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解顏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就處在一刻不停的巨變中。近四十年來，世界見證了華夏大地上發生的人類歷史上規模最龐大的經濟飛躍。現在，中國的新一輪巨變似乎正在我們的眼前展開。
未來中國將變向何方？可以從許多角度來觀察，如：
（1） 經濟危機的縱深發展；
（2） 政府的腐敗、濫權和短視；
（3） 失業大潮以及由此醞釀着的潛在社會危機；
（4） 人口出生率急劇下降和老齡化趨勢；
（5） 民族矛盾，如政權與維吾爾族、藏族和蒙古族的矛盾；
（6） 與西方冷戰、“脫鈎”、或閉關鎖國（在物質上和文化上）的趨勢；
（7） 海峽兩岸關係及潛在戰爭風險；
（8） 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糾紛；
（9） 自然資源的枯竭與環境汙染；等。
本文提供另一個視角，是基於現代社會學中的一個概念： state-society relations, 即國家—社會關係。
這裡的state 雖然通常翻譯為國家，但與日常語言中的國家 (country) 的意義不太一樣：state 專指國家機器， country 的意義則更加廣泛，可以包括國境之內所有的個人、組織、土地等。另外，專制國家與民主國家中的國家機器的性質差別很大。在這個概念的發源地，西方民主國家，國家機器的權力是分散的，且沒有獨立的意識形態（被當下執政的黨派暫時賦予）；在中國，國家機器的權力集中於一元，且主導了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話語權。由於以上兩個原因，把中國的 state 譯為政權或許更為準確。在本文中，為了與學界的習慣統一，仍然把state-society relations 稱為國家—社會關係，但在多數地方為了敘述的準確，把state稱為政權。
社會 (society) 是一個國家之內的芸芸眾生及其生活、工作、交流的空間。
用國家—社會關係的概念來研究中國問題的特殊意義是：
首先，中國的政權與社會有極為不同的結構特徵：政權是高度組織化、紀律嚴明、同進同退、鐵板一塊；社會則是一盤散沙，因此雖然體量巨大，卻在關係之中處於極端的劣勢。可以把中國的政權與社會的關係比作非洲草原上一頭精壯的獅子與身軀龐大的角馬的關係。
其次，中國的政權在宣傳中竭力迴避政權與社會是兩個不同的實體、在一些時候甚至可以變成死敵的事實，這樣的努力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在許多中國人的意識中，反共就等於反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等於中共政權的萬年永固。因此，對國家—社會關係的討論或許有助於把政權和社會這兩個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死死焊在一起的概念分離開來。
本文討論國家—社會關係的兩個重要影響因素：政權的合法性和權力，然後以此來分析中國歷史上國家—社會關係的演變規律，並對中國社會未來的走向作出一些展望。
1. 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的特點
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在中文的不少詞彙中得到反映，比如：
（1）在“國進民退”的說法中，“國”就是政權，即state-society relations 之中的state。“民”就是社會，即state-society relations 之中的society。
（2）在“坐江山”的說法中，江山就是社會，坐在江山上的那個組織就是政權；在“逐鹿中原”的說法中，鹿就是社會，逐鹿的勝者就是政權。
（3）在孟子的“民為貴，君為輕”的說法中，“君”代表政權，“民”則是社會。
（4）在“水可載舟，亦可復舟”的說法中，“舟”就是政權，“水”就是社會。
（5）在着名的“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中”的說法中，“權力”就是政權，而可能把權力關進籠子的“制度”只能以社會為主體來構築。以政權為主體設立的“制度”不會把自己的權力關進籠子，如一個人不會把自己關進籠子。
（6）在“父母官”和“子民”的說法中，父母官代表政權，“子民”則是社會。
