民知其所在的物質原因。對比一下法國社會黨的總部，就那麼一棟不起眼的樓房，更沒有什麼警衛之類。要不說，你就算從它門口經過也不會感覺到的。

　　尋找法國社會黨總部的喜劇給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上了生動的民主一課。也促使自以為懂得了民主的他們，尤其是身為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的劉國凱，痛感自己腦海深處其實還埋藏着許多共產黨文化的垃圾。清除這些垃圾是更有效地推進中國民主事業的前提條件。

　　二零零六年五月下旬，由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國凱、秘書長劉因全、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組成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分別訪問了瑞典、荷蘭、法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這次訪問具有開創性質，是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第一次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者直接接觸。它標誌着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已開始匯聚於世界社會民主主義潮流之中。它成為這個潮流的一部分，壯大了這個潮流，也將從這個潮流吸取力量。

　　一、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瑞典社會民主黨總部。瑞典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安琳德、黨的競選事務負責人英格瑪和主管黨內教育的負責人桑德格雲會見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瑞典社會民主黨黨員、中國社會民主黨瑞典聯絡員陳世忠先生陪同會見。

　　會見開始時，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國凱首先作簡短的英文發言(原文附後)，然後雙方進行內容廣泛的交談。劉國凱、劉因全以漢語表述。安琳德等以英語表述。周延風擔任中英翻譯，並在翻譯過程中補充自己的意見。(此後與其他歐洲黨的交流會談中均如此)安琳德首先表示想了解一下中國社會民主黨的概況。對此，劉因全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組建的過程，目前的組織狀況。他尤其着重說明的是，由於在中國國內存在着中國共產黨對民主志士的高壓和迫害，中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只能秘密存在。已有一些秘密黨部被中共政治警察破壞，成員被拘捕審訊，其中最嚴酷的是中國社會民主黨北京黨部成員、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理論研究室主任王小寧被判處10年徒刑。

　　劉國凱着重談到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面臨的困境。他說這困境由多方面的擠壓造成。在中國國內的所謂知識精英中一度流行“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這些“主義”實質上曲折地為中共專制主義張目。在國外的異議團體中流行着自由主義，誇大社會民主主義在追求社會公正的過程中對經濟發展的抑製作用。一些對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缺乏了解的善良人們以為社會民主主義與中共的“社會主義”大同小異，而對它採取疑慮態度。對社會民主主義最大的擠壓來自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對咒罵資本主義和吹捧資本主義都抱以無所謂的態度。這是因為共產黨前三十幾年一直在咒罵資本主義，近十幾年卻又在實行最不人道的早期資本主義。而社會民主主義是一面照妖鏡。它能照出中國共產黨對人類社會主義理想的背叛、歪曲和篡改，所以中國共產黨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和實踐，以及西北歐諸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諱莫如深。它深恐中國人民了解到這些後會加深對中國共產黨反動本質的認識，因此，中國共產黨欣賞“新權威主義”的流行；許可“自由主義”的流傳；而全力打壓社會民主主義的傳播。

　　安琳德說現在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大多與中國共產黨保持有聯繫，而我們瑞典社會民主黨堅持不與中國共產黨發生聯繫。你們對此有什麼看法？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對此表示由衷的欽佩。

　　安琳德接着說：歐洲許多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聯繫並非認不清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在這方面，它們與瑞典社會民主黨是沒有區別的。只是它們認為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聯繫有促使它發生變革的作用。對前蘇共就是這樣。

　　對此，劉國凱說：中國社會民主黨並不反對歐洲某些社會民主黨的這一做法。或許它會在某些具體事情上產生某些作用。但是如果以為這些聯繫能促使中國共產黨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則是不現實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對此都闡述了自己的意見。意見可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

　　1、前蘇聯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歐洲國家。中國是純粹的亞洲國家。從地緣政治來看，歐洲近代、現代民主理念對前蘇聯社會的影響滲透遠比對中國強得多。

　　2、只經過幾年國內戰爭的蘇共政權所造就的“革命功臣”階層遠小於經過二十幾年國內戰爭的中共政權所造就的“革命功臣”階層。這個階層是中共專制政權強大深厚的社會根基。

　　3、經過赫魯曉夫公開、深刻的“非斯大林化”運動，蘇共在精神上、組織上都有極大削弱。而鄧小平儘管內心對毛澤東極為怨恨，但他從穩定共產黨政權的大局着眼，非但拒絕公開的“非毛化”，而且繼續肯定毛的功績和地位。

　　4、蘇共沒有着力於接班人的傳承，致使具有民主思想的戈爾巴喬夫能破土而出。而中國共產黨則極為注重選拔、培養它的“革命接班人”。只有經過重重識別、篩選，被確認為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專制主義忠心不二的人，才有可能被選拔到領導職位上。現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竟然在中共高層內部會議上說：“不要以為北朝鮮、古巴在經濟上搞得不大好，其實在政治上它們一直是正確的。”胡錦濤講出如此荒謬的話，正從反面證明了鄧小平選拔“革命接班人”的成功。

　　根據這些分析，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認為，中國共產黨即使有一天發生根本變革，那一定是在強大的正義壓力下，而不是在溫和的建議下。因此，希望歐洲諸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能給予中國共產黨以強大的正義壓力。

　　安琳德提出疑問：中國的經濟有着20年的高速發展，對此，歐洲許多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都感到困惑。你們對此作何解釋？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對此的解答綜合為如下三個方面。

　　1、中國共產黨歷來實行黑箱作業。它公布的數字帶有極大的虛假成分。外界永遠無法得到真實的數據。

　　2、中國的“經濟奇蹟”以巨大的資源消耗為代價。有統計數字說，中國創造出同量的產值，其資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三倍。中國共產黨竭澤而魚的經濟政策正在對有限的地球資源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3、中國共產黨的所謂“經濟奇蹟”在中國造成了極其嚴重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中國共產黨的官僚和與這些官僚密切勾結的經濟暴發戶攫取了大量的財富，而廣大底層民眾則生活在貧困之中。東南沿海城市裡的高樓大廈與中西部農村的破敗凋敝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經濟奇蹟”的虛假和災難。

　　在中國社會民主黨談到有加入社會黨國際的願望時，安琳德坦率地說：現在社會黨國際已有166個成員黨，還有許多黨在申請加入之中。社會黨國際對成員黨有明確的要求。一是其組織規模須達到一定的程度，二是不處於流亡狀態。故此，你們的組織目前不具備加入社會黨國際的資格。

　　中午十二時半，安琳德邀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共進午餐。午餐後，安琳德另有事務要去辦。在她將要離去時，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向她贈送了劉國凱的幾本着述和中國社會民主黨的黨旗。代表團向她解釋了這有五種顏色組成的黨旗的涵義。天藍色象徵自由；純白色象徵平等公正；草綠色象徵繁榮；土黃色象徵民主；紅色象徵博愛。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說：這是中國社會民主黨自製的第一面黨旗。贈送給瑞典社會民主黨是為了表示對瑞典社會民主黨所給予支持的感謝。今後，當千萬面中國社會民主黨的黨旗在中國各處飄揚時，我們都不會忘記，第一面黨旗保存在瑞典社會民主黨黨部里。

　　接着，瑞典社會民主黨中央競選委員會的負責人英格瑪向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介紹了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十二年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講解了今年競選的策略。然後瑞典社會民主黨黨內教育部門的負責人桑德格雲介紹了瑞典社會民主黨組織發展和黨內教育、黨員培訓等方面的做法和經驗，並詢問了中國社會民主黨在這方面的做法。中國社會民主黨如實介紹了有關情況。

　　劉國凱和劉因全說：中國社會民主黨在2000年成立後就創辦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網站，一度發展為有影響力的民主陣地。網站多次被中共網特破壞，又努力恢復起來。2003年我們創辦了美國國際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呼喊民主、傳播社會民主主義的書籍。2005年，我黨的教育部長蔡登文創辦了<時仲論壇>雙周報。發行量達13000份。其中有專門的“社會民主論壇”版面。由中國社會民主黨美西黨部主任、着名民主詩人蔣品超擔任主編，專門傳播社會民主主義理念。創辦這些網站、報紙和出版書籍所用的資金都是我們辛勤勞動的工薪收入。中國社會民主黨沒有向任何政府或民間基金會申請過一分錢，也沒有接受任何人的捐款。我們決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我們的理想和目標。我們雖然艱苦，但充滿信心，並感到其樂無窮。瑞典社會民主黨黨內教育部門的負責人桑德格雲聽了極表驚訝和欽佩。她並向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贈送了瑞典社會民主黨的黨徽。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對瑞典社會民主黨的訪問在友好愉快的氣氛中結束。

　　二、

　　中國社會民主黨原已與英國工黨聯繫上。英國工黨國際聯絡部表示願意會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雖赴美多年，但為不被中國共產黨指為沒有資格過問中國政治事務的外籍人，遂刻意保持中國國籍。由於英國在申根協定之外，經與英國駐瑞典大使館聯繫，代表團三成員均未能取得進入英國的簽證。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臨時決定南下訪問丹麥社會民主黨和荷蘭工黨。

　　五月二十五日，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丹麥首都哥本哈根。但時值丹麥全國慶祝二戰解放節。一直要放假到下星期一(二十九日)，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只得繼續南下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五月二十六日到達阿姆斯特丹。荷蘭與丹麥一樣慶祝節日放假到下星期一。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決定把原定二十八日到達巴黎，以在二十九日訪問法國社會黨的計劃延後一天，以擠出時間在二十九號訪問荷蘭工黨。

　　三、

　　五月二十九日，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訪問荷蘭工黨。由於事先並沒有預約，荷蘭工黨國際聯絡部的負責人均有事務外出不在。但荷蘭工黨秘書處得知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遠道而來，遂臨時尋找能抽得出空來會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的荷蘭工黨人士。荷蘭工黨國際問題顧問、荷蘭工黨籍議員惹吾騰和在原有的兩次預定事務之間，利用午間(上午十一時五十分至下午一時) 會見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

　　惹吾騰詢問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的一般情況，代表團作了回答。惹吾騰再請代表團談談中國國內的政治經濟情況，我們對中國各種現實作了綜合概述。

　　惹吾騰對中國的現實情況十分了解。他們說：我們很清楚，現在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內所實行的是把資本主義里最壞的和社會主義中最壞的加在一起的最壞的東西。我們完全了解，中國某些大城市裡這些年建起的許多高樓大廈並不能說明中國的經濟有多麼好。因為中國工人農民的生活並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與過去相比，工人農民與政府官員和社會上層人士的生活差距拉得更大了。我們還知道，中國共產黨對歐洲民主國家採取着最狡猾的手段。它利用中國的廣大市場來拉攏歐洲國家的企業界，再利用企業界去影響民主政府的外交政策。力圖以經濟利益作籌碼，使歐洲國家不批評或少批評中國共產黨對民主人權的壓制。譬如我們荷蘭的大企業“菲利普”公司在中國投資賺錢，對荷蘭的經濟有一定的拉動作用。中國共產黨就利用這種經濟關係來制約荷蘭政府和民間對它專制主義的批評。

　　對你們的正義鬥爭我們荷蘭工黨是支持的。但這支持主要是在道義上。尤其我們荷蘭是小國。我們也面臨國內許多問題。右翼政黨挑戰我們。我們的黨雖然是荷蘭第一大黨，但由於右翼三個黨聯合在一起，使我們失去了全國的執政權。雖然我們工黨在首都阿姆斯特丹的選戰仍然取得勝利，但亦使我們不得不更策略地處理各方面的事務。前不久，阿姆斯特丹組織了一個企業界代表團訪問中國。中國的官員對他們說：中國將建三十二個這樣的大學城，可給一個你們投資。那些荷蘭企業家眼睛都發光了。但我們荷蘭工黨籍的阿姆斯特丹市長內心卻十分痛苦不安。他不能阻止那些企業家跟中國官員簽約，但他知道這些經濟事務一方面是給中國共產黨的政府輸血，另一方面使荷蘭各界在對中國共產黨專政主義作批評時更受牽制了。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對此表示諒解。而且對那位市長表示欽佩。雖然他沒能阻止那些簽約，但只要他內心有這樣的反應，就說明他的良知。只有社會民主黨人才會有這樣的良知。如果是那些右翼政黨的市長就不會有這樣的心理活動了。

　　惹吾騰向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中國國內由於有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高壓，一般民眾都不敢去爭取民主人權是可理解的。可是為什麼到了國外他們還是這樣呢？這些年荷蘭也來了不少中國人。他們都很勤勞。生活也越過越好。前些時，我們工黨給他們開了個大型聚會。會上有各種文藝表演，大家都玩得很開心。到後來我們趁此機會增加了一個內容，就是希望他們在荷蘭創立好生活的同時也關注一下中國民主人權的進步。想不到他們說，我們不談這些，不談政治。只談把日子過好。這使我們很尷尬、很失望。你們說說，為什麼會這樣？

　　代表團回答說：這可歸納為這樣幾個原因。1、八十年代以前，中國共產黨是對社會採取全面的政治高壓。八十年代的所謂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共產黨改變了策略。它一方面對敢於批評它的人繼續採取政治高壓，另一方面誘使人們想方設法去賺錢享受，不關心社會公理正義，不批評、、不反對中共的政治專制主義。共產黨官員的貪汙腐化給全社會作了極其惡劣的示範。經過這麼多年的毒化。中國社會的政治冷漠感泛濫，拜金主義盛行，道德品質大幅度滑坡。這種情況也必然帶到海外的華人群體中。2、海外華人雖遠離中國共產黨統治，但除非他不回國，否則，如果他在國外參加批評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活動，回國就會有麻煩。就算不回國，國內親友也會受到牽連。而如果在國外仍然處處表示出擁護共產黨，那麼就會受到優待，甚至回國做生意都會得到某些方便。共產黨正是用這種胡蘿蔔加大棒的兩手來控制海外華人。3、中國共產黨還會派特務到海外華人社區活動。在海外華人社區裡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的言行中起領頭作用。

　　經過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這樣的解釋，惹吾騰表示明白了其中的緣由。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還談到國內成員所受到的壓制，尤其是中央委員王小寧被判10年徒刑。而國外成員也是在十分艱難的狀況下堅持工作。一方面要做工維持生活，一方面用業餘時間和工薪收入去支持民主活動。像我們這次組團訪問歐洲，就是要暫時離開工作，工薪扣了，又自己承擔一切開支。想不到歐洲物價比美國貴那麼多。為擔心超支回不了美國，我們這些天為節約開支常以清水麵包充飢。晚上只租到兩張床的房間，兩人睡床。輪流一人睡地板。有時還被大雨淋得渾身透濕。

　　惹吾騰說；你們的事跡使我們感動。看到你們，使我們想到我們歐洲社會民主黨人的先輩。他們那時就是這樣艱難走過來的。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聽了，極受感動，極受鼓舞。我們從他們這句話感受到真摯的社會民主黨同志之情。感受到社會民主主義的國際主義精神。這個感情、這個精神超越國界；超越民族。我們想，從前有一句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在新時代，口號應是“全世界社會民主主義者聯合起來”。他們的話成為鞭策我們在這條艱難的道路上堅持跋涉的動力。

　　惹吾騰下面還有預約的事務，要結束交談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向他們贈送了劉國凱撰寫的<歷史潮流-社會民主主義>。合影留念，揮手告別。

　　與這兩位年青的荷蘭工黨籍議員的談話氣氛尤其輕鬆熱烈。而且他們講話多於我們講話，這使我們得以了解到許多情況。他們的直率談吐和敏捷的思維以及友善的神情都給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

　　五月三十日凌晨，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抵達巴黎。稍作睡眠已天亮。起床後先忙着到火車站購買回柏林的火車票，然後到處找法國社會黨總部。至下午三時許才找到。法國社會黨秘書長瑪日策會見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

　　瑪日策首先親切友好地詢問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已經去了哪些地方，會見了哪些黨。劉國凱把一路來的情況向他簡扼地作了介紹。並說到法國是此行最後一站。能在最後幾乎要失望的時刻找到法國社會黨總部，順利地會見到法國黨的同志，感到十分慶幸。

　　劉國凱接着說：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人對社會民主主義有着堅定的信念。我們深知萌發於十九世紀中葉、成熟於二十世紀中葉的社會民主主義是人道主義精神、社會正義和歷史智慧的結晶。它最能給社會帶來自由、公正、繁榮。當今，政治專制、貧富懸殊、社會公正蕩然無存的中國社會極需要以社會民主主義去匡正。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組織代表團訪問歐洲，是因為歐洲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發源和成熟地。我們決心使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匯聚到世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潮流之中。我們希望向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學習，取得經驗。也希望在我們艱難的奮鬥中得到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支持。

　　關於支持，代表團三成員都着重指出。我們希望得到的是道義上的支持。我們並不尋求物質上、金錢上的支持。固然，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許多具體工作需要物質和金錢去支撐，但我們決心以自己的力量去實行。

　　瑪日策詢問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組織的狀況。這顯然是各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都關心的事項。

　　劉因全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狀況和困難處境。他說中國社會民主黨在中國大陸之外建立了美東、美西、香港、台灣、日本黨部。歐洲黨部也即將建立。由於中國人由來以久的政治冷漠感；由於中國共產黨政治特務在海外華人社會的滲透和破壞；由於海外政治異議陣營中廣泛存在着自由主義，排斥社會民主主義；還由於我們都只能以自己有限的工薪收入，在業餘事跡里從事社會民主主義事業，故中國社會民主黨跟海外其他異議政治團體一樣，其組織發展規模都有限。

　　劉國凱補充說明中國社會民主黨在中國大陸內部的情況。他說中國社會民主黨幾年來已通過種種途徑在國內建立了許多秘密黨部。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不遺餘力地進行破壞打擊。廣東、深圳、福建等省的黨部都被破壞，領導人被關押審訊。由於被捕者最終沒有判刑，我們在海外就保持緘默，以免他們遭到更嚴酷的迫害。但最近我們獲知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理論研究室主任王小寧早於2003年已被秘密逮捕判處十年徒刑，這使我們警覺到，還有許多近年來與海外總部失去聯絡的國內某些秘密黨部的領導人是否也像王小寧那樣已被秘密黨部判刑。現在我們謹向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發出呼籲，請你們對此給予關注和援助。

　　關於援助，劉國凱繼續作了更具體的說明。他說。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希望得到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道義上的援助，譬如在王小寧被判重刑的事件上，我們希望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能施加正義壓力使王小寧早日得到釋放。如果你們的黨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繫，而且是執政黨，希望你們通過政府和黨的兩條途徑施加影響。如果你們的黨是執政黨但沒有與中國共產黨發生黨的聯繫，或者你們的黨不是執政黨但與中國共產黨有黨的聯繫，那麼希望你們通過政府或黨的某一條途徑施加影響。如果你們的黨既不是執政黨，又與中國共產黨沒有黨的聯繫，那麼也希望通過其他種種途徑施加影響。

　　對此，瑪日策作了很明確的回應。他說：我們願意給你們道義上的支持。但這支持需要以具體的項目來體現。王小寧被判十年重刑就是一個具體項目。拿着那疊厚厚的中文材料說：你們最好再整理出一份簡單扼要的法文或英文材料。我們在充分了解情況後再考慮怎樣做。

　　得到如此明確的答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三成員都十分欣慰。在輕鬆親切的氣氛中，代表團談到今天尋找法國社會黨總部的困難。周延風說；我們一路問人，都以法語回答我們，而且都說不知道。甚至警察局的警官都說不知道。這倒真令人感到有點意外。劉國凱說對於尋找你們法國社會黨總部的困難，我們不但沒有怨言，而且從中感受到民主政治的精神。法國社會黨總部是這樣一幢普通的建築，其所在地又不為一般市民所知，這說明了在民主制度下黨政是完全分離的。而在中國，由於黨政合一。中國共產黨鐵定壟斷政治權力，它在各地的黨部大樓都建得高大輝煌，每個城市的市民沒有不知道省委、市委在哪裡的。

　　由於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系遲到訪問。瑪日策是擠出時間予以會見。四點半瑪日策另有工作安排必須離去。會見將結束時，中國社會民主黨贈送給瑪日策一本<歷史潮流-社會民主主義>，並希望法國社會黨能組織力量將它翻譯成法文和英文。會見在十分親切融洽的氣氛中結束，合影告別。

　　中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訪問歐洲，雖有缺憾之處，如未能赴倫敦會見英國工黨，但總的來說，效果是積極的。它讓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開始知道，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和組織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裡--中國--不再是空白。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已行動起來，投入艱苦的奮鬥。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已匯聚在世界社會民主主義潮流之中。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在歐洲這十多天裡幾近尋道取經者的顛簸奔走，體現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人堅定的信念和百折不繞的意志。這信念和意志必將迎來社會民主主義的朝陽在東亞大地上升起。

　　2007年5月，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國凱、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借到布魯塞爾參加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之機拜訪了比利時社會黨、丹麥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參與去年訪歐的秘書長劉因全因有關證件過期，且來不及辦延期手續，此次未能成行。

　　赴歐之前，中國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與歐洲一些社會民主主義政党進行了聯絡。其中丹麥社會民主黨明確回復將於5月17日下午5時會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法國社會黨明確回復將於5月21日上午11時會見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比利時社會黨由於聯繫不到其中央黨部而未能確定會見日期。

　　5月14號上午，劉國凱、周延風找到比利時社會進步選擇黨總部，經詢問，方明白比利時分法語區和荷蘭語區。比利時社會黨也於1995年分成法語地區的社會民主黨和佛萊芒語地區的社會進步選擇黨，故此沒有一般概念上的中央黨部。

　　由於沒有預先聯絡確定，比利時佛萊芒語區社會進步選擇黨的國際聯絡部長外出不在，由其秘書接待。劉國凱、周延風向她簡單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的概況，交給她今年3月中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部分文件匯編等英文資料，她答應將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訪的情況轉告他們的國際聯絡部長。

　　5月16日下午，劉國凱、周延風到達比利時法語區社會民主黨總部。其國際聯絡部長接待了他們。國際聯絡部長對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的到訪表示歡迎。並說她已從歐洲社會黨互通的信息中對中國社會民主黨有所了解。但她同時致歉說，由於沒有預先約定，她是在原已預定的工作日程中擠出時間來會見，因此時間不太充裕。劉國凱和周延風遂抓緊時間向她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概況，如在中國內地建立了8個省、市級黨部，在中國大陸之外的香港、台灣、日本、美國、歐洲建立了許多黨部，。由於國內存在着共產黨的政治高壓，國內的黨部和黨員都是處於秘密狀態。但儘管這樣還是遭到共產黨的打擊迫害。許多秘密黨員都被共產黨傳訊關押，其中最嚴酷的是中國社會民主黨北京黨部成員、中央理論研究室主任王小寧被判10年重刑。劉國凱、周延風希望比利時社會黨能通過可能的渠道向中國共產黨施加正義壓力，促使中共早日釋放王小寧。

　　國際聯絡部長說他們黨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繫。他們會在聯繫中向中國共產黨提出王小寧的案件。劉國凱亦向國際聯絡部長遞交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部分文件匯編等資料。

　　5月17日下午5時30分由主席劉國凱、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國內聯絡部長張國亭、丹麥黨部主任蕭虹組成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丹麥社會民主黨總部進行友好訪問。之前的訪問都是由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作英語翻譯。此次為使溝通更加直接，中國社會民主黨邀請中國民陣丹麥分部主席劉剛作丹麥語翻譯。

　　5月17號是丹麥的公眾節日，丹麥社會民主黨秘書長和國際聯絡部長犧牲休息的時間熱情接待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其國際聯絡部長剛從外地回到哥本哈根，直接從機場趕回丹麥社會民主黨總部進行接待。會談約進行了兩個小時。雙方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就許多議題交流了意見。

　　劉國凱首先向他們簡單介紹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的基本情況，表達了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深刻理解和堅定信仰。

　　劉國凱接着指出，現今中國共產黨在統治方法上是發生了許多變化，如給予民眾某些人身自由權利，現在中國民眾可以申請牌照創辦私人工商企業，可以申請護照出國旅遊探親，可以自由辭工另選擇工作，城市居民可以自由遷徙流動，取消投考大學的年齡限制，甚至大學生可以結婚等等。共產黨不但完全放棄毛澤東猜忌、打擊知識分子的做法，反而大力拉攏知識分子，甚至提出資本家都可以加入共產黨......如果不加細緻分析，會以為共產黨產生了質的變化。然而實際上並非如此。共產黨的這些變化不但不會削弱它一黨壟斷社會公權力政治格局，有時還可以加強。如，給民眾某些人身自由有利於誘導民眾去為個人經濟利益奮鬥，忘卻或淡視共產黨專制的各種弊病。拉攏知識分子可以獲取開明的美名，還可使知識分子為之塗脂抹粉。讓資本家入黨，既騙取了改革開放的好評，又可以解決許多共產黨官員搖身變成資產者的政治身份困擾。共產黨員同時又是資本家極有利於共產黨既控制政權又大量攫取社會財富。

　　劉國凱針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經濟起飛”而產生的迷茫分析說：“近十幾年來中國共產黨以資本主義經營方式代替計劃經濟，促使社會生產得以持續高速發展。共產黨並以此重建它流失殆盡的政權合法性。對此，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對此有這樣三點看法。第一，以2005年的統計數字為例，中共政權"經濟起飛"是在對自然資源作毀滅性的消耗為代價。它消耗了世界鋼鐵的27%、煤炭的36%、棉花的40%、水泥的42% 、木材的50%，才創造出了占世界總GDP的4.4%。第二，中共政權的"經濟發展" 沒有給廣大底層民眾帶來利益。根據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的統計數字是，當今在中國0.4%的人占有了70%的社會財富！該報告還指出：中國一億元以上的富豪有3220人，其中官員的配偶或子女有2932人。另一間總部設在美國的"中國資訊中心" 的一篇報告指出：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和證券五大經濟命脈行業中，85-90%的主要職務由高級官員的配偶或子女擔任。由此可見中共政權的經濟"奇蹟" 是建築在對底層勞動人民殘酷剝削的基礎上。比一百幾十年前歐洲的那種不人道的資本主義還要壞。因為它既有早期資本主義的不人道，還有共產黨特權的強力介入、錢權交易、黑箱作業。第三，共產黨式的經濟發展直接導致全民族道德淪喪。當今的共產黨誘使民眾都去追逐金錢物質，這除了達到共產黨讓人們都去孜孜一已之利而無視共產黨專制制度存在的目的外，還導致許多人為了賺錢而不顧最起碼的公德。假酒、假藥、毒米等的極度泛濫只是那坑蒙拐騙良知泯滅的冰山一角。”

　　劉國凱最後談到在艱難困苦中奮鬥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人非常希望得到歐洲各國社會民主主義黨的支持。劉國凱特別說明自力更生的中國社會民主黨絕不向歐洲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尋求經濟支持。中國社會民主黨只向他們尋求道義上的支持。譬如，現時中國社會民主黨就非常希望歐洲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能夠通過各種途徑向中國共產黨施加正義的壓力，促使中國共產黨早日釋放僅僅用文字宣傳社會民主主義理念的王小寧先生。

　　劉國凱說：“無論國內國外的中國社會民主黨黨員都有自己一份全職的工作。我們都是自食其力地生活、自力更生地推動社會民主主義事業。黨的所有活動經費都來自黨的成員的自願奉獻，黨的領導群體奉獻量更大。我們所渴望的是得到社會民主主義的發源地——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道義支持。可是很感惋惜的是，我們發現現在歐洲支持中國民主事業的都不是歐洲民主社會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而是歐洲民主社會的右翼政黨和人士。例如2006年5月幾個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組織在柏林開會，到會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是歐洲一些國家的右翼政黨代表或右翼人士。今年（2007年）5 月，這幾個組織又在布魯塞爾舉行會議，到會的一些歐洲國家的政治人物又無一例外是右翼人士。我們多麼希望在這些會議上能看到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代表，可是我們一次又一次失望了？怎麼總是歐洲右翼出席這些會議，而左翼總是不來？難道真的只有歐洲的右翼才關心中國的民主事業？而左翼則漠然視之？當然我們並不責怪你們。這些會議的組織者也有責任，是他們與歐洲的右翼聯絡而沒有與左翼聯絡。現在我們專門跟你們左翼聯絡，我們希望今後中國海外民主組織所舉行的會議上能看到歐洲左派的人士出席。”

　　丹麥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對劉國凱的看法表示贊同。她說：“一些東歐國家實現民主轉型後，整個社會會急劇向右轉。讓那些本來對勞工階級、社會底層民眾的利益並不關注的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主導了社會。這實際上是中下階層民眾的損失。”

　　她還向中國社會民主黨提出建議說：“你們在傳播闡述社會民主主義理念時一定要注意把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黨常說的社會主義清晰區別開來。因為在歐洲就有這樣的情況，某些右翼政治人物故意把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混淆起來，力圖使民眾以為社會民主黨所推崇的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黨搞的所謂‘社會主義’是同一回事，利用民眾對共產黨的厭惡來壓縮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力，從而使右翼獲取更多的支持。”

　　劉國凱表示完全同意丹麥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的看法和接受她的建議，並說："其實社會主義的思想實質與社會民主主義是相通的。社會主義的原意就是強調社會公正。問題是共產黨是盜用了這個詞。共產黨把他們那一套政治專制主義下的國營經濟——實質上的黨營經濟說成是社會主義。這顯然是對社會主義的歪曲、糟蹋和誣陷。可是，久而久之，許多民眾也就以為社會主義真的就是那種糟糕的東西，於是也都反對社會主義。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不得不把我們的理念稱之為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以跟共產黨專制的、假的社會主義區別開來。”

　　周延風補充說：“其實當今中國共產黨實行的也已經不是毛澤東時期的社會主義了。那時是典型的貧窮社會主義，即政治專制主義加黨有經濟。而現在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是政治專制主義加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當然，這個“加”並不是簡單的加上，而是權錢交易，是政治特權滲入經濟運作。這就使共產黨的資本主義比歷史上歐洲的早期資本主義還要不人道、還要卑劣。當年老資本家發財致富，通常都是經過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辛勞。而今中共新貴單憑巧取豪奪，一夜之間就能將多年的全民所有企業變成私有財產！而勞工階級，尤其是辛勤勞動一輩子的退休老工人，改革前共產黨許諾保障的福利，一夜之間喪失殆盡！劉國凱主席剛才講的一些統計數據，如，0.4%的人占有了70%的財富等，就說明了當今中國在共產黨權貴資本主義的盛行下，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到了什麼地步。”

　　周延風還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動輒說西方資本主義如何如何虛偽，其實稍微了解一點歐美近代史，如美國“羅斯福新政”的人都知道，西歐、北歐和北美國家實行的是社會民主主義或人道資本主義。共產黨高喊“消滅私有制”，自己卻變成了壟斷資本家。而社會民主主義者“和平漸進”的改良，則使以往不共戴天的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雙利雙贏。正如馬同驢子交配之後，產生的是非驢子非馬的新品種——騾子。而今原本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即未經吸收社會主義因素的壞資本主義在哪裡？在非洲、在南美、在東南亞，尤其是在中國！”

　　丹麥社會民主黨秘書長說：“我們丹麥的工會組織與中國的工會組織有所聯繫。我們的努力是，通過這些聯繫促使中國的工會組織更多些關注工人的工作條件和工資收入，以改善工人的生活狀況，你們對此有什麼看法？”

　　劉國凱說：“我們對你們的努力表示尊敬。也明白你們為改善中國工人處境的一片真誠心意。但是我估計你們的努力未必能取得你們希望得到的成果。這是因為中國根本沒有真實意義上的工會組織。中國的工會都在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和控制之下。它們絕對聽從共產黨的指令。或許在你們的關注和敦促下，某個單位、某個地區的工人處境會有所改善，但就全局而言，是無法改善的。因為共產黨官僚階級的奢華生活必須以整體性盤剝勞工階級為前提。勞工階層處境的全面改善只能在實現社會民主主義之後。”

　　在談到王小寧案件時，丹麥社會民主黨國際聯絡部長表示丹麥社會民主黨一定會加以關注，並將通過可能的途徑作促使王小寧早日得到釋放的努力。她還表示，如果中國社會民主黨想要成為社會黨國際的觀察員，丹麥社會民主黨願意作證。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的全體成員都表示衷心感謝。

　　賓主交談約2個小時後，丹麥社會民主黨秘書長和國際聯絡部長在一家意大利餐廳設晚宴招待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席間賓主頻頻舉杯，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國際友誼、為在中國和全世界實現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乾杯。

　　5月21日上午11點正，由主席劉國凱、國際聯絡部長周延風、丹麥黨部主任蕭虹、法國黨部主任張健組成的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到達法國社會黨總部。法國社會黨國際聯絡部長熱情地接待了他們。會談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由於法國社會黨國際聯絡部長預定於12時還有另一個安排，故會談不得不在12時15分結束，雙方都有言猶未盡之感。

　　會談中劉國凱作了與丹麥社會民主黨會談內容基本相同的發言，周延風作了補充。張健談到前不久的法國總統選舉說：“我所工作的單位，百分之五十幾的人都投法國社會黨候選人的票。我們在理念上、情感上都向法國社會黨認同。”法國社會黨國際聯絡部長對此表示感謝。蕭虹發言說：“中國社會民主黨前兩次代表大會，都是在美國召開的。我們衷心希望，下一次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能夠在社會民主主義的故鄉歐洲舉辦,這對在中國國內進行艱苦卓絕地奮鬥的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將是一個極大的鼓舞。我們希望包括貴黨在內的歐洲各社會民主黨，給予道義上的支持。”法國社會黨國際聯絡部長對此表示贊成。

　　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向托瑪斯遞交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部分英語文件匯編，和王小寧案件資料。托瑪斯說：“我可以告訴你們兩件事情。一是今天上午我剛跟我們黨的秘書長討論了王小寧案件。現在你們又送來了材料，很好！我們一定會關注王小寧案件，並作各種努力促使他早日得到釋放。另一件是，通過我們對你們的了解，我們法國社會黨願意在你們申請成為社會黨國際的觀察員時，給你們作證。”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的全體成員表示衷心的感謝！

　　繼去年5月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第一次訪問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之後，今年5月又進行了第二次訪問，這對加深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對中國社會民主黨的了解；對中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融入世界社會民主主義潮流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中國社會民主黨人將從中獲得極大的鼓舞和力量，更加堅決地、鍥而不捨地將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推向前進。

歐洲左派的基本理念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1951年6月30日至7月3日，民主社會主義的國際組織「社會黨國際」在法蘭克福召開了第壹次代表大會。英國工黨、奧地利社會黨、比利時社會黨、丹麥社會黨、芬蘭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冰島社會民主黨、以色列工黨、日本社會黨、盧森堡社會主義工人黨、荷蘭工黨、挪威工黨、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瑞典社會民主黨、瑞士社會民主黨等民主社會主文政黨參加了該次大會。該次大會以「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與任務」為題，發表了對人類社會進步有着重大深遠影響的「法蘭克福宣言」。這篇宣言向整個人類社會表達了要建立壹個「沒有人對人或民族對民族的剝削與奴役，個人個性的發展是人類充分發展的基礎」的「和平與自由的世界」的理想追求。

　　它是又壹個關於「人權」與「公民權」的宣言，是世界人權宣言的進壹步政策化。上述的政黨半個世紀以來領導本國人民為「建立壹個自由的新社會而奮鬥」，「為取消性別之間、社會群體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種族集團之間的壹切法律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歧視而奮鬥」，為和平而奮鬥，人民生活安定而幸福，免除了政治與經濟方面的「恐懼與憂慮」，初步實現了社會主義。不過，這篇宣言所提出的關於「公有製」化的要求，如認為「公共利益優先於私人利潤的利益」，「公有製可採取把現有私營企業國有化，建立市有或地區性企業、消費合作社或生產合作社等形式」。

——法蘭克福宣言——

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與任務

序言

（壹）十九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發展了巨大的生產力。其代價則是排除了絕大多數公民對生產的影響。它把所有權置於人權之上。它創造了壹個沒有財產和社會權利的、靠工資生活的新階級。它使階級之間的鬥爭尖銳化了。

　　雖然世界蘊藏的資源足以供每個人過像樣的生活，但是資本主義未能滿足人口的基本需要。它證明了，沒有災害性的危機和大規模失業，它就無法運行。它產生了社會的不安定與貧富之間的懸殊差別。它訴諸帝國主義擴張和殖民剝削手段，從而使民族之間和種族之間的衝突更形劇烈。在某些國家中，強有力的資本主義集團幫助過去的野蠻主義，使之以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形式重新抬頭。

（二）社會主義作為壹個反抗資本主義社會固有弊病的運動在歐洲誕生。因為靠工資生活的工人受資本主義之苦最深，社會主義的最初發展乃是壹個靠工資生活的工人的運動。自此以後，越來越多的公民--專業人員與辦事人員，小農與漁民，手工業者與零售商，藝術家與科學家--都開始認識到，社會主義對所有相信必須消滅人對人剝削的人們具有號召力。

（三）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把人們從對佔有或控製生產資料的少數人的依附中解放出來。它的目的是要把經濟權力交到全體人民手中，以建立壹個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共同工作的社會。

（四）社會主義在世界事務中已成為壹支主要的力量。它從宣傳走向實踐。在某些國家中，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已經奠定。在這些國家中，資本主義的弊端正在消逝，社會產生了新的活力。社會主義原則的價值正在行動中得到證實。

（五）在許多國家中，不受控製的資本主義正讓位於壹種由國家干預和集體所有製限製私人資本家活動範圍的經濟。更多的人開始認識到需要計劃化。社會保障、自由工會運動和工業民主都正在取得進展。這種發展多半是社會黨人和工會工作者多年奮鬥的結果。在社會主義力量強大的地方，都已經採取了重要步驟，以期創立壹個新的社會秩序。

（六）近年來，世界上不發達地區的人民發現社會主義是爭取民族自由與提高生活水平這壹鬥爭的可貴手段。在這裡，在各種不同環境的壓力下，不同形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正在逐步得到發展。在這些地區裡，社會主義的主要敵人是當地金融寡頭的寄生性剝削和外國資本家的殖民剝削。社會黨人為政治與經濟的民主而奮鬥, 他們謀求通過進行土地政革與工業化、擴大公有製和發展生產合作社與消費合作社來提高群眾的生活水平。

（七）正當社會主義在全世界進展之際，新的力量也在興起，威脅着爭取自由與社會公正的運動。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後，共產主義造成了國際勞工運動的分裂，並使社會主義在許多國家的實現推遲了幾十年。

（八）共產主義妄稱繼承了社會主義的傳統。但事實上，它歪曲了這個傳統，使它面目全非。它建立了壹種僵硬的、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不相符的神學。

（九）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剝削造成人群的分化。社會黨人的目的在於消滅這種剝削，以實現自由與公正；而共產黨人則只是為了建立壹黨專政而企圖使這些階級的分化加劇。

（十）國際共產主義是新帝國主義的工具。不論在什麽地方，只要它獲得政權，它就破壞自由與獲得自由的機會。它的基礎是建立在軍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的。由於造成財富和特權的鮮明懸殊，它已創立了壹種新的階級社會。強迫勞動在它的經濟組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十壹）社會主義是個國際性運動，它不要求對待事物的態度嚴格壹律。不論社會黨人把他們的信仰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或其他的分析社會的方法上，不論他們是受宗教原則還是受人道主義原則的啟示，他們都是為共同的目標，即為壹個社會公正、生活美好、自由與世界和平的製度而奮鬥。

（十二）科學與技術的進步，賦予人類更大的力量，既可改善境遇，也可毀滅自己。為了這個理由，生產不能聽任自由主義經濟的擺佈，而必須為人類需要加以系統的計劃。這種計劃必須尊重個人保持個性的權利。社會主義主張無論國內還是國際事務，都要有自由和計劃。

（十三）社會主義的實現不是必然的。它要求所有信仰着作出個人的貢獻。它的做法不同於集權主義，並不強使人民充當被動的角色。相反，若沒有人民全面的、積極的參與，它就不能成功。它是民主的最高形式。

政治民主

（壹）社會黨人為通過民主手段建立壹個自由的新社會而奮鬥。

（二）沒有自由，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只有通過民主製才能完成，而民主製也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才能完全得到實現。

（三）民主製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它必須保障：

每壹個人有過私人生活的權利，保護其不受國家的任意侵犯。

政治自由，如思想、言論、教育、結社和宗教信仰的自由。

人民有普遍的、平等的與秘密的選舉權，自由選舉其代表。

由多數派組織政府，同時尊重少數派的權利。

所有公民不論出身、性別、語言、信仰和膚色如何，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

任何擁有自己語言的集團有權實行文化自治。

建立獨立的司法製度；人人有權在公正的法庭前通過壹定的法律程序受到公開審判。

（四）社會黨人壹貫為人權進行鬥爭。必須使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在每壹個國家中生效。

（五）民主製要求不止壹個政黨有存在的權利和當反對派的權利。但是，民主製也有權利與責任來保護自己，以反對那些只是為了破壞民主而利用民主機會的人。保衛政治民主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維護政治民主是實現經濟民主與社會民主的壹個條件。

（六）以保護資本家利益為基礎的政策，不可能使為保衛民主不受極權主義攻擊所需要的力量與團結得到發展。只有在工人的積極幫助下，民主才能得以維護，工人的命運有賴於民主的保存。

（七）社會黨人表示聲援壹切受獨裁統治之苦的人民爭取自由的努力，不論受到的是法西斯的獨裁統還是共產黨的獨裁統治。

（八）任何獨裁統治，不論出現在什麽地方，都是對所有自由國家的威脅，從而也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凡是對強迫勞動進行無限製剝削，不論是在私人利潤還是在政治獨裁統治下，都是壹種對所有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道義標準的威脅。

經濟民主

（壹）社會主義謀求用這樣壹種製度來代替資本主義。在這種製度下，公共利益優先於私人利潤的利益。社會主義政策的當前經濟目標是充分就業，增加生產，提高生活水平，實行社會保障和推行收入與財產的合理分配。

（二）為了達到這些目的，生產必須是為人民的整體的利益而計劃的。

　　這種計劃化同經濟權力集中在少數人之手是不相容的。它要求對經濟進行有效的民主監督。

　　因此，民主社會主義既同資本主義的計劃，也同各種形式的極權主義計劃尖銳對立，因為後兩者都把對生產的公共監督和對生產成果的合理分配排除在外。

（三）社會主義的計劃可以通過各種手段來達到。應根據有關國家的本身結構來決定公有製的範圍和所要採用的計劃化形式。

（四）公有製可採取把現有私營企業國有化，建立市有或地區性企業、消費合作社或生產合作社等形式。

　　不應把各種不同形式的公有製本身看成是目的，而應看成是對決定經濟生活和社會福利的基礎工業和服務行業的監督手段，也是使效益差的工業合理化，或是阻止私營壟斷企業和卡特爾剝削公眾的手段。

（五）社會主義的計劃並不以所有生產資料的公有為先決條件。它同重要生產領域內，如農業、手工業、零售業和中小型工業內私有製的存在是可以相容的。國家必須防止私有者濫用他們的權力。國家可以而且也應該在計劃經濟的範圍內幫助私有者，使其對增加生產和福利作出貢獻。

（六）工會以及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組織是民主社會的必要因素，決不能讓它們蛻變為中央官僚機構的工具，或成為壹個僵硬的社團性體系。這些經濟組織，在不侵犯憲法承認的議會特權的情況下，應當參與製定總的經濟政策。

（七）社會主義的計劃並不意味着壹切經濟決定都置於政府或中央機構手中。只要與計劃的目的相符，無論在什麽地方，都應當實行經濟權力的非集中化。

（八）所有公民均應通過他們的組織或出於個人的主動性，參與生產進程，防止公營或私營企業內官僚主義的發展。應使工人同他們所在的產業部門民主地聯結在壹起。

（九）民主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在實現經濟與社會日益繁榮的基礎上擴大個人自由。

社會民主與文化進步

（壹）資本主義的指導原則是私人利潤，而社會主義的指導原則是滿足人類的需要。

（二）在分配生產成果時，應把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放在第壹位。但這並不剝奪個人根據自己的才能工作的積極性。社會黨人認為還有其他的刺激因素，例如工作成績優良帶來的自豪感和當人們為共同利益工作時得以加強的團結互助與協作精神。

（三）社會主義不僅意味着基本的政治權利，而且意味着經濟和社會權利。後者包括：工作的權利；享受醫療保險和產期津貼的權利；休息的權利；因年老、喪失工作能力或失業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獲得經濟保障的權利；兒童有享有福利照顧的權利；青少年有按照其才能接受教育的權利；得到足夠住房的權利。

（四）社會黨人為取消性別之間、社會集團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種族集團之間的壹切法律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歧視而奮鬥。

（五）社會主義的意義遠不止於建立新的經濟和社會製度。凡是有助於解放和發展人的個性的經濟與進步，都具有相應的道德價值。

（六）社會黨人之所以反對資本主義，不僅因為它造成經濟上的浪費，也不僅因為它使群眾不能享受物質權利，最主要的是它違背社會黨人的正義感。社會黨人反對任何形式的極權主義，因為它侵犯了人的尊嚴。

（七）社會主義為使人類從恐懼和憂慮下解放出來而鬥爭，因為恐懼和憂慮同各種形式的政治與經濟的不安全是分不開的。這壹解放將為意識到自己責任的人們在精神上得到發展和在文化上逐漸形成完整的個性開闢道路，社會主義是促進這種文化發展的有力因素。

（八）社會主義力求給人們以壹切手段來提高文化水平和促進人類精神中的創造願望。藝術與科學的寶藏必須向全人類開放。

國際民主

（壹）社會主義運動從壹開始就是壹個國際性的運動。

（二）民主社會主義是國際性的，因為它的目的在於使所有人從各種形式的經濟、精神和政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三）民主社會主義是國際性的，因為它認為任何國家都不能孤獨地解決它的全部經濟和社會問題。

（四）必須超越對民族主權的限製。

（五）只有把和平建立在國家之間自願合作的基礎上，社會黨人所爭取的新的世界社會才能在和平中繁榮昌盛。因此，民主製必須根據保障民族自由與人權的國際法的規定，在國際規模上建立起來。

（六）民主社會主義認為聯合國的建立是走向國際共同體的重要步驟，它要求嚴格履行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七）民主社會主義反對各種形式的帝國主義，它為反對壓迫和剝削任何壹國人民而鬥爭。

（八）僅僅消極地反對帝國主義是不夠的。世界上廣大地區遭受極度貧困、文盲與疾病之苦。世界上任何地區的貧困都威脅着其它地區的繁榮。貧困是民主製發展的障礙。民主、繁榮與和平要求對世界財富重新分配和提高不發達地區的生產率。這些地區物質與文化水平的提高，同所有人都有利益關係。民主社會主義應鼓勵這些地區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發展，不然它們就會淪為新壓迫方式的受害者。

（九）民主社會主義者認為維護世界和平是我們當前時代的最高任務。只有集體安全體系才能保障和平，為國際裁軍創造條件。

（十）維護和平的鬥爭同爭取自由的鬥爭密不可分。在我們這個時代，對自由人民獨立的威脅，直接導致戰爭危險。

　　社會黨人為建立壹個和平與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在這個世界中，沒有人對人或民族對民族的剝削與奴役，個人個性的發展是人類充分發展的基礎。社會黨人呼籲所有勞動人民團結起來，為這個偉大的目標而奮鬥。

社會民主的發展，乃是壹種歷史的過程，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呈現不同的面貌，採取不同的發展策略，並不斷反省修正理論觀點，以因應社會環境的變遷，靈活彈性的調適能力，可以說是社會民主最大的特色。而儘管不同的國家，社會民主的發展不儘相同，但是從長期的歷史時間來看時，仍然能從中區分出幾個明顯的歷史階段，作為我們瞭解社會民主的概觀。

起源：改良主義（reformism）的興起

　　社會民主的發展，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以前，總是在「革命」與「改良」兩條路線之間擺盪，壹直要到「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於壹九壹九年成立之後，社會民主運動才算真正確立改良主義的發展方向，因為社會民主黨內的革命派份子，此刻已然脫離了社民黨，轉而加入共產國際。

　　改良主義的興起，最早應該是源自德國。壹八七八年，俾斯麥提出了「社會主義鎮壓法」，逼使德國的社會民主工人黨（社會民主黨的前身）面臨黨的瓦解危機，黨內的領導幹部也因而對黨的生存策略產生分歧，伯恩斯坦（E.Bernstein）等人乃開始鼓吹合法理性的改良主義，這壹種新的呼聲，自然引起了黨內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K.Kautsky）等的反擊，引發了往後壹連串的論戰，不過在鎮壓時期，這種理論鬥爭則尚未表面化。

　　壹八九○年，鎮壓法取消，德國的社會民主工黨獲得新生，並隨即將黨名改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且通過了着名的「愛爾佛特綱領」。這份綱領由於理論綱領部份是由考茨基執筆，因而在原則上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準則，但是行動綱領部份則由伯恩斯坦負責，所以實際上充滿了改良主義的色彩，主張議會路線與漸進改良，至於無產階級革命則被略而不提。

　　「愛爾佛特綱領」，可視為是第壹份標舉改良主義行動方向的正式宣言，其影響力十分深遠。壹八九壹年，成立剛兩年的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正式通過以愛爾佛特綱領作為黨的首份發展綱領，顯示出瑞典的社會民主運動，從壹開始便是以改良主義作為行動方針，當然在精神上，則仍然是以「無階級社會」作為終極目標。

　　同樣的，英國的工黨在壹九壹八年成立時，也是十分明顯的是以改良主義為建黨基準，強調透過選舉而不是革命的手段，來進行改革。

　　改良主義不但在理論上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三大支柱：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社會階級兩極化與勞動價值論，更主張在實踐手段上，以漸進式的方法，累積改革力量，最為直接的方法，便是經由選舉取得政權後，再進行社會改造的工作。

　　改良主義者的這些主張，很自然地，招致了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如考茨基與盧森堡等人的嚴厲批判，認為改良主義者只關心手段（社會改良），而忘了真正的目的（社會革命）；同時，他們認為改良主義者，對於資產階級式的代議民主政治過度樂觀，將使工人階極無法堅持根本的改變，誤以為不必透過階級鬥爭，便可以達到革命的目的，但是其實這些都只是妄想而已。

　　壹九二○年，較為激進的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為了是否加入共產國際，導致分裂，黨中的急進派獲得投票勝利，決定加入共產國際，而黨中的和緩派，包括伯恩斯坦等人，則回流到社民黨。至此，德國社民黨乃正式確立了其改良主義的方向，從壹個體製外的革命黨轉變為體製內的選舉黨。社會民主運動至此已正式宣告走上改良主義的道路。

過渡：改良主義的再修正

　　第壹次世界大戰之後，「國有化」的議題，成為許多國家的社會民主運動的首要實踐任務，特別是在社民黨已經取得政權的國家，而首先進行這項工作的便是北歐的瑞典。壹九壹八年，瑞典社民黨在未掌有議會多數的情況下組閣，為了實踐轉化資本主義社會的目標，因此瑞典社民黨在執政後，便實施了國有化及工業民主的政策。

　　不只是瑞典，英國的工黨也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於壹九四五年上臺執政，並實施國有化政策；此外，北歐的挪威與丹麥等國也均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實施了國有化，將私有企業轉為國有。雖然各國的國有化政策，在實施時間與程度上有所差異，但是基本上，卻均是以此壹政策作為首要施政目標。

　　然而，這波國有化的風潮，卻明顯遭到了挫敗。最明顯的例證，便是瑞典社民黨在壹九二八年，由於企圖強化國有化政策，而在大選中失敗，首次下臺；同樣的，挪威的社民黨也在同年下臺，國有化政策維持不到三年，便不得不終止。兩國的社民黨雖然在四年之後，再度得以執政，但是卻都已改變策略，不再提起國有化問題了。

　　為什麽國有化政策會遭到挫敗？壹項重要的政治性因素是：社民黨本身並未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同時民眾也不了解國有化的內涵與意義，甚至於連工人階級也是如此。然而，更為重要的壹個原因，應該是「社會化」與「國有化」二者在概念上的混淆。（社會化意指將私有產業轉為該產業的工人階級擁有，而國有化則是意指將私有產業轉移為國家所有）而事實上，依照馬克思原本的意涵，應是指社會化，而不是國有化。

　　由於國有化政策的挫敗，導致社民黨在理論上作出了重大的修正，亦即將國家的角色重新定位為：

１．國家只能介入控製非營利性及社會民生必要的產業，而其目的是要維持整體的經濟發展。

２．國家可以干預調控私有產業，但其目的是為了防止經濟的惡性循環，以及經濟資源的合理運用。

　　瑞典社民黨的理論家韋格佛斯（E.Wigfors）曾為此種修正作出辯護，他認為壹旦私有產業完全國有化，將導致社會主義國家成為另壹個大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形成更為嚴重的資本主義市場混亂，然而，倘若國家只是以間接的方式控製私有產業，則將可以促使資本主義經濟更合理運作，並將部份資源移作有利於全體人民的福利事項。

　　這樣的修正，實在是十分重大的轉變，因為這意味着承認私有製，以及社會化範圍的自我設限，甚至於後來還以效率這種資本主義式的觀念作為國家調整的標準。整個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道路，至此可說已再度修正，因為這種修正幾乎等於已不再將轉化私有製結構，視為首要的改革工作。

　　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到此已經走到大幅轉變的時刻，同時再加上外在情勢產生了新的變化，更促使社會民主主義必需採取新的因應策略。

轉變：福利國家的誕生

　　壹九二九年，世界性的經濟大恐慌爆發了。歐洲各國受到美 國的經濟危機影響，面臨了空前的經濟衰退，不但失業人口激增，國民所得也大幅下降40％以上，同時還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危機。為了解決這些經濟問題，瑞典社民黨的重要理論指導家韋格佛斯，乃參考了凱恩斯早期的經濟理論，並綜合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早在壹九三零年，便在社民黨內提出擴大公共部門投資，以解決失業問題，這項建議不久便成為瑞典社民黨的正式失業政策。因此，這比凱恩斯所提出的相近理論名着－「壹般經濟理論」還早六年。

　　同樣的，英國的工黨，也在壹九三九年，便有黨內理論家主張採行凱恩斯的充份就業理論，並且在壹九四五年工黨執政後正式採行，同時工黨並對外宣揚英國是「福利國家」。

　　社會民主主義轉向福利國家的方向發展，具有幾項重要的意義。

第壹，這代表了社會民主黨將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為： 調整市場力量的運作，而不是直接國有化。

第二，這代表壹種新的再分配方式，它不是直接針對薪資所得進行再分配，而是藉由賦稅改革與建立社會安全製度，間接進行再分配。

第三，它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這是壹種「去商品化」的過程，使消費領域受到商品市場的控製能夠降低。

　　壹九三二年，瑞典社民黨再次執政，便採用韋格佛斯的擴大 公共投資理論，以挽救經濟危機。但是由於依然未能取得多數，因此社民黨便與農民黨聯盟，而為了同時穩定工農階級的支持，因此就先從「再分配」與「擴充高等教育」兩項政 策方向着手，因為工農階級的共同特徵就是收入低及教育水準不高，而不同點則是所有權之有無，故而社民黨迴避了所 有製問題，將焦點集中在分配及教育問題上。

　　至於其具體內容，在社會安全方面包括有：瑞典的老人年金、免費健康醫療照顧、低收入住宅政策及失業金製度等；而在英國，工黨也實施了「公醫製度」、住宅政策等，值得註意的是，即使工黨在壹九五壹年下臺，但是接着執政的保守黨，卻並未取消這些製度，因為這已經成為英國人民的基本權利了。

　　而在教育方面，英國、瑞典與西德的社民黨除了擴大教育管 道，提昇工農階級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並設有「綜合學校 」，即學生在六年的基本教育後，便可依照興趣進入不同的 職業或壹般教育。

　　福利國家的模式，不僅有效地化解了經濟危機，更進壹步創造出壹種新的社會民主成功典範，特別是世所稱羨的北歐斯堪地維亞模式，更成為其它國家效法的對象，這個時期可以說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高峰期。

調整：工業民主的實施

　　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社會的階級結構產生了重大的改變，不但農民階級的人數降低，同時新興的白領受薪階級相對快速增加，迫使社會民主主義者必須提出新的策略，尋求新的階級聯盟。因此，社民黨自六○年代開始，便企圖將自己重新定位為：以廣大受僱階級為主的政黨，而不再只是工人階級的政黨，藉以與新興的中間階層進行結盟，擴大政治支持。

　　所以，六○年代開始，瑞典社民黨便採取了壹連串的勞動政策，包括壹九六四年的勞資集體工資協商製度、壹九六七年的年金基金，壹九七壹年更是邁進壹大步，實施「工業民主製」，使受僱者也能參與產業的經營，將產業的經營權予以社會化，進壹步使社會民主主義擴大實施，可說是社會民主運動史上十分重要的壹個裏程碑，使社會民主主義向前跨進了壹大步。

　　同樣的，法國自從六○年代末期，發生了學生大革命之後，在左派及社會民主人士的共同提倡下，要求產業民主的呼聲十分高昂，他們主張將民主擴大到各種產業的領域，甚至於包括媒體、大學及教會等特殊領域，以徹底落實社會權的理念。而在西德，經由社民黨與工會人士的共同努力，工業民主的浪潮也同樣相當高漲，更是早在五○年代中期以後便於「企業法」中有相關的規定，並於壹九七四年通過「共同決定法」，擴大實施共同決定製。

　　壹九七五年，瑞典社民黨乘勝追擊，推動「受僱者基金」，以給予受僱者更大的保障，不過這項創舉隨後便因資本家的聯合上街頭抗議，而被取消了。這個挫敗，卻促使社民黨與工會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終於在壹九七八年提出了壹項新的方案，主張：透過營利所得稅與薪資所得稅的法案，建立眾多的薪資所得者基金與信用基金，而其基金持有者則是產業中的受僱者與同壹郡內的其他受僱者。由於基金不可出售，同時乃是集體擁有，因此將可以保證：五百人以上的產業受僱者，至遲三十五年，便可以將基金逐漸轉移給受僱者。

　　事實上，這是社民黨為了團結白領與藍領勞工，所採取的策略，同時其實也是壹種迂迴的團結基金手段，以謀求資本家的妥協，而其真正的目的則是進壹步嚐試推動經濟民主政策。壹九八三年，經過多次的協調，瑞典國會終於通過法案規定：企業應提撥20%的利潤，存入中央銀行，用於科技研發，使用時則需與工會先行商量，這項新製度雖然已與原本的想法有所距離，但是對於社會民主，仍有壹定程度的進展。

結語

　　社會民主的發展，歷經百餘年，其間雖有過數次的理論與策略轉變，從國有化到福利國家，再轉變到工業民主，甚至於也曾嘗試經濟民主的改革，以有效因應社會變化，但是其基本的價值與理念則始終保持，就是：促進社會平等、維繫社會團結以及人性自主的尊嚴，而其實踐方式則是要將政治領域的民主化，擴充到勞動生產領域以及消費領域，使社會的其它領域也能夠更為民主與平等，達成社會民主的目標。

西方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自十九世紀工業化以來， 發展形成工業社會，「標準化大量生產模式」逐漸成為工業社會的主要生產方式， 稱之為「福特主義（Fordism）」。而面對福特主義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傳統社會民主（Traditional Social Democracy）」的核心理念，是在接受資本主義的前提下，立基於民主政治，針對資本主義衍生的社會不平等與剝削問題進行改革，而為了達成改革，便必需藉由「國家（State）」來啟動與實施管製性的政策，才能夠降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造成的社會問題（Martell,2001:2）。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國家經過歷史之演變發展，「傳統社會民主」理念下，對於「國家」的定位，主要是以「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的形式來呈現，同時國家的主要角色任務，在於進行社會資源的重分配，以達到社會平等與社會團結的目標，國家施行的具體政策包括：施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擴張政策，建立失業保險、健康保險、國民年金等社會福利政策，強化工會組織與落實團體協商，以強化統合主義。

　　但是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發展規律，則是立基於「資本投資－勞動經濟－ 過度積累－ 降低需求－ 失業－提升效率－再投資－彈性積累－彈性化勞力運用」的運作模式，在經濟繁榮與蕭條中交替循環，全球化擴大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過度積累危機，過度積累會導致企業組織處於存貨過多等危機中，因此迫使企業必需採取所謂「彈性積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策略，包括彈性運用勞動力，以及改變生產模式（Harvey,1990）。在全球化的彈性積累策略思惟下，傳統工業社會「福特主義（Fordism）」的「標準化大量生產模式」已不再適用，在「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時代」取而代之的是「豐田主義（Toyotism）」的「少量多樣化生產管理模式」（Waters,2000）。

　　從福特主義時代將國家定位為福利國家，轉變到全球化時代的後福特主義，「傳統社會民主」理念受到了明顯的衝擊影響，同時也使得福利國家的運作，出現了問題，可分為二方面來說明。首先是自1980 年代後期起，社會民主國家的公民對於國家藉由稅收方式，來支持福利體系高額財政支出的意願，已達到極限，導致福利國家的社會安全體系的擴張受到明顯影響；其次是福利國家的社會安全體系，執行效能出現下降的問題，導因於「傳統社會民主」理念下的社會安全體系，是以「生產者」為核心關註對象，而不是以「消費者」為協助對象，使得儘管「傳統社會民主」宣稱是基於民主理念來製定政策，但是實際上的做法卻是採取「有差別的民主」，並不是真正的民主，這種落差導致「傳統社會民主」難以因應變化，持續擴張其影響力。

　　現在的問題是：在新的全球化政治經濟管製形式下，「國家」的角色發生了何種變化？特別是從「社會民主」的立場來看，又應該如何重新思考定位「國家」的角色？可以從下述三方面來分析說明。

1. 全球化下「現代化社會民主」國家的角色變化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傳統的社會民主」運作形式面臨了挑戰，有部份社會民主體製國家（如英國、荷蘭），逐漸轉而採取所謂「現代化的社會民主（Moderning Social Democracy）」思惟， 也就是吸取了新自由主義的部份觀念，比起「傳統的社會民主」理念， 更加強調市場自由競爭， 形成「競爭性統合主義（CompetitiveCorporatism）」， 同時認為國家難以再扮演如同過去的積極性角色，即使採取高度管製的政策，其成效也受到明顯限製（Martell,2001:4），其理由有三點。第壹項理由是因為在全球化下的多數國家，仍然是站在國家自利的立場，只有局限在反應與處理全球化經濟競爭對國家境內公民權益產生影響的情況發生時，才會採取政府干預主義，而不是基於對國內公民加強社會保障的立場來進行市場干預；第二是在全球性政治運作下，國家的管製力量尚未消失，但是受到跨國組織影響力持續擴大趨勢的影響，國家對於國內事務本身的掌控能力與程度均明顯下降，使得國家難以有效地針對國內事務進行管製。

　　因此，全球化政治經濟體系製約下的單壹「國家」，即使是社會民主體製國家， 也日益採取所謂「競爭國（Competitive State）」的思惟，來進行國家治理工作，也就是壹方面基於與其它國家競爭的對抗性心態，進行跨國性策略運作，對外更加強化參與國際間的權力策略運作，藉以取得更多有利競爭的優勢位置與資源；另壹方面，則是藉由將國家資源移轉至國際競爭的理由，對內向國內公民要求必需提升個人在市場中的競爭能力，相對就減輕了國家在社會安全上的責任，同時也自然地減少了社會安全的福利支出。

2. 國家在經濟上的「生產性」角色

　　國家真正具有的正面「生產性角色（Productive role）」，來自於國家作為各種社會與經濟組織間的多元中介作用角色（Plural intermediating），而不是進行直接的經濟生產活動。即使當國家成為直接生產者角色時，國家雖然因此自然會進入競爭行列而改善其生產效率，但這並不是意指國家從此必需遵循市場法則，而是公民必需改變對於國家進行社會服務活動的控製方式。例如社會保障雖然是壹種非直接性的社會生產活動，但是其作用正是在於平衡市場競爭活動造成對個別公民的社會風險擴大問題，此種社會生產活動便不能依據市場法則運作，其運作與存在有賴於公民團結（citizenshipsolidarity），因為關於社會保障的社會正義原則，必需在公民的控製之下，經由民主的方式，來決定國家對公民應該提供的承諾與資源，特別是必需提供給不平等機會處境的公民，享有社會資源協助的機會（Nadel,1999:9）。

　　在新的全球化管製形式下，會出現與社會保障及勞動保護相反的管製形式，使得國家原本決定社會保障的正義原則，勢將歷經衝擊與再發展。同時因為受薪者階級將發現，面對全球化國際金融市場的壓力日益增加，要想平衡這種競爭壓力， 更必需透過國家與社會政治組織的中介，才能夠擴散力量，而要想影響國家的決策方向，便必需更加強調「在公民控製下，經由民主方式來決定國家對公民提供的社會保障承諾」，避免國家基於國際競爭的理由，減輕了國家在社會安全上的責任，同時也自然地減少了社會安全的福利支出。。

3. 國家在「就業」上的社會性角色

　　關於國家在面對失業問題時，究竟應該扮演何種角色，存在着二種相反立場的極端理論（Nadel,1999:11）。壹是「負所得稅」理論（negativetax），假定市場均衡是最佳的安置法則，依照此壹法則自然會將個人就業能力安置到最適合的職位上，只有當無就業能力的個人失業者出現時，才可獲得基本收入（basic income），財源來自於負所得稅，而國家的角色是將收取之稅金，做出適當分配給個人失業者，使個人獲得基本收入。在此，「個人責任」仍然是解決失業問題的主要角色，而國家則僅具有「所得重分配」的消極性角色。

　　另壹種立場相反的理論，則視國家為失業者「最後依靠的雇主」角色，因此國家並不是藉由市場運作規律與提供最低收入來安置失業者，而是國家直接僱用失業者，也就是由國家提供有薪工作給市場視為無就業能力的個別失業者。在此，國家被賦予壹種義務，認為國家必需積極提供失業者工作機會的特別責任義務。

　　實際上，多數國家在失業問題上所擔負的角色，介於這二種極端理論之間。因為每壹國家的福利體系，在實務運作時， 均需同時透過市場誘因與製度性架構來運作， 而這二個面向的運作， 多少都會受到意識型態、政治與社會支持力量、勞工階級的影響， 因此國家必需取得製度性妥協（institutional compromises），才能夠實施就業政策。而「現代化社會民主」的國家， 最明顯的改變就是強調國家應該提供「最低機會（Minimum opportunities）」，提供給受到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al） 的失業者（Martell,2001:6），例如荷蘭已發展出「彈性安全（Flexicurity）」的策略作法，強調兼顧雇主的市場競爭需求與勞工的安全需求（Wilthagen,2001），壹方面擴大解除對於各種非典型工作的管製，同時另壹方面增加提供給非典型工作者獲得政策協助；而英國則是實施「新協定計劃（New Deal）」，強調領取尋職者津貼的失業者，有義務與政府的就業服務機構簽立協定，接受國家要求配合的政策措施。

社會民主體製「國家」存在的基本精神

　　在不同體製之下，「國家」面對經濟全球化與勞動市場彈性化的趨勢，如何調控（Steering）對於經濟市場與就業關係領域的管製程度，各有不同，同時如何重新定位國家、市場、社會與家庭在不同體製的扮演角色，藉以因應高失業率與非典型工作問題引發的社會危機。Esping-Anderson（1999）指出，當代的資本主義國家體製，在面對「平等－工作」之間的交換難題時（equality-jobs trade-off），呈現出不同的選擇途徑，自由主義體製國家採取去管製化的策略，放寬就業保護規範、擴大彈性工作與弱化工會力量，但是此種過度順應勞動市場的作法，迎合雇主使用大量低成本工作者，也缺乏積極性公共訓練計劃，會明顯產生社會風險擴大的不平等（inequalities）問題；而社會民主體製國家，基本處理原則均是根據「社會保障」的傳統，即使是所謂「現代化社會民主」的國家，也是採取擴大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以吸納過多勞動人口，降低社會風險，積極處理「不平等」問題，因此與自由主義體製國家採取的去管製化的策略，有明顯不同，而這也正是社會民主體製國家繼續維持的珍貴原則與精神。

傳統的社會民主福利國家能否與全球化的經濟需求（demands）互相協調？

　　瑞典的社會民主黨認為優良的社會民主傳統是，不論經濟的全球化與否，必須總是為人們提供經濟上的工作機會，所以，不必為世界的經濟新環境與現況所限製，應使其為我們所用。

　　瑞典的社會民主黨認為社會民主仍有其前景，而且不必在理念上有所讓步。但是首先必須擺脫舊的、不合時宜的部份。必須停止經由借貸來建立的福利國家，依此觀點，全球化反而對財政上的限製是有幫助的。

　　瑞典的社會民主黨認為現在並非描寫社會民主正站在面臨選擇全球化與否的轉折點上，問題毋寧是，我們是否要帶着福利國家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走向未來？

面對全球化需要更健康的經濟

　　這樣的計畫需要健康的經濟。西班牙社會民主黨人Felipe Gonzalez曾說，這樣的計畫不需脫離與右派份子在通貨膨脹上的鬥爭，通貨膨脹就像是對低收入者的稅壹樣，對它的鬥爭應為左派的首要任務。別想要我們的政敵與我們有共識，而是要作的比他們更好。

　　社民黨在1994秋天執政時，瑞典的經濟是沉重的，預算赤字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13%，國家負債增加到失控。市場與企業要求政府的財政正常。社民黨同意並實行了壹個龐大的預算強化計畫，使預算赤字降到3%以下，次年沒有赤字，瑞典成為歐洲經濟強國之壹。

降低公共支出，但維持基本福利

　　降低公共支出已經成為關鍵，但不是唯壹；社民黨也增稅，儘管有觸發通貨膨脹的危險以及降低投資意願。但社民黨堅持每個人都應共體時艱，經由降低給付或增稅。政策起效用時，瑞典的利率被砍掉壹半，是1994年歐洲國家中最高的，通貨膨脹同時也消失了，工業投資增加到70%。

　　在政策實行的同時，社民黨回復了瑞典對社會民主價值的追求。對過度通貨膨脹的對抗就是為了福利國家的延續而對抗。雖然這些政策不如以往那般慷慨。重要的是點出財政的困難並不是福利政策所致。財政的危機最終帶來了失業、國家負債到前所未有的境地，這是起源於不良的家庭穩定政策（domestic stabilization policies）所造成的。

　　在最近兩年，社民黨將預算削減至邊緣，乃企圖在未來能繼續保有基本的福利體系核心。社民黨認為這是左派壹個重要的計畫，並為之驕傲。預算赤字、公共負債、通貨膨脹與財政上的失職，不是與社會民主有關的價值。

　　有些時候，修改作風是痛苦的，社民黨被迫修改原本優良運作的計畫，去適應財政。其它的時候，我們可以擺脫那些代價高昂卻不起效用的部份。我們調整福利以國家適應現代的狀況。現在這種調適看來如何？它並不是壹種決策上主要的與大的轉折而是許多小的、突然出現在每壹個政策製訂面向。在壹個時常變化的環境中，必須時時適應與熟悉。要將它做好，社民黨同時必須依賴社會民主意識型態與表現出壹些實用主義的風格。

私有化不見得有效率

　　壹個重點是，社民黨不是像對手那樣在現實世界所表現出的那種實用主義，在許多狀況下，他們的對手常常見不到理念之所在。例如，當我們看到國家的重要性時，他們就說私有化能夠解決問題，也就是我們常被告知的——私有化的與民營化的運作會比國家公營的運作來的有效率。

