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會文集 五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2年09月27日01:15:3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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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國網友 香港網友 台灣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九年 釋放被捕學生及工人 停止打壓馬克思主義學會 社會主義行動1月20日抗議聲明 去年七至八月的深圳佳士工人抗爭期間，得到全國各地的學生和青年聲援，及後8月24日廣東警方逮捕50多名聲援青年及工人，在11月9日更跨省搜捕十多人。部分人至今仍被囚禁甚至下落不明。 聲援的學生很多來自各大院校的左翼學生社團，因為認知中共與資本家一同剝削工人、貪汙腐敗的的惡行，而對受壓迫的工人階級表達同情，繼而挺身行動聲援佳士工人。中共為了作出報復，大力禁製各間大學的馬思主義學會，包括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語言大學，逮捕組織成員，甚至動用保安和黑社會暴力攻擊學生。南京有另外8名左翼大學畢業生被逮捕，而南京大學則曾突然暫停全校所有社團的運作，要求學生提交成員名單，否則可能會被取締。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會長展振振被捕及遭退學，學會亦被校方接管。中國人民大學支持工人的團體「新光平民發展協會」本月2日也遭暫停活動並限期整改。 習近平越來越多利用馬克思主義的詞語，但現實上卻完全為資本家利益服務，現在更要禁止學生組織討論官方的意識形態，實在是對自己黨史的一大嘲諷。我們反對中共鎮壓學生，反對打壓毛派和左翼社團，要求言論自由、研究自由和政治結社自由！強烈譴責暴力鎮壓，要求立即釋放所有被捕青年及工人，爭取組織民主工會和學生團體的權利！支持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反對獨裁統治和資本剝削！ 醫療系統崩潰 前線人員向政府怒吼 正值流感高峰期，醫院負荷爆煲。香港護士協會1月20日在政府總部門外舉行「做爆、不如鬧爆」集會和遊行，要求政府和醫管局增加資源人手，約150名前線醫護參加。他們手持黑色氣球抗議，舉出「病人多到無床瞓 開工做埋幾人份」，譴責政府漠視人手不足，令前線醫護人員疲於奔命。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出席集會，被在場抗議者喝倒采。早前她在電臺上呼籲前線員工「捱義氣」在假日加班，激起前線護士的憤怒。 面對群眾鬥爭的壓力，醫管局作出表面的讓步，表示月底會上調前線員工特別酬金10%。此計劃實際上要求現已疲於奔命的護士放棄假期、增加加班時數，被嘲諷為「賣假」計劃。香港護士長年人手極為短缺。據2016年底的數據，全港有5.2萬名護士，即每一千人有7.1位護士，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9位護士的標準。現時護士與病人比例超過一比十，集會上協會更指有九龍西聯網的病房需一個護士照顧三十個病人。協會要求維持合理人手，包括護士與病人比例要達一比六，並增加資深護士，訂立臨床督導比例，每更一名資深護士。 根據醫管局公布的數字，現時15間公立醫院床位占用率高達105%，但很多護士指控當局玩弄數字，實際占用率更高。有抗議的護士形容醫院「環境如同戰地醫院，或五、六十年代」，電視機下、廁盤下和走廊都是加床。睡在加床而行動不便的病人，只能以屏風遮掩在病床用尿兜大小便。早前前線醫生在網上怒斥：「入公立醫院的病人，生命就有如烏蠅、蟑螂般卑賤。」 醫院輪候時間極長。1月21日，威爾斯親王醫院及聯合醫院的急症室輪候時間超過8小時，伊利沙伯醫院超過5小時。新界東骨科的輪候時間長達3.3年，是九龍東的眼科要等3.2年！ 社會主義行動參與是次抗議。我們一位訪問了參加遊行的護士陳小姐，了解一下她在醫院裏的日常境況。 記：你是哪一家醫院的護士？為什麼參與今日的集會遊行？ 陳：我是來自明愛醫院，負責監察感染控製措施、預防病毒散播的控製組護士。現在醫院擠迫的情況已是很難做到感染控製了，人太多空氣變得侷促，醫管局亦沒有製訂人數過多的安全上限。今次參加集會遊行，主要是代表負責外科急症病房服務的同事發聲，現在急症個案不斷增加，病房的56張病床已經飽和，走廊已加了8張病床，洗手間外再增加2張。 記：你的工作時數是怎樣？有足夠時間休息嗎？ 陳：每個新症並不是簡單的量血壓工作，而是要抽血、X光、檢查等後才可以做到一個外科手術，實在是很繁復的工作，而且保守估計現時是6個護士照顧60病人。根本沒有所謂的工作時數，舉例說本來是照顧10多個病人，現在增加至20多個，未完成工作連休息吃飯的時間都沒有。我們堅守公立醫院其實只是為了一個幫助別人的信念，我已經承受了8年，但情況卻一直每況愈下。 記：你有什麼說話想向巿民說？ 陳：這情況下我們醫護的心態只能是盡力而為，但我更希望巿民都可以為自己安全而發聲。如果發生了醫療事故，可能巿民會立即認為是醫護人員的問題，但其實更要了解背後的監控不足、缺乏人手等才是致使事故的原因。歸根究底是要全個醫療製度重新檢討。 工人團結鬥爭 醫療全面公有 政府可以花費大量金錢興建基建，但醫療系統卻依舊沒有改善。香港政府削減公立醫療資源，將巿民健康變成一本萬利的醫療產業生意，把公帑送給人工島等有利財團的項目。一萬億相當於全港16年的公共醫療開支！只有工人階級團結鬥爭，將醫療體系全面公有化，交由醫護人員民主管控，並且加征富人稅，大幅增加公共醫療資源，才能提供健全的醫療體製，免費分配給每個有需要的巿民享用。 香港：反對削減長者綜援！停止大興土木！ 在1月初，林鄭政府企圖向長者開刀，將領取長者綜援的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面對所有黨派的反對下，政府兩度作出退讓，但仍然無法平息群眾的憤怒。連番進退失據令其權威大受打擊。 現時單身長者的綜援標準金額為每月3,585元，資產限額為48,500元；至於60歲以下健全成人綜援金額則為2,525元，及資產限額為32,000元。因此，新政策會迫使所有60-64歲長者綜援領取者改為領取健全成人的綜援金額，而有二千多名原先領取長者綜援的人士因為資產高於32,000元而失去資格。 1月18日，政府面對巨大壓力下企圖作出小修小補，為申領健全人士綜援的人士發放1060元的「就業支援補助金」現金津貼。但由於健全成人綜援並不會發放各類補助金和津貼，這仍然使60至64歲人士每月領取的金額減少最少637元。同時又要求他們每兩個月找兩份工、每兩個月見社工一次，否則會被懲罰而扣除200元。然而，扣除200元的政策又再度引起強烈反彈，因此林鄭月娥親自下命令，要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取消這一決定。 逼迫老年就業 由於政府安老政策嚴重不足，已經越來越多老人需要工作。2013-2017年，60至64歲長者勞動人口升幅達35.8%，達致23.6萬人，有45%的就業比率。政府仍然認為60-64歲的長者應該更多出來工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指削減長者綜援可以釋放勞動力，實在荒謬至極。在2018年，介乎60-64歲的綜援領取者共有2.5萬人，當中7成僅得小學或以下的學歷。這些長者即使出來工作也只能從事保安、清潔和侍應等極低薪和不穩定的工作。此外，該群組的健全成人申領人數亦在5年間減少一成，意味着領取者越來越多是殘疾人士。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發表「當大家都系120歲嘅時候，60歲先啱啱中年」的謬論。特首林鄭月娥更以自身為例，說明60歲以上仍能工作10多小時。但特首年薪為4百多萬，出入有高級座駕接送，享用最完備的醫療服務，怎能朝不晚保的長者勞工比較！ 建製派政黨虛偽地反對今次削減長者綜緩。不過正如林鄭月娥所說，在今年度的施政報告裏已經提到此項政策，而當時建製派是投票支持施政報告的。他們現在見到群情洶湧才被迫改變立場，因為害怕失去今年區議會選舉的選票。泛民黨派也進行多次抗議，但完全沒有進一步建立群眾運動的計劃。 長者貧窮 香港老人貧窮問題正在不斷惡化，2017年長者貧窮人口達到31萬人。