（7）在共產黨的“軍民團結如一人”的說法中，“軍” 是政權的最堅固的基石，“民”是社會。
（8）共產黨另一個曾經經常提起的說法是“黨群關係”。這裡的“黨”是政權，而“群”則是社會。
這樣眾多的說法或許可以說明，雖然國家—社會關係是西方社會學中產生的概念，它是中國社會中極重要的一對矛盾，可以說是“屋子裡的大象”。
中國是專制國家，它與民主國家中的國家—社會關係的性質大不相同。下面把中國和西方民主國家（以美國為例）中的國家—社會關係作一個對比：
（1）從國家機器一方來看，美國國家機器的權力在地理上分散於聯邦、州、地方；在職能上分散於行政、立法、司法等機構。這些權力之間互不隸屬。由於權力的分散，每一個新建議都要在各種層級和職能的權力機構中來回討論、爭辯、討價還價。這樣的政府缺乏中國政府那樣“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各級行政和立法機構被動採納勝選的黨派的意識形態。在中國，國家機器有兩個一元性特徵：首先是組織上的一元性：政權的所有組成部分都聽命於一個人。政權包括了行政部門、軍隊、警察、媒體、學校、街道、許多企業。體制外的演藝明星在晚會上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時候、農民被安排在電視新聞中頌揚黨的政策的時候也是政權的一部分。其次是意識形態的一元性：違背官方意見的新聞被禁止播出、違背官方意見的書籍被禁止出版。政權並且將其強烈的意識形態特色強加於社會。
（2）從社會一方來看，美國社會之中的組織高度發達，如媒體是社會的一部分，不是政權的一部分；同樣，數百所的私立大學、一百多萬家的非政府組織、絕大多數的企業和銀行也是社會的一部分，不是政權的一部分。它們的獨立性受法律的保護，政權無法讓它們聽命於自己。政黨也是社會的一部分；贏得選舉的政黨暫時取得對政府的控制權，直到下次選舉。在中國，社會基本上沒有獨立的生存空間。媒體、學校、多數的核心企業和銀行都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聽命於政權的社會成員從政權那裡分得利益和特權，拒絕聽命於政權的人很難在社會中生存。
總之，西方民主國家的國家—社會關係是碎片式的、可以平等互動的關係。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是全局性的、高度一邊倒的關係。
2. 政權的合法性
國家—社會關係中的第一個重要因素是政權的合法性。這裡的“法”不是指成文的法律，而是合於多數社會成員心目中的價值標準的自然法，也就是“為什麼他們能統治我們？”的問題。韋伯“把國家合法性定位在民眾對於國家權力來源的感受。”【1】所以政權的合法性與民眾對政權的信任度或支持度是相近的概念。
社會問題涉及的因素極為複雜。為了簡化矛盾，韋伯提出了用理想型的方法來研究國家或政權的合法性。理想型方法類似於物理學中的理想實驗，是把紛繁複雜的日常概念中的次要因素略去、以揭示主要因素的發展變化規律的研究方法。打一個比方，要研究中國共產黨這個日常概念，我們可以把它抽象為一個一般的概念：政權，或國家機器。如此，我們就可以把共產黨、國民黨和清廷放在同一個放大鏡下觀察，研究它們的一般行為規律。
我們還可以用這樣研究得出的結論來預測未來政權的行為。由於文化的巨大慣性，雖然華夏大地上的後共產黨政權將不再以“共產黨”為名、雖然它可能每天都在喊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口號，它將可能會在相當的程度上延續共產黨時代的國家—社會關係的主要特徵。
趙鼎新在韋伯的基礎上提出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理想型：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1】他認為這三個來源正交（即互相之間沒有關聯或重疊）且完備（即足夠解釋政權的所有合法性的來源）。本文以趙鼎新的模型為基本框架來討論政權合法性的問題：
（1）政權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就是它滿足了社會成員的精神需要而生的合法性。比如在中共建政初期，政權“叫億萬貧苦大眾翻身得解放”的美妙許諾給自己贏得了巨大的意識形態合法性。韋伯討論的領袖魅力可以歸為意識形態合法性的一個特例，而毛澤東就是魅力型領袖的一個典型案例。