　　這樣的理由當然是跳躍地結論。社民黨認為只要比較瑞典與美國的健康照護體系，就可以明白公開運作的體系會比民營的體系來的有效率多了。同樣的健康照護，在瑞典只需7%的GDP，而在美國卻需要14%。社民黨認為大多數美國人比較願意少付出7%的稅，而不是14%的保險給付。而且其體系並沒有含納進更多的人口，品質也沒有更好。當然，公立體系必須令人滿意。但社民黨主張公營系統應有很好的機會成為那樣，至少它是具有普遍性的特徵，若其是為了每壹個人而付出的話。

　　社民黨認為，瑞典經驗告訴我們：當系統令人滿意並且有效率時，每壹個人都會使用它。私有化的出路只為了中產階級的利益，是狹隘的。當人們接受到其所需要的，而且感到有價值時，他們會願意付出必須的稅金。如同壹位學者所說：「對人們來說，只有最好的，才是足夠的」。

　　社民黨固守着這個原則，將福利計畫的預算削減，維持在會危及品質的最小水平上。

　　但社民黨也拒絕將中產階級排除在福利計畫之外，而且拒絕嘗試福利體系中存在着平行、針對不同團體有不壹樣的品質的狀況。在普遍性的原則上我們絕不妥協。

對抗貧窮必須吸納中產階級

　　至於常被提出的個問題：「將富裕的人納入公共安全體系是否會侵蝕對最需要援助者的部份？特別是在資金稀少的時候，將至少比較的富裕的人排除在目標之外是否更好」？社民黨的答案是否定的。經過幾個跨國的比較發現，若要真正對抗貧窮與不平等，就必須策略地將中產階級納進福利國家的體系中來。

　　要真正援助窮人卻又要給予富人福利的理由為何？「社民黨稱之為再分配的弔詭」。簡單講，因為經由公共安全利益的廣泛分享，有機會讓他們喜好這樣的政策，為了留給窮者更多，最好是透過社會安全體系給予更大多數人口以公共安全。

　　社民黨從科學上的證實與政治上的教訓，認為若將政府的資源為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保留着，事實上反而可能幫倒忙。妳不可能要大多數人民壹而再，再而三投妳的票。若政策壹再要人們付出的，而沒能讓他們得到回饋，這個政策註定失敗。

讓人們感覺沒有被利用

　　在瑞典過去就將失業與疾病津貼削減至薪水的75%，但這對低收入的勞工在失業與疾病來說，並不能感到安全。因此，社民黨要提昇水平到80%的工資，但不認為能提昇到100%的水平，這是瑞典1980年代的例子。疾病休假政策（A sick leave policy）在某些公司中有30%的勞工是根本是用不上的。

　　社民黨認為執政時，重要的有兩項：要使人們感覺到他們是福利國家的壹份子，還有讓他們沒有被利用、佔便宜的感覺。

只有最好的，對人才是足夠的

　　當社民黨在管理福利國家的財政時特別註意，對於納稅人公帑的配置有幾點需要註意：

1.錢與財貨的使用必須公開使每壹個人都可得知，如前所述。

2.資金不可浪費，效率是指針。

3.絕不可以容忍公共部門的腐化，必須成為最好。

4.「只有最好的對人們才是足夠的」，品質是招牌。

　　若人們認為是稅收支配着福利系統，則社民黨這些要點就是重要的。因為，稅收的不可避免就像以前壹樣是作為壹種主要的部份。廣泛的福利體系不必成為為了對企業有較佳環境的祭品。

　　The American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對歐洲21成員國家作了調查，對企業的環境較佳的國家依次為瑞士、愛爾蘭、荷蘭與瑞典。

　　有人認為這樣的國家在各方面都有高稅收的壓力，或許要他們壹下子相信是很困難的，但是瑞典在壹段時期中，確實是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國家（OECD）中稅收最高的國家。

　　但以「總稅收偏高」這個指標來衡量壹個國家的經濟成長是粗糙不嚴密的。1960年代的瑞典是世界上同時擁有高稅收與高經濟成長的國家。另外，還有更惡劣的說法，謂「總稅收偏高」的福利國家影響私人企業的投資指標。其實就整個國際的觀點來看，瑞典的公司稅（corporate tax）是很低的。還有壹向重要的就是：稅有多高，他們就有更多的公平與效率。在如此高稅收的體系中，以稅收構思成長是重要的。

公平的稅製是獲得人民信賴的基礎

　　1980年代瑞典的稅收立法系統是混雜的。特別是資產稅，非常不穩定。稅製使之在借貸上比在存款上具有更多的利潤，故若要避免被課稅，只要在交易買賣上仔細地動手腳就可以達到。當變成所得稅時，也沒能變的更清楚。不良的稅製與通貨膨脹使人們在經濟上作了錯誤的。不具生產性的行為。人們投資在不動產與休閒觀光等事業替代生產、成長與就業。但對社民黨而言，這些都不是社會民主精神應該有的。這不是建構福利國家之健康的經濟基礎。今日，瑞典已經擺脫凌亂並取得健全的稅收體系，有較少的漏洞，較廣泛的稅基與更低的稅率。公平的稅製是獲得人民支持的基礎。

確保社會安全因應全球經濟

　　同時，好的稅收政策也可提昇市場經濟的動力。部份是因應全球化經濟的需求，接受了壹定程度的改變，但瑞典社會民主主義者清楚知道，福利與改變是可以齊頭並進的。事實上，兩者還彼此增進了彼此。

　　或許我們被灌輸了太多，說福利與安全是過時的現象，不是用於全球化的經濟脈絡。可笑的是我們竟然也接受了這種觀念。但瑞典的歷史告訴我們，福利國家是成長主要的推動者。福利國家帶給巨大變動中的人們以安全與穩定。這樣使人們在變動中能夠利用機會（工業發展）得利。強大的國家激勵人們改變生活卻不會危急生活安全。改變使產業持續成長。

　　這是瑞典的壹個重大的傳統，這種觀念是說：當人們面臨變遷時，若能感到安全，則他們會欣然接受變遷。這個傳統也結合生產的利益與福利國家兩者——企圖使人們發揮他們最大的潛能。

究竟在概念上，社會民主的意涵是什麽呢？它所代表的政治選擇或價值內容，與工會運動又有什麽關係呢？

　　我們可以這麽說：雖然在不同的國家，有着不盡相同的用語或名詞，但是所謂的社會民主路線，泛指壹種明確的政治政黨取向，其內涵就是企圖結合社會主義與民主的原則，所標榜與追求的價值，也即是社會主義與民主。

　　以社會民主的先驅德國為例，十九世紀的前葉，主張將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畢其功於壹役的民主人士，壹般就稱之為所謂的「社會民主黨人」（Sozialdemokraten），以別於擁護自由主義式議會民主，未着眼或甚至否定社會改革的資產階級民主人，以及堅決主張社會革命的共產黨人（Kommunisten）。

　　1863年，拉薩爾（F. Lassalle）領導下的德國工人總會（ADAV）在萊比錫成立，這個組織結合拉薩爾陣營掌控下的工會人士及工人，其綱領主張社會主義的民族國家路線，強調以和平的方式，在不推翻國家（民族國家）的前提下，尋求社會平等的實現。數年後，1869年，與拉薩爾陣營打對臺的馬克思陣營，其旗下的主要工會領導者李蔔克內西（K. Liebknecht）與倍倍爾（A. Bebel），在艾森納（Eisenach）成立「社會民主工人黨」（SDAP）。該黨首度使用所謂的「社會民主」的名稱，主張國際的社會主義及階級鬥爭，也就是全盤接受馬克思主義作為其政治與意識型態的基礎，以有別於德國工人總會的「民族國家的」及「和平方式的」，雙方互別苗頭，雖然該會在領導人拉薩爾1864年去世後，似有積弱式微之兆。

　　1875年，德國工人總會與社會民主工人黨，為了團結工人與工會的政治力量，兩派所謂的「拉薩爾信徒」（Lassalleaner）與「艾森納人」（Eisenacher），遂共同攜手合作，在哥達（Gotha）共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AP），該黨遂又在1890年，改組為「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在德皇社會黨人法的壓迫下，團結作為工人的政治力量。從黨綱上看來，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不折不扣的馬克思主義式的，也就是仍然標榜社會主義與階級鬥爭。

　　隨着社會民主黨的日益茁壯，不但在黨的內部，也在由其所領導的「共產第二國際」（Kominter II）之中，逐漸興起了論戰，也就是辯論如何解釋馬克思的理論（此時開始出現了所謂的馬克思的馬克思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分野），以及如何實踐的問題。在經年累月的拉扯中，由伯恩斯坦（E. Bernstein）所代表的所謂「修正主義」（Revisionismus）路線，逐漸佔了上風，主張以在現存國家之下的「改革主義」（Reformismus），來取代、來放棄革命的目標。影響所及，在十九、二十世紀交替之時，受德國工人組織政黨風潮所鼓舞、所推波助瀾的歐洲各國社會民主政黨運動，特別是在西歐及南歐，內部也都出現了激烈的「革命或改革」之爭。各國情形也大致與德國近似：壹個主張積極的憲法政策與社會政策路線（普遍選舉權、勞工保護法令、8小時工時、團體協約、肯定工會的合法性），也就是堅持「修正主義的思考」及「改革主義的實踐」的主張，最後都獲得勝利。當然，繼續捍衛革命理想的羅莎盧森堡（R. Luxemberg）與列寧（W. I. Lenin），漸漸的與社會民主的社會主義運動、工人政治運動脫離，在第壹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興起所謂的「新的社會主義政黨類型」，也就是後來的共產黨。

　　總而言之，今日歐美國家的社會民主政黨，依循其歷史的發展脈絡，其最典型的特徵都是：「肯定議會民主體製」＋「願意與其他的民主力量/勢力合作」＋「以改革的手段」＋「追求社會主義的平等理想」。當然，今天許多歐美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許多主張與價值內涵上，其實或與社會民主政黨相去不遠，但仍在基本的意識型態上容有差距。例如西歐與南歐的社會主義黨，其黨綱就經常特別強調所謂「工人階級的壹體性」，亦可算是十九世紀「改革與革命」路線之爭的殘餘吧。

　　觀察歷史的發展，我們可以極為肯定的說道：社會民主政黨，以及抱持同樣價值內涵與主張（議會民主、自由改革、社會主義平等）的社會民主運動，其催生者，無疑的，應該是、而且必然是勞動者，是工人的團結組織 - 工會，其主要的支持者、推動者，不二的核心份子，除了勞工，除了工會，也別無他求。壹個社會民主運動，壹個社會民主政黨，乃至壹個社會民主政權，沒有工人的發起，沒有工會的組織，沒有攜手的共同努力，是沒有誕生與實踐的可能的。社會民主的價值壹但清晰，或許可以有不同的階層階級支持，但社會民主運動的主體卻很單壹而明確：只有勞動者，只有工會。

社會民主政黨既然出現，在如何的條件之下，才會形成壹社會民主體製的政府，才有從施政上落實社會民主理念的機會呢？究竟從專製君主政體，亦或自由主義的民主憲政體製，在何等的時機之下，才有可能蛻變為標榜「社會團結」、「扶助弱勢」、「實現社會正義」，在民主之前、之上、之旁，再加入「社會的」（sozial）、變為社會民主的政治體製呢？

　　觀察人類歷史上第壹個社會民主政府 – 德國威瑪共和國（Weimarer Republik）的催生歷程，也許我們可以看出壹些端倪。1918年秋天，第壹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s II）統帥下的帝國軍隊已呈強弩之末，節節敗退，軍事上雖未顯露全線潰敗之勢，但社會與政治局勢動盪不安，經濟全面崩盤，帝國政府已心知肚明，戰爭恐怕將以敗戰、或至少和局收場。1918年10月，由返鄉的士兵及知識分子所組成之「斯巴達團體」（Spartakusgruppe），舉行全國性之集會，決議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反對帝國主義，同時導向壹社會主義革命路線，這壹次的集會，通過所謂的「人民革命綱領」（Programm der Volksrevolution），正式揭開德國「11月革命」的序幕：11月3日，基爾（Kiel）軍港帝國艦隊的水手們，拿起武器，支援當地的工人總罷工行動，隨後數日，德國各地紛紛興起工人與士兵的聯合行動，工人罷工，士兵聲援保護，雙方壹起組成了各地的「工人委員會」與「軍人委員會」，着手接管各地政府、企業及治安機關，試圖穩定後戰爭時代的社會秩序；這便是史稱的「11月革命」或「委員會運動」（R?tebewegung）。行動的最高峰，出現在11月9日的首都柏林，當地工人發起總罷工，並與返鄉的士兵肩併肩，發起武裝起義。行動開始後沒有多久，德皇即透過最後壹任帝國總理巴登王子馬斯（Prinz Max v. Baden），宣布遜位，逃往荷蘭，政權移交給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艾柏特（F. Ebert），普魯士霍亨索倫家族的專製君主時代，正式宣告壽終正寢。在聚集於柏林總理府之政治人物們焦頭爛額，苦商如何應付緊接之亂局之際，社會民主黨人夏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突然跑至窗臺邊，向外頭等後的群眾高喊：「共和國成立！」，從此刻開始，歷史上所稱之威瑪共和國正式誕生。歷經同壹日的密集協商後，艾柏特宣布組成「人民代表委員會」（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作為臨時政府，並在數天后，11月12日，宣布改革主義的政治綱領，確立自由民主的議會路線，拒斥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的餘孽，賦予人民民主與政治自由，強調政治、社會、經濟的不同參與權，加強社會保障。

兩天后，1918年11月11日，各地停戰，工人及軍人委員會放下武器，但是要求新政府務必落實11月革命所訴求的民主權利。12月19日，在德國各地工人及軍人委員會所召開之全國會議上，決議參加共和國政府依11月30日所頒布之命令而即將舉行之全國大選，放下武器，參與議會民主體製的選舉，「委員會運動」正式宣告結束，社會民主黨政府的政權趨於穩固，1919年1月19日，德國大選，各地選出國民大會（Nationalversammlung）之代表，由於首都柏林的極左派繼續暴動不斷，國民大會遂決定改於中部的威瑪市召開。1919年2月6日，國民大會於威瑪正式開議，經過六個月的冗長討論，同年8月11日，國民大會正式通過憲法草案，8月14日，「威瑪憲法」（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施行，人類歷史上第壹個社會民主政權，伴隨着它社會民主憲法基礎的完成，正式走向前所未有的社會民主實驗之路。

從以上的歷史描述，我們可以看出什麽蛛絲馬跡呢？首先，歷史學家都承認，沒有11月革命，沒有各地工人及軍人委員會的風起雲湧（而顯然的，掘起的士兵又都是工人階級的出身背景，而非貴族的軍官），普魯士的專製君主體製不會被劃下休止符，因為第壹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並未戰敗，只是軍事的失利，逼迫必須選擇停戰，政權並不壹定要垮臺，然而，德國國內政治、社會與經濟秩序的瓦解，在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壓力下，才逼使舊政權必須黯然退下。從另壹個角度來說，在委員會運動的推波助瀾之下，社會必須被迫面對抉擇：要不就走向壹社會主義的體製，要不就與資產階級合作，選擇壹妥協的社會民主體製，雖然不是完全的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式的共產或政治社會秩序，但至少在議會民主的體製下，加入重視社會正義、參與、共同決定的結構特徵。當然，委員會運動的失敗，並非完全肇因於所謂人民的自主選擇，而經常來自於政治陰謀或合縱連橫（例如艾柏特與陸軍將領秘密簽定、用以鎮壓委員會運動的所謂「艾柏特-哥羅內協定」（Ebert-Groener-Pakt），但壹項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沒有以工人為主體的政治社會運動的施壓，沒有實力的展現，沒有必要時訴諸街頭、訴諸暴力的犧牲，壹個進步的社會民主政府與體製，是無由誕生的。

我們回顧了人類歷史上第壹個社會民主政府-德國威瑪共和，那個驚心動魄的誕生過程，理解到壹個或許放諸四海皆準的現象：沒有以工人為主體的政治社會運動的施壓，沒有實力的展現，沒有必要時訴諸街頭、訴諸暴力的犧牲，壹個進步的社會民主政府與體製，是無由誕生的。其實，雖然本質上如此，但是並非所有的社會民主政權的出現，都像德國那般的充滿張力與戲劇性。讓我們來看看另壹個例子，自由主義與市場經濟、工業革命的發源地 – 英國。

英國的社會民主政黨 – 工黨（Labour Party），成立於世紀交替的1900年，與德國的發展極為類似的，它亦是在工人運動發展到壹相當的時期及階段，亦即理解到：必須投入資產階級的體製內政治結構中，尋求對運動更有利的出發基礎（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實現法權要求?（Rechts-forder-ungen）），以從體製內達成改變體製的改革路線時，由工會與支持工人運動的知識份子所組成。不例外的，知識份子的參與與催生，居功厥偉，但是工人運動所累積蘊發的社會力量，方是背後真正的實力基礎。英國工黨曾經在1923及1924兩度執政，成立合計不到三年的少數政府，政事的推行並不順利，壹項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的工黨在J. R. MacDonald的領導下，不但政策不明，路線不清，而且不斷試圖組織聯合政府，也就是結合自由主義者的保守份子，以解決自己少數政府的窘境，是以造成工黨內部工會陣營的反對，乃至全面退出。換句話說，在如此的政治現實之下，壹個所謂真正的「社會民主」，其實是無從實現的。

　　歷史給了工黨及社會民主第二次機會，雖然是代價慘重的機會：第二次世紀大戰的玉石俱焚。英國雖然戰勝，但卻處處殘破，民不聊生，人民處於飢荒、瀕臨死亡的邊緣，如同美國戰爭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日記中所記載的：「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所可能發生之最悲慘的情況…」。國家財政破產，國內與國際金融秩序瓦解，百業面臨全面的崩解，經濟顯得毫無活力，似乎無法從戰爭的驚慄與破壞中回復，當時的人們相信，只有三個字可以形容英國的處境：摧毀、痛苦、分裂。

有壹跟接下來工黨執政（1945年波茲坦會議期間大選的拉下邱吉爾）、乃至社會民主政權的出現，有着關鍵性影響的現象：英國人民意識中，資本主義的全面破產。當時的英國歷史學家Alan Taylor寫道：「在歐洲，沒有人相信所謂的美國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因為它就是大企業主的同義詞。或者，更精準壹點的說：那些還在相信的人，是大家所唾棄的政黨，是壹群沒有未來的政治人物，他們的命運，跟1688年雅各賓黨人沒有兩樣…」。在普遍的國民認知中，資本主義道德敗壞，只談貪婪，不知何謂理想，盲目的支持社會的不平等，不但不符合社會的期許，更赤裸壹點的說：世界大戰的元兇根本就是資本主義工黨接下了這項歷史任務。獲得政權之後，工黨真正塑立了壹個英國歷史上沒有出現過的政府路線，簡言之，就是以「解決失業」，作為自己的理性堅持（raison d』etre）。工黨認為，英國的資本主義，已經被證明無能，它投資太少，沒有企業倫理與道德，只知貪婪獲益，賺取暴利，並不忘掠奪勞動者。工黨的決定是：放棄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政策，遠離作為英國經濟哲學的十九世紀傳統自由主義。執政後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全民健保，所謂的國家健康服務醫療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退休年金製度，投資國民的教育，興建國民住宅，並且採取壹切的手段，努力創造充分就業。相對於歐洲大陸希特勒式的「權力國家」（Machtstaat），工黨把自己的理想國度，除了稱之為壹次大戰後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所傲稱的?英雄之家?（homes fit for heroes），或是工黨在選戰中所自封的「新耶路撒冷」以外，接連的實踐與行動，又替英國發明了壹個至今世界上人人朗朗上口的名詞：社會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

　　英國與德國的歷史命運與發展進程，當然完全不同。德國經常呈現斷裂式的時代交替，社會必須去面對天崩地裂般的變天，某個程度上來說，英國人是較為幸運的，不論歷史的挑戰為何，英國總是在內國秩序的和平狀態下，完成時代的更迭。但同樣的，在國家與社會面臨劇變，遭逢生死關頭的挑戰時，壹個以工人運動為後盾，壹個反資本主義、以崇尚社會公平正義、平等與尊嚴為目標的社會力量，才有可能挽救國家與社會，在存亡的關鍵壹役中，獲得最後的勝利。吾人又回到壹個相似的歷史邏輯：時代在巨大災難之後的轉折點，要挽救國家與社會，唯壹的憑藉，恐怕仍是自主覺醒的大眾勞動者，集結自己的力量，不管是德國的以武力對抗反動，亦或英國的以選票投下不信任，以社會民主的價值為後盾，落實自己的社會民主政策，方有成就的可能。

德國與英國社會民主政權的出現歷程，雖然壹個充滿戲劇性張力與爆發力，另壹則是緩進中帶着堅毅的決心向前，然而，歷史的規律某個程度是壹致的：資本主義體製出現危機（戰爭），它被證明不但無能解決危機，甚至自己就是危機的製造元兇。某種角度上來說，社會民主政權解救了資本主義體製，它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價值之外，重新找到了「平等」、「公義」，乃至真正的「繁榮」與「自由」的實現。這壹期中，讓我們來看看法國的例子。

　　與德國英國壹樣，壹切的轉折來自於戰爭的災難。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法國處於極為尷尬的地位：既不是戰勝國，也不是戰敗國，壹些用來描述當時法國的字眼，大概就是社會瓦解、經濟崩潰，通敵與反抗，跟戰前沒有太多的差別。戰後法國的首要任務，無異復甦，重建法律的新秩序。顯然德國佔領前的第三共和已壹去不返，人們需要壹個新的秩序，新的希望，而顯然，它的答案不是「資本主義」。

　　如同在戰後的英國，資本主義體製被認為是腐化與無能的代名詞，它是落伍的、頑固的、僵化的、短視近利而怯於投資未來的。那些只知維護自己私利的家族企業，缺乏進取精神的商人們，眼中只有如何維護自己的利益，阻斷別人的競爭，以鞏固家族企業的優越地位，事實上，早在戰爭爆發前，法國的資本主義面貌已早失人心：1939年，法國的工廠機器的平均壽命，是美國的四倍，英國的三倍，每壹工作時數的生產力是美國的三分之壹，英國的壹半，壹次到二次世界大戰的二十年間，法國人的生活狀況幾乎沒有任何的提升，國民的平均所得繼續停留在1919年的水準。

　　戰爭的嚴酷考驗更不會放過法國：落後的經濟組織，無疑就是政治與軍事失敗的主要原因，舊有的體系無法供應社會與經濟重建所需，而壹大部分的大企業又以與納粹通敵、與維琪政府眉來眼去着稱。

　　法國因為特殊的政治原因，並沒有像英國或德國壹般的社會民主政府的直接出現，換句話說，法國經驗的重點不在政權的易手，因為，「被盟軍解放」的命運，直接牽引法國的命運到戴高樂將軍（General Charles de Gaulle） 之手。戴高樂雖然頑固，頑固到要抱轟登陸北非法國殖民地的盟軍，雖然不可理喻，不可理喻到不斷宣稱自己是戰勝國，但是有壹點，他的頭腦還是清楚的：在法國，資本主義體製是無能的，是被證明不能倚靠的，因此重點在於：「國家必須出來將權力的槓杆掌握在手」。

　　戴高樂警告說：妳們這些養尊處優、享盡特權的人們註意了，我們是可以放棄妳們的，因為妳們的行徑，只證明自己的無能與荒謬而已。社會民主的價值，開始取代了戰前自由主義的價值，在強調「平等之上才有真正之自由可言」、「社會與經濟問題的解決不能倚賴資本主義體製」、「國家必須出面擔任主要的核心角色」、「以社會民主的體製，取代形式上自由民主的體製」的思維與共識下，法國真正蛻變了。危機使人們意識到，某些宣稱自己在倫理道德上沒有瑕疵、卻只是在赤裸裸的貫徹自己利益的意識形態，其信用是會破產的。

　　在所謂法國重建之父 – 亦有人稱他為歐洲統壹之父 –Jean Monnet的籌劃下，法國開始了自己獨特的社會民主與經濟復甦之路。曾擔任壹次大戰後國際聯盟代理秘書長的Monnet，出身香檳酒商，還曾到中國籌辦多國銀行鐵路大借款，但除了經營獲利之外，Monnet對於宏觀的計畫、偉大的挑戰，總是興致盎然。二次大戰期間，他任職法國流亡政府，負責與同盟國整合有關後勤補給及策劃戰後重建之事宜，他曾經說了壹句後來成為舉世名言的話：「美國應該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雖然之後被羅斯福總統的幕僚所剽竊過去，成為美國從中立、綏靖政策轉向的歷史代名詞。

　　戰後，面臨壹片廢墟的法國，Monnet認為要展開重建，關鍵有二：壹是國家預算赤字問題的解決，二是經濟體系從頭到腳的現代化。Monnet的看法是：第壹個問題只有國家能做，第二個問題，資本主義體系已證明自己沒有辦法做，社會與人民也不再相信，私營利部門真有克服難關的能力。

1945年8月，歐戰結束不到半年， Monnet陪着戴高樂到華府訪問，壹天晚上，Monnet終於忍不住的跟戴高樂抱怨：「…妳總是說「偉大的法國」， 但我要告訴妳實話：法國淼小的很。只有法國人自己創造出偉大的身形，能夠抬頭挺胸，法國才會真正偉大起來…為了達成這樣的目的，法國人必須把自己的國家現代化，因為在當前，法國壹點也不現代。法國必須從頭改革到腳，沒有退路」。

　　驕傲又偉大的戴高樂，沉默了片刻，終於說道：妳說得沒錯。但是，妳願意接下「將法國現代化」這個重任嗎？Monnet當然不會放過歷史給他的機會，他全面設計新的國家經濟計劃，投資方案、投資手段，乃至於經濟龍頭工業的重建。藉着「中央計劃委員會」（Commissariat General du Plan）的成立，Monnet展開了現代化法國經濟體系的工作。

　　重要的是，Monnet、乃至法國的成功，標榜着壹個重要的核心價值：在危機充斥的時代，人民與社會所需要的，其實是紀律、方向、前景、信賴與希望，而不是資本主義的片面所謂自由，這也正是社會民主的重要價值內涵：不是為了私利，不是僅着眼於表面的自由，不是仰望基督文明所遺留的倫理（韋伯：「新教倫理帶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植基於公益之上，在社會正義、普遍繁榮的目標之下，資本主義才能延續，社會方能健康的發展下去。

　　法國的經驗，也許不是壹個社會民主政權戲劇性的上臺–法國的政治條件並無法容許這樣的情況發生，也或許不是像威瑪德國壹般，以工人的力量自己催生政權的誕生，但是，就人們面臨危機的痛定思痛，回顧過往的教訓，壹個社會民主價值的深化、乃至實現，卻是與其他國家無分軒輊的。

國際化趨勢下的犧牲品

瑞典模式不但是「社會民主與市場經濟共存」的成功試驗，也是工會運動的典範。在1991年社會民主黨選舉落敗以前，瑞典勞資雙方 的「歷史性妥協」持續了53年之久。但是，資本國際化的趨勢結束了 這種勞資權力的平衡，顯示出以壹國為基礎的策略已有不足之處。

　　1909年是瑞典工運史上的壹個關鍵。雇主以經濟不景氣為由企圖壓低勞動條件，引發了勞資衝突。大部分的瑞典工人都參加了那次風起雲湧的罷工潮，儘管罷工基金幾乎耗盡，工人們面臨飢餓卻仍堅持 不退。那時資方動員軍隊與警察，再加上工賊的破壞，使工會遭受空前的挫折。

　　罷工後的秋後算帳使工會損失了近半數的會員。工會學到了壹個教訓：只靠罷工是不夠的。為了反擊反工會的立法以及軍警的鎮壓，工會必須擴大其政治影響力。因此那次挫敗反而促使工會與瑞典社會民主黨的關係更加緊密。1921年瑞典實現了普選權（廢除了財產及性別的限製）後，社會民主黨透過與農民黨的結盟，終於在1930年代開始在國會中掌握多數。

　　以此強勢地位，1938年瑞典總工會(LO)與雇主聯盟(SAF)達成了 「和平協議」，終止了半世紀來劇烈的勞資衝突，建立了新的遊戲規則。因此，瑞典模式的基石是：

1.建立每隔壹至三年的全國性集中的勞資談判，決定工資及勞動條件；2.工會堅持「團結工資」，即不分產業將工資拉平；3.全面就業政策優於提高工資。

　　爭議不必壹定透過罷工來對決，而可由談判或勞工法庭仲裁來解決。由於工會能在團體協約有效期間保證產業和平，但又能保有協約 期滿後號召全國性罷工的能力，乃使得工運更為強大。

　　至此，瑞典模式逐漸發展為壹套複雜的經濟理論及政治實驗，包括：

1.財富的重新分配。

2.執政的社會民主黨對完全就業及低通貨膨脹政策的承諾。

3.積極的勞動力政策，工會參與職業訓練及勞動力流動的組織工作。

　　「和平協議」使幾十年都有定期談判，資方關廠與勞方罷工的案例急速減少。由於生產沒有中斷，工資乃持續提高。

資本國際化

　　到了1970年代，權力的平衡轉移成對資方有利。控製瑞典經濟的幾家出口企業SKF, IKea, Volvo, SAAB,和ASEA／ABB都變成了跨國公司。資金跨過國界，大量且快速地流動，已非國家所能控製。大公司能在壹分鐘內買進幾千萬的克朗（編按：克朗為瑞典幣與美金兌換約為US$1.00=6.35Kr.），然後在幾分鐘後轉手賣出。匯率操作往往比工業生產能賺更多的錢。

　　於是，瑞典的大企業不再依靠國內的購買力，也不再在乎勞資之 間是否和平相處，雇主聯盟更公開背離「和平協議」。社會民主黨1976年選舉的落敗，給予資方反擊工會的信心，挑起了1909年以來首 度的大衝突。1980年夏天，近半數的工會會員遭受資方關廠的挑釁。 當然，工會最後獲勝了。因為勞工階級的實力遠比1909年強大，勞工運動再度得到鼓舞。

資本逃逸

但這個勝利並不穩固。勞資衝突加速了資本的逃逸，而執政的保守黨，除了將瑞幣眨值外，並無因應之道。1982年社會民主黨重掌政權， 面對金錢投機導致外匯消耗殆盡的困境，同樣的也被迫將貨幣眨值。

　　1990年代壹開始，景氣持續衰退。為了對付大量的資金外流，社會民主黨提議由勞工、資本、國家三方協商壹個新的所得政策，卻引起工會的嚴厲批判，認為此舉是要禁止罷工權。社會民主黨被迫改組重建，造成了全面性的信心危機。1991年政府有意提高失業輔助，卻引發大量資金外流，使得失業問題更為嚴重。在資方的強力反撲下， 那年的選舉中，社會民主黨終於鞠躬下臺。

同樣的模式

　　這個模式在壹個國家接着壹個國家重複地發生，證明了壹國的勞工運動與民主運動的無能。

　　在芬蘭，雇主最近要求刪減20％工資。面對貨幣眨值30％的威脅，芬蘭勞工聯盟只好退讓，減薪7％。工會最近以總罷工作要脅、阻止了對失業福利的刪減，這是壹個重大的精神勝利。

　　面對即將來臨的大蕭條，瑞典工會可能被迫進行本世紀的第三次大衝突，其結果將會對全球各地工運的策略有重大的影響。瑞典工會有贏的實力，罷工基金仍然完整無損，組織堅強，政治意識很高。

　　不過不管結果如何，工運絕不能再孤立於國境之內。工運的發展有賴國際團結。我們不能只是跟着國際資本屁股後面走，也不能只是 企望市場經濟消失。工運需要壹套長遠的策略、來規範資本與產品在 國界之間任意遊走。

　　目前的國際勞工團結組織有國際自由勞工聯盟(ICFTU)以及社會主義國際。更進壹步的國際合作則有賴各國總工會的投入。

　　工運不能單獨作戰，還應與其他的人民組織，如宗教、環保、和 平團體，以及反種族歧視，人權、婦女運動合作。我們在各國際組織 ，如歐洲共同體，OECD, GATT, 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國 際勞工組織(ILO)以及聯合國本身，都應有壹致的策略。

　　總之，前途困難，但絕非不可能！

國有化、社會福利

　　英國的工黨在戰後剛結束時，便上臺執政，當時的首相艾特裏為 解決失業問題，便推動連串的社會保險及醫療服務，以保障人民的基 本生活以及權利。當時工會並且表態支持政府，放棄罷工，壹致希望 藉此改善生活及勞動條件。同時也推動第壹波大規模公用事業國有化 政策。

　　然而由於重稅政策造成民眾難以忍受實質收入減少，再加以嚴重 的通貨膨脹，致使工黨於五壹年下臺，保守黨邱吉爾再度執政，但他 並未放棄福利政策，致使失業者在六○年代初期竟已高達九十多萬人 ，使工黨於六四年再次獲得執政的機會。

　　競選期間，工黨以「限製加薪幅度」作為承諾，企圖藉以緩和物 價，此舉並獲得「工會委員會」的支持。工黨上臺後，便成立「價格 與所得委員會」執行「限製工資」的政策，但效果不彰。因此在六六 年，工党進壹步提出「價格與所得」法案，宣布凍結六個月的薪資， 不淮加薪。工會委員會初期接受該法案，但隨後又要求廢止，以消除 工人的反彈壓力，因為工資始終趕不上物價的上漲幅度。同年，發生 海員大罷工，不久工黨下臺。

　　保守黨上臺後，立即強製宣布：所有罷工均需有六十天的冷卻期 ，同時罷工需經工人投票，工會不可發動。此舉引發工人的強大反彈 ，展開馬拉松式的大罷工，逼使保守黨最後終於在七四年下臺。工黨 再上臺後雖立即取消薪資限製，企圖使工資上漲正常化，即依照勞資 協議進行，但卻使工資飛快上漲，工黨不得已只好再下令製定工資上 漲的上限，可是如此壹來卻又陷入「工資趕不上物價」的惡性循環中 。七九年，工黨三度下臺，保守黨的柴契爾夫人上臺執政。

　　歸結起來，在英國工黨的發展過程裏，雖然始終到面臨經濟方面 的問題挑戰，但是它總是維持兩項基本政策的施行，以下分別說明之。

（壹）國有化：

　　英國工黨的國有化共有兩波，第壹次是在戰後，當時的重點是要 將水力、電力等公用事業國有化，使基本的民生及公共需求由國家經 營管理；第二次則是在七○年代中期，有鑑於生產技術的日益複雜， 加上英國的國際競爭力降低，為配合技術的研發，提昇競爭力而進行 。但是在柴契爾夫人上臺後，則致力推動將國營事業私有化。

（二）社會福利：

　　英國的社會福利事業有長久的歷史，在戰前便已有相當的基礎。 戰後工黨執政期間更是加強推行，如年金、公醫製、失業金製等，其 中尤以公醫製最為着稱。這項製度共動用整合有近七萬名醫師、二十 八萬多名護士，十分龐大，同時其支出佔總預算的6％多，使私 人醫療大為萎縮，充份保障人民的健康醫療照顧。

工業民主、自治管理、權力分散

　　戰後法國的社會黨，歷經了壹段長時期的低迷，雖然從壹九四四 到五八年間，社會黨在27屆的政府中參加了21次，但是其得票率卻只 有壹成五到兩成，不復戰前的風光。到了六九年的總統大選，社會黨 更是慘敗，只得到5%，遠不如法共的20% 。

　　這種情形壹直到密特朗於七壹年出任黨魁後，才有所改觀。密特 朗壹改過去摩勒時代的反共立場，主張在策略上聯合法共，以贏得選 舉，這項改變在七三年的選舉中得到了收穫，兩黨的席次均增加了兩 倍，隨後七七年的地方選舉，社會黨更是獲得大勝，贏得了三分之二 以上的城市執政權。到了八壹年，密特朗當選總統，社會黨執政。

　　社會黨與法共的聯合，有其現實上的重要考量，因為法共自四七 年以後，便掌握了兩大工會，並且擁有三分之二藍領工人的固定支持 。在六八年的學生運動時，法共發動了近八十萬的工人罷工，支持學 生，顯示其強大的動員力。而社會黨本身的工人黨員卻只有壹成左右 ，其多數成員均是白領中產階級與學生，因而這其實是壹項階級聯盟 的策略。

　　密特朗執政後，採取了多項的措施，以實施他所稱之「法國式的 社會主義」，以下分別說明之。

（壹）新國有化：

為了扭轉國有企業的高虧損，社會黨政府於壹九八二年實施了壹 套新的國有企業管理辦法，其特徵有民主化管理、自治管理及計劃合 同。民主化管理指國有企業的董事會由政府代表、職工代表與資方代 表共同組成；自治管理則指國家減少對國有企業的監督，特別是取消 事前審議及監督員，使國有企業在財務、行政上自主；計劃合同則是 為了確保國有企業的計劃能與國家整體計劃相協調所訂定。

（二）工業民主：

　　壹九七三年的自由－保守聯合政府，曾為了減緩六八年以來的工 人問題，成立了「促進勞動條件國家委員會」（簡稱ＡＮＡＣＴ）。 但是ＡＮＡＣＴ卻引發了更大的爭議，因為它的權責只能反應意見與 溝通，不但無法賦予工人更多的權利，只是消極地要求勞資雙方進行 協議，而它自己卻不積極介入，因此在壹九七五年簽訂的協議中，法 國的兩大工會（工會聯合會與總工會）均未簽署。

　　八二年，社會黨政府提出了Auroux法案，並獲得議會通過。法案 中賦予工人可以反應意見、獲知資訊與資方諮商、協商談判，使工人 獲得更大的權利。其中反應意見由「雇員代表」組成；諮商則由「工 廠委員會」執行，此委員會由受僱者代表中選舉產生，並由管理階層 任主席，因此根據統計，施行至八三年為止，只有20%的案件被告知， 且只有12%有諮商程序。至於工會，在法案中則賦予它每年與資方針 對工資、工時等勞動條件進行協商的權利。

（三）經濟計劃改革：

密特朗上臺後，不但繼續法國自戰後便壹直推行的經濟計劃，同 時成立「改革委員會」，進行重要的改革，包括：

1.民主化，即全國計劃總署的成員，應納入官員、工會與企業主；2.權力分散化，即二十二個法國地區政府，均可派代表加入計劃署， 同時每壹地區亦可製定該地的自主性計劃，強化地區自主權；3.重視貫徹執行及協調，務使計划具體施行。

勞動人性化、工業民主、共決製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德國社民黨被納粹宣布為非法，因而流 亡英國，直到戰後才回到漢諾威重建。戰後的十餘年間，社民黨壹直 處於劣勢與低迷的狀態之中，其得票率均只有三成左右，黨員人數也 由戰後初期的87萬人降至五○年代的58萬人，年輕人紛紛退黨，只剩 下老的黨員支撐。

這種情況壹直到壹九六九年，社民黨接連贏得總統及國會大選， 漢尼曼當選總統，布朗德組閣，才有了明顯的轉變。這次國會大選， 社民黨獲得了超過四成的得票，得以與自民黨組成聯合內閣。在布朗 德任內，他積極推動東進政策，與莫斯科、波蘭簽訂和約，並於七二 年與東德簽訂了歷史性的「基本法」。後來布朗德因「間諜事件」下 臺，使社民黨失去了第壹大黨的地位，但仍由斯密特繼續組閣，直到 壹九八二年，自民黨轉與基民黨聯合，社民黨才真正下臺。

　　在社民黨執政的十四年間，它施行了不少實踐社會民主的政策， 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企業的民主化以及勞動的人性化，以下分別說明之。

（壹）勞動人性化：

　　社民黨於六九年上臺後，有鑑於該年九月發生的大罷工事件，因 此便組成了「研究委員會」，目的是為了建立壹個「更以人為導向」 的勞動條件標準，以做為進壹步之勞動人性化綱領（ＨＤＡ）的依據 。這份在壹九七四年提出的綱領，不僅規定了最低的合法勞動條件， 使勞工的勞動環境能有基本的保障，同時也為日後新的「共同決定製 」及勞資爭議製度奠立下良好的基礎，換言之，它預先為「勞－資－ 官」的三角統合協商系統鋪下了路基，因為它賦予工人有合法的權利 ，可據以爭取進壹步的勞動利益。

這其中最值得壹提的是德國的「工資自主製」，亦即由各行業的 勞資雙方每年自行談判協商，以確定未來壹年的工資變動幅度，以達 成「工資合理化」的目標。此外，並有僱工協議，包括由工會與僱主 協會簽訂的「集體勞資協議」，以及僱工與僱主直接簽訂的個人僱工協議，內容包括工作性質、作息時間、各項勞動條件以及雙方的權利義務。

（二）工業民主化：

　　早在壹九五二年，德國議會就通過了「企業法」，規定五人以上 員工的私人企業，必須成立工廠評議會，該評議會由企業成員中選出 ，並且至少須有五名工人代表，以參與企業事務，並享有壹定程度的 共決權。雖然這項權利不是由工會行使，但是由於八成以上的工廠評 議會成員是工會中人，因此實際上工會仍保有相當的影響力。

壹九七二年，議會通過了新的企業法，在法律上進壹步加強了企 業內部工人的共決權力。到了壹九七六年，經過激烈辯論，終於通過 了「共同決定法」，使工人的共決權力正式獲得確認。根據德國工會 聯合會（ＤＲＧ）在八○年代初的統計，享有不同程度共決權的僱員 約有二千萬左右，佔全部僱員的87%，涵蓋比例很高。

勞工運動、再分配、工業民主

斯堪地維亞的社會民主模式，在社會民主的發展經驗中是十分獨特的，依照Esping-Andersen的看法，它具有幾項重要的特徵。

第壹，它的政治民主化過程和其它北歐國家比較起來，是較為平順且漸近的過程，沒有產生明顯的民主倒退現象。

第二，在這三個國家中，社民黨的執政時間均十分長，超過三十年以上，同時其所獲得的政治支持比率也十分高，平均高達四成以上，顯示其強大的政治影響力。

第三，最特別的是，瑞典、挪威、丹麥三國的政黨與階級之間有十分強的聯繫關係，同時各個階級力量所支持的政黨光譜十分相似，資本家多支持保守主義政黨，小雇主則支持介於自由與激進間的政黨，工人（特別是藍領工人）則多支持社民黨。

　　斯堪地維亞模式的成功經驗，引起了廣泛的重視，紛紛對其提出解釋，希望能從中找出新的啟發思考。

　　依照Korpi的說法，斯堪地維亞模式的成功，主要在於社民黨壹方面能夠獲得工人階級的支持，使其在國會中佔有多數，另壹方面則是勞工運動及工會力量的強大，因而得以有效地將社會議題轉化為政治實踐，以具體的政策加以推行。

　　因此，在Korpi的概念中，勞工力量乃是斯堪地維亞模式之所以成功的主要支柱，它不但提供政治支持，使社民黨得以長期執政，同時也促成了勞資關係的改變，使社會更為平等與團結。

　　Korpi並從下列指標來說明他的解釋，這些指標是壹九四六到七六年的平均統計值。第壹，工人的組織比率分別為瑞典71%、丹麥49%、挪威46%，在歐洲國家中名列前茅；第二，三國工人支持社民黨的比率分別為瑞典43%、挪威41%、丹麥39%，若是只看藍領工人時，瑞典的支持率更是高達七成五以上。

　　然而，Castels則認為：斯堪地維亞模式之成功，主要是因為社民黨提出了壹套成功的經濟與社會政策，特別是福利政策，藉此進行社會再分配，而能獲得廣大受僱者的支持，在選舉中獲勝。換言之，他強調的是：政策結果對於社民黨政治支持的影響程度。

　　Korpi與Castels的解釋雖有不同，但是對於我們理解斯堪地維亞模式，均有所助益。以下我們便以瑞典為例進壹步說明之。

（壹）平等分配：

　　瑞典社民黨政府將實現平等分配作為其綱領的重要目標之壹。該黨在綱領中明定，國民收入應在個人、社會階級、集團與地區之間平等地進行分配。二次大戰之後，其政府便實施下列政策：收入來源中斷、收入不足的失業者、殘障者、退休工人可以透過失業津貼、養老金、兒童補助、孕婦津貼與其他形式得到社會保險金；六○年代之後，更是全面擴大福利措施，包括健保、住宅政策等，使其成為人民的基本權利。

（二）充分就業政策：

　　瑞典政府以充分就業做為其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形成了壹套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從早期的「人人有工作」到七○年代的「人人有滿意的工作」，壹直到八○年代，甚至發展出「培訓夕陽工業，解僱勞工新技術」，成功移轉進朝陽工業，而不再是消極地補助夕陽工業以保持就業。

（三）工資集體談判：

　　自壹九五六年起，瑞典的工資政策，便由其僱主協會與總工會以集體談判的方式達成壹般的或平均工資增長幅度，壹九六四年更是以立法的方式，明定這種工資集體談判製度的法律效力，雖然此製度在壹九七二年曾稍加改變為「以較低的個人所得稅交換工資增加的限製」，但是基本上並未有原則上的重大改變。

（四）工業民主：

　　壹九七六年，瑞典議會通過了「共同決定法」，其中規定，凡雇主在25人以上的企業，工人代表可參加董事會，了解公司的業務活動，對公司重要決策有發言權。同年，工會通過了經濟學家邁德納的「工資收入者基金」方案，但遭資方反對，八三年，國會通過了折衷案，企業須將20% 的利潤上交國家，存入中央銀行成立投資基金，用於生產與科技研發，使用時須與工會協商。

英國工黨的基本理念

作者 王江松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工黨思想史：1900-1949

　　為了理解新工黨的政治哲學和總體的價值觀，把握其重要人物、內部鬥爭、政策成就以及對社會主義觀點的歷史這些歷史研宄可能涉及的領域是非常重要的。本章儘管不可能對於其歷史無所不包，但將首先試圖提供工黨最早四十九年的思想史。開始本章將追溯十九世紀勞工運動的根源，分析當時的政治氣候，特別是在英國有組織工人運動的開端，工人階級所起的作用。接着，本章將試圖挖掘出植根於工黨歷史中隱藏的價值觀念。本章開始解釋、理解新工黨的政治哲學，因此必須確認與新工黨政治哲學相關的重要思想主題與問題。本書主張，如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所主張的，行動與物質運動相反，表現了對於其身份認同來說最為關鍵的思想與價值觀念。

　　工黨在十九世紀的起源

　　十九世紀初，新產業工人階級興起，因為聯合王國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二有選舉權，所以為獲許更多的選舉權而發起運動。由於國內發生越來越多的抗議，也部分作為對法國大革命的回應，輝格黨（Whigs)頒布了 1832年《改革法案》（the 1832 Great Reform Act)。這帶來了更大的選舉權特許，並導致十九世紀後半期工會的出現。儘管如此，在一些情況下特許的選舉權被降低了，包括涉及「自由自治市」（free borough)的情形。1867年，第二部《改革法案》頒布，促進了給予城鎮地方稅納稅人部分選舉權的開始。隨着十九世紀時間的推進，原先的兩個黨演變成自由黨與保守黨。自由黨更像是輝格黨、異議分子、激進派的同盟，而不是一個有着系統意識形態的政黨。乍一看，自由黨中的激進派可被理解為最可能支持與工人階級生活相關的事業的政治團體，但自由黨也是由古典自由派組成的，協同於放任主義經濟學曼徹斯特學派，而該學派所持觀點與為工人階級的社會正義和社會改革都不相容。此外，十九世紀的保守主義包含一種強烈的社會家長製（social paternalism)意識。事實上，迪斯累裏首相（Benjamin Disraeli)可以說是托利党家長製主義（Tory paternalism)和一國保守主義（one-nation conservativism)之父，他當政時期的托利党家長製派通過了《技工住宿法案》(Artisans'Dwellings Act),格林利夫（Greenleaf)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一項立法，它試圖：

　　「……解決整個城市工人階級的住房問題，並且政府當局第一次擔負起改進私有住房方面缺陷的責任，如果有必要會通過義務購買的方式來改進」。

　　迪斯雷裏的托利黨政府還通過了《工廠法案》（Factory Act)和鼓勵互助社團（Friendly Society)的法規，使勞動合同更加公正合理，並將工會從陰謀法的範疇中去除，等等，都是這種托利党家長製主義者所頒行的立法。托利黨意識形態中的集體主義一派支持一種觀點，認為保守主義各分支在執政方式上是家長製和國家主義的。W? H ?格林利夫稱：

　　「……很多不考慮歷史的評論家堅持不合時宜地看待保守黨的記錄，要麼是從一些基於意識形態敵意的謬誤傳說的方面出發，要麼是從保守黨傳統中另一個很不同、很反國家主義的派別的獨有情況出發。無論你是否肯定，托利黨所做出的努力與所達到的成效，從集體主義觀點看，實際上都是重大的。」因此，將自由黨視為完全的天然關心工人階級的政黨是不太準確的，另外，將十九世紀的保守黨視為對影響工人階級生活的問題完全無動於衷，這樣做也是不坦誠的。可以說，即使是第二部《改革法案》頒布之後，工人階級對於自由黨以及托利黨的社會改革的進度與限製都沒有了耐心。社會主義社團、社會主義協會與聯盟主要形成於倫敦、伯明翰以及一些北部工業城市。

　　例如，1869年，工人代表聯盟（Labour Representative League)成立旨在推進工人階級投票登記以及使男性工人能夠作為工人代表候選人（Labour candidate)。然而，對於聯盟的支持逐漸減少，經濟上也無法維持。亨利?佩林（Henry Pelling)如此看待這次失敗：

　　「……輝格黨和自由黨中的中產階級不情願看到工人被選為他們的代表。」英國政治在工黨出現之前，是自由黨，尤其是自由黨中的激進派，聲稱代表產業工人階級，並且產業工人階級中的大部分都是支持自由黨的。政治上，似乎工人階級己經滿足于格拉德斯通（Gladstone)主持的自由黨，因為他己經在十年前就解決了工人階級選舉權的問題。儘管如此，保守黨總是得到工人階級當中某一部分人的支持。這種階級體製直到最近都還能在社會習俗中很清楚地看出來，強化了人們的社會地位，進而促使工人階級中的一些人表現出對於上層階級的順從。此類的順從是特別針對托利黨的，他們在歷史上代表了傳統，即選出少數它主要關心的國家權力機構與君主製。順從的托利黨工人階級認為，上層理應執政，而且一定最擅長於此，因為他們是托利黨，他們象徵着階級體製，因而這就是順從的工人階級選民支持保守黨而非自由黨的一個原因。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對於自由黨中很多人來說是一個劇變的時期。「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植根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特別是對於1906至1914年時期有立法上的影響。新自由主義是一種獨立的政治哲學，最好的情況下可以被形容為與古典「放任」自由主義相悖的政治哲學。安德魯?文森特（Andrew Vincent)與雷蒙德?普蘭特將新自由主義作為政治哲學出現與十九世紀後三十年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影響的増大聯繫起來。所有唯心主義哲學家中對於新自由主義哲學地位的確立影響最卓着的是牛津哲學家格林（T.H. Green)。新自由主義的哲學要旨與古典自由主義主要有三點不同。

　　第一，新自由主義者相信國家干預作為積極的手段能確保民眾有更大的社會正義。這與傳統的自由放任的方式大相徑庭，而自由主義在此前的半個世紀裏是倡導自由市場經濟的放任方式的。馬斯特曼（C.F.G. Masterman)是最早的新自由主義者之一，他認識到集體主義和國家主義方式對於自由黨的益處。格林利夫寫道：

　　「一向反對社會主義『昆蟲般的狀態（insect state)'馬斯特曼早就準備接受並敦促社會『在集體主義的基礎上』重建。」馬斯特曼提出一系列國家主導的社會政策來緩和英國的社會、經濟痼疾，先後發表於他1901年的着作《帝國的心臟》（The Heart of the Empire) 和1909年的着作《英國的狀況》(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

　　第二，與第一點關於以國家作為實現社會正義的積極手段相關，是新自由主義對於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哲學概念。古典自由主義消極地理解自由，認為自由是個人儘可能在法律和文明所限製的範圍內需要的自由，並且自由市場能製造出最優於創造財富的環境。相反，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積極地認識自由能増強個人自主權，並能通過國家干預市場的機製確保物質資料與設施不只是為富人和有能力的人服務。特別是，霍布豪斯（L.T. Hobhouse)在他1911年題為《自由主義》的重要着作中主張這種對自由的積極認識。格林利夫認為霍布豪斯對自由的理解是：

　　「建立在『更具體'『積極』的自由概念之上；並被濃縮在經常被引用的警句中：『沒有平等的自由只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新自由主義者提倡的第三個哲學觀點是社會道德問題。他們認為個人不僅有個人的道德要維持和個人的責任要完成，而且有社會的道德要維持和社會的責任要完成。一個新自由主義者，霍布森（J.A. Hobson)批判放任資本主義是與社群主義與集體主義這一種的自由主義觀相對立的。於是，簡言之，社群責任的價值進入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重要位置。新自由主義者從英國唯心主義思想家，尤其是格林的喜好當中吸取政治哲學，他們也採納了影響英國唯心主義者對責任、社群、權力的認識的哲學家例如黑格爾的哲學觀點。古典自由主義者相反卻是遵循洛克的觀點，認為道德是個人的，責任是個體的，因此，每個人都考慮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古典自由主義哲學中，幾乎沒有提及更廣泛的有關弱勢、貧困、赤貧群體的社會道德與社會責任。對於新自由主義者來說，黑格爾對於社群和責任的觀點高於洛克着作中的觀點。

　　大衛?馬昆德認為，新自由主義者影響了二十世紀中期工黨的修正主義右翼。馬昆德說，諸如霍布森、霍布豪斯、馬斯特曼，當然還有格林這些新自由主義者，他們潛在的政治價值觀與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休?蓋茨克爾（Hugh Gaitskell)與安東尼?克羅斯蘭（Anthony Crosland)所倡導的價值觀有淵源。關於英國左翼政治哲學傳統的演進，這一點在馬昆德以下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說這段話本來是關於新自由主義者的：

　　「他們重新定義了自由和個人實現的核心自由原則，以確證一種活躍的狀態，能夠如『消極』自由一樣確保『積極』自由。在其後的一個階段的語言裏，政治公民將由社會公民補充：憲法民主將由社會民主補充。」然而，工人階級對於自由黨的廣泛默從並非十九世紀晚期工人階級政治的全部情況。工會聯盟（Trade Union Congress)成立於1871年，每年開一次會；它被視為工人的中央議會。22這包括被選舉出的工會代表參加年會、討論各工會所需要為工人做的改進，並且議會委員會被公認代表工會遊說政府。

　　在德國發生了一個重要事件，進而提升了社會主義在英國的地位。1877年的選舉中，德國社會民主黨（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贏得國會（Reichstag)十三個席位。這一成功主要是由於該黨在1875年實施《哥達綱領》（Gotha Programme)之後的一次意識形態軌跡的變化。德國社會民主黨前身為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 of Germany)，但此前它是兩個分開的彼此對立的社會主義黨派：社會民主工黨（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Party)與全德工人聯合會（Gene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Workers)。社會民主工黨成立於1869年愛森納赫議會（Eisenach Congress)，因此其成員被稱為「愛森納赫派（Eisenachers)」。他們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受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教育和指導，領導人為李蔔克內西（Liebknecht)、倍倍兒（Bebel)、布拉克（Bracke)。全德工人聯合會遵循斐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alle)的思想，因此被稱為「拉薩爾派（Lasallians)」。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想要德國資本主義社會和平民主地過渡到信奉社會正義思想的社會。兩黨在1875年哥達議會上一場激烈政治鬥爭之後合併，這次鬥爭受到了德國政府的干預與報復行動。哥達議會上提出並接受了一份拉薩爾派起草的綱領，該綱領將改變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正式方向，並相應地使他們擁有更加廣泛的選舉人群，在1877年選舉中獲得了近五十萬張選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發展中主要參與者之一就是思想家愛德華?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他的倫理、進化社會主義將在本章討論。伯恩施坦在英國居住過一段時間，受到了早期費邊社漸進社會主義的影響。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如此記述伯恩施坦作為被俾斯麥反社會主義法令驅逐出德國之後是怎麼生活、工作、活動於英格蘭的左翼圈子裏的：

　　「在瑞士，伯恩施坦被俾斯麥的反社會主義法令驅逐後居留於此，他在此地編輯正式的黨報。1888年，因俾斯麥政府施壓，瑞士政府驅逐了伯恩施坦以及他編輯的黨報。於是他遷往倫敦，在那兒與馬克思的合作者弗裏德裏希?恩格斯密切合作。」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像是英國社會主義活動的分水嶺。儘管社會主義組織在構成上多種多樣，但它們的領導人開始表現得務實，以期吸引更廣泛的選民，而不只是城市男性工人。這十年中發表了無數宣傳冊子、報紙文章和信件，都是關於城市工人階級惡化的經濟、社會狀況，以及他們通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明確表達出來的政治上的不服從（如果十九世紀英國工業城市中的社會主義可以被稱為意識形態）。在此所要說明的一點是，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對於大部分與社會主義社團相關的人，以及工人階級中的鼓吹者和活動家來說，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邏輯完整連貫的經濟學學說。社會主義在英國並沒有以任何國家政黨的形式組織起來，這種情況持續到1900年各組織合作建立工人代表委員會(LRC, Labour RepresentationCommittee)。社會主義，除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之外，是工人階級對於當下政治集團的不服從的表達，是對於城市工人階級生活苦役的道德抵抗，而不是一種被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政治意識形態。

　　那時候其他與工人運動相關的組織開始成立起來，諸如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成立於1881年的社會民主同盟不是現在我們所理解的那種社會民主黨派，而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同盟，相信經濟決定論，將資本主義社會視為不正義的，且伴隨着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像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工黨馬克思主義者(Labour Marxists)這樣的社會民主同盟數量一直很少，而且它們總是處在運動與工黨的邊緣地帶。他們的政治思想由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構成，涉及生產方式的決定因素、對僱傭勞動力的資本主義剝削製度、階級鬥爭的必要性，以及認為「工黨主義」（labourism)與其後的社會民主主義是一種妥協，為的是對資本主義製度的改良而不是革命。儘管如此，工黨馬克思主義者，表面上看還有恩格斯和馬克思，認為英國的狀況與歐陸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不同，因而他們承認英國有眾多具有選舉權的工人階級，所以是有可能從選票箱裏通過工黨帶來馬克思主義的。海因德曼（H.M. Hyndman)，社會民主同盟成立初期的主導人物，是工黨歷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海因德曼的重要性不是因為他的思想對於工人運動的影響，而是在於他的思想理念影響了一代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摒棄了社會民主同盟，而傾向於使工黨成為馬克思主義工人階級政治組織。富特（Foote)寫道，作為社會民主同盟的領導人，海因德曼的方式是獨裁式的，而且關鍵在於，他拒絕了將工會作為煽動工人階級的工具。對工會的這一拒絕導致了海因德曼被排斥出工人運動，並因失去影響力而離開社會民主同盟。

　　另一個組織是費邊社，成立於1883年，由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他們相信由不正義的資本主義社會通過國家干預和國有化的手段民主漸進到社會主義社會。領導人物包括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西德尼（Sidney Webb)和比阿特麗斯?韋布（Beatrice Webb)。

　　西德尼?韋布本人對於費邊社的特性有一個着名的定義：「漸進主義的不可避免性」（the inevitability of gradualism)。因此，費邊社會主義認為，進步與社會改進不可避免，改革將不斷増加；每一個過程都需要很長時間，這是題中之義，因為民主要求的是漸變而非革命性的變化。還有一點需要說明，有關費邊社探索社會主義社會的策略。富特認為，早期費邊社更希望滲透進自由黨和保守黨，從兩大國家黨派的現存結構與傳統內部深化發展他們的思想，而不是希望與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合作，因為對於他們知識分子的概念和理論來說這些政黨態度常是不友善的：

　　「費邊社的領導人常被最苦於現行製度的階級那種狹隘的偏見激怒，於是轉而尋找兩個主要政黨的開明成員，拒絕接受獨立工人政黨的思想。有些費邊社人，如休伯特?布蘭德(Hubert Bland)，對於工人政黨比對於其他黨派更加同情，但費邊社領導人的總體態度是從地方到全國，滲透進自由黨和保守黨。」可以說，這個時期費邊社所做的最突出的貢獻是其組織的一系列講座，題為《社會主義的基礎與前途》（The Basis and Prospects of Socialism)。這些講座內容後於1889年出版，由蕭伯納編輯，標以新題《費邊社會主義論文》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受到廣泛好評。

　　1884年，第三部《改革法案》頒布，准許農業工人投票選舉。儘管如此，城市裏窮困的男性直到1918年才得到選舉權。這樣，到1884年英國的政治版圖己經發生了顯着的變化，然而，和城市窮困男性一樣，女性仍沒有政治代表或者選舉權力。1893年，又一個組織成立了，被稱作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ILP)，由蘇格蘭礦工基爾?哈迪（Keir Hardie)領導。獨立工黨由一群思想非常獨立的人組成，他們為民主社會主義發起運動。

　　獨立工黨在工人代表委員會之前就有眾議院的議員，但它是一個本土化的小型組織。1900年，社會民主同盟、獨立工黨聚集起來，組成工人代表委員會。其目的在於形成一個單獨的政治組織，提供資金，發起活動，以使其成員被選入議會。1900年，工人代表委員會只有兩名議會議員，基爾?哈迪和理查德?貝爾（Richard Bell)，但工會聯盟（TUC)在現實中能夠提供足夠的財政支持組建可觀的政治力量，以代表英國工人階級。

　　工人代表委員會與之後的工黨被承諾在關鍵的席位中得到自由黨選票，以及在議會中得到遠超出它單憑一己之力組織運動所希望能達到的影響力水平。也許值得註意的是，如果工人代表委員會是一個實質上的社會主義政黨，自由黨也許不會同意與其簽訂如此便利的協議。此外，工人代表委員會開始的幾年，其成員由一些社會主義者和許多工人階級「工黨派」（labourite)結合而成。「工黨派」這個詞是用來指那些以通過實用的方式改善工人階級生活為事業的議會議員和工黨黨員。例如，通過提升工資、増加福利、工會代表等改善措施，這與二十世紀早期英國的社會主義學說特別提倡工業國有化相反。工黨派按照這種定義而言不是社會主義者，並且就大部分來說對於意識形態都有矛盾的態度，持着實用、非教條化的政治觀。直到1918年黨章確立，工黨才致力於一個政治、社會、經濟學說以及我們今天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

　　黨章、共產主義、凱恩斯主義：1918-1949

　　1918年，工黨以文件形式建立了黨章，被稱為《未來綱領》（Programme for the Future)。亨利?德魯克說出了工黨為何在1918年表達其政治目標的政治背景：「只有在戰爭快結束的時候，鑑於自由主義在英國崩潰，布爾什維克在俄國成功，工會代表運動（shop steward movement)反抗情緒的増強，一些關鍵的工會當中出現的社會主義思想，己經擔憂如果工黨不採用一個綱領而其他黨會採用，於是運動就會與工黨無緣……」這份文件首次概括出了工黨的章程，包括以下措施：

　　「……將該黨由附屬機構組成的鬆散聯盟轉變為全國性政黨，各地方選區內擁有推舉議會代表權利的政黨（constituency party)個體成員須服從中央的紀律。工黨大會將由全國性附屬機構代表和選區議會代表組成，按照各自附屬成員比例分配名額。」另外，1918年很重要也是因為這一年工黨試圖通過一部致力於民主社會主義的綱領表達其哲學動機。這份文件題為《工黨與社會新秩序》（Labour and the New Social Order)。

　　它包括了以下承諾內容:對於經濟製高點和生產工具、分配渠道與交換媒介的共同所有權(特別是聲名狼藉的「第四條」譯者註:條款原文系 To secure for the workers by hand or by brain the full fruits of their industry and the most equitable distribution thereof that may be possible upon the basis of the common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 and the best obtainable system of popular administration and control of each industry or service.),普遍實施國家最低生活水準（福利國家津貼製的前身），充分就業，最低工資，每周最多四十八小時工作的最低工作條件，累進稅製，為償還戰爭欠款徵收財產稅，以及為公共利益所積累盈餘。儘管如此，斯蒂芬?黑斯勒（Stephen Haseler)認為，通過「第四條」並不能公正解讀工黨所奉行的英國倫理社會主義。他將英國的社會主義解讀為倫理的，而非科學的或經濟決定論的。伯恩施坦在他影響深遠的修正主義社會主義思想論着《進化社會主義》(fvo/ut/on^ySoc/ofem) 中首先提出這一區分。伯恩施坦強調了三方面的思想使馬克思主義成為科學社會主義。

　　首先，伯恩施坦認為馬克思主義倡導對於歷史採取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這種唯物主義的歷史觀：

　　「……意味着把一切現象歸因於物質的必然的運動……決定思想和意誌趨向的形態的是物質的運動」 。

　　第二，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主義不同是因為其試圖把生活物質資料生產方式與決定社會、政治、生活精神過程聯繫起來。

　　第三，也是最後一點，伯恩施坦強調階級戰爭對於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的必要性，而這在社會主義的民主形式中未曾顯現。對於伯恩施坦來說，民主社會主義是道德的，基於價值而非科學的或由經濟決定的，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過程。社會主義對於伯恩施坦來說，是關於民主、社會正義以及更大的公平的。此外，伯恩施坦認為社會主義與民主不可分離，因而成為了政治方案：

　　「普選權從兩方面說來都是顛復的代替品。但是普選權只不過是民主的一個片段，雖說這個片段長久下去一定會像磁石吸引分散的鐵屑一樣把其他片段吸引過來。這一過程固然進行得比許多人所期望的要慢些，但儘管如此，它還是在進展着。如果社會民主黨在理論上也毫無保留地站到普選權和民主的立場上來，並且接受由此得出的一切有關自己的戰略的結論，那麼它就再也不能比這樣更好地促進這一進展了。」然而這是伯恩施坦主張議會製與改良的修正主義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相信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與最終達到的無產階級專政之間另一個不同之處。西德尼?胡克認為，《進化社會主義》被斥為馬克思主義中的異端，一個原因在於其倡導社會主義應當與烏托邦主義的所有觀念決裂：

　　「它必須不再把自己設想成完成一個終極目標，持續在大量或大或小的日常事務中實現自己，以應對更大的民主化運動。無論社會主義的目標是什麼，實現它們的手段必須與這些目標保持連續性。」據胡克的觀點，伯恩施坦認為不存在脫離民主的預設的社會主義目標，因為這個觀點伯恩施坦留下了不朽的一句話：

　　「……於我來說運動即是一切，通常所謂『社會主義終極目標』什麼都不是。」因此，伯恩施坦沒有想過社會主義最終的樣子，因為它就是一種運動或是通過改良的社會民主主義手段使民主資本主義社會更加公平正義的過程。如前所述，伯恩施坦流放時期居住在倫敦時受到早期費邊社的影響，但是他對於英國社會主義有何影響呢？答案是，很難計量，因為儘管工黨中蓋茨克爾派採用「修正主義」之名，且人們可從其試圖改良二十世紀中期英國社會主義的方式中看出伯恩施坦的意識形態影響，但是其他直接的影響並不明顯。

　　即便如此，克羅斯蘭還是在致菲利普?威廉姆斯的一封信中說他想做第二個伯恩施坦。因此，鑑於克羅斯蘭認為需要把社會主義與政治原則而非具體政策等同看待（相比於更大的公平，與國有化相反)，他本人也許正是伯恩施坦政治思想的主要受影響者。

　　當時的另一個思潮是工團主義（syndicalism)。工團主義對於產業工人管理的主張來自科爾（G.D.H.Cole)，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奇切利教技（Chichele Professor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t Oxford University)，乃是根據其工人階級受工資製度壓榨的觀點。與馬克思遙相呼應，科爾不僅稱工資製是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性痼疾，他還呼籲進行一場階級戰爭，就如同工團主義者所呼籲的一樣。產業行為形式的階級間武裝衝突對於科爾來說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因為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需要一階級剝削另一階級而彼此對立。科爾在他1928年的着作《工人的世界：探討工會主義的現狀與未來》當中有對此類問題的政治觀點。科爾的社會主義在方法上是自由主義的，與費邊社會主義之類的集體主義相反。富特提出可能科爾對於費邊社一派的社會主義持深刻的批評態度，因為科爾認為他們：

　　「……由反資本主義的論點得出需要國有化的邏輯結論，但這麼做的同時忘記了社會主義不止是關於商業的命題，還是關於人的……他們把國有化視作解決無政府式競爭問題的萬靈藥，而沒能註意到資本主義自身己經通過在壟斷中創造一個更加致命的敵人解決了競爭問題。」行會社會主義拒絕了許多英國社會主義者所倡導的國家壟斷的提議，其理由是，將資本主義權力從私人轉移到國家官僚機構那裏是一樣的，同樣有害，原因有以下兩點。第一，工人在生產者的角色範圍內還不能夠管理、決定、占據權力位置。第二，資本主義權力正由費邊社會主義者同等程度地牢固確立，例如一些人倡導國家所有製與產業管理。對於行會社會主義者來說，工人控製的基本問題被產業的國家社會主義所有製忽視了，因為當時的主流社會主義思想忽略生產者（即工人）角色的問題，而關註產品的分配方法與資本主義的性質。

　　富特認為，工團主義（他把行會社會主義也包括在此義項內）：

　　「……再一次提出了生產者的觀點，不過是以非常片面的方式提出的。然而，集體主義者完全忽視生產者，工團主義者完全忽視除了生產者之外的一切。」這論斷當中的正確之處在於，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在其通過國家管理和產業所有製使資本主義社會化的概念當中，對於工人的地位關註較少。儘管如此，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如早期費邊社人，也許認為國有化作為工黨政府的政策將會成為民主的共同所有製，並因而使得諸如工人等個體在控製產業的國家機構中擁有股權，而不是資本家或者董事會。

　　黑斯勒引用科爾的話，把社會主義稱為「……代表底層人的廣泛人類運動」。

　　科爾的這一言論頗為中肯，尤其在於科爾這樣的博學之士選擇憑藉對英國社會貧困人口的模煳且略顯直覺性的感覺總結出工黨的社會主義哲學要旨。表面上科爾關於英國社會主義性質的言論暗示其作為政治哲學缺少堅實的哲學要旨，然而，科爾所做的工作，特別是他的關於行會社會主義的着作，就他對英國社會主義的構想而言確立了他思維清晰、富有說服力的思想家地位，且對於休?蓋茨克爾有着巨大的影響。如上所引他的言論表現出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特徵，而運動當中派別與派別之間在哲學方面是不一樣的。據此，可以認為英國的社會主義在其為英國社會的貧困或「底層人」而存在這一點上是統一的，而同時在確切的政治路線和對社會主義的定義上並不相同。