而1人家庭的貧窮線為月入4000元，這筆錢連租一個一百尺的劏房也不夠。當局曾於1999及2003年將綜援基本金額削減11%，基本金額仍未補回。 香港政府奉行極端新自由主義，向來實行歧視性的社福政策，鼓吹窮人要「自力更生」，經常宣傳要打擊詐騙綜援的人士，藉以抹黑受助者都是「懶人」、「社會寄生蟲」、「社會負擔」等。例如以前要求領取長者綜援的親屬簽署「衰仔紙」，證明自己不會供養自己父母，製造巨大的罪惡感。此政策在前年才被取消。由於欠缺工人階級的左翼力量作為替代選項，加上本土派勢力的推波助瀾，民怨近來有走向排外的趨勢，指責新移民領取綜援。事實上新移民的綜援支出只占整體開支的4%。 林鄭月娥向來是貧窮長者的敵人。她在任政務司長期間，極力反對全民退休保障，指有很多街上拾紙皮的老人其實擁有很多資產，根本沒有「經濟需要」。事實上只要政府動用500億就可以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基金，但政府寧願花廿倍的金錢興建東大嶼人工島，讓地產商投機。此外，她在任社福署署長期間，強推一筆過撥款政策取代實報實銷機製，令社福機構預算大幅減少。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削減長者綜援，要求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無論泛民主派和建製派都沒有企圖建立真正的群眾鬥爭迫使政府退讓，現在需要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團結鬥爭，抵抗威權資本主義政府的攻擊。 香港民主運動如何走出僵局？ 極度嚴厲的政治打壓沒有換來統治的穩定。由沙中線醜聞、興建東大嶼人工島、放生貪贓枉法的官員、收緊長者綜援以至公立醫療體系崩潰，每次民情反彈都出乎政府預料，其救火行動顯得進退失據、狼狽不堪。在綜援事件爆出以後，林鄭的民望跌至上任以來的新低，滿意率淨值為負23個百分點。 嚴厲的鎮壓未能令港府變成強勢。非建製政黨雖然陷於癱瘓狀態，但政府也陷於極低民望。習近平加強對香港的控製，很大程度上對香港民情一無所知，一意指揮林鄭開展政治打壓，因而更容易觸發群情憤怒。 政府繼續連串對民主權利的攻擊，為準備國歌法立法、修例容許移交逃犯至內地。可以預計今年區議會選舉將會有不少非建製派參選者會被指控倡議「自決」或「港獨」而被篩選。但關鍵是中共會否以候選人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為由取消參選資格。如果這樣的話，立法會將變成徹底的人大式舉手機器，並可以完全封殺任何非建製派候選人了。此外，政府準備修訂《逃犯條例》，容許香港與中國大陸及臺灣之間移交逃犯，意味着港人可以因挑戰中共專政而觸發國家安全罪行，然後被移交內地受製裁。 律政司公然放生鄭若驊及梁振英，引起全城憤怒。據《南華早報》報道，林鄭月娥曾經向北京提出將防止賄賂條例擴大至規管特首，但北京不容許任何形式的獨立委員會監控和挑戰自己任命的特首，即特首隻需對北京負責。習近平過去幾年發動反腐運動，實質上不過是清洗敵對派別的權鬥的工具，藉以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如果反貪的措施意味着分散統治者的權力，中共就會大力反對。 梁振英卸任特首後並沒有淡出。他代表着中共強硬的治港勢力，通過向港府施壓要求更強硬的統治手段，例如發出打港獨的聲音、要求港府儘快為廿三條立法。中共需要梁振英繼續充當政治打手，所以梁振英得到中共的高度保護（而不是像他的前任曾蔭權那樣受到審判）。而且如果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梁振英受到檢控乃至定罪，那麼中共政府的權威勢必大大受挫。 由於溫和泛民失敗的路線令群眾運動陷於癱瘓，統治陣營似乎意氣風發，自以為占盡上風。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現在「時勢不同」，推動廿三條不會再有50萬人上街。在2003年廿三條首次立法時，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被趕下臺。她指2003年有獨特的環境，「背負一身債，再加上沙士，先令到咁多人怨忿上街。而非全因反對廿三條。」這是後見之明。當年上街人數使當局震驚，甚至有傳媒引述時任特首董建華在當天早上仍估計只有5萬人會上街。高高在上的葉劉似乎看不到，今天貧富懸殊、樓價高企和民生倒退的程度比2003年有過之而無不及，大規模群眾反抗的客觀因素並不缺少的。 大灣區 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大灣區的綱要。大灣區首要目的是將香港作為中共一帶一路計劃的融資中心。在中美衝突的情況下，中共希望強化一帶一路計劃，與美國爭奪地緣政治的主導權，因此利用香港的國際金融系統及獨立關稅地位，為一帶一路項目融資。中共要通過香港的金融市場與國際接軌，吸納海外資金推動一帶一路。此外，由於美國限製對內地輸出高科技產品，中共希望利用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作為緩衝。 然而，整篇大灣區的綱要並無什麼新意，只是將政府一直實行的政策重新包裝起來。而且在中國經濟下滑的局面下，大灣區只是雷聲大、雨點小，沒有什麼具體成效。大灣區的經濟融合只為會香港帶來更多新自由主義政策，包括金融和地產炒賣、醫療和教育私有化、興建更多大白象基建工程。社會主義者反對資本融合，因為只會帶來更多剝削。我們支持在公有經濟底下由工人階級民主規劃的地區聯盟。一個非以資本利潤為依歸的製度下，這樣的融合自然能夠提升邊界雙方民眾的生活水平。 泛民攻擊激進派 由東大嶼人工島萬人上街，以至各社會議題的怒火爆發，可見群眾反抗情緒仍然高漲，只是在欠缺運動的明確領導下感到迷惘。民主運動在泛民的軟弱領導之下連番受到挫折，不免使群眾目前鬥爭的信心低落。現實上只有通過廣泛的群眾鬥爭才能贏得民主權利，但泛民向來認為「穩定」的資本主義營利環境比民主權利更加重要，因而在領導民主運動上顯得軟弱，造成幾年內的連番挫敗。現在，群眾信心低落又反過來為泛民領導的保守和妥協提供基礎。在立法會九龍西兩次補選失敗後，泛民主派的結論是過去泛民的選舉工程太過政治化、太激進，因此日後應集中修橋補路、蛇齋餅粽等地區工作。這種結論不過將自己領導失敗的責任歸咎於廣大群眾身上。 他們利用這種說法去進一步削弱激進派的力量，以鞏固溫和泛民的政治權力。泛民選票至上，並僵固地視選舉為分餅遊戲。他們盤算激進派在下屆立法會選舉將被阻止參選，而激進選票將會自動流向溫和泛民。因此他們不會挑戰整個威權統治，而甘心做議會內的花瓶。然而，政治並不是僵固的數字遊戲。群眾會越來越看到這些溫和泛民根本無能帶領民主運動，實際上正在變成無意挑戰政府的偽反對派，也因此沒有意欲投票支持他們。從兩次九龍西補選失利已經見到，所謂泛民對建製的「六四比」選票並不是必然的。支持民主的群眾和年輕人對泛民和選舉失去信心，將使擁有龐大競選機器和資金的建製派得益。為了打破這個僵局，現在需要能提出明確綱領的候選人，能提出反對中共獨裁統治和極端剝削勞動大眾的立場。 梁國雄將會就被取消議員資格案上訴至終審法院，由於法庭完全受人大操控，預計上訴很大機會失敗，因此立法會新界東議席將會於今年年底至明年年初進行補選。在補選到來的時候，溫和泛民其支持者可能會基於上述的失敗主義結論大力攻擊梁國雄，指他政治形象激進而將會在補選中落選，企圖奪走梁國雄空缺出來的議席。按此邏輯，如果長毛被政府阻止參加補選，他們就會更阻止社民連或任何激進派派出替代候選人，而找一個溫和泛民頂上。如果這次溫和泛民的攻擊成功，就等於讓他們壓抑激進派給他們的政治壓力，讓他們更無包袱地走向更保守和軟弱的立場。如果接受泛民如此做法，將使民主運動陷入迷失！ 此外，泛民指未能勝出是因為未能吸納本土派選票，因而希望與本土派「和好」，吸納他們的支持。例如李卓人在二月發表文章表示「不應排除勇武抗爭」，企圖討好本土派支持者。當然沒有人相信溫和泛民會採取暴力行動，但他們可以採納本土派的部分綱領，例如反對新移民和普通話等排外議題，以收割民粹支持。 現在不能坐以待斃，必須準備應付此一攻擊，公開批判泛民的政治權謀。大力批評泛民主派的失敗主義的路線，並主張重建一場獨立於溫和泛民及其親資政策以外的群眾鬥爭。 但目前香港的政治鬥爭最缺乏的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鬥爭力量，以及團結中港兩地民眾推翻親富豪的中共專政的綱領。