（2）政權的績效合法性就是它能給社會成員提供溫飽、安全等物質需要而生的合法性。比如，在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初期，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主要來自對績效的追求，如其官方口號所示：“在現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3）政權的程序合法性就是其產生過程被社會認為合乎情理而生的合法性。程序合法性是西方民主國家的政體的合法性的主要來源：其執政黨由大眾選出，且選舉程序在社會中具有較高的可信度，所以經由這個程序產生出來的執政者獲得執政的合法性。在中國，社會對政權的產生和權力交接過程沒有任何發言權，所以政權基本上不具備程序合法性。政權的人大選舉、鄉村地方選舉等花瓶手段可以視為其爭取程序合法性的努力。
政權不需要同時具備三個合法性才能保住執政地位。比如，中共政權的最初三十年主要依賴於意識形態合法性，在1980 到 2020 之間的四十年間主要依賴績效合法性。在這兩個階段，程序合法性的缺失對政權的威脅並不嚴重，“軍民團結如一人”之類的把政權與社會混為一談的手法也不會得到太多人的質疑。但在三個合法性來源都捉襟見肘時，越來越多的人就會發現政權與社會原來不是“團結如一人”，而是利益針鋒相對的死敵，政權的危機就開始顯現了。
3. 權力
趙鼎新的政權合法性理論沒有討論的是，政權並不是沒有了合法性就完全活不下去。以青史留名的周厲王為例，當治下百姓“道路以目”時，他可以說是已經喪失了所有的執政合法性，但他此後還是又坐了三年的寶座。他這三年的地位靠的是權力。
政權的權力包括兩個部分：組織的權力和個人的權力。中國社會每一個領域的運作都在政權的組織權力的操縱之中，如：
（1）經濟。政權決定了哪些行業可以發展、哪些企業可以得到救助、哪些行業該被打壓。如果政權的穩固成為問題，甚至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本身也可以被犧牲。新冠病毒流行期間的動態清零政策就是一個例子。
（2）民生。如，政權可以決定每個家庭是否可以生育、儲戶的銀行存款被侵吞時是否可以得到補償。在疫情期間，政權可以決定一個人是否可以出行、去醫院看病。
（3）文化、教育、思想。政權決定了哪些話可以說、哪些話不可以說；哪些書可以讀，哪些書不可以讀；哪些故事是可以全國傳播的新聞、哪些故事被嚴禁。
依附於政權的個人因其對政權的歸順而獲得個人權力。一個人有權就有了一切。比如，中國的主要財富都控制在擁有政治權力的家族的手中。這些人擁有個人權力的前提條件是他們必須聽命於組織的權力。反抗組織權力的人吃到組織的無情鐵拳。
權力對政權有幾個意義：
首先，政權與個人一樣，都是活生生的有機體。政權最高的生存價值就是從自己對社會的駕馭中獲得存在感和精神的愉悅。中共政權從建政之後不斷調整意識形態，從最初的共產主義“初心”演變到改革開放時期的“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到現在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但萬變之中的不變是：權力必須在手。
其次，權力可以創造合法性。政權用權力修改歷史、審查新聞、捏造統計數據、控制輿論，成功地將社會的認知框架塑造為對自己有利的格局，讓社會對自己一直忠誠下去。
第三，權力是維持政權生存的最後手段。當政權的合法性的三種來源都瀕於破產時，政權就必須要用權力來嚴控社會，防止反對力量的成長。
社會與政權之間除了對立的一面，還有互相依存的一面。政權中的每個成員都是脫胎於社會，而權力是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最高價值觀。從古時候的科舉到當代的考公務員，他們每個人都渴望成為政權的一部分、傍在政權的大腿上來獲得安全感。在對權力的崇拜上，社會與政權有充足的共同語言。每個人既順從權力，也渴望獲得權力以使他人順從自己。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政權如此強力介入社會生活而並未招致社會的強烈反抗的原因。可以說，政權的意識形態合法性有很大一部分來自社會的權力崇拜文化。中國傳統的忠孝文化的一塊重要基石便是權力崇拜。
4. 中國古代的國家—社會關係的演變
我們可以用合法性和權力這兩個概念來觀察中國歷史上的國家—社會關係的演變。