　　黑斯勒認為，「第四條」於1918年被工黨採納，自此工黨開始試圖定義其關鍵的動機，並常常忽略了代表英國社會貧困群體這一歷史任務。一方面有些政治家（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並無不同）對於社會主義是什麼有確定的認識並能通過具體的政策（如國有化、工人議會、對外交政策問題的某種解決方法等）來表達這種認識，另一方面有些政治家圍繞政策建議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明確程度較低，但堅持以一套潛在的價值觀（如對於自由、更大的平等、社群責任持有積極的理解）作為尺度來衡量是否貫徹了社會主義的要求，定義與重新定義工黨的哲學價值觀這一問題，尤其是這兩方面的政治家之間的鬥爭將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大論戰」中重新顯現，也是現今圍繞新工黨的討論的先聲。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數年裏，工黨獲得更加廣闊的選民基礎，原因在於普選權逐漸得到擴大，尤其是1928年頒布的《人民代表法》（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20世紀30年代，新當選的黨領導人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試圖將黨員限製在民主主義者內。這一事件可被理解為逐漸排斥與壓製工黨內部馬克思主義的成分，迫使其離開。例如，1901年，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聯盟脫離工黨，它曾是創建工黨的組織之一。1924年的黨大會上，工黨禁止所有共產主義者加入黨內或參選。1925年的黨大會再次加強禁止共產主義者成為個人黨員，並要求工會不允許共產主義者作為地方或全國議會代表。1928年的黨大會禁止共產黨員作為工會代表參加議會。有意思的一點在於，被驅逐的不僅是共產主義者，還有被稱為黨內同情共產主義的派別或者「同路人」。驅除共產黨的支持者、倡導者或者黨員，是在20世紀30年代蘇聯在英國的大學、工會及社會其他部門中的支持提升之後發生的。這主要是由於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全球經濟衰退引發了工人階級與大學中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將馬克思主義，尤其是計劃經濟的思想視為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的有效補充。理查德?克羅斯曼（Richard Crossman)指出，20世紀30年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共產主義影響工黨的高峰期。克羅斯曼寫道：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托尼（Tawney)、拉斯基（Laski)、斯特雷奇（Strachey)、韋布夫婦主導了 20世紀30年代年輕社會主義者的思想，並深刻地影響了影子內閣（Shadow Cabinet)很多務實的政治家。左派書會（Left Book Club)取代了費邊社成為先鋒知識分子的聚集地。」托尼（R.H.Tawney)被廣泛譽為「英國社會主義」興起時具有深遠意義的思想家之一。馬特?卡特（Matt Carter)認為，托尼在牛津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學習期間，與院長愛德華?凱爾德（Edward Caird)、時任牛津主教的查爾斯?戈爾（Charles Gore)結下友誼，其間所學使他的哲學觀與格林（T.H. Green)的英國唯心主義傳統趨同。卡特認為在托尼於貝利奧爾學院學習期間，乃至在格林死後，學院都是充斥着格林的思想：

　　「當格林的思想占據主導地位時，對於像托尼這樣的年輕而具有社會意識的貝利奧爾學生，不深深受其影響是不可能的……」卡特的觀點是，托尼可以被視作繼承了格林的哲學傳統，和諸如亨利?斯科特?霍蘭(Henry Scott Holland)和查爾斯?戈爾等格林的追隨者，而他們都是基督徒。這是一個重要的聯繫，因為它把托尼一一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主要的社會民主思想家、道德家一一和十九世紀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傳統與思想統一起來。這一聯繫並非天衣無縫，但根據卡特的觀點，它是真實存在並且從歷史角度看是準確無誤的：

　　「托尼的思想所依靠的基礎同樣為戈爾和霍蘭的思想打下基礎，鞏固了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它們之間有着很強的意識形態上的聯繫。這三種思想是：以精神的方式對待生活（a spiritual approach to life);強調人性中善的一面；有機地看待由共同的善統一起來的社會。」「儘管格林想要一個建設性的自由主義理論以復興自由黨，托尼構建了一種倫理社會主義來支持工黨，但是兩種學說從本質上說是一樣的。確實，按照鮑爾（Ball)和其他思想家此前的一個觀點，托尼認為他的社會主義作為自由主義的自然繼承者，與自由主義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繫，他認為社會主義者必須保持對自由的關註才能成功。」如果托尼在牛津大學時的政治觀點受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他之後的政治觀點則很難明晰歸入英國社會主義各種流派中，因為在他一生中不同階段的側重點是有所變化的。富特就難以劃分托尼政治觀點明智地說道：

　　「由於他自身政治上的數次轉變，在政治上將他歸類尤顯困難；從1921年支持激進的行會社會主義到1928年漸進主義的着作《工黨與國家》aabour and rteWat/on)，從20世紀30年代對於漸進主義的猛烈抨擊到50年代支持修正主義。」在本章這一節的上下文中，可以將托尼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着作，尤其是他1921年的作品《營利社會》（T^eAcqu/s/t/Ve5oc/ety) 視作至少表明他對於工黨左翼的同情，至多是對類工黨馬克思主義（quasi-Labour Marxism)的支持。因此托尼可以與同時期其他思想家，如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和約翰?斯特雷奇一併做討論。《營利社會》，比托尼其他作品更加影響了工黨左翼。托尼在寫作此書時受行會社會主義的影響，這一類的工團主義的社會主義是工黨馬克思主義的一種變體。儘管如此，托尼在1921年着作中的思想與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是不同的，因為他不認為私有財產本身並不具備固有的剝削性，並不屬於異化並利用工人以牟取私利的階級上層建築。托尼在二十世紀開始的幾十年裏對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私有財產的性質懷有敵意。然而，托尼相信如果私有財產是用於公共利益與社群利益，而非財產擁有者階級的私有經濟利益，那麼財產在道德上是正義、公平的。

　　如果托尼對財產性質的概念與馬克思主義對私有財產的假設不一樣，但仍近似於工黨馬克思主義將私有財產視作資本主義痼疾，那麼他在《營利社會》當中的思想主旨必然是遵循工黨馬克思主義傳統的。這一主要思想觀點簡言之即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己經專註於營利，而以托尼的規範性角度看是不道德的、腐敗的。托尼指出：「這樣的社會可以稱為營利社會，因為它們整個的趨勢、興趣、專註之事全是推進獲取財富。」由營利性問題繼續引入，托尼認為它引起了另外兩個社會和道德的問題。第一，人們這樣的物質主義和貪婪使得他們對於貧困者的同情減少，因而貧窮一如既往地肆虐。第二，這一營利社會的道德面貌嚴重受損，利己主義成為盛行的社會哲學。然而，如果作為思想家的托尼為西方資本主義診斷出營利性的病症，並指出這一狀況引起了嚴重的貧窮與空虛、自私的道德觀，那麼他認定什麼是這種營利社會的起源點呢？富特提出，托尼將其歸罪於兩個主導性的事件，第一：「托尼將這一混亂歸因於資本主義的基礎，此時個人權力參考個人在社會中所起任何作用被抽象出來。」第二，托尼強調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很多人拒絕信仰基督，尤其是拜物教興起，取代了對於造物主的崇拜。基督教道德日漸式微，這種社會的社會、國家品格被嚴重降低。如托尼在他的日記中寫道：

　　「德行本身是不夠的。除非一個人相信精神的東西一一相信上帝一一利他主義是荒誕的.…"」另一位重要的工黨思想家是約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斯特雷奇一度是工黨馬克思主義者，他在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三部着作中表達了其馬克思主義觀點；1932年出版的《未來的權力鬥爭》 ，1933年出版的《法西斯主義的威脅》，1935年出版的《資本主義危機的性質》 。他的傳記作者休?托馬斯（Hugh Thomas)稱《未來的權力鬥爭》是一本復雜的對馬克思主義的解讀着作，斯特雷奇在書中置入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卻是放在二十世紀事件的背景中：「二十世紀的情況……帶來了壟斷、民族主義，以及1919年之後的不穩定的貨幣。這些都不是資本主義危機的原因，危機的真實性質乃源於資本主義根本屬性，即資本主義生產的進行是無計劃的，其唯一調控機製是市場的機製，群體的財富集中在少數掌握生產資料的人手中。」斯特雷奇認為資本主義的真正危機，如馬克思所言，是由於其生產方式；無政府的市場以及它的全部缺陷。斯特雷奇還認為對於資本主義和正在經歷經濟危機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唯一的選擇只有進行：「對工人直接的、公開的恐嚇，對反叛者暴力鎮壓，現代帝國僅憑此就能維持自身。這樣的政權有了一個名字：法西斯主義。」此書的最後一部分是對英國共產主義的呼籲，這是馬克思本人倡導的通過工人革命實現的正統意義上的共產主義。斯特雷奇1933年的着作《法西斯主義的威脅》是一本令人震驚且旨在發人警醒的政治宣傳冊，內容是關於納粹主義在德國掌權以後即將發生什麼。此書主要的寫作目的是警告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崛起，而沒有準備寫成政治思想着作或明確傳達馬克思主義政治學。

　　斯特雷奇這十年間的第三部着作，《資本主義危機的性質》，是倡導共產主義理論的一次公開的嘗試。在這本書中，斯特雷奇批判了經濟學家凱恩斯（Keynes)和羅賓斯（Robbins)太過專註於貨幣問題而忽略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如托馬斯所說，斯特雷奇認為：「這一拒絕是決定性的轉折點。馬克思沒有犯這個錯誤，他指出了勞動與勞動力之間關鍵的區別：技術工人或農民將他體現在社群中的勞動出賣到市場上；工人將他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雇主，由雇主將此工人的勞動出賣。」然而斯特雷奇的馬克思主義儘管有影響力且有誠意，卻不能持久。如果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斯特雷奇的馬克思主義達到頂峰，那麼戰爭及戰後時期則是摒棄它而選擇社會民主主義。富特指出：「……通過閱讀凱恩斯的着作，他修改了自己早期的觀點，越發相信國家指導經濟能克服資本主義危機。於是他成為工黨舉足輕重的人物，擔任1945年政府的糧食大臣……」哈羅德?拉斯基是20世紀30年代另一位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者，但在20年代，他受菲吉斯（J.N. Figgis)的多元主義影響並接受了聯邦主義有關社會的思想。這一點可以在他1925年出版的着作《政治語法》（A Grammar of Politics)當中清楚地看到。與馬克思和列寧不同，拉斯基以標準的眼光看待國家。他認為國家雖然具有強製性，儘管如此卻能夠為其公民的需要服務。國家由統治階級管理，這對於拉斯基來說是有問題的，但是在社會主義的政府治下，國家管理能夠公正。可以說拉斯基想通過社會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使國家合法化。這是他在1935着作《理論與實踐中的國家》（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中得出的主要觀點，在這本書中他令人信服地說道：「……政治哲學的首要責任是檢驗國家在其現實性上而不是觀念上的品格。」因此，顯然對於拉斯基和他3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來說，國家的性質與實際功用對於其所產生的政治的性質是至關重要的。儘管如此，註意到拉斯基對國家的態度並非正統馬克思主義，這一點是準確的，但他的議程卻是激進而偏離於主流工黨社會主義的。然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只是暫時的，很快就因為共產主義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消失，而二戰也反過來分裂並最終結束了同情共產主義的左派書會。另外，以艾德禮為首的工黨在1945年獲得選舉勝利，在其治下英國費邊社會主義的方式得以回歸。

　　在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936的着作《就業、利息、貨幣通論》出版的時候，工黨還未決定何種政治經濟形式最適合用來貫徹其政策目標。大多數工黨左派不僅受馬克思主義工人集體所有製思想的影響，還受經濟學家霍布森（J.A Hobson)消費不足論思想（underconsumptionist ideas)的影響。工黨右派在經濟領域的猶豫不決在1929-1931年工黨政府時期表現出來，時任財政大臣的菲利普?斯諾登（Philip Snowden)屈從於自由市場與城市銀行家（City bankers)的權威來協調製定經濟政策。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在他所着的凱恩斯傳記中認為，即使是在《通論》於1936年出版後不久，工黨仍然傾向於採用一種社會主義的形式作為其經濟學說，儘管有部分工黨人士開始看出如何能夠管理控製資本主義以促進社會主義事業。斯基德爾斯基所說的工黨仍然傾向於「社會主義」是指一種己消除私營部分的大規模的計劃經濟的概念。這個概念必然己在工黨左派中占據主導地位並一直如此。儘管如此，凱恩斯及其經濟理論逐漸影響與經濟學相關的社會主義思想，凱恩斯主義出現在工黨的一部分當中，作為通向英國社會主義的一種可能的經濟途徑。富特指出：「凱恩斯對於工黨中一部分知識階層造成了可怕的挑戰，他們痛恨私營企業間的激烈競爭，卻沒有辦法解決商業循環和總體失業的問題。」凱恩斯主義對於工黨中不少人具有吸引力。這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因為它摒棄了古典經濟學中的自由市場，這是與工黨的哲學價值觀相一致的。第二，凱恩斯主義的基本目標之一是其對充分就業之可行性的信念，由此再一次表現出它對於在道德上厭惡高失業率的工黨有所便利。最後第三，凱恩斯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說，通過實用性的論據證明了以國家機構為工具維持經濟穩定的合法性。這樣，凱恩斯主義為工黨提供了國家干預的經濟學論據，國家干預反過來能使工黨得以追求其哲學目標，諸如收入與財富的再分配。有關工黨採用凱恩斯主義另外有個觀點，是由伊利莎白?德賓（Elisabeth Durbin)提出的，那就是作為經濟理論，凱恩斯主義開始得到工黨重要經濟學家的支持。其中較為突出的有道格拉斯?傑伊(Douglas Jay)、埃文?德賓（Evan Durbin)、休?多爾頓（Hugh Dalton)、休?蓋茨克爾等工黨經濟學小組XYZ社的成員，他們在尼古拉斯?達文波特（Nicholas Davenport)和沃恩?貝裏（Vaughan Berry)的指導下集會8他們對這個理論的支持有助於凱恩斯主義在工黨內得到更廣泛的支持。儘管如此，如伊利莎白?德賓所說，直到1944年《關於失業的白皮書》(White Paperon Unemployment) 發布，該書接受了凱恩斯思想的基本分析，此前不是所有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接受凱恩斯主義理論。這是因為一些人懷疑凱恩斯的自由聯合，懷疑試圖使資本主義製度切實可行、改善資本主義痼疾的理論。大衛?馬昆德認為，1947至1949年艾德禮政府時期，凱恩斯的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被逐漸米用為工黨的官方經濟學說。馬昆德指出在那段時期：「……大臣們慢慢地放棄了原先對於受社會調控的經濟的觀點，這種經濟下的資源分配是根據政治決策而非市場中的討價還價，他們轉而支持一種混合的經濟，以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為中心。」1945至1951年艾德禮任首相的政府是英國最先實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政府。亞當?普熱沃爾斯基（Adam Przeworski)認為凱恩斯主義為左翼政黨提供了：「……與資本主義民主妥協的意識形態基礎與政治基礎。凱恩斯主義呈現出國家能調和生產資料私有製與經濟的民主監督調節這一前景……對失業水平和收入分配的民主調控成為使民主資本主義成為可能的妥協之詞。」普熱沃爾斯基認為，凱恩斯主義為社會民主主義提供了這樣的政治經濟，認為失業的原因在於需求的缺少，因此需要的是國家實施擴大開支的政策以刺激生產，減少失業。另外，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採用了與左翼政黨政治目的相符的手段，諸如再分配、國家管理、提高稅率以投資福利與公共設施的財政靈活機製。1945至1951年時期常被認為是凱恩斯思想在關於經濟學說的辯論中占上風的起點，並且作為一套思想體系，它在1945至1970年間達到頂峰。本章試圖提供工黨從其十九世紀起源到1949年的思想史。本章還嘗試介紹某些主題和價值觀，有助於理解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軌跡，從而為考察新工黨的政治哲學做準備。

　　工黨思想史：1949-1979

　　本章將試圖給出工黨從1949年到1979年中的事件和思潮的思想史。這與戰後工黨內部修正主義思潮的形成尤其相關。蓋茨克爾派被認為是英國民主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者，因此可以將他們看作新工黨改良潛在政治價值觀以及實現這些價值觀的方式的先行者。理解「大論戰」對於理解新工黨的出現與興起具有重要意義。作為堅定的工黨右派，布萊爾的新工黨堅持修正主義的政治態度，部分地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與工黨左派之間激烈鬥爭的最終結果，是工黨對於連續四次選舉失敗的回應，是對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全球政治與經濟變化所作的適時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回應。因此，我認為新工黨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休?蓋茨克爾對工黨的設想相似，但同樣，新工黨也是對下列因素的回應。這些因素與五六十年代修正主義右派所面臨的在性質上並無不同，也就是與左派的哲學論爭、連續三次選舉失敗以及需要找到對「豐裕社會」（affluent society)的回應。

　　「大論戰」

　　在國內的成功並不意味着議會工黨內部的和諧。1949年，在工黨議會上，赫伯特(Herbert)、莫裏森（Morrsion)、安奈林?比萬（AneurinBevan)之間產生了爭論。然而，議會工黨中分歧產生的具體日期很難判定。黑斯勒認為：「早在1946年，黨內某些群體己經因政策中缺少傳統社會主義內容逐漸不抱幻想，五十年代的戰線開始形成。」莫裏森在被認為是他的「團結演說」（consolidation speech)中呼籲停止所有私營工業的國有化，因為他認為國有化己經達到其目的，國有化向所有私營工業僅僅為了工業為公共所有的目的而進行的擴展應當結束了。與此相反，比萬想要的是全面的國有化，因為他認為這是民主社會主義政府應該做的事情。這是地方分支選區內更為深入的哲學紛爭的開始，但主要是在於全國執行委員會（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與議會工黨（Parliamentary LabourParty)成員當中。德魯克對於這一兩敗俱傷的鬥爭的看法是，工黨在1945至51年艾德禮政府之後從未充分地回答過：「……實現社會主義宄竟意味着什麼。」理查德?克羅斯曼在他1951年的文章《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哲學》（中記錄的這一不確定的觀念以及明顯的「我們將往何處去」的態度，對於理解20世紀50年代工黨內被稱為「大論戰」（Great Debate）或「手段與目的之辯」(means and ends debate）中的派系之爭至關重要。1951年議會工黨以前所未有的比例發生分裂。這一分裂常被定性為比萬派左派與蓋茨克爾派右派之間關於國有化的問題以及工黨政府應當對工業進行國有化的程度的意見分歧，直到1995年它始終是黨內團結的一道坎。

　　即便如此，有些人會說以這樣的定性解釋工黨各大派系所面臨的哲學問題太狹隘。這些派系領導人的重要性很大：雙方的人在1951年大選後成為工黨領導人的激烈競爭者，因為預計年歲漸長的克萊門特?艾德禮將在下一屆議會之後退出。因此，不僅有這兩位黨首之間的個人競爭，而且在議會工黨內部存在意識形態上的競賽，雙方分別為追隨蓋茨克爾的修正主義者或現代化者和支持比萬的傳統主義者。

　　本節不試圖剖析工黨內各派系的哲學傾向；儘管如此，還是可以根據軼聞性質的證據識別出彼此衝突的哲學立場。這些立場包括左翼或（傳統社會主義者），中間派以及右翼或(社會民主主義者）。中間派本可以很簡單地歸為「工黨主義」（Labourism)的追隨者一類，但當作五六十年代黨內議員的代表則更易於理解。傳統意義上，黨內中間派被看作「工黨主義」的提倡者，可以認為這是在爭取工人階級的最大進步，中間派在歷史上曾為許多工會人士占據。在工黨20世紀50年代的問題時期，中間派常被認為是致力於在蓋茨克爾派和比萬派之間穩定黨內團結的「保持冷靜」的群體。這一派包括諸如約翰?斯特雷奇、邁克爾?斯圖爾特（Michael Stewart)、喬治?斯特勞斯（George Strauss)等人。黑斯勒認為中間派並未以真實的形式在工黨內真實存在，直到50年代中期黨內意識形態分裂出現，這些中間派成員選擇跳出時下意識形態的派別之分，呼籲艾德禮首相領導下的團結。論戰中各派間另一緊張的局面在於它們在工黨的體製內都有各自的力量基礎。布賴恩?布裏瓦蒂（Brian Brivati）在他所着的蓋茨克爾傳記中披露，儘管蓋茨克爾派可以從影子內閣、議會工黨的大多數成員以及工會處獲得支持，但比萬派擁有各選區黨的總體支持並從1952年開始主導影響政策的全國執行委員會。

　　關於手段與目的的辯論引起了對一個問題的思考：「什麼是民主社會主義價值觀？」對比萬派和蓋茨克爾派社會主義價值觀的理解眾所周知有所爭議，然而這有助於本章揭開這些概念從而對工黨內不同社會主義觀點有更加全面的理解。

　　比萬作為40年代晚期工黨左翼的旗手出現。這一左翼議員群體追隨比萬集會，被稱為「比萬派」（Bevanites)。把這些工黨左翼人士統一起來的主要因素是他們反對艾德禮政府的外交與國防政策。外交部長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認為，英國如果想在二戰後的全球政治中維持地位，就必須繼續保持在戰時建立起的與美國的特殊關係。這一方式被稱作「大西洋主義」（Atlanticism),在英國由貝文簽署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Organisation)的時候達到頂峰，該組織也稱為北約（NATO)。這個組織是西方國家的防禦聯盟，特別是為了它們的利益而防禦蘇聯。對於比萬派來說，這種將英國與美國結盟，妖魔化蘇聯的政策是不能接受的。工黨內分歧一部分在於一些左翼人士認為溫和的左派可以與蘇俄的共產主義左派對話、聯繫。儘管如此，比萬自己想要的是介於與美國或蘇聯聯合之間的獨立中間路線。這一政策被稱為「中立主義」（Neutralism)。比萬派統一的第二股因素是他們反對核武器以及工黨將核武器作為英國戰後軍備必需。此外，比萬派的議員在議會中組織並不嚴謹，因為他們中許多人富有熱情，崇尚獨立。儘管如此，他們的演說和文章發表在工黨左翼刊物《論壇報》（Tribune)和全國性報紙諸如《雷諾茲新聞》（Reynolds News)、《每日鏡報》（Daily Mirror)、《周日鏡報》（Sunday Mirror)。至於比萬派的政治哲學，比萬於1952年發表着作《取代恐懼》（In Place of Fear)，試圖為支持傳統民主社會主義的議員建立一套社會主義政策的邏輯體系。因此，布裏瓦蒂說：「比萬派對於領導者來說並不構成直接的挑戰，但在1951到1955年間打擊了工黨議會前座的誌得意滿，也是左翼在接下來數十年的活動藍圖。」除比萬以外，比萬派還包括理查德?克羅斯曼，一位獨立自主的學者、政治思想家。克羅斯曼寫了數篇重要的論文，特別是他1951年的文章《建立社會主義新哲學》,這篇文章討論了鑑於1945到1951年間的政策成就，工黨的社會主義應當採取何種方向。然而，克羅斯曼的文章同樣概括出工黨需要關註的比萬派的措施，因為他認為艾德禮政府實行的福利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政黨來說是不夠的：「如果不更大範圍地推廣公共所有製，或者徵收財產稅，能否阻止不健康的資本註入呢？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全國性的利潤與工資政策，能否抵抗通貨膨脹？如果不能，那麼若無工會所重視的集體協定自由的修正案，如何執行這樣的政策呢？這兩個問題在工黨執政六年內得以避免。如果工黨要再次面對和1945年同樣艱巨的挑戰，這些問題將無法避免。」克羅斯曼1956年的文章《計劃自由》（Planning for Freedom) 提倡了典型工黨左派的中央計劃觀點，但和通常的批評不同，克羅斯曼認為中央計劃改善了自由，而不是限製了自由。他在1959年選舉失敗後不久寫的文章《豐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 ,質疑了修正主義的分析，即資本主義的性質己經得到顯着的改革，社會主義政黨的經濟目標需要與之相適應。簡言之，克羅斯曼試圖圍繞「豐裕社會」的種種謎題支持比萬派的觀點，並贊成克羅斯蘭的修正主義分析從根本上是站不住腳的，這一分析本書將稍作討論。

　　比萬派的觀點大部分是工黨的傳統價值觀，源於1918年的黨章。對於比萬派來說，民主社會主義價值觀也許包括了廣泛的再分配、大範圍的工業國有化、工黨內工會權威的擴大，以及強調社會主義基於階級的性質。比萬派代表了大論戰中「目的」論一方。他們認為國有化使國家能夠控製生產資料，從而使得政府能夠代表工人製定社會主義政策。例如，國有化影響了工人的狀況，因為國家向所有僱傭工人承諾公平的工資標準，允許並鼓勵工會代表製，提供在國有工業持股工作的自由。這樣，工人地位的性質、他們的狀況以及他們與工業的關係就與私有、私營公司完全不同了。對於比萬派來說，國有化是為了取代個人或董事會私有的工業，而這工業的基本動力是股東的利潤最大化。因此，工業國有化的政策對於大論戰中「目的」論一方而言具有關鍵意義。實行國有化意味着社會主義。從而可知，國有化是行動中的社會主義。

　　哲學論爭剛開始的時候，蓋茨克爾擔任內閣大臣和之後的影子內閣大臣，以及一群支持他擔當黨首的議員的領袖。他們是議會工黨的右翼，觀點講求實用，傾向於工黨政策的修正主義。當時重要的蓋茨克爾派包括托尼?克羅斯蘭（Tony Crossland)、羅伊?詹金斯（RoyJenkins)、伍德羅?懷亞特（Woodrow Wyatt)、克裏斯托弗?梅休（Christopher Mayhew)、阿瑟?艾倫（Arthur Allen)、帕特裏克?戈登?沃克（Patrick Gordon-Walker)、阿爾夫?羅本斯（AlfRobens)。正如托尼?克羅斯蘭在《〈現在的社會主義〉及其他論文》（Socialism Now and Other Essays) 中所說，對於修正主義者而言：「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基本上是關乎平等。我們所說的平等不只是精英社會，平等的機遇中最大的獎勵將給予那些具備最好的天賦和家族背景的人；我們採用『強大』的平等定義一一羅爾斯（Rawls)後來稱為『民主』的概念，是相對於『自由』的概念。我們也不只是指簡單的（並非指實踐證明其簡單）收入再分配。我們想要的是更寬泛的社會平等，同樣包括財產分配、教育製度、社會階級關係、權力以及工業特權一一確實這些都在古老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夢想中被奉若神明。」蓋茨克爾在1959年大選競選運動時接受的英國廣播公司的採訪中概括了他暗含的政治價值觀：「我認為我們沒有任何原因懷疑自己所相信的基本原則。畢竟誰也不是為找樂子而從政的……我們仍然相信……平等與自由同時並存，相信平等機遇，相信公平交易……相信得體而有尊嚴地對待其他國家。這些東西都不是暫時的、短暫的，而是永久的……但是如何實現它們，如何解讀、表達它們以適應於……現今的一代人，我認為這始終需要慎重考慮。」至於有關手段與目的的大論戰，蓋茨克爾與他忠實的戰將們一道，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以論戰的主角現身，支持國有化作為工黨政府的政策應當是為達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在菲利普?威廉姆斯（Philip Williams)的記錄中，蓋茨克爾終其一生都認為，公有製原則上是一個手段，是為了實現正義、平等、無階級社會這一真正的社會主義目標，而本身不是目的。22考慮到國有化應當扮演的正確適當的角色，「手段論」者對於如何建設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問題的情緒在以下引自克羅斯蘭的論述中得到了充分的概括：「因此有可能在混合經濟的框架內達到更大的平等以及其他令人滿意的結果，公有製只是作為許多可能的手段當中的一個而取得一席之地，以達到計劃中的目的。」 儘管如此，「手段論」者承認，私營部門決不能完全解除管製或任由市場來統治人民。

　　他們所呼籲的不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也不是更廣為人知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放任方式。「手段論」者認為資本主義在戰後的共識下己進行很大的改革和社會化，這就是為何他們覺得工黨一些團體需要認識到資本主義並非與民主社會主義截然相反。托尼?克羅斯蘭在寫於1956年，個人富裕水平上升、消費品膨脹、經濟増長的時代的文章中認為：「自世紀之交，資本主義就經歷着一場緩慢的轉變，儘管這緩慢的過程很痛苦。這在很大程度上並非出於自願，而是迫於非資本家反抗工業的放任自由引起的不快後果，以及政治上和工業上的左派勢力漸長。」克羅斯蘭指出，和反資本主義的階級的反對一樣，商人階層也開始要求對傳統資本主義的改革，這是由於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衝擊和事件，再加上諸多其他問題，如：「……資產階級內舊時那種毫不猶豫的自信，以及簡單地認定不加管製的資本主義一定是所有可能存在的製度中最好的，這些觀念都己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逐漸穩步増多的對資本主義引起悲慘的社會和物質結果的道德良知：30年代中產階級的政治滲透，以左派書會的驚人現象為其鼎盛標誌，當然還有心理的變化……（心理變化）與工業資本家逐漸由管理人員取代有關。」資本主義製度特徵中從所有者到管理者的轉變這一問題，常被稱為「管理革命」（themanagerial revolution)，基本上認為作為資本家的所有者做出決定完全是基於利潤的考慮，然而這新一代管理者的動機卻不僅是利潤，因為他們是拿工資的雇員，並不擁有問題涉及的這家企業，也不親自獲得直接利潤，因此其他考慮對他們來說變得重要起來。他們自己的社會地位以及他們對待下級的管理聲譽，諸如此類的因素都在他們的決策中有所影響。而這也反過來改變了資本主義的特徵，使它在工人、工資和相應問題上不再那麼兇惡。

　　然而，克羅斯蘭認為這些因素對於資本主義特徵的改變只有較小的影響。他在《社會主義的未來》Future o/5oc/a//sm) —書中的觀點，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後對經濟和社會重建的需要改造了英國資本主義的性質，這一影響甚於其他任何因素。克羅斯蘭認為這是因為：「保守黨占主導的政府迫於軍事急需，採用工黨在年復一年的和平時期徒勞籲請的很多改革措施：政府計劃、充分就業、再分配稅收、新的社會服務。這些措施完全可行且並非左翼空想家烏托邦式的夢想，這一教益選民沒有忘記，他們在1945年堅決地把保守黨驅逐下野，因為其在和平時期忽視的事情卻在戰時積極實行。」克羅斯蘭認為，推進傳統資本主義特徵改變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1945至1951年艾德禮政府在國內所取得的成就：「例如，國有化包括了民航、鋼鐵、公路運輸，以及大東電報局（Cable and Wireless),除此以外還有列在正式項目中的工業。社會服務政策延伸至家庭津貼、國民醫療保健製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以及國民保險製度（National Insurance)親新的結構性變革，而不是小修小補。在再分配稅收領域，就業水平、貧困地區（Distressed Areas)問題、工人階級生活標準、政府對經濟的控製，都大大超過了戰前大多數評論者的預期。」總之，托尼?克羅斯蘭概括出「手段論」者的立場，在其所在的20世紀早期，資本主義發生了很大的改革，是由於工業左派、資本家的反對階級以及工黨力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因為資本主義管理技術上由所有者向管理者變化，而管理者與廣大中產階級一道，遭受世紀初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痼疾所引起的墮落與骯髒的攻擊，大量英國工人階級卻不得不忍受。

　　選民中道義上的變化把保守黨排除在外，使得工黨政府得以重建資本主義福利製度，其社會供應與管理是前所未見的。

　　克羅斯蘭第二部主要作品《保守的敵人》（The Conservative Enemy) 28是20世紀60年代工黨的政治綱領，也是對保守黨以及他認為是工黨社會民主主義保守成分的一次進攻。這本書對政治經濟學並沒有提供《社會主義的未來》未曾明確提出的新思想。事實上，克羅斯蘭為他在《社會主義的未來》中的主要觀點辯解，如富特所說，他附和了加爾布雷思（J.K.

　　Galbraith)的觀點，強調私人的富足與公眾的糟糕之間的鴻溝，提出一系列平等主義措施應對這種情況。

　　在1964年出版的《社會主義的未來》第二版導言30中，克羅斯蘭承認他對西方經濟尤其是英國經濟能夠產生的増長水平的預測過於樂觀。這反過來影響了可用於投資公共開支和福利措施的歲入總額。他1974年的書《〈現今的社會主義〉及其他論文》是關於一系列克羅斯蘭在相關方面擔任過部長的問題的論文集，這些問題諸如環境、住房、教育等等。開篇的文章《現今的社會主義》是對他自己的修正主義思想的評價，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認為修正主義者不必修正他們的社會主義形式。這篇文章中承認的兩點內容值得重視。第一點，克羅斯蘭稱1964至1970年間威爾遜工黨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失敗的，因為失業増加了，通貨膨脹加劇了，而經濟増長相較1964年的保守黨左派政府時期減緩了。第二點，克羅斯蘭承認，他之前所寫的文章中對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速度與容易程度都過於樂觀了：「事後看來，早期的修正主義論着在語氣上太過自滿；他們提出了正確的改革方案，卻輕視了在英國的環境下實現它們的困難。」最後，《現今的社會主義》包括有一份清單，列出了未來工黨政府應該關註的需要優先考慮的領域，包括了降低貧窮，進一步提供體面住房（decent housing)，將發展性土地歸入公有，再分配資本財富，消除教育製度中的挑選與隔離，以及擴大工業民主。

　　理解國有化的哲學論爭要記住的關鍵一點是，這一論爭也關於「第四條」。手段與目的的大論戰部分地是關於「第四條」與國有化作為工黨政策之間的相關性的辯論。「第四條」，準確說黨章的第四點，明確承諾要讓公有製充滿整個經濟。因此，這是1918年的無政府主義思想，這一政策目標對許多工黨的人來說既不現實也不稱心。儘管如此，蓋茨克爾和一些修正主義領導人物至少最初認為應當重新起草「第四條」，以期與工黨想要建立的社會相一致。35蓋茨克爾的這一雄心壯誌因近期的選舉失敗而燃起，因為他認為這使得保守黨人歪曲了工黨經濟觀點的意圖。蓋茨克爾重新起草了「第四條」，在1960年3月由國家執行委員會(N.E.C.)認可，但如威廉姆斯所說：「……在四個月中，六個主要工會中的四個拒絕修訂章程，而且面對議會中一定的失敗，蓋茨克爾只得把『新約』 這一稱謂降級為『對工黨在二十世紀目標的有價值的表達』，而對『第四條』則原封不動。」工會與來自更加廣泛的議會工黨的壓力都反對蓋茨克爾對章程的修正。雖然他們的領導者比萬不在，工黨左翼仍持樂觀態度，而1960年比萬己病重。工黨左派的信心使得他們能夠更快進入下一個與領導者的內部鬥爭，即工黨的核武器政策。

　　1960年春，工黨在核威懾力量與核防禦上的立場問題被提出來，這個問題同過去一樣成為工黨的障礙。威廉姆斯認為這己成為關於工黨特性的矛盾，無論它是要成為一場抗議運動還是未來的政府。39在政府取消美國「藍色霹靂」（Blue Streak)火箭這一關鍵性事件之後，他們不得不決定英國是否需要獨立的核威懾力量、北約總體常規與核安全（collectiveconventional and nuclear security)，或者英國是否應該保持中立，採取並鼓勵非核政策。這反過來意味着工黨必須對這一問題持有政策立場。工黨左派傳統上對軍備積累持懷疑態度，逐漸更加明確表示其對單邊主義的支持。單邊主義事業成形於稱為核裁軍運動(Campaign forNuclear Disarmament, CND)的一個組織，由一批比萬派、基督教和平主義人士以及新左派知識分子於1958年組建。其目的是主張英國通過單邊譴責核武器來樹立道德領袖。單邊主義事業的影響在1960年暫時被工黨作為政策時到達頂點。單邊主義事業在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 1958年的文章《突破》當中有最強烈的議論。富特認為霍爾的觀點指向對抗蘇聯時丟掉的的道德高地，因為這使得蘇維埃能夠將西方的核威懾力量解釋為現實存在的軍事威脅。這也相應地降低了蘇聯周邊的東歐國家民主演進的幾率。在解釋霍爾的論點時，富特認為西方的辭令和國防政策對以下事情負責：「……阻礙東歐的民主化，鞏固了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對權力的掌握，而其總是通過指向西方的威脅來紓解任何對其統治的威脅。」工黨的右派認為，如果不具有獨立的核威懾力量，英國在面臨蘇聯的威脅時將會依賴美國提供安全。黨內的這一辯論被稱為「單邊主義-多邊主義辯論」。它加深了黨內的哲學劃分，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工黨議員和黨員支持多邊主義事業才算充分解決。作為工黨這一激烈動盪的歷史時期的總結，保守黨在1959年大選中獲勝，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Macmillan)贏得工人階級50%的選票。工黨的主要兩翼彼此持續衝突，1963年蓋茨克爾突然逝世，左翼人物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擊敗來自右翼兩位人物吉姆?卡拉漢（JimCallaghan)和喬治?布朗（George Brown)的挑戰，成為工黨領袖。對某些人來說，在威爾遜的領導下，工黨似乎將可能改變方向。

　　凱恩斯主義的危機：1966-1979年

　　凱恩斯主義作為社會民主主義和工黨的經濟學說，其衰退可從兩方面理解：國際和國內。

　　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認為，凱恩斯主義作為經濟學理論開始衰敗有一些國內原因。第一，斯基德爾斯基認為凱恩斯的一個短處是他的理論中忽略了許多造成失業的原因3例如，凱恩斯承認需求不足（demand-deficiency)導致失業，卻沒能指出諸如勞動力的固定性和適應變化的緩慢等供應方的問題也能造成失業。這些長期積累下的供應方因素，其實際結果最終加劇滯漲。斯基德爾斯基所提出的另一個凱恩斯主義衰敗的原因是，事實上，40年代末直到70年代初是西方經濟體生產效率高、失業率較低的「黃金時代」，而凱恩斯主義不是其唯一的原因。45當凱恩斯主義經濟經歷攀升的物價和失業率以及低下的經濟増長時，按照這一非主流觀點，滯漲只是被「超趕」效應（catch-up effect)推遲了，藉此效應，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經濟體己得益於技術以及對帶有工業適應性（industrial adaptability)的商品的高消費需求。46斯基德爾斯基有如下觀點：「歐洲大陸的工業與勞動關係的重建是戰敗的結果，而不是凱恩斯主義政策的結果。戰勝國英國和美國受凱恩斯思想影響最深，而展現出結構性改革的傾向最弱。」第三個問題是對提高工資的需求。這個問題不只是經濟的，同樣是政治的。英國的凱恩斯主義者實行收入政策以期政府保持較高的總需求，因而工會將接受對工資的控製，克製勞工行動，此類行動會降低生產效率。事實上，工會不滿足於收入政策所設定的工資水平，這導致了通脹的上升。50斯基德爾斯基指出了凱恩斯主義衰敗第四個也是更為重要的因素，亦即財政管理不善。51他認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從來都知道，超過某一點以後，稅收會遭遇抵抗……60年代工人階級對稅收的抵抗發展快過中產階級與上層階級，因為對後者的稅收己經因罪惡以及通過權高責重的人得以減輕。」與財政管理不善不無關係而是相互聯繫的第五個因素是，一些工會中的工人階級要求更低的開支，這樣他們能得到更高的工資。這可以看作是「補償性工資提高"（compensatingwage-push),但這不是財政政策的唯一結果。一個連鎖反應是，因為大量投資以及財政部由於抗稅而沒能集合足夠歲入，由此導致預算赤字的發展。」在國際經濟因素方面，有幾個問題。第一，安德魯?甘布爾（AndrewGamble)認為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問題在70年代早期通過規模急劇増大而惡化。60年代中期的問題是通貨膨脹與失業的逐漸増多與經濟増長的緩慢。這特別是由1971、1972年間固定匯率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引起的。隨之而來的是，1973年油價翻四倍及其後發生的世界普遍經濟衰退。第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油價的上漲以及世界經濟衰退導致通貨膨脹與失業率急劇升高。因此，滯漲的經濟問題很快在各經濟體中出現，成功的經濟管理會愈加顯得比五六十年代困難。甘布爾指出，正是在70年代早期前後，一些奉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體的經濟重心發生了變化。控製通脹取代保持充分就業成為重心，公共支出項目突然顯得非常昂貴，於是受到抑製，對工資的控製變得嚴密。第三，甘布爾間接提到的更深層的問題是，70年代早期經濟増長的消失曾被解釋為暫時現象，但70年代早期的經濟問題逐漸不像是短期的，而是代表了國際經濟體系中一些根深蒂固的問題。正是這種對1974至1979年威爾遜和卡拉漢政府時期増多的經濟問題的認知，使修正主義右派顯得不能夠管理經濟以使其保持増長，同時提供促進社會公平的政策。這個觀點提倡運用凱恩斯的需求管理來確保更大的經濟和社會公平，克羅斯蘭在工黨中大力論證了這一點。第四，甘布爾認為，貨幣主義的經濟方式是在70年代早期前後開始為一些政治家和經濟評論家討論並嚴肅對待的，特別是保守黨的基思?約瑟夫（Keith Joseph)等人。簡言之，貨幣主義似乎有70年代經濟問題的答案。

　　來自新右派的挑戰：1979年之後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的保守黨及其激進的新右派新自由主義和社會威權主義政治哲學（social authoritarianism)是英國20世紀80和90年代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哲學。工黨在大選中徹底失敗，也沒能向英國的公眾傳達他們對英國社會的觀點。此外，他們沒能像表達他們對撒切爾主義的否定那樣清楚地表達他們擁護的是什麼。哲學上，新自由主義在保守黨執政期間似乎是處於支配地位的，而只有五分之二的選民投了它的票。新工黨是後撒切爾派的政治方案，而要對其加以分析，則必須以其前任的情況以及新自由主義影響工黨政治思想從而產生新工黨的方式為依據。

　　1979年的大選中保守黨為其新右派哲學的立場爭辯。卡拉漢與工黨競選的理由是，撒切爾保守黨的新激進主義是未經嘗試和驗證的，工黨是選民「安全」的選擇。儘管如此，保守黨以四十四個席位的主導贏得選舉，這當中包括了 5.1%搖擺不定的選民從工黨轉移到保守黨。保守黨在70年代中期到末期採用新右派哲學對於保守人士來說是不尋常的激進之舉。新右派廣為人知的特徵是幾項政治主張。這些主張包括反對國家干預經濟，批判高額公共福利支出，從而為最低水平福利國家（rolled back welfare state)的最低社會供給提供辯護。

　　然而，將新右派視為統一的哲學是不準確的，正如肯尼思?胡佛（Kenneth Hoover)和雷蒙德?普蘭特（Raymond Plant)在他們的書《英國與美國的保守資本主義》（Conservative Capitalism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中所提出的觀點：「在其整個歷史上，英國的保守黨和美國的共和黨都包括有傳統主義者和個體主義者，前者相信使用權威機構來確保實現社會和經濟的目標，後者則更想使市場盡其可能地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得以運行。」可以把新右派哲學中相矛盾的不同派別描述為保守主義的新右派和自由主義的新右派，他們在諸如政治文化、國防以及公民社會等問題上有衝突。然而，既然承認新右派政治緊張的局面，即暗指新自由主義經濟方式強調消極自由以及「放手」的經濟方式與另一種相當不同的個人與社會生活領域中的社會威權主義這兩者之間的斷層，作為工黨政治思想的研宄者，必須對於令人信服而言簡意賅的新自由主義哲學有所回應。

　　哲學上，新自由主義在其共同的論敵方面是統一的。政治上，其在英國的敵人顯然是工黨，而哲學上的敵人則顯然是凱恩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運作與價值觀。新自由主義者以幾種方式回應了社會民主主義的道德與倫理價值觀，他們以多種辯護方式反抗社會民主主義對他們政治思想的批判。第一，在社會正義方面，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宄其本質屬性而言，社會正義並不存在，因而是幻想。63新自由主義的倡導者認為社會正義是道德幻想，因為市場並不導致不正義，不正義的現象因故意行為而起，而市場的結果並不故意製造不正義。市場製度下無意產生的結果是不幸而非不正義，因此國家沒有責任減少這些不幸。第二，在其社會正義批判中，如哈耶克（Hayek)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社會正義這個術語備受爭議，其含義以及媒介，即分配政治學（distributive politics)，都有很多種版本。哈耶克說，因為社會正義和分配政治學都是主觀性的，因而不能得到哲學上的支撐。第三，新自由主義者對社會民主主義政治思想的攻擊以否定積極自由概念的形式出現的。如凱思?約瑟夫（Keith Joseph)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認為，提倡積極自由概念的人混淆了自由與能力。根據新自由主義者的觀點，自由是沒有干預，能力是指人有能力執行和做出某些選擇。因此，「做某事的自由』』（『fre domto』），換言之，積極自由的概念是不準確的，因為它將自由的概念與能力的概念連接起來。自由不是關於獲得追求物質占有物或者生活機遇的能力、權力和協助，而是關於生活不受拘束，免受國家、市場、社會上其他人的干預。第四，新自由主義者否定了大規模公共供給的作用，因為他們認為這不能創造更平等的社會反而讓中產階級不合比例地從中獲益。儘管他們不關心減少不平等，進而不關心工人階級的境況，但他們通過這一論調消除了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社會正義及其主張福利大國的平等主義回應。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福利國家能縮減為極小的安全網，為真正不能自足的人提供保障。這也轉而減輕個人的稅負，減少國家在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從而使其免於國家干預。減少福利國家也將是值得作為道德目標的好事，因為新自由主義者間接提到，依賴於福利的文化己發展到鼓勵個人不追求充分發揮其潛力而是接受國家給予的「免費午餐」。

　　本章試圖記述工黨從1949到1979年的思想史。另外，更加相關的因素是1979年保守黨上臺，其所持的是新右派形式的新的激進政治哲學；經濟上所持有的新自由主義結合着一種社會威權主義。工黨應對新自由主義者的挑戰方式與撒切爾主義對工黨產生的影響將會在接下來的三十年裏塑造工黨的歷史。下一章將試圖分析工黨應對撒切爾主義以及各種具體內部政治和哲學論爭所作出的努力，這些論爭自1979年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直籠罩着工黨，並促進形成新工黨的政治哲學。

　　工黨思想史：1994-2004

　　前三章中給出了工黨的思想從十九世紀起源到二十世紀末的歷史。本章將嘗試使用和前三章相同的方式，給出1994至2004年期間工黨事件與理念的思想史。本章指出了一些因素，這些因素做出了卓着貢獻，進而塑造了工黨，並協助創造了我們所理解的「新工黨」這些因素包括：現代化者將工黨重塑為新工黨；「舊工黨」與「新工黨」之間的區別；新工黨中的新民主主義者扮演的角色；重新起草「第四條」全球化觀點；1997年選舉宣言的具體政策；第三條道路的思想；2001至2004年第二屆執政期的思想。

　　重塑工黨

　　我理解的新工黨是從1994年至今托尼?布萊爾領導下建立在工黨之內的現代化社會民主主義。有必要聲明，儘管新工黨如今己被廣泛認為是布萊爾政府自1997年及其影子內閣自1994年以來的政治學，但它起初是改變工黨選舉號召與政策的一個流程。史蒂夫?盧德蘭（Steve Ludlam)說：「一般認為自布萊爾1994年繼任工黨領導人開始的新工黨方案以此方式遵循了工黨意識形態、組織、政策的長期現代化。」1994年布萊爾當選工黨領導人時，「新工黨」還沒有正式存在。「新工黨」這個詞第一次公開使用是在1994年工黨大會上會議平臺上的短語/『新工黨，新英國」(New Labour: NewBritain)。儘管如此，是菲利普?古爾德（Philip Gould)認為這個詞可以與工黨在1989年的現代化協同使用。古爾德稱，這個思想己經被遺忘，直到克林頓的新民主黨成功使用這一短語以表現他們與「舊」共和黨之間的差別才重新引起人們的關註。阿裏斯泰爾?坎貝爾(Alistair Campbell)建議在1994年大會使用「新工黨，新英國」這一短語，從那時開始布萊爾感到「新」這個概念對於工黨下一步所要做的來說很適宜。其重要性有三點。第一，我們必須註意，「新工黨」這個名稱描述的是強有力的工黨現代化者的政治學與政治方案，而不是工黨全國範圍內的一項議程。布萊爾、布朗、曼德爾森（Mandelson)、坎貝爾、菲利普?古爾德，政治顧問與同類相似的人，這些大部分組成1997年後布萊爾內閣的人都可以被看作「新工黨」的代表。第二，作為一項政治方案，這是對工黨過去數次選舉失敗以及英國自70年代以來社會和經濟變化的回應，也是在政治上對體現在撒切爾主義中的新右派思想所提出的思想霸權主義的回應。曼德爾森和利德爾（Liddle)明確指出：處理好新工黨的問題是更為艱難的任務，取決於理解重新表達工黨的基礎信念戰後的威爾遜和卡拉漢工黨與撒切爾和梅傑保守黨深思熟慮的一項進步的改變一一需要更大的激進性和獨創性，而不只是正確的改變。因此，新工黨不是一套抽象存在的獨立思想，而是對於英國社會的問題和需要所作出的回應。其傳統乃是植根於工黨的近代歷史，而不是作為一種社會民主主義教科書裏的哲學單獨存在。第三點也是最後一點，就我理解，新工黨代表了工黨政治範圍內一種真正新的明確的意識形態地位。我們在本書後半部分將看到，新工黨具有自己的哲學立場，是一種不同形式的社會民主主義，而非己經在此前存在於工黨。因此，新工黨最初是一個政治方案，代表一種明確意識形態位置的政治派別。這並不是說新工黨是單獨的、新的、富有說服力的政治哲學，而本書將在此後論證它不是。新工黨有的似乎是對諸如自由、平等、社群等政治價值觀的一種解釋。

　　「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

　　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認為，對於現代化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工黨，主要的政治反對者是現在可粗略被稱為「舊工黨」的支持者：「如果還剩下一個敵人，並被布萊爾領導層中某些人強烈地認定為這個敵人的，那它就是『舊工黨』。舊工黨實際上是黨內右派、左派、異議分子的結合，但其修辭上的重要性在於它是使新工黨與它的過去保持距離，並向選民指出，工黨己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在本章的這個地方，使用有關所謂「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的第一手訪談資料很有好處。訪談對象是前工黨政治家、布萊爾時期的顧問、學者。我問的問題是「『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多大程度上是修辭性的，多大程度上是真實意義上的？」在與時任公共政策研宄所所長的馬修?泰勒（Matthew Taylor)的訪談中，他認為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是不準確的，並指出了工黨內他認為更能反映存在的意識形態分歧的三個主要思想流派。第一，「極左派」或托洛茨基派左派，他們對社會有基於階級的分析，是國家中央集權主義者，於70年代末80時代初以民主主義為幌子進入工黨。第二，「溫和左派」(soft left)，可視之為兩種傳統的結合，即激進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傳統。處於「溫和左派」的人對諸如平等、女權、分權、生活質量等問題感興趣。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流派是工人主義（勞工至上主義）右派，他們偏向於工人階級，關註贏得權力，主張中央集權，對福利國家的高公共支出與普遍物資供應感興趣。10時任倫敦經濟學院主任的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與泰勒不同，更接近於新工黨的意識形態，他認為不必使用「舊工黨」和新工黨這些詞，吉登斯承認左派存在分歧，但是應在傳統與現代化左派之間進行區分。根據吉登斯的觀點，傳統的左派提倡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國家集權主義、集體主義的執政方式。現代化左派提倡市場經濟，信奉權力分散。

　　吉登斯認為，新工黨試圖在現代世界保持社會民主主義價值。吉登斯認為，現代化左派，進而是新工黨，有決心保持候選資格，並保持政治中心立場的統一。這是因為吉登斯相信，全球化正在重新塑造全世界政治的意識形態版圖，反全球化的左派與極右派是在政治的中心立場上相互競爭的政治壓力。

　　時任費邊社秘書長的邁克爾?雅各布斯（Michael Jacobs)認為，「舊工黨」與新工黨一樣是一個構想。雅各布斯提出，曼德爾森與古爾德同時發明了這個詞，就像重塑工黨並將它與過去作對比的營銷策略。雅各布斯指出舊工黨這一概念是不準確的，因為認為羅伊?哈特斯利與托尼?本恩信仰的是同一種社會主義是荒謬的。雅各布斯的主要觀點是把修辭與現實分開。他認為新工黨的修辭己經失去了傳統的富有改造能力的社會主義語言，但現實更有利於工黨比之前的工黨政府為社會民主主義取得更多成果。雅各布斯繼而指出新工黨與工黨內各種流派有所不同，特別是關於對私營企業的態度。他認為新工黨相信企業大多數是為公共利益而運作，因為它們將其等同於消費者利益。另外，雅各布斯認為羅伊?哈特斯利絕不會提出這樣的說法。最後，雅各布斯說，新工黨不給予公共部門任何特權，而舊工黨卻是以其全部形式這麼做的。

　　大衛?馬昆德認為區分新工黨與傳統工黨政策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是為了贏得並不歡迎工黨的廣大選民的支持。馬昆德提出，新工黨如果想建立能與撒切爾時期的成就相匹敵的社會聯盟，就必須這麼做。馬昆德同樣指出，新工黨的編史某種程度上是不準確的。他這麼說是因為約翰?史密斯好像從沒做過工黨領導人一樣。

　　時任歐盟委員會副主席的尼爾?金諾克認為舊工黨這個詞之所以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新工黨這個詞存在。金諾克說，這個詞一部分是修辭性的、為了表達概念的，在這些詞裏它是無可非議的。雖然他斷言新工黨內一些人想讓「新」永遠放在「工黨」前面，因而不只是相比於之前版本的一個新版本的工黨，而是想要工黨成為它所不是的黨。金諾克接着說，新工黨內這樣的人想要完全改變其價值，並且對世界如何運作得出一個不同的分析。

　　賈爾斯?雷迪斯（Giles Radice)認為，「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很大程度上是修辭意義上的對比，設計出這種對比是為了表示工黨己經改變，從而有可能獲選。雷迪斯評論說，採取修正主義的政黨政治方式是每代人非常重要的一項政治任務。雷迪斯將重新起草「第四條」作為新工黨現代化者主要的一項修正之舉。

　　羅伊?哈特斯利認為在新工黨某些團體與舊工黨某些團體之間意識形態方面存在非常真實的區別。他以布萊爾的思想為例，說他的思想與如安東尼?克羅斯蘭這樣的平等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思想之間存在非常真實的區別。哈特斯利將「舊工黨」當作是與新工黨不同類型的工黨社會民主主義的標籤。

　　受訪者的觀點可以按如下分類：認為舊工黨/新工黨區別大致上準確；認為這個區別整體上不準確；認為這個區別某種程度上就政治策略、修辭、助選來說是準確的；認為這個區別在某種程度上就思想與政策來說是準確的。

　　大致上我採用泰勒、雅各布斯、金諾克的觀點，認為作為區分工黨內不同意識形態群體的方式，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這一方案是不準確的。儘管我不同意泰勒所分析的工黨能分解為三種意識形態群體，即托洛茨基左派、工人主義（勞工至上主義）工會右派、激進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溫和左派」 ，但我卻承認存在歷史性的區別，這大部分是因為對政治經濟學不同的解釋與對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的不同理解。因此，我不認同舊工黨/新工黨的區分是基本準確的。儘管如此，有關上述兩個論點，即「舊工黨/新工黨的區別在思想與政策方面是準確的」與「舊工黨/新工黨的區別在策略與修辭方面是準確的」，我再一次遵循泰勒、雅各布斯、金諾克的觀點，因為我認為「舊工黨」不是，也從未是工黨中一個獨立的、連貫的意識形態類別，因而這一區別就區分思想與政策而言是不準確的。至於說舊工黨/新工黨的區別是關於贏取選民信任的修辭與政治策略，我則表示贊同。「新工黨」這個詞是用來向懷有疑問的選民表明，有關處理勞資關係的涉及三方的方式，工黨的政策將不會像威爾遜一卡拉漢政府那樣。另外，它是用來表明新工黨是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而不像1980至1983年邁克爾?富特領導期間的工黨那樣特別左翼，當時本恩派的「新左派」占據主導地位。新工黨試圖並最終得以表明的是，他們不是工黨的「舊右派」或「舊左派」或「新左派」，而是意識形態溫和的經過巨大改革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實質上，它是工黨的新右翼。

　　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

　　斯蒂芬?德賴弗和盧克?馬特爾帶有些許爭議地提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現代化者產生最重要的影響：「也許對工黨現代化者最為重要的影響來自美國。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 1992年總統選舉獲勝一一這一年工黨敗給了約翰?梅傑，士氣低落一一表明左派的政黨可以在保守主義長期占有支配權後贏得權力一一但只有在它向政治中心立場轉移的情況下才會這樣。

　　同樣，有關所謂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使用相關的第一手訪談材料是有好處的。在這一系列訪談中我問的問題是，「你就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有何觀點？」關於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泰勒認為工黨政治的研宄者必須區分政策、策略與呈現方式（presentation)。泰勒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修辭與解釋方式是有影響的。儘管如此，他指出新民主黨在政策問題上，相較於向歐盟學習，並沒有產生過度的影響，以至於對向美國學習有一套系統的過度分析。泰勒稱，因為英國的國家政策決定放在美國是相當於州的層面上的，所以聯邦層面的新民主黨對英國工黨就教育、健康、養老金改革方面沒有可以建議之處。此外，激發工作主動性的福利與其說借鑑自美國，不如說同等地借鑑自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他們己經如此實行了三十五年。

　　吉登斯認為新民主黨與新工黨之間的影響是相互的，因為如菲利普?古爾德等工黨官員與新民主黨合作至80年代。然而，吉登斯表示新民主黨確實有一套社會與社會變化的理論是為新工黨在某種程度上所採用的。據吉登斯所言，新民主黨認為工業時代己經被信息時代取代，在信息時代需要權力的分散，選民政治當中存在變動的聯盟（shifting alignment),為應對這種社會變化需要形成新的政策。

　　雅各布斯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被誇大了。關於政治策略，雅各布斯認為新民主黨教會了新工黨如何使用媒體，長期做媒體的操縱、防禦、進攻遊戲。雅各布斯特別指出，新工黨受「三角定位」方法（triangulation)的影響，這種方法使政黨能夠在不同的公眾意見之間進行三角定位，從而顯得同時處於左派與右派，進而能夠構建共識。雅各布斯提出「三角定位」作為一種政治手段被新工黨用以改善其溫和的號召力，這種提法似乎是準確的，因為菲利普?古爾德說，布萊爾熱衷於超越傳統的左右藩籬。22古爾德將布萊爾重新定義政治分界線的欲求與第三條道路政治學聯繫起來。23在政策方面，雅各布斯與泰勒一樣，認為關於活躍勞動力市場的大部分福利改革源自斯堪的納維亞的程度與源自美國的差不多。因此，雅各布斯總結說，新工黨從新民主黨那裏借用了福利國家改革與大規模政策方案，這樣的看法是錯誤的。

　　馬昆德不確定新民主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新工黨，但他的印象是這一政治影響是頗為可觀的。馬昆德引述，20世紀90年代新工黨登上英國政治舞臺，而此時新民主黨是贏得選舉的唯一的同類西方政黨。馬昆德認為新工黨將比爾?克林頓視為取得了他們所想要取得的成績，也就是贏得了歷來投票給右派的那部分選民的支持。馬昆德還提出，布萊爾和布朗認為美國新民主黨的政策就在英國「行得通」而言，比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政策具有更好的引導作用。

　　金諾克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產生影響的觀點是誤導性的。金諾克指出，在兩個組織內部都存在可共享的價值觀，但是新民主黨在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者非常不同的政治環境中運作，因而真實的政治影響無法如一些評論者所認為的那樣巨大。另外，金諾克指出一些工黨官員，如菲利普?古爾德，在1992年總統選舉中為新民主黨提供過幫助，並事實上向美國出口了英國的助選手段，諸如快速的媒體反駁系統。

　　雷迪斯的觀點與金諾克相似，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某種程度是被誇張了。雷迪斯認為唯一新工黨可能真正受到影響的領域是關於如何被選的政治手段，而且即便如此，這影響似乎也是互相的。

　　哈特斯利不確定新民主黨對新工黨有何影響，但他感覺美國的某些政策，如「工作福利製」與政府對工作方案的福利相似。此外，他認為希拉裏?克林頓（Hilary Clinton)最初公開討論了第三條道路的思想，而這影響了新工黨的一些人，特別是布萊爾。在競選與助選活動方面，哈特斯利承認，諸如曼德爾森、古爾德等人可能受到了如「三角定位」與迪克?莫裏斯（Dick Morris)「50%法則」（即領導人無法製定超過50%的選民不同意的政策）等策略的影響。

　　受訪者的意見可作如下分類：認為新民主黨在某些方面影響了新工黨；認為新民主黨在政治策略、解釋、修辭方面影響了新工黨；認為新民主黨在思想與政策方面影響了新工黨；認為新民主黨的影響是誤導性的；認為新工黨以某種方式影響了新民主黨。

　　關於「新民主黨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新工黨？」這個問題，我認為新民主黨以某種方式對新工黨產生影響，因此我同意所有受訪者的觀點（除金諾克所提出的任何影響的觀點都是誤導性的之外）。應該指出，金諾克的這一回應符合預料，如正面回應所暗示的，在他的領導下工黨內的變化至少部分地受到一些美國民主黨的影響，而這顯然是他想要否定的，因為他聲稱他擔任工黨黨首時，工黨成員幫助了克林頓的總統競選。我再一次同意除金諾克之外所有受訪者概括出的論點，即新民主黨在某種程度上就政治策略、呈現方式、修辭等方面影響了新工黨。我尤其同意雅各布斯的觀點，認為新民主黨教會了新工黨如何使用媒體傳達自己的信息，並引入「三角定位」等助選技巧，以使他們顯得同時在各種問題上既是右派也是溫和的左派。儘管這樣，和泰勒、雅各布斯、金諾克、雷迪斯一樣，我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思想與政策的影響充其量也無足輕重，在最差的情況下則完全不存在。我遵循金諾克與泰勒提出的觀點，即新民主黨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中運作，聲稱代表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所代表的頗不相同的利益群體，認為新民主黨影響了大量新工黨的思想與政策規定是站不住腳的。這一點得到了泰勒提出的一個問題的支撐，即因為國家政策的決定是在全國的層面上製定，而不是美國的聯邦層面，所以聯邦層面的新民主黨就公共服務、養老金改革及類似國內問題對新工黨沒有什麼可以教授的。最後，新工黨如果受到了新民主黨的影響，我不確定其受影響的程度有多大。

　　重新起草「第四條」

　　「第四條」的重新起草也許是最為深遠地影響工黨特徵的一次改革，它必然是新工黨現代化者最具象徵意義的改革行動。菲利普?古爾德認為重新起草「第四條」是布萊爾的主要目標之一。在一次與布萊爾的談話中，古爾德就工黨章程的那一部分講了他的打算：「以往的領袖失利是因為他們妥協了。我不會妥協。我寧肯被擊敗，離開政治，也不要向工黨彎腰。我打算和工黨較量。」此外，在1994年黨大會上提出重新起草「第四條」需要約翰?普雷斯科特的支持。古爾德引用阿裏斯泰爾?坎貝爾的話：「我們沒有約翰?普雷斯科特是做不了這事的一一不是約翰勉強同意，而是他實實在在地同意，得到他的批准……最後是約翰說如果你要這麼做你就得把它說出來，你不能瞎轉悠。那正是在我們為新時代檢討章程的最後一刻寫進去的。那其實是出自約翰一一我們當時是要繞過這一關的。」唐納德?麥金太爾（Donald MacIntyre)指出，重新起草「第四條」這一措施，是工黨對現代化的最終表達。麥金太爾說，布萊爾非常熱衷於這一想法是因為：「這將相應地成為與工黨的社會主義過往作象徵性的決裂。」儘管如此，他認為曼德爾森是謹慎對待重新起草章程的，因為他記得蓋茨克爾在1959年選舉之後試圖重新起草「第四條」時遭遇的問題，而正是這最終導致了失敗和內部衝突。

　　不過，布萊爾重新起草「第四條」的熱情既體現了新工黨與「舊工黨」的決裂，也去除了工黨的政治重負，而保守黨曾不時從這重負中獲取政治資本。麥金太爾將重新起草「第四條」視為新工黨現代化者的一項早期的成功：「『第四條』的替換是一次純粹的勝利一一尤其是因為充斥全國上下的布萊爾的競選熱情勸服工黨不僅同意改變它，而且到最後是想要改變它。」然而，曼德爾森和利德爾指出，全國工黨的部分人對章程的任何變化持反對意見。其中包括一些工會，如投票支持保留傳統的「第四條」的運輸與普通工人聯合會（Transport andGeneral Workers'Union and Unison),以及來自工黨左派的明顯而合乎預料的反對，尤其是聚集在《論壇報》周圍的議員。另外，菲利普?古爾德認為倒數第二稿並不充分，他勸布萊爾親自擬寫。重新起草的「第四條」最終表述如下：「工黨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我們相信通過共同勤奮的力量，我們一起可以比自己孤單一人達成更多，這樣為我們所有人創造一個權力、財富、機會都是在眾人，而不是在一小部分人手上的社會。我們在這個社會享受的權利亦反映我們對這個社會的責任，而我們亦可以在一片團結、寬容和互相尊重的氣氛下一同在這個社會中自由地生活。」因此，在1995年4月29日，新的「第四條」於威斯敏斯特宮在工黨特別大會上正式通過。支持新版條款的總投票達到65%，它還得到了 90%選區工黨的支持與55%工黨附屬機構的支持。附屬機構支持率的降低是由於工會運動中部分人對工黨價值的現代化表述表示的反感。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指出一旦「第四條」被改革，現代化者將在他們的影響基礎上繼續發展：「一旦『第四條』被改革，布萊爾很快鞏固了對工黨自金諾克開始的機製改革。布萊爾加強了一人一票製，並通過發展政策論壇有效地削弱了大會在政策製定中的作用。同樣，全國經濟委員會曾不時對領導層做出刁鑽的批評，在其政策作用遭到嚴重削弱的同時，變得越來越歸屬於布萊爾。」全球化論點

　　新工黨於1997年時隔十八年後重新執政時，他們所處的世界正受着經濟、技術和地緣政治變化的顯着影響。新工黨堅持一種全球化的經濟學與社會學論點，這貫穿其理想與政策目標。在西方世界，各個流派的主流政治家普遍接受這個論點，儘管它是被一些重要學者批判的。38稱之為「全球化主題」 一定程度是有問題的，因為這個詞存在爭議並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儘管如此，為本章起見它還是夠用了。全球化論點認為，經濟、技術和地緣政治的變化都是二十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內演變出的一個可以觀察到的現象的一部分。

　　在經濟方面，西方世界凱恩斯主義學說運行的衰弱與市場力量的主導使得大量的可交易商品與服務流入國家經濟中。簡言之，更多的國家活躍於貿易關係中，並在經濟上彼此依靠。

　　經濟上另一個變化是世界金融市場的擴張。這些市場進行實時交易，這是由於高級的遠程通訊系統讓大量資本能夠通過全世界市場上的廣大交易者得到交易。39每一天在世界金融市場上有超過一萬億美元在貨幣交易中被「轉手」。同樣，公司選擇在勞動力訓練良好、技術水平高的國家投資。因此，投資者對一國經濟的信心對於該國內的公司以及私有部門的就業機會是最重要的。資本的流動性意味着跨國公司很容易關閉工廠，這使得就業不穩定成為全球經濟的一個顯着方面。這一狀況的積極面是，那些像在某些國家控製對其有利的經濟條件的公司能快速創造就業。布萊爾在他《新英國，我眼中的年輕國家》這本書中題為「全球經濟」的一章中，他肯定了自己確信的全球化論點：「現今經濟變化的驅動力是全球化。技術與資本是移動的。跨越國界的工業競爭愈加激烈。消費者在加快這個革命進程中發揮了日益増強的作用。旅遊、交通、文化越來越國際化，縮小世界，擴大品味、選擇、知識。所有政府面臨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應對。」全球化觀點加強國與國在全球市場上互相依存的另一個方面是通信革命。我們所說的「通信革命」是指信息技術的發展，從個人電腦、電子郵件的廣泛使用到網站與衛星技術。

　　所有這些技術創造出一個即時通信與即時信息流的世界。例如，全天候貨幣市場依賴於衛星和電腦技術，電視現在是全球性的媒介，藉由電子技術提供信息、娛樂、互動通信。

　　因此，全球化不只轉變了各國商業部門，也轉變了娛樂、休閒部門以及公共機構的性質，例如NHS (全國健康服務)，全天24小時運營、由護士領導、基於互聯網與電話的幫助專線，被稱為NHS Direct，接受人們關於疾病與健康問題的諮詢。

　　地緣政治的變化是因全球化而起的深層方面。諸如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亞洲四小龍等經濟集團，對國家經濟政策都起到重大的影響。對英國來說，特別是加入歐洲或是與其保持距離，這是需要面對的又一關鍵性的全球化決定。軍事防禦、全球犯罪預防、政治趨同都是世界從合作與夥伴關係而不是從孤島城邦的角度要面臨的問題。全球多元化的發生是對於冷戰傳統政治分界的崩塌及隨後東歐與歐洲東南部等地區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反應，部分也是對全球化世界帶來的政治不穩定的反應。全球化在金融、時間、空間方面縮小了世界。這為西方世界內外的財富創造提供了機遇;這縮短了西方歷來對全球社會問題的距離；這意味着不同的種族、宗教、文化在一個更小、更多樣的世界裏融合在一起，意味着國家的、國際的合作成為了必要的而非可選擇的補充。儘管如此，全球化也喚起了文化與宗教衝突以及國際恐怖主義的幽靈，並突顯出南北之間不斷擴大的財富鴻溝。政治與經濟的不穩定因為世界的互相聯繫與彼此依賴這一特徵而更加惡化。正是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新工黨建構起其經過修正的社會民主主義。

　　1997年工黨競選宣言

　　1997年工黨競選宣言是記述新工黨思想史需要考慮的一份重要文件。該宣言明確了到1997年時，新工黨己經將自身定義為現代的、經過內部改革的工黨，觀點和政策計劃都有所改變：「在每一個政策領域都己經製定出新的明確的方針，是與舊左派和保守黨右派不一樣的。這就是為什麼新工黨是新的的緣故。」另外，宣言概括出兩點有意思的內容，在關於新工黨發展的討論中很重要。第一點是，作為政黨，工黨自稱是「……思想與理想的政黨，而不是過時的意識形態的政黨。管用的才有價值。目標是激進的。手段將是現代的。」由於很多原因，這個說法是中肯的。對思想與理想的承諾是很好地適應於工黨傳統的，然而這一說法公開地在新工黨的思想與理想與被其稱為「過時的意識形態」的上一代工黨理想之間做出區別。說某些思想己經過時因而不再適宜，這是一回事，但將其稱為「過時的意識形態」則是另一回事。意識形態這個詞編織出這樣一種宏觀敘事意象，聲稱能解答所有可感知的人類問題。它還能使人想到政治極端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因此，新工黨暗示傳統的工黨思想與理想是「過時的意識形態」，在貶義的基礎上同等地表現出敵意。這一說法的潛臺詞可能是新工黨只接受「新的」、「當下的」思想，「現代」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終極價值所在。這說法中第二點有意思的內容來自第二部分引起的可能的哲學上的困難，即新工黨的目標或目的是激進的，因此是傳統左翼或社會民主主義的，但達到這些目標的方式或手段是「現代的」。在政治的層面上，這是用新工黨的話語、以不無確定的措辭表示，經濟和社會的問題必須以現代而非傳統的術語處理。這樣，關於經濟，新工黨認為應當追求的是與凱恩斯需求管理經濟相反的市場經濟。關於社會，社群主義，而非自由主義的世界觀將貫徹其社會政策。哲學上在此出現的問題是，如果我們試圖改變達成某一目的或目標的手段，那麼在此過程中我們可能會改變目標。這個問題由某些思想家提出。