泛民的「和平非暴力」只是掩飾他們向中共妥協、取消群眾運動的措辭，而本土派所謂的「勇武抗爭」也只是無組織的騷亂行動，在三年前已經嘗試過且失敗告終，完全無法對抗專政獨治。本土派並不反對壓榨基層勞動者富豪統治，也不主張聯合中國群眾鬥爭打倒指揮香港政治打壓的中共政權。本土派無視西方帝國主義正在侵犯委內瑞拉和加泰隆尼亞民主權利，反而寄望他們會幫助香港實現民主。 社會主義行動民主運動的綱領 基層勞動者和青年的群眾鬥爭，是打倒專製政權的唯一力量。將罷課罷工與擁有清晰路線的有組織的工人運動聯繫起來，會是抵抗極權的最有力、最重要的武器。罷課罷工至今在運動中沒有被認真討論過； 瑞典駐華大使捲入桂民海事件 被召回國 瑞典駐華大使林戴安（Anna Lindstedt）因捲入一場關於中國異見人士桂民海的政治醜聞而被召回。桂民海於2015年被中國國安從泰國綁架回中國，至今仍被監禁。今年1月，林戴安以討論營救桂民海的「新辦法」為由，將桂民海的女兒Angela誘騙到斯德哥爾摩。桂民海是2015年銅鑼灣書店綁架案的核心人物。包括桂民海在內，當時銅鑼灣書店的5名負責人幾乎在同一時間失蹤，後來又離奇地出現在中國，且已被中國警方逮捕。 桂民海沒有離開泰國的出境記錄，所有證據都顯示是中國國安人員將他非法引渡回中國。桂民海和他的女兒是瑞典公民，但瑞典政府對此事件的回應相當軟弱，因此受到輿論的嚴厲批評。 而林戴安最近的行動使瑞典政府遭到更加猛烈的批評。據Angela部落格所說，林戴安將她介紹給兩名聲稱與中國政府有聯繫的商人。這兩名商人盤問Angela 對其父親的案件知道多少。中國指控桂民海泄露「國家機密」，但這一指控是在去年國際上對此案的關註增加之後才出現的。 在林戴安的允許下，這些商人要求Angela「閉嘴」：如果她不再公開為父親發聲，他們可以幫助桂民海求取減刑。Angela說她在斯德哥爾摩的兩天裏一直被關在一家五星級酒店的會員專區，甚至去廁所時也有人陪同。 後來她找藉口離開，然後聯繫了瑞典外交部。一名外交部官員說他們不知道林戴安曾與她見面，甚至不知道林戴安正在瑞典。然後瑞典外交部撤換了駐華大使，並啟動了內部調查。與此同時，中國駐瑞典大使館發表聲明，否認與此事件有任何關聯。 獨裁政權的走狗 瑞典左翼黨（即前共產黨）領導人說此事為瑞典幾十年來最大的外交醜聞。他說林戴安試圖讓Angela噤聲，已是淪為獨裁政權的走狗。 以社會民主黨斯特凡˙勒文（Stefan Lofven）為首相的瑞典政府一直對富有的獨裁政權採取姑息安撫的政策，不僅是對中國如此，對沙特阿拉伯等國也是如此。勒文在2015年訪問中國時簽署了許多商業協議。眾所周知，在那次訪問前夕，勒文拒絕說中國政權是「獨裁政權」。在一位記者反復追問下，勒文最終提出了一種替代說法：「這是一個沒有大選的一黨製國家」。 中國異見作家團體「獨立中文筆會」前主席貝嶺譴責瑞典政府在桂民海事件上採取的「黑箱作業和封閉式溝通和救援方式」。 2016年瑞典籍人權活動家彼得˙達林於中國被捕並被迫拍攝認罪影片。當時瑞典駐華外交人員幾乎沒有給他什麼援助。瑞典記者奧爾森（Jojje Olsson）在其着作《在中國被綁架的瑞典人》（De kidnappade Kinasvenskarna）中詳細述說了彼得˙達林和桂民海事件，揭露了瑞典對中國政權的軟弱順從。 在中國政府以完全虛構的罪名拘押了彼得˙達林之後，曾有一位瑞典大使館官員例行探視他。該大使館官員同意中共當局提出的一些「探視條件」，儘管這些條件違反了有關領事探視的法律。中國政府要求整個面談期間要有一名中方警衛在場；大使和彼得˙達林交談要說英語而不能是瑞典語，從而讓警衛可以監聽他們的談話；他們不可以討論彼得˙達林的案子。同意這些條件之後，瑞典代表就只能問彼得˙達林水果夠不夠吃！ 揭發事件 Angela的事件本有可能更加險惡。這兩位神秘商人表示可以為Angela提供簽證，讓她去中國看望父親。如果她接受了這個提議，即使有瑞典大使做出官方「擔保」，她也有可能在中國被逮捕，從而讓她徹底閉嘴。更何況林戴安並沒有官方授權。我們贊許Angela拒絕這個「提議」，並揭露了整個醜惡事件。 工運和社會主義者應該要求解僱林戴安並召回全部的瑞典駐華外交人員，然後對此事進行全面的公開調查，包括調查自桂民海於2015年被綁架以來的案件歷史及瑞中政府間的所有來往。 我們毫不相信受商業利益驅使的資產階級政客或外交官會捍衛基本民主權利。桂民海的案件涉及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而且中共當局跨境綁架外國公民的做法也公然違反了國際法。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者不應該像建製政客那樣迎合獨裁者，而是必須加強對中國群眾鬥爭（特別是工人鬥爭浪潮）的聲援行動。我們支持在中國建立獨立工會，並要求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 沙中線醜聞持續延燒 紅墈站六成施工表格失蹤 沙中線工程又曝出新醜聞。紅磡站北面丶南面連接隧道及列車停放處6成施工紀錄「檢查及測量申請」表格不翼而飛，且未經政府同意擅自改動工程。會展站亦有3成表格失蹤，同時有大量工程記錄文件被發現是事後補簽。不排除紅磡站其他部分及其他車站存在同樣問題。另外，由中國建築（香港）承建的港珠澳大橋同樣有3成相同表格缺失或在完工兩年之後才補簽。 「檢查及測量申請」表格用於證明工程內部架構合格，可以澆灌水泥。表格缺失或補簽意味着，工程質素很可能沒有得到應有的檢查或未達要求。根據最新的消息，沙中線紅磡站已鑿牆檢驗121枝鋼筋，其中42枝（超過3成）的螺絲頭安裝狀況不符合標準，其中1枝的螺絲頭僅扭入6毫米（安全標準為最少40毫米）。該表格一簽五份，分別存放在不同地方，而且另有電腦副本。現在數千份（×5）的表格盡數消失，或者是這些表格本就不存在，或者是禮頓高層銷毀了表明工程存在問題的表格。無論如何都是嚴重罪行。 政府已宣布將表格丟失問題納入「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範圍，同時繼續反對立法會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調查委員會。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稱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意義不大」。但是由政府操控且沒有實權的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不值得信任。港鐵於去年4月已發現表格缺失的問題，然後於年中通知政府，但直到今年1月30日，即調查委員會近3個月的聆訊結束之後，政府才公布消息和進行調查，且荒唐地說事件不涉刑事，再一次表明親資政府包庇劣質工程和有罪的資本家。 由於醜聞和民憤持續延燒，再加上擔心今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結果，部分建製派政客表示會「考慮」或「不排除」支持使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例如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和議員梁美芬。現在立法會已完全落入建製派手中，即便立法會迫於群眾壓力最終成立調查委員會，建製派依然會試圖阻撓調查或隱瞞調查結果。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成立由基層群眾丶交通業和建築業工會及獨立技術專家組成的真正獨立且民主的調查委員會，徹查沙中線丶港珠澳大橋及其他受質疑的公共工程，並完全公開調查結果； 警察違法被捕數字上升 權力造成腐敗 警務處公布去年總共有45名警務人員因違法被捕，較2017年上升55%，當中涉及警員報假案丶盜竊丶妨礙司法公正丶詐騙銀行等等罪行。今年1月發生兩宗警務人員濫權事件，一名保安部警司被揭發在保護證人用的「安全屋」幽會情人。另一宗是臥底警員在涉及酒吧性交易進行了五次的「放蛇」行動，多次主動與酒吧服務生進行身體接觸，明顯占盡便宜。過去亦曾發生過多起警員借「掃黃」之名免費接受性服務的事件，即使警員的做法違反內部指引也不會構成刑事罪行，因此根本毫無阻嚇力。關註性工作者團體紫藤指出，2016年該會總共收到600多宗投訴，當中涉及警務人員濫權及使用暴力的個案占總數八成。 警權膨脹 儘管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指這都是少數害群之馬和「個別事件」，但被捕警員人數升逾一半，根本問題在於威權政府之下警權嚴重膨漲，以致腐敗成風。