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民主社會主義概論 

作者 景祥

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反對一黨專政，大多數人只是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開創者，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其實同時也是民主主義者。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中，其實到處體現着他們對於政治民主的熱忱。晚年的恩格斯這樣說過：“馬克思和我在四十年間反復不斷地說過，在我們看來，民主共和國是唯壹的這樣的政治形式，在這種政治形式下，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之間的鬥爭能夠先具有普遍的性質，然後以無產階級的決定性勝利告終。” 儘管恩格斯在這個文獻中澄清過“我根本沒有說過什麼‘社會黨將取得多數，然後就將取得政權’ [ii]。相反，我強調過，十之八九我們的統治者早在這個時候到來以前，就會使用暴力來對付我們了；而這將使我們從議會鬥爭的舞臺轉到革命的舞臺”，但是他對未來社會應該採取民主制度無疑是充分肯定的。所以，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恩格斯的這段表示：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實踐的前提是民主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只有在民主共和國的體制下才能實現。本文將簡要介紹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關自由、民主和憲政以及個人自由的理論，以便於人們更加全面和正確地認識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體系。

壹、關於國家和社會的理論

壹般說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來源被認為是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等人的空想社會主義。不過除了上述來源，恩格斯也認為他們的理論來源是歐洲思想啟蒙運動和歐洲憲章運動的理論成果的發展。恩格斯對科學社會主義作這樣的曾經論述：“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統治於現代社會中的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僱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和統治於生產中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十八世紀法國偉大啟蒙學者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壹步的、似乎更徹底的發展。” [iii]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會體現上述社會進步運動的理論和實踐成果是理所當然的事。而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本人也是歐洲憲章運動的直接積極參與者。馬克思擔任《萊茵報》和《新萊茵報》編輯和主編期間，壹直利用這些報刊積極鼓吹民主憲政，支持憲章運動，反對普魯士和其他國家政府對思想、言論和新聞的控制和檢查。而恩格斯則投身於爭取國家民主的憲章派的武裝起義，成為起義軍的壹名軍官，親身參與戰鬥，以至於以後很多社會主義運動及工人運動的領袖以“將軍”來親切地稱呼他。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壹個民主主義者。並且，民主主義的思想並不是如某些學者所稱只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的思想，這種思想實際上壹直貫穿於這兩位偉人的壹生。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壹生既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也始終是民主主義者。馬克思和恩格斯甚而至於把民主提升到了與共產主義同等重要的地位，把共產主義看出是民主的必然結果，來強調民主對於無產階級的巨大意義。恩格斯在1845年就德國問題說過：“民主在今天就是共產主義” [iv]在此之前，恩格斯也曾經在討論德國問題時說過：“因為在我國對工人階級來說，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壹個東西” [v]。

在思想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民主主義者，這首先體現在他們的“人民主權”思想，也體現在他們的憲政民主、消滅政治國家的政治主張上。

1、人民主權和消滅政治國家的主張

“人民主權”是民主這個概念的核心，所謂“主權”即是“最高權力”，人民主權的主張意味着人民才是國家的主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的着作中，把“人民主權”看作未來國家的必然。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普選權、直接立法權、人民權利、人民軍隊等等這壹切美麗的東西都只有“建立在承認所謂人民主權的基礎上，所以它們只有在民主共和國內才是適宜的。” [vi]恩格斯在《法蘭克福議會》壹文中指出：“國民議會的第壹個行動必須是，大聲而公開地宣布德國人民的這個主權。它的第二個行動必須是，在人民主權的基礎上制定德國的憲法，消除德國現存制度中壹切和人民主權的原則相牴觸的東西。” [vii]

在人民主權思想下，馬克思把人民視為未來國家本身，強調人民在國家制度和法律上具有主體地位。馬克思說：“在民主制中，國家制度、法律、國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規定和特定內容，因為國家就是壹種政治制度。” [viii]所以，人民及其組成的社會永遠高於國家。他還說：“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真正的構成部分，是意誌所具有的現實的精神實在性，它們是國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會本身把自己變成國家。它們才是原動力。” [ix]在他看來，國家就應該是人民意誌的體現，他說：“在君主制中，整體即人民從屬於他們存在的壹種方式，即他們的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國家制度本身就是壹個規定，即人民的自我規定。在君主制中是國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則是人民的國家制度。民主制是國家制度壹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啞謎。在這裏，國家制度不僅就其本質說來是自在的，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現實性說來也日益趨向於自己的現實的基礎。現實的人、現實的人民，並確定為人民自己的事情。國家制度在這裏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也許有人會說，在壹定意義上，這對於君主立憲制也是正確的。然而民主制獨有的特點，就是國家制度無論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環節，政治制度本身在這裏不能組成國家。”“黑格爾從國家出發，把人變成主體化的國家。民主制從人出發，把國家變成客體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創造人，而是人創造宗教壹樣，不是國家制度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國家制度。”“在民主制中，不是人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在這裏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國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卻是法律規定的存在。民主制的基本特點就是這樣。”“在民主制中，國家制度、法律、國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規定和特定內容，因為國家就是壹種政治制度。” [x]

馬克思把人民主權跟國家憲法和法律的立法權緊密聯繫在壹起，但是他所講的立法權，不是指在現有國家制度下的立法權，而是指人民重新創立壹個嶄新的國家制度的憲法和法律的創製權：“‘立法權本身是國家制度的壹部分’，而國家制度‘本身是不由立法權直接規定的’。但國家制度也畢竟不是由自己產生的。而那些‘需要進壹步規定’的法律，也應該壹開始就確立下來。在國家制度以前和國家制度以外，立法權就應該存在或者早就應該存在。所以立法權應該存在於現實的、經驗的、確立了的立法權之外。” [xi]

馬克思更是在《1848年11月4日通過的法蘭西共和國憲法》中提出，國家要服從人民的意誌，使人民的意誌能夠在國家法律中得到體現，但是這需要先掌握國家權力：“人民！妳們不僅對原則，而且對細節可以抱有自己的主張，但是妳們得首先取得政權。” [xii]

普選權和人民制定憲法的創製權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極其重視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論述人民主權時，是把人民主權與普遍選舉制度、人民創製憲法權緊密聯繫在壹起的，認為普遍選舉制度是人民獲得制定憲法權利的前提：“憲法的基礎是普選權” [xiii]，指出“它（無產階級）藉助出版自由、集會和結社權可以為自己爭得普選權，而藉助直接的普選權並與上面所說的鼓動手段相結合，就可以爭得其餘的壹切。” [xiv]馬克思甚至直接把普選權看着是“社會主義的措施”：“普選權就等於英國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因為在英國，無產階級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在長期的、雖然是隱蔽的內戰過程中，無產階級已經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階級地位，而且甚至在農業地區也不再有農民，而只有地主、資本主義企業主（農場主）和僱傭工人。因此，在英國，普選權的實行，和大陸上任何標有社會主義這壹光榮稱號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將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會主義的措施。在這裏，實行普選權的必然結果就是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 [xv]

在馬克思看來，人類有史以來的國家都具有階級性，而社會主義追求人的解放，首先是要獲得人的“政治解放”，因此，消滅“政治國家”，即消滅國家的階級性，使國家不再是階級的國家，不再是階級壓迫的工具，而是成為社會的國家，是科學社會主義的首先目標。為此，馬克思指出：“現代的法國人對這壹點是這樣了解的：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國家就消失了。這可以說是正確的，因為在民主制中，政治國家本身，作為壹個國家制度，已經不是壹個整體了。” [xvi]

關於消滅政治國家的主張，馬克思早在1843年所着的《論猶太人問題》壹文中就提出來了： “像北美很多州所發生的情形那樣，壹旦國家取消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財產資格，國家作為國家就廢除了私有財產，人就宣布私有財產在政治上已被廢除。……財產資格是從政治上承認私有財產的最後壹個形式。”“當國家宣布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為非政治的差別的時候，當國家不管這些差別而宣布每個人都是人民主權的平等參加者的時候，當它從國家的觀點來觀察人民現實生活的壹切因素的時候，國家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廢除了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的差別。儘管如此，國家還是任憑私有財產、文化程度、職業按其固有的方式發揮作用，作為私有財產、文化程度、職業來表現其特殊的本質。國家遠遠沒有廢除所有這些實際差別，相反地，只有在這些差別存在的條件下，它才能存在，只有同它這些因素處於對立的狀態，它才會感到自己是政治國家，才會實現自己的普遍性。” [xvii]

以上這壹段關於消滅政治國家的論述，有以下幾個含義：第壹，消滅政治國家意味着消滅了政治私有制，實現了人民主權。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國家是階級鬥爭的產物，具有階級性。消滅國家的階級性就是消滅了政治國家，國家也就不再是某個階級的屬性，因此是從政治上消滅了國家的私有性質。第二，意味着實現了社會民主，也就是階級差別和階級的消滅。消滅了國家的階級屬性，也就是意味着階級在國家範圍內消亡，所以的社會成員在政治權利上都是平等的。第三，“當國家宣布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為非政治的差別的時候，當國家不管這些差別而宣布每個人都是人民主權的平等參加者的時候，當它從國家的觀點來觀察人民現實生活的壹切因素的時候，國家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廢除了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的差別”，也就是實現了“消滅政治國家”。

為了消滅政治國家，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消滅人的階級差別，從而廢除階級，包括廢除無產階級，才是實現消滅政治國家的唯壹路徑：“共產黨人認為，廢除國家的意思只能是廢除階級的必然結果，而隨着階級的廢除，自然就沒有必要用壹個階級的有組織的力量去統治其他階級了。” [xviii]“在發展進程中，當階級的差別已經消滅和全部生產集中在由各個成員組成的壹個團體手裏的時候，公眾的權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質。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壹個階級用以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壹定要團結成為階級，如果說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運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那末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係的同時，就消滅階級對立存在的條件，就根本消滅壹切階級，從而也就壹並消滅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 [xix]馬克思強調，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目的就是要建立壹個沒有階級統治的國家：“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取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取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消滅任何階級統治”。 [xx]所以，那種把“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無產階級專制”或“無產階級獨裁”，並不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原意。在這裏，我們應該對恩格斯曾經說過的“我根本沒有說過什麼‘社會黨將取得多數，然後就將取得政權’”這句話做壹些說明。這句話看起來像是否認社會黨在普選下通過獲得選民的多數取得政權，其實不然，這只是恩格斯壹方面指出在當時儘管議會道路為社會党進行政治鬥爭提供了新途徑，但是從當前的政治環境看，還不能確定社會黨成為多數並不絕對代表壹定能夠獲得執政機會，因為社會黨還面臨資產階級背棄社會民主拒絕把政權交給多數的社會黨，所以社會黨為了獲得國家權力應該做議會和暴力革命兩手的準備；同時他也是在指出，社會黨取得政權並不是不管國家政體的性質，簡單接受舊的國家制度，而是應該有無產階級自己的民主國家形式和對經濟革命的要求，對國家進行改造。仔細品讀《答可尊敬的卓萬尼博維奧》的文義可以得到這樣正確的理解。

為了達到消滅政治國家的目的，馬克思強調把社會置於國家的位置之上，使得國家服從於社會，而不是社會服從於國家。他說：“自由就在於把國家由壹個站在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而且就在今天，各種國家形式比較自由或比較不自由，也取決於這些國家形式把“國家的自由”限制到什麼程度。” [xxi]從這壹主張我們應該得出這種結論，馬克思在對待國家的態度上，主張以人民或者社會的權利去限制國家的權力，使得國家服從人民或者社會的意誌。而主張限制國家權力同時也是馬克思所反對的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這就是說，在對待國家權力上，馬克思和資產階級的態度是壹致的，這也是馬克思認為在無產階級在自己的解放鬥爭中，應該支持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原因所在。這將在下文提到。

儘管馬克思把政治自由看成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把政治自由當作人類自由的全部，而只是人的自由的壹個組成部分和壹個民主發展階段，人的終極自由還有賴於消滅人對於資本的依附，從資本的支配和剝削下解放出來。所以馬克思說：“政治解放的限度首先就表現在：即使人還沒有真正擺脫某種限制，國家也可以擺脫這種限制，即使人還不是自由人，國家也可以成為共和國。” [xxii]“政治解放當然是壹大進步，儘管它不是壹般人類解放的最後形式，但在迄今為止的世界制度的範圍內，它是人類解放的最後形式。不言而喻，我們這裏指的是實在的、實際的解放。” [xxiii]可見，馬克思在當時把政治自由視為人類當前先壹步爭取的解放目標，是人類爭取社會主義的第壹個階段性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政治民主就無法實現人類的最終自由、無法實現社會主義。

但是，對照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長期以來世界許多社會主義政黨在爭取實現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忽視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政治自由的理論，把階級鬥爭無限上升到從肉體到精神的對不同意識形態和利益要求的壓制，對基本人權造成侵害侵害，違背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中關於政治自由和消滅政治國家的原則，不僅使得民主被嚴重損害，也損害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的聲譽。這其實也正是蘇東國家的社會主義遭到失敗的根本原因所在。歷史的教訓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是不能跟政治民主和人的政治自由相割裂的。割裂和拋棄馬恩學說中的政治民主思想和政治自由原則，是不可能成功和穩定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在民主主義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才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

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民主的壹個十分重要的概念。但是很多人並沒有正確認識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個概念，無法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既講“無產階級專政“，又講”民主”這樣的矛盾，這是因為他們把“無產階級專政”或者“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僅僅從字面上解釋為“無產階級政治獨裁”，是要對其他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剝奪政治權利。實際上，這種認識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的誤讀。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裏，無產階級專政的含義就是在社會民主基礎的普選基礎上上，無產階級依靠選民優勢而單獨獲得領導社會的權力，也就是獲得獨立執政的機會： “無產階級專政”其實就是普遍選舉的結果。恩格斯曾經解說無產階級革命的進程時說：

“首先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民主制度，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在英國可以直接建立這種統治，因為那裏的無產者現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數，在法國和德國可以間接建立這種統治，因為這兩個國家的大多數人民不僅是無產者而且還有小農和城市小資產者，小農和小資產者正處在分化為無產階級的過渡階段，他們的壹切政治利益的實現都愈來愈依賴無產階級，因而他們壹定很快就會同意無產階級的要求。” [xxiv]

前面提到過馬克思在他的《國際工人協會章程和條例》中所作的明確闡述：“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取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取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消滅任何階級統治” [xxv]。因此無產階級要成為未來社會的領導階級不是靠階級特權或者是因為它天生具有優越性，而是靠民主普選。通過普選獲得執政機會，從而可以通過壹系列的國家法令，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國家制度，最終導致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的建立。但是無產階級即使獨立執政也並不意味着將要剝奪其他階級行使正常的公民權利，因為無產階級只剝奪資產階級利用資本剝削勞動的權力，但不會剝奪資產階級成為普通公民和行使正常公民權利的權利。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消滅政治國家”的主張所決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主思想性還體現在他們的關於國家軍隊的主張上。他們主張以武裝全體人民代替常備軍。“武裝全體人民。今後，軍隊同時也應當是勞動大軍，使部隊不再象以前那樣光是消費，並且還能生產，而所生產出來的東西要多於它的給養費用。” [xxvi]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人民有武裝自己的權利，“可是要知道，武器的確是屬於人民的，這首先是因為，它是全民的財產，其次，它是人民所爭得的有保證的武裝權利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xxvii]恩格斯明確主張讓“每個人家裏都有槍械和裝備，象瑞士那樣”，讓每個公民掌握軍事。他公開主張：“如果每個公民家裏都有壹支槍和五十發子彈，還會有哪壹個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 [xxviii]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武裝全體人民的主張，從另壹方面印證了他們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並非無產階級的政治專制，而恰恰是人民主權下的憲政的社會民主。

2、憲政和共和制

憲章運動是歐洲無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爭取國家在憲法治理下的政治民主的運動，無產階級是這個運動的主力軍。恩格斯說道：“因為工人並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無力改變它的時候才屈服於它，所以，他們至少也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議，他們力求以無產階級的法律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法律，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無產階級所提出的這種法律就是人民憲章（People’s Charter）”，他對當時的憲章主義和憲章派作出這樣評價：“憲章主義是工人反抗資產階級的集中表現。在工會的活動和罷工中，這種反抗總是分散的；總是個別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個別的資產者作鬥爭。即使鬥爭有時普遍化了，這多半也不是出於工人的自覺；當工人自覺地這樣做的時候，這種自覺的基礎就是憲章主義。在憲章主義旗幟下起來反對資產階級的是整個工人階級，他們首先向資產階級的政權進攻，向資產階級用來保護自己的這道法律圍牆進攻。憲章派是從民主黨中產生出來的。民主黨是在18世紀80年代和無產階級同時並在無產階級內部發展起來，在法國革命時期強大起來並且在締結和約後成為‘激進的’政黨。那時，它的主要中心在北明翰和曼徹斯特，以前是在倫敦。它曾經和自由資產階級聯合起來迫使舊議會的寡頭政客通過了改革法案，從那時起，它已是壹個愈來愈鞏固的和資產階級對立的工人政黨了。1835年以威廉·洛維特為首的倫敦工人協會（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委員會，草擬了人民憲章，裏面包括下列“六條”：（1）精神正常並且沒有犯過罪的壹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選權；（2）議會每年改選壹次；（3）議會議員支薪，使沒有財產的人也能夠當代表；（4）為了消除資產階級方面的賄買和恐嚇，選舉採用秘密投票的方式；（5）設立平等的選區以保證平等的代表權；（6）取消純屬形式的300英鎊地產的代表資格限制，使每個選民都同樣有被選舉權。這六條只涉及下院的組織，初看起來都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卻足以把英國的憲法連同女王和上院徹底毀掉。” [xxix]

從恩格斯上面的評述可以看出，恩格斯對以爭取包括普通工人階級在內的公民普遍的選舉權為主要目的修改憲法，使憲法成為代表人民意誌的國家制度的憲章主義和憲章運動，是完全贊同並且也是積極參與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憲章運動的積極參與者，都利用了《萊茵報》和他們共同創辦的《新萊茵報》積極宣傳憲政思想、反對政治專制制度。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要求國家實行人民憲政，而且明確提出建立共和制國家的要求。前面談到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壹文中明確指出了“如普選權、直接立法權、人民權利、人民軍隊等等”“這壹切美麗的東西都建立在承認所謂人民主權的基礎上，所以它們只有在民主共和國內才是適宜的”的論斷，而且曾經指出1871年的“巴黎公社”就是人民主權性質的各個階級、階層共同享有政治權利的，同時也是壹個工人階級作為選民多數的共和制國家：

“既然公社是法國社會的壹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也就是真正的國民政府，那末，由於它同時又是工人的政府，是爭取勞動解放的勇敢戰士，它就是十足國際性的。” [xxx]馬克思把巴黎公社這種共和制民主視為“人民群眾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並且斷定“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 [xxxi]。恩格斯也認為“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 [xxxii]，而是壹個政治自由的共和制民主政權。晚年的恩格斯再次強調共和制民主國家對於社會主義的重要性，他說：“如果說有什麼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法國大革命已經證明了這壹點。” [xxxiii]

應該註意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種政治的共和、民主理論，又是和他們關於“消滅政治國家”的主張是相得益彰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巴黎公社的系統論述，以及關於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的論斷，代表着他們關於未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設想，也再次印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巴黎公社這種可以給予所有階級的公民以政治權利，而無產階級得以在普選制度下，以其絕對的選民優勢成為國家執政者的民主國家制度。

3、在爭取民主的鬥爭中支持資產階級自由派

有不少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缺乏了解的人，壹直錯誤地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對言論、結社和普選等政治自由持否定態度，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東西，社會主義不需要這些。真是大謬不然！

的確，馬克思曾經抨擊過資產階級虛偽的形式上的民主，但是他認為無產階級不能因為資產階級搞虛假的民主因此就跟着拋棄那些民主的形式：“普選權在法國是老早就已存在的，但它在那裏因受波拿巴政府濫用而獲得了壹種惡劣的名聲。公社之後，就沒有工人政黨能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選權也是自共和國成立時起就已施行了的，但在西班牙拒絕參加選舉早已成為壹切嚴肅的反對黨派的通例。瑞士試行普選權的結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黨。羅曼語各國的革命工人都慣於把選舉權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騙工具。在德國，就不是這樣。‘共產黨宣言’早已宣布，爭取普選權、爭取民主，是戰鬥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之壹，而拉薩爾重又提出了這個要求。當俾斯麥不得不實施普選權作為使人民群眾對他的計劃發生興趣的唯壹手段時，我們的工人立刻就很認真地對待了這件事情，把奧古斯特倍倍爾選進了第壹屆制憲帝國國會。從此以後，他們就壹直這樣使用選舉權，以致使他們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並成了世界各國工人效法的模範。如果用法國馬克思主義綱領中的話來說，選舉權已經被他們transformé de moyen de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ici en instrument émancipation——由向來是欺騙的工具變為解放工具。” 馬克思曾經也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中說過：“憤恨資產階級專政，要求改造社會，要把民主共和機構保存起來作為實現這種改造的工具，團結在作為決定性革命力量的無產階級周圍，——這就是所謂社會民主黨即紅色共和國黨的壹般特徵。” [ii]在《關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壹文中恩格斯說道：“政治自由、集會結社的權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們的武器；如果有人想從我們手裏奪走這個武器，難道我們能夠袖手旁觀和放棄政治嗎？有人說，進行任何政治行動都等於承認現存制度。但是，既然這個制度把反對它的手段交到我們手中，那末利用這些手段就不意味着承認現存制度。” [iii]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這樣清楚的了解政治自由對於實現社會主義的重大意義，所以他們不能不十分鮮明地指出，無產階級只有獲得言論、結社和普遍選舉等等的民主權利，才能實現無產階級的解放：“它藉助出版自由、集會和結社權可以為自己爭得普選權，而藉助直接的普選權並與上面所說的鼓動手段相結合，就可以爭得其餘的壹切。” [iv] ，他們告誡社會主義者，在爭取政治民主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存在共同利益。恩格斯因此在《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壹文中提出：

“民主主義還末實現以前，共產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就要並肩戰鬥，民主主義者的利益也就是共產主義者的利益。” [v]

因此恩格斯明確要求，社會主義者在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中，應該毫不猶豫地支持資產階級自由的爭取自由民主的鬥爭：“在自由派資產階級同政府鬥爭中，共產主義者始終應當支持自由派資產階級，但同時也應當提防不要跟着資產階級自欺欺人，不要去聽他們那壹套娓娓動聽的說什麼資產階級的勝利會給無產階級帶來良好結果的花言巧語。共產主義者從資產階級的勝利中得到的好處只能是以下這些：（1）得到各種讓步，使共產主義者易於捍衛、討論和傳播自己的原則，從而使無產階級易於聯合成壹個緊密團結的、準備戰鬥的和有組織的階級；（2）使他們確信，從專制政府垮臺的那壹天起，就輪到資產者和無產者鬥爭了。從這壹天起，共產黨在這裏所採取的政策，也將和在資產階級已占統治地位的那些國家裏所採取的政策壹樣。” [vi]

事實上，專制主義不僅限制了無產階級爭取政治自由和社會自由的權利，同樣也限制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在爭取政治自由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產階級自由派與無產階級是“同路人”，資產階級所爭取的言論、結社和普遍選舉等民主要求，也是無產階級的要求，而且是比起資產階級，它們是更為重要的要求。資產階級在爭取自己的自由的同時，為了得到無產階級的支持，他們不得不口頭承諾給予無產階級同樣權利，儘管這些承諾在資產階級獲得國家權力以後不會輕易予以兌現：“如果不同時把武器交給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就不能爭得自己的政治統治，不能使這種政治統治在憲法和法律中表現出來。針對着按出身區分的各種舊的等級，它應當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人權；針對着行會制度寫上貿易和工業自由；針對着官僚制度的監督寫上自由和自治。如果堅決徹底，資產階級就應當要求直接的普選權、出版、結社和集會自由，廢除反對居民中各個階級的壹切特別法令。然而這也就是無產階級應當向資產階級要求的壹切。” [vii]

顯而易見，支持資產階級的這些民主要求，讓無產階級也爭取到的這些權利，對以後爭取無產階級從資產階級的壓迫下的解放，是至關重要的。為此恩格斯明確指出爭取出版、結社和集會自由、普選權、地方自治等等“儘管這壹切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但是怯懦的資產階級沒有它們也能過得去，而工人沒有它們卻永遠不能為自己爭得解放。” [viii] 他立場鮮明地要求無產階級應該支持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求：

恩格斯在指出無產階級跟資產階級有着利益對立的同時，支持資產階級要求民主的立場是如此鮮明，充分顯示了科學社會主義反對政治專制的鮮明態度。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無產階級和整個人類的自由的取得，最根本的靠的是政治權利的獲得，也就是民主權利的行使。馬克思和恩格斯當然沒有否定過暴力革命的在無產階級爭取鬥爭中的作用，但是，暴力革命對於這兩位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來說，實際上從來不是首選的也不是唯壹的變革社會的方式。（早在1845年2月，恩格斯就說過：“如果社會革命和共產主義的實現是我們的現存關係的必然結果，那末我們首先就得採取措施，使我們能夠在實現社會關係的變革的時候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壹種辦法，就是和平實現共產主義，或者至少是和平準備共產主義。所以，如果我們不願意用流血的辦法解決社會問題，如果我們不願意使我們的無產者的智力水平和生活狀況之間的日益加深的矛盾尖銳到像我們對人性的理解所啟示的那樣，必須要用暴力來解決，要在絕望和強烈的復仇心中來解決，那末，諸位先生，我們就應當認真地和公正地處理社會問題，就應當盡壹切努力使現代的奴隸得到與人相稱的地位。” [ix] 恩格斯晚年時，恩格斯看到了各國社會民主黨在普遍選舉和議會選舉中獲得的巨大成就，更加相信通過政治民主的途徑去實現社會主義。他說：“暴力起義在許多年內是不可能的了，至少是英國在國外重新陷入嚴重的窘境以前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只剩下壹條開展合法運動的道路，這個運動已經在地方自治即“自己來治理自己的地方”的旗幟下開始了。” [x]當然，恩格斯並沒有絕對認為以後永遠不再可能再需要“暴力革命”，因為人類歷史的發展往往並不壹帆風順，在有些國家如果無產階級爭取民主的可能沒有希望，人民的暴力革命仍然具有正當性），而無論是通過暴力革命還是民主道路實現社會變革，要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都離不開國家的民主化。

當然，恩格斯也明確指出，民主對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有着差別的。這種差別主要不是概念的差別，而是民主深度和廣度的差別，因為資產階級本身並不從概念上否認人的自由權利，但是在實際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他們無意把普選等權利落實到無產階級，也不想改變在社會生產關係中無產階級被資本支配和占有的不平等地位。當資產階級為了對付無產階級的鬥爭時，他們或者轉而和專制主義勾結，或者當資產階級壹旦獲得政治權利以後而轉為保守，就會拒絕把民主徹底地推進到社會的所有層面和社會所有的階級、階層，以維護他們在國家和社會中的支配或者統治地位，並鎮壓無產階級的進壹步爭取平等權利的要求。這時，言論、結社和普選等民主要求，就不僅是無產階級反對專制主義的武器，也將是反對資本主義、把民主從資產階級民主階段，推進到社會民主階段的有效武器：

“即使在最嚴重的情況下，當資產階級由於害怕工人而躲到反動派的背後，並且為了防禦工人而求救於它的敵對分子的時候，——即使在那樣的情況下，工人政黨也只有繼續進行資產階級背棄了的、違反資產階級心願的爭取資產階級自由、出版自由、集會和結社權的鼓動。沒有這些自由，工人政黨自己就不能獲得運動的自由；爭取這些自由，同時也就是爭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條件，爭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氣。” [xi]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着作中經常批判資產階級和專制主義那種抗拒社會民主化的假民主、假憲政和假的政治自由。比如，馬克思揭露了當時資產階級的法蘭西共和國憲法中關於人民權利保障內容的虛偽性：

“請註意，法蘭西憲法在這裏也和在其他壹切地方壹樣都保障了自由，但是總是附帶着壹些法律已經規定的或者可能另行規定的例外情況！” [xii] “憲法壹再重復着壹個原則：對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例如，結社權、選舉權、出版自由、教學自由等等）的調整和限制將由以後的組織法加以規定，——而這些“組織法”用取消自由的辦法來“規定”被允諾的自由。奧地利和普魯士資產階級從法國原版中抄襲來的這種花招就在於，賦予完全的自由，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則，把有關如何運用這些原則的問題即細節留待以後的法律來加以解決；在1830年的法蘭西憲法和在它以前通過的壹些憲法裏就用過這種花招。” [xiii] “這個虛偽的憲法中常常出現的矛盾十分明顯地證明，資產階級口頭上標榜是民主階級，而實際上並不想成為民主階級，它承認原則的正確性，但是從來不在實踐中實現這種原則，法國真正的“憲法” 不應當在我們所敘述的文件中尋找，而應當在根據這個文件通過的我們已經向讀者簡要地介紹過的組織法中尋找。這個憲法裏包含了原則，——細節留待將來再說，而在這些細節裏重新恢復了無恥的暴政！” [xiv]

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壹文中，馬克思揭露了拿破崙三世壹方面在憲法中確立了公民權利，又通過其他具體的法律的限制條款而事實上剝奪了這些權利：“人身、出版、言論、結社、集會、教育和信教等等的自由（1848年各種自由權的必然總匯），都穿上憲法制服而成為不可侵犯的了。這些自由中的每壹種都被宣布為法國公民的絕對權利，然而總是加上壹個附帶條件，說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權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時才是無限制的，而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種個人自由彼此之間以及同公共安全協調起來。”“憲法的每壹節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對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壹般詞句中標榜自由，在附帶條件中廢除自由。所以，當自由這個名字還備受尊重，而只是對它的真正實現設下了——當然是根據合法的理由——種種障礙時，不管這種自由在日常的現實中的存在怎樣被徹底消滅，它在憲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無損、不可侵犯的。” [xv]馬克思揭露普魯士政府憲法上寫着公民權利，但實際上是極權政治：“如果妳從這些寫在紙上的‘普魯士人的權利’轉過來看看它們體現在現實中的可憐樣子，那末妳就會充分認識到——如果妳過去從未有過絲毫認識的話——理想和現實之間、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着何等驚人的矛盾。妳每邁壹步，甚至只是走動壹下，都要受到萬能的官僚制度這個純粹普魯士土生土長的第二天神的干涉，沒有《oberigkeitliche Erlaubnis》，即沒有當局的許可，妳不能生、不能死、不能結婚、不能寫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不能做買賣、不能教書、不能學習、不能集會、不能開工廠、不能遷徒，什麼都不能做。至於科學和宗教的自由、取消領主裁判權、廢除等級特權、消滅限嗣繼承制和長子繼承權，所有這壹切都純粹是瞎說。……原來普魯士憲章所恩準的這壹切自由受到壹個重大保留條件的限制。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範圍內”被恩准。但現行的法律恰好是專制獨裁的法律，它是弗裏德裏希二世的時候制定下來的，而不是隨着普魯士憲法的誕生問世的。這樣，在憲法的法律和法律的內容之間就存在着壹個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事實上後者已使前者成為泡影。另壹方面，憲章在壹些最緊要的問題上要人去看構成法，它的含煳不清的原理應該由構成法加以詳細發揮。但這些構成法本身是在反動勢力的強大壓力下制定的。它們取消了甚至在君主專制政體最反動時期都有的那些保證，例如法官不受行政權力干涉的獨立性。憲章還不滿足於這些攪混在壹起的溶解劑——舊有的和新造的法律，它還給國王保留了在他認為必要的任何時候使憲章在任何政治問題上停止生效的權力。 [xvi]“只要軍事長官‘為了防止騷動’宣布戒嚴，‘人身自由’馬上就不再有保障了，住宅就不再是不可侵犯的了，‘法定的’受審程序、出版自由、印刷廠主的保護、結社的權利都失效了，甚至庸夫俗子的‘目的不違反刑事法規’的‘社團’——娛樂場和跳舞廳，也只有得到衛戍司令先生的恩准才能存在，而決不是根據‘權利’存在。” [xvii]

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這種假政治民主，目的在於提醒無產階級，在支持自由派資產階級爭取政治民主鬥爭的同時，也應當提防不要跟着資產階級自欺欺人，而是要去爭取真正的政治民主權利。

4、經濟民主

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是壹切政治運動都應該作為手段服從於它的偉大目標” [xviii] 。無產階級的政治解放，就是為了實現無產階級的經濟解放這個目標，因此，實現人民對經濟的權力，實現經濟民主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必然之意。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經濟解放的思想主要體現在消滅僱傭勞動制度，實現“自由人聯合的個人所有制”以及直接稅制、累進稅制等要求方面。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壹個存在着兩種權力的社會：壹種權力是政治權力，即國家權力，壹種是財產權力，即資本的權力：“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權力：壹種是財產權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權力，另壹種是政治權力，即國家的權力。” [xix] 這兩種權力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都對人民的自由構成侵害。對於國家的權力對人民自由的侵害，需要通過政治民主的方法去實現政治自由而加以解決；而資本因為它的僱傭勞動這種生產方式，它使工人階級事實上淪為奴隸壹樣的被支配和被占有勞動的社會地位，因而同樣侵害了人民自由，因此需要通過消除僱傭勞動制度的辦法去加以解決。“資本的生存條件是僱傭勞動制。” [xx] “工人應當摒棄‘做壹天公平的工作，得壹天公平的工資！’這種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革命的口號：‘消滅僱傭勞動制度！’” [xxi]

在主張消滅僱傭勞動制度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壹些關於未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原則性的概念，包括“公有制”、“社會所有制”、“國家所有”和“自由人聯合的個人所有制”這樣壹些概念。長期以來，這些概念困擾着壹些學者，人們試圖理清這些概念的異同。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概念其實是同壹個概念，只是因為當時他們所要表達的概念是壹個新的事物，當時並沒有壹個固定而準確的概念來表達，所以當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暫且借用已有的近似概念表達。分析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概念可以發現，它們都是指未來國家的階級性或者說政治性已經不存在，在國家已經是社會本身的社會形態下的所有制，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講的公有制就是社會所有制，國家所有也就是社會所有，所謂“自由人的聯合”也就是國家已經是社會本身的社會或者國家，自由人聯合的個人所有制也就是社會所有制罷了。

那麼社會所有制，或者自由人聯合的個人所有制究竟是壹種什麼樣的所有制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引用了馬克思的話解釋說“馬克思是說：‘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但這是以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即以自由勞動者的協作以及他們對土地和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為基礎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個人私有制轉變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同事實上已經以社會化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轉變為公有制比較起來，自然是壹個長久得多、艱苦得多、困難得多的過程。’這就是壹切。可見，靠剝奪剝奪者而建立起來的狀態，被稱為以土地和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為基礎的個人所有制的恢復。對任何壹個懂德語的人來說，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包括產品即消費品。為了使甚至六歲的兒童也能明白這壹點，馬克思在第56頁設想了壹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有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地把他們的許多的個人勞動力當做壹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也就是設想了壹個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聯合體，並且說：‘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壹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壹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壹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這些話甚至對杜林先生的黑格爾化的頭腦來說，也是足夠清楚的了。” [xxii]

的確足夠清楚了，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這樣壹種制度：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任何自由的個體都可以自由地相互聯合，共同生產，也就是在國家已經是“社會的國家”狀況下生產資料的公有，而自由聯合起來的人民或者說勞動者，他們共同使用這些生產資料進行生產勞動；他們因為是自由人的聯合，所以他們的生產勞動管理是民主的管理，他們的分配是在補償了生產資料的損耗以後，勞動產品歸勞動者所有，由全部自由聯合的勞動者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顯然，勞動者之間的分配是勞動者依照民主原則自行進行公平的分配，而不是由處於社會之上的“國家”對勞動者進行分配。

在肯定公有制的同時，恩格斯批判了那種單純地把“公有制”當成社會主義的錯誤觀念，指出：

“自從俾斯麥致力於國有化以來，出現了壹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壹種十足的奴才習氣，直截了當地把任何壹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末拿破崙和梅特涅就應該算是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了。” [xxiii] 指出生產資料“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那裏，這壹點是十分明顯的。而現代國家卻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愈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愈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僱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係並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但是在頂點上是要發生變革的。生產力的國家所有不是衝突的解決，但是它包含着解決衝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衝突的線索。” [xxiv]

恩格斯實際上是強調了工人階級如果不能把國家真正變為整個社會的代表，不能改變社會生產關係從而改變勞動者在生產勞動中的僱傭勞動者地位，國家所有就不可能真正成為社會所有，公有制也不能真正成為社會主義的所有制。

恩格斯認為“公有制”本身並不代表社會主義的觀點應該引起社會主義者的重視。長期以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常常把公有制本身視為社會主義，這種觀點甚至在歐美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也有表現。事實證明，如果公有制沒有國家民主化作為基礎，不能成為反對僱傭勞動制度的積極手段，就未必是社會主義；它說明在缺乏政治民主的國家搞公有制，國家就會變味成為壹個特殊階級或者利益集團的“總資本家”，從而損害社會主義和公有制的聲譽。

馬克思和恩格斯還主張實行累進稅高額遺產稅、直接稅、取消旁系親屬(兄弟、侄甥等)繼承權等抑制資本的經濟手段，促進社會分配公平。早在1847年，恩格斯就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提出，“假如無產階級不能立即利用民主來實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證無產階級生存的各種措施”，也可以通過實施累進稅、高額遺產稅、取消旁系親屬(兄弟、侄甥等)繼承權等措施 [xxv]。

馬克思還提出廢除間接稅，以便於人民監督政府財政，他說：“如果需要在兩種徵稅制度間進行選擇，我們則建議完全廢除間接稅而普遍代之以直接稅；因為，間接稅提高商品的價格，這是由於商人不僅把間接稅的總數，而且把為交納間接稅所預先墊支的資本的利息和利潤也加在這些價格上來了；因為，間接稅使每個個人都不知道他向國家究竟繳納了多少錢，而直接稅則什麼也隱瞞不了，它是公開徵收的，甚至最無知的人也能壹目瞭然。所以，直接稅促使每個人監督政府，而間接稅則壓制人們對自治的任何企求。” [xxvi]

二、關於個人自由

許多人認為，集體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是集體主義者，而是理性的個人主義者。 集體主義 強調社會、集體的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但是理性個人主義是在強調個人的利益和權利應當和他人、也就是社會或者集體的利益相協調的同時，強調個人自由是社會整體自由的先決條件。理性個人主義的最先提出者是法國18世紀啟蒙思想家愛爾維修，後來的邊沁發展了愛爾維修的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贊賞說：

“邊沁根據愛爾維修的道德學建立了他那正確理解的利益的體系，而歐文則從邊沁的體系出發去論證英國的共產主義。” [1]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引用愛爾維修的話批判了把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對立起來的做法：“人並不邪惡，但卻是服從於自己的利益的。因此，應該抱怨的不是人的劣根性，而是那些總是把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對立起來的立法者的無知。” [2]他們贊成邊沁的反對以社會利益壓制個人利益的虛假道德，他們說：

“我們只引證邊沁駁斥‘政治意義上的普遍利益’的壹段話。‘個人利益必須服從社會利益。但是……這是什麼意思呢？每個人不都是像其他壹切人壹樣，構成了社會的壹部分嗎？妳們所人格化了的這種社會利益只是壹種抽象：它不過是個人利益的總和……如果承認為了增進他人的幸福而犧牲壹個人的幸福是壹件好事，那末，為此而犧牲第二個人、第三個人、以至於無數人的幸福，就更是好事了……個人利益是唯壹現實的利益。’” [3]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將是這樣壹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4]

但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時認為，個人的自由與個人的全面發展是相互聯繫的，如果每個人缺乏發展他的自由發展的能力，那麼個人自由不可能實現；而恰恰只有處於集體之中，每個人才能獲得充分的自由發展的能力：“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集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壹方面強調個人的自由性，壹方面又強調人的聯合性。

但是在另壹方面，在個人與社會、集體的利益的關繫上，馬克思反對種種否定個人自由的“冒充的集體”桎拷個人的自由。他指出，在存在階級差別的社會裏，個人自由只有當個人屬於統治階級時才存在，被統治階級是不存在個人自由的：“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集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壹階級的個人。從前各個個人所結成的那種虛構的集體，總是作為某種獨立的東西而使自己與各個個人對立起來；由於這種集體是壹個階級反對另壹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於被支配的階級說來，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實的集體的條件下，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 [5]。因此像國家、民族這樣的“集體”中，如果某些個人的自由不能得到保證，那麼國家和民族對這些人就會變成馬克思所稱的“冒充的集體”，而成為個人自由的桎拷。因此馬克思認為，集體應該成為個人自由發展的手段而不是桎拷個人自由的手段：“在這個集體中個人是作為個人參加的。它是個人的這樣壹種聯合（自然是以當時已經發達的生產力為基礎的），這種聯合把個人的自由發展和運動的條件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 [6]

在充分保障個人自由的前提下，馬克思認為每個人都同時對國家和社會擁有權利和義務：“壹個人有責任不僅為自己本人，而且為每壹個履行自己義務的人要求人權和公民權。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 [7] 馬克思也不認為認為共產主義運動是純粹出於人類的“博愛”情懷，或者出於“利己主義”，他認為共產主義“既不會是“愛的原則”或dévouement〔自我犧牲精神〕，也不會是利己主義”，它只是“個人自由發展的共同條件” [8] ，所以人們才會去追尋它。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專制政府那種常常以社會利益壓制個人自由的行徑予以強烈抨擊：

“只要軍事長官‘為了防止騷動’宣布戒嚴，‘人身自由’馬上就不再有保障了，住宅就不再是不可侵犯的了，‘法定的’受審程序、出版自由、印刷廠主的保護、結社的權利都失效了，甚至庸夫俗子的‘目的不違反刑事法規’的‘社團’——娛樂場和跳舞廳，也只有得到衛戍司令先生的恩准才能存在，而決不是根據‘權利’存在。” [9]

因此，他們在具體的個人自由權利方面，完全主張每個人應當享有思想、言論和出版、信仰、教育和學術、集會和結社等自由權利。

首先，馬克思和恩格斯強烈主張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出版自由、教育自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因為傳播憲章派思想和科學社會主義思想而不斷遭受各國專制政府的政治迫害，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壹生都在追求思想自由，他曾經責問普魯士當局：“妳們贊美大自然愉悅人心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妳們為什麼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發出同樣的芳香，但妳們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壹種存在的形式呢？” [10]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指出統治階級在政治上壓迫人民的同時，也在對人民進行着思想的統治，指出壹個國家的統治思想，也就是統治階級的意誌的表現，所以馬克思提出，反對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就要同時反對統治階級的思想統治：“我們要起來反抗這種思想的統治。” [11]

面對普魯士當局嚴格的書報出版檢查制度和動輒查封書報的專制行徑，馬克思怒斥專制政府用法律禁錮人民思想：“懲罰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國家為它的公民頒布的法律，而是壹個黨派用來對付另壹個黨派的法律。追究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這不是團結的法律，而是壹種破壞團結的法律，壹切破壞團結的法律都是反動的；這不是法律而是特權。” [12]

思想自由是與言論、學術、教育、出版等自由分不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強烈要求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出版自由、教育自由。針對法國資產階級政府為了控制人民的言論而實施的實名制、開徵印花稅等措施，馬克思指出這是“資產階級要在陪審法庭上來消滅工人的報紙” [13] 。恩格斯嚴厲指責德國政府：

“在德國要得到對任何問題的正確認識都是困難的。在這裏，壹切知識的來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從貧民學校、主日學以至報紙和大學，沒有官方的事先許可，什麼也不能說，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發表。” [14] 他揭露：“出版自由，不同意見的自由鬥爭就意味着允許在出版方面進行階級鬥爭。但夢寐以求的秩序卻正好要壓制階級鬥爭，要堵塞被壓迫階級的言路。因此，那班要求安寧和秩序的人就必須消滅出版物中的不同意見的自由鬥爭，必須通過出版法、禁令等等來最大限度地保證自己對市場的壟斷，尤其是必須直接禁止像招貼和傳單這樣的免費文學。” [15]

對於招貼（海報或大字報），馬克思認為那是工人出版自由的權利，馬克思竭力得捍衛工人階級的這種最廉價的言論表達方式和出版形式：

“首先要談的問題不是壹般出版自由的限制，而主要是出版自由在招貼方面的限制。必須說明招貼的作用，捍衛‘街頭文學’，特別是捍衛工人享受免費文學的權利，而招貼則是免費文學的壹種。不應該對用招貼引起激憤情緒的權利含煳其詞，而應該公開地維護這種權利。” [16] “但是有什麼東西能比招貼更有助於在工人中保持革命毅力呢？招貼可以把每條街的拐角變為壹張大報紙，過路的工人能從中得悉當天的事件和這些事件的意義，了解各種不同的觀點及這些觀點的反對意見，他們能在這裏同時遇到不同階級和不同見解的人，跟這些人討論招貼的內容；簡而言之，招貼對於工人來說同時既是報紙，又是俱樂部，並且這壹切都是不要花費分文的！但正好這壹點是右派先生們所不喜歡的。到底還是他們對。他們從無產階級方面受到即使不是唯壹的、也是最大的危險；那末大權在握的他們為什麼不力求用盡壹切手段來消除這種危險呢？” [17]

馬克思反對通過國家實施國民教育，反對國家為人民的教育者，而是認為國家應該接受人民的教育。他說：

“通過國家來實施國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壹般的法律來確定國民小學的經費、教員的資格、學習的科目等等，並且像美國那樣通過國家視察員來監督這些法律規定的實施，這和指定國家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兩回事！相反地，應該使政府和教會壹樣地對學校不起任何影響。在普魯士德意誌帝國內（他們會說，他們談的是“未來的國家”，但是這種空洞的遁辭在這裏也無濟於事，——我們已經看到，在這方面是怎樣壹回事了），倒是國家需要從人民方面受到嚴格的教育。” [18]

在針對資產階級的法蘭西共和國憲法中的“教學自由”權利規定，馬克思揭露道：

‘教學自由’，但是‘須依照法律規定的條件’，而這些條件恰恰是壹些完全消滅這種自由的條件。”“這個部門的主管機關是4名法國大主教所領導的最高人民教育委員會。這項法律規定，所有地方學校的教員，即使他們是市鎮委員會或老教區委員會推薦的，都必須服從recteurs，即督學的意誌。教員必須接受與軍隊中的服從和紀律相類似的條件，服從督學、市長和牧師；可見，根據上述法律，教學自由歸結起來，就是沒有民政當局和教會當局的允許，誰也無權教學。” [19]

在對待宗教方面，儘管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無神論者，但是，他們都毫不遲疑地支持宗教信仰自由。馬克思在談論人權時說：

“公民權利，如上所述，決不以無條件地徹底地廢除宗教為前提” [20] 。“‘信仰自由’！如果現在，在進行‘文化鬥爭’的時候，要想提醒自由主義者記住他們的舊口號，那末只有採用下面這樣的形式才能做到這壹點：每壹個人都應當有可能實現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實現自己的肉體需要壹樣，不受警察干涉。” [21]

馬克思對巴枯寧主義要求“以國家法令”禁止宗教的極端主張予以批判，同時他並指出，禁止宗教信仰只能收到相反的結果，他說：“取締手段是鞏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壹點是毫無疑義的：在我們時代能給神的唯壹效勞，就是把無神論宣布為強制性的信仰象徵，並以禁止壹切宗教來勝過俾斯麥的關於文化鬥爭的反教會法令。” [22]

恩格斯在提出應該實行政教分離，主張把宗教從國家機構中分離把它變成私人的團體，並且停止國家對宗教團體的資助時，曾經明確提出應該允許宗教團體興辦學校： “但是不能禁止它們用自己的資金創辦自己的學校並在那裏傳授他們的胡說。” [23]

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強烈要求集會和結社自由。恩格斯針對德國政府強制關閉民間組織和禁止民間集會，指出：

“結社自由權的基本條件是：警察機關不能解散或封閉任何壹個社團，任何壹個協會。這些措施只有在法庭判決某壹社團或它的活動和宗旨多非法的，從而要懲處有關過失人員的時候，才能採用。” [24]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就是建立在工人不團結基礎上的。恩格斯說：“資產階級的統治正是建築在工人彼此間的競爭上，即建築在無產階級的不團結上，建築在壹些工人和另壹些工人的對立上。” [25] 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強調工人的組織，認為“沒有出版自由、結社權和集會權，就不可能有工人運動。” [26] 指出“在階級反對階級的政治鬥爭中，組織是最重要的武器。” [27] 他們本身也壹輩子為爭取結社自由壹生進行着不懈的鬥爭。

我們通過以上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政治自由、民主和憲政的理論的簡要回顧，已經能夠得出這樣結論，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他們其實同時壹生都是民主主義者。他們的理論成果，用恩格斯的話說就是淵源於歐洲思想啟蒙運動（空想社會主義本身也是歐洲思想啟蒙運動的結果），是對歐洲思想啟蒙運動的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是不能與他們的民主主義思想分離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憲政是社會主義的基礎和前提。無視、割裂和拋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主主義思想，想跳過民主主義的歷史發展階段片面地實現社會主義，是違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發展規律的，那樣做的唯壹結果就是將會招致蘇聯和東歐諸國那樣的潰敗。對於中國來說，完善憲政和法治，通過實現政治民主進而實現社會民主，那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哈耶克，這個名字幾乎成了當今自由主義的代名詞。在許多自由主義者心目中，哈耶克是其偶像。但我卻以為，哈耶克對於自由主義，對於中國的自由主義的前途，都是壹個危險的邊緣。我是壹個社會民主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者），但社會民主主義者絕不是自由思想的局外人。在基本價值觀念上，自由思想與社會民主主義是重合的。許多自稱是自由主義者的人，其實都可以算作社會民主主義者，儘管他們可能自己並不這樣以為。這壹點在當今的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中尤甚。是自由主義者還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主要是看其具體的政治和經濟主張。壹般來說，但凡是傾向於同情和救助弱勢群體的觀念的，不說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至少也是有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自由主義者。在外國，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信奉與支持者常常都是互變的，許多人今天是自由黨或保守黨，明天又可能是社會黨、民主黨或工黨，後天說不定又變成自由黨或保守黨了。就本人來說，今天主張社會民主主義，是因為社會主義除了講“自由”的重要外，還強調“平等（或公正）”的重要性；是覺得中國人現階段除了“自由”必當追求外，而“平等”比“自由”更貼近民生，更容易喚起人們的變革要求。“自由”中的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等對於普通的民眾可能是可閒置的資源，而惟有“平等”是中國社會中最與每壹個人貼近的，最為每壹個人所關心的。下崗、賣國企、城鄉二元、腐敗、官僚主義、孫大午之類問題，等等等等，都與“平等”問題直接相關。而像哈耶克這樣的自由主義，他們所關心的除了“自由”，就是“競爭”，而於“平等”（特別是結果的“平等”）就不重視。而我恰恰以為，中國現在最先要解決的除了人的自由問題，還有就是要解決人們在如何的社會條件下競爭的“平等（公正）”問題，然後才能談得上“競爭”。也就是說要在社會競爭之前，先要解決人們起跑線儘可能壹致的問題。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最註重“平等”（特別是結果的“平等”），所以我現在只會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而不是自由主義者。我曾多次說過：自由主義往往在“自由”問題上走得太遠，社會民主主義者則往往在“平等”問題上走得太遠。當社會民主主義者在“平等”問題上走得太遠時，我也可能變成壹名自由主義者。但是現在畢竟“平等（公正）”問題還沒有解決（自由問題更沒有解決），所以我還只能是壹名民主社會主義者。

哈耶克的理論為什麼是壹種危險呢？因為他的理論不僅對於我們中國的民主進程無太多的益處，倒反而可能有不好的作用。

壹、對理性的錯誤理解和認識

儘管哈耶克聲稱他“並不反對正確運用理性”，然而就其實質來說，哈耶克是懷疑理性的價值的。他說：“所謂‘正確運用理性’，我是指那種承認自我局限性的理性，進行自我教育的理性，它要正視經濟學和生物學所揭示的令人驚奇的事實所包含的意義，即在未經設計的情況下生成的秩序，能夠大大超越人們自覺追求的計劃。……我也不想否認，若是抱着審慎謙恭的態度，採取點滴改進的方式，理性可以在評價、批判和摒棄傳統制度與道德原則上發揮指導作用。”他又說：“我們的理性就像我們的道德觀念壹樣，是壹個自然選擇的進化過程的產物。但是它並不是從另壹種分離的發展中產生的，因此絕不應當認為，我們的理性是處在壹個更高的檢驗者的位置上，只有那些得到理性認可的道德規則才是正確的。”這種對於理性模稜兩可的說法，正是表現了哈耶克對理性的懷疑。在其認識中，理性應當並不具有多少的積極意義，理性的意義是只能在“評價、批判和摒棄傳統制度與道德原則上發揮指導作用”，至於更為積極的作用，則僅限於“點滴”的“改進”。

哈耶克既然認為理性的作用只限於作“點滴”的“改進”，那麼為什麼“點滴”的“改進”是“正確運用理性”，而設計壹個社會制度就不是“正確運用理性”呢？這“點滴”的具體尺度是什麼呢？哈耶克並沒有提出壹個具體尺度，我想他也不可能提得出壹個具體尺度。這種似是而非的理論，不能不說是學術上的缺陷。同時，人類的理性本來是認識的進化過程，是壹個試錯的過程。理性既然是壹個認識進化的試錯過程，就是說理性並不是個絕對的東西。它既檢驗我們的思維和行為，我們也在思維和行動中檢驗和校正理性，而理性更在這不斷的“檢驗”和自身“校正”過程中指導人類的壹切行為。哈耶克認為理性只能消極地用來檢驗和“點滴”的“改進”，而不能指導人類的行為，不能不說是哲學上的壹個重要錯誤。另外，哈耶克還有壹個理解上的錯誤，他把理性與智力行為混為壹談。智力行為可能是沒有在思維和行動中被檢驗和校正的東西，所以不是理性。而所謂的理性，不僅僅有智力的因素，它更是人類在長期的各種實踐過程中，不斷對認識進行檢驗和校正的結果。在我看來，蘇式“社會主義”只不過是少數思想人物和政治人物的智力行為，而恰恰不是理性的結果。

蘇式社會主義的錯誤，絕不在於整個社會運用理性結果的所謂的“理性的自負”，而是恰恰在於這種智力行為違背了人類的理性！它，只是少數思想人物和政治人物智力的設計和對大多數人的蒙蔽、煽動和強制接受。

二、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主張自然主義，其結果是無視結果的不平等

遵循其哲學和對理性的理解，哈耶克提出了“自發秩序”觀點，認為秩序只能是“行為”的結果，而不是理性的結果。他說：“我們能夠讓未知事物有序化，惟壹的辦法就是誘導它自己產生秩序。對於我們的自然環境，我們為了達到自己的目標，有時當然可以依靠自然界自發的有序化力量，卻不能隨意地為各種因素安排我們希望它們採取的秩序。”因此，哈耶克極力主張經濟市場拒絕國家的干預。他的看法就是國家所做的壹切只能是為了維護“自發秩序”。

哈耶克的“自發秩序”對於以“強制”為特徵的蘇式社會主義來說，是具有某些批判性的。然而，“自發秩序”也未必都是合理的秩序。封建制度和奴隸制度都是“自發秩序”；人類社會中的許多不平等的秩序，也未必都是完全由某個人人為設計出來的（比如說給僱工的工資由雇主決定）。同樣，人為設計出來的秩序也未必就不好（比例權力制衡）。所以，用“自發秩序”理論來批判蘇式社會主義，在邏輯上並不嚴密完整。

在這裏，哈耶克搞錯了秩序的產生過程。殊不知，任何社會行為本來都是受理性指導的。而任何秩序的形成，本來也都是社會力量均衡的結果。奴隸社會的秩序是以強大的奴隸主的暴力與弱小的奴隸反抗力的均衡中（奴隸的順從）而取得的，封建專制等社會是以強大的君主政權、官僚集團和農民、市民在力量鬥爭的均衡中取得的，而民主社會的秩序是在社會各階級、階層、社會分工之間力量的均衡中取得的。這些秩序的形成，看似未經人的刻意而為，其實無不浸透着各種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只不過是各種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在秩序形成時，可能不再是某個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而是各種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在妥協後的結果。而哈耶克只看到了“行動”，而看不到“行動”背後的理性。

正因為哈耶克看不到所謂的“自發秩序”也是各種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的結果，看不到“行動”背後的理性，所以他認為只有“自發秩序”才是合理的。於是，哈耶克理論的第壹個危險出來了：如果我們循着他的觀念去進行政治實踐，這無疑是把政治重新引回自由放任的年代。自由放任的年代的自由是怎樣的呢？是長期以來壹直因為稀缺而處於強大地位的資本和長期以來壹直因為過剩而處於弱勢地位的勞動力的不平等的競爭；是以“自由”為藉口的事實上的或結果上的不平等。這種“自由”已經經過20世紀三十年代的成功的國家干預所否定。20世紀三十年代的成功的國家干預告訴人們，自由必須是平等（公正）的自由，自由不可以妨害平等（公正）。它告訴人們，自由和平等都不是抽象的行為，而是具體的社會問題；作為自由和平等主體的人不是抽象的毫無差別的人，而是壹個個有着不同出生、不同能力、不同地域環境、不同社會環境、不同先天稟賦的人。如果國家不讓社會每個成員儘可能站在壹致的社會競爭起跑線上，這種自由下的競爭就是不平等的競爭，這種“自由”本質上只是少數強勢階層的“自由”和少數弱勢階級無力回天的“不自由”。公正的自由必須由國家立法，允許雇員組成工會，允許工會為勞方代表進行勞資分配談判、允許國家二次分配以補償分配的不平等、允許教育補貼、醫療補貼、食品補貼、住房補貼。沒有這些，社會的窮困階層就是在另壹條起跑上和富人競爭！

對於中國來說，自由和平等還只是個追求，絕大多數中國人，他們壹無權力資本，二無經濟資本，而“改革開放”以來，各種官商、官僚已經蓄積了富可敵國的財富。未來的變革，無疑應當是先要讓十三、四億中國人儘可能站在壹致的社會競爭起跑線上，然後才能展開競爭。如果我們做不到這點，我們主張“自發秩序”的“自由主義”本質上就成了那些既得利益者和實力強大階層的“自由主義”，因為只有他們才會歡迎國家無所作為的“自發秩序”！要知道，所謂的國家干預，限制的只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和實力強大階層，他並不損害大多數民眾的利益。

與哈耶克相反，當代另壹位偉大的自由主義者羅爾斯就很註意事實上的或結果上的平等（公正）。他的兩條正義原則中，“社會及經濟的不平等分配，必須滿足兩個條件：它必須對社會中最弱勢的人最為有利（差異原則）；在公平的平等機會的條件下，職位與工作向所有人開放”的第二原則，就使得他的理論在價值上遠遠高出哈耶克。羅爾斯的理論對於今天和將來的中國社會來說，意義大於哈耶克很多。

三、否認理性的作用，就是否定“積極自由”，最終陷入紙上清議的“自由主義”

哈耶克輕視理性的作用，主張“自發秩序”，其實質就是否定了“積極自由”。因為他的“正確運用理性”和“點滴”的“改進”，是個任何人也無法具體把握的尺度。在“自發秩序”這個戒律下，人們除了無所作為，也只有無所作為。這種自由主義，無異於是紙上清談，它不能成為向專制主義開戰、向自由和民主邁進的動力。對於現實中反抗專制制度國家的人民來說，遵循這種“自發秩序”理論，無異於向專制主義妥協和退讓。這正是哈耶克理論的第二個危險所在。顯然，對於既存的專制制度，沒有積極鬥爭的心態、理論和行動，專制主義是不會自生廉恥而走向民主的。沒有壹個國家的民主自由體制，不是依靠社會公眾的“有所作為”取得的。這“有所作為”不僅僅是人民的流血、坐牢和獻出生命，更是偉大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理念及社會契約理論、權力制衡理論、政黨理論、工會理論等等理論學說在起着主導、指引的作用。

哈耶克之所受中國人的歡迎，主要是因為哈耶克的理論中有着對專制主義更多的批判內容，而羅爾斯理論則缺少這些批判。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哈耶克的這種批判是在只是對專制制度的設防，而並不是對現實的專制制度的反抗。儘管羅爾斯沒有更多地批判專制制度，但是他創建的理論，無論是對於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社會主義，都是反抗專制制度最強大的武庫，它可以裝備所有反專制爭自由的力量。而哈耶克的理論只是盾牌（而且這個盾牌並不堅實牢靠）。對於中國的自由民主運動來說，如果妳要信奉自由主義，那麼，請不要選擇哈耶克，而應當選擇羅爾斯——壹位偉大的自由論者！他才是我們更應當取法和敬拜的。因為羅爾斯對於蘇式社會主義在內的壹切專制體制，不僅僅是盾牌，還是匕首、長矛和來福槍！

中共實行的改革開放就是開放剝削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根據中共自己的說法，中共存在統治合法性因為解放了工人階級，讓工人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事實上中國工人階級沒有因為中共的統治得到解放，中國工人階級是被統治階級。中國工人階級在經濟上只是僱傭勞動者，在政治上沒有自己的代表，在文化上受制於中共的黨文化與資本家的企業文化的壓迫。無論用哪種主流的界定社會主義的標準來評價中國都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既不是馬克思曾經主張的那種建立在工人階級的直接民主的領導之下生產資料社會所有然後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生活資料按勞分配的奉行科學社會主義的國家，也不是列寧支持的實行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更不是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自由主義主張的那種文化層面與政治層面自由民主經濟層面建立社會市場經濟實行高稅收高福利制度的社會主義國家，事實上中國是一個黨國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是一個奉行權力市場經濟的國家，共匪在中國建立了最壞的資本主義制度。中共建立的國營企業即不生產免費產品，也不讓企業內部的工人分享剩餘價值，不承擔合理調控物價的責任而是利用壟斷謀取暴利，企業利潤不是成為社會福利開支，而是被太子黨拿去貪汙。中國的國營企業就是黨營事業，國營企業裡邊的工人以僱傭勞動者的身份為作為資方的中共謀取商業利潤的過程就是最好的證據，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勞動產品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產物，中國早就廢除了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工分的制度，中國的國營企業生產出來的勞動產品並不是在工分的基礎上進行等價交換而是作為一種本質上跟私有制企業製造出來的消費品沒有不同的消費品對消費者進行出售。中共實際上是一個極右翼政黨，從中共放任紅頂資本家壓迫工人階級的行為中就可以看出來。中國紅頂資本家以及外國資本家普遍都不希望中國民主化，因為中國民主化會讓他們失去可以讓他們充份謀取暴利的廉價勞動力市場。中國工人階級裡邊找回獨立人格的成員最希望結束中共建立的專制統治，他們不會接受保共改良。事實上中共害怕工人階級起來反抗，也最痛恨民運陣營裡邊的偏向左翼自由主義的成員。中國的左右分類法跟西方國家很不一樣，通常實際上是極右翼的毛左或者鄧右也就是中共本身才是唯一的左翼，其他派系都是右翼。如果把中共放在西方國家，用西方國家的左右分類法進行劃分，極端反對福利國家反對補償正義的中共實際上屬於極右翼政黨。海外民運大多數不敢以左翼自居，一部份人是因為深受中國左右分類法的影響，形成了特有的思維方式，另外一部份人是因為擔心被誤以為是中共的同路人，還有一部份人是因為以前深受中共名義上的偽左運動的迫害，精神上存在陰霾所以對左翼存在心理上的障礙。所以他們大多數習慣用左翼來稱呼中共，這樣做在客觀效果上只能是美化中共，這種結論與中國內部的工人階級反對派的認知是截然相反的。要在中國工人階級內部喚醒工人階級的反共意志，只有深入揭批中共的極右翼本質，然後樹立一個左翼自由主義的變革方向，才能真正促進中國工人階級對中共的離心離德，從而把他們拉攏到民運陣營裡邊。

共匪改革開放之後基本上已經接受了資產階級庸俗派的觀點了，基本上接受了商品的交換價值由消費者針對商品的主觀評價來決定的觀點了。工人只是得到工資是因為工人沒有本事，資本家得到商品的主要利潤工人得到工資是合理的。按照馬克思主義針對商品的交換價值的定義，商品的交換價值也就是售價是由不變資本跟可變資本跟剩餘價值組成的，原料 廠房 設備的消耗是不變資本，工人的工資是可變資本，不變資本跟可變資本是商品的成本，商品的交換價值也就是商品的售價減去商品的成本之後所得到的利潤就是剩餘價值，那個剩餘價值是工人創造的，應該歸工人。可是共匪沒有讓工人有機會分享剩餘價值，共匪也在搞剝削，共匪也不允許工人階級分享剩餘價值。共匪已經不能用宣稱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方式來證明壹黨專政的優越性了，更不可能充份的從收入分配的角度論證壹黨專政比自由民主好。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跟剩餘價值論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沒有工人把麵粉變成麵包，麵粉還是麵粉不會成為麵包的，麵包的交換價值不會產生，除了麵粉的價格以及生產麵包所使用的產地所產生的租金以及燃氣設備所耗費的成本以外的利潤就是工人創造的，可是因為工人不是老闆，那部份利潤只有壹部份會成為工人的工資，另外壹部份會成為資本家的收入，工人的勞動有壹部份是有償的，另外壹部份是無償的，所以工人被資本家剝削。比如生產壹個麵包需要價值壹塊錢的麵粉，生產麵包所耗費的燃氣費用是壹塊錢，生產麵包所使用機器價值壹百塊錢，在正常的使用狀態下生產壹百個麵包就會損壞，所以每生產壹個麵包機器的成本是壹塊錢，生產麵包所使用的廠房每天的租金是十塊錢，在正常的生產力水平之下壹天可以生產十個麵包，每生產壹個麵包的租金成本是壹塊錢，生產壹個麵包出去人力勞動以外的成本是四塊錢，不變資本的投資也就是原料 燃料 機器 廠房的成本是四塊錢，經過工人的勞動之後麵粉成為麵包，麵粉成為麵包之後售價六塊錢，也就是交換價值是六塊錢，六塊錢的交換價值減去四塊錢的成本，生產壹個麵包可以有兩塊錢的利潤。根據馬克思的說法這兩塊錢的利潤是工人在生產麵包把麵粉加工成麵包的過程中的勞動創造出來的，比如資本家在可變資本的投資上投資了壹塊錢，可變資本也就是工人生產麵包的工資，比如資本家給了工人壹塊錢的工資，剩下壹塊錢留給了他自己，就意味着工人生產麵包的勞動過程中有壹半的勞動是有償的必要勞動，有壹半是無償的剩餘勞動，無償的剩餘勞動所創造價值就是剩餘價值。資本家留給他自己的那壹塊錢就是剩餘價值，就是依靠剝削工人所獲得的利潤，了解了什麽是剝削之後，我們就不難發現中國也有剝削，中國內部的私營的食品加工企業就存在剝削，比如生產麵包的企業就存在剝削。

前邊講了食品加工廠的產業資本家的剝削，下邊我們講壹下商業資本家的利潤來源跟剝削，商人只能從他所售商品的價格中獲得商業利潤。撇開地租不說，他出售商品所賺得的利潤，等於商品的購買價格和它的出售價格的差額中扣除純粹流通費用也就是商業工人的工資以後的餘額。

商業利潤是產業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商業資本家獲得商業利潤的方法是商業差價，即產業資本家用低於商品生產價格的價格(出廠價格)，把商品賣給商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再按照商品的生產價格，把商品賣給消費者，賣價和進價之間的差額就是產業資本家轉讓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形成商業利潤。這是商業利潤的主要來源。商業利潤要靠商業僱員的勞動來實現。商業僱員的某些勞動，如包裝、保管、運輸等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是生產在流通中的繼續；商品買賣、簿記等勞動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商業利潤的實質是剩餘價值，它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商業利潤反映着商業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共同瓜分剩餘價值的關係以及商業資本家剝削產業工人和商業僱員的關係。商業店員同產業工人壹樣，也是勞動力的出賣者，他們雖然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但卻為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商業店員的勞動時間也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用以補償商業資本家用來支付商業店員工資的可變資本；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實現的剩餘價值，除其中壹部分用來補償工資以外的商業資本家的各種費用開支外，其餘的部分則被商業資本家作為商業利潤無償佔有。商業資本家就是通過剝削商業店員的剩餘勞動，來獲得產業資本家讓渡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的。

首先，把商業利潤看成是由於單純的加價而產生的，這是壹種假象。商業利潤是產生於商品的銷售價格與購買價格之間的差額，但這個餘額並不構成商業利潤的全部，因為其中壹部分必須用來補償商業資本家所支出的純粹流通費用也就是商業工人的工資。在這裡為了便於研究，暫時撇開補償純粹流通費用這部分，假定這個餘額的全部構成商業利潤。

就產業資本家而言，商品的出售價格和購買生產要素價格之間的差額，等於商品的生產價格和它的成本價格之間的差額，或者，就社會總資本而言，等於商品的價值與資本家耗費在商品上的成本價格之間的差額。「這個差額又歸結為物化在商品中的勞動總量超過物化在商品中的有酬勞動量的差額」，即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產業利潤。商業資本家則不同，他的活動範圍僅限於流通領域，它不能創造價值，僅能實現價值，因此，商業利潤只能形成於商品購買價格和出售價格之間差額，即在購買價格上加價後出售。

商業利潤的源泉是產業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商業資本家獲得商業利潤的方法是商業差價，即產業資本家用低於商品生產價格的價格(出廠價格)，把商品賣給商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再按照商品的生產價格，把商品賣給消費者，賣價和進價之間的差額就是產業資本家轉讓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形成商業利潤。這是商業利潤的主要來源。

商業利潤要靠商業僱員的勞動來實現。商業僱員的某些勞動，如包裝、保管、運輸等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是生產在流通中的繼續；商品買賣、簿記等勞動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

商業利潤的實質是剩餘價值，它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商業利潤反映着商業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共同瓜分剩餘價值的關係以及商業資本家剝削產業工人和商業僱員的關係。

商業店員同產業工人壹樣，也是勞動力的出賣者，他們雖然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但卻為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

商業店員的勞動時間也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用以補償商業資本家用來支付商業店員工資的可變資本；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實現的剩餘價值，除其中壹部分用來補償工資以外的商業資本家的各種費用開支外，其餘的部分則被商業資本家作為商業利潤無償佔有。商業資本家就是通過剝削商業店員的剩餘勞動，來獲得產業資本家讓渡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的。

商業利潤也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商業資本家僱傭商業職工從事商品買賣活動，這種活動雖然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但通過出賣商品能為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商業職工的勞動時間也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出賣商品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用以補償商業資本家支付給商業職工的工資，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實現的剩餘價值，構成商業利潤。所以，商業資本家所獲得的商業利潤，既是剝削產業工人的結果，又是剝削商業職工的結果。

舉例來講，食品加工廠的產業資本家六塊錢壹個的麵包賣給了開商店的商業資本家，開商店的商業資本家以十二塊錢壹個的價格出售麵包，六塊錢買進的麵包十二塊錢賣出去得到六塊錢的利潤，這六塊錢是商業工人在包裝 保管 運輸 銷售勞動 會計的流通勞動的過程中實現的商品的流通利潤，商業資本家從這六塊錢利潤裡邊拿出二塊錢支付給商業工人作為工資，剩下四塊錢留給自己作為商業利潤，根據馬克思的說法這四塊錢就是商業資本家從商業工人身上剝削掉的剩餘價值。商業工人不直接生產商品，實質上只是幫商業資本家瓜分由產業工人通過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創造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所代表的貨幣，可是商業工人因為只是商業資本家的僱傭勞動者，所以商業工人的流通勞動也存在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依靠遊說消費者賣出去的商品所帶來的營業額所代表的商業利潤並不主要歸商業工人所有，這些商業利潤主要的部份會變成剩餘價值被商業資本家無償佔有。改革開放之後的商業工人普遍都是需要為商業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的被剝削者，改革開放的本質對於商業工人來講就是允許商業工人被商業資本家剝削，允許私營商店存在就是為商業資本家剝削商業工人創造條件。

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的正確性

為什麽要學習和堅持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基礎，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指出：馬克思「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由於剩餘價值的發現，這裡就豁然開朗了，而先前無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者社會主義批評家所做的壹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馬克思的兩大發現即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剩餘價值理論闡明了僱傭勞動制度的本質，「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馬克思着作的劃時代的功績。它使明亮的陽光照進了經濟學領域，而在這個領域中，從前社會主義者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壹樣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學社會主義就是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的。」而否定勞動價值論，就必然會否定剩餘價值論，以此為基礎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就被抽掉了根本，共產主義運動也自然而然成為烏托邦分子的胡鬧。

資產階級非常明白勞動價值論的重要性。1867年9月，《資本論》1卷在德國出版，出版後官方經濟學家鴉雀無聲，但在德國工人階級中卻迅速傳播開來，「被認為是德國世襲財產的卓越的理論思維能力，已在德國的所謂有教養的階級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國工人階級中復活了」。《資本論》1卷出版後不到壹年時間，1868年7月4日，壹個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說：「駁倒價值理論是反對馬克思的人的唯壹任務，因為如果同意這個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認以鐵的邏輯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結論。」資產階級非常明白，要推翻馬克思的全部結論，就必須從推翻勞動價值論開始。所以壹百多年以來，從龐巴維克到晏智傑，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把反對勞動價值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這也正是我們今天學習和堅持勞動價值論的重要意義。

下面就幾個資產階級經常攻擊、在社會上也容易造成混淆的幾個問題共同討論勞動價值理論。

機器是否創造價值

對於機器是否創造價值，必須先明確價值的概念。政治經濟學中，價值是指人類無差別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耗費。首先，價值是社會關係的表現，勞動價值論所考察的勞動是專屬於人的勞動。從具體勞動角度考察，「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勞動是人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本質活動，也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首要條件。從抽象勞動角度考察，「把勞動的有用性質撇開，生產活動就只剩下壹點：它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儘管縫和織是不同質的生產活動，但二者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只有人類的勞動才是創造價值的勞動。其次，勞動價值論研究和強調的是人的勞動在壹定歷史階段所特有的社會性，也即在商品生產關係中勞動的特性。由於「商品價值體現的是人類勞動本身，是壹般人類勞動的耗費」，這種無差別勞動「是每個沒有任何專長的普通人的機體平均具有的簡單勞動力的耗費」。「把勞動產品表現為只是無差別人類勞動的凝結物的壹般價值形式，通過自身的結構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會表現。因此，它清楚地告訴我們，在這個世界中，勞動的壹般的人類的性質形成勞動的特殊的社會的性質。」現在隨着生產力的發展，人的體力勞動越來越多被自動化機器所取代，腦力勞動也部分被電腦代替，如果根據這壹現象得出機器也創造價值的結論，實際上是沒有理解價值的概念，不清楚價值是對社會關係的反映，體現的是人們之間的生產關係，是商品生產者特殊的社會生產關係。

既然機器本身不創造價值，那麽機器對於價值形成有什麽作用呢？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專門探討過機器同商品價值的關係。壹是使用機器將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單位時間內生產的使用價值更多，「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併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壹點是壹目瞭然的」。二是機器是不變資本的壹部分，機器損耗的價值將轉移到新產品當中，「像不變資本的任何其他組成部份壹樣，機器不創造價值，但它把自身的價值轉移到它所生產的產品上。」三是機器只是過去的死勞動，機器運轉不能使價值增殖，資本家獲得剩餘價值的來源不是機器所代替的勞動，而是在機器生產的基礎上所使用的活勞動。

因此，回答機器是否創造價值，需要明確以下問題：第壹，從創造價值角度，人的勞動與物的運轉有什麽區別？第二，高度自動化的生產線是否創造價值？機器人生產的商品價值來源於哪裡？

在回答機器是否創造價值的基礎上，還可以按照同樣的思路，解釋以下幾個問題：第壹，死勞動是否創造價值？死勞動對商品價值形成具有什麽作用？死勞動不僅包括機器，還包括原料、工具等，死勞動對商品價值形成的作用同機器是壹樣的。第二，畜力是否創造價值？事實上，從政治經濟學上看，畜力也是提高人類勞動生產率的壹種工具或機器，儘管畜力是壹種活的生物，但它仍是壹種死勞動，使用畜力運輸所增加的商品成本，是歷史上飼養牲畜的死勞動的轉移。

知識分子是否創造價值

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有兩種情形。壹是誤認為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只有體力勞動者才創造價值，腦力勞動不創造價值；二是受「新經濟」、「知識經濟」等概念誤導，認為新知識新技術也是可以創造價值的。

我們仍然必須回到價值的基本概念上。價值是人類無差別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耗費，其中既包括體力勞動，又包括腦力勞動。只要腦力勞動凝結在有形的商品上，這種腦力勞動就創造了價值。並非只有知識分子才進行腦力勞動，工人在勞動過程中也要付出腦力勞動的，並且隨着社會進步和生產發展，勞動者掌握越來越多的科學技術知識，因此在創造價值的勞動中腦力勞動地位日益重要。在馬克思時代，就出現了這樣壹種趨勢，壹些科技工作者或技術人員原先是游離在生產過程以外的，「正如在自然機體中頭和手組成壹體壹樣，勞動過程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在壹起了。後來它們分離開來，直到處於敵對的對立狀態」，但隨着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這些人逐步被納入到生產過程中，生產勞動的範圍擴大了。因此，馬克思提出了「總體工人」的概念，「產品從個體生產者的直接產品轉化為社會產品，轉化為總體工人即結合勞動人員的共同產品。總體工人的各個成員較直接地或者較間接地作用於勞動對象。」「隨着勞動過程本身的協作性質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就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壹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壹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壹種職能就夠了。」也即，直接或間接從事物質產品生產的勞動都是生產勞動，參與生產、並耗費了腦力和體力的勞動都創造價值。

與知識分子是否創造價值相似，還經常會遇到以下幾個問題。壹是設計人員是否創造價值？按照馬克思的「總體工人」的概念，當前設計工作已經成為產品生產的壹個重要環節，設計人員已經成為總體工人的壹個器官，完成產品圖紙設計職能。二是與商品生產無關的科學或科技研究人員是否創造價值？例如天文學家發明了某種理論，這個肯定不會創造價值，同商品生產無關。那麽數學家發明某種演算法可以大大提高運算速度並對提高生產率形成影響，這位數學家是否創造了價值呢？僅對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幫助，並不創造價值。提高勞動生產率是使單位時間內可以生產更多使用價值，並不是現實的去生產商品，既然沒有直接或間接參與到商品生產中，當然不會創造價值。我們所講的價值，是特定社會關係下的生產勞動，並非所有對人類社會有益的勞動都創造價值、都影響商品生產關係。為人類歷史作出巨大貢獻和創造價值無關，科研工作者的工作同教師、社會管理者是壹樣的，是社會進步不可缺少的，這同是否創造價值沒有關係。

當然將科研工作者變為資本的附屬物，納入到商品生產關係中，變為資本家「出錢招雇的僱傭勞動者」，這才是對科技進步最大的阻礙。三是壹張刻有資本論的光碟價值應如何計算？這也是壹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事實上無論這張光碟刻有多麽偉大獨到的思想，其價值仍是c、v、m三個組成部分，仍是生產光碟的原料和機器耗損，加上付出的人工成本，再加上利潤。至於壹些壟斷資本出的光碟要遠超過盜版光碟價格，是因為計入了知識產權使用費用，這涉及到壟斷條件下商品價值的轉換形式，也即個別商品利潤被平均利潤和壟斷利潤取代，在3卷中有相關的內容。此外，知識產權本身就是對科技發展的壹種反動，科技屬於全人類，但卻只歸壹小部分寡頭使用，這本身就是壟斷資本主義阻礙生產發展的壹種表現。

資本家的勞動是否創造價值

壹些資本主義的辯護士說私營企業主是勞動者，是創造價值的勞動者。壹些資本家親自出馬，說他們起早貪晚，要協調好各方人際關係，要頻繁應付政府官員，還要承擔資本經營的風險，天天想着萬壹破產了怎麽辦，工作壓力如此之大，怎麽會不創造價值呢？首先要把資本家的勞動同經營管理活動區別開來。壹是資本家的勞動不是僱傭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所進行的那種勞動。作為處於與僱傭工人對立的地位的資本家，特徵就在於不是自己從事勞動，而是驅使別人勞動，並無償佔有別人的剩餘勞動。二是資本家的勞動也不是受僱傭的工程師和科技人員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所進行的那種勞動。即使資本家當中有的曾經從事過科學技術工作，現在壹般說來則已經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去繼續從事這種工作，市場會向企業供給它所需要的各種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三是資本家的勞動是指資本家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壹定階段上用他的部分時間從事企業的部分管理工作的活動，即「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

在現代企業制度條件下，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是經理階層，不是資本家。在資本論中有壹段話很有意思，資本家為了必須維護自己無償獲取剩餘價值的權利，因此他為自己辯護：「難道工人光用壹雙手就能憑空創造產品，生產商品嗎？難道不是他給工人材料，工人才能用這些材料並在這些材料之中來體現自己的勞動嗎？社會上大多數人壹貧如洗，他不是用自己的生產資料，棉花和紗錠，對社會和由他供給生活資料的工人本身進行了莫大的服務嗎？難道他的服務不應該得到報酬嗎？」這壹邏輯不成立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工人把棉花和紗錠變為棉紗，不也就是為他服務了嗎」，既然如此，為什麽工人不能佔有這壹「服務費用」即剩餘價值呢？所以資本家立馬變換說法，「難道他自己沒有勞動嗎？難道他沒有從事監視和監督紡紗工人的勞動嗎？他的這種勞動不也形成價值嗎？」

馬克思接着寫道：「他的監工和經理聳肩膀了。而他得意地笑了笑，又恢復了他原來的面孔。」事實上生產經營的管理監督勞動是監工和經理做的，所以他們「聳肩膀」了。無論如何，資本家都是要取得剩餘價值的，資本家無法從自身對生產的作用得出有助於自己的結論，所以「他把這壹類虛偽的遁詞和空話都交給他為此目的僱用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們去講」。只有經理階層可能創造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壹種關於管理工資的新的欺詐勾當在股份企業中發展起來，這就是：在實際的經理之外並在他們之上，出現了壹批董事和監事。對這些董事和監事來說，管理和監督實際上不過是掠奪股東、發財致富的壹個藉口而已。」

其次看生產中經理階層的管理監督勞動。有別於資本家的「經理」屬於生產勞動者的範圍，「所有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商品生產的人，從真正的工人到(有別於資本家的)經理、工程師，都屬於生產勞動者的範圍。正因為如此，最近的英國官方工廠報告『十分明確地』把在工廠和工廠辦事處就業的所有人員，除了工廠主本人以外，全都列入勞動者的範疇」。經營管理在商品生產活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凡是直接生產過程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為獨立生產者的孤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但這種經營活動「具有二重性」。壹是符合社會化生產要求的指揮勞動，「凡是有許多個人進行協作的勞動，過程的聯繫和統壹都必然要表現在壹個指揮的意志上，表現在各種與局部勞動無關而與工場全部活動有關的職能上，就象壹個樂隊要有壹個指揮壹樣。這是壹種生產勞動，是每壹種結合的生產方式中必須進行的勞動。」二是監督被統治階級反抗的勞動，「凡是建立在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對立上的生產方式中，都必然會產生這種監督勞動」，這種監督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經理階層的管理監督勞動，「既包括執行由壹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殊職能」。

因此，對於資本家勞動是否創造價值，事實上就是回答這樣幾個問題：壹是管理勞動是否創造價值；二是指揮生產的勞動與監督壓迫的勞動有什麽區別；三是在現代企業制度下，資本家是否還進行指揮生產的管理活動。

三產是否創造價值

壹產、二產中的勞動基本上都是創造價值的。三產中既有創造價值的勞動，也有不創造價值的勞動。必須要明確生產和服務的區別，馬克思說：「生產勞動便是生產商品的勞動，非生產勞動便是生產個人服務的勞動了。前壹種勞動表現在壹個可賣的物品上，後壹種勞動必須在操作時被消費。前壹種勞動包括壹切在實物形態上存在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肉和書籍。（但形成勞動力自身的勞動除外。）壹切依某種方法滿足個人需要（幻想的或現實的需要）或反乎本人志願被迫到本人身上來的勞動都屬於第二種。」三產中以人為對象的服務活動，例如理髮等，沒有「實物形態」，屬於非生產勞動；而以有形商品為對象的活動，如餐飲業、汽車維修等，屬於生產勞動，維修業實際上就是商品生產的延長線。在同壹行業內部，既有可能包括生產勞動，又可能包括非生產勞動。例如文藝活動，本身不創造價值，但如果把文藝活動刻成光碟，這部分加工商品的勞動就創造價值；衛生行業，給人看病是非生產勞動，沒有實物形態的商品，但如果生產藥品，或加工某種藥材，都是把勞動凝結在有形商品之上，是創造價值的。

此外，還有兩個比較有意思的相關問題。第壹，交通運輸業是否創造價值，客運和貨運是否創造價值。交通運輸業既包括生產勞動，又包括非生產勞動。客運是典型的提供個人服務的非生產勞動，這種勞動在發生時同時被消費，不創造價值；貨運將勞動凝結在可賣的商品上，以實物形態存在，是創造價值的。第二，商業是否創造價值，純買純賣是否創造價值，倉儲、包裝是否創造價值。商業活動中，純買純賣並未改變商品的任何存在狀態，沒有勞動付出，是不創造價值的；倉儲、包裝、冷藏等活動，將勞動凝結於有形商品之上，屬於在商品上追加的勞動，是創造價值的。

如何看待生產要素理論

在以上四個具體問題基礎上，下面着重討論壹下兩個流行的理論，壹是要素價值論，二是邊際效用價值論。要素價值論不是壹個新理論，早在200年之前就產生了。當前壹些曲解勞動價值論的觀點，用的都是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的觀點。要素價值論的最終目的是「資本價值論」，是要為資本家佔有剩餘價值正名。跟前面舉的資本論中那個資本家壹樣，這種理論認為資本家提供了生產資料，只說工人的勞動創造了價值，資本家的投資沒有創造價值是不對的。其實早在18世紀薩伊就說過同樣的話：「把創造價值的力量，完全歸之於人的勞動，是壹種錯誤。」薩伊是法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他認為商品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形成這個商品的勞動、資本、土地三要素自身具有價值，從而構成商品的價值。他說：「事實己經證明，所生產出來的價值，都是歸因於勞動、資本和自然力這三者的協力。」勞動、資本和自然力共同創造價值，工人勞動得到的報酬是工資，資本家提供資本並管理生產得到的報酬是利潤，地主掌管土地及其使用得到的報酬是地租，這就是三要素理論。現在還有人提出人力也是壹種重要資源，企業家（指經理階層）同前三種生產要素壹起共同創造價值，所以經理分割剩餘價值、按照利潤提成定年薪是理所應當的，這就是「四要素理論」。還有人提出自然資源也參與了價值創造過程，例如細菌參加了釀酒生產，這是「五要素理論」。

馬克思早就批駁了薩伊的「生產要素論」。根本區別在於馬克思將資本看作社會關係，看作人類歷史特定階段存在的特定關係，而西方經濟學家把資本看作是物，看作是機器、廠房等物品，他們根本不懂得、也不願意懂得機器、廠房等本身並不就是資本，只有在特定的關係下才是資本。當然，資產階級經濟學也根本不承認資本體現了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

要素價值論有幾個方面的錯誤，其中壹些錯誤已經在前面的幾個問題中討論到了。壹是把勞動和勞動力混為壹談，勞動創造價值，而勞動力是壹種特殊的商品，勞動者所獲得的報酬是維持勞動力再生產和延續後代所必須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把土地和勞動對象混為壹談，在農業勞動中土地是勞動對象，是自然物，但地主通過對土地的所有權向租地資本家徵收地租，正是特定的生產關係的產物。三是把資本和勞動資料混為壹談，勞動資料是客觀的物，但如何使用勞動資料，如何通過佔有生產資料獲得剩餘勞動，是不同生產關係的產物。四是把使用價值和價值混為壹談，作為客觀物的生產要素是參與創造使用價值的，對形成商品的特定效用產生影響，但這些要素並不因此創造價值。五是混同了價值創造和價值轉移。通過勞動者的具體勞動，在機器、廠房等生產資料上的不變資本把生產過程中消耗掉的原有價值轉移到新生產的商品中去，它既不改變原有的價值量，也不創造新價值。死勞動不創造價值，只有活勞動才創造新價值。六是混同了生產領域的價值創造和分配領域的價值分配。在市場經濟中，資本和土地不創造任何價值，卻能在利息和地租的形式上佔有剩餘價值。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剝削收入不是取決於資本和土地在創造價值中的貢獻，而是取決於財產權，即生產關係的法律表現，本質上取決於生產資料所有制。

要素價值論者之所以抱着「資本創造價值」、「資本創造剩餘價值」等錯誤理論不放，本質上是由於他們否認剝削的立場，由此必然產生壹系列的理論錯誤。總結起來，理解要素價值論所存在的問題，需要明確兩方面的內容：壹是要素價值論的基本內容和當前表現；二是自然物和死勞動對使用價值生產有什麽作用，對創造價值和形成價值有什麽作用。

如何看待邊際效用價值論

邊際效用論的集大成者是龐巴維克，在19世紀末西方庸俗經濟學掀起「邊際革命」，要用邊際效用論取代勞動價值論，以利息時差論否定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目前這壹理論在知識界仍有很大的影響，但基本上還是龐巴維克的那些理論。龐巴維克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壹個根本缺陷就在於只考慮交換價值，不考慮使用價值，使用價值的「邊際效用」將影響商品的交換價值；還認為勞動不是商品間的唯壹共同屬性，此外還有稀缺性、作為供求的對象、被佔有以及引起人們消費慾望等屬性。龐巴維克把利潤、利息、地租等各種剝削收入都歸結為人在不同時期內對物品效用的主觀評價不同的結果。

如何批判龐巴維克的理論不詳細說了，壹些關鍵問題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僅舉壹個例子，在以效用為基礎的各種理論中，都有壹個共同的問題無法回答。同壹商品，在不同時間、地點等條件下，對使用者的效用都是不同的。例如壹個人吃了7個餅吃飽了，他吃的第1個餅同第7個餅對他自己的效用是不相同的，但為什麽在市場上不同效用的餅卻以同樣價格出售，從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出發可以解釋，但從個人主觀感受出發，效用理論無法解釋。全面分析各類商品關係，只能回到勞動價值論才能解決。

19世紀末、20世紀初，龐巴維克先後出版《卡爾•馬克思體系的終結》和《資本與利息》兩本書，有體系的否定勞動價值論。僅兩年後，希法亭就寫了《駁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批判》，對其理論進行批判。希法亭的批駁也很到位，在《駁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批判》壹書第3章《主觀主義的觀點》中，希法亭揭示了以龐巴維克為首的經濟學心理學派在方法論上的錯誤。希法亭指出，生產價格變化的現象說明孤立的考察商品或資本，絕不可能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現象。只有所處的社會關係及其變化，才制約並能闡述個別資本的運動，這些個別資本本身只不過是總資本的壹部分。但是，政治經濟學的心理學派的代表沒有看到這種社會聯繫，因而必然對那種旨在揭示經濟現象的社會制約性的理論產生誤解，總是從自己個人主義的觀點上來理解和表述這種理論。在馬克思看來，經濟現象不從屬於個人願望，而受社會關係支配的客觀規律決定。龐巴維克所認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矛盾其實只是他自己對馬克思的理論做出的主觀主義解釋的結果。商品形式是考察經濟現象的起點，但是在商品形式中存在着迷惑人的假象，這是由人的社會關係採取物的客觀屬性而產生的。商品只有作為社會物，它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使用價值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每壹種從使用價值出發的價值理論，都是從物與人的個別關係出發，而不是從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出發，因此就陷入了從主觀的個人關係得出客觀的社會標準的錯誤。總結起來，對於邊際效用價值論，關鍵在於兩個問題：壹是使用價值對價值創造是否有作用；二是個別人對物的效用的主觀評價，能否影響作為社會關係的價值的標準。

中共對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的否定

下面這段對話是中共黨員與台灣共和國共產黨的黨員的對話，鄧右的支持者為中共黨員，馬克思主義者為台灣共和國共產黨的黨員，這段對話充份的反映出中共已經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

鄧右的支持者：關於剝削的問題，我就壹直想不明白，如果工人不被僱傭，就不被剝削了，但也無法生存了。能說這種剝削是壞的嗎?資本家給了工人壹個將勞動力轉化為金錢的機會，是不是有理由得到報酬，就像今天的服務業壹樣?