　　1997年工黨競選宣言也聲明，新工黨只願意承諾：「……有限的一套重要諾言並將其實現。」可以說這體現了新工黨謹慎、保守的品格。這個品格是在近些年英國政治的選舉歷史中鍛造出來的，因為宏大的承諾曾經嚇得天性保守的選民不敢冒險讓工黨執政。宣言的語調以及上述的引文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新工黨的第一屆執政期將是講求實用的，在立法方面則大體上沒什麼野心，但將會通過第一屆執政期內穩定有效地處理經濟尋求確保第二屆執政。與這種謹慎的特徵和缺少改變英國社會的真正雄心相關的是，布萊爾承認新工黨不會對他認為保守黨政府正確執行的法律挑毛病：「保守黨做對了的事情，我們不會改。」儘管布萊爾沒有直接說出新工黨認為保守黨在哪些法律領域執行正確，但很可能他是指從撒切爾時期開始的勞動關係立法中的大多數內容，接受市場作為提供商品、服務的首要經濟機製，此推斷還暗含了承諾不再回到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以及價格控製、三方協商、收入政策。進一步是由曼德爾森和利德爾揭示出新工黨認為保守黨所正確執行的政策領域；包括了取消所得稅的懲罰性息率，以及強調通過私有化得到提升的生產率。

　　第三條道路思想

　　在1997年之後的時期裏，布萊爾試圖用哲學術語定義新工黨所代表的是什麼。社會學家、第三條道路思想家安東尼?吉登斯概括了英國的「第三條道路」理念：「在英國，『第三條道路』己與托尼?布萊爾和新工黨聯繫起來。托尼?布萊爾的政治信念經常被用來與美國新民主黨的相比較，確實新工黨與新民主黨之間存在緊密而直接的接觸。」1998年，托尼?布萊爾發表了一本費邊社小冊子，題為《第三條道路：新世紀的新政治學》。在小冊子的引言中布萊爾寫道：「第三條道路代表現代化的社會民主主義，積極熱誠地承諾社會正義和中左派的目標，但對實現它們的方式則靈活、創新、富有遠見。這是建立在逾一個世紀以來指引進步政治的價值觀基礎上的一一民主、自由、正義、相互責任、國際主義。但它是第三條道路，因為它決然超越於舊左派的國家控製、高稅收、生產者利益，也超越於新右派將公共投資甚至常常是『社會』和集體努力這些概念視作要消除的弊病。」可以認為，布萊爾小冊子的引言從有限的角度看可能是對新工黨所理解的第三條道路思想與政治學最清楚的表達了。就第三條道路己經付出大量時間和研宄，對其標準的結論是以立場的模煳作為政治理論。有關這一點並無爭議。然而，可以說「第三條道路」最適於理解為布萊爾的政治哲學，而不是新工黨的政治哲學。例如，布朗自新工黨執政之後從未在他的任何演講或聲明中提及這個說法。另外，儘管在1998年至1999年間，布萊爾與比爾?克林頓、維姆?科克（Wim Kok)、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 Schroder)、馬西莫?達萊馬（MassimoD'Alema)就第三條道路思想發表講話，但現在鮮有人說它即是新工黨的政治哲學的簡化表達。

　　關於布萊爾所闡述的第三條道路思想可以明確的是，他試圖將新工黨的政治哲學與他自己置於歷史的語境中。布萊爾試圖表現出一方面新工黨不是工黨版的撒切爾式新自由主義，另一方面也不是經過改進的、對媒體友好的「舊工黨」。儘管也許更重要的是，新工黨不是介於傳統工黨社會民主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折衷方案或歸攏中心，而這本身就要求放棄一些他和新工黨不願意犧牲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布萊爾稱：「第三條道路不是要折衷右與左之間的差異。它是關於己改變的世界中的傳統價值。」關於布萊爾想讓新工黨代表的政治類型，其提出的另一點重要內容是他將新工黨指作重新聯繫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嘗試。他說新工黨：「……極大地得益於聯合兩大中左派思想潮流一一民主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一一本世紀這兩者的分離嚴重削弱了整個西方進步政治。自由主義者認為個人自由在市場經濟中占首要地位；社會民主主義者提倡以國家為主要中介的社會正義。兩者之間並無必然衝突，正如我們現在這樣，贊成國家權力是實現我們目標的一個手段，但不是唯一的，且同理其本身也不是目的。」具體而論，我們可以認為他想重新聯合社會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因為自由主義能夠且己經採取許多來自右派也同等地來自左派的哲學立場。然而，（如上所述）問題是，社會民主主義在被視為不等於民主社會主義而是傳統工黨右派政治哲學時，是社會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結合的產物。像賈爾斯?雷迪斯這樣的人會認為自己是修正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因為他們與自由主義者不同，而且工黨左翼人士常將自己描述為民主社會主義者而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因為其強烈傾向於公有製、以國家為中心的執政方式以及他們對市場的反感。

　　最後，似乎布萊爾不再以第三條道路的修辭術語描述新工黨的政治學，但他也許覺得自己己成功定義新工黨在當代英國政治中與什麼有關、與什麼無關。可以說，大多數自稱現代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他的內閣和工黨議員己確定，第三條道路的修辭己經終結，因為如此少的重要政治家和英國學者（除吉登斯外）真正在思想上信任它，把它當作現代社會民主主義準確而嚴密的政治哲學。

　　第二屆執政期思想：2001至2004年

　　2001年工黨競選宣言對於記述工黨思想史是很重要的一份文件，因為它包含了 1997年宣言中沒有的一個明顯不同的經濟因素，即對英國公共服務高水平投資的持續承諾。我們可以認為，新工黨單憑再度如此強調一次，就將其政治軌跡轉向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方式，以符合其所述之原則。布萊爾在他為2001年宣言的引言中寫道：「這次大選從很多方面比上一次還重要。自1997年5月之後我們為經濟更為強大的英國奠定了基礎，現在這裏的投資正註入公共服務……」這一態度轉變出自第一屆執政期到一半的時候，布朗在他1999年財政預算案前報告(Pre-budget report)中宣布政府將在教育和醫療衛生服務上大量増加公共支出。這件事引發工黨的評論家相當大的爭論。在遵守上一屆保守黨政府的開支計劃滿兩年之後（可以說己向選民證明，工黨政府能夠勝任管理經濟之責），政府終於開始向公共服務投資。這一經濟政策的變化帶來的是1997年和2001年宣言承諾的主要區別。用布萊爾的話說是：「好好建設未來的機會己經到來，將要在第二屆執政期內為英國復興奠定激進綱領的基礎：嚴格控製通脹，保持低利率，保持良好的公共財政狀況，進而在未來建設動態、高產的經濟；保持對公共服務投資，進而通過改革以使我們很好地使用資金……」由於1999年預算案前報告中的聲明，2001年宣言明確作出承諾，將為改善公共服務進一步提供資金。為確定工黨是否在第一屆執政期前夕直到第一屆執政期結束之間改變其政治途徑，以及這樣一種途徑的改變是否意味着其基礎價值的改變，我向受訪者提出以下問題：

　　「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公共設施投資據此而定）是『舊工黨』原則的回歸嗎？」泰勒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根據對象可做不同理解。泰勒指出，布萊爾周圍的人更有可能會說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對意識到如果不投資更多他們就不能改善公共服務而做出的反應，儘管在入主政府時他們是那麼認為的。因此，按照泰勒的意思，所謂「布萊爾派」最初認為創造高質量的公共服務並不取決於高投資。泰勒認為「布朗派」會主張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他們一直計劃要做的事情，但他們做這些事必須表現得是出於實用目的，為了應選民要求改善公共服務，而不是因為工黨是高稅收、高支出的政黨。

　　吉登斯認為，因為政府建立起剩餘的基金，所以他們能夠將其投入公共機構，並且吉登斯指出，提高稅收以進一步為投資提供資金是與新工黨執政第一階段不同之處。儘管如此，他不把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視作對「舊工黨」的回歸，如果那意味着不負責任的稅收。吉登斯提出，「舊工黨」的稅收和開支意味着高稅收與過度支出，並且招致巨額債務與借貸，這都不是新工黨的方式。最後，吉登斯說，他認為第一屆執政期為第二屆做準備工作，新工黨政治哲學的一個關鍵部分是，你（政府）必須表現出你在使用納稅人的錢時有效地履行了承諾，並且是為國家花費這些錢。

　　雅各布斯說，在回答有關「舊工黨」與新工黨（尤其是第二屆執政期時的新工黨）政策與價值上的區別時，在「舊工黨」原則與新工黨原則之間做出選擇並不容易，因為它們從何開始和結束都不清楚。雅各布斯的意見是，強調高水平的公共投資是新工黨執政方式與第一屆執政期的大多數時候相比而言的一個明確轉變。新工黨一號（New Labour Mark-I)中說他們能在沒有大量投資的前提下改革推進公共服務，但在第一屆執政期內這種觀點己不復存在，並且由於提高稅收為高水平投資提供資金這一新方式，這意味着政策規劃與哲學的一大改變。最後，雅各布斯說，因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新工黨第二屆執政期最核心的部分，我們不得不說，這本身固有地是新工黨，儘管我們承認新工黨二號與新工黨一號不一樣。同時，他指出持續強調公共服務改革無疑是新工黨所為，而「舊工黨」也許不那麼擔心公共服務，並對其運行表現得更為樂觀、自信，這是由於它對公共服務的各個方面都抱有很大的信心。

　　馬昆德認為新工黨，尤其是布萊爾和布朗，採納了撒切爾主義中最壞的一個方面，即不信任公共部門專業人士，認為他們是某種意義上追求壟斷的集團，保護着自己的特權和收入，使其免受市場力量的影響。另外，馬昆德斷言新工黨幾乎對公共服務運行的改善沒有耐心，儘管他承認「舊工黨」也許對公共服務的利益群體過於着迷。

　　金諾克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不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而只是工黨所為而己。他指出，工黨的任何支持者，甚至是懸而未定的投票者都意識到，需要向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服務如醫療衛生和教育等投資，因為它們決定了生活的狀況，影響真正的自由。

　　然而，金諾克猜想，大規模的公共投資也許應該在工黨政府執政期更早些時候進行。

　　雷迪斯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並不特別屬於「舊工黨」或新工黨，只是工黨所做之事而己，即提供優質的公共教育和免費醫療保健。儘管如此，他稱贊新工黨致力於保證公眾從額外的稅收中獲取應有的價值，而這些稅收是他們為了得到更好的公共服務而必須服從的。雷迪斯說，強調物有所值，並且審計獲得額外資金的公共服務的表現，這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在20世紀50、60年代沒有提起過的，當然在70年代也沒有。

　　哈特斯利在被問及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否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時，認為這明顯是向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倒退。他進一步說，2002年預算預示着巨大希望，新工黨將願意通過更高稅收提供持續的投資以致力於更好的公共服務。

　　受訪者的意見可作如下分類：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以及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新工黨側重點的改變而未必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

　　關於「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公共設施投資據此而定）是『舊工黨』原則的回歸嗎？ 」這個問題，我同意泰勒和雅各布斯總結出的觀點，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不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而是新工黨側重點的改變。我支持這種看法，是因為我認為「舊工黨」這個詞並不能作為工黨中的一個連貫的意識形態分類，因此「舊工黨原則」同樣是個冗餘的概念。儘管如此，和雅各布斯一樣，我認為這的確體現出工黨側重點和優先事項上的變化。改善公共服務（如上所述）是新工黨的第二屆執政期的中心問題，但是似乎有些人認為，公共服務的改進能通過內部改革實現，而不要大量的額外資金。泰勒認為，這是「布萊爾派」的觀點，而「布朗派」一直傾向於改變策略並充分地對公共服務進行投資。這種假設看似合理，實則根本上不可能經得起驗證，因為一個政府很少會這麼清楚地披露這種意圖。另外，和吉登斯一樣，我認為高水平的公共開支的到來必將是隨着新工黨成功表明他們能夠管理經濟，因此，在執政最初兩年中產生了剩餘的基金，這段時間裏由於承諾遵循前一屆保守黨政府開支計劃，所以使用了很少公共資金。我認為這個承諾在政治上是審慎的，成功達成這一承諾，消除了所有對布萊爾工黨政府將不能像之前的工黨政府那樣勝任經濟管理之責的顧慮（不管有多不公平)，這樣部分地幫助政府獲得支持。

　　在2001年宣言中，布萊爾公開承認1997年宣言以及他的第一屆工黨政府只是做出了不太大的許諾。70 2001年宣言不僅列出到2010年時要達到的十個寬泛的目標，還承諾了實現五個保證，是關於經濟穩定、優質公共服務、現代化福利國家、加強社群、英國的海外影響等問題。71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在經濟方面，2001年宣言就承諾投資公共服務而言更為激進。儘管如此，其主要歷史性重要之處是從1999年預算案前報告開始的經濟思想突變。

　　在新工黨第二屆執政期的後半期，現代化社會民主主義和未來的新工黨政府要代表什麼，有關這些幾乎都沒有連貫的表述。這種哲學言論缺失的原因之一是，新工黨（尤其是布萊爾）在第二屆執政期的整個過程中都忙於國外事務。其導火索一一 「解放」以及伊拉克戰爭的血腥餘波耗費了政府與布萊爾本人的智力和道德能量。因而並不必驚訝他們沒有將焦點放在整整兩屆執政期後重新闡述其政治哲學。

　　在2001至2004年間，概括思想的最重要的一次嘗試是布萊爾在2004年布萊頓(Brighton)工黨大會上的演講中，他講到對「機遇社會」（opportunity society)的看法：「20世紀傳統福利國家為這麼多的人做了這麼多的事，必須被重塑為機遇社會，解放與進步的能力與過去完全一樣堅實穩固，只是更加適應未來的要求。這將是進步的未來，只要我們記住我們與非正義鬥爭的原因從來都是解放個人　�幷摰碾p方不是愛自由的人和不愛自由的人，而在於保守黨與我們之間，他們認為自由只要求政府靠後站，讓最適應競爭者與最具備特權者成功，而我們理解的自由，是每一個個人的自由，無論他們生活起點如何，其自由都將通過一個公正的社會和強大的社群得以實現。在機遇社會中，與舊有的福利國家相反，政府不發號施令，它只授予權力。」布萊爾試圖將「機遇」這一在新工黨反復出現的主題置於他為公共服務改革所作解釋的中心。機遇可以理解為意味着選擇和個人自由的原則。布萊爾很有可能希望工黨的一個價值觀，比如機遇，與他的市場領導的公共服務改革之間產生聯繫。在某種意義上這無可爭議，因為工黨正是致力於提高公共服務的標準並増加對它的投資，這些服務對所有公民「在讓渡這一點上都是免費的」另一方面，甚至試圖向工黨的部門為市場領導的改革作出解釋是引發爭議的，一些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不應該鼓勵市場提供基本服務，因為市場會變得更加鞏固而繁榮起來，進而對高質量的公共供給造成威脅。真正切中「機遇社會」言論的關鍵的是，它在第二屆執政期出現得太晚了。這表示，有人希望它能為公共服務改革的計劃提供全新的促動力，並使得布萊爾有機會在工黨大會上提升他在黨內的地位，當時己經過一個艱難的夏天，他據說曾考慮辭職。另外，批判保守黨執迷於幫助有特權者，這在本質上使布萊爾能夠開始2005年的大選的競選活動。

　　正如此前引用馬丁 ?史密斯所說的，工黨中的現代化者並沒有出現於1994年布萊爾成功當選黨首之後。要說的是，「現代化者」或按其傳統稱作「修正主義者」 一直存在於政黨中。然而，有意義的修正常在重大社會和（或）經濟變化之後發生。另一方面，修正主義者能充當改革的執行者，以新工黨而言，1994年後修正主義者確實如此。例如，現代化者提議重新起草工黨章程「第四條」實際上重新定位了工黨的目的和目標。修正主義者或現代化者在歷史的特定階段走到了政治話語的最前沿。工黨現代化者恰當的先例就是蓋茨克爾派的修正主義者。就此在第三章中己經做過討論，這些人在20世紀50年代規劃出他們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而一位着名修正主義者就足以寫出一部政治經濟學作品，成為接下來二十年中蓋茨克爾修正主義社會主義的教科書。僅就此而言，那麼這就是安東尼?克羅斯蘭的思想遺產，他通過寫作《社會主義的未來》鞏固了修正主義者在工黨和工人運動中的地位。

　　新工黨的現代化者與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中既有相似也有不同。這兩個群體之間的一個相似點是，他們在其所處特定的時代都信奉一個觀點，即世界己經發生巨變，因此民主社會主義必須也做出改變與之適應。新工黨的現代化者認為世界變了，己進入日益全球化的時代，影響着各民族國家的社會、經濟、地緣政治的活動。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的性質因為多種因素也有所改變，這些因素包括從所有者到管理者的資本主義管理技術變革，進而也影響到英國社會主義的當務之急。75第二個相似點是，兩個群體分別以蓋茨克爾和布萊爾為工黨的領導核心。儘管現代化者們在布萊爾自己還是一位關鍵性的現代化者時是在金諾克領導下存在的群體，蓋茨克爾派也差不多，在蓋茨克爾作為1951至1955年間影子大臣時支持他領導工黨。還有相似之處在於，蓋茨克爾和布萊爾都試圖在工黨這樣非常保守的機構內主張現代化。現代化或修正主義需要思想開放的氛圍以及與大眾視角持不同意見的自由。蓋茨克爾與布萊爾的個性都允許存在這樣的氛圍，這可以從他們試圖重新起草「第四條」這件事上看出，區別是布萊爾成功了，而蓋茨克爾失敗了。蓋茨克爾修正主義者與新工黨現代化者更進一步的相似點在於，為了能贏得選舉、組建政府從而實行其思想，他們承諾致力於改變。新工黨現代化者，尤其是布萊爾和布朗，是1983年大選上的新議員，被迫在80年代早期至中期參與工黨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之爭。他們在1997年贏取執政權之前作為議員目睹了工黨三次選舉失利。蓋茨克爾派也類似地在哈羅德?威爾遜的工黨於1963年贏得勝利前目睹了工黨失掉1951、1955、1959年三次大選。新工黨現代化者與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之間最後一個主要相似點是，兩個群體的人都來自工黨右翼。許多新工黨現代化者的意識形態歷程比蓋茨克爾派的還要富有戲劇性。例如，羅賓?庫克（Robin Cook)、傑克?斯特勞（JackStraw)、約翰?普雷斯科特、瑪格麗特?貝克特等人曾支持本恩派新左派。其他也是，儘管人數較少，他們屬於工黨右派，自稱占據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一翼，他們中有彼得?曼德爾森和己故的唐納德?迪尤爾（Donald Dewar)。對之前的政治承諾所做的這一簡要概括說明單個的政治信念能或多或少地轉變。上述所有政治家如今可以被視為新工黨的代表，儘管他們也許在某些特定的政策上有分歧，但他們都主張新工黨政治學的主旨。

　　然而新工黨現代化者與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之間的不同也是很重要的。第一，到1956年時，蓋茨克爾派己經在《社會主義的未來》中有一套表達明晰連貫的政治經濟哲學，而新工黨的現代化者卻還沒有產生一部具有顯着思想價值的作品以闡述新工黨的政治經濟哲學。

　　缺乏這樣的文本使得辨明現代化者的思想傳統這一過程變得艱難。我們可以說彼得?曼德爾森和羅傑?利德爾的書《布萊爾革命》（T^eS/a/rftevo/ut/on)最接近於闡述新工黨的世界觀及其1997年以前的最初政策目標，但絕不能說它是一部政治經濟學或政治哲學作品。新工黨現代化者與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之間另一個不同是純粹的實際問題，即新工黨現代化者成功地取得權力並改變了工黨的政治話語，而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及其後的克羅斯蘭派從未完全主導1964至1970年威爾遜工黨政府以及1974至1979年威爾遜一卡拉漢聯合政府的思想和政策。可以公允地說，1974至1979年工黨政府包括蓋茨克爾派或克羅斯蘭派的部長，他們具有非常傑出的才能，其中還包括了克羅斯蘭自己、雪莉?威廉姆斯、比爾?羅傑斯、羅伊?哈特斯利，但是他們失敗了，不像新工黨的現代化者能使其修正主義成為工黨的主導信條。

　　如我們在上一章中所指出的，現代化過程在尼爾?金諾克的領導下，通過1987至1989年政策檢討的形式以嚴肅的方式開始。金諾克失利之後，約翰?史密斯成為工黨領袖，繼續黨內改革，最為顯着的是建立一人一票機製，改變了黨員為事務和政黨候選人投票的方式。

　　史密斯在其短暫的任期中是現代化者，但僅限於黨內民主，而非黨的政策和修辭。布萊爾在史密斯1994年去世後成為黨首時，被有些評論家稱為「超現代化者」的抓住了機會進一步改革工黨的政策、助選方式及其修辭，超出了此前所有體現出的修正。現代化者同新工黨一起把工黨完全現代化了，以至於一些工黨右派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如羅伊?哈特斯利都說新工黨「不再是我的黨了 」 因此，到1994年時，並且無疑到1997年時，新工黨現代化者己經成為工黨的新右翼。這並不意味着成為工黨中的現代化者或修正主義者必須只能是來自工黨右翼，因為我們可以將新左派視為修正傳統的或「舊左派」對資本主義痼疾的觀點。

　　尤其是新左派添加了跨國公司的中觀經濟力量，這是在斯圖爾特?霍蘭1973年關於新左派政治經濟學的着作《社會主義的挑戰》中巧妙地完成的。

　　本章試圖給出工黨最近的思想史，並解釋新工黨的一些政治影響和哲學目標。接下來三章的任務是從他們所信奉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自由、平等、社群三大價值觀入手分析、辨明新工黨的政治哲學。每一章將以審視與這三個價值之間相關的新右派思想開始，進而探討關於價值的各種社會民主主義視角，最後將是分析新工黨對每個探討過的相應價值觀的具體哲學承諾。

　　新工黨與自由

　　自由是定義社會民主主義的三個主要價值觀（自由、平等、社群）之一。本章試圖評價自由在新工黨的政治哲學中的作用、接下來三章的出發點是新工黨是後撒切爾派政治組織這一歷史內涵，因此新工黨必須有鑑於20世紀80和90年代所謂新右派理念與原則在英國的思想壟斷而堅持維護其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據此，本章的第一個任務是探討新右派對自由的看法。本章的第二個任務是論證新工黨對自由的理解與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對自由的理解是一致的，既是積極意義上的也是消極意義上的，而與新右派相關的觀點則堅持嚴格的消極自由概念。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任務是指出，新工黨對「機遇」的承諾及其有關於此的修辭，尤其是「機遇均等」（opportunity for all)，證明了新工黨致力於積極自由概念。本章以新右派對自由的理解開始。

　　新右派對自由的看法

　　討論新右派對自由的看法時，博贊基特（Bosanquet)寫道：「自由對於新右派來說是免受強製（coercion)的自由。這通常被稱為消極自由概念：免受外部人類動因干預的自由。」弗裏德裏希?馮?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可以說是新右派思想家的領軍人物，他認為自由存在於個人不依賴於或不必服從於「別人的專斷意誌（arbitrary will)」 。

　　因此，一個人若要真正自由，他或她必須做自己行動的主人，而為此他或她必須不受其他人的強製。有人認為消極自由的這些定義並非內在彼此不同的概念，而是相互聯繫的，且是表達消極自由的合法方式。博贊基特說，對消極的自由主義者來說，自由本質上是免受強製的自由。這可以理解為消極自由的主要定義，但是哈耶克認為自由也可以是免於其他個體的專斷意誌支配，這與免於強製的觀點並不衝突，事實上為消極自由増加了又一層概念。

　　哈耶克的觀點由於只關於個體人類的強製而不是經濟或社會力量的強製，因此仍然與消極自由的傳統一致。對這個定義可能存在的一個批評是，它開始了關於任意與非專斷意誌對個人生活的影響的辯論。另外，要成為自由的人，必須成為自己行動的主人，這個觀點補充了第一種觀點，即自由是沒有強製，因為根據消極自由的傳統，一個人若受到強製則不是真正自由。如果是這樣，我們可以為消極自由的定義増加第三層論證，即一個人只有在不受強製時才能真正成為其行動的主人。如果他們被強製作出生活中的選擇，那麼他們就不是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的選擇受到了限製並在強製的威脅下被人為地影響。

　　哈耶克的概念，即個人的選擇中不存在另一個人專斷意誌的干預則等於自由，由此衍生出的另一個觀點是，「不自由」或對自由的強製干預只有通過人類動因才會發生。對於哈耶克，個人的自由只會被不需要的、蓄意而為的人類行動侵害，而不會是通過社會或經濟力量受到侵害。6例如，根據哈耶克的消極自由概念，因貧窮而不能承擔住宿費用不是由另一個人造成的限製，而是由於個人的經濟狀況，後者又是由世界的非人力量造成的。一個人沒有住處仍然是自由的，因為沒有人類動因強製這個人就何處容身做出選擇。新右派的很多政策和思想正是基於將自由消極地理解為沒有人類干預和強製這種簡單的哲學信念。

　　大衛?格林（David Green)認為，哈耶克信奉消極自由，這在他1960年的《自由秩序原理》中引導他解釋了為什麼個人免受強製的自由不能維持廣泛的支持，尤其是唯心主義者的支持。7哈耶克指出三個主要原因。第一，沒能意識到和認識人類知識的限度，這樣也就忘記了社會現實世界（social world)的錯綜復雜。社會和經濟機構歷經文明的歷史進化發展，不是由試圖解決抽象問題的人獨立創造的。哈耶克認為，試圖進一步安排一個國家的社會生活，需要大量的政府干預，而他認為這個傾向是錯誤的，因為這再次沒能承認人類知識的限度，即告訴人類國家的社會生活是自發而不受調控的，任何調控它的嘗試終將失敗，這樣的嘗試會衝擊個人自由，因而在道德上不能接受。格林基於實際認為衝擊個人自由長遠來看對社會有負面影響：「如果使用暴力限製個人的獨創性之自由，則破壞了進步和適應可能的改變的機製，即主動性的自由運用。以此觀點，改革者不應當採取干預自發性秩序的規則，而應該通過私營組織實現其目標。」哈耶克認為第二個主要原因是相信社會正義。對哈耶克來說，社會正義需要大政府，且會對個人自由造成威脅。第三個主要原因是無限製的國家主權。哈耶克認為民主製度己偏離其基礎原則，即通過分離權力、以法治國（the rule of law)、依法執政（government under law)、司法程序規則等來限製政府的權力從而給予個人自由。結果是民主政府的統治具有潛在的可能不代表人民而僅僅是統治人民，並且也受特定的政治利益群體的影響。尤其是，薩繆?布裏坦（Samuel Brittan)提出，哈耶克認為二十世紀的西方民主：「……己經墮落為無道德原則的拍賣，被用來滿足彼此競爭的有組織群體，他們長久看來終宄不會得到平息，因為他們的要求互不相容……哈耶克在某種描述性的意義上支持受美國啟發的政治的經濟學理論，從爭取得到公民的選票這個方面分析政治市場，就如同商業企業為了公民的英鎊或美元競爭一樣。但是，和這些理論家不同，他不僅僅視其為缺陷一一在商業市場中這種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一他認為其內在令人反感，因為它們與正義毫無關係。」布裏坦認為，哈耶克將利益群體視為對自由民主有害的力量，因為政府最終會讓步於巨大的利益，而這些讓步的總的結果是公民間接受到授予這些利益群體的措施的影響，而他們是不屬於這些群體的。這可以通過對個體公民徵收更高的稅而以財政支出的形式出現，這是由於反貧窮活動家向政府請願重新分配更多的財富給貧困群體，或者是超級市場中可供消費者的選擇減少而限製個體公民的個人自由，因為「公平貿易」倡議者成功地說服了政府禁止從某些發展中國家進口廉價商品，直到推行「公平」的勞動法為止。這樣，由於利益群體的交易，個體公民更可能體驗到他或她自由的減少而非増加。從而這就需要權力和政府的職權範圍最小化，保障個人的自由。對哈耶克消極自由觀點以及民主製度缺點的這一簡要概括使得我們能夠部分地理解新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並相應地理解撒切爾和梅傑時期意識形態的一些方面。撒切爾說，儘管保守黨在其歷史的大多數時間裏是自由企業的政黨，並且使用過「英國強大而自由」 （Britain Strong and Free)和「解放人民」（Set the People Free)這樣的選舉口號；在戰後數年裏，這實際上：「……是在向左轉的長征途中暫緩腳步罷了。」撒切爾認為，每屆工黨政府向左的方向推進國家政策，而保守黨在重返權力之後對改革小修小補，而從未逆轉左傾的趨勢。她這樣描述這個過程：「保守黨只放鬆社會主義的束縛，卻不曾脫掉它。」撒切爾自1979年擔任首相開始，就以推翻任何形式的民主社會主義為己任。她的思想受基思?約瑟夫的影響，他被看作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新右派思想的最具成就的傳播者。15自由對於撒切爾來說明確地與具體的政府態度相關。她認為政府應該建立穩定的製度，其中的個體家庭和企業能夠追求他們的雄心壯誌。穩定的體系包括憲章性穩定(constitutional stability)、以法治國、通過健全貨幣的管理實現經濟穩定。撒切爾堅定不移地認為，只要有可能，政府和國家因素應當停止干預個人的生活。

　　社會民主主義對自由的看法

　　新右派對自由有一個一以貫之的概念，從消極方面表達，和自由主義理論家所理解的是一樣的。雷蒙德?普蘭特對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的概念做出了一些闡釋：「……自由主義理論家贊成的自由概念是消極的……嚴格獨立於任何自由所能服務的積極目的和價值觀。從追求某些目的（如個人只有在遵循X、Y、Z等價值時才真正自由）的方面定義自由則是積極概念，其預設的前提是人類的性善論與自我實現理論，這樣就與自由主義理論的基本論斷不相符了。」社會民主主義通常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理解自由，將其視為授權性動因（enabling agent),通過政府的積極協助保證個人追求自己的目的。例如，通過再分配性稅收糾正自由市場經濟的不公，從而確保社會的貧困人群有更多收入，因而授予他們追求自己目標的權利。新工黨的準確作用不是關於回應所謂的自由主義消極命題的思想霸權，如20世紀80年代初這一任務嚴肅地開始時那樣。我們在第四章中指出，諸如亞歷克?諾夫、雷蒙德?普蘭特、伯納德?克裏克、布賴恩?古爾德、羅伊?哈特斯利等思想家和政治家既從積極方面也從消極方面闡述社會民主主義的自由概念，並將這一自由概念與其他同類的價值觀聯繫起來，比如平等。因此，新工黨的任務不只是實行政策從而將積極自由概念與機遇的價值觀聯繫起來，而是這樣將個人需要與實現他們自己認為的「好生活」的手段聯繫起來。

　　儘管如此，如果以這種方式理解，社會民主主義對消極自由概念的回應，即信奉積極自由概念，似乎兩者界限模煳了。這兩種政治哲學都相信且想要促進個人的自由。本章認為，正是期間變量（term variables)突出了這兩個對立的概念之間基本的分歧。傑拉爾德?麥卡勒姆（Gerald C. MacCallum)在他的論文《消極和積極自由》當中認為，我們不能清楚地區分自由的消極和積極概念。他認為關於自由的論斷應當被認為是三兀素組成的關係，即X免於Y並可以做Z(X is free from Y to do Z)的形式，哲學家必須認識到，不同的哲學群體就其所理解的X、Y、Z等變量的範圍是有不同意見的。19因此，麥卡勒姆認為我們不足以對自由的爭論中哲學的區別描述為「免於某事物的自由」（freedom from)和「可做某事的自由」（freedom to)。他說：「這一無能為力的表現，換言之，其誘因是源於把兩種自由的區別簡單卻傳統地描述為『免於某事物的自由與可做某事的自由』兩者之間的區別一一這樣的分類意味着自由可以是此兩種二元關係中任何一種。」麥卡勒姆認為，如果關於消極和積極自由的爭論不是解決自由是什麼的問題，而是部分地解決什麼可算作阻礙或干涉了所考慮的個人自由的問題，這樣假設將更加有用。他說：

　　「其區別是植根於關於長期變量的範圍的不同看法一一即關於這些自由的動因的（『真實'屬性，或者是關於這些動因所會（或者不會）做（或成為）的事物範圍。這些區別儘管也許不是一向明顯或突出，但還是會導致對個人何時可謂自由的解釋極為迥異。」接着麥卡勒姆提出三點消極和積極自由概念的長期變量的不同信念之間的區別，分別如下：

　　1.堅持消極自由概念的作者認為只有某事物的存在才能致使一個人不自由；堅持積極自由概念的作者認為某事物的不存在也能致使一個人不自由。

　　2.前者認為一個人只有在其他人沒有做出安排阻止他做（X)的情況下才有做（X)的自由；後者不採用這樣的限製條件。

　　3.前者認為自由問題中的動因（例如，「人」 「人類」）實際上可以視同為英美法律中所認定的「自然」（與人工相對）人；後者有時關於這些動因如何辨別有差異很大的看法。

　　普蘭特展開了麥卡勒姆自由是三元素關係的觀點：

　　「也就是說，自由是三元素關係，在其中我們必須辨識出動因（X)，阻礙性條件，可能是強製、限製、干預、障礙（Y)以及動因希望完成或其所重視的性格和環境的行動或狀況(Z) 。

　　新工黨的積極自由概念

　　也許可以通過以下綱要表示：

　　(X)動因=個人和社群

　　(Y)阻礙性條件=缺少機遇（例如，教育糟糕，屋子匱乏，自我價值感低）(Z)動因希望完成或者其所重視的性格/環境的行動或者狀況=提供機遇，從而個人和社群能遵循其「善」的概念。

　　(X)個人和社群一（Y)缺少機遇一（Z)提供機遇，從而個人和社群能遵循其「善」的概念。

　　關於工黨中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舊右派」的那部分人)，可以說他們的自由綱要將與新工黨的非常相似（若非完全相同）。然而，在工黨中自由有不同的側重點。「舊左派」或比萬派左派認為儘管減少不平等很重要，但社會主義的核心是關於生產資料所有製和工人的工業民主。理查德?克羅斯曼28可以說是主要的「舊左派」思想家，他說：「如今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是阻止工業管理或者國家官僚機構手中權力的集中化一一簡言之是重新分配職權，從而擴大選擇的自由。」因此，也許下列綱要概括出了他們對積極自由概念側重點的不同：

　　(X)動因=個人（尤其是產業工人）

　　(Y)阻礙性條件=缺少機遇（例如，教育糟糕，屋子匱乏，自我價值感低），加上私營管理/國家官僚機構和缺少工業民主經濟權力的集中化。

　　(Z)動因希望完成或者其所重視的性格/環境的行動或者狀況=與新工黨的一樣，但另外還有工業的社會所有製和工人的工業民主。

　　(X)個人（尤其是產業工人）一 （Y)缺少機遇以及經濟權力的集中化一 （Z)提供機遇使個人能夠追求他們自己的善的概念，並通過工業民主使工人階級能夠管理他們的產業從而重新分配經濟權力。

　　「新左派」或本恩派左派懷有與「舊左派」相似的願望，即重新分配經濟權力並確立工人的工業民主。在第四章中己經強調，斯圖爾特?霍蘭在《社會主義的挑戰》中闡述的論點引起了對中觀經濟力量（這挫敗了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以及社會民主主義的目標的註意。

　　用富特的話說，霍蘭的論點尋求：「……通過計劃和公有製（提供）國家干預的社會主義補救方法。現代國家沒有充分意識到國際資本主義中己經發生的變化，這些變化動搖了傳統凱恩斯主義的解決方法賴以為基礎的國家主權，從而動搖了這些解決方法。」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闡述「新左派」自由概念的綱要在側重點上將和上述「舊左派」的綱要相似。

　　哈耶克本人認為，自由主義對自由的看法從歷史上是作消極理解的。換言之，即是免受強製的自由，免於他人獨斷權力的自由，以及使個人免於別無選擇只有服從其所附庸之上級的那種聯繫。33另外，他指出社會主義己經操縱了自由的意義，並將其變為免於必需品的自由，正如他明確表述的那樣：「在此意義上的自由當然只是權力或財富的代名詞而己。」而且哈耶克認為，社會主義者蓄意敗壞「自由」這個詞的名聲。事實上，公允地來看應當是，自由的信念既可以從消極方面論證，也可以從積極方面得到有力的論證，像哈耶克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為此感到憤怒，而他在《通往奴役之路》當中呈現出的悲觀主義充分地表明，數量可觀的人正在認真看待社會主義的觀點。

　　新工黨與「機遇均等」

　　在新工黨的修辭、宣言中，在其主要人物的演說中，自由的重要性並不被經常提起。儘管如此，邁克爾?伊格納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他所着的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傳記中回憶了托尼?布萊爾在1997年10月寫給伯林的一封信。這封信提出了一個問題，「西方社會中對消極自由的限製難道沒有激發一代代人去尋找某種超越放任主義的社會模型嗎？ 」布萊爾繼續寫道，「積極自由有其正確性，無論它在蘇聯模式中被如何踐踏。」 這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布萊爾關註諸如信奉積極自由這樣的哲學信念。我們可以認為，因為這封信的日期僅在新工黨執政五個月之後，可見布萊爾也許是在尋找某種哲學觀點以表達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模式。然而，伯林病太重了，不能回布萊爾的信，自此新工黨對積極自由概念幾乎沒再做出哲學承諾。

　　第四章中曾指出，20世紀80年代中有所着述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如羅伊?哈特斯利和布賴恩?古爾德將自由作為他們對社會民主主義的論述中心。這很明確地是在回應新右派將自由以純消極的意義使用。至於新工黨為什麼不經常討論自由的價值，則沒有顯而易見的原因，但在這裏表明的一點原因是，自由式西方民主政體的公理，尤其作為英國所有政黨所提倡的一項原則。以賽亞?伯林在他的着名論文《兩種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當中提出，自由幾乎得到普世認同，因此可以對之有多種解釋：「人類歷史上的幾乎所有道德家都稱贊自由。同幸福與善、自然與實在一樣，自由是一個意義漏洞百出以至於沒有任何解釋能夠站得住腳的詞。」自由被當作假定的事實，這樣下一步政黨要做的就是定義不同版本的自由並將它們與政策建議聯繫起來。在這個意義上，新工黨所認為的自由則是從它對無處不在的機遇所做的承諾，抑或所謂的「機遇均等」。機遇可以被定義為適宜或有利的境況、前景或選擇的結合。

　　社會民主主義者將「機遇」用作授權性動因，以使尤其是來自貧困背景的個人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對於新工黨和其他社會民主主義者來說，自由的社會是能向所有人提供機遇的社會。

　　儘管如此，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新自由主義者會贊成機遇平等，這保證了所有公民在涉及法律的情況下能得到公平的競爭環境。做出自己決策的平等機遇以及免受強製、免遭干預是新自由主義者倡導的自由的標誌。新工黨所信持的「機遇均等」比其他政治組織提倡的機遇平等更為「厚實」，復蓋面更廣。然而，新工黨必須從它的其他價值方面表達它對「機遇均等」的承諾，否則將很難辯駁認為其與機遇平等並無區別的指責。例如，我們可以認為「機遇均等」是新工黨信奉積極自由概念與平等作為「優先事項」的務實的外圍工作。積極自由以消極自由概念為基礎。這不像黑暗對於光亮那樣絕對相反，而是消極自由的延伸，正如對社會平等的需求是取得政治平等的延伸一樣，社會民主主義者這麼認為。自認為持積極自由論的人不否認消極自由論者的觀點，即人應當在生活各領域中從沒有明顯「善」的限製中被解放出來，他們將自由的範圍從僅僅是一個從強製下被解放的概念延展至一個授權行動的概念；從個人的有意的強製到自由市場結構性的間接強製，以及人生機會全憑運氣的分配。積極自由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被認為是消極自由的延伸。然而，如果我們考慮以賽亞對兩種自由概念所做的評論，那麼這樣的態勢則變得復雜起來：「對『誰統治我？』這個問題的回答，與對『政府干涉我到何種程度？』這個問題的回答，在邏輯上是有區別的。最終，正是在這種區別中，存在着消極與積極自由兩種概念的巨大差異。當我們試圖回答『誰統治我？』或『誰告訴我我是什麼不是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而不是回答『我能夠自由地做或成為什麼？』這個問題時，自由的『積極』含義就顯露出來了。」「我由誰統治？」和「誰告訴我我是什麼？」，諸如此類問題表明，徹底考察兩種自由的概念時，它們試圖就人類狀況回答不同的問題。因此，對這些問題的強調側重點不同將導致我們更加積極地支持其中一種概念。這也轉而導致我們假定想要的是什麼社會類型以及我們認為同類政治概念（如結果的更大平等和社群）所具有的價值大小。安東尼?阿布拉斯特(Anthony Arblaster)認為：「……使一種政治信條區別於其他的往往不是各自正式贊同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完全可以大體一樣），而是這些價值觀的分級結構（hierarchy)。」通過對比兩位自由主義思想家的政治學可以得到此命題的一個實例。安東尼?阿布拉斯特認為，自由主義與其他政治信條不同，因為自由主義者將自由置於他們價值觀分級結構的頂端。45 T.H格林與哈耶克都可以被列為自由主義者，因為他們信奉自由的首要地位，但是他們屬於不同種類的自由主義。格林是新自由主義傳統下的社會自由主義者，哈耶克是古典自由主義意義上的新自由主義者。在第二章中我們曾指出，格林提倡積極和消極的自由，而哈耶克提倡純粹的消極自由概念。儘管兩位思想家都信奉個人的首要地位，都堅持個人自由作為其主要政治原則，格林和哈耶克支持不同的「好社會」的概念，重視不同的次等原則，比如社群。積極和消極自由不只是左和右的概念，在很多方面這種過分的簡化是誤導性的、不準確的。這兩個概念真正引起的討論是由個人決定他們要就社會和人性提出什麼問題，以及他們會最重視怎樣的答案。積極和消極自由作為政治概念，涉及其他政治價值，也涉及人們根據對人性和他們所想創造的社會類型的信念而提倡和忽略的其他問題。

　　新工黨贊同(就像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那樣)積極自由概念，因為它認為「我被誰統治？」的答案是「你自己和你所在的社群」，於是開始爭取使所有人儘可能地、在尊重社群福祉的前提下做自己生活的主人這一政治征程。這樣，自由變得不只是免受不需要的強製，而成為了人選擇自己的道路與實現其內在欲求的自由，從而獲得對自己生活的「自我統治」(self-mastery)。自由，對於社會民主主義者來說成為了授權性動因，是在政治、社會、經濟的生活領域，而不只是道德領域的，免於人類干預的自由，後者是消極自由論者所想要的。

　　在新工黨的修辭中，「機遇」是授權性動因，使人們可以儘可能地、在尊重社群福祉的前提下實現他們的自我統治。

　　因此，對社會民主主義者來說，關鍵是機遇和積極自由暗示了社會正義的概念、政府干預、優先重視社會貧困群體並將他們提升至足夠的最低水平。我們可以看到，機遇的原則被指隱含有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如以下引自布萊爾和布朗所說:「有相當重要的少部分人從社會主流中被分割、隔離出來。他們的生活特徵往往是長期無業、貧窮或缺少教育機會，有時還經受家庭不穩定、濫用藥物、犯罪的困擾。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而得不到緩解。」 「在工黨的新章程中我們承諾尋求最大範圍地推廣財富、權力、機遇。我想強調機遇是新的政治學中的關鍵性價值。其重要性常被忽略或者歪曲。對右派來說，機遇的特徵是個人從國家那裏得到自由。然而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機遇與社會不可分離，政府行動在其中必然起到很大作用。相比之下，左派在過去太過輕易貶低其為個人改善自身與家庭而推進大範圍機遇的責任。在最壞的情況下，這以抽象平等的名義抑止了機遇。嚴重的不平等繼續代代相傳，於是進步的左派必須強有力地解決對真正機遇平等的障礙。但是平等機遇的推進並不意味着福利供應和公共服務中毫無生氣的整齊劃一。現代左派也不會狹隘地看待機遇：藝術與創造性產業應該是我們共同文化的一部分。」 「穩定提供了平臺。但是如果我們不解放每個人的潛力，則不能建立動態的經濟。阻礙我們得到所需要的機遇的福利國家將拖累經濟。促進工作的福利國家不但公平而且有助於建設經濟的更大的動態機製。」「我想要這樣的國家，人們取得發展，工作出色，生活中收功。我不屑考慮嫉妒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envy)。我們需要更多的成功企業家，而不是更少。但這些人生機會應當是所有人共有的。我想要這樣的社會，壯誌雄心和同情憐憫被視作同伴而不是敵人一一我們既重視物質財富也重視公共服務。」斯圖爾特?懷特（Stuart White)認為，有關新工黨機遇價值觀的理解中存在很重要的不同意見，這些不同意味着新工黨政治哲學存在分歧。這些不同當中有一個如懷特所說的：

　　「……關於對真實機遇的承諾問題存在『左派』和『中間派』之間的分歧：關於這個承諾宄竟是針對什麼，以及由此衍生出的，關於宄竟需要什麼政策來滿足這個承諾。」懷特稱，工黨現代化一派中存在「左派」和「中間派」，因此新工黨內存在哲學分歧。

　　布萊爾被認為是「中間派」的領導人物，但「左派」領導人物卻未指出。懷特的觀點僅僅是，這兩派人的分歧在於對「真實機遇」的承諾，並且「中間派」從精英領導體製的方面理解「真實機遇」，而「左派」從更為平等主義的方面理解。這也相應地意味着，他們就履行自己所理解的「真實機遇」的正確政策有分歧，並在這樣做的同時履行他們對積極自由的承諾。緊隨其後的一個觀點是，「左派」認為精英領導體製允許「真實機遇」中存在非正義的不平等，這些是因為殘酷的時運或者換句話說是因為自然稟賦和社會經濟因素的隨意性差異。懷特認為「左派」「……認為原則上政策應當謀求如何緩解不應有的殘酷時運所帶來的不平等。」 相反，據懷特的觀點，「中間派」是傳統的精英主義者，他們對收入再分配態度含煳，反對對精英徵收更高的超出「合理」界限的稅。儘管懷特的觀點對新工黨中可能存在的哲學信念上的分歧做出了有意思的評論，但是有兩個主要問題。第一個問題關於實驗，亦即，我們如何基於極少的源數據看出單個新工黨政治家是否是「中間派」或「左派」？這是有疑問的，很大成分上是依賴於推斷。

　　懷特關於「中間派」和「左派」的「真實機遇」論點的第二個缺陷在於術語方面。「左派」這個詞是可接受的，可視同於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個詞，但「中間派」一詞的政治含義則不清楚。也許更恰切的且根源於英國政治哲學傳統的詞是社會自由主義者。我們可以把這個詞看作是代表了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發展衍生出的溫和左派的態度。社會或新自由主義者占據了自由主義左翼，與自由主義右翼的放任主義或曼徹斯特自由主義者相對立。後者如今可看作新自由主義的先驅。社會自由主義者這個詞，並不是中間派，具有政治傳統，是一種進步的左的思維模式，然而在使用時與具有英國社會主義發展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一詞是不同的。第二章中的觀點認為，R_H ?托尼是新自由主義和工黨社會民主主義兩種思想傳統之間非常重要的紐帶性人物。T_H ?格林、霍布豪斯、霍布森等人的新自由主義與托尼的倫理社會主義部分相同，後者被認為影響了蓋茨克爾、布萊爾、布朗的社會民主主義。這兩個傳統緊密相連，很難輕易區分。因此，如上所述，懷特所形容的關於「左派」和「中間派」之間對「真實機遇」在政治哲學上的差異，是側重點和程度上的差異，而不是相衝突的政治目的。

　　積極自由的價值觀被新工黨以與其社會民主主義先輩相似的模式繼續下去。新工黨和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克羅斯蘭派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一樣，堅持通過享有一整套政治、社會、經濟的積極權利體現出來的自由的價值。儘管如此，新工黨將自由與社群的價值聯繫起來，與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在積極自由預設為前提的諸多優點方面，關於這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不同也許會有爭論。我們可以認為，新工黨強調社會互惠（social reciprocity)以換取某些國家授權。例如新政項目，規定個人在求職並同時獲得為期六個月的無條件補助之後，為了繼續享有獲得補助的資格，必須在下列四項中選擇一種：教育課程；有組織的工作安置；從事環保項目的工作；或者從事慈善或誌願者機構工作。20世紀中葉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繼續優先重視公民享有權利，而不顧任何社會或群體互惠，是有可能的。

　　左派與右派的思想家的自由概念不同有兩個重要的因素。第一個因素是阻礙自由和可以算作限製自由的障礙。正如前面所討論的，對於如哈耶克這樣的右派思想家，只有由人類因素蓄意、故意造成的障礙才能限製個人自由。相反，左派思想家認為，任何由人類行動或社會和經濟力量引起的障礙能夠構成對個人自由的限製。例如，貧窮可以算作對自由的限製，不管貧窮的個人是否對他的狀態負責，也不管他的貧窮是否被人蓄意所致。普蘭特就這一點展開論述：「對個人自由的限製不只是由他人有意識的行為蓄意造成，也不只是自由主義傳統必然想要抵製和限製的那種，而也是生來就有、通過基因遺傳的自然差異以及人類行動的結果所造成的，不管是否故意，這些因素在家庭背景、經濟資源、福利、教育等領域都存在。」對不同的自由概念所作討論中第二個重要因素是個人行動的蓄意和可預見結果。哈耶克認為，在市場運行中，個人對其行動的結果不承擔個人責任，因為這些結果都不是蓄意所致。

　　69這意味着社會主義的社會正義概念（尤其是關於如何對待社會貧困群體）與糾正市場中的非正義對個人的市場決策沒有道德上的要求。70左派的思想家普遍認為儘管個人行動可能並非蓄意而為，但其影響有時是可以預見的。如果它們是可預見的，且傷害到了他人，則可以認為它們是可以預先得以製止的，因此個人就變得對自己的行動結果負責了。如普蘭特所說:「因此在這些方面可以論證，能夠基於某種社會正義的思想使市場易受道德評論的影響，無論這思想遇到什麼困難，都不足以成為放棄它的理由。」我們己經註意到，新工黨用來履行其對積極自由價值的信念的方法是承諾個人生活各層面無所不在的機遇或者「機遇均等」。機遇的理論語言是新工黨用來闡述其自由概念的務實方式，個人的自由跨越道德、政治、社會、經濟領域，儘可能保證最充足的情形和選項供每一位公民選擇。

　　新工黨與平等

　　本章試圖評價新工黨政治哲學中平等的價值，和上一章針對自由的方式一樣。本章將依據所謂新右派的思想霸權並就一些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對平等的觀點考察新工黨的方式。第一個任務是，澄清圍繞社會民主主義着述中不同概念的術語，諸如機遇平等、結果的更大平等、結果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以及工黨表達的兩個理念：「機遇平等與結果公平」以及「進步普世主義」（progressive universalism)。於是可以認為不同的平等概念可以更好地分為充足(sufficiency)、優先（priority)、平等主義概念（egalitarian conceptions)。這被當作關鍵任務，因為有觀點認為，一些社會民主主義評論家和作家曲解了結果的更大平等這一概念，並與此同時指責新右派拋棄了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第二個任務是透徹地探討新右派有關平等問題的政治思想。本章第三個任務（按照德裏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對不同的平等概念所做分類）是，指出包括諸如R. H.托尼、安東尼?克羅斯蘭、羅伊?哈特斯利及繼承其影響的工黨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持有平等的優先與充足概念（priority and sufficiencyconceptions of equality)而不是嚴格的平等主義平等概念。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任務是，提出新工黨所信奉的平等類型乃是促進優先和充足概念，而不是促進嚴格平等主義的自由概念，因此這樣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在哲學上與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有關平等價值方面是相似的。本章一開始將討論社會民主主義着述中圍繞平等概念的術語。

　　社會民主主義着述中「平等」的術語

　　顯然，在討論平等的不同說法，尤其是討論其與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關係時，可以概括出三個版本。它們分別是機遇平等、結果的更大平等（有時被稱為「民主平等」）以及結果平等。機遇平等是社會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既有新自由主義者也有自由保守主義者)以及社會民主主義者所公開支持的原則。此原則堅持，每個個人都應當能平等地獲得工作和職位，例如公職。它包括無論性別、種族、階級或宗教的平等待遇，並要求一個以才能為基準的社會。機遇平等禁止裙帶關係以及任何形式的優惠待遇和個人特權，它試圖保證所有個人站在同一起點。這是非歧視平等（equality as non-discrimination)。

　　結果的更大平等原則為社會民主主義者所支持，社會自由主義者則在較低程度上支持這一原則。它擴展了機遇平等原則，通過減少由不幸、基因遺傳和社會非正義帶來的影響，包括了由個人背景、教育、才幹或能力決定的問題。它試圖從富裕人群向貧困人群重新分配收入和財富，這樣做的同時減少社會中的物質性與社交性不平等。信奉結果更大平等的政黨這麼做是基於不平等，比如基因遺傳的差別是隨意性的，因此是不公平的，同樣也是因為，作為社群他們認為個人有責任通過保證一定程度上的結果更大平等，從而進一步幫助弱勢團體，而不只是保證程序上非歧視意義的機遇平等。

　　工黨中堅持結果平等的原則（或結果的完全平等）的為少數個人和團體，如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聯合會（Marxist SDF)以及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工黨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隨着資本主義的最終崩潰，工作將成為為「共同利益」服務的公社行為，因此工資薪酬的差別將與之無關。

　　除了這三種平等，新工黨在執政期間還支持兩種觀點，表達了其對平等的承諾。這些觀點是，「機遇平等和結果公平」與「進步普世主義」。7新工黨「機遇平等和結果公平」的觀點主要由戈登?布朗和他財政部的官員們在過去幾年中運用。儘管如此，布朗的演講中似乎沒有對這個觀點明確給出過定義。一個可能的解釋暗示，這既是承諾程序形式上的機遇平等，也是承諾保證結果以使其不低於最低水平。體現這一觀點的典型政策是「最低收入保證」(Minimum Income Guarantee)，現在是領恤金者信貸（Pensioner Credit)。新工黨「進步普世主義」的思想最近被布朗在2003年預算中用以描述鞏固新稅收和救濟金製度的原則。進步普世主義簡單地說就是為幾乎所有公民（除非常富有者以外）提供某種形式的財政支持，但更多關註於最需要財政支持的人群，將在他們最需要支持的時候給予他們支持。預算報告認為：「新的稅收和救濟金製度實踐了進步普世主義的原則，支持所有人，為最需要支持的人在最需要支持時提供更多幫助。然而根據布朗在1997年大選準備階段與前自由民主主義領袖帕迪?阿什當（Paddy Ashdown)的一次談話，圍繞新工黨對平等的承諾的爭論變得更加混亂：「我嘗試想出一個單獨的中心主題，來表達我們所有的觀點並將它們一起連結起來。不能稱之為「主義」一一那樣聽起來太意識形態化了。我決定中心思想是『機遇平等』 一一就是你在你寫的《公民的英國》這本書中所談的。和你一樣，我也認為我們無法設計結果。我們必須有的是一個做好干預準備從而為所有人提供機遇平等的政府。」因此，阿什當在他的自傳中記述，布朗倡導機遇平等，並表示這是他對當代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的看法的中心原則。這也可能引起了一些疑問。布朗在1997年於大選前回見阿什當，到他任職期間概括出機遇平等、結果公平及其後的進步普世主義的原則，其間他改變主意了嗎？他對機遇平等和結果公平的解釋僅僅是傳統的、程序形式上的機遇平等嗎？有觀點認為，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布朗改變了他將機遇平等作為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中心原則的觀點，回答的根據是，他的預算實質上是重新分配的。

　　儘管如此，我認為雖然機遇平等和結果平等的原則比較明確，但結果的更大平等原則仍可供不同類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做各種解釋，而這不可避免地會導致重大的理解混亂。另外，新工黨提倡的機遇平等和結果公平似乎含煳不清，因而在尋求對諸如平等概念的哲學承諾時問題重重，且進步普世主義的觀點對新工黨描述其平等觀而言是一種很新的方式。部分是因為這些原因，在本章我傾向於遵循這術語上的區分，但並非所有都是由政治哲學家德裏克?白菲特在他的着作《平等與優先》中闡述的結論，因此在下列關於平等原則的觀點中作出區分：承諾把人提高到一定層次，以使他們有「充足」的資源來過滿意的生活；承諾一直優先考慮社會貧困人群；承諾信奉嚴格的平等主義（亦即，追求取消收入和財富的所以不平等）。這三種觀點可以分別命名為平等的充足概念、平等的優先概念、平等的嚴格平等主義概念。

　　新右派反對平等的思想和觀點弗裏德裏希?馮?哈耶克反對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因而反對降低不平等的需求，他的這類觀點直接與他的自由概念相聯繫。哈耶克的主要觀點之一是，貧窮和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並不意味着缺乏自由或者導致「不自由」（unfreedom)。

　　在研宄哈耶克的原則和他對社會主義平等概念的反感時，我們必須記住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批判主要是基於他所認為的英國及其海外的社會主義的高漲。儘管新右派思想知道20世紀80年代才主導保守黨的意識形態內核，但羅伯特?布萊克（Robert Blake)指出在哈耶克的書出版之後早期新右派對保守黨的影響：「其本質上的意圖是反社會主義的。在大學本科生中有相當一部分重新興起對保守黨的同情，某種程度上在教師中也是如此……工黨失去了對智識和思想界的壟斷。」這個觀點得到撒切爾的支持。她講述了哈耶克的思想對她觀點的影響，表示這些思想在「新右派」在保守黨內獲得主流接受之前就己經使她的觀點成為「新右派」的了：「（《通往奴役之路》）……為反對社會主義提供了乾脆、明確的分析性觀點，論證了其經濟理論與當時我們日常生活中令人沮喪的短缺有何關係……也在我自己的政治特徵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使我長期對自由事業和自由持樂觀主義態度，並讓我從六七十年代社會主義占上風時堅持了過來。」這樣，反對社會主義平等概念的第二個觀點是，社會主義是相悖於古典自由主義以及自由市場價值1(尤其強調競爭的重要性)，經濟中有限的政府干預 (定義為個人的首要地位以及儘可能免於強製）。哈耶克對集體主義、國家計劃、政府干預經濟、再分配稅收的攻擊在於他認為這些內在都是社會主義措施。因此，哈耶克認為在一方面社會主義高漲與另一方面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廢棄之間存在直接的相互關係：「社會主義己經取代自由主義成為絕大多數進步人士所堅持的信條，這不只意味着，人們己經忘記了以往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們有關集體主義後果的警告。事情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他們相信與這些思想家所作的預言正好相反的東西。」另外，儘管社會主義是單一的意識形態，哈耶克還是以一種相當復雜難懂的方式對其進行分級。哈耶克認為民主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通過社會正義的觀點相聯繫。在此意義上，他認為它們有共同的「目的」。儘管如此，他不能區分民主社會主義所包含的「手段」即民主和漸進的社會變化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所包含的「手段」即暴力革命和極權主義。再者，哈耶克表示，民主社會主義自然的結論必將由於追求社會正義而導致對民主自由的反感：「民主社會主義，最近幾代人的偉大烏托邦，不僅不能實現，而且為之奮鬥還會產生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以至現在對之抱有希望的那些人中幾乎沒有人會準備接受這種結果；除非這種關聯全方位地展開，否則是沒有人會相信它的。」哈耶克提出第三個觀點反對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這就是後來的着名論着《法律、立法與自由（第二卷：社會正義的幻象）》。這一次哈耶克的斷然否定並不只是基於認為富裕者因收入向貧困者重新分配遭受對自由的侵犯，而只是基於社會正義不存在這一論點。新左派遵循哈耶克的觀點，認為社會主義的概念是一個幻象，因為在自由市場的交易中沒有社會正義發生。23他們得出這個結論，是因為他們斷言非正義只有在蓄意違法的情況下才會發生。例如，當竊賊偷竊錢包時，非正義就被施於盜竊受害者之身了。新右派認為在自由市場經濟中不違反任何法律，而且即使個人失去工作或者獲取不合比例的回報，也沒有發生非正義，是因為市場的運行反映的是無數個人並非蓄意的行為，這不造成任何非正義。

　　有觀點認為，新右派反對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平等概念可以理解為對嚴格的平等主義的平等概念或平等的優先概念或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的哲學承諾。履行這些承諾的手段是再分配稅收、高公共支出、全體授權性社會福利計劃等經濟和社會機製。因此，新右派堅持平等的概念嗎？本章認為新右派信奉平等的充足概念，因為他們認為個人應當得到國家的最低工資以防赤貧。然而這是對充足概念極其有限而基本的承諾。哈耶克所信奉的充足概念與其他社會民主主義充足概念是極端不同的，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為哈耶克所認為在道德上「充足」的標準是遠低於社會民主主義者所能接受的水準的。他說，防止赤貧的最低值，亦即防止國民飢餓致死、無家可歸的國家物資供應的最少量，這就是全部所需要的以及全部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第二，哈耶克所信奉之充足概念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是基於社會正義的概念，而是基於簡單的必要性，因此在特徵上不同於社會民主主義者所持的對平等充足概念的信諾。

　　這引發了一些疑問，引起了對哈耶克思想邏輯的註意。其中一個問題是「哈耶克為什麼認為國家應該確保基本最低標準？」哈耶克要回答這個問題很有困難，因為基本最低標準的思想要求具有什麼是基本需要或絕對需要的概念，而因為他想說許多社會概念是主觀性的，那麼基本需要的概念又怎會不在此列？更為實際的一個問題突出了哈耶克思想中的不連貫之處，乃是基本最低標準的實行問題。要讓基本最低標準起作用，其必須由國家官僚機構管理，而從目前哈耶克思想中己確立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認為哈耶克不應該在理論上支持中央國家機構作為資源的分配者，這對納稅人來說費用昂貴，而通過支付能力調查（meanstesting)會侵犯某些公民的生活，並且易受到利益團體的「哄抬」影響。

　　以下觀點將指出，新工黨的充足概念與哈耶克的概念實質上是不同的，它因為新工黨所定充足的標準遠高於新右派而更加充足而慷慨。新右派尋求提供僅夠防止無家可歸和飢餓的物資，反之新工黨實質上提高了基本充足的權利資格。新工黨平等充足概念的出現並不表示它是出於對相對性的考慮，而只是對應該如何採取基本最低標準比哈耶克所提倡的觀點更為充足。另外，新工黨的平等概念同樣包括了對平等的優先概念的承諾。優先概念的意思是，儘管個人也許有適量充足的生存物資，但優先主義者想要深入持續地滿足社會貧困群體的需要。26這要進行嘗試，無論這些貧困群體是否己經得到國家分配的基本「充足」物資。

　　如此，要總結新右派反對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的觀點，我們可以強調以下幾點：不平等和貧窮不構成「不自由」，嘗試彌補相對貧困需要強製個人，從而限製其在其他事情中的財務自由，而且實行平等回報製度將造成大量財務成本；社會正義並不存在，它只是幻象，因此任何在此基礎上重新分配收入和財富的嘗試都是在道義上不合法的；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是錯誤的，有悖於古典自由主義的價值，因而不能被接受。博贊基特將這些新右派的觀點濃縮為兩個命題。第一，關於分配問題，社會別無其他合法的計劃，只有防止絕對意義上的貧窮；第二，與更大平等原則相聯繫的相對貧困的概念是危險而非法的。

　　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平等概念

　　R.H.托尼被廣泛認為是最有影響力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之一，他有關平等的論着影響了工黨內的很多人。托尼信奉通過減少收入、財富、機遇、社會地位的不平等達到結果的更大平等原則，其中心在於他意識到有更大平等則會有更大個人自由。這樣，我們可以認為，根據托尼的邏輯，更大平等帶來更大自由，這也允許更大的選擇權和更大的遵循個人自己生活道路的能力。托尼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他說自由意味着：「……能夠在特定時刻、特定環境下做或者避免做特定的事情，否則什麼都不是。所引起的第二個問題因而不會更簡單。這個問題是，可供選擇的範圍是否對普通人開放，後者從中選擇時遵循他們自己偏好的能力是否由於糾正不平等或消除其影響的措施而得以提升。答案如果是肯定的，自由與平等將能和睦共處；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兩者註定為敵。」有趣的是，托尼意識到平等一詞的復雜性以及可歸於該詞的意義的冗餘：「再一次顯而易見，『平等』一詞具有不只一種意義，圍繞它的分歧一部分至少是因為同一術語在使用時被賦予不同的內涵。」本章中我認為托尼對平等的觀點不是嚴格的平等主義的平等概念，後者歷來在工黨內得不到支持，除了蕭伯納、1901年脫離工黨的馬克思主義社民聯31以及20世紀二三十年代工黨左翼的工黨馬克思主義者。32托尼理解的平等由慷慨充足和平等的優先概念構成。自由主義者或新自由主義者持有相當寬泛意義上的平等的充足概念，與此不同，如托尼等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社會如果不在經濟和社會上更加平等則不能更加自由、博愛，這需要一種持續給予貧困人群優先關註的平等。接下來的評論，尤其是加着重號的評論，支持了托尼的平等概念分類「向所有人合理提供物資時，額外的責任應由額外的回報補償，以作為對己執行的服務的承認以及對執行服務的誘導，沒有人認為這樣是不公正的……令人反感的並不是一個人應當比別人掙得多，因為社區的環境、普通教育、生活習慣孕育出尊重與考慮的普遍傳統，在有這些傳統的地方的人忘記、忽略了這些賬房的細節（details of the counting-house)。令人反感的是，一些階級應當從其他階級享有的文:明傳統中被排除出去，並且人類根本的、深刻的夥伴關係，應當為瑣細的、膚淺的經濟差異所遮蔽，「尋求平等不能通過分解高收入的方式，因為這既對得到這些收入的人有害，也對沒有得到的人有害，尋求平等是要通過確保現在他們獲取的財富越來越多地投入到共同利益用途中。」因此，托尼不是嚴格的平等主義者，不認為所有不平等都應該廢除，但他確實堅持認定給予社群中所有成員「合理的物資供應」，或者他們所需要的東西，這可以視作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此外，有觀點認為托尼持有平等的優先概念，因為他覺得所有階級應該分享社群的財富，在事實並非如此的地方，人們應當優先關註最貧窮的階級，即產業工人階級，從而使「財富越來越多地投入到共同利益用途中」。這些語言並非準確地概括持續優先關註最貧窮的群體，但暗示富有群體更多的財富將必須用於「共同的用途，，而這個短語是一個相對的、公共的術語。簡言之，這個短語是托尼用以表達優先關註（特別是通過社會開支）最貧窮階級的說法。

　　其他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如安東尼?克羅斯蘭與更近一些的羅伊?哈特斯利堅持認為，社會民主主義的中心是關於信奉社會個人與群體之間的結果更大平等。我們在第三章中提到，克羅斯蘭表達了社會民主主義的中心原則，他說道：「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基本上是關乎平等。我們所說的平等不只是精英社會，平等的機遇中最大的獎勵將給予那些具備最好的天賦和家族背景的人；我們採用『強硬』的平等定義一一羅爾斯後來稱為『民主的』概念，相對於『自由的』概念。」如果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信奉結果的更大平等，亦即嚴格的平等主義概念，那麼這就特別地意味着要保證持續縮小結果的不平等。而問題之一則是什麼是「結果」？對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而言，這通常意味着縮小收入不平等和財富不平等。正如克羅斯蘭明確指出的：「首先，如果財富的不平等是起源於繼承的財產而非工作，它們會被認為是不公平的。這違反了每個公民都應有平等的機會獲得最高回報這一原則，而授予有差別的利益只與出生的偶然性有關，而不是『人類自己勞動的成果』。第二，甚至是勞動所得的巨大不平等也被認為是不公平的，如果它們反映的不只是能力的差別，也有機遇的差別一一也就是說，如果存在人為的「租借」因素，或者如果差距懸殊，以至於人們認為，為了這麼大的回報而單獨挑出經濟能力素質，相較於其他個人屬性而言，是不公平的。第三，如果某些收入相較於其他類似收入受到稅收製度過分慷慨的對待一一也就是說，如果稅收的基礎在衡量個人的賦稅能力方面是個糟糕的工具，那麼就會出現非正義。」儘管如此，克羅斯蘭同樣關心縮小教育製度、財產分配、需求階段中的資源分配、工業權利定位當中的不平等。然而，有關所謂新工黨與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有不同的平等概念的探討所要問的最為相關的問題是，「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實際上有沒有持嚴格平等主義的平等概念？ 」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及其社會民主主義模式的追隨者傾向於批判新工黨放棄了結果更大平等原則或是羅爾斯所說的「民主平等」。有觀點認為新工黨所認為的平等在原則上與克羅斯蘭所認為的相似。兩者都想以福利和授權的形式保證生活所依賴的收入的「充足」最低量，兩者都想持續關註貧困群體，兩者都想通過保證如技能培訓和教育等機遇從而促進他們的積極自由概念，來減少物質生活和社會的不平等。重要的問題如下所述：「克羅斯蘭和新工黨對生活所需『充足』的量分別是如何『劃分界限』的？對於社會貧困群體中的哪些人應該給予優先關註？可以允許社會中多少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關於這三個問題，有觀點認為在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和新工黨之間，就側重點、政策規劃好和期許有差別，這是由於他們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時間階段（克羅斯蘭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新工黨是在21世紀初）構建他們所認為的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不像新工黨那樣信奉平等的優先、充足概念嗎？如果答案是「不，他們從未持嚴格平等主義的平等概念」和「是的，他們像新工黨那樣堅持平等的優先、充足概念」，那麼如哈特斯利等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與新工黨在哲學上比他們所想的更為相似。

　　上述所引內容表明，克羅斯蘭的社會主義模式對他而言其本質是關於平等，約翰?羅爾斯稱之為「民主平等的」平等。羅爾斯的立場是他所說的「作為公平的正義」（justice asfairness)，由他的兩條正義原則組成。第一個原則是，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相容的類似自由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第二個原則是，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該這樣安排，以使兩者都能被合理地期望適合於每一個人的利益，並依繫於地位和職務向所有人開放。另外，羅傑斯認為，當這兩條原則相衝突時，第一條原則或「自由原則」必須優先於第二條原則或「差別原則」。因此，由羅爾斯的觀點可推知，社會中會存在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在某些情況下只是假設遵循了第二個原則。很清楚的是，羅爾斯不提倡嚴格的平等主義。差別原則所真正體現的是，羅爾斯提倡平等的優先概念，他認為所有形式的不平等都應該如此安排：「……適合於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隨之與此相關的問題是，羅爾斯是什麼類型的優先主義者？羅爾斯似乎提倡社會以之為基礎的正義理論應該持久地優先關註最少受惠者，並且我們可以假定最少受惠群體與例如社會普通群體之間的不平等減少並不影響原則。因此，如果事實是這樣，那麼我就可以認為羅爾斯所信奉的平等的優先概念是嚴格的優先主義。本章將論述新工黨持有非嚴格的優先概念，與羅爾斯所持有的有細微的差別。總體來說，克羅斯蘭的平等概念似乎遵循了羅爾斯的概念，並與新工黨所持概念相類似，但是原則中的個別地方還是表現出細微的差別。哈特斯利是一位重要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他贊成結果的更大平等原則，強烈斥責新工黨放棄這一承諾，而事實上他在最近的一次訪談中回答我的兩個問題時表現出對平等和自由明確的誤解：

　　「你的主要政治哲學價值是什麼？我的基本政治價值是對平等的追求。認識到我們無法達到我所想要看到的那種程度。我指的不僅是經濟平等，我指的是性別平等、種族平等，我指的是法律面前的平等，我指的既是財富的也是權力的平等分配。對更大平等的承諾本身是目的嗎？社會民主主義的目的本身是更大自由。但我認為，自由需要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從而成為使自由成為現實的力量。我不認為自由是沒有限製，我認為自由是可以做事情的能力。社會主義的自由觀是你做你選擇做的事情的能力。」哈特斯利的回答在哲學上是混亂的。他說，平等和對結果的更大平等的追求是他的主要政治原則，從而他成為了嚴格平等主義的平等概念的提倡者。儘管如此，在下一個問題中他回答說社會民主主義的目的是自由而非平等，人們在實行更大的自由之前需要更加平等。因此，如果自由是根本原則，那麼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應該是「自由」而不是追求平等或結果的更大平等。另外，這證實了本章前面所提出的懷疑，即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在哲學上有關平等和他們政治價值的整體秩序非常類似於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儘管他們厭惡新工黨的保守修辭和過于謹慎的政策規劃方式。