市民對警務人員的投訴均由警隊的投訴警察課調查。儘管投訴警察課須提交報告給監警會審核，但若監警會不認可調查報告，也只能要求警隊重新調查。因此所謂的監管機製完全是「自己人查自己人」。例如2016年旺角騷亂期間，時任《明報》記者鄧力行稱採訪期間遭警員毆打，警察投訴課經過逾兩年調查，決定指控無效。另外，警隊訂立的「不恰當行為介入指引」沒有法律效力，「誠信管理特別工作小組」不受公眾監督，根本只是花瓶。 最重要的是，政府為了鞏固統治權威，賦予警權巨大權力執行政治任務，助長了警隊的氣焰。例如退休警司朱經緯因在占領旺角時以警棍毆打途人而被判入獄，員佐級協會的回應是要求政府為辱警罪立法。此外，警方亦試圖協助雨傘運動期間暗角打人的的七警洗脫罪名，又舉辦集會聲援犯法警員，變相鼓勵濫權犯法。 社會主義者反對警察濫權，要求性工作除罪化，反對辱警罪立法。我們認為，根治整個警隊腐敗需要成立由普通勞動群眾丶工會等工人組織和社區組織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民主地控製警隊指揮權，獨立丶公開地調查投訴和警隊違法案件，懲處違法犯罪的警務人員。 建立強大的外傭運動 挑戰性暴力的製度 香港製度對34萬家務外傭的剝削被形容為「現代奴隷製」，與本地女性受到的性暴力和剝削一樣，都是資本主義造成的病態。 上月一宗外傭僅上班5日即被僱主兒子強姦，最終法庭判決被告入獄十年。這種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而且是製度所造成的。根據法例，外傭必須與傭主同住，否則有機會面對最高刑罰監禁14年並罰款15萬元。外傭外出居住的權利被香港政府於2003年取消，這導致外傭沒有固定上班時間，面對每日工時長達16小時。很多外傭被迫與男僱主同居，失去私隱和自主，甚至不被允許使用電話、自己外出，最極端的例子是上廁所也要經僱主批准。在極端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下，同住條件無疑也亦令性侵犯、性暴力變得更容易發生。 統治階級的歧視 猶記得在去年二月高等法院維護僱傭同條住例，法官甚至指僱傭同住與否與受到侵犯無關。可見這些社會精英如何與工人的生活脫節，他們所建立的法律製度，是如何歧視工人。 4年前因虐待外傭Erwiana而轟動國際 的僱主羅允彤，原本被判監6年，最後只是服刑3年半就已被釋放。直到現時為止政府仍完全未交待原因。羅允彤仍拖欠81萬對 Erwiana 的賠償。Erwiana 對此表示「傷心和失望」。工人階級和女性要維護自己的權利，不能指望司法製度的審決，必須組織持續的群眾鬥爭才能勝利。 團結抗爭 社會主義行動將於3月10日舉行三八國際婦女節集會和遊行，讓不同國籍的女性參加，挑戰製造性別歧視和剝削的資本主義製度。 廢除「僱傭同住」條例！落實全體工人的八小時工作製 香港：外勞被剝奪權利 香港38萬外勞家務工人做着長工時的苦工，且需要將錢寄回菲律賓或印尼維持家庭生計和支付子女的教育費用。外勞女工舉行過多場示威和集會，爭取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並贏得香港工會與政治組織的一些支持。但她們得到的支持還遠遠不夠。 中大調查 中文大學近期一項調查顯示，外勞的處境還需要很大改變。在2,000名受訪者中，超過70%的外勞每日工作超過13小時。近9%的受訪者表示她們每日工作超過16小時，5.9%的受訪者表示她們無法依法周休一日。 僱傭同住條例是造成外勞家務工人過勞的主要原因。當工人住在雇主家中，並且在任何時間都可能被要求做家務丶清潔或照顧孩子時，工時是不可能得到管製的。 調查顯示僅43%的外勞有自己的房間。其他人被迫睡在走廊丶廁所丶儲藏室，甚至與孩子共睡一張床。在一座除了富人以外其他人都不得不住在逼仄房間裏的城市，現實就是如此。2016年，香港有120名外勞死亡，大多數死於與高血壓等與壓力相關的疾病。 外勞組織多年來一直要求廢除僱傭同住條例。該條例頒布於2003年，意在防止外勞得到更有力的經濟地位，從而限製其作為工人的議價能力。違反僱傭同住條例可被取消工作許可丶遭受刑事起訴與判監14年。 驚人低薪 中大調查結果中最令人震驚的部分恐怕是平均薪資水準。2017年該數字為每月4,277港元——低於外勞的法定最低工資（調查期間為4,310港元，後來上調了100港元）。 對外勞的這種殘酷剝削，也反映了政府不願投資養老和托育等公共服務，令這些部門缺錢，卻肥了地產大亨與其他資本家。因為許多原因，外勞女工與香港本地女工需要聯合起來對抗不公製度，而且必須將國際婦女節作為鬥爭的集結點。 香港：經濟危機初見端倪 在全球經濟下行壓力下，香港經濟已初見危機端倪。特別在中國經濟增長創下28年來最低，加上中美衝突大環境陰影下，香港的出口丶樓市和零售業都受到影響。香港經濟愈發虛弱，而且存在嚴重的貧富差距，意味着林鄭政府像全世界其他許多政府一樣即將面臨暴風驟雨。 如果經濟繼續下滑，將迫使香港工人組織起來，捍衛自己的工資和工作條件，抵擋資本家更猛烈的攻擊；而且香港工人將更加需要民主的戰鬥性工會和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治替代方案。 貿易戰 經濟及商務局局長邱騰華表示，現時的關稅僅會減低GDP增長0.5%。然而，貿易戰對香港所帶來的影響遠遠大於關稅本身。因為國內經濟放緩丶貿易戰降低民眾對經濟的信心丶而人民幣對港元的匯價降低，更直接降低內地旅客的消費意欲。香港零售業極為依賴內地來港旅客，零售業總銷貨價去年12月按年僅微升0.1%，而可預計今年首季難有大反彈。去年內地來港旅客人數雖然創新高，但消費力卻在下跌。2016年中國旅客平均花費在購物的開支為8,000元人民幣，但2018年已下跌至5,800元。 本港樓價自去年七月歷史高位起連續下跌五個月，跌幅達 9.2%。在農曆新年前後，香港新盤都以較低價出售，在短期了吸引了市場的購買力。地產界大力宣傳「樓市小陽春」，意圖製造市場向好的氣氛。但由於美國和全球經濟的不穩定，今年樓市仍可能受各種因素衝擊。德銀預計到2019年中期，房價將下跌15%；長江實業一名主管預計房價會下跌20%。 在中共打擊金融業和限製資本外逃的政策下，中資在港的擴張受到挫折。仲量聯行早前數據顯示，中資於中環寫字樓新租約的占比在經歷至少連續六年上升後驟降，以樓面面積計，中資的占比由2017年的49%急降去年的29%。 現在林鄭政府顯然將應對經濟危機的希望押在中國所推動的「一帶一路」與「大灣區」項目之上，但相關的基建項目都難以產生利潤，長遠來說耗盡香港的財金資源。雖然香港經濟看似未面臨2003年那種即時性的崩潰，但各種潛伏因素令危機漸見端倪。統治階級亦清楚這一點，因此也採取更多措施保護資本主義體製，一方面是極端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方案，並儘可能將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推向私有化，另一方面是以國家資本主義的補貼方式，推動大白象基建以刺激投資丶向地產商分發土地助長炒樓。工人階級要組織起來反擊危機。 國際婦女節：香港要勞動者的#ME2運動 近十年來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固然打擊整體工人階級，但女性更加是首當其衝。過去10年男女間每月入息中位數差距不斷擴闊，由2006年的2,200元增加逾8成至2016年的4,000元。男女工資差距的其中一個重大原因，在於香港的托兒服務處於災難性的不足。在女性生育第一名嬰兒後，男女工資往往急速擴大，因為在職媽媽往往要改做兼職甚至停止工作，導致45-54歲的差距更高達6000元。 全港現時全港約77名嬰兒才有一個托嬰兒園名額，根本嚴重不足。政府一直不願意提供公共托兒服務，同時對大部分托兒園的資助由只占營運成本約一成，服務提供機構難以營運。在人手不足下，勞工及福利局提出將幼兒工作員與2歲以下幼兒比例定為1比6。有婦女團體批此為1976年水平，促請調整為1比3.5。現時幼兒中心月費為四千至六千元，託管兩名幼兒的開支已近萬元，大部分家庭根本無力負擔。有婦女團體主張由政府資助，將月費減低一半。 性騷擾泛濫 資本主義製度造成男女的經濟地位不平等，而社會文化自然合理化男性對女性身體的操控，使職場丶校園和家庭的性騷擾和性暴力的問題嚴重。平等機會委員會公布「本港大學生性騷擾調查研究」，近四分一(23%)的受訪者表示，在調查前一年內曾被性騷擾。例如有男教授常在課堂上作出口頭性騷擾，如「我教英文口試，唔系口交」，或者「可能你下次着少啲，可能都會畀高啲分你呢」，但這些教授沒有受到處分。 校園的反性騷擾機製嚴重不足，對投訴人的援助欠奉，再加上普遍的譴責受害人的現象，受害人往往不敢起訴。