馬克思主義者：《資本論》中對妳的這些問題都有非常清楚的回答，我先簡單地說壹下，資本家藉以剝削工人或者說給工人提供工作崗位的資本也是以前剝削工人的產物，是工人創造出來的，也就是說，資本家的所有資本，都是工人生產出來的，都應該歸工人所有，都是工人自己的財產，我為什麽要被妳僱傭?這些財產歸他們的真正主人——全體工人所有，工人是自己工廠的主人也是自己工廠的勞動者，所獲得的巨額利潤不歸妳資本家所有，而是將壹部分作為擴大再生產的積累金，剩下的利潤分配給全體工人使用，我為什麽要忍受妳的剝削?

法國重農學派說：「剩餘價值是『壹種獨立的可供支配的財富，是他(財富的佔有者—)沒有出錢卻可以拿去賣得財富。」

《資本論》第十二章說：「資本自行增殖的秘密歸結為資本對別人的壹定數量的無酬勞動的支配權。」第十七章：「在奴隸勞動下，所有權關係掩蓋了奴隸為自己的勞動，而在僱傭勞動下，貨幣關係掩蓋了僱傭工人的無償勞動。」關於剩餘價值的問題，如果能夠把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認真學下來，我想，搞清楚是沒有問題的。

《資本論》第二十二章《剩餘價值轉化為資本》中說：「200磅追加資本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它的生產過程我們是壹清二楚的。這是資本化了的剩餘價值，它壹開始就沒有壹個價值原子不是由別人的無酬勞動產生的。合併追加勞動力的生產資料，以及維持這種勞動力的生活資料，都不外是剩餘產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即資本家每年從工人階級那裡奪取的貢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用從被征服者那裡掠奪來的貨幣去購買被征服者的商品。」這個問題就很明了。

鄧右的支持者認為「如果工人不被僱傭，就不被剝削了，但也無法生存了」、「資本家給了工人壹個將勞動力轉化為金錢的機會」。

馬克思主義者：資本家付給工人的金錢，即購買工人勞動力的貨幣，本身就是從工人階級那裡通過剝削的手段掠奪的，本身就是屬於工人階級的財富，將工人階級創造的財富搶掠過去，然後用本屬於工人階級的財富去購買工人階級被迫出賣的勞動力，同時又將勞動力創造的剩餘價值佔為己有，在這個過程中，搶掠者經過精彩的魔術表演，壹轉身就成了偉大的慈善家。

鄧右的支持者：也有很多人都是白手起家啊。先是當工人，有點積蓄之後就開始辦企業了。也有些人是自己做壹些小生意或者別的職業什麽的，有了積蓄就開始僱傭別人。不能說這些開創性的資本也是靠剝削工人得來的吧。

馬克思主義者：這些開創性的資本在他們的總資本中又能占多大比例呢?如果只是白手起家，作為壹個個體勞動者即個體戶，不去剝削別人，那只能作為壹個跟農民類似的小私有者，而個體的勞動能力是有限的，是不可能成為大資本家的。如果他成為了壹個大資本家，除了中了彩票的可能之外，那壹定是從事了剝削別人的事業。

鄧右的支持者：問題是這些肯定是存在的，中國美國哪裡都有，就算比例很小，那也能否說明不是所有的「剝削」都是非正義的?

馬克思主義者：所有的剝削都是非正義的，因為剝削就是對別人無酬勞動的佔有權，相當於變相搶劫。這些開創性的即沒有剝削別人之前的資本，是正義的，但所有的剝削都是非正義的。而且，這部分開創性的資本，在壹般資本家的總資本中所占的比例，是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

鄧右的支持者：問題是如果沒有他們的僱傭，就會工人失業甚至沒法生存。而僱傭給了工人壹個將勞動力轉化為生活資料的機會，資本家是否應該因此得到報酬?就像現在的服務業壹樣，那些職介所、婚介所也都是給人壹個機會，他們就拿到了報酬，也沒人說這個不合理啊。

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沒有他們的僱傭，就會造成工人失業甚至沒法生存」這個問題，上文馬克思已有回答。工人可以奪回資本家拿走的本屬於他們的財富，工人自己給自己工人提供勞動崗位不可以嗎？

《共產黨宣言》：「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壹步壹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壹切生產資料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儘可能地增加生產力總量。」

《資本論》第壹章：「最後，讓我們換壹個方面，設想有壹個自由人聯合體，它們用共同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把它們許多個人的勞動力當作壹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壹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壹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壹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消費。」

「這樣，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着各種勞動只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比例。另壹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占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產品的個人消費部分所占份額的尺度。」

鄧右的支持者：我們先不討論那部分非正義來源的原始資本，我們現在討論有着正當來源的原始資本的資本家好嗎?他們用自己的資本，為別人創造了將勞動力轉換為生活資料的機會，是不是理應為提供了這種服務而得到報酬呢?他後來的資本積累是不是應該看成是他把這些報酬繼續當作了資本，並繼續給更多的人將勞動力轉換為生活資料的機會，他也得到了更多的報酬。這是不是合理的?

馬克思主義者：按妳剛才的例子，婚介所職介所給人介紹勞動機會，他得到的報酬是和他的勞動相稱的，但不管原始資本合法或非法，資本家獲得的報酬遠大於他自己勞動或他支付給工人的生活資料，工人壹部分的勞動時間生產他自己的勞動力價值即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生活資料，剩下的剩餘勞動時間就給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這部分剩餘價值不用給工人支付任何報酬，工人和資本家在簽訂僱傭合同表面上看似妳情我願，但本質上還是壹種不等價交換。

鄧右的支持者：這些「剩餘價值」為什麽不能理解成是工人支付給資本家的報酬呢?資本家也在為工人提供服務啊，即提供機會給工人將勞動力轉換為生活資料的服務。服務是必須有報酬的。假設我想買壹台出廠價是2000塊錢的手機，但如果想2000塊錢買，必須去距離我家很遠的電視機廠裡面買。這樣我就會選擇花2100塊在自家附近的商店裡買，商家賺的100塊錢不能看作是剝削吧，這是他提供服務應得的。同樣，如果把「剩餘價值」看作是工人給資本家服務的報酬，那也只是報酬高低的問題，工人通過談判，通過罷工等手段就能達到提高工資的目的。就像是上面我讓商家賺100塊錢的問題還是200塊錢的問題，我可以跟商家談判甚至以不買威脅。

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的理論基礎是勞動價值論，也就是說，勞動是壹切財富的源泉，壹切依據這個理論推導而來。假如說這個資本家投入了勞動，就是妳說的服務，那工人的壹部分勞動時間生產自己的勞動力價值即自己的生活資料，另壹部分極小的時間生產出資本家的勞動力價值，在將這兩部分都生產出來之後的剩餘勞動時間生產的剩餘價值，就無償的歸了資本家所有，這不是剝削是什麽?

鄧右的支持者：問題是資本家的勞動力價值應該怎麽計算呢?資本家也要進行組織、分析、決策工作，這些工作創造多少價值?應得的報酬是多少呢?這種屬於無形的價值應該怎麽計算呢?這是很實際的問題，比如國有企業老總(他也是在提供服務)的應得報酬是多少?藝術家勞動創造的價值應該怎麽計算?這種計算肯定很複雜。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組織、分析、決策工作」這些事情，更多的是資本家僱傭的高級打工仔、職業經理人及高級白領做的事情，用馬克思的話說：「難道他自己沒有勞動嗎？難道他沒有從事監視和監督紡紗工人的勞動嗎？他的這種勞動不也形成價值嗎？但是，他的監工和經理聳肩膀了。」

尤其是在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後，恩格斯說：「如果說危機暴露出資產階級無能繼續駕馭現代生產力，那麽，大的生產機構和交通機構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國家財產的轉變就表明資產階級在這方面是多餘的。資本家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領工薪的職員來執行了。資本家除了拿紅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種資本家互相爭奪彼此的資本的交易所中進行投機以外，再也沒有任何其它的社會活動了。」

既然資本家可以不參加勞動，僅僅憑藉企業所有權、生產資料所有權、資本所有權就可以剝削工人，那麽那些參加了壹部分勞動的資本家，其所得必然遠遠高於他的勞動創造——因為企業所有權這種最大的最根本性的權力必然會對分配產生重大影響。

明顯的把進行具體組織工作及分析決策的職業經理人和依靠資本所有權進行不勞而獲的資本家混淆了，職業經理人依靠自身腦力勞動所獲得的高額工資與資本家依靠資本獲得的巨額利潤相較，是微不足道的。

由於資本家依靠生產資料所有權就可以剝奪工人大部分勞動成果，那麽為了維持這種剝削，維護這種統治，資本家必須要將剝削所得分壹部分給高級職業經理人，形成壹個中間階級。如果職業經理人像工人壹樣被資本家殘酷剝削，那麽職業經理人即中產階級必然會聯合工人推翻資本家的統治。所以職業經理即中產階級也參與瓜分了底層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在毛時代，社會主義工廠里的廠領導的工資和高級工人差不多但比壹般工人要高。毛時代工廠領導(相當於現在的職業經理人)和工人的工資差距如果是壹兩倍，那麽今天資本家及高級經理與工人的差距已經擴大到十倍甚至千百倍。這個擴大的部分，難道不是剝削嗎?

那如何衡量資本家通過自身勞動創造的那部分價值?勞動力價值根據的是生產他們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即他每天吃穿用以及上學等活動花的錢。企業管理者的勞動屬於複雜勞動，複雜勞動創造的價值是簡單勞動創造的價值的倍數，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兩者的報酬不會相差太多，主要依據勞動時間計量工資。因為之所以能夠從事複雜勞動，是因為他接受了較高等的教育，也就是有較高的人力資本投資，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的是全社會的免費教育，也就是說，這種人力資本的投資者是社會，所以複雜勞動相較於簡單勞動多得的報酬應歸社會所有，壹部分作為生產積累資金，另壹部分分配給全社會的勞動者。

《資本論》第五章：「比社會平均勞動較高級的較複雜的勞動，是這樣壹種勞動力的表現，這種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既然這種勞動力的價值較高，它也就表現為較高級的勞動，也就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物化為較多的價值。」

但這並不意味着分配會很複雜，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現在怎樣解決關於對複雜勞動支付較高工資的全部重要問題呢?在私人生產者的社會裡，訓練有學識的勞動者的費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承擔的，所以有學識的勞動力的較高工資的價格也首先歸私人所有；熟練的奴隸賣的貴些，熟練的僱傭工人得到較高的工資。在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裡，這種費用是由社會來承擔的，所以複雜勞動所創造的成果，即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關於這個歸社會所有的有關產品的分配，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章也早有回答：「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壹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壹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壹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消費。」

經常在網上看到各種各樣否定剩餘價值論和「剝削」概念、篡改勞動價值論的文章。我認為，對於這些文章的作者來說，作為人，可以沒有手，沒有胳膊，或沒有腿，沒有什麽都行，但唯不能缺少大腦，如果壹個人連大腦都沒有了，那能不能稱得上人就很難說了。同樣，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不管怎麽發展，怎麽「與時俱進」，怎麽「本土化」，怎麽不「教條主義」，如果將作為政治經濟學核心和科學社會主義基石的剩餘價值理論和「剝削」概念給否定了，那還能是馬克思主義嗎?妳可以把它叫做狗主義屁主義，狗屁主義或者叫特色主義也無妨，但就是不能叫做馬克思主義。

中國的製造業與零售業中的工人階級，大多數是窮苦出身，很多根本沒有機會讀到大學，根本沒有辦法系統的了解馬克思主義。讀到大學的人，即使接觸到階級鬥爭史觀，也不會主動去跟工人階級宣揚，壹種人是因為怕被共匪迫害。另外壹種是被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物質文化生活所腐蝕，或者是被共匪的洗腦宣傳所蠱惑 認為堅持在壹黨專政的基礎上發展資本主義，可以讓他們在機會平等的條件下賺錢，所以不會用馬克思主義去激發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意識。很多工人階級被共匪洗腦，只是接受了單純的偉光正教育，認為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中國的時候，中國人生活的很辛苦，然後共產黨出來革命了，讓中國人翻身得到解放，他們根本不知道當時共匪用來批判國民黨沒有統治合法性的主要依據是什麽，以及共匪只是壹個從事政治投機活動的政治流氓。共匪以前說工人階級沒有老闆有錢是因為老闆用生產剩餘價值的方式剝削工人，所以工人才會變得很窮，非公有制經濟 民營企業家 按生產要素分配這種資本主義的核心組成部份，是造成工人階級普遍貧窮的根源，而國民黨維護的就是這種制度，妳去奪回剩餘價值去搶劫老闆，國民黨會把妳抓起來，所以國民黨是反動派，是維護剝削者的走狗，國民黨就該被打倒。既然是這樣改革開放之後的共匪也是在做國民黨以前在做的事情，工人階級是不是有理由對共匪進行革命，由於訊息的不對稱，中國的工人階級根本不了解這些事情，如果工人階級可以充份的接觸馬克思主義，當他們有了階級鬥爭史觀的時候，再用階級鬥爭史觀去檢視共匪，他們會不會把共匪當成革命的對象，如果會，這應該會很有戲劇性，我建議中國境內那些希望推翻共匪統治的人，可以嘗試壹下去推廣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對工人階級推廣。

馬克思所鼓吹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佔有，以及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還有按勞分配的制度實際上是壹種可以讓政治投機份子可以掠奪壹般民眾的制度，因為他說的社會佔有的前提必須是實現國有化，然後國有化的那個國家根據列寧的解釋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必須代表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敵人。

至於所謂的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也必須由所謂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來領導，也就是必須由共產黨來領導。

按勞分配也必須建立在根本無法精確計算的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虛幻的概念上面，結果在實踐中就變成了共產黨可以對壹般民眾予取予求。

因為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同壹企業中不同勞動者的個人勞動量和勞動成果根本無法精確計量，勞動的質和量無法互相轉換，如造原子彈的工程師和推手推車的工人的勞動量和勞動成果根本無法比較，因此分配也不可能有統壹標準，除非叫人們接受平均主義，為各種不同的職業設定壹個特定的生產方式 生產條件 以及勞動熟練程度作為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在這個基礎之上只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耗費是壹樣的，無論哪種職業都是壹樣的薪水，但是這樣做真的是壹種合理的分配方式嗎？即使馬克思曾經提出過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的說法，可是究竟如何衡量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在分配上的差別，如何根據工種劃分間單勞動與複雜勞動，馬克思根本沒有具體的解釋。

事實上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根本就無法實現合理的分配，根本無法合理的將勞動成果作了必要扣除後歸還給勞動者個人所有。

如果真的按照勞動量與用勞動量來代表的的勞動產品之間的等價交換原則來交換生活資料，根本沒有可行性，如果在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製作壹把石斧的勞動量是壹天，製作壹張漁網的勞動量也是壹天，製作石斧的人工作完壹天之後只能買壹張漁網，因為根據馬克思的說法石斧跟慾望是同樣價值的無差別的抽象勞動所創造的。

顯然用勞動量去換取用勞動量所代表的勞動產品也是不可取的，只會讓社會材富的分配更加畸形，中國在取消了貨蔽實行票證制度的那段時間就是最好的證明。

如果實行工資制度，各種不同職業的勞動價值要如何計算，各種不同的職業不同的勞動量貢獻的大小如果用貨蔽來表現該如何表現？誰來規定工資的標準？無論是中國在讓毛左很懷念的時代所實行的什麽八級工資制度，政府官員二十六級工資制度，還是其他世界歷史上社會主義實踐中實行過的所謂的按勞分配原則，不可能有統壹的，精確的分配原則，全部都是「按長官意志分配」或者說是「按權力意志來分配」。

因此，只要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不管是以前的、現在的、還是將來的，如果他們都無法提出「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同壹企業中不同勞動者的個人勞動量和勞動成果的精確的計量方法」，那麽他們就不可能有任何有力的理論和事實來證明按勞分配的正確性！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實踐中讓廣大沒有權力的壹般民眾變成了共產黨的奴隸，不但沒有消滅他所說的剝削，反而帶來了新的剝削。

表面上資本壟斷已經不存在了，實際上資本壟斷只是換了壹種形式而已。

鄧右上台之後提出了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概念，按生產要素分配也就是按資本分配，因為除了工人的勞動能力以外，主要的生產要素，生產所需要的原料與生產所需要的工具，都具有商品屬性，都是資本，按生產要素的分配，在實踐中就是根據人們佔有生產所需要的原料，以及所需要的工具的多少來分配。

在非公有制經濟中，所謂的民營企業家也就是資本家，他們以創辦民營企業的名義，把原料與工具壟斷在自己的手中，沒有佔有這些生產要素的工人，就只能去給資本家打工，只能讓那些在商品流通環節中的掌握資本的中間人，不從事生產性勞動的資本家剝削。

他們生產的產品賣到市場中去，主要的利潤歸老闆，工人只能得到非常微薄的壹部份收入。

改革開放之後的共產黨與之前的傳統的共產黨不同的是，他不主張廢除商品經濟，主張按生產要素分配，卻又主張讓壹個權力不受制約的政黨，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用所謂的國營企業去做生意，國營企業有行政權力作為後盾，完全不必慘與市場競爭，就可以壟斷整個行業。

雖然國營企業的原料與工具，不是被表面上的資本家佔有，但是實際上這些生產要素，已經被掌握在共產黨權貴的手中，共產黨權貴成了最大的資本家。

給共產黨打工的工人，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被賣出去之後，那個利閏由共產黨權貴支配。

共產黨權貴繼續根據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也就是按資本分配的原則把主要的利閏交給他們自己，因為他們是國營企業中真正佔有生產資料的人。

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無論企業是民營企業還是國營企業，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產資料，直接佔有生產所需要的原料與生產所需要的工具，不能直接佔有除了工人的勞動能力以外的主要生產要素。

工人被資本家剝削的本質就不會改變，唯壹的區別是民營企業的老闆是壹般的資本家，國營企業的老闆是有公職人員身份的資本家。

但是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的本質，商品經濟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無論實行這種制度的人把這種制度叫做混合經濟或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制度本質上還是資本主義的。

這種制度並不會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勞動者與勞動的客觀條件，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的本質。

掌握資本的少數人可以支配工人的剩餘勞動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的本質不會改變，工人作為被剝削者的階級地位不會改變。

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的國有化比私有制更壞的壹個地方在於，在私有制的條件下，民營企業走向壟斷需要壹個漫長的過程，在競爭的過程中，資本家們為了爭奪他們認為優質的工人，會試着比其他人開出更高的薪水，工人在資本家競爭的過程中，可以享受壹點工資成長的好處。

國有化之後，政府直接壟斷整個行業，從事某個行業的工人，沒有地方可以選擇，只能去那個國家所代表的企業裡邊工作，因為壟斷，因為不需要競爭，工人的工資難以成長。

再加上民主制度已經不存在了，實行高度國有化的國家，普遍靠壹黨專政來維持。

統治者用法律確定工人應該得到多少，工人就只能得到多少。

工人的勞動能力在不存在競爭的環境下，失去了評價機制，工資的價格在也不必隨着市場環境而改變了。

國家給工人多少錢，工人就得到多少錢，工人組成工會要求增加工資，是不可能的，因為共產黨壟斷了政治權力，工人壹旦組建工會，就會被共產黨以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的名義鎮壓。

因為共產黨的國營企業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運行，所以自然不會提供公共服務，國營企業生產的產品本質上是商品，需要用錢買，國營企業壟斷了市場，同時也壟斷了價格，在壹黨專政的基礎上佔有國營企業的共產黨權貴，不會在意購買力的水平，所以國營企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的價格不會比壹般民營企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要便宜，國營企業壹方面在市場上賺錢，壹方面又剝削企業內部的工人。

這不但不會消滅剝削，反而帶來了新的剝削。

事實已經證明，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產資料，只要擁有不受制約的權力的人去掌握經濟命脈的極權統治的本質不變，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工人始終是被剝削者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要實現真正的共產主義，必須是在經濟高度民主化的基礎上，讓工人真正佔有企業的生產資料並直接參與企業的分配，只有這樣，工人才能真正的在經濟上被解放。

在沒有民主政體的基礎上，按生產要素分配也不會發展成同樣具備重要性的各生產要素佔有利潤的比例一樣，然後生產要素內部的成員根據勞動量的大小進行按勞分配的局面就不會形成，尤其是在中國，因為國家被中共官僚集團與紅頂資本家壟斷所以無法真正做到合理的按生產要素分配。

中共壓迫工人運動

曾經發生在中國的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運動雖然被鎮壓了，可是這次工人運動所產生的社會效應還是值得肯定的，參與抗爭的工人表現了成熟的階級意識。如果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維方式看待佳士科技公司，佳士科技公司資方成立的企業工會根本不能代表工人階級，他們只是幫助資方維護利益馴化員工的工具。如果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懂得運用正確的勞動價值理論去分析事情，必然不會把原本合理的訴求看成是沒有必要爭取的。因為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理解了勞動價值理論，所以理直氣壯的組建獨立工會要求增加福利，反對削減福利。按照勞動價值理論的定義，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代表的勞動量決定的。反對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抉定商品價值的人們反對按勞分配的人們認為：「使用價值是商品交換的核心內容。無論是簡單商品經濟，還是發達商品經濟都是如此。排斥使用價值的價值是毫無意義的。使用價值始終是商品生產者追逐的情人。既然取得使用價值實體，滿足需要是商品交換的目的，那麽，人們在交換中比較雙方產品的着眼點只能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別的什麽。只有能夠反映使用價值大小的某些屬性的量，才能成為商品交換的比例。但是，僅僅承認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是不夠的。」

　　不應該否認使用價值對於價值的決定性作用。它們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少了任何一方另外一方就無法存在。商品的價值構成是由製造商品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抽象出來的壹般勞動，只是在「抽象」的過程中，把具體勞動和商品使用價值的差別性舍掉了，否則就無法抽象，但舍掉具體的差別，並非否認具體勞動和使用價值的作用，正像具體勞動是抽象勞動的母體壹樣，使用價值也是商品價值的母體。其實，作為商品價值的物質承擔者的商品使用價值，其載體的多重功能是萬萬輕視不得的，正因為許多經濟論者並沒有真正弄清使用價值的載體功能，才在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關係上糾結不已。

　　假設，農民可以用壹頭弱驢與另壹個農民『等價交換』壹頭壯驢。經驗告訴我們，不論弱驢與壯驢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相等的，還是前者大於後者，這筆交易都是不現實的。因為對農民來說，弱驢的使用價值不及壯驢。相反，天上掉下來的壯驢卻可以與人工餵養的壯驢進行『等價交換』。可見，在商品交換關係中，使用價值並非只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而是交換價值的直接決定者。」

　　這個例子看似有理，實質上卻把這個理講「歪」了。這個問題，正涉及使用價值物質承載的壹個重要功能，即使用價值的「效用」，是實現商品價值的首要前提。其間，使用價值作為物質載體，附在它身上的商品價值或壹般勞動量，會隨着載體的耗損而同步耗損或轉移。拿這個例子來講，首先舉得不規範。同類商品之間是不會相互交換的，它最多是個別人的行為，如襪子換襪子，有意義嗎？其次，如果作為價值載體的使用價值本身有缺陷，在交換中是不能夠完全實現它的價值的，儘管它內含的抽象勞動量和其他同類使用價值壹樣多。壹只桃子爛了，它就賣不出其他好桃子同等的價錢，因此，壹只病弱的驢子，怎麽可能和壹只健康的驢子「等價」呢？第三，即使拿壹只年老驢子和壹只青壯驢子相比，即便伺養前者付出的壹般勞動量要比後者多，也不會賣出青壯驢子壹樣的價錢，只會低價甚至無價「拋出」，因為伺養年老驢子所付出的勞動量，已經隨着這隻驢子多年的勞作，比如磨豆腐，轉移到豆腐中去了，這隻作為「載體」的驢子，也耗損的差不多了，它能和青壯驢子相比嗎？就像妳能用舊襪子換人家的新襪子嗎？妳舊襪子中的「價值」或「勞動量」，已經被妳「穿」得差不多了。但是，如果此類交換不是在同類使用價值中進行，而是在異類使用價值中進行，情形就不同了。比如壹台大半新的洗衣機只能換壹台大半舊的電視機，那麽我們就可以從這兩種電器無法類比的使用價值的交換看到其後面的交易規則了——即按兩種電器各自耗損掉的「價值量」進行換算。比如洗衣機的購買價格是五千元，而電視機的價格是一萬元，由貨幣直接度量的「抽象勞動」，在電視機中是洗衣機中的壹倍。當洗衣機用到大半新時，其耗損的價值量假定為一千元，而電視機雖然用到了大半舊，但其內存價值仍有4000元，於是交易成功——仍是「等價交換」。

　　因此，只有使用價值「完好無損」，才能保證其中包含的價值「完好無損」地實現，這是作為商品價值物質載體的使用價值的第壹個保值功能；而商品價值在其載體——使用價值上，是隨着其物質載體的耗損而同步耗損，這是使用價值的物質承載功能的第二個規律。而作為價值物質載體的使用價值還有第三個最為重要的功能或規律，即商品使用價值的物質屬性或效用，直接決定社會對該商品的需求總量，這對此類商品內包含的價值能否全部實現，生死攸關，非同小可。也正是在使用價值的第三種功能上，引發的關於價值和使用價值關係的困惑最多，以致許多着名的經濟學家也在這個問題上將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混為壹談。

　　我們先來看看這樣壹個例子：假設在市場上，野生甲魚每斤可賣到90元，而人工餵養的甲魚每斤只賣到20元。如果從直觀上看，顯然，野生甲魚沒有經過任何人工餵養，但它的營養價值卻遠遠超過家養甲魚，因而，它的價值是直接由它的使用價值決定的。這個直觀事實似乎以無可辯駁的論據支持、印證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即實際效用決定其價值的立論。這個令人困惑的難題在古典經濟學時代就被經濟學家們發現，並最終導致了着名的李嘉圖之問：「我不能克服這樣的困難：在地窖里收藏了三四年的酒，或最初在勞動方面花費了也許還不到2先令，後來卻值100鎊的橡樹。」後來，人們用水與鑽石來概括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所面臨的「價值悖論」：水對人極端重要，是生命的支柱，但在通常情況下，價格卻很低；而鑽石是奢侈品，對於人的生存而言沒有任何用處，通常情況下價格卻很高，為什麽？」由於壹直沒有解決這個困惑，李嘉圖只得在他的勞動價值論上作出折衷和妥協：「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換價值來自兩個方面：壹是稀缺性，壹是為了獲得它們所需要耗費的勞動量」

　　李嘉圖始終沒有能夠解決這個難題。那麽，這個難題究竟找到了怎樣的答案呢？到了1870年代，邊際主義興起，經濟學家才能夠解答這壹問題。答案很簡單：價值只能來自個體消費者的主觀評估。有人花了幾十年時間研究壹種東西，但拿到市場上卻沒有壹個消費者問津，那麽，它就沒有任何經濟價值，不管我在這上面投入了多少勞動。商品和服務的價值是消費者評估的結果，商品和服務的相對價格是由消費者對這些產品的評估和慾望之水平和強度所決定的。

　　但這樣的答案只會引起更多的矛盾或困惑。比如，按照商品使用價值的效用決定其價值的論斷，在商品「效用」不變的情況下，商品的價值也應不變。繼續用上面那個例子說明：比如野生甲魚的「效用」即營養價值是人工餵養甲魚的四倍，每斤賣90元，那麽，在野生甲魚和家養甲魚效用都不變的情況下，它們的價值和價值之比也應該不變，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它們的市場價格和價格之比處於常態的變動之中。我們常看到的，野生甲魚有時降到60元、50元壹斤，而家養甲魚有時又漲到100元、150元壹斤。如果說，前者效應不變價值也不變之說，是「消費者評估的結果，」而後者價格隨市而變是「消費者對這些產品的評估和慾望之水平和強度所決定的。」這顯然沒有說服力，因為價值的認定和價格的變動都是銷售者說了算，而所有的消費者都希望商品的價格都降到冰點才好。有人會說，這是消費者用腳投票的結果。那麽，既然用腳投票，我們只好無奈地回到供求關係之說：前者降價，是因為野生甲魚的市場供應量多了，後者漲價，是因為家養甲魚的市場供應量少了。然而，供求關係之說雖很簡單，但它卻推翻了「效用」決定價值的理論，因為兩種甲魚的營養價值並沒有變；同時也推翻了「消費者評估說」，因為消費者最終不是跟着感覺走，而是跟着價格走。這樣，決定野生甲魚和家養甲魚的價值及價值之比還有第二種力量，即供求關係。那麽，商品價值的最終決定者究竟是其使用價值的「效用」還是市場供求關係？如果是「效用」，那麽就應該堅持商品的效用不變其價值也應該不變，如果是供求關係，那麽商品「效用」在商品價值的構成上，就根本無法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因為供求關係將商品的「效用」降到冰點的事實在市場經濟中比比皆是。於是，在這個無法解決的矛盾面前，壹些經濟學家們只好用「二元價值論」自圓其說，即商品價值是由使用價值和市場供求關係共同決定的，商品中包含的勞動和商品價值無關。這就是「勞動價值論無用」論的來源。

　然而，人們忽略了這樣壹個問題，只要市場供求關係對商品價格產生影響，商品價值的構成，就和其中包含的抽象勞動脫不了關係。因為商品的市場交換中有兩個最基本的事實和商品中包含的勞動息息相關。第壹個事實，商品生產者制定商品價格的主要依據，是商品製造過程中的生產價格，即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而各種生產要素以貨幣形式表現的價格，是以其中包含的壹般勞動量為計量單位的；第二個事實：消費者用以交換商品的，是同等價格的貨幣。而這個貨幣量則是他工資或其他收入的壹部分，同時也是他勞動報酬的壹部分。也就是說，消費者是用他壹部分勞動報酬換取商品的，因而，消費者和商品生產者「等價交換」的只是雙方商品和貨幣中包含的等量抽象勞動。

　　這樣，商品使用價值作為商品價值的第三種功能便清晰起來：壹種商品的使用價值即特殊屬性，決定了社會對這種商品的需求總量。而滿足這種總需求的商品總量，又是由其中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總量即價值總量（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總量）來衡量其衡量的貨幣表現，則是這種商品的價格總量。於是，戲劇化的情形便發生了。當這類商品的供應總量和社會對這種商品的需求總量相壹致時，則此類商品價值總量和其價格總量相壹致，意味着全體消費者用自己的勞動（報酬）總量換取等量勞動的商品，因而此類商品的單位價值得以全部實現；然而，當此類商品的供應總量多於其社會需求總量時，其中超出的部分就賣不出去，賣主只得降價拋售，這樣，單位商品價值就無法全部實現，如果此類商品同樣能夠賣光，其中無法實現的價值並沒有「蒸發」，而是無償地轉移到了消費者手中，因為他們用包含壹定勞動量的貨幣換取了包含更多勞動量的消費品，其後果，當然是商品生產者吃了虧，他必須調整此類商品的生產才能維繫他的企業不致破產；相反，如果此類商品的供應總量少於社會對它的總需求，則商品價格就會上漲，商品生產者由此獲得的超額利潤是由廣大消費者買單的。

　　因此，商品使用價值作為價值物質載體的第三種功能，直接決定了每件商品的價值能否完全實現（對商品生產和銷售者而言），同時也直接決定了商品不能實現的價值部分和商品賣出後的超額利潤在生產（銷售）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相互轉移。這樣，使用價值的這種第三種功能，則能解答李嘉圖的百年之問：如果稀缺商品的社會總需求是10，其價值總量或社會必要勞動總量的貨幣表現為10萬元，那麽每件商品的單位價格是1萬元；但是，當這種稀缺商品的市場供應總量只有1，那麽這1件商品的價格就會上漲10倍，這意味着，這位消費者必須付出這種稀缺商品社會需求總量的全部價值或價格，才能將這壹件「萬千寵愛集於壹身」的寶貝買回來。而這件價格10萬元的「寶貝」是有它的實際「身價」的，即壹萬元。只是在供求關係懸殊的情況下，社會需求總量中其他9件同類商品的價值，因為其沒有「現身」，被這壹件「現身」的商品「吸附」在自已身上了。

　　對李嘉圖之問而言，壹瓶葡萄酒窖藏之前只值2先令，窖藏之後，它因為「窖藏」付出的勞動假定升值為2英磅。然而它在市場上卻賣出了壹百英磅的價格，那麽，最合理的解釋就是，窖藏多年的葡萄酒在市場上極為稀缺，需求量為10，供應量只有1甚至更少，壹位鍾情於窖藏葡萄酒的傻瓜消費者就以這類窖藏葡萄酒的社會總需求量的全部價格買下了這瓶酒。這樣，這位窖藏者所獲得的98英磅的超額利潤，就是這位傻瓜消費者雙手奉送的。當然，如果因窖藏酒賺錢太多，窖藏者多了起來，窖藏酒的供應量增加到十，和其社會總需求壹致，那樣，窖藏酒的價格就會跌到和它的實際價值相壹致的價位了。

　　其實，李嘉圖將商品分為稀缺商品和普通商品，並斷言前者的價值首先是由其稀缺性構成的二元理論，仍然停留在直觀層面上。因為從直觀層面看，任何稀缺商品的高昂價格，都直接來自於其稀缺的品質和獨特的屬性。比如野生甲魚獨到的營養價值，窖藏葡萄酒獨特的品味等等。但在這個表象之下，人們往往忽略了壹個事實，稀缺商品的獲得，往往要付出更多更複雜的勞動，而稀缺商品的價值，則仍然是由隱藏在商品稀缺品相後面的那隻無形的手——勞動構成的。野生甲魚價格的高昂，說明捕捉它要付出更多的勞動、更長的時間、更複雜的技術，甚至是可遇不可求，而捕捉壹只野生甲魚所付出的勞動和時間，會比伺養壹只甲魚多出幾倍。而野生甲魚資源越稀少，付出的捕捉勞動就越多，其價值也就越高昂；窖藏葡萄酒不僅需要窖藏的條件，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付出漫長的時間。如果妳租壹個地窖需要付租金，窖藏需要保持壹定溫度，那麽租金和保持溫度的設施以及妳本人付出的勞動都是窖藏葡萄酒的成本或增殖的部分。因此，稀缺商品供應量不變的情況下，其社會需求總量越高，它的價格也就越高；而稀缺商品的供應量越少，為之付出的勞動就越多，它們的價值也就越高。

　　另外，壹些以觀賞和收藏為消費對象的特殊稀缺商品，如藝術品，其「使用價值」的特殊屬性及其「效用」，是和人們用於壹般生活消費的普通商品是不同的，其界定的尺度也不相同。比如繪畫、書法的觀賞收藏價值，即它們的「使用價值」和「效用」，是由「知名度」這個尺度界定的。壹名繪畫作者的知名度越高，其作品的「觀賞、收藏」效用就越大，而作品的知名度是和它的社會需求量成正比的：知名度越高，需求量就越大；而知名度和它的供應量成反比：知名度越大，供應量就越小，因為壹流的藝術家或其他什麽家，總是處於極少數的頂層，這是自然法則。

　　比如，兩名畫家在創作中付出的訓練、勞動、思考可能壹樣多，但他們的作品能否完全實現其價值，則會因其知名度不同而大相徑庭。

　　假如其中壹名畫家名聲大噪，觀賞者、慕名收藏者趨之若鶩，那麽，這位畫家的作品不僅能夠完全實現它的價值，而且能夠賣出超出其價值許多倍的價格。因對為對這名畫家作品的社會總需求可能是100，而其供應總量可能只有5，那麽這名畫家出售作品所獲得的利潤空間，則是他作品價值的20倍。當然，也許並不是壹名觀賞者或收藏者壹次性用對這名知名畫家作品社會總需求的總價格購買他的作品，但這個「20倍」的利潤空間則是客觀存在的，也許會由觀賞者或收藏者之間的數次「轉讓」或「轉手」把這個利潤空間填滿。然而，如果這位知名畫家死了，其作品的供應量永遠定格在壹個恆數上，或這個恆數仍因散失破損等原因減少，但對其作品的社會需求總量卻在不斷增加，那麽，年代越久遠，其作品的觀賞、收藏價值就越大，價格就越高，直到這寥寥幾幅作品將各個時期社會對其需求總量構成的價值總量全部「吸附」到自己身上，那樣，這些作品就是「天價」了，而當初這位畫家在創作中付出的學習、訓練、勞動、思考等「價值」，則像壹滴海水，演沒在這「天價」的汪洋大海之中。

　　同時，假如另壹名畫家畫了壹輩子沒有人要，他的作品沒有人賞識和收藏，壹幅也賣不出去，那麽，他為創作付出的所有勞動或價值，則因為其作品沒有「效用」或觀賞、收藏的使用價值而無法實現，也就是說，他白做了。

　　這就是商品使用價值「第三種功能」的神奇作用。

從事資本運作是生產要素的壹部份，從事生產勞動也是生產要素的壹部份。佳士科技公司的產業工人從事具體的勞動產品的生產，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所提供的服務本身就是壹種勞動產品。

佳士科技公司不同於其他性質的公司，不存在複雜的資本運作，在跟共匪進行官商勾結的過程中早已經建立了固定的銷售通路，也已經擁有了現成的生產技術，不存在複雜的資本運作以及技術研發，因為生產技術早就有人設計好了，公司的利潤的產生，除了基本的設備，除了生產設備 廠房 原料以外，沒有公司的員工的勞動，佳士科技公司的利潤是不會產生的。

無論是工齡很長的產業工人，還是新來的產業工人，除了生產設備與廠房本身的成本以及燃料成本之外所產生的利潤，基本上來自於員工們的勞動所產生的社會功能在市場機制中的被認同程度在貨蔽量上的體現，而這種貨幣量的增加，佳士科技公司的利潤的增加，必然離不開公司的員工特別是產業工人所耗費的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尺度的勞動量的增加，比如在同一件商品的基礎上產生的兩個供給與需求沒有出現失衡的訂單，一個訂單比另一個訂單更有利潤必然是作為產業工人的工作人員的勞動量不同來決定的，訂單越大勞動量就越大，銷售的收入就越高，公司獲得的利潤就越多，如果這種利潤的增加不是建立在公司請了更多的員工來分擔增加的勞動量的基礎之上的，公司的員工比以前付出更多應該得到更多的回報，可是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卻在超時勞動創造超額利潤的時候被削減了福利。

當然了這些利潤，資方可以拿走壹部份，因為按生產要素分配，資方參與了投資，參與了資本運作。但是勞方參與了具體的生產勞動，利潤有增加的時候，資方賺錢的同時，應該增加員工的收入，增進員工的福利待遇，而不是削減員工們的福利待遇。即使用按生產要素的原理解釋佳士科技公司的勞資分配狀況，這也是壹種剝削，所以佳士科技公司的抗議是正當的。

雖然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並不是完全正確，忽視了不同性質的勞動以及不同的勞動產品即使在生產過程中耗費了一樣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是勞動的複雜程度以及腦力與體力的具體耗費之間的差異，完全忽視具體的勞動耗費無法精確計算的問題，忽視不同的勞動產品即使在生產過程中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一樣，因為具體勞動的複雜程度不同，因為使用價值的不同，不同的勞動產品如果單純的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進行等價交換是不科學的。但是也不應該否認，同樣一種工作，同樣一種勞動產品的生產，如果工作量比以前延長了，必然會帶來更多的利潤的這個基本事實。工人的工作時間被延長了，公司賺了更多的錢，就應該增加工人的福利，所以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組建獨立工會爭取更多的福利是有正當性的。

中共建立的黨營企業的本質

關於共匪拒絕放棄國營企業壟斷的原因，各種流派的學者都提出過自己的看法，可是很少有人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分析共匪為什麽堅持國營企業壟斷，其實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進行分析很容易理解為什麽共匪不願意放棄國營企業壟斷，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分析可以得出共匪堅持國營企業壟斷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權力尋租保護剝削。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及其邏輯推論剩餘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石。它正確、完善與否，壹百多年來世界上有很多爭議。在此，先簡單回顧壹下這個理論的基本內容。

假設壹個工廠有1個資本家，100個工人。它的總產值G是每年1000萬元。其中，原材料、能源的損耗和廠房、設備的折舊為600萬元，工人總工資為200萬元。馬克思將前面的600萬元稱為不變資本或轉移價值M，而V=G-M=1000-600=400萬元，稱為可變資本或創造價值。馬克思認為，V全部是工人勞動創造的，而工人的總工資只有200萬元，那麽V的其餘部分，即400-200=200萬元，這部份屬於被資本家剝削去的剩餘價值C。此例中剝削率為C/V=200/400=50%。

如果馬克思這個理論是對的，那麽壹個必然的邏輯結果就是，被剝削的剩餘價值應該如數返還給每個工人。另壹個合理的推論就是按勞分配。如果某個工人，或者某個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較平均水平高，那麽這個人、這個企業也應獲得與其勞動成果相對應的較高收入。否則如果平均分配，那也是壹種剝削，生產率低的人或企業剝削生產率高的人或企業。

然而不管這種說法對不對，哪怕是在號稱實踐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或者前蘇聯、東歐國家，馬克思這個勞動價值論實際上也沒有被認真執行。國營企業的分配模式是根據共匪的意志進行分配，原則是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這個大、中、小的比例關係絕對不是1.2:1.1:1.0這樣的接近比例，而是通常至少各差了壹個數量級。最絕對的時候，企業100%的利潤要上繳，後來鬆動壹點，也要繳90%以上。再後來更寬鬆一點了，國營企業裡邊的官員有了更大的支配權。即使剩下的部分也主要不是用於給企業內部的產業工人發獎金，而是作為企業自留資金。這個資金也不是工人可以隨便動用的，可以被共匪肆意瓜分。所以國營企業也有很多人也在抱怨，他們得到的工資和福利相比他們創造的價值太少了。

有人會說，那是因為國家要代表全體人民搞建設，搞福利，所以需要暫時犧牲壹部分人的利益，集中資源辦大事。姑且先不論這種觀點在邏輯上和程序上是否有足夠的合理合法性，如果嚴格按照勞動價值論要求，那麽就必須先確認每個勞動者實際創造了多少價值，然後，國家再徵調或者借用其中的多少，這樣才是清楚明白和公平正當的。然而，共匪有這樣做過嗎？從來沒有，國營企業的利潤最終被共匪貪汙了。勞動者既不知道自己實際創造了多少價值，也不知道其中有多少被徵調或者借用，甚至不知道究竟是徵調還是借用？

如果這些產品或價值是借用，那就意味着是國家欠勞動者的，必須歸還。總要有壹個歸還計劃，還要加上合理利息補償，而不管國家的經濟狀況如何，因為那不是個別勞動者的責任，而是借貸人，即政府的責任。然而，共匪控制的國營企業有這種歸還計劃嗎？沒有。連是徵調還是借用都不清楚，甚至連勞動者自己到底創造了多少價值也不知道，還什麽？怎麽還？

首先，勞動者就總在抱怨自己得到的工資和福利比自己創造的價值少得多，也就是說遠未還清。然後，這種分配主要依據計劃的規定，而與個別人、個別企業的勞動生產率高低基本無關。如果是歸還，那麽顯然個別人、個別企業的工資和福利的也應和個別人、個別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至少大致成正比。否則搞大鍋飯，平均分配，實際是在相同的行政級別下大體平均，那就是勞動生產率低的人和企業剝削了勞動生產率高的人和企業。這種剝削是否也應該被批判和糾正？

其實，所有這些理論和實踐脫節的矛盾，如果換壹個角度看就很好理解了。因為根本無法計算具體的勞動量，例如科學研究、企業管理等複雜勞動的價值，實際上在共匪控制的國營企業的內部的分配也不是依據勞動價值論，而是根據各生產要素在生產力的形成中的貢獻大小分配。西方經濟學中的生產要素，壹般分資本、勞動、土地、企業家才能四項，可以抽象簡化為資本和勞動兩項，土地、企業家才能可以合併到廣義資本要素中。既然是按照生產要素對生產力的貢獻大小決定分配，那麽自然貢獻大的要素所占的比例就大。所不同的僅僅是，市場經濟通過市場決定各生產要素貢獻大小，共匪控制的國營企業是共匪通過自己的意志規定各生產要素貢獻大小，如此而已。共匪規定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的分配原則。這個比例是怎樣來的？其實，也就是參考壹般市場經濟下形成的勞資分配比例關係，而不可能是從天而降，無中生有的。也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國家徵調某些勞動者創造的部分價值，並不需要解釋和說明，更不需要歸還。在共匪統治的國家，整個國家都是共匪的，共匪可以隨意以國家的名義佔有社會財富，尤其是處在計劃經濟時代的共產極權主義國家，整個社會資源的分配權在共匪手裡，共匪以國家佔有的名義讓自己成為最富裕的階層。因為事實上，國家並不認為這壹部分價值是這些勞動者創造的，而是國家作為資本所有者的投資收益。全民所有制的名稱也說明了這壹點，資本所有權是全體公民，這個投資的收益也歸全體公民所有，而不是個別企業的勞動者。政府是代表全體公民收取和利用投資收益，並不是說這個投資收益不存在。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根本沒有什麽資本投資人的投資收益可言，不管這個投資人是誰。因為任何壹個企業的可變資本V都只能是該企業的勞動者創造的，投資人不管他是什麽身份，最多只能收回不變資本M部分，甚至連這部分也收不回，因為可能有「罪惡」。在馬克思的分類法裡邊投資人就是剝削者，共匪用馬克思的理論否定了資本家的資本收益權，作為以國家的名義搶劫社會財富的理論依據，可是共匪奪取政權之後以國家的名義佔有社會財富享受資本收益權，馬列主義只是名義上反對資本家剝削，可是對於共匪佔有生產資料獲取收益卻是支持的，如果說共匪是為勞苦大眾追求利益的，顯然是荒唐的，共匪實際上也是剝削者。

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黨營企業，不生產免費的產品，不讓內部產業工人分享剩餘價值，不生產便宜的產品而是利用壟斷謀取暴利，企業利潤不會成為社會福利而是成為太子黨的商業利潤，不會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國營企業產品的價格然後讓工人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出來的工分進行兌換實行按勞分配。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共匪用來行使資產階級法權謀取商業利益的商業機構，所以應該用黨營企業來稱呼共匪建立的國營企業。

講了這麽多，應該可以分析出共匪為什麽拒絕放棄國營企業壟斷的原因了，只要被共匪支配的政府還可以通過控制國營企業的方式實質上瓜分社會財富，放棄國營企業壟斷就意味着共匪要失去巨大的經濟利益，所以共匪堅決反對美國提出的解除壟斷的訴求，這種做法對於作為中國社會最大的剝削者的共匪來講是一種正常的趨利避害的做法。

如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正確的，工人階級必須反共，因為共匪就是中國最大的資產階級最大的剝削者，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共匪實際上是維護剝削的統治階級，只有消滅共匪才可以消滅剝削。共匪本質上是壓迫工人階級的，共匪一邊侵犯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一邊在私營企業內部維護資產階級法權。

如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對的，中國也有剝削，雖然共匪經常掠奪私營企業，經常沒收資本家的私有財產，不允許私營企業的資本家存在獨立的政治傾向與可以免於被割韭菜的私有財產保障，可是共匪的掠奪行為與沒收行為本質上是官僚資產階級基於自身利益對非官僚的資產階級進行的掠奪，私營企業在平時的生產與分配的過程中共匪是保護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共匪是保護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權力的，共匪根本不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在中國有工人要爭取建立獨立工會，主張分享企業淨利潤，爭取在私營企業內部獲得財產性收入，訴求分享剩餘價值會被共匪鎮壓，甚至被共匪送進精神病院，中國的資本家擁有的資產階級法權比西方國家的資本家還大，中國的資本家可以長期讓工人階級的工資與企業利潤增長脫鈎，甚至長期拖欠工人階級的工資，雖然中國的資本家會遭受官僚資產階級的壓迫，可是中國的資本家壓迫工人的過程是受到共匪充份的保護的。

中國雖然私有財產權薄弱，雖然東亞大陸人無法購買傳統意義上的私有土地，無法購買永久產權的房屋，私有財產很容易被侵犯，但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法權是龐大的，資方可以在沒有獨立工會的制衡的情況下單方面決定勞動條件，中國沒有公有制經濟，國營企業屬於黨營企業，中國沒有按勞分配，中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我覺得某些體制內打着馬克思主義的旗號的學者是在幫共匪進行思想維穩，他們的階級剝削理論專門用來分析西方國家，面對血汗經濟比西方國家還嚴重的中國的時候，他們是選擇性失明的，他們甚至用穩定壓倒一切為共匪鎮壓工人階級的反抗辯護。在中國基本上真正因為希望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是共匪鎮壓的對象，共匪只允許中國人接受官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洗腦，不允許中國人運用馬克思主義反對黨國資本主義。

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應該反共，共匪幫助資方壓迫工人階級，共匪無法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共匪沒有積極的改善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共匪沒有積極的維護工人階級的勞動權益，共匪沒有積極的促進工人階級創造的剩餘價值以薪資提成 股份分紅 免費醫療 免費教育 免費養老的方式回饋工人階級。共匪是工人階級的敵人，共匪雖然掠奪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可是共匪會對爭取改善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維護工人階級的勞動權益，爭取工人階級創造的剩餘價值以薪資提成 股份分紅 免費教育 免費醫療 免費養老 住房補貼的方式回饋工人階級的獨立工會進行迫害，工人階級應該參與反共事業。中國對剩餘價值的回饋程度低於歐美國家，中國的社會制度不允許爭取分享剩餘價值的工人運動存活，共匪也不會主動的把剩餘價值分享給工人階級，中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比原始資本主義時期的歐美國家還差，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應該爭取改善勞動條件。我覺得中國是選擇了最壞的資本主義的國家，沒有維護工人權益的法治，沒有允許左派政黨為工人階級爭取利益的民主政治，不允許獨立工會存在，勞動條件很差，剩餘價值回饋程度很低。

中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作者 劉宇凡 向青 寫於 一九九八年

中共把中國私有化

當鄧小平逝世時，官方言論以致世界資本主義的報刊紛紛向 這位總設計師致敬，因為他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尤其如果拿蘇 聯、東歐的經驗相對照，就好像更顯得中國經改的成功。 不過，問題在於，那些急劇增長的財富，究竟主要落在誰的 手裏呢？ 中共壹直認為自己所搞的，不是像蘇聯、東歐那樣的私有化 改革，而是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為它始終堅持 「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1992年中共在關於建立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件上說，「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體現在國家和集 體所有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着國民經濟 命脈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等方面」。 本文的目的就是說明，「公有制」已經失去優勢，而資本主義 經濟已取而代之。經濟增長的好處主要就是落到官僚資本與中外 私人資本的口袋。十八年的經濟改革可視為壹場大規模而又隱蔽 的私有化運動。 資本主義經濟有多大實力？ 從表壹看來，似乎大陸公有制還真的占主導地位，因為集體 與國有經濟相加占了八成。在那「非公有經濟」中，雖然包括資 本主義成份，可是，也包括大量個體戶，所以私營經濟的數量似 乎還很少。1994年，官方宣布私營企業共43.2萬戶，在工業總產 值中約占10%（個體經濟則占8.4%）。 表壹 各種經濟成份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國有經濟 集體經濟 非公有制經濟 1978年 56% 43% 1% 1993年 42.9% 44.8% 12.3% 1995年（預計） 41.5% 43.9% 14.6% （註：非公有制經濟包括了個體、私營經濟及外資。來源：《我國所有制結構 的變化趨勢與私營經濟的發展方向》，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 1996年第 8期） 資本主義經濟（大陸忌諱這個詞語，所以改稱「私營經濟」）是 指直接或間接地以僱傭工人來增值資本的經濟成份。 按照這個標準，那麼，資本主義經濟壹定遠超官方的統計。首先，在所謂個體戶中， 很多實際上是資本主義企業，因為中共把個體戶的定義壹開始就定 得太寬泛，竟把僱工八人以下的企業主都列為個體戶。這當然是不 合理的。個體戶，顧名思義，就是沒有僱工的小資產階級。如果有 常年的僱工而且人數達到六、七人，那其實已經是小資本家了。何 況，在名列為個體戶的企業之中，多年前已經有調查顯示至少有10% 其實僱工八人以上（註壹）。所以，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壹定遠遠 超過43萬戶，在工業總產值中也壹定不只占10%。 除了假個體戶之外，還有假集體。集體經濟包括了城市和鄉鎮兩 方面。鄉鎮工業在1994年的產值已經占全國22.6%，僱傭了1.2億工 人。這個舉足輕重的「集體經濟」，恰恰也是最多假集體。大陸有壹 份調查報告表明，鄉鎮企業有 83%實際上是私營企業。（註二）許多 其他報導都大致反映這個情況。由於鄉鎮工業比城市工業多，在集體 工業中占到64%，所以，上述數字就可能意味近半或過半的集體經濟 其實是資本主義企業。有位學者也指出，若按這個數字推算私營經濟， 那麼，「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各項比例將會引起各層人仕的震 驚」，因為單是工業，1993 年非國有工業的產值（1.7 萬億元）與國 有工業的產值（1.8 萬億）已經幾乎平分春色（註三）」。而所謂非國 有工業，主要的還是中外私營企業，或至少是混合經濟（例如參加了官股的私營企業）。（參看表二及表三，註四） 從表二可以看到，在消費品零售總額中，1994 年國有商業也 下降到只有 31.9%。資本主義成份占多少？國有、集體、個體之 外的那個「其他」，如果不是私營經濟，又是什麼？如果考慮到在 集體與個體中有不少實際上是私營經濟，那麼，資本主義經濟在 商業中的比重壹定不比工業中的少許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話。 表二 1995 年按經濟成份劃分固定資產投資（%）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國有 54.4 集體 16.4 個體 12.8 聯營經濟 0.6 股份制 4.3 外資 7.8 港澳臺 3.4 其他 0.3 （1996 年中國統計年鑑） 因為中共刻意掩飾資本主義經濟的真實情況，所以我們沒法 確切知道真相。但上述的分析足以說明它今天的雄厚勢力。（註五） 有人認為，在民間的壹萬六千億元金融資產中（1992 年數），約 有六千多億元集中在個體戶、私營老闆和有「外水」的官員手裏。 這些人約為三千萬人，占人口數的 2.8%，但擁有的金融資產占 40%。（註六）這三千萬人可被視為中國的新生資產階級。他們擁 有的金融資產等於當年國民收入的三成多。

隱蔽的私有化

中共對資本主義企業的態度，在過去十八年中經歷了如下變 化，最初是禁止，然後是默認（1983 年中共壹號文件說對私營企 業要「不宜提倡，也不要急於取締」），繼而是在 1988 年修改憲法 正式承認私營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補充」，可以在「法律 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最後是鄧小平南巡後中央為各地提出 的「四不限制」（不限製發展比例、速度、規範與經營規模），「五 不限制」等等大開綠燈。對於外資也是這樣。現在，可以說資本 主義是無限制地發展了，只差那個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補充 的妾士身份還沒有正式甩開而已。不過，這方面的呼聲也越來越 大了。 但是，資本主義經濟之急速發展，不僅僅是依靠中共的政策 上的支持，更依靠物質上的贊助。誰提供物質支持？就是集體經 濟與國有經濟。在改革之前，全國的生產資料及勞動力差不多都 在集體與國有經濟手中，所以，如果沒有他們向私營企業提供勞 動力與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私營企業是不會發展起來的。據 報，私營企業的多數創業資本都來自國家銀行或信用社，他們的 四成原料與進貨來自國有企業，銷售對象中也以國企為主要對象 之壹。（註七）不能確定這裏有沒有誇張。不過，這沒有妨礙上述 的壹般原則是成立的。 集體與國有經濟在向私營企業提供資金、勞力、土地、貨源 等等的時候，是否都依照等價交換的原則，這是很值得懷疑的。 有不少時候資本家可能需要付出較高代價，其中包括賄款。但有 更多時候是以低於價值來換取勞力與生產資料及資金的。（有人估 計每年因官員賤價賣地而令國家損失 200 到 300 億人民幣）這其 實是壹種隱蔽的私有化。 最早的私有化運動可以追朔到農村改革的初期。當承包製取 代人民公社的時候，不少集體財產，例如農業機械，都被幹部們 或者赤裸裸地私分，或者以種種形式（例如不合理的承包合同） 變成自己的准私有財產。無法知道究竟有多少集體財產是如此被 化公為私的，因為官方絕不披露。但從各方面看，這個現象並非 不普遍，尤其在較先進的公社。從這裏產生了第壹批的農業資本 家。 不過，最發財的恐怕不是農業資本，而是工業或商業資本。 這是為什麼後兩者發展最快，規模最大。這同時也意味，他們很 可能比前者從集體與國有經濟中轉移到最多財富。尤其是那些得 到當地官員保護的「假集體」，不僅在申請土地、勞力、借貸各方 得到額外的協助，甚至是賤價得到這些東西，而且可以得到各種 額外減免稅收的方便（自然包括減少受到其他部門官員的漁肉）。 額外減免稅收屬於壹般假公濟私行為多於嚴格意義上的私有化。 但是種種把集體與國家財富賤售或乾脆吞併則肯定是私有化。有 人報導壹個例子： 「權力股就是政府以權力作為資本對企業投資，按股分紅。 邵東縣鋁製品廠是壹個合夥企業，共有 8.5 股，其中政府有壹股。 這壹股的作用就是拉着地方政府為自己保駕護航、為企業在擴建 廠房批地時給予便利，給企業爭取貸款提供後盾和為企業在社區 內提供安全保障。該廠的廠長說：『廠在這個地方，如果不跟鄉裏 搞好關係，它就會動不動拉電。要擴展規模，它不批地，徵地就 很有困難。鄉裏成為企業的股東，每年企業給交 10 萬元，占鄉財 政府收入的十分壹，我們也辦事方便，兩全其美，皆大歡喜」。）

（註八）可見，只要讓政府部門入股，批地自然就沒有「困難」 了! 集體與國有經濟還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種種間接的物質支 持。中國很多上游產業（煤、石油、電力、交通運輸）都是國營 而且多年來維持低價制度，這等於間接津貼了私營經濟。在稅率 上，中共也壹直優惠中外資本而刻薄國有企業。三資企業稅率為 33%，私營企業率稅為 35%，比國有企業的 55%低很多。稅負的 不公平是使國有企業無法與資本主義企業競爭的重要原因之壹。 最後，中共在政治上加緊對工農階級的專政，尤其是堅持那 種把農民當作二等公民的戶籍制度，使工農群眾（尤其是那些農 村集體經濟崩潰後的失業農民與城鎮的失業工人）沒有力量保護 自己的最起碼的合法權益，成為資本所殘酷剝削的賤價勞工。這 是資本主義經濟能夠迅速發展的另壹個重要原因。 事實上，中國之所以能夠有比蘇聯、東歐好得多的經濟表現， 箇中原因，並不僅僅是因為壹個急進，壹個緩進那麼簡單。還要 考慮到中國壹個獨特地方，就是比蘇聯、東歐落後很多。但這種 落後性在特定環境中有時會變成優勢（對資本主義而言的優勢）。

中國國有經濟從來都很薄弱。從 1949 到 1978 年，將近三十年的高速而 代價不必要地高昂的工業化，並沒有真正促進農業的現代化。農 業主要的還是依靠人力與畜力。集體與國有工業始終無法滿足農 村人口對工業生產資料及消費品的需求。國有經濟之無力改造農 村，尤其可以在農村人口占全國比例中看到。卅年工業化並沒有 促使農業人口向工業轉移，到 1978 年農村人口仍占 87.5%，只 比 1949 年下降了兩個百份點。農村還是壹片披着集體經濟的外 衣的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不過，壹天命令經濟仍束縛着農村， 國有經濟還是不會感受到什麼壓力的。可是，命令經濟崩潰的壹 天終於來了。分田到戶使小農經濟解除了官僚支配的集體經濟的 束縛。外衣丟棄了。小農經濟從兩個方面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動 力。壹方面，由於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由於農產品市場之局 部開放，由於政府提高農產品收購價，在在增加了農村人口的購 買力。另壹方面，個體經濟之全面恢復，大大提高了農民中的強 勢戶的致富衝動。私人資本的原始累積開始了，而且在擴大了的 市場中開始壯大起來了。就這樣，鄉鎮資本主義企業迅速發展起 來，並且日益在競爭中壓倒國有企業。事實上，資本主義經濟首 先是在農村壯大起來，然後才伸延到城市的。所以，儘管國營企 業只有三分之壹是營利的，中國經濟還是能較高速增長，其中壹 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國有經濟本來就很薄弱，在這個情況下，

只要有其他經濟成份（個體經濟及資本主義經濟）大力填補空白， 那麼即使它大多虧本，也不會即時拖垮整個經濟發展，甚至還能 有增長。 官僚資本如何侵吞國有財產 上面談的主要是私人資本怎樣在中共的支持下發展起來，而 且主要是談國內的私人資本。不過，私人資本之受益於集體與國 有經濟的程度還不是最高的。程度最高的乃是官僚資本。官僚資 本乃是有中國特色的私有化的最大受惠者。 所謂官僚資本，包括了官員個人的以增值為目的的資產，也 包括了名義上屬於國家，但實際上由官員自由支配並且以盈利為 目的的資金。 如果把私有化僅僅了解為把國有企業售出或無償分配給全體 公民，那麼，的確，在中國這僅僅是開始不久。大概幾年前中共 才宣布要大規模拍賣、租賃壹萬家中小型國有企業。 在已經結束的八屆人大，李鵬又宣布要把二十四萬家國有小 企業實施「改組、聯合、兼併、股份合作制、租賃、承包和出售」。 自然，各地官吏早就勁頭十足，例如山東諸城，竟然在兩年 間就把九成半的國有及集體企業賣掉了。這個做法還得到國務院 副總理朱鎔基的贊賞呢。但是作價是否合理，就不得而知了。然 而至少有理由提出懷疑，因為賤售國企非常普遍。（註九） 不過，那種隱蔽的私有化，尤其是締造出官僚資本的私有化， 早就在瘋狂進行了。主要的方式是股份制改革，其中包括了把國 企或集體企業股份化，中外合資企業，官商合營等等。其次，即 使在保留集體與國有經濟的企業，官員也通過種種方式化公為私。 官員熱衷於搞股份制改革，是因為他們藉此可以明目張瞻地 化公為私。最明顯的例子是把明明是屬於全民所有的財產劃出壹 大筆變成「企業股」、「法人股」。即使這不算私有化，至少也是化 大公為小公。不少人更進壹步，先化大公為小公，然後就再把小 公化私，公然地把企業股再私分。 就這樣大筆國有財富以變戲法的方式轉到幹部手中。雖然有 時職工也得到壹點股份，畢竟同幹部拿到的相比只是冷飯殘羹而 已。至於採取種表面合法、或甚至非法及鑽空子的方式化公為私， 就更不勝枚舉了。這包括了低估資產值，對種種無形資產（商標、 專利、商號、銷售渠道等等）不作評估或低估，國家股與個人股 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價等等。（註十） 中外合資的情況也基本如此。現時全國已有壹萬六千多家合 資企業。據國有資產管理局的人透露，每年中外合資企業中，中 方資產應評而未評的約占應評總數的九成。在壹萬家合資企業中， 有六千多家國企未經資產評估而以 862.6 億元的出資額與外商合 資，估計因此損失六百多億元。至於無形資產，竟然只有 60 家是 有計算無形資產的。 這種化公為私行為，外資自然得益不少。但有關官員也得益 匪淺。各地官員不惜賤價以求合資，最直接的利益當然是這樣可 以提供外匯、出國機會、以及其他貪汙腐化的勾當；可是還有其 他。要知道，在那壹萬六千家合資企業中，有部份根本就是假合 資，或是半真半假的合資（例如隨便找個老外掛名合作，或是請 那些拿了本外國護照的同胞掛名合作），純粹辦來騙國家，其中包 括化公為私。

另壹種私有化方式是官員個人或其親戚朋友經商，或者是政 府部門同私營企業合股辦實業。 「壹些握有經濟實權的人，多樂意與私商交鐵哥們，或者讓 五親六戚去經商，自己在臺上給予關照。權力與關係密切的私商 形成壹個『土圍子』—利益共同體。……權力給『土圍子』以 政策、物資、貸款、減免稅、外銷配額等方面的照顧。」（註十壹） 「為了避免因電力供應非常緊張造成拉閘停產現象的發生， 壹些廠不得不拉電力部門入股。 邵東某生產出口鐵錘的刀具廠，電力部門就投資 30 萬元，年 利 4 分，這是明利息，實際回報要大於這個數。當然，不是任何 企業都可以得到政府部門的青睞的。拉壹些政府部門投資的前提 條件，是企業的經濟效益好，否則很難如願。」（註十二） 究竟官僚集團在過去十多年中侵吞了多少國有資產？這幾年 有壹個許多人使用的數字：1982 至 1992 年間，國有資產「流失」 累計 5000 億元左右，平均每天「流失」1.4 億元。（註十三）不過， 去年十月號的《中國工人》披露了壹個新的數字：八十年代以來，

國有資產的「流失」每年高達 500 億元，到目前總共「流失」八 千億元。但「據有關專家研究，目前國有資產流失的程度還要高 於這個數字。」 官員化公為私當然不始於改革開放。不過，毛澤東時代的化 公為私同鄧小平時代的不同，在於前者的化公為私，主要不過是 占有消費品，尤其是奢侈品。可是，在後壹個時代，官員之化私， 占有消費品是次要的，占有可以分潤的資本（不管是以有價證券 的形式還是資本的實物形態），這才是主要的。改革開放的「偉大」 功業不僅在於締造私人資本，更在於締造了官僚資本。 官僚資本有多大能耐？表四可以多少反映壹點情況： 表四 1978 1994 1995 國家預算內投資 62.2 3.2 3.1 國內貸款 1.7 22.4 21 利用外資 4.2 10.7 11.5 自籌投資 -- 48.3 53.2 其他投資 31.9 15.4 13.8 所謂自籌投資，首先包括各級政府部門通過各種亂收費，尤其通 過各種化公為私以及辦公司經商的方式，自行「創收」所得來的資金。

這是各部門自己的「小金庫」，不受中央約束。它除了用來滿足官僚 自己種種請客送禮，遊山玩水的消費之外，主要的就是用來投資於高 利潤的行業。表四告訴我們，目前固定資產投資，中央預算內的是少 得那麼可憐，而自籌投資從零發展為過半。歷次經濟過熱，歷次盲目 投資、重復投資，造成嚴重的生產過剩（最新的例子是房地產）（註 十四），都同各部門這些自籌投資有直接關係。這些由各部門官員支 配，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資金，（而利潤又首先落在官員手中），就是 官僚資本的另壹個重要來源。官僚資本加上中外私人資本，總的資本 主義經濟在中國恐怕已經具有主導地位了。 官僚資本具有投機性、買辦性、壟斷性幾個特點。投機性不僅表 現在盲目投資加工工業，而且現已轉向炒賣種種有價證券及房地產， 其中包括國外（例如香港。經濟學家吳敬璉透露，大陸每年有 100 億 美元流向香港。）的證券與房地產。買辦性表現在同外資合資、合作中 經常以賤售本國資產或資源為代價；壟斷性表現在官員利用權力霸占 市場、拱抬物價、強買強賣。所謂諸候經濟就是壹個明顯例子。

引狼入室的「合資」 近年中國的三資企業達到十七萬家；如果把港澳臺包括在內，

外資現在已經在工業總產值中占了 12.8%，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 中占了 10.4%。不過，外資在中國的實際影響遠超過這些數字所 能顯示的情況。 近年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同中國國企合資，通過這個方式吞併 了中國國企，連他們的名牌和市場份額包括在內。這同樣也是壹 種私有化，而且是壹種把民族工業拱手讓與外資的私有化。 現在國內的洗滌用品行業，已為外方控股的合資企業所支配。 15 家合資企業產量占全國總產量壹半，但賣的都是 P&G、英國利 華、日本花王、德國漢高的牌子，而中國的名牌如熊貓、雙貓等 俱已銷聲匿跡。（註十五） 啤酒行業更厲害。中國年產五萬噸啤酒廠，已有 70%成了合 資企業。而外資搞合資企業的真正目的是要中方放棄自己的品牌， 改採他們的品牌。結果中國的名牌啤酒如上海、光明、天鵝等等 逐漸為丹麥的嘉士伯、美國的百威等等取而代之；諷刺的是，中 國完全有充足能力在啤酒上自給。有學者認為中國根本不必在這 方面搞合資企業，更沒有必要讓外資控股（註十六）。

後便失去蹤影，被外國名牌取而代之。 在醫藥業，三資企業已達到 1000 多家，其中三家合資企業是 醫藥業中的十大企業之壹，而且都由外方控股。現在，在最暢銷 的 50 種藥品中，有 40 種是合資企業的洋藥。（註十七） 自行車業，三資企業達 200 家，已經吃掉了國產的飛鴿、永 久、鳳凰等九個名牌。 造紙、輪胎、集成電路、家電業等等也紛紛陷入同樣境況。 這可是中共官員自覺選擇的結果。為貪小利而出賣國產名牌 固然如此。（註十八）就是中央的政策本身，也是大大鼓勵各級官 員繼續出賣經濟主權的。許多國家都規定外資股份不能超過合資 企業的五成，然而，號稱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中國卻相反，在 《中外合資企業法》規定外資股份不得低於 25%，卻沒有規定上 限，直接幫助了各級官員把國企連同品牌賣給外資。 有人指出中國國內儲蓄率達到 45%（金融資產達壹萬六千億 元），依靠國內資金就足以支持 7%到 8%的經濟增長，根本不必繼 續那種嚴重依賴外資、優惠外資而令自己吃虧的政策。實情怎麼 樣我們現在不知道。但至少，即使繼續引進外資，也沒有理由是 這樣壹種引進法。 護短經濟學 中共堅持公有制占主導，可是，眼見私有制日益有取而代之 的趨勢，中共的辯護士又怎樣自圓其說呢？那些官方經濟學家忙 着解釋：其實「優勢」並不壹定要體現在百份比上的；只要「公 有制」始終扼控國民經濟命脈便可。對於把盈利國企賣掉或出售 國有股權，他們也辯說：我們賣掉了國企，但換回了資金，這隻 是使國有財產從實物形態轉變為價值形態而已，國家拿了錢還是 可以再投資建廠，所以仍然不算私有化云云—這完全是詭辯。 且不去說，在實際上這些交易，在壹黨專政下決不會是真正等價 交換的。退壹步說，即使那是等價交換，那頂多只能說，國家作 為賣者沒有交換價值上的損失，卻不能說國家沒有其他損失，更 不能說那不是私有化。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明明轉到私人手上，怎 麼不是私有化？其次。既然是盈利的廠子，為什麼還要賣？是否 就絕對沒有別的方法籌措資金？賣了這些盈利的廠，能保證新的 投資有同等的盈利水平嗎？如果相同，又何必要為買而賣？豈非 除褲放屁多此壹舉？如果盈利更微些，豈非壹大損失？雖說盈利 高些不是沒可能，可是風險總是存在而且不小。幹麼要如此犯賤， 好端端有安樂錢不享，去作這樣的敗家子？ 這樣顯淺的道理，我們博學的經濟學家不會不知道。說穿了， 這不過是欺騙而已。在最初搞農村承包製的時候，中共賭咒說不 是恢復個體經濟，更不是允許私營經濟，而只是把家庭經營結合 到合作經濟中而已。在人民公社散了伙，富農階級已經出現的時 候，它還這樣說；在搞國企改革的時候更離譜。在第壹階段，官 方理論家力證，只有把經營權從所有權那兒分離出來，也就是政 企分開，才能搞活國企；到真正實施兩權分離之後（雖然並非沒 有打折扣），他們又忽然改口了：國企要改革，得要明晰產權，使 所有主到位才行。只有當經營者同時也是所有主的時候才能搞活 國企。這時候他們又主張兩權統壹了，只是不是統壹到政府手裏， 而是統壹到企業官僚手裏。於是明晰產權就變成為搞股份制。在 搞股份制時，為了安撫那些擔心國家股份會被化公為私的意見， 他們又說，不要緊，不讓國家股出售不就行了嗎！到了官僚資本 強大到已經開始要把國家股出售或把國企出賣的時候，他們又出 來說：哎喲，賣了也不要緊嘛，反正國家財產只是從實物形態轉 變為價值形態而已！ 當年在開始局部市場化的時候，官方理論家也是指天誓日的， 我們是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因為我們只是開放消費品市場， 而決不會開放勞動力、土地和生產資料市場。到了資產階級掘起， 勞動力、土地與生產資料都事實上可以成為商品之後，他們又改 口說，社會主義也是商品生產，所以雖然我們有了勞動力市場， 土地市場，資本市場，只要我們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我們搞的仍 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好了，到現在，連這點也開始動搖了， 他們又改口啦：社會主義主體地位並不體現在百份比上！鄧小平 大概感到理虧，所以索性禁止人家問「姓資姓社」。其實，妳們不 如乾脆認為，「我們共產黨搞什麼都是社會主義！」這不就行了！ 上述那種辯解只會叫人想起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不過，中共同那個皇帝不同的地方，是在於皇帝是受害者， 而中共呢，不僅不是受害者，乃是整個騙局的得益人。鄧小平說， 讓壹部份人先富起來，是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事實證明，有 了先富，就不會有後富，因為先富的壹定會胃口日大，妨礙着普 通人也跟着富起來，尤其當這先富起來的是操縱了國家機器的專 制官僚。普通人民不僅完全被擠掉，而且成為這批先富的剝削對 象。 在政治上，中共老早就把國家主權竊奪過去，變成自己的私 產。國家財產呢，儘管它也視之為禁臠，畢竟還沒有將之完全變 為自己的財產。況且，同時他也禁止資產階級財產的存在。只是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勉強承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權是壹個官僚變 態的工人國家。但是，至遲到 1988 年修改憲法，中共政權就已正 式變質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政權了。雖然，在社會經濟上，當時還 談不到已經完成資本主義復辟。不過，到了今天，很有可能連這 點也已經完成了，或至少正在處於完成階段。計劃經濟已經基本 瓦解了。除了局部產業，國有企業基本上是為利潤生產的。要完 成在社會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復辟，並不需要資本主義占領社會壹 切領域。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也不是這樣。它只需要使利潤率成為 起主導作用的調節器就行了，因為這就足以讓它支配其他經濟成 份。今天中國即使還未達到這點，至少也是快達到了。根據胡鞍 鋼的推算（參看表五），中國的農產品、工業產品、商業及投資的 市場化指數大都超過壹半，甚至是達到七、八成的；即使有些未 過半，也接近壹半了。（註十九）此外，由於市場的盲目性而造成 的生產過剩已經出現多時了（參看註十四）。這是利潤率起主要調 節作用的壹個反映。資產階級，特別是官僚資本，已經是社會經 濟中的主角了。十多年來壹直推動中共去補資本主義的課的知識 份子們，妳們所極力爭取的資本主義，已經在妳們眼前了。 「不！我們所要的資本主義是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這不是 我們所要的！」 不，這的的確確就是妳們所追求的東西。 要中國實行資本主義，就只能是妳們眼前的這種官僚資本主 義。醫生，妳已經成功使死人復活了。承認科學怪人就是妳所要 的東西吧。 「難道妳們主張走回頭路嗎？」 我們也不主張走回頭路。我們這篇文章只是分析官僚資本主 義的掘起；中共怎樣把中國私有化等等。應當走什麼路並不屬於 本文探討的範圍。但是，對於現在這種官僚資本主義，筆者不掩 飾他的反感與反對，而且深信勞動人民也同筆者態度壹樣。各種 局部反抗事實上已經開始。資本主義復辟雖已基本完成，卻不表 示它能夠安安穩穩地永遠騎在人民頭上。 表五 中國市場化指數以及其他四項市場化指數變化 單位：% 年份 市場化指數 價格 市場化指數 生產 市場化指數 商業 市場化指數 投資 市場化指數 1979 24.91 23.1 11.6 21.53 46.01 1980 32.13 38.9 17.7 24.03 48.57 1981 33.66 39.6 20.9 25.24 50.15 1982 35.77 45 21.7 25.56 51.3 1983 42.57 64 23.9 26.64 53.01 1984 45.56 63 32 30.91 54.45 1985 54.23 63.9 63 35.14 59.58 1986 55.67 64.3 64.7 37.73 60.59 1987 57.61 64 70.6 40.27 61.36 1988 61.33 70.2 76 43.2 60.54 1989 62.62 14.4 64.7 43.94 60.9 1990 62.17 71.7 74.8 45.4 60.41 1991 62.55 69.7 77.8 47.06 59.81 1992 63.23 71.7 81.8 45.39 58.71 1979-1992 變化量 38.32 48.6 70.2 23.86 12.7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鑑 1992》、《中國統計摘要 1993》第 21 頁，第 93 頁以及《財貿經濟》1992 年 11 期的數據計算。

壹九九七年四月

就業自由和社會主義

中國經濟改革在各個方面都正在大力衝擊着舊有的高度集權 的體制。勞動力管理體制也不例外。 中國卅多年來在勞動力管理制度方面實行所謂統包統配製。 所謂統包，是指國家對所有城鎮中學或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全部 「包」起來，保障他們的就業權利。就業權是明文寫在憲法上的 權利，而且不像政治權利那樣純屬空文，而是相當落實的。就業 保障權是世界工人運動壹直夢寐以求的目標。但是直到目前為止， 沒有壹個資本主義國家能夠真正提供就業保障。尤其是那些長期 落後，存在永久的龐大失業軍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的工人壹定 會羨慕中國工人。不過，如果我們具體分析壹下中國的就業保障， 我們就會發現它在中國官僚政治下變形變得多麼可怕，就像社會 主義已經變形到與極權統治等同壹樣。在官僚統治下，權利不是 權利，而是首長的恩典。古人說，長者賜，不敢辭。恩典是不能 辭的。同樣，中共賜給全國職工的就業權利，也是不可「辭」的。 在統包統配之下，即使妳不願接受國家分配，要自謀職業，比方 說，要當小販，或做小手工業者，國家決不會允許，壹定要把妳 「包」下來。即使經濟困難，國家無法安排就業，那就把妳送到 農村「落戶」；後來不送了，任由失業也不許自謀職業。這種政策 直到壹九七八年後才開始轉變。 其次是所謂統配。就業保障本身同就業自由並沒有什麼勢不 兩立的地方。但是，在官僚政治下，就業保障就意味就業自由的 消失。統配是國家有權把妳分配到任何壹個地區，任何壹個行業， 任何壹間工廠，以至任何壹個崗位；妳只有服從分配之權。主管 分配的是政府各級勞動部門。如果妳是這些部門官僚的親戚朋友， 哪妳自然會分得優差。否則，妳也許會被分配到西藏、新疆等邊 遠省份，在那兒「支援邊疆」、「貢獻壹生」。妳也許會被分配到厭 惡性行業如清潔、掏糞，等等。 —某某中學女畢業生被分配到壹間死畜處理廠當工 人。第壹天上工，才知道原來要「處理」的，常常是爬滿蛆蟲的 死豬、死狗。「處理」，就是廢物利用，為死畜剝皮拆骨。她不禁 為之痛哭。不過，經過黨委書記的「思想教育」，她終於搞通了， 明白到「寧要壹人髒，換來萬人康」的偉大意義，於是第二天便 喜孜孜上班去了—這樣的政治神話在今天大陸報刊仍可見到。 可以肯定，這位女孩子壹定不是高幹的女兒。 統包統配製實際上把職工當作國家（實即中共）的財產，可 以任意調來撥去。中共壹直宣稱，統壹分配職業正是「社會主義」 的優越性，因為這樣可以保證有計劃地根據國民經濟的需要去安 排勞動力。然而，卅多年的經驗表明，所謂有計劃，實質無計劃。 稍有頭腦的人都知道，要發揮人們的才幹，必須充份尊重個人的 興趣、誌向和專長。上億職工的職業問題統統由壹小撮官僚負責 分配，根本就不可能顧及個人興趣和專長，也不可能顧及各地及 各行各業以至每個企業單位的特殊需要。在企業來說，勞動部門 的官僚常常盲目胡來，企業需要的人，勞動部門不給；企業不需 要的人，卻硬塞進來。不過，最痛苦的還是個人。從個人方面來 說，盲目分配的結果，是大批人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專業不對 口，或者沒有興趣，以至許多專才被投閒置散，蹉跎到老。例如， 農林科技人員，全國僅有廿九萬，但是這麼壹點人員，竟有壹半 用非所學（註壹）。學自動化的當售貨員，學理論物理的當採購員， 大有人在。 問題之所以這樣嚴重，是因為國家的分配是「壹紙定終身」。 壹個職工未分配前，屬國家財產；壹旦分配到某企業，便轉而屬 該單位所有。這就是有名的「單位所有制」。職工（包括技術人員） 無法轉業轉廠，壹切都由單位「領導」所支配。要知道，在大陸， 企業單位不純粹是經濟或生產組織。單位的小官僚不僅管工資、 調級，而且管戶口、管糧油、管計劃生育、管政治、管「教育」、 管「學習」……。壹句話，無所不管。每壹個人必須屬於某個單 位，他才能生存。正因如此，單位「領導」對個人享有生死大權。 所以，在中共「領導」下的工人階級，實際上並不比封建領主統 治下的農奴自由些。倘若妳用非所學，用非所長，要轉廠轉業， 簡直比飛天還難。 統包統配製不知扼殺了多少人的幸福。其中最可悲的是造成 無數夫婦異地而居。至少在七八年之前，夫婦分居兩地，要申請 調到壹起團聚，簡直難之又難。尤其可惡的是，有時候壹些單位 「領導」，放着人材不用，但當人們申請轉業轉廠，而上級勞動部 門亦已批准，但這些「領導」居然可以「卡着不放」！統包統配製 發展到這個地步，真可謂腐朽透頂了。 統包統配的「理論」根據：勞動力公有說 最近引起了熱烈討論的經濟學家馬丁，他所寫的《當代我國 經濟學研究的十大轉變》（註二）談到：卅年來政治經濟學只是「簡 單地、直接地成為現行經濟政策的附庸、傳聲筒和論證工具」，「壹 味地為經濟政策唱頌歌」。對於統包統配製也正好是這樣。因為在 實踐上不承認個人有就業自由，所以在理論上就炮製了「勞動力 公有說」的理論。卅多年來不少經濟學家都以此來為中共官僚的 統包統配製辯護。勞動力公有說可以蔣家俊為代表。儘管目前不 少經濟學家已改採勞動力個人所有說（雨田、孫浩、張壹德）或 部份個人所有說（薛暮橋、伍昂），但是，如果仔細讀他們的文章， 就會發現，無論雨田也好、薛暮橋也好，他們實際上和蔣家俊沒 有根本分別。他們只是說目前時期應承認勞動力屬個人或部份地 屬個人所有而已。壹旦社會進入更高級的社會主義階段，勞動力 還是公有的。所以，他們骨子裏始終死抱住公有說不放，始終准 備在將來把工人的人身也「共產」起來。 「勞動力公有說」最清楚的反映了中共的「社會主義」的本 來面目，反映了它借社會主義之名，而行官僚極權主義之實。大 家知道，勞動力，就是潛藏人身上的勞動的能力，它同人身是不 可分割的，就像生育能力同人身不分割壹樣。說勞動力屬公有， 等於說勞動者屬公有，等於說勞動者失去人身自由，成為社會的 的財產，社會得任意支配他，而他卻無權支配自己。 按照公有說的理論，工人階級在廢除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把 生產資料變成工人集體的財產後，須由工人聯合成集體才能進行 生產。而正在這時，工人的地位發生了十分玄妙的變化，簡直比 得上最出色的戲法。首先是工人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繼而是每 個工人也都成為工人集體的主人。壹個工人壹旦參與集體，儘管 名義上他有三個身份—股東、生產工人、個人，但是實際上他 什麼都不是，因為他已把自己的人身條件全部讓渡給集體，也就 等於說，他同奴隸實際相差不遠。集體對個人有無限權利（因為 個人已屬集體所有），反過來個人對集體要盡無限的義務。中共的 辯護士會說，不對，他不是奴隸，因為這個集體是民主的，因此 每壹個人都有可能通過民主途徑去反映他個人的意願。我們這樣 回答：妳們的所謂民主，實際是妳們中共「領導」下的「民主」， 不是真正民主。退壹萬步說，即使妳們痛改前非，真正實行民主。 但是，首先，個人就業問題根本不必而且不應屬於集體決定的問 題（這個問題下文會詳細論述。現在只簡單指出，工人組成社會 主義集體，決不會而且根本不必讓渡他的人身條件，他的人身自 主權只會比他在資本主義時更擴大更真實）。其次，即使集體是民 主的集體，但是，要知道，集體不能無所不管，它所能管的只是 壹般的立法，壹般政策等等，每壹個人的就業問題是不可能交由 集體決定的（不要忘記我們所說的集體壹直是在全國平面上組成 的工人集體），結果壹定是由壹個執行機關去單方面分配勞動力。 而最後依然是官僚專權。可見，這種公有說的本質，不過是官僚 假借工人階級之名以便專工人階級之政而已。妳們口口聲聲引馬 克思的話去為自己辯護。可是，馬克思不是說過，工人革命後， 失去的只是鎖煉，換來的卻是全世界嗎？然而，在中共統治下， 工人為了得到那純屬名義的「主人翁」的堂皇桂冠，所付代價竟 是自由的失去！馬克思其實很早就警告過，他所說的社會主義集 體，是真正的由人民當家作主的集體，只有是這樣的集體，各個 個人才能獲得自由。相反，在「種種冒充的集體中，如在國家等 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 存在的……對於被支配的階級說來，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 而且是新的桎桔」。（註三）