中國歷史的一個基本特徵是“朝代周期律”。“中國現代史學家、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蒙文通(1894--1968)在上個世紀50年代撰文指出，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除去若干因‘非常的天災人禍’而短祚的王朝外，一般的王朝都以二至三百年為一周期。例如，西漢、東漢、唐、明、清等幾個較典型的王朝大致如是。統治時間的最長為二百九十九年，最短的為一百九十年，平均為二百六十七年。”【2】
國家—社會關係在每個王朝的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特徵。王朝初期是政權與社會的蜜月期。前朝在血海中復滅的教訓還未從大家的記憶中徹底消失，新政權兢兢業業地積累自己的合法性：“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2】
在這個時期，政權的合法性主要來自兩個來源：
首先是績效合法性：（1）民眾總算從戰亂的恐怖中走入相對安定的生活，或者用魯迅的話來說，總算在新政權的羽翼下“做穩了奴隸”，有了基本的安全感。（2）一方面，大眾的稅賦通常較輕；另一方面，戰亂中的大規模人口死亡導致人均土地資源增加。因此民眾的溫飽問題基本解決。
其次是意識形態合法性：中國社會的忠孝文化提供了支持皇權的意識形態。歷史上主要的王朝之所以能維持幾百年，其意識形態的合法性是重要的因素。
政權具有了三種合法性之中的兩個時，就獲得了社會的基本信任。在這個階段，社會是載舟之水。
但繼承原有的意識形態合法性也有其代價。首先，政權必須在這個意識形態的框架內行事。比如，如果某個公眾人物被社會通行的忠孝文化公認為道德楷模，那麼即使皇帝對他恨之入骨，也不敢輕易下狠手。其次，這樣的意識形態合法性並不屬於某個特定的政權。任何將當今政權拉下馬的勢力都可以繼承同樣的意識形態合法性。這是中國歷史上王朝如走馬燈般興起和滅亡的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政權獲得權力、傳承權力的過程基本上沒有社會的參與，所以政權的程序合法性較弱。杜甫流傳千古的《兵車行》云：“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這反映了政權與社會之間只有強迫行為；民眾不認為自己對政權有什麼神聖的義務。
在政權與社會的蜜月期過去之後，雙方的關係開始發生變化：
“古代一個正常朝代的開始，大都是在農民大起義之後。在農民起義消滅了不少豪強地主後，只餘留比較少數的地主，政府的賦役也輕。到了一百年內外，這時政府的浪費增多了，冗兵冗官冗費之類也增多了，政府一月的支付，往往就超出了開國時一年的數字，賦也繁了，役也重了，人民就開始流亡，佃戶也就開始多了。再過一百年，浪費更多，政府愈窮，賦役更重，人民更困，地主更發展，政府只能把官僚地主也作為徵收對象的一部分，到這時已經到了農民大起義的前夕了。”【2】
從這裡的描述可以看到，政權在積攢了一些合法性之後便馬上開始揮霍、不斷擴張權力。政權與個人一樣，對權力的欲望都沒有止境，而社會對政權的肆意胡為也沒有任何招架之力。政權本來就不多的合法性家底很快被揮霍一空。
一個尤其有現實意義的研究對象是歷史上的盛世。在王朝的初期到中期，如果天時地利人和齊備，會出現所謂的“盛世”。在盛世期間，百姓安居樂業、人丁興旺，是政權的績效合法性的高峰。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公認的盛世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而且每個都是馬上跟着天下大亂。歷史作家張宏傑在《飢餓的盛世》中分析：
“中國歷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極而衰’的結局。而且，盛世的傾頹，往往在極短時間內定局。漢武帝前期是漢代統治達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極盛之後，鞭撲天下過甚，很快導致了衰敗。晚年更是天下大亂，起義遍及關東地區，大者數千人，小群數百人，起義烈火幾乎葬送大漢王朝。唐玄宗開元、天寶之際，號稱‘全盛’，繁榮景象史所未見，但‘安史之亂’的狂飆瞬間吹散了曠代繁華。752年，也就是唐天寶十一年，唐代人口達到頂峰，達5200萬。但八年之後的760年，也就是乾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1700萬。天寶年間最繁華的地區，從宜陽到武牢500里，在籍人口居然只剩下1000戶人家，‘居無盡椽，人無煙爨，蕭條悽慘，獸游鬼哭’。王朝衰敗之迅速可以想見。