遭遇性騷擾的受害者中只有2.5%人表示曾向大學投訴，曾選擇報警的人更是只占1.9%。根據新婦女協進會的調查，不少大學及院校均沒有製定對性騷擾行為的罰則，如8大中僅3間列明會解僱施害的員工，僅4間列明會開除涉性騷擾的學生學籍。 權勢性侵 權勢性侵除了在教授與學生之間存在外，在上司與下屬之間以至丈夫與妻子之間都相當普遍。社會福利署去年1月至9月錄得的性暴力個案中，女性占受害者的97%，說明性暴力是一種系統性的性別壓迫，而不只是個人行為。除了大部分施暴者與受害者是互不相識外，排名第二的是雇主與雇員的關係。雇員舉報上司等同丟失工作，而且在職場內搜集性侵證據相當困難，很多時根本沒有申訴途徑。在配偶受虐的類別上，亦錄得2213宗個案，當中近6成的施虐者都是丈夫。家暴原因之一是政府實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令公共服務丶公共房屋丶女性庇護所等嚴重不足，女性面對婚內性侵犯和暴力往往不敢反抗和逃離丶只能啞忍。 香港的校園需要一場組織起來的＃ME2運動，團結起來建立有力的反性騷擾機製，由學生獨立運作和監督，積極舉行宣傳和抗議行動。這場運動也要求男女同工同酬丶大幅增加公共托兒服務和家暴庇護中心。要實現上述訴求，就要挑戰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施政丶以至資本主義製度！ 香港：落實全民退保 取消經濟審查 提高保障水平 從2月1日開始，林鄭政府將長者綜援年齡門檻從60歲提高到65歲。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撤銷這一項打擊貧窮老人的惡政。不過香港的退休保障製度早已破漏百出。需要無需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製度才能保證基層老人享有體面的老年生活。 現時香港的公共退休保障被拆分為長者綜援丶長者生活津貼（普通/高額）丶高齡津貼，不僅保障水平極低，而且均需嚴苛的入息和資產審查。現時65歲以上的單身長者每月綜援標準金額僅為3,585港元，甚至不到一人住戶貧困線（4,000元）。而長者生活津貼（普通/高額）和高齡津貼分別亦只有2,675丶3,585和1,385元。早在五年前，樂施會已估計一人長者的每月基本生活開支為4,613元；考慮到通貨膨脹，現在約為5,000元。可見現在的公共退休保障無法滿足老人的基本需要，因此許多老人即便領取綜援，仍不得不靠撿紙皮維生。 資產限額 儘管政府於2017年開始不再要求領取綜援者的子女提交「不供養父母證明書」，但仍然保留以家庭為綜援申請單位。這意味着若要申請長者綜援可能不得不與家人分居，否則可能會超過低得不合理的資產限額（兩名成人丶一名兒童丶兩名65歲以上長者組成的家庭若要申請綜援，資產不得超過137,000元）。在政府提高長者綜援年齡門檻後，一名60-64歲的老人若申請綜援，不僅資產限額從48,500元下降到32,000元（單身）/21,500元（作為家庭成員），而且他們的自住住宅也不再被納入資產計算的豁免範圍。 林鄭政府一面將萬億公帑投入東大嶼人工島，另一面繼續壓低本就低得可憐的退休保障。我們要求實行免審查的60歲以上全民退休保障，同時提高保障標準，使退休者能夠過上體面生活。為了給全民退休保障提供資金，需要提高公司利得稅和開徵富人稅（李嘉誠每年可得十數億股息收入，卻因香港不徵收股息稅而無需納稅）；而不是實行「三方供款」，降低勞動者現在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並讓退休保障基金成為金融投機者的工具。 進一步需要將地產公司丶銀行丶其他大企業以及醫療等公共服務收歸公有，交給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不僅可以為全民退保提供充足資金，也將為退休者提供充足的優質免費的公共服務。 香港：學生罷課 要求立即應對氣候危機！ 「我們要行動！」是今天反氣候變化抗議最受歡迎的口號。一千多名中小學生從遮打花園遊行至政府總部。他們的行動得到了老師和家長的支持。 3月15日的這場罷課抗議，是響應瑞典16歲女孩Greta Thunberg號召的全球反氣候變化罷課。而且從孟加拉到巴西等90多個國家也會舉行類似抗議，這可以成為全球青年抗議的裏程碑。 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率先行動。澳大利亞至少有15萬年輕人參加抗議，而新西蘭最大的城市奧克蘭據報導有3000人參加抗議。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參加了香港的抗議遊行。我們在抗議現場派發傳單，呼籲在所有學校建立民主的學生會，從而準備在不久之後採取新一輪行動。許多學生和家長簽署了社會主義行動的聯署，購買了《社會主義者》雜誌。許多人都自發認同我們所說的「罪魁禍首是資本主義」。 香港是一個海濱城市，因此將受到氣候變化的嚴重打擊，包括海平面上升和更加頻繁的極端天氣。2018的超強臺風山竹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強的臺風，但這不過是一個警告而已。可另一方面，根據《南華早報》所說，香港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近乎於無」。 大企業 非民選的林鄭政府服務於億萬富豪和大企業的利益，所以不願採取猛烈、但必要的減碳措施，否則會威脅到大企業的利潤。對於大企業來說，利潤永遠是第一位的。 資本家試圖矇騙公眾，讓公眾以為可以通過改變個人生活方式來解決氣候危機，例如隨手關燈和少用塑膠吸管。但這不過是揚湯止沸。自1988年以來，全球71%的碳排放來自僅100家公司。僅中國國有煤炭公司就占了全球14%的碳排放。我們需要民主控製這些嚴重影響氣候的大公司，從而改變其生產方式。我們迫切需要轉向零碳排放的經濟模式。 罷課是民主權利！ 有些人說學生不應該罷課遊行。這些人對於氣候危機的嚴重性非常無知，而且他們也害怕年輕人變得更加激進、為自己的信念而抗爭。 香港政府和教育局反對學生罷課，並稱學生可以通過「其他方式」介入氣候問題，但是學生們正確地無視了這些壓力，發起罷課行動。學生們明白，這些官員和政客的言論不過是脫離實際的空談。 一些學校向家長和學生發出警告信，要求他們不要參加罷課。至少有一間學校呼籲學生不要罷課，而是在學校用餐時自帶餐具、以及反省自己的「消費習慣」。 校方的這些做法是為了轉移視線，而且說明他們完全低估了氣候危機的嚴重性。我們需要有組織的群眾集體行動，而不只是呼籲人們改變個人生活習慣。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去年發布的報告警告說，如果我們不在未來12年裏採取激進措施，氣候變化將不可逆轉，全世界將面臨災難。 組織起來！ 3月15日的全球罷課是一個激動人心的開始，但只是開始。每間學校的學生都需要組織起來，將運動擴大。許多國家的學生正在組織每周罷課，例如德國、比利時和英國，因為一次性的抗議不足以帶來真正的改變。 而且各個學校都需要建立新的民主的學生會，並聯合成全港的群眾性學生會。每間學校的學生都可以派發傳單和組織集會，招募同學加入學生會。為了推動鬥爭繼續前進，群眾性的學生會不可或缺，而且學生會必須要有活躍成員和民主架構；學生會需要定期舉行會議，討論和決定行動方向和策略。 像今天這樣的罷課行動可以對香港以及其他工人運動薄弱、少見罷工的地區產生巨大影響。即便在2014年雨傘運動的高峰期，也很少有人主張採取政治罷工/罷課來對抗政府，儘管工人能夠帶來真正的改變。 因此3月15日的反氣候變化罷課不只是耀眼的環境運動，更是一場非常重要的政治行動。參加罷課的主要是英文學校的外國學生，但是他們樹立的榜樣可能會鼓舞華人學生採取行動。 反氣候變化運動要想勝利，必須對抗資本主義和億萬富豪的統治。社會主義行動要求使用清潔能源的免費公共交通，這樣可以大幅減少汽車使用量。徵收富人稅和將主要經濟部門民主公營可以為此提供資金。如果有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經濟計劃，我們就可以大筆投資綠色科技。 3月15日全球罷課可能是一個歷史性的開始。我們需要新的行動保持運動勢頭，而為此則需要在學校裏建立民主組織，並聯結到工作場所，一同討論和計劃未來的行動。社會主義者會繼續積極參加氣候鬥爭，闡明和深化鬥爭所需的訴求，並提出社會主義綱領以拯救地球。 