資本主義的就業自由

為什麼工人壹旦組織成為集體，聯合占有生產資料，每個工 人就必須向集體讓渡自己的人身權？蔣家俊並沒有立即就這個問 題作出回答。他像許多「理論家」壹樣，先把這個人類歷史中個 別階段的個別問題，突然上升為全部歷史的根本規律的問題。他 說，要進行生產，必須把生產資料和生產者結合起來。只有生產 者而沒有生產資料（工具、土地、廠房、機器……），是不可能進 行生產的。以上這些都十分確。但是，他繼續說，「勞動力和生產 資料只有在共同的基礎上才能結合起來」，「勞動力所有關係壹般 是隨着生產資料所有關係的改變而改變的」。（註四）換句話，生 產資料屬誰，勞動力便也屬誰。跟着他便以歷史「為證」。他說， 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都分別屬於奴 隸主、封建領主和資本家，因此奴隸、農奴、僱傭工人也都分別 屬於奴隸主、領主和資本家所有。 蔣家俊不知道，當他這樣說的時候，實際上把三種先後的社 會制度都說成是奴隸制度。因為只有在奴隸制下面，奴隸主才既 占有生產資料又占有奴隸的人身（所以奴隸不被視為人，而是工 具，只是這種工具碰巧會說話而已）。領主雖支配農奴人身，但已 不能占有農奴的人身。農奴不准自由遷徒，以及需付出無酬力役； 但是，究竟他還可以有自己的家庭，可以有自己的經濟活動。到 了資本主義社會，僱傭工人更是在法律上正式取得人身自主權， 他們誰也不屬，只是屬於自己所有。工人的這種人身自主權，是 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條件之壹。馬克思早就說過，「在資本主義社 會，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 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註五）。資本家 占有生產資料，但並不占有勞動力；工人占有勞動力，但不占有 生產資料。資本家要進行生產，必須聘請工人；工人要吃飯，必 須出賣勞動力，因為沒有自己的土地、也沒有自己的機器。於是 勞動力的供應和需求產生了。但是資本家購買工人的勞動力，並 不是壹次過買去。如果是壹次過買去，他就是購買奴隸而非僱傭 工人，但資本家要的是僱工人而非奴隸，因此他只是逐月地買（更 通俗地說，是租入），在工人方面來看，他只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 使用權，勞動力的所有權始終握在他手上，因此他可以在契約期 滿時收回自己的勞動力，向老闆辭職。從老闆方面看，他同樣也 可以辭退工人。資本家是不歡迎奴隸的。奴隸是無所謂辭退的， 但資本家所需要的勞動力，乃是需要時可以大量購入，不需要時 可以大量辭退的勞動力，而不是終身跟隨主人的「忠僕」。換句話， 他需要的是能夠隨時依據市場的起跌來自由吞吐人手的僱傭工 人，只有這樣他才能為市場而生產。否則，沒有自由的工人，就 形不成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就不可能進行資本主義生產。 這壹切證明，所謂勞動力所有權，決定於生產資料所有權的 「理論」，是根本違反歷史事實的。 蔣家俊企圖捧出馬克思為他辯護。他引馬克思的話說：「羅馬 的奴隸是由鎖鏈，僱傭工人則由看不見的線系在自己所有者手 裏。」（註六）馬克思的確說過這句話。但明顯地不能把這句話解 釋為二者全無分別，因為壹個是喪失人身自由，壹個呢，則享有 人身自由。他的意思只是，儘管資本主義比奴隸制已進步了許多， 工已獲得人身自主權，但是他指出，這種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 而已。工人沒有土地，沒有廠房，只有自己的勞動力。但是，僅 僅占有勞動力，對於工人來說是毫無用處的。恰恰相反，這種「財 產」如果壹天仍未「售出」，壹天就仍然是負債而非資產。如果他 想永保自由，他就沒有麵包吃。如果他重視麵包，那他就要把勞 動力逐月地讓渡給資本家，由資本家支配自己。而壹旦他進入資 本家的廠房，他就沒有自由可言。勞動過程、勞動紀律，以及勞 動崗位等，統統他都無權過問；勞動成果他更無權問津。誠然， 他有選擇雇主的自由。他如果嫌這兒勞動強度太高，他可以另謀 高就，而不必像奴隸那樣永遠忍受下去。但是，他頂多只有在這 個或那個老闆之間作選擇，而不能在做不做打工仔之間作選擇。 所以，工人的自由，不過是非出賣勞動力不可的自由，是十分不 足的自由。也正是在這個社會意義上，工人仍屬於資本家所有。 我們說是社會意義，而不是經濟意義，是因為工人階級雖非屬於 資本家階級不可，但絕不是可以說，資本家階級也非占有工人不 可。資本家只在經濟繁榮中才需要占用工人，而在衰退期中，即 使工人自願當他們的奴隸，他們也敬謝不敏呢！可見，說資產階 級真正占有工人的勞動力，是多麼荒謬的說法！不，工人是自由 的，只是這種自由同時包含不自由。就業自由包含失業自由；選 擇雇主的自由同時意味受僱主束縛的不自由。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馬克思才說工人階級始終是不自由的， 始終受人家支配的。但馬克思沒有否認，在壹定限度內他們是自 由的。只是這種自由還遠遠不是真正的自由。要有真正的自由， 就必須要有就業保障，而且必須由工人自己管理生產，由工人當 家作主。壹句話，就是要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把資本家所占有的 生產資料變成工人集體擁有。只有這樣才能取得就業保障和管理 生產權。

社會主義：自由的擴大

工人如果要占有資本家的生產資料，就必須聯合成集體，聯 合地占有並運用生產資料。這是因為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是社會化 的生產資料，是大工廠，大機器，必須要集體的聯合勞動才能推 動。工人革命不像農民革命。農民革命可以各拿壹塊土地給自己。 但工人革命非組成集體不可。如反其道而行，瓜分大工廠，結果 只能是社會的大倒退。 這個聯合體中，個人與集體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每壹個人， 壹方面是這個集體的壹份子，另壹方面仍是獨立的個人。這兩種 身份不僅不像中共所說的是對立的，恰恰相反，是相輔相成，互 為補充的。如果他不是獨立的，而是集體的財產，哪裏談得上他 是集體的股東之壹，哪裏談得上是「主人翁」？固然，他既參與 集體，他就必須讓渡壹部份權利給集體（下文將再論及），但是他 的人身自主權是始終保留在他手中，不需要而且絕不應該讓渡給 集體。就業自由是人身自主權的壹部份。資本主義還讓工人享有 就業自由，在社會主義就更應享有。這不僅是人權的起碼要求， 而且是社會主義經濟所必需。因為在各種生產因素中，人是最特 殊、最活躍的因素，而要發揮人的創造力，就必須尊重人的專長、 興趣、誌向，沒有這個條件，要發展經濟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 尚且如此，社會主義號稱工人當家作主，就尤其如此。要知道， 人是有尊嚴的。無論妳怎樣否定工人的人身自主權，他們都會以 各種消極反抗來證明他們應該享有。事實上，即使在奴隸社會， 奴隸完全沒有人身權利，可是奴隸為了證明他不是工具，他同它 們完全不同，他有尊嚴，因此便在生產過程中不斷毀壞工具，任 性地使用工具。奴隸主為了減少損失，被迫採用最笨重的工具， 而結果是生產效益的降低。這個歷史事實證明，否定人的自主權， 不僅是被壓迫者的痛苦，而且造成嚴重的社會和經濟損失。在我 們「社會主義」中國，也正是這種變種「奴隸制」，正是中共不承 認職工的人身自由，才迫使職工像奴隸那樣消極怠工、任意浪費 公物、毀壞公物等。可見人身自主權不僅是對個人有利的權利， 而且是對社會十分重要的權利。沒有它，就等於否定人。 但是，社會主義的意義不僅是保留人身自主權。如果僅僅如 此，那又何須革命？社會主義建立國有財產，使工人有可能獲得 更高級的自由。這就是就業保障，和有權參與支配集體，參與管 理生產。 每個工人作為集體壹份子，自然不是絕對自由。作為個人， 他可以任意支配自己，可以有選擇權利。但是，他作為集體壹份 子，就需要讓渡給集體某些權利。所讓渡的權利不是個人自主權 —這我們已解釋過。所讓渡的只是生產過程中的某些個人意誌。 壹個小手工業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興趣隨意安排生產的快慢。 但是在壹間大工廠裏，就必須有劃壹的勞動過程、勞動紀律。這 是大生產所必要的。而這些勞動過程、勞動紀律是每壹個人都必 須遵守的。在這方面，集體意誌高於個人意誌。驟眼看去，這同 資本主義壹樣沒有真正自由。可是，首先，資本主義沒有就業保 障，而社會主義由於是為需要而非為利潤而生產，能夠提供真正 就業保障。其次，儘管社會主義不能消除勞動紀律，但是資本主 義勞動紀律是資本家強加於工人的，而在真正社會主義，這些勞 動紀律是由工人集體制訂的。因此工人只是遵守自己所訂的紀律。 當然，抽象而言，工人集體所決定的紀律，未必每個工人都適應。 但是，我們要知道，組成這個集體的不是身份各不相同的人，而 是人人都是工人，他們之間沒有根本利益衝突。如果某種勞動紀 律是有害於壹個工人的，在壹般情況下也會有害於所有工人。反 之，有利於集體的規條，也壹般有利個人。每個工人固然要服從 集體，但由於民主的制度和階級利益的基本壹致，使「服從」的 意義不同於在資本主義下的服從，不是服從別人，而是服從自己。 最後，由於生產的公有，因此工人可以集體地支配自己的勞動成 果。因此，只有當個人不僅能掌握自己的人身自由，而且能和所 有其他工人聯合起來去支配生產，去把壹直與工人作對的生產資 料變成自己集體所有，工人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這才是馬克 思所說的，「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 段」，「在真實的（而非虛假的—筆者按）集體的條件下，各個 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註七）

計劃經濟與就業自由

蔣家俊又從另壹個角度主張勞動力公有說。他說，為了保證 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必須把勞動力的分配也納入計劃 之內。如果讓工人享有人身自主權，可以自由擇業，就無法保證 有計劃地分配勞動力。 我們同意勞動力的分配必須是有計劃的。但是，計劃就等於 行政命令，就壹定抹煞個人自主權—這是極端官僚主義的誤解。 事實上，到了今天，大概已沒有幾個經濟學家再持此說了。因為 計劃可以用行政命令，但更可以用經濟辦法。國家可以通過各種 經濟扛扞（如各部門、各地區之間的工資差距、福利政策、職業 訓練、晉升制度等）去影響人們的就業選擇。例如邊遠地區，可 以用高工資和有期限的合同制，來吸引所需的技術人員和職工。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說明了，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際利害 關繫上，都必須要承認，勞動力屬個人所有。否認這點，無可避 免造成生產倒退、官僚極權、人權受踐踏等等惡果。本來，真正 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把人從純粹的「生產因素」提升為主人。但 是，這些理論家卻全面後退，再次把工人貶低為「生產因素」，壹 句話，貶低為工具。

進壹步，退兩步？

近幾年來，由於改革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經濟學家主張就 業自由。這當然值得歡迎。工人如能獲得就業自由，無疑是壹個 進步。 不過，這個進步本身，會為工人帶來更大的進步呢，還是相 反，帶來倒退，這是問題的所在。 上文早已說明，在社會主義下，工人不僅應該有就業自由， 而且應該有就業保障，應該有管理生產的權利。 但是，有不少人始終是以官僚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他們 認為，國家不應再統壹分配勞動力。工人有擇業自由，相反，企 業也有聘請和開除工人的自由。這些原則本身是正確的（自然實 際運用起來，在官僚政治下，難保不出問題。例如，企業官僚無 理開除工人的問題）。但是，被開除的工人會否繼續有就業權利？ 更壹般地說，國家會否繼續堅持就業保障？這是問題的關鍵。對 此有些人始終是不置可否。 中國固然有許多東西須向資本主義學習。但恰恰是有關怎樣 精巧地剝削工人的那套辦法不值得學習，至少是不值得號稱工人 當家作主的中國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度非常值得中共學 習，但是它不肯學；而它們的壞東西，現在卻起勁的學。有關勞 動力就業自由的問題就正是這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所最近所 做的調查報告就反映了這種趨勢。這份報告從資產階級那兒學來 那套市場辦法，利用勞動力市場來加劇工人之間的競爭，甚至特 別利用失業工人使競爭更尖銳，以便降低工人工資。這個報告這 樣說：「……打破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壁壘，展開不同所有制之間以 及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讓剩餘勞動力進入就業競爭，是從根 本（！）上抑制消費基金膨脹，抑制工資總水平持續上升的機制性 選擇。」 「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勞動力的流動，既可以通過供給增加 引起的就業競爭直接抑制工資的上漲，還可以降低人們的自我評 價（!!）和收入預期，通過弱化攀比心理而間接抑制工資上漲。」 （註十） 「讓剩餘勞動力進入就業競爭」，就是利用失業工人壓低工 資。既然失業工人有此妙用，而且是「根本」解決消費基金膨脹 之道，那何必要消除失業？「降低人們的自我評價」，就是用市場 的力量，利用工人之間的競爭，來打擊工人的自信心、尊嚴，迫 他們不敢抬起頭來，不敢要求合理的工資。要知道，提出這種混 賬主張的不是個別經濟學家，而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對 官方有很大影響力。中國要改革，但是犧牲工人、打擊工人的改 革，難道值得我們支持嗎？很明顯，如果中共最後真的朝這個方 向走（目前已有許多跡像），那對於工人來說，這是大倒退而非進 步。

壹九八六年八月

中國往何處去

中國人大最近正式通過了憲法修正，正式保護私營經濟和允 許土地的轉讓。這個修正代表了中共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途程中壹 個新的裏程碑。 到今天為止，官方理論家仍然矢口否認它在走資本主義。它 始終認為它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且對於那種認為 中國四九年革命跳過了資本主義階段，現在非要補資本主義的課 不可的「補課論」，壹再表示了憤慨。 所謂公有制的商品經濟 但是，至少從壹九八四年中共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的決定》 的文件以來，中共就開始走向資本主義了。這份文件改變了對社 會主義的傳統公式，不再認為社會主義是「計劃為主，市場為副」 了，而是認為社會主義本質上還是商品生產，是「公有制基礎上 的有計劃的商品生產」。它認為「商品經濟的充份發展，是社會經 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中國未曾經歷過商品經濟的充份發 展，所以現在要來補商品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共如 是說）的課，要「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它認為充份發展商品生 產不會變成資本主義，因為商品生產不是資本主義特有，而是許 多社會所共有的壹種生產方式。 這個觀點同傳統社會主義的觀點是完全相反的。我們並不認 為凡是傳統觀點就壹定適合中國。我們在此不談適合不適合的問 題。我們談的是中共在理論上是否能自圓其說的問題。傳統馬克 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最大弊病，是由於盲目競爭而造成的無 政府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只會有利於資本家，而對於工人階 級卻非常不利。社會主義就是要結束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代 之以公有制，由工人直接有計劃地管理社會生產。在這種體制下， 不僅資本和僱傭勞動已基本消失，而且調節生產的方式不再主要 是依靠市場，而是主要依靠計劃，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周期性經濟 危機，避免企業純粹為利潤而生產所造成的種種弊病。而壹旦實 行計劃經濟，商品生產的範圍不能不大大縮小。（要指出，正統的 社會主義觀點不像毛澤東那樣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後就能立即廢除 商品生產。它認為要取消的只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而小商品生 產—小農、城市個體戶等—則仍會在相當程度上保留，而且 只能在社會化大生產不斷擴大的情況下，這部份商品生產才會逐 步縮小。）到了整個社會已經達到了全部大生產的階段，生產力十 分高，那時才談得上商品生產的消亡，而代之以實物計劃分配。 所以，傳統的觀點都認為社會主義雖然不能立即取消商品，但至 少是隨着社會主義的發展而日益縮小。 現在中共卻宣布，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生產不僅要保 留，而且要充份發展。這樣並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因為商品生產 並非資本主義所特有。這種觀點其實不值壹駁。商品生產當然不 是資本主義特有。可是，「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卻是資本主 特有。更確切地說，「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就必然是資本主 義。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商品生產，都不是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 所以人們叫它做小商品生產。壹種商品經濟如果稱得上是充份發 展了的，至少要社會各個經濟部門（工業、商業、農業......等等） 都已納入商品生產的範圍。小商品生產之所以是「小」，正因為它 在整個社會中只占極少部份，主要是在手工業和商業中，而廣大 的農村卻是自然經濟占統治。要到商品經濟完全征服了主要經濟 部門，才有所謂充份發展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正是這樣的商品 經濟。但資本主義是怎樣發展成這樣的呢？它就是依靠貨幣轉化 為工業資本，勞動力轉化為商品這兩個條件。只有當這兩個條件 都具備，小生產才有可能擴展成大生產，從手工業工場發展為雇 傭成百上千工人的大工廠。沒有這兩個條件，是不可能完成這個 改變的，不可能使商品經濟具有這樣強大的征服能力的。所以要 商品經濟充份發展起來，就非要讓企業自由為市場生產不可，非 要讓勞動力自由出賣不可。而這兩個條件恰恰就足以構成資本主 義了，恰恰是資本主義的必要而且充份的條件了。

勞動力的商品化與商品生產

為了表明中共所主張的商品生產是如假包換的社會主義招 牌，所以在《決定》中特別規定，勞動力和土地都不是商品。真 是奇談怪論！企業本身是商品生產者，但同時規定勞動力和土地 不是商品，不能在市場自由流通，那麼企業從那裏得到人手和土 地呢？由國家分配嗎？如果這樣，企業本身怎能有充份自由去為 市場而生產呢？怎能保證企業能夠順應市場的不斷波動而調整自 己的生產呢？怎能真正讓企業自負盈虧呢？在勞動力和土地上又 要它受國家的計劃支配，同時又要它自負盈虧，這豈不是自打嘴 巴？中共這種又要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又不許勞動力和土地變成 商品的理論，只有在壹種情況下才是可以想象的，就是整個社會 都是小商品生產者，每個生產單位的規模都極小，基本上是家庭 手工業，根本不必使用僱傭勞動。只有在這個情況下，才能壹方 面既是商品生產，另壹方面勞動力又不是商品，因而不成其為資 本主義。不消說，這種社會即使存在，也不會持久，因為市場的 規律很快就會造成兩極分化，結果最後還是發展為資本主義。如 果在小生產的情況下尚且如此，那麼，在中國已經基本上建立了 社會化大生產的情況下，實行「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只會畢直地 走向資本主義。現在，國營企業的平均規模都很大，工人成千上 萬，在這個情況下，要企業成為商品生產者，就非要讓它在市場 中自由聘請工人和買入土地不可。在大生產的條件下，要麼實行 計劃經濟，要麼實行商品經濟。如果實行前者，就不能不壓縮（而 不是根本廢除）後者；相反，如果實行後者，便非同時要求實行 勞動力自由流通不可，而這就等於基本上恢復了市場經濟，恢復 了資本主義。所以，壹個不容許勞動力和土地成為商品的「充份」 發展的商品生產。這樣的模式根本上就是壹種徹頭徹尾的空想， 如果不是徑直的欺騙的話。 《決定》通過後，四年過去了。在這四年中，究竟中共有沒 有落實它的決定，不許勞力流通呢？沒有，因為這壓根兒是不能 落實的。《決定》規定勞動力和土地不是商品，可是在這四年中， 勞動力和土地都日益成為商品。私人的資本主義企業迅速發展， 到現在已僱傭了差不多二百萬人（如果再加上香港資本家所僱傭 的壹百多萬，數目就更多）。在國營企業方面，越來越多呼聲要求 成立勞動市場，打破統壹分配製度。事實上中共也正在研究有關 方案，基本趨勢是讓勞動力充份流通起來。合同工現在已代替了 傳統的終身用工制。土地的轉讓，目前也已經從農村發展到城市。 到了最近，中共也終於決定要修憲，正式承認私營經濟和土地轉 讓，也等於承認勞動力可以成為商品了。事實證明，不過四年， 中共就已經放棄它那勞動力和土地不是商品的充份發展的商品生 產的空想了。對此，很多人尤其是香港的資產階級，非常歡迎。 這表示甚麼呢？不過表示中共決不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不過表 示中共正在走向資本主義而已。

商品生產能真正加以計劃嗎

官方理論家會反駁說，不對！我們的商品生產始終不同於資 本主義，因為我們的商品生產是有計劃的商品生產。《決定》是說 得很清楚的。真是公然的欺騙！按照定義，商品生產就由彼此獨 立的、互相競爭的商品生產者為市場而生產的制度。馬克思對此 是講得很清楚的。在這裏決定生產和投資的最高決策者，是市場 而不是其他。每壹個生產者，生產甚麼完全是自己的私事，但是 商品最後能否賣得出，卻決定於市場。任何事先的估計，計劃， 在商品生產裏要服從市場這個最後的決定。所以商品生產是壹種 事後調節的經濟模式。相反，計劃經濟則是壹種事前的調節，預 先把生產因素分配給企業。在這裏即使仍有相當程度的市場成份 （這是不可避免的），畢竟最後決定權仍在計劃者手裏。這兩種方 式當然不是絕對對立，在壹切領域中都不能相容（這是毛澤東的 偉大發明，與馬克思無關），但至少基本上是矛盾的，不能把兩種 方式同時作為主要的生產方式。說甚麼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決 然是幻想。妳可以不同意馬克思主義，妳可以認為中國應走資本 主義，但妳不能歪曲馬克思主義，不能掛羊頭賣狗肉，掛着社會 主義招牌而行資本主義之實。 官方理論家這時候就會義憤填膺，抗議說：妳壹味雞蛋裏挑 骨頭。妳完全抹煞了我們維持社會主義的誠意。就算有計劃的商 品經濟這個提法不妥當，就算正式承認私營經濟就是向資本主義 讓步，但是黨和國家始終要維持公有制為主導，始終認為私營經 濟都不過是公有制的補充。國有經濟始終要占多數。有這壹條， 就是中國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明證。

「公有制」本身的蛻變

我們不懷疑中共保持國營經濟為主導的誠意。畢竟，這是它 統治的物質基礎。但這點本身不能保證中國不會滑向資本主義。 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份條件，單靠它還不 能就定性為社會主義。事實上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都有國有經濟、 有些國家的國營經濟成份也很高。在中國，國有財產名義上屬於 全民財產，但是實際上人民壹點不能過問，因為它是中共的禁臠， 完全受中共壹黨支配。在這個情況下，中共要把國有經濟出賣給 私人，障礙是不會很大的。當然，像中共以前那樣完全以國有制 壓制市場和個體經濟，強迫各種經濟成份壹律向國有經濟過渡， 在這個情況下，這種國有經濟當然具有非資本主義成份。那時中 共當然不是走資本主義。現在就不同了。現在它卻公開保證香港 資本主義五十年甚至壹百年不變，公開保障香港資產階級長達百 年的的利益，最近又再對國內的新興的城市和農村資產階級作出 保障（儘管條件不及香港的表兄弟），這壹切壹切都表示：壹國兩 制和最近的修憲，已經使中國的國家性質開始變質，從壓制資產 階級壹變而為保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家機器。這個傾向發展下去， 整個國家就會完全質變成資產階級的國家，那時即使國營經濟仍 占多數，也無補於社會主義，國營經濟本身也壹定隨之而變質， 變成資產階級的國有經濟。 現在這個傾向當然未完成。但是這個傾向越來越壓倒非資本 主義傾向。國營經濟本身正在經歷改革。傳統的官僚計劃模式已 經完全破產。八年來中共對國營經濟的改革越來越大膽，每走壹 步都更快走向私有化。租賃制本身就是壹種准私有化，因為在租 賃期內，租賃者對企業有極大的支配權，而且分享相當部份利潤； 租賃者本人就是大半個資本家。承包製自然沒有那樣大程度的私 有化，承包者的所得仍只占利潤壹個很少部份，而且通過承包合 同政府仍在相當程度上控制着企業。但是這只是目前狀況；國有 經濟的內在矛盾正在強烈要求改變這種不倫不類的管理方式，正 強烈要求更大程度的私有化。 任何經濟要發展得好，其中壹個重要條件是財產的所有者有 充份權力密切監督實際經營者，因為只有所有者才是這份財產的 最關懷備致的愛護者。私人經濟如是，國有濟經也如是。在資本 主義，雖然所有權和經營權往往不是同壹個人，但是並不等於大 資本家喪失了權力，而那些受薪董事、總經理可以與資本家平起 平坐了。兩權的分離不過是壹種表面的分離而不是根本分離，最 後決定權始終操在資本家手裏。只有這樣企業才會追求最優化。 在中國國有經濟方面，法律上它屬全民所有，人民就是所有者。 但是中國的根本矛盾正在於：人民對自己的財產完全不能過問。 中共以全民的當然代表者的資格篡奪了財產的支配權，可以對之 任意處置。但由於它還沒有正式連財產權也篡奪過來，所以它支 配的始終是別人的財產而不是自己的財產，因此它以最大的冷漠 和專橫來對待這些財產，任意浪費而可以不痛心，而且由於實行 壹黨專政可以不負絲毫政治責任。在這個情況下，國營企業不能 不以極低效率運行。

癥結在於國營經濟的所有權歸誰

過去所實行的由政府直接控制國營企業的模式，固然效果甚差， 因為那些政治官僚對待國有財產固然非常冷漠，而且完全不懂行。 現在中共宣布，要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國家（應當讀作「中 共」）作為全民財產所有權的當然代表，不再干預企業，企業的廠長、 經理可以享有經營權，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其實在中國所有權 與經營權從來都是分離的。現在新舊體制的分別只在於：舊體制下 由主管部門的政治官僚控制企業，現在則削弱政治官僚權力，大大 增加企業官僚的權力。但作為國有財產的所有者的人民，始終無權 過問。所以，說現在體制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不如說是政治官 僚與企業官僚分離。）在這個名義下，現在已經有七成國有企業實行 了承包製。由於企業廠長有專業知識，而且改革後廠長同企業有壹 定的物質利益關係，所以效益無疑比以前好了些。但問題未根本解 決。由於這些改革未曾觸動所有權的問題，那些廠長、經理始終在 吃全民財產的大鍋飯，始終並不真心愛護國有財產。承包製最大問 題之壹，是那些承包者在承包期內拼命耗盡企業的生產能力，純粹 追求短期效益，犧牲企業的長期效益。企業這種「短期行為」到現 在為止仍根本無法解決。所以，現在又有人提出實行資產經營負責 制、股份制（自然是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式的股份制），以便 讓經營者能多少取得壹部份所有權，企圖使企業廠長能對企業有更 長期的計劃和真正的愛護。但這些模式始終是不倫不類的，廠長經 理從這種模式中所有的權力和利益始終不能大到足以使他們真正全 面關心企業。其實，要解決這個矛盾，只有到財產所有權（真正的 而不是虛假的，不是由壹個黨去作所有權的天命的「代表」的那種） 與管理權重新結合才有可能真正解決。在這裏有兩種選擇。壹條是 把全民財產真正歸由全民支配，讓人民通過民主選舉的代表直接或 間接管理國有經濟。另壹條是把全民財產用或明或暗的方式轉給私 人，首先轉給所謂企業家。第壹條路中共是決不會採取的。早在改 革初期，任何有關模彷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模式都不受中共歡迎。 所謂職工代表大會完全只是壹個政治花瓶，在企業全無權力。要知 道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本質上還不是真正的工人民主。但中共連如 此有限的民主自治也不肯推行，更遑論真正的民主了。所以，第二 條路是更現成、更有利於官僚的辦法。現在它仍未正式採取這種辦 法，但是如此國有企業始終搞得公不公、私不私，結果始終還是無 法提高效益。但生產再搞不上去是不行的了。 長期生產效益停滯所造成的矛盾已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而 實行更大程度的私有化，可能會比傳統的模式有更大的優越性。 所以實行私有化的壓力將會日益強大。事實上，現在有關要改革 所有制的呼聲越來越大了。許多人都指出，不讓企業經營者同所 有權掛鈎，很難使他們真正關心企業。不過，如此壹來，所謂「所 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理論，不又破產了嗎？當然，私有化的阻 力還是有的，其中之壹就是政治官僚。不過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解 決。只要政治官僚可以繼續分得利益，他們就不會根本反對。私 有化後的企業，仍不得不去拜這些政治菩薩，不得不與他們瓜分 利潤。以前政治官僚是通過直接支配企業來得到利益，私有化後 它可以通過間接途徑同樣取得利益，就像封建時代封建主從榨取 力役租轉變為榨取貨幣租壹樣，形式變了，壓榨可沒有變。最近 有壹篇報導，說有個廠長埋怨政府壹方面放權，但另壹方面各個 部門經常下達攤派。有個官員答曰：放權有必要，攤派也有必要。 這最能反映這些政治官僚的心態。有些人以為中國如果恢復資本 主義，那就會跟西方那樣自由，那樣民主。那全然是幻想。最大 可能是同許多落後國家壹樣，官僚政府大大侵奪人民的利益，包 括資產階級的利益。

自負盈虧和計劃支配的兩難

私有化的壓力可以從計劃與市場的矛盾中進壹步暴露出來。 現在中共自己在對待企業方面是完全自相矛盾的。壹方面它不能 再讓企業長期虧損和低效益運行下去，因此它要企業自負盈虧， 不許它再受國家補貼。但另壹方面，它又始終在相當程度上控制 着企業的投入和產出，企業的產、供、銷和人、財、物各方面， 始終要維持計劃體制。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要企業能有十 足的盈利能力，就要讓企業享有完全的自決權，這樣才能讓企業 充份適應和利用市場的波動。相反，如果在產、供、銷各方面始 終或大或小地支配着企業，企業就不能真正做到自負盈虧。二者 必擇其壹。中共今後會選擇哪條路呢？集權計劃之路嗎？機會很 少。（中共眼中的計劃，就壹定是官僚集中的計劃，民主自治的計 劃這種模式它想也不曾想過）。官僚集中的計劃，現在名聲都很臭 了，不會搞得多久的。所以餘下的道路就只有更大規模的市場化 了。到了那時，所有企業都是各自為利潤而生產、而彼此競爭， 即使它們名義上仍是國有企業，但本質上就已經是資本主義的國 營企業而不是社會主義了。中共說它仍實行指導性計劃，用稅收、 利率、價格等經濟槓桿來引導企業，所以仍是社會主義性。這完 全是掩耳盜鈴。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國何嘗不是如此呢？

結語

本文的目的不是論述資本主義的優劣問題，而是要揭露中共 在理論上的自相矛盾。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有計劃商品經濟」 這個公式，如果實行起來，結果壹定走向資本主義。最近的修憲 代表了在復辟資本主義的路途上新的壹步。當然現在還未完成。 日後的發展還決定於各種力量的對比和鬥爭結果。可是，至少可 以這樣說：中共整個領導層走資本主義（不管以甚麼社會主義招 牌來作掩飾）的傾向是壓倒其他傾向的，客觀的社會矛盾大大迫 使它這樣做；主觀的利益也引誘它這樣做。許多人認為，中共的 「保守派」的存在本身證明中共仍有相當多人堅持社會主義。這 純然是幻想。到目前為止從沒聽說過所謂保守派中任何頭面人物 是根本反對目前路線（「充份發展商品經濟」）的；就算他們是「保 守」罷，但他們「保」的和「守」的是甚麼呢？果真是社會主義 嗎？不！他們要保守的，不過是政治上的絕對專制主義，對於鄧 小平的開明專制不以為然而已。他們的言論事實上也主要歸入這 個範圍。對於真正重大的社會主義原則—民主、多黨制、工人 監督生產—他們從來都是粗暴地踐踏。他們所壹直堅持的，其 實只有國有制和壹黨專政。壹黨專政根本不是社會主義原則。只 有國有制還可算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可是，現在國有經濟已 經千瘡百孔了，連他們自己對它也已經大失信心了。他們不得不 進行壹場連他們也看不清楚的改革。他們的真正的底線，就只有 壹黨專政這壹條了。以為他們對社會主義有「忠誠」信仰，以為 因此他們會根本反對走向資本主義，那未免太天真了。在他們來 說，壹黨專政是體，主義是用，只要能夠使他們的統治更鞏固， 改換主義是不很困難的。當然以後如何仍須拭目以待。但是，現 在中共每走壹步，都往往使理論與現實的矛盾更其尖銳，而不論 採取甚麼方法解決這些矛盾，結果都只能更進壹步暴露自己的背 信棄義和前後矛盾。

壹九八八年六月

中國工業的危機與中國工人階級

在各種各樣的經濟失控中，工資失控也是中國經濟的壹個大 問題，儘管同投資失控比仍差壹大截。在工人的種種壓力下，加 上廠長自己的個人考慮，企業所發的獎金往往超出預算。本來， 按規定企業要把利潤留成（以前是完全沒有企業留利，壹切要上 繳國家的），主要用於生產發展基金、新產品試製等。少部份才用 於發獎金。不過實際上很少廠長老實執行規定。有些甚至把大部 份留利都發了獎金，或者以種種藉口大發實物，以逃避財政部的 追究。 從表壹可以看到，八四年的工資（包括獎金）增長率最高。 以後雖然逐年下降，但仍比八三年高出許多。實際情況可能較為 嚴重些，因為這裏往往沒有把發實物包括在內。 表壹 全民所有制工人工資比上年增長速度 貨幣工資 實際工資 1983 3.70 1.40 1984 19.55 16.45 1985 17.30 4.80 1986 16.50 9.00 1987 12.40 5.10 有人指出，貨幣工資的增長速度已經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速 度。如果國民收入增長率為壹，那麼八四年的貨幣工資增長率就 是壹點五八，八五年是壹點七九，八六年更升為二點七。如果貨 幣工資再增長，就會大大超過國民經濟的承受能力。 有些人據此就認為，即使不是完全停止工資增長，也要大力 控制工資，不容工資有更大的增幅，否則增長率持續超過國民收 入，壹定會引起通貨膨脹。香港的中國問題專家陳文鴻月前在電 視訪問上也持這種見解。 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根據 這種見解是錯誤的。首先，同樣從表壹可以看到，由於物價 上漲，已經大大抵消了貨幣工資的增長。從八五年開始，實際工 資增長率大幅度下降，直至去年只有百份之五點壹了。但這個數 字是不可靠的，因為官方有意低估了物價。不過，即使是根據官 方公布，已經有至少五份壹工人生活水平下降了。 事實上中國工人階級吃了幾十年苦頭也吃夠了。在「勤儉建 國」的口號下，中國工人工資幾乎凍結了幾十年。從壹九五二年 到七八年，廿六年間工資只增長了四點四成，平均每年只增長百 份之壹點七。只是從七九年起工資才有了點上升。中共也不得不 承認，這些工資增長有很大部份的交「欠賬」的性質。可是，「欠 賬」還沒有交完，實際工資的增長又大大減慢了。 壹方面是因為壹直生活困苦，另壹方面又因為物價高漲，在 在迫使工人非常強烈的要求增加工資。與其說工資增長超出預算， 倒不如說原來的預算就太低，太不足夠生活所需。 但再增加工資，會不會引起更嚴重的通貨膨脹呢？很可能會。 但這不是工人的責任。是先有通貨膨脹，然後才有提高工資的迫 切要求。事實上，今天的通貨膨脹，主要不是工資增長引起的， 而是由中共的市場化路線所造成的投資和消費膨脹所引起的。這 個原因不消除，即使把工資再壓低也無法消除通脹。反過來，如 果沒有上述原因，工資再增長多些也不會引起真正嚴重的通脹。 所以，要做的決不是壓止工資，而是要解決官僚的投資和消費失 控。 中國的總工會提出工資應隨物價上升而上升，我們非常贊同。 從整個社會的利益來看，這是十分必需的。由於長年的被壓制， 工人對工作有很強烈的抗拒情緒。普遍存在怠工現象。如果不大 幅度提高工資，勢難提高工人的生產積極性。 國民收入與工資增長 不過，我們承認，上述要求亦最多只能解決工資追不上物價 這個問題，不用說它未曾解決物價問題，未曾解決今天的經濟危 機。相反，從長遠來說，如果找不到更根本的辦法，整個危機有 可能更加深。 我們且不去說別的，先說同工人有直接關係的問題，就說中 國的工業罷。今天中國農業有危機，工業也有危機，甚至其程度 比農業大。中國工人如果不去解決這個危機，只是着眼於爭取個 人或個別工廠的工資增長，更不用說用種種消極方式抵抗，其結 果恐怕是不妙的。 剛才提到，有人指出近年工資增長超過國民收入的增長。這 是壹種說法。但其實更可以有另壹種說法。不是工資增長過快， 而是國民收入的增長本身下降了，所以才顯得工資增長過多。從 表二可以看到，國民收入增長從八四年的百份之十三點五高速， 逐步下降，其中八六年壹下子降為百分之七點四，下降了差不多 壹半。（當然七點四的速度同國外比也不低，但因為這個速度是以 工業超速的不正常的增長為代價，所以並非十分可喜）國民收入 暴起暴跌，極不穩定，自然不容易支持工資的穩定增長。 表二 國民收入指數（以上年為 100） 1981 104.9 1982 108.3 1983 109.8 1984 113.5 1985 112.7 1986 107.4 1987 109.3 工業的驚人浪費 國民收入為什麼這樣不穩定？其中壹個重要原因，是工業經 濟效益奇差，投入很多，而產出很少。從壹九五三年至八零年， 將近三十年間全國固定資產總值增長了二十壹倍，但從中得到多少國民收 入呢？只有四倍。從表三可以看到，中國工業每積累壹百元所帶 來的利稅收入，竟然從五二年的二十五點壹三元下跌為八六年的十 九點八九元，三十多年間盈利不升反降！效益如此差劣，當然有 礙國民收入的穩定而長足的發展。 表三 每百元固定資產原值實現的利稅（元） 1952 25.13 1957 34.40 1965 29.73 1978 24.74 1980 24.32 1981 22.90 1982 22.22 1983 21.66 1984 22.28 1985 22.40 1986 19.89 正因為效益奇劣，所以每年都有二成多的企業虧本。不過， 這個數字是不夠真實的。實際情況比這個更壞。 要知道，中國工業的盈利，相當程度上是靠大量而廉價的投 入。長期以來，中共刻意大力壓低農產品和原料的價格，壓低工 人工資，靠犧牲農民和內陸西北、西南地區（許多原料都產自這 些地區），以及工人階級的利益來支持工業發展。可怕的是，工人、 農民和內陸人民做了犧牲，可是在官僚專政下，工業卻不爭氣， 管理混亂、效益奇差。所以，實際上虧損企業遠不只二成。許多 盈利企業如果不是靠廉價農產品和原料的支持，不是靠低工資， 就會壹樣虧損。所以有人說，相當部份的工業利潤不是工業自己 創造的，而是把農產品和原材料的價值通過價差轉移給工業的。 —據估計，中國全部六千億元的固定資產，有三分壹 是浪費了的。—八五年時估計，有二成企業是沒有基本的經濟核算 的，而七成的企業，核算工作很不健全。 —每年的工業產品，質量過關的只有七成多。 —工業的冗員約達壹千五百萬至二千萬，占全部職工 人數的壹成多。 為什麼工業效益如此惡劣？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企業壹 直由政府部門官員所控制，他們的權大而責小，無論怎樣浪費也 可以照做官。正是這種官僚弊害使企業的管理非常混亂。

工人的消極怠工及其影響

中國工人階級的種種消極反抗也是工業的效益危機的原因。 工人受盡困苦，在官僚專政下毫無人權，甚至連轉業轉廠自由也 沒有。工人號稱為「國家主人翁」，但是對於企業建議過問壹下都 無權，而且還要忍受中共以國家名義剝削他們，所以他們壹有機 會就拼命從國有財產中奪回自己的壹份。這是近年獎金失控的壹 個原因。但反抗形式不止於此。普遍的怠工情緒。以最大的冷漠 甚至浪費來對待企業財產。盜竊企業財物成風。所以國內有句說 話：「大家拿，拿大家。」這是「公有制」嘛。工作沒有紀律，上 班吹牛、睡覺。這些風氣當然更進壹步惡化企業的情況。 很明顯，如果工業不施大手術、大改造，即使工人現在爭得 多些工資，首先這就大有可能實際上只多爭得幾張廢紙；其次， 從長遠來說，工業危機不解決，就不可能支持穩定的工資增長。 工業過去主要靠低工資、低原料及農產品價格維持。現在農民不 肯再向低農產品價就範了，原料產地也不肯再犧牲自己了，而工 人呢，就更不肯再維持低工資了。他們這樣要求本身都很合理， 很值得支持。可是，同樣明顯地，不根本改造工業以致改造中國 經濟，是不可能實現這些要求的。 工業的危機已經到了人人都無法忍受的地步了。工人自己不 去考慮，不等於別人不考慮，不等於中共不考慮。中共為了解決 這個危機，壹種辦法就是實行承包製，把企業的日常管理權交給 廠長，壹種辦法就是進壹步擴大市場調節。兩種辦法都對工人不 利，而又不難徹底瓦解工人的消極反抗。首先，承包製只賦予廠 長權力，而工人名義上是國家主人翁，卻始終毫無權力。在這個 情況下，廠長為了多得獎金，很有可能更進壹步犧牲工人利益。 廠長既可以開除工人，那麼誰消極怠工的都可以被開除。其次， 中共已經向資產階級學懂了怎樣利用市場的力量來打擊工人。在 「搞活經濟」、「打破大鍋飯」的名義下，它讓企業互相競爭，讓 工人互相競爭。妳們要加工資嗎？很好，哪我們就要更進壹步開 放物價啦！妳們紀律渙散，消極怠工嗎？很好，我們就開除工人， 我們就宣布國家不再保障就業，我們就大搞勞動力市場，用失業 工人來同妳們競爭啦！妳不干，可想干的大有人在呢！ 工人對於中共拿市場化來打擊工人的舉動，越來越不滿。有 些仍舊主要是消極的個人反抗。有些工人因為被廠長扣工資而毆 打廠長。壹些地方鬧出人命。消極怠工仍然持續。 不過，消極的集體罷工也越來越多了。這當然是壹個進步。 可惜我們無法得到有關資料。不過，從各方面看來，這些行動畢 竟仍是個別工廠的。

從消極反抗到積極反抗

工人階級所需要的反抗要從個別工廠擴大到整個中國工業甚 至整個中國經濟和政治層。工人現在最迫切的就是要對中共的走 資本主義道路作出總體的科學的分析。究竟中國要走什麼道路？ 走資本主義嗎？那麼工人的生活如何保障？職業如何保障？走社 會主義嗎？什麼是社會主義？過去那種集權體制嗎？那種體制有 什麼好處？難道真是好得可以叫出「寧要四人幫不要胡耀邦」、「寧 要七十年代的物價，不要八十年代的工資」、「寧要四人幫的四十 七，不要鄧小平的壹百七」的口號嗎？很明顯，現在工人階級思 想非常混亂，他們對於鄧小平的市場化政策不滿，他們中不少人 感到過去的職業有保障的體制比現在更好些。可是他們對過去體 制的好的和壞的各方面考慮不清楚，以致簡單地眷戀舊制度。我 們認為，傳統的官僚集體計劃，只能去蕪存菁，只能吸收其中好 的，而萬萬不能整個接受，萬萬不能讓它復活。過去的制度不是 全無優點，現在的新辦法也不是壹無是處。工人的勞動紀律是要 加強的，所懷疑的只應是由誰加強，是由廠長還是要工人集體？ 企業有權開除工人，這在原則上是不能反對的，問題只在於，是 由廠長單方面有權，還是工人的集體也有權？國家要保障就業權， 這是對的，要保衛的，不容中共廢除的。但工人往往把它同「企 業不能開除人」混淆起來。「企業不能開除人」的舊辦法本身是錯 的，這樣只會造成冗員、紀律渙散。如果我們不能分清二者，如 果我們把本來進步的東西放進落後的框框裏，就會變成走回頭路， 就會無法解決今天的工業危機。至於把矛頭只是指向廠長，這就 更混亂了。是的，可能廠長本身也有不公平的地方，但畢竟，他 不是最高負責人。是誰給予廠長權力的呢？是中共。如果不從根 本的政治權力着手，是很難有效反抗的。相反，消極反抗，或者 提出混亂的要求，把進步的要求同落後的要求混淆起來，這樣只 會更方便中共用打破大鍋飯的名義打擊工人。 總之，中國工人階級要適應新的形勢，要放眼全中國，要探 討中國的根本道路，要認真分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優劣，而 不要再停留在消極抵抗的水平上，只有這樣才有出路。 我們現在沒有條件提出具體的綱領。但也願意提出最迫切的 要求，以便保障工人最起碼的生活。這包括了制訂最低工資法； 工資隨物價上升；組織獨立工會的自由；物價指數由工會編訂； 簽訂集體合同的權利；國家對失業工人保障就業；所有企業的承 包合同要經工人集體討論；全面探討工業承包製；國家公開所有 資料和統計數字；言論自由；容許全面而公開討論資本主義與社 會主義的大是大非，任何言論不能入罪；全面民主改選人大代表。 我們要為當前的要求而努力，也要為根本的出路而艱苦探索。 工人提不出解救中國之道，中共就會而且事實上已經用它的方法 去解決，用官僚的、市場的、犧牲工人利益的方法去解決。如果 工人不想陷於悲慘境地，現在是醒覺的時候了。

壹九八八年八月

中國社會開始畸形

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中共所進行的經濟改革，到目前為止 並不能真正刺激生產效益，然而，它所帶來的社會性、歷史性的 倒退已經非常可怕了。這場被稱為壹次「革命」的大改革，實際 上不過使越來越多的中共官僚變成官僚資本家，不過使新生資產 階級日益興旺，而對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婦女、知識份子和工人 來說，改革越來越意味着連過去所獲得的重要利益也行將喪失。 婦女，又尤其是農村婦女，其社會地位隨着改革深化而不斷下降； 知識份子雖然在精神壓迫上稍為「寬鬆寬鬆」，但是棍子還是要打； 何況，知識份子的物質生活簡直沒有任何真正改善。至於工人階 級—它在憲法上號稱為中國的領導階級—現在也終於到了全 面喪失其革命成果的最後關頭了。前幾年所進行的工資改革，固 然早就已經走向極端，早就已經把壹種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工資制 度移殖到中國。到了壹九八八年，改革又進了壹步，這次就是要 打破充份就業的原則，大規模地製造失業了。幾十年來宣稱社會 主義不會有失業的中共，現在又承認，畢竟失業是有用的、是初 級社會主義所必需的了。

工人階級的悲慘命運

其實，從經濟改革開始以來，對於那九百萬農村鄉鎮企業的 工人，壹千萬到城市做工的農民，幾百萬為港澳及外資工作的工 人—對於這加起來為數達二千多萬的工人來說，不僅完全沒有 就業保障，而且沒有任何年資、福利、職業安全、衛生、工作條 件、工時等等任何保障。對於為數近千萬的合同工人來說，雖然 還有福利津貼，但也早就失掉了就業保障。壹直享有就業權的， 就只是占了國營企業工人的多數的固定工而已。然而，到了壹九 八八年，固定工人也要被大批開除了。在「優化組合」的名義下，越來越多的固定工人被淘汰。 在中國，失業所帶來的痛苦要比在資本主義大許多倍。要知 道，在中國，工資壹直非常低，只勉強夠吃穿，其餘全部物質生 活，都是由他所屬的單位所負責。他住的是工廠蓋的廉價房子； 他吃穿用所需的種種票子，往往都由工廠發；他的醫療費、退休 金，或她的有薪分娩假、月經假、子女津貼，等等，都是他或她 的工廠所負責。甚至在壹些大企業，理髮、育嬰、兒女上學等等， 都是由廠辦的理髮店、育嬰院、學校等等負責。甚至政治上，他 的公民權也是由所屬單位來賦予。壹個人離開了所屬的單位，就 簡直無法生存。而對於工人來說，這尤其如此。他壹旦被開除， 不僅意味沒有入息，而且意味着沒有房子，沒有醫療保障，沒有 退休金，沒有意外保障，甚至兒子沒有書讀。 「上海壹家紡織廠壹名被組合下來的女工，患了白血病，要 住院得預交五千元錢，她廠裏拿不出，……她原來的工廠說，按 規定，她失業後已經和廠裏斷絕了聯繫，我們管不着；勞動保險 部門說，她不屬於終止合同或被辭退者，不在我們救濟之列；民 政部門說，她不是孤寡殘廢，我們管不到；市總工會說，她是工 會會員，也許我們該管。可是拿出很多錢，我們又管不起……。」 她「只好眼睜睜地望着病情壹天天惡化。」（註壹） 這種絕望情況使許多工人非常痛苦，非常暴戾。有壹個被開 除的工人「闖到廠長辦公室，把刀架到廠長脖子上，叫着：『妳憑 什麼砸我的飯碗？！』『我要工作！我要吃飯！』」（註二）這種事例 在中國並不屬例外。中共現在打算向那壹千五百萬工業冗員開刀， 所以今後失業人數（其中多數是女工）將會很大。因此，今後的 衝突也同樣會不斷增加。 壹位工人說：「共產黨從壹開始鬧革命就許了諾言，要『人人 有飯吃，人人有工作』，怎麼現在又變了卦？」 社會主義應當否定全民就業？ 中共自然有許多文膽文棍為它作解釋。壹年來瞭望周刊就經 常撰文宣傳製造失業的好處。中國工業企業有冗員壹千五百萬， 而這壹切據說都是充份就業的原則所造成。「失業現象是商品經濟 社會形態裏壹種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 段，人口多，經濟不發達，期望給每壹個進入勞動年齡的公民都 安置壹個『鐵飯碗』，消滅失業現象，這是不現實的。我們建國後 為此竭盡全力，不惜犧牲經濟效益和發展速度，結果是以企業內 大量的隱形失業代替社會上的顯形失業外，社會上仍然存在着百 份之二的『待業率』。」（註三）「企業不再是職工的『安全島』、『人 人有飯吃、人人有事干』這個所謂的社會主義原則，如今也遇到 挑戰—社會主義不再養懶漢。」（註四） 我們可以把上述引文簡化為四個結論： 1.社會主義根本不包括充份就業的原則； 2.充份就業等於養懶漢； 3.目前的企業冗員是由於實行充份就業所造成； 4.目前的經濟水平不可能做到充份就業。 我們現在逐點作評論。先談第壹點。 「社會主義並不包括充份就業的原則」—這句話不壹定錯。 要看是哪壹種社會主義。李光耀式的社會主義，或者北歐式的社 會主義，更不用說希特勒式的社會主義，當然並不包括真正的充 份就業的原則。可是，中共堅持的社會主義是李光耀或別的什麼 的社會主義嗎？不是。憲法上明文規定中共要堅持的是馬克思的 社會主義。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從頭起就堅持：社會主義可以而 且應當消滅失業現象。馬克思那部資本論，就充份說明過，失業 是資本主義所特有。因為，只有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才成為純粹 的為資本增值的工具。壹旦資本由於市場不景而不能增值，資本 就不需要勞動，就需要開除工人。這就是資本主義失業的原因。 古代的奴隸制和農奴制，勞動是為統治者增值財富而非資本，勞 動力越多財富就越多，所以那時不會有資本主義式的失業；社會 主義消除了資本統治，勞動再次成為純粹增值財富的因素（只是 財富都歸勞動者支配而非歸剝削者支配），所以同樣不會產生結構 性失業。 這就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這統統是空想！」朋友，妳 自然可以這樣說。在今天這樣說也毫不稀奇。我們也不打算在這 裏為社會主義辯護。我們要指出的只是：妳不能歪曲事實，不能 壹面在憲法上聲明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另壹方面 卻又說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根本不主張充份就業。這是明明白白的 違反事實，違反憲法！憲法上明文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 務」。中共壹面經常拿「四項堅持」來壓人，另壹面它自己卻加速 違反社會主義原則，加緊違反憲法，這難道不是最卑鄙最無恥的、 毫無原則的自相矛盾嗎？或許，妳們會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只是 初級的社會主義，所以是不同的！」可憐！不管妳叫現在的社會主 義是中級、初級還是幼稚園級，畢竟還是社會主義，它就應當具 有社會主義的應有特徵，正如小孩雖然幼稚，但畢竟也是人壹樣。

妳頂多只能說，初級社會主義，要落實全民就業需要壹段時間， 而不能說社會主義根本要拋棄全民就業的原則。 現在談第二點。

全民就業與鐵飯碗

我們承認，過去那種工廠不能辭退工人的制度，是容易鼓勵 懶惰和冗員的。如果就把這個制度稱為「鐵飯碗」，那麼我們也並 不贊成所謂「鐵飯碗」制。可是，這種制度同充份就業的原則根 本是兩回事，是不能把它們混淆壹起的。「鐵飯碗」本身並不壹定 是充份就業，反過來，充份就業也不壹定等於「鐵飯碗」。「人人 有工做」—不過是說國家應當提供充份的就業機會，保障壹切 願意做工的人，都壹定有工可做而已。它並沒有說人人不必做工 都可以有收入，也並不壹定包括「工廠不能辭退工人」這個原則。 人人有工做，這是壹個大原則，是計劃經濟的其中壹個目標。至 於這些工是怎樣做的，是按照獎勤罰懶的標準還是按照「做是卅 六，不做也是卅六」的標準去做；是按照工廠有權辭退工人的原 則還是按照「鐵飯碗」的原則，這是經濟管理的具體方式問題， 與全民就業這個經濟目標並沒有壹定關係。可以採取「鐵飯碗」 的手段來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但也可以完全不採取這種手段， 根本採取另壹種更有效率的管理手段。完全可以這樣設想：壹方 面應讓工廠有權辭退工人，另壹方面政府通過經濟計劃提供充份 的就業機會和職業訓練，讓那些暫時失業的工人可以很快地重新 就業（這種臨時失業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失業。臨時性失業 是完全正常的現象。全民就業並不是說絕對不能容許個別人失業。 單是技術革新這個因素，就壹定會造成臨時失業）。在壹個經濟資 源和生產手段都已經收歸全民集體所有的國家，要做到這點並不 是不可能的。

是什麼造成企業的困境

其實，今天中國的工業危機（冗員太多，勞動紀律鬆弛），根 本就不是全民就業本身所造成的。造成危機的其中壹個重要原因， 乃是包括「鐵飯碗」在內的壹種最落後、最野蠻的勞動管理制度。 這種管理制度可以稱為現代工奴制度。說全民就業造成懶惰固然 荒唐；單單說「鐵飯碗」造成懶惰也同樣是不合理的。畢竟，「鐵 飯碗」只是整個工奴制度的其中壹個部份而已。按照這種制度， 工廠固然不能開除工人，反過來工人也絕對無權辭職，絕對無權 選擇職業、選擇工作單位。壹個人壹旦被分配到某個工廠，他就 永遠屬於工廠，永遠受工廠的「領導」統治。農奴受束縛於土地； 同樣，工奴則受束縛於工廠。這樣壹種制度，連中共也承認是壹 種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制度，與社會主義毫無關係（其實也同全民 就業毫無關係）。這樣壹種勞動管理制度，當然絕對沒有任何優越 性可言。許多工人用非所學，根本對分配的工作全無興趣。這樣， 工人那會有生產積極性呢？所以，今天中國企業的危機，根本就 不是工人自己的責任—他們幾十年來壹點選擇的自由都沒有 —而是制定這種工奴制度的中共的責任。 這樣壹種荒唐的制度為什麼居然維持了幾十年呢？壹方面， 固然因為中共早就成為脫離群眾的官僚黨，它根本無視群眾的呼 聲。另壹方面，也因為這種工奴制最符合中共那種絕對集權的計 劃經濟模式。其實，社會主義的本義從頭起就強調工人的民主自 治。可是，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從頭起強調的卻是官僚集權。 到了毛澤東就更登峰造極。按照中共模式，「壹枝竹杆插到底」， 全國壹切單位，全國所有工人，都應當屬於中央的計劃範圍以內， 都要服從中央的分配。因為，在中共眼中，不僅全國工廠，甚至 全國工人都屬國家所有。這就是臭名昭着的「勞動力公有論」。（關 於這種理論，讀者可參閱本文集《就業自由與社會主義》壹文） 如果說「鐵飯碗」不過是工奴制的壹個部份，那麼，工奴制（或 「勞動力公有」制）就是整個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的壹個組成部 份。按照這種制度，每間工廠和每個工人都原則上由中央控制。 這樣壹種制度當然不會有效率。所以，造成企業的積弊，原因不 在於毫無選擇自由的工人本身，而是這種官僚集權的經濟制度。 今天中共把責任完全推到工人身上，要工人負起管理不善的 重擔，是最卑劣的官僚統治者的表現。這樣做固然完全不負責任， 而且，更重要的，是不會對提高效益產生真正作用。面對失業的 威脅，工人會被迫賣命工作；從這方面看可能會提高個別工人的 勞動效率。可是，提高個別工人的效率，不等於就能提高整個工 廠的效率，更不用說就能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率。如果企業仍然由 官僚管理，開除再多工人也絕不會真正提高效益。 然而，現在中共不是正在改革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嗎？不是 在進行市場化的改革嗎？如果在打破「鐵飯碗」的同時又進行放 權改革，不就能解決效率的問題嗎？ 我們認為這樣仍很難根本解決問題。要知道，不論現在的改 革幅度怎樣大，壹個最關鍵的東西始終不曾觸動過。這就是國有 財產發生了官僚寄生的問題。全國絕大部份企業名義上屬於全民 所有，可是中共篡奪了國有財產的控制權，變成了中共的禁臠。 而問題在於，中共還沒有連財產權也正式奪去，所以中共所支配 的，完全是別人的、全民的財產，不是自己的財產，因此對它們 絕不關心，浪費最大也無動於衷。這就是問題的核心。所以，幾 十年來中國經濟效益奇低，固然不僅是由於「鐵飯碗」，也不僅由 於工奴制，也不僅在於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而且也更在於 官僚寄生在國有財產上面。幾十萬個國營企業，壹億三千萬工人， 都由中共官僚控制和指揮，但官僚可以不負任何責任。今天的改 革只是下放了權力，但官僚對國有財產的寄生性這個問題不僅沒 有解決，反而隨着市場化改革而更為尖銳。工農兵學商，壹齊來 經商。官僚拿誰的錢經商呢？拿國有財產。在企業方面，情況也 壹樣。企業財產到今天實際上仍然是「無主」的財產。企業經理 對它也根本不像壹個資本家對待自己的財產那樣關心企業。所以， 這個問題不解決，市場化改革，開除工人製造失業等等，除了為 經理帶來獎金外，不會真正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率。誰若以為，只 要犧牲工人利益，中國經濟就能解決其危機了，這純粹是幻想。

國有財產要物歸原主

中共現在也已經越來越了解到非觸及所有制的改革不可。然 而，這個腐敗透頂的官僚集團所想到的所有制改革，當然不是把 國有財產物歸原主，交由全民民主管理，而是壹個勁地走資本主 義，越來越大膽地把國有財產用種種名義（如股份制）化公為私， 從政治官僚搖身壹變而成為官僚資本家。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們越 來越猖狂，越來越決心要把全部經濟危機轉嫁給工人。 到了現在這關頭，中國工人應當這樣正告中共：妳們根本無 權這樣做！這幾十萬個企業，幾千億元資產，是我們所創造的財 產！（壹九四九年解放時全國資本家所擁有的工業只有極微小的資 產。）憲法上明文規定財產權屬於人民所有，妳們固無權壟斷支配 權，更無權篡奪，化公為私！妳們幾十年來剝奪了我們支配自己 的財產的權利，幾十年來中國經濟搞成爛攤子，到最後卻竟然要 開除我們，我們決不答應！我們現在告訴妳們：把工廠、礦山交 還我們！把政權交還給我們！不用妳們操心！讓人民自己來管理 國家，管理經濟！我們既不要工奴制，也不要失業！我們要求由 人民自己管理國家，通過民主政府來實現全民就業的目標！

中國經濟發展的水平能否實現全民就業

至於第四點，更完全經不起推敲。首先，怎樣的經濟水平才 能做到充份就業呢？標準何在呢？我們完全得不到任何確實答 復。其實，在壹九五六年，至少在城市，失業已基本上消失了。 而那時的工業效率就因此大為降低嗎？不是。恰恰相反，五六、 五七年，中國的工業效益是幾十年來最高的。而當時的經濟水平， 不是比今天要低得多嗎？為什麼那時候實行全民就業並沒有降低 效率？這難道不也證明經濟水平的高低與能否充份就業沒有必然 的關係嗎？誠然，經濟水平越低，同時做到充份就業和效益提高， 所遇到的困難會較多，但那並不表示不可克服，頂多是所需的時 間較長，而不是根本不能做到，所以不應當說要根本拋棄全民就 業的原則。 毛澤東式的鐵飯碗制度本身固然是壹種沒有效率的制度，可 是，資本主義結構性失業同樣是壹種最大浪費。資本主義所重視 的效益，壹直都不過是個別企業的效益—用最小的勞動增殖最 大限度的資本。可是，以整個社會角度看，資本家因為賺不到錢 而把工廠關門，把工人開除就是最大的浪費。如果這些工人和工 廠從新開工，這不就能創造更多財富嗎？從資本家的角度看這是 浪費，因為越多產品只會令市場過剩，價格下跌。但是從實際使 用價值的角度看，從大多數的人的利益看，更多產品就可以拿來 更公平地分配給大家。所以，站在普羅大眾的立場上，中國根本 不應當把資本主義結構性失業當作是壹種優越制度來引入。 兩條道路的選擇 中國企業當前的確有驚人的冗員，各個工廠必須逐步淘汰冗 員。如果要提高經濟效益就壹定要這樣做。這是毫無疑問的。問 題是，是通過製造失業來淘汰工廠冗員，還是通過民主地有計劃 地重新整頓國民經濟、創造更多就機會的方式來壹面裁汰冗員， 壹面安排暫時失業者重新就業？這是兩條道路的選擇。前壹條道 路是根本違反憲法，違反人民利益的。只有後壹條道路才是工人 所應支持的。

黨國資本主義的本質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中國實行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只是讓一小部份人富裕了起來，這一小部份人除了共匪體制內的人就是依附在他們周圍的人，大部份中國人根本沒有因為共匪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變得富裕啊。下面我們就來整理一下，中國都有哪些人富裕了啊。

壹，國企改制，侵吞國有資產。這部份人多數是太子黨或者其他高層的政府官員，利用國家政策變化，國企改制，政企分開的機會，大肆侵吞國有資產，中飽私囊，虧了社會，肥了個人。他們財富暴漲的速度也是非常驚人的。

二，從地方官員那裡得到礦產或者其他自然資源的開發權的私營老闆。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本來屬於公有的由國家開發的各類礦產自然資源被壹些人的私有財產了，地方官員利用權力進行權力尋租，商人用行賄等不正常手段得到大量國家貸款，進行資源開發，以降低安全投入和降低工人工資為代價獲得大量非正常暴利。不但造成礦產等自然資源的不合理的開發，也是礦山事故頻發的罪魁禍首。

三，建設行業的工頭。建設行業是政府資金投入大，吸收勞動力多的行業，同時也是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合理的行業。中國各類大小建設工程，本應有規範的集體性質的建築工程公司承建，建築工人，勞動待遇，勞動時間，安全技能培訓，財務管理等都應有明確的規範和監管。而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因為只是恢復了市場經濟卻沒有建立民主制度，工程的發包和承建壹直存在不合理、不規範的現狀。很大壹部分是縣市級掛牌國家承建公司，他們承攬到工程項目後，獲取壹層利潤後發包給多數沒有資質和技術的農村的工頭，很多工程項目甚至是層層發包，轉包壹次就要獲取壹層利潤。而最後壹級的工頭通過降低工人工資、提高勞動時間、降低安全投入、幾乎沒有福利待遇為手段大量榨取農民工的血汗，同時造就了很多劣質工程。近些年曝光的此類工程也不少，“峻工之日也是倒塌之日”，好像是笑話，又確實存在的現象。這些工頭財富積累的速度也是非常驚人，壹年少則幾十萬，多則幾百萬很正常！而工程質量問題多現，安全事故頻發，農民工的血汗錢難要等不正常的問題幾乎年年都有。

四，地方官員以及房地產開發商。地方官員依靠對土地的壟斷把土地高價出讓給房地產開放商，房地產開發商多數利用銀行的資金進行房地產開發建設，為了彌補徵地成本，為了賺取暴利，用高房價掠奪買房者。而買房的市民多數要依靠銀行信貸買房。不合理的高房價和百姓有限的收入把銀行推向風險的位置，也即次貸現象，最終必然引發國家大的危機。因此中國民主化之後與基本居住需要有關的房地產最好由國家計劃建設開發，以保障大部分老百姓的居住為目標，輔之以部份比例的商品房作補充，作為部分高收入群體的需要。

五，市場經濟中新興的資本家。這部分人大部分頭腦市場意識較強、敢於冒險、敢於開闢市場。他們在中國改革開放後湧現出來，創造了壹定的社會材富。他們主要是壹些各類特色種、養、殖、加工專業戶，及壹些酒樓、飯店、商貿、工廠等私營企業主，他們主要依靠利用市場經濟中的機遇發材，但由於資本的趨利性，他們當中也有壹些人走向努力壓榨他們的僱工的去增加自身的財富的行列。黑煤窯事件、黑工廠現象等大量曝光反映了這方面的問題。對於這部份人必須制訂合理的用工政策和稅收政策並加強對其生產的監管，儘量平衡財富的分配，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廣大工人階級的權益。如果沒有建立民主制度，基本上不可能落實。

六，貪汙腐敗的壹般官僚權貴階層。這部人是歷代深惡痛絕卻又難以根治的群體。權力的特殊性和人趨利性總是會讓壹部分官員置國法和人民的利益的不顧，挺而走險，以權謀私，貪汙受賄、權錢交易，獲取大量不義之財。中國的腐敗問題也已成為廣大中國人民呼聲最強烈的問題。除了建立民主制度在制度上的規範、監管外沒有別的辦法，把官員的收入、工作能力放到廣大中國人民的監督之下才可以從根本上遏制貪汙腐敗。

七，金融機構的無低押貸款，不正常貸款。這壹部份人多數和官員有壹定的特殊的利益關係，利用政策的不完善，獲取大量巨額國家貸款，最後無力償還。也是造成很多金融壞賬的主要原因。

八，進出口資源、商品的操控。這壹部份人數不多，但賺取的暴利也是非常驚人，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利，高官的特殊的利益關係，龔斷性的特點，大肆為個人斂財，貪心無盡。

九，證券市場的操控。這部份人數也不多，也多是具有官員背景的人物。利用媒體，造假信息，虛推股市，暗箱操作，獲取大量不正當財富。他們的財富增長率也許讓多數國人嘆為觀之。

說完富人再說說窮人。城市的窮人主要是國營企事業單位改制，政府官員，利用國家政策變化，國企改制，政企分開的機會，大肆侵吞國有資產，中飽私囊，虧了國家，肥了個人。無故解僱不同意見的人員，而致其失業、失去社保。

窮人大多數集中在農村，約有3億外流就業賺錢養家煳口。賺錢的主要手段是依靠雙手勞動，集中在建築、工業品製造、私營小販、服務業。在工頭、資本家、腐敗官僚的壓榨、欺壓下換得收入很有限和微薄，還要負擔養老、養小、住房、上學、就醫、高物價和各類必須的生活消費，因此大多沒有多少的儲蓄！他們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中創造了大量社會財富，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可是因為中國不是民主國家，中國的政治制度以及經濟制度抉定了他們無法充份的分享所謂的改革開放帶來的成果。

左派應該反對改革開放 

作者 獨立工會

中共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中共的所謂改革開放是對共產主義的公然背叛。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市場經濟學家們，從中國人的角度上看妳們在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的歷史中，犯下的十大滔天罪行！為了能夠實現中國人民的自由、幸福、安全地生活的夢想，為了中國的社會化生產能夠保證滿足全國人民的生產和生活的需要，為了中國的社會能夠永遠地和諧永遠不受世界資本主義的欺辱，我期望妳們勇敢地站出來進行辯論！

　　第壹條罪行是妳們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混淆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資本是什麼，是壹宗貨幣，這宗貨幣變成為商品，以便再變成比原先數量更多的貨幣。可見資本主義就是在商品經濟環境中用錢賺錢的活動、運動、過程。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和資本主義對立的水火不相容的，所以社會主義就是消滅資本主義！可是妳們在為黨和國家的頂層設計的市場經濟中保留了商品經濟，從而把中國的經濟設計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把中國人民投入到資本主義的火坑！

　　第二條罪行是妳們把中國十四億人的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分離開來，企圖讓中國的勞動人民永遠做資本家的奴隸！在三百多年前，在西方出現了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分離即第壹，勞動者把土地當作生產的自然條件的那種關係的解體，即他把這種條件看作是自身的無機存在，看作是自己力量的實驗場和自己意誌所支配的領域的那種關係的解體。第二，勞動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種關係的解體。第三，勞動者在生產開始以前都具有了作為生產者來生活所必需的消費品的那種關係的解體。第四，勞動者本身、活的勞動能力的體現者本身，還直接屬於生產的客觀條件的那種關係的解體。當時的商人、高利貸者，用積累起來的貨幣購買勞動的客觀條件，從而產生了資本主義。妳們為黨和國家設計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體制，就像當時的商人和高利貸者那樣，讓資本家永遠地購買勞動的客觀條件，從而把中國勞動人民永遠地定格在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分離的狀態。

　　第三條罪狀是妳們是中國歷史的叛徒。中國幾千年是土地公有制的亞細亞所有制形態。李約瑟證明中國沒有資本主義，中國不需要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的偉大歷史功績是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中國完全可以在消滅了資本主義以後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運以後，利用農業的集體所有制和工業的全民所有制，在壹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壹的國家建立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實實在在的結合。妳們在為黨和國家設計的市場經濟中硬是塞進了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可見妳們就是名副其實的中國歷史的叛徒！

　　第四條罪行是妳們是中國的僱傭勞動的製造者。在中國幾千年的亞細亞所有制中，中國的農民生活在自然村中，都是在互相幫忙相互支持的幾千年不變的為自己生產產品的經濟。就是在那時專門為皇權官僚服務的城市中的手工業者，僱傭勞動也是壹種謀生的手段，而沒有成為壹種制度。在共產主義社會，無論是農民還是城市的工人，都是為自己勞動，不存在僱傭勞動。當妳們為黨和國家設計了市場經濟以後，勞動者的勞動在合同制度下，就變成了專門為資本家階級的賺錢的生產的僱傭勞動者。這種僱傭勞動者不僅喪失了勞動的客觀條件，而且完全靠資本家的需要（需要時就給妳工作，不需要時就讓妳失業）生存，因此作為僱傭勞動者不是幸福而是壹種不幸！

　　第五條罪行是妳們是無政府狀態的生產的製造者。改革開放後的無政府狀態的生產是在違背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製造的。共產主義的農業生產是在人民公社的組織裏，有計劃地生產，工業生產是在全民所有制企業裏有計劃地組織生產。妳們為了推行無政府狀態的生產，就背叛自由人聯合體的集體的農業生產改革成小塊土地的手工的商品生產，致使得農業生產倒退到幾千年的舊的生產方式。為了推行妳們的無政府狀態的生產，就把工業生產改革成獨立自主的自負盈虧的獨立的商品生產。無論是小塊土地的農業生產還是獨立的工業生產組織，必須經過市場的交換才能夠消費產品。因為市場是看不見的手在操縱，所以，妳們設計的農業生產者和獨立的工業生產者的商品生產只能是無政府狀態的生產。正是這種無政府狀態的生產才導致了經濟危機！

　　第六條罪行是妳們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破壞者。這種生產的特徵是：第壹，保證了了專業化的協作生產。 社會化大生產隨着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分工越來越細，為了能夠順利地進行生產，自然就要求協作。因此，專業化協作生產就是工業生產力發展的命根子！工業生產的專業化指的是工業生產部門、企業以及企業內部的工段、車間的專業化。它是社會分工的壹個組成部分，是馬克思說的特殊分工和個別分工。它的特點是壹方面表現為從原有的工業部門和企業中不斷分離出新的獨立部門和企業的過程；這些企業和部門專門生產壹定的產品或產品的某些部分，或完成產品生產過程中的某些工序、作業，它們配備有專用的機器設備，特殊的工藝過程以及相應的專業化的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幹部；另壹方面表現為分工的基礎上同類生產的集中、變小批量為大批量的生產過程。所謂同類生產集中是指具有相同生產工藝、相同設備所生產的同類產品、同類零部件、同類工藝等等的集中生產。同類生產集中，意味着生產規模的擴大，可以採用先進的生產工藝和技術裝備，因而具有高效、優質、低耗全面多快好省的經濟效果。生產協作指的是專業部門、企業部門、企業之間，為了完成同壹產品的各個部分或同壹生產過程的不同階段，在生產上建立起來的聯繫配合、協作配套關係。前邊講的是分工，後邊講的是協作。分工和協作是相互依存，互相促進的。分工是協作的基礎，協作是分工得以發展的條件，分工越細，互相依存的程度就越密切，它標誌着生產社會化程度就越高，正如恩格斯說的現代工業生產本身也從壹系列的個人行為變成了壹系列的社會行動，而產品也從個人的產品變成了社會的產品。專業化協作生產是組織現代化大生產的科學組織管理形式。第二，解決了各部門之間的有計劃的協作生產。大機器工業發展以後，生產社會化，社會生產各部門分工越來越細，各部門各企業之間的經濟聯繫越來越密切。壹個部門的產品是另壹個部門的燃料、動力或原材料；這個部門為那個部門提供機器設備等等。各部門的生產，不僅在品種數量上，而且在時間上都要求相互適應。為了使社會再生產能正常進行，客觀上要求國民經濟各個部門能夠經常地保持恰當的比例，從而要求計劃調節。列寧指出：“大機器工業和以前各個階段不同，它堅決要求有計劃地調節整個生產和對生產實行社會監督。”。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恩格斯說，壹旦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要取消，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馬克思說，時間經濟以及有計劃地分配勞動時間與不同的生產部門，仍然是以集體為基礎的社會首要的經濟規律。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共產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既保證了生產內部的專業化協作生產的問題，又解決了各生產部門之間的有計劃地協作生產的問題。而妳們的罪過就是把社會化的生產分割為獨立的商品生產，從而就破壞了社會化大生產！

　　第七條罪行是妳們是生產關係是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的製造者。勞動生產力的發展結果就是產品數量的增加，產品數量的增加就能夠滿足全社會的生產和生活的需求。從理論上說，生產關係起初是生產力發展的形式，隨着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係就必然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共產主義發展生產力的目的就是為了增加產品的數量，從而滿足社會的物質的需求。而妳們為黨和國家設計的市場經濟，不是為了增加物質產品的數量，而是為了增加價值，為了賺取更多的貨幣或者為了增加國民生產總值。因為，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與產品數量的增加成正比，而與產品中包含的價值成反比。在妳們設計的市場經濟中，隨着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壹方面減少了工人的工資價值，另壹方面又不斷地增加產品的數量。當着產品賣不出去的時候就出現了產能過剩，既然產能過剩，那麼就要減少產能，減少產能就是限製發展生產力！因此，妳們設計的市場經濟就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並且不僅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而且造成了過剩，過剩導致了危機！

　　第八條罪行是妳們是社會關係混亂的製造者。所謂社會關係，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協作關係。在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農民是農業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者，工人是工業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者。他們之間的協作關係就是共同為社會生產農副產品和工業產品，共同消費這些產品。而妳們為黨和國家設計的市場經濟，拒絕這種相互協作共同消費產品的關係，改革成兩極分化的關係！改革成少數不勞動的人占有社會產品，大多數勞動的人則靠殘羹剩飯養活自己的關係！正是因為妳們完全站在少數不勞動的人壹邊所以妳們就把資本家作為神來供奉，正是因為妳們不是站在廣大的勞動人民壹邊所以妳們才成為廣大勞動人民的敵人！

　　第九條罪行是妳們是壹切社會災難的製造者。正是因為妳們設計了為了賺錢的市場經濟，所以追求萬惡的金錢就造成了社會的壹切災難！為了追求金錢，住房、醫院、學校變成了賺錢的手段，因此廣大勞動人民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為了追求金錢，無計劃的亂砍亂挖浪費了中國有限的資源。為了追求金錢妳們肆無忌憚向外資全面開放中國的工業、農業、金融、水利、新聞、森林、草原、土地、房地產、礦業、航空、能源、通訊、鐵路、醫院，甚至軍工企業、公共供水系統等要害領域，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屬。為了追求金錢妳們鼓吹壹開始是“壹包就靈”，然後是“下崗分流”、“買斷工齡”、“改革代價”，然後是“壹私就靈”、“壹改制就靈”、“壹破產就靈”、“私有制壹入憲就靈”、“壹物權法就靈”、“消滅公有制”、“MBO”、“全民炒股”、“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先汙染後治理”、“住房產業化”、“市場化萬能”、“腐敗有理”、“腐敗不是最好也是次優”、“房地產是支柱產業”、“政治改革是壹切問題的關鍵”。為了賺錢，妳們製造了了家庭矛盾，為了賺錢妳們造成了醫患的矛盾。為了賺錢妳們造成了環境的汙染！為了賺錢妳們用古代的考試制度坑害了全國的青少年！

　　第十條罪行是妳們欺騙了中國人。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只是因為妳們的賺錢的市場經濟的設計，為了欺騙人民鄧小平說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當然這也受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影響）。鄧小平也說過社會出現了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所以，賺錢的市場經濟的設計應該由經濟學家們負責，應該由鄧小平負責！至於江澤民為市場經濟鳴鑼開道，也是妳們設計的市場經濟已經展開的結果！胡驚濤為市場經濟出現的問題提出科學發展觀，習近平為解決市場經濟造成的惡果提出中國人的夢想。四十多年來妳們壹方面從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上，不僅欺騙中國人，欺騙世界各國的左派人士，另壹方面從西方的資本主義實踐中鸚鵡學舌地把壹切資本主義的大政方針和具體的政策都設計到中國的市場經濟中來。因此，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帶來的災難，應該由妳們這些人負責。

　　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我列舉了上述妳們的十大滔天罪行！我想還不止這些！我期望得到妳們的反駁！如果妳們不反駁，我就認為妳們已經默認！

中共根本不是左派政黨

作者 劉宇凡 向青 寫於 一九九八年

有官僚資本主義特色的中國股市

深圳騷亂平息後，不少人出來分析前因後果。有些人認為事 件肇因於有關方用政治手段干預市場經濟，有些則強調大陸資本 市場供不應求；至於官員貪汙，激化矛盾這個因素，大概是最少 有人反對的了。 「先搞股市，後搞立法」 我們先談談第壹個問題。按照這種見解，深圳股市發生瘋狂 搶購，以及其他種種弊害，是同有關方面包辦、干預股市分不開 的。市場經濟應當由供求關係自行調節，但是深圳不是這樣。股 市本身從頭起就是政府包辦，而更壞的是，政府往往無理干涉股 市；早在此次事件前，由於深圳股市大起大落，所以市府曾經壹 度採取「漲跌停牌」制度，人為控制股市升跌；而日前則包辦發 售認購股票表格，更直接導致騷亂。這壹切都被視為政治干預經 濟，是不合理的。政府應當放開經濟，而股市方面，至少要做到 政府不包辦股市，最多只起監督作用就夠了。 上述說法自然有相當道理；我們的確很容易找到種種不合理 干預的例證，因此也可以很容易得出反對那些無理干預的結論。 但是，倘若從中再得出結論，認為政府不應干預經濟，認為只要 做到這點，就能避免像日前的騷亂，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市場經濟是否就是中國的真正出路，這本身已經是壹個大問 題。但是，退壹步說，即使我們假定，市場經濟的確是中國出路， 也不能從中得出結論，說只要政府無為而治，放開經濟就行了， 而在股市問題上，也只要把它交由私人舉辦，問題也就解決了。 這完全低估了壹個原來是實行官僚計劃和國有財產制國家走資本 主義道路的復雜性。事實上，如果這樣壹個國家要建立不管是像 歐美還是像香港的市場經濟，這本身就壹定要求政府作出壹些干 預，而不是不作干預，只是干預的目的和方式與從前的大不相同 吧了。至少，在制訂有關法律方面的政府作用，就不應削弱，而 是要大大加強。任何發達的市場經濟都不能沒有相應法律的保障。 但是，中共的做法從頭起非常錯誤而且啟人疑竇。深圳和上海都 是在有關法律（證券法、公司法、會計法以及其他有關股票發行、 交易等等必要法律）未曾制訂前便忽忽讓股市上馬的。這樣，在 壹九八六年設立股市之後的壹段長時間，不論是股票發行還是交 易，不論是對上市公司的監管還是對股民的保障，差不多處於無 法可依的境況，也就是給予各級官員趁亂打劫的好機會，而事實 上也不出所料，果然大貪特貪。雖然，近年來有關方面開始加快 立法工作，但到目前為止，只是制訂了地方性法規，全國性法規 仍然缺如；就算是地方性法規，深圳也只是制訂了幾十個，而且 大多未付諸實行（香港有關法例達二百五十個，附屬規則三百多 個）。何況，在開市的頭幾年，早已讓官員大貪特貪，現在才來制 訂法律，意義已經少得多了。這種做法，同無法無天，其實相去 不算很遠。清本溯源，我們不僅要求法治，而且要追究：為什麼 上海深圳兩地官員非要「先搞股市，後搞立法」不可？為什麼不 可以等到有關法律訂立之後才搞不可？為什麼中央容許他們這種 做法？這不是明擺着讓官僚貪汙嗎？請看：「由於……有關交易無 法可依，市場管理和過戶手續極為落後，個別證券從業人員以權 謀私等，引起了場外非法交易的大爆發」（註壹）「上市公司中符 合國際上市規範的公司寥寥無幾。……既沒有可行的會計制度來 表現公司的營運狀況，也沒有向社會公布公司財務責任的制度」 （註二）。這些不法現象，都同無法可依有關。有法尚且常常不依， 法規不全，就更不問可知了。因此，與其指責他們干預太多，不 如指責他們不該管的大管特管，而明明應當由他們去管的，卻往 往撒手不管或者少管。

借股份制化公為私

事情的癥結更在於，壹個現成的市場經濟還不存在，還有待 建立，所以從頭起就談不上可以叫政府放任還沒存在的「市場經 濟」自行調節。即使股市可以交由政府以外人仕主辦，也並不使 問題變得容易解決，因為問題不僅在於抽象的股市，而且在於上 市公司本身，在於它們絕大多數都是國有企業。難道國有企業上 市，作為所有主的政府應當撤手不管嗎？這裏面牽涉到如何挑選 適合公司上市，如何準確評估國有資產價值，如何解決國有企業 上市後與原屬政府單位的種種稅收、利潤、監督等關係，如何產 生足以無私地代表國有股份的人物充任董事或其他職位，如何防 止公司上市後被人化公為私，侵吞國家財產，等等。上述壹切工 作都直接關繫到國有企業以致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都有需要由 政府負責（雖然不壹定要具體包攬壹切）；如果政府撤手不管，那 就是失職，而非功德。而事實上，深圳和上海兩地官員，這方面 的工作都做得很差。「在評估資產時壹些企業往往打了『埋伏』， 所以股票的價值往往高出其面值。這樣，股票所有者不僅沒有風 險，還可以分到較高的紅利。二是股票買賣缺乏公平交易原 則。不少購買股票的人須憑『門路』、『關係』才可買到。」（註三） 雖然這是壹九八八年的報導，但跟現在沒有根本區別。月前壹位 國內經濟學家指出，土地、資源及商標的價值在現階段很難評估， 從而給官員在評估資產時任意妄為製造機會（註四）。「股份制企 業裏邊有的未按股份制企業設立的基本原則和程序辦事，有的過 低評估國有資產」。（註五）總之，在保障上市國有企業的利益方 面，政府依然有限多工作需要做。自然，像股市竟同時要受到八 個部門共同管理（註六），那樣的壹種「管」法，自然要加以反對。 但是，不能從中得出結論，說什麼只要政府少管或不管便行了。 如果真這樣，恐怕未必就能防止種種不必要的干預，但另壹方面 卻壹定會大大助長那種該管不管的趨勢，從而更方便各級官僚化 公肥私。 其實，即使像歐美那樣的市場經濟，國家的干預仍是起很大 作用的。實行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干預自然程度上不及計劃經濟， 但另壹方面，尤其在企圖從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的國家，干預 更是必不可少的。問題不在於干預不干預，而在於干預什麼、怎 樣干預，尤其是由誰干預是民主政府還是專制政府？如果中 國股市始終由專制政府去搞，那麼種種弊害恐怕仍然不可避免。 事實上，早就有人指出，大陸股市的升跌，同企業經營是否得法 很少關係，而同中共黨內鬥爭，尤其同鄧小平的升降浮沉大有關 系。今次股民瘋狂購股，就同什麼鄧旋風很有關係。所以，要解 決股市種種弊害，與其僅僅着眼於經濟（甚而把政治和經濟割裂）， 不如多着眼於政治，尤其要用民主政府代替家長制和人治政府。 只有建立民主政府，才能確保壹種人人有公平機競爭的社會，才 能談得上有壹個健康的市場。自然，有些人不這樣看。他們主張， 在「鄧旋風」之下，根本不用再過問政治，只要利用現有經濟渠 道發家致富，讓私有制天天擴大，國有制天天縮小，則中國也遲 早會和平演變為人民資本主義了。這種見解其實同上述那種主張 政治不干預經濟的思想是互為表裏的。其實，深圳騷亂告訴大家， 那不過是壹廂情願吧了。妳們平民百姓的和平演變儘管也可以搞， 但是，無論如何也及不上官僚的和平演變—從工人的官僚變成 資產階級的官僚—那麼強大，那麼占上風。所以，如果不加緊 爭取民主，那他們遲早發覺，他們所夢想的人人有發財機會的資 本主義沒有到來，而壹種官僚腐化的資本主義早就在眼前拔地而 起了。

壹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壹日

從深圳騷亂看鄧小平路線

不少人認為，導致深圳騷亂的其中壹個原因，是供不應求所 致。壹方面民間存款極高（壹萬億），另壹方面可供投資渠道太少， 其中的股票市場規模也太小。針對這壹狀況，他們認為必須進壹 步擴大股市規模，同時增加種種資本市場，包括地產、貨幣等等 市場，以便吸收苦無出路的閒資。 這種辦法無異可以暫時紓緩供求矛盾，但是，總的趨勢固然 是全面資本主義化，而且更是壹種迎合投機的資本主義化，而這 絕非中國之福。 人治社會與投機狂潮 十多年的「改革開放」讓壹大批官僚、個體戶和資本家發了 財，累積了巨額資本；其中由於從事生產性投資而發財的，只占 少數；大多數來自非生產性投資，甚或純粹來自官員貪汙。事實 上，十年改革令各個單位私設的「小金庫」盆滿砵滿，而其來源 主要是形形式式的貪汙、投機。如果說壹般資本都以追逐最高利 潤為目的，那麼，上述那種資本就以十倍熱情從事投機。尤須註 意，在人治的中國，尤其在鄧小平統治的中國，所謂「共產黨像 月亮，初壹十五不壹樣」，誰都不知道鄧小平百年之後會不會政策 大變，誰都說不準陳雲會不會有朝壹日壓倒鄧小平路線。在這個 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如果說壹般資本家不會輕易作長期的生產 性投資，那麼，上述那壹類資金，就更不會這樣做，相反，只會 更瘋狂從事投機，掙取最大利潤。在存在這樣壹種資本的情況下， 擴大股票而致整個資本市場，就等於進壹步迎合投機資金，進壹 步讓他們壯大起來，進壹步把全國更多資金吸引到投機上去。正 當中國廣大內陸地區貧嵴不堪，正當中國教育、科研、醫療衛生、 交通運輸、農業、基礎工業等等部門仍非常落後，非常欠缺資金 的時候，以億計資金卻湧向股市、樓市、債券，瘋狂大炒，巨額 資金在贏家與輸家口袋之間團團轉，既沒有創造財富，也沒有促 進生產，等於是純粹浪費。甚至可以說，它比浪費還壞，因為讓 投機資本坐大，它就更有力量支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使 之朝着「泡沫經濟」的方向前進，鼓勵投機，鼓勵非生產性投資， 鼓勵奢侈消費。這當然可以造成壹時壹地「富起來」，但不能真正 促進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 有人說，股票市場投機只是事情的壹面，不能因此否定事情 的另壹面，即股市有助於國營企業集資及發展生產，鼓勵企業自 負盈虧，多為國家賺錢，克服過去政企不分，所有主缺位等等毛 病。 如果我們看看深圳和上海的上市公司所進行的是什麼生產， 就能夠知道事情決非如此簡單了。這些公司大多都是以經營輕工 業和商業為主，例如製造玻璃、彩電、印染、罐頭、電子等等。 前文已經多少談過，今天中國最需要資金的，不壹定是輕工業和 商業，而是文教衛生、農業、基礎工業等。所以，讓輕工企業或 商業企業上市集資，很有可能造成壹面是錦上添花，另壹面卻無 人雪中送炭，從而使不平衡加劇。但更值得註意的是，什麼玻璃 彩電，不過是那些上市公司原來的經營項目；到了今天，這些企 業的經營項目已很雜，而地產投機尤占重要地位。之所以如此， 利之所趨固然是根本原因，但是，股市本身的體制也是壹個原因。 誰也不能規定上市公司在集資後如何使用資金，也談不上能監督 它們非投資於生產不可。所以，把股市壹分為二，指出既有投機 壹面，又有促進生產的另壹面—這並不壹定成為事實。