“乾隆盛世的政治清明與全面腐敗更是只隔了瞬間。乾隆死前3年就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清朝從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3】
三個盛世之所以都如此迅速地滑入衰世，這裡分析兩個原因：
首先，盛世的主要標誌，經濟的繁榮，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世界各國的發展史都表明經濟運行有自己的周期律，長期的擴張之後必然會有收縮。
其次，盛世之象在政權和社會中都產生一種盛世心態，或盛世情結。政權達到了合法性的最高峰時，其驕橫之氣也達到了最高峰，它相信自己可以肆意揮霍執政合法性 – 如吏治腐敗、大興土木、橫徵暴斂、遴選道德和能力最差的人掌握權力 – 而世界將永遠歌舞昇平下去。這也可以叫作暴發戶心理。政權肆意揮霍其合法性，如同不會過日子的農夫在豐年肆意揮霍其收成，災年到來時便餓了肚子。
經濟危機本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西方民主社會中的組織結構和意識形態都是多元的，這有利於化解經濟危機對社會的衝擊：首先，政權只是個利益調解中介機構；社會各階層都有發聲的渠道，階層之間的敵意有化解的路徑，社會結構也更容易作出相應的調整。其次，法律較為完備和公平，社會各階層對利益分配機制有基本的信任。最後，由於社會的多元化，在經濟“盛世”到來時，雖然多數人可能被盛世情結沖昏了頭腦，但平常心態者和“唱衰”者不在少數、且合法存在。在危機到來時，後者便被社會注意到、成為領導社會話語權的一群。習近平的“國師”鄭永年說：“如果我們只看部分國內外媒體的報道，彷佛美國就要垮掉了，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美國的危機感非常強，但這不代表其經歷的危機已經變得不可調和。”【4】 與其說美國作為一個整體的危機感非常強，不如說美國的國家機器與社會允許危機意識者、平常心態者和“唱衰”者的合法存在、允許他們有一定的資源來為將來的下行做好準備。如此，社會在經濟危機到來時的轉向通常較為自然、不至於轉化為深重的社會危機。
在中國，組織結構是一元化，其結果是：弱勢階層的發聲渠道經常被完全堵死；法律形同虛設，社會對利益分配機制沒有基本的信任。意識形態也是一元化，所以在盛世之時，整個政權和社會都身處盛世心態當中，居安思危的忠貞之士被剝奪了話語權、甚至生存權。那麼在形勢逆轉時，政權和社會都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結果只能是去碰硬釘子。
換句話說，從 “盛世心態”調整到 “危機心態”，多元化社會只需要量的改變，因此是較小的陣痛；中國則需要質的改變，因此經常是流血成河。
5. 中國國家—社會關係的現狀
中共政權繼承了古代政權的基本特徵，比如，兩者都是一元化的意識形態、都是一元化的組織結構。但兩者也有不同。這裡討論兩個：
首先，兩者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的來源不同。歷史上的王朝只是繼承了社會中現成的忠孝文化的意識形態，而中共則獨創了“叫天下窮人翻身得解放”的願景，以此獲得了史無前例的意識形態合法性。
趙鼎新認為，政權的合法性在固化之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國家民眾的政治認知模式，政治行為特徵，乃至國家和社會的關係。”【1】其一個例子是： “當一個國家具有高度的意識形態合法性，或者說這個國家作為立國之本的價值觀是一個在社會上能被廣泛接受的‘主流價值觀’時，這主流價值觀就會成為大眾看問題的出發點。”【1】（這裡的“國家”就是本文中所說的政權）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可以推知：當代中國人經常自以為與古代人有本質的不同，其原因，除了服飾和物質環境等表面現象的不同，本朝獨創的意識形態合法性也使得大家誤以為自己已經割斷了與歷史的聯繫。或者說，中國人接受了政權的官方話語：本朝是“新中國”，而此前數千年的歷史都是“舊中國”。中共建政後的前四十年中文物古蹟被瘋狂搗毀就是政權的空前意識形態合法性對社會認知的影響的結果。事實上，歷史是斬不斷的。意識到當代與古代的文化連續性會對理解中國的現狀與未來走向極有幫助。