財政預算案不顧基層生死 林鄭政府發布2019年財政預算，一方面大舉投資科技和基建，同時多項針對基層的紓困措施「減糖」，在醫療等公共服務方面的財政舉措也明顯不足，被批評是不顧基層生死。有劏房戶說，對於預算案，「十分滿分我只會給兩分」。 由於公立醫院爆煲引發的近期醫護人員抗議，預算案中有關改善公共醫療的舉措尤為引人矚目。雖然政府的措施不過是杯水車薪，但這是醫護人員抗議所取得的成果，證明即便是小規模的抗議也可以迫使政府做出一些讓步。 群眾抗爭可以贏得勝利 《南華早報》評論說，削減長者綜援點燃的群眾怒火使林鄭政府陷入2017年上臺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如果建設起一場更有力的群眾鬥爭（包括進行罷工）， 能夠贏得更重大的成果。 按照預算案，2019年公共醫療支出將增加至886港元，其中50億用於更新和購置醫療設備，7.2億用於提高醫護人員的薪資津貼和增加人手，但醫護人員計劃淨增長只有2-3%，根本不足以解決當前的問題，新置的醫療設備可能沒有足夠人手操作。 提高醫生候召津貼也是一個荒謬措施。候召醫生連續工作時間最長可達三十四個小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副會長馮德焜說：「醫生因為錢而出走私家不是主要因素，而是公院工作太辛苦」。所以增加津貼無助於扭轉公立醫院醫生流失的問題。 而所謂100億「醫療穩定基金」實際上只是一個花招。政府稱基金只是作為未來經濟不景氣時凍結或者削減醫療支出的情況下的備用資金，所以根本不是「增加」醫療開支。而且按照2015年醫改儲備金和今年房屋儲備金的先例，不排除政府可能會收回資金。 這份不顧基層生死的預算案源自政府的親資立場和大財團對於香港政治經濟的操控，同時也與打壓民主權利的威權統治相輔相成。為了爭取能否真正改善工人和窮人生活狀況的措施，需要戰鬥性的工人群眾運動，挑戰整個威權資本主義製度。 政府「劫貧濟富」 貧窮人口再創新高 今年年初，法院判決一起老人殺妻案，被告為一名八旬老人。他擔心自己死後，癱瘓在床的妻子會因為無人照顧而孤獨餓死，但又沒有錢聘請私人看護或者讓妻子入住私立醫院，而公立或津助院舍長期缺乏床位，因此不得以將妻子殺死，然後自首。 貧窮率創9年新高 根據最新政府數據，香港貧窮人口已增加至138萬人（20.1%），創9年來新高。政府政策介入後仍有過百萬貧窮人口，而且其中近半數為在職貧窮。另一方面，2018年全港前50大富豪總資產高達到2.3萬億港元。 根據樂施會去年底發布的報告，在香港為滿足基本生活需要，時薪至少需要54.7港元。但將於今年5月實行的新法定最低時薪也只有37.5元。全港約107萬就業者沒有達到「生活工資」（包括近4萬名政府外判雇員），超過勞動人口的四分之一。 親資政府拒絕大幅提高工資與企業稅及改善社會保障，反而將大筆公帑投入大白象工程，與富豪財團利益輸送，將令香港極端的貧富差距繼續惡化。 港鐵相撞災難——踢走腐敗高層 3月18日，港鐵於凌晨3時測試新信號系統時，因系統故障，令兩列列車於近荃灣線中環站相撞，其中一位車長的右腳擦傷送院。列車在中環站隧道攔腰相撞至出軌，損毀嚴重。荃灣線中環至金鐘站要停駛2日搶修，至3月20日早上才恢復正常。經荃灣線由金鐘往中環的市民需要於金鐘站轉港島線，以致地鐵站大擠塞。 現場有百多人搶修，據報道有港鐵員工即使放假亦調休返工，連日來只睡了八小時，亦有員工受傷流血仍堅守崗位。由於毀壞車廂在隧道內傾側，消防出動了搜救專責協助求援，將近40噸重的車卡抬高，其間車廂更有隨時翻側的危機。與此同時，港鐵主席馬時亨他被揭發在記者會後隨即坐飛機到上海打哥爾夫球！ 預計港鐵在此次事故中被罰金額2500萬元，但港去年牟取160億暴利來說只是九牛一毛。馬時亨企圖把所有責任推給信號系統軟件提供商法國Thales公司。2017年，同樣由於Thales公司製作的地鐵信號系統出現故障，新加坡兩輛正在載客的地鐵相撞，造成38人受傷。不過港鐵自己亦有份參與開發今次事故發生時正在測試的信號系統。 不只是「意外」 一年以來，港鐵醜聞和事故不斷，說明今次撞車不只是「意外」。例如，除了沙中線和高鐵醜聞外，去年10月16日港島線、荃灣線、觀塘線、將軍澳線因信號故障分別停駛61-114分鐘。港鐵票價只加不減，並通過地產開發大賺特賺，同時近年卻削減維修部門開支、人手、資源，令維修部門士氣低落，加上硬件更新緩慢，導致事故頻生。 政府只是要求港鐵成立專責小組調查，主要為港鐵及承辦商的代表，意味着「左手查右手」，根本不會揭露港鐵製度性的問題，也不會懲處理應負責的港鐵高層。政府擁有接近八成的港鐵股權，卻一直將利益嚴重傾斜於財團。連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也批評政府極力「迎合」港鐵利益，並說讓港鐵上市是一個錯誤。 現時需要一場群眾鬥爭，要求由鐵路員工、救援人員、獨立專家及民主的工人組織成立的委員會進行獨立調查撞車事件和沙中線豆腐渣工程，並且懲治涉事的港鐵高層、承辦商和政府官員。這場運動應要求將港鐵全面公營，由員工進行民主控製，踢走腐敗的港鐵高層；同時以徵收富人稅作為資金來源，實現免費且更加優質的公共交通。真正運作鐵路的是前線員工而不是高薪厚祿的寄生蟲，而鐵路本應屬於所有民眾共同享有，不是財團的牟利工具。 傘運算帳並未停止 「占中九子」受政治審判 雨傘運動的秋後算帳並未停止，政府企圖通過政治檢控製造寒蟬效應，以更大力推動威權統治的政策。2014 年占領中環運動發起人戴耀廷丶陳健民及朱耀明等九人被控煽惑公眾妨擾等罪，九人全部有一項或兩項罪名成立。法官將於4月24日宣布刑期。戴耀廷和陳健民請求不要判朱耀明入獄，因為朱耀明的身體難以承受即時監禁。而九人很可能向法院上訴。 寒蟬效應 主審法官陳仲衡的判決帶有鮮明的政治立場。他在判詞中指，公民抗命在法律上不構成任何抗辯理由。現屆政府上臺以來，群眾運動的浪潮雖然遠及不上2009-14年的升溫期，但絕不代表政府的權力穩固。林鄭月娥現時面對廿三條立法這項中共委託的政治任務。一方面她必須執行上級的命令，另一方面她也害怕惡法會激起群眾抗爭，因此左右為難。林鄭月娥想利用今次審判作出震懾效果，並以為這樣可以徹底壓製群眾反抗運動。 其中一項荒謬的罪名是「煽惑他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其中五人有此項控罪成立。只要在社交網站呼籲人上街，已經可以定罪。檢控方連戴耀廷在2013年報章刊登的「占中」構思文章也視作「煽惑」。這罪項可以用作打壓言論自由，任何人有份宣傳和鼓動公民抗爭，甚至在社交網站上呼籲網民發布消息，都可以被定罪。 九人中亦包括陳淑莊及邵家臻兩名立法會議員。議員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判處監禁一個月以上，並經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通過，可以被解議席。由於民主派目前仍能守住三分之一關鍵議席，此一機會不大。但倘二人最終被判囚超過三個月，五年內都不能參與任何公共選舉，意味着他們可能會失去下屆參選資格。 此外，最後陳仲衡又認為，三子聲稱如果有一萬人參與占中，政府的最大關註就會由拘捕示威者，變成關註如何推進真普選的說法是不現實的。法官固然只是站在統治階級維穩的角度，貶低整場雨傘運動的價值。然而，法官確實道出了統治階級的想法。「占中三子」從來不是雨傘運動的真正發起人，因為是北京的假普選方案激起群眾自發鬥爭。 阻礙運動 整場運動期間，中環從來沒有被占領過。占中三子沒有計划過如此大規模的占領行動，而只是希望發起一萬人在遮打道靜坐數天，期望可以得到政府的回應。從一開始，占中主辦方提出要限製運動的參與人數，有意排拒激進的政治力量，並要求每個參與者簽署誓約，承諾會聽從大會的指示隨時解散。占中三子認為只要稍為向政府施加壓力，就可以贏得普選權。直至雨傘運爆發前一天9月27日，戴耀廷仍拒絕啟動占領中環。戴耀廷甚至有意安排學聯代表與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談判，然後發起一場假公投解散運動。與其說占中三子是運動的帶動者，倒不如說他們是壓製運動發展的人。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治檢控和審判，要求無罪釋放所有傘運人士及政治犯。現在需要重建一場具戰鬥力的民主運動，並以工人階級為領導，聯合中國內地的工人群眾反對整個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製度。 修訂逃犯條例是廿三條前哨戰 林鄭借陳同佳臺灣兇殺案匆匆提出《逃犯條例》和《刑事互助條例》，容許港府引渡從內地及臺灣逃至香港的逃犯回去受審。港人陳同佳由於在臺灣殺害了女朋友後潛逃回港，以至臺灣司法機關無法作出製裁。