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反智傾向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樸素的歧視觀

　　“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入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這個曾被字典用作示例的句子，今天讀來卻會產生某種不可名狀的諷刺感，因為時移世易，這三種去向早已代表了三個截然不同的“前途”：躋身社會精英、成為小鎮青年與淪為“差學生的標配”。當三種前途之間的差距已經被內化為根深蒂固的直覺時，這種諷刺感也就難以用理性解釋、而只能憑直覺言說了。

　　職業、從事這些職業的人連同職業所代表的階層可以被分為三六九等，這在當今是直覺深處的共識；當我們說起“不應歧視某某群體”“某某類人同樣值得尊重”時，恰恰反映了歧視和不尊重在社會中的廣泛傳播，否則這兩句話也不會具有進步意義了。

　　這些對職業、階層、社會地位的評價還時常與對個人素質、能力、努力程度的判斷聯繫在一起：成為中小學教師並不需要多少學科前沿的專業知識，而教學的經驗和方法往往更加重要，一名頂尖綜合性大學的學生可能擁有更多專業知識，對教育的了解卻可能不如師範院校的學生。但那些名牌中小學在招聘新教師時卻總是偏好前者。某些學校大肆炫耀招聘了多少清華北大畢業生教師的邏輯，便潛藏着一種歧視：這些學校更認同身處頂尖大學所反映的“個人素質”，這種偏好甚至壓過了崗位的實際需求，顯然是非理性的。

　　如果說開頭的引用只是會觸發某些潛意識中暗藏的歧視情結，那麼如下論斷不僅更隨處可見，其中的邏輯謬誤也遠遠超出了潛意識：

　　“你窮是因為你不努力。”

　　“（某一群體的）現狀糟糕是因為他們自己不努力改變現狀。”

　　“某某事業有成，肯定是因為Ta比常人付出了更多努力，因此Ta的財富和地位都是應得的。”

　　“奮鬥是福報；只有努力奮鬥才能獲得成功。”

　　“沒有成功是因為你付出的還不夠多，付出不夠何談回報。”

　　但實際上，個人的努力奮鬥是實現個人成就的諸多因素之一，這一因素之外諸如家庭、教育、群體或階層的狀況等都影響着個人的發展——付出同等努力的人並非總是同等成功，同等成功的人也並非總是付出過同等的努力。上述種種論斷的謬誤之處，正是將個人的付出、努力、奮鬥視作影響個人境況的唯一因素，甚至用作批評那些境況不好的人“不夠努力”。

　　這些觀念背後共享着同一套理論基礎——社會達爾文主義，它披着演化生物學的偽裝而來，將“生存鬥爭”“適者生存”等似是而非的自然規律強加於人類社會之上，認為在人類社會中被“淘汰”的人，都只是因為能力不足、無法適應社會環境，所以活該承受糟糕的境況。這種理論為大至19世紀的愛爾蘭大饑荒和納粹的種族滅絕，小至日常生活中對貧困、邊緣和少數族裔群體的歧視提供了辯護。

　　為什麼進化論這種看似“純生物學”的“科學理論”，卻被廣泛地應用在解釋社會問題上？這種應用合理嗎？為什麼這套看似科學的觀念卻時常引向對特定群體的歧視乃至迫害？正如上文引述的種種常見論斷，為什麼樸素的社達思想在中國語境下如此流行？

　　從“進化論”到社會達爾文主義

　　1836年10月2日，皇家海軍的軍艦“小獵犬”號在歷時五年的環球科考航行後終於駛回英國的港口，時年二十七歲的查爾斯·達爾文在大洋上也揮灑了五年青春、與世界各地的奇異物種為友。這次環球航行讓達爾文倍受啟發，也為他積累了豐富的研究素材，22年潛心於學術後，達爾文出版了日後家喻戶曉的《物種起源》，現代意義上的“進化論”第一次被系統性地提出並闡述。達爾文在此書中提出的觀點可以這樣概括：

　　1.倘若所有個體均能存活並生育，生物的生育能力總是足以使其總人口持續增長；2.然而觀察得知，一種生物的人口數量除去偶爾波動、總是保持大致穩定；3.食物等生物賴以生存的資源總是有限的、且保持相對穩定；4.因此可以推論，生物的個體間存在“生存鬥爭（Struggle for survival）”、即個體爭奪有限的資源而使一部分弱小的個體無法生存，這吻合2的觀察。

　　5.又因觀察得知，生物的個體與個體間存在很大的差異；6.大部分這樣的個體差異都可以被後代繼承；

　　7.結合4的推論，不適應環境的個體則更不易存活、後代更少；相反，更適應環境、在生存鬥爭中競爭力更強的個體更容易存活並生育更多後代、其適應環境的特性也將被更多個體繼承：這就是“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

　　8.上述的過程漸進發生，導致生物的部分人口日益更加適應環境，最終，這些適應性的改變積累到一定程度後、就演化出了新的物種。

　　時至今日，我們已將“進化論”視作科學、權威的解釋，但其實當今的進化論早已經過了一代代科學家的補充和修正，而達爾文原本的許多論證或結論即便不是全然錯誤、也是十分粗糙的。但公眾缺乏對科學史的了解，往往將後世對進化論的補充視作達爾文原本學說的一部分，便時常產生這樣一種誤解：達爾文的理論是符合科學的金科玉律。

　　達爾文的着作發表後，在學術界很快引發轟動，英國學者赫伯特·斯賓塞首次以我們熟知的那句“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概括了達爾文的思想，加之受到孔德的實證社會學影響，斯賓塞把這種生物學的假說延伸到了社會上，認為社會範圍內的個人、世界範圍內的民族與國家與自然界相似，彼此間一樣進行着“生存鬥爭”，只有強大的個人、民族和國家才能通過“自然選擇”，甚至可以推論出“某些個人/群體/民族”就是劣等的、乃至於應當被淘汰掉的，這便是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也是文章開頭所引述的種種樸素歧視觀的邏輯內核：倘若社會中的個人們也遵循自然選擇、進行着優勝劣汰的生存鬥爭，那麼強大與成功者自然值得仰慕，弱小與失敗者自然理應被淘汰。

　　但斯賓塞的理論充滿了謬誤：他並非生物學家或科學家，卻自信地認為自己關於社會理論有十足的科學基礎；他宣稱自己的理論是基於達爾文的學說，卻同樣繼承了達爾文反駁的拉馬克的另一套進化理論；他重複着達爾文所說的生物對環境的“適應”，卻在解釋人類社會時簡單粗暴的“強大”偷換了內涵豐富的“適應”的概念。

　　可悲的是，縱使社會達爾文主義從發源的那一天起便在科學和邏輯上都站不住腳，但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社會階級分化嚴峻的現實、世界範圍內強國欺凌弱國的殘酷鬥爭以及傳統觀念中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思想，都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流行提供了溫床。有些學者或許出於純粹的學術目的發展着這種思想，但大肆鼓吹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更多是別有用心之人，想借科學的名義為更露骨的剝削、霸權和歧視辯護。

　　馬爾薩斯的“幽靈”：並不純粹的科學

　　19世紀不僅是工業和科學革命的世紀，也時常被稱作經濟學的世紀。達爾文的理論並非“純粹”源自科學研究，也從古典經濟學那裡受到了相當重要的影響：從環球航行中歸來後的第二年（1838年），達爾文閱讀了托馬斯·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即便馬爾薩斯早在《物種起源》出版的二十多年前便離世了，達爾文的學說中卻時常徘徊着的馬爾薩斯的“幽靈”，社會達爾文主義很大程度上更是馬爾薩斯主義的某種變體——兩者都認為社會中激烈而殘酷的競爭是不可避免的，總有一部分人要在這種競爭中淘汰。

　　達爾文學說中“生存鬥爭”這一概念與馬爾薩斯對人類社會中人口變化規律的總結如出一轍。“物種在每一代都將產生‘人口過剩’”是達爾文和馬爾薩斯共同的前提：“生存鬥爭”預設了生物的繁衍總是超過了自然資源的限制，因而生物個體間要因爭奪資源而使一部分個體無法生存，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則預設了人口增長的速度總是超過生產力（糧食產量）增長，因而人口過剩會產生貧困等社會問題，並周期性地導致饑荒和戰爭以降低人口。

　　馬爾薩斯人口論被稱讚為“自然的經濟學”，而達爾文則接過了經濟學對社會的思考，以其解釋自然。在馬爾薩斯之外，達爾文同樣受到過亞當·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家們的影響，而古典經濟學家們則從啟蒙哲學家處繼承了許多關於解釋社會的思想。從這個角度來說，達爾文的學說從一開始便建立在對人類社會經驗的總結之上。

　　社會達爾文主義自稱的“科學基礎”也就不攻自破了。馬爾薩斯主義並沒有多少科學性可言，經達爾文借用其思想內核後，前者演變成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才披上了科學的外衣。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指出，馬爾薩斯忽視了科學使生產力起飛的巨大潛力，而馬爾薩斯試圖以人口過剩解釋的貧困、饑荒和極端不平等等種種社會問題實質上是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的惡果。

　　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中國的流行同樣遠遠超出科學範疇，更與歷史背景和政治因素息息相關。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即赫胥黎的演說《演化論與倫理學》）首次向中國人介紹了進化論與自然選擇的觀點。但嚴復不僅刪掉了原作者的許多看法，更雜糅了斯賓塞等人的觀點，包括他自己基於晚清積貧積弱、受人欺凌的時局的種種思考。

　　中國近代史上的“百年屈辱”讓社會達爾文主義在當時的知識界與民間都獲得了巨大市場。對淪為“劣等民族”乃至被人類發展所淘汰的恐懼，讓“救亡圖存”“落後就要挨打”成為了流行的論調。其中的許多觀念已經融入了中國人的直覺中，日後許多關於中國人“國民性”“劣根性”的批判，則進一步讓這些觀念根深蒂固。

　　然而，晚清與民國初年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在當時客觀上起到了鼓舞國人自強救國的積極意義，但這些觀念脫離了歷史背景後，積極的意義早已消退，留下的遺產反而更多是歧視和偏見了。在特殊歷史時期下，社會達爾文主義給民族精神披上了科學的外衣，如今最終卻又給我們套上了觀念的枷鎖。

　　我們如何反駁社會達爾文主義？

　　以道德和不義譴責社會達爾文主義固然符合其造成的種種惡果，但無法說服那些堅信所謂“優勝劣汰的競爭”“自然規律”高於良知的人。要扭轉生活中樸素的偏見觀念，必須要先反駁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深層邏輯；要反駁作為一種成體系的理論，則必須要揭露其用以掩蓋歧視的科學、理性的糖衣，尤其是是“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生存競爭”與“自然選擇”這四大被挪用來解釋人類社會的演化生物學概念。

　　“適者生存”哪怕是在描述自然界一種生物不同個體間的競爭時，也並非一種規範陳述，而是一種基於經驗觀察的實證陳述；換言之，這一概念的含義並非“只有適應了環境的個體才能/應該生存”，而是“（觀察得知）生存下來的個體往往是適應了環境的”。在人類社會中，認為“未能適應社會的個體無法生存（如在市場競爭中窮困潦倒的人、被主流所排擠的邊緣群體）”便是對“適者生存”這一命題完全顛倒的解讀。

　　同時，“適應”的概念在人類社會中的內涵十分豐富：許多底薪職業同樣是社會中不可或缺的，那麼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從事這些職業、卻滿足了社會需求的人同樣算是“適應”了社會，那麼為什麼這些階層的生存權——具體體現為能夠享用的社會資源（如醫療等）——卻實際上遠遠比不過從事高薪職業的人呢？

　　“優勝劣汰”與“適者生存”經歷了同樣的顛倒，更重要的是它將“適應”偷換成了強與弱、優與劣的對比，把內涵豐富的“適應”某種環境變成了冷酷無情的力量對比。然而，“勝”與“汰”暗示了存在某種先於競爭的裁判機制，這種裁判機制本就不是中立超然的，而是由社會現存的支配階級和既得利益群體所打造並維護的，這種從建立之初便蘊含不平等的裁判機制只會人為地將馬太效應再生產：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而“優勝劣汰”的理論則讓本就居於支配地位的前者順理成章地搶走後者的“最後一片麵包”。

　　“生存競爭”的概念從馬爾薩斯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中化用，就需要以理論的武器反駁。恩格斯指出馬爾薩斯忽視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即人總是能生產出比維持自己生存所需更多的產品，“否則就沒有後代會被養育了”；馬克思則認為“環境是由人來改變的”，人的能動性總是能改造自然、突破自然資源對人口的限制的，正如人類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一言概之，無法直接從演化生物學中挪用“生存競爭”的概念到人類社會的原因在於，除人以外的生物無法改造自然，因而環境承載力正如達爾文假設的那樣是相對穩定的，但人類可以。即便從馬爾薩斯生活的時代至今世界人口已經翻了七倍，他所預測的災難卻從未在世界範圍內發生過。

　　“自然選擇”在生物演化過程種確有其事的前提是“生存競爭”成立，但在人類社會中，後者已經是值得懷疑的了。更大的邏輯漏洞在於，倘若自然選擇成立，再加上社會達爾文主義確信的“個人努力決定個人成就”的信條，那麼那些社會精英的祖先，應當在人類社會誕生之初就已經是精英了，而底層的祖先也應當一直是底層人了，畢竟自然選擇意味着那些更能適應環境的個體將把自己優勢的特性一代代延續下去。

　　然而，“富不過三代”“改變命運逆襲”的經歷在我們的周遭比比皆是，把家產揮霍一空的紈絝子弟真的繼承了其父母輩的“奮鬥基因”嗎？要麼自然選擇不成立，要麼個人成就與所謂努力奮鬥無關，要麼兩者皆是。

　　至於本文開頭所引述的生活中的樸素歧視觀，最好的反駁是訴諸人人皆有的普遍經驗，認清個人的成就、財富與社會地位都與個人努力奮鬥之外的無數因素相關。執意用似是而非的“科學”“規律”解釋這種殘酷社會現實、依舊譴責窮人與邊緣群體“活該”的人，倘若不是還未思考這些現實，或是其思辨能力不足以看清個中邏輯，便很有可能是在尋覓一套意識形態的糖衣來粉飾自身的特權了。

　　不過，倘若網絡上遇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明顯並不屬於特權階級，對社會現實有着不少認識，卻又口口聲聲說着“你窮是因為你不努力”，不妨反問一句：“你怎麼還沒被自然選擇淘汰掉？”

對社會爭議的看法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前些天，我和一位記者朋友討論了包括美國政治在內的一些熱點問題。討論中我提到，美國共和黨及保守派人士的許多觀點及立場是完全錯誤的，但還有很多人是非不分支持他們，包括一些中國自由派人士也是特朗普等充滿謊言者的擁躉，我對此感到憤怒和不解。這位朋友並不贊同我的觀點，他認為“他們也代表了一種利益群體，代表了一種思維傾向，他們的存在可以提醒另一方的不足和狹隘之處。雙方爭論才能達成更清醒的認識”。

　　我認為這的確有些道理，例如社會的確需要多元聲音、政壇也應有代表不同群體的多種力量。但是根本上來說，這種觀念模煳了是非黑白、混淆了正確與錯誤。因此我說“一加一等於二也要爭論嗎？”這位朋友說，“一加一等於二就這麼簡單嗎？如果這麼簡單，為什麼那麼多頂尖的數學家需要去論證一加一等於二？”

　　我覺得“對一加一等於二是否應該質疑/爭論”的確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因為許多問題在本質上和“一加一是否等於二”、“是否應該質疑一加一等於二”是完全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討論清楚這個問題，也就可以明白其他類似問題的本質及如何解答了。

　　“一加一等於二”，是幾乎每個人自幼童時期就已經學習到的數學定理，並潛移默化到生活的每個角落。“一加一等於二”是定理更是公理，在人類社會乃至宇宙自然中處處可以證明和體現。一個爸爸和一個媽媽加起來是兩個人，吃完一碗米飯再添一碗一共是兩碗米飯，一套夏裝一套冬裝顯然是兩套衣服……“一加一等於二”無處不在。而我們上學和工作中需要計算數學題時，“一加一等於二”更是包含在幾乎每道代數題中。

　　而正是由於“一加一等於二”屬於自然公理，在生活中無處不在、在數學運算中不可或缺，所以除特殊情形外，不需要再重新討論和證明，而是當成鐵板釘釘的事實、無可爭辯的真理並加以應用。例如，在做數學題時，你各種計算中包含着無數“一加一等於二”的運算，但是你並不需要把這些運算拆解成巨量的“一加一”一一計算（例如50+60，你不需要拆分成109個“一加一”一一相加）。同樣，在各種證明題中，你也不需要證明“一加一為什麼等於二”，而是直接默認“一加一等於二是正確的”並基於此推導出所需證明的命題。

　　即便“一加一等於二”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還是有人可能會出於各種原因去質疑它，包括數學目的、哲學目的、利益目的，以及純粹出於“質疑一切、探究一切”乃至抬槓的目的去質疑。

　　當然，從理論上講，人們是有權去質疑世間萬事萬物的，“一加一等於二”也不例外。但是，這不代表這樣的質疑都合情、合理、必要。相反，大多數類似的質疑是無用的無效的，甚至有些質疑會對“一加一等於二”這個基本事實產生干擾和破壞。

　　例如，一個質疑者說“一加一併不等於二”，卻拿不出任何理據，但仍然在各種場合宣揚“一加一不等於二”，並對認為“一加一等於二”的人無腦謾罵；另一個質疑者說“一加一等於三”，然後給出一堆公式“證明”，但這些公式邏輯錯誤、前後矛盾，根本不能真的像其說的那樣能證明“一加一等於三”；有人說“一加一等於二是數學家為自己利益/專業壟斷而編織的謊言”，但“證據”卻是各種毫無真實依據的陰謀論；還有人說“一加一不等於三但也不一定等於二，所以我保持中立，不偏袒不迷信任何一方”，並且將堅持認為“一加一等於二”的人打成“固執”、“有偏見”、“偏執狂”……這些“質疑”都不是真正有理有據的質疑，而是騷擾、撒謊、潑汙、攪渾水。

　　而對“一加一等於二”真正嚴肅的、有價值的、值得重視的質疑，則是在尊重自然界客觀實在、承認數學基本定理和法則的基礎上，邏輯嚴密、論點清晰、論據充分的進行質疑，既在邏輯上得出“一加一不等於/不一定等於二”的結論，又在現實應用中證實結論紮實可靠。同樣，主張“一加一等於二”的人也要如此證明其結論，即便結論看起來是明確的。而如果通過這樣的質疑過程，最終得出“一加一的確等於二”的結論、否定了自己“一加一不等於二”的假想，那就應該承認這個事實，尊重科學檢驗的結果，而不能撒潑耍賴，不承認不利於自己的結論，或者以“因為各種條件限制，所以結論未定”來變相否定“一加一等於二”的結論。

　　還有些質疑者，雖然看似承認已做過的“一加一等於二”的論證結論，但他們並不認為這個結論是普適的（或者內心還是否定這個結論，或者明知事實但還是拒絕真正承認反而想辦法破壞結論的應用）。他們會要求你每次運用到“一加一等於二”時都重新做一遍完整的證明。這就相當於你每次做數學計算題時，不僅要將各種代數運算都拆解為“一加一”的形式，還要你每次都將論證“一加一等於二”的過程重述一遍。如果你以這樣做麻煩、不必要為由，拒絕拆解運算、不再重述論證過程，他們就會攻擊你“沒證據”、“想當然”、“信口開河”、“編造謊言”、“不尊重科學（這個說法從這些人嘴裡出來挺諷刺的）”……然後既否定“一加一等於二”這個公理，又否定你想基於“一加一等於二”而推理出的其他結論。再然後，還要對你進行人身攻擊，否定你的道德和專業能力。將你擊倒後，他們也就能夠順利的宣揚“一加一不等於二”的謬論了。

　　“一加一等於二”並不只是“一加一等於二”，以上的假設、分析和論證，都是來源於與爭議“一加一是否等於二”高度相似的議題及相關事件中。我在關於“一加一等於二”問題上說這麼多，當然也是為了比喻相同類型的爭議問題。而與“一加一等於二”及衍生的爭議高度相似的議題有很多，主要集中在科學領域，如轉基因問題、氣候變化問題、疫苗問題、無神論問題。無論是這些問題本身的性質，還是各種質疑者的言行（尤其態度、話術），以及現實影響，都與上述關於“一加一等於二”爭議的那些特點高度一致。

　　轉基因問題

　　轉基因問題（主要是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問題）一直是中國輿論場激烈爭議的話題之一，且雙方在爭議中往往都頗為激動，尤其反轉基因一方更加感性衝動，動輒攻擊支持轉基因者“漢奸”、“投毒”，侮辱謾罵不絕於耳。

　　轉基因問題既是科學問題（轉基因作物研發和種植可行性問題、轉基因食品安全性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包括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收益分配等問題）。在社會問題方面，轉基因作物和食品的推廣確實存在必要的爭議，例如如何避免大企業壟斷、保護小農權益等，這些都是可以商榷的。但在中國，主要爭議的卻是轉基因的科學問題，尤其是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問題。

　　但其實，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是不需要擔心的。或者說，不需要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有超出對一般食品安全擔心程度的憂慮，更不需要對“轉基因”這一特性有額外的擔憂。早在上世紀90年代，轉基因作物已經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多國大規模種植和商品化生產，並供人們購買和食用。迄今為止，並未發生任何一起因轉基因技術本身導致的食品安全事故。幾十年來世界上已有至少數億人食用了轉基因食品，但沒有人因此生病、死亡，更沒有人因此發生身體變異、生下與轉基因相關的患病兒童。而在常規的食品安全方面，轉基因食品也沒有比非轉基因食品有更多的問題和隱患。相反，由於轉基因作物的基因結構等藉助了現代科技的改良，其營養性和安全性反而好於傳統非轉基因作物。

　　在投入種植和食用之前，轉基因作物及食品的研發，也都有非常嚴謹複雜的流程，研發過程中就會考慮食品安全問題並進行相關研究和實驗。經過數十年的相關研究和實驗，並沒有發現轉基因食品相對非轉基因食品有任何特異的安全隱患，也沒有發現轉基因技術本身會對轉基因食品食用者產生任何危害。

　　因此，無論從實踐和結果上，還是從理論和邏輯上，轉基因食品都不存在安全問題，或者準確說不存在相比非轉基因食品有更多的、特異的安全問題。除了這些，從基本常識也可明白，植物基因和動物基因是兩個系統（當然不同動物之間的基因也是兩個系統），對植物轉基因並不會導致食用植物的人的基因也發生畸變。按照反轉基因者“食用什麼基因人身體的基因就會被改變為什麼”的邏輯，那非轉基因食品也會影響人體，例如人吃了桃子，人身上就產生了桃子的基因，甚至人變成桃子。這豈不是荒唐嗎？如果認為這樣是荒唐，那為什麼又相信吃了帶有轉基因技術改造的食品會導致人體基因改變呢？

　　而且，如果說因為中國存在各種信息不透明、食品安全問題頻發，所以難以信任轉基因食品安全，還算一個理由。但美國和西歐等國政治民主、言論自由，各種法規和監管體系完善，還有強大的媒體輿論監督，這種環境下可能隱瞞轉基因的危害及轉基因導致的食品安全事故嗎？如果有人因食用轉基因食品致病、致死，一定會有相關的舉發、曝光。可這些國家迄今沒有任何一起因轉基因技術導致的食品安全事故，任何正規媒體都沒有轉基因致病的報道。而中國雖然信息不透明，但使用的轉基因技術與歐美本質相同，同樣不會有安全問題。即便出現安全問題，也是和非轉基因食物一樣的安全問題（例如轉基因大豆長期存放在潮濕和高溫環境下會腐爛，人吃了拉肚子，但非轉基因大豆放在同樣環境下照樣會壞，壞了之後吃照樣拉肚子），而不是轉基因技術導致的問題。

　　這些事實都真實明確，道理也簡單易懂。所以，轉基因食品安全無害的這個結論，就像“一加一等於二”那樣已被充分證實，本應成為定理和共識，並根據這樣的結論來推行相關政策，推動轉基因技術的普及應用、轉基因食品的生產消費。

　　但即便面對這樣明確的事實，中國卻仍然有非常龐大的反轉基因群體，從高級學者到普通市民農民皆有。而他們的質疑，有些是缺乏科學常識的錯誤判斷，如人吃了轉基因食品就會導致人身體基因改變、還遺傳孩子生下畸形兒；有些是陰謀論式的陰暗揣測，如推廣轉基因是美國摧毀中國農業、消滅中國人的陰謀；有些是斷章取義捕風捉影的無邏輯推論甚至故意構陷，例如將西方反大型轉基因公司壟斷市場的抗議活動，當成反轉基因技術和轉基因食品本身，利用一些採訪技巧和話術改變被採訪者原意……總之沒有任何一項基於科學和理性的質疑。

　　當力挺轉基因食品者據理力爭時，這些反轉者的表現就和否定“一加一等於二”者相當類似了。當你支持轉基因，就給你扣帽子，例如“美國走狗”、“出賣中國農民和破壞糧食安全的漢奸”、“轉基因利益集團的掮客”等，不管事實本身而是人身攻擊。即便那些願意論辯的，也並不在科學的框架內與你討論，而是用偽科學乃至宗教迷信言論來反駁你，雙方根本不在一個頻道。即便有的承認你說的既定事實和科學結論，他們還可以訴諸“不可知論”，如“現在吃轉基因食品沒問題不代表以後沒問題，你沒問題不代表你孩子沒問題（當然孩子沒問題他們還可以說你孩子的孩子不一定沒問題）”、“有些危害現有的科學技術檢測不到”等，利用科學工具的局限性來否定科學邏輯的普適全能性，以“證明”“無法確定轉基因食品無害”。還有的則說“不反對轉基因技術只是反對轉基因食品”、“不反對轉基因食品但是反對給兒童食用”，但本質上還是反轉基因。他們除了這些還有一招，就是乾脆完全無視你的解釋，在自己反轉基因圈子的回音壁內自說自話。

　　反轉基因者的這些觀點、話術，都無法從科學角度和事實層面否定“轉基因食品安全無害”這一事實，但卻對許多缺乏科學常識和邏輯思維能力的人頗有迷惑性，而中國國民從官員學者到市民村民，普遍都缺乏科學素養，所以眾多國民被這些反轉人士拉入反轉陣營中，使得沒有任何科學和事實依據的反轉基因派聲勢旺盛，壓倒了基於事實且論據紮實的挺轉基因力量。如“一加一等於二”般無須質疑的事實，就這樣被硬拗成了“一加一不等於二”的巨大謬誤。

　　此外還有一個具爭議的“轉基因標識問題”。一些反轉基因或對轉基因食品安全存在疑慮的人，或者對轉基因安全無擔憂、純粹認為消費者應有知情權的人，主張將轉基因食品加上“轉基因”的標識，用來和非轉基因食品進行區分。這似乎無可厚非，還保障了消費者的知情權。但其實，這種標識本身就帶有一種對轉基因食品的歧視色彩。據前所述，轉基因食品相對非轉基因食品，在安全性上沒有疑問，也不會給人體帶來特異的影響。專門為轉基因食品貼上標識，容易導致不明真相的消費者牴觸，下意識迴避轉基因食品，不利於轉基因食品的推廣和銷售。

　　在反轉基因者的種種破壞下，中國的轉基因技術發展和轉基因作物的推廣進展緩慢，這對中國農產品的產量質量、國際競爭力及中國農業安全都非常不利，直接間接損失無可估量。而美國、巴西等農業大國則在轉基因技術的加持下，農產品產量質量節節高，相對中國的農業比較優勢越來越大。反轉基因者口口聲聲說推廣和支持轉基因者代表外國勢力坑害中國和中國農民，現實卻是反轉者的行為讓中國及中國農民在國際農產品競爭中大敗虧輸，損害了國家安全和國民利益。

　　氣候變化問題

　　氣候變化問題，準確說是人為導致的全球暖化等氣候災變性異常問題，是最近數十年國際社會一直在關注和試圖解決的極重大問題。

　　關於氣候變化的概況，我直接節選自己另一篇文章《氣候變化下的中國與國人》中部分章節內容以概括：

　　關於氣候變化，引用維基百科這段定義性說法（當然並不是說維基百科是權威的，而是其來源是權威的（下面這段話即來自曾獲13項普利策獎的《坦帕灣時報（Tampa Bay Times）》和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內容是可驗證的，這段話也有高度概括性、言簡意賅）：目前有強烈的科學共識認為，人類經濟活動造成近幾十年的全球暖化，對於“在近幾十年，人為造成的全球暖化存在，並正在發生”是事實的這點，在學術界當中是沒有爭議的。超過97%的氣候科學家認為“全球暖化存在，且人類活動極有可能是導致近半個世紀的全球暖化現象的主要原因”。

　　而這種氣候變化的危害同樣是非常明確的。因冰川融化致使海平面上升淹沒低海拔地區、強降水和洪澇頻次增多、傳染病向高緯度地區擴散、乾旱地區更加乾旱和沙漠化、生物多樣性減少、極高緯度地區因冰雪融化變冷破壞生態、流行病增多、農作物減產、颱風等熱帶氣旋增多增強等。這些都對人類乃至所有地球生物的生存造成嚴重的危害和威脅。如果不能及時阻止氣候變暖的不斷加劇，那未來人類將遭受極為慘痛的自然災難和誘發的人為災難，甚至人類可能會因之滅亡。

　　以氣候變暖為主流的全球氣候變化主要由於人類活動造成，包括工農業活動和各種生活消費。想要遏制氣候變暖，就必須限制工農業生產和個人消費，減少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生產、供給、使用。這將極大影響各國和各國民眾的經濟發展、就業、生活質量、社會穩定。而且，遏制氣候變暖，必須實現國際的廣泛合作，但氣候變暖對各國的影響不同，各國的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及國民生活質量也不同，各國對氣候變暖的反應也不同。於是，氣候問題不止是一個科學和環境問題，還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人權問題、民生問題、國際關係問題及其他許多對人類而言重要而棘手的問題。這些問題背後，涉及到巨大的利益紛爭，影響着各國家、民族的興衰，關繫到無數人民的生計、生活、生存與死亡。

　　而自從國際社會尤其發達國家發覺並證明了氣候變暖這一事實後，就開始了阻止或延緩氣候變暖、預防各種相關災害的呼籲和行動。最近二十年，面對氣溫升高速度越來越快、各種具體危害如洪災發生頻率和強度大增等嚴峻現實，世界各國及國際機構強化了對氣候問題的重視和宣講，也在加緊實際行動。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等主要國際機構都積極投入相關宣傳和行動，如聯合國和世行官網的醒目位置均有對氣候問題及相關議程的介紹。而美國、歐盟、中國、印度等國家或國家聯盟的政府也都承認氣候危機的真實存在並做出相關承諾。而美聯社、法新社、《紐約時報》、BBC等各大媒體也都連篇累牘的對氣候問題進行報道，從文字論述到視像記錄應有盡有。可以說，關於氣候變暖及其已造成/將造成的危害，都有極為充分和完整的證據證實，並得到了所有具權威性組織機構的認可。

　　但即便面對這些研究結論和世界現實，仍然出現了廣泛流傳的“氣候變暖否定說”，並得到了包括非常大比例中國人在內的世界各國大量民眾的認同與附和。由於宗教、社會信任度、教育普及度及質量、價值觀與文化、以及最重要的利益和立場等因素，否認或者質疑氣候變暖的力量十分強大，包括大量政治家、社會活動人士及巨量的平民大眾，都持氣候變暖否定說。氣候變暖否定說的幾個主要觀點，無非是“氣候變暖是正常的自然變遷，不是人為因素或者說人為因素影響很小”、“氣候不一定是在變暖反而可能在變冷”、“氣候變暖是一些政客和科學家為權力或利益製造的騙局”等（還有衍生的諸如“氣候變暖不一定會導致各種災害”、“xx災害並不是氣候變暖造成而是一直都有的自然現象”之類）。

　　其實，這些質疑都有大量的事實、明確的證據可以予以反駁、否定，如各大媒體的“事實查核（Fact checking）”板塊就有對氣候變化議題中各種謠言的闢謠、事實說明。不僅媒體，各國專家學者及相關學術刊物，都有對“全球暖化否定說”明確而可信的批判（因為篇幅太長，這些就不在此一一搬運列舉了，想了解的可以在網上或線下通過可靠渠道查詢）。

　　但這仍然不能改變大多數否認氣候變暖者的立場。相對於政府機構、科學工作者、主流媒體，他們更相信來自網絡上的各種謠言和陰謀論。而這些謠言和陰謀論大多來自反建制主義者、宗教保守勢力、會因治理氣候危機而利益受損的各種利益集團等。

　　相對於西方國家持“全球暖化否定說”的群體主要受宗教影響，中國否定氣候變暖的人群大多是出於愚昧、逆反、利益等因素。中國的社會環境、教育環境的宗教因素影響較小，但不代表國人科學素養很高。相反，由於中國缺乏系統性、啟蒙性的公民教育、科學教育、通識教育，中國公民科學文化素養很低，而年齡較大的中老年人尤甚。即便一些知名的知識分子、學者，也缺乏起碼的科學和邏輯常識，在氣候問題上持錯誤的觀點和立場，或者起碼未能意識到氣候問題的嚴重性。

　　中國持“全球暖化否定說”的群體，相當一部分同時也是“氣候變化陰謀論”的擁躉。這些人認為氣候變化議題是西方國家試圖打壓中國經濟發展、遏制中國崛起的工具（恰巧，西方國家尤其美國也有類似群體，只不過他們的觀點是“中國利用氣候議題試圖遏制西方/美國發展”）。他們對西方提出的需中國參與的“減碳”計劃義憤填膺，並不考慮美歐已經做出了很大讓步。他們根本沒有注意到氣候危機對人類將造成且已造成多麼巨大的傷害，而是執着於與西方在減碳問題上討價還價，似乎誰多排碳誰就占便宜。

　　對於“公知”柴靜等人提出的中國應負起更大減排責任的建議，這些陰謀論者拼命攻擊謾罵。雖然具體說來，柴靜等人的觀點和立場確有值得商榷之處，但她強調的氣候變暖導致的人類面臨生存危機的大前提，是沒有錯的、得到世界上幾乎所有相關科學家認可的。而這些陰謀論者大多雖然承認氣候危機，但往往輕視、淡化嚴重性（如果他們意識到將導致人類面臨極大災難，那也不太會如此立場了），而強調“減碳”對中國經濟帶來的衝擊和對中國相對於歐美崛起的影響。

　　這些陰謀論者經常使用“氣候變暖是自然而非人為”、“氣候不是在變暖而是在變冷”等前述的錯誤論點論據，來破壞正常的氣候問題討論、阻止已被科學界公認需推行的氣候議程。對於這些已被證偽的說法，這些陰謀論者往往要求反駁他們的人重新進行證明、推演，而拒絕相信此前已經證實的結論。他們的行為，就相當於要求將已經是蓋棺論定的“一加一等於二”一次次的再行推演。面對“一加一等於二”結論一樣明晰，但解釋起來比“一加一等於二”更複雜的氣候問題，每次解釋都需要付出很大心血與汗水。而且，即便回應了他們的質疑、重新進行了推演，他們往往還是以“這是科學家/主流媒體/深層政府的陰謀”來否定被證明出的“氣候的確在暖化且是人為造成”的結論，將如“一加一等於二”這般清晰的事實套上“利益集團操縱”這樣的陰謀論外衣加以否定。

　　其實，這些人真正應該關注的，是“氣候正義”問題。即在氣候變化危機及防治氣候危機過程中，如何最大限度保護那些最受氣候危機及防治措施衝擊的人群，如何避免或者弱化因氣候危機及防治措施導致的貧富差距拉大、各國經濟發展更加不平衡等問題。甚至，如果我們能夠在“氣候正義”問題上付出足夠多努力，尤其發達國家和社會上層付出更多代價，那我們有可能在防治氣候危機過程中構建一個比現在更加公平正義、團結博愛的人類社會。這才是那些擔憂防治氣候危機會影響經濟民生的人所應關心和參與的。但可惜的是，他們往往不會參與到“氣候正義”的議程，甚至將推動“氣候正義”的相關措施當成所謂“深層政府”控制世界的陰謀。

　　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乃至世界各處，持陰謀論觀點、否認或淡化氣候問題的群體的廣泛存在，都對全球氣候問題的防治起到非常負面的影響。那些承認氣候問題但不認為足夠嚴重、將本國經濟就業民生等議題重要性放在共同防治氣候問題之上的，顯然不懂得“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說到底還是輕視了氣候變化問題的嚴重性。對許多國人而言，即便河南、山西、江南發生千年一遇的洪災，他們仍然沒能將之與氣候變化聯繫在一起。這既是中國的統治集團有意淡化氣候問題、避談洪災背後的氣候問題所致，也是中國公民素質科學素養低下造成。氣候問題其實就是相對複雜的“一加一等於二”，已經被如“一加一等於二”的鋼鐵結論般充分證實，可還是有極大數量的人群拒絕承認氣候問題上的“一加一等於二”，並通過各種話術、手段來干擾這個顯而易見的結論。

　　如果“氣候變暖在加劇，且是人為造成”這一與“一加一等於二”一般無可質疑的結論不能被廣泛理解接受，無法就此做出妥善的應對和付出相應的代價，那人類將在種種嚴酷的氣候災害及衍生問題中走向滅亡。

　　疫苗問題

　　關於疫苗問題，我此前也寫過一篇文章，即《疫苗爭議之殤》，對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等問題有詳細討論，並提及了可統稱為“反疫苗人士”的相關動機、理由，以及我對這些人動機和理由的駁斥。因文章內容很長，我就不再複製粘貼於此了。

　　在文中，我已經詳細分析了疫苗問題的方方面面，並且表明了我的立場。那麼，疫苗問題與“一加一等於二”又有怎樣的相通之處呢？

　　如文中所述，在正常情況下，接種疫苗而非拒絕接種，是相對最好的選擇。疫苗雖然會有一些副作用，但是副作用是有限的、可知的、損害性低於未接種疫苗可能導致的病痛的。而對於疫苗可能導致的未知的危害，從科學層面一般是否定的。對疫苗的安全性而言，除非通過科學方式驗出其存在某種毒副作用，否則會默認為其不存在那種毒副作用，而不是認可“可能存在某種毒副作用”。

　　而疫苗陰謀論者/反疫苗者則往往認為，如果科學不能確定疫苗一定不會產生某種毒副作用，那就不能排除存在這種毒副作用的可能性，並將各種接種疫苗者“偶合”發生的病症歸咎於疫苗，依此主張人們應普遍拒絕/暫緩接種疫苗。這與質疑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一樣，是一種詭辯，與一般性規律相違背，也不符合合理評估事物安全性的現實做法。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只能根據科學研究（包括邏輯推論和實證研究）來“假定”某類物品安全無害，而不可能“預知”這類物品中每一件都安全無害。這也是我們對待各種事物最接近真相且最現實的評斷方式。不僅對疫苗的安全性如此判別，對其他各種醫藥製品毒副作用的判別也是如此。否則，一切未“開封”事物的性質及利害都是“不可知”，那也就沒有是非對錯、無法判斷利弊得失了。

　　“一加一等於二”同樣是建立於一般認知和合理假設，並推及所有運算。我們不能說因為某個運算還未進行，所以“一加一等於二”在那裡就失效了。除非我們得到充分的證據、開拓出運算的新領域，證實“一加一不等於/不一定等於二”，否則“一加一等於二”仍然可以衡量一切已進行和未進行、已知和未知的運算。同理，在未發現疫苗的確存在某種毒副作用之前，我們當然要視疫苗為安全的/未有某種未知隱患的。只有基於這樣的立場對待疫苗的研發與接種，才能最大限度改善公共衛生環境、保障從自身到全人類的安全與健康。相反，如果因為不必要的擔憂而陷入“疫苗猶豫”，不僅危及其個人的生命安全與健康，還會對他人及公共衛生秩序造成損害。

　　中醫問題

　　中醫問題，或者準確說是中醫中藥的療效及存廢問題，又是一個經常引起對立雙方激烈爭議的焦點問題。而且，一個人在中醫問題上的立場，往往與其在轉基因問題、疫苗問題上的立場高度捆綁。不過具體說來，一個人對中醫可信度的看法與其在轉基因食品和疫苗安全問題上的立場，基本是正相反的。對中醫中藥的療效及安全性非常信任的，恰恰認為轉基因食品不安全、疫苗“有毒”。

　　這樣的複雜立場乍一看令人困惑。其實細究起來不難理解。篤信中醫中藥的，往往伴隨着對現代醫療（即他們聲稱的“西醫”）乃至整個現代科學及科技成果的不信任和牴觸。而與現代醫療同屬現代科學成果的轉基因技術、疫苗技術，自然也在他們排斥、懷疑之列。

　　中醫支持者普遍認為，中醫是“中華文明的瑰寶”，有着“西醫”無法替代的功效。他們還聲稱反中醫者是出於打擊中國傳統醫學和傳統文化、西醫是西方的技術和文化入侵等。至於中醫中藥的療效，他們更多訴諸於類似宗教的“心誠則靈”方式回答。面對要求驗證中醫中藥療效的質疑，他們則聲稱中醫中藥與“西醫”不是一個醫療系統，可驗證“西醫”的“雙盲實驗”“不能”驗證中醫中藥的效果。這顯然是反科學反邏輯的說辭。

　　而療效缺乏科學驗證的中醫學，之所以得到眾多國人乃至部分海外華人支持，大致有以下幾個原因：1.出於狹隘的民族自豪感，將包括中醫在內的傳統文化、舊時學說一概視為珍寶，不加揚棄的褒揚；2.一些知識貧乏、缺乏科學素養者對現代醫療缺乏信任乃至恐懼，轉而尋求傳統醫學或“替代療法”；3.許多經濟拮据乃至非常貧困的病患及家庭，面對現代醫療體系需支付的巨額費用，不得不選擇相對便宜的中醫中藥。4.關於中醫中藥，已經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中醫中藥產業養活了許多人，這些利益集團當然要讚揚中醫中藥的療效；5.統治集團因領導人的反智，以及更普遍的出於現實維穩、節約醫保開支等考慮，有意扶植醫藥成本低廉、能夠起到“安慰劑”作用的中醫中藥，以無法確證的乃至虛幻的療效麻醉飽受病痛折磨的平民大眾尤其底層國人。

　　而我對於中醫中藥的立場，與方舟子先生所說的“廢醫驗藥”很接近。不過我個人相對而言態度更寬容一些。我認為中醫的理論基礎雖然錯誤，但是其一些診療方式、歸納的診療經驗還是可取的，對一些相對較輕較簡單的內症外傷也有一定療效（不過，這些功效並非中醫獨有，恰恰是其包含了一部分現代醫學的特性，是這些帶有科學色彩的特性而非中醫理論產生了功效）。中醫雖有諸多錯繆，並非科學和實證的醫學而是經驗和想象的醫學，但在沒有現代醫學理論、更缺乏現代科技手段加持的古代，還是有其存在價值、現實作用的，哪怕作用是有限的、主要不是治療而是心理安慰的，而且還很容易發生誤診誤治。對於中藥，我認為有很大一部分中藥完全無效，一部分有毒性，而還有一部分則類似於“食療”的效果，中藥的效力與對症性無法與現代的化學藥品製劑比擬，更多類似於食品起到的“滋補”作用。所以它並不是完全沒有用，但是作用有限，還因為其缺陷和局限有着很大的副作用。而現在和未來，中醫中藥都應該接受現代醫學手段的檢驗，以證實或證偽其功效（若證實有功效則還要檢驗功效具體幾何，有無毒副作用/毒副作用具體類型、程度、性質），根據科學結論評判其利弊得失，繼而決定中醫中藥的存亡或改造。

　　一些細心的、有一定認知能力但是知識水平和判斷力不算特別好的讀者，在讀過前面我關於疫苗問題的觀點後，又看了我對於中醫中藥的立場，可能會有一種疑惑，即“為什麼默認疫苗是安全有效的，卻認為中醫不可靠”？原因很簡單，疫苗的研發與使用，都是建立在現代醫學理論和相關技術基礎上的，並且經過了多輪複雜的檢驗程序以測試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疫苗所預防的病毒目標也是明確的、副作用是相對明晰的。而中醫中藥則正缺乏科學理論的支撐、科學手段的參與、科學流程的檢驗，療效與毒副作用均不明確。

　　所以，我才對疫苗持肯定態度、對中醫中藥傾向否定或至少懷疑態度。至於疫苗研發和質檢是否存在問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起碼在歐美等科研發達、制度健全、有充分透明度和輿論監督環境下生產和使用的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是明確的，有副作用也會公開詳情和作出解釋。至於中國，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確存在一些問題，但是整體上仍然比拒絕接受現代科學檢驗、療效和毒副作用非常不明確的中醫中藥要安全和有效許多。

　　無論如何，對中醫中藥問題，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應該以科學理性的態度對待，承認實證研究（如設有對照組的實驗即“雙盲實驗”）的必要性及實證得出的結論，而不應該以“按西醫的邏輯解釋不了中醫”、“我這裡有特色的檢驗標準”等藉口偷換概念、逃避質疑。無論任何領域，“一加一”都應該“等於二”，而不因其處於某種獨特（或自認為獨特）的環境體系，就敢於聲稱“一加一在這裡不等於二”。

　　無神論與宗教問題

　　關於此問題，我同樣有一篇相關文章，即《與張千帆教授商榷：“科學理性不能衡量宗教、玄學等抽象人文事物嗎”》（以下簡稱《商榷》），不過該文淺嘗輒止，並未就無神論與宗教問題做更深入的探討。但文中已提到，一些人對宗教、玄學等抽象問題的判斷邏輯，與在轉基因、中醫、疫苗等問題上的思維方式，是驚人相似或者說就是完全相同的。

　　在此摘錄相關章節：

　　如果這些人僅僅只是在宗教信仰中、個人心靈生活中持這種不可知論、拒絕以科學理性衡量一切事物，那就罷了。可是事實上，許多人會把張教授說的這種“不可知”、“不可驗”、“科學理性有邊界”的思想運用到現實的、世俗的、日常的、重大的各種事情、各種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中。

　　非常典型的例如中醫問題、轉基因問題、疫苗問題。反對科學理性思維的中醫粉認為，中醫有沒有效果，科學手段是驗不出來的，所以不能說它沒有效。有人批評中醫沒有像現代醫學（也常被稱為“西醫”，其實中醫西醫不重要，重要的是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的差異，古代西醫也不靠譜）那樣進行雙盲對照實驗等驗證，這些人就說不能用驗“西醫”的方式檢驗中醫，中醫的效果是“西醫”的驗證方式驗不出來的。中醫粉就是通過乾脆將中醫的療效問題拉出科學界限之外、拒絕普適的檢驗方式，來強行“證明”中醫有療效，或者起碼讓質疑者“無法證明”中醫沒有療效，以此為他們鼓吹的中醫中藥的各種“療效”辯護。

　　轉基因問題也是類似，反轉基因者的思維與宗教上的有神論者、不可知論者思維驚人一致，反轉者就是抓住“反正你無法100%證明轉基因無害”，即便你證明現在吃起來無害、對自己無害，他們又說你無法證明吃了轉基因的人過50年、100年之後沒有變化、生下的後代也不受影響，來質疑轉基因農作物的安全性（到時候他們也可以說仍然無法證明再過100、200年的未來不會有問題，科學當然無法於發生時間之前“驗證”結果）。而根據科學手段、通過理性的思維可以得出，轉基因並不比非轉基因即一般農作物有害，也不會因為食用轉基因農作物導致自己及子女基因變異或者患與轉基因有關的特殊疾病。但是反轉基因者不顧這些科學研究，也不去理性思維，就利用科學的局限性進行詭辯，利用人對於比較陌生事物的恐懼和無知，以“無法100%證明轉基因作物在未來一定沒有任何問題”來反對轉基因技術在農產品上的應用，哪怕轉基因技術可以極大提高糧食產量及穩定性、促進農業發展和糧食安全。

　　疫苗問題又是個典型。反疫苗者往往編造各種關於疫苗的陰謀論，諸如“打疫苗是為了種族滅絕，會導致不孕不育”、“會改變DNA影響遺傳”、“是在人體植入芯片”等謊言，不僅流傳於尼日利亞、巴基斯坦等一些落後國家，歐美右翼及貧民也有許多人聽信這種謠言。誠然，疫苗的確有一定副作用，偶爾還會發生很嚴重的不良反應及後遺症，但是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安全的、有效的（一些疫苗生產本身就有問題的情況除外），接種是利大於弊的。但是反疫苗的陰謀論者誇大危害、編造謊言，讓許多人陷入猶豫或者拒絕接種疫苗，於是導致公共衛生危機，各種傳染病、流行病爆發擴散，沒有接種疫苗者染疫死亡、致殘的比率遠高於接種疫苗者。反疫苗者也是利用“科學無法100%證明疫苗無害（而且確實會有副作用）”，而忽視利弊權衡及概率問題，利用看似“不可知”的危險性放大恐懼，讓人們陷入懷疑、猶豫和排斥，導致盲從和陰謀論思維壓倒科學理性判斷，最終害人害己。

　　顯然，前述的對反轉基因者、反疫苗者的批判，同樣適用於有神論者/宗教信徒。他們的思維邏輯是一致的，身份更常常是重合的。而同樣，支持轉基因、認為疫苗安全並應當接種的群體，也普遍有更多的無神論者，同樣有着身份的重合性與思維邏輯的一致性。

　　根據主流有神論者的觀點，“神”是唯一的（起碼是排斥其他不同系宗教的“神”的）、完美的、全知全能的。但經過數千年歷史的變遷，無論是基督教和猶太教中的上帝，還是伊斯蘭教的安拉，乃至佛教、道教、印度教、耆那教等各宗教的“神”，顯然是各不相同、相互矛盾而不可能並存的。而同一宗教內部不同教派，也對“神”的刻畫、詮釋大相徑庭，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有許多分支教派。全世界數十億篤信宗教的有神論者，如何確定自己所信的才是“真神”，而又如何證偽其他人所信的“神”是虛幻呢？即便假定某個宗教的某個支系所信的“神”是唯一“真神”，那信了“真神”的信徒人數恐怕不足有神論者的十分之一。那麼既然“神”全知全能，為什麼僅讓這少數人有能力認識和信奉他，卻讓其他有神論者誤信其他“神”呢？宗教中類似的自相矛盾、邏輯不自洽，有千千萬萬。

　　而科學的發展與理性的開拓，更讓傳統中“上帝造人”及類似的宗教傳說不攻自破。種種從前難以解釋、認為是神明下凡的自然現象，如雷電、洪水、火、地震，都漸漸有了科學解釋。在科學理性的攻勢下，“神”不僅不再全知全能，反而越來越暴露出其並不真實存在的客觀事實。

　　對於具體的“神”的批判，如此容易就得出“神”不存在的結論。但還有頗具影響力的一種觀點，即我們雖然不能確證“神”的確存在，但同樣不能確證“神”一定不存在，也不能確證有無某個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影響着宇宙和人類社會。這就屬於“不可知論”的觀點了，這與認為“無法證明轉基因食品無害”/“無法證明疫苗無害”者，是相同的思維。

　　對於這種“不可知論”，我已在《商榷》一文中做了一些反駁，本文中關於轉基因、疫苗等問題的一些論述，同樣可用於反駁“不可知論”。但這還遠遠不夠。關於無神論者對有神論/“不可知論”的駁斥，已有很多，如着名科普作家方舟子先生就有系列文章。我沒有這些無神論者廣博的知識、精密的邏輯，但完全可以從最基礎的東西來反駁“不可知論”。

　　當我們面對一個盲盒，我們的確在打開之前不知道裡邊是怎樣的。但是這顯然不代表我們永遠不知道。想要知道，只需要打開它就是（只不過現實中的“盲盒”往往不容易打開）。而人類認識世界的過程，正是打開“盲盒”的過程。

　　我前面已列舉了雷電、洪水、火等自然現象，它們在遠古時被視作神跡，而如今人們卻可以充分了解其產生的原理、興滅的軌跡、造成的危害，甚至加以改造和利用。這已經證明“不可知”之物之事只是暫時的不可知，而非永久的“不可知”。而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等人對地外的“天”的探索與歸納，則不僅戳破了虛假的“上帝造人”之說，還讓人類連地球之外浩瀚太空都“可知”了。而人造衛星不斷發射、各種探測器近至月球遠達冥王星，更證明曾經的“不可知”早晚都會變得“可知”。連地球之外的宇宙，我們都可以探索出其中的奧妙，科學還有什麼不可及的嗎？當然，或許直到人類滅亡，人類都無法看到宇宙的盡頭（假如有盡頭的話），但人類現有的知識和工具已經證明，世間一切雖未全部“已知”，但顯然是“可以知”的。至於我們在認知宇宙萬事萬物中遇到的許多障礙，是可以在遵守客觀規律基礎上，通過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尤其發展科技來掃除的，而不會有超自然的力量阻撓。

　　至於人（乃至一些動物）的思維、情感、道德，雖然並不能像純粹的自然科學那樣用公式進行演算，但同樣是有章可循、有理可依的。人主觀的所思所感，生物基礎是腦部和神經元等人體物質構造，信息來源是客觀實在的物質世界，都不需要“神”或類似的超自然力量參與。這些我也在《商榷》一文中說過，就不再詳細複述了。

　　當然，人有着強大的主觀能動性，同樣容量的大腦、同樣數量的神經元，以及接觸相似的外部世界，不同的人完全可能會有不同的反應，產生迥異的所思所感。就像飽經坎坷、苦中求索的先秦士人千千萬萬，可吟起《離騷》絕唱、提出大哉《天問》，只有屈原一人；正如身處歷史轉折、顛沛流離的漢唐名家不勝枚舉，可譜出《三吏三別》、明知終赴黃土卻心系“天下寒士”的，只有杜甫這“天地一沙鷗”；歷經清末民初時代變遷、切身體會人間百態的近代知識分子無可勝記，但作下《吶喊》、《彷徨》及億萬珠璣的學者，魯迅後再無其右者。這正是人作為“人”值得自尊自豪之處，正是總能湧現出各種傑出人物的人類的偉大之處。這些金石般的赤誠深刻之言不是什麼“神來之筆”，不是“神靈”的“顯聖”，而是展現了生命的聰慧、昭示着人性的光輝。

　　總之，無論是浩淼的宇宙，還是莫測的心靈，都是科學理性可以丈量的，都是人力可及可與的，而非是“有神論/不可知論”者主張的那樣是超自然的、非理性的、永遠無法用科學解釋更無法用人力操控、介入的。這與“一加一等於二”一樣是宇宙的鐵律，不應被人類中的愚昧者和過謙者扭曲制混。

　　不過，我雖然是堅定的無神論者，反對有神論、不可知論，但隨着年齡增長和時間推移，越來越對宗教（主要是對宗教中的自由派分支及相應信徒、身處社會底層和邊緣的信教者）多了一些寬容和理解。科學理性雖然可以衡量一切事物，但並不能完全解決一切困擾。例如我最近數月就深刻思考了死亡這一問題，感慨頗多。顯然，每個人都將面臨死亡這個無法逃避的結局。身死魂滅、永遠與這個世界及世界上一切親愛與掛念之人之物之事告別，至少對一部分人而言是難以接受的，思考起來十分沉重壓抑的。有宗教中的“來世”或“天堂/地獄”作為一種心靈寄託，雖本質上是自欺欺人，但對於起碼部分人而言是個不錯的選擇。

　　還有，對於那些飽經苦難、長期生活在底層的百姓，宗教及宗教組織也的確是一種必要的安慰和庇護。就像我家鄉河南，就有不少農村的老年婦女加入了教會，互相噓寒問暖、守望相助。她們也很善良，對當時年齡尚幼的我也有關愛。據我所知其他一些省份基層信教群眾也大抵如此。當面對農村空心化的基層政權組織，無法擔負其應有的責任，就應該默許弱勢的農民尤其老年婦女加入教會互助互暖，甚至必要時對宗教團體予以適當的協助。面對“苦難生靈的嘆息”，如果我們改變不了她們現實中令人絕望的處境、給不了她們“真正的幸福”，那起碼為她們留着“無情世界中的有情”，讓她們空洞麻木的精神世界得到一些哪怕是幻想性的安慰吧。（當然，真正的有識之士應該從她們尋求宗教慰藉的表現，追溯其現實中的苦難，改善乃至改變現實，讓她們不再只能吸吮精神鴉片，而是堂堂正正享受真實的正當的幸福。不過，即便改變再快，當下的老人恐怕也享受不到了。但我們可以努力讓未來的孩子們老去時，都自由幸福的生活（或者最起碼不受虐待欺凌，這要求看似簡單其實非常不易），直到安恬的離世）但是，我們應該寬容的，僅僅是那些不得不通過宗教尋求慰藉的平民大眾尤其底層民眾。而對於利用宗教試圖達成政治目的、意識形態目的、牟利目的的個人和勢力，則不應該寬容，反而應當批判。中國一些“自由派”人士倒向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的懷抱，甚至試圖將中國建為一個政教相融的國家，就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事情。未來的中國，不應該是一個宗教色彩濃厚的國家，而應該是以世俗主義為立國原則、嚴格實行政教分離的無神論國家。