　　新工黨的平等概念

　　本章認為新工黨的社會主義的平等觀念有兩個部分組成，這兩個平等觀念都不是嚴格平等主義的概念。第一個組成部分是承諾把人們提高到一定的生活水平，藉此「足夠」過上令人滿意的生活。我們可以將之（如上所述）稱為平等的充足版本。當然這是有問題的，因為「足夠」這個詞是什麼意思？什麼是「充足」？在英國社會，關於一個人需要達到什麼樣的最低水平才能稱作過上令人滿意的生活是沒有一般性理解或共識的。45儘管如此，平等的充足概念被理解為提供充足水平的收入和服務。在歷史上，這工作是由福利國家通過各種福利津貼和授權完成的。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平等的概念是達到充足水平的更大平等，於是它毫無保留地允許個人掙得收入。鑑於國家最低工資（National Minimum Wage)管理勞動力在充足的最低標準獲得報酬，這是平等的充足概念的一個範例。

　　新工黨平等概念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是承諾在財政上優先關註英國社會的貧困成員。這(如上所述）可以被稱為平等的優先概念。也許值得指出的是，平等的優先概念可以有兩個流派或者以兩種方式解釋。我們可以稱他們為嚴格和非嚴格優先主義者。嚴格優先主義者想優先關註社會貧困群體，不管他們按絕對值計算是多麼富有。譬如，這樣的貧困群體也許事實上（據嚴格優先主義者）擁有相對高水平的可任意使用的收入，有自己的住房，可以出國度假，擁有較高額的存款並仍需要在財政上得到優先關註，因為相對而言他們也許仍舊是一定社會中的貧困群體。非嚴格平等主義者也想給予社會貧困群體優先關註，但他們認為當貧困群體經濟狀況越來越好時，優先關註的重要性也就越來越低。因而，例如，如果一個社會的兩個貧困群體中的一個經濟狀況在絕對值上逐漸變好，那麼非嚴格平等主義者就逐漸停止優先關註這個群體。這樣的問題在於明確兩個疑問。第一，誰是社會的貧困群體？第二，政府（信奉平等的優先概念的）規定資源到什麼水平則停止在財政上優先關註這樣的群體？

　　本章認為新工黨信奉的是平等的非嚴格優先概念。

　　例如，如果新工黨在全英國將生活標準提高到以下程度：每個人在道德上都有「充足」的水平，對貧困群體沒有清楚的分類，因為75%的人舒適、充足地生活（意味着不只是他們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而且他們也有「合理」水準的可支配收入)，而其餘25%的人則非常富有，那麼根據新工黨所信奉的平等的非嚴格優先、慷慨充足的概念，英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則不需要再信奉這種平等的概念了。儘管如此，假設新工黨信奉的是嚴格平等主義形式的平等，那麼它將繼續為英國人口中生活相對25%的富人而言貧窮的那75% (儘管他們的基本「需要」己得到滿足，並且他們傾向於獲取一些財政「需求」）獲得更大平等而從事運動。

　　一些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自稱是與新工黨不同的平等主義者，但他們是否理清其否定平等的非嚴格優先與慷慨充足概念及其接受平等的嚴格平等主義概念的程度，這個問題還不得而知。假定如果沒有完全實現這種區分，那麼信奉平等的嚴格平等主義概念的人將少得多。

　　新工黨平等的非嚴格優先概念，其例證有針對最貧窮領退休撫恤金者與最貧窮且有孩子的家庭的「退休保障」（Pensioner Guarantee)和「工人家庭稅收抵免」（Working FamiliesTaxCredit)。新工黨信奉平等的優先概念的其他例證包括其對幼兒「安穩起步」（Surestart)、每一個四歲兒童的托兒所的5800萬歐元投資；供兒童慈善事業使用的4500萬歐元兒童基金（Children's Fund); 50億歐元投入針對18至25歲人士的新政以及針對25歲以上人士的新政；針對50歲以上人士的附加新政，針對單身母親及殘障人士的新政；同樣，針對2000個最貧困地區就業的行動團隊（Action Teams);高水平的中學開支；針對11至25歲不能獲得教育和技術培訓的人的「紐帶」（Connexions)項目。

　　我們註意到，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所理解的平等原則證明是一些懷疑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憑據的人論點的哲學支柱。顯然新工黨對於平等的原則相當含煳不清。與圍繞平等原則的辯論類似的問題是，新工黨是支持絕對的還是相對的抑或有時稱為上升的衡量貧困的絕對水平。在某種意義上，所探討的這兩個問題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再一次，新工黨似乎在發出自相衝突的信號。布萊爾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 「新聞之夜」（Wewsn/ght)傑瑞米?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專訪時作出着名的表態，即他認為絕對的貧困水平是重要的，並且幾乎要提倡新自由主義的「點滴獲益」理論（trickle down theory)。布朗通過在概括他對抗兒童貧窮的策略時使用相對衡量標準，進一步使得辯論混亂，並進而宣布表示兒童貧困的絕對水平有顯着降低。

　　新工黨關於平等原則含煳不清的例證是，1999年3月18日，布萊爾在倫敦湯因比大廳(Toynbee Hall)發表貝弗裏奇演說（Beveridge Lecture)以紀念牛津大學學院建校750周年。在演說中，他闡述了政府意欲到2020年時消除兒童貧困人口，2010年消除一半，2004年是減少四分之一，在2001年內消除120萬。然而，在2002年4月11日，布朗宣布政府己將兒童貧困人口減少50萬(相對而言），即從1996至1997年的440萬減少到2000至2001年的390萬。因此，距離目標相對而言還差70萬，但在絕對意義上減少了 150萬，己然超過了目標。政府最初使用了相對性數據，於是沒能達成目標，所以從絕對性方面展示其發現。

　　因為布萊爾和布朗所持平等的說法不同，所以有人認為在新工黨的核心即存在含煳不清。這純粹是猜測，也許在將來回憶錄出版後會清楚明確地解決好。然而，在最近的一次與資深公務人員就新工黨政治思想的訪談中，我得知新工黨或至少是財政部堅持克羅斯蘭派的平等概念，但將其應用到現代經濟的語境當中。受訪者說，財政部應用結果更大平等的方式包括有針對性的稅收抵免、教育津貼、如「安穩起步」等具體的技能與教育培訓機會，還包括「工人家庭稅收抵免」，確保了有兩名兒童的家庭有更為公平的結果，這些家庭每年勞動收入13000歐元左右，或者國家平均收入的一般從而大約狀況得以増加3500歐元。受訪者告訴我，這麼做不是僅僅為了實現勞動所得（make work pay),而且是為了提供更公平的結果並進而為這樣的低收入家庭提供結果的更大平等。

　　新工黨所奉行之平等原則的含煳不清中顯而易見的是它包括額外的一個因素。新工黨的平等包括對當地社群和社區的投資。 「社群新政」（The New Deal For Communities)將權力分散至社群，並使得就政府的錢花費在什麼上的決策民主化。湯因比和沃克認為，「社群新政：「首先集中於由1000至4000人組成的20個或更多的社區，向每一個社區提供2000萬至5000萬歐元項目資金，必須顯示出它們是真正立足於當地社群，吸納所有當地服務一一學校、衛生、社會服務人員、警察、房屋管理部門、就業服務部門。他們可以自由地嘗試任何事情並對當地任何似乎最糟糕的問題提出當地的解決方案。」之所以產生這些措施，是因為意識到不平等不只是個人之間薪酬比例不等，還包括社群與社群之間的社會和公共服務供應不平等，並且各社區還在獲取社會物資（如公共空間、好的學校、圖書館、當地便利設施）的渠道上遭受不同程度的不平等。

　　新工黨關於其平等概念的含煳不清是令人遺憾的，但它強調人生每一階段的教育、技能、機遇，這是實用的而且是為應對英國社會變化的態度和受眾而做出的選舉權宜之計。例如，1974至1979年威爾遜一卡拉漢政府期間非常高水平的收入所得稅，即25%的較低稅率，33%的基本稅率，83%的較高稅率，以及98%的針對非勞動所得的較高稅率，這對於現在的選舉不可行。這並不是說，英國公眾反對所有形式的稅收増加。在2002年預算中，稅收増加（主要通過國民保險分擔（National InsuranceContributions))以將大量的錢投入公共服務，如國民醫療保健製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在本書寫作時，根據可獲取的民意調查數據）這受到了大多數公眾的歡迎。57這種對所謂傳統社會民主主義水平的直接稅製的懷疑也沒有完全否定對社會收入最高群體徵收較高的稅階。費邊社的稅務與公民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Taxation and Citizenship) 建議對每年100000歐兀以上的可徵稅收入創建50%的稅階，這將對約200000公民產生影響。國內稅收（Inland Revenue)計算得出，這樣的稅階將在2000至2001年產生29億歐元，並預計隨着更多人進入收入100000歐元的群體，而會在之後數年以每年約2億歐元的速度増長。

　　我們在評價新工黨及其信奉的平等時，必須考慮到新工黨不只是全球化時代的產物，而且是後撒切爾政府，試圖勸服仍舊心懷疑慮的選民相信稅收増加能夠實現更好的公共服務。

　　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不得不存在於某種程度上仍受新右派思想（如個人主義、有限的政府干預、對重新分配收入和財富保持沉默）感染的氛圍裏。哈特斯利說，是否持結果更大平等的觀點（約1956年60)是看一個政黨是否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決定性測試，如果他說的是對的，那麼英國共產黨將可算作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儘管其甚至不信奉、不參與民主，而新工黨將和20世紀80年代早期脫離工黨的社民黨一樣，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廣闊空間中找不到容身之處。

　　本章中提出，托尼、克羅斯蘭、哈特斯利以及新工黨提倡平等的原則本身不是作為目的，而是作為達到更大的個人自由的手段，並時而作為確保更加社群式（communal)的社會的手段。本章的觀點是，工黨中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一直以來信奉平等的優先概念，同樣持有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另外認為，在工黨中只有蕭伯納、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聯合會以及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工黨馬克思主義者聲稱信奉平等的嚴格平等主義概念。

　　最後，本章提出，諸如「機遇平等與結果公平」和「進步普世主義」等思想是含煳不清的，並且新工黨的平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信奉平等的非嚴格優先主義與慷慨充足概念。

　　新工黨與社群、民主

　　本章將再一次以前一章針對平等的方式，試圖評價新工黨政治哲學中的社群價值。本章還將根據所謂新右派觀點的思想霸權，並就一些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對社群的觀點，考察新工黨所採用的方式。第一個任務是概括出新右派關於社群價值的態度，尤其是他們對其的反感。

　　第二個任務是討論包括R.H.托尼、拉姆齊?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安東尼?克羅斯蘭在內的思想家對社群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概念。本章第三個任務是解釋新工黨的社群主義社會哲學。將探討阿米塔伊?埃齊奧尼（Amitai Etzioni)的美國社群主義和社群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觀念，即「聯誼」（fellowship)，並認為這兩個因素對理解新工黨的社群價值是有用的。本章第四個任務是討論在新工黨社群框架內擴大民主的問題。將考慮圍繞新工黨權力分散項目的含義；將探討權力下放如何影響社會民主主義對平等的看法，特別是對國家各服務的平等狀況的看法；還會評論新工黨對誌願者部門（voluntary sector)的態度。本章開始將討論新右派思想家對於社群價值的態度。

　　新右派反對社群的思想和觀點

　　約翰?金德姆（John Kingdom)認為社群原則引起了新自由主義者的反感：「社群的、互相支持的生活本能這一思想是與新右派自由主義者所預想的自然狀態截然對立的，這種狀態中的社群作為具有規則和聯繫的集體，只是由允許更為自然的聯合體一一市場來運行的契約建立起的人造物。對於亞當?斯密而言，物物交易植根於人性，與此相似的是，諾齊克（Nozick)認為市場活動是第一位的，帶領國家悄悄地接近人們，甚至連概念上的契約都不需要。賺錢的買賣永遠都比友誼的本能重要。」那麼哈耶克關於這種政治價值是怎麼說的？簡言之，哈耶克的政治思想中並沒有對社群的價值進行徹底的討論。哈耶克不攻擊社群也不就方法論提出反對它的觀點，因為這在他的哲學中並不明確體現。作為新自由主義者，哈耶克關註的是反對社會正義的概念，反對中央國家的所謂權力増長，反對限定或限製個人自主權的任何運動或政策。他所敵視的是集中於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傾向以及他認為這些傾向會對國家權力產生的影響。因此，這就意味着哈耶克會反對國家層面的社群行動而不反對地方層面的社群行動。當然，這要視個人理解「社群行動」的意思而定。在這種情況下我想提出社群行動的定義不只是社會(gesellschaft)的思想，即契約性關係且僅僅是實用性聯合體，而能被更充分地理解為共同體（gemeinschaft)的概念或基於共同價值和信念的聯誼共同體。這一觀點表示，作為古典自由主義者的哈耶克會反對允許國家即中央政府及其機構提出基於社群價值、規範、信念的有利於其公民的概念，換言之是社群主義者所提倡的一種共同體。哈耶克的意思並非反對圍繞地方層面的社群，因為這不會直接引起他對國家權力提升的警覺，而他認為國家權力侵犯個人自由。在這種意義上，哈耶克是堅定的哲學上的自由主義者（liberal),而不是自由論者(libertarian)。因此，作為自由主義者，他認為個人的權利先於社群所推崇的有益的生活，並且迴避任何社群主義的思潮，不管它是方法論的或規範性的。以哈耶克看來，社群主義對國家層面的公民權的構想會將政治推向極權主義的陡坡。另外，哈耶克在分類上反對，基於對超越防止貧窮的基本社會供應的兄弟情誼或夥伴關係的理解，從社群對貧困公民的義務或從對社群其他成員負責的方面來表達任何社會正義的概念。

　　總而言之，社群政治價值的集體主義傾向不管是作為對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分配性正義的支持、解釋，或是作為對國家層面公民權的描述，還是作為提倡善的某種概念的原因，都將違反構成哈耶克新自由主義哲學大部分的個人主義和消極自由主義。

　　在實際的政治中，撒切爾和梅傑領導的英國新右派政府對社群思想鮮有評論。在總結新右派主導的政治世界的時代精神時，撒切爾有很着名的一句簡短的話，其中說道：「……沒有社會這回事；只有個人和家庭……」這一聲明被理解為不只是新右派對於社群概念、社會責任、「兄弟情誼」的矛盾心理，還可以理解為所有保守主義思想流派的公理。這是不正確的，因為保守黨的政治思想中長期以來就包含有對社群和社會責任的描述。也許從迪斯累裏（Disraeli)時期，但必然是受到由倫道夫?丘吉爾（Lord Randolph Churchill)在「托利式民主」（Tory Democracy)旗幟下領導的第四黨（the Fourth Party)的影響，保守黨人認為社會責任的對象是社群的絕大多數，尤其是社會的貧困人群，他們以此作為其政治任務的聲明。儘管人數少，但丘吉爾和他的同盟者為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留下了一份政治遺產，並轉而到了其子即未來的首相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手中，這份遺產的影響一直延伸至二十世紀。格林利夫（Greenleaf)準確地描述了 「托利式民主」對十九世紀晚期保守黨的影響：「當然，托利式民主的思想有很多並沒有在保守黨圈子裏引起廣泛的支持。而且，在索爾茲伯裏（Lord Salisbury)懷疑主義的支持下也許不能期望什麼，因為他的態度類似於蒼白的、消極的迪斯累利主義……然而在倫道夫離開以後，激進的精神依然很強烈，正如托利黨改革聯盟（Tory Reform League)等組織的活動。」約瑟夫?張伯倫以他的社群主義政治理念而言，可以說是他那一代中最激進的保守黨政治家。他在自由黨支持的新自由主義發展壯大之前原本是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格林利夫指出，張伯倫「……正視一個新的有先進綱領的激進政黨形成，取代舊的自由主義，這個政黨有能力處理工業化和民主發展引起的社會問題」。

　　儘管如此，張伯倫由於不同意格拉德斯通（Gladstone)關於愛爾蘭地方自治（Irish HomeRule)的立場，轉而支持對方，他成為保守黨席位中贊成社會改革的強有力的代表人物。格林利夫進一步說明，張伯倫的政治觀點要求他站在以國家為中心的立場對待社會問題，政府代表整個社群工作。格林利夫指出，張伯倫的激進的關於公共義務與社會企業的托利式理念集中關註改善貧困人群的生活，這與古典自由主義對國家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本章提出，「社群主義的保守主義」這個詞很適合描述某種家長式保守主義，強調社群責任與社會義務，而且這很明確是保守主義內的一個思潮，自20世紀中期以來15,尤其是70年代之後就黯然失色了。

　　社會民主主義的社群概念

　　R. H.托尼在工黨運動歷史上被視作倫理社會主義的靈魂人物。工黨內對立派系的很多成員也會承認他對其政治思想發展具有指導性影響力。在工黨運動中，托尼的着述是認同社群價值的，或用他常用的詞「聯誼」（fellowship)，但乍一看托尼關於政治思想的着述似乎充斥了不平等問題和由貧窮導致的自由缺失。正因此，有時很難發現對社群所做的明顯、確切的討論。儘管這樣，一旦讀者研宄過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他的《札記》(Commonp/ace Soo女),那麼很清楚的是托尼的社會主義是他基督教聯誼的理想。他認為所有人是平等的，因為造物主上帝在道德價值上使他們平等，並以此為目的本身，他的這種態度貫徹於他的作品中。

　　以下格林利夫的評論揭示出他的社會主義的神學秩序：「……托尼對社會主義的看法絕不可能從根本上強調效率，或是完美社會機器的對稱，或者甚至是充裕。毋寧說其強調的不可避免必然是精神或倫理上的，強調基於人類聯誼的社會關係的正確秩序。」這段引文很恰切地揭示出托尼對社會主義的基督式的理解以及因此而產生的社群或基督聯誼的理想。平等或者更大的物質和社會平等在某個方面是托尼追求的價值，儘管事實上他的社會主義目標是更大的個人自由和更社群式的社會。格林利夫將托尼給予個人更大自由與鼓勵建設更為博愛的社會這一目標視為，社群鼓勵並授權個人發揮他們的潛力，在更為平等主義和道德的社群中成為積極的公民：「他的理想是，在比他所批判的環境更為富足、特權更少的社會環境中的聯誼、參與性的公民權以及個人自我發展的漸進過程。他所關註的不是建立規整的社會製度，而是基於真正的道德原則在社會關係的適當聯繫中釋放人們的能量和潛力。」與新工黨相似，托尼將降低物質與社會不平等視作使社會同時更加自由、更加社群的最有效的方式，而且托尼認為能夠實現他的目標的主要媒介即是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者所提倡的社會媒介，也就是教育。格林利夫着重提出了支撐托尼強調學習的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學校教育及其質量在維持托尼所強烈批判的階級差距中起着實質性的作用。另一個原因是，如果社會以托尼所希望的方式轉變，那麼將涉及從根本上改變社群中所有組成部分的看法，涉及貪婪性、競爭性的態度轉變成以聯誼、合作、互相理解為特徵的態度，從而權利的維護將與責任的實現相適應。而就每一點考慮來說，教育是至關重要的。」本章還認為，托尼意識到並提倡這樣的觀點，諸如更大的個人自由和更為社群式的社會等，他的這些目標只有在英國社會降低或結束作為其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特徵的貪婪性和自私的個人主義之後才能實現。作為聯誼的社會主義這一潛臺詞蘊含在托尼的一本飽受贊譽的着作《平等》此//ty)第一章的這一段話中：「所有這些思想家所着重強調其合適性的平等不是能力或學識的平等，而是環境、體製和生活方式的平等。他們所譴責的不平等不是個人稟賦的不平等，而是社會和經濟環境的不平等。他們關註的不是生物現象，而是一種精神關係以及基於此的行為。簡言之，他們的看法是，因為人類是人類，所以社會機構一一財產權、工業組織，以及公共衛生和教育製度應當被計劃得儘可能強調、加強使他們聯合的共同人性，而不是使他們分開的階級區別。」 然而，如果R. H.托尼有原則地信奉社群作為他的核心政治價值理解為信奉基督聯誼最為準確，那麼與他同時代的、工黨第一任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則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他有原則地信奉社群。富特指出，拉姆齊?麥克唐納的社會主義是基於社群的概念，是准科學的、進化的：「麥克唐納將社會主義的有機共同體對立於現存的事態，即根據總體的利益進行協調、管理不同的功能。在這樣的共同體中，真正的個體性會繁榮起來，因為每個人都會融入先進的整體，會為這個整體而工作。正如在生物學中，個體的細胞通過整體具備功能與個體的存在，因而在社會中，不同的階級和人會在整體中具有社會功能和要扮演的個體角色。」 23麥克唐納的社群主義社會主義較少地基於傳統的基督教價值，更多的是基於達爾文進化論的理念。他認為，社會主義的中心是關於作為整體的社群，而非代表某個特定階級或利益團體（例如工會）所做的長期鬥爭。麥克唐納想要工黨的社會主義將工人階級提升至社群中完全意義的公民。大衛?馬昆德在他所着麥克唐納的傳記中引用了麥克唐納1903年所寫的一篇文章，其中明確提出：「如果新的工黨運動只是工會主義者用他們的政治權力為了純粹的部分目的進行的一次嘗試……那將威脅作為公共生活榮譽標誌的所有品質……政治中的工會主義對自身的認同必須比工會的產業需求更高更廣。它必須將這些需求建立為一套國民福祉的體系；僱傭勞動者必須成為公民；工會必須成為經濟正義的守護者。」以上的引文只是給出了一個印象，一個簡略的關於麥克唐納如何看待社群價值的印象。

　　這確實意味着麥克唐納從倫理而非基督教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得出的是一個被積極遵循的原則。麥克唐納和托尼是愛德華時期（Edwardian era譯者註：愛德華七世在位時期，即1901至1910年）工黨的重要人物，然而我們能看出他們對社群原則的概念化有何區別。在某些方面二十世紀前半葉可以被看作英國工黨運動中社群主義社會主義的全盛時期或頂峰，據此可以認為二十世紀後半葉，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基於社群主義沒有什麼進展，直到新工黨出現。現在我們將轉而討論世紀中葉的英國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

　　在安東尼?克羅斯蘭開創性的社會民主主義着作《社會主義的未來》一書全部二十五章中，沒有任何一章是關於社群原則的。本章想論證，二十世紀中葉社會民主主義的典範思想家選擇在他的着作中忽略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價值之一，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克羅斯蘭的作品專註於創建基於對更大的經濟和社會平等的社會主義模式。在第三章中詳細探討了，克羅斯蘭是蓋茨克爾派的修正主義者，而在20世紀50年代，在工黨中蓋茨克爾派被捲入與比萬派的「大論戰」，辯論工黨應當採取什麼方向和何種哲學途徑。克羅斯蘭和修正主義者一樣，認為社會主義不是關於任何具體的政策行為，如國有化，而是關於政治價值，以及他認為最重要的是結果的更大平等，這個價值比其他任何價值都能團結社會主義者。25因此，克羅斯蘭的任務是寫一部修正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教科書，而這本書的中心是更大的平等這一政治價值。這是克羅斯蘭的着作首要關註平等而對社群價值不做任何評論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大衛?利普西（David Lipsey)認為，克羅斯蘭不是一個非常重視社群價值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因為他看不出此價值與當代有何相關。下列加着重號的文字強調了這些觀點：

　　「關於博愛，克羅斯蘭持不可知論：『不是因為我認為其內容不重要，而只是因為我發現不可能就其與當代狀況的相關性得出確定的結論。」 「他早前對收入政策的懷疑一一最初與工黨中左派相聯繫的政策一一轉為對之富有激情的支持，作為使過多的個人要求從屬於整體的社群要求。然而這個轉變僅限於此，.因為克羅斯蘭從未停止關註，以免社群精神的過度會對隱私和個人自由造成無謂的靑。」第三，也是最後一點，克羅斯蘭的時代是自由主義的時代，尤其是一個在法律、社會、個人生活領域內自由化的時代。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發生的社會和道德變化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幾年裏也是不可思議的。如推論所得出的那樣，社群概念的缺失部分是因為這是個人權利的時代，工黨內的進步左派認為這需要進入社會議事日程，因為英國社會是特別保守的，根據階級、性別、單一道德傳統進行分層。與克羅斯蘭着作中缺失社群有關的另一個因素是，他的自然傾向是自由主義而非社群主義。他的社會民主主義儘管有時會在他的着作中被混淆，但它是關於通過更大的物質和社會平等給予個人更大的自由。一些社會民主主義者既想要更大的個人自由和更大的博愛，但這裏可以看出克羅斯蘭只是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因而對社群概念抱有懷疑態度，甚至有時是直接質疑它的。克羅斯蘭對社群的觀點與托尼?賴特（Tony Wright)在當代對社群價值的社會民主主義觀點形成鮮明的對比。對於他來說，社會民主主義意味着：「……我們共同身處其中，社會不會只被理解為（不論是道德上還是經驗上）彼此割裂開的個人組成的大漩渦，而是理解為植根於社會關係和義務的緊密結構並能製定共同目標的道德共同體（moral community)。關於這個沒有什麼統一單調、壓製不同或是引人懷念過去的地方。」帶着這種當代的社會民主主義社群概念，我們繼續討論其在新工黨的政治哲學中的重要性和作用。

　　新工黨的社群概念

　　雷蒙德?普蘭特、哈裏?萊塞（Harry Lesser)、彼得?泰勒-顧柏（Peter Taylor-Gooby)認為，「社群」的概念在其意義上存在大量含煳不清之處。30 「社群」 一詞可供使用的大量描述都充分地佐證了這一點：「按照傳統，這個詞是用來指地區（locality);利益群體；團結一致的系統；對彼此具有重要性的群體；以道德認同感、共同信念、共同權威或種族完整性為特徵的群體；以歷史延續性和共同傳統為標誌的群體；其成員以某種整體的方式（與作為特定角色、功能或職業團體相反）聚集的群體；以及最後，職業、功能或部分的共同體。」因此，對於普蘭特和泰勒-顧柏，問題的關鍵在於闡明對「社群」一詞的理解。安德魯?梅森嘗試這個任務，他認為「社群」最好被理解為兩個不同的概念：「普通概念」（ordinaryconcept)和「道德概念」（moralized concept)。普通概念是人的聯合（an association of people)以區別於人的共同體（a community of people)。梅森認為組成普通概念的是：「……這樣的人的群體，他們共有一系列價值、生活方式，認同於該群體及其實踐活動，並彼此認知為該群體的成員。」梅森將群體（group)定義為個人的集合，這些個人行動或合作以實現其目標，或者有共同利益。他承認他對「普通概念」的描述並未概括出確定群體有資格成為社群的必要和充分條件。3「道德概念」涵蓋了 「普通概念」的特徵，但還包括兩個額外的組成部分：「第一，其成員間必須團結。『團結』是個有多重意義、含煳不明的概念，但在我所指的意義上是相互關心：從最低程度上而言，這意味着成員間必須在實際理性思考中些許以非工具性的角度重視彼此的利益。第二，決不能有製度性的剝削與非正義。」從對社群的兩個概念的簡要區分，我們可以說，梅森的「普通概念」是社群的「單薄」概念，與此相反，「道德」概念則是社群的「厚實」概念。換言之，「普通概念」是具體描述性的，而「道德概念」則是內在規範性的。「普通概念」嘗試解釋一種類似以群體形式存在的個人聯合的社群。解釋是基於經驗的斷言，更低程度上是基於規範性的斷言，並且藉由「道德概念」這解釋主要是（儘管不完全是）基於規範性的斷言，並且包括了對團結的說明，這意味着成員間更為緊密的倫理關係。

　　社群是定義新工黨的主要哲學價值之一，並指示其現代化的社會民主主義。本章認為，新工黨的社群概念可按照梅森所描述的「普通」與「道德概念」理解；有時既是「單薄」的也是「厚實」的社群概念。工黨使用「普通概念」時是在談論地方層面和地區層面的社群以及提出向地區分權（包括下放權力）能夠使有共同目標、屬於國家特定地理區域的人群能夠更大程度上決定他們自己地區的政治。「道德概念」則與新工黨所提倡在國家層面推行的社群主義公民權相一致。它想讓所有公民受到其平等權利和對彼此所負責任激發促進。這意味着由社群作為「聯誼」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理念衍生出的互惠互利與互相關心的休戚與共的道德規範。例如，工黨的新「第四條」想要創造一個具有「團結、寬容、尊重」的社會。這不只是個人的聯合或共有一些價值觀念或為了某些利益為合作的人，它承載着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想在所有公民身上培養的倫理規範。

　　如普蘭特、萊塞、泰勒-顧柏所指出的，社群是個含煳不清的概念，能存在於不同層面。

　　譬如，新工黨所信奉的社群價值大多是對於國家層面的社群的承諾。這既涉及公民權的社群主義概念，強調對社群的責任，也涉及社群內的個人權利。社群的另一個層面是區域性社群。

　　新工黨對特定區域內的問題表現出興趣，成立區域發展署（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即是明證。另外，特別是副首相約翰?普雷斯科特對地區議會（regional assembly)所做的討論突出強調，英國的區域是文化、社會、經濟共同體（社群)，能夠得益於更大的權力下放以及區域性地關註解決問題與公共服務管理。社群的更深層面是地方層面的社群。新工黨通過其財政分權項目「社群新政」（New Deal for Communities)推行其地方層面上的社群概念。據阿維內裏（Avineri)與德夏裏特（de-Shalit)的觀點，社群主義的社會哲學可以從兩個分開的領域理解。第一，可以從哲學的層面理解、詮釋、提倡，利用其對自由主義在方法論上的批判；第二，從倫理層面批判純粹自由主義社會的規範性結果。如此，社群主義就同社群的價值一樣似乎難以定義而含煳不清。例如，魯特?萊維塔（Ruth Levita)指出，社群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哲學，可被賦予不同的形態變化。本章認為，社群主義的一種有助於理解新工黨對社群所做詮釋的形式是當代的美國社群主義。

　　一些評論者認為，當代美國社群主義思想對新工黨，尤其是對首相的政治思想有所影響。2阿米塔伊?埃齊奧尼可以說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當代美國社群主義運動的主要人物。埃齊奧尼在承認前輩社群主義政治理論家如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 、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 、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 等人（尤其是在整個80年代）的影響的同時，認為他們有別於「新社群主義者」，後者是與《有效社群：權利與責任》期刊相聯繫，並且主要是有關：「……個人權利與社會責任之間、自治與共同利益之間的平衡問題……」埃齊奧尼推行的社群主義類型是民主運動式的社群主義，尋求就美國社會中權力與責任失衡發表言論。它不否認國家和市場作為社會兩個首要部分的作用，但它僅僅推崇社群的作用，不管是家庭、社區、誌願者和宗教組織還是更為寬泛的任何因共同的價值而聯結在一起的群體。這與新工黨對聚合性社群的強調相似。例如，托尼?布萊爾在他的費邊社小冊子《第三條道路：新世紀的新政治學》中概括了他所信奉的社會中社群的價值。他認為：「強大的社群依賴於共同的價值與對公民權利與義務的認可一一不只是納稅與服從法律的義務，而是有義務將孩子養育成為合格、負責任的公民，並支持國家所雇用受此任務的人（如教師）。過去，我們傾向於將這些義務視為理所當然。但在它們被忽視的地方我們應當毫不猶豫地鼓勵履行這些義務乃至強製實施它們，如我們正在尋求主動實行學校與家長之間的『家庭-學校合同』（home-school contracts)」此外，埃齊奧尼沒有天真地認為所有社群在道德上都是等價的或良善的：「社群並非自動地或必然是有道德的地方。許多同類的傳統社群如果不是大一統的，都是獨裁且壓迫的。而且一個社群會鎖定在一套你會認為令人厭惡的價值體系中，比如在南非白人的村落中私刑絞死是合法的。」這種形式的美國社群主義的立場是介於分隔社會保守主義者與自由論者的道德與哲學分水嶺之間。埃齊奧尼認為，社會保守主義者在道德上優先考慮社會秩序，類似於自由論者在道德上優先考慮自治。53他斷言，社群主義者與社會保守主義者之間的區別是，社會保守主乂者：「……更關註秩序，而較少將自治作為首要的道德予以關註，他們有更為普遍且一元化的規範性議事日程，相較於依靠道德意見（moral voice)倡議價值的最終實行，他們更傾向於依靠國家。」至於自由論者或者個人主義者，埃齊奧尼認為，他們聲稱自治是西方社會的核心道德，因而不能以任何方式受到某種社群的或社會的「利益」結構否定或者侵犯。55這類似於撒切爾與梅傑政府的新自由主義哲學對社群、社會合作及集體行動的沉默態度。新自由主義哲學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將個人置於優先地位，對於個人的社會責任刻意沉默。德賴弗與馬特爾人文社群主義政治思想為新工黨提供了除新自由主義外可供選擇的社會哲學。

　　埃齊奧尼概括出自由論者為其自治觀辯護所採用的典型參照標準：「主要參照的是法定權利與不受政府干預的自由。並賦予個人生命獲得保護以及控製、使用其財產的權利特別的重要性。」在英國，因工黨運動與大多數工黨議員的社群主義本能己經消失，新工黨意欲重新塑造與社群主義左派方式相一致的社會政策規劃。在工黨中，一種強調個人權利而非財產權利的自由主義成為社會理論處理方式中的主導，因而個人和社群的責任被降級了，如果還未完全摒除，個人權利受到了青睞。新工黨的社群主義政策包括，針對年輕違法者的嚴厲量刑，但帶有教育與改造工作，還包括充斥暴力的社區的青少年宵禁，但帶有政府資助的青年項目。

　　另外，還有給予個人獲得一定時期的國家福利金的福利工作項目，並期望個人通過數個選擇中的一個來為他或她的未來承擔責任，這選擇包括再培訓或再教育、誌願者工作、環保項目或有組織的工作安置。

　　此外，埃齊奧尼認為當代的社群主義者意識到，需要一幅更新的哲學地圖了，因為諸如左與右、保守與自由這類術語經常在當代的討論中得不到恰當的使用：「在這一端我們看到極端的獨裁主義者（如道德多數派（Moral Majority)與獨立之鐘(Liberty Bell))。他們強烈要求，通過從學校禱告到強迫婦女待在廚房等措施將他們所信仰的道德立場強加給所有人。在另一端我們看到激進個人主義者(如卡托研宄所(Cato Institute)中的自由論知識分子；公民自由論者，尤其是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以及自由放任保守主義者），他們認為如果個人全由自己追求其選擇、權利、自身利益，那麼將皆大歡喜。我們認為自由的個人需要社群，這能支持他們抵抗國家的侵犯，並通過親朋鄰裏及其他社群成員溫和的敦促維護道德，而不是以政府控製或對權威的恐懼為基礎。」埃齊奧尼說，他的社群主義模式既不是保守主義，也不是獨裁主義，因為他信奉性別平等與非強製性的社會控製方式。例如，埃齊奧尼提議的改革中有一些包括了増加無償工作，如撫養兒童和養護老人65,還包括「同階婚姻」（peer marriage)，從而夫妻具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且在分工由個人因素決定66的情況下，公司須提供帶薪探親假，並為父母中的一方保留額外兩年的工作崗位。67此外，一系列公共和社會服務分散至由誌願非盈利組織運營的社群作為第三部門，這往往能以有效且相當合適的方式滿足特定社區的需要，同時節省開支。這些提議是許多社會民主主義者都會歡迎的想法，大公司承擔更大社會責任與國家對無償養護的資助相結合，以及提升女性權利與兒童保育結合，必然是當代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活動議題。美國社群主義的批評者，如萊維塔，不公正地將埃齊奧尼歸為保守主義者一類，因為他提出，理想情況下雙親家庭較單親家庭更利於撫養子女，因而應當提倡婚姻。埃齊奧尼並未將任何有關婚姻的宗教立場置於道德的首位，但他認為己婚父母的子女遭受教育和社會問題的幾率小於未婚或離婚父母或繼父繼母的子女。70在這個討論中，埃齊奧尼的觀點可被定性為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因為他認為雙親能夠共同承受撫養子女的負擔。因此，將他的社群主義模式歸為保守主義一類站在萊維塔的立場上明顯是極其錯誤的判斷。儘管如此，萊維塔公允地表示，要求遵從社群價值而產生的社會和道德壓力一定程度上是強製性的，並且確實有其社會後果。這些後果包括否定以至排斥，試圖懲罰違反者，以威懾和預防未來有可能發生的違反行為。埃齊奧尼應當承認，他的社群主義模式確實使各種形式的強製合法化了：「論證這種社會壓力，包括排斥，不是強製性的，這事實上動搖了埃齊奧尼自己的觀點。如果社群要依靠道德壓力來維持社會秩序，那只有針對潛在異議者產生某種強製性的影響，這才有可能。於是出現了 『誰有權力施行他們的標準』這樣的問題，也出現了通過非正式機製確保執行過程公正、公平、可問責過程中的困難。」然而，這種方式在道德上有何不對？埃齊奧尼否認這種類型的強製固然不對，但萊維塔將其等同於專製主義也不正確。社會的否定乃至溫和的排斥在各個社會形態的社會生活中每個階段都會發生。從粗暴的小霸王不被邀請參加兒童聚會，到酗酒的父親在家人面前喝醉，與所有人都爭吵，得不到鄰裏、同事、朋友的尊重，這些做法都可用作社會強製的形式，但正是「強製」（coercion)這個詞，帶有政治色彩，嚇壞了一些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半點「強製性」的人。

　　本章認為，新工黨重新發現了社群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價值，一部分可以根據社群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原則理解為「聯誼」，這為資深新工黨政治家（包括布萊爾、斯特勞、布朗、布倫基特）所提倡72, 一部分可以根據當代美國社群主義運動對其進行理解。喬西?哈裏斯(Jos6 Harris)評論認為，新工黨關於社群價值的思想類似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工黨的思想，那些類似「博愛」的概念與聯誼在二十世紀中葉的社會民主主義中丟失了。她說：「愛德華時代對『責任與公民權』的關註被世紀中葉的技術官僚文化排斥在一邊，通過許多新工黨的文件引起共鳴，正如愛德華時代關於福利與工作、懲罰與欺騙之間相互關係的理念。儘管關於道德由什麼組成的理念己然面目全非，但早期的工黨派必定會贊同新工黨的觀點，即政策應當是『道德的』，公民應當是『良善』的。」這個觀點重要是因為它支持了本章早先概括的論點，亦即，儘管社群的價值在二十世紀前半葉是英國社會民主主義的關鍵組成部分，尤其是在愛德華時代源起於麥克唐納和托尼等人，但它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卻在很大程度上被遺忘了。這是因為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由個人的和社會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思潮主導。另外，社會民主主義者在經濟方面主要關註

　　的是個體工人的位置問題，他們遭受的不平等，以及降低這種工資不平等的補救方案。社會領域內的個體思潮，與之相關的是，改善女性在工作場所的權利狀況，保護殘障者與少數族裔的權利，消除對同性戀生活方式強加的罪名和汙蔑，同時改變反對同性戀行為的法律。所有這些問題，常被歸類為滑向「縱容社會」（permissive society)的趨勢的一部分，是與英國的左派，工黨有關的，是與傾向自由主義的而非社群主義的社會哲學有關的。對20世紀50到70年代間克羅斯蘭派的修正主義者來說，社群的哲學價值在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整個範圍內鮮有提及。更大平等的價值占據了舞臺中央，並耗費着圍繞社會民主主義原則的哲學討論，直到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者重新將其與他們在社群主義框架內對現代社會民主主義的觀點聯繫起來，這一狀況才得以改變。

　　民主與公民權

　　如上所述，新工黨對公民權的社群主義解釋包括了地方、地區、國家層面的理念。通過從政治中心分散權力，更大的民主化成為新工黨對地區層面上公民權的議程中的關鍵思想。

　　這包括，抱着最終形成地區議會的理念，為需要的地區建立區域發展署，將權力分散至英格蘭的各地區。這還包括了權力下放至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以及倫敦。因此，新工黨的章程現代化，尤其是將權力下放至地區層級，被一些工黨評論家看作近兩個世紀來最為激進的改革，並不稀奇。其他人認為，這是新工黨執政期間最為重要的改革。75新工黨繼承了約翰?史密斯領導的黨章改革項目，而將其視作僅僅為了贏得選票的實用策略是不準確的，尤其是在1997年威爾士公民投票中只有51%的選民選擇支持設立威爾士地方議會（WelshAssembly),因而這不能被認為是為了拉選票，因為其並未明顯贏得選票。這樣，承諾權力分散，尤其是權力下放的政策存在於布萊爾政府。

　　權力分散的目的是，要求中央政府向地區開放，以威爾士的情況而言，也就是公國(principality)，還要求提升政治決策過程的民主化程度。民主化是公民能夠對政策有更大的發言權，這些政策通過自治市和城市議會選舉在地區以及地方層面上影響他們的生活，通過大選在國家層面上影響他們的生活。因此，從哲學上講，權力分散背後的動機對於提倡這一方式的人來說是雙重的。從個人的立場看，其意在通過給予公民個體投票權或對地區層級的政府就更為廣泛的問題提出抗議的權利，從而提高個人自由。從集體的立場看，能使有一些共同目標、同為國內某個地理區域內的公民群體能以與他們共同目標一致的方式決定他們地區的政治。根據梅森的定義，權力分散的這種集體方面的原因是社群「普通概念」的範例。

　　對於工黨的權力分散方式有可能存在的一種批判是，它並沒有一以貫之的國家哲學。

　　我們最多認為，新工黨的社群主義社會哲學認為社群無論是有共同文化利益和價值的個人所聚集的地區或是城市，它都有權利盡實際可能行使其民主意誌。與此觀點相關的觀念是，不同的社群需要不同的立法方式解決特定的問題，這正是政府遇到困難的地方，因為某些原則(如全國服務平等原則）的普遍應用造成需求的多樣性根本無法計數。大衛?布倫基特為信奉平等概念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強調了對民族國家內權力分散的這一傳統批判：「是否對社群授權與向地方的民眾下放權力將導致不平等：導致結果的差別，勢必違背我們的面向所有人的社會平等這一核心原則。換言之，不同的社群，其做事情的方式也會不同。」布倫基特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者需要將他們對社群與權力分散的價值信念與社會正義聯繫起來。他認為，當分散了的權力得以成立，社群起到重要作用時，社會正義就會得到改善，但他指出一些不平等，諸如生活機會、社群資產的不公正分配與犯罪和反社會行為的高發，這些都是不能允許的。80儘管如此，在考察權力下放如何影響社會民主主義對平等（尤其是全國的服務平等）的關註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提出一點，新工黨沒有出現來落實任何防止此類不平等現象發生的應對措施。例如，小學和中學教育以及醫療服務沒有受到權力下放的顯着影響，蘇格蘭議會和威爾士議會己經取消大學生學費，然而英格蘭的大學生仍在繳費。

　　這是在大學部門對英格蘭學生的一種形式的服務不平等。再例如，對於所有威爾士領取退休金的人員，威爾士議會頒發免費公交通行證，然而英格蘭的領取退休金人員則沒有這種權益。

　　同樣，這也是對於特定公民群體在公共交通服務中平等的差異。因此，新工黨對權力分散的態度，尤其是對權力下放的態度，影響着其對服務與權益平等的承諾，也許相比全國範圍內有關威爾士領取退休金人員免費公交通行證以及蘇格蘭學生的免費高等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他們更關心其他實質性福利權益和公共服務。

　　權力下放和分散過程中的另一個問題是多樣化的選舉製度由不同的選舉機構落實到位。

　　在蘇格蘭議會、威爾士議會、倫敦議會（Greater London Assembly)選舉中使用聯立投票製(Additional Member System)。在北愛爾蘭議會選舉中使用單記可讓渡投票製（SingleTransferable Vote)歐洲議會選舉使用當前由政黨組織的地區名單（Regional Lists)倫敦市長選舉使用非正比増補性投票製（non-proportional Supplementary Vote system)。投票製度的這種多樣化意味着給予公民個體與地區社群更大的政治決策自治權。不管結果的性質是政治的、選舉的還是經濟的，多種結果都是權力分散的總結果的一部分。

　　新工黨對社群主義公民權的表達也包括了誌願部門的作用。在全國誌願組織委員會(TheNational Council for Voluntary Organisations, NCVO) 2000 年年會上，戈登?布朗將誌願者行為與社群價值聯繫起來：「你們的努力體現了運轉中的社會、行動中的同情心、處於最好狀態的社群一一正如某人曾說的，使得『鄰居』一詞成為不只是地理意義上的詞，而且也是倫理意義上的。」由慈善機構和非營利性組織組成的誌願部門是公民社會的中堅支柱，可以理解為社會三大部門中除國家和市場之外的第三大部門。誌願部門在目的和手段上多種多樣，但可以列舉五個具體的特徵來定性誌願部門的作用。第一個是，很多慈善機構通常在建立之後都基於社群的法案得以延續。國家以普遍供應服務為主要考慮，私有部門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是營利，與此兩者不同，誌願部門是關註社群的。與這種方式相關聯，對了解地方情況帶來了優勢，所提供的服務是特別為滿足特定社群的需要而定製的。國家作為中央分配的中心，經常在建構服務以滿足地方需求的時候不夠細緻成熟。因而，誌願部門是基於社群的，並且很了解地方的情況，所以它必然表現出更強大的創新能力，因為人們有不同的需要，而這些需要是會改變的。由於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國家也處於這種狀況，但誌願部門往往顯得對社群生活的特色反應更為強烈，因為它們由當地公民領導，而他們是理解其他公民變化着的需要的。在市場中，私營公司通常由於競爭的壓力和失去顧客的風險而具有創新性，顧客需要多種多樣的產品和服務。誌願部門的另一個特徵是，其名譽相比於尋求支持的政治家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人，誌願部門獲有更大程度的信任。最後，誌願部門更少地受生產者利益主導，因其勞動的中堅力量是誌願性的。個人並不關心使他們的薪酬或工作條件或養老金額度最大化。因此，其所提供的服務是免於那些「專業」問題的。人們誌願因為許多不同的原因工作，但主要是出於一種「社群精神」的意識或者對鄰裏和社群成員的利他主義。

　　似乎新工黨知道誌願部門的特徵，同樣也知道政府與市場在提供某些地方的、基於社群的服務時的缺點，這些服務持續變化着，且需要高水平的信任和回應。在同一篇講話中，布朗認為，「舊工黨」與新工黨與誌願部門的關係都是不對的，但新工黨更為充分地理解國家、市場與誌願部門之間需要的關係標準：「過去，誌願組織被夾在不必要的政治鬥爭中間。左派中的部分人將誌願部門視為對政府應該做的事情的威脅……就右派來說，用誌願部門為政府分擔其適當的責任。新右派試圖用慈善行動代替國家。民主選舉出的政府確實有責任確保公共利益得到促進，確保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得到支持，在人們民主投票認為服務必須提供的地方作出這一保證。但是政府必須意識到它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它必須與人中的極少數（thegrain of people)合作，公共利益的推進不總是需要公共控製……向前的方式是政府和慈善機構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以夥伴關係合作，基於認識到誌願部門不是法定條文外的廉價備選，也不是躲避家庭責任的方式，這家庭包括延伸的家庭或社會。」然而，新工黨與誌願部門的關係，以及它想允許慈善與非營利性組織來運營某些服務，因為他們覺得比由國家來做更完備，這引起了一些問題。第一，誌願部門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通常被視作自治而獨立於政府的。而其與政府關係越近，那麼其獨立、由公民領導的聲譽，乃至其有效性都會受到質疑。第二，一些慈善機構在範圍上逐漸國際化，這有時候意味着它們在公共領域與政府競爭。達倫多夫（Dahrendorf)提出：「在根本意義上，所有慈善事業都是地方性的。誌願給出的時間和金錢大部分是為特定地方特定的人而做事。儘管如此，如果地方法案是成功的，那麼它們就有増長的趨勢……一些慈善團體確實很大，如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或樂施會（Oxfam)，更不必說紅十字會。它們規模之大，即推動它們進入公共領域成為某些方面可與政府匹敵的重要角色。他們變得類似於半政府機構（Quagos, quasi-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達倫多夫指出，需要起草調節國家與誌願組織之間關係的規則，並提到這己經以《英格蘭政府與誌願和社群部門關係協約》的形式完成。另外，財政部對誌願部門在執行公共服務中的作用的跨領域檢討試圖闡明政府與誌願部門及其目標與規則之間的關係性質。84然而，誌願部門的代表參與了跨領域檢討一些問題，諸如誌願部門面臨的財政風險、要以不反映完全成本的價格提供服務造成的壓力，以及資金關係缺乏穩定性會造成組織機構在財政上變得脆弱，這些都是仍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對新工黨的社群主義的最好理解是，人們作為個人具有權利，因為他們是公民，他們的公民權確保他們有具體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法定權利。儘管如此，因為公民權是在社群之內，所以公民必須履行個人責任。例如，社群主義左派的解釋也許認為，人們作為公民對國家有守法的責任，對家庭和社群有致力於改善其所生活地方的生活質量的責任。例如，可以通過對犯罪與反社會行為積極地保持警惕來完成，也可以通過互助與針對在其社群內需要幫助的人的誌願主義來完成。布萊爾和其他新工黨社群主義的領頭人物認為，工黨作為全民自由權利的政黨太久了，而沒有期待和表達個人作為公民具有的責任。

　　許多工黨議員也許會將自己描述為自由主義者，而不是社群主義者，但論爭並不只是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與社群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之間這麼簡單，因為大多數人信奉自由主義的權利與社群主義的責任。事實上，並不是彼此衝突的二分性（dichotomous)關係，但這作為區分個人、政治團體、政治派別的社會哲學的方式是有用的。也許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許多工黨議員視自己為自由主義者甚於社群主義者，乃至於視自己為「自由主義的社群主義者」或「社群主義的自由主義者」而非單一將自己定為自由主義者或社群主義者。

　　有人也許會說，設定一道不可調和的社會鴻溝的辯論是謬誤的，因為沒有自由主義者會忽視社群的重要性，沒有社群主義者會忽視個人的重要性。這樣的評價至少有些許正確之處，然而，這個討論是關於側重點的，它確實體現了社會理論中的一個明確的區別，而這個社會和道德問題上的同一區分在工黨中是能夠註意到的。

　　儘管如此，圍繞工黨的社會思想的重心回到了社群主義的立場。我們可以說，新工黨重新強調社會民主主義中的社群價值，是R.H.托尼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的重現，將其他政治價值視作並非目的本身，而是作為達到更為道德更為博愛的社會的手段。新工黨沒有向其現代化社會民主主義中輸入新的價值，而是重新發現了自愛德華時代之後就未被註意的一個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價值。

工人階級談生態環境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拯救地球，終結資本主義專制統治！

　　全球各地資本主義政府都在自吹自擂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鬥爭中取得的進展。然而，戰爭、去全球化乃至於新冠疫情——這些都是資本主義處於危機中的表現——都成為不斷增加使用化石燃料的藉口。

　　中共獨裁也喜歡自稱為“綠色超級大國”，但實際上是最惡劣的氣候災難推手之一。而中國工人階級和窮人們則是最容易受生態環境破壞影響的群體。到本世紀末，中國可能有多達5700萬人因為海平面上升而流離失所——大部分會是住在上海和廣州的人民。

　　煤炭癮

　　中國資本主義對煤炭上了癮。在2021年，中國占了全球新煤廠的過半產量。由於經濟放緩，中共獨裁政權正試圖增加煤炭使用量，來再刺激經濟增長。今年，中國政府取消了很多有關煤炭生產方面的限制措施，同時為煤炭項目額外發放了1000億元人民幣的貸款。由於西方國家制裁，俄羅斯的煤炭現在也要便宜得多。中國政府從5月1日起就取消了煤炭的進口關稅。

　　在COP26（格拉斯哥舉行的2021年聯合國氣候峰會），中國是拒絕在減少煤炭使用量的條約中簽字的眾多國家之一。儘管習近平承諾“停止在海外建設燃煤發電廠”，但中國帝國主義的實際作為卻是南轅北轍。習近平的承諾並不包括中國企業正在興建中的發電廠。這些發電廠每年合計的碳排放量可達3億噸，相當於西班牙全國的年排放量。

　　水資源短缺

　　接踵而來的還有水資源危機。冰河的加速融化減少了可用的水資源。在被譽為世界“第三極”的青藏高原上，在過去的50年裡，氣溫上升了3-3.5度。

　　自1990年代以來，長江的淡水減少了13.9%。中國最快在2030年，就可能達到用水量超過供水量的臨界點。中共的“解決方案”是一項耗資620億美元的大型南水北調工程。這意味着，居住在大壩建設地區的33萬人口將被迫搬遷，當局幾乎沒有進行補償，也沒有提供任何工作機會。棲息地的破壞將造成水生生態系統的不平衡，並導致水質進一步惡化。

　　儘管這是一個“超級工程”，但歸根結底，這對於應對中國供水量萎縮根本是杯水車薪。如果不摒棄化石燃料，全球變暖將繼續加速乾旱。中國海岸線沿線的海平面正以驚人的速度上升，去年海平面比1993-2011年高出84毫米。到2100年，上海一半的地區將被淹沒或被洪水淹沒。中國在國際上廣受讚譽的方案是建造“海綿城市”（像海綿一樣吸收和釋放水的城市）。但只有15%的建設項目是由中央政府資助的，其餘的則是通過銀行和開發商的稅收減免獲得的。然後，銀行利用在“海綿城市”的投資回報繼續投資於重汙染行業。

　　“海綿城市”

　　中共資本主義獨裁還阻止媒體報道非法和不合格的施工，這意味着宣稱已經交付的項目很多實際上是不能運作的。當局稱作千年一遇的2021年的河南水災中，鄭州“智慧隧道”的自動防洪和抽水系統發生了災難性的故障。

　　結果，數百輛汽車被困在被淹的隧道中，造成6人死亡（水災總計有398人喪生）。這場災難和其他災難凸顯了中國獨立工會（被中共當局禁止）行使民主控制、決定何時停工和適當檢查新基礎設施的必要性。中共承諾從現在到2025年將增加“至少570吉瓦”的風能和太陽能。但對可再生能源的補貼正在逐步取消，2022年風電增長似乎正在放緩。官方數據還隱瞞了電力公司實際上購買的綠色能源總量——畢竟煤電通常更加便宜。

　　核能的危險

　　為了實現“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北京計劃到本世紀中葉將核電產能擴大七倍。鑑於中共在其他項目中，有着削減成本的建設醜聞這些不良記錄，我們不應該對他們安全運營核電站這一點有一絲一毫信任。由於對外包和分包商的依賴日益增加，運營和廢燃料儲存的危險已經加劇。 只有擺脫資本主義桎梏和約束，實現民主規劃，才能使我們快速過渡到我們需要的可再生能源系統，以確保人類和地球有着安全的未來。

工人階級談社會危機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清零政策”：習近平的極權控制新時代

　　6月底，中共高層官員在北京發出重磅聲明，揚言“未來五年常態化防疫”。 《北京日報》的一篇報道援引北京市委書記蔡奇的話，說“未來五年”北京將維持嚴厲的清零政策，其他官媒轉載了這個報道。幾個小時後，蔡奇的言論在社交媒體上引爆了輿論，文章隨即被刪除；審查員還刪除了所有提及“五年”的內容。這是中共獨裁政權和習派（蔡奇被視為習派“浙江幫”一員）的又一驚人過失。

　　面對經濟困難和中共殘酷的防疫政策，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公眾情緒發生了翻天復地的變化。今年的防疫措施標誌着該政權已經完全“奧威爾化”。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習近平政權的清零不是臨時權宜之計，而是一個將在全國鋪開的大規模、永久性、半軍事化的社會控制系統。蔡奇的口誤只是證實了我們所見。

　　中共正將在新疆研發的鎮壓技術推廣全國，其中一部分已經用在了漢人地區——這種做法有時被稱作“科技威權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已然警告，在對穆斯林少數民族進行無情壓迫的新疆，已成為了中共獨裁政權大規模監控的試驗場。這些監控和鎮壓手段將嚴重威脅全中國所有工人和青年。

　　儘管清零政策下肆意而殘酷的大規模封城，還不能與新疆大規模關押和洗腦教育的白色恐怖相提並論，但中共仍然以偽醫學的論據為基礎，開展軍事式執法。取代新疆的集中營和奴隸工廠的，是令人厭惡的方艙醫院，和把工人“閉環管理”的資本主義生產線。

　　經濟癱瘓

　　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漸陷入癱瘓。官方在第二季度很可能會偽造GDP數據、製造虛假增長，因為如果把令人震驚的糟糕經濟數據完全公之於眾，習近平在二十大上正式開啟終身執政的計劃將進一步受到衝擊。

　　失業率正在暴漲，北京大學的一份報告警告稱，失業率可能會達到2020年疫情首次爆發時的水平；當時有12%的勞動力——即9300萬人失業。大多數經濟學家警告，由於多種因素，今年的經濟衰退後，不太可能出現與兩年前類似的快速V型反彈。

　　就全球形勢來看，所有主要經濟體都面臨衰退風險。中國的房地產危機和相關的債務緊縮增加了下行壓力。對許多人來說，收入和工作保障都不如兩年前；消費者似乎並不太可能在下半年掀起一波“報復性消費”。

　　根據日本投行野村控股的數據，4月份中國有3.73億人處於完全或部分封鎖狀態。隨着感染率下降，6月份遭封控人口降至7400萬人，但隨着BA.5奧密克戎亞型變異株的傳播，遭封控人口截止7月19日又回升至2.64億。時隔六個月，1300萬人口的西安於7月宣布再次封城。

　　那些在6月歡呼中國疫情封城惡夢“結束”的經濟學者（當時上海獲得短暫解封），顯然是彷佛喝醉一般，過於接受中共宣傳。但正如中國勞工論壇等所警告的那樣，政府的策略註定“竹籃打水一場空”——特別是面對傳播速度極快的新冠病毒新變種的時候。

　　中國制度更“優越”？

　　習近平說，中國有世界上最好的防疫政策。然而，他最有力的宣傳，卻是大部分西方政府在幾十年來的新自由主義下，縮減醫療保健系統和預算後的糟糕表現。現在，疫苗接種計劃和事實上的“群體免疫”（以巨大的社會代價實現）已經讓大多數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擺脫了疫情影響，習近平的“中國制度的優越性”的民族主義宣傳已經無力了很多；而中國人民則開始將他們的苦難與國外似乎已經“恢復正常”的世界進行對比。

　　綜觀全球，中國染疫死亡數的確非常低，但許多患其他疾病的病人在封城期間被醫院拒之門外，導致了大量未被統計的死亡。將數以千萬計的人關在類似於單獨監禁的條件下，使中國面臨着巨大的心理健康危機，而醫保系統捉襟見肘，難以應對這場危機（中國每十萬人中有8.9名精神衛生工作者，而中高收入國家平均為每十萬人擁有20.6名精神衛生工作者）。

　　無論是專制還是“民主”的資本主義政府都無法有效對抗新冠肺炎。習近平政權表示，反對習近平的清零路線就等於什麼都不做或“躺平”。這絕非社會主義者的看法。有效抗擊新冠肺炎需要強大的獨立工人組織和充分的民主權利。

　　需要通過群眾宣傳，提高群眾意識，也需要撤銷中共對mRNA疫苗的進口禁令——因為mRNA疫苗的防疫效力要比國產疫苗高得多，尤其是對於老年人。任何緊急限制措施，應當由民主基層委員會組織作出民主決定。

　　作為給所有工人建立體面的福利體系的一步，需要建立全民失業和醫療保險。

　　中國的醫療體系需要大量投資和升級，需要強大的獨立醫護人員工會和民主的工人階級控制。需要採取社會主義措施來接管資本家的財富，民主地實施計劃經濟。而這一切都需要結束獨裁統治，建立一個完全民主的、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

歷史唯物主義與辨證唯物主義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歷史唯物主義

　　這個術語指的是通常所了解的以唯物主義概念來解釋歷史的那種學說的主體，它構成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社會科學的核心。根據恩格斯在1892年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寫的導言，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名詞就是用來表達一種關於歷史過程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一切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以及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鬥爭。

　　恩格斯把馬克思奉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創始人，認為它是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的科學發現之一（另一個發現為剩餘價值理論），而馬克思則認為恩格斯獨立地達到了對歷史的唯物主義的理解。從這種理論本身出發，他們強調了這種理論形成的歷史的和物質的前提。

　　雖然學者們對於馬克思所論述的不同主題在其早期和晚期着作之間的延續程度問題存在着不同的見解，但是很少有人會否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觀是在創作《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的時候開始形成的（儘管不無其思想前提），而且也正如他們自己所相信的那樣，這種觀點構成了他們世界觀的獨特之處。在他們的早期着作中對這種概念所作的勾劃，難以肯定地表明在1844—1845年以前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就已經具備成形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然而，到1844-1845年的時候，他們開始相當自覺地利用歷史唯物主義，——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作為他們以後的一切研究工作的“指導線索”。

　　嚴格說來，歷史唯物主義並不是一種哲學；把它解釋為一種以經驗為依據的理論（或者更精確地說，若干經驗論命題的一種綜合）倒是最合適。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強調他們的事業的科學性質，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宣稱自己的方法並不建立在由哲學理論引申出來的抽象和教條之上，而是建立在對現實的條件進行觀察和精確的描繪之上，簡單說來，是建立在“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法來確定”的前提之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有時也給歷史唯物主義提供單純的先驗的論據，但這些論據並不是非常有說服力的。對於一種如此大膽地要求揭示歷史和社會的理論來說，只有當它有能力為社會和歷史的調查提供一種切實可行的研究規劃時，它的正確性才能得到充分的證實。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以一段非常緊湊的文字把上述的要求表達得淋漓盡致。儘管這篇《序言》的可靠性並不是沒有受到挑戰，但由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至少兩次把它作為自己的唯物史觀的指導來提起，這個事實使它權威性得到加強。這篇《序言》的主題貫穿在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主體中，對它們的解釋當然還必須以其他地方的論述為依據。馬克思在《序言》中斷定，由生產關係構成的社會經濟結構是社會的現實的基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豎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另一方面，社會生產關係本身則又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相適應。就是這樣，“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1頁）。

　　隨着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它就跟如今束縛着它的發展的現存生產關係發生矛盾隨着這個矛盾使社會發生分裂，人民群眾也或多或少藉助意識形態的形式顯示出“意識到這種衝突併力求把它克服”，於是“一個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這種衝突的解決會有利於生產力，為了更好地適應社會生產能力的繼續發展，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它的物質前提已經“在舊社會的胎胞中成熟”）將隨而出現。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代表了社會經濟形態的幾個演進時代中的最近的一個，但它也是最後一個對抗的生產形式。隨着它的消亡，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也將告終。

　　上述表明，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核心命題（雖然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對它避而不提）就是：標誌着人類歷史發展階段的不同社會經濟組織，它們的興起或衰落決定於它們是促進還是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此，生產力的發展也就說明人類歷史的一般過程。然而，生產力不僅包括生產資料（工具、機器、工廠等），而且還包括勞動力——技能、知識、經驗、以及人在工作中所發揮的其他才能。生產力就是社會在從事物質生產中所掌握的各種力量。

　　生產關係據說是要同社會的生產水平相適應，它們把生產力和人聯繫在生產過程中。生產關係從廣義上說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在現實生產過程中所必須具備的技術關係；另一種是支配着生產能力和產品的經濟管理關係（在法律上則表現為財產所有權）。這是物質工作關係和它們的社會經濟外殼之間的對照，而馬克思曾尖銳地批評把這兩者混為一談的人。經濟結構的類型是隨着它們的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係的不同而各異。“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實行〔它們的〕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資本論》第2卷，第44頁）。

　　與此相聯繫的生產方式這一概念，也是具有類似的雙關含意。馬克思有時把它嚴格地用在生產的技術本質或方法的意義上，例如他曾說資本主義“在生產方式中帶來日常的革命。”而他更為經常地把這個概念用在另一種意義上，即用來說明作為某種生產關繫結構的結果而出現並在其內部發展起來的生產的社會制度（方法或方式）。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是說明人與生產力之間的一種特殊聯繫，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則牽涉到商品生產（參看商品條目）、取得剩餘的某種方式、勞動時間決定價值，等等。（此外，馬克思有時候還用“生產方式”來概括部門生產收益的技術特徵與社會特徵兩者）。在任何一個現實的社會形態中，可能存在一種以上的生產方式，不過在《大綱》的導言中提出，“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着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頁）。

　　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生產關係及其所具有的生產方式，其原因正如馬克思在給安年柯夫的信中所寫的：“人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已經獲得的東西。”但為了保持“文明的果實”，他們將改變他們的生產方式——生產的物質關係或社會關係或是兩者——以適合於既得的生產力並有利用它的繼續發展。由此出現的經濟結構則又形成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可見，生產力並不對社會領域起直接形成的作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能勾劃出歷史的大致的輪廓，即社會與經濟進化的主要形式。

　　生產關係能夠影響生產力發展的勢頭和質的方向。資本主義的顯着特點，就是它的把社會提高到一個以前所夢想不到的生產發展水平的這種傾向。然而，這種現象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因為根據馬克思的命題，所出現的生產關係其所以能夠確切地做到這點，正是由於它們有能力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的緣故。與此相關的是，人們經常注意到，標誌着資本主義誕生的那種生產力並不同於說明資本主義的特點的那種生產力——例如大規模機械化生產所特有的工廠和機器；可是，歷史唯物主義卻已預見到資本主義是作為對當時生產力的水平的反響而出現的。

　　今天的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否認生產力的決定作用，而是贊同由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共同決定的思想。當然，馬克思承認這兩者的相互影響作用，事實上他也論述過生產關係對生產力影響作用的若干特殊事例，可是在他的所有的一般理論見解中，卻都是強調了生產力所起的基本決定作用。由於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顯然應居首要地位，這就能夠回答為什麼一般會出現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這個問題。

　　據馬克思看來，社會的法律和政治的機構顯然屬於上層建築機構，它們的基本性質是由現存經濟結構的本質所決定的。至於其他哪些社會機構可能成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參看基礎和上層建築條目）。當然，馬克思認為社會的不同範圍和領域反映着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而一個時代的一般意識則是由其生產的本質所決定的。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形態的理論還斷定，某些思想的產生或傳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它們承認現存的社會關係或維護特殊的階級利益。雖然經濟對法律的和政治的結構的決定作用相對來說比較直接，然而它對其他社會領域、文化和意識的影響一般說來則比較弱，而且程度也不一樣。歷史唯物主義看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之間的不同層次，可是它們之間的這些關係還必須進一步清理，使其不僅能泛泛地適用於社會，而且適用於每一種特殊類型的社會經濟組織。馬克思把上層建築來源於基礎看成是一個規律，可是這個規律是規律之規律。在每個社會形態中，都有更加特殊的規律支配着這種一般來源的具體的實質。根據這個道理，馬克思在《資本論》的一個重要腳註中（見第一章第四節）提到，一個時代的生產方式對該時代的社會領域的各個方面起着相當重要的支配作用。但是，以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一比喻所假設的各種機制的實質和力量，是屬於歷史唯物主義中最有爭議並且是長期爭持不下的問題之列。馬克思的理論並不把上層建築看作是經濟基礎的一種附帶現象，而且它也不忽視法律的和政治的制度的必要性。這正是因為上層建築是需要用來組織和穩定社會，而經濟結構所帶來的這些制度則是最能適合於這個社會的。同時，上層建築和基礎也不是像塑像和底座的那種關係；因為上層建築對基礎起“反作用”，乃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

　　法律是特別需要用來去固定現狀，使其具有“擺脫了單純偶然性和單純任意性”的獨立性（《資本論》第3卷，第894頁）。這種職能本身賦予法律領域以某種自主，因為現存的生產關係是以一種抽象的、法典化的形式來加以表現和合法化，從而孕育了思想意識的錯覺，即認為法律對於經濟結構是完全自主的。此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在自由行為者之間簽訂的合同的虛假的法律關係，掩蓋了生產的實質，特別是掩蓋了把工資勞動者束縛在資本之上的那些看不見的線索（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23章）。在前資本主義社會，譬如說在封建社會裡，傳統和習慣也具有一種類似的穩定的職能，並且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在那裡，社會生產關係的實質則被封建社會的其他生活領域所特有的複雜的人身支配關係弄得模煳不清。

　　令人奇怪的是，在《序言》並沒有出現馬克思所強調的階級分析，而這種分析卻是在若乾重要方面跟上述的唯物主義命題相聯繫的。在社會的生產組織中，人們對於生產力和產品有着不同的關係，而這些關係在任何一種生產方式中都具有某種特點。從現存社會生產關係這個意義上來了解個人的經濟地位，跟其他人一道確立了某種共同的物質利益，並決定了他們的階級身份。人們所熟知的關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定義，也就是通過人們各自購買或出售勞動力（其基礎則為擁有或不擁有生產資料）來確定的。

　　通過以上方法確定的階級地位，決定着該階級成員所特有的意識或世界觀，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中心命題。例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談論到正統派和奧爾良派時，就強調指出其中每一個階級（應為集團——譯者）在它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基礎上建立起“由各種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不同的階級的物質利益使它們發生分裂並導致它們之間的鬥爭。階級的差異還表現在它們的成員在不同程度上意識到他們是屬於某一階級，因此階級之間的對抗並一定能夠被其參加者辨別出來，它也可能僅僅通過一種神秘的或思想意識的形式而被理解。

　　一個階級的最後成功或失敗決定於它對生產力發展的關係。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話來說，“那些使一定的生產力能夠得到利用的條件，是一定的社會階級實行統治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6頁）。凡是有能力並有動力去建立和維護為促進生產力發展所需要的生產關係的階級，也就有穩當的領導權。因此，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的事業的最後勝利，如同資產階級早期的上升一樣，是由歷史的基本潮流所保障的，而古代世界的奴隸們的英勇起義則是註定要失敗的。由此可見，歷史唯物主義認為，階級統治對於強迫直接生產者提供高於維持其生存水平的生產率來說，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哲學的貧困》一書這樣說道：“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到目前為止，生產力就是由於這種階級對抗的規律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頁）。然而，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生產力的進步，不僅正在消滅階級統治的可行性，而且還消除它的歷史合理性。由於國家主要是一個階級取得它的統治的工具，它將會在階級後的社會中消亡。

　　歷史唯物主義斷言，階級的衝突和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軌道，都可以通過生產力的發展得到說明。然而，生產力的發展還必須根據說明各種特殊生產方式的性質的那種理論模式來進行理解。如果就任何一個特殊的社會而言，這種理論是非常抽象的。例如，馬克思是抽象地來論述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這種抽象的論述是有異於任何一個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特殊面貌的。《資本論》突出地宣稱社會主義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它並不據此去授權一個人去預計社會主義會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間或地點來臨，它只不過是肯定資本主義的發展傾向是會導致社會主義的。同時，也不是每一個社會的特殊發展過程都在單純地重複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某種普遍的辯證法。社會是很少孤立存在、不受觸動和不受它們外界的生產力的影響的。因此，世界上每一個社會集團都不是註定要經過同樣的發展階段，而且任何一個特殊的社會形態的演進也不單純是一件內部生產發展的事情。儘管歷史唯物主義允許某些國家在發展上落後或者是跳躍前進，可是它們的發展進程仍然必須在社會經濟進化的圓拱形模式內加以說明，而且其發展原因還必須歸諸於生產力。