林鄭月娥以「主持公義」為名要引渡陳同佳回，以合理化條例。 如傳媒組織的聯合聲明所說，中共當局曾偽造「藏毒」、「行賄受賄」、「走私」等罪名打壓異見人士和言論自由。這些罪名均屬逃犯條例列出的可引渡罪行，修訂案亦無禁止中共在引渡後加控其他罪名。 但如果修訂案通過，實際上將由傀儡特首一人決定逮捕和引渡；法院雖然可以審查，但無法調查控罪是否真實，更何況「占中九子案」再次說明法院已淪為政治打壓的工具。可以預見法院只會順從特首的意見。 屠城木馬 4年前的銅鑼灣書店綁架案和去年的《金融時報》編輯馬凱被拒入境案猶然在目。如果修訂案通過，猶如在香港設下屠城木馬，中共可以羅織罪名要求引渡民主派人士或調查中國「敏感事件」的記者。批評中共政府的外國人也可能在赴港期間被捕。資深記者胡力漢說，一些外國媒體已準備撤離香港。 記者、教師、律師等組織紛紛發表反修例聲明。3月31日更有12,000人上街遊行，有抗議者打出「引渡返大陸，香港變黑獄」的橫幅。銅鑼灣書店事件被綁架者之一林榮基在遊行隊伍的前端，他指修例「好似頭上一把刀，為咗保命，我冇得唔諗離開」。 諷刺的是，林鄭政府以陳同佳兇殺案為名修訂條例，但臺灣陸委會表示，如果香港修訂逃犯條例，臺灣將發布旅行警告，以免臺灣人在香港被捕然後送至中國受審。2017年臺灣親綠營的社運人士李明哲在中國被捕，被控「危害國家安全罪」判監5年。 商界轉軚 富豪精英擔心自己因為行賄、逃稅等等罪行而被引渡，體現出他們的集體罪惡感。所有在中國經商的資本家或多或少都曾違法、行賄。其中華人置業前主席劉鑾雄更提出司法覆核。因為他在澳門「歐文龍世紀貪汙案」中被控洗黑錢及行賄，被裁定罪成並被判監5年。他潛逃至香港，而一旦他條例通過，他害怕自己會被引渡至澳門受審。 這讓一些人誤以為這些富豪精英可以成為反對修例的力量。但很快，港府從修訂案中刪去9項可引渡的經濟罪，並改為只有在香港可判監3年或以上的罪行才可引渡，香港總商會、廠商會和中華總商會隨即表示同意修例。再次揭露出港府與富豪精英相互勾結的面目。富人和窮人在法律面前又一次不平等。反對專製惡法只能依靠基層群眾的鬥爭。 引渡條例很有可能是中共指使林鄭，目的是打擊轉移內地資產外逃的富豪及其家屬，其中包括中共官員及其家屬。習近平為了鞏固權力及加強對經濟的掌控，打擊向海外大筆投資的金融大鱷。海外投資讓這些資本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擋住中共政權的壓力。然而香港政府面對資本勢力並不如中共那樣擁有獨立於資本家以外的強大鎮壓機關，而只是一個侍服財團利益的弱勢政府，因此面對資本家的阻擋時舉步維艱。中共推動香港威權統治不但會造成底層群眾的反彈，也會與香港資本家發生更大衝突，造成統治的內部矛盾，因為香港資本家不想失去現在的特權。 廿三條前哨戰 中共可能視現時的強烈抗議為重大挑戰。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會見香港律師會代表時力撐修例，看起來中共已準備為修例強力背書。建製派則於4月16日發起「萬人撐修例大聯署」。 中共早前已催促林鄭完成廿三條立法，現在更有消息稱人大準備直接就廿三條釋法。如果修例受挫，中共和港府「權威」大受打擊，民主鬥爭的士氣大受鼓舞，廿三條立法會更加困難。這或許可以解釋林鄭現在「不再啟公眾諮詢，不做更多讓步」的強硬立場。 反對修例和洶湧而來的威權攻勢不能局限於立法會拉布。在建製派已全面控製立法會的情況下，如果沒有議會外的強大群眾運動，修例幾乎必然通過。 現在需要保持3月31日的抗爭勢頭，召集公開會議，討論在工作場所、社區和學校建立民主的基層組織，重建民主運動，並討論採用罷工/罷課這樣更加有力的鬥爭方式，挑戰整個威權統治和中共獨裁政權。 麻疹疫情揭露香港醫療漏洞 今年香港的麻疹個案已增加至66人，僅僅4個月就打破過去11年的紀錄。現在已可以肯定出現第二輪傳播，疫情將持續下去。麻疹傳染性強，可造成肺部和腦部感染等嚴重的併發症。這次「麻疹之疫」戳破了香港資本主義醫療製度的嚴重漏洞。 輕視疫情 麻疹爆發「重災區」的香港國際機場，衛生署設立疫苗註射站，但接種疫苗諸多限製，例如必須未曾接種兩劑麻疹疫苗或者無麻疹抗體，但有員工曾接種3劑麻疹疫苗仍然染病。接種名額又限製每日500劑。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指出，當初有機場員工染病、出現群組爆發時，政府本應無條件為所有員工補種疫苗，以減少傳播機會。政府輕視疫情，是疫情蔓延的重要原因。 航空公司同樣難辭其咎。多名機場員工出現病徵之後仍照常工作，和公司的苛刻對待（例如限製帶薪病假）有很大關係。在首宗機組人員確診麻疹後多天，國泰航空沒有發出任何指引或通告，亦無全面消毒。由於公司反應緩慢，國泰空服務員工會曾威脅集體請病假。 公共醫療崩潰 政府醫療開支長期嚴重低於其他發達地區，無論醫療人手、設施及藥物都等同第三世界國家一樣，面對疫情爆發根本無法應付。今年財政預算也沒有實際改變。 本港醫院連最基本的隔離措施也為人垢病。本刊曾訪問一名前線護士，了解公立醫院的情況（第51期）。她指出醫院過份擠逼的情況已難以做到感染控製，言猶在耳，就有麻疹患者披露自己在沒有隔離的情況下於急症室等足9小時。 保障巿民健康 公有化醫療 香港近年沒有麻疹的社區爆發，世界衞生組織也於2016年確認香港已成功中斷麻疹病毒於本地傳播。但本月出現了未曾外游或接觸確診患者的病人，帶來社區爆發的擔憂。 在世界疫情蔓延和藥品被少數跨國大公司壟斷的情況下，解決香港的醫療問題離不開一場全球性的工人運動。只有打破以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製度和親資政府，將醫療全面公營，並置於醫護人員和患者的民主管理之下，我們才能製定出以需求為本的醫療服務，增加醫療開支、生產更多疫苗和設備等以保障巿民健康。 反修訂逃犯條例：群眾怒火開始沸騰 4月28日，超過13萬人上街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是2014年雨傘革命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扭轉了香港的政治局勢。這場遊行在11天內號召出來，已演變為一場挑戰整個林鄭政府的運動。 廿三條 起初溫和泛民曾對舉辦遊行猶豫不決，害怕人數少變成「示弱」。但因泛民面對巨大群眾壓力，才使「民間人權陣線」成功發起這場遊行。此前，3月31日的抗議有1.2萬人參加。在過去3年不斷升級的政治打壓中，溫和泛民鮮有動員群眾抗爭。這些所謂的民運領袖過去30年來，從未帶頭髮起眾運動去爭取民主權利，而是在運動爆發時趕上尾班車，以免被群眾邊緣化。4月28日遊行中，溫和泛民也是扮演被動的角色。 葉劉淑儀在遊行指反逃犯修例者「企圖復製零三七一」，因此政府絕對不能撤回修例。當年時任保安局局長的她因50萬人上街而迫被下臺。的確，逃犯條例修訂與廿三條可以相提比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共向林鄭施加巨大壓力，要求她重推廿三條，而林鄭對此猶豫不決，正是因為擔心重燃群眾民主鬥爭。 當年建製派遭遇歷史性挫敗，葉劉的言論表明，統治階級意識到反逃犯修例鬥爭的潛力可與零三年反廿三條相提並論，因而感到忐忑不安。但自政府取消議員資格以來，政治檢控和取締政黨，現在中共及港府比2003年更加孤註一擲，更加寸步不讓。 包圍立法會 很多示威者認為僅僅遊行並不足夠的。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隊伍中發言，指出行動要升級，因為即使有13萬人上街，政府也不會就此讓步。這番言論在遊行中產生了相當的迴響。運動必須同樣堅定回應政府，我們絕不讓步！ 但是，怎樣才能推進鬥爭？ 民陣提出了包圍/占領立法會。我們支持這一行動，應該儘早行動。但就算這樣還不夠。鬥爭需要升級至罷工罷課，才能阻止修例、釋放所有政治犯、打倒林鄭威權政權、贏得真正的全面民主。 上街是動員的第一步，但罷工才能直接癱瘓經濟，停止社會的運作。如果民主運動的領袖現在號召全港一日的政治罷工罷課，作為後續鬥爭的起點，可以想像群眾的迴響會有多麼熱烈。所以，現在應該一鼓作氣，立即號召罷工罷課，以免運動的士氣再而衰、三而竭。2014雨傘運動的時候，正因為泛民領袖不敢果斷將行動升級，使運動沒有贏得任何訴求而失敗告終。而最近阿爾及利亞和蘇丹的革命中，罷工正是推翻獨裁政權的核心力量。 4月28日十三萬人上街後，建製派更加頑固地想要通過修例。林鄭已表示不會撤回修訂案。民主運動必須切實組織起來，表明群眾不會讓步。我們要將鬥爭升級，徹底打敗林鄭威權政府！ 