　　世俗主義應該是人類未來的方向。對於宗教的未來，起碼應該是“宗教文化化”的。對此，我在另一文章中對此略有論述：

　　什麼是“宗教文化化”？為什麼要“宗教文化化”？這個問題我沒有特別系統的理論，起碼目前沒有能力創造這種理論。但是簡單說來，也就是將具有強烈“神性”的宗教，改變為更具有人性的、去神聖化的文化性質，變得如其他非宗教的意識形態那樣可以直接質疑、批判及改造。

　　宗教的特點如前所述是唯心性、排他性的，而且“神”是不容質疑的，只能在神聖經書（基督教為《聖經（舊約、新約）》、伊斯蘭教為《古蘭經》及聖訓、猶太教則是《聖經（舊約》）中尋找言論作為思想信條和行動指導綱領。這顯然是不對的（很抱歉沒有不尊重宗教，但是我必須使用這個詞）。

　　不可否認的是，這些經書在其成書時，的確是偉大的。因為相比那個時代其他意識形態、文化習俗，基督教、伊斯蘭教等都是非常進步的。例如，在婦女權利方面，《聖經》和《古蘭經》比那時候其他大多數泛神信仰、泛靈信仰都要更利於女性，比當時大多數沒有信仰的人對待女性的方式也更有利於女性。其他很多思想包括對人的價值的塑造、為人處世之道等，都可謂相當“文明”，是那個時代黑夜中的明珠。

　　但是，任何東西都有時代局限性，不可能到現在還可以普遍的遵循。拿一千多年、兩千年前的東西來衡量現在世間萬物尤其人類社會，並且作為行為準則，顯然是落伍的（當然會有一些東西是人類恆久的價值，但並非那時一個思想體系、一部書所有東西都有恆久價值）。但是宗教的教條不容直接質疑而是只能不同解釋（教徒拒絕承認經書會有錯、會有需要隨時代而拋棄的東西，最多說“那些話是神聖的正確的，但是我可以這樣解釋”），這就讓宗教即便經過改良仍然有局限性，並且導致極端主義總能有吸引力。因為極端主義很大程度就是原教旨主義。“原教旨主義”何義？僅僅字面就能看明白，即極端尊奉經書原文原意的價值觀。去看看經書原文，就知道這樣遵循多麼可怕。

　　而文化就不同了。文化是相對世俗的，或者起碼非宗教性質的，這就可以不斷被公開和安全的批判。在這一點上，中國就長期有非常好的歷史。中國歷史上宗教大多數時候都是孱弱的，興盛的是儒學為最大派別、百家爭鳴的非宗教性思想文化。雖然儒學也在很長時間內被推崇為一種類似宗教的、一度也不可以被批判的思想體系，但即便強調儒學獨尊最嚴酷的時候，也沒有宗教那種需要嚴苛遵守和高度排異的情況。而儒學沒有被當成宗教一般尊崇的時代，則更是很自由，各種思潮都可以奔涌流放。也正是如此，中國長期都沒有受宗教束縛，也沒有特別多血腥的宗教戰爭。當然最重要的是讓社會思想和人的價值觀可以不斷修正，隨時代有所發展。當然中國受皇權禁錮很嚴重，文化自由也受打擊，但束縛程度遠不如宗教。

　　所以，我認為，“宗教文化化”是宗教進行改革甚至革命的唯一好的出路。而“宗教文化化”，其實也就相當於世俗主義。又所以，中國的各宗教包括伊斯蘭教，也需要進行這樣的改革。否則，那只有無神論可以代替。

　　關於“宗教文化化”，除以上內容，我還沒有更多論述，也歡迎各方人士共同討論。（其實，現在歐美國家部分民眾對宗教的態度、對宗教在其生命和生活中的定位，就已經是我說的這種“宗教文化化”了，例如美國大部分有宗教信仰的民主黨人，歐洲大部分宗教信徒，就更多將宗教及相關價值觀、文化與習俗，作為文化認同而非宗教迷信，強調其“現世”部分而不論其“非真實”部分，祛除“神性”而張揚“人性”。相比而言，歐洲顯然比美國要更世俗和“去神化”。這當然也是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成果）

陰謀論問題

　　在轉基因問題、氣候變化問題、疫苗問題的爭議中，都普遍存在相關陰謀論的流行。而陰謀論的信奉者，非常大比例即為宗教信徒（主要為各宗教的保守派信徒，如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基督徒、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極端正統猶太教徒等）。所以前面四個領域的議題，均衍生出了“陰謀論”這個共同涉及的問題。

　　所謂“陰謀論”，即缺乏邏輯的懷疑、沒有根據的假說，往往假想某個勢力試圖利用某個議題/某種工具試圖達成某種邪惡的目的。前述的轉基因問題中就提到，一些中國的陰謀論者將轉基因技術視為歐美試圖控制中國農業、殘害中國兒童的手段；而氣候變化問題上，更是有許多陰謀論派別，例如前述中國陰謀論者認為氣候問題是歐美壓制中國發展的工具，歐美陰謀論者則反之，認為氣候問題是中國阻礙歐美人民過幸福生活的說辭。還有許多陰謀論者將氣候問題視為“大騙局”，因為氣候問題需要國際合作，所以他們將之是“深層政府”試圖控制全人類的藉口；在疫苗問題上，疫苗陰謀論者往往認為強制接種疫苗是歐美國家/“深層政府”試圖讓人類感染病毒、絕育、改變基因的手段。除了這些議題，還有例如中醫問題、進化論問題、艾滋病問題、阿波羅登月事件、911襲擊事件……也不乏各種陰謀論式的解讀，例如聲稱“阿波羅登月”是“偽造”、“911事件”是“美國政府自導自演”等。

　　陰謀論產生的原因很多，簡單化可歸納為以下三點：1.知識和邏輯的匱乏，這是製造和相信陰謀論的基礎；2.社會成員之間存在利益衝突且缺乏互信，讓編排涉及“敵方”且陰暗聳動的陰謀論容易得到追捧；3.特殊的信仰和固定封閉的生活圈子，讓陰謀論得到信仰的“加持”和圈子內的“鞏固”。

　　在這三方面影響下，陰謀論者可以對“一加一等於三”篤信不疑，並且將主張“一加一等於二”的都打成試圖謀害他們的“深層政府”之類勢力。例如美國的陰謀論者不僅敢於聲稱“阿波羅登月是偽造”、“911是自導自演”，連更加貼近生活實際、導致28人死亡（包括20名兒童）的“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他們也公然聲稱是“民主黨和左派為控槍而自導自演”。而且這些陰謀論者大多並不是假裝相信陰謀論，而是真的相信。一些狂熱的陰謀論者還騷擾槍擊案受害家庭，指責這些死難者家屬是“撒謊者”等。還有在非洲流行的“艾滋病否定主義”陰謀論，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HIV病毒並不存在或是一種無害物，不會導致艾滋病。這種說法早已被醫學研究推翻，但仍然廣泛流傳，嚴重影響了艾滋病的預防和治療。

　　這些陰謀論在接受過科學教育、通識教育的人看來荒誕不經，甚至都不值一駁。但現實卻是，這類陰謀論大行其道，在世界各國都有大量擁躉。而發達國家中，宣揚陰謀論的氣氛最濃、陰謀論信奉者人數最多比例最高的，當然是美國。2016年特朗普憑藉滿嘴謊言打造的“後真相時代”，戲劇性的擊敗了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就是陰謀論者一次巨大的勝利。諸如“希拉里性侵兒童”、“民主黨人試圖在美國建立共產極權”之類謠言，對民主黨選情影響極壞，哪怕這類陰謀論非常荒誕。

　　而這些陰謀論的製造和散播，普遍和美國基督教保守派勢力密切相關。基督教勢力自中世紀就是扼殺科學和理性的“中堅”，如哥白尼、伽利略被迫害，布魯諾、塞爾維特、達斯科利被處死，都是赤裸裸、血淋淋的歷史證言。而他們詆毀“阿波羅登月”，也是在面對人類理性締造的偉大後恐慌的掙扎。如今他們詆毀代表進步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民主黨人，在氣候變化、疫苗接種等問題上倒行逆施，同樣是出於維護其反智主義及宗教狹隘利益的目的。為此，他們不惜公然否定如同“一加一等於二”這般無可置疑的公理鐵律，在白宮、國會講壇、最高法院肆無忌憚的播散謊言、頒布反智的政策法條。

　　不過，這些保守派一方面阻撓科學理性的進步議程，另一方面卻享受着科學理性的成果。特朗普、彭斯、蓬佩奧等共和黨政治人物一邊非難科學界對於氣候問題、疫苗問題上的錚言，一邊乘坐科學理性的典型成果飛機前往全美和世界各地；共和黨保守派國會議員們用來通話的手機和電話，哪怕少一道核心工序就無法正常通話；六位保守派大法官工作的最高法院大樓，哪怕建築和維護時有部分流程未嚴謹的按照按物理學建築學標準要求，包括極端反智的托馬斯大法官、認為陰謀論屬於“言論自由”且反對“政治正確”的阿利托大法官在內的最高法院成員都會死於大樓坍塌。這些身居高位的保守派精英們，並不拒絕為自身提供安全和便利的科學理性，卻對關繫到全美國乃至全人類利益的科學理性橫加阻撓、對如“一加一等於二”般由科學推理和實證研究後板上釘釘的事實拒絕承認。這些穿着法袍和西裝的美國權貴精英，借用科學理性的工具行反智和宗教原教旨主義之實，與使用AK47和豐田皮卡對抗現代文明的“塔利班”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形神皆似，讓人覺得滑稽而諷刺。

　　還有一處令人感到諷刺的對比。如今這些保守派的“心靈祖輩（姑且如此稱呼）”，當年是端坐教堂和高踞廟堂抵制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的，認為人類科技發展與資源開發會破壞自然環境與傳統秩序。這其實有一定道理，現在環境被工業化破壞的現實，也印證了當年他們的擔憂。但沒有工業革命，人類就不會有如今這樣安適便捷的生活，普惠的教育醫療都很難存在，僅僅人均壽命就會比現在短幾十歲，沒有油電車船和空調暖氣的日子大多數人也都難以忍受。因此工業革命當然還是利遠大於弊。問題在於，當工業革命持續了數百年，讓人類生產生活質量得到極大改善，但同時又引發種種環境問題後，當年反工業革命的保守派的繼承者們，口口聲聲要尊奉和踐行“心靈祖輩”們的思想和意志，卻又阻止他人保護環境、避免氣候災難的努力，成了工業革命既成事實的維護者、現代化既得利益的擁護者，等於是否定了保守派祖輩們保護環境、抵制工業化的具體主張。不過，如果從其思想動機的本質上看，現在的保守派與他們的“心靈祖輩”的確是一致的。他們都是“保守”者，固守現實、墨守成規，也總與時代應行的方向相悖。

　　在美國，各種陰謀論的製造和散播，被保守派冠以“言論自由”的名義加以保護。一些保守派人士承認這些陰謀論荒誕不經，但認為不應該由政府定義何為真何為假，且即便對虛假信息，人們也有傳播自由。進步派推動的所有試圖禁制謠言的政策法律，都被保守派以“言論自由”這一擋箭牌阻回。而其實，言論自由顯然是有邊界的，毫無根據或明顯與現實常識相悖的消息和觀點，有百害而無一利。相對於立法打擊各種“假新聞”的歐洲各國，在保守派以“言論自由”為擋箭牌阻撓類似法律出台的美國，將繼續長期遭受陰謀論的荼毒。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要將“陰謀論”和有理有據的懷疑與論點區分開來。例如“猶太人控制美國和主宰世界”是陰謀論，但猶太人利益集團在美國政治經濟領域的地位舉足輕重、猶太人母國以色列在全世界的經濟政治軍事及國際關係領域有重要影響，則是有充分證據支撐的事實。同理，認為有一個暗中決策一切、操控全人類的“深層政府”，是陰謀論說法，但各國權貴精英階層對平民大眾的壓迫剝削、相互合作或勾結、對人類發展方向有決定性影響力（這種影響力未必是壞的甚至一些時候是好的），則是現階段人類社會的客觀現實。

　　還有一些指控因看似荒誕、一度缺乏證據，曾經被視為陰謀論，但後來有各種證據證實指控為真，典型例子就是“朝鮮（官方）綁架日本人事件”。正常情況下，很少有人會相信一國政府在沒有強烈利益動機情況下，會去綁架他國沒有特殊身份和價值的平民，可現實就是發生了。但這種是特例，大多數情況下陰謀論都是被明確證偽的。

　　在中國，陰謀論的影響似乎沒有美國那樣嚴重，但在轉基因、氣候變化等議題上的陰謀論思維，也阻礙了中國轉基因作物的推廣，有害於對氣候危機的關注和防治。在中醫問題上的陰謀論，則頗具破壞力，矇騙了許多不明真相、病急亂投醫的民眾，也不利於中國醫療資源的有效配置。在疫苗問題上的態度，也讓不少中國家長在孩子是否接種疫苗問題上猶豫不決，有害於兒童健康。而在其他許多議題包括時事熱點和政治領域的陰謀論，當然也不利於人們接近真相、去偽存真，而是讓人們尤其缺乏分辨能力的弱勢群體陷入謊言與迷信的深淵。

　　相對於受宗教影響更大的美國陰謀論者，中國陰謀論者主要是出於對政府及上層社會的不信任。這甚至可以得到某種程度“同情之理解（但不認可）”的。中國的平民百姓在和黨和政府、公檢法、醫院、學校等各種機構打交道中，不知被或粗暴或精巧的坑了多少次。黨和政府的各種政策、法律也不知被“上位者”們選擇性的使用了多少回。統治階層經常將損人利己的醜惡目的，包裝在聽起來頗有道理的言語中，利用看似正當的理由巧取豪奪。而略有知識和話語權的知識階層，大多數人也是將知識用來顛倒黑白、文過飾非。多少冠冕堂皇都是道貌岸然，各種凜然大詞皆為圖謀私利。人民尤其缺乏文化教育的底層不斷的被欺騙、耍弄，時間久了經歷多了，自然覺得選擇相信國家和“上位者”才“傻”，也喪失了對有頭有臉的“讀書人”的信任。因此，即便某些議題上官方的宣講真的是正確的，人們也不願意相信了，也無心無力去分辨是非曲直了。

　　有時，他們相信陰謀論也是一種無奈，是絕望下的必然反應。例如面對現代化醫療機構動輒萬元計的診療費用、一次大手術和兩周ICU讓半生積蓄盪盡的殘酷現實，貧困而愚昧的弱勢民眾只能選擇中醫中藥“姑且一試”。而面對“中國人吃肉導致亞馬遜冒煙、加劇氣候變暖”的指責，對統治階層巧取豪奪敢怒不敢言、每天辛苦勞作後就指望着飽餐幾頓的中國平民，可是有了發泄憤怒的出口，將謾罵要求中國承擔減排責任的人士，當成捍衛吃肉權利的神聖行動（和文革中紅衛兵自覺正義的批鬥知識分子“賣國”異曲同工）。

　　對於很多長年累月生活在痛苦中、掙扎在死亡線上的人，在極度痛苦、驚恐、絕望中，會接受陰謀論、信仰宗教或邪教、相信一些常理推斷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有這樣，面對死亡或極大痛苦時，恐懼感和絕望感才能減輕（甚至消失），心靈才得以慰藉。中國古代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運動中，起義者捨生忘死，也和宗教的慰藉頗有關係。從古到今各種宗教“聖戰者”，都是用類似方式蠱惑貧苦大眾。裝備簡陋、毫無重型火力和制空權的塔利班，歷經二十年擊敗全副武裝、被美國大力支持的阿富汗政府軍，同樣是“信仰的力量”讓一個個“塔利卜”如此堅韌、不怕失敗和死亡。他們冷靜時也知道有“七十二個處女”和美酒果肉的“天堂”大抵並不存在，但極端貧窮和絕望、沒有出路的情況下，就姑且一信吧。

　　不僅許多飽受欺凌傷害的底層如此，秦皇漢武也不例外。秦始皇和漢武帝是何等聰明的人物，但面對死亡的恐懼，仍然一度選擇相信世上有“長生藥”並為此不惜血本的搜尋。即便到了近現代，俾斯麥、毛澤東這樣威風赫赫的人物死前也顯示出其恐懼與虛弱（據說俾斯麥死前不斷發出囈語；毛澤東臨終遺言是“我很難受，叫醫生來”）。當然，也有如孫中山這樣的偉人，臨死時想的不是自己的榮華富貴和性命，而是“和平、奮鬥、救中國”。不過，大多數人在痛苦與絕望（尤其面臨死亡）時，除了已麻木者，普遍都會陷入迷信和偏狹中，成為陰謀論和種種謠言的篤信者，以使心靈拴在那虛幻的“救魂稻草”上。

　　還有一些國人，則是因為種種原因，不能獲得正常的通識教育、無法擁有基本科學素養，又生活在惡劣和痛苦的環境，所以對知識、邏輯、科學、理性充滿着仇恨與排斥。這類人就以清末的義和團、文革中的紅衛兵為典型代表。到了現代社會，這樣的人無法像清末和文革那樣在現實中興風作浪、對堅持真理與常識者上演“全武行”，於是就在互聯網上發表反智言論、推崇陰謀論，攻擊詆毀宣揚科學、持守理性的正直之士。

　　而且，一些國人還在這些議題中尋找到了“逆反”的快感，例如謾罵支持轉基因的科普人士、抵制“碳中和”的具體措施並攻擊要中國承擔更大責任的“公知”、將拒絕強制接種疫苗當成反抗政府壓迫的手段等。他們大多數時候很難也不敢直接攻擊壓迫和欺騙他們的國家機器、權貴階層，但對敢於與他們“唱反調”的知識分子則不吝瘋狂侮辱謾罵。更諷刺的是，這些“逆反”者還經常將“科學”、“邏輯”、“常識”掛在口頭，反而攻擊堅持科學理性者“不尊重科學”、沒有常識”，試圖把水攪渾、模煳科學迷信、理性與虛幻，既無恥又可笑。當然，這些“抵制”和“逆反”，最終反噬和傷害最大的還是這些愚昧又可憐的人民大眾。

　　需要特別提及的是，相對於美國人文和理工知識精英均普遍鄙夷陰謀論、崇尚科學理性的價值選擇，中國卻有非常多（甚至可以說是大部分）知識精英篤信陰謀論及各種謠言和誹謗，起碼對這些陰謀論及謠言誹謗半信半疑、沒有全部的、徹底的否定。例如2016年至今中國知識界普遍擁戴特朗普及其右翼至極右翼宗教反智保守政權，就是典型的例證。此外，在各種國內外議題中，也時常可以暴露其知識的差劣、科學素養的低下。不僅自然科學知識不足，人文社科知識也極為有限、充滿各種謬誤。

　　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將極端務實、手段骯髒的里根政權的外交行為稱為“理想主義外交”，還稱讚類似的小布什政權及其對伊拉克的入侵（薩達姆政權骯髒但尚未達到需推翻的地步，按專制嚴酷程度沙特顯然勝於伊拉克，按屠殺弱勢派別民眾那敘利亞和蘇丹也更糟）。劉的其他各種知識錯繆和價值觀錯位可以在其文章及言論中找到許多；“文壇新秀”作家蔣方舟，將大陸與台灣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簡稱服貿協定）》稱為“服裝貿易協定”，說明她完全不了解協議的內容和性質。除了這件事，她在各種訪談中的發言也能暴露出其知識的淺陋；着名異見人士、盲人維權者陳光誠，在抵美不久後就投入基督教保守派懷抱，經常在推特等處轉發對奧巴馬、拜登及其他民主黨人無根據的誹謗言論，以及涉及少數族裔/性少數/政治正確問題的各種謠言。他當年在山東的抗爭非常值得稱讚，後來與一些美國民主黨人的恩怨也可以商榷，但不斷轉發甚至直接發表大量謠言和陰謀論，還有對弱勢群體的歧視侮辱性言論，顯然與其作為知名維權者的身份不相稱；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將信奉民主社會主義（比社會民主主義還要左傾）、從未明確反對共產主義、主要是反對極權主義的喬治·奧威爾，包裝成反共的右翼自由主義者；中國自由派學者榮劍對話美國知華派學者黎安友時，談到特朗普的褒貶，不顧基本是非而聲稱“基於美國政黨政治，難以（對特朗普）形成客觀公正的立場”、“（貶低特朗普經濟成就的說法）太黨派化了”，還對特朗普執政集團的“狗哨政治”伎倆懵然不知，對其玩弄詐術營造的“政績”嘖嘖讚嘆。而與他對話的黎安友則價值觀正派、識見明晰，兩廂對比，榮劍知識不足和價值觀錯位更明顯。作為中美高層學者對話的中方代表，榮劍足以代表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對相關問題的立場態度……凡此種種，不勝枚舉。他們連“老本行”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識都嚴重匱乏，更難以指望在自然科學領域有多少見識。這固然和他們長期生活在缺乏正常科學和通識教育的中國，又經歷文革等教育缺失階段有關，但到了21世紀他們還如此無知、不思進取，就非常不配作為學者、公共知識分子了。

　　而中美乃至全世界陰謀論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當然還是科學教育與通識教育的匱乏，尤其邏輯思維培育的不足。人之所以為人，之所以能取得其他任何動物都難以企及的成就，構建了燦爛的文明，正是在於人普遍擁有相對抽象、長遠、深刻的思維能力，而非僅僅看到某個膚淺的表層現象。這就像人不僅懂得一加一等於二，還在“一加一等於二”這個數學基石上構建起繁密龐雜的數學大廈。雖然在最近一百多年尤其二戰後，普惠性的基礎教育在世界鋪開，但質量良莠不齊，世界上大多數民眾的科學素養和對常識通識的掌握仍然十分不足。而中國和美國分別由於政治原因和宗教原因，政權有意阻撓或淡化通識教育、科學教育、邏輯思維的培育，導致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兩個國家的大多數國民沒有起碼的公民素養，不能正確認識事物、無法有效判斷是非，殊堪痛心。

　　想要拒斥陰謀論的播散，讓人們成為信奉科學理性的現代公民，需要多管齊下。在教育領域，科學教育與通識教育必不可少。其實，我們在科學與通識教育中，並不需要多麼人為人工的構建科學與理性的思維，而是要人們在顯而易見的客觀存在中尋找其蘊含的本質與規律。這就像從“一加一等於二”建構起的數學大廈、“牛頓三大定律”為基石的複雜物理學，並不是人們憑空想象而出，反而是對人日常所見所知的總結與歸納，當然還有總結歸納後的提煉升華。科學與通識教育的普及，並不能讓所有公民都擁有科學知識與邏輯思維，但起碼應讓包括掌握重要權力與話語權的精英在內大多數人擁有相應的知識與能力，而非像如今這樣讓反智者大量躋身於世界第一強國的執權柄者、世界第二強國的知識精英之中。

　　在教育中，應使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知識，循循善誘的開啟民智，而非填鴨和強迫，這樣才能讓人們真正理解接受科學知識，發自內心的信奉理性主義。現在的人們之所以對許多內容正確的教育宣傳非常牴觸，往往在於宣教者使用粗暴的方式強迫人們接受。這當然容易導致逆反。如果強行灌輸、要人們將科學理性當成“神明”一般不加思考的信奉，那這種“科學理性信仰”也只是另一種內容形式的、披着科學外衣的宗教迷信罷了。而且，當一個人並不真正明白事情的所以然，也就很難去正確的、恰如其分的對待和運用它，更不可能真誠熱心的對其支持或反對。如前所述，科學理性蘊於一切客觀事物和日常生活中，並非人為編造，我們要做的只是將之從具象中析出和升華，而非過猶不及的拔高和美化，也不應將科學理論變成教條化的“科學八股”。科學教育、通識教育，以及教育宣導中對陰謀論和各種謠言的批判，要立足事實、生動形象、接地氣，讓人們心悅誠服。這樣，人們也能夠純熟運用科學知識，以理性思維恰當的對待各種事物。

　　公共傳媒機構/主流媒體應負起更大責任，作為反擊陰謀論、傳播科學知識與常識的基地與傳聲筒。其實，最近十幾年來，起碼發達國家的傳媒一直在發揮這樣的作用，將“闢謠”和“事實核查”作為僅次於揭露社會黑暗面的重要程度予以重視，在氣候變化、疫苗、涉“政治正確”爭議等議題中發揮着重要作用。但是，也正是由此，這些傳媒機構/主流媒體也被陰謀論者打成“深層政府”/進步派工具的一部分，予以謾罵詆毀，鼓吹人們不要相信主流媒體的“謠言”，甚至故意站在主流媒體的觀點的相反一面，行如文革中之“敵人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支持”一般的反智荒謬行徑。

　　在這樣的環境下，主流媒體能發揮的作用有限，很難說服那些被陰謀論和各種謠言洗腦的人。但傳媒界還是要盡到責任，多進行對話溝通，最大限度弘揚科學理性、對抗危害人類命運的陰謀論傳播。除了主流媒體，各種名人學者也應該通過自媒體壯大科學理性的聲音，讓真相的來源更加多元，更能取信於人。

　　而無論是人文社科界還是自然科學界的知識分子，都應該成為反陰謀論、持守科學理性的中堅力量。如前所述，美國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做到了，但中國知識分子卻不僅沒能成為反陰謀論和弘揚科學理性的旗手，反而是散播陰謀論、抵制科學理性的幫凶。他們不僅沒能啟蒙大眾追尋科學理性，卻成了各色迷信邪說的擁躉。美國的知識分子要加油，中國的知識分子則要轉變。

　　此外，除了那些有明確立場的知識分子，中國還有大量沉默的、拒絕對轉基因問題、氣候變化問題、疫苗問題、中醫問題、無神論與宗教問題及相關陰謀論表明態度的學者名人。這些“沉默的大多數”之所以沉默，是由於政治環境、輿論壓力、學識水平、個人及所屬勢力利益等許多因素，他們選擇沉默似乎情有可原。但如果從這些議題的重要程度看，這些沉默者顯然成為傳播陰謀論、製造謠言、扭曲事實者的幫凶，所謂“鄉愿”也。很多時候不表態也是一種表態，且往往意味着對謬誤與邪惡的縱容、對真相與正義的冷漠。這些人沒有直接撒謊和傳播陰謀論，但是其沉默助長了“大盜”們的謊言，這些“鄉愿”和“大盜”心照不宣的合謀，對於國計民生乃至人類存亡是極大的危害。

　　對於拒絕沉默的呼籲，中國自由派早有相關回應。他們在遇到不便表態或內心傾向於錯誤立場者一邊的情況時，普遍以“反對‘逼人表態’的‘文革行徑’”等理由為沉默辯護。這是完全錯誤的類比。面對極權噤若寒蟬、面對真相不敢訴說，才和他們這種沉默屬於相同類型行為。在正常的國家尤其歐美發達國家，知識分子集體表態以促進政治、推改現實，已成為常態。2018年，正當特朗普將任命法官卡瓦諾擔任最高法院法官時，包括卡瓦諾母校耶魯大學法學院上千師生在內的許多知識分子，集體發表聲明反對卡瓦諾出任大法官，原因是卡瓦諾在法官生涯中經常做出不利於弱勢群體的判決。這樣的聯署很多，都是正常的政治參與與監督行為。中國知識分子經歷過“集體站錯隊”，現在變成“不站隊”或者“選擇性站隊”，但仍未進化到“積極站對隊”。當然，很多人會以“什麼是正確什麼是錯誤沒有絕對標準”來批判這種要求站隊的行為。價值判斷可以多元，但事實判斷只有一個正確。而在正確的事實判斷基礎上，價值判斷的正義與邪惡也很容易分辨和選擇。即便不在價值觀差異問題上站隊，在涉及重大的是非問題上，應該站在哪邊難道不是很明顯的嗎？

　　要擊敗陰謀論和各種謠言流言、樹立科學理性的價值與權威，知識分子必須在自省自糾後積極的站出來，啟蒙人民，共同解決各種與科學有關的議題，促進生產發展、保護人民安全、維持地球康健。雖然當今中國知識分子普遍價值錯位、知識淺薄，但想矯正和彌補其實不難，哪怕簡單的把法國（啟蒙運動及之後）、美國（二戰後）、俄國（近代化及之後）知識分子的價值主張和知識積累一下子都“拿來”填鴨式接受，以及對百年前中國諸進步主義學派批判繼承，也比現在強一百倍。再簡單一點，對當今歐美乃至世界主流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和思想，中國知識分子進行充分了解認識後認可接受，牙牙學語，就已經算他們“涅槃重生”了。

　　立法則是最重要的但是要慎用的手段。“言論自由”在發達民主國家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因言入罪”也的確是許多專制國家打壓異見者的常用伎倆。但言論自由顯然應該有邊界，不能成為播散謠言和誹謗言論的擋箭牌。目前除美國外，其他發達民主國家都對言論自由進行了一定的法律規範。在美國，規範言論的呼聲也十分強大，只不過暫時不敵掌握最高法院和足以掣肘國會的共和黨保守派。

　　相對於美國知識精英主張管控言論，倒是有許多中國自由派人士認為這是一種損害“言論自由”的行為，鼓吹絕對的、毫無限制的言論自由。這些國人混淆了民主法治、權力制衡、輿論獨立體制下對言論自由的規範，與專制極權、權力壟斷、媒體受控下對言論自由的封鎖壓制。誠然，具體哪些言論為謠言與誹謗，哪些屬於正常的評論與監督，並非每例言論都那麼容易區分。但這並不代表真的難以區別（相反大多數案例是很容易區別的），更不代表為了害怕偶爾有損正常的言論自由，就不對言論加以限制。就像自從有了法律、法庭，就總會有冤假錯案，但不應該因此把所有法律都廢止、把所有法庭都關閉。只要在民主法治、權力制衡、輿論獨立發達的前提下，出台法律規範言論，一定是利遠大於弊的。

　　結語

　　“一加一等於二”，多麼無可置疑的結論。而“牛頓三大定律”，則是物理版的、略複雜的“一加一等於二”。而轉基因問題、氣候變化問題、疫苗問題、無神論與宗教問題……也都是“一加一等於二”的變體，因為都建立在堅實的科學大廈之上，與證明“一加一等於二”的推演過程使用的是相同的邏輯。可總是有人或出於愚昧，或出於私利，或出於逆反，或出於破壞，或出於偏狹……拒絕承認這些與“一加一等於二”一樣清晰、與“牛頓三大定律”一樣堅實的事實與結論。

　　人類從蒙昧野蠻的遠古和古代，到相對文明開化的近現代，所依憑的進步之階，無外乎“民主（Democracy)”和“科學（Science）”。中國長期是無神論（或者說淡化鬼神）的世俗主義國度，在20世紀開幕不久更是高舉“德先生”和“賽先生”兩面旗幟積極進取。只是，經歷抗戰與內戰的塗炭，毛時代的極權與反智，改革開放至今的功利與浮躁，不僅讓“德先生”遠離中國，“賽先生”也在華夏命運多舛。雖然當今的中國仍然崇尚科學，但是更多是作為一種實用工具，而非指導人合理對待萬事萬物、知人論世的精神信條。

　　就像中國一些名校的理工學者、理工科學生，即便精通專業知識尤其長於數理運算，但未必有真正的科學素養（更遑論科學精神）。他們對科學往往是“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更差一些的“知其然”都未必），許多中國當代“科學家”其實更像是“技術員（此處無意貶低技術員這一身份，僅僅是為說明中國當代科學家缺乏作為科學家應有的品質、素養）”。這從一些高知精英在略超出專業範圍的言論荒誕不經、被邪教分子或江湖騙子輕易欺騙，就能窺之一二。而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則普遍是“多愁善感”的“文青”，常常沉浸於非實用的文藝生活（所謂“為藝術而藝術”），感性大於理性，志未必大但才普遍疏，缺乏例如量化認識、對比分析、統籌兼顧的能力。中國的人文社科界，“人文”早已在數十年中毀掉大半，而更令人痛心的是“社科”幾乎是零。或者說，中國的“社會科學”也與自然科學一樣，變成短視和實用的工具，而不是襟懷家國俯仰天下、將知識孕於道德滋潤中、將專業立於責任基礎上的真正“人文社科”。

　　而自然科學領域亦是如此。我強調科學與理性，顯然不是主張人變成沒有情感、只有成敗功利的物化機器。相反，科學理性必須用來造福而非戕害人民，科學也不應該成為謀取私利的工具。聖雄甘地所批判的“世界的七大錯”中，“無人格的學識”、“無人性的科學”，都是對科學工具化、功利化、暴力化的鞭撻。而啟蒙先賢梁啓超在目睹各種新式兵器紛紛投入“殺人競賽”的慘烈的歐戰後，也感嘆惟科學主義的悲劇。這並不代表我們不要科學，相反我們要更加深刻、完整的探尋和掌握科學，舍避其害而留用其利。如本來作為軍方戰爭用途的計算機的研發，在和平年代為民用電腦的出現與普及起到開拓作用；針對崎嶇山河釀成的山洪水災，通過精密測算和大膽建設實現“高峽出平湖”，讓滾滾江流化作電能照亮千家萬戶；面對當代信息技術的爆炸性發展革新，我們也要遏制其對隱私的侵害、對極權的助力，着力令其發揮便利溝通的作用。若要將技術之患害轉為科學之增益，顯然需要制度的構建、法律的約束、教育的導向，以及每個人尤其知識分子保有良知與道義。

　　回到開篇提到的爭議。那位記者朋友認為的社會需要多種聲音、政治要有多元制衡，的確是有道理的。但是，言論應有邊界，政治更需底線。不僅對於例如鼓吹如種族滅絕之類反人類言論要禁制，還要遏制各種假新聞、謠言與陰謀論的播散。立場可以有不同，但都應基於事實，而不能信口開河編織謊言。而對於政治人物和政治勢力，則需要更多約束和限制。尤其作為主流政治派別，即便不是極為推崇科學，但起碼不能反科學，不能在攸關國家安危、人民生命、世界命運的問題上採取反智反理性立場，那將導致無數的人無謂的死去、世界被拉入深淵。

　　從特朗普、彭斯、蓬佩奧等行政領袖，到麥康奈爾、盧比奧、科魯茲等國會要人，再到托馬斯、阿利托等大法官，美國右翼至極右翼保守勢力在新冠的防治（尤其疫苗接種問題）、環境汙染與治理、氣候變化議題等諸多涉及科學和專業性問題上的反智立場和舉動，已經造成許多人因之患病、受災和死亡，並將繼續造成極大的災禍。作為全球最強大最先進國家的政要，其科學素養和對待疾病和災害的態度，在21世紀的政治人物中只有聲稱有“託夢秘方”治療艾滋病的岡比亞前總統賈梅可堪相比。他們確實代表了某些美國人的利益，但是是狹隘的無德的利益。他們的存在沒有促使不同價值觀的美國人互相對照反思，卻加劇了美國社會的撕裂。美國之所以沒有（或者說暫時沒有）被這些既愚蠢又敗壞的反智保守派分子毀掉，恰恰在於政界、科學界、文教界進步人士對這些惡劣且瘋狂行徑的全力阻遏。但即便如此也已釀成極大損害。這樣的政治人物和勢力，一百年前就不該再出現在美國政治舞台，但如今卻成為美國執政者/掌握法柄者，這是世界自二戰以來最大的災殃。（我在這文中提及很多次陰謀論者是右翼，並不是說只有右翼才反智和相信陰謀論，左翼也有許多反智主義者，1960-1970年代的美國左翼運動就包含很強的反智成分（當年左翼分子不僅反越戰、反資本主義、反體制，同樣也在蔑視和解構科學理性構建的權威。更根本上說，當年各國的左翼運動大多數本身就建立在非理性之上）。反智與否與意識形態的左右關係不大，而與是否為建制派有重大相關。一般來說，在最近數十年，建制派都偏向科學理性，反建制者反智主義者較多）而中國毛澤東時代及改革開放至今一些特殊時期，反智與偽科學大行其道。如“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時期不顧經濟客觀規律和生產力局限，鼓吹“土法煉鋼”、“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導致工農業崩潰、大饑荒、資源浪費和環境汙染；文革時將各項現代科學理論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說”大加批判，幾乎所有科學家都被扣上“資產階級右派/白專/特務/反革命”帽子殘酷批鬥，國家科學建設和現代化進程除個別領域和個別項目外幾乎完全停滯，清末民國至共和國建國初年原有的科技成果也被破壞；1980-1990年代以“氣功熱”為代表的“人體特異功能”熱潮，眾多老幹部甚至一些科學界人士（最典型即錢學森）都捲入其中，嚴重影響國民生產生活和衝擊社會秩序，多少人被矇騙而失財誤治、家破人亡；從毛至今一些領導人對傳統醫學不加檢驗和揚棄的接受推廣，也影響了醫療資源的有效配置、損害人民的知情權與健康權；“前三十年”尤其文革時期國人對毛澤東狂熱的個人崇拜及各種具體表現，更是反智與迷信的巔峰。最近兩年中國實行高強度且長期的封城隔離措施以圖防治新冠病毒，同樣是既反科學又不人道的錯繆行為，已經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巨大破壞、人民也遭受了極大痛苦，如不改弦更張而是繼續高強度管控，必定會以徹底失敗告終。

　　建國數十年來，從國家領導人到社會上層精英再到平民大眾，多次的、長期的陷入非理性的癲狂，為達到一些不切實際或難以一蹴而就的目標，無視客觀規律、不顧複雜現實，用政治運動等非常規方式推進政策，往往事十功一、虎頭蛇尾，甚至雞飛蛋打、得不償失，國家和人民屢次蒙受極為慘重的損失。這種“非科學”行為累計造成的損失，起碼從生命價值和社會進步角度衡量，已經超越了“非民主”在這幾十年裡導致的損害。我們難道還不應該吸取教訓嗎？難道應該容忍這種反科學、反理性、反人道、反正義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勢力存在和掌權嗎？

　　“一加一等於二”，與作為客觀存在的萬事萬物及萬事萬物間的聯繫，都需要我們認識、承認、運用，而非無道理的質疑、無依據的否定、無責任的捨棄。我們要從抽象到具象、從理論到實際，將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知識及與之蘊含的科學理性的人文精神，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後加以運用，以造福人類，讓祖國和世界人民都得到幸福與安寧。

政治正確與身份政治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在互聯網的各討論平台上，“政治正確”一直是一個高頻詞彙。最近幾年，由於知名“反政治正確”人物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並成功當選引發的爭議，“政治正確”問題更加頻繁的成為人們談論的熱點。而“政治正確”問題的爭議背後，涉及到對每個人都非常重要的價值觀和利益取向，所以爭議也就格外激烈，形成了許多不同立場的輿論派別，許多人甚至因此與持不同意見的朋友割席絕交、反目成仇。

   對如此重要的一個話題，中文輿論圈雖也有不少介紹和評論，但不是言之無物，就是失之片面，或者過於龐雜散亂。筆者不才，在此談一下關於“政治正確”的種種爭議及自己的觀點立場。

   “政治正確”的核心內容和對違反“政治正確”的懲罰

   首先，何謂“政治正確”？不同國家、不同時期、不同語境下，“政治正確”的意涵其實大相徑庭甚至完全相反。本文討論的“政治正確”，主要指最近二十年歐美發達國家主流社會所構建和認定的“政治正確”。

   這個“政治正確”的核心內容是，禁止使用針對性話語和行為歧視和嘲笑少數族裔/女性/殘疾人/同性戀/變性人/犯罪或災害受害者與家屬等弱勢群體及個人，禁止宣揚對以上群體和個人的仇恨和不滿、禁止否認對以上群體存在系統性結構性歧視壓迫的事實及因此對以上群體做出的補償性優待措施、禁止反對女權主義及女權運動、LGBT權利運動等。反過來，“政治正確”還主張對歷史和現實中各種統治階層/領袖人物、既得利益群體/個人及其行為如種族主義（如“白人至上主義”）和種族壓迫、殖民主義及其罪惡、男權主義、反同性戀與跨性別等行為進行批判，禁止為這些群體及其惡行辯護和粉飾（更禁止讚揚）等。

    除了有關弱勢群體問題的內容，“政治正確”還包括在專業領域承認人為導致的氣候變暖真實存在/疫苗對防治傳染病有積極作用/進化論正確/相對論正確的科學結論等（也可以反過來說，禁止否認人為導致的氣候變暖真實性/否認疫苗的防治作用，禁止對進化論/相對論的否定等）。而氣候問題和疫苗問題因為與現實連接更緊密，所以對遵守其“政治正確”立場的要求也從專業界推向更多領域。

   以上這些只是列舉出的“政治正確”的核心內容、幾個代表性立場。具體說來，“政治正確”還有更多內容和細節，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但會在後文有所提及。

    而對於違反這些“政治正確”的，不僅會受到支持“政治正確”者的強烈批判，在歐美國家的公共機構、高校、主流媒體、大型企業、科研院所等處，往往還會面臨集體杯葛與歧視，甚至一些嚴重者會被解僱/開除/退學，喪失幾乎所有榮譽（如已得的獎項和榮譽稱號會被褫奪），名聲盡喪，且未來也難以被其他機構收留和授予榮譽，學業和職業生涯可能毀滅。還有一些反“政治正確”者指控，如果試圖在主流媒體、高校、學術機構發表正式的反“政治正確”的觀點，例如相關學術論文，在發表之前就會被審查和拒絕，“剝奪了言論自由”。他們還指控，甚至很多時候，這些機構的成員尤其專業人士和媒體人，被要求強制表態支持“政治正確”而不能選擇沉默或“中立”。這更讓他們大呼“連沉默的權利都被剝奪了”。

    在這樣的前提下，“政治正確”似乎成為歐美主流建制派、政治人物、精英階層、知識分子、高校師生、專業人士遵從的“鐵律”。而反“政治正確”者認為這樣讓“言論自由”嚴重受損，各界人士對敏感問題“噤若寒蟬”，影響了正常的爭議與討論，損害了社會活力，不利於各種問題的討論與解決。

    以上這些，就是“政治正確”的內容、對待違背“政治正確”者的態度和方式、“政治正確”造成的某種看起來的確如此的後果。而對於這些“政治正確”是否正確、“政治正確”的“戒律”應不應該存在、對違反“政治正確”的人是否應當懲罰及懲罰力度和方式、堅持“政治正確”及實行懲罰措施造成的影響，中外都有着激烈的爭議。

    國人對待“政治正確”及懲罰措施的態度

    在中國，大多數人對“政治正確”及對違反“政治正確”的懲罰行為持消極態度，一部分人還激烈的反對。雖然，無論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是一般平民，其中有很多人都同意（或者起碼表面同意）對弱勢群體應有一定的同情和尊重，起碼不進行歧視，但並不贊同像歐美“政治正確”這樣嚴厲和“教條”。而在涉及對弱勢群體的補償問題上，就更趨保守，一般都反對進行補償，普遍認為“政治正確”要求的補償“過度了”，成為“逆向歧視”，只贊同“一視同仁”的對待。

    而對於違反“政治正確”者的懲罰措施，國人普遍都是反對的、厭惡的。國人往往認為這違反了”言論自由”，侵犯了發言者的權利。即便不排斥“政治正確”本身內容的人，也認為懲罰措施是“過度的”、“不必要的”，只贊同道德上的譴責和要求自律，而反對實質懲罰。還有一些人自己認可“政治正確”的部分內容，但反對要求他人也遵從“政治正確”，認為無論是贊同“政治正確”還是反對“政治正確”，都是一種個人觀點，應該“求同存異”。

    國人對“政治正確”及相關懲罰措施是這樣的態度，有很多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即是對於“政治正確”所要求的反對冒犯和欺凌弱勢群體的不重視、不在意。他們既忽視了弱勢群體被包括言語侮辱在內各種欺凌存在的普遍性，也輕視了“軟暴力”和“話語權霸凌”對弱勢群體（起碼是某些領域某些方面某些具體事情上的相對弱勢者）傷害的嚴重性。還有的人知道違反“政治正確”行為製造的欺凌傷害的普遍性和嚴重性，但是已經習以為常。更進一步的，有些人恰恰是知道違反“政治正確”給弱勢群體帶來的巨大傷害，但正是如此才拼命反對“政治正確”、故意觸犯“政治正確”，這樣才能滿足其惡意傷害他人的陰暗目的。

    對弱勢處境和身份者的“惡語傷人六月寒”：以“你媽死了”和“蕩婦羞辱”為例

    中國有古語“惡語傷人六月寒”、“傷口撒鹽”，這說明國人對言語暴力的傷害是明白的。但是也有句話“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人們一方面覺得他人惡語傷害自己很可惡，但是卻又不覺得這世界上各種言語傷害真有多麼嚴重，哪怕對弱勢群體是比刀割火燒還痛苦的感受。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你媽死了”是中國互聯網上一句流行的罵人話，大家罵來罵去也不覺得什麼，平常也沒人太在意別人這樣罵自己，頂多罵回去就是。但是，如果你母親最近幾天真的死了，還是以比較慘烈的方式而非安詳去世。而且，你和你母親關係很好、母親生前非常愛護你、經常幫助你。這時你聽到“你媽死了”或者看到簡寫“nmsl”，又會是什麼感覺？如果是陌生人無意間說的，你或許會心裡一痛心思一沉，難受一會。而如果是個和你有過節的甚至有深仇大恨的人，得知你母親剛剛去世，然後對着你挑釁般的說“你媽死了”、“nmsl”、“你媽終於死了我真高興，今天開香檳加菜”，“你媽死的真可惜，我還沒x她她就死了”……你又是什麼感覺？

    “政治正確”所禁止的，正是這樣的傷害。對普通人而言一般的謾罵，對弱勢群體就是殘忍的傷害。就像罵盲人是“瞎子”、腿部殘疾的是“瘸子”，並且是帶有嘲諷的態度、挑釁的語氣說，是多大的傷害？對於這樣做的人，譴責、開除、讓其聲名狼藉，難道真的過分嗎？即便過分，難道不是這樣的人先過分的嗎？

    弱勢群體往往因其特定的身份，更易成為貶損的對象，即便其經受的事情和對待與強勢身份者一樣。例如講一個男人與很多女性發生關係，就會被當成“風流”的美談，對當事男性大抵是增光添彩；但講一個女性與很多男性發生關係，就成了“蕩婦”的“淫名”，對當事女性名譽是毀滅性打擊（除非是特殊身份的人如“交際花”、所處環境開放友好）。同樣的事情，不同的身份，就會得到不同的評價，對當事人產生不同的影響。所以，我們需要“政治正確”保護女性。我們還需要用“政治正確”為女權主義及女權運動保駕護航，矯正男權社會主導的道德與價值評價，不再讓未來人類社會還如此的“雙重標準”。

    LGBT群體處境與“跨性別者上廁所”問題

    還有一些反“政治正確”的人，是因為對一部分特殊群體的困窘、苦難缺乏了解，不能切身體會其面臨的惡劣處境。例如中國很多人對同性戀、跨性別者、變性人等LGBT群體的處境缺乏了解，不認為他們有什麼特殊的苦難。而對於修建“跨性別廁所”是反對的，對歐美一些人提出的按照當事人真實性別認同選擇廁所的主張更是非常厭惡，並將此作為美國民主黨、西方左派/進步派“小題大做”、“心理變態”、“破壞人倫”的例子，當然也將此作為厭惡和批判“政治正確”的理由。

    而其實，無論中國還是外國的LGBT群體，起碼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因其身份及相關行為，遭受過比較嚴重的歧視、欺凌與傷害。在中國，大多數同性戀涉及同性交友等行為都是低調隱秘的進行，起碼部分生活是在社會的邊緣與暗處。這本身就是一種壓力與痛苦。許多同性戀和跨性別者因家人不理解，與家庭關係惡劣，也嚴重影響其正常生活。而僅僅上個世紀末，同性戀還被當成流氓行為被官方歧視和公安打擊。同性戀群體不僅因此經常被當成流氓抓捕，官方的歧視也讓他們在遇到侵害時難以像正常人那樣求助，處境如同有“前科”的罪犯。現在雖然公安機關已不再打擊，但精神病院及一些半公開的所謂“矯正機構”仍然以各種名義收治同性戀及跨性別者，對其進行各種迫害行為，包括毆打、辱罵、捆綁及強制“治療”（如電擊）等。而在美國，上世紀中期警察還普遍對同性戀群體進行勒索和虐待，與黑人一樣是被警方“選擇性執法”的對象。而社會上對同性戀者的歧視和迫害也經常發生。而同性戀及跨性別的性工作者更是容易遭受包括謀殺和虐待在內的各種傷害，連普通妓女的安全程度都不如。

    雖然進入21世紀以來，同性戀、跨性別者等LGBT群體處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他們仍然是相對的弱勢群體，在平均的生活質量、安全度、社會自由度上仍然不如普通的順性別異性戀者。尤其在互聯網上和LGBT群體線下聚集區，對同性戀和跨性別者的各種歧視與騷擾仍然非常普遍。而且，他們處境之所以較以前得到一定改善，恰恰是因為他們的抗爭，以及“政治正確”的出現和保護，所以那些迫害才有所收斂。這恰恰證明了“政治正確”存在的價值。而社會主流看不到或者忽視他們的苦難，恰恰是因為各種迫害讓他們不得不生活在暗處，而不是他們真的衣食無憂安恬自在。何況，隨着全球民粹保守主義的泛濫，最近幾年LGBT群體處境又趨惡化，例如中國文宣部門就封殺與同性戀有關的文藝作品，不允許在公開場合宣揚同性戀文化。這說明，LGBT群體的實現和維護權利之路，還很漫長和充滿荊棘。

    關於“按照自己自認性別上廁所”和建立“跨性別廁所”的問題，一直是許多中國人攻擊西方左派的重要藉口，許多不明真相的人（包括以前的我自己）也覺得相關政策主張小題大做，還危害一般人的正常如廁安全。其實，之所以進步派有這樣的主張，是因為這個問題對跨性別者影響的確極大，如不解決這個問題，他們會受到嚴重傷害。一些跨性別者尤其未成年跨性別女性（男跨女），時常會受到一些行為不良者的嘲笑欺凌甚至身心虐待，而廁所是最主要的虐待地點之一。

   最典型的案例即台灣“葉永鋕事件”。當事受害者葉永鋕因性別認同、性彆氣質問題（生理性別為男，但是個人氣質和心理性別認同為女）長期被同班同學霸凌，包括在男廁所強行脫下褲子圍觀，最終因欺凌行為死於廁所（具體是間接傷害還是直接傷害致死無法確定）。類似的欺凌虐待還有很多，相當一部分就發生在廁所。廁所是最能體現人性別特徵的場所之一，性別認同與多數人相異的且表現明顯為人所知者，日常就易被歧視欺凌，在廁所這個封閉的、性別認同要求高的場所當然更是待宰的羔羊，有着被欺凌、性侵甚至殺害的風險。在這樣的風險下，建立“跨性別廁所”或者允許跨性別者按自己意願選擇去一種性別的廁所，就不是“小題大做”和“變態”，而是非常必要了。

    那麼，跨性別者自己不要表現或透露出自己異於常人的性別認同，是不是就安全了？這的確是一種方式，也是大多數跨性別者正在做的。但是，這本身就是對跨性別者權利的侵害。跨性別傾向和行為是複雜的生理、心理、環境等多重原因導致的，對當事人而言，如果不選擇自己希望認同的那種性別的氣質、打扮、生活方式，就極為痛苦，一些人因此自殺或自殺未遂。所以想讓他/她們隱瞞性傾向，是侵犯其自由權的，也是很難的、對其極為痛苦的。而且，在例如學校等長期集體生活的熟人環境，很難隱瞞自己的性別認同。如果刻意隱瞞，還會被發現的人要挾勒索。跨性別者的跨性別行為沒有傷害他人，為什麼要像做賊一樣生活呢？

    當然，修建“跨性別廁所”的確需要付出額外的經濟代價，而“允許按照心理性別認同上廁所”也的確會讓一些試圖窺視和侵害異性的人有機可乘。可如果不這樣做，跨性別者就容易被傷害。這就是個“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問題，所以有不同意見也很正常。但是在不了解這些背景、原因的情況下，簡單的用“變態”、“小題大做”、“破壞倫理”之類言辭攻擊支持保護跨性別者的進步派，顯然是荒謬愚蠢的行為。何況，對於可能造成的新問題，進步派的政策也有考慮。例如並不是說人人都可以自稱跨性別者而去上“心理認同”的廁所，而是需要以做過變性手術或起碼在法律上變更過性別為前提，並且確定轉換性別後就不能輕易再行改變。

    在中國，暫時的確沒有相應的條件去充分保障跨性別者的權利和安全，我也不認為中國暫時需要廣泛實行西方進步派主張的那樣，建立跨性別廁所和實行允許按心理性別上廁所的政策。但是，我們起碼要理解和尊重發達國家對少數群體權利的保護，應是一種“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態度，而非惡毒的汙蔑和咒罵。我希望，未來的中國在實現基本的民主法治和共同富裕、社會主流群體權利權益得到充分保障後，也能像發達國家那樣採取各種措施，讓少數群體和邊緣人群也能有作為人的各項權利與尊嚴，以及作為特殊群體應得的特別保障。

    從“對黑人系統性歧視與壓迫是否存在”爭議談“政治正確”的利弊

    而“政治正確”另一個受益群體則是黑人，尤其是美國的黑人。對於美國黑人在歷史上曾遭受奴隸制迫害的事實，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承認，在學界和政界也屬於公認的事實。但是，在涉及到當今的或說奴隸制結束以來的美國黑人是否遭受系統性歧視壓迫問題上，美國社會就形成了激烈的爭議。

    2020年5月，美國黑人喬治·弗洛伊德遭警察扼頸殺害，引發了美國乃至世界許多地方黑人及支持黑人權利者的抗議浪潮。而許多進步派媒體和學者，將弗洛伊德案視為美國警方系統性歧視和暴力對待黑人的典型案例，也反映了美國整個社會對黑人的歧視和迫害。這樣的說法一直是美國進步派學者（而美國知識界絕大多數都是進步派，也可以視為知識界/學界共同的態度）的老生常談。

    但這樣的事實，有很多人拒絕承認。美國的部分右翼和大多數極右翼白人拒絕承認，是能夠理解的。但是，一些中國人包括中國自由派學者，也否認美國存在對黑人的系統性歧視與壓迫。他們的核心觀點是，即便存在種族歧視，也是非官方的、零散的、個人的，而非“系統性”的。

    而事實足以證明“系統性歧視與壓迫”是存在的。相關的學術研究和報道不勝枚舉，在此僅列舉一些顯而易見的數據。根據新京報《10個數據看清美國的系統性種族主義》一文列舉的十個數據，就能看到美國黑人相對其他群體尤其白人的相對弱勢（數據均來源於正規機構如美國政府、公民組織、專業調查機構，但為簡略將信息來源截去，需確認來源者可搜新京報原文）：

   1.美國黑人產婦死亡率是白人的3倍。而且調查發現，60%的孕婦可以通過更好的醫療措施挽回生命；

   2.美國新冠肺炎死者中24%為黑人。美國報告的新冠肺炎死者中有24%是非裔美國人，而黑人在美國總人口中的比例為13%；

   3.美國黑人學生的高中畢業率為79%。白人學生為89%，亞裔學生為92%。在犯同樣錯誤的情況下，黑人高中女生往往比白人女生受到更嚴厲的懲罰，前者被停課處分的幾率比後者高出6倍；

   4.美國黑人失業率創10年最高，增至16.8%。美國黑人的失業率從4月時的16.7%上升至5月的16.8%，創下逾十年來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5月美國白人的失業率從4月時的14.2%降至12.4%。從歷史上看，多數黑人在低收入行業工作，他們的失業率更高。經濟學家認為，種族之間之所以存在就業差距，除了勞動力市場上固化的種族歧視外，別無其他解釋；

   5.美國白人家庭平均收入是黑人家庭的6.5倍。在美國，白人長期受益於黑人勞動帶來的資本，但是黑人的收入卻一直落後，巨大的種族貧富差距難以彌合。美國白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是黑人家庭的6.5倍。2000年，黑人的平均工資是白人的79.2%，2018年這個數值降至73.3%。即便擁有學士學位的美國黑人，他們的財富普遍比高中輟學的白人少；

    6.美國黑人擁房率為44%。73.7%的美國白人擁有住房，而美國黑人中只有44%，是所有種族人群中擁房率最低的。而在買房和購房方面，美國黑人也受到歧視。包括黑人在內的少數族裔在買房和租房時依然受到“隱性歧視”，因此影響他們搬入好學區、好社區或接近有更多工作崗位的地方；

    7.有890萬非裔美國人處於貧困之中。2018年非裔美國人的貧困率為20.8%，意味着有890萬非裔美國人處於貧困之中，美國白人的貧困率僅8.1%。此外，22%的美國兒童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貧困線以下的白人兒童只占12％，黑人兒童的這一比例高達36%；

    8.美國500強企業中，黑人CEO僅占4席；

    9.黑人男子被警察執法致死的可能性是白人男子的2.5倍。一方面在於警察對於黑人的刻板印象並未改變，當面對黑人時，會出現擔憂或輕視的態度。另一方面，從犯罪率的角度來說，黑人的犯罪率確實高一些。警察群體對待黑人容易過度緊張，擔心他們藏有武器或其他物品；