其次，中國古代政權的體量在社會中所占的比重很小，經常一個縣級政權只是一個知縣、幾名助手和一些衙役。在龐大的鄉村土地上維持起秩序的是鄉紳階層。鄉紳階層既可以說是政權的一部分，因其與政權之間的互相需要及人員的互相流動；也可以說是社會的一部分，因其不靠皇糧過活。中共政權在城市中摧毀了資本家階級，在農村摧毀了鄉紳階層，將政權延伸到社會每個最偏遠的角落。換句話說，中共政權對社會的復蓋度遠遠大於古代政權。這導致了政權與社會之間地位的空前的不平等，所以社會對政權的作為沒有任何還手之力。1959 – 1962年，本來是相對風調雨順的正常年份，數千萬人卻被餓死，這在中國歷史上的和平年代中絕無僅有。
當代政權比古代政權對社會的大得多的復蓋度的一個結果是：當代社會的言論和行動自由度比古代社會小得多。比如，晚清社會的言論開放尺度是當代所望塵莫及。
這一節分三個時代來討論共產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的狀況：
（1）毛澤東時代
除了獨創的意識形態合法性，政權還通過給貧下中農分土地等方式獲得了績效合法性。政權史無前例的合法性導致的結果是：它大肆揮霍其合法性，不斷擴張權力、擠壓社會的生存空間，其手段比前朝狠辣得多，對社會的改造也徹底得多。政權的驕橫不可一世和社會的軟弱可欺由同樣是史無前例的1959 – 1962年的大饑荒可見一斑。
到了1976年毛澤東去世時，大眾從共產主義狂熱中漸漸清醒過來，政權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瀕於破產的邊緣，以至於毛的繼任者要靠批毛來獲得執政的合法性。另外，大眾猛然發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西方國家的生活水平原來是自己望塵莫及，所以政權的績效合法性也瀕於破產的邊緣。
（2）鄧小平時代
政權不再試圖重拾毛的意識形態合法性，而是開始在績效合法性的路上猛跑。它採取的辦法是還自主權於社會，如在農村包產到戶、在城市發展私營經濟、大量引進西方的人文理念、科學技術、企業管理方式和社會管理方式。這些舉措釋放出社會中蓄積的巨大能量。借着天時地利人和，政權的及時轉向創造了康乾以來的又一個盛世。
中國的社會在數千年來早已習慣了逆來順受地接受政權的任何搓揉。在鄧小平時代，政權對社會的放鬆管制開始讓社會的主體意識甦醒。八九天安門運動可以視為社會在獲得朦朧的主體意識後對政權合法性的第一次公開挑戰。雖然運動的參與者只是社會中的少數，這足以撼動政權的安全感，終於促使政權痛下殺手。
政權將自主權歸還於社會並不是出於慈悲，而只是鞏固自己的執政合法性的一種手段。它不能允許社會的任何行為觸碰到底線：自己的生存本身。它不能允許社會躋身於與自己平起平坐的地位。這是專制政權的一個悖論：政權為了增加績效合法性就必須給社會注入活力，而被注入活力的社會就會要求自己獨立的地位，從而讓政權感到生存威脅。中共二十大之前的“習李之爭”就是這個悖論的反映。
即使在緬甸這樣的飽受國際社會詬病的軍政府專制國家，民眾對政府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仍然經常發生，這在中國是不可想象的事。因此中國政權與社會的地位不平等程度要遠高於緬甸，在當今世界上可能只有北朝鮮可以相提並論。在縱向比較，當代政權與社會的地位不平等的程度只有歷史上最殘暴的秦朝可以媲美。
（3）習近平時代
在盛世的頂端，政權的暴發戶心態再次暴露無遺。除了眾所周知的大修樓堂館所、大肆貪腐、大筆援外等，近年來政權對新疆少數民族的鎮壓的規模之大、手段之殘酷是建政七十多年來從未有過的。中共政權對維吾爾人的反人類行為與乾隆皇帝對準噶爾部落的種族滅絕都是發生在盛世的巔峰，也都與盛世情結所致的不可一世有關。
另外，戰狼外交、橫掃民營經濟、大興文字獄、與美日為敵、對香港抗爭運動的不計後果的鎮壓、不惜徹底停頓經濟的病毒清零政策，這其中每一項都可以說是給國家的長遠利益帶來嚴重負面後果的做法，而政權將它們同時實施出來。這只能理解為盛世情結的總發作。沒有一個政權有那麼多的合法性家底可供揮霍。
韋伯說：“一個長期積弱的落後民族在經濟上突然崛起，必然隱含一個致命的內在危險，即它將加速暴露落後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這種經濟快速發展與政治難以成熟之間的強烈反差不但最終將使民族振興的願望付諸流水，甚至會造成災難性的結局，即民族本身的解體。”【5】 這裡的“經濟上突然崛起”而“政治不成熟”的狀態就是盛世心態或暴發戶心態。中國未來走向“災難性的結局”、甚至“民族本身的解體”的圖景也在一些分析人士的預測之中。（如【6】）