股市無助改革

至於說股市有助國有企業轉變經營機制，提高效率，政企分 開—這是經不起事實考驗的。 所有獲挑選上市的公司，必須本身已經是有盈利的；虧損企 業根本不被考慮（這也是股市應有之義）。所以，股份上市只可以 讓盈利企業獲得更多盈利，卻不能使虧損企業扭虧為盈，也就是 說，無助於克服中國經濟改革最需要克服的矛盾。其次，就算是 有盈利的企業，由於中國價格制度扭曲，稅制混亂，根本很難確 定盈利主要是由於企業自己經營得法呢，還是外部條件促成，所 以能夠上市的公司不壹定就是經營得法，因之也談不到股市壹定 能起獎優汰劣的作用。第三，股市的瘋狂投機，實際已經同企業 經營狀況好壞毫無關係。人們根本不是看好某個行業或某個企業 而投資，反而更多是看鄧小平什麼時候講話，南巡北巡到什地方。 這也算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吧。唯其如此，就談不上可 以督促企業提高效率了，恰恰相反呢。只要放放消息、發發股份， 便可以輕易賺大錢，根本不需要辛苦經營。 至於說什麼股市有助解決「所有主缺位」問題，那就更是笑 話。若就公有股而言（即仍然由國家掌握的股份），作為法律上的 真正所有主（即十億人民）不論從前還是現在都始終絲毫不能過 問自己的財產，從來都是由官僚越俎代庖。由於公有股占多數， 而且更由於官僚體制在十年改革中只有加強沒有削弱，所以企業 不論搞不搞股份制，不論上市不上市，始終都是受到原屬政府單 位強烈干預。所以，種種舊體制的弊害—負盈不負虧，政企不 分，對國有財產肆意浪費—並沒有真正減少，反倒新問題則層 出不窮。若就持有公司股票的小股東而言，如果在發達資本主義 國家，小股東也很難真正過問企業管理權，那麼，在跡近無法無 天的中國，說什麼能夠讓小股東真正體現主人翁權利，那只能是 笑話。

官僚對股市的痴迷

我們這裏不打算整個地來評價股份制，而只談股市存廢問題。 今天（八月廿壹日）報上報導，國務院鑑於深圳騷亂，已決定對 股市作出「繼續試驗，放慢速度」的決定。朱鎔基更說，該熱的 （指企業改革）沒熱起來，不該熱的（指股市）倒太熱了，有可 能導致大陸經濟「空心化」。其實，官僚們厚此薄彼，絕不是偶然 的。誰都知道，那是因為利之所趨。早就有人指出，股市既是官 員貪汙的聚寶盒，又是官員賴以洗黑錢的好地方。 我們卻認為，從頭起中國就不該設立股市。理由總括如下： 第壹，開設股市實際上令資金流向不事生產或投機部門，從 而令地區差距、收入差距、城鄉差距，產業結構不平衡等問題更 為嚴重。 第二，在官僚政治下面，開設股市實際上等於鼓勵各級官僚 放開生產部門的切實改革不管，壹窩蜂跑到流通部門去淘金，也 就是說，不是搞國有資產增值的改革，而是搞價值轉移（從人民 口袋掏錢）的「改革」。 第三，實際上培植了以官僚資本家、個體戶、黑幫、投機家 為主體的「流氓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繼續下去只會讓 他們更大膽地化公為私，成為國民經濟的大毒瘤。 本來，在壹個像中國那樣極度不平衡的國家實行市場經濟， 即由利潤率支配生產和投資的制度，本身就很容易令不平衡迅速 加劇，令資金從最需要發展的部門（農業、基礎工業等這些部門 多數利潤率偏低）流向本已較為發展的部門（輕工業、服務業、 商業，因為它們利潤較高）。再加上由壹個腐敗不堪的政權去實行 市場改革，那無可避免地就會出現這樣的境況：他們放着歐美資 本主義中好的東西不學或少學（如企業管理，法治和民主），對於 資本主義種種不事生產的東西，又或種種統治技倆—跑馬、賭 博、投機、壓迫工人的種種技術，卻大學特學。這正正就是鄧小 平那種「政治收緊、經濟放鬆」的路線的本質。鄧小平比陳雲高 明的地方就是，他明白到只有在讓官僚和資本家大大發財的情況 下，才能多少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多少延緩統治危機。但是， 凡事物都可以壹分為二。深圳騷亂告訴我們，鄧小平路線壹樣可 以激起新的矛盾、新的爆炸。誰若以為鄧小平路線保證了中國走 向穩定，那只是空想而已。

壹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壹日

平均主義與大鍋飯

追求壹個平等社會，壹直是無數仁人誌士的夢想。然而，幾 十年來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似乎證明平等社會祇是烏 托邦。追求平等，就要犧牲效率—從經濟學家到政客，都差不 多這樣看。人們認為，中共堅持了幾十年平等主義，到頭來還是 不得不將之拋棄，改為「壹部份人富起來」，似乎就是有力證據。 中共口頭上雖然還沒有正式向平等主義宣戰，但是，它自從 「改革開放」以來，卻壹直向「平均主義」宣戰，指責平均主義 要為中國企業效益低劣負責。 「建國三十多年來，……在工資分配中發生了嚴重的平均主 義和『大鍋飯』的問題。這在城市經濟中表現為兩種形式：壹是 企業不分經營好壞，吃國家的『大鍋飯』；二是職工不論干與不干、 干多干少、干好干壞，吃企業的『大鍋飯』。其結果必然是企業和 集體組織缺少搞好經營管理的主動性、創造性，職工個人缺乏生 產積極性。」（註壹） 所以，自從壹九七八年以來，中共的改革方向都是要打破平均 主義。壹九八五年開始實行結構工資制，工人所領工資，要同勞動 效益掛鈎，「上不封頂，下不保底」。有些地方規定完不成勞動定額 的要扣壹半工資。這種制度據說可以拉開工資檔次，達到獎勤罰懶 的目的，而且最符合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但是，越到後來， 尤其自鄧小平九二南巡之後，那羞羞答答的社會主義面具終於撕開 了；壹種赤裸的資產階級式改革被捧到半天。「破三鐵」—鐵交椅、 鐵工資、鐵飯碗—密鑼緊鼓地進行。但人人都知道，破幹部的鐵 交椅是假，破工人的鐵工資與鐵飯碗卻是貨真價實的。有些官員公 開宣稱，為了推行破三鐵，壹定要實行「新三鐵」—鐵面孔、鐵 手腕、鐵心腸—使工人「上崗有危機感，下崗有飢餓感」。（註二） 很明顯，打破「平均主義」，最後歸結為針對工人階級。

從來就沒有實行過平均主義

但事實是：中共治下的中國，從來就沒有實行過甚麼分配上 的平均主義，所以完全談不上要拿平均主義當作是企業效益差的 原因。 甚麼是平均主義？大陸壹本政治經濟學辭典告訴我們：「是在 小生產基礎上產生的壹種絕對平均的思想，……表現為對待個人 消費品的分配，不管勞動多少、技術高低、貢獻大小，要享受同 樣待遇；在社會主義企業之間，不管經營管理好壞，經濟活動成 果大小，要求給予同等的物質利益」。（註三） 關於企業之間的問題，我們暫時不談，而主要談工資問題。 中共建國以來，不僅從來沒有實行過「消費品分配，不管勞 動多少、技術高低、貢獻大小」都採取「絕對平均」的制度，而 且相反，它那套工資制度的收入差距，與資本主義實際不遑多讓。 在改革開放之前，工人工資的最高級與最低級之間，大概相 差三倍左右。這個差距不算高，但也絕不是「絕對平均」，而是按 照技術高低而給予不同報酬。何況，我們不應把目光祇集中在工 人的八級工資制上面。中國的工資概念從來都涵蓋行政幹部、技 術幹部以致事業單位的職員等等的工資。如果考慮到這壹點，那 麼，收入差距是驚人的。「把經濟不發達的我國同其他社會主義國 家比較，（朝鮮最低與最高工資是 1：2.4，南斯拉夫是 1：4，羅 馬尼亞是 1：5.5），我國現在最低與最高工資是 1：13.5，顯然差 距偏大。」（註四）這裏所指的大陸工資差距，大概是包括黨委行 政幹部、技術幹部與工人。事實上，壹談到工資，就壹定要包括 官員工資；不僅因為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應當適用於所有人 （至少根據官方哲學，應當作如是觀），而且更因為在大陸，企業 內也有為數眾多的官僚—黨、政、工、青、婦等辦公室壹應俱 全，官僚眾多。至於企業內的技術幹部—例如工程師—就更 不用說了。所以，從黨委到政工幹部，雖然他們對生產的作用消 極多於積極（而且也正因為這樣），所以在談到工資的時候，壹定 要包括他們。 行政幹部的最高級與最低級之間，最厲害的時候（五十年代） 相差 31 倍（註五），最小的時候（尤其文革以後），也達到 14 至 19 倍（註六）。這不僅比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差距大，而且同資本 主義國家也不遑多讓了—香港現在的公務員，最高與最低工資 相差大概廿多倍（不要忘記，香港工資差距，要比歐美資本主義 的為高）。工人階級雖然被宣布為社會主人翁，是「領導」階級， 然而，在壹九六五年，最高級的官僚工資是 404 元，而壹個最低 級工人是 30 元，二者相差 12.5 倍（註七）；在壹九五六年的時候， 壹個廠長與最低級的練習生的工資，相差 8.5 倍（註八）。而壹九 八壹年，香港超過 500 人的工廠（在香港已算大廠），廠長與練習 生（最低壹級）的工資差距祇是 7.5 倍（註九）。 當然，這種數字比較總有欠準確的地方，因為兩種制度下的 生活水平、職務性質太不相同。但總之，至少可以說，中國從來 沒有實行過工資分配上的「絕對平均」，相反，它的工資差距是非 常大的。 如果我們再把福利差距壹並考慮，那麼，中國的實際收入差 距還更大些。幹部級別越高，所享的福利越多，多到連許多日常 生活必需也由國家「特供」，根本不用把多少工資用於生活，而普 通工人則連壹套房子也不易獲得，全部工資僅足煳口。 另壹個「平均主義」的「罪證」，是獎金。雖然中共發放獎金 的目的，總是為了表揚先進，獎勤罰懶，但結果總是平均發放， 人人有份。這本身大慨是事實。然而，要知道，這個事實頂多祇 說明獎金是平均發放，卻不說明整個工資制度是平均主義。事實 上，在「改革開放」前，中共就沒發放過多少次獎金，而且數目 祇占工資壹個很小份額。至於「改革開放」後，獎金發放的次數 多了，但是，由於要反對「平均主義」，所以越到後來，就越不再 是平均發放—尤其近壹兩年。改革的早期雖有平均發放的現象， 但不能將之誇大為整個工資分配上的平均主義，而且那個現象本 身有深刻的根源，不能簡單歸咎於工資制或獎金制（下詳）。

供給制不是平均主義

有人認為，雖然不能說中國在整個前改革時代（四九至七八） 都實行平均主義，但至少應當說，在五八至六○年代以及文革時 代，的確實行過平均主義，或至少朝這個方向發展。毛澤東，或 毛派，在這個時期，都大肆批判原有工資制度差距太大，認為要 大大縮小，甚至開始恢復推行供給制，而供給制就是平均主義。 這是大錯特錯的結論。把供給制當作是平均主義，可算是中 共壹大發明。所謂供給制，就是中共在未奪得全國政權前，向軍 政人員直接分配消費品的制度；它最多祇發放少量零用錢，基本 上不實行貨幣工資。然而，至少從延安時代起，供給制就分為「小 灶」和「大灶」，二者有相當差別，包括伙食、日用品、個人服務。 高級官員有廚子、保姆，而下級完全沒有。這種差別，以今天看 來尚不算很嚴重，但以當時經濟之極度匱乏而言，就不算太小了， 而且以壹個社會主義政黨而言，也不算合理。丁玲和王實味都曾 經批評過這種不合理的不平等。王實味更指責那是「衣分三色， 食分五等」。然而，丁玲因此被批鬥，王實味更因此被槍斃（或殺 頭？）。以後，到了壹九四五年，這種差距又因增設「中灶」而進 壹步拉大。所以，供給制並非平均主義。 但問題不僅在這裏。如果我們稍為仔細分析壹下毛派的理論， 就不難發現，它既非主張平均主義，更非站在工農立場上去維護 平等原則和反對官僚特權。

政治掛帥與精神方面的刺激

壹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代，張春橋提出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 想，指責按勞分配既是資產階級法權原則，因此不可避免會出現 不平等甚至兩極分化，長此以往就會造成資本主義復辟。在壹片 反按勞分配，反差別過大的口號下，計件工資制被廢除。但是， 仔細讀讀下面幾句話吧：「工人不計個人得失，為了生產的發展和 整個社會的利益，自願取消和改革計件工資制度，實行更合理的 工資制度。這種把自己的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因公忘私的作 為，正是共產主義風格的壹種表現」。（註十）「必須強調政治掛帥， 加強共產主義教育，不斷提高人們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而不 應強調物質刺激。」「強調物質利益等等的『鈔票掛帥』，是把人們 培養成為『按酬付勞』的、孜孜為利的庸人」。（註十壹）結論就 是，要工農階級「要比各盡所能，不要比按勞取酬」。 其實，毛派的真正用心已經昭然若揭了。對過高收入的攻擊， 對特權的攻擊，統統不過是幌子。他們所反對的，主要的還是工 農本身，工資本身，按勞取酬本身。他們要工農祇問拼命勞動， 不問報酬；最好人人都學那些勞動模範那樣，有很高的政治覺悟， 公而忘私，即使過勞而健康崩潰（例如，壹九五壹年，在 192 個 勞模中，有 76 個因過勞而崩潰，90 個有其他問題—註十二）， 也不會計較工資多少。 當時壹位海外托派這樣評論道：「現在我國許多工廠取消計件 工資制，並不是嫌這種制度驅使工人工作過度緊張，或者幹得太 多而工資太少，而是嫌它讓工人在緊張地勞動了（這算是它的好 處）之後，還得到比較多的工資（這點才被認為是害處）。這個改 革是要使工人如改革前壹樣緊張或者更加緊張地工作了之後，不 再像以前那樣多得壹些工資。正因為這個改革的用意是如此，所 以與它同時，又實行打破八小時工作制，許多工廠改為每天工作 十二小時，並且加班不要報酬。」這就是所謂「要比各盡所能，不 要比按勞取酬」。 「毛澤東在農村實行公社化，主要為的是在農業增 產的時候儘量限制農民收入的隨之增加，特別是限制農民購買力 的增加。同樣，在工業中取消計件工資制，並且準備實行供給制， 目的就是在增加產量和增加投資的時候儘量限制工資基金的隨之 增加，減輕消費品市場上的壓力。換句話說，這壹切新政策，都 無非是為了擺脫那種通過市場而表現出來的群眾壓力，讓統治集 團在分配社會生產品的時候享有絕對的自由權，在制訂經濟計劃 時，可以完全不顧群眾的要求而獨斷獨行。」（註十三） 表面上，毛劉之爭，好像壹個要政治掛帥，壹個要物質刺激 掛帥；因此壹個要實行平均主義，反對特權，壹個要照搬蘇式那 極不平等的工資制（甚而過之）；其實，這種描述是膚淺而又片面 的。劉少奇那壹套雖然明顯代表官僚（特別是技術官僚）特權； 但毛澤東那壹套也同樣代表官僚特權（尤其是政治官僚），所不同 者祇是前者比較實際壹點，在騎在工農群眾的頭上之餘，比較願 意承認工農群眾的某種消費選擇權，承認市場關係不能完全取消， 而毛派則要把國家主義發揮到極致，取消市場關係，實行供給制， 把工農群眾像養牛養羊壹樣養起來，不許他們有壹點經濟自由（這 銀幣的另壹面就是官僚的絕對自由，以及享盡特權）。這樣壹種把 人民降到奴隸地位，要他們天天「挑燈夜戰」而又給甚麼吃甚麼 的極權主義制度，無論如何不能稱之為平均主義，更不能稱之為 「烏托邦」吧？—除非妳把空想而又醜惡至極的這樣壹種社會 也稱之為烏托邦吧。 文革時期雖然也大肆攻擊八級工資制和收入不平等，但是壹 直沒有宣布任何正式的工資改革，更沒有真正取消官僚特權，連 文革中被扣發的壹部份官僚薪水，文革後也補發了。不過，對官 僚而言，反特權雖是空話，但是，對於工人而言，那種鋪天蓋地 的「政治掛帥」，卻別有妙用：那是上佳的鉗制方法。政工幹部往 往根據政治表現（開會時有沒有發言，有沒有向黨交心……）而 非工作表現來評定工資（註十四）。在這個情況下，誰還敢不緊跟 毛主席？

借腦體倒掛做檔箭牌

附帶壹提的還有「腦體倒掛」的問題。中共的御用文人總是 把「腦體倒掛」（腦力勞動的報酬少於體力勞動）現象當作是平均 主義的罪證之壹。這當然不值壹駁。既然是「倒掛」，既然是腦力 勞動報酬高於體力勞動，哪裏還是「絕對平均」呢？？ 其實，這些人的潛臺詞是別有用心的。他們想要說的其實是： 過去講人人平等講得太多了，搞過了頭，以致讓工人騎到知識份 子頭上去了。現在當務之急，就是撥亂反正，使知識份子工資超 過工人。 這個見解的最後結論不壹定錯，然而，問題根本不在腦體關 系。我們姑且不說，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兩個概念，完全等同 於知識份子與工人，本身是多麼錯誤（難道現代企業中，沒有從 事腦力的工人嗎？）這裏祇限於指出：專門突出腦體倒掛這個不 合理現象，而避而不談另壹個不合理十倍的現象，即官僚特權問 題，客觀上不過是有意挑撥知識份子與工人的關係，以便轉移二 者對官僚特權的視線吧了。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中共壹時以重 酬收買知識份子，壹時又以工人名義去打擊知識份子及其高收入。 到了工人起來爭取增加工資的時候，又拿「經濟主義」的大帽子 扣到工人頭上。總之耍盡挑撥離間，分而治之的手段，而目的不 過是保住官僚自己的權勢。 有些人說，平均主義不應祇限於工資級差有無的現象，而應 當將之聯繫到勞動本身。中國工人多年來都是干與不干壹個樣， 干多干少壹個樣。這至少是另壹層意義上的平均主義。 這種看法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平均主義往往與另壹個名詞 —大鍋飯—通用。甚麼是大鍋飯？壹位經濟學家告訴我們： 「吃大鍋飯就是不講經濟核算，不講經濟責任，干與不干壹個樣， 干多干少壹個樣，干好干壞壹個樣。」而拯救的辦法，就是：破除 平均主義！「要擴大工資差距，拉開檔次，以充份體現獎勤罰懶， 獎優罰劣，充份體現多勞多得、少勞少得。」（註十五）

根子在官僚管理

我們自然要承認壹個事實，即今天工廠工人的勞動紀律很差， 也承認有需要實行某種獎懲工資的制度。然而，我們卻可以斷言， 至少在國營企業裏面，中共對工人實行再嚴厲制度，也不會使國 營企業起死回生。因為，勞動紀律差的根本原因，本來就不是懲 罰制度之缺如，不在甚么子虛烏有的平均主義，不在工資制本身。 我們認為，企業管理，尤其是勞動管理本身，是更重要的東西。 為甚麼工人「干多干少壹個樣」？這首先因為管理混亂，官僚無 能。壹九八五年的時候，官方報紙告訴我們：「有七成企業的標準 化、計量、定額等基礎工作不健全，有壹成半至二成是沒有這些 基礎工作的（！）（註十六）工人其實並非不想工作，而是因為企 業官僚管理顢頇無能： 「在壹個長時期中，企業壹直沒能真正建立健全合理的勞動 定額制度，以及與之相應的統計、監督、檢查、驗收、考核等基 礎工作，因而造成了職工升級無考核、獎勵無標準，祇好按『年 頭』升級，按『人頭髮獎』。」（註十七） 真是不打自招！既然如此，又怎能把罪責歸咎於「養懶工人」 呢？ 不過，企業管理混亂，本身也不過是中共對全國經濟的宏觀 管理混亂無能的反映罷了。在傳統的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之下， 企業的投入產出完全由中央統收統支，幾十萬個企業祇是中央各 部手中的算盤算珠，撥壹撥，動壹動。企業全部的人、財、物， 產、供、銷都受中央計劃支配。然而，由於中央無法真正做到把 各個企業的投入的各種比例計算無誤（這是不可能的），所以造成 無數混亂現象，不是短了電力，就是缺了鋼材。再加上中共長期 好大喜功，追求高速度高積累，所以實際上總是無法供應足夠生 產要素給企業，「三八制」於是應運而生。所謂「三八制」，就是 物資局按企業申請數祇供八成，訂貨會議中又再按供應數祇供八 成。到領貨時又再打八折。在這情況下，企業真正是「巧婦難為 無米炊」，總是停工待料，停工侍電。這才是勞動紀律鬆懈的重要 因素。陳子明告訴我們： 人們「偶然到工廠裏去走壹走，看到工人不幹活、打撲克、 織毛衣、聊大天，就認為工人缺乏勞動幹勁，其實他們並不知道， 在大多數場合，並不是工人不願意幹活，而是無活可干。……我 國工業生產的大起大落，首先決定於宏觀經濟計劃，其次決定於 企業生產管理，至於工人勞動幹勁所起的作用，基本上可視為生 產涵數中的壹個常數。當國民經濟結構嚴重失調，或者企業中最 起碼的管理制度（例如質量檢查、勞動定額等）遭到人為的破壞 時，工人的勞動表現更多地是事情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其原 因。……把工業生產搞不上去的主要原因歸咎於工人是不公平 的。」（註十八） 全國經濟由中央級和地方級官僚瞎指揮，而各個企業內部則 由企業黨委及廠長瞎指揮，這，才是工業搞不上去，勞動效率低 的根本原因。把這壹切歸咎於工人，實際上是推卻責任。

毛劉之爭的後果

企業混亂的第三個原因是文革。毛派指責劉鄧派在企業內實 行的「白專」路線是卡壓工人，批評壹長制是搞獨裁。這些指責 並非完全捏造。事實上從五十年代起中共的工業管理體制都是照 抄蘇聯那種高度壓制工人的制度。然而，毛派自己雖然滿口革命， 但實際上是在打倒原有規章制度的口號下，建立另壹種無法無天， 人人動輒得咎的企業專制。在文革時期，不少工人連學技術都不 敢，唯恐被人指責為走白專道路。毛派這種路線真正是搞亂天下， 亂中奪權，以便毛澤東在打倒劉鄧之後，由壹人專全國人民之政。 不過，毛澤東（以及人民）畢竟為此付出沉重代價，中國企業的 內部從此元氣大傷，管理混亂，漫無標準，無數庸才、奴才、走 狗、小人、爪牙寅緣而上，當上黨委、政工幹部，使企業在他們 瞎指揮下半死不活。此外，似乎還可以說，由於長期實行黨委與 廠長的雙頭領導（有時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有時又是 「黨委監督下的廠長負責制」，總之名目不斷變而實質不變），不 像蘇聯那樣長期實行壹長制，所以中國國營企業長期出現兩個「領 導」互相牽制，互相扯皮；再加上文革時期毛派對規章制度的掃 盪，凡事「政治掛帥」，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所以中國企業之管 理混亂已經成為死症。可恥的是現在中共要工人而不是自已負上 罪責。

專無產階級的政

干與不干壹個樣—這句話用來形容企業幹部，尤其是政工 幹部，倒是最為貼切的。他們實事不干，專以整人為樂，而薪水 津貼外加特權，卻大拿特拿。至於廠長，由於中共長期強調「德 才兼備」（實際是重「德」不重才），所以實際上往往要看聽話與 否來委任廠長（至於任人唯親就更不用說了）。這種情況，工人早 已看在眼裏，恨在心裏。尤其因為，幹部與工人是兩種截然不同 的終身身份，壹旦榮升幹部則雞犬升天，所以工人對於這些寄生 蟲懷有義憤。他們不能積極反抗，就祇有消極怠工。這就是勞動 效率低的第四個原因。 「壹個調查表明，有壹半以上職工說，倘若條件具備，他們 可以使自己的勞動效率再提高壹至三倍。職工不滿的原因之壹， 是企業中的不公平。個人在企業中成功的第壹位因素是與廠長個 人的關係好，第二位因素是是否有可靠的社會關係，而很少依賴 個人的努力程度。」（註十九） 「領導可以加壹級兩級（工資），而有的工人加半級工資還得 求人情。獎金分配，許多企業行政領導不論貢獻大小，月獎、季 獎比工人多拿，年終還要拿承包獎勵上千萬；反之，企業虧損， 職工工資打折扣，行政領導卻毫無損失。……工作失職，最多調 個單位，易地做官。」而「工人違反紀律，行政領導可以給工人以 各種處分。」（註二十） 「多勞多得，少勞少得」—這本身並不錯。社會主義的原 則，不就是「不勞動者不得食」嗎？事實上，社會主義從來就不 是平均主義。（「平均主義」不過是蘇聯的史大林，為了把官僚特 權合理化而杜撰的撒旦，為的是醜化列寧時代的平等原則）。在俄 國革命早期，雖然很重視而且實際貫徹平等精神（例如規定公職 人員工資不得超過技術工人。史大林後來將規定廢除），但是卻同 樣重視和貫徹「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例如，在新經濟政策時期， 俄共政府規定，工人如未能按定額完成工作，會減扣工資（最多 減三分壹）。大陸要實行類似獎懲制度，原則上也並不錯。然而， 從頭起要記住，這種獎懲制度要合理和有效，不僅牽涉工資分配 問題，而且首先牽涉工廠管理的問題，尤其是勞動定額是否合理 的問題，工人是否有監督權的問題。最後壹個問題尤其重要，因 為如果沒有集體工人（不僅是企業集體而且是整個社會的集體工 人）的監督，就難保號稱為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不會變成同資 本主義企業壹樣，廠長可以壹人說了算，把勞動定額定到高不可 攀的地步，迫使工人拼命工作才能煳口。祇有確保工人的監督權， 確保勞動定額合理，才真正談得上多勞多得。俄國革命時期，就 是這樣規定的。工人不僅有民主權利，而且可以監督工廠管理。 通過工會和工廠委員會（這些組織的官僚化是廿年代之後才廣泛 出現的），工人對壹切切身問題，從勞動定額、勞動管理到工資福 利、勞動紀律，僱傭與解僱等，都有權監督，而且參與決定，也 有權罷工。祇有承認工人這些權利，才能壹面獎勤罰懶，壹面防 止工人重新淪為資本家的僱傭奴隸。 反觀中共，祇曉得大談如何加強勞動紀律，如何懲罰工人（在 這方面比俄共刻薄得多），卻完全不談如何保障工人作為主人翁 （！）的起碼政治及經濟權利，甚至連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也缺 如，廠長和黨委皆可隨意提高定額，剋扣工資和開除工人，在這 個情況下，所謂「獎勤罰懶」，拉開差距，實際上同資本家剝削工 人壹樣沒有分別。事實上，中共對待工人的態度，從來就不見得 比資本家好多少。不管是大捧計件工資制時期，還是大批計件工 資時期；不管是工資差距大為拉開時期，還是相對縮小（但從來 沒有縮小到像列寧時代那樣小，更不用說絕對平均）時期，中共 對待工人的態度始終是相同的：就是迫使工人拼命勞動。所分別 者，祇是毛派要工人拼命勞動之餘，最好少拿報酬，而鄧小平現 在則完全同資本家看齊，拿小恩小惠再加鐵的紀律來迫使工人拼 命勞動。鄧派這些東西決不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而是按資分 配，工人多勞而少得。 工人中老早就流傳壹句話：「壹不做，二不休」。意思是說， 既不能罷工，但也不努力干。這是對這種不公平現象的抗議，是 對壹種把工人視若草芥的制度的抗議。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中 共都視工人階級的勞動力為屬於國家所有。正是根據這種「勞動 力公有說」，中共建立了壹種統包統配的勞動制度，工人完全聽任 官僚分配工作，絕無自由擇業，自由選擇企業的權利，更不能自 由脫離單位。這就是「人才單位所有制」。這樣實際上是把工人變 為工奴。古時候的奴隸為了抗議那不堪的人格折磨，所以勞動時 總是拿工具出氣。現代中國的工奴，也正是出於同樣原因，而經 常消極怠工和破壞工具，或至少不加珍惜。他們像古時的奴隸壹 樣，用這種辦法告訴現代奴隸主：他們不是會說話的工具，而是 人。 雖然從八十年代起，這種工奴制度開始隨計劃經濟之瓦解而 稍有鬆動，可是，起而代之的，卻是工人變成資本主義的僱傭勞 動，可以隨意被開除、被扣減人工。官僚的壹切罪責都說成是工 人的罪責。尤其惹恨的是，「砸三鐵」變成「砸民不砸官」，「祇動 身子不動頭」（註廿壹）。怪不得近兩年發生無數自發罷工，以及 工人謀殺廠長的故事。工人這些行動，其實是要告訴官僚：他們 不是資本的增殖機器，不是物，而是人。

壹九九四年二月

背叛社會主義的股份制改革

中國國有企業的虧損，壹直以來差不多是同改革成正比的。 所發布的改革文件越多，所採取的措施越大膽，則虧損越嚴重。 自然，不能簡單地從中推論虧損源於改革。但是，反過來，就實 際成績而論，中共的十五年國企改革是失敗的。如果中共還有壹 點羞恥之心，早該下臺以謝國人了。不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祖國是不時興這種作法的。它不僅絲毫沒有謝罪的表示，相反， 還堅持繼續「深化改革」。它去年開出的藥方，就是要同資本主義 的公司看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是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規範的公司，能夠有效地實現出 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的分離，有利於政企分開、轉換經 營機制，企業擺脫對行政機關的依賴，國家解除對企業承擔的無 限責任；也有利於籌集資金，分散風險。」

曲解公司制的背後原因

這是中共去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決議可視為中共全力推行 股份制的訊號，因為只有股份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所具有的法人地位才算是最完備的，它同股東的區分是最明確。而公 司制改革，當然是彷效資本主義公司制的。不少人認為，資本主義的 公司是真正的自負盈虧，所以才有盈利；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如果實行 公司化，就必然可以起死回生。過去曾經把承包製捧到天高的中共理 論家，現在照例要對之棄如蔽履了。他們認為，承包製這種「所有權 與經營權」分離的改革，是不能真正解決政企不分的老問題的。要解 決問題，除非實行產權改革。過去國有制名義上是「人人所有」，實際 上人人不負責，這就是所謂「產權虛置」的問題。承包製據說並不能 真正解決產權虛置；只有實行企業法人財產權才有可能；「只有在明確 界定了國家與企業的上述產權關係之後，才能有效地進行企業制度的 改革和國有資產管理方式和體制的改革。」過去十多年搞所有權與經營 權的分離的改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這種提法並不符合現代企業制 度發展的基本線索和內在要求。基本上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恰恰是在企 業層次上要求兩權合壹，即企業必須擁有實際上的資產經營權、處置 權等。我國十幾年國有企業改革之所以舉步維艱，也在於始終沒有給 企業以應有的法人所有權。可是在國有資產經營管理的宏觀層次上， 應當實行國家的終極所有權與企業的法人所有權的分離，可是在微觀層次上，應當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合壹，而不是國家又當『老闆』 又當『婆婆』。」（註壹）但是，這位理論家強調，這種產權界定並非私 有化，而是「要找到全民所有制經濟或國有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其 核心是改革原有體制下的國有資產權虛置、資產經營責任不明、資產 運營低效的產權制度」。（註二）按照這種意見，中共之所以棄承包製 而取公司制，是因為前者只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不及得後者要 劃分股東所有權與法人所有權那樣「徹底」。但這種理解根本錯誤。資 本主義的股份有限公司壹直以來恰恰是以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而着名 的，並非以股東所有權與法人所有權分開而着名。中共在八十年代為 承包製製造吁論的時候，也反復指出這點。而現在他們卻刻意忘記了。 說股份公司有法人所有權，又有股東所有權並非完全錯誤，但是單提 這點卻非常片面，把二者對立起來就更加錯誤。請問：公司本身又屬 於誰呢？當然是全體股東。然而，恰恰這壹點是那位作者所刻意隱瞞 的，或者至少有意淡化。他們反復強調兩個所有權，完全分離，而且 往往是拿法人所有權去抗衡股東的所有權，更規定股東的所有權只是 屬於「終極所有權」。請問：何謂「終極所有權」？從何處體現這種「終 極所有權」？公司的法人產權自然並非「終極」了，但不是「終極」， 又是什麼？是「眼前的所有權」麼？二者有什麼分別？界限何在？連 界限也不知道，談什麼「明確產權」？豈不是比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劃 分更模煳十倍？豈不是自打嘴巴？

財產權神聖

根據資本主義的法律，公司股東與公司本身自然是有區別的。公 司是虛擬的獨立法人，不因個別股東之死亡或退出而終結，具有行使 法律所規定的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能力。但不能把這種區別誇大到公司 有公司的產權，股東有股東的產權，二者對立起來，更不能誇大到壹 旦作了這樣的劃分，便能令國企起死回生。畢竟，公司是由全體股東 組成的，全體股東決定着公司的生，也可以決定它死—清盤。所以， 股東產權是第壹性，而公司產權不過是股東產權在法律上的延伸而 已。誰是主誰是客是壹目瞭然的。自然，由於股權的分散，數量龐大 的股東使他們不可能直接經營，而只能由股東大會所選出的董事會負 責經營（這就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開），但是，這種分開從未像那 些主張「經理革命」學說的人所描繪的那樣，已經發展到經理完全控 制公司，股東（包括大股東）只能靠邊站的地步，更未發展到股東的 產權被壹分為二，他們只享有「終極產權」，而公司產權歸公司自己 的地步。在股份制下面，小股東的所有權的確大大受到限制了，差不 多變成只有收益權（股息），但不能因此推論整體的股東的產權都這 樣縮小了，而同時經理的權力卻相應地、按同等比例地擴大了。因為 小股東所失去的權力，並非全由經理接收過去。其相當部份是由大股 東所取得。事實上，股份制就是壹種方便壹小撮壟斷大資本家通過有 限股權去控制別人的（主要是小股東）財產的制度。占有兩成股權， 卻可以控制全部股權，真是何樂而不為！誠然，在壹些最巨大的跨國 公司（如通用），最大股東也很難取得超過百分之五的股權，但這隻 說明，壹個大股東很難取得控制權，卻不表示大股東就喪失了財產控 制權，因為完全可以、而事實上也是由幾個最大股東來實行聯合控制， 並由他們組成董事會。自然，這種控制是戰略性的控制而非日常性的， 但戰略性控制已足以證明，股東產權並未分散到「失控」地步，並未 發展到股東完全變成只能坐待收益的地步。每壹次經濟衰退以及由此 引起的種種危機（破產、兼併、收購戰等），都經常看到董事、經理 被最大股東「炒魷魚」的情事。所以，我們可以承認股份有限公司存 在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但是，若說股東所有權跟所謂法人所有權 完全分開了，以致股東已經無權干預企業的經營了，那是不符事實的。

企業家的狼子野心

實行這樣的改革並不能「明確產權」，不過中共的理論家還是 那樣熱心褒揚，箇中原因，就是這種改革另有妙用。早在八十年 代初，國營企業的經理們已經為締造中國企業家階層而大造輿論 了。後來嘗過承包製甜頭的經理，胃口就更大了，夢想有壹天能 完全擺脫國家的控制，享有比外國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 理有更大的權力。而現在所謂產權改革，其背後利益動機就是完 全架空國家這個大股東，好讓經理們完全獨立經營。這方面的野 心簡直到了毫不掩飾的地步了：「必須大力推進法人相互持股，使 股權多元化、分散化，大幅度降低國家直接持股比例。……按照 上述設想，作為終極所有者的股東被架空了，在企業經營上起決 定作用的，歸根到底是經營者而非個人股東。」（註三）這位作者 所描寫的是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他這種描寫的邏輯結論等於說， 由資本家虛擬出來的法人，已經反客為主，剝奪了主人的財產控 制權，並且將之交給了經理。整個資產階級即使還存在，卻已經 完全靠邊站了。 真是匪夷所思的奇談怪論！無數事實表明，在資本主義國家， 多數股票仍是操縱在幾百甚至更少的富豪家族手中，因而許多大 公司的董事會也壹樣操在他們手中。股權的分散和非人格化的公 司法人制度，恰恰便利了大資本家支配了廣大小股東的財產（例 如通過金字塔式的控股公司），便利了他們把別人的財產集中在自 己手中，而不是相反。經理始終只是僕人，而不是主人。畢竟， 經理的任期是有限的，而且仰賴大股東的信任；反過來，財產權 相比之下簡直是永恆的。資本主義的財產權是權力中的權力。不 過，這位作者儘管立論荒謬，但好處是讓我們知道了，他們搞什 麼「明確產權」的改革，原來並非要物歸原主，把屬於全體人民 所有的公有制企業真正交還人民控制和監督，而是反其道而行， 正式「架空」他們，把這幾萬億財產全都交給「經營者」去任意 支配！這樣壹種所謂公有制的改革，難道不就是變相的私有嗎？ 而且是壹種化公為私的、最反動的私有化呢！這位論者反映了中 國的「企業家」們的野心。不過，要整個中共接受「企業家」們 的方案，恐怕也是不很容易的。首先，那些自命是國有財產的監 護人的政治官僚，就不會輕易讓「企業家」去架空他們的。所以， 中共的改革決議在最後落實時會變成怎麼樣，還要有待政治官僚 與企業經理之間的明爭暗鬥，發展成怎麼樣。但總之，不論哪壹 派，都不值得人民支持，因為不論哪壹派的方案，都不是真正符 合人民的利益。 大陸上越來越多人認為，公有制根本行不通，因為公有制名 義上人人所有，但由於無法劃清每壹個人對公有財產的權利和義 務，所以實際上是人人不負責。只有實行私有制，讓企業的經營 者同時也是財產所有者，才能使經營者真正關心企業的成敗得失。

公有制也可以實行兩權分離

但是，要知道，經營者又是所有者，在資本主義國家只有中小 資本家的企業才是這樣。而占國民生產總值最大比重的，乃是股份 有限公司，而股份有限公司恰恰不是兩權統壹，而是兩權分離。既 然這樣，那請問：通用公司那三百多萬個股東，又何嘗是「人人負 責」經營？何嘗不是把經營權交給經理？既然這樣，為什麼中國國 企不可以壹面保持全民公有，壹面把經營權交給有關的工人和經理 具體負責？為什麼非要將之拍賣、變成私人的、同樣是兩權分離的 股份公司不行？既然外國的月亮跟中國的壹樣圓，為什麼非要跑到 外國賞月不可？有人說：「但過去十年不是已經實行過兩權分離的改 革，而結果不是已經證明失敗嗎？」不，事實決不是這樣。過去十 多年，中共的兩權分離的改革從來就沒有真正落實過，因此談不上 證明失敗。其次，中共經常說國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實際上是欺 騙。在壹黨專政下，作為「主人翁」的人民連過問壹下經濟狀況都 有可能被控以盜竊國家機密，又那裏談得上「全民所有」？可以說， 大陸只有國有制，而且是專制主義的國有制，並無什麼全民所有制。 所以，只能說專制主義的國有制徹底失敗，不能說全民所有制或公 有制本身失敗。自然，當我們說全體十壹億人民都是公有企業的「股 東」，並不等於十壹億人都來直接經營。但他們可以像股份公司的股 東那樣，通過民主程序選出董事和經理去負責經營。我們這種所有 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同八十年代在大陸所實行的承包製，主要不同 在以下幾個方面：壹、我們主張這種分離是在政治民主、經濟民主 和法治的前提下進行的。只有每壹個公民都有充份的自由和民主權 利，才談得上監督公有企業；而只要公民有這種權利，就壹定會有 人行使監督。真正的公有制必須以民主為前提。二、全體公民的所 有權體現在如下機制：就宏觀而言，他們通過民選代表去決定整個 國民經濟的積累和分配；就微觀而言，民選的代表、消費者的代表 等，都在企業的董事會中有壹定數量的席位。但壹般公民並不直接 行使經營權；三、我們主張經營權不是全部交給經理，而是交給企 業的全體職工；全體職工的代表應在董事會中占多數，再由他們選 出的經理負責日常的管理，而不是像承包製那樣讓承包者獨攬大權、 壓迫工人。

實行真正的工人自治

沒有人會說上述的假設就是壹字不易的定見。關於社會主義公有 制下的企業，應採取何種模式；如何在防止政府的調控權力過大、妨 礙了企業的自主性之餘—同時又防止企業職工為了壹己利益而損 害全體公民的利益，總之，整個國民經濟如何達至適當的集中和分權， 那是壹個有待討論的問題，而事實上近年來許多西方經濟學家都在作 有益的探索。但是，現在至少可以這麼說：中國沒有必要盲目彷效資 本主義的股份公司，沒有必要恢復資產階級的所有權。如果這樣做， 不僅意味着官僚首先會乘機侵吞國家財產，而且意味着上千萬工人失 業，以及工人階級整個經濟及社會地位的急劇下降。中共基本上已下 了決心走這條路線了（雖然具體辦法仍在爭論不休）。在這個歷史關 頭，中國的工人階級沒有理由逆來順受。事實上，各地的零星罷工亦 在不斷發展。但是，中國工人階級如果要真正掙得生活保障，就必須 認識到：過去那種命令經濟雖然把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口號喊得 很響，實際上是連人身自由也沒有的工奴。而現在的資本主義改革呢， 雖然多了點人身自由，但卻同時失去壹切起碼保障。所以，必須同時 反對上述兩種制度，爭取把政治和經濟的最高權力拿到手中，實行真 正的社會主義的工人自治。

壹九九四年十壹月

國有企業虧損的政治原因

近年來，中國經濟壹方面高速增長，另壹方面國營企業的虧 損卻有增無已。從前的標準說法是三分壹國企虧損，而最近官方 數字已達壹半，非官方數字甚至到了八成，每年財政補貼高達壹 千億。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手法，高層似乎已經壹改過去的猶疑 態度，決心大膽進行壹次「破產高潮」，大批關掉虧損企業，開除 千萬計的工人。

官員與經理的鬥爭

讓虧損企業破產，只不過是中共整個企業改革的壹個環節。 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的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議，指出 了國企的改革方向，就是實行公司化：「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是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規範的公司，能夠有效地實現出 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的分離，有利於政企分開、轉換經 營機制，企業擺脫對行政機關的依賴，國家解除對企業承擔的無 限責任；也有利於籌集資金、分散風險。」但是，問題在於中央能 否克服各級官員對政企分開的阻力﹖自八十年代以來，中央規定 放權給企業，很多都沒有落實；就算是暫時落實了，很快就會被 上級部門伺機收回。上壹次的大收權就發生在治理整頓的期間。 有些廠長這樣反映：「近兩年，不該收的權也收了，如企業招工、 調資、獎勵、機構設置、中層幹部任免、小額技術改造、產品銷 售和定價等自主權，在不少企業已不存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 十條，現在只有產品銷售自主權在市場疲軟、產品滯銷的情況下 才留給企業。」（註壹）有些人為收權辯護，說收權不過是為了實 現宏觀調控。然而，稍知情況的都知道那純粹是假公濟私的砌詞。 例如，在彩電緊俏時，有的部門就收走企業的銷售權，同時為自 己作了不成文的規定：局長可以批賣多少臺，辦公室主任可以批 賣多少臺，營業部經理可以批賣多少臺等等。凡賣彩電都要經過 官僚審批，這究竟是哪壹門子的「宏觀調控」﹖那純粹是私利作 祟吧了。這種人家稱之為「審批經濟」的假公濟私，是整個中共 官僚層的特性。農村的官僚向農民敲詐勒索，而城市的官僚則向 企業敲詐勒索，方式層出不窮。自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治理 整頓無疾而終了，可是，繼起的全民經商的狂潮，卻依然提供機 會給政府官員上收企業的權力。雖然九二年通過了《企業轉換經 營機制條例》的文件，進壹步把企業權力擴大為十四條，可是各 級政府官員卻打着「轉換政府職能」的幌子，通過「翻牌公司」 收權。

敲詐勒索，無所不為

所謂「翻牌公司」，是指政府部門新成立壹些公司，行使原來 由政府行使的權力，而其中職能、人員、管理方式手段都未變， 實際只換了壹塊招牌。「翻牌公司主要是通過上收人權、財權、收 費權等形成的。所謂上收人權是指取消下屬企業的法人資格，上 收人事權，是指上收企業副職和中層幹部任免權，所謂收財權是 指上收企業的投資權、銷售權、外貿權、分配權等；所謂收費權 是指收取折舊費、開發費、收取管理費、手續費和留利……等。」 （註二）去年朱鎔基不得不承認：「《條例》頒布已經半年多，還 發生這樣的事情（指上收企業權力—劉按），可見貫徹《條例》 確非易事。在機構改革、轉變政府職能的過程中，成立壹些公司 是需要的，但把屬於企業的正當權益收上來，甚至取消企業法人 資格，重新使企業成為行政附屬物和攤派的對象，這不是改革， 而是倒退。」（註三）可笑的是，對於這種違法的事情，朱沒有壹 個字表示要加以懲治。事實上，也從來沒有聽過有哪壹個政府大 官因此被控告或被撤職。九二年的《條例》所規定的十四條企業 自主權中，竟有壹條是「拒絕攤派權」，可見政府官僚隨意敲詐已 達到多嚴重的地步。但更荒唐的是，最近壹個調查顯示，恰恰這 壹條是最難落實的。在受調查的三百個大中型企業中，只有 7.3% 表示這壹條得到落實。（其他如人事管理、投資、勞動用工等權， 落實不到壹半。進出口權則不到三成落實。）（註四）「……《條例》 實施以來，各種名目繁多的攤派行為並沒有因此而減少。現在的 攤派已由過去的公開攤派錢物，轉向了所謂『合法化』的『有償 報告』等新名目。攤派的面也越來越廣，上至各級政府，下到街 道辦事處，既有與企業直接有關的水、電、煤、等供應部門，又 有與企業生產無直接關係的文教、公安、衛生、城建等部門。…… 有時街道居委會或派出所要裝修辦公室，購買汽車、大哥大，轄 區內的企業就要各作貢獻，數目少則幾千，多則上萬元。據對石 家莊市廿壹家大中型企業的保守統計，攤派拿走企業留利的 5.3%……企業敢怒不敢言，就在於企業拒絕攤派的結果往往是『壹 把贏，把把輸』；拒絕壹次，吃虧十次；」（註五）比方說，如果企 業膽敢拒絕電力部門的攤派，「電老虎」可以以隨時關掉電源。各 級官員「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已經達到離心離德的程度。之所 以如此，因為每壹個官員都知道他們這樣做絕少會因此受處罰。 倘若有誰真箇如此不幸竟然被追究，那只是因為後臺不夠硬吧了。 這種官僚政治的邏輯，自然只會鼓勵而不能約束官員的違法亂紀 行為—只要找到後臺便行。

破產的下場

正因為這樣，任何壹種改革措施壹旦實行起來，便壹定走樣。 在這個情況下，怎麼能保證「公司化」的改革又會例外呢﹖雖然 這個名稱是最近才廣泛採用，但是這個政策其實已經實施多年了， 那就是股份制改革。事實證明搞股份公司和股票上市，同樣沒有 達到預計的目的—即政企分開，反倒方便了各級官員大搞關係 股、人情股，肆無忌憚地化公為私。倘若果然有哪壹個股份企業 享有相當自主權，那多份是因為企業「領導」有壹個挺硬的後臺 而已。至於大搞破產，妳以為就能做到汰弱留強嗎﹖不如說是讓 官僚多壹條發財途徑吧。按照現行法律，國企法人資格的喪失， 可以有兩個途徑，壹個是破產，壹個是被兼併。然而，有關部門 都趁機揩油，「雁過拔毛」，收取巨額的破產財產管理費、訴訟費 與及其他費用；付清費用後，「真正的債權人幾乎不能清償什麼了。 這麼壹算，大家都望破卻步了。與其把資產送給法院，歸還國家， 不如維持現生產」，「從企業破產中獲益最大的是法院。」（註六） 兼併的情況也絕不好些：「目前中國企業要依法研究兼併手續，須 經過多個部門審批，每個關口都要收費，包括國工部門代收房地 產出讓金百份之廿壹，國土部門收土地管理費百份之三，國土評 估費百份之三，國資部門收國資評估費百份之六，稅務局收營業 稅百份之五點五……共計千多項收費。累計收費總額，低的占兼 並資產額的百份之四十，高的占到百份之五十多。」「應當指出的 是，無論是法院等收的破產費還是各官僚部門收的『買路錢』除 大部份繳入國庫外，多數屬於部門自立名目、自我加碼收的『小 金庫』，這些錢的去向，大部是獎金、福利、小車、住房、出國、 遊山玩水等。」（註七）試問，有官如此，企業又怎可能不大虧特 虧呢﹖有報道說，企業依法可取得的利潤留成，有九成給上級企 業收走。這個說法是否完全無訛，那很難說，但是其數額壹定不 少。最近國企之所以虧損突增，其中壹個原因就是各級地方政府 為了彌補新稅制所造成的對地方官僚不利的財政缺口，竟然向企 業預征明年稅款，使企業更難生存，而更荒唐的是中央對此完全 壹味姑息。

中央需要承擔的責任

那麼，中央官僚的罪責是否僅限於姑息下面各級官員死抓住 企業不放，因而造成企業虧損呢﹖不。企業效益低下的現象並不 是「改革開放」之後才產生的，而是從五十年代起便已出現。中 央過去實行的那種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再加上歷年不息的政 治運動（「政治掛帥」；反對經濟核算），不僅造成企業本身嚴重的 管理不善，而且更重要的，是把整個國民經濟弄得壹塌煳塗，多 個經濟部門之間嚴重的發展不平衡（農業及基礎工業、能源、教 育、科研等嚴重落後）。「改革開放」既然是在這個宏觀局面下開 始的，那麼，即使企業獲得了自主權，也不容易扭虧為盈，因為 經濟增長，瓶頸部門的價格水平就會暴升，增加了企業成本。尤 其要指出，「改革開放」不僅沒有改善這種結構失衡，反而使之更 惡化。強調放權和市場化，使地方各級政府取得了巨量投資權， 於是在維護本地官僚利益的前提下，大力發展利潤高的加工工業， 結果使加工工業嚴重投資過剩，而短缺部門更短缺；為爭奪短缺 原料而造成的「棉花大戰」、「蠶繭大戰」等時有所聞。到了現在， 由於投資過剩而造成工廠開工不足、設備閒置、貨物積壓的現象 日益嚴重—這也是最近國企虧損加劇的原因之壹。

經理廠長化公為私

但是，不要以為只有政府官員才敲詐勒索企業，更不要以為 經常抱怨官員攤派的廠長經理就代表「正義的朋友」。恰恰相反， 企業中的黨委、廠長或經理之貪汙舞弊、假公濟私，正正是企業 虧損的另壹個主要原因之壹。八十年代以來普遍實行由廠長承包 企業，他們就是利用這點權力去化公為私。有人指責他們：「有的 企業，給他們人事權，他們可能只顧安排親友，而不顧企業素質； 給了他們分配權，他們可能只顧多分獎金，而不顧企業長遠發展， 給了他們外貿權，他們可能只顧出國遊玩，而不顧企業需要，等 等。」（註八）有些企業表面上虧損，其實是盈利，只是利潤被廠 長們私分吧了。私分的方式，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 合法的途徑包括：打着與其他企業聯營的旗號，投資於其他企業， 盈利卻以「聯營企業共留成發展」為理由而保留在對方企業，實 際供自己揮霍。又如把盈利轉到投資非生產性建設，如蓋樓堂館 所、泳池等。又或借回扣刮龍，總之層出不窮。至於非法手段， 就更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從做假帳到亂集資，從賤價賣出企 業資產及貨物到非法炒外匯都有。怪不得壹面是國企虧損，而另 壹麵廠長們卻紛紛發家致富了。人們於是謔稱之為「廟窮和尚富」。 所以俗語有云：「壹類人是公僕，高高在上享清福；二類人作官倒， 投機倒把有人保；三類人搞承包，吃喝嫖賭全報銷。」中共的辯護 士努力要人們要相信，十五年來不斷搞什麼利得稅、承包製，卻 始終不能實現政企分開，「工人躺在企業身上吃大鍋飯，企業躺在 國家身上吃大鍋飯」的局面始終不變，是因為這些改革不徹底； 要有徹底改革就要劃分國家與企業的產權。

政治因素髮揮的作用

把十五年來的國企改革失敗的原因簡單歸咎於純粹經濟原 因，尤其簡單歸咎於各種經濟原因中的產權不明確的原因，是完 全不能服人的。這種解釋暗含了壹個前提，即：十五年來各種政 企分開的改革措施都試過了，但結果都不成功，所以非要進行徹 底劃分開政府和企業的財產不可。然而，事實決非如此簡單。實 際情況是：過去有關放權給企業的政策，從來都沒有真正落實過， 所以談不到「都試過了」，更談不到要這些政策本身負起改革失敗 的全部責任。甚至可以說，改革之所以失敗，部份是否正正由於 政策得不到落實所至，至少是值得研究的。自壹九八四年以來， 尤其自壹九九二年頒布的《全民所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 以來，政府明文規定的國企自主權已經很大，從投資、生產到分 配，從人、財、物到產、供、銷，都有很大權力。按照這種設計， 已經談不到政企不分了。但為什麼還是失敗呢﹖那就是因為各級 官僚從中阻梗，拒不落實政策。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就說過：「妳放 權，他收權，怎麼辦﹖」到了九十年代情況依然如此。自然，同 八十年初相比，現在的企業的自主權總是大了而不是小了，但是 同文件上所規定的，相距仍然很遠。中央雖然三令五申，批評各 級官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但是，從來沒有任何成效。連自 己的政令也無法落實，各級官員可以有法不依，違法不究—這 同「產權不明確」有何關係﹖這明明是政治問題，不單是經濟問 題。明明是沒有法治，明明是官員腐爛濫權，明明是「禮不下庶 民、刑不上大夫」的姑息養奸的問題，明明是各級官員假公濟私， 死抱權力不放的問題，而中共的御用文人卻不着壹字，輕輕化解 到「產權不明確」的五裏霧中，其目的不過是掩飾自己的罪責， 掩飾自己十五年改革越改越壞的事實吧了。明明是自己無法貫徹 自己的政策而令到企業虧損日多，到最後不僅沒有負起責任，連 學壹下封建皇帝「下詔罪已」也不肯，反而簡單壹句「虧損企業 都要破產」，壹股腦兒要全國職工負起中共無能的惡果（據報將有 千萬工人被開除），這又是否公平﹖「改革」越深化，官僚的無法 無天行徑就更駭人聽聞。既然如此，怎能令人相信那些官僚會真 正尊重企業的「法人財產權」﹖怎能令人相信那些廠長經理會真 正在守法前提下拼命賺錢﹖所以，可以相信，這次新的公司化改 革，多份不能達到原訂目標，實現政企分開。只有壹點是多份可 以落實的，那就是；開除工人。不論公司化的改革本身對不對， 總之，再好的政策交由中共去實行，都壹定會走樣變質。畢竟， 中共已經空前腐爛了。官僚為什麼可以有法不依，因為他們違法 不究，而且上下級之間都只是互相利用，互相維護。有句順口熘 這樣說：「下級哄上級，壹級哄壹級，上不封頂。上級吃下級，壹 級吃壹級，下不保底。」

政治民主才是解抉的方法

法治的缺如，官僚之橫行，分析到底是因為政治體制上的缺 陷，是因為沒有民主監督，而不是純粹的經濟原因，尤其不是純 粹的產權原因。壹味拿產權來模煳更根本的政治原因，不過是那 種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鄧小平路線的邏輯延伸吧了。 而這種改革路線，根本就是方便官僚壹面掩住人民咀吧，壹面化 公為私吧了。

壹九九四年十壹月

中國貧富兩極分化的程度

自從 1979 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經濟的迅速發展引 人註目。同樣引人註目的，還有社會不平等的滋長。目前全國城 鎮居民平均每年收入不過兩千多元（人民幣），農村居民平均才大 約壹千元，另方面卻已經出現了百萬元戶和千萬元戶，連億元以 上的富戶也有了。這些大富戶自然只是少數個別例子。但是整個 社會嚴重的貧富不均也是無可懷疑的。1995 年年底有中國人民大 學經濟系的三位研究者（李強、洪大用、宋時歌）發表壹篇研究 報告：《我國社會各階層收入差距分析》，顯示出全面的情況。現 在根據《新華文摘》1996 年 2 月號轉載的該文，摘錄主要的統計 數字給讀者參考。 大家知道，現在各國通常用基尼係數來表示貧富差距。基尼 係數的數值在 0 至 1 之間。0 表示絕對平等，人人壹樣；1 表示絕 對不平等，即全部收入或財產都集中在壹人手中。國際上多年測 量的結果，認為基尼係數在 0.3-0.4 之間算是中等程度的不平等。 中國大陸城鎮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係數，在「改革開放」前 的 1978 年，是 0.16，差不多是全世界最低的，以後就升高得很快。 1978 1986 1987 1990 1994 0.16 0.19 0.2 0.23 0.37 農村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係數：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8 1994 0.22 0.25 0.27 0.3 0.31 0.34 0.411 城鎮與農村合在壹起計算的個人收入基尼係數： 1979 1988 1994 0.31 0.382 0.434 美國家庭收入的基尼係數如下：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0.369 0.353 0.353 0.365 0.396 可見 1994 年中國大陸的貧富不均已經超過 1990 年的美國。 比較收入的差距，還常常使用五等份的測量方法。就是按收 入的高低，將人口分為五個等份，計算每個 1/5 人口層的收入在 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94 年中國大陸城鎮居民家庭全年收入 的比例： 層次 占全部收入的比例（%） 最低的 1/5 6.04（1989 年為 11.65） 次低的 1/5 11.16 中間的 1/5 15.77 次高的 1/5 22.57 最高的 1/5 44.46（1989 年為 29.38） 農村家庭收入的差距更大，如下表： 層次 占全部收入的比例（%） 最低的 1/5 4.59（1989 年為 7.63） 次低的 1/5 9.79 中間的 1/5 15.01 次高的 1/5 21.82 最高的 1/5 48.79（1989 年為 39.56） 如將城鎮與農村合併計算，差距就更大了，如下表： 層次 占全部收入比例（%） 最低的 1/5 4.27 次低的 1/5 9.12 中間的 1/5 14.35 次高的 1/5 22.13 最高的 1/5 50.13 為了比較，請看 1990 年美國家庭的收入比例： 層次 占全部收入比例（%） 最低的 1/5 4.6 次低的 1/5 10.6 中間的 1/5 16.6 次高的 1/5 23.8 最高的 1/5 44.4 大家早已知道，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是最不自由（最近十幾 年間，貪汙和暴利的自由除外），最不民主的，現在又看到了貧富 不平等的急速發展。中國已經登上了收入差距最大的那壹級，超 越了美國。但中共還說這是社會主義！

壹九九六年六月

事實上從來就不是壹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共的改革開放更不是對社會主義的繼承與發展而是復辟了最壞的資本主義制度。

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作者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

馬克思學說的社會前提

辯證法的唯物論是哲學思想歷來發展之天才的總結；哲學思想要能達到這個總結，必須有二個前提，即：壹方面，自然科學智識必須達到壹定的水平線；他方面，新出現的社會關係必須使社會過程中以前許多隱蔽的事物從此能顯明出來。 辯證法的唯物論有三種源泉，這三種源泉是與黑格爾費爾巴哈和大革命以後時代法國諸歷史家（梯葉裏——Auguest Thierry，米涅——Auguest Mignet 和基佐—— Francois Guizot）等名字有密切關係的。黑格爾之辯證法的方法，費爾巴哈之唯物論的認識論和梯葉裏之歷史觀，被馬克思和恩格斯融化綜合起來就成為整個的辯證法的唯物論。這種綜合是辯證法唯物論創立者個人天才之結果，但所以達到這種綜合，則並非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而是受他們所生活時代之社會條件所決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之壹元論的哲學體系，“並非簡單的復活舊的唯物論，而是在舊的唯物論之堅固基礎上面添加進二千年來哲學和自然科學發展之壹切思想內容，亦即整個二千年歷史之壹切思想內容。”（恩格斯——反杜林） “唯心論觀點不適用於解釋自然界現象和社會發展現象——這種情形應該推動（而且確實已推動）能徹底思想的人（即不是折衷論者，也不是二元論者）迴轉到唯物論的世界觀去。但新的唯物論已經不會是十八世紀末期法國唯物論者學說之簡單的復演。唯物論復活了，但更充實了唯心論的壹切成績。”（見普列漢諾夫之壹元論歷史觀發展的問題） 我們研究辯證法唯物論哲學體系，看出這個體系是從前代唯物論，德國唯心論和十九世紀法國歷史家中，探取科學思想的原素並融化為自己的所有物。 但首先，我們要看壹看產生馬克思主義體系這壹時代之社會條件。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西歐諸先進國家之社會關係中發生嚴重的變化，階級矛盾壹天比壹天劇烈起來。 壹八壹四年，在封建反動勢力聯合壓迫之下，法國大革命的最後殘餘也被肅清了。拿破崙的崩倒和波旁王朝的復辟，推動封建貴族去企圖收回其已失特權並恢復其階級統治。自壹八壹五年至壹八三〇年，法國成為企圖恢復舊制度的貴族和竭力擁護本階級利益並渴想政權的資產階級之間之議會鬥爭的舞臺。這個鬥爭結束於壹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在這個革命中，資產階級得到無產階級幫助並結合那認國王政權崩潰為有利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就將封建反動戰敗了。 勝利壹有保證時候，資產階級就拋棄其不久以前的同盟者而不顧。摩爾人（Le Maure）（註）做完了妳的工作之後，他不僅可以滾開，而且也應該滾開，——這就是資產階級為本階級利益而這樣說的。

“工人像想他們已經奪取得共和國了，但法國資產階級卻造成資產階級的君主國來代替共和國，並捧那屬於舊王室房支之奧爾良公爵（Ducd’Orléans）為國王，改名為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e），但向他提出條件，即要他成為資產階級階級利益的傭僕。新國王為報答他的恩人起見，就以種種奸詐欺騙挑撥和威嚇手段開始剝奪七月革命所允許群眾的政治權利。”（見梅林之近代德國史） 壹八三〇年革命造成了資產階級之無限制的統治。處在失敗地位的貴族，不僅表面投降了，事實上也投降了。借用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話來說，就是貴族與其不久以前的敵人結合壹起去榨取利潤，而自己開始“資產階級化”（embourg eoisée）了。工人階級幫助資產階級鬥爭以反對封建貴族；但在資產階級勝利之後，工人的地位比在七月革命以前更加惡劣。結果，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階級意識剛剛開始成熟的法國工人群眾就暴發多次政治陰謀的暴動和饑寒逼迫的騷動。 七月革命之後未滿壹年，即壹八三壹年春天，歐洲歷史破天荒第壹次之純粹工人的暴動就暴發於裏昂；裏昂紡織工人而且發出如下口號：“生存，工作，或戰鬥而死！”三年之後，在壹八三四年，裏昂工人又圖謀暴動起來反對資產階級；這次暴動圖謀與上次同樣是自發性的，也與上次同樣被殘酷的鎮壓下去。在壹八三九年又發生第三次工人暴動，此次暴動乃是巴爾貝斯（Armand Barbés）和布朗基（Auguste Blanqui）所領導的。 被壓迫的工人群眾這些接二連三而起的反抗運動，十分明顯的說明：在歐洲歷史舞臺上已經出現壹個新階級，要求其在太陽底下的位置；這個階級不僅要求此位置，而且為爭得此位置而奮鬥。 同此時候，在歐洲歷史另壹軌道即英國所發生之事跡，也說明同樣的意義。 壹八壹五年關於穀物的法律通過之後，英國的貴族與在法國的壹樣，也和工業資產階級發生衝突。這個衝突延長到壹八三二年，即到修正選舉法通過使資產階級得到決定勝利的時候。 這裏，資產階級也是依靠工人階級幫助方才得到勝利的；但這裏工人階級所得的也與法國壹樣，即工人階級之不久以前的同盟者更加加緊的剝削工人階級。壹切要減輕這種剝削之企圖，都被殘酷的鎮壓下去。憲章運動（Chartisme）的歷史家波爾克涵（Borckhim）說：“當資產階級看見無產階級表示不願替它當炮灰去進攻敵人的炮壘時，它就突然表示它是愛好‘秩序’和尊重‘法律’的。它的機關報，不久以前自己還持革命的論調，現在則突然憤怒起來反對工人之非法的和革命的行動。……資產階級起來反對暴動的工人，不僅用武力壓迫工人，而且用它所指揮的特別偵探隊來監視工人。”（波爾克涵的憲章運動） 無產階級變成資產階級之革命反對派，其最有力的表現就是憲章運動。英國無產階級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所發出之“政權是我們的手段，社會幸福是我們的目的！”這壹口號，就是表示無產階級階級意識已經增長起來。 最後，在歐洲第三個先進國家——德國，這個時代的階級衝突，也與在英法二國的壹樣的劇烈。 關稅同盟成立和鐵路建築起來以後，生產條件和交通機關上的革命就壹天比壹天深入並擴大了。大工業和大商業開始造成近代大城市，消滅手工業，使少數人富裕和幸福，而推落絕大多數人於貧困和犯罪的深淵裏去。封建制度雖然瓦解至極度，但還拼命掙扎不願走進墳墓裏去；工業制度也同樣的拼命掙扎產生出來。在這個鬥爭中最遭殃害的就是工人群眾。 被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所驅迫於畜牲地位之那些饑寒交迫無以為生的工人群眾，想在暴動中找出壹條生路；可是政府極殘酷的鎮壓工人的暴動，將壹切暴動都葬送於工人的血海中。這種暴動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是數見不鮮的；其中最巨大的壹次就是有名的壹八四四年西西裏（Silésie）紡織工人的暴動，這次暴動之悲慘的結局感動了藝術界最優秀的分子，反映於他們的藝術作品中裏頭。 這樣，在十九世紀初期幾十年中，歐洲諸先進國都發生那構成當時歐洲社會生活骨幹之三個敵對階級中間劇烈的衝突。 “社會關係已經簡單化了到某種程度，即只有有意閉起眼睛的人才不會看出：這三階級的鬥爭及其利益衝突就是近代歷史之最初動力。”（恩格斯——費爾巴哈） 底下壹件事實也可以幫助證明：這個時代簡單化了的社會關係確實推動研究學問的人的思想傾向到辯證法唯物論方面來。這就是德國壹個皮匠，壹個天才的獨學自修者狄慈根，他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學說同時，完全不受他們二人學說影響，而得到與他們二人根本相同的結論。狄慈根說：“工業的發現使壹切關係都趨於單調簡單和明顯，以至於現在平凡樸質的眼光也容易明白邏輯的秘密，”（狄慈根——關於邏輯問題的信） 唯物論歷史觀的黴菌飽含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歐洲社會空氣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發現這種黴菌，於是就將當時已被逐出自然界觀範圍外之唯心論，也從其最後藏身地——社會觀中，驅逐出去了。 同時他們又找得了“阿基米德之點”（Pointsd’Archimed）（註），倚靠在此點之上就實現了上面所說的偉大的綜合工作：他們將在他們以前的思想之最高收穫融化成為壹個整個的壹元論的辯證法唯物論體系。我們往後就開始分析這個體系。

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壹切哲學體系之中心問題，就是我們的身內世界對於身外世界之關係問題。 只要看看某壹哲學體系對此問題的答復，我們就可知道這個體系根本上是唯物論的或是唯心論的，換壹句話說，即可知道這個體系究竟屬於哲學思想二大根本潮流中之那壹潮流。 普列漢諾夫關於哲學上的分類說： “大凡以客觀，或實在，或自然界為出發點之思想家其哲學體系是同屬於壹類的。這些思想家壹定要解釋：主觀怎樣隸屬於客觀，意識怎樣隸屬於實在，精神怎樣隸屬於自然界。…… 大凡以主觀，意識，精神為出發點的哲學體系，就都同屬於另外壹種。容易明白：這壹類思想家的責任就在解釋：客觀怎樣隸屬於主觀，實在怎樣隸屬於意識，自然界怎樣隸屬於精神。…… 誰從客觀出發，誰的哲學體系就是屬於唯物論世界觀的壹種體系；誰從主觀出發，誰就是這派或那派的唯心論者。至於那些思想不能徹底的人，則他們只停止於半路上，只拿唯心論與唯物論折衷調和而已滿足。這種不徹底的思想家就被稱為折衷派。”（普列漢諾夫為戴博林所着辯證法唯物論哲學導言而作的序言） 辯證法唯物論是建立在唯物論世界觀基礎上之最整齊劃壹的壹元論體系。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我們的身內世界對環繞我們的身外世界關係問題的答復，就是馬克思主義之認識論基礎，在此基礎內已經含孕有馬克思主義對於歷史過程的見解。 關於辯證法唯物論哲學諸名着之壹的着者戴博林，分析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為底下幾條原則： “（壹）惟有自然界才是真實的。 （二）自然界完全不依賴主觀而自存在。 （三）主觀是自然界中壹部分。 （四）壹切認識都導源於經驗，即導源於主觀從外界得來的印象。 （五）因此，我們的意識是受外界，受實在所決定的。 （六）真實世界既然是認識之唯壹對象，那麼我們的知識，只有在其能適合於真實世界，於實在，之限度內，才是真確的和客觀的。”（戴博林——辯證法唯物論哲學導言） 辯證法唯物論僅僅承認自然界是真實的。只有客觀的真實世界才是真實的。我們所說的自然界，就是能成為我們感覺的對象之壹切事物的總和。“自然界就是可感覺的世界之全部。”（普列漢諾夫——唯物主義或康德主義）凡是存在於外界而又真實的壹切事物，就是自然界。 “自然界包括壹切並構成整個的宇宙。理性和非理性，實在和非實在，以及壹切矛盾都包括在自然界裏頭。在自然界以外，沒有任何矛盾，也沒有任何非矛盾。 人類的理性將自然界區分為東西南北以及其他幾千幾百的小部分，但自然界本來是單壹不分的壹個整體。我們可以完全確定的說：壹方面，自然界有無究數的始和終，他方面，自然界又是無始無終永久存在的壹個物質體。”（狄慈根——哲學的實果） 馬克思主義認定實在之基礎是物質的質體——物質。我們的出發點是真正的確實的物質的世界。世界是整壹的，其整壹性就是其物質性。恩格斯在反杜林壹書中說： “如果我們說到實在，且僅僅說到實在，那麼整壹性就僅僅在壹點上：即我們所指說的壹切事物都是存在的。就在這個存在之整壹性中——並非在其任何整壹性中——這些事物才被人了解；而肯定這些事物是存在的——這壹句總括的話，不僅不能加上這些事物以任何別的壹般的或非壹般的性質，而且暫的從我們的觀察中排除去所有這壹類的性質。因為，只要我們離開下壹根本事實，即所有這些事物之同點就是實在，——只要我們離開這壹事實壹分壹毫，我們立刻就發現這些事實的異點：有些事物是白的，有些事物是黑的，有些事物是活的，有些事物是死的，有些事物是屬於世間的，有些事物是屬於天上的，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僅僅根據：所有事物都是實在這壹點即去做出結論。 世界的整壹性並非在其實在，——雖然實在是這個整壹性的前提，因為世界要變成整壹，它自然須先存在。世界的真正整壹性，就在於它的物質性；但物質性並非拿幾句江湖術士的話所可說明的，而必須拿哲學和自然科學長期而緩慢的發展才能說明。”（恩格斯——反杜林） 只有將世界設想為單壹的物質的整體，我們才能認識世界。誰願意超出於世界之物質界線以外，誰就應該聽到詩人久已回答的話： “如果我死了—— 我在那裏又將怎樣？ 蠢才！這個‘那裏’是沒有意義的。 ‘那裏’就是地下！” 我們說到物質世界，我們肯定壹切事物都是物質的，我們宣布物質是我們壹切推理的出發點。如果讀者提出下壹問題來問我，那是毫不足為奇的：即“所謂物質世界究竟是什麼？怎樣來給物質下壹個定義？” 所謂物質世界，就是能夠刺激我們感官並因此引起我們某種感覺的壹切事物。根據普列漢諾夫之有名的定義，則凡不依賴我們的意識而自存在的和刺激我們的感官而引起我們某種感覺——感覺就是我們對於外界即這些物質質體及其相互關係之觀念的基礎——的事物，就是物質的質體。 除了我們經過我們的感官所認識之這個物質世界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的世界；惟有這個世界是唯壹真實的。 這樣給物質下了定義以後，我們就應該承認這個定義能夠適用於引起我們的感覺的和直接或間接這樣或那樣成為我們的感覺之源泉的壹切事物。 物質是我們的認識之最初事實，其出發點。馬克思主義就用這個答復來限制壹切“確立物質定義”之要求；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徹底的壹元論體系壹樣，對於這個答復是可認為明顯而完滿的。（註）亞克塞羅說得很對：“哲學問題之可能性和莊重性，並不在於給物質和精神立下玄學的定義，而是在於研究的體裁和方法。由方法論的觀點看來，問題只限於解決：研究是物質先精神存在還是精神先物質存在，換壹句話說，即對於現象的分析和處理現象的方法所用之研究的出發點，究竟是物質還是精神。”（亞克塞羅——哲學論文）

物質就是能引起我們的感覺之客觀。這個客觀是自己存在的，完全不管其在某個時期能否引起我們的感覺。每個質體之存在，都完全不管其在某個時期能否引起我們的感覺。 “唯心論者說：沒有主觀就沒有客觀。地球發展的歷史卻證明：客觀之存在早於主觀出現以前好久，換壹句話說，即早於具有顯着程度的意識之有機物發展以前好久。唯心論者說：理性以其規律支配自然界。有機物發展的歷史卻證明：理性只到有機物發展至相當高度時才發現出來。這種發展顯然只能拿自然界的規律來解釋，由此可見自然界以其規律支配理性。世界發展之理論暴露了唯物論的真理。”（普列漢諾夫——恩格斯所着費爾巴哈之註釋） 認為外部世界必須依賴我們的感覺然後能夠存在的壹切認識論，必然要使此理論的代表人陷於沒有出路的唯我論（Solipsisme），承認惟有自己存在，自己之外都是幻相。我既然否認環繞我的世界之客觀的真實性，我既然將這個世界設想為與我的感覺有不可間斷的聯繫，我既然認為沒有主觀就沒有客觀，那麼我只要徹底的思想下去，我就壹定會走到唯我論，或走到如車爾尼雪夫斯基（Tchernichevsky）所說的“迷想論”（Illusionisme）。這位俄國的大思想家明白：只要壹懷疑外部世界的存在，邏輯上就壹定會達到否認我們自己機體之真實性，就壹定會達到肯定：“我們所感覺的外部世界乃是我們的思想之幻覺，除了我們的思想以外什麼也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這些話自然是夢囈，但跟着柏克萊主教肯定說“存在就是意象中存在”而事物就是“觀念的集合”的那些人，如果他們有勇氣發揮其根本哲學思想至於邏輯的極端，他們也就必然要走到這種夢囈。 要避免走到這種夢囈，只有將整個自然界看作客觀存在而將自己看作僅僅是自然界的壹小部分，即只有徹底的唯物論者，才有可能。 主觀是自然界的壹部分，是自然界的產物，是要遵守自然界壹般規律的。 唯物論已經假借愛爾維修口中宣言：人類不能夠擺脫自然界的規律；凡以為有超自然物存在的，都是夢話。人類是總的世界的實有中之壹部分。“如果有人問：思想和意識是什麼，是從那裏來的？那我們就答復：思想和意識乃是人類頭腦的產物，而人類自己又是自然界的產物，跟着自然界壹起在壹定的環境裏發展；由此可以明白人類頭腦的產物本身根本就是自然界的產物，並不與其餘的自然界衝突，而反要適應於其餘的自然界。”（恩格斯——反杜林） 唯物論打破了人類中心說並將人類看做自然界中，整個宇宙中，之壹部分。壹八五八年七月十四日恩格斯寫給馬克思的信說：“要研究比較哲學，妳就應該以全副精神鄙棄唯心論者抬高人類於壹切動物之上的壹種觀念。”唯物論不僅將人類看做主觀，而且同時也看做客觀。在我們看來，人類是主觀而兼客觀（Sujet—objet）。說到人類時候，我們不能獨斷的將主觀和客觀對立起來。 費爾巴哈最大功績之壹，就在於他曉得將人看做心理的客觀，同時又看做生理的客觀：對於自己，我是心理的客觀（主觀）；但對於別人，我則是生理的客觀。費爾巴哈說：“我感覺和思想時候絕非站在與客觀對立之主觀地位上，而是站在主觀兼客觀地位上，站在真正的物質質體地位上，在我看來，客觀不僅是可感覺的對象，而且也是我的感覺之必要條件的基礎，客觀世界不僅在我以外，而且也在我本身，也在我自己的骨肉裏面。”（費爾巴哈全集第十卷） 狄慈根也表現同樣的思想。他以無產階級的語氣表示這個思想說：“物質的頭腦和精神的頭腦，是合成壹個頭腦的二個頭腦。”（狄慈根——哲學之實果） 譬如，我站在講臺上，對妳們聽眾講演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在我自己看來，我就是主觀；但如果我現在努力解決我對外界關係問題時候，只拿這個外界為我的感覺之客觀，那我就犯下了不可鐃恕的錯誤。我沒有權利可以忘記：在這個講堂裏面，妳們每壹個人，在自己看來，都是主觀，而我在妳們看來則變成客觀了。人類不是抽象體而是物質體。所以確定我們對外界關係時候，我們的出發點應該就是了解我們當中每壹個人都是主觀同時又都是客觀，了解人類是主觀兼客觀。 我們對於外界的認識，是建立在經驗之上的並僅僅由經驗得來的。我所以認識在我面前之電燈黑板講臺窗戶以及整個外界，唯壹之途徑就是經由我從外界所得來的印象。惟有我從某種事物所得來之印象，才能給我以對於這個事物的認識。我所有對於外界的認識，其最初源泉僅僅就是產生我的印象之感覺的經驗。 唯心論者，在其認識外界時候，是從純粹理性的先天的論點出發的；我們則從我們的經驗和我們對於事物性質的認識出發，換壹句話說即從後天的論點出發。“要知道我們的知識和認識之生母，不僅應該在人類頭腦中尋求，而且首先應該在壹般世界中尋求。”（狄慈根——哲學的實果） 可是這裏我們自然要發生壹個問題：即我們能認識這個“壹般世界”至何種程度，經驗在領導我們去認識外界時候，其確實可靠至何種程度。 我們根據在經驗中從某種事物得來之印象，以認識這個事物。恰切點說，即我們所認識的並非事物本身，而是其某幾種性質。我由經驗知道糖是甜的，燒紅的鐵是熱的，這張桌子是很重的，這張紙是白的，這座講臺是矮的，……。難道這是說我同時就認識了這些事物嗎？不是。我只認識這些事物之某幾種性質。這些性質也許是錯誤的，譬如我說這壹張紙是白的，這乃是我的主觀感覺之結果，我的視覺之某種生理上結構所發生作用的結果。我知道這張紙是白的，其形式是長方而具有四角的，其大小是二十生的米突長和十生的米突寬的，其性質是堅硬粗糙的，……。由經驗結果而認識的所有這些事物的性質，就允許我自命為認識了這張紙本身（即康德所說的“自在之物”）嗎？或者我應該承認：我只知道事物的性質，這種智識是主觀的靠不住的，而我的對於這張紙的認識還遠不是這張紙的真實狀況呢！如果有人問我：這張紙之“自在之物”究竟是什麼？那我就應該答復：不知道！而且由此認識還要做出個結論，而跟着杜布瓦·雷蒙（Du Bois Reymond）再添上壹句說：“而且也將不會知道！” 唯心論的哲學家就做出這樣的結論。由外界刺激所造成的我們的意識狀態，既然與外界本身不是壹致，由此可見這個世界是不能為我們所認識的。 辯證法唯物論絕不否認：真實世界和我們的感覺印象中間是有差異的，我們的感覺印象，有時甚至能與真實世界完全不同，但這種狀況並不推動我們去同意於外界，“自在之物”，之“不可認識性”。恰好相反，我們則肯定說：某種事物，除了刺激我們而造成了印象，由此印象又再造成我們對此事物之智識以外，再沒有而且不能夠有關於此事物之其他知識。因此，如果我承認只有經過物質刺激我們所引起的感覺，才能認識這個物質，那也“絕不是說我宣布物質為某種‘不可知的’和不可認識的事物。”（普列漢諾夫——由防禦到進攻） 我們經過由事物所得來的感覺，就可以知道事物的性質。雨傘有壹種“性質”，即能給我們躲雨；正因為這種“性質”，我們才使用雨傘。我們使用眼鏡，因為眼鏡有另壹種“性質”，即能使我們對模煳物件看得更清楚。這已經足夠給我們承認雨傘，眼鏡以及“自在之物”，都是可認識的，——雖然因雨傘等刺激而造成的我們的意識狀態並不與雨傘等之“自在狀態”相同。…… “人類的思想能否認識客觀的真理——這個問題絕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人類應該從實踐中證明其思想的真實性，即證明人類的思想是有真實力量並能達到現象裏面的。關於離開了實踐的思想是否真實之辯論，乃是純粹經院哲學式的問題。”（馬克思——費爾巴哈論綱第二條） 我們在實際生活中曉得利用事物以適合我們的目的，曉得根據需要以配合物質，由經驗得來之材料在實際生活中足夠穩妥可靠的指導我們——所有這些情形都證明自然界是可認識的。壹切技術上的進步，都是人類研究過自然界並認識了“自在之物”的結果。 “我們以如下方法可以證明我們對於某種自然界現象的認識是正確的：即我們能夠激發這種現象，彷造這種現象並轉移這種現象以適應我們的目的。如此，康德之‘自在之物’就不能存在了。”（恩格斯——反杜林） 人類能乘坐飛機，從柏林飛到莫斯科來，——這就是最好的證據，證明“自在之物”是可認識的。 但如果我們肯定說自然界是可認識的，難道我們就認為我們的認識能力是無限制的嗎？ 絕對不是！ 辯證法唯物論證明外界在原則上是可認識的，同時了解：人類認識外界，是在歷史條件所能允許的限度之內。“世界永遠是可認識的，但在某壹歷史時代並不能完全認識到。”（亞克塞羅——哲學論文）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其論人類智識的性質壹篇論文中將這個思想說得很清楚： “我們的智識就是人類的智識。人類的認識力，與其別種力量壹樣，是有限制的。在這個意義之下，我們的智識之性質就受我們的認識力之性質的決定。我們的感官之感受性愈大，我們的理性愈強，則我們所知道的將比現在更多；因此，如果我們的智識將比現在更擴大了，則我們現在的幾種智識到了那時就要改變。”（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十卷第二冊）（註）

我們的智識是由經驗得來的，我們的智識在我們的印象所由產生之外界影響之下而發展。我們知道，印象是某種事物對象，質體，即實在，刺激我們結果才產生出來的。由此可見實在決定我們的意識，或者如費爾巴哈所說：“實在是主體，思想是屬性。” 我們的意識永遠受那對抗我們的客觀所決定，真實事物從我們的概念反映出來。馬克思說過：“觀念世界，乃是物質世界經過翻譯和修改而到我們的頭腦中來。”我們所具有的的概念根本就是真實世界在我們頭腦中的反映；我們所具有的概念就是真實事物的像片。狄慈根說：“思想就是模樣，就是真正的模樣，就是真實事物的模樣。……觀念，與像片壹樣，應該適合於它的對象。”（狄慈根——哲學的實果）

辯證法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偉大功績，就在於他們拿黑格爾的方法反轉過來對黑格爾的體系，就在於他們並不像費爾巴哈壹樣將黑格爾學說棄置不顧，而是拿黑格爾自己的辯證法去克服黑格爾的學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採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方法，他們以辯證法方法充實他們的唯物論體系，即以此總結在他們以前之哲學思想。我們完全有理由，可以借用黑格爾在柏林大學講演告終時所說的幾句名言，作為辯證法唯物論之評語，他說：“什麼也未曾失掉，所有的原則都保存下來，因為最後的哲學就是壹切形式的總和。”馬克思和恩格斯拿辯證法與唯物論結合起來，而找到了哲學思想最好實果之綜合，他們於是真正造成了“最後的哲學”。 辯證法就是馬克思主義之活的靈魂。紀元前，即在希臘文化時代，我們就已看見辯證法思想的曙光。（註）辯證法方法對於近代偉大思想家，如笛卡爾謝林費希特等都有顯着的影響；但在黑格爾學說中，辯證法方法才達到最完全的表現，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直接由黑格爾學說中採取辯證法出來的。

黑格爾的辯證法究竟是怎樣？我們試聽這位大思想家自己所說的話： “人們往往將辯證法看做壹種皮面的技術，以為辯證法故意使確定的觀念發生紛亂並在確定的觀念中造成虛假的矛盾。因此，人們承認並非這些觀念不對，而是這個矛盾怪物不對；人們承認理性的表象是正確無訛的。人們往往認為辯證法不過是主觀的耍把戲，用以證實或駁倒某種論據而已，而其實是沒有壹切內容的，惟其如此，所以表面上卻裝飾着壹些巧妙的論證。——這樣的判斷是錯誤的，照其真實意義講來，辯證法乃是理性，事物及壹般確定現象的定義之本有的和實在的本性。哲學的推理，就是了解個別的定義並將這些定義聯繫起來，即使之發生相互關係，然後再分解這些定義，使之各種隔離而就其中認識其意義。真正的辯證法則與之相反，壹個定義變成別個定義乃是經過內心的和漸近的轉變，在這轉變中就可看出這些定義，理性，是片面的和狹小的，即是包含有自身的否定。壹切確定現象之特點，就在於這些現象已註定要自己毀滅的。 可見，辯證法乃是科學進步之活的靈魂；辯證法原理灌註內心聯繫性和有定性於科學內容中；這個原理是真正超越於確定現象，而非表面上超越於確定現象。”（黑格爾——哲學智識之總匯）

“理性頑固的攻擊辯證法。但辯證法並不是哲學之專有品。恰好相反，我們時時刻刻都感覺到辯證法並由經驗上確信辯證法。環繞我們的壹切事物，都可以為辯證法的例證。我們知道：每壹個確定現象都是在變化和消滅；它的變化和消滅不是別的正是它的辯證法；它本身就包含有別個現象之原素，因此它要走出其直接存在的界線之外，並要變化，……我們說壹切事物或壹切確定現象是註定要毀滅的，而這就是說明辯證法乃是無所不包的不可抵禦的力量，壹定要毀滅壹切事物，不管那些事物表面上是獨立的和鞏固的。……辯證法的結果就是否定，但這個否定同時也就是肯定，因為這個否定本身就含有它所從來的現象，而且並非與這個現象隔離的。兩種相反定義之這樣的合壹，就已經造成了第三種思想。”（黑格爾——邏輯） 為更正確的解釋上面引文中幾個要點起見，我們再徵引費希爾——最了解黑格爾諸人中之壹個——對於黑格爾的辯證法之說明： “可以拿人的生活來比較談話問答，即我們年紀愈大，經驗愈豐富，則對人和對物的見解也就漸次改變，這彷佛就像在內容充實和思想豐富的談話問答中，談話者的意見也漸次改變壹樣。……因此黑格爾拿意識發展的進程來比較哲學談話的進程，而稱意識的進程為辯證法（註）或辯證法的運動。