　　《序言》把亞細亞、古代、封建以及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列為人類發展的幾個主要時代，但是這些時代只是從總體上標誌着社會經濟演進的一般階段，而不是歷史要求每一個國家毫無例外地去攀登的具體步驟。馬克思在1877年11月寫的一封着名的信中，就否定了“任何一種要求每個民族非接受不可的關於普遍進程的歷史哲學理論”。然而，這段經常被人們引用的話，並不足以否定歷史決定論。馬克思可能是經常地相信一種必要的生產力決定着歷史的演進，但同時並不認為每個社會集團都事先註定要經過同樣的歷程。事實上，馬克思看來似乎曾經想修訂他的特有的歷史分期圖式（或者至少是封建社會以前的那些分期），因為他並沒有對人類早期的生產方式進行詳細的分析。從原則上說，馬克思對歷史發展圖式所作的這種變通以及他對資本主義所作的分析（還有所設想的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信條的。我們應當記住，歷史唯物主義並不自命要對歷史的每一個最終的細節作出解釋。在它的廣闊的視野之下，許多歷史事件，當然還有它們所採取的特殊的形式，都是帶有偶然性的。這種理論也不謀求對個人行為進行科學的解釋，雖然它試圖把這種行為納入其歷史的範疇。就歷史具有不可逆轉的傾向性而言，這些傾向性則不決定於個人的選擇。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理論的歷史唯物主義所含蘊的解釋能力，使它不至囿於哲學的決定論。

　　由於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馬克思主義的不同政治派別和思潮便往往以各自對這種理論所進行的不同的解釋來相互區別。上面所介紹的是一種很標準的解釋，但是無論在這種理論的基本概念和定理方面，還是在它的不同組成部分的相對重要性這個問題上，都貫穿着激烈的爭論。要使歷史唯物主義成為一種以經驗為基礎的首尾一貫的理論，而不把它貶低為若干陳詞濫調的湊合，這項任務證明是非常艱巨的。這個理論提出了的長遠要求但又缺乏一致的解釋，就這點來看，要對它的活力作出精確的估價是非常困難的。

　　辯證唯物主義

　　辯證唯物主義，與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特徵的馬克思主義科學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它一直被廣泛地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這一術語大概最初是由普列諾夫於1891年使用的。隨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讓位於其後繼者們的着作，在馬克思逝世後的第一代馬克思主義中出現了辯證唯物主義的速寫詞“Diamet”（這一速寫詞在蘇聯特別流行）。這一過渡使馬克思主義本身具體化，辯證唯物主義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指導這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的有兩部創始人的最着名的着作：馬克思的《資本論》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資本論》代表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經濟科學；《反杜林論》中的恩格斯則被認為以“最終形式”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是第二國際的有力思想武器，俄國革命勝利後，則成了共產黨正統觀念的本質。

　　就其本身的約定條件，辯證唯物主義是由兩種資產階級哲學混合而成的：一是自然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的機械唯物主義；另一是黑格爾唯心主義的辯證法。前者的機械論與辯證法是不相容的，後者的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也是不相容的；這兩者作為“形而上學”和“觀念形態”是排斥的、對立的。結果就出現了“世界觀”意義上的哲學，即恩格斯稱之為“共產主義世界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9頁）意義上的哲學。認為它是符合整個具體現實的理論主體，是科學意義上的理論；作為一種“自然哲學”，它隨着各個專門科學的不斷成熟，既可概括它們的發現，又為這些發現所證實；這一理論還包括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科學。因此，儘管馬克思的理論着作是研究社會的，但恩格斯卻通過提出“自然辯證法”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其依據是“在自然界裡，同樣的辯證法的規律……發生作用，正象在歷史上這些規律支配着……事變一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1頁）。因此，辯證唯物主義的主要理論就被表述為支配“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極其普遍的科學規律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81頁）。這一理論，一般說來是恩格斯的特殊貢獻，它的政治目的是論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用自然科學所取得的有認識價值的重大證據去補充歷史唯物主義，同時使其它通常需要這種支持的政治和文化運動，如杜林的着作或“社會主義達爾文主義”得不到支持。

　　唯物主義同辯證法的結合，兩者都發生了變化。嚴格地說，辯證唯物主義的唯物論不象其傳統的原型那樣是簡化論的。它不把觀念簡化為物質，而是堅持其最終的同一性。從邏輯上說，它認為物質和觀念是不同的，實際上是對立的，但在其統一中，物質卻是最基本的或者必要的。沒有精神物質可以存在，但反過來就不行，而且精神從歷史上就是由物質產生的並依賴於物質。由此可見，各個成熟的專門學科構成了一個統一的體系，其基礎是物理學，雖然這些專門的學科並不能簡化為物理學。從認識論的角度也同樣可以看出，物理學向我們提供的是不受精神制約的客觀現實的知識。辯證法的內容所維護的是，具體的現實並不是無差別統一體中的靜止的實體，而是一個有差別的、充滿矛盾的統一體；對立物的衝突使現實在不斷產生進化和革命的歷史進程中前進，並在其革命的或間斷的變化中產生真正具有新質的事物。這種辯證法的唯物主義所理解的精神就是這種新出現的事物本身。從邏輯的最基本的理智角度來看，現實的矛盾性質應理解為，矛盾的陳述是符合現實的，因而需要一種特殊的能取代形式邏輯及其無矛盾的基本原理的辯證邏輯。

　　因此，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規律有：（1）由量變到質變的轉化規律，根據這一規律，漸進的量變將導致革命的質變；（2）對立統一的規律，它認為具體現實的統一是矛盾或對立的統一；（3）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它認為在對立物的衝突中，一個對立物否定另一個對立物，但是在一個更高的歷史發展水平上的否定，它保留了兩個被否定項中的某些東西（這一過程有時被表述這正題、反題和合題的三段式）。

　　無疑，馬克思的社會學說既是唯物的，又是辯證的，而且聲稱是科學的。如果要證明它所聲稱的具有認識上的科學長處，那末它就必須同既定的自然科學具有重要的一致性。但也可能存在其它的和比恩格斯及辯證唯物主義所認為的更可靠的一致性。而恩格斯和辯證唯物主義所認為的那種一致性就是構成關於整個現實界的普遍理論的共同內容，即“共產主義世界觀”。總之，把辯證法與唯物主義，特別是把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及其機械的簡化論強烈傾向與超然的客觀主義聯在一起，是有問題的，有矛盾的。這就是突出自然科學和突出作為社會的自然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而這種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內部是與辯證唯物主義不同的。結果，辯證唯物主義把歷史唯物主義推向經濟主義，認為在社會物質基礎中只有經濟，乃至只有經濟的“最重要的物質”方面即生產技術，才具有真正的因果效能，政治和理論的上層建築只是附屬現象。列寧和毛澤東都是致力於倡導“共產主義世界觀”的人，他們抵制經濟主義，但排斥革命的經濟主義影響卻在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和後來的共產黨的正統觀念中存留着。

　　在20和30年代，隨着俄國的革命蛻變為斯大林主義和黨的官僚政治，辯證唯物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總的支配，在蘇聯範圍之外逐漸開始崩潰了，並讓位於另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即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這種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主要理論家有盧卡奇和科爾施，他們反對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強調黑格爾的辯證法；而馬克思早期哲學着作的重新發現似乎證實了他們的論點。阿爾都塞和德拉—沃爾佩學派在過去的20多年中，則嚴厲譴責了上述黑格爾化傾向。與這種西方馬克思主義不同，蘇聯馬克思主義一般仍堅持辯證唯物主義，雖然最近也現出了一種趨勢即反對那種用以替代形式邏輯的特殊邏輯的概念。

工人階級談中美衝突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社會主義者與中美冷戰

　　全球最大的金融投機商貝萊德的董事長芬克（Larry Fink）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結束了我們在過去三十年中所經歷的全球化”。直到今年早些時候，諸如芬克這些資本家都還在用將來時態談論中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冷戰，而現在他們則正試圖跟上世界形勢的新變化。

　　但實際上，今天的中美衝突肇始於十年前奧巴馬的“重返亞洲”策略。而習近平2012年在中國上台後，在大幅升級國內鎮壓和強硬控制的同時，也採取了更具侵略性和民族主義的外交政策。習近平摒棄了由鄧小平以來的“韜光養晦”務實外交政策，轉而吹噓並誇大中國的能力。例如，儘管近年來中國在生物製藥領域投資了數千億美元，國產的新冠疫苗效力還是令人失望。

　　2018年，右翼民粹主義的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期間，中美帝國主義的衝突升級，引發了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貿易戰。特朗普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輸給拜登後，我們指出冷戰將在新政府的領導下繼續升級；這是因為衝突根源在於全球資本主義歷史性危機這一客觀過程，而不是在於執政的是哪個資本主義政黨。

　　在ISA的2020年大會的世界展望決議中，我們提出，“中美衝突現在是全球局勢的主軸”。正如該決議所闡明的那樣：“世界資本主義正在走出主導過去40年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並進入以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利益衝突為主導因素的‘地緣經濟’時代。 ”

　　國家先於市場

　　上面引述的我們的觀點，是在疫情和烏克蘭戰爭之前提出的，而疫情與戰爭加速了這些過程，今天的世界進一步走向軍國主義和更激烈的地緣政治權力鬥爭，經濟發展趨勢由前述局勢決定，而不是引領局勢發展。民族國家作為資本主義的強力工具，逐步取代“市場力量”居於主導地位。軍事擴張和戰略上去全球化成為當前的主要趨勢。固然日本和德國是典型的國家軍費擴張，其意義重大且令人擔憂，但當前的問題不僅僅在於軍費。

　　中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軍，擁有355艘艦艇，並於6月下水了其第三艘、也是其最先進的福建號航空母艦——相對美國海軍只有297艘艦艇。習近平提出“2027年建軍百年目標”軍事現代化計劃，旨在建軍100年時，中國軍隊將與美軍分庭抗禮。許多評論員警告說，這恐怕就是習近平的攻台時間表，他下定決心將台灣置於北京的控制之下。然而，中國已經100年沒有打過海戰了。而且軍事專家警告說，攻台將比1944年諾曼底登陸更加複雜。

　　歐洲和部分亞洲國家的統治階級正在打造一種歇斯底里的政治氣候，同時準備進一步掠奪工人階級，以組織更龐大、更具殺傷力的軍隊。在全球各國，資本家及他們的政府的“解決”方案都是“增加軍備”！民族主義、歇斯底里和暈頭轉向的狀況在戰爭初期階段很常見。但隨着對反戰、反資本主義和國際主義替代方案的支持增加，社會趨勢將不可避免地發生轉變。

　　最近在西班牙舉行的北約峰會、在德國舉行的G7會議以及在日本舉行的四邊安全對話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這些會議都意味着西方各國協調起來的反制行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厲程度——反制行動不僅是對俄羅斯，更是針對中國。北約2022年戰略構想中首次將中國列入“系統性挑戰”，證明了削弱中國是美帝國主義與北約最重要的長期目標。英國海軍上將本·基伊爵士（Sir Ben Key）最近在演講中強調了這一戰略重點，他警告說，“僅僅關注熊（俄羅斯）有看不見虎（中國）的風險”。雖然中國的老虎數目很少，但是基伊爵士用老虎指代中國的意圖還是很清楚（顯然，領導海軍並不需要對於動物學有任何了解）。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所有這些會議的第一個議程。但是，四邊安全對話是個例外，因為印度總理莫迪的參與使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需要傳達一些不同的信息。印度拒絕站在反對俄羅斯的一方，部分原因是害怕自己反俄會讓普京更靠近中國。多年來，中國一直在遊說俄羅斯削減對印軍售，而中印存在長期的邊界爭端。習近平實質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其部分盤算在於以此作為對付印度的籌碼，讓中國掌握包括核武器在內的俄羅斯軍事技術。

　　末日

　　對實際上已被排擠出世界經濟體系的俄羅斯實施嚴厲制裁有另一重目的，即是警告中國，在未來西方或將和中國攤牌；同時這也是對於未來制裁中國的預演。當開始制裁中國之時，全球將會受到與現今全然不同程度的影響。中國的經濟規模是俄羅斯的十倍，對全球供應鏈、貿易和金融流動至關重要。一間西方大企業的老闆如是告訴《金融時報》：“如果把對俄羅斯的制裁用於中國，中國和世界的經濟都會面臨末日。”

　　雙方都希望避免或推遲這種情況，但雙方也在為這一天的到來做準備。就連在美蘇冷戰期間通過談判將毛時代的中國帶入西方陣營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同意，不能讓今天的資本主義中國成為“霸權”——儘管基辛格也警告說，中美的衝突潛力“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戰”。

　　烏克蘭戰爭的影響使美帝國主義能夠集結其更多的盟友於其反華戰略上。雖然分歧依然存在，例如在拜登政府的眼中，德國政府仍與中俄有糾葛；但與2月入侵前各國政府的立場相比，他們的分歧已大大縮窄。

　　新形勢也為美國軍工業帶來了一筆意外之財。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幾天后，德國政府便決定將其軍事預算從2021年的470億歐元增加到2022年的1000億歐元，並隨即購買了35架能夠攜帶核武器的美國F-35戰鬥機（估價40億歐元）。隨着德國和歐洲逐漸避免使用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美國能源行業也將獲得巨大收益。今年前四個月，從美國到歐洲的液化天然氣運輸量與2021年同期相比增加了兩倍。

　　北約及其盟友

　　在馬德里舉行的北約峰會，首次邀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參加。這不僅僅是在警告北京，而且是為了進一步強化這些印太國家與北約之間的軍事協作。因此，雖然習近平政權的如意算盤或許打算從俄羅斯與西方的對抗中獲利，但因為中國經濟遭受到的風險要高得多，習近平最終會比普京損失更大。

　　這一進程關聯到更廣泛的去全球化進程和兩個敵對陣營的形成，而在這過程中，中國面臨被排擠出關鍵行業的市場、被禁止獲得新技術的風險。美國科技領域億萬富翁柯斯拉（Vinod Khosla）預測，中美“技術經濟戰”將持續20年。美國已經對5G和半導體等具有戰略意義的技術實施了嚴格的管控，而這種控制只會擴大。美國國會正在審議多項法案，旨在加強對美國在眾多中國商業領域投資的審查，並為美國生產半導體、稀土、先進電池，以及中國占主導地位或美國容易受到供應鏈中斷影響的行業提供資金。

　　特朗普通過監管措施對中國電信巨頭華為發動的攻勢，使華為陷入嚴重危機。由於受到美國制裁而無法獲得最新芯片，自2018年以來華為在中國國內智能手機市場的位置已從第一名跌至第六名，過去一年的銷售額下降了64%。雪上加霜的是，華為被迫縮減其在俄羅斯（其為數不多的增長市場之一）的業務，以避免觸發西方制裁。

　　特朗普執政期間設立的“中國公司黑名單”，已成為美國在冷戰中的經濟戰模板。在拜登執政期間，黑名單繼續擴大，中國媒體稱目前其中有260家中國公司；2月份還新增了100多家俄羅斯公司。

　　削減關稅？

　　“（中美科技戰）進一步的升級是有可能的。”美籍華人評論員裴敏欣認為，“如果美國說服歐盟和日本恢復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CoCom），以阻止技術流向中國——烏克蘭戰爭的爆發則使這一前景更有可能——中國將沒有機會在與美國的技術競賽中獲勝。”

　　有報道稱，拜登正在考慮可能取消特朗普在2018年對中國商品徵收的一些關稅，這一點與和中國打科技戰並不矛盾。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關稅削減力度恐將十分輕微，也許會取消不到3%的關稅，而這些關稅完全復蓋了價值超過3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其目的是在11月中期選舉前緩解美國經濟的通脹壓力，然而僅是這樣的關稅削減，對通貨膨脹恐怕產生不了什麽影響。

　　相互矛盾的說法充分展現了，拜登政府內的財政部和商務部之間存在着權力鬥爭，任何降低關稅的做法都可能使總統受到來自國會雙方的攻擊，認為他對中國態度軟弱。不僅是在中國，在全球所有地方，狂熱的民族主義都是對各國政府進行政策調整的掣肘。現任美國財政部長耶倫（Janet Yellen）似乎支持對關稅進行一些 “重新調整”，她認為關稅作為對付中國的武器不是特別有效，需要更多的 “戰略性”關稅。因此，這場辯論是關於如何更“有技巧”地對中國經濟施加壓力，僅此而已。

　　中歐關係

　　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北京希望在德國事實上的領導下，歐盟會在中美衝突中保持 “戰略中立”的立場。這種希望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德國資本主義不會做任何損害德國每年對中國超過1000億美元的出口的事情。但是，習近平將歐盟與中國的關係從中美冷戰中解救出來的希望，早在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前就開始走向破滅了。

　　在新疆問題上中國與歐盟的緊張對峙，使去年3月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AI）化為泡影。如果該協定得到批准，這將是北京的一個重要外交突破，也是對華盛頓的回擊。但現在CAI已經胎死腹中。今年，德國政府以中共在穆斯林占多數人口的新疆地區侵犯人權為由，對其最大的公司，包括汽車製造商大眾汽車，施加了財政和政治壓力。

　　新疆問題被用來展示柏林對中國以及對德國資本家採取的新的強硬態度，以迫使這些德國企業的投資和供應鏈走向“多樣化”，不再對中國片面依賴。這是一個新的全球趨勢，反映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政策——這些國家的政府越來越多地以“國家安全”為由，對私人公司的投資決策發號施令。這種做法可謂效彷了中國模式的一些特徵。

　　這種“國家主義”的做法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全盛時期是不可想象的。但今天，各國統治階級都需要維護他們的國家權力，以便在《金融時報》的副主編、首席經濟評論員沃爾夫（Martin Wolf）所描述的 “失序世界的新時代”中生存下來。正是這一點，而不是對在新疆發生的鎮壓和酷刑的關切，迫使德國和其他西方經濟體停止增強與中國之間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性。這種與中國經濟的脫鈎仍處於初期階段，但它正在加速，正如習近平在黨內的一些批評者所警示，他把責任歸咎於他與普京的“無止境”聯盟。

　　事實上，這個脫鈎進程在幾乎十年前就開始了，由其他種種因素推動，包括與其他亞洲甚至東歐經濟體相比，中國工人工資水平的上漲。但在今年上半年，有1.1萬家外國公司在中國被取消註冊，而去年新註冊的外國公司則為8000家。光大證券估計，在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期間，約有7%的中國家具訂單、5%的紡織產品和2%的電子產品“流失”到越南和其他國家。這些趨勢被新冠疫情流行期間中國出口的暫時繁榮所掩蓋，但隨着這種繁榮現在逐漸消失，我們很可能看到中國製造業的“空心化”——類似於三十年前在日本發生的情況。

　　民主權利

　　以美國為首的陣營將其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描述為捍衛“民主”，反對 “專制”。同樣的虛偽立場也能在新疆和台灣問題上看到。中俄帝國主義宣傳依靠的是侵略性的民族主義（中國的“戰狼外交”）。他們指責西方試圖削弱和摧毀祖國，用心險惡地利用“民主”作為其一種攻擊手段。工人、反戰和民主運動人士、LGBT+人群和女權主義者——所有反對政府的人都被貼上了“境外勢力”的標籤。這些民族主義宣傳言行，旨在成為強國，奪回 “被外敵竊取的領土”。馬克思主義者和ISA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大國或集團及其宣傳。我們警告，支持任何一個陣營，或者認為一個帝國主義比另一個帝國主義危險性小，都會給工人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在為被壓迫民族和國家的解放而進行的鬥爭中，帝國主義從來不是盟友，他們也不站在群眾的民主權利一邊。目前在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存在（但在中國完全沒有、在俄羅斯也不斷被打壓）的政治自由，比如投票權、組織權、言論自由和罷工權——在過去和現在都是通過群眾壓力和鬥爭贏得的，而不是統治階級的仁慈換來的。

　　美國對墮胎權的猛烈攻勢，揭露出華盛頓試圖占據“民主”高地的笑柄。近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公民自由和工會權利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擊。在形式上擁有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機器本身並非是民主權利的保衛者。托洛茨基解釋道，如果工人階級尚沒有立即推翻資本主義的能力，他們就必須保衛資產階級民主，以反製法西斯主義或威權主義反動攻擊。“但是，工人不能用資產階級民主的方法（人民陣線、選舉聯盟、聯合政府等）來保衛資產階級民主，而要用自己的方法，也就是革命的階級鬥爭的方法。”（《簡析西班牙形勢》，1937年）。

　　“好的獨裁者？”

　　勞動人民永遠不能指望資本主義國家、法院、警察或資產階級軍隊來捍衛我們的民主權利。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民主權利是鬥爭和社會中階級力量平衡換來的結果，而不是寫在法律或憲法中的東西。只有國際範圍的群眾鬥爭，並由恢復元氣的工人運動領導，為用真正的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而鬥爭，才能確保真正的民主權利。這是唯一能夠結束戰爭和民族壓迫的力量。社會主義者堅決反對中國和俄羅斯等資本主義政權的奧威爾式的國家鎮壓，並站在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一邊，因為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是唯一能夠對獨裁政權真正展開鬥爭的力量。

　　當北約需要土耳其批准瑞典和芬蘭的加入申請時，這些“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選擇毫無顧忌地討好冷血獨裁者埃爾多安，而他正在準備對庫爾德人發動新的戰爭，並打壓工會、婦女和LGBT+的權利。

　　同樣令人驚嘆的雙重標準也表現於拜登最近訪問沙特阿拉伯，與獨裁者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握手言歡的消息。拜登在兩年前的競選活動中吹噓，他將把沙特阿拉伯視為“被放逐者（印度種性，pariah）”，但現在在對俄羅斯石油禁運、衝擊全球市場之時，他需要一項石油供應協議。布林肯在7月的任務也是如此，他需要說服泰國軍事獨裁者巴育將軍，因為華盛頓不希望看到泰國當局完全轉向中國一邊。

　　清晰的分析

　　中美帝國主義的衝突幾乎穿插到了世界各地發生的每一場運動和鬥爭中。我們去年在緬甸看到了這個因素，一方面，軍方發動的政變得到了北京和莫斯科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一部分青年和工人發起了令人驚嘆的抵抗鬥爭和大規模罷工，不幸的是，他們開始期盼西方壓力，甚至所謂國際社會的干預來幫助他們擊敗軍政府。這是一個殘酷的幻想，在鬥爭中只能混淆視聽。同樣的情況以不同的形式發生在2019年香港的大規模民主抗議中，次年又在泰國發生。

　　在新冷戰造成的全球環境變化中，這些經驗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教訓。在上述例子中，某種兩害取其輕思想在運動中占據了上風，使一部分群眾失去了方向，導致鬥爭急轉直下。同樣在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日本、台灣和韓國等國家，部分工人運動和左翼勢力也會因為這些複雜情況而迷失方向和分裂。當然，這對中國新生的工人運動也是一個警醒。

　　冷戰中，兩個帝國主義集團利用已經很動盪的世界局勢，並進一步推動兩極化，以獲取地緣政治上的勝利，這給工人和青年帶來了嚴重危險。即使沒有爆發另一場比烏克蘭戰爭相當或更嚴重的熱戰，情況也是如此十分危險。一個明確的展望、分析和綱領，拒絕兩害取其輕和民族主義，採取國際主義和工人階級的立場，堅定反對所有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政府，這是確保被壓迫者的關鍵鬥爭不被反動傾向所破壞的唯一途徑。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的經濟環境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拒繳房貸行動震撼當局

　　中國正被新一場抗議運動所震撼。數以萬計的罷交房貸者宣佈，他們將不再償還他們無法居住的、未完工樓盤的住房貸款。

　　幾週前剛在社交媒體上宣佈消息，這場運動就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並蔓延到另外幾十個城市。

　　儘管在國家審查之下，對該主題進行的討論遭到封殺，協調這場“抗議”的網絡論壇也被關閉，但運動仍然在持續並蔓延。

　　中國的房地產危機每週都在惡化。房地產暴跌的速度和深度，讓全球投資者和中國政府猝不及防。

　　標普全球（S&P Global）已經修訂了他們早期對今年中國房地產市場收縮15%的評估，現在預測將會有衰退28-33%的大崩盤。

　　這個數字實在太大，因此這樣一來，中國經濟不可能避免衰退。儘管如此，北京仍可能公佈虛假的GDP數據，在年底聲稱今年GDP增長3-4%。

　　偽造數據

　　第二季度GDP增長0.4%的數字是不可信的。我們考察其它指標，如房屋銷售、水泥和鋼鐵產量、公路運輸和航空旅行數據，似乎更可能的是，中國經濟在4-6月期間是急劇收縮的。

　　拒繳房貸行動最初於6月底在江西省爆發，隨後類似行動迅速蔓延。拒絕支付抵押貸款行動的範圍，已經從最初的20個建築項目，波及到100個、200個，而現在是全國300個建築項目都有拒絕償還銀行貸款的行動。

　　這場反抗包含了數以萬計甚至十萬計的拒繳房貸者，遍及全國約50個城市。這些城市大多較為貧困，表明這次抗議以工人階級或中下層家庭為主體。

　　在中國，估計有800萬套未完工的樓盤，這些樓盤被破產的房地產開發商出售，買家無法入住。

　　在中國，新樓盤最常見的銷售方式是預售，高達80%的樓盤在建成之前就已售出。這些樓盤因為開發商（都是中國最大的一些公司）已經耗盡了資金，而暫停建設。

　　迅速發酵

　　拒繳房貸行動是中國“躺平”現象的最新表現。不同的是，這不僅僅是消極的不合作，而是積極的鬥爭，拒付房貸恐將面臨國家嚴厲的鎮壓和威脅。

　　這一運動使當局感到恐慌，因為如果運動蔓延，可能會對銀行系統產生潛在的嚴重影響。

　　“施工延誤並不是甚麽新鮮事，”一名中共官員告訴《金融時報》：“出乎意料的是問題失控地蔓延。”

　　澳新銀行研究部的高級中國經濟師Betty Wang告訴ABC（澳大利亞廣播公司）新聞：“如果任由拒付抵押貸款行動更快速發展，先不說是否會走向爆炸性局面，這樣的發展肯定會威脅到金融穩定。”她補充說：“如果決策者不能迅速解決這個問題，它可能會進一步發展並演變成更大的風險。”

　　作為中國央行的人行今天宣佈了一項新的房地產行業救助方案，金額為1萬億人民幣元（1480億美元），以重振一些停工的住房項目。

　　在我們看來，這個方案不足以解決問題，正如我們所見，今年隨着房地產持續低迷，許多早些時候的政府措施都沒能達成效果。北京政府的日益癱瘓是今年危機的一個特徵。

　　當局的兩難

　　中共政權有一個傳統，就是將微小讓步和嚴厲鎮壓相結合，即通過使用胡蘿蔔加大棒的威逼利誘方法來解決群眾鬥爭。

　　但是政府在化解拒付抵押貸款反抗行動方面，面臨着異常棘手的兩難局面。大棒已經受到威脅：警察逮捕抗議者，以及利用社會信用體系來剝奪抗議者未來的貸款、旅行、甚至就業和大學入學機會，以作為嚇阻。

　　但也有報道稱可能會有“抵押貸款假期（即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停止或者減少償還貸款）”這樣一根“胡蘿蔔”得以批准。所有的選項都包含着巨大的風險，內容相互矛盾的報道或許表明政權內部的猶豫不決、乃至分裂。

　　如果出動鎮壓，或將產生反效果，激發抗議蔓延。提供“抵押貸款假期”的設想反映出，由於巨大的經濟壓力和公眾的憤怒，政府當中的一部分人認為現在不是進行鎮壓的好時機。

　　但是，如果政府將大規模的不償還貸款行為實質合法化，即使說這只是特定時期內的臨時措施，也可能會鼓勵更多的人加入反抗。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中國勞工論壇全力聲援拒付抵押貸款的鬥爭。這些罷交房貸者被欺騙、掠奪，因此他們的鬥爭完全合情合理。

　　社會主義者呼籲取消所有未完成住房項目的抵押貸款償還。我們要求將整個房地產業（而不僅是那些正要倒閉的開發商）無償收歸公有，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之下。

　　我們要求停止對拒付抵押貸款抗爭團體的鎮壓，以及終結對互聯網的一切政治審查——爭取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

　　更重要地，工人需要建立獨立的工會和工人組織，在反對寄生的和破產的資本主義以及反對獨裁統治的鬥爭中維護自己的利益。

勞動權利基本常識

　　作者 景祥 寫於 二零一八年

　　序言

　　本手冊回應了世界各地的雇主組織和企業日益增長的需求，針對什麼是強迫勞動，強迫勞動對企業經營的影響，及企業能採取的處理措施給出了指導。

　　強迫勞動對雇主構成很大的風險，其不僅影響到發展中國家游離在正規經濟邊緣的小企業，還影響到了有着復雜供應鏈和外包業務的跨國企業。據國際勞工組織估計，有80% 的強迫勞動發生在私營企業。雖然大多數此類違法行為存在於非正規經濟中，但最近幾家大公司也不得不面對關於其使用強迫勞動的指控。

　　現在很多企業在其行為準則中都有反強迫勞動的規定，不少審計公司也對此提供更多的服務，但關於究竟什麼是強迫勞動仍有難決的爭議。它可能以壹種微妙的形式存在，如果沒有基於國際勞工組織的相關公約內容的指南，或是沒有基於公約實施監督機構的審慎討論的指南，會很難被理解和察覺。

　　本手冊的首版旨在填補這種空白。本手冊是與國際雇主聯合會密切合作的成果，並參考了不同地區的雇主和企業的建議，在所有討論會議中，參會者們都明確提出對此指南的需求，還要求提供良好企業運作的例子，以及補救建議。這次的首版中良好案例的數量有限，我們鼓勵讀者分享自己的經驗為以後的版本提供豐富的資料。

　　本手冊由國際勞工組織反強迫勞動特別行動計劃 (SAP-FL）的 Philip Hunter 編輯，並得到了聯合國在全球供應鏈管理中反人口販運行動專家組（UN. GIFT）的支持。國際勞工組織的若干其他部門也為本手冊的編輯提供了幫助，特別是來自於國際勞工標準(NORMES）、雇主活動（ACTEMP)、跨國企業(MULTI)、社會對話（DIALOGUE），消除童工（IPEC）等部門和”更佳工作”（BETTER WORK）項目人員的建議。我們也感謝外部的雇主聯合會、企業和民間團體抽時間審閱了手冊的初稿，並提供了寶貴意見，以保證這些指導工具真正與商界相關。特别致謝 GLOBALAFFAIR 高級副總裁 David Arkless先生，和 Manpower 公司的 Branka Minic 女士，他們為手冊的外部反饋工作提供了極大幫助。非常感謝國際雇主聯合會的Brent Wilton 先生和 Barbara Leon女士對初稿的全面評論。

　　簡介

　　強迫勞動和由人口販運引起的強迫勞動正成為雇主聯合會和企業面臨的日趨重要的問題。本手冊旨在幫助不同層次的企業解決強迫勞動問題，提供實用工具和指導材料幫助他們鑑別和防止強迫勞動，並在其影響力範圍內必要時採取補救措施。

　　雇主組織和企業在打擊壹切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中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特別是雇主組織，在對制度的銜接和維持上處於有利的戰略地位。國際勞工組織到2015年消除強迫勞動的運動要想成功，企業也起着關鍵作用。

　　企業和雇主組織在全球消滅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活動中扮演中心角色的原因有很多：

　　● 遵守法律: 幾乎所有國際勞工組織的成員國都批准了關於強迫或強制勞動的29和105號公約，並且批准了反人口販運的《巴勒莫議定書》。成員國必須把強迫勞動作為犯罪對待。這意味着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屬於犯罪並將受到法律制裁，所以捲入此類活動的公司會被起訴。

　　● 管理風險和聲譽： 要想成功，公司必須在存在非固定風險的環境中進行風險管理，而風險則可能會產生於公司本身的運作、其供應商和其它渠道。被指控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既給公司帶來法律上的風險，又對公司聲譽和品牌造成嚴重威脅。

　　● 全球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 由於全球化和各國及各企業間聯繫的增長，國際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也成為壹個突出的問題。

　　● 行為準則和企業社會責任（CSR）： 消除強迫勞動是企業行為準則和其它社會責任的重點。公司，尤其是那些供應消費市場和有品牌價值的公司，面臨着不斷增長的對其生產符合社會和人權標準的要求。

　　● 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是道德所不能接受的。

　　本手冊的目標

　　本 手 冊 面 向 雇 主 組 織 和 各 種 類 型 的 企 業 ， 包 括 中 小 型 企業、跨國企業、出口型企業和那些處於國際供應鏈中的企業。高管人員、人力資源部、採購和社會責任負責人員，及社會責任審計人員都可以在此找到技術資料和信息以幫助他們的日常工作。在更廣泛的社會責任範圍內的機構和提供管理服務的公司，例如，諮詢公司或質量監測公司，也能從手冊中得到幫助。

　　本手冊的主要目標是幫助企業和雇主組織理解並處理與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相關的各個方面和問題。當然每個公司和組織都各不相同，並有自己不同的需求和優先事項。這些的確是全球性的現象，影響着當今全世界的所有國家，因此，強迫勞動對全球的企業及其國內國際代表都形成了重大風險。本手冊有以下具體目標：

　　● 提高對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認識，它們是什麼，會存在於什麼地方；● 為不同企業和雇主組織提供實用材料和指導，鼓勵他們為反對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做出努力；● 支持雇主着手解決問題，並提出具體措施以幫助其採取預防行動以避免強迫勞動的風險；● 促進對相關國際標準的更好理解；

　　● 通過促使企業積極參與國際行動，鼓勵更廣泛的合作以打擊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 為深度閱讀提供參考和指導。

　　如何使用本手冊

　　本手冊為方便企業的實際使用而設計，用獨立工具和小冊子的形式，給企業提供實用的指導以幫助其處理強迫勞動問題。手冊內容有背景資料，關於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最新統計，對重點問題的總結和進壹步閱讀的參考。手冊的編排兼納不同行業部門，並採用了來自不同地區、國家、雇主組織和不同規模的企業的信息。整本冊子用有具體行動的例子來說明已採取過的措施。本手冊具體有以下幾個部分：

　　● 雇主常見問題： 給管理人員、人力資源部人員和其他部門的快速查閱指南，以回答雇主常提的問題。該指南針對壹些復雜的問題以簡單易用的方式解答，如獄工勞動，強迫超時工作和債務束縛。

　　● 反強迫勞動的指導原則： 壹套基於國際勞工組織的標準和法律的原則，用以指導企業反對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

　　● 守法評估清單和指南： 清單專為社會稽查員和其他相關工作人員設計，用於進行企業層面的評估，包括壹套如何進行評估的政策指導的問題和解答及技術性建議。

　　● 採取行動的指導： 給企業和雇主組織提供在企業、國家和產業層面上以及在國際供應鏈中解決強迫勞動的關鍵措施。

　　● 採取行動的提示： 壹套實用的查閱指南，用於挑選壹些企業可以用來應對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具體措施和收益。

　　● 良好做法的案例分析： 選擇公司和產業運作實例，表明在工作場所及供應鏈中處理強迫勞動的不同方式。這些案例都是從公眾可獲取的信息資源中挑選整理的。

　　定義和概念

　　強迫勞動

　　國際勞工組織29號公約（1930年）中可見國際認可的強迫勞動的定義，按照該公約，強迫勞動是“以任何懲罰相威脅，強迫任何人從事的非本人自願的壹切勞動或服務”。

　　該定義的關鍵要件：

　　壹切勞動或服務： 包括所有種類的工作、服務和僱傭，無論其所屬的產業、行業或職業，包括合法正規的僱傭及非法非正規的僱傭。

　　任何人： 包括所有國籍的成人和兒童，與被強迫勞動者是否擁有事發國國籍無關。

　　任何懲罰的威脅： 既包括刑事懲罰行為，也包括其它形式的脅迫如：威脅，暴力，扣留身份文件，拘禁和剋扣工資。剝奪權利和特權也是壹種處罰形式。

　　意願： 指受僱人員根據國家法律或集體協議，在合理通知後，隨時可自願接受或終止僱傭關係。

　　從本質上，這樣情形中的人屬於強迫勞動： 他們非自願選擇而提供勞動或服務，若要離開就要受到處罰或被威脅將受到處罰。處罰不僅限於體罰或限制自由，也有其它形式，如權利或特權的喪失。

　　圖1提供了壹些例子說明該定義的不同方面：

　　圖１：實踐中鑑別強迫勞動

　　非自願的勞動

　　（進入強迫勞動的路徑）

　　以懲罰相威脅

　　（扣留強迫勞動的方式）

　　● 出生/後代淪落為“奴隸”或被

　　束縛

　　● 誘拐劫持或綁架

　　● 買賣人口

　　● 在工作場所限制人身自由-監獄

　　關押或私自囚禁

　　● 心理強迫，如命令勞動，威脅如

　　不服從則會受到懲罰

　　● 誘發性債務捆綁（偽造賬目，抬

　　高價格，壓低產品或服務價值，

　　高利貸等等）

　　● 對工作類型和條件採取欺詐或虛

　　假承諾

　　● 剋扣工資

　　● 扣押身份文件或其它有價值的私

　　人財物

　　● 對勞工或其親屬或與其關係密

　　切者採取暴力

　　● 性暴力

　　● 以迷信報復為恐嚇

　　● 監禁或其它人身拘留

　　● 經濟制裁

　　● 向當局（警察，移民部門等）

　　告發並遣送

　　● 禁止今後受僱

　　● 排斥於社區和社會生活之外

　　● 剝奪權利或特權

　　● 剝奪食物，住所或其它必需品

　　● 轉至更糟糕的工作條件

　　● 失去社會地位

　　販運人口

　　販運人口可導致強迫勞動。販運人口涉及人員的流動，通常是跨越國界，以達到剝削的目的。近年來，人口販運出現了新的形式和規模，通常和信息技術，運輸和跨國有組織犯罪的發展有關。它既影響着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也影響着實現了市場經濟的工業化國家。

　　在2000年的《巴勒莫議定書》中有對人口販運的基本定義。《巴勒莫議定書》把偷渡和具有剝削、欺詐及脅迫性質的人口販運進行了區分1。

　　販運人口，係指為剝削目的而通過暴力威脅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過其他形式的脅迫，如通過誘拐、劫持、欺詐、欺騙、濫用權力或濫用他人之脆弱境況／弱勢地位，或通過收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對另壹人有控制權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收人員。剝削應至少包括利用他人賣淫進行剝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剝削，強迫勞動或服務，奴役或類似奴役的做法，勞役或切除器官。

　　該定義比較復雜，但它着重於以下關鍵點：

　　活動：包括販運環節的每個階段，即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受人員。

　　方式：包括威脅或使用暴力、欺騙、誘拐劫持、脅迫、欺詐、威脅，恐嚇和濫用權力或他人之脆弱境況／弱勢地位。

　　目的：即剝削，包括強迫勞動、奴役和勞役。

　　《巴勒莫議定書》把販運兒童（18歲以下）和成人區分開。由第三方以剝削為目的招募和運送兒童,即便不涉及定義中提到的非法方式，也被認為是“販運人口”。

　　國際勞工組織認為，重要的是要明確並非所有的強迫勞動都是人口販運所致，同樣地，並非所有與販運相關的活動都導致強迫勞動。

　　企業社會責任

　　國際勞工組織把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為：企業考慮到其行為對社會的影響，在其內部秩序和程序及和其它主體交流時肯定己方的原則和價值觀的壹種舉動。企業社會責任使企業自願主動干預不遵紀守法的活動的行為。

　　國際勞工組織對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的關鍵點：

　　自願性：企業自願承擔起其法律義務之外的社會責任；完整性： 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管理的必要組成部分，因此與慈善事業不同；系統性： 社會責任行為是系統性的，並非偶爾為之。

　　國際勞工組織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觀點體現在《關於跨國企業和社會政策原則的三方宣言》中2。該宣言是唯壹針對企業的國際文書，並得到政府和雇主組織及工會的認可。國際勞工組織的《工作中基本原則及權利宣言》也是壹項重要的起促進作用的國際文書。它責成國際勞工組織成員國，不論其是否批准了相關公約3，都要尊重並促進包括消除強迫勞動在內的四項核心勞動原則。該宣言中認定的原則和權利，也被《聯合國全球契約》囊括為與勞動相關的原則。從1999年契約發表後，國際勞工組織始終積極配合全球契約辦公室和其聯合國成員機構。

　　關於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定義的更多信息見本手冊的第二冊“雇主常見問題” 。 下圖中也有，其中包括相關國際文書的摘錄。

　　強迫勞動和全球經濟

　　事實和數據

　　國際勞工組織數據顯示，全球至少有1230萬人是強迫勞動的受害者。其中980萬人被私人剝削，包括由人口販運導致的240萬人。婦女兒童特別容易遭受侵害，但男性也會受到影響，特別是在如建築業和礦業等領域。

　　強迫勞動既存在於工業化國家也存在於發展中國家。這是壹個或多或少影響所有國家的全球性問題。下面的表1顯示了強迫勞動的地區分布，也表明了這的確是全球性的現象。

　　表1

　　強迫勞動和被販運的強迫勞工的地區分布

　　強迫勞動總數 人口販運總數

　　亞洲及太平洋 9 490 000 1 360 000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 1 320 000 250 000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 660 000 130 000

　　工業化國家 360 000 270 000

　　中東和北非 260 000 230 000

　　轉型國家 210 000 200 000

　　全球 12 300 000 2 450 000*

　　* 由於四捨五入，數字相加不等於總數

　　在被販運的240萬男人、婦女和兒童中，至少三分之壹是以經濟剝削目的而被販運的，而非性剝削。從被販運強迫勞工身上剝削的估計利潤高達320億美元，其中壹半產生於工業國，將近三分之壹產生於亞洲。這意味着從每個強迫勞工身上平均每年所獲的利潤在13000美元左右，或每月1100美元4。

　　強迫勞動最常見的壹些形式：

　　債務導致的強迫勞動： 盛行於南亞地區，壹般被稱為“債役勞動”，但也被廣泛稱為“債務束縛”。通常為勞工從雇主或勞務中介處借款或預支工資，從而勞工或其家人以其勞動償還借款。可是借款或工作的條件，可能是讓勞工多年無法償還借貸的圈套5。

　　監獄強迫勞動： 國際法壹般不將監獄工人的勞動認為是強迫勞動。可是，如果服刑人員的勞動是非自願的，未經法庭判令的，且不是由公共權力機構監督的，則被視為強迫勞動。類似的，如果服刑人員的非自願工作是由私營企業受益，也被認為是強迫勞動。

　　由人口販運所致的強迫勞動： 人口販運已成為壹項全球生意，它場】涉有組織犯罪和欺騙性招募，敲詐勒索以榨取移民工人的勞動所得。

　　脅迫僱傭： 指僱傭中很多形式的欺騙和威脅，在特定環境中可升級為強迫勞動。剋扣或不支付工資，扣押身份文件，債務捆綁都是這種脅迫的壹些例子。

　　與利用勞動合同體系相聯的強迫勞動： 這種情況目前幾乎在世界各處都存在。例如，移民工人發現因為高額費用的收取，他們被“捆綁”於勞動合同，壹旦到達目的國後，更換雇主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存在風險的經濟領域

　　關於強迫勞動存在的經濟領域的可靠統計數據很難建立，國際勞工組織估計，全球範圍內，只有20%的強迫勞動屬於國家或軍隊強迫。即大多數強迫勞動存在於私營企業，且其中11%是強迫商業色情剝削，64%是經濟剝削。剩餘的5%強迫勞動情況無法清楚鑑定6。

　　以下是壹些經濟行業的不完全的名單，在很多國家的這些經濟領域內，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都已被認為是重要問題：

　　● 農業和園藝

　　● 建築

　　● 製衣和紡織業的血汗工廠

　　● 旅店和餐飲

　　● 礦業和伐木

　　● 食物加工和包裝

　　● 運輸

　　● 家政和其它護理清潔工作

　　● 情色行業

　　人口販運所致的強迫勞動主要影響着在主流經濟邊緣工作的，無正式工作或居留權的人們。但日益明顯的是，脅迫招募和僱傭也同樣影響到了其它主流經濟領域中的移民工人，例如保健護理，食品加工，信息技術和簽約保潔，既有私營產業也有公共行業。

　　弱勢工人

　　強迫勞動是影響到每壹地區，國家和經濟領域，及正規和非正規僱傭關係中工人的全球性現象。但是，某些類型的工人比其它工人更易受到脅迫，或是因其種族背景，或是相對貧窮，或是因其非法居留狀態而處於危險之中。雇主在直接雇用他們或當他們在供應鏈的分包合同公司工作時，要予以特別註意：

　　● 那些屬於長期遭受歧視群體的工人，如拉丁美洲的土着和部落人群，南亞的下層種姓階級，特別是這些群體中的婦女；● 移民工人，特別是無居留許可的，其弱點會被利用從而遭受脅迫被人剝削；● 非正規企業的工人，包括在家工作的工人和那些在偏遠的農村地區，處於正規經濟邊緣的工人；● 青年和無技能或不識字的工人，他們對自己合法權利的認識會比那些比年長的、有技能和受過更好教育的人少。

　　更多資料

　　國際條約，建議和宣言

　　綜合

　　● 1988年《國際勞工組織關於工作中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

　　● 2006年《國際勞工組織關於跨國企業和社會政策準則的三方宣言》

　　● 2008年《國際勞工組織關於爭取公平全球化的社會正義宣言》

　　強迫勞動

　　● 1930年《強迫勞動公約》（29 號）

　　● 1957年《廢除強迫勞動公約》（105號）

　　強迫勞動和販運兒童

　　● 1999年《最惡劣形式童工公約》（182號）

　　移民工人

　　● 1949年《移民就業公約（修改案）》（97號）● 1975年《移民工人(補充規定)公約（附則）》（143號）招募及僱傭關係● 1997年《私營職介機構公約》（181號）

　　● 1997年《私營職介機構建議書》（188號）

　　● 2006年《僱傭關係建議書》（198號）

　　人權

　　● 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

　　● 1966年《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 1966年《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 1990年《保護所有移民工人和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

　　廢除奴隸制

　　● 1957年《廢止奴隸制、奴隸販賣及類似奴隸制的制度與習俗補充公約》

　　犯罪

　　● 2000年《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

　　販運

　　● 2000年《關於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的議定書》（也稱《巴勒莫議定書》）國際勞工組織的報告和調查

　　● 國際勞工組織：反強迫勞動國際聯盟，日內瓦，2005●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 消 除 強 迫 勞 動 ： 關 於 強 迫 勞 動 公 約 的 普查，1930（29號），和廢止強迫勞動公約，1957（105號），日內瓦，2007● 國際勞工組織：反人口販運行動，日內瓦，2008● 國際勞工組織：販運強迫勞工：如何監測徵聘移民工人，日內瓦，2006● 國際勞工組織：信息指南：防止對婦女移民工的歧視、剝削和虐待，日內瓦，2003● 國際勞工組織：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勞動監察員手冊，日內瓦，2008國際雇主組織政策聲明

　　● 國際雇主組織：非正規經濟：雇主的方法，日內瓦，2006● 國際雇主組織：企業在社會中的作用，日內瓦，2006● 國際雇主組織：企業的社會責任：國際雇主組織的方法，日內瓦，2003● 國際雇主組織：行為準則：國際雇主組織立場文件，日內瓦，1999其它相關資料

　　● 反奴隸制國際（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發展受制：21世紀的歧視和奴隸制》，倫敦，2008● 反奴隸制國際（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債役》，倫敦，1998● 美國國務院，人口販運報告，2008

　　國際法律文書

　　A-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 29號 公約 （1930）- 摘錄第壹條1. 凡批准本公約的國際勞工組織成員承擔在可能範圍內最短期間制止強迫或強制勞動的壹切使用形式。

　　第二條

　　1. 就本公約而言，“強迫或強制勞動”壹詞指以懲罰相威脅，強使任何人從事其本人不曾表示自願從事的所有工作和勞務。

　　2. 但就本公約而言，“強迫或強制勞動”壹詞不包括：

　　(a) 任何工作或勞務系根據義務兵役法強征以代替純軍事性工作者；(b) 作為壹個完全自治國家的正常公民義務壹部分的任何工作或勞務；(c) 任何人因法院判定有罪而被迫從事的任何工作或勞務，但上述工作或勞務必須由政府當局監督和管理，該人員並不得由私人、公司或社團雇用或處置；(d) 任何工作或勞務，因緊急情況而強征者。所謂緊急情況係指戰爭或災害或災害威脅，例如火災、水災、饑荒、地震、猛烈流行病或動物瘟疫、動物、昆蟲或植物害蟲的侵害以及壹般來說可能危害全部或部分居民的生存或福利的任何情況；(e) 由社區成員為該社區直接利益而從事的，故可視為社區成員應履行的正常公民義務的輕微社區勞務，但這些勞務是否需要，社區成員或其直接選出的代表應有被徵詢協商的權利。

　　第二十五條

　　非法徵用強迫或強制勞動，應依刑法治罪。批准本公約的成員負有義務確保法律所規定的懲罰確實充分，壹定嚴格執行B- 廢除強迫勞動 105號公約（1957）- 摘錄第壹條

　　凡批准本公約的國際勞工組織成員承擔制止不利用任何方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

　　(a) 作為政治壓迫或政治教育的工具或作為對持有或發表政見或意識形態上與現存政治，社會或經濟制度相反的意見的懲罰；(b) 作為經濟發展目的動員和使用勞工的方法(c) 作為勞動紀律的工具

　　(d) 作為對參加罷工的懲罰

　　(e) 作為實行種族，社會，民族或宗教歧視的工具第二條凡批准本公約的國際勞工組織成員承擔採取有效措施去保證立即徹底廢止本公約第壹條所述的強迫和強制勞動。

　　C- 國際勞工組織私營就業機構

　　181號公約（1997）- 摘錄

　　第壹條

　　1. 就本公約而言，私營職業介紹所是指提供以下壹項或多項勞動力市場服務的獨立於公共當局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a) 匹配就業供求的服務，而私營職業介紹所不成為因此服務而可能產生的就業關係中的壹方。

　　(b) 雇用工人並準備提供給第三方使用的服務，第三方可能是自然人或法人（以下稱用人企業），由他們給工人分配任務並監督這些任務的執行。

　　(c) 其它與求職相關的服務，是由主管機構諮詢最有代表性的雇主組織和工人組織後確定的，如提供信息，並非旨在匹配特定的就業供求。

　　2. 就本公約而言，工人壹詞包括求職者。

　　第二條

　　1. 本公約適用於所有私營職業介紹所

　　2. 本公約適用於所有類別的工人和所有經濟活動部門。公約不適用於海員的招聘和安置。

　　第三條

　　1. 私營職業介紹所的法律地位，需根據國家法律和慣例，諮詢最具有代表性的雇主組織和工人組織後確定。

　　2. 成員國須根據發放執照或證書制度，確定管理私營職業介紹所操作的條件，除非有適當的國家法律和慣例以其他方式規定或確定了這些條件。

　　第四條

　　須採取措施，以保證由提供第壹條中的服務的私營職業介紹所招聘的工人，不被剝奪自由結社和集體談判的權利。

　　第五條

　　為促進就業和進入特定職業的機會和待遇平等，成員國須保證私營介紹所不得因種族，膚色，性別，宗教，政治觀點，民族血統，社會出身，或國家法律和慣例包括的任何其它形式的歧視，如年齡或殘疾，對工人施加歧視。

　　第七條

　　1. 私營職業介紹所不得直接或間接地，全部或部分地向工人收取酬金或費用。

　　2. 為了有關工人的利益，諮詢最有代表性的雇主組織和工人組織後，主管機構可批准將某些類別的工人和私營職業介紹所提供的特別類別的服務，作為以上第壹條規定的例外情況。

　　第八條

　　1. 諮詢最有代表性的雇主組織和工人組織後，成員國須在其管轄範圍內，及凡適宜時，同其它成員國合作，採取所有必要和適宜的措施，為私營職業介紹所在其領土上招聘或安置的移民工人提供適當保護並防止虐待現象。這些措施須包括制定懲罰的法律或條例，其中有取締從事欺騙性活動和虐待行為的私營職業介紹所的條例。

　　2. 當工人是在壹個國家招聘，而在另壹個國家工作時，相關成員國須考慮締結雙邊協議，以防止招聘，安置和就業中的虐待和欺騙行為。

　　第九條

　　成員國應採取措施確保私人職業介紹所不使用或提供童工。

　　第十條

　　主管機構應確保有適當的機制和程序，適當時要有最有代表性的雇主組織和工人組織參與，以調查對私營職業介紹所活動中的虐待，欺詐行為的指控第十壹條

　　成員國應根據國家法律和慣例採取必要措施，以保證第壹條第壹段(b)中定義的私營職業介紹所雇用的工人在以下方面得到適當保護。

　　(a) 結社自由

　　(b) 集體談判

　　(c) 最低工資

　　(d) 工時和其它工作條件

　　(e) 法定社會保障津貼

　　(f) 接受培訓

　　(g) 職業安全和健康

　　(h) 發生職業事故或疾病時的賠償

　　(i) 出現破產時對工人的賠償和債權保護

　　(j) 生育保護和利益，父母保護和利益。

　　D- 防止，消除和懲罰人口販運，特別是婦女兒童販運議定書，（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補充條例）-摘錄第二條 目的聲明

　　本公約目的為：

　　(a) 防止和打擊人口販運，對婦女兒童予以特別註意。

　　(b) 在完全尊重他們人權的同時，保護和幫助此類販運的受害者。

　　並

　　(c) 促進國家間的合作以達到這些目標。

　　第三條 術語的使用

　　就本公約而言:

　　(a) “人口販運”係指為剝削目的而通過暴力威脅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過其他形式的脅迫，通過誘拐、欺詐、欺騙、濫用權力或濫用脆弱境況，或通過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對另壹人有控制權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收人員。剝削應至少包括利用他人賣淫進行剝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剝削強迫勞動或服務奴役或類似奴役的做法勞役或切除器官。

　　(b) 在本條a分段中陳述的遭受旨在剝削的人口販運的受害者的概念與在b分段中使用的任何方式無關。

　　(c) 以剝削為目的，招聘，運送，轉移，窩藏，或接受兒童，即使未使用本條a段中陳述的方式，也被認為是“人口販運”。

　　(d) “兒童”應指所有18歲以下的人。

　　第六條： 幫助和保護人口販運的受害者

　　1. 在適宜的情況和在國家法律延伸範圍，各締約國都應保護人口販運受害者的隱私和身份，包括，特別是，在與該類販運相關的司法程序中保密。

　　2. 各締約國都應保證其國家法律或管理體系中包括了在適宜情況中對人口販運受害者的措施，(a) 相關法庭和行政程序的信息。

　　(b) 提供援助，以加強他們的見解，和表達關切，並考慮以不損害受害人權利的方式，在適當階段對罪犯提起的刑事訴訟。

　　3. 各締約國應考慮執行措施，幫助人口販運受害者生理，心理和社會的恢復，包括在適宜情況下，與非政府組織，其它相關組織和其它民間社會部分合作，並特別提供：

　　適當的居所。

　　(b) 使用人口販運受害者能懂的語言，提供諮詢和信息，特別是與他們合法權利相關的。

　　(c) 醫療，心理和物質援助，和

　　(d) 就職，教育及培訓機會。

　　4. 各締約國在提供本條中提到的援助時，應考慮到人口販運受害者年齡，性別和特殊需要，特別是兒童的特殊需要，包括適當的居所，教育和照顧。

　　5. 各締約國應盡力給在其領土上的人口販運受害者提供人身安全。

　　6. 各締約國應確保其國家法律體系中包含了讓人口販運受害者可為其遭受的損害要求賠償的措施。

　　第九條 防止人口販運

　　1. 各締約國應建立全面的政策，計劃和其它措施：

　　(a) 反對和打擊人口販運，並

　　(b) 保護人口販運的受害者，特別是婦女兒童，以免再次成為受害者。

　　2. 各締約國應盡力採取措施，如調查，宣傳和新聞媒體運動及社會和經濟行動，以防止和打擊人口販運。

　　3. 依照本條的政策，計劃和其它措施的建立，在適當情況下，應包含與非政府組織，其它相關組織和其它民間社會部分的合作。

　　4. 各締約國應採取或鞏固措施，包括通過雙邊或多邊合作以減輕使人們，特別是婦女兒童易遭受販運的因素，如：貧困，不發達和缺乏平等機會。

　　5. 各締約國應採用或加強立法或其它措施，如教育社會或文化措施，包括通過雙邊或多邊合作，以抑制那種助長壹切形式剝削人們，特別是婦女和兒童，並導致販運活動的需求。

　　雇主常見弊端

　　前言

　　本冊以雇主和企業常見問題的方式，介紹關於強迫勞動和販運人口的信息。它包含了非常豐富的主題，諸如強迫勞動的形式；國際上關於強迫勞動和販運人口的最新統計數據；雇主組織和企業在處理上述問題時扮演的角色；相關的國際標準，如國際勞工組織公約和聯合國關於人口販運問題的巴勒莫議定書；監獄工人；以及在僱傭中使用債務束縛和其他形式的脅迫。本手冊的最後收錄了資源列表和網站地址方便讀者查詢更多的信息。或者可以查閱第壹冊：《簡介和概述》 ，關於強迫勞動和販運人口的壹般信息，和第五冊：《採取行動的指導》 ，關於雇主和企業可採取的行動的詳細信息。請註意本冊中的有些信息也會在其它手冊中提及。

　　打擊強迫勞動：雇主和企業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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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解決強迫勞動的問題？

　　根除強迫勞動需要多方面的行動。首先，要對在不同的環境下強迫勞動是怎樣進行的有更清楚的認識，還要了解有誰且是如何受到了影響。其次，國家要採用和實施強有力的法律和政策，取締各種形式的強迫勞動，保護受害人，對違法者加以其應得的懲罰。同時，壹系列適應國情和強迫勞動問題類型的實際行動也是必要的，包括提高公眾對於強迫勞動的風險意識；為潛在非正規移民工人提供可選的當地就業機會和技能培訓；教育工人了解自身的權利，嚴格執行法律，監督和規範職業介紹機構、勞務承包商和雇主的行為；幫助被救出的強迫勞動受害者康復和重新融合。長期來看，預防強迫勞動要依靠目標明確的消除貧困的行動，如增收措施、小額保險項目、保證所有工人有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的權利。

　　在打擊強迫勞動和販運人口方面雇主和企業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雇主和企業在打擊強迫勞動和販運人口方面扮演着關鍵的角色。事實上壹些企業領導在這些問題上已經實施了重大舉措。但是，企業的角色不能和其他重要參與者分開，即政府和社會夥伴。基於這樣的認識並出於幫助指導企業行為的目的，國際勞工組織制定了《企業領導打擊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十項原則》。這些原則概述了公司和雇主針對這些問題可以採取的壹些步驟：

　　● 確立清晰透明的公司政策，制定預防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措施。明確指出該政策適用於涉及公司產品生產和供應鏈中的所有企業；● 培訓審計人員，人力資源部人員和合規管理專員，使其能鑑別強迫勞動行為並尋求合適的補救措施；● 定期為利益相關者和潛在投資商提供信息，以具有明確的長期商業道德承諾（包括防止強迫勞動）的產品和服務吸引他們；● 促進各產業部門（如農業、建築業和紡織業）內部的協議和行為準則，鑑別存在強迫勞動風險的領域並採取合適的補救措施；● 公平對待移民工人。仔細監督提供合同工的職介機構，尤其是涉及跨國行為的，並且將有惡劣行為和強迫勞動的機構列入黑名單；● 確保所有工人都有書面合同，合同應使用他們易於理解的語言，就工資支付、超時工作、扣押身份文件及其它與防止強迫勞動有關的問題明確他們的權利；● 鼓勵企業間的國內和國際活動，鑑別存在潛在問題的領域並交流良好行為；● 通過職業培訓和其他適當措施，為幫助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受害人的方案和項目作出貢獻；● 在政府、工人、執法機構、勞動監察部門之間搭建橋梁，促進打擊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行動間的合作；● 與媒體合作，尋求創造性的方法來獎勵良好行為。

　　怎樣確認公司運作中是否存在強迫勞動?

　　壹些值得註意的跡象包括：

　　● 負債工人。已負債或可能負債的工人可能會被脅迫為某個雇主工作以償還債務；● 監獄勞動。使用服刑人員本身並非強迫勞動。但是，服刑人員須是自願受聘於公司工作，同時其工資、福利、職業安全和衛生等條件應和自由勞工相當；● 企業所在國的國家權力機構出於發展目的而強迫人民參與建築業、農業和其他公共行業的工作；● 剝削行為，如強迫超時工作或要求僱傭保證（以經濟或個人身份文件的形式）；● 移民工人特別容易成為強迫勞動的受害者；● 沒有簽訂合同的工人，他們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權利，包括終止僱傭的權利；● 最後，鑑別潛在強迫勞動的實用清單可為雇主和企業提供有用的工具。

　　公司和雇主怎樣避免販以強迫勞動為目的的販運人口的風險？

　　現代社會勞動力市場靈活快速的運作，對於依靠第三方招募工人的雇主是不利因素。如果企業中有移民工人，特別是委託第三方聘入的，那公司應該了解他們是誰，來自哪裏，同時確保他們是通過完全公開的招聘進入公司的，不存在欺騙和脅迫。此外，制定相關政策作為公司招聘移民工人的指導，及只委託信譽良好的招聘和就業機構也很重要。

　　強迫勞動的形式

　　什麼是強迫勞動？

　　強迫或強制勞動是以任何懲罰相威脅，強迫任何人從事的非本人自願的壹切勞動或服務。若國家、私營企業或個人出於意願和權力而強加給工人殘酷的剝奪，如人身暴力或性虐待，則此時的勞動是被強迫的。強迫勞動包括如下行為:限制個人行動；扣押工資或個人文件以強迫工人繼續工作；或者是讓工人陷入欺騙性的債務中無法逃脫。強迫勞動是壹種刑事犯罪，是違反基本人權的。

　　國際勞工組織第29號公約中，強迫或強制勞動定義的關鍵要素包括：

　　1. 以懲罰相威脅。 這種懲罰可能是刑罰制裁或是剝奪權利或特權。報復威脅可能以不同的形式體現，從最明顯的，包括使用暴力、人身強迫甚至是死亡威脅，到比較微妙的，心理上的，如以向政府當局舉報非法移民工人相威脅。

　　2. 非自願的工作或服務。 任何工作關係都應該建立在合同雙方共同意願的基礎上，這項原則也意味着雙方在符合國家法律或者集體協議情況下，做出合理通告後，可隨時解除僱傭關係。如果工人因害怕遭受懲罰，而不能更改自己的意願，這種情況可能被視為強迫勞動。這種非自願可能來自外部的、間接的壓力，如剋扣工人的部分工資或扣留工人的身份文件。

　　3. 所有工作或服務。 這包含了所有類型的工作、服務和職業，涵蓋所有行業、部門和職務，既包括合法正規的僱傭也包括非法非正規的僱傭。

　　4. 任何人。 既包括成人也包括兒童，無論其所屬國籍，且與受害人是否有強迫勞動被發生國的國籍無關。

　　在第29號公約中，“以任何懲罰相威脅”

　　由哪些內容構成？

　　第29號公約（1930年）定義強迫勞動為：“以任何懲罰相威脅，強迫任何人從事的非本人自願的壹切勞動或服務”在該定義中，“以任何懲罰相威脅”不僅指刑罰制裁，也指權利或特權的喪失。就實際情況而言，可能存在很多人身和/或心理的形式，如：

　　● 對工人，其家屬或關係密切者的人身暴力；● 性暴力；● 拘禁或其他人身限制；

　　● 經濟懲罰；

　　● 向當局（警察局、移民局等）舉報並驅逐，如非法受僱的移民工人的情況；● 排除未來就業的可能；

　　● 排除在社區和社會生活外；

　　● 剝奪權利或特權；

　　● 剝奪食宿，或其他生活必需品；

　　● 更換到更差的工作條件；

　　● 失去社會地位。

　　有多少人被困在強迫勞動中？

　　國際勞工組織估計全球範圍內至少有1230萬強迫勞動受害者。其中，980萬受害人被私營雇主和企業剝削，這其中超過240萬是被販運的人口。剩餘的250萬被國家或是反政府武裝團體強迫參加勞動。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占到了全部被強迫勞動者的40-50%。幾乎所有的強迫商業性性剝削的受害者都是女性，她們也占到了經濟剝削受害者的56%。

　　亞太地區是強迫勞動者分布最多的地區（占總數的77%），其次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11%）。工業化國家大概有3%的強迫勞動受害人，其中四分之三是被販運的2。

　　2 這些數據來源於：《國際勞工組織：全球反強迫勞動聯盟：國際勞工組織工作中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的後續全球報告》2005年，日內瓦。關於得出這些數字的方式的討論，見Patrick Belseret.al,的《國際勞工組織對全球強迫勞工的最低估算》2005年，日內瓦。

　　3 關於強迫勞動的不同形式的更多信息，參見第壹分冊《簡介和概述》 。

　　強迫勞動和販運的強迫勞工的地區分布

　　強迫勞動總數 人口販運總數

　　亞洲及太平洋 9 490 000 1 360 000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 1 320 000 250 000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 660 000 130 000

　　工業化國家 360 000 270 000

　　中東和北非 260 000 230 000

　　轉型國家 210 000 200 000

　　全球 12 300 000 2 450 000*

　　* 註：由於四捨五入，數字相加不等於總數

　　強迫勞動有哪些不同的形式3？

　　強迫勞動有很多的形式—其中部分是國家強迫的，但是絕大部分存在於私營經濟中。強迫勞動可能是販運人口和非法移民所致，這個問題日見嚴重並影響到世界上各個地區。強迫的方式包括債務束縛，奴隸制，濫用習俗和欺騙性的招聘體系。壹些最為常見的強迫勞動形式包括：

　　債務導致的強迫勞動： 在南亞存在最為普遍，通常被稱為“債務勞動”，也被稱為“債務束縛”。在不同經濟部門，包括農業、造磚業、礦業和其他行業中都存在，常常是和長期的歧視聯繫在壹起的。受害人通常是社會中最為貧困的人員，在某些地區，土着或部落人民最容易受影響。個人抵押自己或者家人的勞務給放貸人來償還貸款或預支的工資便產生了“債務束縛”。

　　監獄強迫勞動： 國際法壹般不認為監獄勞動就是強迫勞動。但是，未經法庭宣判的服刑人員的非自願的且沒有公共機構監督的勞動被認為是強迫勞動。相似地，服刑人員為私營企業提供的非自願勞動也是強迫勞動。

　　人口販運導致的強迫勞動： 人口販運，或販賣人口，常常和強迫勞動聯繫在壹起。有組織的犯罪網絡或個人助長着人口販運，同時販運也涉及了以勞動剝削為目的的欺騙性招聘，詐騙和敲詐。

　　與勞動合同體系中的剝削相關的強迫勞動： 現在，世界上幾乎任何壹個地方都存在這種現象。比如，移民工人發現因為高額費用的收取，他們被“捆綁”於勞動合同，壹旦到達目的國，更換雇主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哪些工人最有被強迫勞動的“風險”？

　　強迫勞動是壹種全球性現象，影響到各個地區、國家和經濟部門，及正規和非正規僱傭關係中的工人。但是，某些類型的工人更加容易成為脅迫的受害者。有些是因其種族背景，相對貧窮或非法居留狀態而尤其處於危險：

　　● 那些屬於長期遭受歧視群體的工人，如拉丁美洲的土着和部落人群，南亞的下層種姓階級，特別是這些群體中的婦女；● 移民工人，尤其是沒有合法身份的，很容易被脅迫受剝削；● 非正規企業就業人員，包括為家庭作坊工人，在邊遠農村地區，處於正規經濟邊緣的工人；● 青年和無技能或不識字的工人，對自己合法權利的認識會比年長、有技能和受過更好教育的者要少。

　　另外，男性和女性都有可能被強迫在不同部門勞動，也包括強迫商業性性剝削（影響的基本都是女性）。

　　強迫勞動的原因有哪些？

　　強迫勞動絕大部分根源於貧困、不公平和歧視，以弱勢和無保護的工人為代價，追求經濟利益。立法不足和執法不嚴使得違法者很少受到指控和處罰。在這樣的情況下，對壹小部分不良雇主、中介和販運人口者而言，強迫勞動潛在的收穫大於可視的風險。國際勞工組織估計從被販運強迫勞動者身上榨取的年收益是316億美元，其中壹半是在工業化國家獲得的。強迫勞動同時也受政治因素的激發。

　　強迫勞動與專制國家的關聯難道不是更甚於其與私營部門的關聯嗎？

　　直接由國家導致的強迫勞動始終值得關註。但據國際勞工組織估計，大多數的強迫勞動受害人是被私營機構剝削的。強迫或強制勞動是壹個國際現象，在所有的地區存在，不管是發達還是發展中國家，正規還是非正規經濟，跨國企業的全球供應鏈還是中小型企業。並且，強迫或強制勞動廣泛分布於不同產業，如農業、製造業和服務業。在世界範圍內，傳統的奴隸制和國家支持的強迫勞動在日益減少，但私營經濟部門下其他形式的強迫勞動卻正處於上升趨勢中。

　　打擊強迫勞動的

　　國際標準4

　　關於消除強迫勞動有什麼國際文書？

　　國際勞工組織通過了兩個關於強迫勞動的公約（對批准了的成員國有法律約束力）。第壹個是《強迫勞動公約》，即1930年第29號公約，要求消除所有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1957年又補充了《廢除強迫勞動公約》（第105號）。後者是在因政治目的而越來越多地使用強迫勞動的時期通過的，要求制止以下用途的強迫勞動：

　　● 政治脅迫或教育，或對發表政治言論的制裁● 為經濟發展組織動員勞動力● 勞動紀律

　　● 對參與罷工的制裁

　　● 種族、社會、民族或宗教歧視

　　這兩個強迫勞動公約屬於國際勞工組織得到最廣泛批準的公約，也被認為是“基礎性的”國際勞工組織公約。這意味着免於強迫勞動、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消除童工，以及消除工作中的歧視，是實現體面勞動必不可少的四個基本點。另外，1998年通過的《國際勞工組織關於工作中的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要求所有成員國，包括尚未正式批准公約的成員國，也要尊重並倡導消除強迫勞動。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中對強迫勞動的定

　　義有沒有例外？

　　第29號公約將強迫勞動廣泛定義為“以任何懲罰相威脅，強迫任何人從事的非本人自願的壹切勞動或服務”。但是，公約同樣明確以下形式的強迫勞動不屬於該定義的範圍：

　　● 義務兵役法要求的純軍事性質的工作和服務；● 完全自治國的公民正常民事義務工作和服務的組成部分，如陪審義務及救助危難人員義務；● 經法庭宣判後的人提供的工作和服務，但必須在公共權威的監督和控制下進行，且該人並未受聘或受控於私營個人、企業，或協會；● 緊急情況下的工作和服務，如戰爭或災難，後者諸如洪災、地震、饑荒或任何危及全體或部分人民生命和安康的情況；● 由社區成員為本社區直接利益提供的壹些輕微的社區服務，如日常維護工作、衛生工作，或是維護村莊內的道路以及水利設施。

　　國際法是怎樣處理人口販運問題的？

　　新出臺的打擊人口販運的國際和地區性文書反映了對人口販運問題日益增長的重視，如《聯合國關於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公約》（2000年），又稱《巴勒莫議定書》，以及《歐洲理事會打擊人口販運行動議定書》（2005年）。這些新的國際文書傳達了壹種日益增長的共識，即販運人口可包括，可導致或可被用於強迫勞動，奴隸制和奴役。這些國際文書的通過和批准在很多國家促進了立法和實踐的迅速變化，並促成了在該領域中新政策的採用。

　　監獄勞動

　　監獄勞動是否作為強迫勞動的壹種形式被禁止?