    10、美國參議院僅有3名黑人參議員。雖然眾議院領導層中黑人的人數有所增加，目前有52名黑人代表，但參議院只有3名黑人參議員。

     以上的數據及數據解釋，均可以證明美國存在對黑人系統性的歧視、排擠、壓迫。雖然黑人的弱勢處境有很多原因，但種族歧視和歧視引起的“區別對待”無疑是重大的原因。而那些看起來像“自身原因”的缺乏教育、文化底蘊不高、家庭不和諧、暴力行為較多等，也都與歷史上黑人被當做奴隸和“二等公民”對待，沒有正常的生存發展環境，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而非黑人天生就有這些“劣根性”，並不是基因和血統的問題。

    即便如此，否認黑人在美國被系統性歧視壓迫的中國自由派（還包括常年生活在美國、甚至在美國大學擔任學者的一些人）仍然有辦法辯解。除了將這些黑人與白人的差距歸為黑人“自身原因”外，還有一個說辭。他們說，各種歧視壓迫行為都是個別人做的，即便有不少白人都有對黑人的歧視，但是在國家法律和制度上已經沒有了歧視和壓迫，沒有任何明文規定的歧視，所以不能稱為“系統性”，所以也不能怪美國政府、不能怪整體白人、不能怪整個社會（這樣說大概黑人只能怪自己“長得黑”、“基因不好”了）。

   這種說法完全是不成立的。所謂“系統性歧視/剝削/壓迫”並不是說要明文規定的行為才算，任何集體的、大範圍的、長期的、形成習慣乃至潛規則和亞文化的歧視態度和壓迫行為，都屬於“系統性歧視壓迫”。就像國際上普遍認為中國存在系統性的腐敗，中共官方也承認黨和政府“有些地方/部門”存在“塌方性腐敗”。腐敗這個東西當然在任何法律上都不可能明文規定應當和合法，但現實中普遍存在。難道因為沒有把“允許腐敗、鼓勵腐敗”明確寫在黨紀國法里（倒是寫了嚴禁腐敗），所以中國的腐敗就不是系統性的了嗎？

    否認者們還有理由，例如說黑人被歧視欺凌並不是政府行為，起碼官方層面已經種族平等甚至照顧黑人了。這顯然是忽視了習慣、傳統、文化等因素的極大影響。就像印度在建立共和國後，就在憲法裡明確寫到禁止基於民族、宗教、種姓等身份的歧視，廢除將人劃為四等（此外還有不被算作有尊嚴權利的人的“達利特”“賤民”）的“種姓制度”，也反對宗教歧視和民族仇恨。但現實中的印度，種姓制度仍然根深蒂固，上層仍然是婆羅門占主導，絕大多數賤民仍然身居底層從事那些被人看不起的髒活累活。即便有如印度憲法起草者阿姆倍伽爾、現任總統科溫德這樣身居高位的“達利特”，但並不能改變整體上不同種姓者的不平等。而印度建國以來，印度教徒對國內穆斯林、錫克教徒的打壓迫害，各民族和教派之間的歧視乃至殺戮，也從未止息。

    還有，即便沒有公開的政策、明文的規定，美國政府就真的沒有參與對黑人的系統性歧視壓迫嗎？在奴隸制結束之前的美國南方自不必說，即便奴隸制度結束後，美國一些州份的法律和政策仍然歧視壓迫黑人，否則也就不會有1960年代席捲全美尤其南方各州的黑人民權運動。而民權運動取得階段性勝利後，表面上看沒有了對黑人的制度性歧視壓迫，但其實官方的態度和作為/不作為仍然影響着美國黑人的處境。對於處於弱勢的黑人，即便美國聯邦和各州的三權機關袖手旁觀，那其實就等於助長白人對他們的歧視壓迫。就像里根執政期間，被視為美國民權的倒退時代。里根政府當然並沒有直接去制定一些壓迫民權、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的法律和政策，但其只要停止前面如約翰遜、卡特政府推行的平權政策，就足以讓反歧視反壓迫的抗爭失敗。特朗普政府也同理。他執政期間也沒有推行明確寫着“歧視黑人”、“歧視女性”的政策法規，但黑人和女性及其他弱勢群體處境的惡化卻是有目共睹。

    很多歧視與壓迫政策往往孕於一些其他名目的政策中，如最近美國保守派法官推翻“羅訴韋德案”即是最典型的例子。這六個美國保守派大法官及支持他們的美國保守派三權成員，當然沒有公開講“我們歧視女性”，但禁止墮胎這一政策及引發的對女性權利的各種連帶影響，都在沉重打擊婦女權利和男女平等。而涉及種族問題的也一樣，保守派只要在經濟、文化、歷史遺留問題等各方面停止種族平權，就是在參與對黑人及其他少數族裔的歧視壓迫。

    以上的事實不僅說明“美國黑人被系統性歧視壓迫”的確存在，更證明要求承認這一事實的“政治正確”是極為必要的。因為只有在承認這一事實基礎上，才能推動平權工作的進行，才能通過行政、法律、經濟、教育等手段，縮小黑人與白人的各種差距，遏制種族歧視與壓迫對黑人造成的傷害，改善黑人的處境，最終在美國實現種族的平等與和諧、社會的多元與正義。

    當然，“政治正確”對黑人平權也的確會有一些負面作用。例如前面提到的，黑人貧窮、受教育程度低、暴力行為較多等，從遠因是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等剝削壓迫，但畢竟已經過了很久，現在的歧視壓迫已經輕了，制度上的更是可以說消除了，所以自身也需要更多努力和改變。例如一些黑人不重視家庭教育和家庭責任，許多黑人家長尤其黑人男性父親經常拋棄孩子、不認真教育孩子。這樣的情形很普遍，幾乎成為黑人的一種“亞文化”，是黑人犯罪率高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黑人不反思和改變，那即便有很多平權政策，也很難把更多黑人都拯救。還有，黑人之所以更可能遭受警察暴力，也和黑人從小牴觸警察，與警察互不信任、關係惡性循環有關。由於擔心黑人暴力抗法，所以警察往往“先下手為強”，哪怕更多黑人是無辜的。雖然這不能為警察因歧視傷人殺人脫罪，但警察與黑人的矛盾衝突，的確不完全是單方面的錯（當然警察錯的更嚴重）。

    但因為“政治正確”，這類批評只能由黑人自己提起，其他人提就成了冒犯。而將一切都歸於“歧視與壓迫”，則很“政治正確”。這樣的“政治正確”還容易形成對平權政策、優惠政策的依賴，讓一些黑人“吃福利”而不自立自強。這樣看，“政治正確”的確對黑人自省和奮鬥有一定負面影響。

   但即便如此，“政治正確”仍然是利大於弊。就像絕大多數雲貴山區的孩子一定競爭不過絕大多數京滬戶籍孩子一樣，在各種不平等乃至歧視壓迫下，僅僅自力更生是很難成功的，根本上還是要通過制度、政策等方式促進平等。而想促進平等，必須承認不平等的事實，對其批判和改變。因此，“政治正確”要求承認黑人被系統性歧視與壓迫的基本事實，並且要求白人在整體上承擔相應責任，還批判敵視黑人平權的白人至上主義，是非常正確的。

    至於“政治正確”的那一點副作用，如一定程度掩蓋了黑人一些自身問題，遠遠不抵其積極有益的那一面。何況，即便在這一點上，也並不是都是壞處，其實也是保護了黑人的。一些黑人缺乏家庭責任意識，黑人社區暴力頻繁，這些是事實，也的確需要改變。但是談論這些事實的人，卻未必都出於好心。有的白人和上層談起這些問題，是出於同情，希望幫助黑人變好。但是對於一些種族歧視者、白人至上主義者，談論這些反而是為了貶低和羞辱黑人。例如說“黑人往往沒有爸爸”，這話如果從3K黨嘴裡說，那你猜會是好意嗎？而如果輿論說“因為黑人暴力抗法的多，所以警察才無奈使用暴力”，那就會助長警察對黑人的暴力。尤其那些出於歧視而對黑人施暴的種族主義傾向的白人警察，就更有理由脫罪，也更敢肆無忌憚借執法毆打和殺害無辜或罪不至死的黑人了。

    同樣的道理，像中國互聯網上也經常有人談黑人、印度人、穆斯林如何如何不好，其中究竟更多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還是為了有個談資、滿足優越感呢（當然也的確有些是出於同情和憐惜，或者有些是中立的敘述評論，但惡意的絕對很多，而且無可厚非，因為印度人、穆斯林很多也是類似態度對中國的，黑人也有不少歧視華人和中國人的）？同樣，日本互聯網上也充滿着關於中國人“素質低”、“劣根性”的談論，你猜他們是“愛之深責之切”，還是充滿種族優越、鄙夷調笑中國人呢（從他們滿嘴“支那”就很清楚了）？當然，不止種族和國家之間，同族不同身份和階層間，上位者對下位者缺點弱點的談論，大多也是嘲諷而非同情。就像城裡人談到鄉下，體制內談體制外，正式工談外包工，名校學生談技校生，幾分是同情幾分是鄙夷？甚至即便真是同情，這同情在“下位者”感覺是不是本身就像譏諷了？

    關於黑人缺點的歧視性言論的流傳，是讓黑人等弱勢群體在現實中得到更多同情幫助呢，還是受到更多懷疑、敵視和疏遠呢？答案顯而易見。所以，還不如“一刀切”的把針對性談黑人缺點的言論尤其有侮辱色彩的言論都在“政治正確”中禁了，提出批判可以通過合適方式和態度提出。這樣對黑人還是更好的。

    “政治正確”約束對於關注和對抗氣候危機的重要性

    氣候變化問題，準確說是人為導致的全球暖化等氣候災變性異常問題，關繫到包括美國、中國、歐盟各國乃至全世界的未來命運與存亡。全球各國本應團結一致積極解決，但由於種種原因卻陷入很大爭議，且包括一些建立於謊言和陰謀論的、本來毫無必要的懷疑與爭論，嚴重影響了氣候危機的防治。

    關於氣候變化的概況，以及對於氣候問題的爭議，我直接節選自己另外文章中部分章節內容以概括和簡單議論：

    關於氣候變化，引用維基百科這段定義性說法（當然並不是說維基百科是權威的，而是其來源是權威的（下面這段話即來自曾獲13項普利策獎的《坦帕灣時報（Tampa Bay Times）》和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內容是可驗證的，這段話也有高度概括性、言簡意賅）：目前有強烈的科學共識認為，人類經濟活動造成近幾十年的全球暖化，對於“在近幾十年，人為造成的全球暖化存在，並正在發生”是事實的這點，在學術界當中是沒有爭議的。超過97%的氣候科學家認為“全球暖化存在，且人類活動極有可能是導致近半個世紀的全球暖化現象的主要原因”。

    而這種氣候變化的危害同樣是非常明確的。因冰川融化致使海平面上升淹沒低海拔地區、強降水和洪澇頻次增多、傳染病向高緯度地區擴散、乾旱地區更加乾旱和沙漠化、生物多樣性減少、極高緯度地區因冰雪融化變冷破壞生態、流行病增多、農作物減產、颱風等熱帶氣旋增多增強等。這些都對人類乃至所有地球生物的生存造成嚴重的危害和威脅。如果不能及時阻止氣候變暖的不斷加劇，那未來人類將遭受極為慘痛的自然災難和誘發的人為災難，甚至人類可能會因之滅亡。

    以氣候變暖為主流的全球氣候變化主要由於人類活動造成，包括工農業活動和各種生活消費。想要遏制氣候變暖，就必須限制工農業生產和個人消費，減少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生產、供給、使用。這將極大影響各國和各國民眾的經濟發展、就業、生活質量、社會穩定。而且，遏制氣候變暖，必須實現國際的廣泛合作，但氣候變暖對各國的影響不同，各國的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及國民生活質量也不同，各國對氣候變暖的反應也不同。於是，氣候問題不止是一個科學和環境問題，還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人權問題、民生問題、國際關係問題及其他許多對人類而言重要而棘手的問題。這些問題背後，涉及到巨大的利益紛爭，影響着各國家、民族的興衰，關繫到無數人民的生計、生活、生存與死亡。

    而自從國際社會尤其發達國家發覺並證明了氣候變暖這一事實後，就開始了阻止或延緩氣候變暖、預防各種相關災害的呼籲和行動。最近二十年，面對氣溫升高速度越來越快、各種具體危害如洪災發生頻率和強度大增等嚴峻現實，世界各國及國際機構強化了對氣候問題的重視和宣講，也在加緊實際行動。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等主要國際機構都積極投入相關宣傳和行動，如聯合國和世行官網的醒目位置均有對氣候問題及相關議程的介紹。而美國、歐盟、中國、印度等國家或國家聯盟的政府也都承認氣候危機的真實存在並做出相關承諾。而美聯社、法新社、《紐約時報》、BBC等各大媒體也都連篇累牘的對氣候問題進行報道，從文字論述到視像記錄應有盡有。可以說，關於氣候變暖及其已造成/將造成的危害，都有極為充分和完整的證據證實，並得到了所有具權威性組織機構的認可。

    但即便面對這些研究結論和世界現實，仍然出現了廣泛流傳的“氣候變暖否定說”，並得到了包括非常大比例中國人在內的世界各國大量民眾的認同與附和。由於宗教、社會信任度、教育普及度及質量、價值觀與文化、以及最重要的利益和立場等因素，否認或者質疑氣候變暖的力量十分強大，包括大量政治家、社會活動人士及巨量的平民大眾，都持氣候變暖否定說。氣候變暖否定說的幾個主要觀點，無非是“氣候變暖是正常的自然變遷，不是人為因素或者說人為因素影響很小”、“氣候不一定是在變暖反而可能在變冷”、“氣候變暖是一些政客和科學家為權力或利益製造的騙局”等（還有衍生的諸如“氣候變暖不一定會導致各種災害”、“xx災害並不是氣候變暖造成而是一直都有的自然現象”之類）。

   其實，這些質疑都有大量的事實、明確的證據可以予以反駁、否定，如各大媒體的“事實查核（Fact checking）”板塊就有對氣候變化議題中各種謠言的闢謠、事實說明。不僅媒體，各國專家學者及相關學術刊物，都有對“全球暖化否定說”明確而可信的批判（因為篇幅太長，這些就不在此一一搬運列舉了，想了解的可以在網上或線下通過可靠渠道查詢）。

    但這仍然不能改變大多數否認氣候變暖者的立場。相對於政府機構、科學工作者、主流媒體，他們更相信來自網絡上的各種謠言和陰謀論。而這些謠言和陰謀論大多來自反建制主義者、宗教保守勢力、會因治理氣候危機而利益受損的各種利益集團等。

    以上就是氣候危機和非科學的“全球暖化否定說”的概況。正如以上所說，氣候變暖且為人為，而且將給人類帶來很大災難，是確鑿無疑的。但是，仍然有許多人否定、質疑這一被專業人士集體確定、也被各界重要人士認可的基本事實。否認氣候變暖者拿不出足以駁倒事實的證據，其論證也沒有邏輯（很多人乾脆就沒有論證），但卻堅信自己的觀點（當然也有一些是出於利益，假裝不知真相而否認氣候變暖）。這些氣候變暖否認者與否認“阿波羅登月”、否認“進化論”，卻堅信美國“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是“民主黨自導自演”、“911事件”也是“政府自導自演、“希拉里性侵兒童”者，頗有重合度，非常頑固而無法說服。

    不過，相對於以上這五個陰謀論信奉者，否認氣候變暖者人數要多的多，很多不僅是出於信仰，也是出於利益。因為要想防治氣候危機、阻止或起碼延緩氣候變暖，必須減少碳排放。減少碳排放則需要停止或減少許多化石燃料的開採、關停各種工廠、減少使用大排量交通工具、減少肉類消費、減少空調使用等，涉及經濟結構、生活方式的巨大改變，且很多是需要人們付出很大代價、節制欲望削減需求的。

    這必然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和反彈。不過，人們大都不願承認因為自己的私慾而拒絕減碳和防止氣候變暖，更不願意承認自己成為地球毀滅的參與者。而且，人們想擺脫責任，拒絕履行某些義務，總是要找個藉口而非直接拒絕。所以，這些人就傾向於並無科學依據、捕風捉影的“全球暖化否定說”，半真的相信半自我欺騙的接受了各種拼湊的、偽造的、以偏概全的信息，得出“氣候變暖是個大騙局”這樣的結論。而這些否認氣候變暖者，又同樣的參與錯誤結論的製造和傳播，傳給更多潛在的“信眾”。

   出於類似的動機，更多人加入，人數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多，形成了非常可觀的數量和影響力。而互聯網的存在，讓謠言和陰謀論變得極易傳播。於是，否定氣候變暖者成為一股極大的勢力，阻礙着氣候危機的防治。

    如果僅僅是“烏合之眾”的聚集，那影響或許不大。但否定氣候變化者，包括一些重要的力量，例如基督教保守派勢力、重要產油國、化石燃料和傳統工業生產企業、一些國家內部因氣候變暖相對得益的地域集團等，有着權力、金錢、信仰、人脈乃至暴力機器，完全可以介入包括美國和中國等大國的政治決策、影響世界輿論的導向。而那些“烏合之眾”，就成了他們利用的工具。那些“烏合之眾”對被利用缺乏了解，不過即便知道被利用，也會非常樂意接受，因為畢竟目標一致，都反對採取各種手段（尤其付出各種代價）對抗氣候危機。

    在這些人的影響下，對抗氣候危機、減緩全球暖化的進程，果然被破壞了，或者起碼被部分破壞了。最典型的“成果”，當然還是2016年特朗普在美國的上台、右翼保守反智集團的成功問鼎。特朗普政權執政四年，幾乎完全廢止了奧巴馬時代的氣候政策，不僅停止了國內的新能源投資、恢復了高碳排放的各種化石燃料開採和傳統工業生產，還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放棄了參與氣候危機防治的國際合作。而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強國、世界第二大碳排放國，在全球對抗氣候危機的分工合作中有着可謂最重要的作用。美國的四年沉淪期，也正是氣候危機惡化的關鍵期。

   雖然2020年拜登勝選後努力撥亂反正，撥款推動新能源產業和環保事業，但一切可能都來不及了。不僅因為失去了重要的四年，還因為否認氣候變暖者的各種行動，及國際局勢的變化（主要是各國右翼保守、反智、孤立主義的興起與得勢），導致曾經得到各國各領域廣泛認可、團結一致的對抗氣候危機的行動，變成現在各方離心離德、三心二意、勾心鬥角。沒有了堅定失去了團結，還如何取得對抗氣候危機的勝利呢？

     不過，科學與理性的堅守者們，仍然想方設法推動防治氣候危機的行動，包括堅定人們的意志和團結更多人參與。而把“承認/禁止否認氣候變暖及其人為性和危害性”作為“政治正確”要求的一部分，正是為此做出的努力之一。

     前文已經提到，很多人無論如何解釋，就是拒絕相信氣候變暖，或者否定其人為性、不認為現實中那些災害與其有關。還有很多民眾，則因為知識不足、精力有限，很難深入了解氣候問題，往往人云亦云，容易聽信謠言。另外，氣候問題的許多來龍去脈和細節，也的確比較專業，很多非專業人士很難完全理解。即便日常的天氣預報，都有很多人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何況氣候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將“氣候變暖為真且是人為且具危害”當成“政治正確”要遵守的“定理”，就把問題簡化了，直接接受結論就是。這當然過於簡單粗暴，好像類似於中國的填鴨教育。但這是沒辦法的事情。就像否定氣候變暖者不斷散播謠言，即便你闢謠，他們還繼續堅持謠言，你不可能對每次造謠的專門去闢謠，沒有人有這樣的精力。何況，相關的證據如學術研究、新聞報道唾手可得，但他們就是不看。而對那些不明真相的旁觀者，科普很重要，但未必人人都認真聽取接受，畢竟每個人的價值觀、知識水平、理解能力的不同，每個人的精力也都有限。所以，只能這樣簡單粗暴的定性和灌輸。而且，還要用“政治正確”的“權杖”，去責罰那些否認氣候變暖的重要人士（當然“政治正確”對沒有身份的平民是無法責罰的，也是不該用“政治正確”責罰的）。

    這樣的做法，反“政治正確”和否定氣候變暖的人當然是強烈反對，認為這“侵犯了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重要的，但是它當然是有邊界的。前述的侮辱誹謗尤其對弱勢群體的侮辱，就不屬於言論自由。同樣不應屬於言論自由的，還有謠言和陰謀論。當然，在美國，謠言和陰謀論暫時也屬於言論自由。除非有受害人提告並拿出確鑿證據為謠言，否則謠言和陰謀論不被追責。而關於公眾人物和公共議題，則連這樣的制約都沒有，人們可以肆意發表謠言和陰謀論，就如我前面提到的“希拉里性侵兒童”、“阿波羅登月是騙局”、“911是美國政府自導自演”等。這些謠言頗有現實危害性，但卻都被“言論自由”這一遮羞布阻擋而無法追責。

    還有一種謠言和陰謀論，即專業問題的謠言和陰謀論。否認進化論、反對相對論，就是典型的兩個例子。進化論和相對論並非完美無缺的，也不是不可質疑和批判。但問題是迄今大多數關於進化論的批判和幾乎所有對於相對論的批判，都是缺乏科學根據的“民科”言論或宗教說辭。宗教的無稽之談不用多說，“民科”言論本質上也是偏執妄想。例如中國就有許多“反相對論”者，活躍於許多互聯網平台，看似也使用了一些數理公式定理，但遠遠得不出證偽相對論的結論。

    這樣的涉及專業問題的謠言和陰謀論，如果僅僅是停留在純粹技術爭議（當然根本上不存在爭議），那就行不成實際危害，真正研究進化論、相對論的學者，也不會受到這些“民科”和宗教說法的影響，他們也不會對現實社會有真正的負面作用。但如果某些專業問題同時也是公共議題、現實問題，那不僅問題的重要性有了質變，“民科”和宗教對相關問題所發出的謠言和陰謀論的影響更有了質變，從幾乎毫無實際影響變得影響極壞。

    氣候變化問題，就是專業問題成為公共議題後，被謠言和陰謀論損害最嚴重的問題。因為氣候變化問題十分複雜（雖然核心問題其實很簡單很好理解），又涉及到現實中全民的利益，防治氣候問題又需要全民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參與，所以就成了謠言和陰謀論滲入最嚴重的專業問題。諸如“氣候變冷不是變暖”、“氣候變暖是自然周期不是人為因素”，都是非專業者盲人摸象、張冠李戴的結果（也有一些專業者出於利益往這類觀點上引導）。而沒有知識和足夠判斷力，也沒有太多精力去了解完整事實的大多數民眾（還包括許多非相關專業的精英階層乃至知識分子，尤其缺乏科學素養和邏輯思維能力的中國精英和知識分子），就會被一些聽起來好像有道理甚至好像有根據證據的說辭迷惑，然後就產生了錯誤的認識，並讓這些錯誤認識決定了對待氣候問題的態度和行為。而那些製造和傳播謠言和陰謀論者，十分可惡、罪惡滔天。

    打個比方，這就像一個人A生病了，去醫院看病，醫生告訴他是什麼什麼病，應該怎樣怎樣治。而有一些人（假設是當事人A的親密朋友），對醫療問題一竅不通，但卻七嘴八舌的說，他們可以看出A是什麼病、應該怎樣治，並且警告A讓醫生治容易出醫療事故，還說醫生都是為了錢，不會治好A而是會謀財害命。而且他們還能找到醫院和醫生各種瑕疵，例如以前的確發生過醫療事故，醫生對A的病情沒有說“100%一定確診”，以及醫生對病情的看法幾天一變、醫生某句話和某句話聽起來很矛盾、醫生會診時不同醫生意見不一樣……諸如此類，反正就是忽悠A不要在正規醫院讓有資質的醫生看病，甚至直接說現代醫療體系就是謀財害命的工具。那麼A怎麼辦呢？他們中有的說A根本沒病，有的說要殺豬宰羊焚香祈禱，有的說應該吃茯苓草藥……不過共同點就是反對醫院、醫生和現代醫學。A如果不聽醫生而聽他們的，那必死無疑了。

    而氣候變化問題中專業意見與各種謠言與陰謀論者的行為，正是如A看病中的遭遇這樣。只是氣候問題導致生病的，是整個地球及地球上的所有人類。那些謠言與陰謀論者所說的話，也的確是假話里摻着一些真話，例如按照科學方式對抗氣候危機，的確未必就能成功，就像醫院治病不一定能治癒一樣。而減少碳排放以減緩氣候變暖，也顯然需要人類付出代價，就像吃藥做手術都有後遺症一樣。而各種高投入大代價的應對氣候危機的計劃失敗，也就相當於醫療事故了。只是，假如不接受專業人士給出的事實和建議，而是聽那些謠言與陰謀論者的噪音，那地球上的整個人類，大抵也會像A死亡一樣全體滅絕吧。如果還要在喻體和本體中找個共同點，A沒有及時治療而死亡，死亡之前很可能身體腫脹、器官潰爛，極痛苦而死；而地球上最後的幾十億人類，也基本會在高溫、洪水、瘟疫、乾旱的輪番侵襲下，成批的死亡，然後為爭奪有限資源拼命的互相殺戮，然後繼續被災害侵襲，自然災害和人類互害同行，最後，人類捎帶着地球上大部分甚至全部生物，滅亡。

    言歸正傳。將“承認/禁止否認氣候變暖的真實性、人為性、危害性”作為“政治正確”，就是試圖把胡說八道的言論摒除在決策力量之外，儘可能團結人民堅定的按照科學方式對抗氣候危機。可惜的是，“政治正確”其實並沒這樣大的威力，連法律都無法足夠有效約束的人類，靠“取消文化”又怎麼可能？雖然滿嘴謊言的特朗普下台了，但否認和懷疑氣候變暖、或者對此毫不在意、更不贊同採取各種措施對抗氣候危機的共和黨保守派，仍然在國會、最高法院端坐。他們沒有被解僱，反而可以輕易的“取消”別人的各項權利與自由，例如否定女性的墮胎權。

   說到這裡，很多事情都是有聯繫的。保守派不僅在美國國內反墮胎，還阻止美國醫療援助機構在亞非拉推動避孕。例如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大幅削減幫助非洲貧困國家女性避孕和墮胎的援助。這會導致人口本已稠密又缺乏淡水等生存資源的非洲，面臨更大的經濟困難和資源緊張，各種戰亂會加劇，人與人之間為爭奪有限資源將更加慘烈的自相殘殺。保守派尤其宗教分子拒絕人口控制，敵視科學規劃和頂層設計，更反對全球層面的“宏觀調控”，後果是災難性的。如果美國和世界生育的人口再多些，消耗的能源和製造的汙染再多些，世界將更早迎來末日。即便不談這導致的碳排放的增多、氣候危機的加劇，人口暴增對資源的消耗和更殘酷的利益爭奪，就會讓人類陷入災難。美國的保守派引領着世界反科學的潮流，也帶領世界走向毀滅的快車道。

   很多人說“政治正確”太過分，我倒是希望“政治正確”能如激光槍、火箭炮，將一切謊言者與作惡者摧為齏粉。可惜，現實中並不能。我們只能看着這世界在那些愚昧和敗壞者破壞下越來越壞，最終滅亡。

     “政治正確”的“孿生姐妹”--“身份政治”：鋒利好用的雙刃劍（兼論美國2016年大選和2019-2020年香港反修例運動中與“身份政治”相關的問題）

     “政治正確”的一個主要特點，即高度強調支持/反對對象的身份特徵，以及對相同身份特徵者有促成團結和集體行動的強烈要求，如其強調的保護弱勢群體如女性、少數族裔、LGBT社群成員等，均具有鮮明的身份獨特性。而他們所反對的“壓迫方”，如男性、主體民族/主導民族、順性別異性戀等，也是有着共同特徵的群體，並在其意識形態構建中，將之與弱勢群體設為對立關係。而反“政治正確”的，在對身份認同和自身群體利益的強調上，具有與支持“政治正確”者完全相同的特徵，只不過所支持/反對的對象恰恰相反。例如美國反“政治正確”群體就往往是占美國主導優勢的白人男性宗教信徒。

    而牽涉到不同身份群體內部的認同與對外的排斥，以及不同身份群體（尤其身份與價值觀對立群體）之間的對抗，就是互聯網和現實政治中另一個熱點問題，即“身份政治”。而“身份政治”與“政治正確”（及反“政治正確”）關係極為密切，二者可謂“孿生姐妹”般的關係。與“政治正確”一樣，“身份政治”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國家，也有不同的含義。本文會討論多種“身份政治”，但狹義的“身份政治”指最近幾十年歐美國家興起的“身份政治”熱潮。以下對“身份政治”的討論，也以這種“身份政治”為基礎和重點。

    在歐美近幾十年的政治變遷中，“身份政治”越來越成為政治動員和政治參與的重要手段和特徵。而狹義“身份政治”的起源，是二戰後歐美各種民權運動、平權運動及政治新思潮的興起。不同於蘇東陣營和“第三世界”大都處於非民主的狀態，戰後的歐美已建成相對成熟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社會，並且長期生活在相對和平富足的環境中，即所謂“黃金時代”。

   在自由民主這樣的基本民權業已實現的情況下，歐美追求更公正和幸福生活的進步派、左翼力量，開始追求更多的民權與利益。而其追求的重點，一是社會不同階層、不同處境、不同身份的群體及個人，能夠實現真正的和實質的平等；二是各弱勢群體、少數群體、邊緣群體能夠實現其作為特殊身份者的特有訴求和利益，起碼要彌補因其相對弱勢條件和處境而落後於既得利益的強勢者的相應損失。對於勞工階層，希望得到作為工人的勞動報酬、休息休假權、安全保障等；女性則希望有與男性一樣的參政權、工作權、工作中同工同酬，以及為女性提供其性別特徵所需的特殊支援和保障；黑人、印第安人、阿拉伯裔、亞洲裔人士等美歐少數族群，也要平權，以及彌補歷史欠賬；同性戀者當然也要追求與異性一樣的婚姻權、法律保障等；身體殘疾和心理殘障者，也要求有平等的工作權利與對殘疾人必要的照顧與支援。（此外，還有以上多種身份的重合者，例如黑人女性殘疾人這樣的多重弱勢者）

   這些各具獨特身份的群體，與主流既得利益群體中有良知和同理心的正義之士，共同掀起了美歐二戰後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和平權運動，包括勞工運動、女權運動、黑人及少數族裔民權運動、LGBT權利運動、殘疾人平權運動等。這些不同身份者及推動的各種運動，即是今日“身份政治”的發端。

    不過，當年的這些對內同質對外異質的群體，對身份認同的強調還並不十分強烈，主要是集中在各種現實的訴求，而非對自己身份的狂熱尊崇及內部的忠誠。但顯然，那時的民權運動和平權運動，已經有着很明顯的“身份政治”色彩。這些身份各異的群體之間，大多是合作關係，共聚在進步主義的旗幟下，為獲得自己應得的平等、尊嚴和利益而奮勇前進。

    在1960-1970年代，經過激烈的抗爭，包括付出各種流血與死亡的代價（如馬丁路德金之死、“密西西比在燃燒”），他們達成了部分目標，實現了一部分訴求。美國勞工的待遇得到提高，針對黑人的種族隔離被廢除，女性參政和工作少了許多阻礙，同性戀、殘疾人等特殊群體的利益也開始得到重視和保障。那個時代可謂歐美的“偉大時代”，也是世界人民嚮往的燈塔。

    但好景不算太長。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以撒切爾和里根的上台為標誌，西方進步主義趨向消沉，基督教傳統的復興成為“新主流”。以英美的保守主義為代表的右翼勢力掌權後，就軟硬兼施的打擊各種進步色彩的民權運動和平權運動。例如撒切爾就野蠻鎮壓了英國的勞工運動及北愛爾蘭的獨立運動。再後來，蘇東劇變讓西方進步派的某種精神依託垮塌，保守主義繼續得勢。

    直到溫和左派克林頓、布萊爾、施羅德等人的上台，才標誌着歐美進步主義略有復甦，保守主義有所萎縮。但此時的民權運動和平權運動，已不像六七十年代那樣波瀾壯闊，變得相對和風細雨。而各種特別身份的群體的抗爭，也相對更加和平與低調。雖然每年“八國峰會”之類論壇會議時，有些極左勢力會訴諸暴力，但也只是破壞一些雜物、焚燒若干輪胎，不再有那麼強烈的革命烈勇。而建制層面，1995年在中國北京舉辦的世界婦女大會上，希拉里代表世界進步女性的呼喊，還是很有震撼力的。此後數十年，歐美各國及世界的政治局勢也有着各種變與不變，各群體的平權運動也隨之浮浮沉沉。

    而“身份政治”，無論在進步主義的高峰期還是低潮期，都在逐漸強化。當進步力量得勢，強調自身身份認同是進取和驕傲；當保守派占優，平權進程陷入低潮時，“身份政治”更加得到強化，原因是為了加強團結、振奮精神、積累力量，以對抗不公不義的政權和壓抑冷漠的外部世界。這時的“身份政治”中身份認同的作用，已經不再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種為爭取作為某種身份群體者應有的合理合法的利益，而更多成為了區隔“己者”與“他者”的工具，並塑造某種並不必要的身份驕傲感乃至優越感。這顯然代表着“身份政治”向不好的方向轉變。

   而互聯網的發展和家用電腦、智能手機的普及，讓世界各國的政治動員、政治參與、政治對抗，包括對各弱勢和少數群體的處境和抗爭進程，都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而現下的“身份政治”的內容與形式，表現與影響，也正是在互聯網成熟和普及後形成的。在互聯網剛出現的時候，人們普遍認為它將促進不同國家、不同信仰、不同身份的人相互交流，以及理解與融合，世界將因此成為一個大家庭。

    但現實卻並不是這樣美好。一定程度上，互聯網的確促進了世界各國人民的溝通交流，也實現了一些以前難以做到的遠程迅捷合作，世界似乎成了“地球村”。但另一方面，互聯網加劇了不同國家、不同信仰、不同群體的矛盾衝突，並逐漸形成了各種互聯網及現實中的“同溫層”，隔閡與對立乃至衝突，成了互聯網時代政治交流的主旋律。至於為何這樣，就和互聯網平台信息“短平快”、知識碎片化、發表言論方便但缺乏門檻和追溯性導致謠言和仇恨言論泛濫、易放大極端化的聲音等有關，說起來又是很大的話題，在此就不展開了。

   總之，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普及，加劇了不同身份立場者的衝突，自然也強化了“身份政治”。人們根據自身的身份、價值觀、利益訴求，分成不同的陣營相互謾罵、羞辱，乃至“人肉搜索”和線下攻擊。互聯網上各陣營的鬥爭，在民主自由的歐美，立即轉化為現實中的政治對立與博弈。而2010年代至今，又逢歐美和世界局勢的劇烈變動，尤其政治的極化與社會的撕裂加劇，讓“身份政治”的價值水漲船高，反過來也又加劇了各種撕裂與對立。而“身份政治”導致的歐美乃至世界範圍內的撕裂與對立，在2016年美國大選及特朗普當選後，達到了迄今的最高潮。（因為美國是歐美各國中國民群體最多元、社會矛盾最尖銳、“身份政治”最明顯的國家，所以以下以談美國的“身份政治”為主為典型）

    而作為反建制的“異類人物”特朗普能夠成功當選美國總統，本身就是“身份政治”促成的。如前所述，“身份政治”一直伴隨着二戰後歐美社會的發展。2008和2012年，作為黑人的奧巴馬連續當選美國總統，“身份政治”就起到重要作用。雖然說根本上還是因為奧巴馬的政綱和政績得到過半美國民眾認可，但其作為黑人的身份，也成為黑人及其他一些少數族裔投票給他的原因。2008年和2012年大選，分別有95%和93%的黑人將票投給了奧巴馬，而白人只有43%和39%投給他。顯然，“身份政治”對奧巴馬的當選有着重要推動作用。

   2016年大選，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也想複製奧巴馬的成功。她在堅持奧巴馬的種族平權政策同時，還主打女權主義（這當然也與她自己的女性身份有關），以此希望得到更多女性的選票。而對於其他弱勢和少數群體，如LGBT群體、亞裔拉丁裔阿拉伯裔少數族群，以及傳統的民主黨支持者勞工群體，希拉里也都提出了相應的政策，承諾保障他們在既有平權運動中的所得，並進一步改善他們的處境。這些舉動，都涉及對特定群體的支持和承諾，顯然也是在利用“身份政治”牌。當然，希拉里競選總統並不只靠“身份政治”，而是其豐富的從政經驗和成績，以及充分的執政能力。按照大多數美國內外觀察者的看法，2016年希拉里幾乎篤定當選。

   但選舉結果令世界驚訝。從競選之初就完全不被看好、進入終選後也被認為將是希拉里大比數勝出的陪襯的特朗普，居然擊敗了希拉里當選總統，而希拉里抱憾而敗。雖然從普選票看，仍然是希拉里得到了更多選票，但因為美國特殊的“選舉人團”制度，特朗普依靠在更多州份選情的相對優勢，尤其幾個關鍵州的勝利，得到更多的“選舉人票”，以相對較少的普選票當選總統。但即便普選票少於希拉里，特朗普仍然得到了參與投票者中46.1%的選民的支持（希拉里是48.2%），與希拉里差距不大，足以說明其是有相當民意基礎的。

   那麼，這說明希拉里利用“身份政治”競選的策略失敗了嗎？事情並非這樣簡單。首先，希拉里仍然得到參與投票者中88%的黑人、65%的亞裔和拉丁裔、94%的黑人女性、77%的同性戀者、84%的“自由主義者（美國政治語境下的自由派）”的支持。

   但為什麼希拉里還是失敗了？原因就是，她的對手特朗普更加成功的利用了“身份政治”。更深層的來說，是右翼、保守派、傳統勢力對於進步的、左翼“身份政治”的反噬，取得了成功。

    二戰後美國各弱勢和少數群體的一系列民權運動和平權運動，以及取得的不俗成就，極大衝擊了舊秩序和舊有的利益格局。而相關的“身份政治”潮流，也打擊了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與保守勢力。而支持和參與“身份政治”者對諸如女權、LGBT權利、少數族裔權利的強調（甚至有時是過度的、令一些人厭煩的強調），以及逐漸衍生的對自己作為女性、黑人、同性戀等特殊身份的自豪感甚至反向優越感，尤其對相對的男性、白人、異性戀者某些既得利益乃至其身份本身的批判（既有合情合理的，也有各種偏激的惡語和行為），更是刺激了傳統上占有優勢和話語權的力量。而進步勢力構建“政治正確”，禁止對弱勢群體少數群體的侮辱誹謗甚至一般性批評，並對觸犯者進行“取消行動”，迫使各種機構開除觸犯者，當然也觸怒了傳統勢力。

    這些幾乎必然的引起傳統的、保守的、既得利益一方的反感和反彈。當進步勢力強調弱勢的少數的各群體利益重要性、獨特性時，也自然凸出了對立者的身份。所以，傳統保守的既得利益一方同樣形成強烈的身份認同與增強內聚力（很多原本不在乎自己身份的白人、男性、基督徒、異性戀，也在“身份政治”波及下“覺醒”，並參與到基於身份的對立衝突之中），並且對進步勢力方的對應群體發起反擊，就可謂水到渠成了。因此，在美國，與那些弱勢、少數、新興群體相對的既得利益、主流身份的、舊有和傳統的勢力，如男性、白人、異性戀等群體中的保守激進者（立場保守態度激進），就形成了他們的身份認同和相應的意識形態及行動路線。而其價值觀和行為，幾乎與進步勢力恰恰相反，這當然不是巧合而是故意。

   就像進步勢力的“身份政治”強調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被壓迫和歧視的歷史與現實，要求平權和強調作為特殊群體的權利，保守勢力就鼓吹白人優越主義、強調白人在美國的主導地位和更大貢獻，要反對平權政策的“逆向歧視”；對提倡女權主義者，保守派就強調男性的價值與貢獻，並利用宗教信仰等為男權主義背書；對倡導LGBT權利者，保守派就發表各種反同性戀反跨性別或變相反同反跨的言論，強調遵守傳統價值和家庭倫理的重要性，並同樣利用宗教思想支撐其傳統理念。

    保守派的這些價值觀和立場主張，很多都來自於美國傳統價值觀和約定俗成的理念，而美國的“傳統價值”，就約等於基督教保守派思想，尤其基督教福音派和基要派的價值觀念。其核心價值觀念包括信仰上帝（不是自由派那種僅僅當成心靈寄託，而是真的認為一定有上帝）、嚴格遵守《聖經》等基督教義、因循守舊、男尊女卑（這個可以從《聖經》找到很多原文）、反對科學（但並不反對日常科學工具使用，只反對科學觀念不反對具體且日常的技術）、反對同性戀（這當然也是來源於宗教價值）、消極自由（反對大政府、支持持槍權等）等。正是如此，美國保守派的核心即是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美國男性、白人、異性戀都持如此立場。相反，很多男性、白人、異性戀是支持女權、少數族裔權利、LGBT權利的。但哪怕有50%以上的“主流群體”導向保守派，就足以對弱勢和少數群體形成相對優勢和打擊。因為“主流群體”不僅占了人口的大多數（或起碼相對多數），更是有着更多的資源和話語權。很多保守派說“美國已經被左派/少數群體把持”，並不是事實。除了高校在內學術界和主流傳媒界的確是進步勢力占絕對優勢、群體成員多元化程度高，其他如政界、商界、軍界、法律界等，仍然是“主流群體”占絕對優勢，只不過其中有些傾向於進步派有些支持保守派。

    在美國二戰後這麼多年的民權運動與平權運動中，“主流群體”的態度是複雜的多變的。1960-1970年代，既有殘暴殺害民權人士的白人暴徒和鎮壓民權運動的保守派白人警察（尤其美國南方一些州份的臭名昭着的持種族主義立場的白人警察），也有與黑人、女性等站在一起奮勇抗爭的男性白人公民。而大多數民眾是一種觀望態度，但時而也會參與到對民權運動的支持或抵制中。後來的政治變遷中，里根、克林頓、布什、奧巴馬等保守派和進步派交替當權，也反映出美國民眾意識形態的波動變化。整體上看，“主流群體”中傾向進步派、支持弱勢和少數群體的，與傾向保守派、反對平權的，可謂不分伯仲，各有消長。

    而2016年特朗普的勝選，反映了保守勢力的得勢。而選前特朗普公開支持者的相對稀少，和開票後反映的特朗普支持者的巨大數量，以及特朗普當選總統後保守勢力走上前台活躍，都反映了潛在保守的、反進步反平權的力量的強大。而這些人很多程度正是被“政治正確”壓制的人群，是進步勢力“身份政治”所排斥和對抗的對象。

   前面已經提到，“政治正確”是為了保護弱勢群體而設立，“身份政治”的目的也是弱勢群體和少數群體平權。但“政治正確”的高壓下，人們的言論顯然受到了限制。而且，每個人都有通過言語表達想法（包括一些不太“政治正確”的想法）和宣泄情感（免不了有憎惡和仇恨）的訴求，而“言多必失”，總會有些不恰當言論。尤其在與他人發生衝突時，很多人更容易發表冒犯和仇恨言論。而支持“政治正確”者往往不乏吹毛求疵者，對發表“不政治正確”言論者口誅筆伐，甚至要求政府、學校和公司開除當事人，禁制類似言論出現。這當然會引起仇恨和反彈。

    而“身份政治”中弱勢群體和少數群體的一些訴求，曾經被相當多的“主流群體”所支持。但時日已久，很多人對黑人、女性、同性戀等群體不斷強調自身特殊權益、尊奉自己弱勢者身份的言行，變得厭倦和反感。“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對他者尤其異質群體的苦難，旁觀者更多像魯鎮百姓看待祥林嫂的悲慘遭遇一樣，有些同情但更多是憎惡。當這些群體成員喋喋不休的講自身身份認同的重要和自豪，要求實現自身權利和尊嚴，越來越多的人產生了逆反心理，由支持變成反對。而且，很多人也認為，經過這些年的各種運動和改革，弱勢群體、少數群體早已得到了足夠的平等和補償，現在已經由平權變成要特權了。雖然這並不符合事實（有各種嚴謹詳實的調查，例如皮尤研究中心的各種相關調查數據，證實各弱勢群體和少數族裔仍然處於相對弱勢處境），但弱勢和少數者處境的確已有很大改善，已不再像以前那樣極端惡劣與無助。

    同時，有些似乎是“主流群體”的群體及個人，認為進步勢力忽視了他們才是“弱勢者”。這以美國“鏽帶州”大量失業破產的工人階層、美國內陸和南方農村居民為典型。這些人很多是白人、男性、異性戀，但並不覺得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反而自覺是被遺忘的群體。因為民主黨的親勞工立場，他們中曾經有很多人投票給民主黨。但從奧巴馬以來，起碼在宣傳和給人的直觀印象上，民主黨更關心那些更明顯屬於“少數派”的群體如黑人、同性戀，而忽視了勞工和農民。而且，這些白人男性乃至他們的妻子孩子，價值觀是比較保守的“大老粗”。他們本來就對民主黨那些進步的、積極自由的政策不感興趣甚至反感。而奧巴馬、希拉里強調黑人、女性的權利，大談環保、同性戀、全球化，他們就越發厭惡了。他們認為自己淪落到現在，正是因為環保和全球化。只不過奧巴馬還比較親民、親勞工，支持率還相對較高。而希拉里屬於高高在上的精英女性，不接地氣，不僅“老白男”們不喜歡她，很多保守的白人女性也厭惡她。

   而這時，保守派對他們伸出了橄欖枝。保守派深知這些“鏽帶州”和內陸白人工農及家庭主婦的好惡，就利用宗教、種族/民族/國族及其他各種民粹主張拉攏他們。例如保守派聲稱，是中國奪走了美國工人的工作、是中國的工業品和農產品侵占了美國市場，而民主黨的全球化政策成為中國“經濟入侵”美國的“幫凶”。而宣傳白人優越和白人至上理論，也暖了這些被民主黨冷落的“勞苦大眾”的心。他們還宣傳基督教福音派思想，以麻醉這些知識欠缺的平民白人。這些平民乃至底層的白人，在沉淪中感到了關懷和希望。再看看傾向民主黨的主流媒體反覆宣傳的黑人權利、LGBT驕傲遊行，以及他們認為不是福音而是禍害的環保活動、全球化政策，他們中很多人堅定的選擇倒向共和黨。至於民主黨傾斜給他們的各種福利保障，在他們心中抵不過傳統價值尤其宗教信仰。他們也認為這些福利只是全球化的“殘羹剩飯”，一廂情願的指望打擊中國的工農業、停止進口中國商品，讓他們的工作飯碗和產品更值錢（這種想法當然是不切實際的，因果都錯了的）。

    而還有很多社會精英，雖然日常公開場合不反對甚至支持“政治正確”，但其實內心是反感黑人、同性戀、女性的，只是擔心丟了工作、遭受孤立，不敢公開說出來。即便民調時，也有些人撒謊說不支持特朗普。但是投票則是秘密的，他們完全可以表達真實立場。而且，正是由於“政治正確”的壓抑，以及對進步勢力要求給予弱勢和少數群體更多權利和尊重的“身份政治”的逆反，他們有更強烈的動機去支持特朗普這樣敢於打破“政治正確”、反對給弱勢群體少數群體讓渡更多利益的候選人。

    特朗普本人的各種特質及言行，也正是反“政治正確”、反進步“身份政治”同時擎起保守“身份政治”旗幟最合適的承擔者。在特朗普“橫空出世”以前，代表保守派的共和黨屢屢輸給民主黨，就是因為前者在常規的“辯經”中無法戰勝後者。例如奧巴馬就是個非常“政治正確”的人，他自己就是作為少數族裔的黑人，政綱要求尊重弱勢、維護和平、提倡科學，非常在乎民權和社會正義。而他在總統競選中的共和黨對手麥凱恩、羅姆尼，都是傳統的保守派紳士。他們不會撒謊、謾罵，也承認“政治正確”是正確的（起碼不會公開反對），只能重複強調家庭倫理、愛國主義、個人自由等傳統價值，難以辯得過奧巴馬，更不討左傾和求變的年輕人喜歡。同樣，如果是他們或彭斯、盧比奧等人對戰希拉里，大抵也會敗下陣來。

    而特朗普不同，他的突出特點就是敢於打破各種“政治正確”，其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宗教歧視、反智反科學等言論幾乎充斥了其所有公開和私下的講話。而且他還敢公開傳播謠言和陰謀論，例如聲稱希拉里貪汙腐敗、奧巴馬是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創始人、氣候變暖是謊言等。據統計，他競選總統和執政期間共發表過超過2萬條謊言，平均每天超過10條。這不僅讓反“政治正確”者覺得出了不能“自由發言”的氣，還可以破壞基於“政治正確”的競選論辯。按照美國建制派的政治規矩，共和黨很難戰勝民主黨，而特朗普則直接扯爛了文明的幕布，打破了“政治正確”的束縛，表達了很多保守派不敢說或者說了無法產生影響力的觀點和主張。

    特朗普看似荒誕瘋狂的言行背後，是美國數千萬乃至更多保守派對“政治正確”的反感和對進步勢力“身份政治”的反彈。特朗普依靠另一種“身份政治”，再加上利用了美國選舉制度的缺陷，成功當選美國總統。這同樣可以從2016年美國大選選民的取向統計證明。有81%的保守派、90%的共和黨人（包括90%的共和黨男性和89%的共和黨女性）、81%的白人福音派和重生派基督徒投票給了特朗普。而特朗普也在白人（57%：37%）、獨立人士（47%：41%）、男性（52%：41%）、已婚者（52%：44%）、新教（59%：37%）和天主教（52%：45%）及其他基督教派（55%：41%）信徒、異性戀者（48%：47%）、退伍軍人（60%：34%）、高中及以下學歷者（51%：44%）、郊區（49%：45%）和鄉村（62%：32%）居民中，得到了相對更多的選票。尤其在白人（占總投票人數的70%）、基督徒（74%）、異性戀者（95%）這三個占美國選民大多數的群體中，均獲得了多數的支持。這同樣是“身份政治”的勝利。（註：特朗普和希拉里得票相加不到100%是因為還有其他幾個候選人，他們合計得到了4.7%的有效投票）

   值得注意的是，52%的白人女性投票給了特朗普，投票給希拉里的只有43%。這反映了“身份政治”本身的非全能性，以及多重“身份政治”衝突的影響。按“身份政治”乃至某些一般印象，女性應該支持女權主義。希拉里不僅支持女權主義，本人還是女性，但為什麼大多數白人女性反而投給了特朗普（即便在全體女性中，希拉里支持率也只有54%，而特朗普是41%）？

    第一，是女性未必支持女權主義；第二，是多重身份、多個價值取向的人，面對身份和價值觀的衝突，會選擇某個最看中的價值觀、根據最優先認同的身份來投票。美國是一個保守主義氣氛濃厚的國家，女性也不例外。甚至很多家庭婦女、農村女性，往往比男性還要保守。就像“多年媳婦熬成婆”後也成為欺壓兒媳的惡婆一樣，很多女性也非常反對女權主義。尤其受與“程朱理學”有某種神似的基督教保守派思想影響的女性，視現代女權主義如洪水猛獸，對像希拉里這樣拋頭露面、獨立自信的女性非常厭惡甚至仇視。所以，很多白人女性本來就不贊同甚至反對女權主義，所以希拉里憑女權主義及女性身份，當然不能得到她們的青睞。這也反映了“身份政治”並不總是有效。而且，“身份政治”中存在多重身份的相對矛盾，多重身份者面臨何種身份為優先認同的糾結鬥爭。

   一些白人女性並不在乎相對獨特於男性的女性身份及特殊利益訴求，卻更在意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和白人血統和文化。在美國內陸（尤其南方內陸，所謂“深南部”諸州）、鄉村、低學歷和低收入家庭，很多女性是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信徒，也是白人至上或白人優越主義者。即便不是強烈的種族主義者，但也對少數族裔的種族平等等訴求反感或無感。就像《亂世佳人（飄）》中描繪的那些南方白人婦女，很多都是親近“3K黨”的種族主義者或附和者。包括《亂世佳人》作者瑪格麗特·米切爾本人，也起碼是同情種族主義的（當然她自己或許不覺得如此）。這從《亂世佳人》的內容和感情傾向就可看出。這樣的女性在當今美國仍然很多。即便其中有些人對女性身份自豪甚至支持女權主義，但她們更在乎白人身份和基督教信仰。所以，她們寧可投票給侮辱女性、反對女權的特朗普，也不投票給女權主義者希拉里。

    總之，特朗普依靠右翼的、保守派版本的“身份政治”，取得了2016年大選的勝利，並極大影響了美國和世界的現實社會與歷史行程。而保守勢力“身份政治”的形成和勝利，恰恰是由於進步勢力“身份政治”造成的影響和刺激。着名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對美國政治變動尤其特朗普當選問題進行的評論，就分析過“身份政治”的影響。後來，他還寫了《身份政治：對尊嚴和認同的渴求》一書，詳細論述了這個問題。他的核心觀點之一，即是認為進步勢力對“身份政治”的強調和運用，刺激出了保守勢力對其相對身份的認同、內部的團結和凝聚及廣泛的動員，最終導致特朗普的崛起和執政。我對此觀點是非常贊同的。

    無論是進步勢力為強調少數群體認同和利益訴求的“身份政治”，還是保守勢力為維護既得利益和舊有地位與尊嚴的“身份政治”，都將社會裂解為一個個基於其相對獨特身份、內部高度同質化的群體，並根據“進步”和“保守”分化組合為兩個陣營，“認人不認理”的站隊、“黨同伐異”式的爭鬥、“你死我活”般的博弈，將美國乃至世界許多國家撕裂，也在世界各國、各民族、各種信仰間設下高牆和堡壘，令世界進入更加分裂、對立和動盪的新的歷史階段。

    不僅在美國，全球都出現了基於“身份政治”（或與“身份政治”類似的基於種族、文化、信仰、地域、價值觀等形成的“對內高度認同”和“對外強烈排異”）的群體及相關的運動、行動。在印度，自從納倫德拉·莫迪成為總理後，印度教民族主義聲勢日盛，並將反伊斯蘭、對抗中國作為其主要的政治信條，並根據反伊反中的信條做了不少實際行動；在土耳其，埃爾多安政權以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為旗幟凝聚人心，打擊世俗的凱末爾主義者和試圖分離出土耳其的庫爾德人，以圖恢復“奧斯曼帝國”的舊日威風；在俄羅斯，普京也強調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與東正教傳統，以此團結國內和對抗西方。而台灣地區的“藍綠惡鬥”，以及涉及“本省人”與“外省人”、“軍公教”與大眾、“獨派”和“統派”的爭議衝突，也都有明顯的“身份政治”色彩。而在中國大陸，基於階級、性別、地域、民族和宗教的爭議也很激烈，只是由於中國的維穩體制及輿論控制，更多停留在“鍵政”這種口頭層面，對線下影響有限（但對現實仍然有一定影響，起碼是政府重視的民意，並可以影響一些具體事件，發言者也時有被舉報被學校和單位開除者）。

    這些國家和地區各種群體的動向，與美國的“身份政治”有一定的差異，但本質上都是強調獨特的身份認同，並且樹立向外敵視仇視的對象，以強化團結、對抗“敵人”和達成目標。而從現狀看，不談這些“身份政治”是非對錯而只看效用，他們團結“自己人”和實現某些政治、意識形態、利益訴求的目的，還是頗為成功的。

    “身份政治”之所以好用，就是因為它在很多方面符合人性的特點和現實的需求。“身份政治”將複雜問題簡單化為不同身份的人的衝突，並且默認相同身份者利益和立場一致，就符合人抱團結黨的特性。而且，同質群體確實有更多共同語言、共同價值觀、共同利益。而人不僅愛“黨同”，還熱衷“伐異”。人們對於體貌特徵、宗教信仰、文化習俗不同的他人，往往自然產生隔閡。而一旦有了很多接觸，尤其涉及到利益衝突，就很容易產生歧視和仇恨。而因為人的“黨同伐異”，所以往往會環護同類、鄙夷異類，因此各種個體衝突往往上升到群體間的對抗。然後雙方的每個個體都被裹挾進衝突，被對方群體所惡待，然後引起反彈，雙方你來我往，惡性循環。

    這種惡性循環下，大多數人很難跳脫，反而被深深的裹挾和進一步的參與。這不僅有“身不由己”的逼迫，更有仇恨產生的動力。相對於愛與和平，衝突和仇恨其實更能激發人們參與某些行動的動力，尤其是捨生忘死、不計血本的參與。“身份政治”下的惡鬥，的確會“勸退”一些旁觀者，但對於相關身份的涉及者尤其已經付出代價者，反而會更加堅定的參與。這又是“身份政治”對人性的利用和誘導。

    還有，對於大多數民眾而言，由於其知識水平、思維能力、日常精力、所處環境的限制，對於很多複雜艱深的政治議題和意識形態爭論，是難以充分了解和正確認識的，有些人乾脆對政治就沒有興趣。即便是發達國家的公民，受教育水平也有限，很難搞懂一般只有專業人士、學者教授才能搞懂的政策主張。人們也都忙於掙錢養家，閒暇也都主要在放鬆娛樂，對政治的關心有限，沒有空閒去認真詳細了解各黨派和各政治人物的是是非非。而如果搞“身份政治”，讓人們按照自己的身份、信仰、立場站位，大家就容易理解也更容易做到了。而且人們也會認為，既然政治是要為自己爭取利益，當然要站在自己人一邊，是非不重要（頭腦更簡單的，會不加思考下覺得自己立場就是對的，自己“是”別人“非”），重要的是立場。還有，以前很多對政治不感興趣的，根本就不去參與政治，連投票都不去。但在“身份政治”的影響下，“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和“價值”，有了作為某種身份者的責任感自豪感，就踴躍參與政治活動、積極為“代表自己”的個人和政黨投票了。這就讓“身份政治”風靡世界。