思想向前運動，其間是要暴露並解決那包藏在觀念中間之矛盾的。黑格爾就稱這壹整個過程為辯證法。……矛盾就在相反諸定義間的衝突，而解決矛盾就在於結合這些定義。……矛盾之每壹次暴露，就是否定那剛要提出和肯定的思想定義；矛盾之每壹次解決，就是否定這個否定。這樣，思想發展要經過兩重否定，而經過兩重否定又走到肯定來。Duplex negatio affirmat （“兩重否定就是肯定”）。黑格爾就稱這種兩重否定為“絕對的否定性”並認為辯證法就是這個否定性之方法。……絕對否定性之方法不是別的，正是暴露並解決那包藏在思想之必然定義或純粹觀念中的矛盾。”（費希爾——近代哲學史）我們再用恩格斯的說明來補充這個說明： “照黑格爾看來，我們所要認識的哲學真理，並不是幾條已成的獨斷的理論之總和，並不是壹經找到這幾條理論之後只強記在心就夠了；真理是包藏在過程本身裏面，在科學的長期歷史進化之認識裏面，——科學從低下的智識階段進化到壹天比壹天高的智識階段，卻永遠不會因為發現壹種所謂絕對真理而達到無以復高的頂點，使科學在這個絕對真理面前感覺得英雄無用武之地。在哲學方面是如此，在壹切智識方面和實際行為方面也是如此。歷史也與人的智識壹樣，不會因為達到人類理想的境界而就確定的停止了；完全的社會，完美的國家，只在像想中能夠存在；還有壹層，即歷史中壹切相連續而來的社會制度，也不過是人類歷史進化的和進步的進程中之壹些階梯而已。每種制度對於它所由產生的時代和環境，都是必需的，因此都是正當合法的，縱然在從它自己內部慢慢發展起來的新的和更高的條件面前，它變成了陳腐並失去其存在理由：它必須讓位給另壹個更高的社會制度，而這壹新制度也預先註定必要滅亡。資產階級依靠競爭，大工業和世界市場，摧毀了壹切古代建立的和受人尊崇的制度；同樣，辯證法哲學也摧毀了壹切認為有絕對的和確定的真理之觀念，以及連帶而來的壹切認為人類生活中有絕對事物的觀念。這種哲學壹點不承認有所謂確定的絕對的和神聖的事物，它在壹切事物中都發現出這些事物的可毀滅性的壹方面；在它面前，任何壹件事物的可毀滅性的壹方面；在它面前，任何壹件事物都沒有存在之餘地，除非是形成和毀滅的不斷的過程，除非是由較不完美的不斷進至較完美的上升運動。”（恩格斯——費爾巴哈） 生活和思想（生活和反映）就是辯證法的過程。黑格爾徵引了無數例證來說明這個過程。他認為天空星球的運動是依照嚴格的辯證法原理而進行的。行星每個頃刻都逗留於壹定之點，同時又在此點以外；行星的運動是完全服從辯證法原理的。生命永遠包藏有死亡的萌芽，生命也是服從這個原理的。在政治上，這壹個人之無限制自由，就成為對於別人的專制；正義發展至最高點就達到最大的邪惡；在高等代數學上，多角形邊數不斷的增加，就可以轉變為圓形；——所有這些都明白證明辯證法支配了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各方面。 辯證法之出發點，就在將我們所接觸的壹切事物，不看成為已定的事物，而看成為還在發展形成的過程。 人類原始的理性，傾向於反對這種關於環繞我們的壹切事物之見解；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者馬薩裏克教授就認為：“辯證法簡直是戲法”。（馬薩裏克——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和社會學的根據）黑格爾在邏輯中很刻薄的嘲笑那些人，他們不能了解辯證法的“生長”觀點並企圖“我或有房子或無房子”等類的話來攻擊辯證法。這種思想方式是辯證法的反面，即純粹的玄學。 恩格斯在反杜林中說明辯證法和傳統哲學的區別： “照傳統哲學家看來，事物及其在精神上的反映，即觀念，是壹些隔別分析的對象，應該壹個壹個的分別來看，是壹些不變的固定的壹次造成就永遠壹樣的東西。玄學家的思想是沒有中間性的兩極端，是直接相反的思想，他們的說話是：是——是或非——非，除此以外壹切都沒有價值。照他們意見，壹件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壹件事物不能夠是自己同時又是另壹件事物。肯定和否定是絕對不能相容的。因和果是永遠互相對立的。……要正確的顯示宇宙，顯示宇宙和人類的發展，以及顯示這種發展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只有靠辯證法，靠不斷的觀察無限的原動和反動，形成和死亡，進步和退化，——才能做到。”（恩格斯——反杜林） 傳統哲學所研究的只是邏輯的抽象，只是固定不變的觀念，辯證法則時時刻刻都不忘記真實世界是流動不息的，並竭力去認識真實世界之真相，即認識其真實內容的各種形態及其壹切矛盾和異點。辯證法根據事實所表現之各種形態來觀察並研究事實。辯證法反對壹切抽象的斷語，並認為“沒有抽象的真理，壹切真理都是具體的，都是隨時間和空間而轉移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哥哥爾時代概論中，以通俗的辭句說明這個思想： “下雨是好事還是壞事？——這個問題是抽象的問題；我們不能確定的答復這個問題。有時下雨是有利的，有時下雨是有害的（雖然是比較希罕的情形）。應該確定的問：當種子完全播在地下以後，繼續連下五個鐘頭大雨，這樣的雨對于田禾是有利的嗎？只有這樣的問，答復才是明白而有意義的，即：‘這樣的雨是很有用的’。但就在這個夏天，當收穫期間快要到來時候，連下壹個星期大雨，這樣的雨對于田禾是有利的嗎？答復也是明白而正確的，即：不是！這樣的雨是有害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二卷） 當我指導某處“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討論研究時候，我時常遇見傳統哲學思想的責難。人們宣讀過了共產黨宣言中有名的壹段，即描寫資產階級在世界生產力發展上的作用並指出在其與封建制度鬥爭時代資產階級是革命動力那壹段，接着聽眾就發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問題：“馬克思怎麼會說資產階級有革命作用呢？馬克思將資產階級看做革命的現象！？……”參加這個“研究會”的人，是不懂得辯證法方法，而依照玄學去思想的；他們不明白在社會生活過程裏，“理性怎樣變成瘋狂，善怎樣變成惡。”玄學的壹切論證之出發點；就是“或者這樣，……或者那樣……”，甚至像托爾斯泰（Léon Tolstoy）那樣偉大的思想家也難免擁有傳統哲學的思想。“暴力就是惡”——這就是托爾斯泰之充滿了玄學思想的哲學論證之出發點。專制君主以暴力壓迫人民，這是惡。革命黨人以暴力推翻專制君主，這也是惡。壹個民族以暴力壓迫別個民族，這是惡。被壓迫民族以暴力解除壓迫，這也是惡，就像黑格爾所嘲笑的壹樣：“或者我有房子，或者我沒有房子。”暴力——或者是善，或者是惡，此外沒有別的意義。資本主義是魔鬼，因為在資本主義底下階級的衝突壹天比壹天厲害；但社會主義也是魔鬼，因為社會主義主經階級鬥爭。（註）

傳統哲學研究的對象是物件，辯證法研究的對象則是過程。物件是永久不變的；這個物件今天是A，明天也是A，後天還是A。在十八世紀時，封建制度是惡，這就是說：封建制度永久是惡，——在十五世紀時也是惡，在十二世紀時還是惡。惡就是惡，A=A。譬如空想的社會主義者，那些傳統哲學家，就是這樣想的。恩格斯恰與他們相反；他是壹個偉大的辯證法家，他說過壹句名言：“如果沒有古代奴隸制度，就不能夠有近代社會主義。”無論那壹個傳統哲學家都有會根據恩格斯這句名言而做出結論說：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創立者贊頌奴隸制度。我們自然無需要說明：這句名言並非贊頌奴隸制度，而是估計奴隸制度在人類歷史上某個時期之作用。 辯證法的對象的過程，過程就是永久的運動，永久的變化，存在轉變為不存在，這個形成那個毀滅。某壹現象現在是Z，以前是K，更以前是A。資產階級現在是阻礙世界生產力發展的階級；資產階級產生頹廢的思想，趨向於神秘並斷言西歐要破產。但在壹個世紀以前，這個資產階級有前進的革命的階級之作用；當時資產階級發達生產力至於空前未有的高度，而其思想也是真正進步的。A並非時時刻刻都等於A。辯證法既然將現象看成為過程，於是就在運動中觀察現象，而看出：某個現象中所包藏的因素漸次發展下去，結果這個現象本身就要變成另壹相反的現象。“理性變成瘋狂，善變成邪惡，進步變成退化，正義變成邪惡，真理變成虛偽……。” 普列漢諾夫在壹篇遺文中，稱這種思想為十九世紀哲學思想最豐饒的結果之壹： “這位德國天才的唯心論者，在其所着壹部‘小小的’邏輯中，以最有力的文字描寫辯證法之不可屈撓的力量，即壹切都要到它面前受裁判，而到了它面前誰也不能成為固定的。辯證法註定壹切現存事物，向前發展去，都要滅亡。於是在黑格爾學說中已經沒有任何絕對的事物，除非是辯證法發展的進程本身，這個不死的死，或者——這是壹樣的——這個永久的再生。”（普列漢諾夫——AB字母） 辯證法將現象看做過程，是否就不去觀察物件呢？絕對不是。辯證法也研究物件，就像研究“靜止的”過程壹樣。研究物件在研究過程以前。前者是形式邏輯的任務，後者則是“矛盾邏輯”即辯證法的任務。前者是認識上的低級，而後者是認識上的高級。“靜止既然是運動中的壹部分，因此形式邏輯的思想方式（按照思想的‘根本規律’）也是辯證法思想方式中的壹部分。”（普列漢諾夫——恩格斯所着費爾巴哈俄文譯本的序言） 人們往往將辯證法與庸俗的進化論混為壹談。黑格爾預先料到會發生這種不能容許的含混，早就起來反對那種簡單化的見解，即認為在發展過程中，某種現象最初微小而不顯着的，隨後就漸次擴大而顯着起來，反之亦然。我們在邏輯中可以看見辯證法方法創立者所寫的壹段飽含諷刺意味的話： “人們認為自然界中沒有突變。呆笨不靈的人說到形成或消滅時候，就以為將這種情形看做漸次的發展或毀滅就夠了。可是事實上可以看出現象的變化，不僅由這壹數量轉變為別壹數量，而且也由性質轉變為數量並由數量轉變為性質，在這個轉變中，漸進的行程中斷了並造成新的現象，其性質與原來的現象不同。在寒冷天氣之下，由水結冰並非漸次進行的，即並非水先變成漿狀物，然後漸次凝結成固體的冰，——而是壹下就結成固體的。在冷凍至冰點以前，水還是液體：只要保持靜止狀態，則增加壹點點冷度就可以使水壹下就凝結成冰。”（黑格爾——邏輯） 我們觀察自然界，就可以發現許多例證，證明數量轉變為性質，即漸進的發展突然中斷而發生突變。在燒開水的水壺裏，蒸氣漸次增加起來；在壹定限度之下，這種增加純粹是數量上的增加，但突然數量就轉變成性質，結果沸騰了。我們試將橡皮帶拉長，則壹尺長的橡皮帶可拉成二三尺，但到了壹定限度之後，如果我們再拉長壹點點，則突然由數量轉變成性質：橡皮帶斷了。蟲蛹緩慢的漸進的發展至壹定限度，數量就要轉變成性質，即蟲蛹變成蟲蛾。人的產生也是遵循突變道路的。 流行的意見以為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理論否認自然界中有突變。可是有權威的自然科學家卻承認：“達爾文也承認有劇烈的變化即突變存在，並以為比漸進的壹般的變化更多些，因此漸進的變化不僅沒有唯壹的意義，而且也沒有優先的意義。”（季米裏亞澤夫——十九世紀生物學發展史上諸特點） 在發展的過程上，突變是不可免的，—— 不論這個過程是自然界的或社會的。 有些理論家堅決的攻擊這種見解；因為他們的階級自覺懼怕革命震動，所以他們斷定說：“自然界沒有突變，歷史也沒有突變。” 新社會之出現於歷史舞臺，並不像維納斯神（Vénus）從海中浪花產生出來。（註）新社會是經過長久期間在舊社會懷裏，逐漸成熟起來。這是頻撲不破的真理，就像我們未曾出世以前須在母親腹內胎孕九個多月壹樣。但這樣的懷胎和成熟，不僅不會與突變相反，而反與之相成。先懷胎，然後分娩。譬如在法國，資產階級社會出世以前壹個世紀，資產階級制度就已在封建制度懷內開始成熟。但當資產階級這個成熟過程完結時候，突變就發生了，即歷史上有名的法國大革命。俄國的革命過程也是這樣。

辯證法的進化論認為自然界中和歷史中的發展，經過兩個階段：漸變和突變。庸俗的進化論不承認有突變，只承認有漸變。普列漢諾夫說： “有壹種意見認為沒有突變而只有漸變；另有壹種意見則恰與之相反，即認為事實上永遠只有突變，而我們所謂‘漸變’過程乃是無數的互相連接的小突變所構成。正確的認識論自然應當綜合這二種意見，而成為第三種意見：突變是以漸變為前提而漸變必然要達到突變。”（普列漢諾夫——我們的批評者之批評） 辯證法就是正確的認識論，得到了普列漢諾夫所說的那種綜合意見。馬克思主義應用辯證法方法怎樣來說明這壹經濟制度轉變為另壹經濟制度呢？難道這是新社會從舊社會懷中壹點壹滴長成起來之結果，退出去的階級壹步壹步對走進來的階級讓步之結果，長期的和漸進的社會改良之結果嗎？絕對不是。那些修正派，那些離開馬克思主義對最終目的之嚴格觀點而投身於社會改良懷抱裏去的人，對於這壹種社會制度轉變為另壹種社會制度，就是這樣說明的。當修正主義初起時候，修正派就借別爾嘉耶夫（Berdiaev）之口宣布這種理論說：“資本主義發展本身所造成的改良辦法，就可以補救現存社會之缺點，使社會的各個細胞不斷的除舊更新。”辯證法絕不承認用“改良”辦法可以使封建主義變為資本主義，或使資本主義變為社會主義。這壹種制度要轉變成為另壹種制度，必須經過“否定的否定”，即由“突變”來去除不適用的形式而代之以新形式。但同時，要發生這個“突變”，要形式新的性質。必須數量增加之不斷過程預先達到了這個突變所需要的程度。所以馬克思主義壹方面反對改良主義的漸進派，他方面又反對恩格斯所稱為革命的鍊金術士派，——他們認為無論何時都可以“爆發”革命的突變。 資本論中有名的論資本主義崩潰那壹段，可以作為應用辯證法的發展論之模楷。在這壹段中，馬克思尋得資本集中和群眾無產階級化的規律以後，接着說： “篡取並壟斷這個變革過程的壹切利益的那些大資本家富豪，其數量是壹天減少壹天的，但同時，壹方面貧困，壓迫，奴服，墮落和剝削反壹天增加壹天，他方面工人階級的反抗也壹天比壹天強烈起來，——工人階級的數量不斷的增加，而且更受資本主義生產本身機體所訓練團結和組織起來。資本的壟斷變成為生產方式向前發展的障礙物，這個生產方式是與資本壹同發展並受資本的指導的。生產機關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壹種過程，即不能與其資本主義的外殼相適應了。這個外殼壹定要炸裂。資本主義私產制的末日到了。剝奪別人財產的人，其自己財產也被剝奪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十四篇第七章）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到“否定的否定”在辯證法原則中的作用。我們已經說過：我們的思想是經過兩重否定而發展的，其結果達到另壹種新的更高的肯定。“否定的否定”乃是辯證法根本規律之壹，如果不明了這個規律，就不能使用辯證法方法。我們知道，每種現象，當其發展前進及其所包藏的種種因素表露出來時，這種現象就轉變為與原來相反的另壹種現象，即轉變為自己的否定。但這個否定自己還是要發生否定的。這個否定的否定就使現象發展到更高的更完滿的階段。 試借用恩格斯在反杜林中所舉出的例證：壹粒種子播在地下生出萌芽，這裏萌芽就是種子的否定；萌芽長大起來開花結果以後，又歸於死滅，這裏，結成的果實即種子又是萌芽以及枝幹的否定。於是我們又得到種子，但這裏的種子並非壹粒，而是增加無數倍了的。“否定的否定”使現象發展到更完滿的程度；這裏所舉的例固然只是數量上的變化，但若我們不引證壹般的植物，而引證奧奇德花（Orchid ——蘭花之壹種）為例，則結果不僅是數量上的變化而且也是性質上的變化。 社會的現象也是壹樣。這裏也可以舉出好多例證，但我們只舉出壹例來看就夠了。議會制度本來是人民的統治，但發展下去反成為自己的否定——形式的德謨克拉西，即上層階級的統治。人民統治之否定為形式的德謨克拉西，而形式的德謨克拉西又發生自己的否定，即蘇維埃制度——人民統治之新的和更高的形式。 壹切現象在其辯證法的發展中所經過之三個階段，黑格爾稱之為“正”（Thése）“反”（Antithése）“合”（Synthése）；合起來就是所謂“三位法”（Triade）。 馬克思和恩格斯採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方法，但他們並不是生吞活剝將黑格爾的辯證法放入於他們的體系內，而是以這個辯證法貫通他們的學說並將這個辯證法融化於他們的學說之內。試聽辯證法唯物論的創立者自己對於黑格爾的辯證法怎樣說： “我的辯證法方法，不僅根本上與黑格爾的不同，而且也與黑格爾的完全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想的過程——他在觀念之名稱底下，甚至將這個過程變為獨立的主體——乃是真實世界之創造者，而真實世界不過是這個過程之外現。在我看來，則恰好相反，觀念世界不過是物質世界移轉入於人類頭腦去而已。…… 黑格爾學說中辯證法之神秘化，絕不能妨礙黑格爾之成為破天荒第壹人，完全的和自覺的描寫辯證法之運動的壹般形式。必須將黑格爾的辯證法頭足顛倒過來，為的從神秘的外殼裏面發現理性的核心。”（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二版序言） 黑格爾的辯證法怎樣被頭足顛倒過來，在馬克思的體系中呢？ 對於這個問題，恩格斯這樣答覆： “在黑格爾看來，辯證法是觀念的獨立發展。絕對觀念不僅永久存在（我們不知道存在何處），而且是現存整個世界之活的靈魂。絕對觀念自己發展，經過各種階段——關於這壹點，他在邏輯壹書中有詳細的發揮——並包含各種階段；隨後，絕對觀念就‘自我化生’轉變為自然界，在自然界中絕對觀念是非意識的客觀必然的經過新的發展，壹直發展至最後在人的思想中重新達到自我意識；這個自我意識從那時起就以粗糙形式在歷史中發展最後才完全達到黑格爾哲學中來。這樣，在黑格爾看來，歷史和自然界中的辯證法運動，即自低而高經過壹切曲折道路和壹切暫時退步之進化的因果關係，——不過是觀念獨立發展之縮影，而觀念是永久存在於某個地方並不受人的思想頭腦所支配的。這種思想上的混噸狀態是必須剷除的。我們的責任就在以唯物論的眼光將頭腦中觀念看做是絕對觀念發展到某種程度的反映。於是，辯證法就變成了研究真實世界和人類思想的運動之壹般規律的科學。……觀念的辯證法本身，就僅僅成為真實世界的辯證法運動之自覺的反映。”（恩格斯——費爾巴哈） 恩格斯在其寫給施米特（Conrad Schmidt）的壹封信（去年才發表的）中說： “黑格爾的辯證法之混噸狀態，其根源就在於他將辯證法看作是‘思想的獨立發展’，因此外物的辯證法只成為思想的反映。可是，事實上，我們頭腦中的辯證法，僅僅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那些依照辯證法形式之真實的發展的反映。” 由此看來，從黑格爾的辯證法唯心論到馬克思的辯證法唯物論之轉變，可以底下的話概括之，即：辯證法從此不再將思想的過程看做因，將真實的發展看做果，而是反過來看，即將觀念的進化看做“外物進程”的結果。 辯證法和唯物論綜合起來成為馬克思的學說，但這壹點極受馬克思學說批評者的堅決攻擊。 如果，像我們上面所說，壹般的辯證法已經被馬薩裏克教授看作是“簡單的變戲法”，那麼，在他看來，唯物論的辯證法就是“莫名其妙的矛盾”了。（見馬薩裏克的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和社會學的根據）甚至伯恩施坦（Edouard Bernstein）也認為辯證法是與馬克思主義沒有干涉的，是人為的強附於馬克思主義上面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其偉大工作，並不藉助於黑格爾的辯證法，而是與黑格爾的辯證法無涉。”（伯恩施坦——歷史的唯物論） 可是只要研究辯證法方法的真正性質，就可以明白：辯證法本性上就是唯物的。壹種非常有意義的情形值得我們註意，即當黑格爾嚴格遵守其辯證法原則企圖深入於社會關係方面去時候，他自己也就不可免的要站在唯物論的基礎上面。（註）

辯證法似乎是趨向於抽象的結構，然而在唯物論看來，壹切觀念都是事物的反映。——這種情形，就是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從辯證法唯物論中發現出來的所謂矛盾。但我們已經說過，馬克思主義並未否認玄學之認識事物的權利。馬克思主義只認為這個權利是相對的，是屈服於更高的更完滿的認識方法即辯證法之下的。唯物論和辯證法並非相斥，而是相成的。 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不僅是唯物論的哲學，而且是辯證法的唯物論。我們的辯證法之基礎就是唯物的自然界觀。我們的辯證法時刻不能離開唯物論。唯物論失敗了，我們的辯證法也要隨之失敗；反之，沒有辯證法，則唯物論的認識論也要成為不完全的，片面的，甚至不可能的。”（普列漢諾夫——費爾巴哈序言） 辯證法和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之二個原素，如果缺少其中壹個，則馬克思主義本身就不能存在。排除其中的壹個原素，就等於摧毀馬克思主義之整個建築。 最後在結論中，我再指出辯證法思想之幾條根本的規律： （壹）在真實事物的完全狀態中，研究真實事物。竭力註意壹切。詳細的研究。牢記着各方面的聯繫。 （二）在運動中研究。註意辯證法的運動是怎樣發生的和怎樣轉變的。尋求矛盾。明了鬥爭。 （三）牢記着：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體的。 （四）不隔開理論和實踐。不僅要認識周圍世界，而且要改造周圍世界。（註）

有定論

辯證法唯物論給唯心論世界觀以致命的打擊；這不僅因為辯證法唯物論具有前代哲學思想之最高成績——辯證法方法，而且也因為辯證法唯物論占奪了唯心論所統治的疆土——歷史。辯證法唯物論推翻了唯心論在解釋歷史過程方面之獨裁統治。辯證法唯物論之根本原則應用到研究社會關係方面來，就產生出唯物史觀。 在未曾說到唯物史觀以前，我們指出：馬克思主義之歷史社會的有定論，乃是辯證法唯物論各方面所從出發的那種有動機的前定說，所推演出來的結果。歷史社會的有定論，乃是人類學的有定論之結論。馬克思主義既認人類發展之整個行程須遵守有定論的原則，其對於“意誌自由”問題的答復就與斯賓諾莎當時對此問題的答復相同。 在斯賓諾莎看來，“意誌之不能稱為自由的原因，而只能稱為必然的原因”，這是“比日光還要明顯”的事情。（斯賓諾莎——倫理學，第壹卷，定理三十二）意誌之每壹次表現，要能發生和活動，必須有其他壹種原因，如此直至於無窮。無論意誌是有窮的或無窮的，但總歸有個原因來決定意誌之存在和活動，因此意誌不能稱為自由的原因，而只能稱為必然的原因。（見同上定理之證）自然界規律支配人類，與支配石頭，有同等的權威。如果人手所拋擲的壹個石頭，是能夠思想的，則它或者心裏以為：它遵循壹定方向墮落於地下，乃是因為它願意這樣，因為它的自由意誌是這樣。誰心裏想：他說話，或不說話，或從事於任何其他事情，——是按照他的精神之自由裁奪，則誰就是睜開眼睛做夢。……法國唯物論者對於意誌自由問題的見解，差不多也是這樣。在狄德羅看來，意誌自由是壹句“空話”。我們的行為，每壹次都是某種原因之必然的結果，這些原因有時雖然很復雜，但其實質是單純的。霍爾巴赫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也是這樣，他認為意誌自由的學說是屏除人類於自然界之外的學說，而其實人類乃是自然界中壹部分。 無論斯賓諾莎，霍爾巴赫或其他許多偉大思想家，他們都是拿有動機的前定說來觀察我們的意誌。他們分析意誌的過程，研究其所經過諸重要形態（誌願，選擇，行為），就得到結論說：我們的意誌是受某種外來的動機所決定的。費希爾在其所着有名的人類意誌自由論壹書中說：“意誌表現時，是否先有某種原因存在呢？我答：有的！每壹次意誌表現，都是由某種原因所引起的。”意誌須遵守壹般的因果律。 大家知道，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已經就拿人的意誌來比擬羅盤針。人的意誌須遵守物質世界的規律，正像羅盤針受這種規律所支配由北旋轉到南或由南旋轉到北壹樣。 人類在其意誌行為中，有表面上的“選擇自由”，但只表面上的而已，恰好就像羅盤針之“選擇自由”壹樣。 某個學生今天到學校來上歷史的唯物論壹門功課，但他可以不來上這門功課而去上經濟學，他也可以完全不上課而閉門在家或上戲院看戲去……。難道這不是自由選擇嗎？我加入共產黨為黨員，或者我拼命攻擊共產黨，——難道這也不是自由選擇嗎？我準備以經濟學家為職業，而不去充當醫生，——難道這也不是自由選擇嗎？…… 我的每壹件行為都是在無數可能性中自由選擇之結果。我是壹個有自由誌願，能自由選擇，因此會自由行動的人；而依照壹定方向而旋轉的羅盤針，則不能選擇向南或向北而必須遵守那支配它的物質的規律。怎樣能夠拿我去比擬羅盤針呢？ 無定論者，即承認意誌自由的人，就是這樣推論的。可是，承認我們的意誌必須遵守必然的規律之有定論者，他們也並未否認選擇的自由。不過他們並不認為僅僅指出選擇自由這件事實而就滿足了，他們還要進壹步證明：我們的選擇最後還是受我們身外的原因所決定的。（註）

當我們伸手出去從面前桌子上幾本書中拿取壹本書來看時候，我們自然有選擇的自由。我在十幾本書中可以自由選擇壹本，我也可以不拿書而拿報紙，鉛筆，圖畫以及面前的任何壹件東西。可是如果我伸手要去拿月亮，那我自然就變成精神病科醫生所研究之對象了。選擇自由，是受物質可能性之狹隘界限所限制的：我們從無量數的物件和現象中來“自由的”選擇，這僅僅是在這些有限制的界限以內。 可是我們能夠說：在這些界限以內，我們的意誌是完全自由，不受限制的嗎？ 某個時候在我的物質可能性界限內有四本書：羅馬法史，哲學研究，凱勒曼（Kellermann）的小說十壹月九日和列寧論文集。我自由選擇結果，就拿起羅馬法史來讀。在我的真正的可能性界限內幾本書中，我自由的選擇了；但這種選擇僅僅表面上自由的，事實上還是受在我身外的原因所決定。我所選擇的壹本書，正是我在某個時候所最需要的；我之需要參考羅馬法，又是由於我正預備法律問題的講演之需要；而這種需要又根據於另壹種需要……。以為我是完全根據我的自由選擇來讀某壹本書，那就無異於將我的行為及其動機拿來與此過程在我意識中的反映混為壹談，無異於斯賓諾莎所說：小孩以為他要吃奶是他的意誌自由。 在許多可能性中間的選擇，這種選擇本身就包藏有明顯的前提，即這些可能性中必有壹種可能性具有我們所需要的性質。總而言之，選擇的必然就是選擇的自由之前提。（見亞克塞羅的我們為什麼不要後退） 詩人說：

“年青的狄慈狄蒙娜（Dezdemona）為何愛她的亞拉伯人？ 因為天空的風和處女的心都是沒有定準。”

可是如果我們拿普希金（Alexandre Pouchkine）這二句詩認真來研究，我們就要承認：年青的狄慈狄蒙娜之自由選擇也是受她的“自由意誌”以外許多因素所決定的。她也許不知道這些因素，甚至也許不覺有這些因素存在，但無論如何這些因素還是存在並強有力的轉移那詩人所說的“無定準的”心之意誌。如果我們“分析樂器像解剖屍體壹樣”，就可以看出：這裏的自由意誌，乃是我們的行為過程與此過程在我們意識中的反映混合起來結果所產生之幻想。正如狄德羅所說：這乃是將自己當作原因而不當作結果的壹種人之幻想。 我們的意識指揮我們去做某種表面上自由的行為，但我們壹刻都不要忘記：我們的意識自己就時時刻刻受我們身外的原因所決定的。……“事物的行程決定觀念的行程”。 如果是這樣，如果有定論要我們的意誌，我們的心理動作，去遵守物質必然性的規律；那麼有定論會不會變成宿命論，會不會使人類成為萬能命運掌握中之可憐的俘虜呢？ 這是說到有定論時候，必然要發出的問題。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有定論，不僅未曾消滅我們的自由，而且還助長我們的自由。 辯證法唯物論認為不可以抽象的空洞的使自由與必然（必需）對立起來。 當我在無數可能性中去自由的選擇時候，我必定相信其中某壹種可能性正是可以滿足我的需要的，正是我現在所必需的。惟有先認定必需性，我才能決定去自由選擇，去行動。不先認定其必需性，則自由選擇就不能成立，沒有必需性，則我將為各種可能性所吸引，我的意誌將茫然無所決定，我的“我”將消失在懷疑之中。如果我沒有羅盤儀指示我必需要走的道路，則我將永久停留在彷徨無措的地位。壹切都要，就等於壹切都要不到。費爾巴哈說：“人類什麼時候能自由的行動呢？只有在依據必需性而行動的時候，因為只有在這個情形之下，行動才是從我的生存之最深沉處發生出來，才是我的生存之有關聯的和明白的表現，而真正的‘我’才是行動的創造者”。（費爾巴哈——全集） “意誌自由不是別的，只是人認識事實以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人對於某種問題之解決愈加自由，則此解決之內容就愈加受必需性所決定；由於不認識事實而起的遲疑不決，表面上似乎是隨意選擇於許多各自不同的和互相矛盾的可能的解決中間，但由此更加證明這種選擇是不自由的，是屈服於其所受支配之實在情況的。因此，自由就在於建立於了解自然的必需性之上的對自己和對外界的統治。”（恩格斯——反杜林） 主觀的唯心論和辯證法的唯物論，其對於哲學的根本問題——意識對實在的關係——之解決，是極端相反的，連帶着對於自由和必然問題之態度也根本不同。 主觀的唯心論否認客觀的因果律並將必然發生的事情看做自由的無原因的事情，這樣就使目的失去了任何保證，而不能實現。 “若將目的看作自由的基準，則目的將停留於主觀的頭腦裏，對於真實世界沒有任何必然的關係。由此觀點看來，則合於目的的去反應於周圍世界，乃是決然不可能的；於是，在主觀的唯心論者看來，除了自然界和社會生活諸方面現象之種種盲目的和宿命的表演以外，別無所有。 絕對的自由就轉變為絕對的必然。 有定論承認客觀的因果律並將必然發生的事情看做因果律的結果，這樣就得到結論說：目的是現象間必然的因果關係之反映，目的本身就包藏有可實現的原素。由此觀點看來，顯然，人類對於自然界和歷史之反應是有保證可以成功的。 “必然就轉變為自由”（亞克塞羅——哲學論文） 有定論並不像宿命論那樣，認為人的行為完全是徒然的。恰好相反，認識我們的意誌是有定的，是依賴於決定意誌之物質原因的，是嚴格遵守必需性的，——這就等於相信我們是依照規律而行動並且能收效果的，就等於鼓勵人的行為。了解客觀的必然性就是客觀的行動之前提，正如關於意誌獨立和自由之主觀的幻想壹定要達到意誌薄弱，遲疑不決，多議論而成事；以及哈姆雷特的氣習壹樣。（註）

以上所說的有定論，還只限止於人類學方面。就此方面來說，這個問題於十九世紀中葉就已經解決了像我們上面所說的那樣。 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從這個解決出發。但他們的功績乃在於他們將有定論問題推展至社會學方面來，在於他們將意誌自由問題從自然界推展至社會範圍裏來。 如果在人類學方面提出這個問題，證明我們的意誌屈服於必然性，那麼就要問：在社會過程中有沒有決定人的行動之必然性呢？如果是有，那麼決定這個社會生活之原素又是什麼？ 在未答復這個問題以前，我們須先說說底下的問題。 我們不可以將社會現象看做是構成此現象之各個個人意誌之總和的產物。社會現象乃是個人意誌交互錯綜的結果，而在各個個人意誌看來，社會現象彷佛是自發性的。社會現象發生於單個意誌之交互錯綜。我的意誌，妳的意誌，十人百人千人無量數人的意誌，交互錯綜起來，混合融化起來，就產生出自發的現象，這種現象不僅不適合於各個個人意誌，而且違反各個個人意誌。（註）

資本主義社會之工業危機可以作為這種自發現象之模範的例證。在壹個國家中，幾千個工業家各有其壹定的目的：發財。每壹個工業家都因為竭望發財，而表現出其要求更多利潤的意誌；這個意誌表現之結果，就是這個工業家製造出壹天多似壹天的生產品並輸送到市場上去賣。這個工業家的發財意誌，碰着其他幾十個幾百個幾千個人工業家同樣的意誌，而交互錯綜起來。所有這些個人意誌交互錯綜之結果，就是生產過剩，市場充滿，那些工業家也跟着破產，——他們的個人意誌在交互錯綜的過程中造成了自發的現象（破產），即達到了與個人意誌所期望剛剛相反的結果。 “歷史經過是這樣：最後結果系由無數個人意誌之衝突產生出來，而每壹個意誌之出現又根據於許多特殊的生活上的情況。於是就有無量數的交互錯綜力量和無量數的平列並行力量，這些力量綜合起來就產生總的結果：歷史事跡。”（恩格斯給布洛赫——Joseph Bloch的信，壹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壹日） 個人自覺的傾向，被那在社會過程中發展的力量，所屈服了，或恰切點說，所打消了。依據規律發展的和遵守因果律的社會生活，決定了個人意誌。（註）

我們應該承認：在人類學範圍和在社會學範圍，我們的意誌都須遵守因果律的壹般原則，都須受我們以外的原因所決定。 承認了此點以後，辯證法唯物論的創立者就發問說： “人類創造自己的歷史，不管歷史的性質如何，都是按照自己自覺的預定的目的去做的：這些由不同方向互相影響的無數意誌以及人加於外界的行動所造成的結果，就是歷史，因此，這些無數個人所要的究竟是什麼，這並不是不重要的問題。意誌是為思考或情慾所決定的。而直接決定思考或情慾的動力又是許多復雜的事物。這些事物壹部分是外界的條件，壹部分是理想上的動力，貪心，‘對真理和正義的熱忱’，個人的仇怨，還有各種各式的純粹個人的嗜癖。我們已經說過：影響歷史的無數個人意誌所造成的結果，時常不是人所期待的，有時甚至與人所期待的完全相反，這可見個人的動力對於總的外界只占次要的位置。因此，我們必須尋求：究竟有何種動力隱藏在這些個人動力背後，究竟有何種歷史原因能在人類頭腦中變成這些個人動力。”（恩格斯——費爾巴哈） 辯證法唯物論應用到社會關係方面來——即唯物史觀——就答復這個問題。

從唯心史觀到唯物史觀

歷史哲學，成為專門科學，要從歷史的認識論中求得若干普遍原則出來，——這還是比較後起的事情。人們認為歷史哲學之創立者是維科（Jean—Baptiste Vico），他的學說成立於十八世紀初期；因此，歷史科學之成為專門科學，至今還只有二個世紀。但分析歷史的進程，敘述歷史事變之外又加以解釋，確立某幾條能支配歷史過程的原則——這些部分的企圖，則歷史科學成立之初就已經發生了。 從希羅多德（Hérodote）和修昔底德（Thucydide）（註）時代以來，歷史家就竭力不僅要敘述事變而且兼要解釋事變；他們從他們對於歷史過程之無量數形形色色的解釋中間，推究共通原素出來，——所有這些解釋，自然是唯心論的。

“從希羅多德的神妒說到泰納（Hippolyte Taine）的環境影響說，其間記載歷史的人的精神裏產生出無量數的見解，彷佛是直接思想之自然產物，要來解釋並補充所敘述的事績。階級的傾向，宗教的觀念，民間的成見，某種流行的哲學思潮的影響，遐想的過分以及要加片段不完的事實以藝術形式的誌願——所有這些原因以及其他許多原因，就造成了關於歷史事績的理論之多少愚笨的原則；這種原則是與歷史記載不可分離的，或至少也是要點綴和裝飾歷史登載的。說什麼偶然，機會，命運，神意或現在所說的‘物的邏輯’，——所有這些觀念都是愚笨的和簡單的思想之結果；這種思想，無論經過批評道路或藉助經驗手段，都不能夠憑其本身來解釋自己的行程和見解。要想拿帶條件性的事實（譬如偶然）或帶理論性的像想（譬如事變的必然行程往往被人看作是進步的）來填補我們關於壹切情況之智識的缺陷（這些情況是隨着真實事變而發生的。其發生乃是必然的，而與我們的誌願或意見無關）——這種傾向本身就是歷史記載家庸俗哲學之原因和結果；這種哲學，無論是明的或是暗的，只要有智識的批評出現，就將因為本身太淺薄而不能存身了。”（拉布裏奧拉所着之歷史的唯物論） 在唯物史觀未曾出現以前，歷史科學壹般是以唯心論的眼光去觀察社會生活之壹切事變。但在馬克思提出其歷史的認識論以前好久，我們在歷史思想之壹般的唯心論傾向中，就已經發現壹些對於社會生活之部分的唯物論見解。在商業資本初興時代，我們在歷史家着作中就已經發現有人企圖拿經濟性質的原因來解釋歷史事績，甚至有人還拿階級鬥爭眼光來觀察歷史進程。 鼎鼎大名的馬基雅維利（Nicolas Machiavel）之歷史着作，就包含有這種新歷史觀之原素，雖然這種歷史觀還未完全明顯的成熟。十七世紀生產力之增長，推動哲學家和歷史家的思想更趨向於拿經濟原因來解釋社會生活。霍布斯和斯賓諾莎的學說就是最好的證據。 十八世紀資本力量壹天比壹天長大起來，為向垂死的封建制度作革命鬥爭起見，就要求歷史家丟棄唯心史觀（即將人類社會壹切進化都看做人類精神變化結果之壹種見解），而拿社會中互相鬥爭的真實力量，來解釋社會進化。法國大革命更強有力的推動歷史家思想去尊重實際事實而丟棄壹切思想上的動因。如果十五世紀佛羅倫薩（Florence）封建貴族和城市資產階級間的鬥爭，能使馬基雅維利認識階級鬥爭對於歷史的意義；那麼法國大革命——這壹只有生來盲目的人才看不見的階級鬥爭之巨大表演——打消了唯心論的見解而使歷史現象真正原因發現出來，——這當然不是壹件奇怪的事。 如果在大革命初年，人們還認為有所謂“大眾意誌”，但不久人們就可以明顯看出：這種表面上壹致的意誌，遇見人民中各種分子間——即各階級間——之衝突，就煙消雲散了。關於“貧”“富”間階級對抗的意識。在大革命前的思想家如盧梭雷納爾（Abbé Guillaume Raynal）杜爾哥（Jacques Turgot）等人的着作中還是模煳的，但在大革命事變中就強有力的被證實了。所以大革命中的許多偉人，都了解階級鬥爭是社會生活的根本動力。其中幾個偉人，譬如馬拉則簡直認為階級鬥爭是壹切革命問題的出發點。 十九世紀之初幾十年，唯物史觀已經確定的戰勝唯心史觀了。十九世紀初期，事物的整個進程，將歷史方面之唯心論見解毫不容情的推翻了。（註）

拉布裏奧拉論這個時代說： “經濟規律戰勝了壹切幻想並幻想了社會生活之指導地位。……事實上，誰未曾看見小私有者小農民和手工業者破產而變成為無產者呢？誰未曾看見造成新社會制度之壹種新方法，在此制度之下，有好多人都要低頭屈服而不敢反抗呢？……誰未曾看見新的城市在工廠周圍發生起來，造成了沒有出路的的貧困，這種貧困並非個人失敗之結果而是財富的條件和源泉呢？（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在劇烈的階級鬥爭影響之下，到了法國王朝復辟時代，我們上面所說的大革命時期已經萌芽之壹種傾向就開始顯着起來，這種傾向就是：憑拿經濟原因去解釋歷史進程，依據階級鬥爭以研究社會生活。 十九世紀初期幾十年，法國的歷史科學就轉移其研究方向於支配社會之財產關係方面，因此就堅決的走上唯物史觀道路。法國歷史科學之最有天才的和最深刻的代表者，基佐米涅梯葉裏等得出結論說：要了解某壹國家之政治制度必須研究其社會集團間的關係，而各種社會集團間之財產關係就是了解政治事變之鎖鑰。在基佐和梯葉裏看來，法國歷史就是階級戰爭的歷史。階級間之鬥爭，其結果不是各階級互相妥協，而是這個階級戰勝那個階級，基佐說：“調和階級的衝突，乃是妄想。聯絡各階級使之協調，也是不能實現的幻想。”在馬克思以前很久，歷史家就已經宣布階級鬥爭說，但有些歷史家如布蘭維裏埃（Henri Boulainvilliers）等是站在貴族利益的，有些歷史家如基佐米涅梯葉裏是站在資產階級利益的，惟有馬克思是第壹個站在無產階級利益。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革命以前法國的哲學家站在唯物論基礎上，但同時沒有能力徹底的解決他們當前的問題，這是由於玄學觀點阻礙了他們。革命以前法國唯物論哲學家擱淺的地方，革命以後法國唯物論歷史家到此也擱淺了。他們達到了將歷史研究重心移轉到財產關係方面，但當他們要去解釋財產關係本身時候，他們又藉助於“人性”的玄學觀念。他們知道政治制度是受社會關係影響的，知道社會結構之基礎是經濟組織，但當他們要去解釋什麼是經濟變化之基礎，經濟變化和發展究竟受什麼影響等等問題時候，他們就張目結舌壹點沒有辦法了。十九世紀初期幾十年的法國歷史家，他們缺乏發展的觀點，因此不能從他們的唯物史觀做出邏輯的結論：他們不能發現歷史過程的最初動力，其“動力的動力”，而這種動力後來不久就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發現了。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處的時代，唯物史觀的黴菌是滿布於歐洲社會空氣中的。這二位科學社會主義之創立者，本來是大無畏的和最徹底的辯證法家，他們發現這個黴菌以後，就在這個發現基礎之上建立起唯物史觀的壹元論體系。這個堅固整齊的體系，與王朝復辟時代歷史家殘破不全的觀點毫不相同，其差異程度正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啟蒙哲學家矛盾動搖的見解間之差異程度壹樣。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歷史觀，可以作為壹個例證，證明我們上面屢次提起來說的壹個斷語之正確，這就是說：辯證法唯物論之創立者所構成的體系，並非由他們頭腦想像出來的，也不是由他們“發明”的，而是他們天才的將前代哲學和歷史思想融化為壹個綜合。當時社會關係之發展，使馬克思能夠在十九世紀上半期至下半期交替時候，發表他的關於歷史過程的思想而成為壹個有名的公式。這個公式說： “在其賴以生存的社會生產中，人類進入於壹定的必然的不受其意誌所左右的關係——生產關係，這些關係適應於其物質生產力之壹定的發展階段。 這些生產關係之總和就成為社會的經濟結構，真實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築物，而社會意識之壹定形式也是適應於這個基礎的。物質生活之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和壹般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實在，而是人的社會實在決定人的意識。 在其發展上某壹定階段，社會物質生產力必然要與當時的生產關係，——或者拿法律用語來說——要與當時的財產關係，發生衝突，——生產力以前就是在這些關繫懷中發展的。這些關係本來是生產力的發展形式，如今變成了生產力的障礙。於是到了社會革命時代，經濟基礎改變了，整個偉大築物或遲或速也要起革命。觀察這種革命時候，必須將物質的由自然科學正確性表示出來的經濟生產條件上的革命，與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總而言之，即壹般思想形式的——革命，分別清楚；——在後壹類革命中，人類自覺這個衝突並與之爭鬥。 不能根據革命時代的意識來判斷這個時代，亦如不能根據個人的意識來判斷這個個人壹樣。恰好相反，這個時代的意識，必須拿物質生活的矛盾，拿社會生產力和社會關係中間的衝突，來解釋。 任何壹種社會結構，在生產力未曾發展至於這個結構不能容納以前，是不會崩潰的；同樣，任何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舊社會內部這個生產關系所需要的物質生存條件未曾成熟以前，也是不會產生出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批評序言） 馬克思主義對於哲學的根本問題——思想對實在關係問題——是這樣解決：即承認惟有我們的感官所能認識的物質世界才是真實世界，而觀念只是這個物質世界的反映。 辯證法唯物論就是根據這個原則去建立其歷史觀。在辯證法唯物論看來，社會過程並非觀念進化之結果，而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條件改變之結果。 上面所徵引的有名公式，很明白而恰當的指示馬克思主義對於社會生活上物質和觀念關係究竟持什麼見解。

生產力

歷史的唯物論將整個社會組織都看做生產的組織。生產乃是本時代政治事變和文化表現所環繞的中軸。 動物必須適應於自然界，才能生存。人類自然也要遵守這條規律。但人類的適應過程，與其他壹切動物的適應過程，有重大差異。動物之適應自然界，是屈服於自然界；人類則使自然界屈服於自己，這就是說：當適應自然界時候，人類並不改變其自然的官能，而是造成人為的官能，——總而言之，人類的適應不是被動的和生理的，而是自動的和技術的。 人類是自動的和技術的適應自然界，人類是富蘭克林（Benjamim Franklin）所說的“製造工具之動物”，——這個情形發生出非常重大的效果。 人為的工具所實現之勞動過程，有根本重大的作用；我們的智慧就是在這個過程直接影響之下發展的。在這個過程中，動物之簡單的叫聲就變成人類可寶貴的發言。在這個過程中，人類得着判斷的能力並自覺的決定其對於世界的關係。“蜘蛛織網像紡工織布壹樣，蜜蜂營巢像匠人築屋壹樣。但壹開始，最拙笨的匠人也就有壹點與最靈巧的蜜蜂不同，即人類未曾拿材料築屋以前，先在頭腦中將屋築好了。”（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這種偉大的理想能力，就是使用人為的工具反應於死的自然界並改變物質之結果，在此意義之下，我們可以肯定說：最原始的人為的工具之使用，已經給予原始人類以最初的意識並開始轉變類人猿為類猿人。 “人類將勞動工具當作新的官能，以補充其生理上的結構。自從達到能使用勞動工具之程度以後，人類發展史就煥然壹新：以前人類像其他壹切動物壹樣，是改變其自然官能的，而現在人類則首先改進其人為的官能，發展其生產力。”（普列漢諾夫——壹元論歷史觀發展問題） 在勞動工具未曾於人類生活上占支配勢力以前，那時尚沒有人類歷史。人類歷史僅僅從勞動工具能影響於整個社會生活時候，才開始存在的。“達爾文就在這裏結束，馬克思就在這裏開始。”動物學讓位於社會學。 “歷史乃是人手的工作，——這裏所說的人手，是能夠發明和改良勞動工具的，是能利用勞動工具以創造人為的環境的；這個環境之復雜影響隨後又反映在人類本身，而這個環境之現狀及其連續變化，正是人類發展之原因和條件。”（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我們上面已經引過富蘭克林對於人類的定義：“人是製造工具之動物”。這位美國思想家忘記補充壹點而這樣說：“人是製造工具之群居的動物”。第壹個使用石斧以反應自然界的，並不是魯濱遜（Robinson Crusoe），而是人群（群居的動物）中之壹員。這個石斧並不屬於個人，而是群眾所有；石斧之使用就大大改變了這些群眾的狀態，改變了他們對於自然界的關係，而以後由石斧進至新工具，以後生產力壹天比壹天發展，於是整個社會結構都起變化，社會內部壹切關係都起革命。 某種社會，隨其所處客觀的外界的條件不同，其生產力發展遲速也不同。生產力發展，社會的智識程度也隨之發展，而社會也更能夠發明新的工具，更向前發展生產力。……這樣，在整個人類歷史中，人類改變自然界，同時也改變自己。在每壹時代，人類能實現這種變化至何程度，這要看底下壹種情形，即：“每壹個民族，在其歷史上每壹個時代，其生產力向前發展是受那時代生產力狀態所決定的。”（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這就是生產力發展之自然的邏輯。 人類不是唯壹能使用勞動工具的動物，也不是唯壹能群居的動物，而是唯壹能合群以使用勞動工具的動物。人類既然能合群的使用生產工具，於是人類於自然界環境之外，又造成了人為的環境，社會的環境。 合群的使用生產工具——這壹點是人類所特有的，這壹特點擴大了人為的環境之防衛的和自立的力量使人類超越於其他壹切動物之上。（見凱勒斯克勞茨——Casimir Kelles—Krauz 所着之什麼是經濟的唯物論）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人類適應於自然界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技術上的，在適應過程中人類不改變其機體而去改進勞動工具。這是由於人為的環境之自立的力量所造成的。 生產工具的改變引起人類對自然界關係的改變，同時也引起人與人間關係的改變，由此可見生產工具的改變決定了社會發展的整個進程，所以，當觀察社會生活和研究社會過程時候，馬克思主義是從分析社會生產力出發的。馬克思說：“壹定的社會關係也是人所製造的產物，正如棉布苎麻等壹樣。社會關係是與生產力狀態有密切關係的。人類發展了新的生產力就改變生產方式，隨之又改變獲取生存資料的方式，因此就改變其壹切社會關係。手工磨機給我們以封建王公統治的社會，而蒸汽磨機則給我們以工業資本家統治的社會。但那些根據物質生產以建立其社會關係的人，他們同時也造成原則，觀念和範疇，適應於其社會關係。”（馬克思——哲學之貧困） 辯證法唯物論認為生產力是研究人類社會生活之出發點，簡單的因為生產力是決定社會生活發展之唯壹能變的物質因素，而生產方式不斷的改變同時人類社會也跟着不斷的改變。我們承認生產力是歷史過程最初的動因，因為這是包圍人類和影響人類的環境中唯壹能變的因素。這個環境中的其他因素，或者是不變的，或者是在生產力發展影響之下而改變的。 “自然，在發生觀念的過程中，不僅外界占有作用，而且人的機體也占有作用。但人的機體，其思想能力及其藝術創作能力等，在歷史過程中曾經有某種改變嗎？自然沒有。誰的思想能力都未見得比亞裏斯多德更高，同樣誰的藝術創作能力也未見得比古代希臘藝術家更強。或者因為外界即自然界改變了嗎？也不是。現在希臘的蔚藍的天正與伯裏克利（Périclés）時代（註）壹樣。改變的只有社會，即最後只有經濟關係；自然界中和人類中即使有改變，也是受經濟關係改變影響的。”（考茨基——唯物史觀與心理因素）

馬克思主義既然承認生產力是其社會學分析之出發點，於是就指出：社會乃是隨其滿足物質需要時所用的手段方式改變而改變的。 唯物史觀認為“首先是生產，其次是生產品的交換，構成壹切社會制度的基礎。這二種原素決定當時社會中財富的分配，因此更決定構成此社會之階級及其中各層的形成。所以如果我們要尋求那決定某種社會變化或某種社會革命之原因時，則不應到人的頭腦中到人對於永久真理和永久正義的最高智識中去尋求，而應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化中去尋求；總而言之，即不應到所研究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求，而應到這個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求。”（恩格斯——反杜林） 某時代的經濟又直接受這時代的生產力所決定。 我們時常聽見人說：生產力本身要受自然界影響所決定，因此社會過程之最初原因乃是地理條件。自然無疑，地理性質能決定生產力的發展。地理環境對於技術的影響，也是沒有疑義的。但我們必須牢記：在自然界（地理）條件影響之下發生起來的生產力，發展下去就要改變人類對於這個自然界的關係。譬如在白俄羅斯，現在人們正談論電氣化；正要建設大規模之發電站臺等，可見我們現在對於白俄羅斯地理條件之關係，完全與西繼斯蒙奧古斯特（Sigismond Auguste）時代的白俄羅斯人對於同壹地理條件的關係不同。北美洲農民拿電氣機器所耕種的土地，也已經不是兩世紀以前歐洲僑民拿原始犁頭所耕種的土地了。 “人類社會在自然界中勞動，並將自然界當作勞動對象。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存在於自然界中的原素，是多少固定不變的，因此自然界原素不能解釋社會的變化。而社會的技術則是時常變化的，——自然，社會技術必須與自然界原素相適應。技術既然是變化的主因，技術的變化既然引起社會和自然界間關係的變化，由此可見：分析社會關係之出發點就是技術”。（布哈林——歷史的唯物論） 地理條件對於人類歷史發展有巨大影響，但這個影響不是直接的，而要經過建立於生產力壹定狀態之上的生產關係。 為正確估量地理環境對於歷史過程之影響起見，我們必須研究這個影響怎樣及於社會組織。我們不能從生理學方面或心理學方面來看察這種影響，因為這樣的觀點除了附會曲解真正的歷史過程之外，是沒有別的效果的。以為某壹種族的地理條件能直接影響於這個種族之物質的和精神的生活，這種見解無異於承認“人種的特性”是研究歷史的鎖鑰。這種見解已經被科學無情的駁倒了，科學證明當代並沒有什麼“純粹的”人種存在。如果記得人類歷史上代表文明的，有時是這個人種，有時又是別個人種，則凡有頭腦能思想的人都可以明白這種原因並非由於某個“人種的特性”，而是由於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決定每個時代“人種”之文化水平線。 人類依靠生產而生活。社會不是別的，只是生產的集合，以無數線索將各人連結起來，使各人於生產中和生產品交換中發生壹定的關係。馬克思稱這種關係為生產關係。生產關係的性質是受某時代社會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力每壹次改變都要引起生產關係的改變，因此跟着也要改變壹切社會結構及與此結構有關的整個社會思想。 為要更明白生產力發展怎樣引起社會結構改變的情形起見，我介紹讀者參考底下描寫這個過程的表：

生 產 力 發 展 表

（阿多拉茨基——馬克思主義根本問題綱領）

生產力

生產性質

勞動生產量

社會制度

共同生活的規模

人類自己

最原始的技術，獲取現成物品

沒有剩餘生產品

原始氏族共產主義，剝削制度不能存在

小的人群，其所包含人數約四五十人

人類＋牲畜

原始的農業，牧畜

剩餘的生產品開始發現

氏族共產主義崩潰，家庭共產主義，奴隸為家庭之壹分子

人群擴展到三百人至五百人

人類＋牲畜＋初期水力風力之利用

農業和牧畜更加完備、手工業技術發展，奴隸和農奴的勞役制度

有剩餘生產品

奴隸和農奴制度，階級：軍人、教士、奴隸、農奴，商人

封建領土已經能結合幾千人

手工機械

城市中相當高等的手工業技術開始發展

剩餘生產品增加起來

小資產階級的交換制度，自由手工業者和農民

城市和區鎮已經能結合幾萬人

人類＋牲畜＋蒸汽動力，復雜的傳動的機械組織，機器的自動生產，其後期人類和牲畜失去其為體力的作用，人類主要是指導者

技術進步、農村經濟、大工業、資本主義的勞役制度

剩餘生產品很多

資本主義制度

階級：資產階級（大，中，小）、無產階級、貴族資產階級化、農民瓦解分化

社會關繫結合了幾百萬幾千萬人，由民族國家進於世界市場，資產階級社會的任務就在經過世界市場大體上將壹切人類結合起來並在世界市場上建立世界生產

機械動力

人類僅僅是指導者

工業與農業結合、精神勞動與體力勞動結合、自由的和友愛的勞動

社會必要的勞動縮小至極小限度、生產量很高

未來的共產主義制度

壹切人類組織在壹個經濟組織裏頭

基礎與築物

我們知道，唯物史觀認為整個社會過程都要服從經濟的必需性。由我們的觀點看來，生產力的發展乃是最初的動力，決定社會結構的系統和群居的人類關於政治道德法律科學藝術哲學宗教各方面的觀念形態。 成為社會結構基礎之物質條件，直接的或間接的決定了本社會分子之精神生活。馬克思就根據這種思想作成為有名的基礎與築物之公式：“這些生產關係之總和就成為社會的經濟結構，真實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築物，而社會意識之壹定形式也是適應於這個基礎的。”（註）

馬克思下葬時，恩格斯在墓前演說道： “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發展的規律，馬克思則發現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本來包藏在壹件淺顯的事實之內，可惜這件事實在馬克思以前為各種觀念系統的帷幕所遮掩了。這件淺顯事實就是：人類首先必須關心飲食衣住，然後才從事於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因此物質直接生存資料之生產以及某個民族在某個歷史時代之經濟發展階段，於某個時候，就構成壹種基礎，由此基礎遂發展那個時代人類之國家制度，法律見解，藝術，甚至宗教觀念，而所有這些現象都須根據這個基礎來解釋的。” 這裏，我不能詳細解說生產基礎和各層思想築物間之相互關係，我只限於解說壹個普遍問題，即應該怎樣了解基礎和築物間的關係，而二者間的相互影響又是怎樣發生的。 必須正確的了解這個問題，尤其因為現在人們還往往將歷史的唯物論看做是復興“先生活然後研究哲學”之理論和僅僅根據經濟來解釋整個人類歷史之理論。 每壹種科學方法都會被人變成死的機械，辯證法的唯物論尤其會這樣。辯證法的唯物論本來是活的多方面的科學理論，更加需要人們了解其精神而不應僅僅了解其字句。（註）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生產力是唯壹的因素，由其影響可以解釋社會生活中的壹切變動。 歷史的唯物論，不在“人性”變化中，不在某種抽象體中，去尋求社會組織上和人的觀念上的壹切變化之最初原因；歷史的唯物論認為這種原因就是生產力發展結果所引起之生產和交換方式之進化。 生產力狀態乃是某壹定時代之基礎，各層的社會築物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面。某壹定社會各分子間的關係即生產關係，是直接受這種基礎之結構所決定的。生產關係同時又決定社會存在的形式，生產關係乃是某壹定社會組織之社會經濟結構所依據之經濟基礎。這種社會經濟結構又影響社會精神狀態，社會心理，道德和習慣。精神和道德狀態，又決定本社會科學藝術哲學的性質，即決定，本社會的社會思想。 “在勞動及其必須的工具發展之壹定的條件之下，社會的經濟結構，即迫切需要的物品之生產形式，就在人為的地基上首先並直接的決定了其他壹切社會結合之事實行為以及此行為在我們稱為歷史的過程中所表現的種種形式：階級之形成，衝突，鬥爭和毀滅；決定了調節法律和道德的那些社會關係；決定了人服從人的原因和樣式以及統治和政權所表現的形式，——總而言之，即決定了那些造成法律和國家的壹切事物。這種經濟結構，其次又決定了藝術宗教科學等創作上像想和思想之傾向和對象（大部分是間接的）。”（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普列漢諾夫以底下着名的五條公式，說明基礎和各層築物間的相互關係： “（壹）生產力狀態； （二）其所決定的經濟關係； （三）建立壹定的經濟基礎上之社會政治制度； （四）壹部分直接受經濟決定的他部分受建立在經濟上面之社會政治制度決定的社會人類的心理； （五）反映這種心理特性之各種思想。”（普列漢諾夫——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 由此可見歷史的唯物論絕不是拿經濟的直接影響來解釋社會生活之壹切現象的。在用以區分現象的類別中，後的種類都是受前的種類所決定的，而每壹層思想築物又都可作更高壹層的思想築物之“基礎”。誰企圖拿當代意大利經濟之直接影響來解釋當代意大利藝術的性質，誰自然就壹點也不能了解。這種藝術是在參加當代意大利生活的階級之社會心理直接影響之下形成起來的，而這種心理又是在決定階級地位等諸原因影響之下形成起來的。這裏，生產力的影響只是間接的，即經過社會生活的。 有些人說：拿基礎和築物的觀點去觀察社會生活，這豈非獨斷論的見解嗎？這種見解豈非忽視各層築物間相互影響和事實，而認為有壹種因素能決定其他因素嗎？藝術往往是在社會心理影響之下發生的，但藝術發生以後轉而影響社會心理。這種相互影響，就是歷史的唯物論所忽視的，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的阿基琉斯腳跟。（註）我們拿社會生活因素相互影響的觀點來代替基礎和築物的觀點，才可以了解歷史。

以上便是反對唯物史觀之壹種根本論據。我們駁斥這個論據，同時又可明白本問題的幾個要點。 歷史的唯物論從來未曾否認過“相互影響”的觀點。馬克思主義永遠從底下的見解出發，即認為：築物雖然在基礎影響之下發生和發展，但轉過來也影響基礎本身。經濟決定政治，但政治難道不轉而影響經濟嗎？ 不久以前才發表的恩格斯致施米特的信，就說明這種情形： “我們所認為思想上的見解轉而反應經濟基礎並於相當限度之內可以改變這個基礎，——這在我看來，是當然的。”（恩格斯壹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所寫的信，壹九二〇年始發表於社會主義月報） 蘇俄的遺產法，是受制定此遺產法時蘇俄的經濟關系所決定的，但這個遺產法轉而對這些關係本身發生重大影響。 恩格斯應用這種互相影響的原則，於壹切思想築物上。經濟需要是發展之主要動力。但哲學，在其發展中，是連着其成見和錯誤轉而影響於壹切社會發展（連經濟發展在內）的。歷史的唯物論從來未曾否認政治等築物能影響於經濟基礎本身。馬克思關於歷史和政治經濟諸着作，就是明顯的證據；在這些着作中，政治現象占很重大的位置，但自然是在其壹般的依賴於經濟條件之限度內的。 馬克思主義壹方面不否認社會經濟和人類思想間相互影響並指出這種相互影響在歷史過程上有很重大作用，他方面又說明我們如果單獨拿這種相互的影響去觀察社會生活，那是壹點也不能了解的。黑格爾之最偉大功績，就在於他了解：“相互影響的關係要成為同值的概念，則其本身還須經過分析，分析結果就達到：發生相互影響之變方面要為壹個更高的第三方面所解釋，而非自己就是現成明了的事物。”黑格爾所尋求的這個“更高的第三方面”，已經給馬克思找到了。這就是生產力。 “試舉壹例來看。據西斯蒙第（Léonard Sismondi）說：‘法國，在肺力第五（Philippe V）治下，騎士小說……改變了全國風氣，指示了全體貴族，應該怎樣去立身處世。’這裏說文學影響了風氣。但文學本身又是從那裏來的呢？騎士小說又是根據何種原因而發生的呢？顯然：騎士小說之發生是由於騎士風氣之存在。這就是說明相互影響之壹個很有趣味的例：封建社會的文學影響本社會的風氣，而本社會的風氣又影響本社會的文學。但封建社會本身又是從那裏來的呢？這乃是有趣的互相影響之無可置疑的事實所不能對我們解釋的。”（普列漢諾夫——二十年）只有根據於那時代生產力的分析，我們才能得到所求的答復。 “社會環境的性質，要根據當時生產力狀態來解釋。知道生產力狀態，就可以知道社會環境性質，就可以知道適應於此環境的社會心理，也就可以知道社會環境和社會精神或風氣間的相互影響”。（普列漢諾夫——壹元論歷史觀之發展問題） 馬克思說：“經濟基礎改變了，整個巨大的築物都要或速或緩的隨之崩潰。”難道這是說：馬克思主義認為這壹種社會經濟結構是按照直線的轉變為另壹種社會經濟結構嗎？不是。當生產力發展使這壹種經濟結構轉變為另壹種經濟結構時，社會必須在思想上準備這個轉變。“人類的進行，從A點走到B點，從B點走到C點……以至於S點，從來不是僅僅在經濟上進行的。要從A點到B點或從B點到C點，都必須經過‘築物’並使‘築物’發生相當的變化。”（普列漢諾夫——二十年） 在十八世紀下半期，法國的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要求改變這壹種經濟基礎（封建經濟）為另壹種經濟基礎（資產階級經濟）了。但此種“基礎上的改變”，必須等到相當的“築物上的改變”發生過後，才有可能。 十八世紀下半期自始至終“第三級”就在各層築物方面造成這種“改變”：資產階級的戲劇代替了假古典的悲劇，在繪畫書上革命的題旨代替了貴族宮廷的傳說，在哲學上唯物論代替了唯心論，而無神論也推翻了宗教。僅僅到築物上這種“改變”已經發生過後，法國才有可能從這壹個經濟基礎轉變成另壹個經濟基礎。 思想上的改變絕非自動的隨着經濟基礎的改變而發生的。基礎毀壞了，照馬克思的意見，築物要“或速或緩的”隨之崩潰。生產力發展既然毀壞了“築物”所憑藉的“基礎”，則這個“築物”的崩潰是必然的。這就是歷史的唯物論所提出諸中心定理之壹。但這個定理絕不否認：築物的崩潰是“或速或緩的”，這種崩潰的步驟是受支配本社會之傳統權威和代表生產力發展那壹階級之革命毅力等所決定的。譬如，我們可以承認當代美國生產力已經發展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政治制度可以讓位給社會主義社會政治制度之程度了。在美國這壹種經濟基礎要轉變為另壹種經濟基礎，其速度須看“築物的改變”即思想的革命化之過程長短而定。 “某壹國家之政治制度，受什麼所決定呢？我們已經知道政治制度是反映經濟關係的。但這些反映經濟的政治制度要能實現，必須先以某種觀念形式經過人的頭腦。所以，人類不先在其觀念上發生轉變，就不能經過經濟上的轉變。”（普列漢諾夫——二十年） 馬克思主義知道並指示：意識是受實在所決定的；同時也絕不忽視意識在社會生活上的作用。 恩格斯在壹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壹日的信中說： “照唯物史觀說來，決定歷史之最初因素乃是真實生活之生產和再生產。此外，我和馬克思再沒有說別的話。如果有人曲解這句話成為：經濟因素乃是唯壹能決定的因素，則他就是將這句話轉變為壹句無意義的抽象的和無道理的話。經濟狀況乃是基礎，但在歷史鬥爭的進程中，各種築物轉而影響這個基礎，在許多情形之下，甚至決定這個基礎的形式；各種築物就是：階級鬥爭的政治形式及其結果（每次鬥爭解決以後占得勝利的階級所制定之憲法），法律的標準，甚至所有這些真實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所反映出來之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見解及其隨後轉變成為獨斷的體系。”（給社會主義月報主筆布洛赫的信，此信於壹八九五年十月發表於社會主義學院雜誌上） 根據馬克思主義將思想上現象看作是經濟事實所產生的這壹句話，便肯定說馬克思主義否認思想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這樣恰好就是恩格斯所嘲笑的歷史的唯物論之“偶像觀”。 在許多對於歷史的唯物論之詰難中間，有壹種最愚蠢的詰難，即說我們的理論忽視了觀念在社會生活上的作用。其實，歷史的唯物論並不忽視這種作用，不過指出觀念上的變化乃是經濟關係上的變化之結果而已。這壹點，在那些成為自己頭腦所發生的思想過程之犧牲品的思想家看來，是不明白的。 思想的本質是什麼？恩格斯在費爾巴哈壹書中，認為思想是僅僅遵守本有的規律而獨立發展之壹種事物。思想過程的特性，就是人們對於思想進程和決定此進程的物質生存條件間之聯繫，沒有明顯的概念。恩格斯在其給施米特的壹封信中說：“審判官所認為先天狀態的，其實僅是經濟的反映。”自然，這種意識上的混噸，這種思想上的錯亂，是由社會分化的結果而發生的。凡在職業上專門從事於壹種思想材料的人，自然要將這種材料看作獨立的範疇，而忽視了決定這種材料的思想過程之物質的前提。 “思想是壹種過程，這種過程雖然是由所謂思想家自覺的去完成，但這種自覺是虛假的自覺。推動思想進行之真實力量，是不為思想家所認識的，不然便不是思想過程。這種過程因此在像想中造成了虛假的或皮面的動力。這既然是觀念的過程，則其內容和形式自然就是由自己固有的或其前輩所有的純粹思想構成起來。他既然只從事於那未經批評即被認為是思想所造成的壹種觀念材料，自然不去研究這種材料與另壹種不依賴於思想之過程間的各種聯繫。”（恩格斯壹八九三年七月十四日給梅林的信，此信發表於梅林所着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第壹卷） 由此就產生出思想上的抽象化，支配了精神勞動的人的思想，殘害了並曲解了他們的思想。歷史的唯物論乃是科學的理論，這種理論發現出支配我們的思想過程之真實動力，無情的打破思想上的幻想並指示那界在觀念進程和事物進程間，“基礎”和“築物”間，意識和決定此意識的實在間，之真實的聯繫。歷史的唯物論，認為在社會實在和我們的某種意識間，有無數的中間環存在。這些中間環，並不會使這個理論像那些拜倒於各種思想上抽象化面前之壹切理論那樣，漠視了思想服從實在之事實。

主觀與歷史過程

歷史的唯物論認為整個社會過程根本是受生產力狀態所決定的。這裏自然會發生壹個問題：馬克思主義是否也承認個人的主觀能夠干涉歷史過程的客觀呢？如果承認，則這種干涉能到何種限度？ 歷史的唯物論之無數批評家，對於這個理論則存庸俗而機械的見解；他們將這個理論看作是否認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是將人看作完全被動而屈服於經濟必然性之鐵的規律。 事實上。歷史的唯物論並未曾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不過，在歷史的唯物論光照之下，那些認為個人（“英雄”）是歷史之萬能的建築家，是歷史過程之主人等壹切理論，更加明顯的表現其謬誤無能而已。 在過去支配歷史科學而現在尚未完全消滅的這些理論看來，歷史究竟是什麼？（註）

歷史事變的進程是復雜而紛亂的，其迅速的變化引起這種紛亂狀態，在這種狀態中因和果是密切膠粘而難於分清的，——所有這些情形就造成了壹座迷宮，惟有手裏拿着壹元論歷史觀為武器的人才能從這座迷宮走出來。歷史家惟有抱持壹元論的見解，即拿壹個標準因素來解釋歷史過程，然後才能解釋社會生活之壹切復雜紛亂的情況。不然，則他被註定要瞠目結舌無奈這種復雜紛亂情況何，而迫得根據命運，偶然，去解釋歷史事變。 試舉壹個有趣味的例。十九世紀歷史科學最有權威的代表人之壹，色諾波（Charles Seignobos）就以底下理由來說明當代歐洲歷史的進程： “壹八三〇年的革命乃是壹派不着名的共和黨人利用查理第十（Charles X）之無經驗而造成的；壹八四八年的革命則是幾個民主派的鼓動家利用路易·菲利浦之怯懦而造成的；壹八七〇年的戰爭是俾斯麥（Otto Bismarck）個人利用拿破崙第三（Napoleon III）個人錯誤政策而造成的。我們不能在歐洲大陸文化政治和經濟狀況上找到壹個共同原因來說明這三次出人意料的事變。三個偶然決定了當代歐洲的政治進化。” 但邏輯作弄了那些將歷史看作偶然的產物的學者先生，並使他們說出同樣愚蠢和無理的斷語。譬如同壹個色諾波又說： “在政治史上很難給予俄羅斯帝國以適應其意義的壹種地位。……除了亞歷山大第二（Alexandre II）治下自由時期以外，俄國政治史主要的就是宮廷和政府的歷史。”（色諾波——當代歐洲政治史） 這樣，缺乏壹元論的觀點和不認識社會生活的根本動力之歷史學家者，就要走到謝勒米哈依洛夫（Scheller—Mikhailov）壹般人的歷史事變觀；在他們看來，克裏米（Crimee）的戰爭乃是“俄國孟什科夫（Alexandre Sergevitch Mentchekov）公爵拿馬鞭鞭打蘇丹面孔之結果。” 我們在上面（第七章）已經說過：思想的過程怎樣使我們曲解了對於現象之正確觀念。思想上之曲解，尤以在歷史科學中所表現的最為厲害。 “歷史家，首先，在其個人地位上說就是壹個精神勞動者，壹個智識分子，其次，如果更切近點看，則他又是壹個文字勞動者，壹個着作家。他如果將精神勞動看作歷史的頭腦，將文字着作，從詩歌小說以至於哲學專着和科學研究，看作根本的文化事實，那豈非十分自然的事情嗎？精神勞動的人，具有法老王（Pharaon）在其紀功碑銘上所表現的那種自誇心。在他們看來，歷史就是他們所造作的。”（波克洛夫斯基——M.N.Pokrovsky俄國文化史綱） 這種思想上的曲解就達到梯葉裏所惡意嘲笑的那種歷史迷： “如果整個民族遷徒並找得新的住地，照史家和詩人說來，那是某個英雄，為顯揚他的名聲而想建立帝國的；如果新的風俗習慣發生出來，那是某個立法者所發明和建立的；如果形成壹個新的城市，那是某個王公要造成這個城市；——總之，民眾，市民，乃是造成壹個偉人之各種材料而已。”（梯葉裏——城市的解放） 可見，已往的歷史科學是提倡崇拜英雄的。歷史家供養英雄於祭臺上面，英雄就在祭臺上發出神聖的暈光以決定平民的運命，變化地圖的顏色，從事於發明和發現，優待或壓迫各種民族。只靠這些英雄偉人的推動，歷史才能走向前進。借用普希金有名的話說：民眾是壹聲不響的。歷史事變的根本動因，應該到國家要人的宮廷和邸宅裏，到帝王情婦的會客室裏，去尋求才能找到。可怕的伊凡（Ivan le Terrible），聖路易（Saint Louis）和彼得大帝（Pierre Le Grand）等人的相貌成了卡萊爾（Thomas Carlyle）等壹般歷史家研究歷史之出發點。這般歷史家中有壹個甚至於說：“埃及女王克裏奧帕特拉（Cléopatre）之美麗動人的鼻子乃是亞克興（Actium）戰爭的原因；其他壹個也說：滑鐵盧（Waterloo）戰爭時拿破崙之感冒傷風竟至於使歷史車輪轉變壹個方向。“世界歷史就是偉人的傳紀。”在幾個偉人耀眼的光芒之下，壹切建築埃及金字塔的，爆發暴動火焰的（歷史家對於各種偉大的暴動,只拿幾個簡單人名來記載：斯巴達克斯—Spartacus，普加喬夫—Pougatchev，閔採爾—Thomas Muntzer等），渡過黑海而漂泊於迦南（Chanaan）沙漠的，以及主持古代羅馬和俄國新城（Novgorod）之市議會的——廣大群眾，都黯淡而等於不存在了。 拉布裏奧拉說：“各種精神勞動者和學者，好幾世紀以來就致力於這種抽象化的工作，他們要保持其工作結果所產生的各種幻想。”（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法國大革命這種事跡就打破了這位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所指出的幻想，就衝出行會性的歷史家所構造的拜物教的外殼。大革命以後不久，梯葉裏就已經宣言：必須排除以前那種記載中古帝王家譜的歷史，而創立人民的，市民的歷史。 歷史科學，要從那支配中古歷史家及其前輩頭腦之思想上曲解的威權底下解放出來，必須等到發現唯物史觀之社會前提已經具備時候，等到唯物史觀已經發現時候。 從歷史的唯物論觀點看來，主觀在社會過程中究竟占何種位置呢？馬克思主義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究竟持何種見解呢？ 饒勒斯在其關於唯心史觀的壹篇有名演說中說：“壹直到現在，人類是屈服於不自覺的歷史勢力之權威底下的；人類並非自己自由的走向進步去，而是受經濟發展所推動的；人類自己以為創造歷史，其實決定人類行為的經濟生活之變化，發生於人類背後而不為人類所知道。在這點上，人類彷佛就像順流而下的壹個昏睡的泅水者，他完全受河流所支配，自己不知道漂流向那方面去，有時壹覺醒來，則看見四周景物已完全改變了。”歷史的唯物論就是解放我們意識於饒勒斯所說的不自覺的歷史勢力之下的壹種科學理論。這個理論使我們正確的了解歷史的“景物”這樣變化並在何種原因影響之下而變化。 歷史的唯物論告訴我們說：個人，無論其如何的英雄，萬能和天才——就算是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彼得大帝，牛頓（Isaac Newton）或馬克思罷——都不能發明或創立壹種新的社會制度。點金術是不能應用到歷史上來的，可是那些空想社會主義者正從事於歷史的點金術之研究。 個人對於歷史過程之任意的干涉，是要被歷史本身所註銷的，其效果是要等於零的。但自然不是個人對於歷史過程之壹切干涉都等於零。恰好相反，這種干涉，如果完全適應於歷史發展之壹般傾向，如果不與決定此傾向之動因相衝突，則可以得到非常重大的意義。恩格斯在其壹封信中說：“並沒有壹般人時常所像想的那種經濟狀況之自動的活動，但人類自己創造歷史，不過是在由過去真實關係遺留下來的能決定人類行動的那種環境之內；在這些關係裏面，經濟關係乃是根本上決定壹切的，乃是比其他政治上和思想上條件對於人類還有更強大影響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給斯特拉堅堡——G.Strakenburg的信） 認識社會的必然性，把住這個必然性，妨阻或促進某種歷史因素之發生，——這就個人力量所能達到的結果。活動的個人能夠擔負的任務，就在於認識客觀的必然性，適應並服從這個必然性，如此已經就是自由活動了。個人如果具有此種能力，就可以做到歷史上的所謂偉人。 “偉人之偉大，並不在於他個人特性能渲染偉大歷史事跡以特殊的色彩，而在於他具有某幾種特性，最善於適應當時在壹般的和特別的原因影響之下而發生的那種巨大社會需要。”（普列漢諾夫——個人在歷史上作用問題） 歷史過程的客觀進程，使某壹階級成為社會的領導者並使之代替那陳腐而趨於消滅的階級之位置。為此，必須這個新階級表現相當的毅力，足以運用國家機關，足以構造國家機器等；因此就需要相當的人材。在這種情形之下，事變的進程上就染上了個人的彩色。俄國工人階級奪取政權這件事，是受深厚的歷史原因決定的，只有顏厚如鐵的人才會設想布爾維克主義是由“鐵甲車”（註）輸入俄國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雖然是遵循社會進化規律，但我們不能因此便斷定說：革命既然是不可免的，則無論誰來實行革命，其結果都完全壹樣。在列寧指導之下，事變實現得像我們所已見的樣式；但如果讓壹個庸才來代替列寧的位置；則事變將發展成另壹種樣式。德國工業生產力的發展造成了十九世紀中葉全德意誌的統壹，但這個過程是在天才的政治家俾斯麥指導之下進行——這種情形並不是沒有意義的。他能夠滿足當時社會需要至何種限度，他使這種需要之滿足帶上什麼性質，——這就要看他這個人的個人性格如何。這個斷語並不是說：如果沒有列寧，俄國就不會實現十月革命；如果沒有俾斯麥，德國至今還是分裂為幾十個小公國；如果沒有達爾文和馬克思，世上就沒有物種由來說和歷史的唯物論。這些偉人所滿足的社會需要，如果沒有他們，別人也會或這樣或那樣或遲或速來滿足的。“這個偉人恰好於壹定的時候出現於壹定的地方，這自然是純粹偶然的事。如果我們除掉這壹個人，則自然會發生壹種需要，要求另有壹個人來代替他；這個代替人是存在的，好壹點或壞壹點，但終歸是存在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所寫的信）譬如拿普列漢諾夫來說。普列漢諾夫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國歷史環境中發現壹些為他同時人所不能了解的社會關係。那時人們正帶輕蔑口吻談起“無產階級的穢物”並自滿自足的信以為俄國可以撇開這個“穢物”，而普列漢諾夫則成為俄國工人階級的思想家和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始祖。我們能否根據此點即斷定說：如果沒有普列漢諾夫，俄國就不會發生馬克思主義呢？自然不能這樣斷定。“如果十八歲青年的普列漢諾夫，在什裏謝利堡（Slisselbourg）炮臺被絞死了，俄國還是會發生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以匯合俄國工人運動於西歐社會主義思想之強有力潮流並使俄國工人運動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進行。”（伏爾佛遜——S.Y.Wolfson 壹個偉大的社會主義者）

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人，時常肯定說：歷史的唯物論將各人的才智能力完全看作在同壹水平線上，而漠視了壹件明顯事實，即：有些人對於歷史進程有巨大影響，有些人則壹點也沒有關係；在這個理論看來，總司令和士兵是相等的……。——這種批評，看去雖很嚴重，其實最無根據。 歷史的唯物論從來未曾將格林華爾杜斯男爵（Baron von Grinwaldus）與加裏波第（Garibaldi）壹例看待，從來不會斷定說：查蘇利奇（Vera Ivanovna Zassoulitch）和伊凡諾夫娜（Poulkheri Ivanovna）對於俄國社會主義生活的影響是相等的。歷史的唯物論明白知道什麼是活動的堅強的和勇敢的人物，什麼是詩人所說“小說也不提起妳，詩歌也不吟詠妳”的那種人物。 歷史的唯物論認為傑出的天才的個人——在適當條件之下——對其所處時代能發生很大影響。這些人就是比同時人更有深刻了解和更多解除傳統成見的思想家；就是接受思想家所發現的真理並以更能動人的形式表現此真理的藝術家；就是聚集那些散碎力量並依壹定目的而配合這些力量的組織家和策略家。天才者之心理的和智慧的構造，無疑是比普通人高得多的。他的神經系統比普通人更加靈敏，他比普通人更加明晰認識周遭環境所發生的事情，他尤其明顯的比普通人更加具有分析和綜合的能力。 如果提出壹個問題於他面前，則他能發現出這個問題中普通人所不能看見的要素。 但所有這些都並不是說：天才者是不受其時代和環境影響的，偉人“英雄”是自然界拿比造成普通人不同的壹種粘土所造成的。 偉人，“英雄”，與普通人，群眾間，並沒有任何原則上的差異。切不可以將人類分為歷史建築家的個人和歷史建築材料的群眾之二大部分。“偉人並非由天上降落於地下的，而是由地下長生至天上的。”這就是說：民眾從自己隊伍中推出幾個個人，能夠滿足那在社會內部本已成熟的需要。這幾個個人就是所謂偉人，“英雄”。 “如果不由神秘觀點來看，而由科學觀點來看，則‘個性’乃是社會環境各種影響之焦點。我們的意識內容只有小小壹部分是由我們自己力量所構成的，百分之九十九則系我們現成的得來。環境鑄造個性，正如印模鑄造錢幣壹樣。好久以前唯心論時代的歷史家就已經說過：偉人是他那時代之最可為模範的代表者。”（波克洛夫斯基——經濟的唯物論） 群眾要能跟隨在領袖背後跑；必須也像某種行為的“英雄”壹樣具有“英雄的”精神。依照領袖手勢而盲目赴死的群眾，這是童話中和伊洛魏斯基（Ilovaisky）的歷史教科書中才有的事情。要使兵士能聽從命令向前衝鋒，必須以恐怖手段強迫他們或以欺騙宣傳鼓勵他們。在帝國主義大戰中，法國和德國的總參謀部明白知道雙方軍隊對於福煦（Maréchal de Foch）或興登堡（Maréchal de Hindenburg）之服從心是沒有保證的，是不能因此就自願赴死的。他們因此對兵士大作其愛國主義的鼓動，並用機關槍監臨在兵士背後，使他們只有向前進攻而不能後退。 社會環境驅使傑出人物向時代所需要的方面去努力。個人能力如果與時代需要相反，則往往投閒置散而無所表現。譬如，在尼古拉第壹（Nicolas I）時代的俄國，借用赫爾岑的話說，壹個具有口若懸河的演說家天才的人，是沒有說話餘地的。他在這種環境裏，只好老死無聞，誰也不會覺得他具有偉在才幹。 但假使他處在壹八四八年時候的巴黎環境，那裏革命的浪漫風氣盛極壹時，那裏街頭巷尾到處有人演說，則他也許就要與格萊斯頓（Williams Gladstone）饒勒斯等人齊名了。如果貝多芬（Louis Beethoven）生活在三十年戰爭時代，那時到處都是荊棘縱橫荒涼滿目，那時“不斷的戰鼓聲音”震聾了人們的耳朵，則他甚至不能制出壹篇他後來所貢獻於人類的那些偉大的歌譜。 普列漢諾夫在其壹篇有名的論文：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中論法國大革命時代說：“如果舊制度繼續維持直至現在，則我們當中沒有壹個人頭腦裏會想到在十八世紀末期法國竟有幾個戲子，排字工人，理髮匠，染色工人，法學家，小販和劍術教師等，能夠具有軍事上的天才。”對於俄國的十月革命也是這樣。十月革命如果不發生在壹九壹七年，而發生在壹九六七年，則誰也意想不到有幾個文學家會成為專門的軍事組織者，有幾個醫生會成為第壹等的外交家，有幾個法學家會成為軍隊的司令軍長等。不僅普通人意想不到，而且乘革命機會表現出偉大的才能的托洛茨基（Léon Trotsky）越飛（A.A.Yoffé）伏龍芝（M.W.Frunzé）布瓊尼（S.M.Boudionni）等自己也意想不到。 壹切發明和發現如果適合於當時的需要，則其人就變成了“偉人”；不然，他的事業就無人過問而他的名字也就無人知道。紀元後壹千年發現北美洲之諾曼人（les Normands），其名字誰也不知道，因為當時歐洲市場並不需要新大陸。但當生產力發展至於要求新市場和新原料產地時候，十五世紀發現美洲的哥倫布就被人類推尊為壹個最偉大的英雄了。俄國經濟，在可怕的伊凡時代，並不需要飛行的機關，因此俄皇對於壹個名叫“匪徒尼基特卡（Nikitka）”發明“木翼飛機”這件事竟下詔說：“人不是禽鳥，是沒有翼的，如果違反自然而裝上了翼，那就不是神做的事情，而是魔鬼做的事情。同魔鬼講交情的發明家是要殺頭的。得到魔鬼幫助而發明出來的東西，是要拿到神座面前禱告之後，用火焚毀的。”到了二十世紀，齊柏林（Zeppelin）製成“有翼機器”時候，德國看見航空事業可以張大其經濟權力，於是就宣布齊柏林為世界最偉大的天才之壹。 “社會條件利於天才者發展的時候和地方，這種天才者壹定是存在的。這就是說：每壹個從真實世界中發現出來的天才者，每壹個由社會力量所推尊出來的天才者，都是社會關係的產物。但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就可以明白天才者為什麼像我們所說的只能改變事變之個人的面貌而不能改變事變之壹般方向。他們自己也是因為有了這個壹般方向，才能夠存在；如果沒有這個壹般方向，則他們無論何時都不能越過那界於可能和事實中間的壹條界線”。（普列漢諾夫——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某種發明要能取得偉大的歷史意義，必須適合於當時社會需要。除此以外，我們還應該記得：必須當時具備有幾代人所積累下來的壹定的智識資本，天才者也才能夠發明。每壹種偉大發明，其實都不過是天才的思想家搜集前人種種嘗試和企圖而總結之而已。我們上面已經詳細的說明馬克思主義並非科學社會主義的創立者所發明的，而是哲學經濟學社會學各種思想成績綜合起來之結果。每壹種偉大發明，我們都應看作是那準備要確定解決生產力所提出於時代面前之任務的各種個別企圖的壹個總和。印刷術的發明，可以作為壹個有趣的例證。印刷術是由古騰堡（Gutenberg）所發明的，他的發明根本只在於鑄造金屬活字並利用壓力使這些活字留印在紙上而已。但如果我們看壹看古騰堡發明以前的壹個時代，就可以明白這個發明是壹步步準備着的。以前，人們最初使用木版印刷，隨後分割這種木版為幾個小部分，隨後又拿金屬版來代替木版，隨後更企圖將版中各字割裂開來，企圖使用壓力等。最後就成功了古騰堡的偉大發明。我們從別的地方還知道，與古騰堡同時，甚至比他更早，別人——意大利人卡斯達爾底（Castaldi）荷壯蘭人郭斯德（Koster）佛羅倫薩的金銀匠塞靈尼（Cennini）——就已有這種發明了。（註）梅林說得很對，他說，“古騰堡建過不朽的功績，他的發明乃是人類精神最可驚人的產品之壹，但這個發明仍舊不是由他自己所栽種的根芽上長大起來的。他僅僅收種那經過長久時間而始成熟的結實。”（梅林——歷史的唯物論）我們對於那些作過偉大發明的思想家，壹樣的可以說這種話。達爾文如果生活在阿基米德時代；他就不能成立他的理論，正如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如果生活在達爾文時代就不能發明無線電壹樣。