　　國際勞工組織的強迫勞動公約（第29號和第105號）沒有禁止使用監獄勞動,但對其使用做出了明確限制。監獄勞動只能針對經法庭宣判的服刑人員，而候審拘留人員，及由行政決定被監禁的人員不能被強迫勞動。服刑人員的工作必須得到公共監獄管理局監督,並且服刑人員不得被強迫為監獄內外的私營企業工作。

　　然而, 即使在上述情況下, 第105號公約還是禁止出於以下目的使用監獄勞動：

　　● 政治脅迫或教育，或作為對發表政治言論的制裁● 為經濟發展組織動員勞動力● 勞動紀律

　　● 對參與罷工的制裁

　　● 種族，社會，民族或宗教歧視

　　當監獄勞動與監獄內外的私營商業活動相連時，工作不能是強制的。服刑人員必須是自願接受僱傭，並且如果公司使用監獄勞動，應保證服刑人員的工作條款和條件與相關行業中自由工人的相當。

　　在什麼條件下監獄勞動是被允許的？

　　按照國際勞工組織的公約, 經法庭宣判的人員提供的，且由政府監督和控制完成的工作或服務,不被認為是強迫勞動。但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以確保此類監獄勞動不被認為是強迫的：

　　● 此人已被認定違法，且判決是由獨立的法庭按照司法程序宣布的。被拘留尚未被定罪的人，例如正在等待審判或未經審判拘留的人，沒有勞動的義務；但是，如果他們要求，這並不妨礙為其提供工作並在自願的基礎上完成。

　　● 工作由公共權威監督和控制。在國家監獄中，公共權威通常由監獄管理機構代表。

　　● 服刑人員不能受僱或受控於私營個人、企業或協會。

　　在私營部門，強制監獄勞工受控於私營個人或公司是違反國際準則的。但是私營企業或個人可以僱傭自願為他們工作的服刑人員。僱傭服刑人員在監獄內外為其工作的公司應保證服刑人員的工作條款和條件與相關行業中自由僱傭關係下的工人相當。公司還應確認這些工人已同意為私營雇主工作。

　　壹些關於監獄勞動會如何與私營部門關聯的例子，包括：

　　● 作為教育或培訓計劃的壹部分，服刑人員與私人實體合作；● 服刑人員在獄中的車間工作，其生產的產品在市場上出售給私營實體；● 作為保釋計劃的壹部分，服刑人員在監獄外為私營實體工作；● 服刑人員壹般是在監獄裏勞動, 為由私營實體管理的勞改機構的運作而服務；● 有些服刑人員白天在監獄外為私營公司工作,晚上回到監獄。

　　確保監獄裏的工作是在類似於“自由勞動關係”

　　條件下進行的是什麼意思?

　　如果企業使用監獄勞動, 建議應保證服刑人員的工作條款和條件與相關經濟行業中自由僱傭的工人的相當。特別是，服刑人員應享有同自由工人壹樣的工作安全與衛生標準, 並具有相當的工資標準及社會保險福利；允許有食宿費用的扣減。還建議公司確保服刑人員是自願工作，而未遭受壓力或懲罰的威脅，例如在監獄裏失去權利或特權。以確保起見的壹種方法就是讓監獄工人提供同意工作的書面文件。

　　脅迫

　　如果壹個雇員口頭或書面表示同意工作, 那怎麼會有強迫勞動的問題?

　　雇員正式的同意並不能保證都是出自其自由的意願。例如當在懲罰的威脅(例如暴力威脅)下同意工作，雇員是不可能“自願提供”的。在這種情況下, 外來的約束或間接的脅迫都干涉了工人自願工作的自由。這種約束可能來自權威機構的行為，例如法律條款，或者可能來自於雇主的手段，例如移民工人被欺騙性的虛假承諾誘惑並以及被扣留身份文件或者被強迫繼續受控於雇主。按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的定義，這些行為都被認為是強迫勞動。

　　在僱傭期間扣留個人文件被認為是強迫勞動

　　嗎?

　　不壹定。但如果工人無法自由得到這些文件，而且他們感到壹旦終止僱傭，就有喪失這些文件的風險，那麼扣留身份文件或者其他個人貴重物品就可以被認為有強迫勞動的跡象。在許多情況下,沒有這些文件，雇員就無法找到另壹份工作,甚至無法作為公民享受某些服務。

　　為滿足生產最後期限而強制超時工作是否被認為是強迫勞動？

　　如果是在國家法律允許範圍內或集體協議中同意的,那超時工作的義務不被認為是強迫勞動。這意味着，根據國際標準, 強迫勞動只發生在強制加班超出每周或每月法律允許的範圍時，無論以何種理由超時。當雇主要求雇員在明顯違反了有關工時的法律的條件下工作, 並以懲罰相威脅，就可能出現強迫勞動。

　　但是, 在壹些情況下,由於害怕被解僱，雇員們超出國家法律規定範圍進行超時工作, 而在其它情況下，工人們不得不進行多於法定最長時間的工作，因為這是唯壹能掙得最低工資的方法 (例如，工資是根據產量指標計算的)。在上述情況中, 即使工人理論上能拒絕工作, 但其弱勢地位使他們別無選擇，為了掙得最低工資或保住工作（或者兩者兼有）而不得不超時加班。國際勞工組織實施公約和建議書專家委員會認為,這成為了壹種以懲罰相威脅強制工作的情況，因此被認為是強迫勞動。

　　如果我提供全額工資和福利, 會出現強迫勞動的問題嗎?

　　如果工人在懲罰的威脅下沒有終止僱傭的自由就構成強迫勞動,無論妳是否提供工資或其它形式的補貼。

　　什麼是債務束縛和債役勞動?

　　債務導致的強迫勞動，在南亞通常稱為“債役勞動”，但也被廣泛稱為“債務束縛”。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調查, 債役勞動存在於農業、磚窯、大米磨坊以及南亞和拉丁美洲的其他經濟活動中。也有可能出現在皮革業、漁業和地毯工廠中。受害者通常是社會中最貧窮的人, 大多是文盲並很容易被欺騙，且對自身的權利壹無所知; 如果他們試圖脫離僱傭，壹般會被抓住並強制遣回。在壹些地區, 土着和部落居民受影響最嚴重。

　　債務束縛在《聯合國廢除奴隸制補充公約》中被法定為:“因債務人典質將其本人或受其控制之第三人之勞務充作債務之擔保，所服勞務之合理固定價值並不作為清償債務計算，或此種勞務之期間及性質未經分別限制及訂明，所引起之地位或狀況”。

　　當男性的壹家之主為從雇主處預支工資或必要時貸款，而抵押了自己及其家庭成員的勞動力時，債役會影響整個家庭。債務束縛(及其他形式的脅迫)通常建立在由承包商和分包商構成的復雜體系中,他們都從債務勞工身上分取壹份利益, 有些工人工作了多年都得不到任何實質收入。

　　人們是如何被脅迫從事強迫勞動的?

　　很多強迫勞動情況中的關鍵因素是：當人們沒有自由同意工作時。對其脅迫誘使。有很多脅迫的形式是您應該意識到的：

　　● 出生/後裔成為“奴隸”或受債役；

　　● 誘拐或綁架；

　　● 販賣人口；

　　● 在工作場所限制人身自由；

　　● 心理強制, 如：以懲罰相威脅命令工作；

　　● 債務陷阱（虛假的帳目，膨脹的價格，貶值的貨物等）；● 關於工作種類和條款的欺騙或虛假承諾；● 扣押或者不發工資；

　　● 扣留身份文件或者其他個人貴重物品。

　　有時人們是自由接受工作合同, 但是當他們改變主意卻無法離開。這樣也構成了脅迫。

　　如果公司要求雇員工作到規定的期限，以收回培訓相關的費用,這被認為是強迫勞動嗎?

　　公司有時會投資大筆的資金來提高其雇員的技能和知識, 特別是當培訓只有國外才有的時候。他們可能會與受培訓的雇員簽訂協議,該雇員需為公司工作壹定的時間，以此收回公司的投資成本。這類的協議削減了受培訓工人終止僱傭關係的自由,因此在壹些情況下就可能上升為強迫勞動。但是當決定該情況是否構成強迫勞動的時候有幾個因素應該被列入考慮範圍, 例如:

　　● 受培訓工人接受培訓後在公司工作的時限；● 收回培訓成本所需時限, 並要考慮到培訓時間和費用，該時限是否合理；● 如果受培訓工人償付壹部分培訓費用後，是否能辭職。

　　為了防盜和保障我雇員的人身以及財產安全, 我聘請了保安人員,並將工作場所的門鎖起來,這是否被認為是強迫勞動?

　　正如扣押個人文件壹樣, 鎖門可以被認為是強迫或強制勞動的壹種跡象。它限制了工人的行動自由並涉及了僱傭自願性的問題。但是，這裏的要點是：強迫勞動的特點是以懲罰相威脅，涉及到非自願提供的工作或服務。如果沒有以懲罰相威脅，而且工作是自願進行的，這就不被認為是強迫勞動。

　　類似地, 出於安全原因在工廠出口設置保衛人員不被認為是強迫勞動。但是，不適當的使用保安人員可能成為強迫勞動的徵兆，因此需要避免這點並且小心對待。

　　壹個為免遭貧窮或飢餓而被迫工作的人是否是強迫勞動的受害者?

　　不是。壹個人為維持生活不得不工作的事實並不會把工作或服務變成強迫勞動, 只要此人能夠接受和終止工作(給雇主合適的通告)而不用害怕受懲罰。但是，如果雇主利用這樣的經濟狀況而提供過低的工資, 就可能出現強迫勞動的情況。

　　如果雇主得到未成年人父母的同意，能否認為該未成年人自願接受工作?

　　大多數國家都對簽訂勞動合同規定了最小年齡, 可能與義務教育結束的年齡相配合。但是可能會危害健康、安全或有損精神狀況的工作壹般是禁止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參加的，所以未成年人自己或其父母同意接受此類僱傭都是不生效的。

　　人口販運和強迫勞動

　　什麼是人口販運？

　　人口販運，或販運人口，可能會導致強迫勞動。它涉及以剝削為目的的人口遷移，通常是跨國界的。近幾年, 販賣人口有了些新的形式和規模, 通常與信息技術、交通以及跨國有組織犯罪的發展有關。其來源國、中轉國和目的國牽涉到發展中國家、轉型國家、以及具備市場經濟的工業化國家。在作為《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2000年） 5 之補充協議的《防止、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公約》（又稱《巴勒莫議定書》）中有人口販運的法定定義。定義強調以下重點:

　　● 人口販運涉及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收人員等活動；● 其手段包括強迫,欺騙,誘拐,脅迫,欺詐,威脅,濫用權力或脆弱境況；● 其目的被定義為剝削,包括強迫勞動或服務, 奴隸制或類似做法，以及奴役。

　　此外，《巴勒莫議定書》中對販賣兒童(18歲以下)和成年人做出了區分。任何以上提到的不法的行為在販賣兒童中都不適用的。販賣兒童也被國際勞工組織182號公約定義為最惡劣形式童工勞動的壹種。

　　人口販運是如何與強迫勞動相聯的?

　　強迫勞動也可能發生在被誘騙移民，進而遭受商業或性剝削的人身上。人口販運可從聯繫提供境外工作的職業介紹所開始，壹旦被運送到目的地國家，僱傭條件就改變了，個人文件也被扣留，並出現脅迫。結果即是強迫勞動。

　　這類強迫勞動也可能出現在當個人，有時是兒童，被綁架，拐騙或者“出售”的情況下。這些強迫勞工大都從業於家政、農業、街頭販賣、性產業，及製造業的血汗工廠。

　　販運人口的原因有哪些?

　　有許多因素可以被看作是販運人口的原因，並在導致近些年販運人口增長中起重要作用：

　　● 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日益增長的不平等；

　　● 缺乏對人口販運危險的了解；

　　● 缺少安全移民機會的信息；

　　● 人員和貨物流動障礙降低，更先進的和更便宜的跨國運輸方式；● 合法移民到工業化國家的壁壘增多；● 勞動力市場管理不佳，例如不健全的勞動法、勞工管理發展水平較低，包括低水平的勞動監察服務等；● 勞動力及性剝削的利潤吸引了犯罪集團的興趣；● 移民渴望更好的生活，和對人口販運及其結果的無知。

　　國際勞工組織估計由人口販運而致的強迫勞動受害者的數量在全球達到了240萬。下表顯示了按區域劃分的數據:

　　人口販運導致的強迫勞動人數

　　亞太地區 1 360 000

　　工業化國家 270 00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 250 000

　　中東地區和北非 230 000

　　轉型國家 200 000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 130 000

　　全世界 2 450 000*

　　* 由於四捨五入，數字相加不等於總數

　　更多信息和資料

　　關於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可以在哪

　　裏查到更多信息？

　　可從網站： www.ilo.org/forcedlabour 上獲得更多關於強迫勞動、人口販運和國際勞工組織行動的信息，或直接與國際勞工組織反強迫勞動特別行動計劃聯繫：

　　Email: forcedlabour@ilo.org

　　傳真: +41 22 799 65 61

　　您也可以參閱以下重要文獻和網站：

　　國際勞工組織報告和調查

　　● 國際勞工組織：反強迫勞動國際聯盟， 日內瓦，2005● 國際勞工組織：消除強迫勞動，日內瓦，2007● 國際勞工組織：反人口販運行動， 日內瓦，2008● 國際勞工組織：以強迫勞動為目的的人口販運：如何監督對移民工人的招募，日內瓦，2006● 國際勞工組織：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給勞動監察人員的手冊，日內瓦，2008● 國際勞工組織：信息指南：防止對婦女移民工人的歧視，剝削和虐待，日內瓦，2003國際雇主組織政策聲明

　　● 國際雇主組織， 非正規經濟： 雇主的方法，日內瓦，2006● 國際雇主組織，企業在社會中的作用，日內瓦，2005● 國際雇主組織， 企業社會責任： 國際雇主組織的方法，日內瓦，2003● 國際雇主組織， 行為準則： 國際雇主組織立場文件，日內瓦，1999其它相關資料

　　● 反奴隸制國際（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發展受制：21世紀的歧視和奴隸制，倫敦，2008● 反奴隸制國際（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債務束縛，倫敦，1998● 美國國務院，2008年人口販運報告. http://www.state.gov/g/tip/rls/tiprpt/2008/網站

　　● www.ioe-emp.org

　　● www.unglobalcompact.org

　　● www.ungift.org

　　● www.antislavery.org

　　● www.ciett.org

　　● www.freetheslaves.net

　　反強迫勞動的指導原則

　　監獄勞動

　　i) 只有已被法庭宣判了的服刑人員才能被要求提供勞動或服務。這類工作或服務要在政府機構的監督下進行，如國有的監獄管理機構。服刑人員不得被聘或被安置到私營個體、公司或組織。不允許強制服刑人員在監獄內外或私人管理的監獄內為私營企業提供勞動或服務。

　　ii) 服刑人員提供給私營企業的勞動或服務必須是自願的，是其自由決定且不受到威脅或懲罰，包括在獄中權利和特權的喪失。

　　iii) 自願為私營企業工作的服刑人員的工作條件應與自由工人的相當。服刑人員的工資水平、社會保障福利以及職業安全和衛生標準都應與自由工人的相似。因扣除食宿而造成的, 合理的工資水平差異是可以接受的。

　　脅迫

　　i) 僱傭自由： 所有工人都有不受被懲罰的威脅，自願和自由接受僱傭的權利。

　　ii) 結束僱傭： 工人在合理期限內（符合國家法律或集體協議）提出通知後，可自由隨時結束不定期或長期的僱傭關係，而不受懲罰。規定了合同期限的工人，在合同到期後，不得被要求提供超期服務。雇主不得採取手段限制工人終止合同，如：要求保證金，扣押雇員文件，威脅或使用暴力，進行經濟制裁或要求償付招聘費用。

　　iii) 暴力威脅、騷擾和恐嚇： 雇主不得以任何懲罰威脅任何人為其提供勞動或服務。包括對工人、其家屬或關係密切者使用或威脅使用人身或性暴力、騷擾和恐嚇，以達到脅迫的目的。

　　iv) 以工資償付相威脅，包括債務束縛和抵押勞役：

　　a) 須按時發放工資，禁止使用剝奪工人實際終止僱傭可能性的工資支付方式，工資支付不得拖延或拖欠積累。

　　b) 工資須直接支付給工人，且要使用法定貨幣支付，或使用得到法律、集體協議准許或個人同意的支票或匯票支付。禁止以代金券，優惠券或期票支付。

　　c) 不得以貨物或服務的形式，作“以貨代款”支付，以造成工人對雇主的依附狀況。“以貨代款”支付只能在確保工人未被完全剝奪現金薪酬，且得到國家法律法規或集體協議允許的情況下，部分支付。

　　d) 以業績評定或按計件工資計算的工人收入不得低於法定最低工資。

　　e) 雇主不得以債務束縛或強迫勞動的方式讓工人償還其欠下的或繼承的債務。

　　f) 工資欺騙、預支工資和給雇員借貸不得被用作扣留工人工作的手段。預支和借貸及扣減工資還債，都不得超過國家法律規定的限額。工人須被充分告知預支和借貸的發放及償還條款和條件。

　　g) 不得以讓工人陷入債務並將其約束為目的而扣減工資，且須採取措施限制工資扣減以防此類情況發生。工人須被告知工資扣減的條件和範圍，且只能在得到國家法律、集體協議或仲裁允許的範圍內扣減。

　　h) 不得強迫工人使用與企業掛鈎的商店或服務。在不可能使用其它商店或服務的情況下，雇主須確保所售商品或提供的服務價格公正合理，目的不是讓工人陷入債務或脅迫相關工人。

　　v) 紀律措施：

　　a) 紀律規章措施中不得包括導致被迫勞動的制裁。

　　b) 不得採用強制勞動約束工人或作為其參加罷工的處罰。

　　vi) 強制超時勞動：

　　a) 不得以懲罰威脅工人進行超過國家法定和集體協議規定的工時的工作，如以解僱相威脅。

　　b) 不得在懲罰的威脅下，利用工人的弱勢地位讓其在正常日常工作時間外提供勞動或服務。如,雇主不得因工人需要掙到最低工資，而設定需超過正常工時才能完成的績效目標。

　　vii) 行動自由： 不得使用脅迫手段將工人限制或監禁在工作場地或有關場所（如雇主經營的居所）。不得在僱傭條件中強行要求工人居住在雇主經營的居所。

　　viii) 與技能發展和職業培訓相關的條件： 提供給雇員的培訓機會應基於自願。提供此類機會的雇主不得強加不合理的工作或服務，作為壹種收回培訓費用的方式。

　　人口販運和強迫勞動

　　i) 僱傭移民：

　　a) 移民工人，無論其法律地位如何，都應得到公正對待，應採取措施防止可能導致脅迫及販運剝削勞動的惡劣條件和欺詐行為。

　　b) 移民工人應享受至少於當地工人相當的工作條件，並有權在合理期限內（符合國家法律或集體協議）提出通知後，自由隨時接受或結束僱傭關係，而不受被懲罰的威脅。

　　c) 雇主不得用向當局舉報來威脅非法移民工人或其家屬，脅迫此類工人接受或繼續工作。

　　ii) 招聘移民工人： 除非得到國家法律允許，否則不得直接或間接收取工人全部或部分招聘費用，包括辦理官方文件和工作簽證的相關費用。如果是合法的收費，這類費用應加以規範和公開，應有保障措施保護工人不受剝削。

　　iii) 扣押文件：

　　a) 禁止諸如沒收或扣押工人身份文件或其它貴重物品（如工作許可和旅行證件）的行為。

　　b) 但是，如工人要求，雇主可為這些文件提供安全保管。工人可根據需求隨時自由存取。

　　c) 雇主不得以約束工人為目的而扣押其個人文件。

　　iv) 私營職業介紹所： 委託私營職介所為其招聘員工的雇主，應在其影響範圍內並盡其能力採取措施以：

　　a) 確保這些職介所沒有把工人置於強迫勞動和販賣剝削勞工的危險中的欺詐行為。

　　b) 防止這些職介所濫用合同，如確認這些工人在工資有關的事項、工時、超時和其它工作條件上得到足夠的保護。

　　c) 盡最大可能保證招聘費和與招聘相關的費用由用人公司而非工人支付。

　　d) 只委託得到主管機構許可或認證的職介所。

　　v) 僱傭合同： 雇主須給移民工人提供書面僱傭合同，使用工人易懂的語言，明確指出他們在工資支付、工作時間、終止合同的正當理由，及其它防止強迫勞動相關問題上的權利和責任。

　　最惡劣形式童工

　　i) 雇主須立即採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消除最惡劣形式的童工，包括債務束縛、奴役、強迫或強制勞動，及所有形式的奴隸制或類似奴隸制的作法，如出售和販賣兒童。

　　ii) 委託私營職介所招聘的雇主須確認這些職介所沒有用上述最惡劣童工的形式僱傭童工。

　　守法評估清單和指南

　　引言

　　這份清單樣本是為社會責任審計人員和公司內部或為公司提供服務的第三方機構的社會責任審計人員而設計的。它在第三小冊《反強迫勞動的指導原則》 的基礎上列出了壹系列的問題和技術、政策指導：

　　本清單旨在幫助社會審計人員更好地進行評估*。這種評估是履行企業行為準則的關鍵環節，同時也使審計人員能在企業範圍及全球供應鏈上識別強迫勞動。從廣義上講，有效的社會監察可以為查明、防止和消除強迫勞動作出重要的貢獻。

　　本清單按專題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 監獄勞動

　　● 脅迫勞動

　　● 人口販運及強迫勞動

　　每壹個主題都包含壹個主要問題，內含壹個或若幹個子問題。問題之後是根據《反強迫勞動的指導原則》總結的政策指導，以及儘可能的舉例說明。然後就是壹些關於評估方法的建議, 包括：

　　● 對有關公司和員工材料的審查

　　● 對工作場所和相關設施（如宿舍）的檢查

　　● 對工人以及其代表進行現場和非現場訪談

　　● 訪談不同的管理人員代表

　　這個清單上設計的問題不是直接對管理者和工人提出的；而信息應該利用上面提到的方法去搜集，審計員應相互參照數據，以確保其準確性。

　　雖然此清單主要是為社會審計人員設計的，但也可以被雇主組織及其成員有效地加以利用，作為對企業運作評估的第壹步。例如，為滿足成員需要，雇主組織可使用清單，以幫助成員們更有效地鑑別可能存在的強迫勞動。與此同時，使用這裏提供的問題和指導進行定期評估,既可以成為雇主組織採取的更廣泛的預防措施的壹部分，又可以作為提供給其成員的壹項服務。

　　這份清單與本套手冊中的第1,2,3分冊配合使用效果更佳。

　　如果您不熟悉以下用到的術語中的任何壹個，請查詢配套的《介紹和概述》 及《雇主常見問題》 。 進壹步的政策指導，可參考《打擊強迫勞動的指導原則》 和國際勞工組織的相關標準。

　　清單及評估指導

　　監獄勞動

　　1. 雇主有沒有使用服刑人員？

　　如果服刑人員為私營雇主工作，這些服刑人員是否是自願工作而不是受威脅或被懲罰？

　　如果服刑人員為私營雇主工作,其工作條件是否和其他自由工人相當？

　　服刑人員在私營企業裏提供的勞動和服務,必須是出於自願，工人是自由決定而未受到威脅或懲罰，包括在監獄中喪失權利和特權。私人雇主應為他們提供和其他自由工人相當的條件。例如，二者的工資水平、社會保障福利以及職業安全和衛生標準都應壹致。因扣除食宿而造成的合理的工資水平差異是可以接受的。

　　● 考察服刑人員是否是自由接受和自願的。

　　● 可能的話，與服刑人員面談，並審查其書面同意表。

　　● 審查服刑人員的工資記錄,以確認在合法扣除外,其工資和其它自由工人相當。

　　● 通過檢查監獄內外的工作場所評估其職業安全與衛生狀況。

　　● 和雇主交流有關服刑人員的僱傭政策和做法,以及與監獄簽訂工作和服務合同的相關內容。

　　● 確保沒有服刑人員因拒絕為私營雇主工作而喪失任何權力或特權。

　　● 在相關的情況下,審查監獄和企業就使用服刑人員而簽訂的合同。

　　● 儘可能確保通過和服刑人員會談而收集到的信息是匿名和保密的。

　　● 採取適當措施查清被訪對象是否已被事先訓練。

　　脅迫

　　自由就業和終止僱傭

　　是不是所有的工人都有不被威脅懲罰，自願和自由接受僱用的權利?

　　是否有證據表明在招聘時存在脅迫工人或強迫工人同意的現象,比如施壓或威脅?

　　工人是否有在任何時候終止僱傭關係且不受處罰的自由？

　　是否有證據表明雇主妨礙了雇員隨時依法終止勞動合同？

　　所有工人都有不受威脅處罰，並考慮到僱傭雙方的法律責任和權利，自願自由接受或解除雇用關係的權利。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以威脅和施壓來脅迫工人接受或繼續工作。雇主不得利用工人的弱勢地位來提供低於法定最低標準的工作條件，且應避免任何限制工人終止僱傭能力的做法。例如：

　　● 扣押雇員身份證件，包括護照；

　　● 對工人處以罰款;

　　● 延遲或拒付工資；

　　● 以暴力威脅工人。

　　● 和有關管理人員談論僱傭政策，並檢查這些政策的副本文件。

　　● 查閱國家法律和僱傭合同，考慮關於終止無限期和固定限期合同的通知時限的規定。

　　● 和工人們談論他們的合法權利和責任，以確認他們是否是在沒有受到任何威脅的情況下自由接受僱傭並可自由解除僱傭關係。確保選擇和有代表性的工人面談，包括那些簽約形式不同的工人。

　　暴力威脅、騷擾和恐嚇

　　是否有證據表明，對工人及其家屬、或關係密切者，使用或威脅使用人身或性暴力 、騷擾或恐嚇？

　　不得對工人及其家屬、或關係密切者威脅使用或使用暴力 、騷擾或恐嚇，不得以此為手段恐嚇個別雇員或雇員整體。

　　● 單獨和工人談話，並記住這壹問題的敏感性。特別註意確保這些面談的保密性，以保護工人免遭報復。可能的話，在廠區外面談。

　　● 與雇主討論針對在工作場所的暴力、騷擾和恐嚇制定的公司政策，並查閱這些政策的副本。

　　● 查閱司法記錄，比如在勞資仲裁處，是否有任何針對公司的未決的投訴或訴訟，以確定其是否曾被指控過強迫勞動。

　　工資支付中的脅迫，包括債役和奴役

　　雇主是否通過不按規定支付、拖欠、延付或拒付工資的形式來約束工人為其工作？

　　雇主是否採用了非現金和“以貨代款”方式支付工資，以此構成工人對其的依賴性？

　　是否有證據顯示工人的工資是以禮品券、 優惠券或期票的形式發放的？

　　以業績評定或按計件工資計算的工人收入是否達到法定最低工資？

　　是否有證據顯示工人被要求付保證金，或為使其陷入債務而被非法或未經授權的扣減工資？

　　預付給工人的工資或提供給工人的貸款是否符合國家法律規定？

　　工人是否被強迫工作以償還其欠下的或繼承的債務？

　　工資支付中不符合規定的做法，如拖延或不按規定支付，不被自動認為是強迫勞動。然而，某些濫用行為，特別是與其他形式的剝削壹起可以構成僱傭關係中的脅迫和強迫勞動。

　　應定期、直接地向工人支付法定貨幣形式的工資，“以貨代款”方式如果得到法律允許，只能部分支付。不能用非現金支付方式使工人負債，禁止以禮品券和期票的形式支付工資，因為這些支付形式有意或無意地剝奪了工人終止僱傭的能力。工人不應為償付其欠下的或繼承的債務而受到債務束縛或被強迫勞動。工資預付和貸款（以及相關利率）不應超過法律規定範圍。不得濫用手段束縛工人受僱，包括移民工人和其他土着、部落工人。這種濫用行為，可能包括但不限於：

　　● 收取額外招聘費用；

　　● 延遲或不支付工資，並累積拖欠；

　　● 在計算和支付工資時進行欺騙，包括工資扣減；● 要求工人支付保證金；● 惡意進行工資預付或提供貸款，並收取過高的利率。

　　● 審查工資單，以確定在任何支付或不支付工資時，是否存在脅迫，以及是否存在不合法或原因不明的扣減。審查工資記錄，考察領計件工資的工人是否獲得法定最低工資。

　　● 向工人了解工資的支付情況（如：工資是否及時、準確支付，加班和法定扣減計算是否正確），他們是如何被招聘的，是否被要求支付保證金或招聘費用給雇主或第三方。

　　● 確保對多層次有代表性的工人進行訪談，比如那些持無限期和固定限期合同的工人，以及鐘點工和計件工。

　　● 向經理和人力資源部人員及了解招聘和工資支付的政策與做法。

　　● 確認是否以出售公司的產品、工具或制服，作為使員工依賴雇主的壹種手段。

　　● 必要的話，審查工資預付和貸款的記錄。

　　● 隨機選擇工資單及和工資相關的記錄，審查是否存在不當行為。採取適當措施，確保公司沒有使用“雙重賬簿”誤導審計員。

　　● 考慮是否應特別註意土着、部落工人和/或移民工人的權利。採取適當措施確認，公司是否給分包任務給債役和奴役勞工風險性較高的非正規作坊。

　　● 如果雇主通過私人職介所僱傭工人，向管理人員了解相關政策。可能的話，會見這些職介機構的代表，討論有關招聘政策和程序。

　　● 交叉檢查這些管理人員和工人提供的信息，以確保其有效性。

　　紀律措施

　　是否有證據表明紀律制裁要求或導致了工作的義務？

　　從廣義上講，在工作場所的紀律措施不得包括以額外的工作相懲罰，強迫和強制勞動不得被用作紀律或對工人參與罷工的懲罰。對違紀處以貨幣性質的制裁, 而非強加工作義務的制裁，壹般不被視為違反國際相關強迫或強制勞動標準。

　　● 和廣泛層次的工人交談，以確認紀律措施是否要求或導致了義務工作，特別是努力去查明和會談那些因不同類型的違規行為被懲戒的工人。

　　● 如果最近發生過罷工，向參加或領導這次罷工的工人了解，確認他們是否因為罷工而面臨懲罰，以及這些懲罰是否涉及義務工作。

　　● 審查公司有關紀律措施和制裁的文件（如公司的政策和程序；給予工人的書面警告或譴責），以確定公司是否把工作作為壹種對工人的約束手段。

　　● 和管理人員交流有關紀律措施，特別是管理部門應對罷工的政策。還要努力向監督人員了解，確認對工人的紀律措施是否導致額外的工作義務。

　　強制超時工作

　　員工是否在處罰的威脅下，被迫進行超過國家法律或相關集體協議（若有的話）允許範圍的超時工作?

　　是否有證據表明雇主利用工人的弱點和使用威脅，讓其在正常工時之外進行工作或服務？(例如威脅解僱或經濟制裁)工人是否被強迫參加超過法律或集體協議規定範圍的超時工作，以獲取法定最低工資？

　　與超時相關的惡劣工作條件並不自動被認為是強迫勞動。然而，如果是在以處罰為威脅的條件下，雇員被要求在法律或集體協議（如果有集體協議）允許範圍之外超時工作，就可能成為強迫勞動，例如，在某些情況下，工人因為害怕被解僱而超時工作，他們的加班時間遠遠超過了國家法律允許的範圍。而在其他情況下，工人的報酬是基於生產指標而定，他們不得不超時工作，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獲得最低工資。這些情況下的工人理論上可以拒絕加班，然而，如果他們處在壹個弱勢地位，這可能意味着，實際上他們沒有選擇而不得不工作，以保住工作或賺取最低工資，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工作是建立在利用工人的弱點之上，以懲罰，解僱、支付低於最低工資水平的工資相威脅，這就不僅僅是壹個工作條件惡劣的問題，而構成了強迫或強制勞動。

　　● 向工人詢問他們是否被要求在每天、每周或每月的法定加班時間之外進行超時工作。審查雇用合同中與工作和加班時間相關的規定，並與員工討論這些規定。

　　● 考察是否使用了威脅手段來強迫工人工作，例如以解僱相威脅。

　　● 考察工人是否因拒絕參加超出法定最長工時的加班而受到任何類型的懲罰。

　　● 審查具有代表性的每日工作時間記錄單樣本，並與生產日誌相互對照，以確定員工是否超時工作。

　　● 與管理人員交流加班勞動使用情況，尤其在生產最後期限時。考慮管理人員是否知道有關超時工作的法律規定。

　　● 審查公司有關超時工作的政策。

　　● 審查工人的工作時間記錄單，確保審查了具有代表性的不同類型的以及不同合同形式工人的工作記錄單。

　　● 在下班時間查訪工作場所，考察工人是否超時工作。

　　行動自由

　　是否有證據表明，工人在工作時間以外被限制在工作場所或雇主經營的居所？

　　是否有證據表明有任何其它對工人行動自由的限制？

　　工人無論是否在工作時間，都不應被限制，監禁或以其他方式被扣留在工作場所或雇主經營的居所。禁止對工人行動自由的非法限制。然而，作為工作場所的相關紀律，於工作時間內在工作場所對行動進行合理限制是允許的。

　　● 與管理人員和人力資源部工作人員談論有關雇主經營的居所的公司制度，並審查這些政策。

　　● 考察公司的安全措施，特別是保衛人員的角色和責任。考慮是否有使用保安在工作場所內外限制工人行動的不當行為。

　　● 與工人談論有關在工作場所、在宿舍及宿舍周圍的行動自由情況。

　　● 考慮使用場地監控，用來審查工作場所和雇主經營的居所。

　　與技能發展和職業培訓相關的條件

　　如果雇主提供培訓機會，是否工人隨後被要求工作壹段既定的時間讓雇主收回成本？

　　工人是否有權在到期前終止僱傭合同，而不必償還公司的培訓費用？

　　提供給工人的培訓機會應是工人自願參與的。提供這些機會的雇主不應強加不合理的工作或服務做為收回相關成本的手段。這裏的關鍵原則是工人終止僱傭合同的自由，建議雇主不要規定工人在償清培訓成本之前不能終止合同。

　　● 審查工資記錄是否有培訓費用的扣減。

　　● 審查僱傭合同中關於培訓機會及相關付款安排的條款。

　　● 找出在培訓中受益的工人並同其交談，確定他們是在何種條件下得到並參加了這種培訓。

　　● 同管理層談論關於培訓政策和自由終止僱傭合同的相關事宜。審查培訓和終止合同的政策。

　　人口販運和強迫勞動

　　以就業為目的的移民和對移民工人的招聘

　　移民工人是否得到公平的對待，他們的工作條件是否與當地工人的相當？

　　是否有證據表明，移民工人或其家屬受到向當局告發的威脅，由此被脅迫接受或維持僱傭？

　　工人是否被要求向雇主或中介支付費用而得到工作？

　　是否有證據表明工人在被僱傭時交納了保證金？

　　如果國家法律允許向工人收取招聘費，工人是否有自由隨時終止合同，而不受威脅被處以罰金？

　　工人是否掌握其私人證件（如出生證明、護照、工作許可、居留證或身份證） ？

　　是否有證據表明雇主扣留或沒收工人的身份證件？

　　如果工人出於安全或其他原因要求雇主保存其個人文件，工人可以隨時要求要回這些文件嗎？

　　雇主是否採取措施，防止可能導致脅迫和販賣剝削勞工的惡劣條件和欺詐行為？

　　移民工人無論其法律地位如何，都應得到公平對待，且應享受與本地工人相當的工作條件。他們有權（在按國家法律或集體協議作出合理通知後）自願和自由地接受和終止僱傭，而不受任何威脅。雇主應採取措施，防止可能導致脅迫和販賣剝削勞工的惡劣條件和欺詐行為。非法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員不應受到向當局告發的威脅，或以其它方式脅迫受僱。

　　禁止諸如沒收或扣押工人身份文件的行為。但是，如果員工要求，雇主可提供安全地點存儲這些文件，工人可隨時自由存取。雇主也可以向工人提供原始文件的復印件，並開具“收據”列出交給雇主保管的文件清單。

　　● 考查移民工人的工作條件是否與本地員工相當。

　　● 審查工資記錄，確保移民工人和本地員工具有同等的工資水平。

　　● 審查公司的政策和移民工人的合同，並考查接受和終止僱傭的相關條款。

　　● 詢問移民工人是如何被招募的，他們是否向雇主或中介機構支付了費用或保證金。如果工人支付招聘費，考查他們是否可以自由終止合同。

　　● 如果工人要求管理人員為其保存身份文件，審查這些文件的保存地點，詢問工人是否可以隨時存取這些證件，並和管理人員或人力資源部人員談論公司的政策和程序。詢問工人在哪些條件下可獲得他們的個人文件。

　　● 同管理人員探討所採取的和移民工人有關的防止惡劣條件和欺詐行為的措施。

　　● 考查是否應特別註意土着人、部落人和/或移民工人的權利。交叉檢查，移民工人的護照或任何合同文件是否被雇主以“安全保管”為由取走。

　　私營職業介紹機構和僱傭合同

　　是否有證據表明，委託私營職介機構的雇主，已採取措施監督這些機構並預防和強迫勞動及人口販運相關的惡劣行為？

　　是否只委託那些經國家主管當局許可或認可的職介機構？

　　雇主是否能確保那些通過職業介紹機構聘用的工人沒有支付招聘費用給職介機構？

　　給所有工人提供的書面僱傭合同是否使用他們容易理解的語言？

　　僱傭合同是否就工資、工作時間、終止僱傭的正當理由及其它與強迫勞動有關的問題明確了工人的的權利和責任？

　　招聘的有關費用和成本不應直接或間接地，全部或部分地向工人收取，而應該由公司或雇主承擔。直接委託私營職介所招募工人的企業，應確保這些工人在最低工資、工作時間、加班及其他和防止強迫勞動有關的條件方面得到充分保護。

　　雇主應提供書面僱傭合同，使用所有工人容易理解的語言，並就工資、工作時間、終止僱傭的正當理由及其它與強迫勞動有關的問題明確工人的權利和責任。

　　● 同那些通過私營職介機構招募的或職介機構直接僱傭的工人交談，識別出移民工人並與其談話，特別要問他們是在何種條件下被聘用的。

　　● 審查移民工人，及通過私營職介機構招募或職介機構直接僱傭的工人的僱傭合同。

　　● 考查這些職介機構所僱傭工人的僱傭條件，特別是有關工資支付，工作時間，超時，和其他相關問題。

　　● 審查工資單中是否存在原因不明的或非法的工資扣減。

　　● 同被委託的職介機構代表談論招聘程序，審查有關的公司政策。

　　最惡劣形式的童工勞動

　　是否有證據表明兒童被置於最惡劣形式的童工勞動（例如，債務束縛，強迫或強制勞動，奴役或出售及販運兒童）？

　　兒童從事債役，奴役，強迫或強制勞動，以及所有形式的奴隸制和類似奴隸制的做法，比如出售和販賣兒童，都是嚴格禁止的。雇主需立即採取有效措施，避免和消除這些最惡劣形式的童工勞動，並設法確保他們委託的任何私營職介機構沒有參與這些行為。

　　● 制定措施來鑑別工作場所中的童工，方法可以是採取有效的年齡估測技術和相互對照信息，這些信息來自於現場考察，對工人的詢問，審查相關公司和工人檔案，以及同管理人員談話。

　　● 同跨部門具有代表性的工人交談，討論工作條件，特別是招聘，以確定是否具有防止和消除最惡劣形式童工勞動的保障。要註意這壹話題的敏感性質，務必與那些妳認為可能是兒童的工人交談。

　　● 同管理人員探討有關童工勞動及其最惡劣形式的政策，審查這些政策，並詢問關於防止在公司運作中和通過私營職介機構招聘或使用童工的具體措施。並討論措施立即解救並保護所發現的處於最惡劣形式童工勞動的兒童。

　　採取行動的指導

　　前言

　　強迫勞動和雇主

　　本分冊概述了雇主在企業、行業和國家範圍內打擊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可採取的若干行動，以補充本套手冊中的其它材料。本冊的內容基於第壹分冊中關於企業和雇主組織應該對這些問題採取行動的原因綜述。

　　直到最近，強迫勞動都未被視為與企業和雇主組織有關的問題。強迫勞動更多地被認為是與專制國家和武裝力量的侵犯人權行為有關，幾乎沒有涉及私營部門的作用和活動。可是最近幾年，這壹觀點開始轉變。國際勞工組織的調查顯示全球五分之四的強迫勞動案件都與私企有牽連。而由人口販運所致的強迫勞動的確是影響所有國家、地區和經濟部門的全球現象1。

　　強迫勞動是國際法和大多數國家法律都禁止的犯罪行為。任何企業如果被指控從這類剝削中獲利，將不僅面臨嚴重的名譽損害，而且面臨昂貴的訴訟費用和刑事公訴。自然地，如今不論是在自身的還是供應鏈的業務中，都沒有哪個企業能負擔此類牽連帶來的負面影響。

　　雇主和企業的作用

　　各行各業的雇主和商家都已採取壹些關鍵步驟。有些公司通過制定政策措施（如，行為守則）來明確禁止強迫勞動；有些則加入多方利益相關者倡議，如《聯合國全球契約》 ；還有些簽署了2006年的《雅典原則》 ，該原則給企業領導提供了防止和根除人口販運的指導。這些都是重要的行動，但同時，日益增長的國際共識表明仍有許多工作要做。

　　如何使用本分冊

　　本冊的內容說明，可以從多方面採取行動。它為企業和雇主組織提供廣泛的指導，並儘可能地標明與其它分冊中提供的工具的聯繫。關於雇主可採取的實用步驟的補充討論，可參看第六分冊《採取行動的提示》 ，另外， 第壹分冊《簡介和概述》 裏提供了深度閱讀的建議和資料清單。並不是所有公司和雇主組織都要採取這裏提到的所有行動。每個公司都不相同，每個組織都要制定其自己的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企業的行動和倡導

　　理解問題

　　公司要有效地處理強迫勞動，重要的是，管理階層首先要理解強迫勞動是怎樣定義的，以及它在公司和供應鏈中是怎樣表現出來的。公司的管理人員或企業主可能知道強迫勞動是違法的，可是也許不知道什麼是強迫勞動，或強迫勞動與剝削或惡劣工作條件之間的區別。因此，重要的是先了解情況，以便提高認識。這種分析可以公司內部來做，也可請顧問或專家幫助。

　　什麼是強迫勞動？

　　公司內所有相關職員都應對強迫勞動有清楚的理解，並知道其在國家法律中是怎樣被定義的。明白這壹點以及相關的勞動法和刑法條款，有助於公司遵守法律。研究國際勞工組織第29號公約中提供的國際定義也很有用（該公約摘錄見第壹分冊）。該定義被國際社會和各國所接受，即以任何懲罰相威脅，強迫任何人從事的非本人自願的壹切勞動或服務便是強迫勞動。

　　也可能您公司給其它公司供應產品或服務，而後者對強迫勞動有不同的定義，或以不同的準則及指標來審計強迫勞動。這會很讓人費解，而且，企業社會責任組織給出的各種定義會加重這種混亂。為保證順利持續地進入國際市場，最好不僅堅持守法，而且採取反映您的買家的最高要求的政策和做法。

　　強迫勞動的定義和解釋可在第壹分冊《簡介和概述》 和第二分冊《雇主常見弊端》 中找到。把這些冊子分發給您的雇員，鼓勵對該問題的廣泛理解。

　　公司的狀況

　　在增進了對強迫勞動的理解及考慮它可能怎樣對公司構成危險後，下壹步該考察您自己和您供應鏈的業務現狀。這可通過內部評估或“社會責任審計”來實現。該評估可判定在您的企業中是否存在強迫勞動，並可考慮到您企業中最可能存在風險的方面。

　　這類評估壹般每次會檢查多個勞工權利問題。因此，重要的是，確保着重於強迫勞動的方面的評估是有效和全面的。請參見第四分冊《守法評估清單和指南》 中就如何實行此類評估提供的具體建議。

　　採取有效的政策和策略

　　在公司的所有業務中嚴格禁止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可在這些問題的解決方面發揮核心作用。制定包括了這些條例的有效的勞動權利政策是在企業壹級解決強迫勞動最重要的第壹步。

　　制定公司政策

　　近年來，壹種形式的勞動權利政策是企業的行為準則。這些準則是規範企業行為的正式的原則聲明，通常適用於供應商和分包商。

　　行為準則幾乎總是關註多個問題，並非只是強迫勞動。它們在出口企業如製衣和紡織及農業特別普遍，但也存在於建築公司，酒店和旅遊業，礦業和其它行業。行為準則是企業可正式地（儘管是自願地）承諾處理強迫勞動的壹種方式。

　　制定行為準則並不困難。如果企業決定這樣做，有壹些組織可免費針對需要採取的步驟提供建議。

　　● 其中壹些步驟包括：

　　● 對企業及其合作夥伴進行壹次評估，以確定遵守國家法律和符合業界良好做法的程度；● 成立壹個全公司的工作組來制定準則草案，表明企業禁止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承諾；● 在企業內部組織對草案的商討，然後諮詢適當的外部合作夥伴或利益相關者；● 修改和完成準則，並傳達給所有相關的業務合作夥伴、商業協會、雇主組織、媒體，及其它利益相關者，包括工人及其代表。

　　可以在第三分冊《反強迫勞動的指導原則》 的框架下組織起草守則中有關強迫勞動的條款的討論。您也可聯繫您所在地區的雇主組織或國際雇主組織以獲取意見。其它倡議，如《聯合國全球契約》 和總部設在美國的“企業社會責任” 組織，也可就企業社會責任和行為守則提供有用信息。

　　實施企業政策

　　制定行為準則或其它形式的勞動權利政策僅僅是第壹步。現在才是困難的部分：實施該政策，並保證企業及其供應商按照新出臺的標準操作。

　　社會責任審計

　　企業實施其社會政策的方法之壹是進行企業層次的評估或社會責任審計。做壹次審計可幫助企業評定其遵守新規範的程度。或者更明確地說，審計可幫助企業鑑定在其自身的業務或其供應鏈中是否存在強迫勞動。審計越全面，越能更好的查明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情況。

　　在第四分冊《守法評估清單和指南》 中，提供了幫助企業實施強迫勞動審計的工具。該工具確定了社會責任審計的常用作法，並建議均衡使用四個主要的評估方法：

　　● 現場內外和工人面談；

　　● 審查公司文件；

　　● 訪談管理人員；

　　● 檢查工作場所。

　　這些措施壹齊採用可取得最大效果，但最終還是由公司來決定怎樣進行評估。公司可能決定採用其它方法，或聘請顧問（如：第三方社會責任審計人員）。不論哪種方法，重要的是審計要既有效又可信。

　　企業層次的培訓

　　公司也不妨就強迫勞動問題培訓管理人員、監察人員和工人。其廣泛目標在於確保更有效地執行準則，並使整個公司及其供應商更壹致地遵守準則。尤其是，培訓能使關鍵職員有能力鑑別和預防強迫勞動，並在必要時採取行動糾正。

　　企業範圍的培訓有壹項起點原則，即培訓不能只靠管理人員和企業主來完成；想要有效的解決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問題，企業中的其它成員，包括所有層次的工人，都應該參與。也許公司已具有對管理人員、監察人員和工人進行培訓的經驗，所以應該借鑑這些經驗，並牢記以下幾點：

　　● 聽眾： 確認培訓內容豐富實用，並與聽眾的需要及知識水平相符合。

　　● 培訓者： 您自己培訓或委託當地專家。向您的雇主組織請教其專業知識。

　　● 地點： 考慮培訓地點的優缺點，如：是在工作場所之內還是之外進行。

　　● 時間： 雇員很忙。安排壹個他們能出席的最佳時間。

　　● 方法： 考慮培訓的方式，確保與會者積極參與。

　　關於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培訓可以單獨進行，也可結合其它方案。國際勞工組織和國際金融公司的聯合項目組“更佳工作” 開發了壹套包含強迫勞動，並可調整滿足企業不同需求的模塊式培訓方案。

　　社會報告

　　很多公司還希望與利益相關者及廣大公眾溝通他們的活動。方法之壹是通過互聯網和公司的網站。另壹種方法是發表年度社會報告或可持續發展報告，使公司直接與投資人、買家、消費者及更廣泛的民間社會“談話”。

　　全球報告倡議是壹個由多利益相關者組成的倡議計劃，可以幫助公司做社會報告。該倡議計劃開發了針對全球和具體部門的指導，介紹了公司在社會、人權和環保方面之表現的報告交流方式，同時，該倡議計劃還在此過程中爭取公司、工人組織和其它團體的參與。關於強迫勞動，全球報告倡議建議公司進行“扼要披露”，提議各公司：

　　● 指出哪些業務被確定為具有發生強迫勞動事件的較高風險；● 評論公司為消除此類惡劣行為所採取的措施。

　　聯合國全球契約是另壹項要在此提及的倡議。它要求參與的公司準備壹份年度“進展通報”列出為落實公約十項原則所採取的措施，原則之壹即消除強迫和強制勞動。該通報應包括對實踐活動的描述和對這些活動成果或預期成果的評價。全球契約還針對公司反強迫勞動的步驟提出建議。下面的方框中列出了在工作場所和社會層面採取行動的主要建議，這些建議是與國際勞工組織及其成員國協商制定的。

　　聯合國全球契約：企業打擊強迫勞動的策略

　　摘自：《聯合國全球契約勞動原則：給企業的指導》，由全球契約勞動工作組編制● 在工作場所堅持國家法律法規對強迫勞動的規定，當國家法律不足時，參考國際標準。

　　● 在公司內部的業務和與其它企業的業務往來中，確保給所有雇員提供僱傭合同，明確服務的條款和條件，僱傭的自願性質，終止僱傭的自由（包括合理的程序）及可能與離職或停職相關的任何懲罰。

　　● 制定禁止要求工人給公司支付保證金的政策和程序。

　　● 鼓勵管理人員酌情採取行動。

　　● 如果在公司影響範圍內發現強迫勞動，提供將這類工人從工作場所解救的適當的服務。儘可能地幫助工人取得可行的選擇。

　　● 在與其它企業的往來中做出應盡的努力。

　　在社會活動中

　　● 公司也不妨在可能的情況下為更廣泛的社會努力做出貢獻，消除強迫勞動和幫助從強迫勞動中解脫出來的工人找到自由選擇的工作。

　　● 和其它公司，行業協會及雇主組織合作，制定全行業解決該問題的方法，並和商會，執法機構，勞動監察和其它部門搭建橋梁。

　　● 在當地，州或國家壹級的代表性雇主組織中建立或參加關於強迫勞動的工作組或委員會支持制定反強迫勞動的全國行動計劃，作為在國家壹級打擊強迫勞動的重要政策和體制機制的壹部分。

　　● 在公司的影響範圍內，參加預防和讓前強迫勞動受害者重新融入社會的計劃，給他們提供技能發展和工作培訓機會。

　　● 在可能的情況下，參加國家和國際計劃，包括媒體宣傳，並與當地和國家機構，工會及其它部門協調。

　　和其它部門合作

　　全球報告倡議和聯合國全球契約是將公司和其它企業及社會民間組織聚集起來的倡議。 很多公司都在爭取讓利益相關者參與處理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問題。

　　例如，公司可能會選擇參加壹個由雇主組織或企業群體發表的集體政策聲明。多數情況下，這是同壹部門或行業的集體行動，共同制定行為準則以及相關社會責任審計程序。這讓公司們有機會交換信息並共同發展良好行為。（關於雇主組織更多的作用，見接下來的第三章。）公司也不妨直接與工人組織或其它民間社會團體合作。採取的形式也許是就協議或原則聲明進行談判，或讓其共同參與執行公司的行為準則。最近幾年，很多跨國企業和全球工會聯盟簽訂了《國際框架協議》 。這些協議（適用於公司的全部業務，且往往也適用於供應商）涵蓋了包括強迫勞動在內的各種問題。

　　公司也加入越來越多的多利益相關者倡議。這些組織為公司在制定政策，進行社會審計和採取透明度措施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臺，使其能得到民間社會的參與。多利益相關者倡議通常是全球性的，並且其試點項目、培訓計劃和其它活動也復蓋全球。這類倡議的例子包括總部設在英國的道德貿易倡議和國際可可倡議。

　　工人組織和多利益相關者倡議的參與可帶來很多好處，包括提供：

　　● 壹個地點，讓公司和利益相關者交流信息及良好行為；● 壹個機會，互相學習什麼是可行的，什麼不可行；● 壹個論壇，進行集體培訓和能力建設；● 壹個地方，來尋求解決強迫勞動復雜問題的關鍵技術難題。

　　與工會及非政府組織合作也可以在整頓中引入良好做法。與利益相關者合作可加強其參與，並為公司再提供壹個網絡（雇主組織已提供了壹個網絡），當公司需要進壹步的指導和幫助時，可向其求助。

　　雇主組織的作用

　　制定策略或行動計劃

　　雇主組織要介入強迫勞動問題，關鍵的第壹步是制定壹項策略或行動計劃。這能幫助雇主組織系統而持續地解決強迫勞動問題，並激發在對付最惡劣行為時的戰略性思考。從策略着手還有助於雇主組織在行動中取得最大的影響。

　　策略不必是周密細緻的計劃。它應該能讓雇主確定壹個目標及實現該目標的壹系列步驟。制定策略能使雇主認清可能面臨的壹些問題，並為其提供思考解決方法的機會。同時，制定策略也為雇主建立了壹個影響公共政策的基礎，並能進而為組織成員發展工具和資源。策略還能確定雇主可依賴的潛在合作夥伴。制定策略的重要壹環，是要意識到解決強迫勞動問題最好是共同合作而非單獨行動。

　　確定目標

　　大多數雇主組織都已很精通如何就社會問題制定戰略目標。這裏所需要採用的程序類似於任何涉及解決關鍵政策問題的程序。可成立壹個小組來確定關鍵目標。由小組討論制定出策略草案，然後與其它組織代表甚至組織成員共同商討，解決技術和操作上的問題，包括所產生的費用。最後，進行內部審查，如果可能，可再諮詢外部合作夥伴，進而最終確立策略。例如，外部諮詢時可從國際雇主組織或國際勞工組織得到幫助。

　　確定目標

　　確定目標後，重要的是要考慮讓其被“買進”，因為解決強迫勞動的策略要得到執行委員會的政治支持才能得以推進。這可能會涉及向委員會提交策略並根據其意見進行修改；或者，可以在開始制定策略時就尋求他們的積極參與。這壹過程可能會需要相當長時間。但這是策略長期成功所必行的壹步，其重要性不容低估。

　　您也許希望聯繫國際雇主組織或國際勞工組織的雇主行動辦公室。兩者都可就制定策略或行動計劃提供信息，及促進和其它雇主組織的聯繫。

　　獲取支持

　　以上提到的步驟其實描述的是制定策略的過程而不是內容。壹般來說，策略的內容是由組織自己決定的。但是，行動的建議可圍繞三件事情：雇主組織在社會問題上的專業知識；他們已提供的服務的性質；及雇主作為勞動力市場中重要參與者的獨特地位。行動的兩個關鍵領域為：

　　● 為成員提供建議及提高意識；

　　● 採取行動時爭取其它方面的參與。

　　提供建議及提高意識

　　提供建議及提高意識是雇主組織的主要職能之壹。在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問題上也不例外。這些問題對雇主來說也許是復雜而混亂的，而且可能會被錯誤理解或與其它概念相混淆。比如，管理人員也許根本不知道債務束縛或脅迫是指什麼。因此，所有雇主組織主要的出發點是要為其成員提供信息和建議。

　　建立聯絡點

　　作為總體戰略的壹部分，雇主組織可指定壹名工作人員作為強迫勞動問題的聯絡人。可能的話，該人員最好具備相關知識。不過，這並非必不可少，被指定的聯絡人可隨着時間推移而發展專業知識。聯絡人可能是全職負責強迫勞動問題的，但也可能該問題只是其職責“組合”的壹部分。這裏的關鍵是當您的成員需要諮詢或尋求幫助時，他們能在組織中找到壹個人。

　　聯絡人的職責之壹是把信息傳播給您的成員。就基本而言，企業想要了解勞動法及刑法的相關條款。提供這些副本或準備簡要立法總結可能是壹個有用的起點。更廣泛地說，本套手冊內也可找到信息，提供第二分冊《雇主常見弊端》 的復印件也可能會有幫助。

　　本材料的好處是它以“易於閱讀”的格式提供簡明的信息。

　　您的雇主組織也可能考慮提供國際買家和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信息。強迫勞動（連同國際勞工組織的其它核心勞動原則）是企業社會責任計劃的中心部分，而且買家的期望在迅速增長。供應商也越來越需要證明在其自身或其分包商的業務中沒有強迫勞動。因此，雇主組織的作用很重要，它可為其成員提供有關國際買家和消費市場態度和期望變化的信息。

　　除了提供信息之外，您的組織還可為成員提供打擊強迫勞動的建議。這可通過妳的聯絡人單對單進行，也可通過您的組織來促進成員間意見的交流。您提供的意見可依照前壹章節中概述的建議。您也許還想參考第六分冊《採取行動的提示》 。對在企業層次參與、補救和建立合作關係的指導，也許對您的成員特別有用。

　　交換意見的另壹種方式是促進組織成員間的交流。公司之間可以相互學到很多東西，而您的組織不妨去記錄並傳播良好行為的案例。為了讓更多的雇主得到啟發，也可以請“行為良好”的公司在研討會或雇主發起的其它活動中介紹他們的策略和方案。

　　關於公司就強迫勞動問題採取實際措施的案例，請參見第七分冊《良好做法的案例分析》 。請記住，組織成員的認識水平可能差異很大；因此，在為其提供信息和建議時，要清楚了解他們的需求和認識水平。

　　提高認識

　　組織成員的認識水平及其解決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問題的能力是在制定策略時需要考慮的壹個重要因素。如果問題對組織成員來說相對較新，或以前做過的相關工作很少，您也許或多或少要“從零開始”。反之，如果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在媒體上經常討論，且組織成員已有相當水平的了解，這可能會讓聯絡人介入的起點較高。

　　在以上兩種情況下，壹個結構清晰的分享信息和提高認識的方法是安排全國性的強迫勞動研討會或講座。這能鼓勵您的組織與成員間，及成員相互之間的對話。可以爭取其它利益相關者的支持來組織這類活動，而不必花費過多。不過，重要的是要有壹套明確的目標和優先事項。應事先考慮會議的預期成果，以確保活動成功而有意義。

　　下邊是壹個這類會議的實例：

　　“企業參與：解決強迫勞動問題”由美國國際商業理事會，美國商會和國際雇主組織贊助的會議2008年2月，可口可樂公司在其位於亞特蘭大的美國總部主辦了壹次以“企業參與：解決強迫勞動問題”為主題的會議。參會的有80名來自各雇主組織和公司的代表，以及來自美國勞工部和國務院、各民間社會組織及國際勞工組織的官員。與會者共同交流了打擊強迫勞動的經驗和知識。

　　隨着在發展中國家市場投資和採購的增加，涉及強迫勞動的商業風險也隨之增加。目前，民間社會團體和人權團體往往在更廣泛的關於人口販運和童工問題的爭論中密切關註強迫勞動問題。該問題因此成為壹個重要風險，企業需立即註意。

　　該會議為期壹天，旨在探討這些問題，重點放在企業獨立的及與他人合作的工作經驗上。會議討論了企業在解決強迫勞動問題時面臨的挑戰，並描述了公司回應這些挑戰的方式 。與會者討論了的壹些問題包括：

　　● 政府在解決強迫勞動問題方面的作用；

　　● 明確的指導及最佳做法的實例的需要；

　　● 在職介機構中防止惡劣行為的需要；

　　● 對強迫勞動進行國家和行業部門層面的戰略定位的需要；● 社會責任審計的作用和可靠監測系統的發展。

　　最後，請您考慮以這裏的資料為指導，編寫打擊強迫勞動的手冊。翻譯相關的分冊，並補充您所涉及的國家和具體部門的信息。採用第七分冊中的案例分析，或您自己搜集準備案例。當您準備材料時，請確保目的清晰並針對目標讀者，同時手冊要儘可能實用。您可以考慮在手冊編寫項目的策劃階段讓壹些成員參與，並就技術或政治問題諮詢國際雇主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

　　採取行動時爭取其它方面的參與

　　上壹部分建議雇主組織發揮中心作用，為成員解決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問題提供信息和建議。 但是，雇主也許希望在提高認識之外，還能更多地參與運作。

　　在很多情況下，這類參與不會是某壹個雇主單槍匹馬的行動；而是與其它組織合作完成，如政府，國家或國際非政府組織，聯合國的機構，國際勞工組織，國際雇主組織和/或各工人組織。資金籌措和活動管理可能會在整個合作關係中進行分配；但有壹些活動是雇主可以領導的，因為雇主具有勞動力市場參與者的獨特地位。

　　與政府合作

　　政府在消除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中起關鍵作用。與不同政府機構合作能使雇主組織有效地就諸如勞工和移民等公共政策問題展開遊說。

　　作為關鍵的第壹步，雇主組織應參與所有批准相關國際勞工組織和聯合國公約的談判。雇主組織還應參與國家相關立法，及勞動法與刑法的任何修改變動。以這種方式讓政府參與，可保證在整個談判中雇主的觀點得以表達。雇主組織也可以請政府參與勞動監察，因為其涉及強迫勞動。他們也許希望就有關技術問題遊說勞動部，如促進勞動監察並使監察更有成效和效率。在強迫勞動風險被鑑定為特別普遍的行業中行業協會可能也希望這樣做。

　　與工人組織及其它合作

　　和政府合作時，雇主組織也可能會與工人組織合作討論上述問題。雇主組織和工人組織相對於政府發揮着相似的作用，都在公共政策問題上代表各自立場。

　　但是，在立法改革或政策制定之外，雇主組織不妨也爭取工人的參與。例如，雇主可能想牽頭讓工人參與在行業部門壹級制定壹份消除強迫勞動的聯合聲明。有例證表明，行業協會可與全球工會聯盟進行有效合作，制定並執行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2。

　　非政府組織在此也可能會很重要。這些廣泛而多樣的團體，有些是國際性的，其它則是國家甚至地區性的。不論如何，非政府組織在多利益相關者倡議中正起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所以，雇主及其代表可能希望爭取非政府組織更多的直接參與。在此情況下，建議雇主最好在建立此類聯盟時，明確其目標和責任。

　　採取行動防止和保護

　　由上可知，雇主組織所處的有利地位使其可以給成員提供建議，可以在提高認識的活動中發揮作用，還可以與政府及其它參與者進行對話。這些活動都很重要。其實，雇主組織也可以加入到通過預防和保護行動來反對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項目中。如此，雇主組織可涉足以下幾個層次：

　　● 自己採取主動行動；

　　● 加入其它方面發起的主動行動；

　　● 支持採取行動的組織成員。

　　雇主組織，特別是在該問題上具有專業知識的雇主組織，可為下級聯合會提供建議和信息，並幫助後者進入網絡，接觸贊助者或潛在合作夥伴。此外，雇主組織也不妨傳播其它面臨相似問題的成員所採取的良好行為的信息。

　　憑藉其代表企業的作用，雇主組織可以制定或加入幫助前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受害者恢復及重新融合的方案。他們可在安置就業或學徒計劃中起帶頭作用，並提供職業培訓和技能發展的機會。這些方案都有防止和保護的雙重作用：既可給工人提供創收機會並幫助其重新融入；又可作為壹種防止工人被再次販運或又成為強迫勞動剝削的目標的機制。

　　無論採取什麼做法，雇主組織都需要考慮資金和工作人員的時間安排問題。發起或加入這類計劃需要時間和資源。有三個主要的資金來源：

　　● 使用已有的內部資金；

　　● 重新分配工作人員的時間；

　　● 外部資金，特別是來自雙邊贊助者和聯合國機構的。

　　考慮使用內部資金作籌備活動，同時尋找外部贊助者作更大範圍的工作。但是，要考慮制定可持續的籌資安排，以免組織依賴贊助者，壹旦贊助者終止參與，將有可能中斷良好舉措。

　　採取行動的提示

　　前言

　　本分冊為那些致力於反強迫勞動及人口販運的企業和雇主組織提供了包含具體而實用的措施的壹系列行動提示。它補充了這套手冊的第五分冊，並以壹種易學易行的公式提供了反強迫勞動的具體措施。

　　並不是說，企業和雇主組織能夠採取這裏所建議的壹切措施。每個企業的情況都不同，並且每個組織都有其自身的途徑來解決其成員的需要。但是，本分冊所提供的這些措施都很直接，並且在大多數情況下不要求投入大量資金，它所需要的僅僅是時間、精力及有效且持續的參與。為此，本分冊提供了大量的採取行動的實用步驟。

　　這些行動提示將闡述以下重要的話題：強迫勞動，監獄勞動，債役及奴役勞動，脅迫就業，強迫加班，及人口販運強迫勞動。它們可以作為人力資源或企業社會責任工作人員的參考資料，或者作為宣傳材料，如以海報的形式展示在辦公室或工作場所。它們於雇主組織也可有很大的用處，如在培訓中使用，或作為會議的參考指南。

　　反對強迫勞動

　　採取行動的提示

　　● 建立壹套清晰透明的公司制度，闡明防止強迫勞動的措施。明確這壹制度對公司所有的產品銷售及原料供應鏈上的的相關企業都適用，並對該制度的貫徹實施狀況進行報告。

　　● 實施招聘及人力資源管理辦法（例如關於工資、工時及就業合同），把強迫勞動風險減至最低。

　　● 監督您的供應商及分包商，對社會審計員、評估專員、人力資源部門經理及其他監督人員提供關於強迫勞動知識的培訓。

　　● 與其他公司、行業協會、及雇主組織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共同商討制定對全行業都適用的反強迫勞動的方法。

　　● 與利益相關者保持溝通，包括工會、執法部門、勞動監察部門以及非政府組織。

　　● 採取防範措施預防人口販運，提高對非法移民可能承受的脆弱及傷害的認識。

　　● 發起或參與針對強迫勞動及人口販運受害者的重返方案，給他們提供技能開發和工作培訓的機會。

　　採取行動的好處

　　● 明確的政策和方案的實施能夠向買家、投資者、工人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發出壹種積極的信號。對政策實施情況的報告能夠提升品牌形象和公司聲譽。

　　● 全行業的及多利益相關者的行動能夠有效匯集集體資源、技術及知識，以壹種廣泛及系統的方式解決強迫勞動的問題。

　　● 採取措施防止人口販運及幫助強迫勞動的受害者重返，能夠對地方及國際勞動市場產生積極作用。

　　採取行動的實際步驟

　　● 召集壹個工作組，制定公司的反強迫勞動的政策，包括關於實施及報告的相關規定。建立壹個雇主與雇員雙方參與的企業級委員會來負責這壹問題。

　　● 建立壹個企業和/或工作場所級別的投訴機制，該機制必須是匿名的、保密的，及對工人來說是容易使用的。

　　● 就如何監督供應商及分包商以保證其行為良好，諮詢您的雇主組織及同行業成員，召集壹個工作組來制定有效的政策和程序。

　　● 於地方、州/省、或者全國範圍內，在您具有代表性的雇主組織中，建立或參與壹個關於強迫勞動的工作組或委員會。

　　● 把支持建立壹個打擊強迫勞動的雇主全國行動計劃，作為在全國範圍內打擊強迫勞動的重要政策及企業機制的壹部分。

　　反對濫用監獄勞動

　　採取行動的提示

　　● 如果您直接僱傭服刑人員作為工人，或者與監獄簽訂分包合同，請確認這些工作是在自願基礎上實施的。服刑人員不應該被強迫勞動。

　　● 確保服刑人員提供過正式的最好是書面的同意工作的文件。

　　● 給服刑人員的工資、社會保障、職業健康及安全標準應和常規工人所享受的相當。

　　● 對服刑人員的工資只做合法的扣減，如食物和住宿。

　　採取行動的好處

　　● 壹些政府可能會對由服刑人員生產的產品採取進口限制。避免或規範使用服刑人員可能會減少面臨進口限制的風險。

　　● 採取這類措施將最大限度地減少法律風險，並且幫助您的公司避免因為濫用監獄勞工而可能遭受的名譽損失。

　　採取行動的實際步驟

　　● 當服刑人員同意工作時，讓他們簽署壹份標準化的書面同意表。在這張表上，需提供工資及工作條件的信息，以便讓他們能夠充分了解情況，自由決定是否同意工作。

　　● 給工人提供壹份明確、詳細的工資單，其內容應包括工時、工資以及任何合法的食物及住宿扣減。

　　● 確定相關行業或職業團體中常規工人的工資水平，並給服刑人員提供相當的工資。

　　● 會見監獄當局，包括監獄監管人員，共同商討僱傭政策和做法。如果可能的話，當面告之服刑人員其工作條件，以此確定他們是否是在自願情況下同意工作的。

　　反對債務束縛及壓迫勞工

　　採取行動的提示

　　● 通過人力資源政策，防止工人面臨債務束縛的風險。

　　● 僱傭新員工時，不要求他們付保證金。

　　● 給員工預支工資或者貸款要持謹慎態度，如果您這樣做了，請確保他們不覺得需要被迫工作來償還貸款。

　　● 了解國家法律和條例。如果您減扣工人工資，確認減扣是在法律允許範圍內。

　　● 確認您的合同明確了僱傭條款及條件等信息，並使用工人能夠理解的語言。

　　● 如果您通過私人職業介紹在國際範圍內招聘工人，確認工人沒有為此支付額外招聘費用。

　　採取行動的好處

　　● 採用上述的良好做法將會幫助您的公司避免出現債務束縛等行為。

　　● 採取措施謹慎選擇並監督您使用的私人職業介紹所，能夠減少您公司中的工人面臨不道德招聘和遭受類似強迫勞動的風險。

　　採取行動的實際步驟

　　● 為防止員工負債並感到被強迫勞動的風險，定期、及時和直接地支付工人工資；或與他們約定，把工資匯到他們銀行賬戶上。

　　● 建立壹套標準化的工資單和支付工資系統，提供明確的關於工時、工資率以及合法扣減（如果有的話）的信息，以防止因誤算工資而可能給工人及您的企業帶來的風險。

　　● 在您對工人工資進行扣減時，確保其實得工資不低於最低工資。

　　● 與新員工尤其是移民工人面談，詢問他們受僱時是否支付了招聘費。有關情況也可直接與招聘中介確認。

　　● 如果您給員工預支工資或提供貸款，請確認他們有能力在合理的時間內償還。（比如，減小貸款額，減低貸款利率或縮短分期付款期限）● 確認您的僱傭合同中包括工資、工資扣減，中止僱傭條件，以及其他與防止債務束縛相關問題的條款。