    很多自由主義者、個體主義者十分鄙夷“身份政治”，認為將個體與群體身份捆綁，本來就是一種愚昧的行為，有損個人自由，也不利於對普遍性的自由民主的追求和維護。這是有道理的，但卻不符合人性和政治的現實。普世的訴求雖然人人嚮往，但是卻也難以形成凝聚力，起碼難以單獨起到政治動員的作用。

   這有諸多原因。第一，自由民主是相對縹緲的東西，雖然也會實實在在影響現實，但卻不是那麼立竿見影。除了少數自由至上者和民主信徒，大多數人追求自由民主，是為了更具體的訴求而非自由民主本身。即便實現了自由民主，也未必能達成想通過自由民主達成的目標。自由民主還需要人遵守規則和克制，也是要壓抑人性慾望的。而人們對寬泛的自由民主缺乏興趣，更希望達成其具體目的。人們還需要即時的回饋和刺激。這些只有“身份政治”塑造的明確目標、營造的對內“同溫層”和對外“黨同伐異”才能滿足。第二，正因為自由民主是普世的，所以爭取它的人太多太龐雜，異質性太強，所以追求者難以團結，往往因為其他分歧而分道揚鑣。而“身份政治”中同一群體同質性非常高，即便也有內鬥，但是更有一致的利益與目標。第三，群體和大眾需要明確的、強烈的、共同的信仰和組織，以形成共識、相互合作、集體行動。而純粹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對這些恰恰是排斥的，更強調個體意志和自由選擇。這就導致某種“自由散漫”，不利於團結和行動。追求自由民主的一個重要障礙，恰恰是自由主義本身的特點暨弱點。

   回顧歷史，許多推動自由民主、結束極權的運動，都是以民族主義、宗教信仰等作為動員方式的。例如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普遍被認為是自由民主的勝利。但真正對二者起到巨大推動作用的、動員了更多力量參與變革的，恰恰是各國民族主義力量及一些宗教力量。東歐各國尤其波羅的海三國民眾的反俄主義情緒，更勝於反專制的熱情。例如第一個脫離蘇聯獨立的國家立陶宛，優先訴求的是民族獨立而非實現民主化。而波蘭的劇變，也是波蘭人強烈的反俄傾向加持及天主教力量助力的結果。而俄羅斯人反抗蘇聯，很大程度也是因為蘇聯為國內團結而壓制主體民族和最大成員國俄羅斯的民族主義。比蘇東劇變早數十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波蘭“波茲南事件”，雖然普遍被認為是反抗專制極權，但也都有着強烈的反蘇反俄民族主義成分。

    美國一直被自由主義者視為世界燈塔，並將美國二戰以來戰勝納粹德國、軍國主義日本、蘇聯紅色極權等各種邪惡暴政，視作自由主義的勝利。這也不符合事實或者說只是部分真相。自由主義的確是凝聚美國人心、讓世界許多國家知識分子和人民傾心的思想旗幟。但是，在戰爭及冷戰的具體組織和動員中，使用的思想武器並非自由主義，而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二戰期間，美國正是將保衛自由民主融於愛國主義之中，強調個人對國家的忠誠和奉獻，才激勵了上千萬美國男女參軍作戰。硫磺島上飄揚的美國國旗，當然可以被認為代表着自由民主，但其實它還是更代表美利堅合眾國。後來的對蘇冷戰，美國也始終最在意國家利益而非自由民主，否則就不會扶植那麼多臭名昭着的獨裁政權，還與高度極權和極左意識形態的紅色中國握手言和。後冷戰時代美國與中國、俄羅斯、伊斯蘭世界的對立與競爭，也更多是文明的衝突而非自由與專制的博弈。自由民主當然是一種潛移默化的號召工具，但只有藉助更有集體一致性的身份認同，才能發揮其抵禦外侮的威力。

    在自由民主與“身份政治”的碰撞中，往往經常是後者勝出。就像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本來是伊斯蘭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合作推翻專制的巴列維政權，但三方在巴列維政權倒台後很快決裂。伊斯蘭主義者輕鬆擊敗了自由主義者，擊敗社會主義者也沒費太大功夫。這顯然體現了伊斯蘭宗教價值觀和身份認同對穆斯林的強大凝聚力。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的典型阿富汗塔利班，在各種劣勢處境下堅持戰鬥二十年，擊敗了美國扶植的世俗的、有一定自由民主的阿富汗政府，重返喀布爾。這也反映了信仰和“身份政治”力量的強大。1927-1949年國共爭霸，中共最終戰勝國民黨，也是依靠強調“階級鬥爭”的“身份政治”，廣泛動員農民和工人，擊敗了相對強調自由民主的國民黨政權。其實國民黨政權的崛起和一度成功，也是有“身份政治”加持的，即以中華民族主義、漢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團結漢族公民。但後來，“中華民族主義”也被中共利用包裝自己，再加上對“階級”的強調及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鼓吹，獲取了更多支持，最終贏取了決定中國百年命運的兩黨搏鬥的勝利。

    最近幾年最能反映“身份政治”強大威力，尤其其鼓動、團結、破壞能力的，是2019-2020年香港反修例運動。在反修例運動之前，香港關於追求更多自由和民主的活動一直在進行，但一直是以相對溫和平靜的方式進行的。即便2014年聲勢浩大以要求“真普選”為目標的“占中”運動，整體上也相當平和。後來數年，因為國內外政治局勢的變化，香港的自由民主越來越受到限縮，但香港大多數民眾都很平靜，並沒有多大的現實反應。除了少數知識分子，大多數民眾雖心向自由民主，但卻並不熱衷政治，主要還是想的掙錢養家，在物價高昂的香港生存下去。

   很多香港人甚至會為了一些恩惠，投票給建制派。在香港回歸後的二十多年裡，在政治色彩較淡的區議會選舉中，建制派能夠得到超過五成選票，泛民只有四成，還有不到一成是中間派（當然2019年區議會選舉除外，這次選舉情況特殊）。在政治色彩較濃的立法會選舉的普選票中，泛民占有五到六成，建制派也有四到五成。而區議會和立法會投票率都只有五成左右。這說明香港民眾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並不是那麼強烈，起碼有一半選民對政治非常冷淡，只想拿選票換一些現實利益。

    與主張自由民主的力量日益消沉相比，香港本土主義勢力逐漸抬頭。這些人也追求自由民主，但更強調“香港人優先”的本土主義立場。還有一部分本土派更加激進，鼓吹“香港城邦論”及“香港獨立”。

    而香港本土派的崛起，很大程度在於香港本土居民與大陸人的隔閡與衝突。香港回歸以來，由於語言、文化、價值觀、習慣的差異，以及對香港有限的資源和機會的競爭，香港人與大陸人經常發生衝突，雖大多是個體之間的矛盾，但日積月累，也成了兩個群體普遍都有強烈感受的問題。而媒體的報道甚至炒作，雙方一些人士的火上澆油（例如北大教授孔慶東辱罵“香港人是狗”事件和香港部分人集資刊登“蝗蟲廣告”事件），加劇了雙方衝突。隨着陸港兩地交流的加深，衝突越來越頻繁。而因為眾所周知的大陸與香港在制度上的差異，也讓港人對大陸缺乏好感，並恨屋及烏，對整體大陸人也逐漸有了敵意（當然這也有部分大陸人的責任，例如為專制辯護和攻擊港人親英戀殖，然後引起很多本來是大中華主義者的港人逆反）。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本土主義勢力日益崛起。這些人不僅在思想層面構建“香港城邦論”等港獨理論，還在現實中發動一些行動騷擾和攻擊大陸人。例如早在2012年，本土派就發起“光復上水站”行動，抗議大陸“水貨客”的走私活動。類似的活動還有很多，主要針對的是在香港將非自需購買商品進行“人肉走私”的大陸“水貨客”。不過，由於香港法律對群己權界的限制，大多數歧視和衝突行為停留在口頭、私下，或在公開場所以相對克制的方式表達，很少釀成大規模衝突。但這僅僅是“不敢”、“不能”，而非“不想”、“不願”，部分香港人對大陸人的仇恨在不斷積累，排外和獨立傾向越來越強。

    終於，在2019年，借着對香港政府擬推出的《逃犯條例》的不滿，香港本土主義勢力將反中國（他們否認自己是中國一部分）、反大陸人、追求自決和港獨的長期蓄勢轉為現實行動。超過一百萬香港人參與了這場運動。運動一開始還較為和平，主要訴求也只是“撤回《逃犯條例》”。但因為政府低估了港人的反應，尤其林鄭月娥等人的處置失當，抗議越發激烈，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參與到示威遊行之中。在遊行示威中，“反《逃犯條例》”被稱為“反送中”，已經體現出其反大陸的本土主義色彩。這些香港市民所厭惡的，不僅是大陸的執政黨和統治集團。也包括整個中國、幾乎所有的大陸人。這場行動也不僅是為反對《逃犯條例》，而是香港本土主義思潮下，本土自決行動和反大陸/反中國情緒和行為的總爆發。

    6月，雙方衝突激化。以6月12日示威者衝擊立法會為界限，和平示威逐漸變為暴力衝突。而後來的7.21元朗襲擊事件和8.31太子站襲擊事件，是建制派和警察暴力的高峰，也更加激怒了反建制派。從6月開始，示威者開始襲擊大陸人、衝擊中資機構、襲擊親建制派人士和店鋪，打砸搶燒無一不為並普遍化。凡是表露出大陸人身份的人，無論是記者、遊客、學生、職員，都遭到了暴力攻擊，連在港大宿舍迴避衝突的大陸學生也遭到騷擾。此外，其主要口號也變成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的口號也時常出現，並打出相應旗幟。後來，衝突還演變為街壘戰，以本土派為主的反建制派堅持“武裝鬥爭”了數月之久。而相對和平的主流抗議者，也不顧辛勞的在街頭日復一日的抗議和掩護暴力者。直到後來，因為新冠疫情的爆發（此事非常意外，所有人都沒想到這個“黑天鵝事件”），以及中共和港府各種軟硬兼施，暴力才被平息，和平的示威和各種運動也逐漸停止。

    而能夠支撐超過百萬港人前前後後超過一年（其中激烈衝突期約半年）的高強度示威遊行、製造和承受暴力的，正是香港本土主義所構建的“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價值認同，及其衍生的價值觀念與相關利益訴求。其認同、價值觀及訴求的核心內容是（以下內容僅為代其表述而非認同，相反我並不認同還強烈反對）：香港人是一個獨立的、不同於中國人更不同於大陸人的、有着自己獨特歷史、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共同利益的族群，與中國人、大陸人利益不一致乃至相對立，並受到來自中國大陸及大陸人的各種“入侵”和“毒害”，要拒絕和排斥中華文化及中國人/大陸人，實行“香港人優先”的政策，並以香港與中國高度切割、“民族”自決乃至獨立為最終目標。而反修例運動的大部分時段（除了最開始幾個月），反建制派港人基本都是以這樣的認同、價值觀和訴求為動力和目標參與運動的。

   一些政治觀察人士將反修例運動視為捍衛自由和追求民主、反抗專制極權的運動。這當然也有道理。具體道理許多人都說過，我在此就不重複了。只說一下自己的不同意見。雖然整個運動有追求自由民主和反專製成分，但這只是其價值和訴求的一部分，且起碼在2019年下半年衝突最激烈時是相對次要的緣由。而反修例運動最主要的價值觀仍然是香港本土主義為基調，最具代表性的口號還是那句極具港獨色彩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如果說運動的性質和主打價值觀還有爭議，但動員百萬港人參與，尤其其中至少上萬人參與暴力的動力，主要當然是香港本土主義思想，既包括對作為香港人的驕傲自豪及港人優先權的維護，更有對中國的厭惡與對大陸人的痛恨。如前所述，仇恨而非愛與和平，才是讓人們捨生忘死投入政治運動的最大動力。香港人對自由民主雖然嚮往，但很少有願意為此死難者。“占中”的相對平靜，更能展現港人對自由民主的態度。而像反修例運動這樣激進暴力，只有被侵犯了具體的利益，有了明確仇恨對象，才能做到。而各種激進行動和持久抗爭，也需要明確的身份認同和內部團結，以明晰目標和分工協作。這一切，自由民主思想是無法完全提供的。只有強調香港人認同並強烈排斥大陸及大陸人的香港本土主義思想，才能讓部分港人為之捨生忘死、不顧一切。

    有人會拿港人對八九民運的支持、對六四的執着紀念反駁，認為港人也完全可以為自由民主而付出和堅持。其實，港人力挺八九民運、長期紀念六四，同樣有身份認同的因素。只是那不是香港本土主義的香港人身份認同，而是大中華主義的中國人和中華民族身份認同。許多港人之所以在1989年付出巨大心血支持民運、營救學生，既有對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追求，更在於作為中華兒女的血緣與文化認同。否則，為什麼越南、日本、蒙古、巴西、以色列，這些國家及民眾，沒有如此傾心投入八九民運和紀念六四？原因非常簡單，他們並不是中國人。而六四血案後，雖然美國、法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等國都不同程度表達對中共譴責，還收留了很多中國學生和難民（“六四綠卡”），但關注六四力度也不如香港，同樣是因為他們和中國是異國異族，香港是同文同種。港人對中國民主事業的追求，包含着強烈的家國意識，港人的“民主之夢”是從“中國心”萌發的。

    而隨着近些年香港大中華主義的消退和本土主義的崛起，參與紀念的六四的人數逐漸減少，關注力度也不斷下降。即便沒有《國安法》的出台和一系列鎮壓行動，對六四事件的紀念在香港也會越來越淡。這也反映了港人身份認同的變化。當部分港人不再認為是中國人，就會認為六四是“外人”的事，於是不再關心或至少不那麼熱衷。這也更加證明了身份認同而非自由民主，才是召喚和動員相關人群參與政治的最大動力。

   當然，從更深的層次、更根本的原因來說，部分香港人排斥大陸、仇視大陸人、厭惡與中國有關的幾乎一切，確實是因為大陸缺乏民主自由，沒有法治和公平。對《逃犯條例》的抗拒，也是對大陸專制極權的恐懼。但是，引起香港人憤怒和對抗的直接原因，仍然是與大陸及大陸人的各種價值觀和利益衝突。港人所攻擊的對象，仍然是具體的代表中國大陸和中國人（而非僅僅代表中共和統治集團）的人和物。他們不關心中國大陸是否會自由民主，也不指望大陸同意香港實現普選和更多民主，只是希望和大陸早日切割、和中國斷絕關係。

   甚至，這些港人在運動中一方面猛烈攻擊代表中國和大陸人的人和物，另一方面卻有意避開對中共重要人物和執政集團敏感點和象徵的攻擊。例如他們極少提及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對“中國共產黨”及其在大陸的“黑歷史”提及也很少，也沒有特地的刻意的攻擊過中共。這不像是無意間的忽略，而應是故意而為。至於原因，我個人估計，一是為強化其反中色彩、與中國大陸民主問題切割（以抵制支聯會為代表的大中華民主派“建設民主中國”的立場）；二是試圖以此減少中共對其的打壓，讓中共放過他們，他們不反對中共搞獨裁，換取中共允許他們搞“香港人優先”和港獨，互不干涉。他們在各種文宣和演講中，都是強調反對“中國”而非“中共”，強調“自決”而非“民主”。

    因此，香港反修例運動的聲勢浩大和反抗激烈，主要在於其發起了“身份政治”而非強調追求自由民主。我並不贊同這些示威者的大部分主張（只贊同“雙普選”等純粹追求自由民主的成分，反對港獨和本土排外內容），更反對主動的、針對相對弱勢和落單者的暴力。但是如果純粹從動員效果和產生的影響看，香港本土主義者的所作所為是非常“成功”的。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的發生，反修例運動的結果還很難說。相反，如果只強調自由民主和反專制，就難以吸引如此多的人參與，更難動員人們參與暴力行動。

    不僅是香港，很多國家關於追求自由民主和反專制的運動，往往都是以強調其族群身份的“身份政治”進行動員的。例如發生在烏克蘭的2004年“橙色革命”和2013年“廣場革命（親歐盟示威運動及衝突）”，都帶有一定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色彩，並以反俄羅斯滲透干預為重要訴求。今年的俄烏戰爭，烏克蘭人反抗俄羅斯的入侵，也是在捍衛自由民主的烏克蘭，但主要動員理由還是反俄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而近二十年泰國發生的多次政治抗爭，如反王權和反軍人的示威，示威者也是有特定身份、派系、具體訴求的，而非簡單的支持自由民主。如泰國的“反獨裁民主聯盟（紅衫軍）”主要由泰國農民組成，強烈支持民粹政治人物他信及其家族，其各種政治活動與其說在爭取民主反對獨裁，不如說是表達對他信民粹式民主的擁護；“黃衫軍”則主要由城市中產階級組成，是反他信、親王室的政治力量，名義上也支持民主，但卻贊同軍方對他信陣營的鎮壓（因為中產階級人數少於農民，在普選中總是失敗，所以聯合軍方鎮壓農民，以維持城市中產的政治地位）。

   還有一些頗有規模的政治運動，就與追求自由民主基本沒有關係，“身份政治”起到壓倒性的作用。典型就如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蘇格蘭獨立運動、北愛爾蘭獨立運動。西班牙和英國均屬於自由民主國家，其國內各地區的自由民主程度也沒有差別。但是像加泰羅尼亞、蘇格蘭、北愛爾蘭，還是有非常大比例的公民希望脫離現在所屬的國家而獨立。這裡邊當然有現實利益原因，但還有身份認同、價值觀念等非物質原因。其中蘇格蘭和北愛爾蘭還長期接受英國政府的“轉移支付（主要來自於英格蘭地區的稅收）”和各種優惠政策支持，並受益於作為英國這個老牌世界強國一部分的各種好處（例如優良的國內市場、強大的軍力、世界第一梯隊的國際地位和話語權）。如果獨立，這些好處都沒有了，但他們還是要獨立。所以他們並不是為了物質利益而獨立，而是民族和教派認同等原因。

   一些香港本土主義者、港獨分子，就或公開或私下的將香港與北愛爾蘭相比。他們中的“勇武派”把自己比擬成暴力組織“愛爾蘭共和軍”，稱讚後者武裝反抗英國政府、謀求北愛獨立的態度和行為。而在反修例運動中的一系列暴力，也的確與北愛反英分子所作所為類似。很多本土主義者也公開聲稱，即便中國大陸實現了民主化，他們也不願意香港與大陸融合，仍然會追求自決和獨立。他們這樣想，是有一定民意基礎的。《國安法》頒布前幾年的多個關於港人身份認同的獨立民調中，認為自己是完全“香港人（而非中國人）”的港人達五成五，認同是“中國人（而非香港人）”的僅一成，其他三成五認為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國人”。

    雖然民意總在變化，更久的未來中國大陸和香港如何變遷尚未可知，但香港的確已形成了相對獨特的文化、價值觀、生活方式，港人和大陸人也有很多隔閡衝突。尤其是港人和大陸人對資源、生存空間等現實利益的爭奪，更是難以調和的矛盾。未來即便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香港也很難和中國大陸完全融合。相反，民主體制的中國，更難壓制部分港人的獨立傾向和行為，畢竟民主政權不方便像專制政權那樣不擇手段的鎮壓。那時香港若仍有大規模的對抗大陸行為，就完全無法用現在許多人認為的“民主自由與專制極權的對抗”來解釋了。

    同理，中國的新疆、西藏問題，也並不是有了自由民主就能解決，相反那時維藏兩族追求獨立的浪潮可能更加強大。這早已有了蘇聯、南斯拉夫的前車之鑑。而共和國建國數十年來新疆和西藏少數民族的各種反抗對抗，同樣是基於民族和宗教的“身份政治”為紐帶，追求自由民主反而是次要的。即便在民族意識非常淡化的文革時期和80年代，維藏兩族仍然有着較為強烈的民族認同，其他時期就更如此了。無論現在的專制中國，還是未來的民主中國，想要解決好新疆和西藏問題，首要的考慮還是如何解決民族矛盾和宗教差異（雖然我認為大抵無法有效解決，想結束流血可能只有分家（雖然分家之後未必就不再流血）和漢少聚居區人口置換），而非認為改善民生或實現民主就能天下太平。而故意不提及民族矛盾和宗教差異試圖淡化問題，更是相當於掩耳盜鈴，除了騙自己沒有任何好處。

   我在文中講這麼多，尤其詳細談香港反修例運動，就是希望讓更多人明白，“身份政治”比自由民主更具吸引力和動員力，對中國和世界政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響。

    那麼，“身份政治”究竟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如果不談“身份政治”及其影響的性質（正邪），只論純粹的效果，那“身份政治”是非常有效的。而如果從對進步與落後、正義與邪惡較量的影響上，那可謂正負參半。“身份政治”更多是一個工具，類似於互聯網、槍支，好人可以用，壞人也能用。它也與“黨爭”頗相似，義士可以組黨為國為民，小人自然用它營私舞弊。對於“身份政治”，我贊同弱勢群體、少數群體、特殊群體利用其維護合情合理的、正當的、適當的利益；我反對既得利益者、優勢群體、邪惡群體利用其維護不當的、超出必要限度的、損人利己獲得的利益。

    因此，我當然反對如美國保守勢力那種鼓吹白人優越主義、基督教保守主義（甚至原教旨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身份政治”。相反，我贊同如美國進步勢力為維護女權、少數族裔權利、LGBT權利、殘疾人權利等而進行的“身份政治”動員。但是，我也反對進步勢力和各弱勢群體、少數群體過度強調自己的特殊身份、過於戰鬥性的對待異質群體、在言語上和行動中做出各種反向的歧視與優越行為。還有，無論持怎樣的立場，都應該尊重基本的事實，據理力爭、保持誠實，而不能否認客觀事實、認人不認理、胡攪蠻纏、撒謊與欺詐。

    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普遍認為，進步主義的“身份政治”是人為將所有公民拆解為不同的群體，並且鼓勵一部分群體索要“特權”，破壞了平等性和個體自由。他們主張，應該“一視同仁”的對待所有公民，一切按照普適所有人的法律與制度對待之。這樣的說法在中國自由派人士中非常流行，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意見。當然，中國體制內精英也基本持這樣的看法（當然他們還要既得利益者的特權）。

    這樣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本文在前面已經列舉了大量事實和證據，清楚的說明了不同群體之間存在的各種非個人努力因素的差異，恰恰要保障弱勢群體和特殊群體特定的權利、特別的需求，才能真正實現平等。就像對於女性而言，且不談社會文化和歷史遺留問題對女性的不利影響，僅僅由於其與男性在生理基礎上的差異，就需要有諸如女性生育權利和自由、女性就業的機會及必要的工作條件保障、保護女性免受家庭暴力及家暴後得到救助權利等。如果沒有這些保障，她們即便再努力，整體和平均上的社會地位、收入、自由度、安全感等也遠遠落後於男性。（當然，對於男性因性別歧視和客觀條件導致的相對損害，也需要有平權措施予以補償。另外，女性在享受各項權利包括特殊權益的同時，也應當承擔相應的義務、做出與所得匹配的貢獻。不同性別者應該多體諒對方的難處尤其獨特的難處，而非僅僅談自己的需求和權利）

   同樣，對於殘疾人，其由於種種外力、自我不慎及先天因素導致的傷殘，就讓他們無法做到像健全人一樣程度的就學、就業、出行、辦事，甚至穿衣吃飯都不能自理。而且，即便他們試圖自立自強的學習和工作，仍然會遭遇大多數普通學校和一般單位的拒絕和歧視。哪怕一些殘疾人有相當於甚至高於健全人平均程度的學習和工作能力，很多學校、企業也會出於各種顧慮（乃至僅僅是出於對殘疾人的厭惡）而拒絕其入學和入職。面對這樣的現實，如果國家和公共機構對其與健全人“一視同仁”，就等於對他們的遺棄。這對於文明的社會，是反人道的野蠻行徑。何況，有很多殘疾人的殘疾，恰恰是健全人及社會各環節為自身利益而造成的（例如工傷、交通事故、戰爭），全社會尤其造成傷殘者傷殘的受益方，是有強烈責任做出補償的。只有通過積極的介入和平權，提供衡平救濟，才能接近相對的平等。

   還有一些特殊群體，其實所求的，正是像大多數一般人那樣過普通的生活、有主流群體那樣的一般性權利。例如對於同性戀者，有一條重要的要求即是“同性婚姻合法化”。他們這個要求過分嗎？他們僅僅是希望能像異性戀者一樣擁有婚姻而已。當然，你說“同性戀和異性戀並不一樣”，那不就是歧視嗎？說好的“一視同仁”呢？除了少數激進的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大多數LGBT群體的訴求，僅僅是希望像普通的順性別異性戀者有一樣的權利和機會罷了。他們只是希望不被歧視的、光明正大的生活在世界上，不用為了並不損害他人和社會的性取向和性傾向而活在暗處。（當然我個人是傾向於立專法而非修改民法、先採用“民事結合”等方式保障同性戀婚姻權等權利的，並不贊同激進的、影響傳統秩序和倫理的法律與政策大修。台灣的同婚專法就是很好的前例，值得大陸和其他國家地區借鑑）

    起碼在中國，老人這一群體也是遭受歧視、排擠、欺凌、虐待的對象。在中國互聯網上，到處都是相對年輕的人（尤其90後、00後）對老年人各種“耍賴”、“撒潑”、“碰瓷”行為的譴責，以及對老一代人各種陳腐觀念和落後言行的嘲諷。看起來似乎中國年輕人很有素養，而老年人則素質低下、醜陋不堪。輿論之所以如此，其實僅僅是由於年輕人普遍擅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而老年人普遍不會上網或使用社交媒體不熟練，所以導致的話語權差異而已。而年輕人指責老人“撒潑”、“耍賴”，而年輕人似乎不這麼做，其實是忽略了老人和年輕人體格的差異。對年輕人而言，不需要撒潑打滾，只需要正常說話就能解決衝突。如果是身體健壯的青年男性，僅僅站在那裡一言不發都能讓對方恭恭敬敬。而對於身體相對柔弱的老人，在衝突中往往只有做些撒潑的動作，才能爭取權益（合理或不合理的權益），才能在和年輕人博弈中有一些勝算。年輕人只看到老人撒潑，而忽視了自己的身體優勢可以占很多便宜。

    至於老年人思想比較陳舊、言行落伍，也更多是歷史環境問題，及老人因視聽和學習等能力退化難以跟上時代，應該更多是同情理解，以及想辦法促進老人對現代信息社會的適應，而不是嘲諷指責乃至現實中的欺凌虐待。至於老人中的壞人，比例未必高於年輕人，只不過不像年輕人相對精緻利己的懂得偽裝、其醜惡看起來更加明顯罷了。一般來說，老人中好人和起碼不壞的應占大多數，壞人只是老人中的一小部分。可中國年輕人普遍對老年人不友善，起碼在互聯網上表現的是非常厭老，老人在中國互聯網輿論場上缺乏應有份額的話語權。這樣的現實也反映了中國需要保護老年人權益的“身份政治”，爭取讓老年人能夠用文明合理的方式爭取平等的獲取各種公共資源和利益的權利與機會，並且能夠有相當的話語權。

    因此，支持一部分“身份政治”而反對另一些“身份政治”，並不是雙重標準，反而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於進步勢力和弱勢群體的“身份政治”，我們也完全可以就事論事談論具體案例的是非，而非在整體上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

    不過有一點，進步主義的“身份政治”參與者與支持者，必須明白他們必定會面臨保守主義的、既得利益者所組織的相對立的“身份政治”的反撲。前面我舉的2016年美國大選的例子就是證明。而在中國，女權主義也遭到男權勢力的反撲，殘疾人及艾滋病人維權，也被健全人和非艾滋病人猛烈攻擊。“身份政治”的參與者在享受“抱團取暖”的益處同時，也需要共同承受對立陣營對己方的無差別打擊。這種身份對立顯然也會惡化社會生態、網絡生態，導致社會衝突加劇、動盪不安。這都是“身份政治”的副作用。雖然我個人認為進步主義的“身份政治”仍然利大於弊且的確必要，但參與者也應明晰代價和副作用，對此做好相應的心理準備和現實準備。

    對“身份政治”，自由主義者還有一種指責，即認為將個人歸為某類集體成員，將其標籤化，是抹殺了個人的獨立性、獨特性。他們更反對通過一個人的身份（尤其與生俱來的身份）來判斷一個人的立場、價值觀、言行乃至是非對錯本身。自由主義者這樣的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也體現了其對個體意志和選擇的尊重，有利於個體的獨立自由。但這不意味者自由主義就是對的、集體主義或“身份政治”者是錯的。相反，在現實中，人們的價值觀、立場、行為性質和傾向，與其身份往往呈高度正相關，用句俗話就是“屁股決定腦袋”。

    文革時毛澤東說過：“親不親，階級分”。這樣的話顯然有以偏概全之嫌，還加劇了文革中殘酷的且不必要的“階級鬥爭”，並被自由主義者強烈批判。但批判者又陷入了對其完全否定的另一個極端。現實里，相同階層和身份的人，的確更多是站在相同立場的。就像中共統治階層的成員們，雖然各種內鬥，但絕大多數人在涉及到其作為統治階級共同利益如政權存亡時，態度就會驚人的一致。公務員、公檢法、醫療人員、教職工，也會站在他們各自身份及相關利益的角度看待問題和對待他人。工人、農民被欺壓的相對一盤散沙，但在很多時候也有驚人的團結。當然，也有一些自身階級和圈子的“反叛者”，但無論中外都是少數，在中國更是異類。知識分子相對特殊，似乎相對獨立自由，但其實也都受制於各種主觀客觀的影響與約束，也在各種議題和事務上因個人價值觀、經歷經驗、利益訴求等，有着相應的立場和選擇。所以，“親不親，階級分”在現實判斷中正確的概率遠大於錯誤。這也證明了“身份政治”的存在合理性及在現實中的根深蒂固。

   每個個人超脫一切環境的束縛、打破所有身份的限制，實現完全的自主，只是一種理想下的“應然”；而絕大多數個人不得不適應環境的塑造、依託身份依附集體，無時不在外在的約束和內心的枷鎖下求存，才是從古到今乃至未來永久的“實然”。而廣義的“身份政治”，也將以各種形式持久的伴隨着人類的歷史與前程。

    “政治正確”面具下的虛偽與真實

     回到對“政治正確”的討論上來。反對“政治正確”者除了對“政治正確”內容本身的反對，還會從“政治正確”的現實影響來否定其價值。反對“政治正確”的人聲稱，強行要人們遵循“政治正確”，就導致人變得虛偽，擅長撒謊，嘴上一套心裡一套、表面一套背後一套。他們據此還攻擊各種贊成和遵守“政治正確”者是“假正經”、“假慈悲”、“裝樣子”。例如中國互聯網平台就常常聲討西方“白左”的“虛偽”和“慷他人之慨”，認為這些看起來同情弱勢、鼓吹“政治正確”的進步派是“聖母婊”。

    那麼，“政治正確”的確造成或助長了人們的虛偽和謊言嗎？首先，這無法一概而論。具體分為以下幾種情況：1.對於有些人，“政治正確”所要求的東西本來就是其發自內心尊重和遵守的道德準則，無論有沒有“政治正確”的約束，其都會保持對包括弱勢群體在內各種人士的尊重，並對弱者有着真摯的同情；2.另一些人則對“政治正確”內容無感、沒有強烈的贊同或反對，對“政治正確”的要求一般選擇遵從，循規蹈矩的過日子；3.而還有一些人，的確是表面上不得不遵從“政治正確”的要求，但內心裡對女性、黑人、同性戀等十分厭惡，對犯罪和災難受害者等不幸的人也缺乏同情，甚至內心幸災樂禍。不過，因為“政治正確”的束縛，不能表達出來。他們將歧視和鄙夷藏在心裡，或者以其他隱蔽的方式表達，如在比較私密的場合或匿名環境下發表歧視和仇恨言論。4.更惡一些的，表面遵守“政治正確”，暗中卻想方設法欺騙弱者、坑害他人。

    對於第一種，無論有沒有“政治正確”，都不影響他們對待弱者和他人的態度、行為。這就像很多道德高尚的人，沒有法律約束也不會做損害他人和社會的事。對這樣的人，“政治正確”沒有多少實際影響。但“政治正確”的樹立，是對這樣的人自覺尊重他人、同情弱小的肯定，等於對當事人還是有正面意義的。

   對於第二種，“政治正確”就像學校里教的文明禮貌的學生守則，起到一種對言行的規範和引導，有利於這些一般情況下占人口大多數的普通人有更良好的言行習慣。而對這些人的價值觀和內心，即便他們不那麼熱衷“政治正確”，也不至於逆反，僅僅是相對無感罷了。

   對於第三種，的確算得上是虛偽的、兩面派的人。反“政治正確”者批評“政治正確”，也正是以這樣的人為例。這種人的確品質不好，道德差劣，尤其是不誠實和口是心非。但是，這並不能說明“政治正確”造成了患害，反而反映了“政治正確”對各種言辭惡毒、缺乏同情心、心理陰暗者的約束。

   一定程度上，的確是“政治正確”造就了這樣的“偽君子”。但是，如果沒有“政治正確”，這些人就會成為“真小人”。關於“偽君子”和“真小人”何者更壞，也是一個長久的爭議話題。“偽君子”的危害主要在於口是心非，擅於偽裝和欺騙。但是，如果他並沒有什麼實際方式坑害、傷害你，尤其你加強防範的話，他們並不能對你產生多大負面影響。而“真小人”則不僅可以當面噁心你，背後當然也不會對你做什麼好事。這樣的人的確比較容易發現。但其實，他們之所以敢對你“小人”，大抵還是你相對弱小。如果你弱小，即便你通過其青面獠牙的舉動了解其惡，也未必有什麼辦法阻擋。如果你強大，他一開始也就不敢對你耍小人行徑。相比而言，起碼我個人認為“真小人”比“偽君子”更加噁心。

    其實，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都有“偽君子”的一面。畢竟人都是自私的，悲歡也難真正相通，在人際關係中也普遍是“近則不遜遠之則怨”。一個人不公開的對他人的痛苦幸災樂禍，不因一些仇怨當面辱罵斥責結怨者，已經是一種克制與尊重。至於內心如何，是沒必要管也管不了的。即便再善良正直的人，在骯髒齷齪的世界受傷受辱後，也會萌發出一些可怖的想法，也想對着仇人乃至無辜的弱者說一些骯髒醜陋的話以發泄憤怒。歧視、偏見、仇恨，也深植人性之中，並因人在社會中的遭遇和衝突而誘發與放大，很難從內心徹底拔除。只要這些歧視和仇恨沒有付諸言語和行為的實踐，沒有公開對着想傷害的當事人進行侮辱威脅騷擾，那就只能當做沒有發生。所謂“論跡不論心，論心無完人”是也。而“政治正確”正是這樣起到這種約束，讓人們在衝突和憤怒中多些克制和忍耐。

    而且，“政治正確”雖然讓人相對虛偽，但也減少了許多衝突和仇恨。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很多怨仇，往往就是“風起於青萍之末”，因為各種口角而誘發。尤其是“罵人揭短，打人打臉”，就可能結下天大怨仇。面對相對弱勢的人和群體，攻擊其傷疤、指斥其短處，攻擊者一時非常痛快，但很容易引發反彈，然後互揭傷疤互擊軟肋，社會陷入仇恨之中。或者弱者忍氣吞聲，轉移傷害給更弱者，社會更醜陋黑暗了。這都不是什麼好的狀況。而“政治正確”正是明確禁止類似行為，以減少社會戾氣和仇恨，保持社會和諧。人們不說的確會憋在心裡，但也比充斥於社會中更好。對於憋在心裡者似乎不能出氣，但其實也是在保護他/她不被更強者同樣攻擊。

   而第四種人很是可怕。他們不能當面講出來，就轉而暗箭傷人。對於這樣的人，“政治正確”似乎是起到負面作用，也的確是有些負面作用。但如果一個人或者群體惡毒至此，有沒有“政治正確”都不會幹好事。就像法律的高壓下，一些人通過陰暗隱蔽方式規避法律去損人利己。但如果沒有法律，這樣的人就老實本分了嗎？顯然不太可能。他們的陰暗敗壞，不能怪到“政治正確”頭上。

    因此，“政治正確”的確可能讓一部分人變得虛偽、兩面派，但整體上利大於弊，更多起到了對人們尤其社會精英、既得利益者的約束。

    再談另外一個問題。那些支持、尊奉“政治正確”的人們，尤其西方的“白左”，是虛偽、雙重標準、兩面派的“聖母婊”嗎？

    這同樣無法一概而論。歐美、港台、日韓、中國大陸，乃至歐亞非拉其他各國各地，都有許多支持和奉行“政治正確”的人，其中也有很多比較符合“白左”、“聖母/聖母婊”特徵的。總體看，除了都支持“政治正確”，這些人身份、價值觀、言行都非常多樣，品性也各有特點。我自己也接觸過不少類似的人。

   這些人當中的確有些不好的人，其最不好的方面不是虛偽，而是雙重標準。一些支持“政治正確”、價值觀似乎是左派的人，一方面對一些進步價值觀和立場很是尊奉，但在涉及到自身及所屬群體利益時，就放棄同情弱勢、主持正義，甚至把作為相對強勢的自己群體打扮成受害方，利用左派同情弱勢的價值觀來掩飾其群體及祖輩之惡，維護其既得利益。例如北京公知dxx。還有一些港台自由派進步派人士，也是一方面大談進步思想，一方面對仇視和攻擊大陸人的行為網開一面，以及表現一些表里不一的行為，例如某媒體的創辦者zxx。雖然有些事如果換位思考也無可厚非，但並不是無可非議。

    而如果說“虛偽”，這個涉及的範圍就很大，定義也不那麼準確。何為虛偽？口頭宣揚正義實際當鍵盤俠是不是虛偽？某種程度的確是。但如果這樣算，這世界上很少人不是虛偽的。而且如果幹脆連口頭的發言和討論都不參與，豈不更加犬儒？在言語上支持而沒有實際幫助是不是虛偽？好像也算。但即便能做到口頭的聲援乃至一個聯署，在充滿各種風險壓力的世界，已屬不易。何況有時人與人遠隔重洋，本來也不可能在現實里幫上什麼。只偶爾的、少量的付出一些物質、金錢和精力，象徵性的幫助他人，是不是虛偽？很多人也認為算。但其實能做到這樣的人，起碼在中國人中，相對芸芸眾生已非常稀少。如果這還嫌不夠，豈不是“升米恩斗米仇”？

   以上說的主要是中國大陸和港台的。那麼歐美各國的進步派政治家、社會活動人士、知識分子和普通公民呢？他們是不是虛偽的“聖母婊”？“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我上面提到的這些中國陸港台的，在歐美支持“政治正確”和價值觀為左傾進步的人中也能有許多對應者。雙重標準者、有所虛偽者皆有。但就我有限的了解，歐美真誠的、不雙標的、付出更大代價的進步人士，是更多更普遍的。

    無論美國，還是歐洲，他們的進步人士一直都在有實際付出。從宏觀上看，因為他們收入都較高，所以他們在進步派掌權時都需要繳納不菲的稅金，正是這些稅金成為幫助弱勢群體的經濟來源。可以說，除了極貧困者，歐美的進步人士，無論是政治家、知識分子還是普通民眾，都是選舉了對其徵收高額稅收的進步派大政府，以個人收入來支持進步政策的。其稅負還很高，每個人交的稅占收入的20%-50%，其中很大一部分用於支持和幫助弱勢群體。這可算是真金白銀的付出了。而他們本來是可以選擇支持低稅收的小政府的。（當然，也有人批評他們，認為他們所支持的措施，讓那些並不願意支持弱勢群體平權的也付出了稅款，是“慷他人之慨”。但首先這些進步人士自己也慷慨了；二是社會每個共同體都需要遵守“社會契約”，包括尊重民主選舉的結果。何況，保守派也往往推動各種印錢和減稅政策，讓全民為大企業的虧損和破產買單。這是不是“慷他人之慨”呢？）

   如果這些還算某種程度的強制，還有個人額外的自願捐款。美國進步人士在各種人道主義災難救助和日常對貧困群體的募捐中，都多多少少會有捐款。而傾向進步的富豪捐的更多。很多國人說他們為了避稅，或許部分比較吝嗇的富豪（如貝佐斯）是這樣，但還有很多如比爾蓋茨、巴菲特，都是很能慷慨解囊的。即便平民百姓，也有很多為例如非洲饑荒、南亞洪災等積極捐助，拯救了無數生命。

    而難民和移民的接收，也可以反映歐美進步人士的真誠。自從二戰結束以來，歐美累計接納了數千萬來自戰亂和貧窮地區的難民和移民。除了少數因曾為美國立功及宗教信仰因素被保守派營救和安置，絕大多數難民都是被左翼進步派或傾向進步陣營的中右立場的人士接納。就像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高峰期，僅德國就接納了超過100萬難民。而對難民的住房安置、資助、生活幫助等，絕大多數都是進步人士在付出。許多家庭將自己家的房間騰給素不相識的難民居住，表現了真正的人道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

   而歐美各國進步人士對本國弱勢群體的支持幫助，更是長期持續的。最典型即關於殘疾人的各種設施、服務與協助。在歐美國家，很多公共場所都有完整實用的無障礙設施，如殘疾人停車場、殘疾人專用樓梯、殘疾人助聽系統等。包括許多公交車都有專門方便殘疾人上下車的工具。這些都不是擺設而是一直有人維護。在發達國家的大部分地區，殘疾人都可以暢行無阻。而這些設施及服務需要的資金、人力等非常龐大，需要巨額的資源投入建設和維護。而殘疾人自身創造的財富是有限的，大多數當然是從健全人的稅金中獲取。另外，修建這麼多關於殘疾人的設施及配置服務人員，也會占用健全人的資源和空間。但歐美大多數國民並無怨言，進步人士更是強烈支持。這些都是他們付出的實實在在的代價。

    即便如此，一些國人仍然會找出各種理由來證明西方“白左”的虛偽。例如他們認為以上的行為只是建立在以前殖民掠奪的基礎上，現在又利用專利和貿易紅利獲取豐厚利潤，所以才拿出殘羹剩飯支持弱勢群體。這種施捨只是改良，“政治正確”也是遮羞布，並不能改變更深刻的不平等的現實。他們的說法有一定道理，其實西方一些進步人士尤其極左勢力自己也是這麼認為的。但顯然，他們做的已經很好了。換成中國既得利益者，可是不僅一毛不拔，還想更多從弱者那裡撈取利益。

   至於更加“徹底”的革命，無論蘇聯還是曾經的中國，都進行過，結果不僅沒實現平等，還導致更惡劣的腐敗和特權。雖然有一部分“勞苦大眾”做到了徹底“翻身”，但無非像古代農民起義勝利者一樣，搖身一變成了新的統治階層，且對人民的剝削壓迫更加殘酷和肆無忌憚。而西方發達國家在二戰後一系列改革，卻大大改善了法治和民權尤其弱勢群體的權利保障，還大幅縮小了貧富差距，平等和公正程度遠超各種自我標榜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有，一些國人口口聲聲支持“徹底革命”，讚揚西方激進政治人物如桑德斯、齊澤克，卻反對溫和進步派的希拉里、拜登，看似是更激進，其實他們知道越激進越不能實現，也難以在中國複製，他們才支持。對於主張現實可行（完全可以搬到中國推行）、真正能夠威脅到他們既得利益的溫和左翼，反而警惕恐懼。這也反映了他們“打着紅旗反紅旗”的陰險內心。

    不過，西方發達國家也並不是天堂，“政治正確”也不是靈丹妙藥。一些支持或標榜“政治正確”的歐美政客和民眾，也未必真有同情心，甚至會利用“政治正確”來搬弄是非、謀取私利。例如旅加華人陶短房先生就曾經寫過多篇關於加拿大“政治正確”的文章，有時事評論，也有親身見聞。這些評論和見聞讓人窺視到發達國家“政治正確”的複雜性和一定的虛偽性。例如一些人對華人種族歧視，但是如果你反擊他，他反而會攻擊你種族歧視他。一些族裔還利用“政治正確”護身符紀念一些傷害華人感情的事件（如果沒猜錯應該是日裔紀念所謂“終戰日”）。還有“政治正確”在不同場合的標準也是不同的，如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對宗教宣傳的態度就截然不同。不同內容和層級的“政治正確”還會相互衝突，想搞清何者優先何者靠後，也需要一番功夫（雖然我認為那些“政治正確”的先後次序是很有道理的）。而加拿大政府包括進步勢力在原住民處境等問題上的表現，也反映了發達國家“政治正確”和“身份政治”的某些虛偽和局限。而在歐洲、澳新，估計也是差不多的。

    誠然，西方國家也有各種各樣的缺陷，“政治正確”也不是那麼美好，很多進步人士的付出也有限，非常真誠熱情的人也只是相對少數，且有着各種各樣的缺點，但整體上，西方進步人士仍然付出了許多實際的代價，如金錢、精力、生活空間等，基本做到了力所能及範圍內的“知行合一”。這已經遠遠好於中國陸港台的絕大多數人了。這也說明，他們支持“政治正確”，並不是說一套做一套，而是將所稱的理想付諸實踐。 

無產階級專政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這是馬克思政治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也是列寧主義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在致約瑟夫·魏德邁的信中（1852年3月5日），馬克思雖然否認是他發現了階級或階級鬥爭，但卻堅持認為：“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 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 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 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 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79—480頁）。然而，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準確地說明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概念到底是什麼意思。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中，他談到了革命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認為這種社會就是“ 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 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 消滅43一切階級差別……必然過渡階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79—480頁）。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他也曾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成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 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1頁）。但是以上論述和馬克思着作中提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其他地方，都沒有對它作進一步的解釋。

　　不過，有一篇重要的馬克思着作，即關於1871年巴黎公社的小冊子《法蘭西內戰》， 我們倒可以把它看作是他對他心目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詳細描述。馬克思後來說巴黎公社“不過是在特殊條件下的一個城市起義，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數人根本不社會主義者，也可能是社會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22頁）。然而，恩格斯於1891年為《法蘭西內戰》新的德文版所寫的序言中卻說：“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36頁）。根據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看法，恩格斯的觀點是有根據的。

　　對馬克思來說，巴黎公社的意義（“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8頁）就在於，它不象以衣的專政，它已開始粉碎國家機器，並把權力交給人民。“先前屬於國家的全部創議權都已轉歸公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5頁）；公社的市政委員會由普選產生，而且委員會的大部分成員“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公社廢除了警察和常備軍，並以武裝起來的人民卻取代他們；像其餘的一切公務人員一樣，“法官今後應該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並且可以撤換“；所有的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5頁）。馬克思還說：“公社制度將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然發展的寄生贅瘤——‘國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同上，第337頁）。總之，馬克思把巴黎公社看作是將權力交給工人階級並建立一個儘可能接近直接民主政權的嘗試。

　　這表明，根據馬克思的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含義就是字面上所說的，即他所認為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僅是一種統治的形式，無產階級在其中將行使迄今由資產階級行使而實際的管理任務委託其他人的那種統治權，而且也是一種管理形式，工人階級在其中將實際進行管理並迄今履行由國家執行的許多任務。

　　這種把無產階級專政既看作是統治形式又看作是管理形式的觀點，在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述。列寧的這部着作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嚴格依據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闡述而寫成的。然而，這部着作沒有涉與無產階級專政有關的一個重要問題卻黨的作用。因為“無產階級專政”與“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顯然是有很區別的，而在理論和實踐上流行的恰恰是後一種表述。

　　同樣地，對這一概念所附加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含義已出現了問題，這就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解釋成是在革命過程中和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時期中無產階級對自己敵人的一種無情鎮壓（參看社會主義的過渡條目）。列寧在1918年底就曾寫道：“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237頁）。這就意味着國家及其強制機構可以根據不嚴密的法律條款和借無產階級的名義來使用鎮壓手段。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一直存在爭議，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的自由人聯合體，就是沒有政治獻金制度與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參選的民主政治，東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政黨的一黨專政。 

蘇聯總統的積極意義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在中國互聯網上，一談到戈爾巴喬夫，就幾乎是一邊倒的謾罵嘲諷之聲。諸如戈氏是“把蘇聯搞解體的罪魁禍首”、“導致俄羅斯衰落的歷史罪人”、“西方扶植的傀儡”、“社會主義的叛徒”等言論鋪天蓋地，似乎戈氏真的是個十惡不赦、一無是處的大奸大惡之徒。中國官方也將戈氏當成反面典型。“中國不能走戈爾巴喬夫的老路”，成為中共政權和中國國家主義者經常念叨的口頭禪。

　　那麼，事實真相真是如此嗎？戈爾巴喬夫真有這些“罪過”、真的這麼不堪嗎？

　　答案不僅是否定的，且真實情況與上述這些流言和評價大相徑庭甚至完全相反。

　　首先說眾所周知的一面。戈爾巴喬夫上台以後，推行“民主化”和“公開性”，力倡“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推動蘇聯民主改革和思想解放，將沉疴既久的“斯大林體制”推翻，結束了從列寧-斯大林時代以來蘇聯罪惡的專制與暴政，讓蘇聯人民知道了歷史真相、得到了真正的民主權利。僅憑這些，自由派陣營就足以將戈氏稱為偉大的人物。

　　不過，對以上這些，極權主義者、國家主義者、列寧-斯大林主義者們不屑一顧，甚至將這些成就認為是毒瘤。他們仍然將“搞垮蘇聯”、“西方傀儡”等帽子扣給戈爾巴喬夫，認為戈氏讓蘇聯這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轟然解體。僅僅“導致蘇聯解體”這一點，就足以讓這些人從根本上否定戈氏。

　　可事實上，這些可統稱為“非自由派”群體的指控從事實本身看也是不成立的。上述那些中國官方與民間對戈爾巴喬夫的指責，不僅從價值觀角度是反動、落後、愚蠢的，從事實層面也是錯誤、荒謬、無知的。戈氏實際上的立場和行為，很多恰恰與這些指責完全相反。

　　第一，戈爾巴喬夫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甚至也是共產主義者，而非反共主義者。無論戈氏在擔任總書記前的履歷，還是擔任最高領導人的歲月，戈氏從未有過反共主義傾向，相反積極捍衛和拯救社會主義。甚至，當他離任最高領導人、蘇聯也已解體，他仍然不反共，只是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有了更多反思，少了一些堅持。

　　戈爾巴喬夫擔任總書記前，作為開明但未脫序的官僚的經歷自不必說。當他大權在握、推動改革時，也沒有將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當成其政治目標。正如他提倡的，是“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只是反對他認為已經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斯大林體制”，希望社會主義體制中增加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成分，以及強調公開化與追求真相，而非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價值體系。

　　在其經濟改革中，戈氏仍強調公有制經濟的重要性、主導地位，甚至強調仍然優先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代表產業重工業。在政治改革中，戈氏在強調民主政治重要性同時，並不放棄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性質，並且認為只有實行民主才能讓社會主義更加真實和有活力，相當於認為“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民主；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在對外關繫上，蘇聯仍然以社會主義陣營主導者身份自居，與西方緩和同時仍然堅持與西方資本主義模式的競爭。里根在會見戈氏後，就稱戈氏為“頑固的布爾什維克”。

　　種種跡象都表明，戈爾巴喬夫並未試圖顛復社會主義，而是堅持了社會主義。他的一系列改革，只是讓社會主義更加人道和民主，更具活力和可持續性。只是由於歷經許多破壞者尤其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的統治，蘇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遭受嚴重破壞，已經沒有了再走上民主社會主義的軌道的可能性。

　　第二，戈爾巴喬夫是蘇聯這個聯盟國家的捍衛者，而非解體的推手。與其對社會主義問題的立場和行為一樣，戈氏不僅沒有試圖瓦解蘇聯，反而是努力在維護、捍衛蘇聯這個聯盟國家的存在。

　　戈爾巴喬夫在大膽啟動經濟政治改革的同時，對於蘇聯的民族和地域問題則是頗為謹慎、保守的。戈氏也想到了蘇聯會因為民主化導致各地民族主義勢力趁機興起。出於這種擔心，他採取了許多方式避免分離主義的滋長。例如，在分配蘇聯副總理及其他具象徵意義的副職時，戈氏政權採取了此前任何領導人都沒有實行的方式，即讓幾乎每個加盟共和國人士都並列得到一些重要職務，出現同時有十幾個副總理的“奇觀”。此外，戈氏還採取各种放權措施，將蘇共中央/蘇聯中央政府的部分權力讓渡給地方黨政機構。戈氏試圖以這些方式拉攏地方勢力，避免分裂。

　　在對待地方抬頭的分離主義時，戈爾巴喬夫也並不手軟。無論是對葉利欽這樣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葉利欽主張強化俄羅斯這個加盟共和國的權力，而弱化蘇聯中央政府權力），還是立陶宛等波羅的海加盟國、高加索諸加盟國的分離主義勢力，都採取了各種手段強烈打壓。戈氏一再通過政治和法律手段壓制葉利欽的崛起，主要目的並不是和葉利欽爭權奪利，也不是和葉利欽在自由民主路線方面有根本分歧，而是擔心葉利欽為代表的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興起。在波羅的海地區、高加索地區，都發生了流血衝突，戈氏的選擇是有限度的武力鎮壓而非聽之任之。當然這種打壓力度自然不及斯大林時期那種鐵腕和血腥，但是仍然展現了戈氏在國家統一立場上的強硬。

　　那麼為什麼蘇聯還是解體了？那是因為分離主義勢力離心傾向太強、民心所向，以及民主化和公開性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所致。立陶宛等波羅的海國家與俄羅斯、蘇聯都有血海深仇，文化上也更加親近西方或中歐地區而非俄羅斯。而高加索地區則是各加盟國之間（尤其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矛盾深刻難以調和。最重要的，是俄羅斯這個蘇聯最大的加盟國，因為飽受壓制和虛化弱化，根深蒂固、長期潛藏的俄羅斯民族主義日益復興，又有了葉利欽這樣一個煽動家煽風點火，所以強烈要求從蘇聯分離或者擁有更大自主權。蘇聯最大的加盟國想分裂，這就讓蘇聯中央政府非常為難了。在少數民族分離主義衝擊和俄羅斯這個最大加盟國和最大民族“釜底抽薪”下，蘇聯不解體才是意外。

　　還有，不可否認的是，民主化和公開性必定導致分離主義思潮興起。因為一旦實行民主、公開真相，那必然導致歷史上怨仇頗深的各民族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以及民族仇恨的滋生。這並不是說不應該民主和公開，但是民主和公開就是要承擔這種可能的後果，雖然也不是完全不可避免或者減低影響。（特別需要說明的是，蘇聯解體不代表其他有所類似的國家也會因民主化解體，國情是不同的）在這樣的局勢下，戈爾巴喬夫仍然努力爭取過國家統一，並且推動了有利於蘇聯統一的全民公投，說服大多數加盟國民眾支持統一。但是，當“8.19政變”發生，戈氏喪失了對蘇聯的控制權和政治權威，權力被亞納耶夫等人組成的“緊急狀態委員會”占有、權威被葉利欽奪走，也就讓保留蘇聯的最後希望喪失。為保住蘇聯，戈氏可謂絞盡腦汁，可是卻被國人認為是致使蘇聯解體的罪魁，何其不公？

　　第三，戈爾巴喬夫是愛國主義者，所作所為是在維護蘇聯國家利益，而非叛賣祖國、甘當西方國家傀儡。

　　認為戈爾巴喬夫是賣國者、西方國家傀儡的人，理由一般可以分為兩點，一是認為戈氏執政期間對西方做了太多讓步，二是認為導致蘇聯解體讓西方得益和高興。

　　第二點我前面已經說了，這並不是戈爾巴喬夫願意看到的，相反他在努力拯救蘇聯。蘇聯解體是他無力阻止的，而不是其有意推動的。何況，雖然這的確讓西方得益和高興，但是俄羅斯人也未必傷悲，許多民調都證明如今的俄羅斯人並不願意回到蘇聯時代，哪怕那時的國力更加強盛。這不僅是由於得到一定的民主自由，也是因為俄羅斯人擺脫了蘇聯這個“枷鎖”的束縛，可以自由宣揚俄羅斯民族主義（在蘇聯時代，俄羅斯民族主義和其他少數民族民族主義同樣被壓制）。大多數其他加盟共和國人民也都不願意重回蘇聯，獨聯體的失敗就是例證。難道就為了不讓西方得益和高興，就不惜代價保住蘇聯這個邪惡帝國？就讓俄羅斯及各少數民族人民繼續生活在牢籠中？

　　那麼第一點呢？戈爾巴喬夫是不是對西方做了很多讓步？是的。從1985年戈氏上台直到蘇聯解體，戈氏在對外方面確實做了很多退讓、放棄。但是這些退讓、放棄，具體是什麼原因、又產生了怎樣的結果呢？