以上便是歷史的唯物論對於傑出的個人在歷史上作用的估量。我們看見：歷史的唯物論是將個人在社會過程中所占位置看得頗大而且頗為優越的，但同時打破了那認為這種個人，“英雄”，能成為社會過程主人翁之壹種見解。正如馬克思所嘲笑的，唯心論是使群眾相信：偉人封鎖了那些提出於人類面前的問題之壹切解決辦法於自己寫字臺內，而粗俗的群眾只好將口張開等待“絕對真理”像煮熟的麻雀的壹樣從天空掉落在他們口裏去。歷史的唯物論則恰與唯心論相反，乃是要使群眾相信： “世上沒有什麼創造者， 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 更不是那些英雄與豪傑， 全靠我們自己救自己！” 這就是歷史的唯物論對於個人在歷史上作用的見解。這種見解打破了對於“英雄”——歷史的建築家——之崇拜，而宣布群眾是歷史行為之積極的創造者。

階級與階級鬥爭

歷史的唯物論，將思想之構成過程當作真實世界之折光的反映，來研究，來解釋。這乃是這個理論的“靜力學”（Statique）。除了“靜力學”之外，這個理論還有其“動力學”（dynamique）——階級鬥爭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所着共產黨宣言中，壹開始便說：“既往壹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他們這樣並非提出新的假設，而是僅僅指示那當時進步的歷史家已經承認為明顯無疑的事實。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功績並不在於他們指出社會中有階級鬥爭的事實，而在於他們拿新的科學的思想來說明階級的意義。 希臘文明時代的歷史家已經就看見劇烈的階級鬥爭，因此其中許多人時常就感覺到社會是分裂為幾個互相敵對的社會集團的。可是，在他們看來，這些集團之存在，乃是自然產生的現象，而非社會關係的產物。 僅僅到十八世紀初期，我們才看見壹些企圖，要將階級看作是社會的範疇，是在國民財富之形成中占據壹定位置的。重農學派（les Physiocrates）及其最傑出的代表人魁奈（Francois Quesnay）就將社會看作是底下三個階級所組成的：生產階級（農民），地主階級（土地私有者）和寄生階級（商人，手工業者以及壹切不屬於前二階級的分子）。重農學派分析社會階級所根據的根本標準，是社會分子對於土地的關係壹點。十八世紀後期，科學思想才更深刻而精細的去研究階級的問題。杜爾哥修改魁奈的階級區分法，而從“寄生階級”中分出壹個產業工人階級，與重農學派所分的三個階級合而成四個階級。最後，亞當斯密（Adam Smith）又才區分社會為三個階級：地主，資本家和工人（農村工人和產業工人）；同時那不勒斯（Naples）的法學家費朗吉埃利（Gaetano Filangieri）也區分社會為二個階級：私產階級（Proprietari）和雇用工人（Proletari omercenari）。 法國大革命更加推動那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向前發展。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馬拉是了解階級鬥爭在歷史上之作用的。隨後，聖西門主義者竟至於了解經濟利益之衝突乃是“階級”定義中的壹個要點。王朝復辟時代的歷史家，已經將階級鬥爭看作是整個人類歷史之最根本的事實，而其着作也就是以階級鬥爭為根據的。 以上所說，無疑證明：在馬克思主義未曾發生以前，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已經在社會學中占據鞏固的位置了（註）。馬克思對於階級學說究竟有什麼新的貢獻呢？為什麼甚至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壹輩學者也會承認：“自古以來，科學對於社會階級學說方面之最深刻的貢獻，是包藏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裏頭的”呢？（圖甘-巴拉諾夫斯基—— M.I.Tougan-Baranovsky——經濟學的基礎）

馬克思自己在其所寫的壹封信中就已部分的答復了這個問題： “說到我自己，則發現近代社會有階級存在以及各階級間互相鬥爭，這並不是我的功勞。資產階級歷史家在我以前好久就描寫過這種階級鬥爭之歷史上的發展，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從經濟上解剖過這些階級。我的新貢獻就在於我努力的證明： 壹、階級之存在，僅僅與壹定的歷史過渡的生產形式有關係； 二、階級鬥爭必不可免的要走到無產階級專政； 三、這個專政本身也僅僅是壹種過渡階段，走向消滅壹切階級並建立沒有階級分化的社會制度。”（馬克思壹八五二年三月五日給魏德邁——Joseph Weydemeyer的信） 共產黨宣言說：“既往壹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裏所說的“壹切”，自然是相對的意義，因為我們已經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而且恩格斯自己也已承認）（註）；在原始共產主義時代並沒有階級，階級是原始共產制破壞之後才發生的。自從分工和勞動指導發生以致人類脫離原始共產制而進步以來，社會階級分化就深深染色於整個社會組織。在這個意義之下，壹切社會歷史就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束和傭工，總而言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不斷的互相仇視，敵對，明爭，暗鬥；這種鬥爭每壹次不是達到全社會之革命的變革，便是達到參加鬥爭的各階級兩敗俱傷”。（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在歷史上已往各時代中，我們差不多完全可以看出社會是分化為各種等級，各種各式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民的。在古代社會，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等分別；在中古社會，有王公，陪臣，行東，傭工，農奴等分別；每壹種人中又還有高低的分別。 “從封建廢址上生長出來的當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未曾消滅階級間的歧異，而僅僅拿新的階級來代替舊的階級並使用新的壓迫方法和新的鬥爭方式而已。”（同前） 由我們的觀點看來，階級乃是歷史的範疇；換壹句話說，階級乃是社會發展到壹定階段才有的產物，因此是過渡的產物。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與其他壹切階級論根本不同之點。在其他壹切階級論看來，階級乃是邏輯的範疇，即在任何社會制度裏都必然要發生的產物。馬克思主義不將階級看做是自然的事實，而看做是壹定條件的產物，因此就認為：如果這些條件消失了，如果當代的（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形式消滅而新的（集體主義的）形式出現，則階級也要死滅。在各人權利完全平等的社會裏，是沒有階級的（譬如過去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和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在各人權利並不平均的社會裏，就有階級分化發生，而社會發展也是在內部階級鬥爭強烈影響之下進行的。 說到階級定義時候，我們必須指出：辯證法唯物論創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可惜自己未曾提出階級的定義。資本論寫到快要討論到階級定義的地方，馬克思就絕筆了。因此，我們只能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浩瀚着作裏頭搜集他們對於階級本質問題的各種意見而歸納出幾個要點。 某壹社會集團在生產過程中所占的地位及在國民經濟系統內所起的作用，——就是馬克思主義分判階級時候所根據的準繩。某壹社會集團中人，如果他們在生產過程中占據同樣地們，因此與其他集團中人成為對抗的關係，則他們就屬於同壹個階級。 以上這些特性，我們認為要了解階級意義時，是必需的和足夠的。 社會上某壹部分人，如果他們在生產上的作用不是壹樣的（因此他們對於生產工具的關係也不是壹樣），則他們就不屬於同壹個階級。各種集團，其對於生產的關係若各不相同，則其中壹個集團就有可能以剝削其他的集團，換壹句說，這些集團間就發生相反的經濟利益。這種互相對抗關係，也是階級意義上壹個不可或缺的原素。 為什麼金工，紡工，礦工，印工等是同屬於壹個階級即工人階級呢？因為他們在生產過程中所占地位是壹樣的，因為他們對於他們所使用的生產工具之關係也是壹樣的，因為他們所隸屬的社會集團之利益，與包含那占有生產工具的人的另壹社會集團即資產階級的之利益，極端的相反。 在階級問題上這壹點見解，也是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壹切理論所差異之點，——其他壹切理論則將階級看做是有同樣收入具同樣財產的人的集團，壹般說來，即占據同樣物質地位或依賴同樣源泉為生的人的集團。（註）

首飾店店主，中等農民和機器工人，他們每年收入也許是壹樣，但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則各不相同，對於生產工具的關係也完全不同，各人間經濟利益也是相反的；他們各屬於不同的階級。反之，頓河（Don）礦工也許工資不及明斯克（Minsk）油工工資之半，但他們同屬於壹個階級。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馬克思和恩格斯未曾留下階級的定義給我們，但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我們卻看見好幾條關於階級的定義。試舉幾條定義來看： （壹）階級是壹種多數人的集團，此集團中各分子，其在受歷史決定的社會生產系統中所占地位，其對於生產機關的關係（這些關係大部分是經過法律規定的），其在社會勞動組織上的作用，都與集團外的人不同，因此其所占有的社會財富，在獲得上和數量上，也與集團外的人不同。階級就是人的集團，這些集團中有壹個集團，因為在壹定的社會經濟制度上占有特殊地位，遂能夠篡取其他集團的勞動。（列寧） （二）社會階級乃是在生產上作用相同而在生產過程中對其他部分人關係又相同之壹種人所構成的總和。這些關係而且由物體上，即由勞動機關上，反映出來。（布哈林） （三）階級乃是那些個人和集團所構成的，他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相互間處於同樣的關係，因此就屬於經濟活動上的同壹範疇。（庫諾夫） 上面這幾條定義中，我們認為第壹條定義是最正確的，同時又是特別明顯的。（註）

說到階級時候，必須註意壹點，即人們往往將“階級”（classe）和“等級”（etat）混為壹談，而這樣的含混是不可以的。 馬克思在其少年時代的着作中，譬如在黑格爾法律哲學批評中，雖然未曾分清“階級”和“等級”，而將無產階級看作壹個“等級”，但後來他和恩格斯對此二者界限是分別得很清楚的。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階級是社會的集團，階級間相互關係是屬於社會的性質。僅僅到國家正式承認社會內部已成的階級分化並賦予某壹定階級以相當特權而從法律上保障階級分化以後，才出現“等級”的組織。由此可見“等級”乃是國家承認社會階級分化之結果。 等級的組織僅僅適應於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資本主義之產生帶來了異常迅速改變的階級關係，帶來了流動的階級構成。因此使等級的組織陷於破產，——等級組織是在社會關係沉滯難變之下才是適宜才有可能的。馬克思說：“勞動階級解放之條件，就在於毀滅壹切階級，——正如資產階級性的第三等級解放之條件就在毀滅壹切等級壹樣。”（馬克思——哲學的貧困）（註壹）恩格斯添加壹句話說：“資產階級革命毀滅了等級及其特權，資產階級社會只有階級。”（馬克思所着哲學的貧困之附錄）（註二）

在資本主義底下，社會關係變化極速，這個階級的分子時常不久就變成別個階級的分子，因此等級是要趨於崩潰的，因為屬於某壹定等級的分子必須是能“世襲的”享受國家所賦予這個等級的政治法律上特權。現代的美國就沒有等級。如果英國還有等級，那只是前代遺留給資本主義社會之壹種殘餘而已。 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壹次說到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分化的問題。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有三個根本階級：（壹）地主階級，他們的進款就是地租；（二）資本家階級（資產階級），他們的進款就是利潤；（三）工人階級（無產階級——即馬克思所說的“勞力的所有主”），他們的進款就是工資。 以上三個階級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三個基本要素，（註）添上中間階級和落伍階級，就構成整個資本主義社會。自然，這些根本階級本身還各自會分化為許多層次——小階級。譬如資本家階級分為工業資產階級，商業資產階級和財政資產階級。而工業資產階級又可分為許多部分等。

當我們詳細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之全盤構造時，就必須不僅註意三個根本階級，而且註意許多中間階級和小階級。恩格斯分析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國社會之階級構成時，他就列舉出：封建地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富裕的農民（大農和中農），獨立小農，封建式農奴，農業僱工，工業無產階級。（見恩格斯的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恩格斯上面列舉的每壹個小階級都是資本主義社會根本階級中的壹小部分。每壹個小階級對於其他小階級都有壹定的利害衝突，可是社會根本的區分線終於使幾個小階級構成壹個根本階級。那些不能確定屬於某個根本階級的分子，就成為中間階級。譬如舉小資產階級做例，恩格斯就說：“它（註）的性質是根據它的中間地位來決定的，它界在資產階級（大商人和大工業家）和無產階級中間。它傾向資產階級的地位，但小小失敗就可以使其中的個人離開本階級而加入無產階級隊伍。……他們不斷的動搖於願望與恐怖中間：他們渴望高升至富裕階級的地位，同時懼怕墮落於無產階級隊伍或乞丐隊伍中去。”（恩格斯——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知識分子也是站在這種中間地位。他們可以代表許多不同階級的思想，他們分別加入於互相鬥爭的政治集團，他們也與小資產階級壹樣動搖於利害衝突的各階級中間。

說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分化時，必須附帶的指明在這個社會裏，壹方面有處在壹切社會階級之外的落伍分子（譬如乞丐），他方面又有同時屬於幾個階級的騎牆分子（譬如領有土地的工業家，開有小店鋪的農民等）。所有這些都不是純粹的階級形態，而是混雜的階級形態。 自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崩潰以後，人類就進入於新的歷史時代，其特性就是社會的階級分化。階級存在這壹件事實，表明每壹個階級都有爭取其利益的必要，因此都須與別個階級相鬥爭。這個鬥爭延長得好久期間，而其樣態是時常改變的：有時由暗鬥變為明爭，有時則由明爭變為暗鬥，有時表現為劇烈尖銳的性質，有時則和緩而成為慢性的性質；但在階級社會裏，階級鬥爭無論如何是不會中斷的，是壹分鐘也不停止而且不會停止的。階級鬥爭或者造成歷史舞臺上之偉大革命，或者潛伏於社會懷中，像穿山甲壹樣暗中開闢自己的道路。 階級和階級鬥爭乃是受壹定生產力狀態所決定的社會分工發展下去的結果。生產力狀態壹有變化，階級鬥爭的形式和性質也就隨之變化。每壹階級，為保持其在壹定時代之利益起見，不惜使用種種可能的手段，以鞏固自己的統治或推翻敵對階級的統治。議會的演說，報紙的論文，罷工，巷戰，哲學着作，遊行示威，武裝暴動，國內戰爭——這些就是階級鬥爭所表現的各種形式。這些階級鬥爭現象深入於社會生活的壹切毛孔並從其中反映出來：法律條文，道德觀念，藝術作品，宗教信仰等。 “壹切社會現象都染有壹定的階級彩色，而整個社會，於某壹定時期，在其每壹次運動，乃是各種互相影響的階級傾向所構成之合力。……”（凱勒斯克勞茨——經濟的唯物論是什麼）這些傾向中每壹個傾向之終極目的，都是要奪取政權，即占有國家——這個“集中的和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之機關。因此，階級鬥爭永遠是傾向於政治的鬥爭。馬克思主義根本理論之壹就說：“壹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的鬥爭。” 在每壹個歷史階段，階級鬥爭之結果，總是生產力狀態所註定要走向政權的那壹個階級要取得勝利。恩格斯說：“自今以前，壹切革命都是這壹階級的統治者替換別壹階級的統治……壹部分少數人被推翻了，別壹部分少數人則根據自己利益奪得國家機關。以前經濟發展的程度，每壹次只容許少數人走到統治地位，為此原故，而且僅僅為此原故，所以處在服從地位的多數人就為少數人利益而參加革命並馴服的服從革命。”（恩格斯——法國階級鬥爭序言） 每壹種階級制度，都是在相當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以後才產生的。可是，如果在階級鬥爭的過程中，生產力發展所需要的階級變革受了障礙而延長好久時間不能實現，則整個社會就要瓦解。共產黨宣言中那壹段名言即表示這個意義，這就是說：階級鬥爭之結果不是整個社會經過革命的改造，便是鬥爭的階級兩敗俱傷。 由此可見，社會中的階級鬥爭乃是使社會不斷除舊更新之強有力的動力。有了階級鬥爭，壹切腐朽的階級制度才能廢除而代之以能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新制度。馬克思說：“在壹定的發展程度上，它（註）自己造成了自己崩潰的物質條件。從那時起，感覺受它束縛的感情和勢力就開始發展。它壹定要被毀滅，而它被毀滅了。”

階級鬥爭之規律，驅使這種社會結構去代替別種社會結構；這種不斷的階級變革乃是階級社會整個歷史之特性，必須這個社會消滅以後，這種特性也才會消滅。這將在什麼時候呢？這是在最後壹次階級變革發生以後，即在多數人為多數人利益而第壹次奪得政權以後。 “我們要想最後的消滅階級，必須等待我們達到壹種社會水平線，那時不僅某壹統治階級成為贅瘤，而且壹切統治階級以至於社會階級分化也都成為贅瘤了。這就是說：必須等待生產力發展到某種程度，使壹階級占有生產機關和生產品，亦即壹階級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文化指導，——不僅是不必要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上的障礙物。”（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從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達到最高程度那時候起，階級鬥爭本來是生產力發展的前提從今就變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了。無產階級是能夠有計劃的組織那被資本主義所破壞的經濟之唯壹階級，無產階級代替資產階級而興，就是表明人類將從階級的社會過渡到無階級的社會。 阿德勒（Max Adler）說得很對，他說：“階級鬥爭之頻撲不破的舊規律，以其本身邏輯的力量，將經由最後的人數最多的壹個階級——無產階級——而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分化並構成利害壹致的整個人類社會。”（阿德勒——馬克思學說之社會觀） 說到階級鬥爭問題時候，我們必須回答那在馬克思主義文獻中時常引起爭論的壹個問題，即是說：具有壹切階級特徵，但缺乏階級自覺的壹種社會集團，能否致力階級鬥爭。 某壹階級，要有階級意識，必須經過其存在及其在歷史舞臺上鬥爭之壹定時期，這個時期也許是很長的。某壹階級僅僅在這個鬥爭過程中才獲得階級自覺的。 人類歷史必需發展至壹定時代，自發的和不自覺的階級鬥爭才能變成自覺的階級鬥爭。 “產生社會階級觀念之歷史前提有如下幾項： （壹）因原始技術發達，社會於是有剩餘生產品，從此各種社會關係上社會的不平等壹天比壹天增長起來。 （二）簡單的商品經濟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等級組織之消滅。 （三）由新的生產技術所結合起來之直接生產者的階級出現於社會鬥爭舞臺。（薩法洛夫——Safarov之共產主義科學基礎中所徵引的松采夫——S.I.Solntsev的着作：社會階級論） 某壹階級雖然自發的而非階級自覺的向其敵對階級鬥爭，但並未因為這種不自覺而失掉其階級資格。因此波格丹諾夫 （A.A.Bogdannov）的意見是極端錯誤的，即他認為“奴隸無論何時都不能達到階級的程度。”（波格丹諾夫——經驗批評論）（註壹）奴隸了解他們的利益是與他們的階級敵人——奴隸領主之利益，處在相反地位，但他們不能獲得壹種意識：即怎樣去戰勝階級敵人的意識。（註二）由此可見，奴隸對其主人的鬥爭根本上還是階級鬥爭，但自然不是自覺的階級鬥爭。發動這種鬥爭的階級尚未正式成立起來，或者像馬克思所說，尚未成為“自為之階級”（classe pour soi），而還只是“自在之階級”（classe en soi）

工人階級在成為“自為之階級”以前，有很長久的時候是“自在之階級”，企圖以反對資本的自發鬥爭去爭取自己利益。 “經濟關係起初變民眾為工人。資本的統治替這種群眾造成同樣地位和共同利益。由此可見，就對資本關係而言，群眾已經是壹個階級，但對自己說來，還不是壹個階級。在鬥爭中，……團聚的群眾才鍛煉成為‘自為的階級’。群眾所爭取的利益就成為階級的利益。”（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中共政權是工人階級的敵人

作者 獨立工會

　　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復辟資本主義恢復市場經濟是中國社會災難的根源，“三位壹體”是市場經濟的實質。自從改革開放執行資改派們的市場經濟以來，已經造成了中國社會的災難：消滅了四分之壹的為中國社會下的農村村社；剝奪了二分之壹社會農民的土地和工業的生產資料；破壞和浪費了中國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破壞了環境；幾千萬土地含有重金屬並板結降低了生產力；毒水、毒大米、毒蔬菜、毒水果；假藥、假食品、假工業日用品；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教育商業化坑害了全部的青少年兒童，用功利主義坑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把青少年變成資本的奴隸。等等等等，所有這些看看網民們的揭露觸目驚心！這就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市場經濟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呢？就是因為經濟學家們把“三位壹體”的生產、分配、交換設計在市場經濟的方案中。因此，要弄清三位壹體到底是個什麼玩意！

　　政治經濟學以工人出賣勞動為前提。因為工人出賣的是勞動，因此，社會生產是在三位壹體的結構中進行的：資本家攤的是資本，土地所有者攤的是土地，勞動者攤的是勞動。在這個三位壹體的公式中，資本是作為商品貨幣，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資本家看待的。土地是作為土地的所有者看待的。勞動是作為勞動的工人看待的。因此在生產中，資本家攤的是自己的資本，土地所有者攤的是自己的土地，工人攤的是自己的勞動。與此相適應的是在分配產品時，資本家獲得是利潤，土地所有者獲得是地租，工人獲得是工資。庸俗經濟學家為了為資本家辯護，為了調和資本家和工人的矛盾，以三位壹體的公式為基礎，編寫了政治經濟學教材，這個教材的內容就是：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在社會生產中資本家是生產的組織者，領導者。土地所有者和勞動者是在資本家的領導下實現自己對生產的責任的，土地為生產提供了場所，勞動為生產提供了創造價值和轉移價值的動力。當產品生產出來了以後經過出售，獲得了總價值。這個總價值為了維持再生產首先要扣除生產資料的價值。然後進行初次分配：資本獲得利潤，土地獲得地租，工人獲得工資。生產壹天也不能停頓，生活壹刻也不能沒有有生活資料。按照三位壹體的公式：生產--分配，再生產--再分配。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的保護者就是國家。國家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從生產中抽取了壹定百分比的稅收。

　　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不僅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對庸俗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馬克思認為：資本不是積累起來的勞動，不是商品貨幣，不是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而是壹種關係，壹種生產關係。這種關係就是：資本就是在商品經濟環境中用錢賺錢的活動。在這種活動中，用錢賺錢的人格化就是資本家，資本家把工業生產，農業生產作為賺錢的工具。為了賺錢，資本家要購買生產資料組織生產。為了賺錢，資本家要有立足之地，所以他就要租借或者購買土地，自然就要交給土地所有者租金。為了賺錢，資本家就要招顧工人來為他生產，自然就要付給工人工資。這樣壹來三位壹體的公式就把本來是生產的關係變成了物的關係。馬克思說：“資本，土地，勞動！但資本不是物，而是壹定的、社會的、屬於壹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係，它體現在壹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資本不是物質的和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的總和。資本是已經轉化為資本的生產資料，這種生產資料本身不是資本，就像金和銀本身不是貨幣壹樣。”《資本論》三卷920頁。三位壹體的公式“是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的，因為它宣布統治階級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恆的合理性，並把這個觀點推崇為教條。”（同上939頁）。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

　　馬克思批判的立足點就是：工人出賣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

　　1，因為工人出賣的是自己的勞動力，勞動力就是商品。因為工人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沒有自己的商品可賣，在壹切商品都要用貨幣購買的社會裏，工人為了生存，只有出賣自己僅有的可以創造財富的能力--勞動能力，即勞動力。工人出賣勞動力和他出賣自己的破爛的衣服壹樣，都是在市場上進行的。工人出賣勞動力得到的貨幣和他出賣自己的衣服得到的貨幣的性質是壹樣的，都是在市場上討價還價的結果。出賣衣服的貨幣叫做貨幣，出賣勞動力的貨幣叫做工資。由此可見，工資不是生產的結果，而是在市場上討價還價的結果，不是生產行為，而是市場行為。工資不是因為工人進行了勞動參與勞動成果的分配的結果，而是在市場上進行了勞動力的售賣是商品的交換的結果。由此我們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第壹，三位壹體的公式是欺騙工人的公式。工人不是為了和資本家，土地所有者壹起為了為社會創造財富，主動地參加生產，而是為了生存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別人做嫁衣裳！工人不是社會的主人，不是生產的主人，而是別人用錢買來的勞動的奴隸！與奴隸相比，工人有自由，可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也可以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奴隸沒有人身自由，壹旦賣給別人，就像牛馬壹樣在皮鞭下生存。第二，按勞分配是欺騙工人的分配手段。所謂勞，就是工人的勞動。是按照工人的勞動分配勞動成果嗎？顯然不是！因為，工人出賣的是自己的勞動力，這個勞動力值多少貨幣，是由勞動力市場上的工人多少決定的，是由勞動力這個商品的供求規律決定的，出賣勞動力的工人多了，勞動力的價格（工資）自然就要壓到最低程度。但是工人為別人勞動壹方面要為別人生產和工資壹樣的價值，另壹方面還要生產比工資價值多的價值。可見僅僅分配了工資的價值，超過工資的價值工人並沒有得到。所以，按勞分配是欺騙了工人。

　　2，工人在市場上和資本家相遇，工人需要錢維持生活，資本家需要工人勞動，經過壹番討價還價，確定了工資的數目，例如每天20元。資本家把工人領到他的生產車間，開始使用工人的勞動力。使用買來的勞動力就是叫工人勞動。工人勞動了例如半天就生產了價值20元的產品。這時候商品等價交換的規律實現了：壹方面，工人的勞動為資本家創造了20元的產品，另壹方面資本家付給（什麼時候付工資是次要問題）工人20元工資貨幣。誰也不欠誰的賬！但是資本家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說的是勞動，不是勞動力（從資本主義產生以來沒有壹個資本家和政治經濟學家把勞動力看作商品），因此，勞動必須是壹天不是半天！因為工人為了生存就必須服從資本家的安排。結果工人就老老實實地為資本家勞動壹天。顯而易見，前半天是有償勞動，後半天的勞動是無償勞動。無償勞動創造的價值馬克思叫做剩餘價值。這個偉大的發現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由此我們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第壹，資本家的利潤，就是無償占有工人的剩餘價值，而絕不是因為他攤的生產資料獲得的利潤。第二，資本家要不斷地生產利潤，就是要不斷地生產剩餘價值。當經過壹定的時間剩餘價值積累起來就和資本家的全部投入壹樣多的時候，從這時起，積累起來的剩餘價值就轉化為資本家的投入也就變成了新的資本。可見資本就是剩餘價值的轉化物。單個資本家是如此，全體資本家也是如此。由此可見，資本是工人階級共同創造的剩餘價值，應歸全體工人階級所有，享受和支配！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把壹切資本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來，實行財產共有，這就是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旗幟！第三，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有兩個辦法：用延長勞動時間生產絕對剩餘價值，因為價值就是抽象的勞動，延長勞動時間就是增加抽象勞動的時間，這個辦法主要是在中小資本家的企業裏使用。用提高勞動生產力的辦法生產相對剩餘價值。這個辦法主要是在大型企業理使用。但是這個辦法有它的隱蔽性和欺騙性。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總是要降低生產成本，其中降低工資成本，就是減少工人的工資。因為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勞動力的價格是由養活勞動力和他的家庭的生活資料的價格決定的。只要生活資料的價格降低了，工資也就減少了。降低生活資料的價格的辦法就是，提高生活資料部門的勞動生產力，提高為生活資料部門提供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部門的勞動生產力，也就是說提高社會所有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力。提高社會生產力的辦法是什麼呢？就是使用機器，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採用最先進的生產工藝。由此可見提高或者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目的就是為了降低工人的工資！這就是壹極是財富的積累，另壹極是貧困的積累的根本原因！

　　3，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的剩餘價值，就是資本家剝削了工人，這就是工人受到的第壹次剝削！當工人拿到自己辛苦得來的工資的時候，又受到了第二次的剝削。當工資還沒有變化的時候，小商小販們提高了生活資料的價格。那麼小商小販們就剝削了工人。馬克思說過，小店主門就是這種情況。眾所周知，生活資料中含有國家的商品稅，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國家也就剝削了工人。有人可能要說，商品的價格是包括生產費用（成本，利潤，國家稅收等）不是剝削，但是，資本家在和工人的勞動力討價還價的時候，並沒有把國家稅收包括在工資以內。因為工資的確定是根據勞動力的供求關係調節的，勞動力越多，工資就越低。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

　　在住房，醫療，上學的費用成百倍甚至成千倍的增長的時候，工人又受到了第三次剝削。因為，他們的工資根本就不可能隨着這些物價的上漲而增加。那麼這不是剝削又是什麼呢？

　　4，工人出賣勞動力的勞動就是為別人勞動，這種勞動就是僱傭勞動！僱傭勞動是在別人監督下勞動！這種勞動給工人造成的結果是：勞動為富人生產了珍品，卻為勞動者生產了赤貧。勞動創造了宮殿，卻為勞動者創造了貧民窟。勞動創造了美，卻使勞動者成為畸形。勞動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同時卻把壹部分勞動者拋回到野蠻的勞動，而使另壹部分勞動者變成機器。勞動生產了智慧，卻給勞動者生產了愚蠢、痴呆；僱傭勞動對勞動者說來，勞動是外在的東西，不是他的本質的東西。因此，勞動者在勞動中並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並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並不自由發揮自己的肉體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到損傷，精神遭到摧殘。因此，勞動者只是在勞動之外才感到自由自在，而在勞動之內則感到爽然若失。勞動者在他不勞動的時候如釋負重，而當他勞動時如坐針氈。因此它的勞動不是自願的，而是壹種被迫的強制勞動。從而，勞動不是需要的滿足，而只是滿足勞動以外的其他各種需要的手段。勞動者只是在執行自己的動物機能時，以及在飲食男女時，至多還在居家打扮時，才覺得自己是自由地活動的，而在執行自己的人的機能時，卻覺得自己不過是動物。動物的東西成為人的東西，而人的東西成為動物的東西；僱傭勞動造成最厲害的結果是：在社會衰落的狀態下，勞動者陷入日益加劇的貧困；在社會福利增進的狀態下，勞動者陷入錯綜復雜的貧困；在社會達到繁榮頂點的狀態下，勞動者陷入持續不斷的貧困。

　　5，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凡是為私人企業家勞動，為外國資本家勞動，就是僱傭勞動，這是沒有異議的。問題是為國家或集體的打工掙錢的勞動是不是僱傭勞動呢？我們可以隨便問壹問任何壹個為國家企業和集體企業打工的勞動者，他所在的企業是不是打工掙錢者的企業呢？國家企業和集體企業的產品是否歸打工者所有呢？我們可以隨便問壹問任何壹個為國家和集體打工的勞動者，他所在的企業產品是否歸他所有呢？我想沒有壹個打工者回答：是！他們的回答是，在國家和集體的企業裏，我可以干，也可以走，如果企業是打工者的企業，他為什麼要走呢？誰會把自己的企業丟開不干另謀出路呢？他們的回答是，除了工資歸自己所有外，沒有任何東西是歸他所有。由此推斷，不僅勞動者所在的企業裏的產品不歸他所有，社會中所有的產品都不是歸他所有。他要享受社會中的產品，唯壹的辦法就是用自己打工掙來的工資購買，除此之外他不可能把任何產品看作歸自己所有。不可能隨意支配社會產品。由此可見自從國家企業和集體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以後，工人的勞動就是名副其實的僱傭勞動。

　　6，正是因為僱傭勞動，造成了勞資之間的矛盾，農民工討工資現象，山西黑磚窯事件，南方小企業發生職業病現象，煤礦爆炸事故，東方航空公司雲南分公司飛行員罷機現象等等可以說都是勞資矛盾的表現形式，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以賺錢為目的，為了賺錢就要節約成本，既節約生產資料的成本，也節約工資成本。節約成本大概就是發生勞資矛盾的原因吧！為了節約生產資料的成本，對安全投資，對排汙投資自然就會減少。減少安全投資，必然發生安全事故。減少排汙投資，必然就會發生環境汙染。為了節約工資成本，必然就會發生拖欠工資。其結果就發生了勞資矛盾：工人要求增加勞動保護，企業缺錢無法保證，發生職業病是必然的。工人要求安全生產，企業缺錢不與投資，發生安全事故是必然的。工人要求及時發放工資，企業缺錢不得不拖欠工人的工資。

　　綜上所述：中國社會之所以產生勞資矛盾，之所以產生社會弊病，就是因為改革開放，執行了三位壹體的公式，執行了僱傭勞動制度，執行了按資本分配的分配方式。

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反對一國兩制

作者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定義

作為壹個“不是現成的，而是解釋學的”邏輯-開放體系，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關係理論的基本框架可概括為：國家源於社會理論；國家脫離並駕馭社會理論；社會擺脫國家控制理論；國家消亡或者國家回歸社會理論。這壹學說的邏輯機理可歸結為：社會之於國家具有本源意義；國家之於社會具有實現意義。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降，這壹學說憑藉三次大的“復興”浪潮，不斷得到有效辯護和切實推進。正確理解和詮釋經典馬克思主義超越“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抽象對立的“國家-社會”理論，在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較之於學界熟知的馬克思主義“國家批判理論”的稱謂，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理論關係要義，似乎更能標明此壹學說的實相。學界皆知，黑格爾的國家理想主義被馬克思批判後，馬克思揭露出國家的階級統治本質。由於受到近代市民社會思想的深刻影響，馬克思因之也就擁有了壹個消解“國家神話”的規範性範疇——市民社會。相形之下，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問題就在馬克思及其繼承人那裏被再次勾連並不斷獲得重新定位。弔詭的是，馬克思並沒有沿襲“自然狀態說”和“社會契約論”賦予社會以前政治或國家的生命，而是斷言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都是階級社會的產物，二者必將隨着階級的消亡而逐步統攝於以“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旨歸的“人類解放”(相對於單純的“政治解放”)，依此理論邏輯，進而實現其“新世界觀”的真正創製乃至完成。可以說，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關係理論的基本框架可歸結為：國家源於社會理論；國家脫離並駕馭社會理論；社會擺脫國家控制理論；國家消亡或者國家回歸社會理論。正確理解和詮釋馬克思主義超越“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抽象對立的“國家-社會”理論，在當代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啟示。

壹、國家源於社會的理論 馬克思關於“國家-社會”關係的理論源自對歷史邏輯和現實矛盾的深刻把握。與德國古典哲學的先行者壹樣，馬克思早期認為國家應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實現。這種認識帶有明顯的理性主義色彩，之後馬克思開始思考社會現實問題。通過考察特殊利益對國家政治的制約關係，在吸收了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合理內核後，馬克思對自己的理性國家觀產生了根本性動搖，並完成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這篇文章。

絕對理念作為黑格爾哲學的唯壹對象和內容，是黑格爾哲學世界對壹切存在的共同本質和最初原因所做的最高概括。黑格爾認為國家和社會都是絕對理念運動、發展的產物，只是運動、發展的環節和程度不同，能夠體現絕對理念自由發展本質的最高領域是國家而不是市民社會，相反市民社會因其現實矛盾的存在抑制、阻礙了絕對理念的運動發展。因此，就兩者的關係而言，國家高踞於市民社會之上，市民社會受國家控制。

對此，馬克思給予了堅決批判。馬克思分析了社會歷史現實指出，這壹基於當事人意誌的二者關係式抹殺了二者客觀的歷史和現實本源。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國家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壹定基礎上，當然這種社會生產力人們不能自由選擇，在人們的交往方式不再適合於既得生產力時，人們為了不致失掉文明果實，不得不改變原有的社會形式和社會關係，在交換和消費形式產生並發展到壹定階段，“就會有相應的社會制度、相應的家庭、等級和階級組織，壹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有壹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相應的政治國家。”壹可見，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地揭示了國家的產生、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堪稱國家與社會關係理論的經典。

憑藉對豐富的材料的分析，恩格斯更進壹步揭示，在相應的市民社會產生後，社會不同的家庭、等級、階級組織為了各自的利益，分裂為不可調和的矛盾對立面，在社會無法自我調和、無力擺脫這些矛盾衝突時，“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壹種力量，來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範圍內”。二恩格斯把這種因社會的需要，從社會中產生的力量稱之為國家。在這裏，恩格斯從社會歷史現實出發，不但明確指出了國家源於社會，批判了黑格爾的國家起源論，而且還暗含了國家的起源本質。

二、國家脫離、駕馭社會的理論 闡釋馬克思、恩格斯國家脫離、駕馭社會理論的邏輯思路不得不從國家的起源談起。

在生產力發展的壹定狀況下，私有財產產生，導致原始社會公有財產解體，階級隨之產生，社會內部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團。在不同利益集團相互之間的矛盾不斷加劇的狀態下，社會需要並呼籲能有壹個可以管理社會並能代表全社會普遍利益的專門機構，國家呼之欲出，這正是國家的起源本質，很顯然國家是代表社會普遍利益而產生的。

但是，在社會生產發展的前提下，在私有制的催化下，階級矛盾加劇，社會分化為幾大階級，壹些大的階級集團漸漸掌握了社會的話語權，控制了原本應代表社會普遍利益的國家機構，國家被迫脫離社會母體，成為某個階級駕馭社會，統治其他壹切階級的工具和力量。

然而，從國家產生的本源分析，在壹定意義上國家是階級矛盾妥協的產物，被統治階級掌握的國家機構也需要兼顧社會各階級基本的共同利益，以維持其階級統治。同時，被壓迫階級也會利用這壹管理社會的機構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和爭取階級利益，此時國家無形中充當了緩和階級衝突，維持社會既定運轉秩序的角色。

基於以上認識，馬克思、恩格斯對國家冠以了“虛幻的共同體”這壹概念。不得不承認在這裏馬克思主義者即暗含了國家的階級性又承認國家具有保護社會各階級利益的社會性。國家正是通過這兩個特性駕馭並管理社會。

對於國家的社會性，馬克思將其形象地概括為“守夜人”角色。通過人類歷史，可以分析旁證的是，為了社會共同體不至於解體，在社會共同利益的協調與融合下社會各階級的矛盾被控制在壹定的範圍和程度內，並由國家來保護，這樣，國家似乎是作為階級衝突之外的壹種形式上抑或事實上的具有獨立性的整合力量而出現的，這種力量被恩格斯稱為“第三種力量”。而這正是國家之於社會具有的實現意義。

三、社會擺脫國家控制理論 前文論述了國家源於社會，國家脫離並駕馭社會，談及到似乎國家具有壹種獨立整合社會各種力量的能力，當然，主要指社會的政治力量和日益發展的經濟力量。然否?我們還是要將理論和歷史現實相結合來分析。事實上，在18世紀前國家與社會是高度壹體化的，但是之後，隨着社會的發展這壹狀態被迅速發展的市場經濟打破，經濟的發展讓社會各階級利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滿足，市場經濟的神話更加堅定了社會各階級對自由經濟的青睞，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整合能力漸漸因社會經濟生活獨立於國家的控制而弱化。這壹變化的趨勢促使社會分化為政治和經濟兩大力量，學界稱為政治和經濟的二元分化，並最終形成了國家代表政治，社會代表經濟的社會共識。在此，可以說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化是社會發展的壹個必經階段，從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史看，這壹分化事象自市場經濟始，社會分化出的兩個領域，政治和經濟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人類社會也因此得到迅速發展。那麼，在這壹階段國家的職能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從國家職能看國家不僅有政治職能、經濟職能還有其他職能。在國家和社會的二元分化過程中，社會從國家機構收回了經濟職能，並不代表國家對經濟生活無所作為。由此導致的問題是，在這壹階段，國家到底涉足和管理社會到哪些領域及何種程度，如何決定。問題似乎又回到源頭，自然受社會尤其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況和程度的影響。在這壹階段，國家和社會的力量在矛盾統壹體內此消彼長，當社會經濟落後，國家則占據社會的絕對權利，國家統治社會，國家階級統治職能凸顯，反之，國家階級統治職能削弱，國家的社會職能得到發展。

在社會經濟落後階段，國家憑藉強制機器鎮壓被統治階級是國家的主要職能。隨着社會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社會的經濟職能由國家返還於社會，國家專註於社會的政治管理職能，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漸次被政治和經濟所取代，國家依靠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致力於社會的發展。馬克思認為現代資本獨立於共同體，所有制從國家的禁錮中得到解放，國家因而和市民社會成為兩個獨立的存在，這正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能夠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從現實看，這種分化，也說明社會(經濟)本身具有擺脫國家(政治)控制的內在驅動因素。在這壹階段，以近代資本主義為例，國家通過其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運用政治的法律的手段對經濟的運行進行了干預調控，並沒有顯示出國家對經濟的不作為，因為社會經濟還沒有發育到非常高級的水平，較之於封建社會的超經濟強制，資本主義國家對市場經濟體系的這種調控，更多是在壹種正能量意義上展開的。

四、國家回歸社會理論 既然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化是壹個不可逾越的社會發展過程，那麼，這壹過程最終將以何種狀況終結?總結馬克思、恩格斯的回答，可以得出這壹過程將以國家和社會的合二為壹而終結，即國家從哪裏來回到哪裏去，國家最終又回歸社會，這即是國家與社會博弈歷程的終極自由，顯然這是壹個漫長的歷程。

從國家的起源看，要實現國家回歸社會必須打破階級，因為市民社會的個人都是隸屬於壹定階級的，這樣，方可建立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的聯合體”這壹共同體，從而解放隸屬於階級的個人。

那麼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是什麼呢?馬克思指出，虛假的共同體之所以是虛假的是因為在社會各階級、個人呼籲聯合而成的共同體中自由只屬於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的個人，對不屬於統治階級範圍的個人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③馬克思強調，只有各個人自覺地為獲得自身真正自由這壹目的而聯合形成的共同體，才是真正的共同體。進壹步，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指出，這種真正的共同體即為“共產主義”。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探討了公社是資本主義的直接真正對立物。公社是無產階級革命所呼喊的取代階級統治本身的共和國的毫不含煳的形式。但是，在總結了法蘭西內戰後，馬克思指出，“公社畢竟不是工人階級的社會運動，從而也不是全人類復興的運動，而只是有組織的行動手段。”四因為公社只是壹種工人階級的行動手段，它並不取消階級鬥爭，而工人階級恰恰是要通過階級鬥爭的方式來致力於消滅壹切階級，從而打倒壹切階級統治，因此，徹底的實現社會解放是公社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那麼，階級如何走向消亡，國家如何實現回歸社會。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明確指出階級正如其無法避免地產生壹樣，他們也要無法迴避地消滅，當然，基於國家的起源本質，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隨着階級的消亡，國家註定要消失，實現回歸社會。這時，“在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的基礎上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壹起。”伍這時，“某壹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從而對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精神領導的占有，不僅成為多餘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精神發展的障礙”，⑥“那時，國家政權對於社會關係的干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餘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七

在階級消亡，國家回歸社會這壹過程中，國家的政治統治職能將逐漸衰退和最後消亡，國家的社會服務和發展職能將由社會徹底收回，社會的人民大眾將掌握社會的公共權利並平等參與社會的管理，社會真正實現人民主權，從而國家實現和社會的重新融合。國家通過對自我的否定實現了恩格斯所驚嘆的“這將是古代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⑧

臺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的法治觀念

對任何法學的產生和發展來說，基本原理支撐其法學形態的形成與存續。對馬克思主義法學來說，基本原理的支撐力也至關重要。馬克思主義法學，是相對於資本主義法學而言的社會主義法學，是相對於統治者法學而言的人民法學，是相對於資產階級法學的無產階級法學，主要關涉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法學問題，推動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是其根本使命。

為完成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任務，馬克思主義法學需要梳理人類有史以來的法學觀點，結合實踐進而形成更為科學的法學體系。因為其基礎科學而且不需要掩飾階級意誌，與資產階級法學觀點迥異，馬克思主義法學觀科學而且切實高效，能夠充分解釋法律的本質、作用及其各種運行。但學界壹直存在壹種聲音，就是馬克思主義法學並未存在，因為沒有專着論述和總結足夠的基本原理。此種論述提示出壹個事實，即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迄今仍然沒有被集中總結和明晰闡述。與之相應，馬克思主義法學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的促進作用仍然較小。可以說，明確總結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法學最終形成必要的邏輯壹環。由之，本文嘗試對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進行初步思考。

壹、法學基本原理的判斷標準

法學基本原理，指在法律領域中居於總攝地位的普遍規律，即針對基礎而普適的法律基本問題進行研索的理論結果。對法律基本問題的思考視角、立場和結果的不同，奠定不同法學形態之間的學科差異。壹般來說，支撐法學形態的基本原理，主要涉及法律的根本基礎、直接來源、階級歸屬、制度屬性、特殊歸屬、規則能力和迫切任務等方面，歸結為法律的基礎、特徵和基本運轉三大題域。由此展開的原理，則能夠統領其他原理的出現和功效。

馬克思主義法學所以能夠獨具特色，主要在於它對基本問題的思考結果與眾不同。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支撐該法學形態的壹般框架。

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關涉法律的根本來源、基本運轉和壹般指向。對馬克思主義法學來說，其基本原理體現自己強烈的價值取向。在其價值取向的統攝下，對法律本質、特徵、運動和發展規律的壹般思考，應該能成為法學壹般原理。在壹般規律之外，其法學主要觀察領域的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法制形態，都構成總結基本原理的材料來源。因此，馬克思主義法學原理應該涉及法律本質、產生和運轉的壹般問題和制度適域中的基本態勢。尤其需要強調，在社會形態替換中的法律重大問題的理論思考，也是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中的重要構成。

二、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忽略吧原理

由上所述，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分為基礎原理、運行原理和發展原理三大組成部分。下述原理壹到四，是基礎原理，五到七是運行原理，八到十是發展原理。三部分原理，各自對應法學的重大問題，共同支撐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理論大廈。

1.原理壹：經濟決定法律

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石原理在於：經濟決定法律。其他原理，皆由此衍生。

馬克思認為，“法紀本身不提供任何東西，而只是認可現存的關係。”壹]以此為基，“法的關係正像國家的形式壹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壹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二]推理可知，經濟基礎對法律建築具有根本決定性。因為此壹基礎原理，馬克思主義法學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唯物性。

具體觀之，生產往往取得規則的形式。“在生產過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關係的停滯狀態中，壹種生產方式所以能取得這個形式，只是由於它本身的反復的再生產。”③]由此生成的壹種基於反復出現而形成的行為模式，客觀上構成壹種抽象的普遍模式，即“活法”。馬克思曾經指出：“在宗法制度下種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會制度下，整個社會的分工都是按照壹定的規則進行的。這些規則是由哪個立法者確立的嗎？不是。它們最初來自物質生產條件，過了很久以後才上升為法律。分工的這些不同形式正是這樣才成為不同的社會組織形式的基礎。”四]之所以如此，因為隨着“作為現狀的基礎的關係的不斷再生產，隨着時間的推移，取得了有規則的和有秩序的形式，這種情況就會自然發生。”伍]而“這種規則和秩序本身，對任何要擺脫單純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會的固定性和獨立性的生產方式來說，是壹個必不可少的要素。”⑥]它“正好是壹種生產方式的社會固定的形式，因而是它相對地擺脫了單純偶然性和單純任意性的形式。”七]由這些基本行為，構成人們普遍遵守的行為模式，最終通過某種方式上升為法律。作為結果，國家按照生產的要求制定出符合經濟要求的法律。實質而言，因為經濟的底基性，國家“立法權並不是創立法律，它只是披露和表述法律。”⑧]也就是說，“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係的要求而已。”⑨]由是，經濟決定法律的產生和基本內容。

經濟不僅決定法律的產生和內容，而且決定法律演變。經濟關係改變之後，法律規則的內容自然也會發生改變。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每當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創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險公司等等，法便不得不承認它們都是獲得財產的方式。”⑩]可知，經濟演變推動法律演進。

經濟決定法律這個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法學與其他法學相區分的學科基石。作為此壹基石原理的直接表現，國家在制定法律和推動法律實現時，必須以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要求作為第壹準則。因其基礎性，它在馬克思主義法學體系中，居於宰制其他原理、範疇的核心地位，在整體性上傳導着法學體系的粗線與細節。

2.原理二：國家掌控法律

在經濟之外，政治國家是對法律影響最大的外變量。國家掌控法律，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又壹基本原理。

首先，國家是法律的直接基礎。沒有政治國家，就不可能產生符合國家需要的法律。“無論從革命這壹概念的嚴格科學意義來講，或是從實際政治意義來講，國家政權從壹個階級手裏轉到另壹個階級手裏，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標誌。”[11]對革命者來說，革命比法律更加重要。“因為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革命創舉，而法律則應該是它的結果。如果妳們等待制定法律而自己不去發揮革命勁頭，那麼，妳們將既得不到法律，也得不到土地。”[12]“壹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13]“如果沒有政權，無論什麼法律，無論什麼選出的代表都等於零。”[14]而有了革命政權這個事實之後，就會有相應的法律。

其次，國家生產法律。“市民社會的壹切要求（不管當時是哪壹個階級統治着），也壹定要通過國家的意誌，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15]實質而言，“法律是壹種政治措施，是壹種政治。”[16]在國家主持下，把來自社會經濟生活的要求，翻譯成法律體系。

最後，國家推動法律實現。沒有政治國家，就不可能有法律的實現。“如果沒有壹個能夠強制人們遵守權利準則的機構，權利也就等於零。”[17]可見，國家實際上是法律的實施保障。

國家生產法律，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了解這壹原理，能在經濟決定法律之後，更加切實地掌控法律的本質及其產生。法律要以國家意誌作為其規則生成的基本範圍即規則邊界，也由此找到法律形成的直接推動力所在。

3.原理三：法律的階級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法律的階級性貫穿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文明史之中。壹般而言，法律階級性首先體現為法律的階級偏向性，進而體現出符合階級偏向的公共協同。

實質上，國家屬於能為其提供財富支撐的社會集團即統治階級所有。“國家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18]因為這個本質，國家制定的法律，首先要體現統治階級的意誌，為統治階級服務。馬克思恩格斯批判資產階級法律時指出：“妳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妳們這個階級的意誌壹樣，而這種意誌的內容是由妳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19]具體而言，“在議會中，國民將自己的普遍意誌提升為法律，即將統治階級的法律提升為國民的普遍意誌。”[20]因此，法律本質上是統治階級的普遍意誌。

這使其必然呈現強烈的階級偏向性。特別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沒有建立的國家中，統治階級都表現為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壓迫。“所有壹切壓迫階級，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都需要兩種社會職能：壹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壹種是牧師的職能。劊子手的任務是鎮壓被壓迫者的反抗和暴亂。牧師的使命是安慰被壓迫者”。[21]而在統治實現的過程中，法律也是重要手段。壹般來說，階級對立比例比較高的階段上，法的階級性也必然比較高。

在具有階級偏向性的同時，法律具有社會公共的協同功能。壹般而言，“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壹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的個人咨意橫行。”[22]從經濟基礎上，可以看到歸屬階級的法律，必定體現社會協同。而就直接掌控法律的國家來說，，“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性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23]藉此需要，雖然階級偏向性是國家和法律的核心利益，但實現社會公共管理職能，兼顧其它階級的利益才能實現統治階級的核心利益。這樣，社會出現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協同。這種協同氣質，表現在法律上，就是法律往往成為社會共同利益的規則認可體系。

馬克思主義法學對法律階級性的揭示，為科學認識法律的階級歸屬及其服務指向，提供了真正的切實點。以此為基，社會主義國家在制定和推動法律實現時，應首先保證工人階級的利益，進而促進其他補充型階級的利益協同。

4.原理四：法律的適度反決定

與經濟基礎協同相適應，上層建築壹般都是體系性的，因此具有較大的自我固持性。在經濟對法律具有決定作用之外，法律規則本身也會適度反決定經濟及其他決定因素。

壹般而言，“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但這決不是說上層建築只是反映基礎，它是消極的、中立的，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對制度的性質是漠不關心的。相反，上層建築壹出現，就成為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促進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採取壹切辦法幫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滅舊基礎和舊階級。”[24]

恩格斯曾經反思經濟之外其他因素的積極反作用，認為“這壹點在馬克思和我的着作中通常也強調得不夠，在這方面我們兩人都有同樣的過錯。這就是說，我們都把重點首先放在從作為基礎的經濟事實中探索出政治觀念、法權觀念和其他思想觀念以及由這些觀念所制約的行動，而當時是應當這樣做的。但是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為了內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這些觀念是由什麼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這就給了敵人以稱心的理由來進行曲解和歪曲。”[25]可見，經典作家本身反對經濟單線性決定上層建築的論調，主張上層建築因素在壹定條件下能夠適度反決定經濟基礎。

作為社會結構的規則承載，“在現代國家中，法不僅必須適應於總的經濟狀況，不僅必須是它的表現，而且還必須是不因內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內部和諧壹致的表現。”[26]法律體系具有自我維持的運行慣性，對經濟關係具有相對獨立的反作用。“例如在英國立遺囑的絕對自由，在法國對這種自由的嚴格限制……二者都對經濟起着很大的反作用，因為二者都影響財產的分配。”[27]可見，法律也能對經濟起到積極反作用。

必須強調的是，法律對經濟社會的反作用是適度的，最終還是要受制於經濟基礎的內在要求。如“不管頒布怎樣的法令，利率照舊將由現在支配它的經濟規律來調節。”[28]也就是說，法律終究要被迫反映客觀需要而不能自我任性。

由本原理，可以充分解析出法治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性。必須註重法律體系產生的規則能動性。當然，法治也必須以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作為歸向，否則就會因為失去制度准性而終無所依。

5.原理五：法律的歷史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與其他法學形態的原則區別之壹，就是對法律階段性、暫時性即規律性的認識。

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法律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可能永恆存續。上已述及，法律由國家生產。實質上，國家有其歷史性。在原始社會中，基本的社會單位是氏族。“這種十分單純質樸的氏族制度是壹種多麼美妙的制度呵！沒有軍隊、憲兵和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地方官和法官，沒有監獄，沒有訴訟，而壹切都是有條有理的……壹切問題，都由當事人自己解決，在大多數情況下，歷來的習俗就把壹切調整好了。”[29]也就是說，在原始社會中，以國家權力為基礎的法律規則是不存在的。

總結而言，“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於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市場的直接障礙。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壹樣。隨着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壹起。”[30]也就是說，國家有其歷史暫時性。既然國家都是暫時的，適應階級對立社會階段而存在的，那麼與國家同時產生的法律體系，也必然不可能逸出國家載體而獨立存在。也就是說，法律也有與國家大致同步的存在幅度與時間寬度。

本質而言，“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壹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的個人咨意橫行。……拿破崙法典並沒有創立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相反地，產生於十八世紀並在十九世紀繼續發展的資產階級社會，只是在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現。這壹法典壹旦不再適應社會關係，它就會變成壹疊不值錢的廢紙。妳們不能使舊法律成為新社會發展的基礎，正象這些舊法律不能創立舊社會關係壹樣。舊法律是從這些舊社會關係中產生出來的，它們也必然同舊社會關係壹起消亡。它們不可避免地要隨着生活條件的變化而變化。”[31]在這段論述中，馬克思主義法學把對法律的觀察置入歷史的動態視野之中。 這壹段是原來文章所沒有的，在此難以表示出來，請編輯加上去。

由此，馬克思充分提示了法律的歷史性，也就是說法律具有暫時性，不是永恆存在。基於此，需要用暫時的眼光看待法律，及時修訂法律以適應變化的社會趨勢，並根據變化了的趨勢促進法律實現，這樣才能滿足社會主義法治的各階段的法律需求。

6.原理六：基於私有制的違法必然

對馬克思主義法學來說，私有制下大面積違法必然發生，也是壹個基本原理。必然的違法，主要表現為統治階級違法、國家違法、被統治階級違法三者連環相扣。壹般而言，統治階級和國家違法違法是主動違法，而民眾違法是在國家違法後的帶動跟進。

具體來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內涵違法本能，即無序潛能。馬克思認為，“資本逃避動亂和紛爭，它的本性是膽怯的。這是真的，但還不是全部真理。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者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壹樣。壹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壹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32]

在資本主導的前提下，統治階級必然違法。以馬克思時代較為典型的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為例，“儘管有了法律，但出版物到目前為止仍然受到種種不適當的限制，這就是從上述檢查令的序言中得出的直接結論。”[33]這樣，在矛盾集中領域，國家制定的法律必定陷入不可自拔的悖論：壹方面要制定法律、遵守法律，壹方面又要破壞法律。由此，統治階級和國家壹定會出現違法趨勢。

與此趨勢相應，民眾也必然違法。“即使是在英國人這個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裏，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條件也是其它權力機關不超出法律的範圍；否則，按照英國的法律觀念，起義就成為公民的首要義務。”[34]按照這個邏輯，在國家必然違法的前提下，民眾違法便不可避免。

更進壹步，在私有制基礎上，“財產的集中是壹個規律，它同所有其它的規律壹樣，都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中等階級必然愈來愈多地被消滅，直到世界分裂為百萬富翁和窮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貧窮的短工為止。”[35]財產不斷集中，使社會斷裂，進而違法成為必然。“當無產者窮到完全不能滿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窮到要飯和餓肚子的時候，蔑視壹切社會秩序的傾向也就愈來愈增長了。”[36]當社會極度分化後，大量無產者面臨餓死威脅的時候，“怕餓死的心情壹定會超過怕違法的心情。這個革命在英國是不可避免的，但……這個革命的開始和進行將是為了利益，而不是為了原則，只有利益能夠發展成為原則，這就是說，革命將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會革命”。[37]而革命就是最大的違法。就是說，當死亡與違法相比較的時候，違法壹定是無產者的更有選擇，從而產生出巨大的違法動力。

認識清楚私有制國家及其必然的違法，有利於建設社會主義持久的社會秩序。以此為基，要想更少違法並且社會安然，必須促進公有制經濟建設。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社會主義法治才能最終建立。

7.原理七：革命超越法律

按照革命和專政的內涵邏輯，“革命超越法律”就必然也成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

革命鬥爭的變動不居往往悖反法律規則體系化要求的穩定化。革命時期的緊迫，再加上初步建立政權後的資本主義圍殺，使得國家生存成為第壹需要，要求穩定才能存續的法律其重要性由此而下降。誰重要誰決定，因此，社會主義政黨和國家普遍存在“輕法傾向”。

輕法傾向，始源於無產階級革命過程中的運動緊迫性。以俄國革命為例。俄國無產階級革命“要把所有參加這個運動的人聯合起來，就需要壹面旗幟，壹面為大家所了解而感到親切的，能體現壹切要求的旗幟。這樣的旗幟就是推翻專制制度。”[38]就要求革命。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39]由此，革命和鞏固政權的長程階段內，始終存在生存緊迫性，以至於革命沖淡法律。

首先，革命本身是暴力違法。不僅社會主義革命如此，資產階級革命也同樣如此。如前所述，以私有制為基礎，當國家異化為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工具時，多數人反抗必然導致普遍違法。以俄國革命為例，在專制俄國普遍侵害民眾權利的情況下，“要說服群眾，單靠宣傳和鼓動是不行的。為此必須有群眾自身的政治經驗。為此必須使廣大群眾親身體驗到推翻現存制度的不可避免性，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不可避免性。”[40]在專制的俄羅斯制度下，“加強法制……教會人們靠文化素養為法制而鬥爭，同時絲毫不忘記法制在革命中的界限。現在的禍患不在於此，而在於有大量違法行為。”[41]“籠罩着俄國的就是這種政治氣氛。在這種氣氛下談論或者考慮法律、法制、憲法以及諸如此類天真的自由派主張，那簡直是可笑的！”[42]其結果，暴力革命破除舊法律。

其次，任何國家在權力運行的最高點上都有破法本能。特別是在如俄羅斯這樣的強為型公有制國家在剛剛建立的時候，為了保衛政權得以存續，法律往往不是第壹需要。在列寧看來，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而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則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43]由此，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法律的重要性壹直處於低位。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資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44]。而且，拘泥於法律，往往使法律被敵對勢力利用，客觀上不利於社會主義政權的鞏固。

由上所述，革命超越法律，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之壹。基於這個原理，馬克思主義法學有了巨大突破。馬克思主義法學將革命反抗權作為社會“規則解決”之外的必要備胎，是徹底的以民眾權利為考量的法學形態，也表明了以社會發展規律為基礎的法學突破，因而彰顯馬克思主義法學更大的廣闊視野和學科寬度。

8.原理八：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偽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資本主義法治具有內在虛偽性。導源於制度基因的階級偏私，這是資產階級法治虛偽性的基礎所在。

因為資本控制國家的內在需要，資本主義法治得以形成。但是，階級對立使公共法治無法充分建立。“由私有製造成的資本和勞動的分裂，不外是與這種分裂相適應的並從這種分裂產生的勞動本身的分裂。”[45]由此，不得不產生階級偏私。“現在的各國政府儘管向工人諂媚，但是它們清楚地知道，它們惟壹的支柱是資產階級，因此它們可以利用和工人友好的言詞去恐嚇資產階級，但是決不可能真正反對它。”[46]

因為階級偏私始終存在，資產階級法制的改善就很有限，“無論勞動保護法，無論工會的抵抗，都無法消除應該消除的最主要的東西，即資本主義關係，這種資本主義關係始終不斷地把資本家階級和僱傭工人階級之間的對立再生產出來。僱傭工人群眾終身註定從事僱傭勞動，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鴻溝，隨着現代大工業的逐漸占有壹切生產部門而變得越來越深，越來越寬。”[47]事實上的權利虛置，絕對不是法律所能消除的。

此外，政治偽善直接催生法治虛偽。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具有比較優勢和歷史進步，卻也內涵政治偽善，集中表現為民主底盤脆弱因而民主成分稀薄。因為資本對勞動者剩餘價值的榨取，“現代資本家，也像奴隸主或剝削農奴勞動的封建主壹樣，是靠占有他人無償勞動發財致富的，……有產階級的所謂現代社會制度……也是微不足道的並且不斷縮減的少數人剝削絕大多數人的龐大機構。”[48]資產階級的政治國家是“少數人剝削絕大多數人的龐大機構”，卻又必須以社會公共利益的法治代表者出現，因此必然呈現出制度本性上的偽善。

實質而言，資本主義“民主制和其它任何壹種政體壹樣，歸根到底也是自相矛盾的，騙人的，也無非是壹種偽善……。政治自由是假自由，是壹種最壞的奴隸制；這種自由徒具空名，因而實際上是奴隸制。政治平等也是這樣。所以，民主和任何其它壹種政體壹樣，最終總要破產，因為偽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隱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來；要麼是真正的奴隸制，即赤裸裸的專制制度，要末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產主義。”[49]因為民主的資本實質，客觀上就必然使資本主義國家變成警察國家。“真正的警察國家就是這樣的，它認為，最好是悄悄地採取行動，而在口頭上鼓吹法治國家。”[50]

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偽性，還表現在司法偏向上。“由於法官處於依附地位，資產階級的司法本身也成了依附於政府的司法，就是說，資產階級的法紀本身已讓位於官吏的專橫。”[51]因此，“現今這樣組織的陪審法庭是維護某些人的特權的機關，而絕不是保障壹切人的權利的機關。”[52]555以此為基，“法律的執行比法律本身還要不人道得多；‘法律壓榨窮人，富人支配法律’和‘對窮人是壹條法律，對富人是另外壹條法律’——這是完全符合事實的而且早已成為警世格言。可是，難道能是另壹種情況嗎？治安法官也好，陪審員也好，他們本身都是富人，都來自中間階級，因此他們都袒護自己的同類，都是窮人的天生的敵人。”[53]

其法治虛偽性，在總體上表現得更為明顯。“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主要特點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剝削本國大多數居民並使他們破產和貧困的辦法，用奴役和不斷掠奪其它國家人民，特別是落後國家人民的辦法，以及用旨在保證最高利潤的戰爭和國民經濟軍事化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的資本主義利潤。”[54]在攫取全球資源的基礎上，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可以因為本國社會分配較為均衡，使法治得以建立。但因為剝削高位只能被少數發達國家所有，以至於以至於全球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難以實現法治。

認清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偽性，能客觀看待西方法治的優缺點，破解西方法治優越的片面思維，進而為探尋社會主義法治路徑提供前提。

9.原理九：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

在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體系中，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性，是法學具體原理中的又壹個基本部分。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是資本主義法治虛偽性的邏輯結果。

社會主義法首先來自社會主義社會建立後的民眾需求。《共產黨宣言》指出：“無產階級是現代社會的最下層，它如果不摧毀壓在自己頭上的、由那些組成官方社會的階層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就不可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55]這就是說，無產階級要“抬起頭來、挺起胸來”，不能靠資本主義上層建築的某些“改良”，在資產階級“許可”的範圍內爭得幾個議席，求得政治地位的改善，也不能靠資本家的“恩施”，求得物質和文化生活條件的改善，而必須通過不同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政治統治”和體現自己意誌的“新法制”。這是“歷史的必由之路”。《共產黨宣言》指明這條道路壹百多年以來，不僅若干國家已經走上這條道路，而且壹些繼續沿着這條道路前進的國家的實踐，正在越來越充分地顯示它的科學性、合理性和深刻的根據。

社會主義社會是從舊社會脫胎而來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有許多舊的“痕跡”，但是，它又有許多過去所沒有的“新質”。在所有制上，堅持公有制，在分配方式上，堅持按勞分配，逐步達到物質極大豐富。在國家管理上，由人民直接或間接參與，“壹切公務人員在自己的壹切職務活動方面都應當在普通法庭上按照壹般法律向每壹個公民負責”[56]社會主義的本質需求決定了社會主義不限於規定公民的形式權利，而把重點放在保障這些權利的問題上，放在實現這些權利的手段的問題上。社會主義國家不僅僅應該宣布公民權利平等，而且應該用立法程序把剝削制度已被消滅的事實固定下來，把公民已經擺脫任何剝削的事實固定下來，以保障公民權利平等。不僅應該宣布勞動權，而且應該運用立法程序把社會沒有危機的事實、把失業已被消滅的事實固定下來，以保障公民權利平等。”[57]可知，社會主義法律以勞動人民的權利作為根本取向。

在壹定程度上，因為社會資源仍然有限，圍繞分配的激烈爭奪仍然可能出現，犯罪必然仍然存在，再加上資本主義國家的鐵桶圍殺，所有這些，都決定了社會主義法必然要長期存在，而且要實現社會主義法治，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

社會主義社會中，人民遵守法律將成為普遍可能。因為遵守法律就是遵守自己的意誌，符合自己最大化利益要求。因此，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們對法律的遵守將具有最深厚的動力，從而為社會法治化提供真正的動力。必須強調的是，在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化之前，社會法治化必然有壹個漫長的建設過程。

作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之壹，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性，是必不可少的維度之壹。認識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合理性，能夠增強法治建設的信心。因其歷史必然，即便在橫向比較中，社會主義法治壹時間與最發達資本主義法治國家仍有差距，處於制度高位上的它將來仍然必定走向更優的法治狀態。

10.原理十：法律的東方道路

馬克思主義法學也註意到法律道路的具體差別性。對東方法律道路的研究，是馬克思在晚年思索社會發展與法律進步之間關聯的極為重要的理論關註。

就東方法律文化發展而言，它必然有與西方法律發展不同的規則基因和可能範圍，蘊含在東方法律文化的歷史起源之中。誠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58]與西方不同，古代東方，由於“農村公社社員是用公社團體或親屬會議的名稱來體現的”[59]，其社會演變過程中，血緣聚合力起到巨大協同作用，因此其法權現象的歷史起源具有更為深厚的血緣堆積特徵。

血緣內聚力的始終存在，在行為規則上表現為個人對宗法關係的客觀依賴，進而直接影響東方社會的法律起源。正是在東方農村公社這壹統治基礎上，鑄造了古代東方社會法律文化的基本品格，使東方法律文化系統與西方法律文化系統判然有別。根據馬克思的相關論述，可以看出馬克思主要從以下若干方面闡釋東方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徵。

其壹，風俗習慣的法律功用。東方社會中，起實際法律調整作用的，不僅僅是國家制定的法律規則，也包括實際起作用而被國家認可和賦權的民間規則。馬克思的晚年人類學筆記表明，他充分註意到東方社會法律調整體系的上述特點。其二，村社高於個人的法律取向。農村公社是東方社會的統治基礎，成為古代東方社會的基本單位。“每壹個單個的人，只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壹個肢體，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60]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種種聯繫，往往通過村社來媒介實現。“這取決於亞細亞形式的前提：即單個人對公社來說不是獨立的”。[61]對法律形成和文化生成來說，來自社會基本單位的規則取向，形成了村社高於個人的法律取向，同時也為通過法律實現集體高於個人，甚至集體對個人實行專制奠定基礎。其三，法律的集權依賴。馬克思指出：“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干預。因此亞洲的壹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壹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這種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設施靠中央政府辦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這種設施立刻就荒廢下去。”[62]也就是說，專制政府是東方社會存續循環的必要前提。其四，司法的村社參與。作為社會基本單位，村社不僅通過風俗習慣直接影響法律秩序，而且根據自己的實際控制力而深度參與東方社會的司法活動，呈現出較大的司法參與。從中，也能看出村社對司法的深度參與。而在法學史上，這也是東方法律文化的特殊性之壹。

馬克思主義法學中關於東方道路的闡述，對於後發達的東方國家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也正因為東方法律道路的理論意義，使其成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之壹。當然，從中看到在西方法治道路之外，提引法學研究者必須根據各個國家和地域的獨特屬性進行最終的理論取捨。

三、基本原理的學科意義

總體來說，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對學科本身來說，是紮實的具體支撐。正如引言中所說，沒有基本原理的法學，是不能成立的。有了上述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法學就獲得更大的學科意義，並且為其他法學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討論提供前提與基礎。

具體來說，因為經濟決定法律，關於法律的產生和運行，就要到經濟中尋找根基；因為國家生產法律，就要從國家結構中尋找法律的直接限度；因為法律為階級服務，就要切實找到符合自己階級的法律體系；因為法律的適度反決定，要為法律工具的強大功能尋找適域；因為法律的歷史動態，就要明白法律與時俱進的基本路徑；因為私有制下必然違法，就要理解私有制基礎上法律的必然限度；因為革命超越法律，就要明白資產階級革命本身是對封建制度的最大違法，因此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專政時期不能受制於法律安定性，不被法律束縛；因為資本主義法治具有內在虛偽性，所以不要被資本主義法治表面欺騙；因為社會主義法制必然產生，就要具體探索公有制下如何建立新型法制；因為法律的起源路徑不同，臺灣就要探究東方法治的實現路徑。

總結而言，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支撐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形成，凸顯明確的社會主義法學意識體系，為臺灣共和國的社會主義法治的建立提供法學理論基礎，進而形成社會主義法治思維，推動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馬思主義法學博大精深，發展無限，其基本原理也因思而異。因為篇幅所限，雖然在此不能充分展開，仍然希望本文可以為臺灣的馬克思主義者提供慘考。

臺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基本原理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體系中，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管理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撰寫的《德意誌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着述，揭示了國家社會管理的特性，指出了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管理的局限性及其向共產主義社會管理發展的必然趨勢，闡述了作為過渡階段的無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的方法和策略，從而形成了豐富的社會管理思想。

壹、國家社會管理的特性

1.政治性質

首先，社會管理是國家政治統治的起點。壹方面，國家政權產生於維護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早期的原始公社中，“壹開始就存在着壹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體的監督之下，卻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如解決爭端;制止個別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別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後，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1。這些職位從事的工作就是原始形態下的社會管理，而它們被賦予的權力就是國家權力的萌芽。隨着生產力的逐步發展，“較密的人口在壹些場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共同利益，在另壹些場合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相牴觸的利益，而這些公社集合為更大的整體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護共同利益和防止相牴觸的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就是最初從事社會管理的機構，它們是國家政權的雛形。它們作為公社之間共同利益的代表，在與公社個體的關係上處於獨立的、在壹定情況下甚至是對立的地位，最後這種獨立化逐漸上升為對社會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會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最初通過簡單的分工建立了壹些特殊的機關。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僕變成了社會的主人。”1另壹方面，統治階級產生於管理公共事務的需求。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在壹定歷史條件下，人的相對不發展的勞動生產率是這種需求的根源。他們指出：“只要實際勞動的居民必須占用很多時間來從事自己的必要勞動，因而沒有多餘的時間來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法律事務、藝術、科學等等，總是必然有壹個脫離實際勞動的特殊階級來從事這些事務。”隨着社會不斷發展，這個早期從事社會管理的特殊階級逐步從其他的階級中獨立出來且凌駕於社會之上，最後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

其次，社會管理是國家政治統治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換句話說，統治階級在社會管理上的不作為，必然導致其政治統治的崩潰。在他們看來，英國人社會管理上的失敗，是英國在印度的政治統治終結的重要原因。他們還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每壹個專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們首先是河谷灌溉的總管，在那裏，沒有灌溉就不可能有農業。只有文明的英國人才在印度忽視了這壹點;他們聽任灌溉渠道和水閘毀壞，現在，由於周期發生饑荒，他們才終於發現，他們忽視了唯壹能使他們在印度的統治至少同他們前人的統治壹樣具有某種合理性的那種行動。”

2.階級性質

階級性質是指社會管理代表國家統治階級的利益，這由國家的本質所決定。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國家是社會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它是從控制階級的對立和衝突中產生的。“到目前為止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着的社會，都需要有國家，即需要壹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制、農奴制或依附農制、僱傭勞動制)。”表面上，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實質上卻代表着剝削階級的利益。他們由此揭示出，國家只屬於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他們指出，統治階級總是以國家和整個社會的名義來執行社會管理職能，然而其真實目的並不在於社會管理本身，僅僅將其作為協調階級矛盾、鞏固政治統治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管理在這裏產生了“異化”，即社會管理從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中產生，最後卻代表着統治階級的利益，成為壹種與社會公共利益相制衡的手段。統治階級“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從來不會錯過機會來把越來越沉重的勞動負擔加到勞動群眾的肩上”。統治階級之所以還能夠維持其政治統治的穩定性，是因為：壹方面，這個階級憑藉其在國家政治上的統治地位“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2;另壹方面，人們對國家和統治階級存在壹種盲目的崇拜，“尤其是人們從小就習慣地認為，全社會的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為止那樣，由國家和國家的地位優越的官吏來處理和維護，所以這種崇拜就更容易產生”。

二、資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的弊端

1.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國家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採取的壹種組織形式。雖然在不同文明的國度裏，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不同，這種組織形式會存在形態上的差別，但它們毫無例外地都建立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之上，代表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在談到美國的政黨體制時，他們指出：“我們在那裏卻看到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髒的手段用之於最骯髒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1他們對資產階級國家的社會管理進行了分析，認為它“完全同在專制國家中壹樣，在那裏，政府的監督勞動和全面干涉包括兩方面：既包括由壹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的執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有的職能”。而且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國家社會管理只可能以資產階級的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恩格斯為此寫道：“霍亂、傷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壹再發生，使英國資產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為這些流行病的犧牲品，就必須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衛生狀況。”可見，資產階級是“為自己”管理國家。

2.背離生產力發展的要求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猛烈增長着的生產力，對它自身的資本屬性表現出極強的反作用力。面對這種要求承認生產力的社會本性的不斷增長的壓力，資產階級不得不在資本關係內部可能的限度內越來越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來看，不得不在社會管理上調整措施。他們壹開始採取的措施是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將大量的生產資料社會化。然而，“在壹定的發展階段上，這種形式也嫌不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不得不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這種轉化為國家財產的必然性首先表現在大規模的交通機構，即郵政、電報和鐵路方面”。但是，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有財產，都無法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資產階級的這些做法，日益將資本關係推向變革的頂點。這些做法雖不能解決資本關係上的衝突，卻包含着解決衝突的線索和形式上的手段，它們本身就指明了完成這個變革的道路。恩格斯的這段分析，完全適應當代資本主義的變化。馬克思也指出：壹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另壹方面，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還和資本所有權結合在壹起的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

馬克思、恩格斯進壹步分析，正是資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所暴露出的種種弊端，預示着它必將被壹種更合理的形式——共產主義社會管理所代替。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無產階級國家的出現，是社會管理的進步形態。

三、無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的策略

1.奪取國家政權，建立公社制度

馬克思通過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認為無產階級必須首先經過革命的方式，從資產階級手上奪取國家政權，這是其行使社會管理職能的前提。“(法國)首都的無產者，目睹統治階級的無能和叛賣，已經懂得：由他們自己親手掌握公共事務的領導以挽救時局的時刻已經到來……他們已經懂得：奪取政權(國家權力)以掌握自己的命運，是他們無可推卸的職責和絕對的權利”。

無產階級在壹旦取得統治權之後，就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了，必須建立起公社制度。“公社——這是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把它從統治社會、壓制社會的力量變成社會本身的生命力;這是人民群眾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他們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壓迫他們的有組織的力量;這是人民群眾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這種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眾的敵人用來壓迫他們的假託的社會力量(即被人民群眾的壓迫者所篡奪的力量)。”而公社這個社會組織的出現，就成了無產階級國家的社會管理機構。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公社制度的優越性，體現在它“會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國家這個寄生贅瘤迄今所奪去的壹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

2.逐步將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

對無產階級建立起來的新型國家，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通過壹系列的社會管理措施，壹步壹步地把全部資本、全部農業、全部工業、全部運輸業和全部交換都集中在國家即組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中，並且儘可能快地增加社會生產力的總量。他們指出：“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使它們的社會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實現。從此按照預定計划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

他們還提出：“要做到這壹點，當然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係實行強制性的干涉。”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列舉了壹些具體措施，其中包括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徵收高額累進稅，廢除繼承權;沒收壹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裏;按照總的計劃增加國家工廠和生產工具，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逐步消滅;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等等。以上這些，都是無產階級新型國家應該行使的社會管理職能。

3.完善公社的管理體制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建立後，為了防止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由社會公僕變成社會主人，防止政府官吏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無產階級必須不斷地完善公社的管理體制。只有這樣，才能使國家的職能只限於幾項符合於普遍性、全國性目的的職能，才能使社會管理逐步消除其政治性質。在《法蘭西內戰》中，他們提出了壹系列的主張：壹是普選公職人員。公社要把軍事、政治、行政、司法、國民教育等方面的壹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來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罷免這些公職人員，從而壹舉將所有的公職變成真正工人的職務，不再歸壹個受過訓練的特殊階層所私有。二是建立責任制。公社要徹底清除國家等級制，以真正的責任制來代替虛偽的責任制，使公職人員在公眾監視之下進行工作。三是規範工資報酬。公社要廢除以前國家的高官顯宦所享有的壹切特權以及公務津貼，公社所有的公職人員，無論職位高低，都只能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報酬，從而能可靠地防止人們追求升官發財。他們指出：“公社的偉大社會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採取的各項具體措施，只能顯示出走向屬於人民、由人民掌權的政府的趨勢。”

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論述，指明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及其進行社會管理的策略。他們提出，無產階級“通過公社的政治組織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邁進，他們知道，為了他們自己和為了人類開始這壹運動的時刻已經到來了”。但是，這個過渡階段又是壹個長期而漸進的過程。“目前‘資本和地產的自然規律的自發作用’只有經過新條件的漫長發展過程，才能被‘自由的、聯合的勞動的社會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所代替，正如過去‘奴隸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和‘農奴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之被代替壹樣。”

四、共產主義社會管理的特徵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制度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換句話說，那時有哪些同現在的國家職能相類似的社會職能保留下來?這個問題只能科學地回答。”雖然他們並未就共產主義社會管理的具體形式進行闡述，但在他們的文本中大致描繪了它的兩個基本特徵。

1.社會管理失去政治性質和階級性質

恩格斯指出：私有制、階級、政黨、國家都是歷史的範疇，即在歷史上出現，也會在歷史上消失。因此，“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認為，政治國家以及政治權威將由於未來的社會革命而消失，這就是說，公共職能將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為維護真正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能”。

社會管理卻不會因為國家的消亡而消亡，因為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制度下，有兩個因素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管理的性質問題。壹是國家消亡之後，勞動者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採取的第壹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壹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干預在各個領域中將先後成為多餘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二是私有制被廢除之後，階級就喪失了其存在的基礎。“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壹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壹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壹旦“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裏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也就是說，隨着國家和階級的消亡，社會管理的政治性質和階級性質都將消失，保留下來的僅僅是純粹的服務和管理職能。

2.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社會管理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管理職能，將由自由全面發展的人組成的聯合體來執行。換句話說，每壹個社會成員都將全面地參與到社會管理當中，真正成為了社會的主人。

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社會管理的依據是：首先，在共產主義社會裏，社會生產力已經得到高度的發展，使每壹個社會成員都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全面地參與到社會管理當中。“只有通過大工業所達到的生產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地分配於壹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使壹切人都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來參加社會的理論的和實際的公共事務。”其次，共產主義社會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了條件，使每壹個社會成員都有足夠的能力參與社會管理。由整個社會共同進行社會管理，更加需要得到全面發展的、能夠通曉整個社會管理流程的人。只有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才能使每壹個社會成員擺脫分工給其自身造成的片面性，能夠在社會管理的過程中充分發揮其才能。

臺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對社會公正的看法

是否有所謂馬克思社會公正思想，這並非是壹個沒有爭論的話題。在國外，艾倫 伍德和胡薩米就有過長時間的討論，國內前些年學者們對此也有過熱烈的爭論。但筆者還是堅信，存在着可以稱之為馬克思社會公正思想的壹系列獨特思想。關鍵的問題在於馬克思究竟有着什麼性質的社會公正觀？

第壹，馬克思的社會公正觀從來都沒有站在維護既定的社會公正觀的立場上，而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壹切以公平正義的名義去損害廣大勞動者利益的所謂社會公正觀。站在維護貧困民眾利益的立場上，是馬克思社會公正觀的首要特徵。馬克思從來不在階級分野和對立的社會中，玩弄所謂“為了所有人”的道德矯情，而是公開宣稱捍衛受壓迫階級的利益。早年面對着窮人利益基本沒有法律保障的狀況，他高撐“為窮人要求習慣法”的旗幟，並強調“這種習慣法按其本質來說只能是這些最底層的、壹無所有的基本群眾的法”。確立基本思想以後，他強調自身哲學與無產階級互為壹體。因此，不論何時何地，他都旗幟鮮明地捍衛無產階級的利益，揭露任何施於無產階級的壓迫與剝削，贊美無產階級身上所散發出來的人性光輝。在階級分野和對立的社會中，不是獻媚於富有階級和精英群體，而是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這就是馬克思鮮明的價值立場和理論品格。

第二，馬克思從來不把關於美好社會的理論停留在充滿模稜兩可的“美好”字樣上。“社會公正”不論是道德的還是法權的，都是壹個體現美好動人的字眼。然而，它又是壹個不僅歧義叢生，也往往會“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的意識形態概念。因為，在社會階級分野和充滿利益博弈的社會中，人們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係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係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即使像時下許多人那樣，社會公正被理解為“同壹尺度”下的平等競爭，或稱為“機會平等”，那也是壹種實際上有利於社會強勢群體的制度安排。馬克思明確指出，兩個平等權利之間的競爭，力量總是決定性的。因此，馬克思常常把熱衷於以“正義”、“人道”、“自由”、“平等”、“博愛”、“獨立”等美好詞語去描述社會主義的做法，稱之為“不成熟的大學生”腔調和“虛無縹緲的幻想”。可以說，通過走向歷史的深處去消除籠罩在動人字樣上的虛幻光環，直截了當地說出問題的實質，是馬克思對待社會道德與法權問題的另壹個重要特徵。

第三，馬克思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原則，提出了壹系列破解諸如“社會公正”這類道德與法權觀念之謎的重要理論。馬克思認為，任何道德與法權觀念都是壹定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對壹個社會的主導性道德與法權觀念起決定性影響的是社會主導性的生產方式。勞動力與工資的交換儘管事實上並不等價，“工人的社會地位和資本家的地位比較起來是每況愈下的”，但在市場機制社會裏，只要是按照商品交換的永恆規律行事的，它就被認為是公平的。這說明，社會公正是生產方式的壹種觀念衍生物，並服務於這種生產方式。馬克思還認為，特定的所有制關係決定着特定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並從根本上決定着社會分配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此，只有超越“社會公正”的範疇，訴諸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所有制關係的實際改造，才能從根本上剷除產生社會不公的基礎和源頭，並創立消除社會不公的堅實社會基礎。

第四，儘管馬克思並不否認“社會公正”觀念具有壹定的積極意義，但他壹直拒絕把“社會公正”作為其理想社會目標的重要選項。把社會公正作為價值目標，其最為重要的積極意義在於引導人們對於社會發展作出價值上的反思，不斷促進對於社會嚴重不公的矯正。但這種積極意義的有效性卻是建立在社會存在着嚴重不公的狀況上的。同時，倡導“社會公正”也是壹種控制社會競爭或社會博弈向着惡性方向發展的要求。因此，看不到“社會公正”觀念具有某種積極意義的觀點是不可取的。但是，無論如何，社會公正觀念的有效性領域永遠都是以社會事實上的不公正為前提的。它是對於這種不公正社會的救濟性要求，因而依據這種救濟性要求而採用的社會政策，充其量也只不過是對於這種社會的改良性主張。正是這種特定的問題域，社會公正沒有也不可能成為馬克思對於未來理想社會的壹個重要選項。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馬克思政治哲學思維並非建立在對不公正社會進行校正、改良的基點上，而是建立在剷除產生社會不公正的基礎上。顯然，這是革命的要求而不是改良的要求。也正是持有這種革命的主張使得馬克思在創立馬克思主義後，從根本上拒絕使用所謂“公正”之類的字樣去裝飾未來理想社會。因此，在關於“社會公正”的問題上，不論社會現實如何需要壹個更加積極的肯定的“社會公正”理論，我們也無權把並非馬克思主張的東西，附加或強加到馬克思的身上。臺灣的事情只能從臺灣的實際出發，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指導下去創造和發展。

臺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對倫理的看法

“社會公正”之作為哲學討論的對象，當立足於原則性的理論高度。在這樣的理論高度上，它的提出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方式才能既不糾纏於實證層面的技術性追問，也不局限於經驗或情感層面的倫理批判與道德訴求，而是壹個發生於本體論層面上的旨在澄清前提、劃清界限、指明方向的工作。

因此，當我們從哲學的角度去思考“社會公正”問題時，唯壹能夠提出並給予實質性思考的只能是如下兩種類型的問題：第壹，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公正之成為壹個社會問題的歷史根據何在以及徹底達成社會公正是如何可能的。這是馬克思在社會公正問題上的哲學提問方式，是馬克思針對社會公正以哲學的方式提出的哲學問題。第二，在台灣，造成社會不公正的歷史根據依然存在，並且在短期內將壹直存在的現實前提下，尤其是在這種壹般性的歷史根據與台灣社會的特有癥結交織存在的前提下，社會公正如何可能，我們熱切追求的究竟是何種意義上的社會公正。這是我們在社會公正問題上的哲學提問方式，是我們針對社會公正以哲學的方式提出的哲學問題。

如果說馬克思的哲學提問旨在立足於人類歷史的宏大敘事，通過澄清前提並劃清界限，去論證徹底的社會公正最終是何以可能的，那麼我們的哲學問題則是在馬克思的理論前提下，通過呈現台灣社會公正問題的特有前提，來討論社會公正訴求在當下台灣社會的理想主義性質以及它作為功利主義的相對性公正是如何可能的。

壹、澄清前提：“資本邏輯”與“社會公正” (壹)公正之成為社會問題的根本前提

就其壹般而言的前提或根據而言，直接地說來，對“社會公正”的現實訴求源於人與人的社會關係的異化，即私有財產關係成為支配社會行為的基本邏輯；間接地卻本質地說來，它本源於“異化勞動”的發生或社會勞動的異化性質。由此說來，社會公正之作為壹個社會問題，當最早發生於馬克思所說的“第壹大社會形態”。但是真正地說來，它作為壹個社會問題，在這壹社會形態中還不過是壹個“偽問題”——當整個社會處於普遍的人對人的依賴關係中，當社會不公正表現為壹種社會常態時，個人偶然發生的公正意識與公正訴求根本不可能成為社會性的訴求，而只能被視作對社會體系的背叛而遭到普遍性的抵制。只有當人們擺脫了人對人的依賴關係，獲得了人身自由，即使它還只是形式上的人身自由時，即只有在“第二大社會形態”中，社會公正才真正成為壹個問題。

因此，就其具體而言的本質性前提或根據而言，“社會公正”之真正成為壹個社會問題或者對“社會公正”的真實現實訴求，發生於作為私有財產關係之現代表達形式的“資本邏輯”——更準確地說，是“工業資本”——成為統治整個社會行為的根本原則的時代，即發生於“資本”與“勞動”、“資本家”與“工人”的對立支配整個社會結構的資本主義時代。