可以把鄧小平時代的政權形容為哀兵，把習近平時代的政權形容為驕兵。哀兵是殺氣隱隱，驕兵是殺氣騰騰。不管是在哀兵政權下還是在驕兵政權下，社會都沒有發言權，也沒有獨立行動力。用魯迅的詩來形容，是“未敢翻身已碰頭”的狀態。
習近平時代的政權也在依仗手中的權力給自己營造意識形態合法性，其努力包括：（1）給社會灌輸“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民族主義願景。（2）詆毀西方，重新編織西方大眾在疫情、黨爭、槍支暴力等社會問題困擾下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故事。（3）在統一台灣、占領南海、邊境爭端等問題上咄咄逼人。這些努力在中國大陸都取得了一定的暫時成功。
6. 未來走向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上政權周期性的興起和滅亡之中，不變的是強勢的政權控制弱勢的社會的格局，而當代政權更是將這個格局推到了極端。政權處於絕對強勢，社會沒有自保的權利，所以政權一有了合法性就開始揮霍，有了高度的合法性就大手大腳地揮霍，直到合法性蕩然無存。到了那個時候，社會危機的總爆發也只是時間的問題。這個周期律已經延續了數千年，也不應該期望在今後的幾十年內有改變。
一個政權在經濟下行的時代與一個公司在破產清算的時代有同樣的特徵。公司在生意發達的年代，老闆和大股東賺得盆滿缽滿，而散戶投資者和工人也可分得一杯殘羹冷炙，大家都可以把日子過得下去。到了資不抵債、要進行破產清算時，僧多粥少，因利益分配產生的矛盾便陡然激化。西方的經濟學者把經濟危機到來時利益分配的衝突比作音樂椅遊戲：椅子總是比玩遊戲的人少一個，那麼在音樂停止時，在座位爭奪戰結束之後，必然有一個人沒有座位。也可以把這個過程叫作“飢餓遊戲” (the hunger game)。沒有找到“座位”的社會階層就會成為引發社會危機的不穩定因素。
在成熟的民主社會，破產清算有嚴格的法律程序，哪些債主該分得殘羹多一些，哪些該分得少一些的規則基本透明，所以音樂椅遊戲不致引起巨大的社會動盪。在中國，破產清算的財產分配優先次序是根據權力，所以離權力圈最遠的弱勢群體分得的利益最少。而這些群體的生存本來就最缺乏保障。近來中國一些房地產和金融公司爆雷後的資產清算場景就是被權力上下其手的音樂椅遊戲的不斷上演。
中國的社會危機到來時將是政權與社會瓜分殘羹的肉搏。拉閘限電時，哪些人優先得到電、哪些人只能熱死；醫療資源緊缺時，哪些人優先得到分得資源、哪些人有病看不了；國內的房奴和非洲國家都債務纏身時，誰的債務可以得到減免、誰必須照舊負重過活，這些都是由政權決定，社會無權置喙。但被逼到絕地的社會階層也不可能坐以待斃。
政權完全喪失合法性之後，雖然仍然可以用權力來維穩，但其倒台只是時間的問題。這是由於政權中的個人的雙重角色：他們既是政權的一部分，也是社會的一部分。比如某個政府職員，當他執行政權下達的命令時，他是政權的一部分。當他在家時、在考慮其個人權利和家庭財產權利時、在心中產生一些私密想法時，他是社會的一部分。當社會從載舟之水變成復舟之水時，社會中對政權的妖魔化的聲音就會在政權的內部贏得越來越多的共鳴，原來是鐵板一塊的政權就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裂痕。
甲午戰爭後，清廷組建“新建陸軍”（新軍），以鞏固政權。“1911年，湖北新軍發動武昌起義，各地新軍成為辛亥革命主力之一。最終，袁世凱憑藉北洋新軍擁兵倒逼溥儀退位，清朝滅亡。故中國學界將新軍稱為清朝的‘掘墓人’”。【7】
現在，海內外華人社會反對中共政權的聲音正在變得越來越響亮。
綜上所述，在可能影響中國社會演變趨勢的眾多紛繁複雜的因素中，國家—社會關係是個值得注意的角度。政權合法性的走向、以及政權和社會對此作何反應可以作為觀察中國社會未來走向的重要風向標。當前，盛世的頂端似已過去，政權還在昨日的大夢中瘋狂揮霍其合法性。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在看得見的未來，社會可以獲得政權無法奪走的任何一點自主權。王朝興亡周期律大戲的新一幕似乎正在我們面前徐徐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