　　眾所周知，冷戰中的美蘇爭霸十分激烈，雙方一度發展到了準備使用核武器毀滅對方的地步，古巴導彈危機就是典型事例。這種激烈爭霸，讓包括美蘇在內的全球都籠罩在徹底毀滅的恐怖中。雖然赫魯曉夫時期和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採取了一些退讓換取緩和，美國也做了一些妥協，但是世界仍然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雲中戰慄。而美蘇主導的全球冷戰中還夾雜着局部熱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就是典型的美蘇的代理人戰爭，兩場大戰加上其他相關衝突，導致數百萬至上千萬人喪生，更多人傷殘和流離失所。冷戰鐵幕的兩邊，許多人飽受苦難。其中蘇方陣營對盟友嚴厲控制，強加專制酷虐的“斯大林體制”於這些國家，甚至不惜殘酷鎮壓反叛者（如東德6.17事件、匈牙利事件、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顯然其陣營內人民更加痛苦。

　　因此，早日結束冷戰或者實現重大緩和，是利於世界各國人民尤其蘇方陣營人民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大力裁減軍備（尤其簽署《中導條約》），解散“華約”、從東歐和阿富汗等地撤軍、與西方及其他衝突國家（包括中國）改善關係、放任甚至督促各衛星國盟友國進行民主改革，都是利於蘇聯人民、世界各國人民的好事。何況，西方也相應的做了一些退讓，同樣裁減了軍備。

　　至於後來發生“顏色革命”或者說原來蘇聯陣營的國家倒向西方陣營，甚至與俄羅斯敵對，是因為人心向背，人民心向民主自由，不能為了蘇聯/俄羅斯的一己之私，就鉗制這些國家及人民的自主權。至於北約後來沒有對等解散，甚至還東擴到了俄羅斯家門口，還在東歐部署反導系統，以及其他西方占便宜俄羅斯吃虧的事，有很多複雜原因，且同樣與人心向背、自由民主人權問題有關，不能簡單說西方背信棄義和俄羅斯吃虧。俄羅斯當然有權做出反制，但是這種反制對俄羅斯以外人民乃至俄羅斯本國人民，都未必是好事甚至是壞事。

　　還有，戈爾巴喬夫在蘇聯解體前後，成功的避免了蘇聯出現極端分子“挾核自重”乃至同歸於盡毀滅世界的這種可能，將數千枚核武器在內的各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安全移交給了葉利欽和俄羅斯政府（還有一部分則是移交給了核武器所在的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等國），這也是一件大功德。那些指責戈氏不夠硬氣的，難道希望出現一個“我不能好過大家都別活”的瘋狂人物，在蘇聯瀕臨解體時到處扔核彈、散播生化病毒（不止故意使用，移交過程不穩定也完全可能導致核泄漏或生化泄漏）？

　　而除了這些讓步，在其他問題上戈爾巴喬夫更沒有什麼“賣國”嫌疑。他作為蘇聯領導人，在外交領域也履行了對蘇聯國家和蘇聯人民的責任，沒有出賣國家利益，反而在各種國際場合積極爭取蘇聯的國家利益。至於有人拿西方後來給他的榮譽追溯式的說他“賣國求榮”，看看前面提到的那些功績，那些榮譽不是他該得的嗎？維護和發展包括蘇聯人民在內全人類的利益，不比狹隘的維護本國不正當利益要好太多？（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時，戈氏還支持了克里米亞“回歸”俄羅斯，說明他也有一些民族主義情感和強烈的愛國（愛俄羅斯）立場）那些否定戈爾巴喬夫的，無非是在以上這三方面進行批判和嘲諷。但是顯然的，戈氏在這三方面不僅不是他們說的那樣是反共主義者、造成蘇聯解體的人、叛國者，反而是社會主義的忠實信徒、蘇聯國家統一的堅定捍衛者、蘇聯愛國主義領袖。

　　至於有人直接質疑其政治改革的，那更沒有道理。蘇聯的沉疴積日既久，換成誰都得面對那重病的國家。如果不改革，只會更加積累危險，未來的悲劇會更大。當然，也可以依靠極為瘋狂的方式壓制下一切反抗，例如朝鮮那樣。可是如果那樣，再加上蘇聯的體量，對蘇聯人民乃至全世界，豈不是更大的悲劇？

　　其實，這樣的事實，只要有心去了解那段歷史，並且排除各種偏見與先入為主，就不難看到。但是，多少人因為愚蠢或者敗壞，或者愚蠢加敗壞，公然顛倒黑白，且成為了國人的主流看法，真是令人痛惜和憤怒。因此我才寫下本文，以澄清一些事實、史實，還原一個真實的戈爾巴喬夫。

　　當然，我也並不認為戈爾巴喬夫是個十全十美的人，他推行的蘇聯經濟政治改革終究還是失敗了，並沒有建成一個既強大又人道和民主的社會主義蘇聯，蘇聯畢竟在他擔任最高領導人時解體了。戈氏還留下了一個爛攤子，迄今無法完全收拾，並且出現了葉利欽時期那種民生凋敝和普京時代的專制回歸。這些後果戈氏都要承擔一定直接和間接責任，也說明他算不上“力挽狂瀾於既倒”的人物。但是，我們的批評要基於事實，不添一分添油加醋的功績，也不增加一分無中生有的罪過。綜合來說，尤其根據其對全人類民主和平進步的貢獻，戈爾巴喬夫仍然不愧為一代英豪、世界偉人。

六四之後的中國社會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一九年

　　1989年6月4日，北京城的長安街，密集的槍聲打爛了國人對自由的幻想，轟鳴的坦克碾碎了中華走向民主的希望。中國的一切，都在六四這場劫難中被改變了。從此，祖國和人民走上了另一條道路，它與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法治憲政相悖，卻與專制橫暴、精緻利己、弱肉強食相合，讓十數億國民向着殘酷、犬儒、失去公義和良心的方向狂飆突進。

　　“人是政治動物”，西方的“亞聖”所言誠不欺我。什麽與政治無關呢？權力、金錢、意識形態、制度與政策，皆與政治息息相關。如果把政治比喻為生物學中的“綱”，以上這些領域則是“目”，下面的一切國計民生，自然是“科”、“屬”、“種”，人人事事都在政治的影響下、在國體政綱的滲入中。從國家領袖，到草根庶民，無人可以跳脫出政治及它的各種衍生物（如法制）的影響。而六四，改變了中國政治變化的路徑，自然也對中國的一切產生了這樣與那樣的影響。

　　去年的六四前夕，我曾赴香港的六四紀念館參觀。當時我與館內藝術家在小紙片上共同勾畫關於自己心中與六四有關的圖畫，我的畫作表達的主題就是六四前後中國的差異、對比。

　　我畫術欠佳，只用筆粗粗勾勒一番。我告訴藝術家和其他畫作者，我畫的“斷裂的階梯”象徵着六四摧毀了前面十多年中國人民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和六四後國人的墮落，以及六四前後的對比。六四前即1980年代的中國，歷經文革浩劫的人們呼喚着人道與科學，理想主義滋潤着國人尤其學生的心田，民主與法治成為各階層共同追求的目標，平等博愛是知識界一致的理想；而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下，社會的黑暗被揭露、專制與暴行被批判、建國後乃至古近代的中華歷史都被深刻反思……六四之後的中國，卻每況愈下，政治專制、高壓維穩、不擇手段發家致富成為社會主流，國進民退國富民窮、貧富差距日益加大、階層固化愈發嚴重，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利己主義大行其道，道德淪喪、誠信破產、知識分子犬儒化、國民公共意識淡漠……六四之前和之後的中國，宛如隔世。它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發展路徑，讓國民走入是非易位善惡不分的時代。而我自己的命運，客觀上也被六四及它後來的影響所改變了。試想，如果我出生後是在民主自由的中國，我的人生又是如何呢？我的理想、我的抗爭與維權又會是怎樣的結果呢？會如我這幾年的經歷，“陰風戾雨命彷徨，最是倉皇離國日，一片淒涼（化用方舟子詩）”嗎？

　　六四對中國最深的傷害，不是專制本身，而是“後六四模式”下中國全面社達化、犬儒化的社會生態的形成與不斷“升級”。所謂“社達化”，即是以實力而非勞動強度與價值分配利益、以強弱而不是對錯來評判是非。從官員的貪汙腐敗，到基層公務員的吃拿卡要，權貴勾結巧取豪奪，對比工薪階層、普通工人農民及“農民工”遭遇的剝削壓榨，無不證明社會的巨大不公；而無論官媒還是自媒體，紛紛為政府、央企、富商、醫療、警察等各利益集團搖旗吶喊、為這些既得利益階層的過錯與吸血而洗地。權力的審查和金錢的僱傭讓輿論場一邊倒，黑白在光天化日下被顛倒、善惡於大庭廣眾中異位。民眾無法發出聲音，受害還要被汙名化，作惡者反而利用話語權優勢利名雙收。“毒奶粉”、“毒疫苗”受害者遭遇維權打壓，而作惡的元兇卻逍遙法外或“罰酒三杯”，連拘留都坐在如貴賓室的單間穿着優雅。面對警權濫用、黑惡勢力猖獗、為富不仁、醫患不平等、城管粗暴執法、性別暴力，自媒體上一片為強者開脫之聲，甚至早年的“我爸是李剛”和克拉瑪依大火都有扭曲真相的洗地言辭四處流傳。而“犬儒化”則更加“害人細無聲”，助長了社達化，也成為鞏固專制最強固的黏合劑。學者徐賁說，“中國社會的‘犬儒病’史無前例”。而我所觀、所聽、所歷、所感，無不驗證了這一點。僅僅一年前的佳士工運，北大、人大、南大的左翼學生，不僅被官方打壓，還處於清末學生運動勃興以來最大的孤立之中。五四前後的清末民初，直到六四，學生往往十萬百萬計的團結抗爭。1986-1989年，天安門廣場與長安街上各高校的旗幟到處飄揚、青年激昂的吶喊四壁都有回聲。而今日她/他們卻零星的對抗着國家機器，即便在校園被公開騷擾、毆打、喊叫着反抗，萬千同學和老師們依舊冷眼旁觀，沒有任何行動哪怕言語的聲援。這是只有六四後的中國才有的慘景。國人，尤其精英階層的自利程度之深，幾乎是近現代以來中外從未有過的。

　　當然，國人六四後墮落的特徵，並不僅僅只有社達化和犬儒化，但這兩點最能體現人性的敗壞、道德的淪喪。弱肉強食，就喪失了正義感，與平等、法治背道而馳，變成了強權即公理的叢林社會；冷漠自私，就意味着同情心同理心的缺失，沒有了公共意識和對社會共同體的責任心。“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惡人的囂張，而是好人的沉默”，何況國人往往並非是一種“中立的沉默”，而是惡意的圍觀、夾雜着對受害者的責備、對反抗者的嘲弄。

　　在如此惡劣的社會生態中，人們不再相信公平正義，沒有了人類應有的同情與仁愛之心，互聯網與線下生活處處展現着暴戾、殘酷，為利益不惜損人利己、顛倒是非、鑽營依附，國家呈現着一種“繁榮的腐爛”。經濟騰飛下，政治的專制、文化的保守、人心的墮落，反而更有了物質依託，窮困者被“老婆孩子熱炕頭”、出人頭地的機會誘惑着，綁在“低人權勞作”的戰車上；中產階級則沉溺於物質消費，為教育、醫療和養老等自我生存的保障擠在狹窄的成功之路上，逃避了對真相、正義、民主的追尋。而權貴階層自然是如今體制的擁護者、捍衛者，沒有什麽“十二月黨人”，《家》中的覺慧、覺民那樣家境富裕的進步青年在如今也寥寥無幾，倒是成了中共保守政權的衛道士、黨衛軍。

　　改變的，還有當年參與學潮、民運的千千萬萬國人。他/她們絕大多數選擇了順從於極權的統治，成為“後六四模式”下中國“新常態”的部件。由義憤填膺、高舉“德先生你好”、“旗幟鮮明反對‘426社論’”，到貪生怕死、升官發財、狗苟蠅營，“黨媒姓黨”，由人變成奴隸、奴才，是雪亮而徹底的。一場鎮壓，一輪審查，以及列寧式政黨無孔不入的禁制與威嚇，人們就噤若寒蟬了。當這些人“坐穩了奴隸”，甚至成了奴隸中的“人才”--“奴才”，曾經的理想、革命激情、為正義鬥爭的勇氣，全都消散個精光了。許多當年舉着橫幅走上街頭的公務員、學生、記者，如今則成了徹頭徹尾的既得利益階層、剝削與壓迫者。

　　而少數選擇繼續發聲、反抗的人呢？他/她們是中國未來的希望嗎？很可惜，同樣不是。這些人中的大多數，所言所行與六四前的理想背道而馳，背棄了為被壓迫人民奮鬥的信條，忘記了六四之夜國際歌的吼聲，轉向信奉右翼甚至極右價值觀，反對進步主義，成了特朗普等右翼反動勢力的爪牙，推崇社會達爾文主義，與中共形異實同；投入了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等宗教保守勢力的懷抱，墮入迷信與原教旨化的深淵；缺乏對受難者的共情與同情心、沒有基本的政治經濟社會常識和起碼的理性思維；鼓吹國家分裂各地獨立、對平民尤其弱勢群體苦難無動於衷或視為工具、為淺陋的政治甚至私人目的置國家與人民利益於不顧……而那些在中國內外輿論場混的如魚得水的“公知”，除了有以上劣性，比公開的政治反對派更加沒有原則、更加腐爛，與強權妥協、勾兌，甚至賣身投靠以換取立足和發財立業。國內外的“自由派”皆是如此。趨炎附勢、唯利是圖、傳播謠言、空喊口號、黨同伐異……差劣之言行不勝枚舉、觸目驚心。他們能是中國的希望嗎？雖有少數堅持正義與真理者，但聲微言輕，且已被劣幣逐出話語權的中心了。

　　而我自己呢？我出生時六四已過去了近五年，已是“後六四”一代。由於家庭、學校、社會及個人的多重因素及相互作用，我飽經苦難，且越是反抗傷痕越多。我所受的主要是非政治性傷害，但細究起來，與體制和大環境亦息息相關。如果沒有維穩體制，我的維權就不會充滿危險，還遭遇拒絕、刁難、打壓；如果有真正的法治與人權，我就不至於屢受創傷卻無法伸張正義，反而越趨絕望；如果有完善的社會保障，我又怎會在抗爭後落得貧病交加、一度幾乎身無分文。我親身體會到了沒有權勢也沒有大把資產的平民在專制極權、人心冷漠、話語權失衡的年代有冤難於訴、有理無處評、有情不得陳的悲哀，也越能體會到民主法治、平等公正的重要。而這些，就是六四之前參與運動的國人所追求、奮鬥的目標。

　　三十年前的血腥變故，改變了中國大陸的一切。每個人的人生軌跡，都逃不脫時勢的大變局。三十年過去，六四不僅未能平反，專制者的青面獠牙反而更猙獰，社會更趨腐爛。在我寫的維權自述（尚未完稿）和《人民憲章》中對此做了詳細敘述，且篇幅很長，在此就不贅言了。總之，祖國在沉淪、社會在墮落，即便中共政權曾引以為傲的經濟，如今也在下行，民眾身處沒有正義、沒有真相，卻有大數據極權的升級版“1984”的牢籠里。

　　但中國已沒有了希望了嗎？在中短期，我們看到的的確是倒退、絕望。甚至看世界，都在回歸威權、民粹盛行的政治衰敗狀態。可是，人類從茹毛飲血到鑽木取火，從血腥的民族宗教廝殺到和平與發展的到來，大體還是在進步的。它不一定永遠進步，但歷史的軌跡給我們以希望。而且，即便前路艱難，我們也要奮勇抗爭。“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應被打敗”，即便歷史逆潮奔涌，我們也要向逆而逆，與逆流鬥爭，守衛正義、人性、真理。

　　對我個人而言，六四先烈是我的榜樣。我孤獨一身，力微言輕，但必定會為中華真正的崛起而鬥爭。無論我在哪裡，我都是中國人，是華夏兒女、漢民族的一員。爭取中國的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維護中國國家利益，都是我堅定的追求。我願獻七尺之身、十數載之思之文，為祖國和人民，尤其缺乏話語權的弱勢群體盡力而爭。“至於成敗利鈍”，我當然不能知曉了。或許中國未來能夠有如凱末爾·阿塔圖爾克那樣的英雄，將中國從歧路中扭轉，讓中華屹立在世界東方。

工人階級談蘇聯滅亡的根本原因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一九九二年

東歐官僚政權的復亡以及蘇聯的解體，以最尖銳的方式提出了這樣壹個問題：這些政權的社會性質以及它們在歷史上的地位到底是怎樣的？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官僚政治在這些社會裏面所具有的特殊性質的問題。

　　現實的發展無情地批駁了大多數現有的理論。比如，右派的思想家以及像科爾尼洛斯·卡斯托裏亞迪思那樣的假左派壹致認為，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的政權是所謂的“極權主義”。也就是說，它們是不能夠從內部被摧毀的，並且能夠無限期地自我再生產下去。1989年至1991年所發生的壹切壹舉推翻了這壹理論；另壹方面，像保羅·斯威齊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壹種已經存在了70年的社會制度不可能是“過渡性”的。但是，如果這種社會制度只存在了72年就徹底垮臺了呢？還能說這種社會制度不是過渡性的嗎？

　　現在在東歐和前蘇聯資本主義復辟已經提上了日程。這也恰恰是國際和國內各派社會和政治力量對目前事態的看法。那些認為蘇聯實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人很難回答這樣壹個問題；如果這些國家已經實行了資本主義，那麼還談何資本主義復辟？僅僅是辯稱國家資本主義不同於私人資本主義是沒有用的。如果二者的差別是屬於質的差別，那麼為什麼要將二者都稱為資本主義？如果二者的差別僅僅是量的差別，因而從壹者向另壹者的轉化僅僅是次要的變化，那又怎樣解釋這壹變化在東歐各國所引起的如此深刻、全面的震撼？價值規律在經濟生活中是不是占統治地位，這決不是無關緊要的問題。在前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波蘭和匈牙利正在進行的從壹種社會制度向另壹種社會制度的過渡，也恰恰是圍繞着這個問題。

　　至於那些認為官僚集團是壹個新的統治階級的人，在東歐的壹系列事件面前就更加無所適從了。壹個主動將自己瓦解的“階級”，壹個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自動放棄大部分權力的“階級”——在波蘭和匈牙利甚至沒有任何來自革命群眾運動的壓力，會是壹個什麼樣的新的“統治階級”呢？壹個僅僅存在了四分之三個世紀就再也不能再生產其自身統治的“統治階級”？壹個沒有獨特的社會剩餘產品占有方式的“統治階級”？

　　如果不理解官僚集團、工人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和親資產階級勢力之間的三角鬥爭，就不能夠真正認識1923年以後的蘇聯歷史。無論是在1928—1933年的危機中，還是在1941—1942年的危機中斯大林都沒有復辟資本主義；1947—1948年他也沒有在東歐保存資本主義。

　　彷照托洛茨基的說法，我們可以說，官僚集團以其特有的方式和野蠻的手段，既沒有建立壹個社會主義的無階級社會，也沒有復辟資本主義。而是維護和發展它自身的權力與特權。雖然它並不具備壹個統治階級所具備的社會經濟基礎，也不行使其經濟職能，但是它確實是壹個具有相對獨立性的集團，因而能夠在不受革命群眾運動直接挑戰的情況下維護其自身的存在。其權力的真正歷史基礎則是獨立群眾活動的衰落與消失。只要這壹條件仍然存在，官僚集團的相對獨立性就能夠保持。

　　從歷史的角度看，蘇聯官僚集團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對蘇聯所施加的壓力的傳送帶，但這並不等於說，在整個的過渡時期裏，官僚集團在每壹次面臨嚴重危機的時候，都是按照國際資產階級的直接利益行事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這裏面沒有任何為官僚集團辮護的成分。正相反，官僚集團在歷史的各個時期（在它削弱了蘇聯和蘇聯無產階級的力量以後）對於資產階級和親資產階級勢力所進行的打擊，從來都是伴隨着對於工人和農民的更加沉重的打擊。可怕的、完全不必要的損失和犧牲，從長遠來說，削弱了群眾的力量，也削弱了國家，從而使壹切建設無階級社會所需的新生因素都無從產生。從整體上看，官僚集團在世界歷史中所起的反革命的作用是不容否認的。

　　只有革命馬克思主義關於蘇聯和蘇聯官僚集團的分析在過去幾年裏經受住了巨大動盪的考驗。蘇聯社會是壹個後資本主義社會。壹方面由於被切斷了與發達工業國家的聯繫，另壹方面又由於官僚主義專政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所造成的消極影響，所以蘇聯社會滯留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它既有可能退回到資本主義，也有可能前進到社會主義——如果官僚集團的權力在政治革命中被推翻的話。除此以外再沒有另外壹種前後壹貫的關於蘇聯社臺及其官僚主義專政的解釋。

　　東歐政權為什麼會垮臺呢？我們可以明確地回答；是由於官僚集團對權力的篡奪，是由於這個集團政治基礎的瓦解。問題不在於掌握權力的人腐化變質了或是受了錯誤思想的影響，而在於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和社會心理等力量的相互作用。本書所要分析的就是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

　　蘇聯社會的統治集團是壹個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官僚集團。這壹觀點指導着我們對於蘇聯社會各個歷史時期的分析——例如1930年、1937年、1945年、1956年、1970年、1986年和1990年。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之前與之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之前與之後，在赫魯曉夫非斯大林化之前與之後，在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初及在1991年8月，政治形勢當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們所表現的都是同壹社會集團的不同的統治形式。同樣的，德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是通過不同的政治形式進行統治的——在1880年是通過俾斯麥，在1900年是通過西澤二世，在1920年是通過魏瑪共和國，在1935年是通過納粹，在1948年以來又是通過聯邦共和國。

　　不僅如此，官僚集團內部的凝聚程度在1950—1970年既勝過了1930—1939年，也勝過了70年代後期。官僚集團內部的凝聚程度既反映丁社會是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抑或是相對不穩定的狀態，又與後者相互作用。官僚集團內部矛盾的增長和尖銳化加速了蘇聯社會和蘇聯國家的解體。

　　我們說革命馬克思主義關於蘇聯官僚集團的分析是唯壹經受住現實發展考驗的分析，但這並不等於說革命馬克思主義給每壹個問題都準備了現成的答案，完全不是這樣。當我們試圖認識蘇聯社會的過渡，以及蘇聯官僚集團的特殊性質時，我們所關註的主要是這壹社會集團是怎樣產生的，它的權力和特權為什麼有相對的穩定性。而今天的問題卻是，這個社會集團是怎樣衰落的，又是怎樣瓦解的？關於衰落的辯證法不同於關於產生和發展的辯證法。這裏要強調兩個問題。

　　世界資產階級與蘇聯官僚集團在30年代的力量對比（當時正值世界經濟危機！）不同於它們在今天的力量對比。在斯大林主義的上升時期，特別是在1928年以後，官僚集團就像突然發跡的暴發戶壹樣。即使是在赫魯曉夫上臺以後，他仍然有足夠的自信向美國資產階級宣告；“我們將埋葬妳們。”但是在今天，蘇聯官僚集團［註：英文版此處有“like the Chinese”（像中國官僚層壹樣）。——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是處於壹個與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力量對比關係不斷惡化的世界環境中。它不僅深刻地認識到了這種惡化，而且甚至還在主觀上誇大這種惡化的深刻性和持久性。它失去了壹切當年那種暴發戶式的張狂，只剩下暮年的失意。因此，無論是在主觀上，還是在客觀上，它在帝國主義的壓力面前都已經非常脆弱了。在它的內部，相當壹部分勢力已經準備與國際資產階級相勾結了。

　　另壹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美國力量的加強，革命運動的蔓延以及蘇聯官僚集團的犯罪行徑的變本加厲，所以出現了帝國主義國家相互結盟的局面。這與l929—1945年間帝國主義內部深刻分裂的局面有很大的不同。雖然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仍然存在，但是這種競爭是在不破壞共同結盟的前提下進行的。在30年代和40年代，四分五裂的世界市場為“壹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幻想提供了生存條件，但是在後來的幾十年裏，壹直存在着壹個統壹的世界市場，這種幻想便受到了無情的鞭笞。

　　在今天的條件下，以壹次勝利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主義專政只是壹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有可能由於資本主義復辟的得逞而不能得以實現。如果考慮到無產階級、官僚集團和親復辟勢力之間在客觀上的力量對比關係，那麼在俄羅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於在羅馬尼亞和波蘭，工人階級都是有很大力量。在這些國家中，工人階級正在被動員起來，他們的活動在增長，但是，要進行壹次勝利的政治革命，工人階級還必須具備高水平的階級覺悟和自我組織能力，有能力擔當政治上的領導力量，明確地提出工人階級在權力方面的要求。這些條件，現在在東歐各國還不存在，在俄羅斯，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存在。

　　在東德，事態的發展進程使我們想起1848年馬克思對法國所作的分析：壹次政治革命迅速地轉化為壹次社會反革命。在東歐其它國家，復辟勢力已經公開亮相；在蘇聯，他們也在迅速集合力量。除了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是被聯邦共和國吞併以外，在其它地方，資本主義的復辟還不能說已經是無可迴避的結局。事態的發展正在經歷着經典的三個階段。在經歷了普遍的民主狂歡的第壹階段以後，由於工人階級在政治上處於混亂和迷茫的狀態，會出現壹個反革命猖獗的時期。而在第三階段，工人階級，雖然仍然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但是開始捍衛他們的直接的物質利益，奮起反對那些公開的復辟勢力，還有由他們自己選舉產生的“民主”政府。波蘭日前正在進入這個階段，其它國家或遲或早也要進入這個階段。

　　要實現資本主義復辟，就必須挫敗工人階級的抵抗，或者使工人階級處於事實上的瓦解狀態，但是，這樣壹種結果決不是事先註定的。在前蘇聯，尤其是如此。在那裏，有着世界上最強大、技術水準和教育水平最高的工人階級。這個巨大的社會力量壹旦覺醒，壹旦開始以獨立自主的姿態參與政治活動，就必然會引起半個世紀以來世界歷史進程中最積極的變化，其影響可以大大地抵消乃至逆轉東歐的消極發展。儘管如此，客觀事實是，東歐和蘇聯的工人階級的覺悟仍然停留在比較低的水平上，這就給了復辟勢力以可乘之機。

　　我們得承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嚴重低估了斯大林主義和官僚主義專政對工人階級的壹般覺悟所造成的長期的、災難性的影響。這些國家絕大多數的勞動者從他們的生活經驗中認識到，官僚主義專政不能滿足他們對於消費水平和自由的願望。幾十年來，斯大林主義者壹直灌輸說，這些官僚主義政權就是社會主義政權。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宣傳也隨聲附和。因而斯大林主義的破產，在這些勞動者看來，似乎就是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壹切形式的社會主義的破產。在他們中間，出現了壹個巨大的意識形態的和思想上的真空。而社會就像自然界壹樣是討厭真空的。各種反對社會主義的思想潮流，從親資本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到宗教原教旨主義、種族沙文主義和公開的法西斯主義，於是都乘機滲入這些社會並得以大舉擴張。要重新具備奪取和直接運用國家權力所必須的思想覺悟和政治領導能力，也就是說，能夠領導壹次勝利的政治革命，蘇聯和東歐的工人階級就必須經歷壹系列的群眾性的鬥爭，從中學習實際的經驗。宣傳和教育是必要的，但是沒有任何宣傳和教育能夠代替這種經驗。這是群眾的集體覺悟的真正源泉。任何要繞過這壹長期的和痛苦的過程、尋求某種捷徑的企圖（例如，企圖搞新的包辦替代主義），都只能招致新的災難。

　　在世界範圍內，各種左翼思潮和流派今天都面臨着同樣的壹些問題。為什麼會出現蘇聯和東歐這樣的悲劇？它的深刻的歷史根源是什麼？怎樣防止悲劇重演？社會主義事業還有沒有前途？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復亡了，社會主義還能倖存嗎？沒有壹個系統的關於工人官僚的理論，也就是關於從工人階級的組織和工人國家中產生出來的官僚的理論，就不能令人信服地回答這些問題。這正是本書要解決的問題。

　　官僚集團是壹頭多面怪獸，它既有經濟根源，又有制度根源。它的發展過程是壹系列政治、戰略抉擇的結果，又在意識形態的自我調整和蛻化的過程中得到反映。它竊取權力的過程是以幹部的逆向選擇機制為媒介的。本書的前三章，分析的就是官僚化過程的各個方面。這三章的指導思想，是將官僚集團定義為將原由群眾自己行使的行政職能據為已有的壹個新的社會階層。這是由於，在工人運動和工人國家的執政黨內部出現了新的社會分工。工人因而受到從他們自己當中分化出來的人的管理和統治，受到他們自己的“公僕”的壓迫和剝削。

　　自從2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基本上了解了在蘇聯出現這種壓迫的經濟根源和後果。羅莎·盧森堡在1918年揭示了這種壓迫的制度根源和後果，左翼反對派和拉科夫斯基在20年代作了精闢的分析，托洛茨基在30年代則做了權威性的總結。在蘇聯的“公開性”時期又發表了大量有關“蘇維埃熱月”的很有感染力的材料，但是就基本的分析來說，這些材料並沒有增加什麼新的東西。

　　在蘇聯及其同類的國家裏，工人官僚的兩面性和矛盾性最清楚地表現在行政權力和貨幣財富的關係中。官僚集團的非資本主義性質體現於這樣壹個事實，那就是它的統治主要不是通過掌握貨幣財富，而是通過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另壹方面，它的非社會主義性質則體現於它無法使自己擺脫貨幣和貨幣財富的影響。而這個集團不能夠成為壹個新的統治階級，則是體現於如下的事實，即它無法將自己從權力壟斷和貨幣權力相交雜的狀態中解脫出來，無法建立起全新的統治機制。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也存在着國家、准國家機構和私有官僚機構不可否認的增長，這壹問題將在第四章中討論。這些現象必須置於階級權力的框架中來理解。在任何地方，資產階級的官僚機構都不曾破壞貨幣財富的統治地位。正相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政治權力歸根結底是貨幣財富的體現。而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中，貨幣財富歸根結底是附屬於政治權力的。在壹定條件下，資產階級的官僚機構可能會具備超乎尋常的相對獨立性。這種情況不是為壹些私人貨幣財富的原始積累提供便利，就是成為某些人進入資產階級上層的手段。

　　所謂“世界範圍的官僚化”的說法，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錯誤認識的基礎上的。這種說法要能成立，就得假設：大公司對於物質財富生產和分配的主要機制的控制，因而對全社會的控制不復存在。而事實是，在任何壹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都無從談起。

　　在各種各樣並行的——但並非同壹的——官僚化過程的背後，包括工人階級群眾組織的官僚化、工人國家的官僚化、資產階級國家的官僚化和私人大公司的官僚化，都有着兩個共同的社會根源：即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衰落以後，日益增長的社會和經濟生活復雜性；以及隨着世界無產階級的力量在客觀上的增長，隨着現存權力結構被破壞、被推翻的可能性的增長，壹切統治階級和統治集團都迫切要求加強對工人和壹切被統治人民的統治。各種各樣的官僚機構，都是以上兩種社會現象的產物。

　　因此，不是由於工人階級的弱小，而恰恰是由於工人階級的相對增強和局部的勝利，才造成了官僚機構得以發展的條件，只要這些勝利還停留在局部的水平上，只要這些勝利還不可避免地伴隨着局部的失敗。歸根結底，官僚化的現象反映了自1917年以來在世界範圍內階級力量對比不穩定、不平衡的局面。世界無產階級沒有能夠在十月革命之後將革命發展到先進的工業國家，從而將社會置於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自覺控制之下。帝國主義方面也沒有能夠在全世界範圍內恢復其統治，沒有能夠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受到決定性的挫敗。這種不穩定、不平衡的狀況，是不能夠長久持續下去的。各種官僚機構的命運最終取決於世界範圍內階級鬥爭的結果。

　　要在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實現新的重大突破，資本主義國家、斯大林主義國家和前斯大林主義國家的群眾運動必須要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他們內部的官僚制的影響。至於官僚政治消亡的可能性，則是要靠對這壹現象進行更加深入的理論分析才能加以說明的。在本書的最後壹章中，對這壹問題有所討論，但總的說來，作者的目的僅僅是要為避免斯大林主義悲劇重演的歷史任務作壹點力所能及的貢獻。歸根結底，壹切馬克思主義者都要堅持馬克思本人的信念，即社會主義的前途只能是取決於現實存在的工人階級的鬥爭，取決於這個階級根據它自身直接認識到的利益所進行的鬥爭。馬克思主義者還要堅持馬克思的另壹個信念，即正是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才使社會主義成為可能，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已經為新社會的構成要素準備了雛形。［註：英文版此句之後接着：“Socialist revolution essentially means the setting free of these constituent elements”（社會主義革命必不可少地意味着釋放這些構成要素）。——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官僚化的過程是以工人階級喪失對它自己的組織和對工人國家的控制為前提的。同樣的，官僚政治的消亡也要以團結在壹起的藍領的和白領的勞動者的自主活動和自治組織的極大增長為前提，以勞動者有能力在物質財富比較豐裕的條件下將社會的再組織掌握在自己手中為前提。這不是憑空臆測的問題，而是必須根據實際歷史發展所提供的經驗證據來加以回答的問題。我們可以對以往的經驗作出如下的總結：確實，到目前為止，勞動者還不能夠長時間地防止他們自身群眾組織的官僚化。但是，在許多國家裏，在壹系列的歷史時刻，勞動者通過群眾性的動員，通過自主活動的極大增長，都曾經使官僚化的傾向受到極大的挑戰。最近兩年在蘇聯，又出現了這樣壹種進程。

　　同樣的，雖然廣大的僱傭勞動者群眾還不曾在任何地方對社會進行長時間的直接管理，但是每當群眾鬥爭高漲的時候，他們在這方面便大有作為。這壹趨勢並沒有停止。有很多跡象表明，在未來的壹個時期，這種趨勢將會進壹步高漲，而不是減退。

　　壹個引人註目的現象是群眾性的議會外運動的增長，這表現在壹系列重要的政治問題上，例如：反對戰爭和反對軍國主義的鬥爭、反核運動、環境保護運動、女權主義問題、關於實行直接民主的設想、擴大工人權利的要求以及與壹般的“生活質量”相關的壹系列問題。在目前這個階段，所有這些運動還是彼此不相聯繫、局限於個別問題、沒有整體上的政治視野、也不能夠提出壹套完整壹致的關於新社會的設想。在這種情況下，這些運動不可避免地要在壹定程度上被重新納入傳統既得利益的政治框架裏去。但是，這些運動畢竟表達了勞動者探索另外壹種政治實踐方式的本能要求。或者是更多的直接民主，或者是單純的代議制間接民主，也就是帶有權威主義壓迫性的民主，更不必說公開的獨裁統治：這就是我們在今後的壹個時期所面臨的政治抉擇。

　　與這個政治抉擇密切相關的，是社會經濟的趨向：既不要國家專制，也不要市場專制，而是由生產者自己決定生產什麼、怎樣生產和怎樣分配。在那些仍然受着斯大林主義束縛的國家［註：英文版此處有“like China”（比如中國）。——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以及那些屏棄了斯大林主義卻沒有找到壹條可行的發展道路的國家，這壹前景的可能性將不斷增加。這個趨向與第三次技術革命的要求也是相吻合的。按照等級制度、自上而下地組織起來的勞動過程不符合這壹革命的要求，必然要消亡。社會主義的前途、人類自由的前途、人類本身的前途，乃至人類的生存，都取決於能否將現有的各種積極趨勢有意識地、有組織地融合在壹起。

　　本書完成之際，正值東歐各國共產黨政府被推翻，舊的官僚秩序已經到處陷入危機。但是當時，莫斯科的八月流產政變尚未發生，蘇聯也還沒有解體。這些後來發生的事件，是本書所分析的各種過程的發展的壹部分，特別是親資本主義勢力、官僚集團和新興的獨立工人運動之間的三角鬥爭的壹部分。

　　工人鬥爭的興起（比如1989年和1990年的礦工鬥爭），極大地動搖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但是這些鬥爭尚不具備充分的普遍性，不具備明確的鬥爭目的和政治綱領，因而還不能夠成為壹支與官僚集團和親資本主義勢力（其中很多人本來就是舊官僚集團的壹部分）相抗衡的獨立的政治力量。政治主動權因而落到了官僚集團和親資本主義勢力的手中。葉利欽上臺，大肆宣揚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的所謂的優越性，這本身就印證了官僚制經濟是壹種具有深刻矛盾的、不穩定的社會形態。它不是走向社會主義，就是退回資本主義。毫無疑問，就眼前來說，俄羅斯政府選擇了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但是舊的三角鬥爭並沒有結束，舊的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的相當壹部分還殘存着。各種各樣的工人組織在與新政權的各種政策——蓄意製造大規模失業、通貨膨脹泛濫、肢解社會服務體系、私有化等等——進行鬥爭的過程中仍然在按照它們自身的邏輯發展着。

　　在前蘇聯境內進行的階級鬥爭現在進入了壹個新的階段。俄羅斯政府的主觀願望是要建立資本主義制度，但是願望並不等於現實。本書所分析的各種社會力量和政治選擇在前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以及東歐仍然現實地存在着，在其它那些自封為共產主義政權的國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國家的極大膨脹是蘇聯和其他類似社會的主要特徵。幾乎所有的人都把蘇聯的經濟制度稱之為“命令經濟”。在近60年的官僚主義專政之下，國家控制着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是壹個歷史事實。這就首先提出了這樣壹個問題：國家的物質基礎是什麼？它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有着什麼樣的地位？

　　對於物質匱乏、勞動的社會分工、壹定的社會職能為某壹特殊集團（官僚）所據有，以及國家的起源和存在之間的壹般關係，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這樣分析的：

　　“當人的勞動生產率還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資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餘的時候，生產力的提高、交往的擴大、國家和法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只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這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群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管理國事以及後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

　　“[國家和舊的氏族組織的]第二個不同點，是公共權力的設立，這種公共權力已經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組織為武裝力量的居民了。這個特殊的公共權力之所以需要，是因為自從社會分裂為階級以後，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為不可能了。[……]這種公共權力在每壹個國家裏都存在。構成這種權力的，不僅有武裝的人，而且還有物質的附屬物，如監獄和各種強制設施，這些東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會所沒有的。”

　　國家和階級的消亡——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二者的消亡是壹個同步的過程——是以生產力的發展達到壹定水平、物質匱乏不復存在和個人的全面發展為前提的。在有了這些條件以後，個人就不必再為社會分工所奴役。或者，借用恩格斯的話說，“社會的公共事務”從此可以由壹切人來管理，而不必再交給壹個特殊的機關。

　　“只有通過大工業所達到的生產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的分配於壹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使壹切人都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來參加社會的理論的實際的公共事務。”

　　恩格斯明確地說明，這些“社會的公共事務”包括所有那些在階級社會裏由國家行使的各種職能。國家的消亡，因而也就是重新由社會本身，不經過任何特殊機關或者官僚機構，來行使這些職能。

　　在《德意誌意識形態》（1845—1846）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認識到，共產主義的前提是“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巨大增長”，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根據這壹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在蘇聯和其他類似社會裏沒有能夠建成社會主義是由於以下三個物質條件方面的原因：(1)生產力尚未達到充分發展的水平；(2)與先進的工業國家的隔離；(3)不得不重新開始爭取滿足物質需要的鬥爭，因而必然導致“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

　　托洛茨基在《被叛賣的革命》壹書中最清楚地說明了這壹點：

　　“如果國家不是趨於消亡而是越來越專制，如果工人階級的公僕們成了官僚分子，官僚機構凌駕於社會之上，這並不是由於什麼偶然的原因，如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思想意識等，而是由於，只要還不可能保證真正的平等，壹個由少數人組成的特權集團的產生和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官僚統治的基礎是社會消費對象的匱乏，因而導致壹切人反對壹切人的鬥爭。如果商店中有充足的貨物，顧客隨便什麼時候來都可以；如果貨物不多，顧客就得排隊購物。如果隊排得很長，就有必要任命壹個警察來維持秩序。蘇維埃的官僚機構就是這樣開始出現的。官僚機構‘懂得’誰應該領到貨物，誰必須在後面等待。”

　　國家，作為監督和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將部分社會剩餘產品用於積累、軍事事務、執行有關人民生活的各種法令、建設和維護基礎設施等）的機關，而不是從事諸如生產和分配的直接經濟活動，是由壹些特殊機構組成的。這些特殊機構，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指出的那樣，獨立於社會，成為社會的主人而不是僕人。

　　就這個意義而言，國家總是起着兩個方面的作用：壹方面，它要保障統治階級對被剝削階級的統治；另壹方面，它要維護統治階級的壹般利益，而不是統治階級成員的私利。在壹切穩定的階級社會裏，國家的作用都是如此。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這樣，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對私人經濟利益的追求特別強烈。比如，中央銀行的職能是不能由私人資本家來承擔的，因為他們不可能超越他們的私利。與私人奴隸主、封建地主和資本家不同，國家官僚必須遵循壹整套嚴格的、按照等級制方式組織起來的、正規的規章制度，而無論這些規章制度對其執行者來說具有怎樣的直接後果。這些規章制度，只有通過統治階級的集體決定才能加以改變。不遵守規章制度是不符合“遊戲規則”的，會被認為是腐敗或者瀆職。至於軍隊，及其所謂的鐵的“條例”、命令系統和對盲目服從的要求，則可以視為國家官僚制各種特徵的誇張而集中的表現。理論上，軍隊是與對私人財富的追求格格不入的，但是在壹切階級社會裏，劫掠和腐敗總是與在軍隊中的升官晉爵結伴而來的。不過，對於這些“出格”的事，統治階級在正常條件下尚能對其有所控制。

　　黑格爾曾經認識到，官僚制的物質基礎事固定的收入和穩定的職位，這壹見解非常接近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黑格爾將此與“市民社會”（即資產階級社會的各個基本階級）不穩定的收入和不穩定的職位相對照。還有壹點，黑格爾也認識到了，那就是官僚制度的等級性質（也就是通過擢升獲取更多收入的前景）。這樣，我們就發現了官僚的三個獨特的社會支柱，與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相區別的社會支柱。

　　但是官僚的社會地位並不僅僅是根據它與其周圍的社會階級的差別來定義的。官僚制同時還滲透於“市民社會”之中。當黑格爾誇大和頌揚國家公務員（擁有有保障的收入和穩定的職位）“無私”的特性時，他似乎忘記了，在壹個財富統治的社會裏，金錢的誘惑是不可抵擋的，因而腐敗的誘惑也是不可抵擋的。特別是國家公務員的上層，更是以各種手段想要成為“自私自利的”、唯利是圖的資產階級的壹部分。可以說，蘇聯官僚集團的特殊性正在於，在它所處的社會中，貨幣財富以及壹般而言私人財富雖然存在，但是與資產階級社會、封建社會和成熟的奴隸制社會相比，或者與“亞細亞生產方式”那樣的古代社會相比，這些財富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

　　儘管是這樣，在蘇聯，國家並沒有消亡。正相反，國家繼續膨脹，成為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強大的獨立力量。蘇聯共產黨領導集團公開為國家的進壹步加強進行辯護（如1986年的《蘇聯共產黨綱領》）。蘇聯的官僚化不僅反映了落後的歷史條件，而且也反映了在無階級社會裏所不存在的深刻的社會矛盾。正是為了調節這些矛盾，國家和官僚集團才得以存在並不斷膨脹。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可見，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壹種力量。……確切的說，國家是社會在壹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

　　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把國家和官僚制噁心膨脹的原因歸結為斯大林主義集團及其繼承者的“背叛”和“政治錯誤”。事實恰恰相反，在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斯大林主義集團及其繼承者的勝利，以及他們的政治路線和意識形態，必須根據壹定的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來解釋。從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看，對斯大林主義可以提出如下幾點批判：

　　1．他們為官僚制所作的特殊的意識形態的辯護，掩蓋了社會現實，滋長了“虛假意識”。他們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觀，欺騙了本國的和世界的工人階級，極大地幫助了國際資產階級及其思想家們。

　　2．在“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下，他們對工人、青年、農民、婦女和少數民族大肆剝削和壓迫，所有這些都是他們對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所犯下的罪行。

　　3．他們的政策在實踐中，不僅沒有將物質短缺和官僚主義劣跡減少到最低限度，反而大大促進了二者的發展。他們的所作所為因而也就不符合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作為階級的利益，而是使這些利益服從於特權官僚集團的特殊利益。

　　馬克思主義關於蘇聯的國家和官僚制的分析，提出了壹個十分重要的歷史問題。當年孟什維克曾經反對列寧和托洛茨基，他們反對十月革命的理由正是，在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還不成熟，任何要“跳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企圖都是“主觀主義”和“布朗基主義”。歸根結底不還是孟什維克正確嗎？俄國革命難道不是壹個歷史錯誤嗎？1945年以來生產力的發展不是證明，資本主義還沒有完全實現它在世界範圍內的經濟潛力嗎？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把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與壹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幻想相區別。勿庸置疑，俄國當時還不具備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直到1924年，這仍然是當時所有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包括列寧、托洛茨基、盧森堡、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盧卡其、葛蘭西、塔爾海默、科爾施和拉狄克，也包括斯大林本人。但是，整個世界已經具備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對於這壹點，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就已經作了說明。這在1878年是正確的，而在1917年就更加正確了。

　　由工人國家來占有生產資料是壹個政治行動，這個行動不僅取決於當時的壹般物質條件，而且也取決於當時的政治條件和主觀條件。根據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規律，早在1905年—1906年，托洛茨基就已經預測到，在帝國主義世界的格局內，像俄國這樣的欠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有可能利用其社會經濟的落後性與政治上的成熟性相結合的特點，在比較欠發達的國家之前率先推翻資產階級政權。

　　帝國主義壹方面妨礙着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在落後國家的充分發展（即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另壹方面又妨礙着社會主義的主觀條件在高度工業化國家的發展（即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充分發展）。正是這兩個方面相結合的局面決定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具體形式，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先從俄國這樣的國家開始，但是只有當革命擴展到工業上比較先進的國家以後，才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20世紀的壹切悲劇都可以根據這壹推斷來說明。

　　十月革命有力地推動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而決不是單純地為“壹國建成社會主義”準備條件。列寧、托洛茨基、盧森堡以及他們的同誌們向來認為，這才是十月革命的歷史根據。讓我們聽壹聽盧森堡是怎樣說的：

　　“讓德國政府的社會主義者們去大喊什麼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扭曲表現吧！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麼這也不過是德國無產階級自身行為——本身便是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的扭曲表現——的產物。我們所有人都不能不服從歷史的規律，只有在國際範圍內才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社會秩序。布爾什維克黨人已經做了壹個真正的革命政黨在歷史可能性所允許的範圍內所能做到的壹切。沒有理由為他們沒有創造奇蹟而去責備他們。要求壹個在壹片孤立的國土上進行、被世界大戰消耗的筋疲力盡、被帝國主義所絞殺、又為國際無產階級所背叛的無產階級革命是模範的和毫無缺點的，便是要求奇蹟。我們應當做的，是區別布爾什維克政治中本質的和非本質的東西、屬於核心的和各種偶然的錯誤。目前，當我們正面臨着在全世界進行決定性的最後鬥爭的時候，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問題同時也是我們時代的最迫切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關於這壹個或那壹個次要的戰術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的行動能力，關於無產階級有沒有能力、有沒有決心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問題。列寧和托洛茨基及其朋友們在這方面是先行者，他們給全世界無產階級豎立了榜樣。到目前為止只有他們才有資格大聲宣告：‘我敢於這樣做了。’”

　　第壹次世界大戰加劇了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矛盾。以此為起點，連續發生了壹系列革命。所有這些革命都受到了俄國革命和新生的蘇維埃國家的巨大鼓舞，它們構成了壹個真正的世界性進程，在先進的工業國家，如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和芬蘭也出現了革命勝利的前景。在這個時期，在世界範圍內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是不斷增長的，儘管靠俄國革命本身還不能夠建成社會主義。從歷史的觀點看，十月革命是完全合理的。

　　俄國革命是巨大的社會力量相衝突的結果。這種衝突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前發展，超出了溫和派和所謂的“理性的”自由主義調和派所能控制的範圍。在極端分化的形勢下，問題早已不是要自由主義民主還是要“布爾什維克專政”，而是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要極右派、半法西斯主義的殺人專政。烏克蘭的彼得留拉反革命政權，在1919年的大屠殺中殺害了10萬猶太人——這是希特勒集中營之前的最大的右翼恐怖，而彼得留拉還不算是內戰時期最右翼的政治領袖。在十月革命之前，曾經有科爾尼洛夫將軍的流產政變，反革命分子準備引導德國軍隊占領彼得格勒。如果政變成功了，就必然會導致對彼得格勒無產階級的大屠殺。只要看看德國軍國主義和曼內海姆壹伙在芬蘭內戰中犯下的血腥罪行，就可以了解這壹點。

　　我們不必去猜測如果十月革命不曾發生，那麼人類又會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那些處心積慮計算革命的代價的歷史學家好像從來沒有考慮過這樣的“如果”。我們至少可以看看德國這個悲劇性的例子。1918年德國革命爆發，社會民主黨依靠帝國軍隊和警察——後來成為納粹秘密警察的核心——鎮壓了革命。自此開始了壹個逐步的反革命的進程，直至1933年希特勒上臺，數以千萬計的人喪生。我們可以說，如果1918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了，代價會小得多，而俄國的斯大林主義蛻變及其所帶來的巨大代價也可以得到避免。以德國所走過的道路為參照，歷史的平衡表雄辯地證明了十月革命的合法性。

　　至於國際資本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的經濟發展“長波”中所表現出來的適應能力，必須提及人類為之付出的巨大代價：2000萬人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中喪生；8000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喪生；更多的人死於140次“局部戰爭”、第三世界悲慘的生活狀況和1945年以來的各種技術災難。難道這不是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與1914年以前的時期不同，資本主義現在的消極作用已經大大超過了它的積極作用？難道人類為世界革命未能實現所付出的代價不是無可比擬的超過了如果世界革命成功所可能付出的代價？

　　要通過物質匱乏來了解官僚政治的經濟基礎，有必要考慮壹下商品生產的問題。商品生產與生產者自由聯合的社會（即作為共產主義低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矛盾，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之壹。

　　馬克思和恩格斯確實認為商品生產並非僅僅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才存在。“政治經濟學從商品開始，即從產品由個別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換的時刻開始。”但是在《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章中，馬克思指出，只有在產品是彼此相互獨立的私人勞動生產出來的時候，產品才成為商品。從勞動失去其私人性質的那壹刻起，勞動立即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它在不同部門之間的分割便不再由個人、生產單位或企業的自發決策所決定，而是取決於社會整體的事前決定。商品生產因而也就不復存在了：

　　“在壹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裏，生產者並不交換自己的產品；耗費在產品生產上的勞動，在這裏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因為這時，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迴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為總勞動的構成部分存在着……我們這裏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還帶着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所以，每壹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他所給予社會的。”

　　所以，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在蘇聯及其類似社會中，商品生產的部分存在以及官僚主義國家機器的過度膨脹，決定性地證明了在這些社會中不存在社會主義經濟或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生產資料的完全社會化，以及生產過程和勞動過程的完全社會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確認為，按照“壹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是對壹切社會都適用的規律，並具有“自然規律”的效力，但是馬克思在說明這個問題的時候，立即補充說：

　　“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藉以實現的形式。而在社會勞動的聯繫體現為個人勞動產品的私人交換的社會制度下，這種勞動按比例分配所藉以實現的形式，正是這些產品的交換價值。……“資產階級社會的癥結正是在於，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合理的東西和自然必需的東西都只是作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而實現。”

　　《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則說得更加明白：“因此，時間的解決，以及勞動時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仍然是首要的經濟規律。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程度上成為規律。然而，這同用勞動時間計量交換價值（勞動或勞動產品）有本質區別。”

　　所以，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對勞動量實行有意識、按比例的配置基本上決定着經濟計劃，這壹觀點決不意味着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仍然普遍存在。這是因為，商品和價值是勞動量“在生產者背後”以盲目的、無政府的方式進行配置時所採取的特殊形式。商品和價值的概念本身，就已經排除了生產者決定他們自己的需要，控制他們自己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的可能性。

　　蘇聯官僚集團企圖改變馬克思主義的這些基本原理，這最早見於1943年發表於《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中的壹篇着名文章。這篇文章的署名是該雜誌編輯部，實際作者很可能是列昂節夫院士。文章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勞動產品也是商品；也是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壹件商品的價值不是由實際耗費在這件商品的生產中的勞動數量決定的，而是由這件商品的生產和再生產的社會必要勞動數量決定的。”如果這壹觀點是正確的，那麼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就不存在本質區別了。因為商品生產的基本根據，再重述壹遍，就是勞動的私人性質。

　　斯大林自己在1952年發表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認可了這壹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他明確地提出價值規律在蘇聯“存在並且起作用”。東德經濟學家弗裏茨·貝倫斯，壹個比較有頭腦的新斯大林主義理論家，後來企圖以更加精巧的方式為“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作辯護。在他看來，這是由生產力的絕對發展水平尚不充分、勞動力的私人所有制、生產單位之間日益復雜的相互關系所決定的。如果我們撇開其觀點中那些實用主義的和非科學的成分（“商品——價值關係繼續存在是因為應當和必須利用這些關係來為更有效率的計劃服務”），貝倫斯的觀點無非是承認勞動仍然不是直接的社會勞動，因而仍然部分地是私人勞動。但是，這壹簡單事實不正是說明，我們所談論的並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嗎？

　　或許有些人會認為，所有這些都不過是教條主義的咬文嚼字罷了，或者乾脆就是經院主義的詭辯，何必用這麼大的精力來關註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了些什麼以及怎樣詮釋他們所寫的東西，為什麼不去關註在蘇聯到底實際發生了什麼事情？這種反對意見，忽略了問題的關鍵。問題不在於對蘇聯和類似社會中的經濟現象奇蹟發展的描述，雖然這是很重要的，問題在於理解和解釋這些現象。沒有相應的理論分析手段，要理解和解釋這些現象是不可能的。而這正是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能夠幫助我們的地方。

　　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的辯護士們，在西方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家們面帶微笑的鼓勵下，企圖用兩個辦法來推翻上述論證。他們壹方面宣稱，實踐證明，社會主義的“現實發展”和“強大的國家機器”與商品生產的存在不是互不相容，在這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犯了錯誤；另壹方面，他們又說，兩位導師曾經反復說過，共產主義不是壹個現成的目標，而是為了消滅“現存狀況”即私有財產而進行的現實運動。這些斷章取義的立場，來自對《德意誌意識形態》中的壹段論述所作的公然歪曲的解釋：

　　“但隨着基礎、即隨着私有制的消滅，隨着對生產實行共產主義的調節以及這種調節所帶來的人們對於自己產品的異己關係的消滅，供求關係的威力也將消失，人們將使交換、生產以及相互關係的方式重新受自己支配。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的說明了，消滅“現存狀況”決不是僅僅限於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而是至少還應該包括下列方面：㈠ 消滅商品生產以及貨幣的逐步消亡（“供求關係的統治也將消失”）；㈡ 至少在公社範圍內，取消消費品的交換；㈢ 由自由聯合的生產者對他們自己的勞動產品、勞動條件，包括消費品的分配，實行控制；㈣ 人們使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的方式”受自己的支配，這就排除了與社會相分離的壓迫機關的存在。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在蘇聯和其他地方，還不存在壹個已經消滅了“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社會主義社會在任何地方都還不存在。

　　官僚集團的辯護士們還指責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左傾批評家”故意拔高社會主義的標準，以表明蘇聯和其他地方的現實達不到理想的要求。他們認為，這是用“歷史唯心主義”、“規範主義的烏托邦”和“道德主義”來代替歷史唯物主義的範疇。

　　對於這種說法，可以作如下回答：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之壹正在於，所有科學範疇（以及“理想”）都是現實的社會關係的產物，而不是來自“錯誤思維”或者邪惡的“反共主義”。在蘇聯以及類似社會，商品、價值和貨幣等範疇能夠繼續存在，是有其物質基礎的，這就是生產社會化尚未充分發展；勞動在本質上還不是直接的社會勞動；生產者還沒有相互自由聯合，還不能夠直接支配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因此，私人勞動和私人財產還沒有完全被消滅。

　　也就是說，不是因為蘇聯的社會狀況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理想”，所以才認為這些社會是“壞的”和非社會主義的。這樣壹種觀點確實是唯心主義的和“規範主義”的，這不是我們的觀點。這些社會不是社會主義社會，是因為它們仍然是剝削性的、是極端壓迫性的和造成異化的社會，因為它們不符合社會主義的真正標準。由馬克思以及其他人所定義的社會主義的真正標準，既不是唯心主義的臆測，也不是烏托邦的猜想，而是壹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無階級社會的誕生所必不可少客觀條件。在蘇聯和其他地方，“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都還沒有現實地存在過。

　　官僚集團及其辯護士們的說法與之恰恰相反，這是因為他們自身的利益要求他們這樣做，要求他們掩蓋或者美化在蘇聯存在的不平等、物質特權和權力壟斷。至於國際資產階級，則樂於跟着蘇聯官僚集團把蘇聯說成是社會主義的，以便讓西方和其他地方的工人看到“社會主義”確實是壹個很糟糕的社會。