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無產和有產的對立，只要還沒有把它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它還是壹種無關緊要的對立，壹種沒有從它的能動關係上、它的內在關係上來理解的對立，還沒有作為矛盾來理解的對立。這種對立即使沒有私有財產的進壹步的運動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現出來，如在古羅馬、土耳其等。所以它還不表現為由私有財產本身規定的對立。但是，作為財產之排除的勞動，即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和作為勞動之排除的資本，即客體化的勞動，——這就是發展到矛盾狀態的，因而也是有力地促使這種矛盾狀態得到解決的私有財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7頁)這就是說，儘管早在古羅馬、土耳其等就已經存在着由於直接的私有財產關係而表現出來的“無產”與“有產”的社會對立，但這種對立還不是由私有財產本身規定的對立，即還不是由資本規定的對立，還不是作為普遍社會意識的對立。只有當私有財產表現為“工業資本”的存在形式，即只有當“無產”和“有產”的對立表現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矛盾)時，它才是從私有財產的內在關係上來理解的對立(矛盾)，才是被社會普遍意識到的對立(矛盾)，也才是促使對立真正呈現出來並真正可能得到解決的對立(矛盾)。只有在“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即矛盾關係中，對“社會公正”的訴求才真正取得了普遍性的社會訴求的形式，才成為引導“社會不公正”走向解決的“真問題”。因此，我們看到，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在大多數情況下，馬克思都是在“資本”的意義上使用“私有財產”的概念，並在“資本”與“勞動”、“資本家”與“工人”的矛盾關係中討論消滅私有財產即消滅資本的根本路徑，探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的歷史必然性與現實可能性。

(二)實現社會公正的根本性路徑

當馬克思把資本邏輯的現實統治作為社會公正之成為社會性問題的根本前提時，就必然意味着他對本質地達成社會公正之根本路徑的思考只能遵循如下基本原則，即只要資本邏輯繼續保持為支配社會運轉的基本力量和基本原則，就不可能有真實意義上的社會公正；只有根本消除資本邏輯對社會行為和個人行為的統治，才可能真正實現普遍的社會公正。

正是基於這壹原則性立場，在同壹個手稿中，馬克思對粗陋的或政治形式的“共產主義思潮”的社會公正訴求，給予了決定性的批判。在馬克思看來，面對私有財產之占有的不公正的經濟事實，“共產主義思潮”對“社會公正”之訴求的全部經濟性內涵，都不過是“從私有財產的普遍性來看私有財產關係”，“不過是私有財產關係的普遍化和完成”(同上，第117頁)，即私有財產的平均化或平分私有財產。且不談在根深蒂固的資本邏輯占據統治地位的社會前提下，這種絕對“平均主義”的社會公正主張根本就是浪漫主義的幻想，即使它真的成為壹種社會現實，也並不意味着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的到來，因為“工人這個範疇並沒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廣到壹切人身上；私有財產關係仍然是整個社會同實物世界的關係”。(同上，第118頁)因為在這種前提下，“共同性只是勞動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資本即作為普遍的資本家的共同體支付的工資的平等。相互關係的兩個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的程度：勞動是每個人的本分，而資本是共同體的公認的普遍性和力量”。(同上，第119頁)

“共產主義思潮”對“社會公正”本身的合理性訴求，何以完全跌落於這種理論幻境呢？對此，馬克思有壹個原則性的診斷，即全部問題的根本癥結在於：“它雖然已經理解私有財產這壹概念，但是還不理解它的本質。”(同上，第120頁)在馬克思看來，私有財產並不是作為拜物教徒、天主教徒的貨幣主義者和重商主義者看來的、僅僅以金銀貨幣的物化形態而存在的在人之外的天然存在，而是人的勞動的產物。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作為自為的活動、作為主體、作為個人的私有財產，就是勞動。”(同上，第112頁)換言之，正是勞動，即“異化勞動”，造成了私有財產的經驗性存在。因而只有消滅“異化勞動”，才能從根本上消滅私有財產或資本以及“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才能使工人真正擺脫他作為工人的身份和地位，也才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明確指出：“工資是異化勞動的直接結果，而異化勞動是私有財產的直接原因。因此，隨着壹方衰亡，另壹方也必然衰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1頁)

這是馬克思對實現社會公正根本性路徑的原則性判斷，即只有從根本上消滅異化勞動或勞動的異化性質，只有徹底摧毀由於異化勞動而導致的私有財產關係以及作為其現代表達形式的資本邏輯，才能最終達成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這是壹個基於哲學的，即唯物史觀立場的原則性判斷，是壹個發生於社會本體論高度上的判斷，因而是壹個具有歷史終極指向性和科學路徑唯壹性的判斷。也許，面對馬克思的這壹原則性判斷，非批判的實證主義者、狹隘的功利主義者、自私的利己主義者以及無原則的實用主義者，都可能會嗤之以鼻。那麼，我們可以借用馬克思的壹句話來回答他們：“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頁)馬克思對社會公正之成為社會問題的根本前提以及本質達成社會公正之唯壹科學路徑的哲學論斷，恰恰揭示了他們的根本癥結所在，並決定性地呈現出鮮明的理論界限。

二、劃清界限：社會公正問題的多重理論向度

社會公正的本質與資本邏輯的秉性是相背離的，但社會公正之作為壹種普遍性的訴求又恰恰生成於資本邏輯統治人類社會的時期。這就決定了理論家們對社會公正問題的討論必然具有多重理論向度。當馬克思把消滅資本邏輯作為發生於哲學學科內的原則性高度的唯壹路徑時，他並不排除基於其他學科向度討論這壹問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尤其是，當資本邏輯的根本解構表現為壹個遙遠的歷史性任務，當資本邏輯現實地保持為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方式，在這樣的社會前提下，基於倫理學向度的資本邏輯批判與社會公正訴求，以及基於政治學、社會學等實證學科視閾的、旨在規範資本邏輯和推進社會公正的制度設計與技術性改良，當然具有現實的必要性、合法性與重要性。然而，當這樣的理論向度被歸結為唯壹合理和唯壹可能的理論路徑，因而蛻變為狹隘的倫理主義和非批判的實證主義時，它們就成了馬克思無法容忍的、無原則無前提的理論錯誤了。在這種情況下，“澄清前提”，進而“劃清界限”，對於我們始終保持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自覺而言，就成為壹個極有意義的工作。

(壹)倫理向度與倫理主義

只要社會中存在着不公正的現象，對社會不公正的倫理批判就必然存在。在談到“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在“食利者”與“無產者”的對立中看出社會中的“兩極”，並給予浪漫主義的道德控訴時，馬克思曾經壹針見血地指出：“這種對立差不多在壹切比較發達的社會生產階段都是存在過的，而且從遠古時起，所有的道德論者就廣泛地談論過這種對立，而在無產階級運動的初期，當無產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還有共同利益的時候，這種對立又重新被提出過。”(馬克思、恩格斯，第537頁)

壹般而言，在公正意識的普遍性社會啟蒙以及作為社會運動的公正實踐活動的初期，對社會不公正事實的倫理批判和道德控訴是有意義的，但它的意義或合理性完全依賴於並奠基於對公正問題在唯物史觀意義上的本體論前提的科學設定。否則，它就必然會像倫理社會主義壹樣，成為壹種純粹浪漫主義的東西，或者成為壹種列寧稱之為的“小市民道德”和“小市民態度”。(參見《列寧全集》第1卷，第377頁)正如當時俄國的民粹派壹樣，他們常常根據存在着壓迫、死亡、失業等現象的不可辯駁和毋庸置疑的事實，“來竭力證明資本主義是壹種極其不好的東西”(同上，第325頁)，指責資產階級是壹種作為“自發勢力”的、“不斷混進生活之中”的“奸詐之徒”，而“問題的關鍵只在於清除‘奸詐之徒’”。(參見《列寧全集》第1卷，第328頁)他們完全不懂得：資產階級絕不是社會進程中的“自發勢力”，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壓迫、死亡、失業等社會不公也絕不是偶然出現的現象，而是資本邏輯的必然結局。他們不知道，“‘道路’已經選定，資本的統治已成事實，這種事實絕不是藉責罵申斥所能迴避”。(同上，第357頁)當他們“由於高度的道德感而氣憤到了極點”，叫喊着“承認資本主義是壹個‘組織’就是不道德”時，他們不知道，“恰恰相反，故意歪曲真相”，把資本的統治“描繪成某種沒有料到的偶然東西才是不道德”。如果他們把資本統治的“這壹事實作為同‘社會’談論道德的資料，而閉眼不看正在進行的鬥爭，懷着午睡般的寧靜心情喃喃地說：‘要防護’，‘要保障’，‘要組織’——那就是浪漫主義者，是幼稚的反動的浪漫主義者”。(同上，第371頁)當本具有壹定合理性的對由資本邏輯而來的社會不公的倫理道德批判，淪落為如此而言的倫理主義或浪漫主義時，列寧再度深刻地指出：我們就“因此不能不承認桑巴特的斷言是正確的。他說：‘馬克思主義本身從頭至尾沒有絲毫倫理學的氣味’，因為在理論方面，它使‘倫理學的觀點’從屬於‘因果性的原則’；在實踐方面，它把倫理學的觀點歸結為階級鬥爭”。(同上，第398頁)

在這裏出現的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倫理批判與倫理主義立場的根本界限。前者基於“因果性的原則”，基於唯物史觀的本體論敘事，把社會所存在的不公正的事實歸結為作為歷史必然環節的私有財產與資本邏輯的必然後果，把實現社會公正的根本路徑歸結為消滅私有財產，摧毀資本邏輯，並據此賦予倫理批判與道德控訴以堅實的理論根據和理論合法性；後者則完全不懂得或者徹底放棄這壹理論前提，並因而把壹切社會不公正的發生歸結為偶然性的事件，企圖通過對它們的任意詛咒和道德審判，幻想着由於“食利者”和“奸詐之徒”的人性覺悟，社會公正會在某壹天的早晨或黃昏突然到來。

當再度重溫列寧在100多年前寫下的如上論述時，我們恍惚覺得他不是在批判俄國“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而是在與21世紀的“經濟內容”對話。它讓我們想起當代經濟學家和倫理學家對金融危機根源的所謂深刻反思。儘管我們並不否認金融倫理缺失和金融監管不力與金融危機間的關聯，也並不否認強化金融倫理、加強金融監管的意義，但是只要他們徹底遺忘了資本邏輯與金融危機的本質性關聯，而僅僅訴諸給金融資本套上道德規範和制度監管的枷鎖，那他們也必將成為2l世紀的“要防護”“要保障”“要組織”的喃喃自語的浪漫主義者，而且也是“幼稚的反動的浪漫主義者”。在並未真正觸及資本邏輯的前提下，作為對個人而言的內在性約束機制和對社會而言的外在性約束手段，不論是金融倫理職業道德，還是技術性的制度監管，都將是蒼白無力的——儘管它們很重要。

(二)實證向度與實證主義

如果說發展是人類歷史永恆的主題，那麼社會制度的改良就總是處於不斷發展中的社會常態機制。因此，立足於實證科學的向度，對社會制度或社會體制的技術性設計和技術性改良，顯然是持續推進社會公正的必要手段。然而，壹旦它徹底遺忘了作為研究對象的社會公正的歷史性和所有技術性手段賴以為據的原則性前提，壹旦這種技術性或改良性的手段被視作革命性的舉措，並被作為唯壹有效的根本性路徑，它就必然走向無原則無歷史的技術主義或非批判的實證主義。

歷史上作為經濟學家的蒲魯東先生和現實中作為蒲魯東先生的經濟學家們的理論癥結就在於此。就此癥結，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曾有明確斷言：“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非常明白，人們是在壹定的生產關係中製造呢絨、麻布和絲織品的。但是他不明白，這些壹定的社會關係同麻布、亞麻等壹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頁)實際上，早在此前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是據此指證蒲魯東以“工資平等”為核心的社會公正主張的技術主義或實證主義本質。

就馬克思而言，他之所以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能敏銳地指出蒲魯東公正理論的根本癥結，正是因為他已經初步但卻原則性地意識到私有財產的歷史性，從而意識到壹切以私有財產為前提的社會公正訴求的虛偽性。我們看到，在對“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的分析中，馬克思壹開始給自己提出的問題就指向國民經濟學家為自己設定的當然理論前提，即作為經驗事實和永恆事件的私有財產。但是，對異化勞動四重規定性的分析表明：“與其說私有財產表現為外化勞動的根據和原因，還不如說它是外化勞動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頁)私有財產關係並不是壹個從來就有的永恆事實，它是有來源的，因而也就不能被作為經濟學的當然理論前提。然而，由於國民經濟學家倒果為因，不懂得私有財產的歷史性，壹方面駐足於私有財產的當然性前提，另壹方面卻試圖天真地去討論勞動產品的非異化的公平分配，就必然陷入“表面的矛盾”(同上，第101頁)，即作為當然前提的“私有財產”與“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同上，第100頁)的矛盾；這壹矛盾的“表面”性質在於：由於作為“生產的真正靈魂”的“勞動”並不是壹般意義上的勞動，而是作為私有財產之本質來源的“異化勞動”，因而“私有財產”與“勞動作為生產的真正靈魂”的矛盾並不是私有財產與勞動、私有財產的原則與勞動者的利益、私有財產與社會公正的矛盾，而是作為私有財產之根據和原因的“異化勞動”與作為異化勞動之結果的“私有財產”的矛盾，因而是“異化勞動同自身的矛盾”。(參見同上，第101頁)換言之，只要國民經濟學家真正懂得了他作為當然理論前提的私有財產的本質來源，從而把私有財產本質性地歸結為“異化勞動”的結果，他就會真正明白他所謂的“矛盾”的虛幻性質，真正明白他的勞動或勞動者的立場不過是異化勞動或資本家的立場，也就會真正明白他以私有財產為前提的公正訴求不過是對私有財產、異化勞動或資本家而言的公正而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明確指出：“國民經濟學雖然從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這壹點出發，但是它沒有給勞動提供任何東西，而是給私有財產提供了壹切。而國民經濟學只不過表述了異化勞動的規律罷了。”(同上，第100頁)

就蒲魯東而言，他完全繼承了國民經濟學家的理論前提，但卻試圖從這壹無歷史的私有財產的理論前提出發，或者說從國民經濟學的“矛盾”出發，得出“有利於勞動而不利於私有財產的結論”。(參見同上)對於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來說，既然私有財產已經被作為固有事實和當然性的理論前提，它自然也就是無需觸及、也無法觸動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在推進社會公正的領域中，他唯壹能給自己提出的任務只能是作為技術性工作的分配製度的改進或完善，即“強制提高工資”或“工資平等”。(參見同上，第101頁)其實，這是壹個完全符合其理論前提的技術性方案——“工資和私有財產是同壹的”(同上)，也是壹個反過來進壹步鞏固那個理論前提的非批判的實證主義方案：壹方面，“強制提高工資(不談其他壹切困難，也不談這種強制提高工資作為壹種反常情況，也只有靠強制才能維持)，無非是給奴隸以較多報酬，而且既不會使工人也不會使勞動獲得人的身份和尊嚴”；另壹方面，“蒲魯東所要求的工資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同他的勞動的關係變成壹切人同勞動的關係。這時社會就被理解為抽象的資本家”。(同上)

這就是作為經濟學家的蒲魯東先生的社會公正方案的理論歸宿，而只要人們依然沒有認識到蒲魯東先生經濟學理論前提的歷史性，那它也必將成為壹切作為蒲魯東先生的經濟學家的必然歸宿——無原則的技術主義或非批判的實證主義。當然，它之作為“無原則”的技術主義，並非徹底虛無主義的無原則，而只是就勞動與工人利益而言的無原則，實際上它恰恰符合私有財產和資本邏輯的原則；它作為“無批判”的實證主義，也並非徹底虛無主義的無批判，而只是就勞動與工人立場而言的無批判，實際上它恰恰代表了作為私有財產和資本邏輯之人格化存在的資本家對工人社會公正訴求的批判。因此，正像馬克思指出的那樣，“在這裏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4頁)，“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同上，第435頁)

臺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的本質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實現了人類政治思想史上的科學發展。第壹次把對國家的認識奠定在客觀的歷史發展基礎上，對國家的起源、發展及其消亡的客觀規律，以及國家的類型、本質、職能及其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科學的闡述。臺灣共和國共產黨將“建立和發展臺灣的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但是，臺灣內部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認識和理解並不壹致。部份親中共的統派團體提出，壹國兩制，打着打着和平統壹與壹國兩制以及臺灣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旗號，意圖否定國家的階級性，否定臺灣共和國共產黨主張的社會主義獨立建國的設想，企圖用壹國兩制的超階級的國家觀來指導臺灣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回顧歷史，從孫中山與蔣介石的國家中立論，再到今天的壹國兩制思潮，可以看出，它們在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和國家學說上有着不少共同之處。歷史總是那麼驚人地相似！種種錯誤思潮的壹再活躍警示我們，現實的政治鬥爭依然沒有停息，我們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為指導，認清真相，澄清迷惑，批判錯誤，大力反擊。

壹、關於國家的兩個基本問題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圍繞國家問題的理論鬥爭和政治鬥爭十分尖銳。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學說主要受到了兩方面的攻擊和歪曲：壹是來自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二是來自工人運動中和黨內的機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學說在與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鬥爭中，在與各種歪曲和詆毀的鬥爭中，以其科學性贏得了廣大無產階級的認同。此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繼續在與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鬥爭中推動國家學說的發展。當代中國關於國家的認識依然充滿着分歧和對立。社會中不斷出現攻擊、否定馬克思恩格斯國家學說特別是列寧關於國家的學說的言論。“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等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核心概念和學術話語體系，似乎成為保守、落後的代名詞。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及其國家學說好像已成為明日黃花。”撥開紛亂的表面，可以看到，無論是過去的歷史中還是在當今時代，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與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分歧主要在兩個基本問題上：壹是國家的性質，壹是國家的職能。

1.關於國家的性質

臺灣關於國家性質存在根本對立的觀點，壹些人極力抹殺現代資產階級國家的階級性，誇大其社會管理職能。他們認為，國家是超階級的、中立的。因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沒有壹個統壹的掌握統治權的階級或階級集團了，只有階層或利益集團，沒有任何特殊的階級或階級集團能將國家權力據為己有。在這種社會階層結構中，國家是超階級的中立者，是全社會的管理者和保障者。

事實上，這不是什麼新鮮的言論。這些觀點依然是那些早已被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所徹底批判過的。由於“馬克思把階級鬥爭學說壹直貫徹到政權學說、國家學說之中”，由於馬克思的國家學說揭露了資本主義國家依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的本質，這壹學說不斷遭到資產階級的猛烈攻擊。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極力把資產階級國家說成是超階級的、永恆的、不可侵犯的，其目的是力圖掩蓋國家的階級本質，消磨勞動人民的階級意誌，轉移工人運動的鬥爭方向，使資本主義制度永存。馬克思總結革命經驗提出：只有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才能實現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推動歷史的前進。馬克思告誡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壹定會用武器來反對無產階級的要求，無產階級不能僅僅在觀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資產階級共和國範圍，而必須採用實際的革命鬥爭來改造現實社會。

在國際工人運動中也存在着對國家的錯誤認識。馬克思先後批判了蒲魯東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進行政治鬥爭的主張，批判了巴枯寧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進行任何政治行動、反對壹切國家的無政府主義，批判了拉薩爾的唯心主義國家觀，為國際工人運動樹立起壹面戰鬥的旗幟。但是，否定國家階級性的論調並未消失。馬克思逝世後，在國家問題上的鬥爭依然很激烈。資產階級也加強了向馬克思主義的進攻，極力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和散布對資產階級國家的幻想。他們宣揚私有財產和父權制的壹夫壹妻制家庭等古已有之，而且今後也不會變。他們極力美化資產階級民主，把資產階級國家宣揚成超階級的、為全民服務的機構。在當時，這類言論對剛剛興起的工人運動產生了很大的腐蝕作用。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人也提出，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已經改變，黨的任務不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合法的議會鬥爭了。這種認識混淆了原則問題，模煳和掩蓋了階級差別，麻痹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誌。面對在國家問題上的混亂和對立，恩格斯再版了《法蘭西內戰》，出版了《哥達綱領批判》，寫作並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闡述馬克思的基本思想，批判錯誤觀點，並告誡廣大無產階級必須認清國家的階級實質，破除對資產階級國家的迷信，進行堅決的革命鬥爭，無產階級才能取得國家政權，才能實現無產階級的革命目標。

否定國家階級性的論調依然在延續。特別是二戰以後，壹些人誇大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制度發生的壹些非本質的變化，宣揚其中立性和公共性，宣揚資本主義國家正逐漸克服階級局限而日益成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在工人運動內部，也有壹些人把國家說成是超階級的，是維護全社會利益的機關，否認國家的階級性。對此，列寧堅決批駁：“在馬克思看來，如果階級調和可能的話，國家既不會產生，也不會保持下去。”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類型的國家的領導階級不同，但它們都是有階級性的，超階級的國家是不存在的。國家的社會性從屬於國家的階級性，因此，當國家以民主、自由、法治的面目出現時，依然不能抹殺其階級性質和意識形態屬性。同時，不能把國家的階級性僅僅理解為政治領域存在階級鬥爭，在國家的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之中，不難看到階級鬥爭的身影。恩格斯曾無情地譏笑把“自由”和“國家”連在壹起的荒謬。“自由國家”完全是壹個矛盾的概念，二者根本不可能聯繫在壹起。“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壹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2.關於國家的職能

壹些人片面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認為馬克思僅僅將國家視為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暴力工具，而當前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都表明，國家已經越來越不再需要階級統治了，而需要發揮它的社會管理職能。黨中央提出的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也被壹些人進行了片面的解讀，認為臺灣只需要進壹步強化國家的社會職能就可以了，不能再談什麼階級性和專政職能。這類觀點很有市場。

這類觀點早在從西歐資產階級革命和民主革命完成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就已經出現了。這壹時期的相對和平為機會主義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第二國際內部出現了壹股鼓吹改良主義、反對暴力革命的修正主義思潮，代表人物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領袖伯恩施坦。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內部社會性因素在不斷產生和發展，可以通過議會鬥爭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不需要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將革命目標集中在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上，認為如果說馬克思的時代，國家確實是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那麼在實行了普選制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以民主手段建立的國家成了具有平等權利的各階級實行共同管理的工具，它具有調節和緩和各社會階級之間矛盾的職能。“在壹百年前需要進行流血革命才能實現的變革，我們今天只要通過投票、示威遊行和類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實現了”。伯恩施坦認為應當保存資產階級這個國家機器並使之完善化。這些思想極大地阻礙了工人運動的發展，受到了恩格斯和列寧的堅決批判和駁斥。“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在民主共和國特別是像瑞士或美國那樣壹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國裏，國家究竟是人民意誌的表現、全民決定的匯總與民族意誌的表現，還是使本國資本家能夠維持其對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統治的機器？這就是目前世界各國政治爭論所圍繞着的基本問題。”資本主義國家民主制度的不斷完善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等機會主義者迷戀階級合作和議會道路的社會土壤。但是，仔細考察壹下資本主義民主的結構，到處可以看到對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資本主義社會裏的民主是壹種殘缺不全的、貧乏的和虛偽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列寧批判了“議會民主”主張的錯誤，論述了民主和國家的關係。民主是壹種國家制度，它的存在總是與不民主、與專政聯繫在壹起的。任何民主都只是階級的民主。“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即壹個階級對另壹個階級、壹部分居民對另壹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統的暴力的組織”。民主是相對於專政而存在的，擴大到壹切人的民主，也就是民主的消亡。所謂排除了壹切鎮壓功能的“自由的人民國家”是對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的美化和對廣大勞動人民的欺騙。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必然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隨着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實現其統治職能的方式、統治職能的表現形式也必然會隨之而變化，但是這些形式的改變並不會改變國家為資產階級統治服務的本質。在現代資產階級民主的外表下，無產階級尤其需要保持清醒的認識，深入到國家的本質。恩格斯指出，歷史上的剝削階級國家，政治權力大都是以財產狀況為基礎的，歸根到底都是財富的統治，只是具體形式在不同國家有區別。在奴隸制國家和封建制國家，政治權力和財產狀況直接合壹，是直觀就能看出來的。在某些資產階級代議制國家的初期也曾有過按財產狀況規定選舉資格的情況。而在國家發展的高級階段，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已經不再公開講財產的差別，而是財富的間接統治了，“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在這壹階段，這些國家，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旗幟，標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名義上全體公民都有平等的民主權利，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但在實際上由於各種附加條件的限制，很大壹部分窮人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所以說：“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未忽略過國家是兩個職能的統壹。國家在堅持其統治職能的同時，必須履行、發展和完善它的社會管理職能。社會管理職能是統治階級維護統治的重要基礎，“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 無產階級國家雖然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但依然是“半國家”，“無產階級需要國家政權，中央集權的強力組織，暴力組織，既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也是為了領導廣大民眾即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者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在社會主義國家，必須保持國家的專政職能，積極鞏固和捍衛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勝利果實，為實現向更高社會形態的過渡提供根本保障。否則，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就難以保障。社會主義國家也必須發展和完善它的社會管理職能。臺灣共和國共產黨提出要進壹步提升國家的社會管理能力，建構屬於臺灣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在發展和完善社會管理職能。同時，我們要認清：“無論是把國家治理現代化與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還是把法治國家與社會主義制度對立起來，都是錯誤的，都是沒有看到國家的階級職能在當今世界上依然是客觀存在的。國家的階級性告訴我們：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法治國家，壹刻也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

二、科學理解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積極發揮戰鬥性作用

回顧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在國家問題上的戰鬥歷程，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發展處處閃耀着科學性和戰鬥性的光輝。當今時代，我們依然需要高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旗幟，回應和批判各種錯誤思潮的挑戰，發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戰鬥性。當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潮，在各類宣揚“客觀”、“中立”的國家治理言論的背後，是日益激烈的國際話語權的爭奪以及政治對立。壹些人極力否認國家的階級屬性，粉飾資產階級國家，頌揚資本主義制度，美化壹國兩制，其根本意圖在於攻擊馬克思主義，攻擊臺灣共和國共產黨，歪曲和否定社會主義獨立建國的主張。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戰鬥性的發揮是以科學性為基礎的。這是科學的理論，而且正是基於對國家的科學認識，恩格斯敢於指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任何國家都是對被壓迫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國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國家具有“禍害”的壹面。“國家再好也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壹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壹樣，不得不立即儘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壹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為止。”現存的仍然處於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由於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現實的階級狀況，無法完全避免壹些問題，但必須努力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積極推進經濟建設、民主政治建設和社會建設，在建設中要防止和逐步消除同國家存在相聯繫的種種弊病，才能最終實現恩格斯所說的“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壹代有能力把這全部國家廢物拋掉”。把國家的產生和消亡都看作生產力發展到壹定歷史階段的結果，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壹個歷史的範疇。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隨着階級對立和階級差別的消滅，國家也將消亡。

綜觀當前思想理論界關於國家的種種錯誤思想觀點，壹方面，我們必須發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戰鬥性，堅決揭露這些錯誤思想觀點的實質、意圖，揭露他們攻擊馬克思主義，攻擊臺灣共和國共產黨，歪曲和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另壹方面，還要看到它們有其孕育形成和發展的社會土壤。列寧指出，機會主義的主要內容是階級合作。但是，機會主義的產生不是偶然的現象，不能歸因於個別人物的罪孽、過錯和叛變，而是當時社會歷史時代的產物。資本主義相對和平發展的客觀條件產生並培植了機會主義。第二國際的領袖們在“統壹”、“團結”的名義下，採取調和、縱容和庇護的態度，使機會主義鞏固和發展起來，逐漸占了上風。第壹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機會主義者完全背叛了社會主義，墮落成為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因此，對於臺灣社會各種錯誤思想的壹再抬頭，也必須認識到這些思想產生的社會現實根源，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精神。不容忽視的是，當前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的確對馬克思主義造成了壹些挑戰，臺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深入地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科學闡釋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既是理論的科學發展，也是應對現實的理論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光輝典範。“臺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為指導，偏離了這壹理論，就會走彎路。”科學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辨析和駁斥國民黨與中共關於國家問題上的種種錯誤觀點，解答和回應來自不同立場的種種責難與攻擊，才能實現臺灣的社會主義獨立建國事業的勝利。

工人階級的制度設計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前言

本文屬於漫談性質的文章，匯集了不同的工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觀點，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背景的工人階級對制度設計的構思，為社會制度建設提供了參考，本文由社會制度與經濟制度以及政治制度還有分配製度四篇文章組成，四篇文章分別由四個作者完成，分別寫於不同歷史時期，之所以把四篇文章合併為一篇文章，主要是因為這四篇文章結合在一起剛好可以拼湊出完整的具有參考價值的有利於工人階級的制度設計。

社會制度

生產方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 

　　大型生產手段和交換手段的社會化創造了新的生產方式，這種新生產方式的基礎已經不是社會剩餘產品的私人佔有了。但是，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生產手段的社會化還是同必需品的私人佔有相聯繫的，這種私人佔有的形式是工資、交換、是出賣勞動力以換取貨幣工資。此外，部分社會剩餘產品還是以個人在消費上享有特權的形式被私人佔有了，而在過渡社會的官僚主義變形的制度下，這種特權的規模可能是很大的。因此，私人利益仍然是刺激個人在經濟上出力的基本因素。經濟也仍然是貨幣經濟。 
　　從經濟的觀點看，以大型生產手段集體所有制及社會剩餘產品集體佔有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同繼續作為個人經濟活動主要動力的私人利益之間的矛盾，經常是計劃經濟中摩擦和矛盾的源泉。 [2] 但是，從而產生的社會矛盾則比經濟矛盾還更重要。作為個人一切能力的充分發揮，同時也作為個人自覺地為社會服務的"勞動"，是一種概念，作為"謀生"手段，作為取得生活資料，或取得能滿足個人需要的一切商品和服務的手段的"勞動"，又是一種概念，這兩種"勞動"的概念，從長遠來看，是互不相容的。 
　　只要經濟基本上仍然是貨幣經濟，只要大部分需要之能否滿足決定於各人手裏貨幣量的多少，只要在物資相對缺乏的情況下，還是按照錢包裏錢的多少來決定分配東西多少，那麽，大家為了多取得些貨幣而互相鬥爭，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擔任了某些社會公職就能更容易地取得相對稀少的商品和服務，那麽，向上爬、用人唯親、貪汙、對"上級"卑躬屈膝、對"下級"專制橫行，這些現象仍然會大量流行，這也是不可避免的。沒有生產者、消費者和公民的真正民主，沒有這些人對行政官員和領袖的行為進行嚴格的、自由的監督，不能合法地、不遭到有組織的集體抗拒而撤換這些行政官員和領袖，所有這一切缺點只能加劇金錢在社會生活一切方面的腐蝕作用。貨幣經濟和商品經濟的殘餘本身就意味着必然會殘存着生活中一切都可用金錢購買的現象，而這種現象是貨幣經濟和商品經濟在村社自然經濟中出現時就已產生了的。如果在過渡經濟時期，能否得到生活享受是由制度規定的，而不是用錢直接買賣的，那麽，一切都可用金錢購買這種作用就變成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但這並不是說這種作用就不大了。關於這一點，蘇聯就千方百計鑽營當大學生而產生的流弊所進行的公開討論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3] 
　　在蘇聯和別的地方，權威人士和有影響的作者都不斷地認為：首先應當"樹立新的思想"，在未能消滅物質刺激、未能過渡到按需分配以前，勞動首先應當成為"個人真實感受到的一種必要"； [4] 他們這種看法真是一種"以主觀願望代替客觀現實的偏向"，顛倒了本來很明顯的因果關係。事實上，在心理革命還未能完全顯露以前，新的社會主義覺悟還未能普遍提高，以代替舊的自私心理以前，首先應當用生產大量財富、提供大量服務的辦法來消滅貨幣經濟。在過渡社會時期，特別是在蘇聯，產生個人發財欲望的，不是"資本主義殘餘"，而是按金錢多少來分配的日常的現實情況。想要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對資本主義舊社會的殘餘進行鬥爭"，來建立"共產主義覺悟"，這真正是一件永遠徒勞的工作。 
　　個人的佔有欲，作為個人經濟活動的主要動力，還未能消滅以前，必須讓這些個人得到下列這種體驗：社會，從一個虐待子女的後母，已變為一個慷慨的、體諒人的母親，她自動地滿足全體子女的一切基本需要。應當讓這些個人不知不覺地取得這種體驗，過去原始公社時期遺留下來的精神會回應這種體驗的，因為7000年來人剝削人的作用還未能完全埋葬這種精神。這種體驗的結果應當是覺悟，更好的結果應當是產生新的習慣，以便完成心理革命，以便舊的人死亡，讓位給未來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人。 
　　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認為物資豐富是建立充分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其意義在此，其理由也在於此。只有實現新的生產方式和新的分配方式，才能產生新的生活方式。問題不在於宣傳社會主義道德，而是要創造社會的和心理的物質條件，使大多數人自然而然地實行這種社會主義道德。 

個人工資和社會工資 

　　工資這個概念的定義是由許多特點來規定的。其中最重要的有兩種，一種是：以貨幣形式支付的錢（價格），換取一定量的勞動（一定時間的勞動）；另一種是：嚴格地按勞動量、按確切地計算的耗費勞動力的時間而支付的錢。只要工資繼續存在，至少是作為勞動（向生產手段的個人所有者提供的勞動，或向國家、集體所有者提供的勞動）報酬的主要形式而繼續存在，那麽這些定義，同在資本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裏一樣，在資本主義以後的社會（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也仍然是有效的。 
　　生產手段集體所有以後，就不再有工資勞動階級了，"因為一個勞動者不能把他的勞動力出賣給自己"。這種論斷是粗暴的詭辯。集體財產是歸集體所有的財產，而不是這個集體的每個成員的財產。一個合作社的社員很可能把他個人所有的一輛車子賣給他所屬的那個合作社。同樣，一個勞動者也可以把他個人所有的勞動力賣給他所屬的集體。必須出賣勞動力才能取得必要的生活資料，這證明工資勞動階級還是存在的，無論從交換形式（按一定的貨幣價格而出賣）的觀點看，還是從其內容（勞動者出售他所有的、並且他自己無法利用其使用價值的唯一商品，以便換取其他的商品；這些商品的使用價值對於他自己和他家庭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不通過交換是不能得到的）的觀點看，都一樣。 
　　但是，早從壟斷的資本主義時期起，從工業上先進的國家出現強大的工人運動那時候起，個人工資就已經不是個人勞動報酬的唯一形式了。與個人工資同時並存的還有社會分紅或社會工資。 [5] 這就是不管個人對社會有什麽貢獻，社會保證個人能夠享受的各種福利：免費的初級教育（以後是中等教育），免費的學校午餐，免費的醫療、住院、以至藥品，公園、博物館、體育場免費享用，免費的或幾乎免費的市政設施，如路燈等。 
　　當然，關於"免費教育"或"免費醫療"這些詞的意義要取得一致。免費只是對個人來說的；社會當然要"支付"這些福利事業的費用，就是說要把一部分資源（一部分可以使用的勞動時間）用來滿足這些需要。因此，"社會工資"，就是為滿足全體公民的某些需要而支付的費用的社會化。 
　　這種"社會工資"預示着，至少是潛在地，未來的分配方式，即朝向滿足全體個人需要的經濟。以滿足需要為基礎的經濟是反對商品經濟的，因為它優先滿足這些需要，因為它不管個人所提供的確切計量過的等價品（交換！）而進行分配。 [6] 甚至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也不管孩子們的父母付不付稅，不管他們的工作是不是對社會有益，不管他們是"好公民"還是常常違反普通法的罪犯，初級教育總是免費的。 
　　但是，這種"社會工資"只是預示着按需分配方式；卻不是這種方式的確切的形象，甚至也不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社會裏的分配方式的確切形象（假定最富裕的國家進行這種過渡，也許是例外）。事實上，放棄的只是工資的商品貨幣形式，而其斤斤計較的可憐的內容則始終存在。 
　　既然我們的經濟始終是物資半缺乏的經濟，於是社會服務常常總是被當作窮親戚看待的。社會服務的分配不是在豐富的情況下進行，而是按某種標準配給的，有時候甚至還帶有強制性的（教育、預防注射、等等）。教室裏學生太擠；排隊看病或者診斷潦草；經常怠慢"免費的"顧客，而照顧"付錢的"顧客；所有這一切使"社會工資"這種初步形式更接近於產生這種形式的商品社會，同應當為富足開闢道路的社會主義社會，則相去較遠。 [7] 費用社會化的內容，無比地更為豐富，更為自由，更為多樣化，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才能表現出來：免費的圖書館，要實際上能提供所需的一切方面的書（而且還要座位不是嚴格限制的！）；免費的博物館和公園，使全體公民都能享受到過去只有少數富有階層和知識階層才能享受的愉快。 
　　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產生了兩種情況，這兩種情況將徹底地改變分配方式：一方面，"社會工資"應當越來越接近其"理想的"水平，即物資充裕的水平；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物資和服務應當逐步地從通過交換（購買）而分配的資源類，轉到按需分配的資源類裏去。 
　　決定分配方式這種改變的條件，仍然離不開物資半缺乏社會的一些要求。在未能擺脫經濟打算這種由來已久的沉重包袱以前，社會不得不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精打細算。因此可以首先實行新分配方式的物資和服務是那些： 
　　1．性質很相似的； 
　　2．無論價格下降，無論收入增加，其需求仍然不變的； 
　　3．很難用以代替其他按商品經濟交換辦法進行分配的物資或服務的。 
　　簡而言之，社會可以首先把滿足需要的某些費用社會化，其條件是這樣的社會化不致於引起費用的大量增長。如果對某一產品的需求，並不因其價格降低或收入增加而有所變化，那麽把這一產品的生產費用社會化，對於社會就其整體來說，不會增加任何額外負擔。例如一切工業先進社會裏鹽的情況就是如此，鹽的消費量 - 在正常的時候 - 既不因鹽價而變化，也不因公民的收入而變化。 [8] 
　　支配商品經濟消亡的經濟規律可以闡述如下：隨着社會的不斷富裕，隨着計劃經濟保證生產力巨大發展，社會就獲得必需的資源，以便把為了滿足全體公民越來越多的需要而支付的費用社會化。而且隨着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物資和服務的需求量，比起價格下降和收入增加來，幾乎沒有變化，或者甚至減少了。換句話說，由於上述兩點理由，計劃經濟所取得的進步就能使越來越多的物資和服務轉入按需分配的類裏去！ 
　　在最富裕的國家裏，對於主食的需求 - 西方的麵包 - 比起收入的增加來，現在已經是減少了。滿足這種需要，只占社會資源極小的一部分。比利時國民收入大約5000億法郎，而每年用於麵包的開支在80億法郎左右，即不到2％。 [9] 美國各種形式的糧食消費，1937~1941年平均每人3.77蒲式耳，1948年降到3.28蒲式耳，而1959年則降到了2.8蒲式耳。 [10] 工業先進國家許多大城市的公共交通，情況也是如此。就這些事例來說，把這些物資（麵包或大米）和服務（城市公共交通）用費用社會化的辦法來進行分配、就是說按需分配的經濟條件，現在已經完全具備了。除了這類物資和服務外，還得加上另一些物資和服務，這些物資和服務能滿足卡塞爾所說的"集體需要"：教育、醫療、等等。 [11] 

基本需要和附加需要 - 自由消費和定量消費 

　　許多作者同意這種部分改變分配方式的可能性。但是，一般地說，他們又立即否認有推廣的可能性。難道隨着"舊"需要之得到滿足，新需要不在那裏不斷的產生嗎？ [12] 逐步地把一切產品都轉入按需分配之類裏面去，同時又不致引起社會資源的普遍浪費，因而又不致在其他方面重新發生物資不足的現象，這可不可能呢？用來滿足衣、食、住這樣一些基本需要的產品，其花色和品種是不是無窮無盡的呢？想在這些方面消滅交換和貨幣的努力，其結果會不會是令人失望的單調和沒有選擇自由呢？ 
　　先拿需要的種類問題來說吧。稍為嚴肅的研究一下人類學和歷史，就能證明：這些需要恰恰是異常穩定的。食物、衣着、住處（由於某些氣候條件的關係，還有取暖）、防止野獸侵襲和躲避風雨、裝飾和鍛煉筋骨的願望、傳種接代，這六種基本需要似乎從猿人到真人以來還未變過，現在也仍然占消費開支的絕大部分。 [13] 
　　加上醫藥衛生方面的需要（不過是表現了某種自覺程度的保護自己的本能而已）和消遣的需要（不過是擴大了裝飾、鍛煉筋骨、求知等和人類同樣古老的需要而已），少數基本需要幾乎就占了甚至是最富裕國家的全部消費開支；這少數基本需要，與其說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毋寧說是人類學上的特點。 
　　既然這些需要從地球上出現人類以來基本上是不變的，既然連過去最富有的有產階級也沒有在消費開支上超出這種異常狹窄的需要範圍，那麽就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達到物資豐富、個人覺悟和社會覺悟都比過去成熟得多、這會在需要方面引起極大的變化。"效率遞減"規律，無論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在需要的強度問題上那樣適用。 [14] 因此第一種反對論點就不能成立了。 
　　其次讓我們來研究一下，滿足這些基本需要的手段，是否象表面上那樣種類無窮。首先，滿足這些需要的產品都有一個量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根據現代有產階級的情況，歷史已經做了答覆。19世紀初葉，狼吞虎咽地大吃烤牛肉和紅葡萄酒的英國大地主，或者是每餐吃20道菜的"黃金時代"的大資產階級，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瀟灑的、愛好運動的、經常注意自己體重的現代富有資本家，這兩者之間的變化是無可辯駁的。隨着收入的增加，食物消費不是越來越多，而是越來越合理；健康方面的考慮超過了盲目享受或炫耀財富的考慮。這種變化並不完全由於道德進步，而更多的是由於個人保養身體的需要，甚至由於個人利益的需要。 
　　衣着問題也是這樣。當然，在這個問題上，尤其是婦女，大量消耗衣服並無害於健康，所以浪費的可能性（新衣服只穿一兩次）要比食品大得多。但是，儘管健康的因素不能起抑製作用，舒適和愛好的因素卻起了作用。沒有了丫環小廝，老換衣服，甚至連衣服太多，都是不太方便的。事實上，除了"暴發戶"還在這個問題上做得過分以外，許多社會學家指出：英國美國最富裕的家庭裏，趨勢正好相反，更喜歡穿的是舊的、但舒適的衣服，或只是愛好穿的衣服，而不喜歡穿嶄新的衣服，也不喜歡經常換新衣服。 [15] 另一些社會學家甚至說這真是衣着上起了風格變化，他們認為這種變化的特點是："首先，衣着總是逐漸趨向一致，收入少的人所穿的衣服，從樣式上和料子上，都接近收入高的人所穿的衣服；其次，衣服上的裝飾部分越來越少，這反映了向更樸素髮展的趨勢。最後，近來還'着重'在衣服要有青年氣概。" [16] 
　　住房和家具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如果僕役和女傭都沒有了 - 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社會裏，由於平均的工資水平，由於社會的不同意，僱傭僕役和女傭的情況是一定要消滅的！ - 那麽住房所需（和所能得到）的房間數也就有限了。這種限制也正是個人舒適所規定的。現在，除了一小撮百萬富翁外，大多數資產階級都喜歡很舒適的公寓，而不喜歡19世紀式的宮殿。從前，房間裏堆滿了家具和小擺設，現在由於愛好和舒適的條件有了變化，家具的配備趨於雅潔，而且注意實用，因此家具的數量也就很有限了。現在的趨向是甚至有意限制小擺設的數量。 [17]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後階段裏，儘管有顯着的社會不平等，儘管有產階級可以無限制地浪費，但是上述這些趨向還是產生了。所以，設想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或就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會產生相反的趨向，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恰恰相反，更可能的情況是：社會主義社會裏，合理消費將越來越發展，而減少的是那些純屬異想天開的消費，是那些為了炫耀而產生的消費，是那些由於不知分寸、不識美醜而產生的消費；這些形式的消費，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與其說是"消費者天生就喜歡的"，毋寧說是由一般社會風尚及廣告宣傳所造成的。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研究的是?品的花色問題和質量問題。產品的數量問題雖然不存在了，但剩下花色和質量問題可能仍會使需求不因價格和收入而變化的時期遲遲不能來到。目前花色問題和質量問題主要是由時式、由社會等級及技術進步（"新產品"）來決定的；而肯定不是以個人的一時所好為轉移的。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花色和質量也是社會現象，即使不是有意識規定的，那也是由社會所引導的。 
　　時式是一種典型的社會現象，推動力來自生產者（創造者），而不是來自消費者。推行時式的是幾個巴黎的名裁縫，而不是"公眾"。對於極大多數的消費者來說，現在的情況已經是花色品種少得驚人，而不是無窮無盡。在一定的時期裏，沒有許許多多花色"同時並存"；而是只有幾種花色。哪怕是高級的、個人定做的手工裁縫，今天也沒有"上千種"不同的樣式，樣式的數量要比人們所想象的少。而且，除了這種專門為某些有錢人定做的手工裁縫的樣式而外，還有少數樣式是大批生產出來賣給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經濟不但不會減少現有的花色品種，大概還能使之更加多樣化，以便能過渡到按需分配。為此，社會主義經濟將根據多數人的要求，根據身體上的經常需要、根據"社會主義廣告"的教育作用、根據民意測驗、根據公開徵求意見、以及根據其他能幫助真正從消費者的愛好和願望出發的辦法，來確定生產些什麽花色品種。因此，奧斯卡爾·蘭格和迪金遜想要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為貴重產品保持商品經濟的主張，我們是不能同意的。 [18] 
　　至於新產品，新產品的大批生產和"投入"市場，也就是說大規模地在消費者間進行分配，現在就已經是由生產企業來確定、而不是由消費者的一時所好來確定的。因此，這簡直是很"有計劃的" - 不過，是由一小撮資本主義企業，純粹根據私利的標準，而不是根據集體及組成集體的個人的客觀需要和合理需要而計劃的。消費者連有沒有某種產品都不知道，怎麽說得上有"迫切需要"呢？生產者好像偶然似地把新產品投入市場以前，對這種產品的需要連一點跡象都沒有，怎麽說得上有"迫切需要"呢? [19] 
　　社會主義社會當然不會把這種計劃權放棄給生產和"上市"的"主宰們"。它將防止重復和顯着的浪費。但是它將通過民意測驗、直接徵求意見及群眾集會等一切辦法，比現在更多地考慮消費者的真正願望。在這一方面，它也將比目前的情況更擴大選擇的範圍。而且由於確定耐用消費品的需要量是比較容易和精確得多，也由於浪費現象容易發現，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裏，要確定產品的必要貯存量，以便使需求不致隨價格和收入而變動，也是較為容易的。 
　　當然，某種程度的把握不准還是可能存在的。某些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同個人使用精良的機器從事家務勞動之間的矛盾，即使不是永遠存在，也可能會長期存在。即使有廣泛的和很方便的食堂網和洗衣房網免費為全體公民提供高質量的服務，洗衣機和洗碗碟機仍然會很受歡迎的。社會主義社會決不能命令其成員非得要利用集體服務，並且拒絕提供必要的手段，在個人基礎上自己解決這些服務問題。由於社會主義社會要滿足人們的一切合理需要，所以它會重視定期過獨處生活的需要。這種定期過獨處生活的需要是同人的集群性質辯證地、經常地聯繫在一起的。同樣，把私人汽車作為城市交通工具儘管顯然不合理，但仍不失為短距離和中距離休假旅行最靈活的交通工具。而且，即使飛機、火車、公共汽車旅行都免費了，人們仍然願意有一輛私人汽車，以便能夠按照自己的路線旅行，以便能在火車和公共汽車不停的地方停下來，或者乾脆就是為了獨自走動一番。社會主義社會是會尊重這些願望的，而且，非但不把這些願望作為"小資產階級的殘餘"來加以譴責，還將努力去滿足這些需要；這些需要的合理性質是任何誠意的人都能看得到的。 
　　因此，逐步推廣新的分配方式，即按需分配，並沒有什麽重大的障礙。按需分配已經不必確切地計算等價的勞動量了。恰好相反，目前的發展情況，儘管受到以金錢、剝削、不平等、損人利已為主的社會環境的不良影響，但仍然已經清楚地勾劃出了未來消費情況的大概輪廓。豐盛而自由的消費，將不會無止境地向浪費和不合理的一時所好發展，而是將越來越具有合理消費的形式。要求身體健康，神經安寧和心情舒暢將越來越成為人類一切行為的主要動機。這方面的要求必將成為人們在基本要求滿足以後的主要追求。要達到這種結論，並不必把人"理想化"。正如現代資產階級飲食方面的例子所證明的那樣，那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是符合人類最明顯的物質利益的。 

商品貨幣經濟的衰亡 

　　當"社會工資"還只涉及總消費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時，它在心理上的、社會上的深刻的意義還是有限的，或者甚至是完全不明顯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環境對一切接觸到的東西都起腐蝕作用，就連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慢慢生長的未來社會的萌芽也難免： 

　　"霍林海德發現，即使是金錢不起作用的醫院看病"問題，也是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越高，他就越有機會由最好的醫生診治，受到更好的照顧。"一般說來，等級低的病人總是交給實習醫生診治的，中等病人交給住院醫師，而那些名醫則只看高等病人。人們發現，用於治療一個二等病人的錢，比用於一個五等病人的錢多八倍。高等病人有權享受個別的心理治療，而其他的病人則只能電療和服藥。" 
　　霍林海德把他的意見告訴醫院領導人後，這些領導人呆住了。當然這種歧視不是有意的。精神病院裏也有類似的情況，不管病人家庭的經濟條件如何，三等精神分裂症病人比同時進院的四等或五等病人更有機會享受心理療法。一個四等或五等病人可能享受一套或兩套電療和藥物的療程；如果不見效，病人就只能聽天由命，在個人孤獨的處境中，日益沉淪下去。 [20] 

　　但是，如果"社會工資"擴及個人消費的大部分時， [21] 其經濟、社會和心理上的意義就突然顯着了。在這以前，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提高總是意味着商品貨幣經濟的擴張，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也不例外。 [22] 可是到了這時候，經濟發展和生活提高卻意味着計量交換和貨幣作用日益顯着地縮小。 
　　首先是由於明顯的經濟上的原因。越來越多的需要既然無須消費者支出貨幣就能得到滿足，那麽與貨幣開支有關的經濟生活的範圍自然就日益縮小了。如果貨幣收入日益增長，而要用貨幣購買的商品和服務卻日益減少，那麽就會造成無益的緊張。這麽一來，或則這一部門的價格就要急劇上漲，或則就要人為地去推動不斷創造"新"產品，人為地去製造"新需要"，或則還得用稅收的辦法，把貨幣收入中越來越大的一部分回收起來。貨幣流通就會越來越顯得無意義和沒有用處。實際上，生產者領的"工資"越來越高，但其中越來越大的一部分事前就被扣住了，其餘的部分則用於更偶然的、更次要的開支。因此，由於基本需要和正常需要都已滿足了，金錢在主要經濟周轉中的地位總是更加縮小，而退居到經濟生活的邊緣（虛榮性的開支、遊戲、奢侈性開支，對於這類開支，社會主義社會將從道義上加以取締或者用懲處性的課稅來施加壓力）。 
　　今後最合邏輯的解決辦法，不是增加，而是減少個人貨幣工資和待遇的數額，並隨着按需分配這種新方式的推廣和普及，減少貨幣流通。"個人工資"逐漸變成一小筆補助性的獎金，以便分配最後一些"稀少的"物資和服務，社會不平等時期遺留下來的"身分"的最後一些殘餘。只要越來越多的物資和服務都達到十分充裕的程度，個人工資就逐漸喪失保衛消費者選擇自由的作用。"選擇"的範圍只限於到這個分配站去，還是到那個分配站去，採取這種還是那種消費形式，而不是用這種開支去代替那種開支。商品經濟、貨幣經濟、物資半匱乏的經濟，就要開始衰亡了。 
　　必然引起商品生?衰亡的，不僅僅是新的分配方式。自動化在生產範圍內也引起同樣的邏輯必然性。確實，生產豐富的物資和服務，同時必然要在生產過程中越來越快地消滅直接的人力勞動，甚至分配過程中也是這樣（自動化的發電站、遠距離操縱的貨物列車、"自動服務"的分配點、機械化自動化的辦公室工作、等等）。但是，從生產中取消人力勞動，也就是從成本中取消工資！ [23] 因此，構成成本的就逐漸只限於企業和企業之間買賣的"價錢"（購買原料及固定設備的折舊）。這些企業一旦社會化了，需要計算的，很少是真正的錢，更多的是計算單位（即"理想中的貨幣"）。 
　　由於服務事業在較長時期內還是非自動化的，貨幣經濟還可以在服務事業同服務職業之間的交換中、服務事業同消費者的交換中及國營企業間服務事業的交換中找到藏身之處。但是，隨着大型服務事業也自動化（如同：公用事業、飲料及標準化日用品的自動售貨機、洗衣房、等等），貨幣經濟就會逐漸只限於為"個人服務"的事業，而其中最重要的（醫藥和教育）將由於社會上需要迫切而首先徹底取消貨幣關係。總而言之，自動化將使貨幣經濟只存在於社會生活的邊緣：女傭人、僕從、遊戲、賣淫、等。但是社會主義社會保證每個公民都有很高的生活水平，都很安全，並且保證使"勞動"普遍地、逐漸地變為腦力勞動，變為創造性的勞動，在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裏，誰還願意去於僕從、賣淫等工作呢？因此社會主義自動化將使商品經濟成為荒誕可笑而終於衰亡。 
　　在分配範圍內開始的這種衰亡漸漸地向生產範圍發展。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計劃化和大型生產手段社會化就已經意味着在生產手段的流通中，用賬面貨幣去代替信用貨幣日益普遍。 [24] 只有購買勞動力和從非國有的部門購買原料還需要信用貨幣。但是，如果隨着生活水平提高而來的是降低、而不是增加個人工資，那麽企業的周轉金也就開始衰亡了。由於"農業的工業化"，隨着農業和分配中先是私營企業，然後是合作企業的衰亡，生產企業和這些部門之間的關係也隨之而衰亡。因此，貨幣逐漸地從企業和企業之間的關係中、從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中、從企業和勞動力所有者之間的關係中、從企業和原料供應者之間的關係中，先後撤退出來。貨幣的衰亡普遍了。只剩下"計算單位"，以便在企業管理中、在經濟（就其整體來說）管理中，實行以勞動時數為計算基礎的經濟制度。 

經濟革命和心理革命 

　　我們還只研究了新分配方式在經濟上的影響，就是說其結果是商品經濟和貨幣的衰亡。現在要研究一下新分配方式在社會上、心理上的影響，即完全改變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是幾千年來階級矛盾和人剝削人的社會實踐的結果。 
　　免費分配麵包、牛奶和一切主食，將會引起史無前例的心理革命。 [25] 所有的人今後都保證能得到他自己的及其子女的生活資料，就因為他是人類社會的成員。自從地球上出現人類以來，物質生活不穩定和無保障狀態，第一次消失了，恐懼和絕望的心情也隨之消失了。無保障狀態曾使一切個人，其中還間接地包括屬於統治階級的個人在內，產生這種恐懼和絕望。 [26] 
　　自從資本主義社會建立以來，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自從商品經濟發展以來，自私自利和個人發財願望的根子，就在於對未來的這種無保障狀態，就在於不得不為了在激烈的相互鬥爭中求得生存而"確保自己"作為經濟活動動機的自私自利，其衰亡的物質條件和道義條件消失了（原文如此 - 譯者）。當然，消費資料個人所有制大概會空前發達。但是，由於物資豐富，而且又可以自由取得這些物資，人們熱衷於佔有的心情，也會衰亡的。為"新的人"，社會主義的人創造基礎的，正是人對於這種新的生活條件的適應性。對於這些新人來說，團結合作將會同現在損人利己的那種努力，一樣地"自然"。人類博愛不再是虔誠的願望或虛偽的口頭禪，而成了日常的自然的現實。一切社會關係將日益以博愛為基礎。 
　　這樣的發展是不是"違反人類本性"的呢？這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反對無階級社會前景的最後一個論點。經常提出這一論點的人根本不瞭解人類的本性，他們懷着粗暴的偏見和先入之見，把從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中產生的風俗習慣，同人類的所謂"一成不變的"生理上和人類學上的特點混為一談。還有一些人也引用這種論點，不惜任何代價地力圖為他們對於人的觀點辯解，他們的觀點是建立在人性本惡、而且在世間無法"改造"這樣思想上的。 
　　然而人類學的出發點是這樣的思想：人之本性，恰恰正是其適應能力，通過訓練而創造第二本性的能力；正如阿諾爾·蓋倫教授所說，人只有通過訓練才能生存。 [27] 
　　適應和學習幾乎有無限的可能性，這是人類學上的根本特徵。 [28] 人的"本性"使人能夠不斷地超過純粹的生理因素，不斷地超過他本身的力量。 
　　而且，人類互相競爭互相鬥爭的傾向，打擊別人確保自己的傾向，並不是天生的。這種傾向也是"習慣"的產物，是社會遺留下來而不是生理上遺傳的產物，是特定的社會條件的產物。競爭這種傾向不是"天生的"，而是從社會上承受過來的， [29] 同樣，只要社會環境徹底改變了，團結、合作是能夠有計劃地辦到的，是可以作為基本社會遺傳而世代相傳的。 
　　況且，合作、團結、博愛這種性情，比之競爭、鬥爭、壓迫別人這種傾向，更符合特定的生理需要，更符合人類學上的基本特點。人是集群動物，不僅在社會經濟意義上如此，而且在生物意義上也如此。所有高等哺乳動物中，人出生時最弱、最沒有保護、最不能自衛。人類生物學認為人是早產的胚胎，從而具有一種生理組織，能夠更長久地學習，並有幾乎無限的適應能力 - 這是有賴於作為母體外胚胎而生存一年的過程中的積極性和社會化。這裏，系統發生學證實了胎生學，因為現在胎生學界已普遍同意人類起源時期就有同樣的積極性（有意識訓練的產生）和社會化。 [30] 
　　許多調查證明：兒童發展的速度及和諧性是直接以他同大人（母親！）和同年齡兒童建立社會關係的多少和密切程度為轉移的。上述觀點對於學習語言 - 思想發展的主要交流手段 - 來說，固然顯而易見，可是，從一般生理觀點來說，這一觀點就更加突出，而且同樣正確。經常不斷的身體上的接觸，是嬰兒正常發育的關鍵性因素之一。缺乏這種接觸，可能引起許多疾病。在美國的兩個機構裏進行了一次調查，兩個機構的物質條件（食物）和衛生條件都一樣；但是，一個機構裏，每個嬰兒都由其母親經常照看，另一個機構裏，一個工作繁重的護士照看8~12個嬰孩。調查結果令人吃驚。調查開始時，第二個機構裏的平均"發展指數"比第一個機構高24點。一年後，第二個機構裏的平均數從124降到72，而在第一個機構裏卻從101.5升到了105。兩年後，托兒所（第二個機構）的平均數降到了40，而第一個機構裏卻仍然維持在100以上。五年後，第一個機構裏沒有一個兒童死亡，而托兒所裏則有37％的兒童死亡。 [31] 
　　把生活在氣氛和制度都鼓勵合作和團結的社會裏的兒童，同我們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兒童，比一比他們在身體上、精神上和心理上的狀況，那也是很有教育意義的。詹姆斯·克拉克·莫洛納博士關於沖繩島兒童的研究，勞拉·湯姆遜和阿利斯·約瑟夫關於豪比兒童的研究，以及多羅塞·雷登和克萊德·克盧克洪關於納瓦霍兒童的研究，都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32] 美國偉人的人類學家阿斯列·蒙塔古把他對於"人類本性"的分析歸納如下： 

　　人身機能是這樣組織起來的，歸根結底，它只要求一種滿足，這種滿足只要一句話就能加以說明，那便是：保障 - 在別人對自己的情誼和自己對別人的情誼中得到保障……人要能夠在社會範圍內滿意地進行活動，最基本的社會需要必須恰當地予以心情上的滿足，以便使每個人都得到保障，而且保證（其人格的）平衡。 [33] 

　　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滿足這種需要。因為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把經濟生活和日常生活組織得同人們對於保障和情誼的需要不致於經常發生衝突，而恰恰相反，經常而自然地滿足這種需要。 
　　有這樣一種思想："侵略本能"或"破壞本能"控制着所有的人 - 更不用說所有的動物；現代生物學完全不能證實這種思想。心理學也越來越反對這種思想。[34] 勞列塔·邦德證明了：兒童的敵意和侵略意識遠不是"天生的"，只是由於某些缺點而發展起來的。而這些缺點終究是產生於兒童同他發育時期周圍環境的關係。 [35] 蘇桑·依沙克斯發現："在一群兒童中，平等是所有這些矛盾的願望和恐懼最起碼的增殖因素"。皮阿惹指出：兒童指責顯着的不平等為不正當，這是自發的反應。 [36] 比格列豪爾研究了關於這個問題極豐富、多樣、而又矛盾的一切實驗材料以後，得出結論說：人的"佔有本能"並不是天生的，至多兒童有抓東西的自然傾向，這種傾向，由於社會環境和教育，可能走上、也可能不走上佔有的道路。 [37] 這類材料是舉不勝舉的。結論是令人信服的：沒有理由懷疑，在物資豐盛的氣氛中實行按需要的分配方式，結果會使社會環境和日常的社會現實生活發生徹底的改變，而這種改變將很快產生合作和團結的習慣，將消滅作為人類關係基本特徵的競爭和衝突。 [38] 
　　而且，還要指出，即使在動物界，通過條件反射，徹底改變環境也可以完全消滅所謂"不變的""侵略傾向"。經驗證明，使貓和鼠和平合作是有可能的，只要儘早開始訓練，只要這兩種動物只有合作才能取得食物。 [39] 在各類嵴椎動物 - 包括魚類 - 身上所做的同樣試驗，也都是成功的（主要參閱朗格羅瓦博士用鱸魚所做的試驗，這些所謂吞吃同類的鱸魚是可以經過"訓練"而不再吞吃同類的）。而阿斯列·蒙塔古教授得出結論說： 

　　只要周圍環境稍有改變，就可以使動物吞吃同類（錯誤地被認為是本能）的行為變為基於合作的合群行為。 [40] 

　　老鼠和貓都有這種適應能力和養成新習慣的能力，誰敢說人反而沒有？ 
　　但是，這樣的適應，這樣的"合作習慣"，會不會使人類衰退呢？許多哲學家和社會學家都擔心這一點。他們說，這樣大家都差不多了，成了一片灰色，精神上肉體上的特質也就喪失了，因為這種特質只有在競爭和緊張的氣氛中才能發展。阿列克斯·加萊博士寫了一本暢銷書討論這個問題，然而這本書的每一個章節裏，都反映出邏輯上的貧困和厭世的、非人道的偏見。 [41] 
　　事實上，這種擔心是由於把個人主義和個性發展加以混淆而產生的。個人主義是同別的個人進行鬥爭以追求物質成就的這種實踐活動的總和。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個性的和諧發展並不一定要同別人進行鬥爭，正好象物資豐富並不一定要鄰居沒飯吃。 
　　自古以來就認為"剛強的性格"只能經過戰爭或從軍才能發展。在核武器時代裏，誰還敢為這種論點進行辯護呢？體育活動、汽車駕駛、航空飛行、爬山、洞窟探險、以及將來宇宙探險和到別的星球旅行，在這些方面，不是比古代戰場上能千百倍更自由地、更廣泛地發展剛強和勇敢的性格嗎？上述這些活動，凡是願意參加的人，都可以參加，而不是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參加，進行上述活動不再意味着多數人壓迫少數人，甚至殺害對手，而是所有的人都能同時進行；豈不是同古代戰場有很大的不同嗎？ 
　　事實上，由於社會劃分為階級，才使人類令人束手無策地都淪於貧困。資本主義社會，因大量生產而使這種趨向引起最壞的後果。正是資本主義社會使千百萬的人遭到同樣暗淡的命運，因為拿同樣的工資而只能有同樣狹窄的前途，穿同樣是成批生產的衣服，看同樣聳人聽聞的報紙，在同樣的運動場上、或在同樣的電視節目前消遣。 [42] 
　　社會主義社會，在消滅商品生產和開創物資豐盛的時代以後，一定會使人類個性大大發展。目前泯沒在渾沌群氓中的億萬個個人，他們的個性一定要甦醒、發展，而且在迄今還無人過問的、想象不到的無數方面洋溢奔放。人類的才力，一旦從搶飯吃的苦役中解放出來，就會投入藝術和科學，投入教育和身心雙方的醫學。個人同個人之間為生活資料而進行的競爭，將變為追求美、追求真理而進行競賽。人的悍氣一定會變成崇高的創造力。 
　　奇怪的是，社會主義的目的似乎是充分發展人和人之間的差別，他們的願望和能力上的差別，個性的差別。但是，這種差別不再意味着經濟力量的差別，也不會因而產生權利不平等或物質方面的特權。這種差別只能在經濟平等和社會地位平等的氣氛中發展。
 
階級和國家的衰亡 

　　但是，商品貨幣經濟的衰亡只不過是消滅社會不平等、消滅階級和國家的槓桿之一而已。另一槓桿是大大地擴展並創造性地把業餘時間價值化。 
　　社會的統治階級或統治階層一向享有閒暇的特權。統治階級或統治階層，擺脫了不得不生產生活資料的負擔，擺脫了勞累的，機械勞動的負擔，就能夠或多或少地致力於積累知識，致力於管理經濟和管理社會事務。空閒時間多了就能使越來越多的公民掌握並執行這些管理的職務。對於國家逐步消亡來說，這是技術上的解決辦法。 
　　大約100年以來，正如卡爾·馬克思在實行10小時工作日時就己指出的那樣，縮短勞動時間是創造文明的重要因素。 [43] 現代資產階級民主中，凡是稍有價值的東西，都是以縮短勞動時間為基礎的。然而這是一個矛盾的現象。縮短勞動時間的好處大部分都被下列情況抵消掉了：從事生產勞動的年代延長了，從住處到勞動地點的往返路程更遠了，起初是工人的勞動強度提高了，以後辦公室工作人員的勞動強度也提高了，以及連業餘時間也都商業化了。 
　　此外，從12小時或10小時工作日過渡到八小時工作日，基本上這是一大進步。1920年前後，八小時工作日就已經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工業中普遍推廣了。從那時候以來，工人的勞動日時間只有很少的縮短，只有幾個國家裏才有每周40小時工作制，而且同時並存的還有每周五天工作制，每周工作五天共45小時、44小時或42小時的制度，而且這樣一來，一天工作的時間反而延長了。 
　　如果要把現代工人在體力上、精神上和神經上的疲勞程度同50年前的工人相比，那麽必須考慮到1918年以來大大提高了的勞動強度，考慮到在使用越來越貴的、（常常也是）越來越危險的設備時所引起的神經緊張，考慮到上工路上往往比工作還更緊張的情況，而如果用機動車輛代步，那就尤其緊張；還必須考慮到空氣汙濁和住房不夠安靜。根據醫生們的許多證明，可以得出結論說：儘管有空閒的周末及兩周或三周休假，工人的疲勞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 
　　對在各地度假的漢堡工人進行了仔細的檢查，得出的結論是：只有在休假的第四周，才是顯着的、穩定的休息（恢復體力）。這之前，環境的變化和原來的疲勞都會引起反應（其中有些反應是事後才會出現），這些反應使真正恢復體力成為不可能。從事這種研究工作的醫生，要從第四周起，才能觀察到下列各方面的"正常化"現象：呼吸次數，脈搏，通過心臟的血量，動脈收縮，直立時血液迴圈的調整，休息時和工作時的血壓，以及體重（如果體重過高，就要減輕；如果體重太輕，就要增加）。 [44] 
　　因此，大部分"業餘時間"並不是真正的"閒暇時間"，而是"在體力上、神經上消除疲勞的時間"。德國醫生區別"消除疲勞"（Entmudung），"消除緊張"（Entspannung）和真正的"休息和獲取新力量"（Erholung）。休假的作用大部分被抵消掉了，因為工人休假的時候，正是他身體疲勞得無法真正散心的時候。 
　　閒暇時間的商業化也是適應這種情況而產生的。它的根據是：現代無產者，正常地一天勞動以後，無論腦力上或體力上，都已無法再使勁了。但是藉口讓無產者"散散心"，或"娛樂"一下，實際上或則是使他們的批判能力萎縮，或則經常是不健康的刺激，終於使他們人格敗壞，並部分地破壞了他們的個性。所有一切對"閒暇文明"的指責都是隔靴搔癢：空閒時間之所以沒有很好利用，其根本原因在於勞動和社會的性質敗壞了。 [45] 
　　因此，要達到社會主義的主要目的，即生產者和全體公民的自我管理，必須進一步徹底減少勞動時間。考慮到目前生產工作的緊張程度，要使生產者確實能夠"習以為常地"經常關心企業和國家的管理工作，看來至少要實行半天勞動制，即按照每周勞動五天或六天而定為每周勞動20或24小時。這一目標，根據目前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裏，平均每年5％），如果經濟計劃得合理，能擺脫一切軍事負擔或寄生性的負擔，而且有意識地向節約人力勞動這一主要目的勢力，那就大概能在20世紀結束之前達到。即使在美國資本主義的情況下，每周勞動時數也從1850年的70小時，躍到1900年的60小時，1940年44小時，1950年40小時，1960年37.5小時，即半個世紀內減少了約40％，或者說每10年減少四小時不到一點。 [46] 按照同樣的速度，社會主義社會裏到1990~2000年左右就能達到每周勞動24小時。美國經濟學家喬治·索爾也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得出同樣的結論 - 然而他沒有看到因此而引起的一切矛盾。 [47] 
　　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裏，更快地縮短勞動日時間大概是可能的，但是會碰到兩種障礙：首先是就學時間延長（從中等教育到普及義務高等教育），其次是退休年齡降低。這就意味着：減少一生的勞動時間比縮短勞動日更為合理 - 但是生產生涯還是從16歲起到65歲止，幾乎是半個世紀。 
　　徹底縮短勞動日時間後，閒暇問題在整個社會問題中的地位就完全不同了。當然，"閒暇的價值化"問題歸根結底是同滿足人類需要的費用社會化問題和新的分配方式密切聯繫着的。用統一的電視節目、大批生產的影片、或印行幾百萬份的報紙去滿足2000萬勞動人民的需要，比之用高水準的戲劇演出、多種多樣的書籍、換言之，用創造文化的手段而不用消費文化的手段，自然要"便宜"得多。讓100萬電影愛好者拍電影，比攝製一部影片供100萬觀眾觀看，花的錢要多得多。加爾布雷思認為社會繁榮時期青少年犯罪增加的原因是私人用於商業性娛樂的消費太多，而國家在這方面的開支卻很不夠。 [48] 但是，隨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隨着社會財富的普遍發展，閒暇的價值化就越來越使人民從被動的物件變為各種文化活動（運動、藝術、科學、文學、技術、教育、探險、等等）的有意識的參加者。勞動群眾目前用於參加經濟管理和社會生活領導工作的時間，除開工人組織的幹部以外，只占其閒暇時間的極小一部分，將來，用於這些活動的時間占其"業餘時間"的比重，將越來越大。參加經濟管理和社會生活的領導工作也將變成積極的、有創造性的，而不再是消極的了（由於責任感，由於對別人應承擔的義務，或由於常常是很微薄的一點個人利益，而不得不"參加會議"）。 
　　有人常常提出反對意見，說是勞動者"並不願意管理企業"。 [49] 一般說來，這種意見或則是就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工人參加管理"而言的，或則是就東歐國家的某些"邊緣"嘗試而言的；也就是說，無論在哪一種情況下，企業的勞動者深深地感覺到，真正的決定權不在企業裏而在別的地方，而且，就整個社會經濟環境來說，勞動力的疲乏和為人作嫁狀態，並未減輕。工人不願意把他們寶貴的休息時間消耗於參加會議，而這種會議又不能決定任何有關其命運的事情，對於這種情況，我們就沒有什麽可以奇怪的了。但是，南斯拉夫企業自治的經驗，給企業人員的感覺是管理工作確實 - 而且積極地 - 影響其生活水平，因而越來越多的勞動群眾積極地參加工人委員會的工作。目前掌握在工人委員會手裏的企業資金，約占1/3左右。 [50] 
　　自動化對於工人參加企業管理是有很大幫助的。自動化的必然結果是消滅生產過程中的體力勞動，甚至消滅專業工人的體力勞動。自動化使生產前和生產後所需的勞動力增加（研究和設計工作，行政管理和分配），但是，如果自動化是在社會化的、或已經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下進行的，那麽，它就取消簡單勞動，而只是要求越來越專業的勞動，越來越"腦力的"勞動。因此它就像是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差別的偉大力量，使得只有腦力勞動繼續存在。 
　　農業的工業化 - 目前在美國已經是很先進了，西歐也正在發展中 - 是與階級消亡和國家消亡同時而來的最後一種經濟發展的趨勢，它使從事"田間勞動和農場勞動"的"農村居民"減少到極少數，而仍然留在農村裏的人也日益變成農學家、畜牧專家、自動化或半自動化的農業機械的技術員和技術工人。大城市將分散成為類似的、自給自足的"衛星城市"，"城鄉"差別，甚至連外表也會消失掉，並將建立綠化區、耕作區、居民、文娛和社會活動區以及工業生產區等完整的中心。 [51] 
　　這些區域的規模徹底縮小以後，就能逐漸消滅代行權力，但在階級消亡和國家消亡的最初階段，代行權力仍然是普遍的。城市規模徹底縮小以後，生產者和消費者自由結合的公社實行自治，就可以代替公民通過特設的社會機構而實行的自治。在這種自由結合的公社裏，所有的人都可以輪流擔任公職，"領導人"和"被領導者"之間的區別就會消失，全世界終將成為這類公社的一個大聯合。 
　　這是烏托邦嗎？主要的是應該看到這種可能性全都來自生產率的提高，同時有一種經濟制度保證高生產率充分發揮效用。這種經濟制度的基礎，一方面是使生產資料社會化並且創造豐富的物資和服務，另一方面是以從人類生活中消滅金錢和個人發財致富欲望的分配方式去代替商品經濟。 

經濟增長不是永久的目標 

　　非貨幣經濟制度下的投資問題，還從來沒有考慮過。但是只要經濟情況真正達到物資豐富的程度，那麽解決這個問題是毫無困難的。仍然在第一部類（生產生產資料的）企業裏工作的生產者，雖然他們的勞動不是直接地、而只是間接地增加公民們掌握的大量財富，但也同第二部類（生產消費資料的）企業裏工作的生產者完全一樣，有權從社會總財富中提取物資。他們勞動的產品，不是在"市場"上"出售"，而是用於更新機器、原料、輔助產品等的貯存，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的日常生產是必須要有這種貯存的。 
　　除了這種總投資和簡單再生產以外， [52] 有沒有"淨"投資呢？有沒有社會主義類型的、而不是貨幣經濟的擴大再生產呢？換句話說，社會主義社會裏生產力會不會繼續無止境地增長呢？只有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民才能回答這個問題，就是說，答案真正是根據自由選擇，而不是根據某一"經濟必然性"而定的。在資本上義制度下，甚至在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淨投資的限界效用"和"增加閒暇的限界效用"之間，說什麽可以有所"選擇"，那是完全荒謬的。生產者的日常消費，即使有所提高，也總是不能滿足需要的。一天的勞動時間，即使是在縮短，也只是由於體力上、神經上的疲勞程度而有所限制，因為超過這種程度，勞動效率就要直線下降。 
　　反之，在社會上義社會裏，公民有了豐富的物資和服務，才破天荒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在多一點財富還是多一點閒暇之間進行選擇。因為這種選擇再不象從前那樣為了滿足迫切的需要而受經濟必然性的支配，所以這種選擇才是真正的選擇。經濟上剩下來的要求，只不過是機器設備的更新（淨投資、折舊）以及保證社會產品能同人口一樣快的增長。但由於社會主義的人類社會裏，同實行計劃經濟一樣，人口增長也將是有計劃的，所以人民就完全有了選擇的自由。 
　　無論如何，經濟增長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滿足社會的需要，滿足消費者的需要，以便最合理地發展人類的一切才能。而且，最合適的消費一點也不意味着消費要無限制地增長；滿足人類需要也並不意味着生產力要繼續不斷地無限製發展。如果社會上已經有了大量的自動化機器，足以滿足社會的一切需要，如果社會上已經儲備了相當數量的萬能車床，以應付不時之需，那麽，"經濟增長"大概就會緩慢下來，甚至一個時候會停頓下來。 [53] 這樣人就可以完全擺脫物質上的、經濟上的顧慮了。政治經濟學就要過時了，因為再沒有什麽經濟打算了。"效益率"的問題，或者是"節約勞動時間"的問題，已經不是財富的準則了，取而代之的唯一準則，是閒暇，是最合適地利用閒暇。馬克思曾經天才地預言說： 

　　現有財富的基礎是侵佔別人的勞動時間，但是同大工業本身所創造的財富的新基礎比較起來，那就顯得是微不足道的基礎了。直接形式的勞動一旦不再是財富的主要源泉，那麽，勞動時間就不再是、也不應當再是衡量財富的尺度了，從而也就不再是使用價值的交換價值〔衡量使用價值的尺度〕了。群眾的剩餘勞動不再是發展總財富的條件了，同樣，少數人的閒暇也不再是人類思維〔腦力〕能力發展的條件了。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就此垮臺，而物質生產的過程也就沒有那種卑鄙和矛盾的形式了。〔生產的目的，變成了〕個人的自由發展，而不是縮短必要勞動時間以便產生剩餘勞動。所以，問題在於儘量縮短全社會的必要勞動，這樣，依靠因此而產生的閒暇和辦法，個人在藝術上、科學上的培養，才有可能…… 
　　……如果工人群眾自己佔有他們自己的剩餘勞動 - 如果空閒時間因此而不再具有矛盾性 - 那麽，一方面，必要勞動時間將根據社會個人的需要而縮短〔衡量〕，另一方面，社會生產力將迅速發展增長，迅速得儘管生產發展的方向要求發揮每個人的力量，而每個人的閒暇時間仍然增加。因為真正的財富是在於發展每個人的生產力。於是計算財富的本位就不再是勞動時間，而是閒暇了。 [54] 

　　或者更確切些說：財富的準則變成了人們合理地、創造性地利用空閒時間，以便使自己平衡地發展成為全面的人才。 

被迫勞動和自由勞動 

　　我們所說的被迫勞動，意思是生產者首先喪失對其勞動產品的控制，然後是喪失對其勞動條件的控制，因此，意思就是"為了別人的"、受別人控制的、聽別人指揮的勞動。這種被迫性並不因大型生產資料的社會化而自動消失。只有個人自覺地、而且自然地感覺到是勞動產品的所有者，自己能夠對勞動條件作主的時候，這種被迫性才會消失。因此，這就要求生產者實行真正的自治，要求物資和服務真正豐富，能滿足一切主要的需要和一切需要的絕大部分。被迫勞動是和工資階層同時消失的（工資階層的消失有雙重意思：為別人而勞動的無產者的消失，為吝嗇地、精確地計算的工資而勞動的無產者的消失）。 
　　但是，在"為了別人的"勞動以前，就已經有了被迫勞動，那就是人不得不屈從勞動分工的壓力，人不得不出讓各種潛力；這些潛力是在各人身上沉睡着，只要人"有了自己的行業"，"做自己的職業"，"找一個職位"，這些潛力就無法發揮。 
　　沒有任何人生下來就是清道夫，就是氣焊工人，或三級技術工人。物資和服務的生產和分配過程中，極大部分"職業"同真正的"稟性"是毫無共同之處的。職業指導最多也不過是利用某些稟性，使人儘可能合理地去適應生產的要求，遠不是使經濟生活遷就個人天生的需要。 

　　它〔資本主義工業〕撲滅、窒息、粉碎、歪曲勞動者的某些愛好，某些才能，另一方面，卻創造了某些與職業有關的特定的適應性。而且，它竭力趁兒童還在幼年的時候就儘早開始這種適應過程，例如它主張提早學手藝，反對延長就學時間〔或者是在中學共同課時期提早實行專業化〕。這就是現代勞動者所以能"適應"的實在的、真正的、實際上查考得出的條件。我們有權重申：勞動力如何分配，勞動力在各式各樣的行業和具體職業中如何散播，仍然是由社會決定的，是由特定的經濟制度規定的。勞動者既是這種經濟制度的主體，又是它的客體，既是它的動力，又是它的受害者。這種經濟制度在青少年身上引起、塑造並產生必需具備的"適應能力"，必要時，就根本不考慮對人的關心。另一方面，這種經濟制度還因此而扼殺人們多方面的才能，並根據新的社會標準，為培養更密切的適應能力而創造基礎和前提 - 而這恰恰就是職業指導範圍內的事。 [55] 

　　廣泛流行業餘做雜務是人們自發地反抗勞動分工最有力的證據。這種業餘做雜務的風氣，隨着勞動時間相對縮短，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在西方國家傳播着。19世紀時 - 甚至在20世紀的戰爭年代裏 - 工人是抱着"圖利"的目的去種菜園的。但是西方電氣公司成千上萬工人種花、造摩托車、成為業餘電影工作者、造家具和木質玩具、熱衷於難以想象的各式各樣的活動，從鳥類學到舉重〔戴維·裏斯曼的引證〕， [56] 這些工人活生生地證明了他們有自發的願望，想用自由的、無私的、各式各樣的活動來抵消職業活動的單調性， [57] 他們本能地想恢復他們自己的個性，而基於勞動分工的經濟生活卻必然要破壞他們的個性。 
　　現代大工廠、大辦公室裏的極大部分勞動者之所以認為他們的勞動是一種強迫勞動，不僅由於工資低微，不僅由於體力上和神經上的勞累，不僅由於這種勞動是單調的，由別人指揮的。也由於這種勞動只發展人類適應能力的一個方面，因而從長期來看它是不能引起興趣的。雖然最近想使"機器適應人"，想發展"流動小組"，在企業裏經常改變活動，想用多面手的工人去操縱萬能機器而"恢復"需要高度技術的操作， [58] 但是也未能把個人從勞動分工的暴政下解放出來。 
　　勞動分工本身是既違反人類本性，又不利於個人全面發展的。納德爾教授指出：如果說個人平均在30~35歲之間就感到智力衰退，那麽，"對於那些老做一種職業、從未更換過環境的個人，比對於那些旅行得很多、而又經常換工作的個人"， [59] 這種衰退就要顯着得多。 
　　但是，那些進行極端機械和極端老一套的勞動的工人和職員，同那些做真正能符合其天賦的職業的人，如藝術家、科學家、研究員、工程師發明家、機器製造者、建築師，以及一般地說一切進行創造活動的人，一切分享人類創造的歡樂的人，這兩類人對於勞動分工的暴政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請看加爾布雷思是如何分析那些已經沒有進行強迫勞動感覺的人的好處："擺脫了體力勞動，不得不局限於老一套、屈服於老一套的厭煩情緒消失了，有可能在舒適的，相宜的環境中生活，而且也有把自己的思想和日常勞動結合起來的某種可能性"。 [60] 當然，上述這些分析中還未出現創造者這個詞，這是由於加爾布雷思古怪地把清醒的見解同護短的濫調夾雜在一起。被他歸在這類人裏的，不僅有上述那些職業的人，而且還有……教員、大公司的董事長（！）、廣告專家、等等，這些人雖然收入較高，但也象工人一樣，是勞動分工的奴隸，也完全受到勞動分工的強制性的影響。 [61] 
　　當然，現代的"知識份子"，即使他能夠按他的天賦去工作，即使他擺脫了那些歪曲和壓迫他的思想和意識的物質上的桎梏（這種情況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以致在官僚化的過渡社會裏，是很少有的），也還遠不是一個全面發展的、幸福的人。他還遭受日益加劇的專業化的折磨。 [62] 一般來說，他的生活方式是不平衡的，按照這種生活方式，不是有意識地去進行體育鍛煉和追求精神上的寧靜，而本來卻應該是這樣做的。現代知識份子常常脫離實際生活，脫離生產或脫離社會生活，他們還受到另一種性質的強迫，習慣和社會性方面的強迫。"可能和現實之間的矛盾，這種歷史性的社會矛盾反映……在天賦最好的個人的'內心'裏，這種矛盾成為理論和實際之間、夢想和現實之間或多或少自覺的衝突。而這種衝突，象一切尚未解決的或似乎不能解決的矛盾一樣，正是造成憂慮和不安的原因。" [63] 
　　然而，現代這些"天賦最好的人"，要是他們能夠把一生獻給基本上符合他們內心需要的創造活動，他們就最接近未來社會主義的人，擺脫了勞動分工和消滅了體力勞動同腦力勞動差別的人。 
　　大學教育普及化 - 略為樂觀的觀察家預計20世紀末就能實現（喬治·索爾，多伊徹）， [64] 消滅一切老一套的勞動，研究工作和思想工作擺脫了一切物質桎梏，人們積極參預管理經濟和社會，消滅理論和實際之間的隔閡，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它使人類團結和對別人的愛成為人類活動的主要動機：社會勞動分工消亡的這一切因素，是對於新人類的誕生不可缺少的貢獻。就新人類的誕生來說，物資豐富和社會主義這種經濟條件，只為它創造了一般的可能性而已，而人們自覺的教育活動、治病救人的活動 - 就這個詞的崇高意義來說 - 則是它的必不可少的接生婆。 [65] 

人類有極限嗎？ 

　　人類的這種創造活動，使理論和實際結合起來，讓機器去做一切機械的老一套的勞動，從研究而進行生產，從畫家的畫室走向工地，工地上一座新城正在萬木叢中興起，這樣的活動還是"勞動"嗎？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和經濟學的這類基礎，也應當加以批判性的分析。 
　　勞動是人類的基本特徵。正是依靠勞動，人類才取得了必要的生活資料；勞動既是社會關係的主要存在原因，也是社會關係的產物和鉸鏈。只有經過了從出生到成年（且不說到體力上智力上的成熟）這樣一個"積極社會化"的階段，人才成為人類學意義上的一個社會動物，才獲得正常的生理上的發展。 
　　但是，如果由於機器代做了生產生活資料的勞動，因而這種勞動的必要性已經消失的時候，那麽作為人類基本特徵的勞動，還剩下些什麽呢？人類學說明了勞動的概念。事實上，人的本性，就是習慣，就是行動："人由於身體構造的原因，是一個不活動就不能生存的動物。" [66] 
　　不得不辛勤勞累、受苦受難而難獲溫飽的人類至今所進行的那種勞動，就勞動這個詞的歷史意義來說，僅僅是人類習慣中最痛苦的、最"不人道的"、最"獸性的"形式而已。正象恩格斯說劃分為社會階級的人類的整個歷史只不過是人類的史前期一樣，傳統形式的勞動也只不過是人類普遍創造習慣的史前期形式而已。人類將不再生產東西，而將生產全面發展的個性。當商品、價值、貨幣、階級、國家和社會勞動分工都消亡了以後，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將引起勞動（按這個詞的傳統意義來說）的消亡。 [67] 
　　社會主義的目標不能是勞動的人道化，也不能是提高工資和改善僱傭階級的狀況；這些不過是過渡階段、下策和權宜之計。一座現代工廠，不管勞動時間怎樣減少，也不管廠房和機器如何適應人的需要，對於人來說，它總不能成為"正常的"或"人道的"生活環境。只有勞動已經消亡，勞動已經讓位給創造習慣 - 這種習慣的方向只能是創造全面發展的人 - 只有這樣，人類才能完全人道化的過程。 [68] 
　　手藝人，生產勞動工具的人，長久以來被認為是文明和人類文化的真正創造者。最近，有些作者試圖證明：科學和哲學本身都是由於不斷地從事生產勞動實踐而從生產勞動中逐漸地產生出來的。 [69] 然而荷蘭歷史家海辛加卻激烈反對這種傳統說法，恰恰相反，他認為玩耍的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創造者。 [70] 
　　由整個現代人類學和在很大程度上由精神分析學所輝煌地證明了的馬克思主義，能夠把上述兩種思潮統一起來，因為這兩種思潮都反映了人類歷史的一個基本方面。人類在起源時期是既生產勞動工具而又玩耍的。 [71] 科學技術和藝術是逐步脫離生產技術的；但是，隨着生產技術的專業化，社會勞動分工就成為以後要取得初步的進步所不可缺少的條件了。手藝人，表面上是愚昧無知的，既沒有足夠的物質資料，也沒有閒暇去玩耍，去自由創造，去自發地、毫無私心地發揮自己的才能，而發揮自己的才能卻是人類習慣的特色。 [72] 特權階級的人，就是說有產階級及為有產階級所豢養的階級的人，越來越成為玩耍的人。 
　　但因為，玩耍的人也遭到一種特殊的強迫；他的遊戲日益成為憂鬱的遊戲，即使在那些社會樂觀的偉大世紀裏（例如16世紀和19世紀），也仍然是憂鬱的。社會主義的人，擺脫了老一套勞動的束縛，重新回到集體的大家庭裏，又成為既搞手藝而又玩耍的人，玩耍越來越多，而同時卻又搞手藝。現在，已經在某些勞動中帶有更多的"遊戲"，在遊戲中也有更多的"嚴肅勞動"。 [73] 取消傳統意義上的勞動，同時也就要求人類的創造力這一主要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物質上無憂無慮的結果是自發的創造性，這種自發的創造性使人永遠年青，同時兼有兒童的遊樂，藝術家的激情和科學家的eureka。 [74] 
　　對資產階級來說，財產就是自由。在一個由商品所有者這些"原子所組成的"社會裏，財產就是自由這一定義是很正確的；只有有了（足夠的）財產才能免於出賣勞動力以換取生活資料，才能免於做強迫勞動。因此資產階級慈善家們以及譁眾取寵者之流，不倦地散佈這種幻想：用"擴散財產"來"非無產階級化"。 
　　有些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斷章取義地理解恩格斯曾經引用過黑格爾的一句名言：自由只不過是"對於必然的認識"。 [75] 他們把這句話理解維：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同資本主義社會的人一樣，都要受"工資不能超過最低生活費這一經濟規律"制約，唯一的差別就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人認識了這一律規以後，能夠"運用這一規律來為他服務"。 
　　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實證主義變種，同馬克思、恩格斯真正人道主義的傳統是毫無共同之處的，同他們的大膽的分析、同他們對於未來的深刻的展望，也是毫無共同之處的。馬克思、恩格斯都不止一次地說過：過了必然王國才有自由王國。 [76] 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工廠勞動也仍然使人感到是一種令人不快的必然。真正的自由是在閒暇時間裏發展的。傳統意義上的勞動越衰微，它就越維全面發展和結合社會的個性的創造習慣所代替。人類越是因為滿足了需要而擺脫了需要，"必然王國"就越"讓位給自由王國"。 
　　人類自由既不是"自願接受的"約束，也不是貶低個人的雜亂而本能的活動的總和。人類自由是人的自我實現，而人的自我實現，那就是永恆的進化和超越，就是一切人性的不斷豐富，就是人的一切方面全面發展。人類自由既不是完全休息，也不是"完善的幸福"，而是經過了自古以來人類本來不應有的種種衝突以後，真正的："人類戲劇"的開始。人類自由是意識到自己的能力有限、並從中汲取超越自己能力的勇氣的人們所唱的對人類的頌歌。對於今天的人來說，似乎不可能同時又是醫生，又是建築師，也不可能同時又是機器製造者，又是原子分裂者。但是，人已經把手臂伸向星球，已經快要在試管中創造生命，將來要以普遍博愛的態度對待全人類，在這種情況下，誰敢說還有人類所永遠不能超越的限制？ 對社會主義對共產主義大家要有信心！