　　反對脅迫就業

　　採取行動的提示

　　● 制定壹套嚴格的政策防止脅迫就業，對所有相關工作人員進行與其職責相對應的培訓，並且明確他們在這壹政策下所承擔的責任。

　　● 通過招聘及人力資源管理辦法，防止導致脅迫就業的情況發生。

　　● 採取適當措施將工資償付方面的脅迫就業風險減至最低。避免拒付或延付工資，以避免將工人約束於僱傭關係。

　　● 依照國家法律或集體協議做出合理期限的通知後，所有工人都能夠隨時自由終止僱傭關係。

　　● 不要沒收或強迫工人交出私人證件。但若工人要求，可採取措施給他們提供壹個安全和有保障的地方來存放貴重物品。

　　● 不要使用惡劣行為或者威脅來脅迫移民工人工作，例如，以向當局告發作為威脅。

　　● 對以下行為“零容忍”：身體暴力，在工作場所或住處監禁或限制工人自由，性暴力，剝奪食物、住所或其它生活必需品，以及辱罵和威脅。

　　採取行動的好處

　　● 這些措施將有助於確保工人自由工作。這是受國際法和大多數國家法律保護的壹項基本人權。

　　● 具備壹個明確有效的防範脅迫就業的政策，以及對經理、主管以及其他相關職員的培訓，都有助於對買家、投資者，工人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發出壹個積極的信號。

　　● 如果被指控在產品生產或服務中使用強迫或脅迫勞動，某些國家可能禁止這些產品或者服務進口。公司或者行業採取預防措施有助於您的產品或者服務順利進入國際市場。

　　採取行動的實際步驟

　　● 成立壹個委員會，起草關於防止脅迫就業的公司政策，並諮詢您的雇主組織的代表以獲得建議及技術支持。

　　● 定期對經理、主管及工人進行關於脅迫就業的正確與錯誤做法的培訓。

　　● 如員工要求（比如，出於安全或其它原因），應提供壹個安全的地方寄存他們的私人證件，例如壹個保險柜或保險箱。確保您的員工知道它在哪裏，且可根據需要隨時自由存取。給員工提供他們私人證件的影印件，並在您的管理或監督團隊中任命壹名“聯絡”人員。

　　● 如果對您的員工提供貸款或者預支工資，請確保不會讓他們處於“有風險”的狀態：減小貸款額，使用更短的分期付款期限，以及降低貸款利率。

　　● 員工就業時，不要求他們付保證金。

　　● 為所有的員工準備書面的僱傭合同，使用他們能夠理解的語言，確定他們關於工資支付、加班及其他與防止強迫勞動相關的權利。

　　反對強迫加班

　　採取行動的提示

　　● 了解並尊重關於工作時間和加班的國家法律法規。如果適用，請遵守您公司或行業內的集體談判協議的條款。

　　● 制定壹項公司政策，明確規定只有在自願的情況下才允許加班。對人力資源部門的工作人員及主管人員進行該政策方面的培訓。

　　● 和您的員工對加班事宜進行協商，而不要強迫他們加班。在法律允許的限度和條件下，取得他們的同意後再進行加班。

　　● 不要對不願意加班的員工施以威脅。

　　● 如果為了及時交貨而定期加班，要提前計劃並提前與員工商討。

　　● 解決導致持續加班的根源問題：比如，與您的買家商談關於生產要求及截止日期的相關問題。

　　採取行動的好處

　　● 與員工商討加班並確保取得他們的同意有助於保證加班是在自願情況下進行的。

　　● 擁有壹項全公司範圍內的關於工時及加班的政策，以及對監督人員和管理人員進行相關培訓，都有助於減少濫用勞動力的潛在危險。

　　● 與買家協商有助於增加共識，有利於加強買家與賣家之間的關係，並有利於鞏固長久的貿易關係。同時，也有助於防止濫用勞動力的情況發生。

　　● 這類良好做法有助於避免您的公司及所在行業受到名譽損失的風險。

　　採取行動的實際步驟

　　● 成立壹個聯合職工管理委員會（如有工會，應包括工會代表），並且與雇員商討加班問題。對在生產高峰期可能需要的加班，提前通知並取得他們的同意。

　　● 向新員工講解加班問題，並確保他們理解法律及相關的公司政策。

　　● 讓人力資源部門的人員、監督人員及工人了解關於加班的信息，向他們明確什麼是法律允許和不允許的。分發公司政策的副本，確保所有相關人員都理解有關規定。確定並獎勵良好做法。

　　● 定期與買家磋商關於交貨時間及其他生產要求的事項，這些事項可能導致工時問題，從而造成包括強迫加班在內的濫用勞動力。

　　反對人口販運

　　採取行動的提示

　　● 採取措施保護移民工人，以免將他們置於更容易遭受強迫勞動及販運的境地。

　　● 不要沒收或者強制工人交出私人證件。但若員工要求（例如出於安全原因），可制定保管該類文件的政策和程序，防止濫用。

　　● 如果您通過私人職業介紹所來招聘員工，確認該中介的運營是否符合較高的道德標準。選擇那些不向工人收費的中介。

　　● 不要以向當局告發來威脅非法移民工人。

　　● 如果您對您的員工提供住宿，確保他們在工作時間之外的行動不受限制。

　　● 如果您的公司委託職業介紹所，該職介所要同意承擔遵守法律及相關共同協議的責任。

　　● 在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通過提供技術培訓和就業培訓機會，來參與針對人口販運受害者的預防及重返計劃。

　　● 在可能的情況下，參與全國性和國際性的反人口販運行動，包括媒體宣傳，並與當地及全國的政府當局、工人聯合會和其他利益相關者進行協作。

　　採取行動的好處

　　● 對職業介紹所的招聘行為進行監督有助於確定最負聲譽和最有道德的機構。如此就能最大限度地減少您的公司與人口販運相牽連的風險。

　　● 制定關於文件保留及招聘費用的良好政策及規則，能確保未將員工置於易受到惡劣對待及脅迫的狀況。

　　● 與政府、執法部門及其他利益相關者進行合作能夠確保反人口販運措施更有效持久。

　　採取行動的實際步驟

　　● 與通過職業介紹所招聘進來的新員工交談，確定他們是在何種情況下被招募的，以及他們是否支付了招聘費用。

　　● 如果員工要求（比如，出於安全原因），提供壹個安全的地方寄存他們的私人文件，例如安全箱或保險柜。確保您的員工知道它在哪裏，且可根據需要隨時自由存取。並且在您的監督團隊中，任命壹名“聯絡”人員。

　　● 給員工提供他們的證件的影印本，並告之所有工人所有該類措施。

　　● 對經理、人力資源部門人員、監督人員、社會審計人員和工人進行鑑別和防止人口販運的培訓。與他們探討關於身份文件、移民工人、工資償付及其他問題的好與壞的做法。

　　● 在與私人職業介紹所簽訂合同前，充分了解它。並與其代表探討關於招聘費用及其他招聘事項政策。

　　● 與行業中其他公司進行會談，建立合作網絡，並且利用這些網絡來交流信息及採取行動的想法。充分利用您的雇主組織以及國際雇主組織所提供的服務。

　　● 提供清晰簡潔，使用員工易懂的語言編寫的僱傭合同，對工資償付、加班及對身份文件扣留等相關僱傭條件做出明確闡述。

　　良好做法的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1

　　弊端

　　據估計，如今大約有2.5萬巴西工人在類似奴隸制的條件下工作。他們中大部分人是因債務束縛而被困在亞馬遜地區的營地中。他們在那裏工作並且被迫支付交通、食物、住宿及工具費用。雖然壹般來講工人是自願接受僱傭的，但 “家托斯”（職業介紹所）實際上是通過承諾高薪、良好的工作條件和福利來勸誘工人加入營地的。壹旦被僱傭，工人們就發現因為欠債和遭受人身暴力的威脅，他們無法自由離開。

　　在這種狀況下被迫工作的工人被剝奪了離開雇主的可能性，因為他們的債務在增加並且在工作營地有武裝警衛的巡邏。壹旦抵達目的地，工人的工作登記卡就被沒收了。這使他們無法像在正規經濟部門中那樣，獲得被保護的權利和福利。工人們的工作時間很長並且往往長期得不到工資。有證詞指出，工人因為害怕喪失所有的工資收入而不願索取未支付的工資。

　　2006年底，幾篇重大新聞報道都關註了歐洲、日本及美國的主要汽車製造商的供應鏈中使用強迫勞動的問題。在巴西，強迫勞動多發於為主要生鐵出口商提供木炭的“木炭營”中。雖然這在巴西使用強迫勞動的生產活動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大約90%用來自這種營地的木炭產出的生鐵都出口到了美國。

　　近年來，巴西政府採取了壹系列重要措施打擊強迫勞動，其中有許多是與商界合作的。1995年，政府成立了壹個“特別巡迴監察組”（Grupo Especial de Fiscaliza??o Móvel)來調查及突襲那些被指控使用強迫勞動的營地。政府還持有壹份“骯髒名單”，登記那些被發現使用奴隸勞動的企業和公司。截止到2008年年中，該名單記錄的個人及實體超過200個，主要在畜牧業，其次是木炭業和製糖業。

　　2005年5月，巴西商界和與民間社會團體壹起，發布了《消除奴隸勞動全國聯盟》。到目前為止，超過180家公司和社團，包括大型連鎖超市、工業及金融團體，都簽署了該聯盟。在後續機制中，由壹個“社會觀察所”來監督聯盟單位對該條約的執行並將良好做法歸檔。

　　企業對該弊端的反應

　　巴西公司的集體行動

　　巴西生鐵製造行業協會致力於消除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從2004年起，公民木炭所（CCI）就陸續派遣勞動監察員到木炭營作遵紀評估，並分發1999年制定的行業行為準則。壹旦發現違紀供應商，立即吊銷其執照，並且行業協會成員因此終止與其業務往來。公民木炭所也擬定了壹份“骯髒名單”作為政府已開展工作的補充。此外，2004年8月，巴西14家生鐵製造公司簽署了壹項聯合承諾書來終止木炭生產中的奴隸勞動。

　　巴西公司的單獨行動

　　2007年9月，壹家業內領頭的鐵礦石生產商宣布，將不再把鐵礦出售給那些從使用奴隸勞工的木炭營購買木炭的生鐵公司。該生產商要求其客戶證明沒有直接或者間接牽涉使用強迫勞動，並為此對其中的10家進行了私人審計。根據審計結果，該生產商暫停對7家客戶進行供貨，原因是後者在強迫勞動及環境問題方面有嚴重違反行為。該生產商隨後單方面終止了與其中4家客戶的合同。然而，在採取這項行動時，該生產商不得不謹慎行事，以免觸犯反托拉斯監管機構，因其是巴西該地區唯壹的鐵礦石生產商。

　　壹家巴西生鐵製造公司認為，強迫勞動與亞馬遜地區的森林砍伐是有直接聯繫的。該公司表示，生鐵製造商之所以從非法木炭營購買木炭，是因為否則的話，使用燒林技術，則要再花幾十年才能又種出足夠多的樹木來生產等量的木炭。該公司用自己的員工從自己擁有的案樹林生產需要的木材。

　　美國公司的集體行動

　　2006年12月4日，壹篇新聞報道，五大汽車製造公司，就如何避免購買使用強迫勞動的原材料，正聯合向其供應商提供集體培訓。該倡議從2005年10月起是由汽車工業行動集團（AIGA）負責協調的，然後從2006年12月起，改由“企業社會責任機構”（BSR1）接管。該項倡議的最初項目包括，針對包括強迫勞動在內的多個工作條件問題，發表聯合聲明表達行業共同的意見。

　　美國公司的單獨行動

　　2006年底，布隆伯格雜誌的封面故事以及其他媒體都對美國汽車製造行業中使用奴隸勞動進行了報道，作為回應，各公司相繼採取了壹系列措施，包括：

　　● 立即停止從巴西進口使用奴隸勞動製造的生鐵，● 要求供應商證明其生鐵生產沒有使用奴隸勞動，並停止與無法證明的供應商的生意往來。

　　從該弊端中得到的初步教訓

　　很顯然，為徹底消除主要汽車製造商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而進行更大規模合作的空間依然存在。從CCI（公民木炭所）的嘗試以及AIAG（汽車工業行動集團）的倡議中可見，進展是有的，比如公司有了共同解決此問題的意願。此外，有公司停止對以使用奴隸勞工生產的木炭為原料的生鐵製造商供應鐵礦石，這也是正確的壹步。然而，在政府層面上還有更大的合作空間，以確保為阻止或抵制個別供應商而採取的措施不違反反托拉斯規定。而且，對於那些有意打破其供應鏈中長期存在的使用強迫勞動局面的美國公司，政府可以提供進壹步的支持。

　　值得註意的還有，大多數捲入此次爭議的公司都是在行業中舉足輕重的。對於小公司來說，應對這些問題的資源更有限。在這種情況下，由行業機構採取積極主動的行動能取得特別顯着的成果。

　　可用木材是壹個不容低估的重要問題。用焦炭代替木炭來生產生鐵可能有助於解決問題。然而，這會增加成本，因此可能需要對生鐵製造商提供財政援助。

　　由巴西政府“特別巡迴監察組”對木炭營進行審計和監督，並輔佐於可迅速審結，解救工人的流動法庭，這種做法是值得鼓勵的。在巡迴監察組、公民木炭所的監察員、美國及巴西的鋼鐵生產企業之間似乎還有合作的空間。

　　目前尚不清楚是哪些經濟實體在經營使用強迫勞工的木炭營。然而，在木炭營和生鐵製造商之間似乎有明顯的互通互聯的關係。在木炭營被巡迴監察員關閉的情況下，生鐵製造商（即該木炭營的買家）應連帶償付該營地工人的工資。

　　案例分析2

　　弊端

　　本案例側重於對中國工廠中強迫勞動的指控，及壹家重要的美國電子公司對此採取的反應和措施。事件中的工廠分屬於兩個不同的公司，且都為美國的跨國公司裝配零部件。其中有壹家工廠尤其受到媒體的強烈譴責。

　　關於工作條件的描述包括：工人被迫長時間工作，居住在擁擠狹窄的宿舍，被迫支付食宿費用，以及被禁止離開工廠。此外，還有指控揭露，在某些產品的生產過程中有使用童工的現象，以及使用包括長時間罰站在內的紀律處分。這些指控最初出現在壹份互聯網上找不到的報告中，但是該報告裏壹些反映工廠環境的照片，隨後被國際新聞媒體轉載了。英國壹家報紙最初報導了此事，很快，中國的壹家商業日報也跟進了。

　　企業對該弊端的反應

　　與此事有關的美國公司在上述指控出現的3天內做出了聲明。聲明指出，公司正在採取措施調查情況，並將嚴肅對待這些指控。

　　該美國公司採取行動，通過多方走訪工廠及訪問工人來調查指控。在媒體最初對此事進行報道的6個星期內，該公司在其網站上發表了壹篇報告。報告中，公司稱其派遣了壹個由人力資源部、業務和法律部員工組成的審計小組到相關工廠，而且搜集到的證據是與很多來源於員工、管理人員及員工記錄的信息交叉核對過的。該報告同時指出，對強迫勞動進行審計時，也檢查了保密記錄以查找是否有偽造的身份證明文件。報告接着總結了所發現的，包括工作和居住環境、報酬、超時工作以及工人待遇等問題。

　　儘管公司的報告稱沒有強迫勞動及童工的證據，但它公布了觀察結果，公司行為準則中明確的每周最長工作時間已被超出。該公司稱，基於此發現，其供應商正在改變政策來保證遵守每周加班時限的規定。此外，該公司指出，宿舍設施需要改善，但其供應商正在申請更多的土地來建造進壹步的設施。

　　據稱，事件中的供應商對其客戶敞開大門，並為審計工作提供便利。值得註意的是，該供應商在其行業中是壹家實力雄厚的大公司，並且近年來發展很快。據稱，該供應商很滿意美國公司的報告澄清了對其工廠中工作條件的指控，並聲稱由於此事的發生，使其考慮比以前更加開放其業務。

　　有趣的是，企業與人權資源中心2的政策是要求被指控侵犯人權的公司做出回應，但在該案例中，中心在公司做出回應之前就已在其對該案的總結中記錄為已解決。這是唯壹出現這個標註的案例。

　　從該弊端中得到的初步教訓

　　事件中的美國公司使用了中國工廠所有雇員中大約15%的雇員。壹些其他主要的高端電子品牌公司也同樣使用着該工廠，但這些公司對該事件的反應卻鮮有提及。儘管涉及的員工所占比例不高，但該中國工廠沒有對美國公司的審計進行限制。

　　報道同時還強調了《電子行業行為準則》，作為壹個專門部門的工具和倡議，其下匯集了該行業中超過40（截止到2008年9月）家公司。該倡議旨在改善行業供應鏈中的工作條件。當本案例被報道時，這家中國的供應商是 EICC（電子行業行為準則）成員，而該美國公司還不是。但是，在其審計和調查結果的詳盡報告中，該美國公司表示，也會加入電子行業行為準則。

　　在美國公司的報告發表後不久，壹個與此事件有關的人權問題引起了國際媒體高度關註，因其牽涉到在英國和中國媒體中最初對該事件進行報道的記者們。該分包商的壹個中國全資子公司起訴記者們的個人行為構成誹謗。這場官司索要巨額賠償，且法庭壹受理此案，就將記者們的資產凍結了。事件中的報社力撐其記者並對訴訟表示譴責。隨後維護新聞自由的非政府組織要求中國供應商及美國公司採取行動撤案。美國公司稱，他們正在幕後努力幫助解決這壹問題。此後不久該訴訟撤銷。

　　本案例證明，通過迅速行動和全面反應，該公司平息了對其重要產品生產中的特殊工作條件問題的關註。此外，當該事件轉為敏感的關於新聞自由的政治話題時，似乎該公司已做好準備繼續參與其中。不過，該案例突出了在存在大量外包業務時，保障公司制度得到遵守的困難性。該美國公司加入電子行業行為準則的決定再次表明，與同行業中其他面臨相似的行業特有困難的公司協作具有更大的價值。

　　案例分析3

　　弊端

　　自2000年，約旦與美國簽訂《約旦-美國自由貿易協定（FTA）》

　　後，約旦就從該優惠貿易協定中受益頗多。該協定旨在確保兩國都堅持包括禁止強迫勞動在內的國際勞工組織標準。結果，當對約旦的工廠中工作條件進行全面而直接的調查時，與這兩國的政府和公司都涉及其中。

　　2006年5月，美國全國勞工委員會（NLC）檢查了全約旦為美國公司生產產品的紡織廠的工作條件後3，就該問題發表了壹份極具批評性的報告。調查的對象是合格工業區（QIZ）內享有優惠途徑進入美國市場的工廠。

　　截止到2006年7月，約旦的13個合格工業區中共有110多家公司，54,000多名員工。美國駐約旦商會稱，這些合格工業區的工廠中，有66%的外籍工人，這些被稱為“客籍工人”的員工來自中國、孟加拉國、斯裏蘭卡及印度。儘管這些合格工業區的初衷是鼓勵國外直接投資並為當地人口創造就業機會，但被調查的這些工廠卻主要依靠移民勞動力。

　　全國勞工委員會報告對惡劣工作條件進行了深入調查，包括人身和性虐待，缺乏薪酬，食物和水不足，及惡劣的居住條件等。客籍工人在其國內被要求支付壹大筆錢來得到這些工作，但是在約旦，他們只掙得所承諾薪酬的壹小部分，有些甚至很久都沒領過工資。此外，據報道，剛到工廠，工人的護照就被沒收了；並且，當他們投訴沒有工資時，曾有工人被強制驅逐回國，面臨其無法償還的債務。這些工人壹方面無法取回護照；另壹方面，若投訴，又會招致被遣送回國、監禁、毆打以及剝奪食物和水的危險。從而，他們被困在約旦，並且其在原籍國的債務也因大筆利息而越積越多。

　　而且，根據約旦的法律規定，非約旦公民，即使擁有在合格工業區工作的工作許可證，也被禁止加入任何工會，因此這些客籍工人無處求援。

　　在上述問題曝光後不久，約旦政府做出了回應，勞工部的監察小組與印度、中國及斯裏蘭卡的使館代表們共同巡視了4個合格工業區以調查這些指控。壹些處罰相繼作出，壹部分工廠被查封。

　　企業對該弊端的反應

　　集體行動

　　2006年9月21日 ， 美 國 勞 工 聯 合 會 和 產 業 工 會 聯 合 會（AFL－CIO）與全國紡織協會（NTA），對美國政府提交了聯合投訴，要求援引約旦-美國自由貿易協定的爭端解決程序來處理約旦對工人權利的“嚴重”侵犯。該投訴指控約旦違反了其尊重國際勞工組織核心勞動標準及有效地執行約旦勞工法的承諾。這開了企業組織在貿易協定下提交關於工人權利案件的先例。

　　個體反應

　　各公司對於美國全國勞工委員會報告的直接回應如下：

　　壹家公司稱其沒有直接與工廠合作，而是與供應商合作，並且希望所有的供應商和工廠都能遵守當地法律和自定的標準。該公司澄清道，在名單中的5個工廠中，它只與其中壹個進行了合作，且即將跟進對相關供應商進行監督與密切合作。該公司還稱，已決心採取糾正行動。

　　另壹家服裝公司稱，其中壹個問題工廠從壹個得到認可的機構處搞到了壹份有效證明。在美國全國勞工委員會的報告發表後，該公司自己進行了調查並且發現，壹些報告中的問題依然存在。該公司表示，曾試圖鼓勵該工廠採取糾正行為，但同時也指出，其訂貨量不超過該工廠生產能力的1%。進而，該公司得出結論“因此我們對於這家工廠是沒有任何（決策）影響力或談判能力的”。由於這些發現及工廠的不配合，該公司決定不再向其訂貨。

　　壹家銷售公司的回應中強調了2006年9月其內部審計員進行的現場審計，接着於2006年10月的第二次巡訪發現情況有所改進。該公司還註意到，與員工的談話也證明狀況的確有所改進。該公司還表達了其擔心：如果簡單地停止與某個工廠合作，公司將在要求實際改進的談判中失去影響力。但是，該公司特別指出，若“工廠的違規行為令人震驚，如存在監獄勞工，（它）會立即終止與該供應商的業務。”該公司最終稱，將與約旦政府、其他零售商以及國際勞工組織壹起採取集體行動來應對該問題。

　　從該弊端中得到的初步教訓

　　很明顯，雖然該案例的主要當事人是約旦以及美國政府，但是牽涉到的品牌公司也對其供應廠家的工作條件負有責任。與約旦簽訂約旦-美國自由貿易協定的最主要目的是為本國工人創造就業機會及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但是顯然，那些大量被帶入約旦填補這些工廠職位的移民工人受害最深。

　　看來，為改善這種情況，公司與有關政府、供應廠家及國際勞工組織，是有合作潛力的。同樣，那些有相同供應商的公司之間也應該進行合作。但是，這對那些試圖解決此問題的小型供應商而言的確有些困難，因為如果它們只是壹條大型供應鏈中的壹部分，那麼它們的影響力將很有限。在這種情況下，壹個積極的行業組織與不同大小的公司共同應對這些問題將產生積極而受歡迎的效果。

　　最後，從美國全國勞工委員會的工作以及公司因此採取的步驟來看，審計程序的效果明顯存在很大差異，尤其是在認定及證明強迫勞動情況上。例如，有報道稱，工廠經理們曾預先警告工人怎樣應答審計員的問題。

　　案例分析4

　　弊端

　　在美國農場裏遭受強迫勞動的大多數移民工人來自墨西哥、危地馬拉及海地。這些工人有時是直接從原籍國被販運過來的，或者越來越多的是壹到美國就被盯上。

　　佛羅裏達州農場工人於1993年成立的伊莫卡利工人聯盟（CIW）記錄了很多案例。伊莫卡利工人聯盟自稱是壹個以社區為基礎的工人組織，其成員為拉丁裔、海地裔及瑪雅印第安裔的在佛羅裏達從事低薪工作的移民工人。

　　伊莫卡利工人聯盟稱，在佛羅裏達州的農場裏確有債務束縛性質的強迫勞動，工人被要求長時間工作，而後其工資被扣減交通、工具以及設備費用。在壹些案例中，這些工人甚至很長時間都沒有得到應付的工資。他們被限制在營地，居住條件極差，且經常受到武裝警衛的監控。伊莫卡利工人聯盟秘密與農場工人合作，在對強迫勞動案件的訴訟中提供了很大幫助。

　　已經有幾個關於惡劣工作條件的案例被報道。2007年12月19日，3個採摘水果的移民工人從雇主處逃離，並轉述了他們的悲慘境況，包括被強迫負債、被毆打以及被迫對淋浴用水付費。

　　伊莫卡利工人聯盟關註的壹個中心問題是這些工人的工資極低，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他們的工資只略有提升。該組織開始特別針對經營農場的番茄種植者們發起了攻勢，隨後把註意力轉向了全球知名的食品公司。

　　企業對該弊端的反應

　　作為對由伊莫卡利工人聯盟牽頭的運動的回應，若干國際品牌食品公司介入其中，處理各自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問題。

　　2005年3月，其中壹個食品公司同意對購自佛羅裏達州的番茄每磅多付1美分。其條件為，該公司只與那些能保證款項直接付給工人的供應商合作。另壹公司則在2007年4月與伊莫卡利工人聯盟達成類似協議，包括承諾為番茄種植者訂立行為準則，並讓農場工人更多地參與對準則遵守情況的監督。

　　伊莫卡利工人聯盟壹直堅持主要針對快餐巨頭而非食物種植者，但是在2008年5月，聯盟停止了針對其中壹個快餐公司的運動，因為該公司宣布將與伊莫卡利工人聯盟共同努力改善農場工人的工作條件。

　　快餐業的領頭公司同意加入增加工資的計劃，並與伊莫卡利工人聯盟壹起呼籲整個行業都加入其中。為了鼓勵種植者的參與，壹家公司承諾對因增加工資而引起的工資稅及管理費用提供資助。該公司與伊莫卡利工人聯盟還通過了零容忍準則，規定對於有某些非法行為的種植者，需立即將其從供應鏈中清除。此外，該公司還承諾保障農場工人參與對種植者的監督，看後者是否遵守其供應商的行為準則。

　　從該弊端中得到的初步教訓

　　該案例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是與移民工人相關的負責任的商業行為的問題。南方貧困法律中心(SPLC)4於2007年3月發表的調查報告中指出，通過客籍工人計劃到美國的移民工人，面臨着被虐待的危險。正如報告中所說：“由於被束縛於單個雇主，並且沒有途徑得到法律資源，客籍工人：

　　● 通常在工資問題上被騙；

　　● 被迫抵押其前程以獲得低工資臨時工作；

　　● 實質上被扣留其證件的雇主或者勞動經紀人控制；● 被迫生活在惡劣的環境中；● 因工受傷時得不到醫療福利。

　　伊莫卡利工人聯盟的運動及隨後的媒體報道都主要集中在給工人的低工資問題上，而非集中於已達到強迫勞動境況的惡劣工作條件上。然而，即使更多的公司每磅多付壹美分給工人，導致強迫勞動的條件依然可能存在且需要解決。

　　危險在於，參與的公司只關註每磅多付壹美分的運動，而這無助於解決南方貧困法律中心報告中指出的更普遍的，與強迫勞動相關的問題。

　　此外，那些在本國負責招募到美國從事農業的工人的私人職業介紹所，也存在許多問題。目前，該行業極度缺乏管理，以至於工人到美國時已背負了大筆高利債。儘管美國當地法律規定了必須償還工人的旅行及簽證費用，實際上這些費用極少得到全額償還。

　　我們希望，那些在伊莫卡利工人聯盟的活動中受到公開抨擊的公司，也能對為其番茄種植者提供工人的職業介紹所進行檢查。也希望壹些公司、行業組織、相關政府以及國際勞工組織能夠共同努力，積極地解決這壹問題。在這方面，從簽署和促進《雅典道德原則》開始的開拓性工作是壹個有用的參考5。

工人階級談就業環境

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二月勞工新聞整理：互聯網大廠員工猝死，零工就業轉向全職化，就業壓力大考研人數創新高中國勞工通訊將嘗試在每月底做新聞整理，讓讀者有另一個方式緊跟中國社會和工人狀況的最新變化。

　　中國社會正陷入急速的轉變，工人不斷被工廠的新型機械替代，被排擠到外送、快遞等物流和新興服務業；互聯網開發員的技術被分解和普及化，產生了被資本控制的“996”程序員；工人之間的競爭激烈，除了爭奪崗位，學校的教育亦被競爭深深滲透…… 每月的新聞整理將從媒體的角度跟進這些趨勢的發展。

　　近年，中國的新聞媒體湧現不少對工人勞動和生存處境的詳細報導。例如，針對外賣平台興起，《人物》的文章《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為我們揭開算法對騎手勞動過程的宰制。事實上，除了《人物》這篇文章，每月尚有不少報道跟進和挖掘了與工人相關的社會時事，能深化我們對當下中國社會變化的了解，值得記錄、整理和推廣。

　　一、互聯網行業

　　2月4日，網站Bilibili一名25歲的審核員急性腦出血死亡。事後Bilibili否認有過年加班，同時又增聘1000名審核員，以緩解員工工作壓力。澎拜多篇報道，指出了面對長工時、審核視頻工作強度大的情況，Bilibili員工不能出錯，否則會影響考績。2月22日，字節跳動一名28歲算法工程師猝死。加上2月15日，尤安巨作一名建築師被發現在出租屋內死亡，本月已發生至少三起懷疑與過勞有關的員工猝死事件。

　　另一則值得留意的新聞是知乎在裁員過程中，被指用監控軟件監控工人。雖然知乎已否認有使用軟件，但監控軟件確實存在。軟件由深信服上市公司研發，可以監視員工瀏覽、聊天紀錄，整合出員工近期瀏覽求職網站次數、聊天時提及離職次數等。至今深信服網站已不能搜索相關軟件，但大眾仍擔心企業會以大數據監控員工。

　　二、平台經濟

　　2月15日，《鈦媒體》的報道《1300萬外賣騎手，從“零工”走向“職業”》指出外賣員正走向“職業發展的體系化”。文中引用餓了麼《2022藍騎士發展與保障報告》的數據：平台超四成騎手為全職，至於六成有其他收入的騎手中，近四成有本職工作，近三成在其他平台從事配送工作。稍作換算，以配送作主要收入的外賣員達到58%。外賣員的就業狀態正不斷向全職轉變。餓了麼同時宣布調整配送時間算法和差評考核，詳情可參考《封面新聞》的報道。

　　三、燃氣事故

　　據界面新聞整理，近五年的燃氣事故從2017年925起下降到2020年615起，但2021年僅上半年就有544起（意味全年可能過千起），其中湖北十堰市燃氣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138人受傷，是近年傷亡最大的燃氣事故。財新網報道，鑑於近來燃氣事故頻發，中國將在“十四五”期間更新改造約10萬公里的舊燃氣管道，整治老舊小區、餐飲等公共場所的安全隱患。不過，除了燃氣管道老化和用戶使用不當，燃氣事故主因還包括施工不當（包括第三方施工時鑽漏燃氣管道），以及地方執法寬鬆等問題。界面新聞進一步指出工程分包、老舊小區施工隊伍參差、趕工期導致工程質量降低等問題。

　　四、大學畢業生

　　《半月談》微信公眾號對今年全國碩士研究生報考人數高企一事作了調查。今年研究生報考人數457萬，比2021年增加80萬，增幅超21%，相比2017年增長1.27倍。文中指出，不少學生深陷就業焦慮，認為僅憑本科學歷無法找到心儀工作，同時還存在“不願意從事低檔工作”等心態。例如醫學專業幾乎都會讀研，以此競爭大醫院的工作崗位，避免到基層醫院工作。想當老師的學生亦指本科學歷沒有競爭力，只有讀研才能找到好工作。關於研究生的其他數據可參考中國教育在線的《2022年全國研究生招生調查報告》。

　　三月勞工新聞整理：疫情下工人狀況、互聯網裁員潮、建築業清退超齡農民工本月，廣東深圳、上海及吉林等地疫情再現爆發，我們首先聚焦於疫情下工人的最新報道。同時，各新興行業在年後重新布局，互聯網企業裁員、快遞業降價、外賣平台調整獎罰機制等動態將進一步影響相關行業工人。我們也整理了建築施工企業的用工年齡管理政策，並持續跟進工人的長工時、職校學生實習及高校畢業生就業等消息。

　　一、疫情下的工人

　　中國的抗疫工作持續以“動態清零”為原則，令不少醫院無法負荷。醫護人員不僅承擔着激增的工作量，多家醫院無視勞動安全也令醫護的處境更加艱難。中國勞工通訊早前曾報道，在出現群聚感染的上海第六人民醫院，院方要求護士在沒有防護衣、沒有負壓艙設備的情況下，“祼上”照顧陽性患者，遭到護士們拒絕，最終演變為護士與醫生之間的嚴重肢體衝突。3月20日，上海市周浦醫院護士罷工，抗議該院被改為方艙醫院。該院護士長表示，核酸採樣工作繁重，護士們已連續幹了36小時。

　　為了應付強制性核酸檢測的人手要求，跨市、跨省調度的“志願隊”中不乏過勞、甚至過勞死的情況：支援呼和浩特的內蒙古中醫醫院普外科主治醫師王猛3月4日突然暈倒，搶救無效後逝世，在2月17日至3月4日他累計核酸採樣 3700 餘人次；3月20日，山東省支援威海臨床醫學檢驗專家白曉卉爆發心源性猝死，此前，她曾輾轉於北京、新疆、河南、山東各地進行抗疫工作。近日浙江、江蘇兩省派出的援滬檢測隊，在3月27日凌晨4點出發，7點30分到達浦東，隨即開啟核酸篩查工作。網友評論表示，該批醫護凌晨1點收到集合通知，直到下午四點完成當日檢測任務，中途沒有吃飯、沒有喝水、沒有休息。

　　“零工經濟”之脆弱在本月14日至18日的深圳封城中展露無疑。居住的城中村被封，不想因此停工的外賣員露宿街頭，有的睡在帳篷里，更多的則是一床被子、幾件厚衣服睡在天橋下、花壇邊；深圳零工聚集區內的“三和大神”們由於無工可開，網吧停業，只能睡在龍華汽車站；網傳在福田區的上梅林新村、南山區南頭街道甚至出現群體抗議，需要外出工作謀生的居民聚集在圍封區域內，要求“解封”。

　　與此同時，高流動性的建築工群體、貨車司機群體爆發多起聚集感染：3月19日，常州鐘樓區清雲瀾灣項目工地累計發現12例確診病例和3例無症狀感染者，行程軌跡涉又及到其他7個工地；深圳7個工地被封控或有確診軌跡涉及，住建局發文全市工地停工4天；天津市在3月10日將西青區精武鎮“和光塵樾”一期建築工地調整為高風險地區，截至3月13日24時，該工地累計33人確診；漳州3月13日至29日有11例貨車司機及其關聯者感染病例。

　　最為嚴重的聚集性傳播發生在吉林方艙醫院的建設過程中，160名農民工中已有近90人檢出陽性。據《財新》報道，施工現場原本安排的每日核酸檢測並沒有落實，“有工人因為在幹活，而沒趕上做核酸檢測”。而且，當施工接近尾聲、工人們不被允許繼續住在工地上，被轉運到一處沒有水電、沒有床褥的廢棄校舍，300名工人打地鋪、和衣而眠——工人們懷疑，這次轉運就是集體染疫的源頭。

　　二、互聯網企業裁員潮

　　多家互聯網大企業本月傳出減員增效的消息。騰訊的CSIG（雲與智慧產業事業群）和PCG（平台與內容事業群）兩個部門因為收益及毛利率不足裁員20-25%。阿里巴巴則對市場份額大大減少、運維成本過高的本地生活業務部門裁員，直營城市只保留1/3的員工，近一半員工被裁。京東同樣裁切零售部門，社區購物平台“京喜拼拼”有10%-15%人員被裁，另外零售平台生態部、商業提升事業部、物流技術與數據智能等部門均現裁員。滴滴貨運員工則向媒體表示將出現50%的裁員。不少互聯網企業員工都認為，接連的裁員是企業為了集中資源投入新一輪競爭的準備。在辭退通知書中，企業將裁員說成“優化”，甚至是“畢業”，但實際情況是業內數千名工人被裁。

　　三、快遞業年後再降派費

　　《驛站》的調查顯示，北京、廣東、上海等地年後出現“降派費”的勢頭。北京的快遞員表示，自己工作的片區過年後派費下降了，“沒明面上說降派費，就是從罰款里劃扣”。另一邊廂，收件費也在下降，平均每票比以前低了2-3元。上海江松區也出現相同的情況，派費由每票2元降至1.2元，快遞員認為與年後找工作的人增加有關。廣東東莞的快遞員則稱，公司宣稱將降派費，同時會加強管理與懲罰力度。派費再次壓低，顯示政府去年在《關於快遞員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要求調高派費的措施正在失去作用。

　　四、外賣平台修改騎手獎罰機制

　　《界面新聞》報道，美團將修改騎手服務的評價規則。以往，平台的差評及超時罰款對騎手造成龐大的工作壓力，導致騎手配送時被迫違反交通規則及超速駕駛。在新規則下，扣款將改為扣分——超時、差評、提前點送達等行為會被扣分，而參加安全培訓、有模範事跡可獲加分。極端天氣下所有扣分項會被默認取消。美團站點將按月對騎手評分進行排名，由排名決定騎手的單均獎勵。新的“服務星級”激勵機制已於紹興、太原、昆明等15個城市試行，具體效果還待觀察。

　　五、建築業清退超齡農民工

　　據《工人日報》報道，上海、天津、廣東深圳、江蘇泰州、江西南昌、湖北荊州等地規範建築施工企業用工年齡管理，清退超齡農民工。上海規定，禁止60周歲以上男性及50周歲以上女性從事建築施工作業。《工人日報》發現，如今施工現場已難尋60歲以上的農民工，甚至超過55歲的都極少。

　　建築行業清退超齡農民工主要出於安全考量。2018年全年建築業安全生產事故造成死亡的人員里，超過60歲的占比達到15%，而當時建築從業工人中，超過60歲的占比僅有1%。不過，由於農民工社保參保率低，缺少退休保障，許多第一代農民工哪怕到達法定退休年齡，仍不得不繼續工作。對此，上海市總工會表示各方面將積極協調，“（給超齡農民工）提供了保安、保潔和物業等相對較輕鬆的工作，同時將在勞動權益保障方面及時跟進”。

　　實際上，保安、保潔的工作並不輕鬆，高齡農民工在就業市場上找尋出路也並不容易。《南方周末》採訪了多位在北京找工作的高齡農民工，發現無論是工地、保潔還是保安，招工者往往要求工人年齡在60歲或55歲以下。

　　六、睡眠情況調查

　　中國睡眠研究會發布的《中國睡眠指數報告》顯示，在2013年到2021年，我國國民入睡時間由晚上10時30分推遲到12時23分，而睡眠時長由8.8小時縮減到7.17小時。報告亦有討論到職場對睡眠的影響，報告指隨着通訊軟件和智能手機愈趨方便，工作和下班的界線愈漸模煳，長工時壓縮了睡眠時間，同時工作緊張亦令睡眠質量下降，失眠、深層睡眠不足情況比以往多。

　　除此報告外，智聯研究院聯合Just So Soul研究院共同發布了《2022中國職場青年睡眠質量報告》。裡面詳細指出職場青年年青人過半要熬夜到凌晨方睡覺，其中也指出交通物流、房地產建築業、IT互聯網欠缺充足睡眠情況最為嚴重；在地域上，華南地區最“”缺覺”，超過2成華南人每日睡眠不足6小時。

　　七、雲南職校學生超時工作猝死

　　《封面新聞》報道，2月11日，一名雲南新興職業學院學生小楊在工廠工作期間猝死。小楊與學校簽署了“社會實踐”協議，從2021年12月30日開始被安排在江西南昌龍旗科技園工作，工廠兩班倒，小楊上夜班、每日工作12小時、每周只休半天。他曾向帶隊老師表示夜班太累、想換崗，老師卻讓他 “堅持堅持”。他從2月6日開始生病，卻因請不到假一直沒去醫院。職校學生猝死悲劇以往也曾被報道，2021年最新修訂的《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要求不得“安排學生加班和夜班”。不過這次事件顯示，相關規定成效有待檢討。

　　八、畢業生報考教師資格人數持續增長

　　2021年下半年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結果於3月初公布，網絡上“教資認定”、“教資面試成績”等多個話題占領熱搜，“教師熱”現象再次成為話題。中國新聞網整理的數據顯示，教師資格考試的熱度近年持續增加。2016年全年教師資格考試報名人數共260萬人，2017年達410萬人，2019年攀升至近900萬人。2019年“教資熱”曾一度讓考試報名網站癱瘓。另外在高考中，師範類專業也變得更熱門，高考成績前30%的學生報考師範比例由2018年18.3%提高到2019年33.4%。在大學生畢業找工作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待遇有所改善的編制教師的吸引力正不斷增大，部分地區數十人競爭一個教師崗位已成為常態。

　　四月勞工新聞整理：疫情下的過勞工人、卡車司機受困、互聯網裁員潮持續本月，疫情期間上海各類工人的情況在媒體上受到極大關注：除了醫療人員和快遞員超負荷工作，還有運輸物資的卡車司機被困在路上，連基本食宿都難以解決。另一方面，上月提到的互聯網企業裁員仍在持續。我們也輯錄了有關企業利用外包和眾包招工的趨勢研究，以及與房地產行業密切相關的國內足球隊欠薪問題。

　　一、上海疫情下的工人

　　自3月1日上海公布首例本土確診個案開始，疫情迅速蔓延，4月初單日感染人數破萬，到了月底，上海仍日增過千例感染病例——這無疑是2020年初武漢疫情以來，中國最嚴重的也令人始料未及的一波疫情。在疫情中，工人常年累月勞動保護不足的情況更為突出，除醫護人員外，多個行業的工人也超長時間工作。

　　“查醫生連續工作了快33小時，可能需要先休息一下。” 曾在武漢疫情中間寫下《查醫生援鄂日記》的上海仁濟醫院呼吸科副主任醫師查瓊芳描述了世博展覽館臨時集中隔離收治點的超時工作：“排班表已經修訂到第13版了，但隊員們無人休息”，困得不行了就“坐在椅子上休息一會兒”。

　　隔離收治點外，進行核酸檢測的醫護同樣經歷每日十小時、中間無休的工作模式，上海浦東一家醫院的醫生告訴端傳媒，核酸檢測“最多的時候一天採過1000多人，1000人的話近10個小時。你至少抬手1000次，渾身都很累。不能吃飯、不能上廁所，這樣一天200塊錢。”儘管中國的抗疫工作已開展了兩年，上海普陀區中心護士仍在本月出現多人確診的勞動安全事故，一名護士的微博帖文顯示，護士們沒有防護服，還在狹小的空間內同吃同住，截至4月9日同事中間已經出現了7例陽性病例。

　　和連軸轉的醫護相比，外來務工人員面臨的是生存問題：20餘名被困浦建集團生活區的建築工人，在經歷了一周沒水、沒電、沒被子、只能用消防栓里的水泡方便麵的生活後，才獲發基本物資；上海東海養老院則出現極為嚴重的欺詐招工情況，勞務公司招工時故意隱瞞老人院已有陽性病人的情況，並收取每人1000至3000元不等的介紹費，應徵保潔員工作的阿姨們上崗後被安排了護理工作，隨後出現交叉感染，但院方仍以不發工資來威脅工人繼續工作。

　　一個月前深圳出現外賣員無家可歸的慘狀本月在上海再次出現：為了保障居民物資供應，多家生鮮平台外賣員這個月都在連軸轉，但是盒馬鮮生員工發出的微博求助帖顯示，公司只安排外賣員睡樓梯間，結果導致交叉感染，該帖子不久就被刪除；不少外賣員因為缺乏固定網點，住宿問題更難解決，只能睡在路邊、橋洞或ATM隔間。美團、餓了麼安排的住處只提供給專送騎手，眾包騎手被排除在外，政府提供的小哥驛站多數亦已滿員，有空床位的驛站也不收容單個騎手，只能由公司向區里申請。工人求助的信息詳情可參考中國勞工通訊早前的文章整理。

　　基層工作者同樣在疫情中承擔着難以想象的工作量，他們包括了居委會工作人員、社工、網格員、志願者以及從體制內其他崗位被安排至基層援助的勞動者。青浦區檢察官助理朱樂天被派到基層“流調組”，需要一通一通電話地摸清楚確診病例及密接的行程，他和同事從早上6點半打電話到第二天凌晨3點半，趴在桌上小睡了一會兒，早上5點多鐘又爬起來接着打電話，一直到上午8點半換班；不堪重負的黃浦區海悅花園居民區黨總支書記馬勝燁4月7日凌晨在社區公眾號發文表示，為了完成上級的指令，社區工作人員以及所有一線人員已經不堪重負，“（社區工作者）3月15日被召集起來住在居委，二十多天不能洗澡，不能回家，不能看父母看孩子，每天睡幾小時，什麼時候是個頭，我們不知道。”

　　二、貨車司機受封控所困

　　疫情下，中國約兩千萬貨車司機成為高風險群體。各個城市通行要求不一、封控高速公路，令許多司機被困在路上，連基本食宿需求也難以解決。此外，堵車、客戶小區被封、工廠訂單減少等因素導致司機收入下降。根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由於貨車司機擔憂防控政策的影響，越是需要保供物資運輸的中高風險地區，越缺少運力。4月18日，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提出核酸檢測結果48小時內全國互認等措施，以減少物流阻礙、穩定物資供應。

　　另外，根據華商報報道，有貨運公司涉嫌欺詐司機。陝西安馳天下貨運有限公司高薪招聘司機，司機應聘時被告知需要有自己的貨車，才能成為合作方，公司會提供貨源和運輸線路。司機因此貸款向公司買了貨車，並交了約1.5萬元服務費。其實公司提供的貨源、路線不穩定，公司稱每月淨收入能達到一兩萬，實際上卻是賠錢。司機提出解約後，公司只退還部分服務費，並拒絕退車。

　　三、互聯網行業裁員潮持續

　　多間互聯網企業4月爆出裁員潮。早前有匿名人士表示B站有意在直播業務計劃裁員，B站負責人回應指直播毛利三年提升，正計劃招聘，但另有消息指電競、遊戲部門裁員。小紅書亦爆出裁員，有人士指裁員規模不超過10%，亦有消息指裁員達20%。網購平台美團優選因運營成本過高，撤出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四個地區，預計有新一波裁員潮。百度遊戲部門300多人幾乎全被裁，另外人工智能部有10-15%裁員。

　　裁員潮以外，多間互聯網企業因為超時加班問題而被重點檢查。北京人社局發出《關於進一步做好工時和休息休假權益維護工作的通知》，隨後山東、安徽、河南、廣西、青海、湖南、湖北、江西亦於3月至5月開展超時加班排查整治。

　　四、外包、眾包製擴張 企業躲避社保、工傷賠償責任平台經濟的新就業形式繼續在國內蔓延。《上觀新聞》引述的調查顯示，愈來愈多企業通過自有或其他第三方網絡平台，將工作以“眾包”形式發給個人勞動者去完成，並以服務費方式結算薪酬。此種情況下，企業應付職工薪酬大大減少，無需繳納社會保險費，若通過其他平台結算還可以獲得相應增值稅抵扣。常見的外包崗位有快遞員、外賣員、保潔員、安保、前台、客服等。

　　該調查同時指出，由於與動者存在關係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足以成為其法律上認定的“用人單位”，勞動者在工作期間發生意外傷害，或造成第三人傷害的，賠付義務往往無人承擔。即便員工發生工傷最後認定由某企業承擔責任，但這些公司由於註冊年限短，註冊資金極低，根本無償付能力。

　　五、中國球隊大規模欠薪

　　據《南方周末》報道，現時中超18支球隊中，有10支球隊欠薪，部分球隊同時欠繳球員社保。由於疫情和經濟環境變化，加上中超球隊投資方牽涉的房地產行業收縮，造成了大範圍的欠薪問題。對此，中國足協宣布給予球隊更多時間籌措資金，球隊在提交欠薪解決方案後，仍可被授予聯賽准入資格。不過，長期遭受欠薪的球員不一定能收到被拖欠的工資：球隊在欠薪後失聯、中國足協轄下的仲裁委電話無法接通，甚至在一些案件中，法庭對於足球員是否與球隊存在勞動關係仍有不同解釋，大大影響球員追討薪資的成功機會。

　　五月勞工新聞整理：上海復工復產、外來人口與青年失業率攀升、長沙比亞迪工人自殺一、上海加速復工復產爆發新問題

　　上海的封城措施造成汽車產業在四月大幅減產，整車廠停產波及上下游，眾多汽車零部件廠商的生產量銳減。因此企業急於在五月復產，召回愈來愈多工人，卻產生新的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的報導透露，嘉定區安亭鎮在復工復產後出現企業員工感染案例。受訪的政府人士表示擔心情況，“汽車零部件企業多為勞動密集型企業，一些企業此前封閉生產時員工人數也可達上千人”。另一方面，物料的供應不足及不穩定，令部分工人開工不足，其他工人卻被要求額外加班。

　　為了加緊生產，有媒體引述彭博社得到的一份特斯拉內部備忘錄，提到“因為宿舍數量不足，工人們只能睡在工廠地板上”。為了解決工人的安置問題，“特斯拉將會提供淋浴條件、一天三餐，以及一天63美元（約合人民幣420元）的補助，同時還有在建的娛樂設施”。不過，在產能爬坡的要求下，所謂的娛樂設施工人是否有時間享用，十分值得質疑。

　　為了追趕產量而將大量工人封閉在工廠的措施，在上海廣達電廠園區內造成了兩次騷動。據稱，廣達工廠員工一度傳出確診新冠肺炎。5月初，工廠因防疫不周全，加上不斷有宿舍人員確診等消息傳出，長期被關在廠區內的工人情緒失控，引起騷亂。5月21日，該園區再爆發另一起騷動。有受影響的管理人員猜測，“可能是被封控太久，有人想要返鄉，或是加班費有爭議，向公司反應後卻未獲得解決，因此把矛頭轉向攻擊廠區裡的台籍領導泄憤”。

　　二、競爭更為激烈，跨境服裝業電商平台加速淘汰供應商在疫情間急速發展的跨境服裝電商SHEIN正在打開中高端商品市場。據《燃財經》報道，SHEIN要求供應商做出更多創新產品，對於產品質量不達標的供應商，SHEIN會降低考核評分，加速淘汰部分廠家。

　　同一時間，不少廠家均表示SHEIN的利潤空間微薄，假如商品沒有爆款返單，“彷佛就是為SHEIN做的一次次無償試驗”。廠家們表示，自3月起，SHEIN壓價更加嚴重，爆款時核價人員對面料價格逐一覆核，對不符報價要求的面料作出砍價。以上現象均反映SHEIN在服裝行業面臨的競爭並沒有因為過去兩年的冒起而緩和，而是變得更為激烈，這將會提高製衣業工人的勞動強度，部分工廠失去訂單倒閉，則會威脅到更多工人的生計。

　　三、比亞迪長沙工廠連續發生工人自殺事件

　　比亞迪長沙工廠在4月19日、25日、26日連續發生3起員工自殺事件。第一起事故為年輕一男一女，後兩起事故均為年輕男性。事後，有比亞迪員工向媒體提供一份疑似死者遺書，顯示死者因沉迷賭博問題自殺，遺書是否屬實尚需進一步調查。

　　根據雷達財經整合，比亞迪長沙工廠涉及33起勞動糾紛，亦涉及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的糾紛一起。另外，長沙比亞迪被當地居民投訴破壞環境，當地居民指，工廠區時常傳出刺鼻氣味，懷疑廢棄排放量超標導致居民流鼻血、咽喉痛。

　　四、外賣平台再修改算法規則，騎手勞動強度將獲調整據澎湃新聞報導，美團外賣宣布“騎手勞動安全保障”相關規則。一是以演算法減少訂單的異常情況，對於預判和識別到的異常場景，提供“單次補時+系統修正”，放寬訂單的配送時間。二是允許騎手自行設置“同時接單量”的接單上限，以及在App發起改派、轉單、修改為“忙碌”狀態等方式，調整接單節奏。這些措施的實施將令騎手的勞動強度有所降低。

　　另外，澎湃新聞亦提到美團外賣計劃投放10萬頂智能頭盔。這些頭盔由於內置了藍牙模塊，騎手只需在來電時單擊頭盔左側快捷鍵就能接聽。若不進行操作，系統更會自動接聽來電。隨着更多騎手使用智能頭盔，工人配送的勞動將會更為簡化，以往在路程間需要作出的種種計劃（例如打電話）都將由系統取代。

　　五、外來戶籍人口、青年群體失業率攀升

　　根據國家統計局5月16日公布的數據，4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上升至6.1%，創2020年3月以來新高，換句話說，就業市場的嚴峻形勢幾乎回到了兩年前新冠疫情爆發之初。失業率的持續增長從去年10月（4.9%）就開始了，春節前後的換工作旺季結束後，失業率並沒有如往年一樣隨着勞動者找到新工作而下降，而是在剛剛過去的3月及4月繼續攀升。

　　失業率的反季節變化和新一輪疫情直接相關，全國各地不同程度的封控、停工停產，有數據平台估算出中國2億人口在4月靜止。31個大城市（直轄市、省會城市和自治區首府）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攀升至6.7%，連續兩個月創有歷史數據以來最高並明顯超過全國總體水平。

　　比較不同群體的失業情況，外來戶籍人口和16-24歲的青年人口就業問題最為明顯。外來戶籍人口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從1月的5.1%增長至4月的6.9%，增幅高達35%，相比之下，本地戶籍人口失業率只提升了5.6%。這也側面反應了外來務工人群多從事零散、穩定性較低的工種，一旦遇上疫情防控措施、經濟形勢變化，他們的崗位往往最快被波及。

　　青年群體的高失業率是本輪數據中最突出的趨勢。16-24歲人口的調查失業率在4月錄得18.2%，創有歷史數據以來最高，比2019年4月的數據（9.9%）多了幾乎一倍。過往規律顯示，16-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的高峰往往出現在7、8月份，即高校畢業季，已經創新高的青年失業率是否會在接下來這幾個月持續升高，還值得我們繼續關注。尤其是2022年畢業生人數為1076萬人，比2021年的909萬人多出18%，規模和增量均創歷史新高。

　　招聘網站智聯招聘發現，今年第一季度的高校畢業生就業前景指數約為去年同期的一半，甚至低於2020年新冠病毒首次暴發時的水平。就業市場的不景氣的主要原因是求職人數增幅大於招聘需求人數增幅，高校畢業生過去一個季度的招聘需求環比、同比均有所下降，但求職人數則大幅上升，第一季度的同比增幅高達75%。同樣由智聯招聘發布的《2022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求職成功已簽約的畢業生的平均月薪將比去年降低12%。

　　六、《職業教育法》修訂，自5月1日起施行

　　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於5月1日起正式施行。修訂頒布之初，“取消職普分流”的話題引發熱議，但這很大程度屬於誤讀。中考後招入普通高中、職業高中學生比例“大體相當”的分流政策曾持續多年。新《職業教育法》規定“因地制宜、統籌推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協調發展”。從“分流”到“協調”，職普分流依然存在，但政策強制性降低。

　　新法進一步打通了升學考試的通道，“讀職校也能上大學”亦受到廣泛關注。這可能導致唯學歷論的進一步固化。就業與升學並重的實施效果仍要看職校的招生情況、辦學質量以及學生的畢業去向與職業發展。

　　職校學生在企業實習過程中受到剝削是長期存在的問題。學生常被安排到與自己專業毫不相關的實習崗位，成為廉價勞動力。今年2月，有雲南職校學生超時工作而猝死。新《職業教育法》對保護職校學生權益作出了原則性規定，其實際效果仍有待檢驗。

　　六月勞工新聞整理：餐飲業陷入停滯期、青年就業形勢嚴峻、疫情下的外賣騎手與建築工一、餐飲業成本壓力大，餐廳倒閉工人失業

　　中國餐飲業從2020年開始已然經歷了三年的停滯期。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22年1至4月，全國餐飲收入13262億元，同比下滑5.1％；其中，4月全國餐飲收入2609億元，同比下滑22.7％。反覆封控下，多地相繼宣布暫停堂食，濟南暫停堂食41天；沉陽於3月17日宣布暫停堂食，4月25日提出按照50％限流有序開放；北京暫停堂食36天；上海雖然已經宣布“打贏大上海保衛戰”，卻仍然沒有開放堂食。

　　面對難以壓縮的租金、原材料、人工等成本問題，2020年就有30萬餐飲企業倒閉，2021年這一數字上升至百萬。由此造成大量餐飲業工人失業，當中很多農民工因為城市的生活成本高不得不離開，另尋出路。

　　二、上海外賣騎手違反防疫規定遭扣查

　　上海疫情下，不少騎手因為違反防疫規定遭到扣查。根據上觀新聞報道，因應防範疫情，上海警方一連三日開展“礪劍3號”專項行動，調查各種違規情況，包括外賣騎手有否通過核酸檢測， 是否有商家在疫情物資短缺期間囤積居奇。行動中發現逾1900名違規、無證騎手， 同時政府亦對核酸檢測呈陽性的騎手實行轉運隔離，消除流動風險隱患。

　　平台經濟在貨運物流中應承擔何種責任近日再度引發爭議。物流平台貨拉拉最近有關於貨物被毀，平台不願賠償的新聞。福建有貨車司機在送貨時貨車突然自我燃燒，價值百萬多元的貨物全數毀於一旦， 但在意外發生後，貨拉拉的app上竟顯示完成配送， 最終貨拉拉平台給出的方案是請司機賠償兩萬元，平台再送200元貨拉拉現金券。

　　貨拉拉平台認為他們所提供的只是"信息中介"服務，不介入實際運輸，如果發生貨物損害丟失等情況，平台只能幫助貨主與司機協商。對於這種說法，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師事務所張冠榮律師指出，根據《民法典》，如果"提供格式條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減輕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限制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格式條款無效，因此認為貨拉拉平台利用格式條款免除自己的責任，涉嫌違法。

　　三、建築工人染疫後被公司擅自轉運，工人職業安全與健康無保障建築業方面，在上海疫情期間，有建築公司私自運轉懷疑受感染的工人 ，導致疫情傳播。染疫的工人被安置在不具備隔離條件的地點，其健康與衛生權利不受保障。

　　根據上觀新聞報道，2022年5月5日某建築公司負責人在明知有施工人員感受新冠病毒情況下，擅自將工地46個工人轉運到一間不具備隔離設施的酒店式公寓，結果令該公寓爆發感染，事後警方拘捕了三位負責人。

　　另外，在上海另一間建築公司亦出現懷疑將染疫工人私自轉離的情況。浦東公安分局近日調查一宗傳染病防治案，經查發現一間建築公司經理在得知，其負責的曹路地區一處工地有多名工人自測新冠結果為陽性後，不但沒有向衛生部門匯報，而是擅自把相關工人安置在工地內不具備隔離條件的臨時宿舍。在5月15日防疫部門發現工地異情後，馬上派人調查，結果發現工地多人感染新冠病毒，出現疫情傳播，最終涉事經理因妨害傳染病防治罪被浦東警方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四、青年就業形勢嚴峻，公務員、國企擴招，藍領工作缺乏吸引力今年高校畢業生規模首次突破千萬大關，就業形勢嚴峻。中國勞工通訊本月初發布文章重點分析了青年就業的四個關注點，指出高校畢業生人數持續增加，推後就業嚴重，就業市場競爭愈發激烈，越來越多的畢業生投身靈活就業，青年就業成為長期問題。

　　據麥可思研究院《2022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畢業生擇業求穩心態加劇，近兩成應屆畢業生升學，本科生脫產備考公務員的比例五年翻番。2021屆待就業本科生除正在找工作之外，剩餘半數都在準備公務員、事業單位招錄考試，相比2017屆翻了一倍。

　　另一方面，為緩解就業壓力，2022年公務員體系擴招近萬名應屆生，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與地方各級機關共計劃招錄11.6萬名應屆生，這是連續第三年公務員面向應屆生擴招。此外，國企也對高校畢業生擴招。國務院國資委召開國資央企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專題部署視頻會，要求今年國資國企招收高校畢業生人數要在去年基礎上有更大增幅。財新了解到，中石化、中國移動、中國電信等正調整招聘計劃，也有多名央企人士表示，擴招存在壓力。值得注意的是，校招一般分春招和秋招。此次額外增加6月的國企集中夏季招聘頗為罕見。

　　白領工作的就業競爭相當激烈，另一方面，建築、物流等行業的工作則缺乏對年輕工人的吸引力。建築工人聯盟指，建築行業從業人員中，40歲以下工人比例下降至不足30%，30歲以下則不到10%，年齡“斷層” 現象嚴重。建築工人聯盟採訪了一些建築工人發現，工作條件艱苦、安全衛生環境隱憂、收入不穩定且有被欠薪的風險是年輕人不願從事建築工作的主要原因。在內蒙古，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建築業從業者更多集中在高齡農民工，其中30歲以下群體中從事建築、裝修的占15.0%，而50歲以上人群的占比則為42.7%。

　　貨車之家消息指，“70後”、“80後”成為貨運市場主力軍，而目前已有高達1000萬人的貨車司機缺口。貨車之家消息認為，長途貨運作業難度大、A2類駕照難以考取、貨車司機社會地位不高、勞動強度大、運價長期低迷導致收入下降、職業安全難以保障等因素，造成“90後”、“00後”不願意開貨車。

　　五、就業歧視橫行，入職體檢代檢泛濫

　　山東臨沂市蘭陵縣人民醫院近期一則招聘涉嫌就業歧視。蘭陵縣人民醫院招聘的“才藝護士”崗位要求，專科學歷年齡30周歲以下，本科學歷35周歲以下；身高162cm以上，體重指數（BMI）：18.5-24.9之間。

　　該招聘在網絡上引發熱議。蘭陵縣衛健局調查後，責令蘭陵縣人民醫院立即取消關於此次招聘中對人員身高、體重等條件的限制，對不合理的地方進行規範，修訂完善招聘簡章。蘭陵縣人民醫院其後修改了招聘條件，不再對應聘者的身高、體重提出要求，但保留了專科學歷要求30歲以下，本科學歷要求35歲以下，依然涉嫌年齡歧視。

　　在身高、年齡歧視以外，疾病歧視也是一種常見的就業歧視類別。儘管多條法律明確規定，用人單位不得以是傳染病病原攜帶者為由拒絕錄用應聘者，但部分企業仍以此篩選求職者。如法律明確規定，除了某些特殊崗位，禁止查乙肝五項，但不少企業仍然談“乙”色變，將乙肝病毒攜帶者拒之門外。疾病歧視橫行催生了入職體檢代檢。半月談調查發現，代檢中介價格從幾千到幾萬不等，甚至可以“保證一路綠燈”。某代檢中介客服稱，“我們都做了20來年了，每周都會接很多單，在武漢都做了成千上萬次代檢了。我們和各個醫院都很熟悉，即使是在指定醫院體檢，或有人事帶隊，我們也都能幫你體檢，百分之百保證代檢成功！”

　　七月勞工新聞整理：高溫天氣工人受害、新冠康復者遭就業歧視、青年失業再創新高一、酷熱天氣下，工人成最大受害者，工會不能止步於慰問和送清涼近期，熱浪席捲全球，中國多區出現炎熱天氣和熱射病例（即極重度中暑）。浙江、江蘇、河南、陝西、四川等多地有工人因熱射病送院，一些工人搶救無效最終去世。7月5日，陝西省西安市56歲的建築工人王建祿因熱射病倒在了收工回家的路上，結果女兒發現，父親因為未簽勞動合同，難以認定勞動關係，無法認定為工傷，連去年近6萬元的工資也未結清；河南54歲洗碗女工韋巧連6月25日因重症中暑入院，後因熱射病引發多器官衰竭，於7月7日死亡，但至今無法認定工傷。7月6日，浙江一名49歲的男工人在車間工作時突然昏倒，入院時體溫40.7℃，已經休克。最終搶救無效，於8日凌晨去世。

　　建築工地成為了高溫天氣重災區。據每日安全生產記錄，浙江湖州工地一女塔吊工人在60米塔吊上因為高溫中暑而昏迷，最終由消防員爬上塔吊營救，送往醫院；杭州有三位工人出現熱痙攣，甚至有工人因為中暑頭暈在5米作業架上跌落地面，造成多處骨折。另外，福建福州有塑料廠工人體溫升至42度，吐血500毫升，治療17天后才出院。

　　物流業同樣受酷熱天氣之苦，貨車之家消息指近期多名貨車司機中暑：廈蓉高速桂陽收費站出口，有重型掛車司機中暑暈倒在駕椅上；桂林象山一名大車駕駛員在高速公路因中暑半昏迷而急停在路上；重慶一送貨司機在接貨時暈倒在駕駛室內，最終搶救無效去世。

　　與此同時，中華全國總工會繼續按部就班發文件。在今年6月發出的這份《關於做好2022年職工防暑降溫工作的通知》中，全總要求各級工會要督促用人單位落實防暑降溫主體責任，並要求單位為職工提供防護用品、按規定發放高溫津貼、送清涼物資等。北京多個地方工會也宣傳自己為關愛工人而開展了”送清涼”等各項工作，例如大興區總工會指導當地環衛中心工會給工人派發防暑降溫包；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總工會向3000名建築工友派發物資；中建二局項目工會在工地設防暑降溫站，派發綠豆湯。不過，工會不應止步於由上而下的送清涼、派物資等慰問形式，而應在工作現場組織工人和工會會員舉報任何危害安全生產、違反勞動者權益的行為，防止高溫天氣下發生任何工傷工亡意外。

　　二、新冠康復者遭遇就業歧視，招工要求“歷史無陽”

　　7月12日，一篇題為《我躲在上海虹橋的衛生間，不知道去哪？ 》的文章講述了一位露宿火車站的外來務工者阿芬的故事，揭開了上海市疫情平穩下來後，出現了招工時拒絕感染過新冠肺炎工人的現象。這種歧視導致阿芬這類康復後的外地工人因為失業而流離失所，只能寄居鄰近洗手間的火車站。勞務中介和企業招聘時創立新詞“歷史無陽”，即要求應徵者以往不能感染新冠肺炎，即便康復患者並沒有傳染風險。

　　國務院和上海市接連發聲，再三要求不得歧視新冠肺炎康復者，但招工歧視現象仍然存在。觀察者網調查發現，工廠管理方怕工人復陽導致停工，因此不要感染過病毒的工人。政府明令不得就業歧視，工廠和中介就以其他理由拒絕工人。觀察者網提及醫學專家的意見，指復陽患者體內的病毒一般來說是“死病毒”，實際上已經沒有毒力，基本不具備感染性。

　　對新冠患者的就業歧視除了反映部分企業對病毒的無知，也令人看到上海疫情給工廠帶來的經營壓力。

　　三、青年失業率連續三個月創新高，考公務員成熱潮，事業編制學歷內卷全國16-24歲人口城鎮調查失業率在今年4月創下歷史新高后繼續上升，6月失業率升至19.3%。根據季節性規律，該數據的年度峰值往往出現在高校畢業季（7月），青年失業的情況極有可能繼續惡化。在上半年受疫情影響嚴重的上海，第二季度城鎮調查整體失業率達到12.5%，遠高於其他地區，由此推斷，上海青年群體的失業情況也極有可能嚴重過全國水平。

　　與失業率一同走高的，是高校生參加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公務員考試（俗稱“國考”）的人數。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從2019年起持續上升，今年首次突破200萬大關，達到212.3萬人次。根據國家公務員局公開文件，今年計劃招錄3.12萬人，報錄比為68:1。上世紀八十年代年輕人熱衷於“下海”，即不依靠體制內的工作，而最新的熱潮則是年輕人在經濟趨緩的形勢下熱衷考公務員，以求“上岸”回到體制內的“鐵飯碗”。

　　年輕人對體制內工作的狂熱更體現在高學歷畢業生大量湧入基層公務員職位上。例如，澎湃新聞報道，浙江省麗水市遂昌縣一次性引進24名知名大學畢業生，其中有4名博士、19名碩士，而這些年輕人應聘的主要是基層工作崗位。廣東省陸豐市則對正高級職稱專業技術人才給予的各類補貼合共150萬元。這些基層崗位雖然在三四線城市，但配套了相當豐厚的補貼政策，涵蓋了生活補貼、安家費、買房補貼等等，越發引得考公路上求穩定的年輕人趨之若鶩。崗位之所以能吸引到高端人才，是因為越來越多人看重事業編制的穩定。

　　四、貨運行業：平台被約談、出現詐騙案件；司機收入壓力大七月初，政府交通運輸部約談四家貨運平台公司（貨拉拉、滿幫、快狗打車、滴滴貨運），要求平台公司整改壓價競爭、多重收費行為，向社會公開抽成比例或會員費上限，並消除超載超限、違規載客、運輸違禁品等安全隱患。根據報道，司機指平台除了收取會員費，每單還收取信息服務費，一些“超值訂單”在正常抽成11%的情況下，還要再次向司機額外抽成9%，訂單費用甚至可能兜不住成本。

　　貨運平台也出現針對司機的詐騙案件。其中一種典型操作是騙子在貨運平台上，假扮司機拿下這單貨。然後再假扮貨主在平台上發貨，尋找真正的司機來運輸。在貨物到達目的地後，騙子會以司機的身份直接聯絡貨主要求付運費，而實際運貨的司機不但白跑一趟，還要損失油費、過路費。公眾號“貨車之家”建議貨運平台在賬號註冊監管上應更加嚴格，提高騙子行騙的難度和成本。

　　《中國勞工通訊》早前指出，疫情下貨車市場供過於求，加上車貸、油費上漲、平台收費等壓力，許多貨車司機工作壓力大。根據貨車之家消息，今年四月尾，一位貨車司機突發腦溢血，其妹妹表示這位司機有兩個孩子、老父親身體也不太好，本身生活壓力就很大，自從買了車以後，“他晚上要熬夜工作，每個月也要還一萬多貸款”。這位司機目前仍昏迷，每天醫藥費一萬多，需要賣車醫病。

　　五、受經濟影響公務員降薪

　　財新傳媒於6月29日發布“沿海多地出現公務員降薪”一文（隨後被刪除），列舉多地公務員降薪的幅度及類型：

　　深圳一位科級幹部的收入縮減超過20%，往年如果算上各類獎金補貼，其年薪可達37萬；江蘇蘇南地區一副科級幹部降薪幅度為25%，到手的錢少了約10萬元；寧波一鄉鎮基層科員的獎金被砍了四成，儘管每月基本工資加了兩千，但收入總體下降約1/3……除了公務員，此次降薪潮同樣波及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各類公職人員及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據媒體報道，三甲醫院、教育局都出現了資金緊張的情況，昭通市精神衛生中心甚至以剝奪員工晉升資格為要挾，強迫醫生退回過去2015至2019年五年間的夜班費和績效工資，當地衛健委要求追回的金額合共1000多萬元。遼寧丹東振安區醫院已經連續數月沒有發工資，該區衛健局相關負責人回應稱，受疫情影響，醫院效益不好。

　　工資福利縮水之餘，公務員的鐵飯碗也不再是工作輕鬆的代名詞。端傳媒的一位受訪者表示，本職工作之外，習近平思想學習、黨建工作變得越來越重要、占據了越來越多時間。反覆的疫情也將大量的公職人員吸納進了防疫工作，“站在小區門核對出入證、健康碼、信息登記表以對進出樓棟的居民進行嚴格管控；協助基層處理突發情況”都成了不少公務員近年來新增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