　　在某些不太有頭腦的人們當中，還可以聽到這樣壹種說法，那就是“左傾機會主義者”在批評蘇聯社會時混淆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他們對社會主義社會所提出的種種要求只有在更高級的共產主義社會中才能實現，但是，這些辯護士們忘記了列寧是怎樣毫不含煳地說明了什麼是壹般所說的社會主義：

　　“馬克思把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就是這個剛剛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在各方面還帶着舊社會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第壹階段或低級階段。生產資料已經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它們已歸全社會所有。社會的每個成員壹定份額的社會必要勞動，就從社會領得壹張憑證，證明他完成了多少勞動量。”

　　辯護士們還忘記了，在我們已經引用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中也可以找到關於社會主義的這壹定義，他們還忘記了，從1875年到1928年，自倍倍爾以來的整個馬克思主義傳統都是以這壹定義為基礎的。直到1928年6月，斯大林本人也反復重申這壹定義。

　　這僅僅是壹個定義問題嗎？當然不是。除非拋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卷中的全部論述，拋棄馬克思關於商品、價值、交換價值（價值形式）和價值規律的分析，否則就無法解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為何會繼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占據統治地位。這不僅是拋棄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的定義，而且是拋棄他關於資本主義以及階級和國家的起源的分析。這就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的“資產階級權利”在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的第壹個、也是比較低級的階段）中繼續存在的觀點，決不等於說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還繼續存在。前面引用過的《批判》壹文中的有關論述對此作了清楚的說明。儘管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和價值不復存在了，但是“資產階級權利”仍然存在，因為平等還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被直接承認為社會勞動的等量個人勞動，意味着在消費基金中的同等份額。但是因為不同的個人有不同的需要，並能提供不同數量的勞動，所以有些人能夠滿足他們自身的需要，而有些人則不能。

　　在蘇聯所存在的恰恰不是馬克思在使用“資產階級權利”壹詞時所說的在消費品分配方面的形式上的平等，而是巨大的、不斷增長的形式上的不平等。如果說，壹個非熟練的體力勞動者用8小時勞動能夠交換到的消費品數量是X，那麼壹個高級官僚在同樣工作8小時之後，則不僅得到他的薪金，而且還能得到以實物形式提供的特殊的奢侈品和服務，相當於10X或者20X。這種資產階級權利早已超出了馬克思在談論作為共產主義第壹階段的社會主義時所設想的範圍。用斯大林主義的辯護術語來說，這是“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分配標準”，以與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的“分配標準”相區別。這本身就已經公然違背了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提出的公式，在馬克思的公式中根本沒有提及“勞動的質量”或者任何類似概念，也違背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提出的對這壹問題的看法。至於斯大林主義對所謂的“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所進行的政治討伐，則背離了壹切社會主義傳統，也背離了列寧公開表明過的立場。

　　由於在蘇聯存在着這樣的分配體制，由於商品生產和價值繼續存在，這就決定了在蘇聯社會仍然普遍存在着“為了生存而進行的鬥爭”，為了升官發財而相互爭鬥，為了“個人利益”而進行的冷酷計算以及自私自利、貪圖名利和腐敗等現象，雖然這些現象不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那樣嚴重。這些社會現象的存在，主要不是由於“資產階級思想的殘餘”或者“西方的影響”，而主要是蘇聯現存的社會經濟結構的產物。

　　這裏我們又壹次遇到了物質匱乏的問題。在上壹節中，曾經用生產力發展水平不足來解釋國家和官僚制度的繼續存在以及過度膨脹。分配、法律、權利及權力關係的存在不可能從根本上超越生產力發展水平所可能允許的範圍。分配的進行，以及調節分配的方式和機構，歸根結底取決於社會所掌握的產品數量——也就是到底有多少東西被生產出來了。從長遠來看，任何良好的願望、主觀上的巨大努力和理想主義的追求，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壹點。只要蘇聯社會仍然處於與西歐、北美和日本比較先進的工業部門相隔絕的狀態，因而不能夠利用後者的生產潛力，那麼社會主義就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的命運從來都是取決於國際資本主義的命運，取決於世界無產階級的勝利或者失敗——也就是說，取決於世界革命的前途。

　　這就使我們能夠消除另外壹個誤解。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在蘇聯和其他類似國家裏市場關係還繼續存在着，這就證明社會主義社會還不存在，這並不是說，我們要求“黨”和工人階級立即廢除商品生產和貨幣，或者實行其他荒謬的“左傾”政策；商品生產和貨幣只能逐漸消亡。商品生產和貨幣關係現在在中國繼續繁榮和發展，而不是趨於消亡，這是壹個在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客觀地分析中國以及類似社會時所要面對的基本事實，但是這不能成為提出不負責任的和非理性的政策主張的根據。在既定的內部和外部條件下，企圖在壹夜之間“廢除”商品生產和貨幣流通只會加速現有生產關係的解體，不利於社會主義，而有利於資本主義復辟。

　　無論是在1922年和1933年反對派所提出的蘇聯經濟和社會改革綱領中，還是在後來蘇聯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出的政治革命綱領中，都沒有主張立即廢除商品生產。正相反，他們主張在社會化生產和計劃制度的範圍內，允許商品生產存在，甚至鼓勵其發展，以便壹方面實現生產力的長期最優化發展，壹方面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這兩個目的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不能夠在另外壹套尊重人和自然的技術體系的基礎上來發展生產力，就不會有社會主義；但是如果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那麼建設社會主義也同樣是不可能的。我們的目的，不是要先生產出來多少鋼、水泥、小汽車和建好多少住房，然後等到將來的某壹天，生產者們突然（由於什麼奇蹟？）成為他們自身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的主人。我們的目的，是要在生產和勞動生產率方面，在促進社會平等以及在經濟和國家管理中實現工人自治和社會主義民主方面，通過兩者的相互作用，實現兩者的同步發展。否則的話，生產力發展的各個源泉就會逐步地、壹個接着壹個地枯竭乾涸。

　　因此，盧卡其的下述觀點是非常不恰當的。盧卡其認為，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或者是通過革命戰爭來實現社會主義，或者是回到11月7日（指十月革命：譯者註）以前的處境，也就是說，或者是選擇冒險主義，或者是選擇資本主義。”盧卡其認為，“就這個兩難選擇來說，為托洛茨基恢復名譽從歷史上看是不合適的。就時代的戰略問題來說，斯大林是完全正確的。”

　　這壹對歷史的歪曲是由於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官僚集團的有關說法。從1923年到1933年，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內部與有關論戰相關的所有文件都可以直接證明，這些說法都是不實之詞。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決不是盧卡其所說的上述兩難選擇的犧牲品，而是堅持認為——他們先是反對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後來反對斯大林和布哈林，而最後，當蘇聯共產黨內部不再有反對派時，則是反對斯大林集團——共產黨人有兩個主要任務，而這兩個主要任務必須同時完成。壹方面，必須加速實現蘇聯的工業化，實行經濟計劃，在農民自願的基礎上通過合作化來改組農業和提高農業的技術水平；但是與此同時，還必須在國際方面根據各國內部的發展規律和階級鬥爭的要求（而不是根據蘇聯在某壹時期的經濟和外交需要）促進革命的發展。這壹路線既反對投降主義，也反對冒險主義，正如托洛茨基在《共產國際綱領草案批判》壹文中所指出的那樣：

　　“在[共產國際]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中，我們曾經數十次地告誡那些急躁的左傾主義者：不要過分得急於幫助我們。那樣的話，妳們就會毀掉妳們自己，因而最終毀掉我們。要系統地開展為了群眾利益而進行的鬥爭，以便使之發展為為了爭取政權而進行的鬥爭。我們需要妳們的勝利，但是不需要妳們企圖在不利條件下發動鬥爭。在新經濟政策的幫助下，我們在蘇維埃共和國會努力生存下去，我們會繼續前進的。如果妳們能夠積蓄力量，如果妳們善於利用有利條件，那麼妳們就會有機會在正確的時機幫助我們的。”

　　最後，不斷革命的理論以及帝國主義不平衡發展的理論，決不認為工業落後國家的人民不應當努力爭取他們自身的解放，而是壹味等待工業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勝利為他們準備好成功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條件。正相反，托洛茨基認為，在落後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是把這些國家從野蠻的歷史遺產的沉重包袱下解放出來的唯壹辦法。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像他們在西方曾經基本上做到過的那樣，把奧吉亞斯的牛圈清洗乾淨（譯者註：希臘神話相傳，奧吉亞斯國王的牛圈中養有3000頭牛，三十年未打掃，後為大力神海格立斯用河水在壹日內清洗乾淨）。這本身就足以說明社會主義革命在第三世界的必要性，因為只有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未完成的任務和開始社會主義發展。但是，在這些國家微弱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上，是不可能完成這壹進程的；只要階級鬥爭的條件允許，就必須使這壹進程擴展到先進的工業國家。

　　或許有人會問，從以上兩節的分析中，是不是可以得出結論，即官僚集團是壹個“國家資本家階級”或者是壹個“新的統治階級”。對這壹問題的答案是：完全不是那麼回事。要說明這種機械論觀點的錯誤，有必要進壹步考察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作用，以及官僚專制主義權力之間充滿矛盾的結合。而這種結合又須納入到歷史上“依次相繼”的生產方式（借用馬克思的說法）之間的過度社會這個壹般問題中來考察。

　　我們曾經指出，將商品生產的作用僅僅限於資本主義時代的範圍，是違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交換、交換價值和商品生產，因而價值規律的作用，早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前，就已經存在了許多個世紀了。使資本主義生產與各種小商品生產區別開來的，是商品和價值生產的普遍化；只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才普遍地成為商品。儘管資本、資本主義及其矛盾的萌芽在小商品生產中已經存在了，但是它們畢竟不過是萌芽。要使這些萌芽完全成長起來，還必須創造出整整壹系列進壹步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在西方以及東方的偉大文明中，這個過程經歷了數千年。在比較欠發達的國家，即使到了今天，這壹過程尚未完成。

　　要完成這壹過程，必須克服壹些巨大的障礙。我們在這裏只指出其中壹個障礙，那就是使農民失去對土地——他們基本的生產資料和生存條件——的直接支配，並使他們淪為雇用勞動者。這要求在農村進行巨大的財產關係方面的變革——消滅農民在其中擁有事實上的土地使用權的原始農村共同體（無論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形式，還是“純粹封建主義”的形式），以及廢除奴隸制種植園和土地的國家所有制。

　　這還要求在鄉村和城鎮進行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的其他變革。即使在先進的西歐地區，由於這壹進程發展緩慢，所以小商品生產以及基本上是非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也曾經在很長壹段時間裏與逐步形成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共同存在。在這壹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階段，商品生產與單純的使用價值生產曾經雜交共存。價值規律以這壹過渡社會所特有的形式在商品生產領域起作用，但是在各個村莊內部，在很長壹段時間裏，價值規律很少起作用或根本不起作用。

　　壹個生活在中世紀早期的歐洲農民，壹個生活在18世紀的中國或印度農民，或者壹個生活在19世紀的墨西哥或非洲農民，不會根據市場價格的變化而改變其生產的數量和品種，因為他生產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維持他自己的生存。地租、賦稅、戰爭和饑荒有時會大大減少壹個農民生產的全部使用價值中他自身所占有的份額，但是這並不能把壹個農民改造為依賴於市場的，即依賴於價值規律的商品生產者。要做到這壹點，村莊內部的財產關係必須發生變化——這裏指的是經濟意義上的而非單純法律意義上的財產關係，必須使農民在事實上與土地分離開來。

　　不妨說，像這樣的混合型社會，其特點便是，價值規律起作用，但又不占統治地位。社會現有生產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配置，主要是由習慣和傳統、農民的需要和消費習慣、生產技術、相互交往的組織形式，以及國家強制實行的徵調等所決定的。馬克思關於這種社會狀況的分析是眾所周知的。

　　這種混合型的生產關係並不必然導致生產力和社會發展的停滯。過渡經濟與商品生產之間的矛盾是逐步發展的，其中壹個因素便是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以及後來的製造業資本）的發展。在壹個很長的時期，這壹發展有可能會產生出最終導致價值規律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趨勢，但是我們這裏說的是壹個逐步的歷史過程，是必須對之加以具體研究並用經驗材料來說明的，而不是僅僅根據如此這般的抽象邏輯——商品生產的出現＝價值規律必然占統治地位＝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統治——演繹壹番便可以得出結論的。

　　蘇聯和其他類似社會的經濟和社會結構與上述的混合型社會有着驚人的相似。正如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壹樣，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中商品生產仍然存在，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下，都只有非普遍化的、局部存在的商品生產。在農業合作社和國有企業之間相交換的消費品和生產資料是商品，與對外貿易有關的產品也是商品，但是大部分大規模使用的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大部分勞動力也不是商品：對於它們來說不存在本來意義上的市場。因此，把這些社會說成是“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合乎道理的，因為在這些社會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運動規律不起作用。

　　機器和勞動力沒有從“利潤率”較低的部門轉移到“利潤率”較高的部門。價格和“利潤”（僅僅有會計上的意義，因為價格是根據行政命令確定的）也不是指引投資分布和轉移的信號。不是價值規律，而是國家（也就是官僚集團）最終決定社會產品中有多少用於投資、多少用於消費，以及決定整個經濟的發展方向，因此，蘇聯式經濟不是普遍化的市場經濟，而是由中央配置資源的經濟，即中央計劃經濟。

　　但是，它又不是壹個“純粹的”中央計劃經濟，而是計劃配置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混合體，價值規律起作用，但是不占有主導地位。儘管如此，價值規律的作用範圍為官僚專制主義最終設定了不可動搖的界限。這是像勃恩漢姆、沙赫特曼和卡斯脫裏亞迪斯之類的“官僚集體主義”理論家們沒有認識到的。

　　首先，官僚集團的專斷行為受到客觀內在的約束，即受整個經濟在壹定條件下可供配置的有限物質資源的制約。官僚集團當然可以要求，比方說在高技術領域，某些部門在稀缺資源分配方面享有特殊待遇。官僚集團也可以不斷地要求使重工業、軍事工業、航天工業、通向歐洲的天然氣管道等部門得到優先發展，但是官僚集團不可能不服從擴大再生產的規律。任何壹次偏向某壹部門的不合乎比例的資源分配，都會造成整個經濟的更大比例失調，最終使優先發展部門本身的勞動生產率也受到影響。於是，比方說，蘇聯的壹部分經濟資源不得不用來進口食品，而不能用於發展機器和現代技術。不僅如此，而且即使是非市場部門，也到處滲透着商品貨幣關係，這是官僚集團用恐怖、壓制和專制主義的手段也改變不了的；其次，官僚集團的專斷行為還受到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競爭壓力的制約，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有統壹的價格體系，起支配作用的是價值規律。蘇聯集團的對外貿易（即使是經互會內部的貿易）歸根結底是在世界市場價格的基礎上進行的。

　　處於過渡中的蘇聯式社會的這種混合性質清楚地反映在其內部價格體系的二元結構上，壹組價格是由價值規律決定的，而另壹組價格卻是由計劃當局任意規定的，但是起支配作用的還是第二組“價格”，這就是為什麼這種經濟（儘管對外貿易為國家壟斷）是中央配置資源的經濟的原因。然而，國民總產品中與對外貿易相聯繫的部分越大，價值規律對於“計劃價格”和國有部門資源配置的影響也就越大。計劃經濟的調節範圍——即對重要物質資源實行中央配置的範圍——因而明確受到限制。至於官僚集團內部的“政治官僚”和“技術官僚”之間的衝突，中央計劃當局與企業經理之間的衝突，則歸根結底是上述客觀矛盾的反映。

　　由於同樣的原因，每壹個具備其蘇聯原型大多數特點的“民族的”官僚集團，又有諸多自身的具體特殊性。這些特殊性反映了這個官僚集團奪取權力的條件和方式，反映了這個國家及其工人運動的歷史，反映了既有的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反映了統治階級和各中間階層的政治傳統，而最主要的，是反映了這個國家在世界市場中的特殊位置。1989—1990年的壹系列事件明確地印證了這壹論點。

　　雖然商品生產的繼續存在和官僚集團的專制主義統治都可歸因於工業較落後地區所發生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孤立性，但是這壹專制主義畢竟是與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和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聯繫在壹起的。從長期來看，如果不打破官僚集團的專制主義，就不能夠實現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作用的普遍化。

　　這樣，我們就了解了官僚集團不能夠成為壹個統治階級的決定性的原因，它無法使自己演化為壹種新型的統治階級，而只能蛻變成為舊的資本家階級。要產生壹個“新的”、非資本主義的“官僚制”生產方式，蘇聯官僚集團就必須使它自己完全徹底地擺脫價值規律的影響，但是要做到這壹點，就不僅要消滅蘇聯內部以交換為基礎的分配關係，而且還必須使蘇聯從世界市場的束縛下完全解放出來，也就是在世界範圍內，或者至少使在大多數主要的工業國家消滅資本主義。而這又取決於世界範圍內資本和勞動的鬥爭的最終結果，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當然就更不會允許斯大林主義的官僚集團變成壹個新的統治階級。

　　壹個新的統治階級存在的前提是存在着壹個有其自身內在邏輯和運動規律的新的生產方式。直到現在，還沒有誰能概括出“新的官僚制生產方式”有哪些運動規律，因為這些運動規律根本就不存在。另壹方面，卻可以知道斯大林主義經濟有哪些特有的運動規律。在過去30年裏，有豐富的經驗材料證明這些規律的存在。

　　對革命馬克思主義來說，蘇維埃國家有着部分的積極意義，因為它畢竟是工人國家，儘管是極端官僚化的工人國家。至於其非無產階級方面，壹切與官僚集團作為壹個社會階層的片面利益和特殊性質相聯繫的方面——它對工人階級的敵視、它對壹部分剩餘產品的占有、它在國際上的保守作用——則都是極端反動的。

　　歷史上，統治階級只有在壹定的財產制度的基礎上才可能長期維持其統治。這壹點，可以用亞細亞生產方式下的國家官吏的命運來說明。

　　在中國，在每個王朝的初期，官僚集團的客觀作用都是保護國家和農民免受土地貴族的勒索，以便使擴大再生產（灌溉工程、剩餘產品的集中、保障各個村莊的勞動生產率等）成為可能。這也使國家能夠從集中起來的剩餘產品中拿出壹部分來，給予其官吏以極其慷慨的回報。儘管如此，壹個官吏的命運還是要取決於體現為宮廷和皇帝的國家的隨心所欲。他的地位從來就不安全。他不能確保他的兒子能夠與自己壹樣在官僚集團中占據壹個好位置。

　　因此，在每個王朝興衰周期的後半階段，壹般就會出現土地貴族（鄉紳）與官僚集團融和的趨勢。官僚們逐漸成為財產的所有者，先是占有貨幣和地產，繼而是占有土地——這壹過程是“非法的”，正如蘇聯的官僚們占有原材料和最終產品的儲備壹樣。

　　隨着官僚集團與鄉紳的融合，剩餘產品的集中也就被破壞了，國家權力被削弱，對農民的壓榨趨於嚴重，農民收入減少，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農村流民與農民的暴動、匪患和騷亂逐漸蔓延，王朝失去了“天命”——即其合法性——並最終崩潰。於是產生壹個新的、往往發源於農民的王朝來重建國家和官僚集團對於土地貴族的相對獨立性。

　　埃梯安·巴拉茨的《天國的官僚主義》是關於傳統中國社會的最好的着作之壹。巴拉茨有時把士大夫稱為壹個階級，但是這壹稱謂與他反復加以說明的各種具體情況並不相符，也不符合他對士大夫的社會行為及其地位的不穩定性所作的精闢的具體分析。

　　“[在周期所發生的]這個持久而痛苦的過程，其最顯着的結果便是在貴族和平民之間出現了壹個新的中間社會階層。……“這個新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令人敬畏的和雄心勃勃的階層，還不甚清楚它自己的作用和它未來的自主地位，壹心想拯救整個社會，而首先是要把它自己從普遍的沒有保障的狀況中解救出來。……“受過良好教育的官吏負責大壹統的帝國的行政事務，這個大壹統帝國是由‘始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21—210）創立的，在漢朝得到了延續。壹般來說官吏們也是財產所有者，但是，他們的權力的源泉不是財產，而是官位，他們的特權是以他們在官位上盡職盡責為前提的——這是了解古代中國的關鍵。壹方面，由受過教育的官吏——有產者所組成的特權階級，忠實地信奉家長制的儒家學說，強烈反對大地產和大地主的權力，因為貴族和大地主的胡作非為會破壞帝國的統壹乃至存在；但是同時，這些官吏們又很自然地傾向於對土地和工商業的投資，儘管這些職業在理論上是與士大夫的地位不相容的。於是農業政策也就搖擺不定。”

　　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在大地主、士大夫和農民之間所進行的三角鬥爭。如果把萌芽中的城市資產階級也算進來的話便是四角鬥爭。這與蘇聯又有着驚人的相似，在蘇聯，是工人、官僚集團和萌芽中的城鄉資產階級之間的三角鬥爭——還有由勞動農民組成的第四角。相似不等於是相同。私有財產和個人發財致富對於古代中國的士大夫們要比對於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們重要得多。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所討論的都是壹個混合型的社會階層，這個階層既通過貨幣途徑，也通過非貨幣途徑來獲取社會剩餘產品。這個階層的混和性質——因而從根本上說是不穩定的——反映了社會生產關係本身（即社會結構整體）的混和的性質。

　　只要在蘇聯還存在着消費品的絕對短缺——大體上是從1928年到50年代初期——那麼在滿足他們自身直接需要的要求的驅使下，官僚們就會強迫工人以兩三倍的強度勞動。但是壹旦這些直接需要有所緩解，蘇聯社會就會面臨壹個壹切前資本主義社會都會存在的問題。只要居於統治地位的階級、階層或等級的特權僅僅限於私人消費的範圍，那麼生產率的持續增長就不可能成為這個階級、階層或等級的客觀的長期要求，所以，生產的發展，奢侈品消費的增長，總是伴隨着浪費、揮霍和個人行為的墮落（酗酒、放蕩和吸毒）。在這方面，羅馬帝國的貴族、18世紀法國宮廷的貴族、19世紀的奧斯曼帝國和革命前夜的沙皇俄國實際上都是壹樣的。

　　這與蘇聯官僚集團的上層和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寄生性的有產階層有着明顯的相似。只有資本主義的企業家階層才在競爭（也就是普遍化的私有制和商品生產）的壓力下有着根本不同的行為。如果競爭消退了，那麼就會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資本主義去趨於停滯。競爭是（經濟意義上的）私有制的產物，如果沒有私有制，那麼競爭就無從談起。

　　在50年代，我們就認為蘇聯仍然是壹個處於過渡中的社會。我們的批評者則堅持認為，在蘇聯占主導地位的是“為生產而生產”，因而其增產速度必須永遠是相對比較高的。我們的分析則認為事實將會恰恰相反。現在歷史已經作出了論斷，隨着蘇聯的經濟增產速度越來越慢，官僚集團的壹部分就越來越要求分散生產資料和社會剩餘產品的控制權，理由是“客觀上”要求企業經理享有更大的權利以及為了私人消費和私人利潤合法地占有資源。這個“自由化”的過程逐漸削弱了中央計劃，它使得價值規律所起得作用越來越大，並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復辟。

　　與此同時，官僚集團的內部也有矛盾，特別是要面對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反抗。工人在實踐中認識到，如果私有制站住了腳，那麼必然就要犧牲充分就業，必然就會帶來更大的不平等，1988—1990年的群眾性罷工就證明了工人們有為之而鬥爭的決心。有些人把這叫做“保守主義”。當然，不妨把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反對降低工資和裁員的鬥爭也說成是“保守主義”。

　　至於南斯拉夫式的工人自治，與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結合，僅僅是掩蓋了矛盾，而沒有解決矛盾。只要價值規律能夠強迫工廠關閉，工人集體就不會有真正的決策權（因而也就沒有真正的自治）；另壹方面，只要工人集體能夠有效地防止就業波動，就不存在真正的“市場經濟”。

　　現在，在蘇聯和其他類似社會，可以看到，官僚集團的壹部分正在開始轉變為壹個資本家階級。這壹過程要求實現商品生產的普遍化——也就是使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成為商品。要完成這壹過程，就必須摧毀生產資料公有制、充分就業的制度保障，中央計劃的支配地位和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還必須使蘇聯工人階級在社會經濟意義上又壹次遭受歷史性失敗，而這壹失敗尚未成為事實。

　　十月革命以及由於革命的孤立狀態所引起的官僚制統治，只能由下述兩個方面的結合來解釋，即壹方面，是俄國“自身發展”的局限性（受到外部帝國主義強烈影響的、處於半封建國家統治下的“野蠻的”資本主義，卻有壹個相對比較強大、比較集中、比較有覺悟的工人階級）；另壹方面，是世界資本主義和世界無產階級在帝國主義時代的特殊發展。因此，只要資本主義的命運在國際上還沒有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決定下來，蘇聯的官僚集團就不能成為壹個新的統治階級。革命勝利後在蘇聯又重新出現的“汙泥濁水”，未能採取壹個新的階級社會的形式，而表現為處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社會的官僚化。

　　革命馬克思主義關於蘇聯的分析不是以所謂的“客觀主義”的，更不是以“經濟主義”的歷史觀為基礎的。我們從來沒有說主觀因素——工人的階級意識以及國家和黨的領導集團所採取的政治路線——是無關緊要的。客觀條件——首先是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嚴格規定着國家和黨能夠選擇的政策範圍。在1990年的蘇聯（更不必說1920、1927、1933或1953年），即使是最有成就的革命者，也不能廢除商品生產、貨幣、國家和官僚政治，但是，在壹定客觀條件的制約下，能夠選擇的政策範圍還是比許多人所相信的要寬廣的多。28年前，在《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壹書的第十六章中，我們曾經試圖闡釋這些選擇所意味的後果。到今天為止，還沒有人反駁過我們的這個觀點。

　　在任何壹個能夠大體上維持擴大再生產的社會，社會產品都可以劃分成三個（不是兩個）基本部類：生產性消費基金（A），用以補償在生產過程中消耗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積累基金（B），為滿足以使用價值表現的擴大再生產的需要，為新追加的生產者提供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23]；非生產性消費基金（C）——包括軍火生產，對於在使用價值意義上的擴大再生產沒有貢獻。

　　官僚集團的經濟理論，在無數西方理論家和各種各樣的偽馬克思主義者和半馬克思主義者的支持下，認為只有壓低生產性消費基金，才能實現高水平的積累，以促進經濟增產，並長期地實現消費的“最優增產”。據說，這可以解釋蘇聯經濟的高積累率——平均每年占國民收入的25％，但是這個論點，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錯誤的。

　　首先，它沒有考慮到直接生產者的消費基金其實也是間接的生產資料基金。任何在滿足直接生產者的基本消費預期方面的缺陷，都會導致勞動生產率的相對甚至絕對下降。通過相對或絕對降低生產者的消費而獲得的額外投資能夠帶來的最終產出的增加率趨於遞減。25％的積累率最初可以帶來7％的經濟增長，後來就只有5％、4％，甚至只有3％。西方經濟學家把蘇聯的這種現象叫做“資本係數上升”。蘇聯的官方經濟學家將同樣的現象稱之為“固定資金周轉速度下降”。

　　其次，這壹理論沒有考慮到如果生產者消費的數量和質量都不如他們預期的那樣，如果生產者不滿意他們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包括缺少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那麼生產者就會對勞動漠不關心，並蓄意怠工。如果生產者對生產不負責任，那麼就只有強迫勞動。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勞動市場、工資變動、工作無保障和周期性的大規模失業等，都是實施強迫勞動的手段，但是在蘇聯，這些機制很少起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正因為如此，蘇聯不是壹個資本主義社會。強制的手段，不是市場規律，而是行政控制、壓制和鎮壓——即官僚專制主義。正是這些條件，可以說明官僚主義和鎮壓機關的極大膨脹、從而非生產性消費（部類C）極大膨脹的原因。因而部類B的下降較部類A在以合理速度上升時要嚴重得多。非生產性開支的增長減少了或者抵消了原以為通過壓低生產者消費可以得到的好處。表1表明了國民收入在三個部類之間的分配的大致演變情況。

　　表1 蘇聯社會產品的分配（％）

　　A

　　B

　　C

　　初始情況

　　55

　　15

　　30

　　官僚主義工業化開始時的情況

　　35

　　30

　　35

　　長期結果

　　35

　　20

　　45

　　這就是官僚制的政治和經濟史的秘密，是其起初壹度成功而後來卻越來越明顯地走向失敗的根本原因。我們所看到的不是“為生產而生產”或是“系統地擴大資本積累的趨向”，而是部類C的巨大增長，以及對部類B的增長（更不必說最優化）的關註日益減少。由於其在管理和計劃方面的內在矛盾，官僚集團日益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要恢復生產力的發展就必須消除這個障礙。在經過“公開性”的揭露以後，再也不能否認這個基本的判斷了。

　　在蘇聯，商品生產的發展以及官僚制的規模和範圍，遠遠超出了客觀的必要的限度。事實上，決定蘇聯現實發展的，是客觀的必要性與官僚集團的實際政策（而這是官僚集團特殊利益的產物）之間的相互作用。這壹相互作用的結果可以概括為：驚人的浪費。官僚集團的前領導人尤裏·安德羅波夫，曾經估計每年勞動時間的三分之壹被浪費掉了。戈爾巴喬夫後來確認了這壹估計。沒有比這更能說明官僚集團管理蘇聯經濟的失敗了。

　　認為官僚集團的權力來自於“中央計劃本身”，這是典型的見物不見人、拜物教式的思考方式，這種思考方式不考慮這樣的問題：是什麼社會力量在制定計劃，又是為誰的利益而制定計劃[25]？它忽視了蘇聯經濟的主要特性，即這壹經濟是中央配置與局部的商品生產相結合的混合體。從第壹個五年計劃開始，就只有局部的、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的計劃，壹方面是集中資源“突擊”完成壹些項目，另壹方面是嚴重的比例失調。

　　最突出的比例失調的例子，是廣義的服務業部門（商業、運輸業、貯藏業和銀行業等）的發展嚴重滯後，僅占國民支出的15％—20％（不過，如果考慮到在金融業和商業部門中的資本主義生產、分配和積累各環節的巨大浪費，那麼後壹比例實際上應低的很多）。蘇聯城市中的排隊現象，浪費了人們（首先是婦女）如此多的時間，這不僅是由於產品缺乏，而且至少在同樣程度上是由於對服務業長期以來投資不足。比如，蘇聯是世界上最大的土豆生產國，但是土豆產量的75％都不能通過“服務”到達最終消費者那裏。

　　這種比例失調嚴重地影響了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但是絕不可以把這些現象說成是中央計劃的必然結果。正相反，這種嚴重的比例失調和浪費與計劃的基本邏輯，即按比例發展經濟是格格不入的。這些現象反映的是以專制主義方式強加於生產者——消費者群眾的官僚集團的偏好。

　　至於說中央計劃“本身”就滋長管理制度，以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就意味着官僚集團的普遍的和專制的權力（最早闡述這個論點的是馬克斯·韋伯，後來為馮·米賽斯所借用），還沒有什麼邏輯證明能支持這壹論點。如果認為唯壹可能的計劃形式，是通過極度膨脹的國家自上而下地進行，那麼這種論點不過是同意反復。它包含着強烈的精英主義偏見，認為生產者——公民群眾不能夠自覺地、自下而上地對他們自己的偏好加以協調（即計劃）。

　　如果了解壹下歷史事實，就知道實際上的因果關係恰恰相反。不是計劃的內在本質導致了蘇聯官僚制度的極大膨脹，而是官僚集團的權力決定了蘇聯及其類似社會的計劃的特殊形式。

　　另壹種目前在蘇聯廣為流傳的觀點認為，官僚專制主義是“兵營式共產主義”的產物。後者起源於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在新經濟政策時期曾有所收縮，但是在1928年以後，隨着斯大林以“左傾主觀主義”的方式，企圖不惜壹切代價、用無情的手段來實現俄國的現代化，又壹次占據了統治地位。然而，事實是，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還幾乎沒有什麼官僚制度。只是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官僚集團才開始據有權力，1922年以後俄共全日制脫產幹部的數目可以清楚地說明這壹點。如果說，1928年以後計劃的全面實行採取的是怪獸般的官僚主義的形式，這正是因為官僚集團企圖通過推行計劃來擴展它自己的權力和特權[26]。

　　儘管蘇聯的計劃是片面的，但是它確實包含了真正計劃的合理內核。如果像某些作者那樣把蘇聯經濟僅僅說成是壹個“浪費經濟”，那麼便無法解釋壹個基本上是農業國的國家，如何能在不到兩代人的時間裏，成為世界第二工業強國？現在美國和日本有很多工廠都在應用蘇聯的專利。難道這些都是“浪費”的結果？[27]

　　在壹個實行由群眾自由民主決策、實行民主集中制的自治制度下，計劃受到官僚主義扭曲的程度將大大減輕。但是，有些作者，從不同的角度出發，認為如果不讓市場發揮主要作用，那麼自治就是不可能的，唯壹可能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市場社會主義。南斯拉夫的歷史經驗已經駁斥了這種論點，1971年的激進市場改革不僅沒有加強工人自治，反而導致工人自治解體。如果市場把大規模裁員強加給工人，甚至迫使他們關閉工廠（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是由工人自己的過錯），那麼，怎樣理解工人是自由的或者是在實行自治呢？——除非把自由理解為能夠自由地解僱他們自己的自由。

　　所以，儘管有些人企圖畫圓為方，但是馬克思關於占統治地位的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後果的分析還是得到了證實。彼得·盧本企圖把對“市場社會主義”的辯護——包括企業家利潤和大規模的、強制性的就業波動——嫁接到馬克思的通過以自由人聯合體取代階級社會來實現工人解放的設想上。但是，這就完全忽視了壹個基本問題，即只要人們還受價值規律的統治並遭受異化，只要人們的經濟命運仍然是從他們的背後強加於他們的，並且不受他們的意誌的支配，那就根本沒有什麼“自由地聯合起來的生產者”。

　　米哈伊爾 戈巴契夫則更加清楚地表達了這壹矛盾。壹方面，他正確地說明，對於馬克思來說，社會主義意味着壹切人的自由發展：人類必須支配他們自己的物質生產；社會主義的本質在於自由，但是接下來就是致命的壹躍。按照戈爾巴喬夫的思維方式，這種自由和支配被簡化為生產者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多元化的而不是“壟斷的”財產關係）。社會公正是與所謂的經濟效率——即由競爭和普遍存在的市場機制所決定的經濟的長期發展趨勢——相聯繫的。但是，既然生產者的物質生產和勞動條件，都是由市場和競爭的規律在違背他們自身意誌的情況下強加於他們的，那麼生產者又如何能支配這些條件呢？

　　在這方面，蘇聯共產黨領導集團的政策既不是完全被客觀決定的，也不是對於蘇聯和世界的發展沒有產生影響。它壹方面助長了商品生產的蔓延，另壹方面促進了官僚制的發展。它同時加快了這兩個進程，從而使既有的社會矛盾變得更加尖銳。黨不僅沒有像列寧所期望的那樣成為無產階級群眾（作為階級的無產階級）反對官僚集團的武器，而且黨自身反而成了官僚集團專政的工具。不僅沒有使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上升為直接的統治階級，而且黨越來越蛻變為壹個遠離工人階級的特殊的官僚機構。黨的官僚化與國家的官僚化融為壹體，使無產階級再度處於被壓迫的地位。

　　顯然，所有這些問題都與熱月問題密切相關，這也是托洛茨基在他的壹篇最着名的着作中所分析過的。不太為人所知的是，早在1921年，列寧本人在為第十次黨代表大會所做的筆記中就提出了熱月的可能性：“熱月？理性決定了我們要承認這壹可能性。這會不會成為現實，只有時間才能告訴我們。”

　　有必要再壹次強調的是，這壹結果並不是由“客觀條件”和“力量對比關係”自動決定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壹系列的決策，首先是蘇聯共產黨領導集團的多數人的決策，然後是掌握蘇聯國家權力的斯大林及其集團的決策，在第三個階段則是斯大林死後官僚集團專政的最高領導集團的決策。在下面壹系列（基本上按年代順序排列的）問題上所作的決策，其影響尤其重大：

　　——拒絕執行1923年關於黨內民主的決議，壓制辯論和批評，使既有的黨的體製得到鞏固。這壹體制的統治基礎是壹個未經選舉產生的、實際上不可變更的並且在1921年以後極大膨脹了的機構；——扼殺工人的自我表現和蘇維埃民主的殘餘力量；——在1923年到1927年期間拖延逐步加快工業化，特別是沒有建立壹個拖拉機工業，從而未能為自願組成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奠定基礎；——使中國共產黨服從於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直至蔣介石發動政變——這壹政策導致中國革命在1927年4月的失敗；——1928年以後強迫實行農業集體化並強行驅逐所謂的富農；——1928年以後，在沒有成本核算的情況下，突然加快工業化的步伐，導致實際工資急劇下降，並實行野蠻的反對工人階級的法律和鎮壓措施；——“社會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幫助了希特勒在1933年—1934年奪取並鞏固了權力；——1936年—1937年扼殺了西班牙革命；

　　——1934年至1938年間對蘇聯共產黨和紅軍的大清洗，以及恐怖的制度化；——1939—1941年的希特勒——斯大林協定及其災難性的政治後果和軍事後果；——企圖扼殺1942年至1946年之間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亞民族解放運動的掘起，以及1943年—1948年資本主義歐洲大規模的工人運動的掘起；——不顧東歐國家大多數勞動群眾的反對，將東歐併入斯大林主義俄國的“緩衝區”；——在國家關係上與鐵托和毛澤東破裂；

　　——對1956年匈牙利的政治革命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實行軍事干預。

　　所有這些決策都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占據相應位置的是另外壹些人，那麼他們或許不能夠保證世界革命的勝利，但是他們至少可以使世界完全不同於1924年以來所發生的那個樣子。

　　在蘇聯，專制主義中央計劃與價值規律局部起作用的混和，在工廠組織方面同樣得到清楚的體現。

　　十月革命之後在工廠中曾經出現工人階級自我組織的高潮，但是，經濟系統的失調是無法通過這種方式自發地得到克服的。布爾什維克政府試圖將工人自下而上的首創精神與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結合起來。內戰和“戰時共產主義”的壓力也迫使人們這樣做。1921年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後，通過實行在經理、工會主席和黨委書記之間分權的“三人團”制度而達到了壹個穩定的均衡局面。工會成為工人利益的主要保障和傳送帶，決不允許管理者壹方全面地侵犯工人利益。儘管在新經濟政策時期，不平等和失業有所增長，但是工人的生活水平顯着的提高了。

　　由於熱月成為現實，由於官僚集團專政的鞏固，所以這壹均衡局面被殘酷地破壞了。工會權利喪失殆盡，壹長製成為工廠中的鐵律。野蠻的“生產主義”，實際上就是不顧經濟和社會成本盲目追求實物產量，成了工會和工廠的黨組織必須為之貢獻身心的目標。罷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人階級的反抗都被視為“破壞”而遭到禁止。

　　聯合反對派自始便頑強地反對這壹傾向。1926年9月21日，托洛茨基指出“戰時共產主義和高壓的做法”只能在有限時期內有效，而“在長期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工人的紀律必須建立在工人的自覺性和工人從他們的勞動成果中獲得利益的基礎上。”

　　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建立在粗陋的泰勒制和使部分勞動力非熟練化的基礎上。加快機器運轉速度、計件工資制以及按照技術分工對工人階級實行斯達漢諾夫式的分化，很快成為常規。儘管人們教育委員會盧那察爾斯基起初曾經反對，但是整個職業訓練體制被改組，更高程度的專業化和狹窄的職業範圍代替了通用的技術和文化培養。

　　乍看起來，這個新的發展方向不過是徹頭徹尾的模彷資本主義的工廠組織。這是“國家資本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家的主要論點之壹。不應當認為這種觀點不包含合理的內核：美國和蘇聯的泰勒制的相似程度式不可否認的，但是還有不相似的壹面，而這恰恰證實了蘇聯生產關係的特殊性。

　　資本主義的企業家所關心的並不僅僅是微觀經濟中的剩餘勞動最大化。在競爭的鞭笞下，以貨幣形式實現利潤最大化是資本積累的絕對前提條件。如果不能提高利潤，那麼增加剩餘勞動就毫無意義，而利潤最大化的關鍵機制之壹是用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來代替粗放式的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通過改進技術和使勞動組織“合理化”，勞動生產率趨於上升並階段性地發生革命，這就有可能用工作日中越來越短的壹部分來生產工人工資（包括不斷上升的實際工資）的等價物。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壹個主要方面。

　　在官僚集團專政的體制下，工廠經理不受同樣約束的制約。沒有競爭的鞭笞；在工廠這個微觀經濟層次上沒有不可逃避的減低生產成本的壓力；也沒有“利潤”最大化的義務。唯壹的強制是政治強制。在斯大林時代，表現不好的代價是失去自由甚至生命。[31]在斯大林死後，這種超經濟的懲罰逐漸減少，經理的崗位壹般來說有很大的保障。如果壹個官僚在壹處被罷免，幾乎可以肯定他會在另壹處被任用。

　　在這種情況下，普遍缺乏責任心和對工廠表現漠不關心就成了這壹制度的典型特徵，並使蘇聯走向停滯和衰落。事實上，由於經濟合理性的唯壹重要標準就是完成實物指標，所以經理實際上會不顧效率積累過多的存貨、降低產品質量、浪費能源和原材料及從事“黑市”交易等。

　　或許有人會認為，雖然官僚主義計劃的體制在微觀經濟層次上大大劣於資本主義競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但是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卻優於資本主義競爭。無可否認，在幾十年的時間裏，蘇聯經濟的增長速度都超多了西方。但是即使我們不去問諸如“付出了什麼代價？”和“為什麼不能持久？”壹類的問題，這種論點也還是迴避了壹個關鍵問題，即蘇聯的工廠體制從勞動和機器（技術）方面來看的特殊性問題。

　　正是由於對蘇聯工人的剩餘勞動的攫取不是與微觀經濟中的利潤最大化相聯繫的，所以這種攫取與資本主義相比在程度上較差，工人也比在資本主義下少受壓迫。與他們在北美和西歐的夥伴相比，蘇聯工人不得不在工廠中呆上更長的時間、拿更少的工資，但是他們的實際勞動時間少得多。

　　對經濟資源的整體上的浪費恐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要比在蘇聯還要多壹些：大約是50％對40％—45％。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主要表現為未出售的產品、未利用的生產資料和出售無用的和有害的產品。而在蘇聯，則主要表現為在勞動時間實際上沒有勞動——這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不多見的。

　　在技術領域，由於沒有受到資本主義企業家所受到的同等的經常壓力，所以在基礎研究和產品試製方面的巨大努力沒有能夠轉化為工廠壹級的廣泛應用。事實上，這種應用受到官僚們的抵制，他們認為這對於他們完成在創新之前已經定好的計劃指標不利。

　　蘇聯的經理試圖將壹個典型的官僚的行為與壹個未來的企業家的行為結合起來。壹方面，他嚴格遵守規則，不論這對“他的”工廠（正是由於不是他的工廠）和整個經濟會造成怎樣的結果；另壹方面，他不惜犧牲工人的利益，不顧惜他們的福利，並通過違反各種規則，以努力“完成計劃”。

　　就工人來說，他們既要保護自身作為消費者的利益（實際工資、實際消費、實際社會服務），又要保護自身作為生產者的利益，不管兩者之間在表面上有什麼矛盾。正如官僚主義的經理不受競爭的威脅壹樣，在工人頭上也沒有懸着失業的鞭子。[35]其結果便是壹個與資本主義大不相同的工廠體制，即在“生產場所”中的實際生產關係，更不必說整個經濟的生產關係，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大不相同。儘管存在着那些控制勞動的等級制，但是由於在勞動場所力量對比關係的差異，加上“但求無事”的思想狀態，所以意味着蘇聯經理在多數情況下會很快對工人的要求作出讓步。

　　官僚制度的特點是照章辦事，但是在資本主義的公共部門裏，“照章辦事”就等於使經濟陷於混亂，等於進行壹種特殊形式罷工——這與“為利潤辦事”根本不同。誰要是不懂得這壹點，誰就不了解資本主義的特殊本質。

　　當然，這壹分析不應當被理解為是為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或資本主義剝削作辯護。從工人階級的角度看，兩者都是壓迫性的。二者在配置物質資源和保護勞動與自然不受損害方面，都是浪費性的制度，但是二者是不同的。

　　資本主義的和蘇聯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的最基本的共同點是，二者都努力將技術創新與設法在生產中鞏固和加強對勞動的控制結合起來。沃爾特·蘇斯令人信服的說明了蘇聯，特別是在開始第壹個五年計劃之後，機械地、盲目地採用了泰勒制，正是為了使部分勞動非熟練化，對勞動時間有更大的控制，削弱對加快機器運轉速度的抵抗。對於像加斯鐵夫這樣的“蘇維埃泰勒主義”的極端鼓吹者來說，這表現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不僅要作為階級才能生存，而且還必須成為（我們寧願說退化為）“社會自動機”；另壹方面，托洛茨基則追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傳統，堅決反對這壹觀點。對托洛茨基來說，社會主義意味的不是無產階級永久存在下去，而是無產階級的消亡。

　　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的演變鮮明地反映了蘇聯混和的和矛盾的社會現實。官僚集團沒有它自己的意識形態。作為替代，它仍然依賴着壹種經過系統扭曲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在克裏姆林宮無數次地迫使其不幸的理論家轉變方向後已經被提煉掉了，只剩下犬儒主義的實用主義政治。

　　首先，是被推向極端的國家的拜物教化。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指出國家拜物教是壹切官僚集團的基本意識形態特徵。他的精闢、深入的描述同樣適用於蘇聯官僚集團的意識形態狀況：

　　“官僚精神純粹是壹種耶穌會的精神、神學的精神。官僚是國家的耶穌會教徒和神學家。官僚機構是國家祭司。……官僚機構認為它自己是國家的最終目的。既然官僚機構把自己的‘形式的’目的變成了自己的內容，所以它就處處同‘實在的’的目的相衝突。因此，它不得不把形式的東西充作內容，而把內容充作形式的東西。國家的任務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國家的任務。官僚政治是壹個誰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級制是知識的等級制。上層在各種細小問題的知識方面依靠下層，下層則在有關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依賴上層，結果彼此都使對方陷入迷途。……“官僚機構掌握了國家，掌握了社會的唯靈論實質：這是它的私有財產。官僚機構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奧秘。保守這種秘密在官僚界內部是靠等級制組織，對於外界則靠它那種閉關自守的公會性質。因此，公開的國家精神及國家的意圖，對官僚機構來說就等於出賣它的秘密。因此，權威是它的知識原則，而崇拜權威則是它的思想方式。但在官僚界內部，唯靈論變成了粗劣的唯物主義，變成了盲目服從的唯物主義，變成了對權威的信賴的唯物主義，變成了例行公事、成規、成見和傳統的機械論的唯物主義。就單個官僚來說，國家的目的變成了他的個人目的，變成了他升官發財、飛黃騰達的手段。……“如果說，官僚機構壹方面是粗劣的唯物主義的體現，那麼，另壹方面它也暴露了它那同樣粗劣的唯靈論：它想創造壹切，就是說，它把意誌推崇為始因，因為它的存在只表現在活動中，而它活動的內容又是從外面取得的。所以，只有形成和限定這種內容，官僚機構才能證明自己的存在。對官僚來說，世界不過是他活動的對象而已。”

　　讓我們看看在蘇聯官僚集團思想家的着作中，這是怎樣表現出來的。我們首先發現，是否認國家的寄生性、歷史有限性和過渡性的學說。例如，L.S.馬穆特寫道：

　　“如果回顧壹下國家的歷史，就可以看到，在世界歷史的範圍內，國家的發展伴隨着社會及其主體的政治自由水平的不斷提高……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只有在（國家）制度的幫助下，才能實現自由。為了這個目的，國家經歷了根本的變化，更重要的是，國家必須置於新社會的工人的有效控制下……在革命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之後，社會的自由就包含了每個工人的自由。沒有每壹個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自由作前提的集體的自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根本就是荒謬的。如果不使每壹個人自由，社會就不能夠自由。”

　　除了最後兩句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過的以外，這壹段論述在理論上和經驗上都是十分荒謬的。“革命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在蘇聯是73年前的事了。在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羅波夫的統治下，每壹個工人都有不經國家機關許可組織工會、政治組織或出版月刊的自由嗎？難道工人今天就有這樣的自由了？工人階級有效地控制着克格勃嗎？這個機智的犬儒主義者寫下了這麼多廢話，怎麼竟不害羞呢？哪裏有什麼對國家中央機關的“蘇聯工人的控制”，據說只有有了這樣的控制才能保障“社會及其主體的政治自由水平的不斷提高”。

　　即使工人有效控制着國家政權，這也不能夠使國家成為什麼“不斷提高的自由”的保障。要知道這種說法相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偏離到了什麼程度，只需讀壹讀恩格斯下面的壹段話，這段話精闢地概括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官僚制的理論：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權力和徵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凌駕於社會之上。從前人們對于氏族制度的機關的那種自由的、自願的尊敬，即使他們能夠獲得，也不能使他們滿足了；他們作為日益同社會脫離的權力的代表，壹定要用特別的法律來取得尊敬，由於這種法律，他們就享有特殊神聖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文明國家的壹個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擁有比氏族社會的全部機關加在壹起還要大的“權威”，但是文明時代最有勢力的王公和最偉大的國家要人或統帥，也可能要羨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長所享有的，不是用強迫手段獲得的，無可爭辯的尊敬。”

　　事實上，恩格斯在致倍倍爾的信中所說的與馬穆特的所謂的國家是自由的保障者的說法恰恰相反：“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他之所以需要國家，並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壹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也就不存在了。”

　　在馬克思主義關於資產階級國家（及壹切較早的統治階級的國家）與無產階級國家的區別的理論中，列寧的立場更為激進。在《國家與革命》壹書中，列寧在總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以後指出：

　　“鎮壓資產階級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實行鎮壓的機關在這裏已經是居民的多數，而不是像過去奴隸制、農奴制、雇用奴隸制時代那樣總是居民的少數。既然是人民這個大多數自己鎮壓他們的壓迫者，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國家就在這個意義上開始消亡。大多數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權的少數人（享有特權的官吏、常備軍長官）的特殊機構，自己來直接行使這些職能，而國家政權的職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這個國家政權就愈不需要……這裏恰巧最明顯地表現出壹種轉變：從資產階級民主轉變為無產階級民主，從壓迫者的民主轉變為被壓迫階級的民主，從國家這個對壹定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轉變為由大多數人——工人和農民用共同的力量來鎮壓壓迫者。”

　　列寧以後用類似的語言來說明蘇維埃國家的特點：“蘇維埃政權是壹種新型的國家，沒有官僚，沒有警察，沒有常備軍。”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從1928年至1986年，要是任何人在蘇聯發表和傳播這壹段列寧語錄的話，他壹定會因為“反蘇宣傳”和“誹謗蘇維埃政權”而被判處在勞改營中強制勞動5至10年。更可怕的是，他可能會被送進精神病院並接受洗腦。是啊，如果誰要是像列寧那樣，竟然想象蘇聯國家是沒有官僚、沒有警察和沒有常備軍，那他壹定是要瘋了。

　　斯大林則毫不猶豫地公開為官僚的必要性和職能作辯護。1923年4月，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在作組織報告時作了如下直率的聲明：

　　“……只要提出好的政治路線就夠了，就萬事大吉了。不，這只是事情的壹半。在提出正確的政治路線以後，還必須挑選工作人員，把善於執行指示、能夠理解指示、能夠把這些指示當作自己的東西並且善於貫徹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種工作崗位上……因此，登記分配局即中央委員會的那個負責登記我們下層和上層主要工作人員並分配他們工作的機關具有重大意義。”[36]

　　國家拜物教有時是荒誕不經的。官僚制的理論家，最終表明自己是警察的理論家，平靜地設想着在沒有國家的“充分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裏克格勃還會繼續存在。“國家消亡了，但是它的機關還存在。”是啊，除了自我否定以外，還如何能想象壹個特定的社會特權集團的自我消亡呢？

　　不過，這只是問題的壹部分。在官僚制的意識形態中，國家拜物教是與經典的商品拜物教結合在壹起的——後者是任何顯着存在商品生產的社會的特點，不管這種存在是局部的還是普遍的。據說，由於“客觀的必要性”，所以價值規律在蘇聯繼續起作用。有時，還引用恩格斯的公式：“自由只是被認識了的必然性。”但是卻沒有說明恩格斯在這裏明確地指的是自然規律。對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的思想家來說，價值規律就像自然規律壹樣起作用，而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價值規律恰恰既非自然規律更不永恆。它是嚴格地與特定的、在壹定時期內存在的社會條件相聯繫的，在這樣的社會條件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裏，生產者由於私有制彼此獨立地勞動，因而主要是通過交換他們私人勞動的產品而發生相互關係。

　　合乎邏輯的結果是，國家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的混合體採取了壹種特殊形式對官僚制的作用和職能作辯護。官僚集團據說應當利用（也就是青年馬克思所說的“使之結晶化”）“客觀規律”來指導經濟。專制主義國家操縱着“價值規律”，也就是說，它每壹步都違反着價值規律。但是與此同時，官僚主義計劃必須尊重生產者的（實際上是官僚的）“物質欲望”，而不可能將這種計劃建立在以民主方式確定的、體現為“使用價值”的工人階級需要的基礎上，因為這樣做“價值規律不允許”，所以儘管是在國家專制主義下，價值規律仍然“起作用”。

　　斯大林把這些方面結合起來，以他自己的無與倫比的方式說明了這些矛盾：

　　“只要商品和商品生產仍然存在，價值規律就繼續存在。在我們國家，價值規律起作用的範圍，首先是商品流通領域，即通過買賣交換商品，主要是個人消費品的買賣。在這個領域中，價值規律繼續起着調節作用，當然是在壹定限制範圍內。

　　“但是，價值規律的作用，並不限於商品流通範圍內，同時也擴展到生產方面。誠然，價值規律在我國社會主義生產中，並沒有調節的意義，可是它總還影響生產，這在領導生產時是不能不考慮到的。”

　　問題說明白了嗎，還是沒有？價值規律“影響”生產，但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卻不“調節”生產？不，完全沒有說明白。斯大林也說：

　　“有人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發生作用的若干經濟規律，包括價值規律在內，是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改造過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過的’規律。這也是不對的。規律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規律，那也就能消滅規律，而代之以另外的規律。‘改造’規律的論點，就是‘消滅’和‘制定’規律這種不正確公式的殘餘。”

　　而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價值規律，無論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還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都是‘自然規律’。而自然規律是不能被取消的，它們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這裏我們看到的是最純粹的商品拜物教。

　　價值規律是“自然”規律，是不能被改造的，所以它在蘇聯繼續存在。但是與此同時，價值規律卻不調節蘇聯的生產，所以它還是被“改造”了，因為價值規律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顯然是調節生產的。結論？商品拜物教＋國家拜物教＝思想上的完全混亂，在實踐上表現為經濟領域的嚴重失調。

　　偉大領袖的淼小信徒，比如馬利奇教授，15年後以同樣的方式來表達他們自己的觀點，雖然稍稍多了些清晰性：

　　“人們不應當陷入另壹種極端：如果商品生產存在，那麼由於商品生產規律的調節作用，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以及為未知的自由市場而生產就都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主義國家防止商品生產的自發性，它能夠抑制商品貨幣關係的消極方面，並使其服從於……自覺的計劃目標。由於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建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實踐經驗，社會主義國家作為經濟體制的主體和組織力量的偉大經濟潛力已經被發現和顯示了。但是，如果認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和消費的[尺度？]數量的決定完全取決於國家，那就是錯誤的。在相當程度上，這是由價值規律決定的。”

　　在馬克思看來，價值規律在市場經濟中以客觀的方式起作用，獨立於人的意誌之外。它在中期——而不是每天——決定着商品的價格，因而也決定着勞動力商品的價格，就勞動力是商品而言。那麼，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怎樣呢？生產者的消費基金是通過自覺的決策（比如說，將35％而不是65％的生產用於生產消費品）來決定的嗎？不，我們的教授回答說。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不是自己地聯合起來的生產者）自己不能自由地決定這壹基金的規模：“在相當程度上！”，這是由價值規律決定的。

　　這就是說，勞動力還是商品！不讓的話，它怎麼能由壹個由價值規律決定的價格呢？但是如果勞動力與生產資料壹樣是商品，那麼“社會主義國家”又怎麼能防止價值規律——其作用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決定壹切商品的價格，因而決定投資和經濟增長的結構呢？不，馬利奇教授說，社會主義國家能夠“抑制”這個規律的作用。

　　如果所有這壹套邏輯還有任何意義的話，那就是顯示了官僚集團“理論”上的混亂與它在實際經濟管理中面臨的混亂不相上下。這壹混亂的極點，是認為國家不僅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而且在共產主義條件下——儘管階級社會已經完全不存在了，還要繼續存在。那麼，這個奇怪的國家為了什麼而存在呢？“國家的消亡首先取決於資本主義殘餘在人們頭腦中消失的程度。”也就是說，鎮壓機器，即“武裝的組織”有必要繼續存在，完全是為了維持（鐵板壹塊的）意識形態紀律。警察只是負責督察人們的頭腦，因為它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但是它還是要存在下去，擔負這壹至關重要的職能。