經濟制度

積極主動改變必然好過被動改變！私企民企轉化為集體經濟模式我國經濟只會更好絕不會變差！
　　按資分配的業主們，你們該聽聽勞動大眾的心聲了！

　　——積極主動改變必然好過被動改變！私企民企轉化為集體經濟模式我國經濟只會更好絕不會變差！

　　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在都有幹勁的前提下，一個人的幹勁顯然不如一群人的幹勁

　　以前總有人拿和尚擔水抬水、三個和尚沒水說事；殊不知，這個故事是有前提的：

　　——那就是：是否人人都有勞動積極性；而一個人是否能具備勞動積極性就在於其勞動價值及勞動增值是否能有效匹配其付出，能否有效貨幣兌現。說白了，就是三個和尚是否都有各自的水缸。。。三個和尚三口水缸，那麼，與三個和尚只有資本這一口水缸相比，怎麼樣對國家經濟提振大就不言自明了。

　　——這就是集體經濟與個人或幾個股東的私有經濟的總體社會價值及經濟價值比較的結果。

　　——三個和尚都為一個資本抬水，自己勞動價值無法有效兌現，不能按勞分配，被資本掠奪食利，當然結果只能是【躺平】

　　至於如何保證一群人都有幹勁，當然有跟進辦法

　　以下就來詳細說道說道。。。

　　第一、轉化標的

　　私有民企向集體經濟模式轉化的關鍵點：【所有製形式及財富獲取方式】兩項——

　　一、所有製形式的轉化

　　所有權包括以下三項（6小項）

　　1、自然資源及其自然增值

　　2、非勞動類生產資料價值及其勞動增值（包括自然資源的勞動增值）

　　3、勞動成本價值及勞動增值

　　二、按資分配向按勞分配的轉化

　　勞動權益也包括以下三項

　　1、勞動成本價值（職責義務及能力評估價值）

　　2、勞動付出價值（勞動時間對應價值）

　　3、勞動增值（勞動效能價值）

　　三、社會福利

　　1、基礎民生之民權與是否勞動無關、是否繳納投入社保無關；以全民公民卡按年齡段對等平均統籌，取代以投入保險資金為先決的是否予以保障的社保形式，真正實現人權的基本生存保障（相關事項包括基本溫飽、基本教育、基本醫療、基本住房）

　　2、普通復製性勞動改善生活

　　3、創造性勞動獲得更多收益（有差異卻不會形成兩極分化的較高收益）

　　第二、為什麼個人或少數幾個人擁有企業的私有經濟轉化成集體經濟模式無論對勞動者個人還是對整體國民經濟只會更好

　　一、1949年至1978年前的集體經濟模式問題

　　1、對勞動價值只有20幾級工資模式的勞動成本價值及勞動付出時間的匹配對應；

　　2、對勞動產出效能缺乏足夠評估認定和價值兌現匹配；缺乏足夠的結果價值評估及價值變現結果認定及給予對應勞動者的價值兌現匹配（精神價值有充分考量，而實物價值未充分給予、也缺乏價值兌現體系）

　　3、對此，只需以按勞分配模式進行計量技術手段的完善即可；在計量技術手段落後與缺乏民主計劃經濟的情況下容易形成按權分配

　　二、1978年至今私有經濟資本食利模式的末路

　　1、這一階段顯然不是計量的技術問題；而是資本剝削的繁衍，是勞動者失去了勞動大部分價值給自己兌現的本質逆轉

　　2、隨同而來的是勞動者人格及整體公平公正的失陷。

　　3、這不僅使勞動積極性下挫，也使整個社會的穩定安定遭受到了鏤空。

　　4、人類逆反產生的根本在於人格的不平等

　　其實人與人之間資產的適度差異並不會形成不滿，反而會促進人的向上進取；但如果暴利者資產源於對他人的資本食利或資本霸權剝削掠奪，就必然會引發反抗。

　　人們的逆反與否顯然旨在人格尊嚴的平等實現

　　5、資本食利在我國的末路

　　1）公平公正是民眾的熱望

　　2）社會主義對集體經濟的促進

　　3）百富榜千富榜也只是極少數人，

　　小資本也深知大資本壟斷霸權將小資本者淪為了財富搬運工，這些小資本也會成為按勞分配的積極響應者。

　　資本食利、資本剝削在我神州大地走向滅亡已是必然！

三、如何讓集體經濟之路走得更好？

　　一種經濟模式如果能達到——既能公平公正、又能充分激發勞動積極性就必然是最佳選擇

　　為此，筆者設計了【按勞分配集體經濟全員崗位股份製模式】的基本構架，再次發布於此，供大家參考：

【集體經濟按勞分配全員崗位股份製】模式

　　——簡稱：《崗位股份製》模式

　　其一、所有製形式構建

　　1、央企國企由全民所有製轉集體經濟模式

　　2、民企私企包括原有各類股份製轉集體經濟模式

　　3、其中：

　　1）自然資源價值及其增值全民所有，使用權集體所有；2）轉化過程的租用費用收益用於全面公共服務及基礎民生保障

　　3）生產資料成本價值集體所有，而、生產資料及自然資源的勞動增值劃歸勞動者所有

　　4）勞動成本價值及其增值勞動者個人所有

　　5）稅收（企業所得稅）用途包括兩個方面（其一、財政收入用於公共設施及公共服務；其二、用於全民基礎民生保障，取締社保卡改用公民卡——打破保險業資本食利、改變不投入不保障、落實基本人權保障體系）——真正的納稅人是全體勞動者，而不是企業法人或投資人。

　　員工出資釋義：

　　——（按勞分配之崗位股份製模式下）員工按股比出資購買的是集體經濟模式下的企業資產使用權而非所有權，其額度按使用或租用對應資產使用權應付費用計算；員工離退則是放棄使用權而退回相應付息資金投入即可。

　　其二、分配機製構建

　　1、自然資源及其自然增值全民所有

　　2、非勞動類生產資料集體所有

　　3、勞動成本價值勞動者所有

　　4、包括自然資源及生產資料在內的勞動增值歸勞動者所有

　　5、所得稅來源應更名為勞動所得稅，而非企業所得稅

　　以上述5大方面進行按勞分配測算，完全排除按資分配計算；資金只是當作生產資料元素之一進行還本付息操作。

　　其三、與現有各類股份製的根本差異

　　現有股份製其根本是一個按資分配體系，是對勞動的剝削和掠奪；應予全面取締，徹底改變！

　　其四、《全員按勞分配崗位股份製》概要：

　　自然資源及其自然增值全民所有；生產資料成本價值國家代持所有權，生產資料增值集體所有；自然資源及生產資料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對應企業使用時支付對應租用費用。自然資源、生產資料勞動性增值、和勞動價值及其增值歸勞動者所有，企業所得稅可更名為勞動所得稅（納稅人與勞動者對等更加名副其實），該稅收及其他稅收與自然資源及生產資料收入一起用於國家公共事業（包括基礎民生保障在內的公共設施、公共服務）財政收支。

　　企業對國家層面的集體私有製，對個人層面的集體公有製；（破產無人接手的特例情況下所有權歸國家所有，再重組進入再生產循環）

　　集體經濟按勞分配模式下之《全員崗位股份製》的核心關鍵是——對按資分配的斬斷！

1、真正按勞分配：

　　公平公正的同時還能更好地有效提升勞動積極性，最大限度地提高企業活力及社會經濟飛躍

　　1) 投資不對等企業股權，也不享有企業利潤、同時也不承擔企業風險。

　　2) 企業股權按崗位職責和勞動付出及勞動成效劃分；對等於企業對應崗位及勞動之無形物，而不對等於勞動者之有形物；人在其位得其股，離退時股權對價收回不帶走股份；股份無私人財產繼承權。

　　3) 企業利潤和風險按股權由企業全員分享分擔；

　　4）與現有各類按資分配股份製有本質差異；

　　之所以在股份前有【崗位】二字作為定語，就在於股權真正對等的是崗位及勞動這兩個無形物；並且還不是對等於在對應崗位的人

　　員工離退帶不走對應股權、只能得到對應投入的保本付息（養老不在此兌價計算之列）；股權永遠留存於對應集體企業之中。崗位股權對具體勞動者也沒有類似於私人財產的繼承權。

　　5）可以接受過渡期

　　——過渡期允許29%以下純資金股權繼續在約定的3至5年內按股比獲利；但到期兌換收回股份時，僅按股份資金餘額的保本付息結算——即完全按投資轉信貸結算。之所以定額為29%，就在於集體經濟之《企業崗位股份製》的章程機製及相關重大事項能保持集體的絕對控股保障。（當然、如果日後整個國家之公司法有調整後自當另議）

　　——國有銀行資金是全民性資源，應逐步減少直至完全斬斷對私有經濟模式企業信貸、初期果斷調整為大比例傾向集體經濟模式企業信貸。

　　2、保全原有資產，實現平穩過渡

　　個人資產自實施日起劃斷，過往資產保全

　　3、投資轉信貸、保本保息，保障資金安全、金融穩定

　　投資者享有投資保本及利息收益;投資轉信貸模式進行

　　4、破產償付構建合理，責任明確、風險共擔

　　企業運作保持市場導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常運轉；企業間正當競爭有序進行；引導科技創新為主要手段的比趕超。

　　1) 企業破產債務企業全員按股權比例分擔

　　2) 償還額度為每月債務人對應收入扣除當地最低收益標準額度後，其超額部分的50%逐月償還，直至付清

　　3) 建立國家破產投資保護基金，若債權人出現影響生存的重大危機時，投資保護基金先行酌情墊付適當額度款項，再從債務人手中逐漸收回。

　　5、資產調劑稅促進資金再生產投入

　　1) 按個人資產總額實行資產調節稅徵收

　　2) 徵收比例按資產額度同比梯級進行，額度越高比例越大

　　3）徵收款項部分進入破產投資保護基金池

　　4）防止資金外逃防控手段加強

　　5）按金融服務實際勞動附加增值重新測算存款及信貸利息；（若月息為0.4%，年息應以遠低於12倍的計算方式計量）；促進個人資產和資金進入再生產投入和消費投入。

　　6、個人三梯級收益模式

　　 1）基本生存全民按年齡段對應實行統籌保障、《崗位股份製》模式之下企業直接稅費繳納；改社保卡為公民卡，打破保險業資本食利，打破企業偷漏民生保障基本義務。

　　2）以普通(復製性)勞動收益改善生活；多勞多得、少勞少得

　　3）以創造性勞動獲得“致富”，真正實現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同時促成科技興邦的創造性勞動價值兌現有效實現。

　　三個檔次的收益方式；按勞分配、實現全民不再為金錢左右的人格平等

　　7、破——金融衍生、股市炒作、資本增值，打破以錢生錢

　　1) 打破貨幣的偽增值效應

　　2) 讓貨幣回歸流通本質，有效歸位中介職能

　　3）股市轉換職能——成為資金供需的信息流轉金融服務中心

　　4）金融對內徹底成為產業服務而非增值手段

　　5）轉變重商輕實業輕科技的金融服務方向

　　8、國際合作：內外有別、無需閉關鎖脖

　　1) 取締國內A股交易，股市轉為投資轉信貸信息中介中心

　　2) 對外投資遵行國際慣例，以股市羅賓漢手段進行對外股市操作;但嚴控實體資產外逃

　　3) 逐步實施EB國際貨幣的物物對價國際貿易結算模式、脫離美元控製。

　　4）國際合作更改為招商引技、不再招商引資；

　　5）人民幣貨幣發行充分計量自然資源、生產資料、特別是人力勞動和該三項的增值測算後的賦值貨幣補充發行，保證貨幣量的有效流通及中介服務職能。

　　綜上所述：

　　集體經濟模式當然與現今的按資分配民企私有經濟模式有本質不同，而且當然更好；並且可以毫不避諱地說，要好過千倍萬倍！

　　按資分配的業主們，看清時代大潮，逆勢而為顯然於國於民於己皆不利！

　　捫心自問、你們該聽聽勞動大眾的心聲了！

　　順應民心、順應大勢、積極主動改變必然好過被動改變！

政治制度

　1.資本主義和資源主義。 （1）資本主義。通過資本的運動。在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實現資本增值的社會制度。
　　它的政治特徵是：確立資本主義的僱傭勞動生產關係。資本屬於資本家私人所有權。由資本家或由資本家授權的經理人員主張分配權。剝削職工剩餘價值的社會制度。 （2）資源主義。通過資源的運動。在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實現資源增值的社會制度。它的政治特徵是：確立資源主義的資源（股東）人頭權制度。和企業（公司，單位）公民直接議會制度。由企業，單位，公民直接議會依循多數原則和正義原則主張分配權。並決定企業統治者（經營者）薪酬。等事項的社會制度。 資源主義是建立在資源（股東）人頭權，和公民直接議會，之上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系統理論和主張。   2.人的能力差距有限 富人窮人財產差距相應有限。人是有限動物。網友（魏武揮
　　鞭）寫了兩段精彩帖子“人類歷史上經常出現官僚 地主 商人世家。但是為什麼沒有出現科學，數學，藝術世家呢？在真正靠個人能力的時候，人的差距沒有那麼大”“愛因斯坦那麼牛逼，怎麼他後代就不行了？後代可以輕易繼承財產，爵位，但是很難繼承智商和知識”。他說出了壹個真理：人是有限動物。人的能力差距有限。而資本主義社會自由市場經濟。或共產主義專制社會特權經濟。主張的占有，所有是無限的。兩兩不對應。嚴重違背自然法則。於是出現今天20個最富有美國人淨資產總額為7320億美元。超過1.52億底層美國人財產總和，的奇異現象。人的差距不大。而且這不大的差距，還是後天獲得了良好的，有利的，比能力更重要的機遇。才有可能形成。愛迪生說，天才（成功）等於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加上百分之壹的靈感，但是往往這百分之壹的靈感更加重要。這裏說的是靈感，機遇。是告訴人們。人的頭腦和身軀，要時刻準備好接受好的靈感和機遇的空間，和能力。抓住它。不鬆手。成為天才，和成功者。歷史上，有人抓住了好的機遇。
　　如傑斐遜，麥迪遜，愛迪生，林肯，瓦特等。抓住了為人類自然權利和追求幸福權服務機遇。有人抓住了壞的機遇。抓住投機贏利擅權獨裁危害社會機遇。  以資本主義，專制主義裏出現的富人而言。坐吃祖宗基業的富人的貢獻可能達不到平均壹位公民的貢獻。富人可能是因為分工不同近水樓臺先得月。外帶投機致富。今天的巨富者多是靠投機。用二十倍，三十倍，金融槓桿撬別人兜裏錢財。侵吞其他公民資源財富致富。壹黨專政貪官腐敗致富。靠黨權變金錢，無本萬利。靠獨裁權勒索人民。榨取國有資產致富。投機獲得的金錢，和當事人的才能不相應。不符合“人的能力差距有限。富人窮人財產差距相應有限”的自然法則。傑斐遜“終其壹生，他從未參加任何投機活動，並且認為參加這類活動是壹種恥辱”。從別人兜裏靠投機賭博。靠侵吞別人的資源權和分配權獲得金錢，是恥辱。   3.投機正在變成宗教。  近百年間，富蘭克林·羅斯福搞投機。以新政欺騙國人。控制公民輿論。挖空心思蓄意製造珍珠港事件。發動二戰以來。人類日趨渲染投機，欺詐，投機倒把，的不良知識。把投機變成精英們孜孜不倦追逐的信念。投機得不到應有的譴責。反而成為社會上受人青睞的榮耀。香餑餑。
　　金融，股票投機在美國，在中國盛行。從金融，股市撈取了百億，上千億美元的財閥，金融寡頭。被社會傳媒吹捧為偉人，英雄。全球有42個國家的財富總和，不抵索羅斯壹個人財富。靠投機孕育出來的世界富豪正在吸吮全人類的鮮血。成為披着‘英雄’‘偉人’蒙皮的嗜血教主。他們用壹張慈善家蒙皮。來維繫投機教傳宗接代。 投機構成投機教。有門徒們創造的投機文化作教義。有金融資本，財政資本，的存在。有獨裁統治者作教主。有眾多投機信徒。投機包括共產主義的領袖專政投機和腐敗。  投機二字本身的邪性，不壹定超過其他邪教。但是，投機教在毀滅人類文明的作用上。會超過現有的邪教。（1）投機毀滅文明 投機是壹種恥辱。人類數千，萬年好不容易創造的政治文明，德性文明。在投機教教徒猛烈攻擊下。壹天天在失去光華。今天出現20個最富有美國人淨資產總額為7320億美元。超過1.52億底層美國人財產總和，的奇異現象。於是，投機者發明了‘壹個富人的貢獻能夠達到760萬位公民貢獻總和’的謬論。成為天大笑話。無稽之談。投機造成不可理喻的貧富差距。嚴重侵犯了人類自然權利。二百年前傑斐遜提出“參加投機類活動是壹種恥辱”“終其壹生，他（傑斐遜）從未參加任何投機活動...”。他還說，“如果我們在任何時候被引誘去參加可恥的賭博娛樂的話，那便是我們自己的過失”。二百年來人們卻在頌揚投機，享受恥辱。（2）投機在數百年前孕育了吸血的資本。所謂市場經濟。已經被投機倒把，金融股市寡頭壟斷，權力控制市場經濟，權力腐敗。破壞得體無完膚。自由市場經濟壹天天在失去自由和公平正義。經濟領域統治者。利用資本占有權。分配絕大多數平民創造的財富的制度。是資本投機。是富人盜竊底層窮人財富的剝削制度。用馬克思的話“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用傑斐遜的話“財產法過分擴張，侵犯了自然權利”。1941.12.7日的二戰前，人們陣線分明。美國人不要戰爭。美國財團要戰爭。金融寡頭操縱選舉的結果。羅斯福就連任四屆總統。發動了二戰。今天，全人類事實上變成了財團，寡頭，大亨們可以隨意擺布的奴隸。（3）投機正在變成宗教。投機和人類與生俱來的弱點結合。成為投機教。投機教不必履行入教儀式。只需奉獨裁統治者，產業大亨，金融寡頭，為偉人，英雄。只要信仰投機。就是信徒。今日投機教信徒和潛在信徒無量。（4）尊重自然回歸自然的權利 拒絕投機。 在投機橫行天下的嚴酷事實面前。人們唯有從制度入手。重建資源權和分配權兩項自然權利。防治統治者享有絕對的權力。防治特權對公民大眾文化的侵蝕。才是規範人類，拒絕投機，追求幸福的辦法。   4.西方國家政府三次分配的弊病 政府向着建設福利社會。  （1）三次分配。通過市場實現的收入分配為第壹次分配（資本權利）；通過政府調節而進行的收入分配為第二次分配（政府調節，福利社會分配）；而民間自願、在道德的影響下把可支配收入的壹部分捐贈出去，被稱為第三次收入分配（嗟來之食，富人施捨分配）。  （2）三次分配的弊病。西方國家試圖通過三次分配維護政權穩定。但因三次分配包含統治者創造自由的邪惡內涵。美國推行三次分配的結果。是貧富差距壹直在增大。其弊端至少有：  a.第壹次分配靠資本權，由富豪行使分配權。資本家（經營者）剝奪了職工享有分配權這項自然權利。
　　已經竊取了職工創造的壹大塊剩餘價值。這時，政府聲稱還有調節分配等着妳來拿。就掩蓋了資本家剝削壓迫勞工的罪行。“助長大財產所有者的氣焰，使他們利用這種分配理論為自己的巧取豪奪、大發不義之財做辯護”。  b.政府創造自由就是剝奪妳的個人自由。 第壹次分配裏，政府夥同資本家，以僱傭勞動制度。攫取勞工壹大塊剩餘價值財富。二次分配是政府創造自由。分給勞工壹小塊財富。既掩蓋資本家剝削壓迫勞工罪行。又騙勞工去感恩資本家。達到維護資本主義社會長治久安目的。  c.三次分配和部分二次分配，具有嗟來之食味道。
　　被統治者喪失了人格尊嚴。低人壹等。使他們的生存權，自由權，追求幸福權都打了折扣。他們本應理直氣壯享有的自然權利。人為地變成接受富人施捨的低人壹擋。不公平。人類文明受阻。    （3）取締政府創造自由的二次分配 政府向着建設福利社會。人類追求自然權利。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的基本辦法。是主張公民享有資源人頭權和財富分配權。史實表明，凡是鼓吹以二次分配取代公民享有分配權的政府。是剝奪公民自由的專制政府。因為自由是自然權利。作為民主社會，要求公民從統治者，特權階級，資本家手中。收回資源權和分配權。
　　改變所有權主體。改變分配權主體。建立合乎自然權利的分配製度。造就支持民主，支持選舉的經濟基礎。二次分配及捐贈等只能是在分配權主體之外的壹種補充。政府創造自由，表現政府搞陰謀耍權術。是助長人類劣根性。因為劣根性源於個人自由出軌。解決辦法是“正當的自由為，在其他人據相同權利劃定之範圍內，依我等之意願暢行無礙（傑斐遜）”。是提倡自然權利。政府職責是建設福利社會調節人性。
　　復興古代人群居，熱鬧，友愛，互助，救難解危，的自然屬性。開創現代人的政治動物德性動物的網絡天地。  （4）分配權向着追求合群追求享有自由權和幸福權。傑斐遜說“私有財產的目的在於使每個人都有基本的經濟保障，從而使每個人能夠不依附於他人，獨立而平等地參與公共事務”。 說的是“私有財產是社會的創造,從屬於社會的需要（富蘭克林）”。有獨立享有，自主支配，的私有財產權。為的是保障人格尊嚴和個人自由。私有財產要感恩社會。夠用就知足，富裕點更好。人是在社會中活着。不是為財產活着。人生的價值在於能享受合群的幸福生活（孤獨就缺少幸福）。在於為社會追求自由和幸福。 傑斐遜的幸福觀念。是能載入史冊的個人自由幸福觀念。
　　5.分配權回歸自然權利。（1）傑斐遜有關財產法的自然權利學說。  二百年前傑斐遜提出“人類自然權利”價值觀。創造性地發展了自然權利學說。這裏有四句相關話語：“財產法已經過分擴張。損害了人類的自然權利”“將財產的政治意義淡化了。這是為政府通過再分配手段實現民主目標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筆者認為最後壹句話“這是為政府通過再分配手段實現民主目標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不是傑斐遜說的。也不是他意思。並試圖就這四句話提供來自傑斐遜意思的證明： a.將有限財產歸入無限的幸福裏去 財產的政治意義就淡化了。
　　幸福，精神享受是無限的自然權利，財產是有限的法律權利。人的大腦，飲食量，才能差距，都有限。人是有限動物。人之間財產差距就應有限。但是幸福，精神享受是無限的。例如傑斐遜將“...不依附於他人，獨立而平等地參與公共事務”。作為幸福和精神享受。而人類謀求“參與公共事務”幸福。也是無限地追求着的。財產以有限名分歸納於無限的幸福之內。財產的政治意義就淡化了。“從屬於社會的需要（富蘭克林）”了。  b.政府過分擴張財產法 損害了人類的自然權利。傑斐遜主張‘政府不能創造自由權利’。來遏制個人自由。來侵犯個人權利。傑斐遜實現民主目標着眼於體現自然權利的第壹次分配。而不是再分配。“傑斐遜相信，人皆擁有‘某種不可轉讓之權利’。也就是說，無論政府是否存在，人所擁有，不可創造、奪取、或轉讓的基本權利永存。傑斐遜對於自由的解釋最受重視，他將之定義為‘正當的自由為，在其他人據相同權利劃定之範圍內，依我等之意願暢行無礙。我並未加述‘合法範圍內’，因律法通常不過是專制獨裁者之意圖，而律法的確就是這樣侵犯個人權利’。因而，對傑斐遜來說，政府不僅不能‘創造’自由權利，反而有可能侵犯個人自由。而適切自由的範圍並非由法律所規定，而是止於他人有相同權利之處”。 這裏，傑斐遜表明。無論政府是否存在。分配權屬於自然權利的平等，自由和生存權。分配權建立在民主權的多數原則及正義原則之上。若還要通過政府律法來再分配。就侵犯了個人權利。就是政府“創造”了自由權利。 說明兩個問題：壹是政府剝奪財富創造者應享有的財富分配權。是財產法過分擴張，或者說是犯罪，越軌。損害了人類的自然權利。
　　二是作為政府剝奪公民第壹次分配自然權利後。繼而採用專制獨裁者需要的再分配彌補。就是政府創造這種反自由的權利。目的就不是為民主。而是加強獨裁專制主義。  c.私有財產是社會的創造 靠投機侵占社會財富者是社會敗類和蠹蟲。私有財產是社會的創造（富蘭克林）。沒有社會就不存在今日的私有財產。離開社會則金錢失去價值。人類享有私有財產要感恩社會。人生意義在實踐：真、善、美、自由、平等、博愛，六大觀念（胡適）。依靠投機，侵占他人創造的財富。背離了人生意義。背離了人的社會價值。是恩將仇報。忘恩負義。產業大亨，金融寡頭。是社會的敗類和蠹蟲。他們損害了人類。為社會所不容。  d.解決財產法擴張損害人類自然權利的辦法 是由財富創造者享有財富分配權。傑斐遜主張公民皆享有對勞動果實民主決策分配權。財產法已經過分擴張。損害了人類的自然權利。指財產私有權超越了自然權利，成為宗教式崇拜對象。傑斐遜認為，“財產權是人的
　　社會權利，而追求幸福權是人的自然的天賦權利，土地是人類共有的財產，私有土地只是個歷史範疇。傑斐遜賦予了自然權利以民主色彩。是包括試圖開闢壹條分配權民主，分配權回歸自然權利的光明大道。在給麥迪遜的信中，他說‘不管在任何國家，只要有未經耕種的土地(為了狩獵而聽其空閒)和失業的窮人，顯然違反了自然法則’。人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中包括追求幸福的權利，意指謀求任何合法的事業或職業...增加財產，激發潛能，以獲得最大的精神享受”。傑斐遜看到“（壹位辛勤勞動）貧婦...沒有麵包吃。他認為主要的原因是“財產分配上的不平等”，但他同時意識到“平均分配財產是行不通的”。他在給麥迪遜的信中提出了兩項切實可行的措施，壹是“各種遺產平均分配給壹切子女，或者其他親屬（傑斐遜經由成功廢止維吉尼亞的長子繼承權實現他對平等的承諾）”;二是“豁免所有財產在壹個數量以下的人的捐稅，而對於財產在這個數量以上的人們，按幾何數據徵稅”。 傑斐遜憂慮平等與財產所導致的不平等之間的矛盾。是“財產分配上的不平等”。傑斐遜意識到，分配不平等的原因是占人口極少數統治者，經營者，掌控了分配權。不按貢獻，不由有貢獻者們，民主決策分配財富。而是按資本，由資本家獨裁分配財產權。
　　給自己多分。給職工少分。下面是傑斐遜希望做到的：壹切人生來都是平等的，他們均“...享有自己的勞動果實的權利...”。很明顯，傑斐遜的意思是，實現“享有自己的勞動果實的權利”的辦法。絕不是違反自然權利法則，靠資本家恩賜。而是由壹切人-被統治者和統治者共同完成。這就可以理解為由企業（公司，單位）公民直接議會民主決策完成。職工全都享有參入分配自己創造的勞動果實的權利。遵循多數原則和正義原則。享有對勞動果實民主決策的分配權利。  e.通過再分配手段實現民主目標 是統治者製造的謊言騙術。傑斐遜惋惜的是：上天賦予人類分配權。人類卻未能珍惜。在二百年前，行會，向機器工業轉化時，“行會師傅”不經意地輕易地丟失了“享有全權的會員”的資格。公民失去分配權後，議會不能代表聯邦公民意誌。不去追求回來。進而謊言惑眾。幫助統治者侵權營私。眾所周知，民主的基礎是自由。自由的保障是法治。美國財產法侵奪職工分配權。公民個人自由失去保障。這時，靠大財產者的施捨。得到的不是自由和民主。
　　而是專制和壓迫。是統治者對治下奴隸群體的欺騙性馴服。因為，資本家通過分配權剝削了職工之後。再施捨零星半點（通過再分配）給職工。是否定了自然法。顛倒了權利關係。 對此，傑斐遜和麥迪遜在 18 世紀90年代與漢密爾頓的財政政策作了堅決的，議會裏的鬥爭。雖未能成功。但寫下了“主張...聯邦政府無權行使憲法無明文規定之事項，而各州對聯邦政府各項僭權之舉可視為無效”的提案。此提案為美國史上首次對州權論之陳述，該論述開日後拒行聯邦法規與介入論之先河。  f.再分配是罪惡分配 是從古希臘羅馬民主政治的倒退。再分配主要是表現了富人對窮人的施捨性分配。它的問題有：  壹是，政府二次分配加強了專制手段。是加強經濟領域統治者獨裁權，奴化職工的主要手段。再分配給奴化職工找到了理由。  二是，政府二次分配背叛自然權利學說。導致社會內部對立。效率降低。戾氣增加。
　　社會資源財富無形損失增大。 筆者認為，作為壹個國家，壹個社會。再分配，捐贈，都不可沒有。例如對被社會遺忘的赤貧者等等。都存在再分配，捐贈問題。但以再分配作為實現國家民主的目標。作為降低社會貧富差距主要手段。則是適得其反的大罪惡，也是人類二百多年來從古希臘羅馬民主政治的倒退。 （2）傑斐遜關心人民幸福 不是富人財產。“傑斐遜在《獨立宣言》中有意將財產從自然權利中忽略（筆者註：這裏，傑斐遜不是有意忽略財產。他是確定財產不是自然權利。原因在於，財產的多寡和其人在社會中的變遷相關。或者說和統治者占有絕對的權力相關。或者說和投機賭博贏輸相關。或者說和戰爭勝負相關。包括在公平競爭中成功的程度相關，等等。無論從哪壹個角度看。財產都屬於社會權利和法律權利。而非自然權利。壹黨專政政府今日抓壹串，明日抓壹串，後天又從專制制度中生長出來壹堆腐敗分子。妳能說他們的財產是自然權利嗎！顯然不是。是槍桿子裏出政權，出絕對領導權，出特供制，出特權，出腐敗。人類普遍固有的，天賦的，不可轉讓，不可剝奪的。不是財產。而是資源。人人生而平等，享有天賦人權。所有天賦人權項目的物質基礎。無壹例外，都是人人生而平等享有資源權。以及開發資源生成財富後，平等享有建立在民主原則和正義原則上。參入分配財富的權利。沒有資源權就沒有生命權。
　　沒有分配權就沒有獨立的，自由的，生命權。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等均屬於資源。生命權，資源權，自由權，分配權，追求幸福權，是自然權利。財產只是社會權利）。這表明‘傑斐遜將財產權看成是社會權利而非自然權利’。使得財產和個人先天身份之間聯繫的紐帶鬆弛了，財產的政治意義淡化了...”。傑斐遜用“追求幸福權取代”。“把追求幸福的權利看作是自然權利，而把財產權利排除在自然權利之外，這說明傑斐遜所維護的不是中產階級的財產權 , 而是包括沒有財產的窮人在內的壹切人追求幸福的權利。這就突破了洛克自然權利學說的局限性，而把人民的要求和渴望反映到自然權利學說中來，從而賦予了自然權利學說以濃厚的民主色彩，創造性地發展了自然權利學說。正如帕靈頓所認為的，它意味着傑斐遜“與洛克遺留給英國中等階級的輝格主義財產理論徹底決裂”。在傑斐遜看來，私有財產的目的在於使每個人都有基本的經濟保障，從而使每個人能夠不依附於他人，獨立而平等地參與公共事務。也就是說，它為壹個平等參與的良序社會而設立。在傑斐遜看來，如果把財產權提高到自然權利的地位，就會助長大財產所有者的氣焰，使他們利用這個理論為自己的巧取豪奪，大發不義之財做辯護。例如漢密爾頓的政治哲學就是增進有產者利益與國家利益的壹致性。傑斐遜認為，在壹個自由的國家，雖然人們可以享受充分的自由，但是個人自由的無限膨脹必然導致社會經濟上的不平等，最後必然出現貧富懸殊，壹方面富人腰纏萬貫，另壹方面窮人身無壹文。他深深感到，如果事情發展到這種田地，所謂民主也就失去了意義。有鑑於此，傑斐遜認為壹個民主共和國必須用經濟基礎來支持政治民主。因此，他用‘追求幸福的權利’來取代‘財產權’，說明他最關心的是廣大人民的幸福，而不是富人的財產。傑斐遜在 18 世紀90年代之所以與漢密爾頓的財政政策作堅決的鬥爭，就是為了打擊大投機商人和銀行家掠奪人民的行為”（上面兩大段內容摘自：《百度百科》
　　《平等權與財產權的矛盾-鄭
　　詩成》）。 （3）傑斐遜的‘非資本主義’。傑斐遜的‘非資本主義’傾向。是資源主義取代資本主義，資源主義生產資料取代資本主義生產資料傾向。有人說，“他（傑斐遜）的思想帶有明顯的‘非資本主義’傾向”。他認為“人民是‘所有壹個國家中所有權威的來源’”。他的民主主義是人文主義的民主主義。他反對壹切壓迫。仇視特權。最反對暴政。表明傑斐遜早已看透資本的剝削壓迫性質。資本代表了資本家獨裁分配權的理由。資本和資本家獨裁分配權。造成富人腰纏萬貫，窮人壹無所有。勤勞婦女沒麵包吃，是因為她創造了財富卻無分配權。無分配權的原因是資本家打着資本旗號，侵占了屬於人頭權的資源。違背自然權利法則。傑斐遜在敘述“土地是人類共有的財產，私有土地只是個歷史範疇”裏。告訴人們，歷史範疇是會消失的。這就宣告：資本只是壹種歷史過程。上天創造智慧人類標準是政治動物和德性動物。形成社會的基礎在於每壹個體或家族有自己覓食領地。這個過程長達數百萬年。而不是資本主義的數百年。人類享有大自然賦予的平等的資源人頭權和分配權。是自然權利。是天賦的，不可轉讓，不可剝奪的，權利。自然權利是人所共有的，任何個體都可對蒂屬對象或社會所要求的重要利益。傑斐遜的思想站在自然權利壹邊。站在人的幸福的壹邊。站在否定資本傾向上。向着平等的資源人頭權。和壹切創造財富者依循民主的多數原則和正義原則，皆有權參入決策財富的分配。維護平等的生命權。資源是生命泉源。
　　傑斐遜的‘非資本主義’傾向。意味資源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傾向。意味資源主義生產資料取代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傾向。 （4）分配權回歸自然權利。 a.理順權利關係。排斥壹切由政府製造的權利關係，如“政府創造自由權利”。人類自當崇尚自然權利。公民應當收回屬於自己的分配權。文化應當定義經營者投機這類活動是壹種恥辱。國家應當收回，富翁投機所獲資本，特權階級利用權力盜竊全民所有制財富。資源權和分配權必須回歸自然權利。  現代社會，科技發達不是政治倒退的理由。文化提高更不是人類向奴隸社會演化的理由。再分配手段。以喪失尊嚴的付出。把壹個明朗的事物。搗鬼成兩次包含罪惡的陰謀。以浪費資源的付出。兜了個大圈子。人類資源財富總量反而減少了。基於自然權利的道德標準反而敗壞了。為人類所不取。   b.回歸自然權利 制止統治者侵占分配權。統治者占有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是被統治者要馴服統治者的理由。馴服統治者的核心 是被統治者享有資源人頭權和財富分配權。手段是全體公民皆享有企業公民直接議會的議員權。 小布什總統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着作,不是政客們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裏的夢想,因為只有馴服了他們,把他們關起來,才不會害人”!  這裏面的統治者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宗教，藝術，精神，企業，公司，單位，社區，等領域統治者。所有的統治者，沒有例外。都需依循同被統治者的雙方契約關係。獲得被統治者的授權，監督，制衡。制衡統治者權力。使不產生絕對的權力。  對於被統治者而言。所有權不可侵犯，即私有財產不可侵犯，是社會法律權利。“私有財產是社會的創造，從屬於社會的需要（富蘭克林）”。而資源人頭權不可侵犯。
　　公民分配權不可侵犯。則是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分配權決定依循自然權利妳應該獲得多少私有財產。分配權是關聯民主權，選舉權，生命權，自由權，平等權，追求幸福權，的綜合性基礎權利。任壹公民皆不可強迫社會或集體，給自己分配若干財富。但任壹公民皆有權參入財富分配權的主人行列。分配權不僅是分配財富權。通過物質基礎的輻射作用。它就分配了妳的自由權。分配了妳的平等權。分配了妳的人格尊嚴（該是妳的，卻被侵占。就降低妳的身份）。分配了妳的選票權的含金量。實現馴服統治者的要害，是被統治者享有資源人頭權和享有建立在多數原則和正義原則上的分配權。有如壹只老虎有30平方公裏領地。這是虎權。是上天分配給他領地的食物權。妳要剝奪他的權利。他就以命來搏。除非妳滅虎種。讓虎完成地球生命歷程。        6.資源主義取代資本主義。（1）資本主義背離自然權利 資源主義合符自然法。 資本的價值在投機。投機既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但投機更是毀滅資本主義社會，甚至毀滅人類社會的精神元素。壹個民族社會政治思想沉迷於追求投機謀私利。這個民族沒出息。壹個心地真率誠摯腳踏實地的民族。方能聚成力量。戰勝強敵和自然災害。享有自由。合符自然權利的資源主義能培育優秀的民族。（2）僱傭勞動以資本家私人占有資本生產資料 剝削傭工。 僱傭勞動只承認資本家對資本的占有權。不承認資本家的資本，是侵占的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和職工已創造的社會資源之和。資源是自然權利。而被認為是資本家私有財產的資本。事實上是屬於自然權利的兩部分資源權：包含在整個環節和過程中的原有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包括職工勞動過程現創的社會資源部分。僱傭勞動就是資本家占有資本生產資料剝削傭工。（3）資源主義淨化私有制和私有財產。由公民直接議會根據聯邦法律，用民主，選舉方法決定經濟領域統治者和其他統治者的收入。和確立按勞動質和量決定收入的相關制度。使私人財產和其付出的勞動的質和量相符。將使，用資本剝削職工勞動創造物的私有制。變成光明磊落私有制。讓私有制和獲得的私有財產，公平正義，乾淨，和光榮。（4）從資本主義生命歷程看它必被資源主義取代的理由。起先，資本主義經營者靠開初自己的努力集聚的壹點本錢。變為掌握在手的生產資料和僱傭勞工需要的貨幣。資本家以資本主人身份。只將僱工創造價值的壹小部分充作僱傭費。大部分新創財富被資本家分配給自己享用。以及用於擴充資本。更多地侵占資源。如此幾百年滾雪球。靠侵吞公民的資源人頭權和勞工血汗。出現了個人財產數千萬，數億，數十億，數百億，上千億美元的特權階級，資本家，財政資本，金融寡頭。他們操縱國家經濟命脈和政權。例如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第四次中東戰爭。的財政資本。的軍火商們。他們貪婪的攆財趨利行為。正在摧毀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社會政治思想。正在蠶食三權分立相互制約的資本主義優秀制度。產生此壞現象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經濟基礎背離自然權利。在自然法裏，背離人類理性的東西。就沒有繼續存在的理由。而資源主義主張人人生而平等。天賦資源權。資源主義以符合自然法為其存在的理由。人類社會就到了資源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時候。這裏，資源主義指，資源回歸自然權利的主張。停止資源被壹黨專政領袖專政，被特權階級，被資本家霸占現狀。以拒絕投機名分。通過公民直接議會。收回資本家的資本。收回特權階級的特供制享受，特權占有。建立以公民直接議會為基礎的基層議會民主制度。建立資源人頭權制度。將分配權轉移給企業，公司，單位的公民直接議會。和轉移給聯邦產業集團代議制議會的宏觀調控。分配權民主化，選舉化。取締特權。以國家多級議會（聯邦議會，州省縣鎮產業集團議會，企業或單位公民直接議會）民主制度。創立新的激勵機制。鼓勵創新功能。
　　實現資源良性運動。資源主義運動自始至終認同和貫徹資源權和分配權是自然權利。用民主，選舉手段實現壹切財富創造者，壹切對社會貢獻者，壹切公民，都享有參與分配財富的民主決策的權利。資源主義來自自然權利。自然法是其生命力的源泉。（5）資源生產資料取代資本生產資料。 a.資源所有權與分配權的交換登上歷史舞臺。在機器工業時代裏。新創產品是由許多人共同完成。每位職工都享有資源人頭權。它是壹份民主權，平等權，選舉權。雖然資源人頭權不是直接的財富。但它代表壹份人人生而平等享有的資源財富權利。是壹份至關重要的壹世權利。它代表人格尊嚴，人權，公民權，和幸福權。資源人頭權決定了分配權的自然屬性。它是以民主形式分配財富的權利。隨着機器生產出臺。人類在創造財富中的關係，也發生變化。主體部分不僅是勞動力付出創造的新品，與獲得金錢的交換。更加是權利與權利的交換。資源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後。資本生產資料被資源生產資料替代。資本家所有的資本。變成了職工按人頭享有的資源。職工是作為資源人頭權的所有人。來參與創造新品權。交換到的就不再是別人恩賜給他多少報酬。而是他具有參與民主決策如何分配各自應得的報酬的權利。交換關係，變為資源所有權與分配權的交換。以分配權民主化，體現公平正義，人格尊嚴。擺脫僱傭勞動者被剝削被壓迫地位。 b.社會分工不為統治者剝削被統治者服務 而為全體成員追求幸福服務。人是政治動物，善於組織社會。社會分工是追求社會成員幸福，為創造文明，自然出現的事物。不是少數人利用社會分工，投機撈取資本，剝削和奴役其他社會成員的理由。近水樓臺先得月。利用金融槓桿，買空賣空，強取豪奪。都是恥辱的投機和犯罪。資源主義可以使社會分工擺脫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奴役和剝削。使社會分工成為自由選擇，自由創造，相互融合，追求幸福，實現文明，的權利和義務。 c. 使用資源要付費。市場經濟裏，市場等資源是人類千百年創造的社會資源。
　　隨着科技進步，它的份量越來越重。它屬於人類共有，共享。在資源主義社會政治制度裏。妳使用了過量市場資源和其他資源要付出相應費用。並按幾何級數增長。社會鼓勵創新。社會需要而又不能進入市場者，則由政府補貼。體現公平正義。 d.資源生產資料取代資本生產資料 分配權歸屬於公民納稅人。資源生產資料拒絕投機。為了實現富人窮人財產差距和人的能力差距相對應。需要社會收回金融寡頭，資本家的資本。把資本生產資料，變為公民享有分配權，的資源生產資料。取締統治者集權，獨裁，享有絕對權力的制度。以企業公民直接議會取代董事會制度。取代最高執行長制度。通過資源主義政治制度。在將資本改為資源同時。收回經營者侵占的分配權。把分配權歸還創造財富的納稅人，公民。        7.資源主義領導世界。（1）資本主義返回資源主義。回顧分配權歷史淵源。今天的資本主義。出自中世紀行會。行會師傅是享有全權的會員。行會是反壓迫剝削同業團體。以美國為例，二百年前就應該給工業社會制度裝入壹個自由，平等，博愛的政治思想靈魂。實行企業公司的公民直接議會。採用民主競爭選擇制。職工掌管分配權。的制度。建成資源主義國家。但由於工業社會資本家出自貴族社會市民階層。他們舉起自由，平等，博愛旗幟。戰勝和取代貴族社會的同時。由於暴發戶先天劣根性作祟。沉積了厚重的人性弱點。如素質和涵養差，崇拜權力和金錢，乖舛暴戾，得魚忘筌。缺乏貴族階層誠信，自我克制，道義，奉獻，服務，使命感精神。他們無限地追求財富，追求特權，追求統治全世界。二百年前在美國。漢密爾頓主張“銀行家最高執行長集權（CEO）制度”。和主張自然權利學說的傑斐遜總統針鋒相對。在議會激烈鬥爭中，漢密爾頓的財政政策取得多數。於是，他們把資本家雇用制。經營者壟斷分配權。剝削壓迫勞工。這個醜惡靈魂裝進工業社會心臟裏。建立了資本主義國家。由於資本意味剝削，和侵犯人權。人們主張人權，主張公民權，就要革除資本主義。革除壹黨專政。建立資源主義國家。要找回美國第三任總統傑斐遜的“人類自然權利學說”。應用於社會。（2）資源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從現實看。資本已被馬克思主義剩餘價值學說批倒。資本和僱傭剝削分不開。而淌着血汙。資本是投機的本錢。牟取私利的憑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剝奪公民大眾剩餘價值。病況都是心臟癌。醫治辦法就是消滅它取代它。人類到了資源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時代。
　　（3）資源主義領導世界。 近百年來資本主義和馬克思共產主義都有接近毀滅人類的壞品質表現。人類進入危機時代。例如1941.12.8日至1949.10.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的美國總統羅斯福發動起來的。二戰幫助共產主義獲得了近半個世界。使人類受到嚴重傷害。
　　留下了許多遺恨。至今不能恢復元氣。尤其中國人和北朝鮮人等至今還是壹黨專政。受害嚴重。又例如1973.10.6日至10.26日，第四次中東戰爭。是埃，敘等十五國企圖消滅以色列的戰爭。是蘇聯共產主義專政獨裁領袖勃列日涅夫搞的。戰爭由蘇聯，美國武器對戰。蘇聯充當戰爭販子。供應武器給埃，敘等十五國。埃，敘等十五國發動的。是謀求伊斯蘭十五國壹統中東利益。統治阿拉伯世界。和共產主義蘇聯平分世界的侵吞戰爭。是企圖滅絕以色列民族的戰爭。也說明馬克思主義只會把資本主義批倒。不說自己更該首先被批倒。第四次中東戰爭是以色列保衛本民族生存權獲勝。發動戰爭者罪惡意念不亞於希特勒德國屠殺600萬猶太人。20天戰爭使蘇聯，美國，的軍火商發大財。而美國經濟危機持續了18個月。通貨膨脹率連續兩年超過11%。上述說明，近二百多年來。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因對人權的剝削而成為特權階級統治權。他們繼承和加強了中世紀貴族階層對被統治者的剝奪。更因為他們是暴發戶。資本家和壹黨專政領袖集團對財富的貪婪無度。特權階級，產業大亨，金融寡頭，壹天比壹天地更向着控制全人類政治，經濟命脈走。使各國政權從屬於壟斷組織。拖着社會向他們統治世界走。暴發戶不具備貴族的榮譽，責任，勇氣，自律的騎士精神。隨着時日遷移。貧富差距擴大。資本主義對人類權利的侵犯超過了中世紀貴族社會。共產主義侵犯人權和公民權超過了古代專制主義。資本主義社會雖然還有議會制憲政民主和三權分立相互制約。也因為金錢對選票的收買。高薪精英階層對統治者候選人提名的操縱。金錢對輿論的滲透。投機文化對人性的侵蝕，越來越嚴重。社會不穩定。而馬克思壹黨專政國則連人權和公民權都公然否定。個人權利無切實保障和分權未確立。沒有新聞言論結社出版等自由。人們感到困惑。人類不允許金融寡頭，和社會主義特權階級統治世界，踐踏文明。社會陷入危機。唯壹走出危機辦法是用自然權利學說。回歸人權和公民權。是，廢除資本主義。廢除壹黨專政。由人類自己統治自己。人人都是統治者。人人都是被統治者。通過民主的多數原則和正義原則。達成意見壹致。把資本家和壹黨專政統治者侵占的資源權和分配權歸還公民。實行資源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制度。走向資源主義世界。是人類必由之路。有如曾經的“城邦民主制，使雅典獲得了空前繁榮”。未來的“資源主義公民直接議會，會使人類獲得空前繁榮”。       8.資源主義主張直接民主以及產業集團代議民主。  人類如何依循自然法管理部落，城邦，小國寡民，國大民多，的問題。從公元前11世荷馬時代古希臘推行了近八百年之久的公民大會直接民主。經中世紀後期等級代議。都在尋求解決辦法。二百年前，美國第三任總統傑斐遜創造了與當時美國財政界主張的財政，金融，土地政策相悖的自然權利學說。經過激烈奮鬥。傑斐遜卻未能取得主導地位。漢密爾頓主張統治者集權的財產政策，金融政策，和土地政策，取得了勝利。這個結果使法國歷史學家政治社會學奠基人托克維爾和美國第三任總統傑斐遜憤憤不平。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寫下“我還不曉得有哪個國家像美國壹樣，人民是如此的熱愛財富，而維持財富平等的理論則被人民所強烈藐視”
　　“大眾中蘊藏着壹種危險的文化傾向，直接威脅個人自由。正是他（托克維爾）發明了‘多數暴政’這個被後世保守自由主義者所念念不忘的字眼...他甚至說：今後剝奪個人自由的將不是專制君主，而是民眾”。傑斐遜在當時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就看到了其嚴重的弊端：金錢支配了人，人失去了獨立存在的價值。  從那時開始，直接民主主張的公民資源權，公民分配權理念，被涼在壹邊。間接民主的欺騙伎倆。和專製成分。得到包裝。變得厚重。  客觀上，由於人類是有限動物。不可能有絕對的直接民主。故在任何歷史時刻，都同時存在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只是在不同時期兩者份量不壹樣。但，鐵定無疑的自然規則是。自然權利學說命令人類追求直接民主。命令人類最大限度壓縮間接民主。因為，直接民主是民主魂和本義。體現個人自由。體現民主的自由，平等，追求幸福的自然屬性。體現了民主的多數原則和正義原則。體現了“民主意味公民擁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權”。 間接民主。是在民主的主體和受體之間多了個間接人。磨損了民主元氣。還夾進金錢，特權，獨裁，等因素。民主就會變味，變腐敗味。採用間接民主，先是群體擴大。人的聲音體力達不到時。被迫把民主打折扣。代議制是直接民主難以實現的情景下的壹種無可奈何選擇，也是這時的唯壹選擇。今日人類進入信息時代。互聯網和智能手機出現。人的眼耳手腿腦功能擴大。給人類創造民主文明提供了物質基礎。好比流水有了新的源頭。感恩社會。不辜負時代。就把目光瞄準社會的弊端。例如，美國人口代議制把貧富差距帶大了，阻礙政治文明。例如，中國的人代會。沒有公民自由選舉。黨書記選人民代表。代表黨的特供制，特權腐敗。為時代不容。面對挑戰。需要勇氣。突破禁錮。將互聯網智能手機數字技術應用於和公民直接議會相關的選舉和公決等方面（在手機裏點妳選定候選人名字。數日後從手機裏獲得當選者。及選舉過程全部情況）。用來改造專制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否定共產主義。改造專制主義生產關係。建立資源主義企業單位公民直接議會的生產關係。用資源主義的公民直接民主，和產業集團代議民主。取代專制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人口代議。取代共產主義人代會。是維護人類自然權利。回報社會的辦法。    （1）民主和專制 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民主和專制對應表達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契約關係和對抗關係。民主建立在多數原則和正義原則之上。它可分為直接民主。
　　和假手於人的間接民主，即代議民主。代議民主又可分為：等級代議（含產業集團代議）。和人口代議。等級代議服務於自己所屬等級。各等級的價值觀都明明白白。都放在太陽下曬。就可作為輔助手段推進人類文明。人口代議服務對象不明確。議員不知道代表誰的利益。末了，他就“貨與帝王家”。代表有錢有勢者利益。不可避免地會讓社會政治文明逐漸退化。向腐敗，向專制，獨裁退化。  (2)等級代議。西方中世紀後期出現由國王教士，貴族，市民，三方各為自身利益討價還價的政治平臺。是人類走向文明的重大成果。後因這種等級代議，背離了資本投機利益。而被後來出現的資本家統治階級扼殺。  a.等級代議以討論和商量 取代暴力和戰爭。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在議會平臺上激烈爭鬥。甚至出現壹些武鬥。都有利於為雙方訂立契約關係找到恰當的切入口和基本原則。以避免大規模暴力，血腥和戰爭。   b.等級代議揭露專制主義的謊言欺騙。將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特權剝奪關係公開。放在陽光下曬。就有了真相。暴露了有如中國的“真龍天子恩賜惠及臣民如雨澤潤物”的欺騙。暴露了專政政府“為人民服務”的欺騙。 c.等級代議是扈從直接民主的優秀代議方式。等級代議陣線分明，各為其主。市民議員為市民謀求資源權和分配權上的平等權利。其目的，方向和直接民主追求目標壹致。  d.等級代議減弱統治者特權 縮小它和被統治者距離。社會出現等級代議。它的裁判員和裁判標準傾向人類自然權利學說。其目標就傾向消減和限制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特權剝奪。市民議員藉助三級代議制平臺。可以諮詢，質詢或檢查統治者的財政和分配。防治腐敗。從而可能縮小貧富差距。縮小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距離。  (3)人口代議。  a.人口代議是資本主義制度從中世紀的倒退。美國各州約數十萬公民選出壹位國會議員。競選時，候選人聲色俱厲。誇誇其談。場面熱烈。過程中無人能夠，或者只有極少數人敢於略微舉起傑斐遜的自然權利學說旗幟。來渲染人民主權。美國人口代議取代西方中世紀後期的等級代議。間接民主奪取直接民主的地盤。是資本主義取得統治權後，社會政治思想的大倒退。
　　其僱傭勞動制度。取代了行會師傅是享有全權的會員的制度。資本家侵占權利。繼承了專制主義的衣缽。背離自然權利法則。就要掩蓋資本壓迫剝削職工的真相。其經濟領域必然專制，獨裁。資本家就需要否定能夠走向自由平等，走向階級和解的等級代議。資本家採用人口代議誆騙被統治者。使資本主義沒有真相。就沒有資本家階級和勞工階級的和解。資本主義在整個歷史階段都是惶惶不可終日的社會制度。
　　b.人口代議表面上是和階級稀泥 實際是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人口代議表面上是誰都不得罪。和階級稀泥。這和中國鄧小平說的“不搞爭論，是我的壹個發明”。以及2012.11.29日，習近平強調的:“實幹興邦，空談誤國”。壹樣本質。大家都依法。不准依自然法則。只准依資本主義財產法辦事。只准依四項基本原則辦事。為資產階級服務，為特權階級服務。是依循傳統，而不需要創造。不需要依自然權利學說去追求真理。造成美國總統自傑斐遜，麥迪遜，林肯，西奧多·羅斯福，之後。在價值觀上沒有應有的進步。不進則退。就出現小羅斯福，尼克松...等總統在價值觀上的失落。人類普世價值遭受傷害。美國自立國至今，在經濟領域是依循漢密爾頓時期財產法。維護資本主義的僱傭勞動生產關係。縱容統治者集權，侵權。資本家獨占資源權。獨吞創造權。獨裁分配權。造成大亨寡頭經濟領域統治者的私有財產惡性增長。自小羅斯福搞新政欺騙美國人，發動二戰以來。美國貧富差距壹直在擴大。人口代議制使被統治者，窮人，沒有自己的專職代言人。
　　傳媒在相當程度上被寡頭金錢操縱。財產法縱容資本家侵犯勞動者的自然權利。人口代議的議員在權利法案方面被制度所迫而禁聲。三權分立相互制約，就成了壹紙空文。壹句空話。或者說大打了折扣。這種生產關係。是對窮人的欺騙。維護資本主義僱傭勞動制度的美國財產法。就如同維護中國壹黨專政四項基本原則。表面上各階級都被迫像殭屍壹樣挺着。實質上特權階級，寡頭大亨，壹刻不停地在吸吮被統治者的血液。財富轉移。貧富差距擴大。  c.人口代議 腐敗升級無極限。議員代表人口利益。人口裏的利益五花八門，不專壹。法律過分保護大財產者私有財產。到了侵犯普通公民基本人權地步。財產法和美國其他較好的價值理念相矛盾。迫使議員代表大財產者利益。原本主張正義的議員也會變成牆頭草。那邊權強往那邊倒。面對邪惡而禁聲。暗着，甚至明着和特權階級結成共同體。破壞權力制衡原則。      (4)人口代議導致政府三權勾結 共同侵犯公民自由案例。2014年，美國聯邦參議員裏德家族引進外國的暴力拆遷機制。要強行侵占公民邦迪的農場。想開發地產。竟然動用權力和金錢，唆使政府，買通法院。派出200名武裝警察部隊，6架直升機，圍捕了邦迪四百多頭牛。警察部隊擊傷邦迪家人，電擊抗議者。要強奪農場。於是人民舉起傑斐遜“人民革命權”大旗。反抗暴政侵犯人民的自由（註2）。美國“誓言守護者”、“白山民兵”、“禁衛軍”3個民兵組織立即響應邦迪“公民主權運動”號召。為自由呼天號地。“這次起兵造反不是為了搶牛，而是為了我們的自由”。他們全副武裝開着房車進入戰場。迫使美國聯邦奧巴馬政府宣布：撤回全部警察，取消行動，歸還邦迪的牛。警察在“滾回華盛頓，滾回中國”高喊聲中低頭禁聲撤退。這是極難出現的，由公民主權運動。戰勝美國政府武力侵犯公民主權的案例。預示革除美國資本主義僱傭勞動制度的變革無法迴避。（註：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壹支受規範的武力乃確保自由國家之安全所必需，人民持有及攜帶武器之權利不可受侵犯。保了邦迪不當上訪的苦訪民）。    (5)資源主義主張直接民主 以及產業集團代議間接民主。資源主義創造的“企業，單位，公民直接議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實現全體公民是統治者。它切實保障個人權利，和確立分權。是古代公民大會的復興。是古代直接民主的新形式。  a.否定人口代議。 它不採用人口代議，採用直接民主的企業單位公民直接議會，和產業集團代議。
　　b.實行經濟領域參議院，政治領域眾議院的分權和避免過激衝動的緩衝辦法。總統及聯邦議員均由企業單位公民直接議會選票產生。但參議員由眾選產生的產業集團代議議會計票和公告。總統和眾議員由政府系統計票和公告。  c.總統和參議員，眾議員都是由單位公民直接議會選舉產生。都是由美國公民議會派到聯邦政府裏為作貢獻的使者，是服務員。  d.經濟領域三權壹統，統歸公民直接議會權。 它和政治領域三權分立相互制約的關係。是壹體同胞關係。如沒有經濟領域所有權，創造權，分配權三權統歸公民直接議會。聯邦政府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三權分立相互制約。就會因受資本侵犯而失去人類理性和自然法靈魂。失去服務對象。政府三權非但不能相互制約。必然傾向腐敗。政府（包括：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反而會去“創造自由權利”。侵犯公民個人自由。  如若政府缺失三權分立相互制約機制。說明國家選舉制度存在問題。企業單位公民直接議會制度的設計和運行不完善。說明公民參與政治不踴躍。公民還沒有形成統壹的集體。沒有掌握國家最高權力。公民還不是統治者。   e.改造美國三權分立相互制約。 從法律上，企業單位公民直接議會行使制約政治領域三權的最高法治權。其中，聯邦大法官及法官。經法律集團公民直接議會選舉和提名後。法律集團代議制議會再行選舉確定後。需交由公民直接議會選舉組織的相應級別“公民議會自然法法庭”，依循多數原則和正義原則批准生效。該法庭並具有撤銷其職位的權力。取消聯邦法官終身制。體現“民主意味公民擁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權”。 從權利關繫上。政府三權分立相互制約。要為權利主義張目(註1)。為企業單位公民直接議會服務。為公民資源（股東）人頭權，和公民直接議會享有分配權。並決定企業統治者（經營者）薪酬權。等壹系列權利服務。政府為資源主義生產關係服務。  f.採用現代互聯網信息技術 復興古代直接民主。資源主義主張企業單位公民直接議會民主。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務。直接選舉和全民公決。包括直選總統，州長，省長等。實現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身份的重合。是運用現代互聯網和智能手機信息技術。創造相關網站和軟件。復興古代雅典公民大會（註3）。對於高層產業集團某些具體事務採用產業集團代議民主。它是聽命於企業單位公民直接議會直接民主的等級代議。(註1)張維迎:權利主義是說，作為壹個人，我們有壹些基本的權利，這些基本的權利，是不可以以任何的理由剝奪的。（註2）傑斐遜最反對暴政 侵犯人民的自由。傑斐遜始終高舉人民革命權這面大旗。他熱情歌頌法國大革命。在聯邦黨人對謝司起義的壹片叫罵聲中，他公開表達了對起義者的同情，他寫道：“讓他們拿起武器吧！在壹兩個世紀內喪失少數生命有什麼關係呢？自由之樹必須時常用愛國者和暴君的血來澆灌。它是自由之樹的天然肥料……但願每隔二十年發生這樣壹次暴動。”他認為，這樣可以使統治者有所顧忌，不敢為非作歹，不敢繼續侵犯人民的自由。（註3）雅典城邦民主制。實行直接民主。由全體公民組成的公民大會議直接民主表決的方式決定城邦的重大事務。雅典人認為，“人人輪番當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這才合乎正義”。每個公民可以通過抽籤，擔任壹定的官職。人人皆可從政，統壹的公民集體形成了。集體掌握國家最高權力。實行多數原則和正義原則（大多數人的意誌就是正義-亞裏斯多德）。實行輪番執政原則。雅典城邦歷任執政官都要諂媚平民。實行法治，絕禁人治。雅典政治和法院都向全體公民開放。亞裏斯多德說，“人是壹個政治動物”“誰說應該讓壹個個人來統治？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在雅典人看來，在平等人民組成的城邦中，以壹人高高凌駕於全邦人民之上，是不合乎自然的。如果某執政官權勢太大，就可能危害國家，公民就以在每年舉行壹次的秘密投票中，採用《貝殼放逐法》，把他驅逐出境。雅典民主，歷時約七至八百年。它起源於公元前11世荷馬時代。由王或議事會召集全體成年男子（戰時全體戰士）參加的古希臘公民大會（當時稱人民大會）。止於公元前338年。希臘被馬其頓占領。

分配製度

一、資本主義理論已經過時了，無法適用於現代文明，中國可以成為世界的楷模

在2004年的時候，中國的前任國家領導人準備以“國企管理層收購”的方式把全部國有企業全面私有化。我以公開信的方式向政府和許多同誌發送了郵件，提出了我的建議，然後中國的改革方向就放棄了國企全盤私有化，按照我提出的方案進行了改革。一直沿用到現在。

也可以說現在中國的社會管理模式和國有企業運作模式是按照我的建議建立起來的，被外國人稱為“中國模式”。簡單地說我建議的中國模式就是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如何各自發揮特長，相輔相成的一種社會管理和經濟運行模式。

現在隨着科技的發展，人類逐漸進入了互聯網和機器人時代。

而這兩項事物的發展會極大地改變社會財富的分配流向。會產生極大的社會貧富差距和財富分配問題。因為互聯網和機器人的普及已經極大地改變了資本主義的理論基礎。當然也包括中國模式中的部分理論基礎。

所以說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國家的法律，道德，理論基礎，社會規則，財富分配方式都需要相應改變，否則會產生巨大的社會問題和社會衝突。

在中國和全世界現在實行的財富分配方式和經濟運行模式都是按照資本家僱傭工人，支付勞動報酬的模式在運行。

這種模式在資本主義初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為在資本主義初期，人僱傭人的生產模式，資本家僱傭工人支付勞動報酬，資本家如果想賺更多的錢，就需要僱傭更多的工人，就需要按比例支付更多的工人工資。所以說全社會的生產總值和勞動者工資的總和是有一定比例的。而且在資本主義初期，自動化程度不高的情況下，這個比例還是比較合理的。所以當時工人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得到相應的滿意的收入。

而現在這種財富分配方式被互聯網和機器人完全打破了。

現在無論農業還是工業都已經實現了機器人化，比如說我們的手機，裏面所有的零件全部都是機器人生產的，工人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把它們裝配起來。甚至以後連裝配手機都是由機器人完成。

那麼我們5000元的手機支付給工人的勞動工資有多少呢？你算上設計人員，估計只有幾十元吧。那麼剩下的利潤到哪裏去了呢？資本家拿走了。

而互聯網經濟也就是相當於機器人在為資本家賺錢。相比以前靠人力推銷的經濟模式，互聯網經濟僱傭的工人在大幅度的降低，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總和與企業所創造的利潤相比，也在大幅度的降低。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的人們感覺到生活壓力越來越大，因為工人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在大幅下降。社會財富的流向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以往的社會道德、法律、社會規則已經完全不能適應互聯網和機器人對社會財富流向的改變。所以普通勞動者的相對收入越來越少，失業率越來越高。因為勞動者的收入總和占GDP比例在大幅度的降低。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資本主義所有的一整套理論都已經完全失效了。資本主義的那些法律、道德、社會財富分配方式都已經完全的過時了。需要徹底地修正。

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某些理論是可以完美解決這個社會財富分配問題的。

所以說我們身為中國人，應該感到慶幸，我們的社會製度是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可以完美的解決這個越來越嚴重的世界性的危機。中國如果能合理的調整，完全可以成為全世界的楷模和榜樣。

當我們知道問題出現在哪裏的時候，如何去解決問題是很簡單的。

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擺在桌面上，然後全民討論出一個合理的解決辦法。

二、如何用高科技運作的共產主義中國

中國現在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財富分配的問題，更嚴重的是腐敗問題。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生的人，我從小接受的是黨的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

我當時認為中國共產黨的理想真的是非常崇高，非常正確。而且我從小就認為共產主義是先進的優秀的社會製度。

我從小接受的教育以及共產主義製度和核心原理是：“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中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我至今還是對此堅信不疑，並一直在為此奮鬥。

我認為中國現今社會出現任何的侵害人民利益的問題都是腐敗分子的問題，我要讓共產黨真正落實和兌現：“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中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人民如何成為國家的主人？人民如何獲得一切的權力？如何保障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

這一切在以前屬於理論階段，因為人民要想成為國家真正的主人，那麼人民就必須知道這個國家的所有的事情，然後通過某種形式對國家所有的事情進行投票決策和審查。

在互聯網和機器人沒有發展起來以前，人民不可能實時的知道這個國家發生的所有的事情，因為國家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許許多多的事情，而這些事情從發生到讓人民知道需要傳輸大量的信息。通過傳統的廣播，電視，新聞，通訊都無法即時的傳輸一個國家隨時隨地發生的大量的事情。只能事後做一下通報的工作

所以在以前，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當家作主這只是理論上的事情。人民在以前不可能隨時隨地了解國家發生的所有的事情。也不可能對國家所有的事情做出現場投票的行為。

但是我想說的是互聯網和機器人的廣泛使用使得這一切成為了可能。

互聯網和機器人不僅僅是奪走了我們的工作機會，它還給人民帶來了管理國家的機會和權力，使得人民直接管理國家的所有事物成為了完全的可能。

我的建議是：

1、設立國庫賬號

2、國庫賬戶收支兩條線

3、國庫賬戶收支全網直播，實時可查

4、涉經濟類案件從立案到執行完畢全網直播

5、設立國家信訪網站，全國公開，全民監督，全民陪審，實名舉報案件未完成司法程序以前不允許刪除。

6、每年按照國有資產的運作情況，如有較大盈利，不影響國家事物運作的情況下，按照一定的比例、計算方法和一定程序向全體中國人民分紅。

如果中國能按照我的要求做到以上幾點，我們就能把中國建設成全世界最民主，最公平，最正義，最理想的國家。中華民族能成為世界的楷模和榜樣，令萬國尊敬，萬民敬仰。

這也是共產黨為整個人類做出的最大貢獻，受萬民愛戴。

在中國所謂的腐敗就是腐敗分子把國有資產轉變為私有財產。

腐敗分子為什麼能把國有資產轉變為私有資產呢？

因為國有資產的資金運作總是需要一些具體的人去執行，如果某些人他既有國有資產的所有權，又有國有資產的經營權，他既能收錢，又能花錢，則其中很有可能產生腐敗。

我以前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國有企業的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離。企業的財務人員的任命權代表企業的所有權，企業的財務人員由國資委任命，而不是由企業的廠長經理任命。這樣企業的經營者，就不能隨便花企業的錢，只能在財務製度的監督下運作企業的經營活動。使得國有企業經營權和所有權的分離。現在的國有企業大都是在以這種方式運作。

這樣做能在一定的範圍之內起到遏製腐敗的作用。

但是當某些腐敗分子的權力足夠大的時候，他們還是可以有足夠的空間侵占國有資本，化公為私。

我在2007年的時候，就在網上聽說國有企業改革遇到了深水區就無法推進。

什麼叫國企改革的深水區？

就是國家與腐敗家族，利益集團的國有資產和私有資產之間的關係問題。

什麼叫國有資產？什麼叫腐敗家族，利益集團？什麼叫共產主義？

特朗普說了：“中國的權貴自稱為共產主義，但是他們卻把上萬億美元的資產轉移到國外，他們在欺騙中國人民，中國根本就不是共產主義”。

特朗普這個大資本家最懂得什麼叫資產，也最懂得什麼叫國有資產，那些把上萬億美元轉移到國外去的就是腐敗家族，利益集團。

因為共產主義就是國有資產全民所有的的一種主義。把全民所有的資產轉化為個人所有的私有資產就叫腐敗家族，利益集團。

2007年所謂的改革的深水區就是腐敗家族和利益集團利用權力把國有資產轉化為私有資產，當需要兩權分離，明確什麼是國有資產，什麼是私有資產的時候，遇到了腐敗家族、利益集團的阻撓。

我當時想，共產黨內部的事情，也許他們自己會解決，可是十幾年過去了，領導人換了好幾批，這個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愈演愈烈。今天到了不得不解決的時候。那我來告訴中國人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很簡單，就是我提出的以上五點。

想分清楚什麼是國有資產，什麼是私有資產在以前技術不發達，資訊不發達，科技不發達，手段不發達的時代確實有很多漏洞。

因為以前什麼事情都是人在操作，雖然有時候也稱為法治，但是法也是由人在操作的，所以人治的成分比較大，漏洞比較多，很難彌補人性的缺陷。

貪財好色是人性，人如果完全不貪財好色，也就不稱為人了。在人治的社會有適當的貪財好色行為也是正常的行為。

我提出的觀點既不是人治，也不是法治，而是用互聯網和機器人，用設置的程序來治理國家。程序正義，程序治國，信息化治國，高科技治國。

現在網絡和機器人時代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我提出的方法就是利用互聯網和高科技使得每一筆國有資產運作都在網上向全國人民公示，讓全國人民隨時隨地可以查詢到每一筆國有資產的資金流向。

無論是收錢入國庫還是從國庫中花錢都需要做到隨時隨地在網上直播公示，人民可以隨時隨地查詢到任何一筆國有資產地流向。

我的專業就是電子技術與科技，所以我非常清楚現在中國的科技水平達到什麼程度，中國的科學家能做到什麼，不能做到什麼。

以現在中國能達到地科技水平來看，從技術角度講，這一切都是完全可以實現的，沒有任何難度。問題是高科技是用來監控人民的還是用來監控政府一切行為，尤其是資金流向的問題。。

國有資產全都是人民的錢，不是腐敗分子的錢，人民當然需要也有權知道自己的錢從哪裏來，到哪裏去了。這是人民的最基本權利，也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最基本權利。

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國有的資金，每一分錢都會在全國人民的監控之下，腐敗分子和利益集團完全沒有絲毫的可能性侵占人民的資產。

並且全體國民還可以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情況下得到大筆的分紅。

這就是人民所需要的，整個國有資本就是一個公司，人民就是需要通過這個公司賺錢，分紅。

當然，人民在得到公平正義，在得到財富滿足的情況下，需要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不要做傷天害理的事情，不要做損害他人的事情，不要做損害國家的事情，不要做損害全體人類的事情，不要做傷害地球的事情。

這就是信息化，高科技能為我們帶來的利益、文明以及靈魂和道德修養的提升。

三、具體做法和詳細說明如下建議：

1、成立國庫賬號，所有國有的財富必須進唯一的國庫賬戶

國有財富指的是全民所有的財富，國家所有的財富，在中國除了私有的財富，其餘的財富全部都是國有的財富。我們保護私有的財富，更加需要保護國有的財富，所有以國家的名義收錢的行為全部都需要進入國庫賬戶。

比如說：納稅人交的稅，土地轉讓收益，警察罰款，法院沒收的財產，收繳的任何貪官財產，所有的國有資本分紅，國有資產處置，一切以國家名義的罰款，一切以國家名義的充公，一切以國家名義的捐助。

當然我知道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是有一定的規則的，按照以往的規則。比如說，地方警察的罰款，一般會歸地方政府使用。我的辦法是，任何規則都可以不變，但是賬目要清晰。地方警察可以罰款，這個款項也可以全部歸地方政府使用，但是要有一個流程，就是這筆錢必須先進入國庫賬戶，然後再按照程序，由國庫賬戶打入地方政府的賬戶，所有的以國家名義的收錢行為必須有記錄，必須上網公開直播，交款人和其他人必須隨時可以查詢到這筆錢的去向和使用情況。

其他所有的情況都是如此，凡是以國家名義的收錢行為，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中央政府，所有的收到的錢必須進入全國唯一的國庫賬戶。然後按照規則進行分配，所有的資金流動全部上網直播，隨時可查。

因為現在中國已經完全是數字交易，無論買任何東西，只需要掃一下支付碼，幾秒鐘之內錢就能轉賬成功，並且把付款憑證發送到雙方的手機上。所以把錢支付到國庫賬戶，只需要幾秒鐘，並且會把憑證發送到手機上。

中國人需要有意識，任何以國家名義收錢的行為，只要不是打到國庫賬戶就是犯罪。只要打到了國庫賬戶，並且任何人都隨時可以查詢和監督，這就是完全徹底的公平正義，完全徹底的杜絕腐敗。

任何公民都應該把錢打到國庫賬戶，因為那那錢是人民的錢，那賬戶是人民的賬戶，國家的賬戶，而不是任何腐敗分子的錢和賬戶。

這才叫共產主義，這才叫公平正義，這才叫人民當家作主。

2、國庫的錢使用需要有合理的流程

國庫的錢使用需要有提出議案，討論，投票決策，放款使用等標準流程。

我覺得美國的預算國會審批流程是比較合理的，我們因該借鑑。

比如說，由國務院總理提出議案，由一些能代表企業的人，經濟學家，各方選舉的代表組成一個議事機構，來討論，投票這些議案和預算。形成決議後再國庫撥款，由國務院去執行。

中國由無數的巨大的爛尾工程，政績工程，重復投資工程，豆腐渣工程，因為他們沒有一套完整的合理的花錢的議事、論證、投票過程。我不希望以後再浪費人民的錢。我希望人民的錢，每一分錢花出去都會有回報，然後再給人民分紅。

所有國庫的錢的使用情況都需要網上直播，隨時接受人民的監督審查。

3、收支兩條線

腐敗的原因就是某些人官位達到一定的程度以後，他能代表國家收錢，然後又代表國家花錢。

他們能左手收錢，右手花錢，人民永遠無法知道他們拿中國人民的錢，代表國家到底幹了些什麼事情。

我建議國家軍委主席或者總統負責軍隊，警察，司法，監獄，審判，等工作，主要工作負責收錢，把應該交到國庫的錢收歸國庫。

總理負責花錢，把全國各地各種事情匯總，列出預算和計劃交由國會或者資金使用的審查機構討論，投票，形成決議。然後去使用國庫的錢。

總而言之，總統或者軍委主席只負責收錢而不負責花錢，總理只負責花錢而不負責收錢。這樣避免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敗。

而軍委主席負責軍隊、警察、司法去干一些俠肝義膽，除暴安良的事情比較合適，所以他們適合於收錢；國有資本花錢的事情是非常專業的，有巨大投資風險的事情，讓懂得理財投資的總理等專業的人去干比較合適。各司其職，各守其道，這就是收支兩條線。

4、國庫賬戶收支全網直播，實時可查

無論是把錢收歸國庫還是把錢按照流程花到該花的地方去，都需要實時直播，每一筆收支都能在網上隨時查到。

因為現在網絡時代，機器人時代，數字化交易時代，任何一筆交易都是清清楚楚的有跡可查。從技術角度完全沒有任何困難。所以人民的錢，國庫的錢，無論收支都應該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網絡直播，隨時可查，給人民以交代。

這是全體人民的錢，人民必須知道我們的錢，從哪裏來的，到哪裏去了，該不該花，有沒有問題。這才是共產主義的真正真諦。

軍隊和警察所做的工作應該是保證國庫的收支信息實時的網絡直播，向全民公開，由全民監督，審查。但是不得參與財物分配和投資，不得干涉財物正常運作。

5、涉經濟類案件從立案到執行完畢全網直播

中國的腐敗分子搞腐敗第一個方法就是侵占國有資產，化公為私。第二個方法就是通過不公正的司法系統保護他們的侵占行為。

所以如果人民想成為主人，必須能實時監督和參與司法的全過程。因為司法牽涉到很多有爭議的事情，我們可以先從沒有爭議的簡單的，但是極其重要的經濟案件開始， 從報案、立案到執行完畢全網直播、全民監督。

因為刑事案件需要秘密調查，防止情報泄露，罪犯毀滅證據和逃跑。我們可以在調查結束以後再全網直播審判過程。

而經濟案件就是很簡單的合同和契約履行過程中的糾紛。而且跟全國人民的利益直接相關，所以可以從報案、立案到執行完畢全網直播，接受人民的實時監督和參與。

人民在監督和審查案件的整個報案、立案、調查、審理、執行過程中可以發表意見，甚至作為陪審參與投票，影響整個案件的進程。

在國外，陪審製度是一個很重要的人民當家作主的形式。而通過發達的互聯網，我們也可以做到全民參與陪審。有罪還是無罪，是否需要判死刑，人民有一定的發言權和投票權，這不叫民主，還有什麼叫民主？

重要的不是人民參與陪審熱鬧的過程，更重要的是人民參與審判的過程中能提高自身的修養和守法精神，一心向善，絕不為惡。前事不忘，後世之師。最終達到天下無賊的目的。

而腐敗分子通過司法腐敗掠奪人民財富的可能行，在曝光一切的網絡審判製度下，將消失得無影無蹤，無處遁形。

如果中國所有的經濟案件可以曝光在全世界人類面前，接受全民的陪審，中國將成為投資環境最好的國家，沒有任何的商人包括國內和國外的商人，在中國的投資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中國將建成投資最安全的國家，中國可以吸引大量的海內外投資解決我們一切的問題。

軍隊和警察所做的工作應該是根據根據網絡報案情況，在網上立案偵察，並把詳細情況在網上直播，並且控辯雙方可以在網上發言為自己的經濟行為辯護，並作為證詞。如果在網上通過軍隊，警察、法官、律師和民眾的協調，雙方能達成和解，則可以結案。

否則可以根據情況對某些人實時抓捕，審訊，審判，強製執行。但是所有的過程需要在網上直播，讓當事人和所有的人都能監督，並提出意見。

警察和軍隊起到的作用是強製性的把事實搞清楚，並把事實公布到網上以後，受到法官的審判和人民的陪審，監督。按照流程，形成決議後強製的執行。

簡單地說警察和軍隊起到的作用是查清事實，公布事實，並在法院和人們陪審形成決議後強製執行，維護公平、正義、真相和向全體人民實時公布信息，讓一切審判都對得起天地良心。

在這種機製下，本身就有極為強大的輿論和道德監督作用，我相信大多數經濟案件會雙方和解。並且有極大的教育民眾，改變社會風氣的作用。

6、設立國家信訪網站，全國公開，全民監督，全民陪審，實名舉報案件未完成司法程序以前不允許刪除。

古語云“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在中國好人的標準就是“無愧於天地良心，上對得起天，下對得起地，中間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在中國很多人做的事情為什麼這麼害怕被其他人知道呢？有什麼不能讓其他人知道的事情嗎？

人無論做過什麼事情，無論對錯，如果他所做所為能夠坦坦蕩蕩的向天下人公布，並勇於承擔責任，那就完全達到了中國好人的標準——“無愧於天地良心”

在中國的官員凡是有不能向天下公布的事情，那就一定不是好人，一定不是好官，一定不是好事，一定有見不得人的事，一定有不公平，不正義的事情。

所以我建議：設立國家信訪網站，全國公開，全民監督，全民陪審，實名舉報案件未完成司法程序以前不允許刪除。

中國需要好人當官，絕不允許由幹了見不得人的事情的人來管理這個國家。

而網絡化和信息化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中國完全可以做到讓完全沒有幹過任何壞事的好人來管理這個國家。

我建議的好人標準是很低的：如果某個人任何牽涉到公共利益的事情可以全網公開，接受全民監督，全民陪審，那麼這個人就可以被稱為“無愧於天地良心”，就可以被認定為好人。

實名舉報的案件必須全部進行調查，並公布到網上，接受全民監督公審，如果被懷疑是虛假的報案，也需要調查以後再給出結論和不繼續審理的理由。

軍隊和警察不能夠專門調查某些案子，而又專門無視某些案子，這不叫公平正義，這叫政治迫害。

所以實名舉報的案子在沒有調查和出結論以前不能刪除和銷案。

軍隊和警察對於網上信訪所做的工作是調查清楚事實，並把它們公布到網上，讓一切大白於天下，在法官和全民陪審按照一定規則達成決議後，執行決議，除暴安良，維護公平和正義。

7、每年按照國有資產的運作情況，如有較大盈利，不影響國家事物運作的情況下，按照一定的比例、計算方法和一定程序向全體中國人民分紅。

前幾年美國有人指控中國政府就是一個巨大的公司，中國政府支持本國的企業與其他國家進行競爭，產生所謂的不公平貿易。我對此予以了反駁。

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需要保護本國的企業，使得本國人民的利益最大化。美國政府說美國優先，中國政府說中國優先，澳大利亞政府說澳大利亞優先。這句話沒毛病。

我想說的是，中國公司不但要保護中國企業，還要給全中國人民把國有資產賬目網上直播，並且在年終給全體中國人民分紅。

我的要求不是很高，如果全中國的國有資產有良好的盈餘，我希望能把盈利部分的5%或者更少一點也行，按照人頭給全體中國人年終分紅。

中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國有資本屬於全體中國人民所有，中國人民運作了國有資本，中國人民需要現金分紅這是很合理的。這是國家主人權利的體現。而且我也沒有要求很多，只是5%或者更少一點，根據具體的國有資本盈利情況來定。

以上是我對中國的一些建議，我希望我的祖國能繁榮昌盛，並且能夠成為一個受到各國尊敬的民族，我覺得現在中國已經到了十分危險的危急時刻，我希望各位能認真思考一下我的建議。

改革開放與工人階級的對立

作者 獨立工會

我們可以把共產主義的叛徒中共以改革開放的名義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劃分為以下五個部份：生產關係、生產、交換、消費、意識形態。

第壹，生產關係

1，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分離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2，資本是壹宗貨幣，這宗貨幣變成為商品，以便再變成比原先數量更多的貨幣。

3，把勞動的客觀條件作為資本的占有者就變成了資本家。

4，喪失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勞動者就變成了無產者。

5，資本家的活動就是用錢賺錢的活動。

6，無產者的勞動就是僱傭勞動或者異化勞動。

7，資本家和無產者始終處於對立的狀態。

8，資本家是社會的主人，無產者是社會的奴隸。

第二，生產

9，壹切生產都是資本（不是產品，也不是商品）的生產。

10，資本生產的目的是為了賺錢，或者為了價值的增值。

11，資本家的資本是無產者剩餘價值的轉化物。

12，無產者的工資不是勞動收入，而是資本家的成本。

13，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增加了社會物質財富。

14，資本生產力的發展增加了社會的貨幣（價值）財富。

15，為了生產價值財富，勞動生產力畸形發展，甚至倒退。

16，社會化生產和私人資本的占有，導致社會的無政府狀態的生產，只有官僚資產階級進行權力尋租的時候政府才會存在。

第三，交換

17，壹切交換都是資本的交換。

18，產品作為資本的價格，在金貨幣下是由成本價格加上平均利潤決定的，在紙幣下，是由紙幣的數量決定的。

19，紙幣發行的越多，成本價格就越高，資本的產品的價格就越高，國民生產總值也就越高。

20，資本交換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剩餘價值。

21，壹切產品作為資本的交換，是資本家之間的事情，與勞動者毫無關係。

22，貨幣作為資本就把貨幣的五種職能作為賺錢的手段。

23，市場是資本實現剩餘價值的舞臺環境。

24，工人用工資，農民用收入購買消費品，是幫助資本家實現剩餘價值。

25，資本發展科學技術是為了縮短資本的生產時間，資本發展交通、通訊、網絡是為了縮短資本的流通時間。

第四，消費

26，壹切產品的消費都是商品資本的消費。

27，商品資本消費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其中的剩餘價值，不是為了消費產品。更不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8，資本發展生產力的目的是為了減少工人的工資，資本提高物價的目的是為了減少農民及獨立手工業者的收入。所以，工人的工資和農民的收入總是趨於下降的趨勢。這就是商品資本積壓的根源。

29.商品資本的積壓是資本生產停滯和蕭條的原因。

30，國內商品資本的積壓是資本輸出的原因。

第五，意識形態

31，在社會化的生產中，資本利用機器的生產力，壹方面代替了大量的勞動力，另壹方面生產了能滿足全體社會成員需要的消費品。從而養活了大量的不參加生產勞動的人，這些人存在於服務行業中。

32，這些找不到生產勞動工作的多餘的人，存在於城市中的服務行業，這就是消費城市不斷擴大的根源。

33，城市的不斷擴大造成了城市市民和進城打工的農民的無產階級化。

34,由於農業和工業的商業化，追求貨幣刺激了人們的萬惡的求金欲！人與人的關係也就變成了金錢的關係。

35，人與人的金錢的關係造成了國內的壹切人反對壹切人的戰爭,造成了國際上國與國之間的的侵掠戰爭。

36，資本的生產、交換不僅造成了企業的破產，而且造成了城市的破產，進而也造成了國家的破產！這些破產，浪費和破壞了人類的大量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