　　這裏我們面對的，是為官僚制的客觀存在作自我辯護的意識形態，這難道還不清楚嗎？必須不惜壹切代價繼續存在下去的是這樣壹個機關，它僭取了本來由社會自己不須通過任何特殊機關就可以行使的職能——這些職能，明天社會就可以以同樣的方式來行使，卻沒有被“授權”這樣做。

　　這壹商品貨幣關係的拜物教在官僚集團最有智慧的理論家的分析中同樣有所表現。列昂尼德·阿巴爾金，蘇聯科學院前院長、副總理和戈爾巴喬夫的主要顧問之壹，曾經寫道：“經驗表明，生產關係的社會主義本質本身並不能保證社會避免消極現象。”它接下來引用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二十七大上的講話：“目前實行的生產關係的形式是在粗放式經濟發展的條件下形成的，已經不適合集約式經濟發展的需要了。”阿巴爾金據此強調指出，目前的財政自主權的制度以及經濟激勵、價格、金融和信貸機制，“在科學技術進步的條件下，不再適應快速增長的要求。那些生產常規的和通常是過時的產品的企業處境要比那些創新的企業好。”

　　然而，如果企業的財政自主權——目前的改革意在使企業由更多的財政自主權——使企業能夠部分地決定生產的規模和內容，這恰恰說明它們對生產資料有部分的控制權，也就是說生產資料還沒有完全社會化。事實是，在企業中以及在整個社會的範圍內，是官僚集團（即國家）而不是自由地聯合起來的生產者作出和批准決策，這只不過證實了在蘇聯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係就其性質來說還不是社會主義的。

　　只有認識到蘇聯官僚制所起的客觀作用和社會主義民主的客觀職能，我們才能夠同時認識到反官僚制政治革命的歷史地位和客觀必然性。這不是採用“唯心主義標準”。問題在於社會——經濟的必然性，這壹必然性是從蘇聯社會的內在矛盾中產生出來的。

　　只要國家掌握了大規模的生產資料，占有了社會剩餘產品，並且採用集中的方式加以分配，那麼對於這壹過程不同階段的管理，包括起關鍵作用的在主要部門之間分配資源的過程，對於社會發展方向就有了決定性的意義。如果不存在使生產者和消費者大眾的需要和偏好以民主方式表達並得到明確認識的有效機制，那麼社會專制主義（即壓迫）和經濟混亂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蘇聯中央配置經濟的主觀臆斷和專制主義性質絕不是集體主義所有制的本質的反映，更不是經濟計劃的本質的反映。官僚集團可以實行壹些改革，以修正其壹些主觀臆斷的方面，它也可以採用更多的市場經濟的藥方，但是官僚集權制註定使專制主義的和浪費性的。

　　以非資本主義方式替代官僚主義主觀臆斷的抉擇只有壹個：那就是壹個工人群眾自己集中分配資源並以民主的方式決定資源配置優先權的管理和計劃制度。這樣壹種制度要求群眾作為生產者、消費者和公民表達自身的需要——也就是說，他們控制他們自己的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從而從官僚制和市場（金錢暴政）的專制主義中同時解放出來。

　　但是，這種解放只能是逐步進行的。在整個過渡時期，自覺的，民主的計劃與對市場機制的利用將同時存在。托洛茨基非常正確地說明道：

　　“在經濟中的無數的參與者，不管是國家還是私人，集體還是個人，不僅必須通過計劃委員會的統計數據，而且還有通過供求的直接壓力，來表達他們的需要。計劃通過市場得到驗證，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市場來實現的……部門設計的藍圖必須在商品流通中顯示出其經濟效果。”

　　只有這樣，才能在實踐中克服官僚集團的不負責任與無能。對生產和需要之間的關係的合理解決辦法是以民主的集中制為前提的——對經濟的自我集中管理，是由工人來計劃和執行的。而這隻有在商品生產不起調節作用並且在長期內逐步消亡的情況下才有可能。

　　工人階級運動中的官僚制問題是從全日制幹部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占據常設機關的中上層職位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只要工人階級的組織還僅限於是壹些小組，還不存在機關和全日制幹部，這種現象也就還不存在。至多是有壹個如何處理與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關係的問題，後者是來幫助創立還處於萌芽狀態中的運動的。

　　但是，如果沒有全日制幹部和職員，那麼群眾性政治和工會組織的發展是不可想像的。最起碼的，僅憑誌願勞動便無法收集和集中管理幾百萬會員的會費。在世紀之交的時候，帕爾烏斯清楚地說明了這壹傾向：

　　“顯然，壹個有着近200萬黨員、在帝國議會有着近50名代表、擁有幾十份報紙、每年舉行幾千次集會的政黨——這樣壹個黨需要龐大的鼓動力量，需要數量巨大的和復雜的組織和宣傳機構。企圖僅僅依靠個別鼓動者的自我犧牲精神來建設這樣壹個運動是極其愚蠢的，即使是最有良好願望的人，黨也不能夠支配比他們的業餘時間更多的時間。因此，壹個由幾百名鼓動家組成的政治中間階層就成為壹個現實，沒有這樣壹個階層，黨在其現有的規模上根本就不能夠存在。”

　　機關的發展使工人組織具備了階級社會的壹個主要特徵：社會分工。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工人階級被安排從事生產勞動，而文化的生產和吸收——以及積累的職能——則幾乎為其他社會階級和階層所壟斷。後壹種勞動的性質——非常消耗體力和情緒，特別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決定了無產階級的大多數不能夠獲得和吸收最先進的科學知識，或者在生產和直接的物質消費活動以外持續從事政治和社會活動。因此，在資本統治下，無產階級通常是處於文化欠發達的狀況。這就是人們通常所理解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

　　隨着由專業幹部組成的機關的產生——這些專業幹部的專業知識對於彌補現代無產階級的文化欠發達是不可或缺的——就出現了工人階級組織自身分裂為執行不同職能的不同階層的危險。專業化會導致日益增長的對知識的壟斷和信息的集中。知識即權力，對知識的壟斷導致對人的統治，所以，官僚化的傾向如果不受阻止的話，將會導致出現在新的統治者和被統治的群眾之間真正的分裂。

　　帕爾烏斯認識到了這個危險，但是卻沒有看到它的物質基礎，而把它僅僅歸結為機械的程序主義：

　　“這是無產階級的官吏，他們中的某些人因為領取津貼而尤其像個官吏，但是這個官吏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官吏的報酬都更差，並且從事最瑣碎、最雜亂的工作而負擔過重，這種工作實際上超出了人所能承受的極限……“但是，正由於這個政治中間階層這樣具有依賴性，它能夠最精確地反映壹般政治條件。它能夠對從上面或從下面施加於它的壓力作出迅速的反應，但是，如果從哪壹個方面都沒有壓力的話，它便按照壹種機械的程序運作了。”

　　帕爾烏斯沒有認識到的壹個主要趨勢是無產階級幹部階層——即處於萌芽中的官僚——傾向於成為壹個獨立的階層，但是，這只是壹個潛在的危險，這裏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可避免的。有力的反作用可以並且確實存在着。

　　工人階級的集體組織同時也是個人實現部分自我解放的渠道。從壹開始，工人們創造這樣的組織，就不僅是為了保護他們自己免受資產階級社會的無情勒索和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而且還是為了教育他們自己和提高他們的壹般文化水平。為了壹份人的尊嚴而鬥爭，這是讓所有旁觀者都感到震撼的年輕的工人運動的壹個特點。[4]這個特點在尋求自我保護的小組織轉變為群眾性組織以後並沒有消失——而是恰恰相反。

　　在群眾性工會和政黨發展的同時，工人階級的文化組織發展到有數以千計的成員，後來則發展到數以萬計、數以十萬計，而報紙、小冊子和——在更有限的條件下——書籍則成為越來越多的工人的讀物。壹個完整的、與資產階級文化對立的文化成型了，這既是工人階級從資產階級的影響下獨立出來的途徑，又是個人在文化上解放的手段。罕麗達·羅蘭－霍爾斯特，在她的論群眾性政治罷工的小冊子中，很好地總結了群眾自我組織的這壹方面：

　　“無產階級的組織集合了有同樣社會地位的人們，他們有同樣的興趣和同樣的目標。他們自願地結合起來，並且了解他們之間的相互需要。它的力量在於自我犧牲的精神、激情和對群眾的愛；他們沒有任何其他東西可以用來蔑視他們自己。正是為了這個原因，他們才是不可摧毀的。他們的形式可以被毀壞，但是要想從群眾那裏奪走那種對共同命運的意識，那種目的的統壹性，卻是不可能的……“現代無產階級的壹切力量和壹切自信都建立在組織的基礎上。組織所給予現代無產階級的，正如武器給予封建貴族的，金錢給予資產階級的，是抵抗的能力、驕傲和尊嚴。壹個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是地球上最虛弱的生物；他在任何壹次威脅面前戰慄；對外人的依附感經常地侵蝕着他的道德，使他怯懦和卑躬屈膝。

　　“組織不但教育無產階級學習階級鬥爭，而且教育它學習整個的社會生活。在組織中它學會了怎樣統治它自己。”

　　羅莎·盧森堡，發展了馬克思關於工資受“道德的、歷史的”因素影響的概念，提出了生活水平的“文化－社會最低標準”的公式：

　　“工會的主要功能是，通過擴大工人需要的範圍和發展工人的道德，第壹次建立起了文化－社會生存的最低標準，這個標準代替了生理生存的最低標準，也就是說，他們創造了這樣壹種文化——社會的工人生活標準，壹旦工資降低到這壹標準以下，就不能不引起集體鬥爭和抵抗運動。這裏同樣體現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偉大經濟意義；通過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喚起廣大的工人群眾，它提高了工人的文化水平，並因而提高了工人的經濟需要。”

　　比文化進步更重要的是無產階級以及這個階級由以組成的個人所取得的自信。勝利的階級鬥爭可以把精神萎靡的、逆來順受的和受盡蹂躪的人們變成富於挑戰性、鬥爭性和充滿自信的戰士，敢於在任何企圖侮辱和壓迫他們的人面前挺起身軀。在工人階級的組織中，人們強烈地體會到這壹轉變。所以，當倍倍爾在帝國議會中被問到關於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所謂的權威主義的問題時，他可以完全出於真誠地回答：

　　“〔我們的〕壹大優點就是我們不知道什麼是權威。如果說在我們黨內有權威的話，那便是個人……通過他們的活動、他們的能力、他們的自我犧牲和他們對事業的奉獻而贏得的權威。在我們黨內沒有其他的權威；我們不知道任何人為的或是強加的權威。黨員們相信站在他們面前的人能夠完全代表他們的利益，他們因此自然會將這個人安排到可以信賴的必要職位，因而這個人也就擔任了擁有權威的壹定職位。但是，只要妳看看我們的黨代表大會，就知道這種擁有權威的職位其重要性是多麼微不足道。如果我們做了什麼別人不喜歡的事情，李蔔克內西和我自己就得在那裏被哪怕是我們當中資歷最淺的同誌，如果我可以這麼說的話，質問和攻擊——這在其他黨是不可能發生的……我們怎麼可能對任何同誌都採取專制的態度呢？那樣非鬧翻天不可。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有綱領性的原則，有明確的組織規定，我們與所有黨員壹樣都要遵守這些規定。誰違反了規定，企圖得到壹些他沒有權利得到的東西，那他就是給自己找了大麻煩。沒有任何黨像社會民主黨這樣積極地反對專制的傾向，社會民主黨就其精神和本質來說是徹底的民主主義政黨，並且為了實現它的目的它也必須是這樣的黨。”

　　在這次辯論結束的時候，威廉·李蔔克內西同樣真誠地證實說，社會民主黨的力量恰恰在於“領袖不過是必須與廣大群眾在所有場合併肩前進的普通士兵”。

　　這就是說，從職業機關的發展產生出來的處於萌芽中的官僚化的傾向，可以通過不斷提高普通成員的文化水平、自信心和對自身權利的堅持而得到制止，只要內部民主（倍倍爾所說的“組織規定”）得到尊重以及組織仍然忠於社會主義的目標。還有壹個更重要的條件：那就是社會主義的領袖，通過在組織上和政治上爭取和切實地實施必要的防範，自覺地與剛剛產生的官僚化作鬥爭。

　　自從官僚化開始成為壹種政治傾向以來，自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馬克思主義者就完全清楚地知道，甚至是在推翻資本主義之後，工人階級的組織都有可能被官僚化。在《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列舉了保證“公社－國家”從根本上不同於資產階級國家的各種措施——基本上就是，最大程度地公開壹切政務，由基層自由地、民主地選舉壹切官員，所有代表可以隨時被撤換，以及官員（代表）的收入限於有技能的工人的平均收入水平。馬克思又說；“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這壹口號，因為它取消了兩個最大的開支項目，即常備軍和國家官吏。”

　　在為馬克思的這篇小冊子所寫的導言中，恩格斯明確地指出：

　　“公社壹開始就得承認，工人階級在獲得統治時，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壹方面應當剷除全部舊的、壹直被利用來反對它的壓迫機器，另壹方面應當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來保證自己有可能防範他們。”

　　據此，列寧得出了下面的結論：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由工人代表組成的所謂的‘議會’當然會‘制定議事章程和監督……機關的管理’——但是這個機關不再是‘官僚的’。工人們，既然已經奪取了政權，將打碎舊的官僚機關，將它徹底打碎、根本摧毀；他們將用壹個新的，由同樣的工人和職員組成的機關來代替舊的機關，為了防止這些工人和職員變成官僚，將立即採取馬克思和恩格斯詳細說明的那些措施。”

　　在十月革命以後，列寧增加了另壹項措施，我們今天甚至更加要堅持這壹措施，它對於成功地進行反對官僚化的鬥爭起着核心的作用：那就是，極大地縮短工作日。列寧的公式是：6小時工作＋4小時管理活動，從而使所有人都能夠從事兩種活動，因而在工人階級組織中，包括在蘇維埃中，不再出現社會分工。今天這個公式則可以是：4小時工作＋4小時（自我）管理。

　　在本世紀初，卡爾·考茨基發表過壹部傑出的着作《基督教的起源》，在其前言中，他曾經提出工人階級的運動和工人的國家也許會與天主教會在公元4世紀君士坦丁大帝時期成為國教以後壹樣經歷壹個官僚化的過程。當然，他認識到不能過分強調這個比喻，但是他想要據此提出壹個社會主義運動所面臨的真正的問題。

　　考茨基自己的回答是饒有趣味的。馬克思僅僅關註於制度保障，他的回答超出了這個範圍，預見到了後來托洛茨基的觀點。考茨基指出，如果工人階級奪取政權時的歷史條件與天主教會取得勝利時的歷史條件——壹個生產力停滯和衰落的時代——相類似的話，那麼這個比喻就完全能夠成立。但是，實際上、工人階級在今天奪取政權的條件恰恰不是這樣。因為社會主義意味着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並為勞動分工的消亡和大眾文化水平的革命性發展準備條件。因此，官僚集團的勝利從歷史的觀點看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從後來的實踐看，可以想到兩點反對意見。如果工人階級被迫在生產力急劇下降的情況下奪取政權，比如在俄國，那會怎麼樣？如果革命沒有傳播到其他國家，而是孤立地存在於壹個文化落後的國家，那會怎麼樣？如果官僚化的過程已經深入，束縛住了工人階級的群眾性組織，從而使奪取政權或者不可能發生（並使社會陷於“兩個相互鬥爭的階級壹起走向滅亡”的境地，在恩格斯看來，這是古代文明解體的原因），或者只能在極其不利的主觀條件下發生，那會怎麼樣？

　　列寧主要關註的是國際社會民主黨右派的政治機會主義，而托洛茨基早在1905－1906年就註意到了在這壹趨勢中所包含的社會保守主義。羅莎·盧森堡更明確地將這壹保守主義與官僚化的過程、特別是工會的官僚化過程聯繫起來：

　　“工會領袖們所從事的職業活動的專業化，以及由於在和平時期所進行的孤立的經濟鬥爭自然要使他們的眼界受到限制，很容易導致在工會幹部中間產生官僚主義和觀點狹隘的問題……“令人作嘔的奉承和沒有根據的樂觀主義成了每壹個‘工會運動之友’的責任……“與這壹理論傾向密切聯繫的是在領袖與基層成員之間的關係的巨變。原來是由不領報酬的同事，出於純粹的理想主義，通過地方委員會進行集體領導，現在則是把作出決策的主動權和權力交給工會幹部，而把被動地執行紀律的美德留給群眾。官僚主義的這壹黑暗方面，對黨來說包含着嚴重的危險，而最近的創新，即設立地方黨書記的制度，則會很容易地——如果社會民主黨的群眾不小心的話——導致書記成為執行黨的決議的主要機關，而不再在任何意義上被視為被任命的地方黨的生活的推動者和指導者。”

　　這樣，倍倍爾所說的防止群眾組織官僚化的三個保證之壹——內部民主，成員可以完全獨立和自由地提出批評意見——就被嚴重削弱了。

　　根據1919年意大利階級鬥爭的更先進的經驗，葛蘭西進壹步認識到工會官僚是壹個獨特的社會階層，他甚至用了“等級”這個說法，這也是托洛茨基後來用於蘇聯官僚集團的說法。

　　“工會領袖的選拔從來不是根據工作能力，而僅僅根據是否勝任法律方面、官僚主義和煽動蠱惑的任務。組織越是擴大，越是經常地參與階級壹鬥爭，其活動的規模越大、範圍越廣，他們越是發現有必要將他們的領導機關縮減為僅僅是壹個行政和會計中心；因而技術的和工作的能力就越來越顯得多餘，而官僚的、商業的能力就越來越占重要地位。於是，壹個名副其實的工會官僚和新聞記者的等級就出現了，他們有他們自己的與工人相區別的集體心理。他們最終所占據的地位，他們與工人階級的關係，正如執政的官僚集團與議會制國家的關係：實行統治的是官僚集團。”

　　在機關與基層成員之間的新的勞動分工的發展，幾乎不可避免地要在思想（意識形態）的層次導致組織拜物教的現象。由於在整個資產階級社會中都存在着極端的勞動分工，人們被束縛在十分狹小的活動範圍內，所以在人們的認識中這會表現為將某壹活動視為目的本身。特別是那些將自己認同於某壹機關、長期生活於其中並據以解決生計的人：也就是那些全日制幹部、潛在的官僚。

　　這壹過程由於群眾性組織中的另壹個社會保守主義因素而得以發展：即局部勝利的辯證法。《共產黨宣言》中的着名論斷，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就其字面意義來說只是對19世紀的赤貧的、尚未組織起來的工人才是正確的。在歷史的意義上，今天這壹論斷仍然成立，但是從眼前來看，今天的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確實有壹些可失去的東西——也就是，它通過長期鬥爭從統治階級那裏爭取來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利益。它從經驗中了解到，如果資產階級決意採取行動的話，它是會失掉這些已有的成果的。在群眾性組織和整個工人階級中，現在必須更加小心地估價每壹次鬥爭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而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與組織起來的工人相比就更是如此。因為，除了能否得到新東西以外，總是有可能失去已經贏得的東西。

　　應當強調指出的是，局部勝利的辯證法反映的是真實的問題，而不是單純靠正確論點就能予以解決的邏輯矛盾。這也不僅僅是壹個“領導層背叛”的問題——這會把我們引向關於歷史的陰謀理論。

　　但是，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官僚保守主義的根本原因，這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社會民主運動和斯大林時代之前的蘇聯就已經表現出來了。我們把它稱之為“保守主義”——並且認為它有害於無產階級的利益，因而有害於社會主義的利益——是因為這種思想拒絕發動和支持更高水平的鬥爭，它預先假定任何革命的躍進——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際範圍的——必然有損於工人階級的利益。

　　局部勝利的辯證法，與壹個實行普遍商品生產和極端勞動分工的社會的拜物教特點相聯繫，是由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衰落時代和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時期工人階級運動發展的內在因素所決定的。但是，它傾向於破壞倍倍爾所說的防止官僚化的第二個保證：群眾組織對社會主義理想的忠誠。組織拜物教實際上就是說黨或工會越來越以它自己為目標，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變成了捍衛和鞏固“組織”，而後者越來越等同於它的機關。伯恩施坦在世紀之交的修正主義論戰中所提出的着名公式“運動就是壹切，而目的是無關緊要的”，最清楚地說明了這種思想狀況。

　　這壹過程的意識形態表現是壹個多方面的現象，遠不僅僅是壹些花招，或有意識地欺騙、蒙蔽工人。事實上，“虛假意識”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欺騙。至少，官僚化群眾組織的第壹代領導人真誠地相信他們是在為社會主義工作，是為了保衛革命，他們以為捍衛組織就是在為他們的崇高的目標而鬥爭。自覺的欺騙和言行不壹是後來逐步產生的，但仍然與自我欺騙結合在壹起。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古斯塔夫·諾斯克在1914年跟隨德國占領軍來到布魯塞爾，他清楚地表達了這種組織拜物教：“妳們為什麼這樣敵視德國的占領？”他問比利時社會黨領導人安西利。“我們的組織在德國比在比利時強大。我們享受普選權。如果比利時併入德國，組織就會變得更加強大。妳們會得到普選權。工人力量會得到加強。”德國吞併比利時所涉及的所有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民族方面的問題都視而不見或服從於“組織”這個關鍵的問題。諾斯克根本不理解，工人階級如果被剝奪了它的基本民主權利，比如民族自決權，那麼即使是選舉權也會比以前大大削弱而不是大大增強；諾斯克的可怕言論不曾理解到這個事實，這使他成為德國軍國主義的代言人。他實實在在地相信，“加強組織”是社會主義智慧的ABC。

　　更糟糕的還在後面。在希特勒成為政府首腦之後，工會領袖們絕望地企圖通過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方面對納粹作可恥的讓步來拯救“組織”。他們聲明歡迎和願意參加“民族復興”，甚至參加了納粹領導的1933年的五壹遊行，把工人階級的鬥爭日扭曲為粗俗的“德國勞工慶祝活動”，讓雇主、工人和納粹屠夫都“團結”在納粹的口號下。為了報答他們的投降，納粹第二天就解散了工會，占領了他們的辦公室並沒收了他們的財產。工人們被社會民主黨（以及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們搞得迷失了方向，士氣低落，沒有作任何認真的抵抗，坐視半個多世紀的艱苦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毀於壹旦。組織拜物教最終導致了組織的毀滅。

　　當斯大林在1927年提出他的着名的口號“幹部決定壹切”時，他指出了官僚制的存在和自我意識的關鍵。壹個占統治地位的官僚集團完全可以與各種形式的計劃和市場機制的組合共存（雖然不能是普遍的市場經濟，即資本主義），但是，如果幹部（即機關）的統治受到了質疑和顛復，它便不再能維持它的統治。

　　組織拜物教不僅意味着把手段視為目標，而且意味着使目標服從於手段。這在斯大林化的共產主義運動中表現得很明顯，蘇聯以外的革命鬥爭以及蘇聯工人階級權利和力量的加強，都要服從於保衛蘇聯共產黨的官僚機構和蘇聯國家的需要，但是，同樣的邏輯，有時是以極端的形式，會在任何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中出現，以下面的情況為例：

　　工會積累了罷工基金，以便使他們的成員能夠更有效地進行為了工資和其他直接物質需要的鬥爭。這是很自然的和合理的。工會的機關隨後把這筆錢存入儲蓄機構，使它能夠以低利增長，只要這筆錢還處於半流動的狀態，這種做法仍然沒有什麼問題。將會有更多的錢，以資助更長時期的罷工。但是，壹旦這筆投資失去了流動性，是否進行罷工的決定（或至少是什麼時候進行罷工）就不僅僅取決於多數會員的意誌和客觀需要以及對他們與雇主的力量對比的客觀分析。罷工基金被束縛的狀態，因而就會以壹種與工人的根本利益或者工會起初的目標和功能無關的形式對結果產生影響。

　　當然，儘管有着由局部勝利的辯證法所決定的種種壓力，但是有階級覺悟的工人還是會不時地反對對工會目標的扭曲，以及反對處於萌芽中的官僚集團在本來是為了階級解放而創立的群眾組織中逐步消除工人權力和工人民主的企圖。這種企圖是要把組織的目標越來越推到後面的背景中去。但是，與此同時，對權力的篡奪把處於萌芽中的官僚變成了完全長成的官僚。壹個新的社會階層最終形成了：即工人階級官僚。

　　這裏，有必要把考茨基、倍倍爾、盧森堡、托洛茨基和葛蘭西等關於反對官僚化趨勢的論述綜合起來——雖然自他們那個時代以後的經驗表明，反對官僚化絕不是輕而易舉的。早在1906年，羅莎·盧森堡就在德國工會運動中看到了官僚化過程是怎樣進行的：

　　“把壹個運動的所有頭緒都集中在壹些工會幹部（壹般是從外地派來的）的手裏，使得對工會事務進行判斷的能力變成了壹種職業性的專業。普通會員被貶為無力進行判斷的群眾，他們的主要責任就是‘守紀律’，即被動服從……而在工會內部，領導機關與下層群眾的關係則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如此。

　　“這壹觀念的結果之壹，便是這樣壹種說法，這種說法反對任何壹種對工會實踐的前景和可能性的理論批評，因為批評有害於群眾對工會的虔誠的態度。從這種觀點又發展出這樣的說法，即只有勞動群眾對工會鬥爭的效力給予盲目的、幼稚的信任，組織才能夠爭取和掌握他們……這種顛倒因果的關於群眾沒有能力進行批評和決策的理論。‘必須保護群眾的信心’——這是很多工會幹部遵循的基本原則，他們把對工會運動客觀缺點的批評看做是企圖扼殺這壹運動。

　　令人感受強烈的是，工會的自我辯護與蘇聯官僚集團的自我辯護是何等的相似：羅莎·盧森堡的公式可以幾乎不改壹字適用於它們兩者中的任何壹個。

　　但是，對權力的篡奪引起工人的反抗，因而不可避免地要伴隨鎮壓、報復、威脅或者開除、分裂以及工人運動的深刻分歧。在遇到尖銳的危機時，這甚至會表現為向資產階級當局告密，逃避工作，為警察的鎮壓提供掩護，甚至謀殺自己的同誌。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這方面的紀錄可以說是悲劇性的，並且是後來斯大林主義歷史的壹次也許不那麼殘酷的預演。

　　那麼，為什麼在工人階級自己創立的群眾組織和國家內部，擁有特權的官僚對權力的篡奪可以維持這樣長久呢？為什麼直到今天，至少是在世界各主要國家，這種現象仍然占統治地位呢？這個問題的原因必須在客觀發展過程與“主觀因素”之間的辯證的相互作用中去尋找。在官僚機構利用工人運動的暫時低落加強了他們對工人階級組織的控制以後，他們幫助促成了工人運動的失敗，這進壹步在工人階級中造成迷茫、混亂、懷疑主義和士氣低落。為更高水平的運動所需要的新的希望、新的自信和新的視野，除了壹小部分工人階級群眾之外，其形成變得更為困難。而這又進壹步加強了官僚化的過程。

　　工人們並不愚蠢。他們註意到了正在發生的事情。他們看到他們用巨大的努力和犧牲創立和保衛的組織，在關繫到他們基本生活的關鍵事務上反對他們的利益，所以他們感到被欺騙了。在他們的頭腦中產生了這樣的問題：“為了這個，真值得惹這麼大的麻煩嗎？”他們的回答並不是乾脆地說“不”。他們仍然部分地認同組織。特別是當他們受到階級敵人攻擊的時候。有時工人們也會施展壓力，在這些機構內部奪回壹部分決策權。但是，他們的基本態度仍然是懷疑的。妳不可能連續地兩次、三次、四次地被欺騙，而不得出壹些負面的結論。妳不想第五次被欺騙。

　　工人在群眾組織中的相對被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集團實踐和政策的結果，這又使官僚機構有了自我辯護的進壹步根據。“妳看”，他們說，“工人們是被動的。他們是落後的。如果我們不替他們做工作，工會或者黨或者‘社會主義國家’就要崩潰。”只要工人真地積極起來，甚至極大地積極起來，特別是在群眾性罷工和革命前夕的高潮中，這種詭辯馬上就暴露無遺。這時，這些官僚，不僅不讓工人充分表現其積極性，而是利用他們的壹切權力設置障礙。他們在工人階級中製造分裂，他們與階級敵人合作以停止甚至鎮壓鬥爭，充分暴露了他們根本上的保守和反革命的本質。只有經過這樣的經歷，經過根植於經濟和社會結構危機的新壹輪社會衝突和階級鬥爭循環，才能夠揚棄官僚篡權和工人消極被動的辯證法。

　　對於任何壹個唯物史觀的贊成者來說，顯然，壹個新的社會階層——群眾性工人組織中的官僚——的出現是不能與它的特殊物質利益相脫離的。官僚領導人的思想狀態就是對於現存社會制度越來越採取保守主義的態度，但是它同時還包含着要保全其特權社會地位的越來越強烈的願望，包括他們的地位所能給予他們的全部的利益、權力和權威。在工人階級最早的組織，工會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群眾性政黨中，兩個互有區別的過程分別在起作用。

　　首先，離開生產崗位成為脫產幹部，對於壹個工人來說當然是在壹定程度上提高了個人的社會地位——特別是當時還是12小時工作日，沒有社會保障。不應當把這等同於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或壹個新的社會階層的形成。在早期組織中工作的幹部的物質生活條件中等，並且常常要在監獄中生活很長壹段時間。儘管如此，但是從社會的角度看，他們還是比當時的其他工人生活得好。

　　其次，從心理角度上說，讓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積極分子把他們的時間用於為他們的理想而鬥爭，要比在工廠中做機械性的工作快意多了——特別是當他們想到他們勞動的成果只會使他們的階級敵人更加富有。

　　當然，個人社會地位的提高無疑包含着官僚化的潛在因素。那些占據全日制崗位的人很自然地想要繼續占據下去。他們會努力保衛他們自己的位置，反對那些主張建立輪換制度的人。社會特權開始並不十分明顯，但是等到組織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範圍內取得了有力的地位，特權也變得顯着了。

　　不僅如此，這時開始有必要選舉市政府委員、議會議員和負責與老闆直接談判的工會主席——因而也就要在壹定程度上與他們共處。還要任命報紙編輯，以及工人運動參與社會的種種活動的管理者。

　　這就又產生了壹個真實的、辯證的、而不是無足輕重的矛盾。比如，當工人運動創辦壹份報紙時，它面對着壹個真正的難題，即是否應用馬克思的原則，全日制幹部的薪金不超過熟練工人的工資。政治上最有覺悟的積極分子會接受這樣的崗位，但是很多有才華的記者能夠在其他地方掙到多得多的錢，他們會不斷地受到誘惑去做收入更豐厚的工作。只要他們沒有充分的獻身精神，他們就有可能被融化在資產階級社會中，離開工人運動。

　　同樣的，在由工人管理的城鎮中，嚴格執行馬克思的原則，會在大多數情況下疏遠公共建築師、工程師、醫生和其他那些政治上覺悟水平不夠高，但是從職業的角度看卻更稱職的人。同樣的，在這個問題上也沒有輕鬆的答案。如果平庸成了公務人員的標準，那麼即使沒有物質特權，同樣也會滋生順從主義和盲目服從。

　　在壹個資本主義標準和價值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裏，是不可能建設完善的社會主義人際關係的——即使在工人運動內部也是如此，只有壹小部分高度覺悟的革命者除外。但是壹個大規模的工人運動客觀上與資產階級社會結合得更緊密，要在其中實踐共產主義原則就更困難。因此，總是存在着防範官僚化的特定障礙被逐步削弱的危險。

　　在資本主義衰落的歷史時期，局部勝利的辯證法在其充分發展的形式上，表現為有意識地與資產階級社會相結合，以及階級合作的邏輯和政治。在改良主義和新改良主義的群眾組織中，壹切反對官僚化的障礙都不存在了。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不再把他們的壹部分議員薪金交給組織——事實上，黨和工會幹部成了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內部的代理人，用美國社會主義者丹尼爾·德·來昂的公式來說，就是資本的勞工中尉。官僚主義的惡劣影響質變為官僚主義蛻變。

　　類似的三段論式的過程發生在蘇維埃國家中。起初只是特殊的權力和由權力壟斷而產生的政治利益，然後是帶有物質性和文化性的社會經濟特權，最後，是完全的蛻變。黨壹國家的官僚與經濟管理官僚融合在壹起，成為壹個硬化的、不可變更的社會階層（托洛茨基所說的等級），它利用它的權力壟斷來維持和發展它的物質－社會地位。工人官僚掌握着國家政權這壹事實，把所有的在群眾性工人組織的工會和黨的官僚機構中所能觀察到的反工人階級的、保守的和寄生的特點都十倍地擴大了。

　　最近，許多關於官僚機構的膨脹、關於蘇維埃俄羅斯在20年代初以後官僚在多大程度上擁有特權和幾乎是絕對權力的信息公布於世了。共產黨內的全日制幹部從1919年的700人迅速增加到1922年的15300人，若干年後又增加到100000人以上。最初的700人是由基層選舉產生的，而後來的15300人卻是由中央任命的，並被納入壹個忠於黨的書記處和總書記斯大林、並由後者授予工作崗位的委託代理結構。

　　斯大林非法地破壞了限制黨員收入的原則，分別按等級給予官僚機構的成員不同的貨幣和非貨幣利益，他們的報酬在1923－1924年已經達到了工人的平均工資的10倍。從30年代起，這些物質特權不斷增長並制度化，成為壹個龐大的怪物——膨脹的收入、特殊商店、周末別墅、醫院中的私人病房、偽裝為“天才學校”的特殊教育機構、前往外國旅遊的特權，等等。在斯大林時期特權的總範圍無疑要超過赫魯曉夫時期。鮑裏斯·葉利欽，在他最近發表的自傳中，用幾頁篇幅描述上層官僚集團的生活方式。這裏只摘錄幾段比較觸目驚心的：

　　“阿訣奉承和順從可以得到特權的報償：特別醫院、特別療養院、中央委員會的高級食堂、將雜貨和其他商品送貨上門的高級服務、克裏姆林宮內部的閉路電話系統、免費交通。壹個人在職業的階梯上爬得越高，他越是被舒適的環境包圍着，他也就越難以失去這些環境，而壹旦失去，他也就越痛苦……所有這些都是精心設計的：壹個局長沒有私人汽車，但是他可以要求中央委員會的車隊給他自己或他的直接下屬派車。副部長有他自己的伏爾加小汽車，而部長則不僅有伏爾加，而且車上還裝有電話。……“但是，如果妳能夠爬到金字塔的頂端，那就是‘完全的共產主義’……即使像我這樣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我的家僕包括3名廚師、3名女服務員、1名侍女和1名領導着若干助手的園丁……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所有這些奢侈卻讓人感到既不舒服也不便利。在大理石鑲邊的房子裏，怎麼會讓人感到溫暖呢？……“別墅有自己的電影院，每到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壹位攝影師就會到來，同時還有可供挑選的電影。至於醫療服務，藥品和設備都是進口的，都是科學研究和技術的最新成果。‘克裏姆林宮醫護中心’的病房十分寬大，擺滿了奢侈品：瓷器、水晶、地毯和枝形吊燈……“‘克裏姆林宮特供’，向最上層提供正常渠道得不到的商品，只付相當於成本壹半的價格，包括最高質量的食品。在莫斯科，總共有大約4萬人享受特供。”

　　類似的，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雖然國家極度缺少進口關鍵零件所需的外匯，但是每年仍有1000萬馬克（按官方匯率相當於500萬美元）用於為23位政治局委員進口奢侈品。在波蘭，更不必說齊奧塞斯庫的羅馬尼亞，情況要糟得多。

　　當然，我們不應當忘記，這些特權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上層壟斷資本家和最大的黑社會頭目相比其實是微不足道的。這裏是億萬富翁，那裏不過是百萬富翁，或者他們所擁有的還夠不上100萬。但是，在心理意義上，這種結構上和權力上的差別並不能使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人民的憤慨和被背叛的感覺有些微的減輕。正如安吉麗卡·巴拉巴諾夫很久以前所指出的，壹個從來沒有自詡過捍衛社會平等和正義的資本家過着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生括，這是壹回事；而那些自稱是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的人在更嚴重的赤貧中間，享受奢侈生活，無論其程度大小，則是另外壹回事。

　　這就提出了壹個問題，即蘇聯官僚集團和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之間的重要歷史區別。在資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的過程中，它在經濟上和文化上已經是壹個特權的和自信的階級，積極地要向社會表現它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但是在政治上它還受到壓迫。因而它可以在革命勝利以後，相對容易地掌握專制主義的國家機器並根據它自已的利益對其進行改造。它可以用它的無所不在的金錢和財富的力量創建壹支服從於它的特殊的國家公務員隊伍。用考茨基的公式來說，它可以統而不治。

　　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工人階級的處境是截然不同的。它沒有統治的經驗，它不占據社會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它在文化上不如原來的統治階級發達，它在很長壹個時期繼續受到前統治階級的影響。它不能夠利用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來達到自我解放的目的。當它被孤立在壹個或幾個國家時——特別是這些國家是相對落後的國家的話——它不斷地承受着世界市場的“消費主義”的、技術的和文化的壓力，首先是來自世界上的先進工業國家的壓力。

　　工人階級是不可能統而不治的。如果它想要按照“統治”這個詞的真實的和直接的意義去做的話，它必須在企業、部門、市鎮和地區，以及國家和國民經濟的總體水平上同時行使權力；掌握按照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優先次序分配稀缺資源的關鍵決定權。於是，由於無產階級內部的職能分工，即在那些“職業性地行使權力”的人與無產階級群眾之間的分工，就開啟了壹個抑制階級本身的直接集體統治的過程。

　　我們知道，在俄國內戰結束的時候，壹系列的不利條件使這壹過程急劇加速了。不過，就具體機制而言，則表現為產生出壹個有獨立性的機關——由上頭任命、控制、集中，試圖維護其自身職位的穩定——通過這種方式，在蘇維埃俄羅斯工人階級不再行使權力。拉科夫斯基是這樣描述官僚集團對權力的篡奪的：

　　“某些職能，以前是由全黨、全階級來行使的，現在成了政權的職能——即黨和階級中的壹定數量的人的職能……“這些職能使組織機制本身也發生變化：就是說，那些負責經濟和國家管理的多方面領導工作的人的心理，已經變化到了這種程度，從而不僅是客觀上，而且是主觀上，不僅是物質上，而且是精神上，他們已經不再是原來的工人階級的壹部分了。所以，比方說，工廠廠長充當着暴吏的角色，雖然他還是壹個共產黨員，雖然他出身於無產階級，但是他在工人們眼中不會成為無產階級精華的樣板。”

　　現在回過頭來看，1923年10月的“46人宣言”說得不能再明白了——這是左翼反對派關於正在進行的歷史倒退所作的第壹次分析：

　　“黨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再是那個由於與活生生的現實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而敏感地把握着活生生的現實的活生生的獨立的集體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們所看到的日益增長的、並且現在幾乎不加掩飾的黨的分裂：在書記和‘沉默的大眾’之間，在從上面派下來的職業化的黨的幹部和不參加黨的共同生活的黨的壹般群眾之間。

　　“這是每壹個黨員都知道的事實。那些不同意中央委員會甚或省委的這壹個或那壹個決議。那些在頭腦中有這樣或那樣的疑惑，那些私下裏對這壹個或那壹個錯誤、不正常做法或混亂提出意見的黨員，不敢在黨的會議上說出自己的想法，甚至不敢在談話中說出來，除非談話的對象經過‘判斷’完全可靠。黨內的自由討論實際上已不復存在了。黨內的公共輿論已經窒息。

　　“如今已經不是由黨，也不是由黨的廣大群眾來提升和選拔俄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和各省委的成員。相反，黨的各級書記處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決定代表會議和代表大會的組成，後者已經越來越成為書記處的執行大會。

　　“黨內形成的這壹體制是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它摧毀了黨的獨立性，把黨變成了壹個不受正常約束的官僚機構〔參見帕爾烏斯公式中的‘程序’〕，並且有在即將來的嚴重事態面前完全癱瘓的危險。”

　　所有這些話現在都已經為戈巴契夫及其追隨者們所認識到，他們復述着這些話，但卻是在60到65年以後。比如，格裏戈裏·沃洛達佐夫寫道：

　　“成熟的、充分發展的斯大林主義，如它在30年代中期時那樣，是官僚主義精英的意識形態……它是官僚集團客觀利益的精確表達……在20年代初列寧註意到了戰時共產主義和官僚命令主義的明顯趨勢，他焦慮地寫道，如果我們失敗了，那必然是由於官僚主義問題。他嚴肅地思考着‘熱月’的危險。”

　　官僚集團篡奪權力以及工人的原子化和非政治化長期累積的效果是導致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在群眾中嚴重喪失聲譽。問題很大程度上不是由於群眾繼續處於被動的狀態——事實上，他們最終覺醒了並勇敢地行動起來了。但是，他們是在較低層次的政治覺悟水平上這樣做的，並且對那個與特權官僚集團相認同的黨懷着深深的敵意。正如反對派很早以前所預言的，官僚主義政權不但不能保證“黨的領導作用”，反而使黨喪失信譽並且不可能再起任何領導作用。

　　有人認為，在剝奪資本家以後，行使權力的問題從根本上說是經濟的問題，官僚集團能夠實行統治是因為它控制着社會的剩餘產品，但是問題的關鍵並不在這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主要是通過經濟手段，所以它才能夠既可以通過有限選舉權的制度實行統治，也可以通過普選權的制度實行統治；既可以實行議會制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政府，也可以實行軍事獨裁或法西斯主義獨裁。相比之下，前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主要是實行超經濟強制而非經濟強制，蘇聯官僚集團也是如此，但是這種超經濟強制只有在勞動群眾處於原子化和被動的情況下才能夠進行。如果勞動群眾起來從政治上向官僚集團的統治挑戰，那麼官僚集團對社會剩餘產品的控制就會像陽光下的露水壹樣消散。資產階級的統治是可以與群眾的普遍的（雖然是有限的）民主權利共存的。而官僚集團的統治是與這些權利的廣泛發展不相容的。

　　所以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權力問題在本質上是政治性的。它所包含的關鍵問題是：社會主義民主，勞動群眾對國家的決定性控制，從根本上破除機關的獨立性、使其大大削減、並以其民主性消除官僚抵制的決策形式。

　　除了我們的關於蘇聯官僚制產生和作用的唯物主義解釋以外，另壹種主要的解釋便是唯心主義－道德主義的解釋，如“錯誤”、“偏差”、“‘妄為”、“個人對權力的貪慾”、“缺乏共產黨人的道德”、“惡劣習慣”、“派性”、“集團主義”、“錯誤的領導方式”等，不壹而足。甚至盧卡奇也是如此，至少他在生命的最後壹個時期以前是如此。他對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分析，壹開始屏棄了將斯大林主義解釋為“個人崇拜”，小心翼翼地向社會的和唯物主義的觀點邁出了壹步：“我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最初的、幾乎是直接的反應，不是針對個人，而是針對組織，針對產生了個人崇拜並且使其得到經常的和擴大的再生產的官僚主義機關。”

　　但是，緊接着他便陷入了歷史唯心主義。盧卡奇不但沒有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用不同社會利益的衝突來解釋官僚機構的獨立性，反而用斯大林的錯誤思想來解釋他的嚴重罪行：“我還沒有充分地了解這個問題，但是隨意的和零散的觀察足以說明，就斯大林來說，這決不是孤立的、偶然的錯誤，像在很長壹段時間裏很多人所相信的那樣，而是在壹段時間裏形成了壹套錯誤觀念的體系。”

　　也就是說，官僚集團並沒有積極努力以使“個人崇拜”——及其對權力的壟斷——制度化，以服務於使它作為壹個異化的社會力量與工人階級相對立的物質利益。不是這樣，而是斯大林的“錯誤思想”（在蘇聯30年代的特殊環境中所產生的）導致形成了官僚制的完全的和專斷的權威。

　　讓－保羅·薩特，在他還是斯大林主義的辯護者的時候，也採用了唯心主義和拜物教的觀點：“自從被包圍的和孤立的蘇聯開始其艱巨的工業化進程的那壹刻起，發現它自己無法承受這些新的鬥爭的衝擊，而這些新的鬥爭又總是與現實的必然性和各種錯誤聯繫在壹起的。”是壹般意義上與抽象意義上的蘇聯？而不是由利益對立的社會階級和集團組成的具體社會？什麼是“現實的必然性”？或許是強迫實施的農業集體化？什麼樣的“馬克思主義”因為這些必然性的結果而受到衝擊？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

　　盧卡奇的唯心主義觀點是錢幣的壹而，錢幣的另壹面是阿·拉·艾蘭斯坦的“客觀主義”解釋，他把斯大林主義現象歸因於當時的歷史條件，但是，這仍然沒有說明官僚集團的特殊社會性質，以及斯大林主義的政策對具體歷史環境所產生的影響。，只有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才充分考慮到了斯大林主義在產生的具體歷史過程中的主觀和客觀的辯證法。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官僚集團權力的鞏固在壹種關於國家和商品生產的特定的觀點中表現出來。同樣，官僚作為壹個獨立的社會集團的存在也反映在其特有的對馬克思主義勞動理論的歪曲上。

　　若干年前，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進行了壹場很有意思的論戰，論戰是關於壹個看起來抽象的哲學問題——勞動的基本性質問題。按照官方的黨的思想家們的說法，勞動是“由目的指導的實踐’，——即有既定目標的活動。確實，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章中也是這樣說的，如果不承認勞動的這個方面就是陷入機械唯物主義。但是早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以及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後來的着作中，他們也強調這樣壹個事實，即勞動生產着人的生存所需要的物質生活資料和人類本身。事實上，我們應當把馬克思主義的勞動概念理解為人類活動的物質性因素和目的性因素、生產和交往的辯證結合或矛盾的統壹體，兩方面相互決定、相互依賴。

　　壹旦澄清了這個不可分解的關係，壹個進壹步的問題就立即提出來了。誰來決定勞動的目標呢，即生產的“目的”呢？當馬克思說，即使是最糟糕的建築師，他所要建築的房屋在實際建成以前就已經觀念地存在於他的頭腦之中了，這個例子設想的顯然是私人的個別勞動。沒有人真地會認為最新式的摩天大廈，更不必說最新式的飛機，在直接和間接參加其生產的每壹個工人的頭腦中就已經存在了。更經常發生的情況是，這個或那個工人甚至不知道他或她的勞動到底是為了生產哪壹樣最終產品。更經常發生的情況是，他們只不過是活勞動和物化勞動——工人和機器——的復雜鏈條中的壹個環節，只有壹小部分科學家、設計師、計劃者和技術官僚才了解他們的最終產品的意義。

　　勞動的客觀社會化的每壹次進步——即批量生產和大規模工業——都伴隨着工廠內部和整個經濟內部勞動的技術分工的相應發展，這種分工把概念與實際生產分割開來。直接生產者以外的社會力量決定着生產的目的。

　　社會主義並不必然意味着勞動的技術分工的完全消失（雖然正如我們在最後壹章中將要看到的，由於人類的和自然生態的原因，有必要通過激進的技術革命減少這種分工）。但是，社會主義理所當然地意味着，在生產目標的決定者與實現者之間、管理者和生產者之間、老闆與夥計之間的勞動的社會分工的消亡。然而，如果我們按照官僚集團官方思想家們的邏輯追究下去，這壹切正是他們所否認的，他們把創造性活動歸結為“腦力勞動”，與物質活動或體力勞動相區別。這種觀點假設“思想者”、“計劃者”、“管理者”或“官僚”的活動與直接生產者相脫離——或者，如哈拉德·波麥所說的，“幹部的活動”是“高於勞動的”。因此，新黑格爾主義的和新盧卡奇主義的勞動概念，把勞動視為純粹由目的所指導，與勞動的物質的、感性的內容相分離，意味着勞動的社會分工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持久存在；這是典型的官僚制的自我辯護。

　　波麥同時還正確地指出了這種片面的勞動概念與關於“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的官僚制意識形態之間的聯繫。在理論上把第壹部類與第二部類劃分為兩個互相獨立存在的部類意味着，在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制下，甚至在更高級的社會所有制下，壹種與直接生產者相區別的力量代表着國家、共同體、“集體生產者”和整個社會。不然的話，兩個部類之間的“交換”（即商品生產的繼續存在）就是沒有意義的。妳不能與妳自己交換。

　　官僚集團作為壹個獨立的社會階層的存在，自然又被他們的思想家們說成是為了適應“客觀經濟規律”，是必要的和有用的。但是，當官僚集團假設社會產品在第壹部類和第二部類之間的區分繼續採取價值的形式並導致交換的同時，它想當然地認為，儘管直接生產者的物質利益與官僚的物質利益相對立，他們仍會接受在勞動的社會分工中的從屬地位。至少可以說，不存在關於這壹假設的長期正確性的經驗證據。

　　官僚集團不能認識到，在壹個無階級社會裏，廣大直接生產者（當然包括科學家、發明家或技工，就這些職業是對生產過程連續進行所必需的勞動力隊伍中的壹部分而言）可以自由地民主地決定勞動過程的目的及其組織形式。而這恰恰就是工人有計劃的自我管理與社會主義民主這壹概念的含義所在。商品生產、勞動的社會分工和國家的消亡，歸根結底也是由此而實現的。

　　甚至東歐國家的獨立研究有時也對此保持着奇怪的沉默。如匈牙利的弗倫茨·托凱依，他是經驗豐富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但在他的關於社會形態理論的重要着作中（該書實際上是就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問題對馬克思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全面評論），他試圖用非常學究的態度把所有人類史前文明及人類史描述成勞動、財產和個人之間的辯證關係。他完全忽略了國家的職能，甚至不提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最初計劃中曾特別指出了這壹點。

　　但是在公開性初期，壹些蘇聯作家在布堅科的領導下，已經認識到官僚制的本質是存在着享有特殊利益的社會階層，並且壹切都表明這壹觀點在蘇聯已經廣為傳播。

　　倘若着眼於官僚集團與工人的關係及其對勞動的控制，後資本主義官僚集團的特殊本質就更加清晰可辨了。匈牙利人安德拉斯·海格杜斯，壹位前斯大林主義的總理，對這個問題有壹段精妙分析：

　　“在我看來，社會主義制度下統治與隸屬的關係直接取決於在勞動分工中所處地位的差異、以及官僚制關係作為基本關係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繼續存在這樣的事實（雖然官僚制所起的作用與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起的作用有着本質的區別），這主要因為由等級制組成的政府機構繼續存在和發展是社會的必然性。”

　　我們已經對這壹“社會必然性”的限度發表了看法。海格杜斯同時對官僚集團享有物質特權的社會和政治後果沒有給以足夠的重視，但他繼續論述了壹個有趣的觀點，與上文提到的波麥的看法不謀而合：

　　“如果我們把在勞動分工中的地位看成是社會主義社會中最重要的獨立變量，那麼這種地位千萬不能用職業來確定。在勞動的社會分工中所處的地位實際上是特定類型的生產關係，這從來不單單是個別工作的特徵，而總是包含着與其他人和社會的基本關係……”

　　“在勞動的社會分工中，根據他們可以支配自己和他人勞動的不同程度，存在着各種各樣不同的工作。”

　　“非體力工人人數無論是絕對值還是相對值都有增長，並且在過去的10年裏增長非常迅速。明確的數字是平均每100個體力工人就有29.3個非體力工人。”

　　“但這樣的劃分只是粗略的、現成的，不能令任何壹名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進行認真研究的人感到滿意，因為這兩類工人都不是同質化的階層……”

　　“在我看來，從社會學角度出發，非體力工人在統計上至少應列出五類：

　　壹那些相對來說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他人勞動，而且也能支配自己的勞動，處於行政職位上的人；二那些的確控制他人的勞動，但其工作基本上在等級化、標準化系統內部完成，處於行政職位上的人；③主要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他們不控制他人的勞動，但是可以支配自己的勞動……這些人主要包括醫生、教師和律師；四主要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他們既不能控制他人的勞動，也不能支配自己的勞動；伍工作的時候需要專心、但不需要高級腦力活動的人，他們既不能控制他人的勞動，也不能支配自己的勞動，像會計、職員或研究助手。”

　　表2總結了處於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官僚化社會中勞動的社會分工。

　　表2 勞動的社會分工

　　社會階層

　　支配自身勞動

　　支配他人勞動

　　上層官僚及着名科學家、藝術家等

　　是

　　是

　　中層官僚及知識分子

　　是

　　否

　　小官僚、工頭等

　　否

　　是

　　普通工人和農民

　　否

　　否

　　正如東德哲學家彼得·費斯特所指出的那樣，對勞動的控制還有另壹方面的問題。勞動在廣義上說代表了能動性，這是人類基本的生理－心理需求。被動性或非主動性，是深受挫折的根源：包括個人覺得自身毫無用處。而且，在勞動者看來，能夠自我支配的並且有意義的勞動越少，壹般而言即主動性越少，那麼挫折感就越強。在由官僚集團管理的社會化（集權化）經濟裏，這種挫折感不可避免地幾乎遍及社會各個階層。工作的挫折感使人們轉而逃避到消費主義中去，它正是官僚集團有意識地予以鼓勵的，相對於勞動者自我管理來說，前者是較小的罪惡。但是，由於管理不善的經濟不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所以壹種惡性循環就開始了，這遲早會導致憤怒的爆發。

　　哈裏·布雷弗曼正確地堅持了資本家對勞動過程的控製作為資本主義運作方式的基本條件的重要性。而安德列·高茲則強調，控制的必要性——而非對更多利潤的追求——是20世紀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大規模分解的主要原因。其他作者甚至發明了“生產的政治關係”這壹公式。由計時員、工頭、質量控制員、工廠保安及其他人員組成的控制金字塔，不斷地企圖強制讓勞動不僅隸屬於機器而且隸屬於資本的代表。勞動和知識的分離，是階級社會的特徵之壹，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達到了頂峰，它表現在壹個把勞動限制於機械性和重復性職能的機構網絡中。

　　從《德意誌意識形態》、《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到《資本論》的所有主要着作中，馬克思特別指出，在壹個無階級的社會裏，廣大生產者支配他們自己的勞動。在設計、管理者與直接生產者之間沒有差別。勞動的社會分工消亡了：“全面發展的個人——他們的社會關係作為他們自己的共同的關係，也是服從於他們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

　　馬克思沒有設想勞動的職業分工的所有形式會全面消亡，除非是在高度機器人化的社會裏，否則是烏托邦的幻想，但他將此與勞動的社會分工嚴格區分開來，後者與自由地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統治是不相容的。他沒有討論在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控制勞動的問題，但是在這壹問題上，他的思想方式具有同樣傾向。壹旦生產者從資本的統治中將自身解放出來，那麼他們必須而且能夠變成他們自己的主人（包括在工作場所中）。

　　前壹節我們討論了在工人國家官僚制的形成過程中特權的壹般重要性，現在我們需要進壹步考察官僚制的社會結構。

　　蘇聯官僚集團保守勢力的發言人伊戈爾·利加喬夫，以典型的蠱惑人心的方式從根本上否認了特權這個問題，他論證說黨及國家工作人員的平均收入比壹個中等技術水平的工人的收入（每月200~300盧布）還稍微低壹些。表面上講，他是對的。在蘇聯有1800萬機關工作人員，顯然不可能每壹個工作人員都比普通工人多掙10倍的錢。在美國也壹樣不可能有1800萬個家庭能掙10倍於壹名全職的產業技術工人的錢。然而利加喬夫十分清楚，譴責官僚集團特權的廣大工人和知識分子，矛頭指向的不是普通機關工作人員而是官僚集團。正是他們這個精英團體，人數大約在30萬至40萬，其金錢及其他福利待遇必然超出平均工人收入的10倍或更多。

　　我們是否應該就此將官僚集團的概念限定在其上層即特權官僚集團上？完全不對。如果官僚不包括黨的中層幹部、國家和工會的工作人員以及警察和軍隊的警官、軍官，那麼在邏輯分析和職能劃分上都說不通。憑這區區幾十萬人，官僚集團將沒有能力統治像蘇聯、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南斯拉夫或匈牙利這樣的現代工業化、都市化社會。它需要壹個中介手段將社會維繫在壹起。壹般而言，中層官僚，大約有200萬人，承擔了這壹職能。

　　在資本主義社會，這壹角色是由中產階級扮演的，包括所謂的“新中產階級”，從嚴格的科學意義上說，後者構成無產階級的上層，他們沒有足夠多的財產使自己免於出賣勞動力的經濟強制。對中產階級各階層來說，獲取並保護私有財產以及相應的觀念具有絕對的重要性。若非出於無知或自我欺騙，那麼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認這壹點。

　　在蘇聯則是另壹回事了。當然，個人發財致富的趨向並沒有消失：實際上，自從斯大林統治建立之後，這壹趨勢變得越來越強烈。但是，如果說想成為黨、國家或工會普通工作人員的人，是由獲取私有財產和貨幣財富的念頭所驅使的，那就錯了。與他們的職位聯繫在壹起的小小特權幾乎總是在純粹的貨幣領域之外，壹個明顯的例外是與當地黑社會有聯繫的分配系統中的官僚。壹般來說，最大的好處莫過於得到某些商品和服務、有職業保障和安寧的生活、能獲得對他人指手劃腳的滿足感等等。

　　再者，正如官僚不可能在沒有哪怕是部分工會成員為中介的情況下統治群眾性工會壹樣，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也不可能在沒有少數工人階級作為中介的情況下來統治官僚化的工人政權。我們所說的“中介”，並不壹定指公開或有意識的“合作”，雖然這也確實存在。同樣，也不可能針對所有這類社會描繪出壹個壹般性的模式。比如，齊奧塞斯庫統治下的羅馬尼亞官僚集團肯定比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官僚更加遠離工人階級，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官僚集團在布拉格之春時期就比其在諾沃提尼或雅各斯統治下與群眾有着更加緊密的聯繫。南斯拉夫的全國解放運動、戰後革命起義、對斯大林的成功抵制和自治的試驗，意味着在相當長的壹段時期裏，南斯拉夫的政黨與工人階級的聯繫比在其他東歐國家裏所見到的都要更深厚。

　　可以作為壹條普遍規律的是，這些黨沒有壹個被廣泛認為是捍衛工人利益的工具。它們被看成是執政黨，是“新主人”的工具，而這也正是它們在現實當中扮演的角色。不過，不能由此推論，他們與工人已經徹底分離了。這些政黨在社會中包括在工廠裏的地位，使得這種徹底分離在客觀上變得不可能。因為政黨不僅僅由經理、監工們組成，在它的編制裏還有眾多的機關工作人員，工人們必須通過他們才能伸冤、領取遲遲發不下來的病假補助或養老金、在工會的度假村度假等等。這些黨還包括數以千萬計的直接生產者，蘇聯大約有700萬－800萬，東歐也大致是這個數目，他們並不是出於恐懼的心理或想當官的願望而入黨的。如果把這些工人看做是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傀儡或心腹，那就滑稽可笑了。

　　這樣，處於統治地位的共產黨反映着比雇主與僱傭勞動者之間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更加復雜而辯證的社會關係。這壹差別，以及工人國家的官僚集團的特殊本質，還體現在傳統上形成的、相對來說具有很高程度的垂直流動性上。

　　在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結構的演變主要由資本的不斷集中和勞動者的不斷無產階級化而決定的。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趨勢並不以線性或機械的方式運動，特別是在經濟膨脹時期，不容忽視的反趨勢也同時在起作用。但從長遠來看，僱傭勞動者在經濟活動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上升，而獨立小企業主的人數在減少。“成功的”也就是說已經成為大資本家的中小資產階級的比例也在歷史地縮減。而那些已到達頂峰，成為億萬富翁並經歷了幾代人仍保持其地位的人，自19世紀末以來已減至壹小部分。

　　相比之下，在蘇聯，壹個有着超出平均水準的智力和主動性的工人可以成為壹名中層官僚。實際上，官僚集團會努力地吸收這樣的人進入官僚階層，特別是他們如果能表現出適度的批判精神的話。官僚集團的中層在快速增長而不是縮小。壹名年輕而貧窮的地方官僚，如果他綜合具備了以上素質，有着特殊的機變才能，毫無顧忌地巴結當地、區域和全國的各級大人物，並且在壹系列危急情勢下表現不俗的話，他就可以成為官僚集團的重要成員。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就是這樣爬到官階等級的頂峰的。

　　確實，如今在上層官僚中很難找到體力工人的子女，但是另壹方面，他們之中只有少數人是前高級官僚的子女。沒有壹個政治局成員或部長會議成員是前政治局或部長會議成.員的後代。顯然，這與資產階級社會的差別是顯着的。

　　如果我們要把握蘇聯式官僚集團的本質和變化，那麼我們還應該考慮到它的另壹特徵。因為它不是壹個“純粹”的工人官僚集團，而是壹開始就揉合了非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甚至資產階級各階層以及沙皇政府官員的殘餘。如同E.H.卡爾所描述的那樣，“工業的管理又交回到前資產階級經理和專家的手中，他們大多數獲得了黨員的尊嚴和保障。”列寧在晚年的着作中，曾特別強調過這種從過去時代延續下來的因素。托洛茨基後來寫道：

　　“蘇維埃熱月政變的隊伍基本上是從以前的執政黨及其思想體系代言人的殘餘中招募來的。前士紳、資本家、律師及他們的兒子，就是說他們中還沒有逃到國外的那部分人，被招募至國家機器中，還有壹部分人甚至被招募入黨。進入國家和黨的機構中的人更多的是前小資產階級政黨的成員——孟什維克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還應加上數量龐大的純粹的庸人，他們在革命和內戰的風暴開創新紀元時畏縮在壹邊，直到終於確信蘇維埃政府是穩定的，才全心全意地投身於尋求壹個舒適、永久的安樂窩的高貴使命。”

　　但是，托洛茨基在《過渡綱領》中堅持認為，官僚集團內部的力量對比在長時期裏會發生變化：

　　“官僚集團內部的革命分子〔應該只是）很小的壹部分。人數不斷增長的反革命分子更加前後壹貫地表達出世界帝國主義的利益。這些買辦的候選人不無道理地認為，新的統治階層只能打着吸收‘西方文明’即資本主義的旗號，通過拒絕國有化、集體化並壟斷對外貿易，才能確保其特權地位。在這兩極之間，是中庸散漫的孟什維克黨—社會革命黨—自由主義趨勢，傾向於資本主義民主。”

　　這些文字在50多年前寫成，但卻真實地預言了在蘇聯發生的事情。

　　如果我們現在轉向當今蘇維埃官僚集團內部的職能劃分，可以把等級歸納為以下幾類：(a)國家官僚集團，包括中央經濟部門；(b)軍事官僚集團；(c)警察官僚集團；(d)青年、婦女等群眾組織的官僚集團；(e)黨的官僚集團。這當中最後壹類對其他類具有最終統治權，但是程度沒有普遍想像的那麼深。可以這麼形容：它就像是鐵箍把桶固定在壹起。

　　官僚集團內部的“山頭主義”——有人用“封建化”來形容——越來越明顯。上述每壹類官僚集團都遵循“提拔自己人”的規則。來自黨的部門的干涉仍然可以左右個人仕途，但是這只在既定的等級制度內部發生作用，幾乎從來不會把局外人忽然提升至將軍、高層計劃官員、協會書記、工會主席等職位。不用說，每壹類高層官僚都“自己照顧自己”，有時這會造成重大政治影響。

　　塔季揚娜·扎斯拉夫斯卡婭提出了另壹細分官僚集團的標準，以教育水準和與社會變革的關係來劃分。在她列舉的12個“主要社會群體”中，有4類人可以被看做是官僚集團的壹部分：經濟管理者、工會主要幹部、黨和國家高層工作人員和政客。“文化教育界知識分子”和“小企業家”被當做另類進行分析。扎斯拉夫斯卡婭對不同年齡段的不同態度加以了考慮，她根據個人能力和對變革的接受力的不同將管理官僚集團分成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兩派，這壹點已被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最近發生的事情證實了。她的結論雖然有趣，但是不能成為在理論上忽視主要的結構差異的根據。

　　從目前我們進行的討論來看，很明顯，官僚集團還沒能斬斷與工人階級千絲萬縷的聯繫，在行為上仍然表現出它是這壹階級中寄生的、浪費的、背叛的、具壓迫性的、物質上享有特權的階層。同樣道理，它也沒能割斷與馬克思、列寧理論的聯繫，但與此同時卻將其批判的、解放的思想和研究方法貶低成壹系列相去甚遠的教條。它對待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主要方式是學究式的語錄收集，其唯壹目的在於為它所統治的國家中現存的社會和政治結構以及連續實施的各種往往矛盾的政策進行辯護。這樣，官僚集團就把科學變成了具體政策以及他們所維護的利益的婢女。

　　儘管這樣，這些教條仍要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那裏，而不是從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之類人那裏收集，雖然時常會有嚴重的斷章取義、甚至篡改原文的情況發生。這不是偶然的，其結果也不是完全不能預見。

　　在第壹章我們指出了官僚制意識形態的壹個重要方面：國家及商品拜物教的結合。其另壹重要方面是不能形成自我意識並公開地自我確認，不能形成邏輯上壹貫的、真正為它自己特有的世界觀。這壹弱點，與歷史上所有統治階級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再壹次證明官僚集團實際上不是壹個統治階級。人們不能想像西哀士宣稱：“什麼是第三等級？它根本不存在。”我們也無從想見美國內戰前南方奴隸主會否認奴隸制這壹“特殊制度”的存在，或者歐洲貴族聲稱沒有被授予特權的等級貴族這回事。而這正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官僚集團上層壹直針對它自己所說的話。

　　這壹意識形態上的自我否定顯然是在故弄玄虛，它充滿了爆炸性的矛盾。在現實生活中，任何壹個具有些微覺察力和智慧的人每天都可以輕易註意到這壹點。所以，這壹意識形態招致了大量的懷疑和理性的拒斥，只能通過使謊言制度化才能強加於不輕易順從的社會，而這又帶來了廣泛的拒絕。要維持這壹局面就必須採取高壓政策，這主要是針對知識分子，但是也針對工人。宣傳“反革命思想”罪（“誹謗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反社會主義宣傳”等）寫進了刑法，觸犯者被判以重刑，囚禁於監獄或勞改營。這樣，官僚制在否認自身存在的同時也否認了社會現實本身，有效地束縛了所有社會科學，使之不得發展。

　　這壹切不是產生在真空中，而是產生在仍與馬克思主義相關的社會結構中，這壹事實，使這壹社會易於受到爆炸性壓力的影響。官僚集團專政的結果使馬克思主義變成“國教”，在群眾眼中喪失了威信，但是只要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着作廣為流傳，就肯定會有些人從他們那裏尋找分析工具來解釋官僚制之謎，它是怎樣產生的，它意味着什麼，它怎樣才能被克服。對於官僚集團來說，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就像壹句話所說的那樣：發如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

　　這是官僚集團繼續引用馬克思主義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自從蘇聯出現熱月那時起，官僚集團就找不到出路何在。而且，以辯護論的目的對社會科學加以歪曲利用壹旦達到壹定程度，社會科學就會從官僚專政的支柱轉而變成反對它的定時炸彈。神秘化變成了自我迷惑。官僚集團越來越不能看清、不能理解在它眼前發生的社會變革過程。它再也不認識它自己的國家了。不過，由於這壹切削弱了它維護自己統治的能力，所以官僚集團不得不放鬆加諸社會科學的桎梏，這是戈爾巴喬夫實行公開性的原因之壹。

　　正因為馬克思主義仍是官方意識形態，所以社會科學的復興就不可能像官僚集團中的“改革”派所期望的那樣是純粹經驗主義或實用主義的，而是越來越與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分析的復興交織在壹起。今天蘇聯正展開壹場關於作為壹種社會現象的官僚制——不同於官僚主義習慣和思維方式這樣的問題——的討論，這場討論比20年代的辯論深刻得多。雖然只有兩年的時間，但是這場討論的深度及復雜程度即使沒有超過、也已經達到了西方50年壹貫的理論研究所達到的水平。

　　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由於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其他社會批判思想的復興與挑戰現行秩序的新的社會運動和群眾行動結合在壹起，所以造成了深刻而持久的官僚制的認同危機。特別是當他們面臨工人階級的挑戰時，壹些官僚不得不提出壹些難以回答的問題：我們是什麼人？共產黨人還是自封為共產黨的那個政黨的成員？我們應該忠誠於黨還是忠誠於工人階級、人類解放和馬克思主義？如果黨現在承認它並不永遠都是正確的，那麼我們是否要憑自己個人的良知，在特定情形下抉擇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錯誤的？我們是否可以真正自由地辯論所有這壹切呢？無論是在黨內還是在黨外？只能與黨員探討還是也可以與工人和批判的知識分子討論？

　　這樣，所有那些在官僚化和窒息工人民主的過程剛開始時所提出的重要問題，至少在壹部分官僚及其理論家的頭腦中（而且不僅在頭腦中）又浮現出來。在斯大林和後斯大林時期的官僚、理論家和追隨者的心中，可怕的罪惡感開始燃燒。他們為可怕的罪行或對這些罪行進行過系統的掩蓋而感到羞愧，其中有不少是對他們自己黨內的同誌犯下的罪行。在他們額頭上閃亮着弒兄者的印記。

　　在以往，任何罪行都可以解釋為必須的、不可避免的、較小的罪惡、不幸的錯誤。現在，這些違反了壹切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利益的可怕的罪行，被嚴正地指出來了。只有最玩世不恭及道德低劣的人才試圖否認或減小他們的罪惡。

　　值得註意的是，那些曾與東歐最大的工人階級起義對抗過的人，也坦誠地認識到了所犯的罪行、認識到需要作自我批評，我們指的是匈牙利斯大林主義者。早在1956年革命開始之前，納吉·伊姆雷，壹個忠實的共產黨人，就對整個拉科西時期作了再評價，他把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存在看成是該黨蛻化的主要原因：

　　“機關居於支配地位和民選機構的衰落，相應導致黨的領導更多地採用行政方法，這對於我們黨來說並不是新生事物。這是六月之前黨的領導的典型方法。我們無法改變這壹切，這非常糟糕，因為蘇聯同誌，特別是赫魯曉夫同誌多次提醒我們它的危害：實際上是機關在領導我們，在壓制黨〔但是‘蘇聯’同誌忘記提及這在蘇聯早在1923年就已經發生了——曼德爾〕。在黨內民主、批評與自我批評領域內不斷增長的壓力、恐怖和恐嚇，與機關所具有的支配作用和在黨內生活中越來越多地使用行政手段是緊密聯繫在壹起的……“對派性的指責源於對黨內生活原則的曲解。對那些否定黨員擁有討論黨的問題、辯論和交流意見的基本權力的人來說，黨員的每個政治見解都是在搞派性；他們認為黨員只能在黨的書記在場或在機關成員的監督下才能討論黨的生活以及政治、經濟、文化或國際領域的問題；他們覺得討論只能依據特定的原則、或者從預先決定的觀點出發並在有限的範圍內進行，換句話說，只能在左翼極端分子和黨的官僚願意容忍的條件下進行。”

　　納吉·伊姆雷毫不猶豫地指出，斯大林主義者在匈牙利製造的是工人國家在現實中的蛻化。

　　“權力的蛻變嚴重危及社會主義的命運和我們社會制度的民主基礎。權力被不斷地從工人手中搜取並轉而反對他們。人民民主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壹種形式，其權力由工人階級行使，並依賴於兩個大的勞動群體——工人和農民——的夥伴關係。很明顯，人民民主專政正在被黨的專政所代替，這種黨的專政並不依靠黨員，而是依靠個人獨裁，並力圖把黨的機關、並通過這些機關把黨員變成這壹專政的工具。它的權力毫無社會主義或民主主義精神，體現的是少數人獨裁的波拿巴主義的精神。它的目標不是由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教誨決定的，而是由不惜代價、不擇手段地維護的獨斷專行的觀點所決定的。”

　　納吉在壹套給定的倫理－道德標準（我們更願意稱之為倫理－政治標準）和反對工人權力的官僚化蛻變的鬥爭之間，正確地建立起聯繫，這預示了30年之後在蘇聯所展開的規模更大的辯論，並重復了蘇聯共產黨左翼反對派早在1923年就提出的觀點。由全體黨員和廣大群眾負擔的官僚集團牢固的物質特權，加上物質上的壓力（更不用說壓迫），形成了壹種處處瀰漫着憤世嫉俗情緒的社會氛圍，腐敗十分猖噘。

　　“群眾訴訟案〔即形式上的公開審訊——曼德爾〕的指導者和組織者、對虐待及殺害無辜群眾應承擔責任的人、國際挑釁的組織者、破壞經濟者、浪費公共財產的人坐在領導位置上，他們濫用職權，不是對人民犯下嚴重罪行，就是逼迫他人犯罪。這與公眾的道德觀是不相容的。必須從公眾、黨和國家機關中間清除這些因素。”

　　“物質上的依附迫使人們放棄個人價值觀和信念，這與公共生活的道德觀是不相容的。不幸的是，很大壹部分人是這樣生活的。這實際上應該看做是我們社會的壹個弊端。經濟和政治結構的過度集權是個人獨裁不可避免的伴隨物。在公眾生活中，反對意見不僅被壓制，而且以剝奪生命的方式受到懲戒；發表反對意見的人被從社會中驅逐出去，完全不理會憲法中規定了的人權和公民權；從根本上反對占統治地位的政治傾向的人們被禁止工作。這是怎樣壹種政治倫理呵？……”

　　“這不是社會主義倫理，而是現代馬基雅維裏主義。強大的物質依附，賺取麵包的渴望，正在戕害高尚的人類美德。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應予充分發展的美德是：勇氣、決心、真誠坦蕩、堅持原則和力量，領導們卻以妄自菲薄、懦弱、偽善、缺乏原則和謊言取而代之。公眾生活的蛻變和腐化以及社會中相應發生的個性的退化，是在我們眼前發生的道德壹倫理危機的最嚴重的表現……欺騙和追求名利在公眾生活中危險地蔓延着，並深切地影響着人們的倫理觀和榮譽觀；人們相互之間越來越不信任；懷疑和復仇的氛圍腐蝕了社會主義倫理的基本特徵——人本主義；取而代之的是在公眾生活中出現的冷漠的殘酷無情。這是我們社會生活的道德現狀展現給我們的驚人畫面。”

　　布達佩斯警察總長科伯奇·山多爾，在可能範圍內最清晰地表達了官僚們所感受到的認同危機，這些官僚還沒有徹底斬斷與無產階級的紐帶。他是工人的兒子，本人以前也是壹個工人，1956年10月轉向了革命壹邊，變成了克格勃特別厭惡的人。他險些與納吉·伊姆雷壹樣被判處死刑。他被捕後，當被問及身份和職業時，不知道怎樣回答：

　　“我張開口。使我非常驚愕的是，我意識到我再也不知道了。布達佩斯警察總長？不。在北方山林中遊蕩的年輕鋼鐵工人？不。父親的孝順兒子？寵愛女兒的父親？艾倫·杜勒斯僱傭的間諜？赫魯曉夫和納吉·伊姆雷的追隨者？抑或卡達爾·亞諾什的追隨者？壹具空蝸牛殼？壹片雪花？另壹片剛剛落在我額頭上。”

　　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有三位着名作家用文學寫出了這種精神分裂。最令人動容的例子是前文化部長約納斯.R.貝徹爾，他加入了反對他的終身摯友盧卡奇的鬥爭，這場鬥爭又使得另壹位朋友堅卡，以及沃爾夫岡·哈裏希長期身陷囹吾。在壹封給統壹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的極盡奴顏卑膝之能事的信中，他解釋說他怎樣愛戴斯大林，誠摯地寫詩歌頌他的榮耀，他怎樣因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報告而震動，但並沒有就“無條件遵守黨的紀律”而得出任何負面結論。但與此同時，他偷偷地寫下了壹系列言辭激烈的詩歌，斥責那些向警察告發自己的同誌並用短短幾行字的告發信就將這些同誌殺害了的作家。詩歌以壹名告密者的自殺結束：“在那之後，妳再也不能像人壹樣生活。他用獵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第二個案例是小說家史蒂芬·赫爾姆林。蘇共二十大之後被採訪時，他說他不知道莫斯科的審訊是建立在捏造的基礎上的，但是即使知道，他也不會譴責他們，因為這只能對反希特勒的唯壹堡壘即蘇聯的敵人有利。後來，赫爾姆林意識到只有真理才是革命的，必須不惜壹切地說出真理，可能的話，甚至冒被開除出黨的風險。

　　意識形態上精神分裂的最突出例子是極具天賦的德國斯大林主義作家布萊希特。在他的恐怖劇《措施》中，他試圖事先為殺害無辜的同誌作辯護。許多年之後，他沒有公開批評1953年6月17日對東德工人起義的殘酷鎮壓，但是與此同時，他在日記中寫下了這麼壹段着名的諷喻：“如果人民不跟隨黨的正確路線，那麼黨就有權瓦解人民。”在另壹首秘密詩歌中他給斯大林冠以“着名的人民謀殺者”（verdienter Morder des Volkes）這樣的稱謂。值得提及的是，他的確發表了壹個真正反斯大林主義的劇本，這是他寫得最好的壹出戲，他在這個劇本中捍衛了思想和科學的自由，劇本中的英雄為了能在鎮壓中活下來靈活地運用了原則。

　　從19世紀後半葉起，兩個不同的思想傳統提出了這壹問題：群眾性工人政黨的官僚化是否不可避免。壹方面，受莫斯卡和帕雷托“精英循環”理論的啟發，羅伯特·米歇爾斯提出了壹個影響所有政黨的寡頭統治的“鐵律”；另壹方面，就在第壹國際與巴枯寧鬥爭時期，無政府主義者發展出了壹套類似理論，這壹理論在某種程度上被各社會民主黨的左翼反對派（如德國人約翰·莫斯特，他後來變成了無政府主義者）所接受。這兩種傳統都強調黨的領導不可避免地具有“獨裁”特徵，第壹次世界大戰後潘涅庫克和戈爾特周圍的KAPD和“委員會共產主義者”都這樣認為，但是之後道路出現了分叉，至少有壹支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工團主義者），還有“委員會共產主義者”，強調群眾運動和組織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而帕雷托－米歇爾斯學派則聲稱工人階級群眾自身沒有能力完成自我解放。

　　這裏，我們的確觸及了問題的實質。如果我們認為群眾性工人政黨的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那就等於同時假設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遲早會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至少永遠停留在壹個低水平上。顯然，與官僚化問題相比，還有更多的問題事關重大。整個現代無產階級的命運以至於整個人類的命運都與此相關。因為，如果工人階級不能自我解放，那麼社會主義就不可能實現。最多也只能依靠資本主義的改良來改善社會現狀，但是從長遠來看，資本主義製造了壹個又壹個的災難。單靠資本主義的改良不能阻止希特勒上臺，也不能堵住通向奧斯維辛和廣島的道路；這種改良也不能消弭明天將要發生的類似災難。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勢必逃脫不了野蠻狀態或乾脆自我毀滅的命運。

　　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如果像無政府主義者和委員會共產主義者那樣只將註意力放在政黨的特殊性上的話，那麼實際上便是在迴避這個問題。工會，包括由無政府工團主義者領導的那些工會，在群眾運動衰退時更加容易官僚化，而且官僚化的速度更快。蘇維埃組織也壹樣。事實上，革命性政黨抵禦這壹趨勢的時間通常最持久，這部分地是因為它的大多數成員積極持久地參與運動，部分地是因為它對這壹危險更加清醒。

　　歸根結底，只有屏棄簡單的“黑”（官僚化）、“白”（工人自治）劃分，代之以對具有矛盾和相互結合的各種過程的辯證理解，才能正確地提出並解決問題。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在早期的官僚化傾向確實不可避免，就像群眾運動的周期性衰退那樣，但是群眾運動周期性的高漲同樣是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矛盾的不可避免的產物：我們不止壹次地看到它以革命行動的形式爆發。

　　這壹過程越是展開，官僚化的趨向就越有可能被制止，在官僚化早期所產生的後果就越可能被扭轉。20世紀進程中的顯着例證是：俄國1917－1919年；德國1917－1920年；意大利1917－1921年；西班牙1934－1937年5月；比利時1956－1962年；意大利1969－1973年；捷克斯洛伐克1968－1969年；智利1970－1973年；葡萄牙1974－1975年；波蘭1980－1981年；巴西1985－199年；程度有限的，還有法國1934－1937年；美國1934－1939年；阿根廷1973年。在過去的幾年裏，蘇聯也曾醞釀過類似的過程。

　　對於追求工人自我解放的目標的社會主義者或者共產主義者來說，真正的任務在於自我組織起來，在工人階級內部宣傳他們的思想和目標；以無比的熱情、忠誠和清醒投身到工人階級和壹切被剝削被壓迫人們的鬥爭中去；激發工人階級、至少是其中大多數的自我能動性和自我組織。歷史證明這壹任務是艱巨的，但也是可行的。

　　還有另壹個真實而非“邏輯上”的矛盾構成了群眾運動周期的基礎。壹方面，僱傭工人如不出賣勞動力就無法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生存。在沒有嘗試以更高的價格出售他們唯壹占有的商品之前，他們不可能開展自我解放運動。他們這麼做，用貨幣工資購買商品，就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再生產（即他們自身受剝削）的關鍵因素。這肯定會在他們的意識上產生某種影響。建議工人不要為爭取更高的工資而鬥爭顯然不是答案。就像馬克思所看到的那樣，工人階級如果太貧窮就沒有士氣推翻資本主義。

　　另壹方面，僱傭工人同時也是生產者，他們在工作場所承受着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的重扼。從壹開始，工人運動就不單是為了維護和增加實際工資而鬥爭，同時也要求縮減每周工作時間和建立某種控制勞動過程的形式。他們這麼做，便沒有幫助資本主義再生產：他們不僅在客觀上，而且越來越有意識地向資本主義提出挑戰。作為敢於維護自身權益的消費者，工人可以與資產階級社會壹體化。作為頑強地反抗從他們身上榨取壹定量剩餘勞動、甚至反抗榨取剩餘勞動的人為結構的生產者，工人便不可能與資產階級社會壹體化了。他們動搖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

　　工人階級的雙重地位以不同形式的實際（不是理想的或理想化了的）意識反映出來。在這方面，有很多理論家論述了工人的日常意識和階級意識之間的矛盾，後者在這個術語的習慣含義上指的是對本階級自身所有成員的共同的集體利益的意識。列寧對工團主義階級意識和社會主義階級意識所作的區別在這裏同樣是適用的。我們還增加了具有明顯歷史重要性的第三個中間層面：這種政治上的階級意識還不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但它表明工人認識到需要組織起來、在不受資本家及其政黨的影響下獨立投票。

　　另壹種最早由亨裏克·德·曼提出並由魯道夫·希法亭最清晰地予以闡明的分析方法，集中於觀念領域內“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區別。這種觀點認為，階級意識並不是簡單地以前者代替後者。它還要超越直接物質利益（包括工人階級的直接物質利益），去發展壹套要將生產力從現有生產關係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所必須的觀念。這些觀念，源於知識分子和意識形態論爭，有可能與本階級大多數人的物質利益相衝突。

　　從這壹觀點出發，德·曼以及晚期的索萊爾和希法亭都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為什麼大多數工人經常不理解正確的觀點？除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壓力之外，他們的激情、幻想、本能衝動、追求物質利益之上的“各種價值”的欲望等，根植於哪些非理性的動機？

　　以上兩種理論當然不是毫無聯繫的，它們在壹定程度上是可以結合的。兩者的基本區別可以十分簡單地說明如下；按照前壹種觀點，妨礙工人獲得更高水平的階級意識的主要障礙，是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體認到的直接的自身利益。而對後壹種觀點來說，工人不接受更高的階級意識，與他們體認到的這種直接的自身利益無關。在我們看來，第壹種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雖然也可以從“心理學”流派中汲取洞見。

　　在很多理論家看來，這些障礙證明，工人階級群眾組織的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工人階級擁有這樣的組織和領袖是他們該得的。例如，按照奧托·鮑威爾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宿命論解釋，歷史是不可能按照其他路線發展的。如果在俄國及中歐事情不遂人意，那是因為客觀條件不允許群眾運動的高潮達到足夠強大的程度。也就是說，無產階級自身的缺點是官僚化的根本原因。

　　這種推理的問題在於，想要證明太多，實際上卻幾乎什麼也沒有證明。如果群眾總是擁有他們只該擁有的領袖，那又怎麼解釋若干領導集團和政黨在工人運動內部彼此競爭的現象？為什麼這些傾向之間的力量對比關係會如此劇烈地發生變化，有時是在幾個月之內？為什麼在客觀條件幾乎相同的國家，在工人運動內部工人民主的發展程度會有這樣大的差別？

　　結論是：思想意識上的真正矛盾只有在實踐中，通過實際的階級運動的發展，才能求得解決。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的先進形式，以及更高水平的階級意識的相應形成，有利於將群眾行動轉化為對資產階級秩序的直接挑戰，但是建設壹個先鋒隊式的黨，是走向工人階級自我解放的基本條件，如果不是充分條件的話。

　　以集中化的工人組織有可能官僚化為由而屏棄壹切這樣的組織——甚至於摒棄壹切在個別勞動場所以外的組織——是剜肉補瘡的做法。不管主張這種觀點的人是怎樣看的，這種退回到原始狀態的做法從根本上排除了工人自我解放的可能性，因為工人的自我解放只有在社會整體的水平上才能實現。至少有壹些反對任何工人組織的理論家們按照他們自己的邏輯最終將他們自己與資產階級社會壹體化了。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的房屋市場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停貸潮蔓延全國 經濟危機迫在眉睫

　　6月30日，中國景德鎮恆大瓏庭業主們首先發出一份“強制停貸告知書”並將通知書上載到豆瓣，揭開停貸潮序幕。隨後每天都有幾十個項目的購房者效彷，也有業主上載了停工工地的視頻，詳細說明他們所面臨的困境及採取過的維權行動，獲得民眾廣泛的同情。

　　隨着停貸行動的爆發，中共採取打壓手段以圖制止其他業主彷效蔓延。統計停貸項目的網站被封鎖，帖文被刪，相關話題在網上被禁止討論，大量停貸業主的社交媒體帳戶被停用。

　　然而，網上抗議受阻並不能解決問題，部分爛尾樓業主走上街頭抗議。7 月 25 日，約50人前往景德鎮市政府前抗議，要求“早日復工，早日還貸”。

　　自今年的七月開始，中國各地開始接連爆發多個爛尾住宅發展項目業主集體宣布“強制停貸”，拒絕繼續嘗還按揭的通知。這一波停貸潮如星火燎原，到八月中，全國已有至少327個樓盤業主發出了“停貸通知書”，涵蓋超過100個城市，超過數以十萬計的業主參與其中，這數字目前仍在持續上升。據澳新銀行估計，集體停貸潮影響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約2220億美元的按揭貸款，占尚未償還的按揭貸款的4%。

　　觸發這一波危機的背景自前年開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已陷入衰退。今年的上半年，中國百大房地產開發商的銷售額腰斬，下跌了近50%。據克而瑞地產研究中心的數據，2022年首五個月，全國百城商品住宅成交面積同比下降51%，同期全國百強房企連續下降5個月，更從1月的下跌39.7%擴大至5月下跌59.4%。繼恆大後，大批過去被視為“財雄勢大”的房地產開發商資金鍊斷裂，旗下樓盤工程無以為繼，變成一個個“爛尾”樓盤。

　　而在中國新房交易市場上，過去預售樓花占了整體交易量80%以上。絕大部分購房業主一般會在房子建成前就認購併開始按揭還款。房子的“爛尾”使得他們既要繼續月供還款，卻又無法如期入住新房，交房的日子一拖再拖直至遙遙無期，使他們同時不得不付出一筆支出租房暫住。這對於每一個買到爛尾樓的業主來說都是噩夢。

　　“爛尾樓”的問題也並非這一年才出現，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搜索結果顯示，自2018年至2021年，涉及中國新建商品房未能如期交付的違約民事訴訟案件數字上升了超過三倍。據中國官方數字，截至2021年末，24個重點監測城市的爛尾樓項目總建築面積近2500萬平方米，占2021年商品住宅成交總面積的10%。部分房地產市場交易熾熱的城市（如鄭州），爛尾樓新建面積甚至超過 30%，也就是說在鄭州，近10年興建的新樓盤，每三個樓盤就有一個可能是爛尾。這顯示了在過去經濟環境尚可時，這些業主們尚且可以勉強維持。但經濟危機的到來，加上嚴厲的清零政策的打擊，業主可能面對失業、減薪、或者封城下無法營業和獲得支薪等情況，令他們不得不選擇停止供款。

　　這同時也顯示了中國資本主義市場體制下，官僚為了追求在任時的經濟高速堵長“政績”，放任房地產開發商違規行為所埋下的隱患到了現在終於爆發。自“改革開放”資本主義復辟以來，中共引入了香港的“預售房屋制度”，允許房地產開放商在房屋落成前先行在市場上公開預售。理論上，預售所得的金額應存放於銀行的特別監管帳戶，由政府部門把關，以確保資金落實應用在後續的建設工程上，保障工程能順利如期落成。

　　然而，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為了縮短資金流轉周期，加速擴張市場份額，往往挪用相關資金，用於認投地方政府發售的土地。而地方政府為了加速經濟增長數字，營造土地購買熱烈的市場氣氛，推動樓市熾熱投機，縱容放任開發商挪用資金的行為，使得整個監管制度形同虛設。

　　而這並非是少數開發商的行為，事實上，所有中國的房地產開發商都有進行着相關的違規操作。只不過在房地產投機市場過熱，房價節節上升，加上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控制下寬鬆的貨幣以及銀行定向放貸政策的支撐下，只要不被刺破，泡沫仍能不斷累積。

　　然而就像所有的投機市場一樣，一旦經濟開始陷入衰退，加上習近平意圖收緊對房地產行業的控制，實施去槓桿化政策，使得房地產開發商無法通過擴大貸款去填補被挪用的建築資金以及競投新地產開發項目。於是樓盤爛尾的情況隨即接踵而至。

　　在過去二十年，房地產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動力來源，根據哈佛大學的統計，房地產行業及其相關的經濟活動占了中國GDP的29%左右。而房產占家庭財富的比重為70%。

　　對中國大多數城市工人階級家庭而言，購房是所謂的“剛性需求”。為了支付高昂的房價，往往要集合全家之財力方能支付按揭首付──用中國國內的說法，是“掏空了家庭的六個錢包”，並隨後為之而背負上長達三十年的月供嘗還債務。可見，“爛尾樓”的問題對於他們而言在經濟上可謂是毀滅性的打擊。

　　因此，當眼見房子不能如期交付，過去熱火朝天施工的工地現時變得空無一人。而發展商的交房日期一拖再拖，這些業主只能選擇以集體停止還款的方式，向銀行、房地產開發商、以及政府施壓。表示除非樓盤恢復施工，否則將拒絕償還貸款。

　　在中國，面對樓盤爛尾，理論上業主可向法院要求解除房屋買賣合約從而解除與銀行的抵押借貸關係。在過去一些小型發展商的爛尾項目上，亦曾有過中國法院判決發展商破產而解除銀行借貸關係的案例。然而這一選項在今天而言可謂不切實際，因當下爛尾樓問題牽涉全國大量巨型房地產開發商，包括恆大、新力、綠地、融創、康橋、鑫苑、藍光、正商、美好置業等。這些都是“大到不能倒”的巨型資本企業，假如法院判決解除相關爛尾項目的房地產買賣合同，將立即造成驚人的銀行壞帳，衝擊現時已經風雨飄搖的中國銀行體系。

　　對於選擇停貸的業主個人而言，他們亦將面臨巨大的受罰壓力。在中國所謂的社會徵信體系下，不僅他們個人，連他們的直系親屬都可能遭遇負面影響，遭遇出行、就業和入學的困難。然而即便如此，對於已深陷財困的業主而言已無足輕重。就像其中一位爛尾樓業主所言“當我們的生存都是問題的時候，當我們感到絕望的時候，徵信對於我們來說，也就是一個紙老虎，一個可以隨時丟到垃圾桶的枷鎖，”

　　爛尾樓的影響還波及到上游供應鏈以及建築行業。由於發展商現金枯竭被迫停工，承包的建築公司都沒有收到工程款，而工人更是首當其衝的被一直拖欠工資。《財新》報道，數百家為房地產行業提供服務和供應的公司因恆大及其他發展商向外發布了一份停貸停工告知書，因開發商已經好幾個月仍然拖欠款項，稱它們“面臨生存危機”，表明無力支付賬單。

　　部份供應商表示，自去年9月恆大陷入危機後，至今一直沒有償還商業承兌匯票，對此恆大也視而不見，沒有任何解決方案。湖北省中小供應商決定假如當局仍未有交代解決方案，就停止償還一切貸款和欠款，揚言“寧做黑戶也不還債”。亦供應商表示，當初動用全數資金甚至舉債購買材料供應恆大各樓盤，結果恆大樓盤紛紛爛尾，血本無歸之餘更導致供應商們負債纍纍，瀕臨破產，呼籲政府保護他們的利益。

　　同時，房地產的蕭條也嚴重波及到重工尤其是鋼鐵產業。2021年中國鋼鐵產量超過10億噸，約占全球一半，全年鋼鐵產量中近40%用於房地產行業。早在房地產危機爆發前，中國的鋼鐵產業早就處於利潤飽和的狀態，據業內人士稱“生產一噸鋼鐵所得的利潤尚且買不到一瓶礦泉水”。房地產低迷，需求不振更令鋼鐵產業雪上加霜。據《彭博》報導，河北敬業集團董事長李趕坡6月在公司會議中警告，中國近三分一的鋼廠會在五年內破產，同時指整個行業都在虧損，目前也看不到轉折點。

對於這一系列困境，中共自己也沒有一個完整可行的方案去解決，有的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見一步走一步的方式修修補補。中國人民銀行今天8月22日表示，5年期房貸最優惠利率下調15個基點至4.3%，是有紀錄以來最大的降幅，以圖減輕房地產買家的貸款成本。但這卻沒有帶來任何效果。

　　鄭州地方政府稱將設立規模100億的地產紓困基金，為陷入困境的開發商提供資金以保障停工的樓盤工程能得以繼續施工。然而這100億的資金具體如何籌集卻隻字未提，因此這個所謂的紓困基金更像是一個空洞的口號。更重要的是，鄭州作為爛尾樓問題的重災區，這100億根本杯水車薪。早前，山東曾有爛尾樓樓盤業主集體維權，成功追回被挪用的十億元樓盤建設資金，然而這筆資金轉眼就被前期拖欠工程款的債權方瓜分一空，令樓盤仍未能復工。可見即便有新資金投入到停工樓盤中，也不見得樓盤就一定可以復工。

　　而在全國層面，中共更關注整場危機對金融體系的影響。事實上在最近，銀行系統早已接二連三傳出負面消息，從村鎮銀行爆雷到四大銀行加設提款限制等等，加上爛尾樓和停貸潮可能做成上萬億元人民幣壞帳的隱患，無不令人擔心中國的金融系統是否果真如中共所宣傳的穩定。

　　而按現時中央政府口吻，似乎並不打算由政府出面出資解決危機。銀保監會定下基調稱，將透過市場手段來解決爛尾樓。言下之意政府將不打算插手拯救陷入危機的房地產企業與項目。顯然，這態度與幾年前中共應對各種社會危機的取態相違背。過去廿年經濟積累巨額債務，使政府現在行動空間受到限制。

　　從這一現像可以看出兩個情況：首先，中央政府確實已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局面。5月25日總理李克強曾向地方政府代表坦言自己手頭上僅剩一筆應對緊急重大天災的特別金，再無餘力逐一協助地方解決問題。最近，網上亦流傳2022上半年中國31個省市和自治區的財政收支數據，內容顯示，所有省市和自治區通通入不敷支，全面陷入赤字。很多地方已面臨資金枯竭，只能縮減公共服務，甚至借債以支付地方公務員工資。

　　連過去財政上繳出力最大的廣東、上海、淅江等地都無法取得收支平衡。根據財政部數據，今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約10.5萬億元人民幣，下降10.2%。同時，中央對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預計近9.8萬億元人民幣，補貼規模歷年最大，金額比上年增加約1.5萬億元，增長18%。因此，李克強在8月16日於深圳強調要求四個沿海大省，即廣東、江蘇、浙江及山東，“要完成財政上繳任務”。

　　其次，這表示中共已事實上放棄了對房地產企業的管制政策。限制房地產企業借貸的“三道紅線”名存實亡，習近平“住房不炒”的口號淪為一紙空文。各地方政府甚至將“買房”作為公務員的績效指標，要公務員充當樓盤推銷員到處找人買房。據澎湃新聞不完全統計，今年6月以來，至少有十個城市發布“購房團購”相關政策或活動，意圖重新帶動樓市投機炒賣的風潮，以挽救自身的財政和經濟，中央政府對此只能睜一眼閉一眼，默許了他們刺激炒賣的政策。

　　對民眾而言，停貸潮進一步打擊了他們對中國經濟前景的信心，削弱了他們的消費意欲。加上中國扔採取不可理喻的疫情清零封控政策，內部消費市場也正在萎縮。但另一方面，停貸潮是民眾“躺平”思潮的一次具體化集體行動，顯示了民眾的不滿乃至對中共所謂社會徵信系統的蔑視。這也讓中國更多群眾認識到資本肆意投機，卻令自己深受其害，對中共的信任大打折扣。《社會主義者》認為，中共的資本主義政策根本無法有效解決目前積重難返的困境，唯有組織起工人階級，將房地產業與金融銀行體系全面民主公有化，打倒專制與資本主義體制，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方能杜絕資本主義的房地產投機和經濟危機，並保證所有人都能享有廉價、合理、優質的公共住房。

中國社會的人口危機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近幾個月來，中國人口將出現萎縮這一傳聞在中外廣泛流傳。5月11日，中國國新辦發布第七次人口普查信息，去年（2020年）中國人口仍繼續增長，但新生人口僅1200萬人，比2019年的1465萬有大幅下跌。而上溯最近幾年的數據，中國新增人口數量總體一直在持續下落，總和生育率遠低於世代交替水平，全國不少地區都出現人口萎縮、自然增長率為負的情況。這引起了全球各大媒體和專家學者的高度關注，中國社會更是對中國未來人口大幅萎縮的前景一片驚呼。

　　其實，關於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動、國家“未富先老”的擔憂，前幾年就已經成為中國的熱門話題。與改革開放初期擔心人口暴增導致資源短缺和社會負擔沉重相反，今天的中國卻面臨着人口高度老齡化、新生兒數量銳減、中國人口斷崖式下滑的前景。中國將面臨的人口問題，不僅在於總人口未來可能迅速衰減，還在於人口結構的嚴重畸形。

　　關於中國人口危機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具體影響，已有諸多媒體和學者發言發文評析，筆者在此不再多言。本文主要討論的是，中國人口危機的根本原因及出路何在。

　　許多人將中國人口在本世紀將大幅萎縮歸咎於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誠然，中國持續三十年左右嚴厲的計生政策，的確對壓低了中國人口尤其減少青壯年人口、也對“少生優生”文化的塑造起了一定作用。但計劃生育的影響是有限的，更不是決定性的。當2010年代計生政策逐步放開之後，中國人口增長率仍然沒有回升甚至繼續下落，就無法再拿計生政策當靶子了。

　　筆者認為，中國新生人口連年下降、總人口面臨萎縮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民眾基本生存成本（而非生活成本）的高昂和個人權利的缺失，以及因此導致的不安全感和逃避心理。這恰與歐美發達國家因社會保障充足而減少生育相反。

　　在本次對中國人口問題的討論中，不少評論家都提到房價對生育傾向的抑製作用。其實，住房只是中國人（尤其城市居民）高昂生活成本的其中一部分。在教育、醫療、養老等各“剛需”領域，中國民眾背負着幾重沉重的負擔。

　　以醫療為例，中國名義上復蓋全民的醫療保險，多數人享受的實際報銷比率並不高，許多特效藥物、治療設備和治療項目並不在普通民眾的醫保報銷範圍。即便有一定的比例報銷，剩餘需自費的藥金診金依舊貴的驚人。2018年初一篇刷爆微信朋友圈的文章《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就將艱難的看病經歷和高昂的醫療費用展示的淋漓盡致。在教育方面，隨着社會競爭的激化，教育成本水漲船高。在京滬穗等一線城市，將孩子從幼兒園供養到大學，許多中產家庭付出了數百萬元（人民幣）甚至更多。社會化養老作為較為“新興”的行業，公立養老院一床難求，私立的養老機構則收費昂貴。

　　眾所周知，教育、醫療、養老、住房，是人一生不可或缺的需求。面對如此巨額的生活成本，顧老就顧不了小、補西牆就要拆東牆的狀況，還有多少人願意生孩子給自己“添負擔”呢？至於“養兒防老”，但“養兒”如此大代價，兒子還要養再後面一代，需要承受的負擔更多更久了。

　　之所以中國民眾基本生存成本昂貴，很大程度在於社會保障的不足、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供給的不均。如中國沒有實行全民免費醫療，不僅落後於發達國家，還落後於許多發展中國家。房價的高企更是將公共必需品高度商業化的惡果，房地產業成為權貴和姦商巧取豪奪的工具。在公共服務的重點領域，中國還存在嚴重的分配不均、不公、不透明。如中國眾多打工者並不能成功申請到“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至於名額去哪了大家都心知肚明；“失業救助金”申領更是難上加難，去年疫情中才有少部分普通人有幸在人生中首次領到；領導幹部可以在高幹病房免費養老到死，一些普通城鄉居民得病則只能放棄治療回家等死。公共服務的保障與再分配一樣，本應該“縮差”，傾斜於窮人、為弱勢群體“兜底”，但現實卻相反，中國的一些社會保障政策反而進一步拉大了初次分配後本已懸殊的貧富差距，加劇了社會不公和階層固化。

　　民生問題背後，還有更加複雜尖銳的民權問題。中國社會治安好於絕大多數國家，但人們的安全感卻並不那麼高。據“社會進步指數（SPI）”，中國人的“犯罪感知（Perceived criminality）”居世界第88位，遠沒有治安狀況表現出的那麼好。窺斑見豹，可以推知中國人有着很大的不安全感。在中國，人們的確不那麼擔心搶劫和當街殺人，但卻需要擔憂社會不公正、不透明等制度性問題造成的更多更廣泛的權利侵害。而食品安全危機、環境汙染等突出問題國民感知度更高，時常爆發的相關事件加劇了國人的不安全感，自然也會降低對所處社會宜居度的評價。

　　當人們生活在缺乏公平正義、各種權利時常受到損害的社會中，而又無力解決這些問題，就會產生倦怠和逃避的心理。這樣的人當然不願意自己的子女也生活在不公正不合理、時常受到傷害的環境中，選擇不生或少生也就不奇怪了。

　　民生問題和民權問題相互交織、相互影響。民生是更廣泛的民權，民權是民生的保障和公民的尊嚴所在。當一個國家的民權和民生都出了很大問題，社會階層固化、到處死氣沉沉，人們看不到通過奮鬥改變現狀的可能，天天討論“內卷”和“摸魚”，生活變成煎熬，對當下和未來都失去信心，又怎麼會積極生育，將象徵純潔與希望的孩子生下來呢？

　　中國要解決生育率低迷、人口萎縮的危機，不能只靠放開生育政策、提供微薄的生育補貼，那是揚湯止沸，治標不治本。真正需要做的，是大力改善民權民生，健全法治、捍衛公平，縮小貧富差距，促進階層流動，提供有導向性的社會福利，保障人們基本的生存與發展需求，讓人們感到人世間的愛與和諧。給人民以希望和未來，人民才會生育下一代，讓美好幸福得以世代相傳。

無產階級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如果我們指馬克思主義中的階級，那麼我認為在討論階級意識和“階級敘事”之前我們應當對什麼是階級做出一些概念上的澄清以及規定。

　　雖然階級這一術語在馬克思主義中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馬克思本人儘管在他最後的作品——《資本論》中並沒有做出完整的規定[1]。不過我們可以在他與恩格斯再建立歷史唯物主義時撰寫的諸多作品裡尋找階級相關的概念碎片來重新拼裝起這個概念。

　　首先是在早期的歷史唯物主義着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與恩格斯這樣描述：

　　單個人所以組成階級只是因為他們必須為反對另一個階級進行共同的鬥爭；此外，他們在競爭中又是相互敵對的。另一方面，階級對各個人來說又是獨立的，因此，這些人可以發現自己的生活條件是預先確定的：各個人的社會地位，從而他們個人的發展是由階級決定的，他們隸屬予階級。[2]

　　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中的小農階級這樣被馬克思說明：

　　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並沒有發生多式多樣的關係。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這種隔離狀態由於法國的交通不便和農民的貧困而更為加強了。他們進行生產的地盤，即小塊土地，不容許在耕作時進行任何分工，應用任何科學，因而也就沒有任何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沒有任何豐富的社會關係。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

　　一小塊土地，一個農民和一個家庭；旁邊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個農民和另一個家庭。一批這樣的單位就形成一個村子；一批這樣的村子就形成一個省。這樣，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既然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互相敵對，所以他們就形成一個階級。

　　由於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有地域的聯繫，由於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係，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繫，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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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很好地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農民，而是保守的農民；不是力求擺脫由小塊土地所決定的社會生存條件的農民，而是想鞏固這些條件和這種小塊土地的農民；不是力求聯合城市並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舊制度的農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這個舊制度並期待帝國的幽靈來拯救他們和他們的小塊土地並賜給他們以特權地位的農村居民。[3]

　　那麼我們可以得知，階級首先是一個收入結構接近，他們之間的生活方式、利益、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存在不同而且相互“敵對”，也就是說階級與階級之間的差異不但來自它們之間的相同條件，還由他們生活之間的敵對條件。一個人的職業本身並不能作為他本人的代表，真正能代表他的只有他自己。而當一個階級能夠成為一個社會走向的主推手時，它必然需要一個政治組織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標。而且，階級必須通過階級鬥爭的狀況展現出自身，否則組成階級的個人不過是“市場上自由競爭的原子”和“一袋馬鈴薯里的一個馬鈴薯”。

　　而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

　　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如僱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而這些因素是以交換、分工、價格等等為前提的。比如資本，如果沒有僱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它就什麼也不是。[4]

　　這裡，階級首先被規定為他們的生活來源因素，可以說所謂“物質條件”是階級存在的基礎。階級不能作為收入的來源，也不能等同於社會分工所處的功能性位置。也就是說，一個主要收入為主的農民，他在農閒又有一些自己的小生意，他又屬於哪個階級呢？如果我們深入剖析這個農民的收入以及其所處的生產關係，那麼將會得到一個明確的答案：他作為一個個體在整個社會中所處的位置，有可能他是出售自己剩餘勞動產品，還有可能……如果不對現實進行分析去定性，其中謬誤與否可想而知。所以說階級是生產關係的一面，它的規定應當在對僱傭勞動，資本等等作出規定的之後。一句話，階級是一種社會關係。

　　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對階級的規定：

　　1.階級並不是收入群體，階級指的是一群在生產關係上處於的位置，需要對現實的社會經濟條件進行詳盡地剖析來確定一個“中心坐標”；2.階級需要階級鬥爭來展示自身，也就是說，它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一個靈活而彈性的概念，如果沒有社會群體間的猛烈運動，階級只能停留在上一個規定，僅僅作為一個自在的階級。而且主體只有在被迫參與到運動中才可以被放置，也就是說，他必須為自己的生活而戰，和其他人聯合起來成為一個自為的階級。

　　3.階級是一種關係，階級在這一層規定中就可以被被廣泛的展開在複雜而具體的現實中，“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他是一切抽象關係的綜合”。階級關係作為聯繫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橋梁成為了主體——就像“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對立，在辯證法的綜合環節表現為資本這一更高次方的不同要素、也就是主體本身的部件而已。在商品-貨幣關係內部，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對立關係外在化為交換（供求）關係，從而在僱傭勞動形式上，表現為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對立關係。取消前兩個環節的獨立性，從而吸收為自身的要素，完成自身的主體性。”[5]

　　那讓我們回到問題，所謂階級意識在對階級做出上述規定後就可以迎刃而解。階級一開始出發在這樣一個再尋常不過的認識上：任何抽離了生產、交換（交往）以及分配“物質”的“地基”的社會，幾個星期都不可能持續下去，階級需要憑藉某種經濟關係來建構自身，而這種關係是一種不平衡、不平等的，對這關係的多方來說，它就是自在的共同。無論某些人用多麼細緻的標準去“分類”，搞出什麼階層來消解階級本身，那也不能抹殺掉任何屬於某個民族的工人們為了生活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出賣自己的時間、出賣自己的生活的事實，無產者們不得不把自己當作手段來達成自己生活的目的，就是說，工人是一個在僱傭關係中提供自己的勞動的一方，屬於提供工具和一般等價物——金錢的另一方，即資產者。但是：“工人階級越迅速地擴大和增加與它敵對的權力，即越迅速地擴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財富，它就被允許在越加有利的條件下重新為增加資產階級財富、重新為增大資本的權力而工作，滿足於為自己鑄造金鎖鏈，讓資產階級用來牽着它走。”[6]

　　這樣的事實無論是從過去無產者普遍貧困的狀況還是現在這樣充斥着多元身份的狀況都顯而易見。這正說明了在這樣的社會關係下無產者的貧困，而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構成了資本主義秩序的否定，“因此，文明的一切進步，或者換句話說，社會生產力的一切增長，也可以說勞動本身的生產力的一切增長,如科學、發明、勞動的分工和結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場的開闢、機器等等所產生的結果，都不會使工人致富，而只會使資本致富；也就是只會使支配勞動的權力更加增大；只會使資本的生產力增長。因為資本是工人的對立面，所以文明的進步只會增大支配勞動的客體的權力。”[7]

　　其次，階級意識與其他的共同體的意識“對應”，意識紮根在人們的生活之中，而且生活一定是社會性的，即社會意識。那麼階級意識不正是這同屬階級的人們共同生活或者說共同經驗下的對階級這一共同體的認知嗎？階級意識必須建立在對階級的認識上。而且，這個階級的成員必須認識到自己將要奪得權力。如果用一般的回答，那就是：社會（的）存在是基礎，行走於之上社會意識可以被任何意識形態捕獲，將人放入價值觀念或者是社會意識的鐵軌，任憑它行進在大地上。但是這個價值和倫理的的鐵路絕對不可能脫離大地而行走，除非它是純粹的意識形態幻覺，讓純粹的思維的天馬翱翔在天空上。

　　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說的：

　　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着精神生產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隸屬於這個階級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係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係；因而，這就是那些使某一個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關係在觀念上的表現，因而這也就是這個階級的統治的思想。

　　此外，構成統治階級的各個人也都具有意識，因而他們也會思維；既然他們作為一個階級進行統治，並且決定着某一歷史時代的整個面貌，那麼不言而喻，他們在這個歷史時代的一切領域中也會這樣做，就是說，他們還作為思維着的人，作為思想的生產者進行統治，他們調節着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而這就意味着他們的思想是一個時代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國家的某個時期，王權、貴族和資產階級為奪取統治而爭鬥，因而，在那裡統治是分享的，那裡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就會是關於分權的學說，於是分權就被宣布為“永恆的規律”。[8]

　　無論在意識形態的被捕獲，還是階級意識的構造上，馬克思本人的論述需要結合其歷史唯物主義的宗旨。首先正是作為歷史唯物主義之門的《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論述的：“從前一切的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 的主要缺點是：於現象、現實只是從客體或直觀的形式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9]。於是，主體不再受制於“心靈”或者“物質”的單一作用，這倆者都被統一於主體的對象性活動中去了。如果某人沒有階級意識，那可以說再正常不過了，意識的形成絕不是單調的“物質反映論”。對於主體來說，通過歷史的實踐這一“稜鏡”透射的對物質的“意識”可謂千奇百怪。被二分的物質和意識看似脫離了主體並主導者主體，那也不過是主體本身的一廂情願。而且這些具有差異的意識形態被在社會交往中捕獲並重新改造成一種一般的“共識”，主體間的特殊性形成的多元可能被權力套進它的捕網裡、被按部就班的放入差異的山原溝壑，具有特殊性的差異的就這樣被篡奪並凝固化，成為一種特殊的法西斯主義，從而引發互相攻訐每個個人的“種族主義“實踐。

　　那麼最後再來回答“階級史觀”，如果有這樣的史觀的話，我想它一定是根據社會的現狀，例如社會關係的分配，生產要素的分配等等和人們的社會生活，例如：價值觀對於人決策的影響等等，來對現實情況進行的分析。如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的論述：“這種歷史觀就在於：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來考察現實的生產過程，並把與該生產方式相聯繫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然後必須在國家生活的範圍內描述市民社會的活動，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來闡明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意識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並在這個基礎上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這樣做當然就能夠完整地描述全部過程了(因而也就能夠描述這個過程的各個不同方面之間的相互作用)。”[10]

　　鑑於題目並沒有對“有些人”作出規定，那我大膽猜想一番，一定是不願意直面工人實際悲慘的生活的人吧。某些人所謂的社會，只不過是把那些恰恰表示着社會關係（資產階級社會關係）的區別忽略掉，摻雜着個人的好惡，反感“現實的荒原”吧。

　　最後，“社會不是由個人構成，而是表示這些個人彼此發生的那些聯繫和關係的總和。這就好比有人這樣說：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並不存在奴隸和公民；兩者都是人。其實正相反，在社會之外他們才是人。成為奴隸或成為公民，這是社會的規定，是人和人或A和B的關係。A作為人並不是奴隸。他在社會裡並通過社會才成為奴隸。”[11]而現在，從社會的角度來看，無產者就是受奴役者。

　　順便，民族在歷史上是一層“地質沉積”，我們正站在這層沉積之上的大地。如果有那麼一位歷史學家朝着歷史的“地質層”挖一鏟子下去，則可以發現一個“前民族”的時代。如果我們向歷史學家們提問：這樣一個共同體是如何成為現實的？這樣的地層是如何得以沉積的？通過“考古”的分析，最終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民族這個範疇在不斷改變它的囊括之地，這個範疇憑依着的條件從血統到某個通過隨意的外貌標準和集體行動變化着，從他的歷史的長度來看，可以說，這層沉積是極其易變的。那麼在這個結論上可以得出民族就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的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