香港：「非牟利」的NGO 「牟利」的高層 近期媒體報導顯示，香港不但社會結構貧富懸殊，連一些宣稱提供「社會慈善福利」的非政府機構（NGO）內部薪酬差距也極其「貧富懸殊」。 近期許多NGO的管理層被揭發享有高薪和巨額津貼，當中最高薪者為「慈善機構」東華三院社服總主任，年薪高達275萬元！獲政府撥款6,600萬元的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在2017年虧損逾130萬元，但20名高層的薪酬總共高達1,300萬元，占總開支的14%。 另外，32間NGO高層共獲發放788萬元的現金津貼，最高為保良局兩名總幹事，一共得到超過76萬元。 肥上瘦下 相比之下，根據公務員事務局NGO薪級表顯示，基層員工年薪頂點只得15萬6千餘元！以保良局為例，一名總幹事發放一次「津貼」就等於撈取一個基層員工超過兩年的薪金！有NGO基層員工說：「前線工作量有增無減。但永遠只是高層加巨額人工，員工就低過標準。」 香港盲人輔導會工廠的失明工人收入極其微薄，據報導薪金最多僅為6000-8000元，甚至低見1000元。失明工人淪為被肆意盤剝的廉價勞動力。而《香港01》報導指上年度盲人輔導會內16名最高薪的員工就支取了1400萬元的薪金，最高者亦高達160多萬。現在工廠計畫重建，這些工人又將被隨意解僱。 一眾宣稱「慈善」、「扶貧」、「非牟利」的機構高層管理人員一方面肥上瘦下壓縮基層員工的待遇，另一方面在遮羞布下大肆瓜分政府資助公帑與善款。 香港政府將安老、幼托、殘疾人援助乃至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外判與一眾NGO，變相私有化這些社會福利服務，而且是由政府財政保證的穩賺不賠的生意。2018年政府共資助2,754個NGO單位，撥款167.475億元，但對這些NGO的監督睜一眼閉一眼，令每年資助的津貼撥款屢屢成為被高層上下其手的瓜分盛宴。 因此我們主張把公共服務全面公有化（無論它們過去是被外判給NGO或是已被徹底私有化），置於社服工人和民主工會的民主管理之下，並且課徵富人稅，為全面優質的公共服務提供資金。只有這樣才能解決香港現在各項公共服務嚴重不足的情況，同時為社服工人提供體面的收入和工作條件。 反對打壓許智鋒案 停止政治監控 3月底，法院裁決許智鋒搶手機案表證成立，許智鋒於4月1日出庭自辯。去年4月立法會審議一地兩檢期間，許智鋒在立會內搶走一名保安局職員的手機，被指控「不誠實使用電腦」、「普通襲擊」和「阻礙公職人員執行公務」三項罪名，現正準備受審。該職員屬於「全程監察小組」，負責記錄立會內議員行蹤。而建製派也承認該小組的目的阻止泛民通過要求點算會議法定人數來拉布。這做法分明是操控議會丶侵犯議員私隱，而打壓許智鋒顯然是變相的政治檢控和打壓。 另外值得註意的是，案發當天的小組組長於3月底作供稱，事發後小組立即刪除了用於紀錄的Google試算表，但此前被搶手機中保存了數月的資料。政府顯然是有意隱瞞紀錄內容。此前許智鋒也曾說到，他見到手機中存有議員的詳細資料，懷疑並非只是為了點算人數，而是另有目的。 政治監控 近年立法會被建製派全面操控，加上激進民主派議員被取消資格，而溫和泛民並無意願抗爭，議會抗爭的力量不斷收窄。政府明顯要利用打擊許智鋒來進一步震懾議會抗爭，以圖清除議會僅餘的反對勢力。 許智鋒若被判監超過一個月，可以在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支持下被罷免；如果被判監超過三個月，那麼五年內都不可以參加選舉。政府和建製派有意迴避被揭露出來的政治監控問題。 許智峰向來是民主黨之中比較站在抗爭的一人，雖然他在政治立場上還是傾向溫和泛民的立場，但多次的抗爭行動對民主黨領導來說是麻煩和負擔。去年事發後，民主黨領導立即向許智峰施壓，要求他召開記招公開作出道歉。該黨一直也沒有積極支持許智鋒，反而是較激進的民主派作為這場抗爭的核心。 「全程監察小組」是威權政府操控立法會的一部分，它並非正式部門，而是由各政府部門職員秘密組成（被搶手機的梁諾施正職為禁毒處行政主任）。我們不能接受這樣一支「秘密部隊」的存在。社會主義者要求成立由基層組成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該小組的全部活動、紀錄資料和經費來源，徹底公開政府的政治監控內幕，並立即停止相關行動。我們要求無條件撤銷對許智鋒的控罪。同時也需要在立法會和法院外重建戰鬥性的民主運動，反擊新的威權攻勢。 國歌法即將通過 思想警察監控全城 國歌法預計將在7月立法會休會前通過。去年，政府可能因為擔心群眾情緒的反衝，再加上為了迅速通過一地兩檢，而推遲國歌法立法。現在則打算在7月前通過國歌法和修訂逃犯條例兩項惡法，說明威權攻勢變本加厲。 按政製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忍光所說，議員若「侮辱」國歌，將不受特權法保護其言論自由。可以預見不尊重國歌的議會也會受到取消資格的威脅。這是議員宣示儀式播放國歌之後又一操控立法會的做法。侮辱國歌的檢控期長達2年，將造成被秋後算賬的恐慌。 港人如果公開發布噓國歌的影像片段均屬違法，而且呼籲其他人杯葛奏唱國歌的場合（例如呼籲球迷在國歌播放結束之後才入場）亦可能被控煽惑。這些都旨在打擊香港的言論自由。在被質問國歌法是否要求中小學校教導「愛共產黨」時，教育局局長蔡若蓮的回應閃爍其詞，國歌法作為洗腦工具的面目更加清晰地顯露出來。 思想警察 國歌法還有相當多模煳的地方，例如在播放國歌的場合裏，要求出席奏唱國歌場合人士「肅立」，但工作人員會否受條例規範，要求出席奏唱國歌場合人士「肅立」。至於如果有人表現出不屑表情或搖晃身體，是否屬於不莊重， 政府的回應強調「按常識理解」，這正正是極權政府下思想警察的做法。所謂常識任由統治者自己定義，可以根據主觀意願任意羅織罪名。 中共通過基本法附件三直接推行國歌法的做法在香港打開了「立法後門」，再次衝擊香港司法機關。 抵抗威權攻勢 現在部分泛民在立法會內試圖通過拉布阻撓國歌法。議會鬥爭固然重要，但林鄭政府和已經控製立法會的建製派正展開更猛烈的威權攻勢，更何況此前民主派議會召集人毛孟靜已經表示泛民「原則上不反對」國歌丶只是反對「刑事化」，若僅依靠議會拉布，國歌法通過已成定局。 現在需要將反國歌法和反修訂逃犯修例以至各方面的反威權鬥爭連結起來，建設一場自下而上的群眾性民主運動，討論用罷工/罷課等更有力的鬥爭方式反抗整個不民主製度，並將香港的民主運動聯繫到內地工人和年輕人的抗爭，對抗中共獨裁政權以及與之勾結的富豪專政。 加入全球抗爭浪潮 反抗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 2019年全球群眾運動風起雲湧。3月8日國際婦女節，許多國家舉行罷工和大規模示威，反抗父權資本主義壓迫。3月15日，全世界更是有100多個國際150萬學生和年輕人參加反氣候變化罷課。社會主義行動介入這些運動，指出運動需要反對資本主義，並提出將鬥爭升級的方法。 國際婦女節遊行 3月10日，我們聯合印尼外勞社群KOBUMI和其他社運團體舉行了國際婦女節遊行。作為香港唯一的國際婦女節示威，我們打出「將#MeToo運動帶上街頭」的口號，反對性暴力和性別歧視；要求取消對外勞的種種不公製度和殘酷剝削，實現本外勞平等待遇和團結抗爭。我們也特別要求中共政府釋放中國的女權工運分子，呼籲中港群眾聯合反抗中共獨裁統治和習近平政權大肆鼓吹的父權思想。 除了示威之外，我們還於3月6日在中文大學舉辦了一場非常的公開講座，反響非常熱烈。我們邀請愛爾蘭社會主義黨成員（社會主義行動在愛爾蘭的姊妹組織）、愛爾蘭國會議員Ruth Coppinger介紹愛爾蘭女權運動的成果經驗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 氣候罷課 3月15日，香港舉行了傘運以來的第一場罷課行動。主要來自國際學校的1000多名學生加入全球200多個城市的反氣候變化抗議。我們提出的「資本主義是罪魁禍首」得到許多抗議學生和家長的贊同與歡迎。當晚以及4月11日，我們分別在理大和中大舉辦公開討論會，解釋為什麼解決氣候危機需要終結資本主義，並呼籲更多年輕人和工人參加氣候行動，對抗危機。我們在臺灣的姊妹組織國際社會主義行動舉辦的講座吸引到臺外學生和工人，許多參與者踴躍提問發言。 社會主義行動努力在香港建設一支社會主義政治力量，參加所有鬥爭，並嘗試將這些鬥爭聯繫起來，建設更強大的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我們將香港的鬥爭和國際群眾運動聯結起來，合力對抗造成貧窮、壓迫、專製以及其他種種危機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想要打敗中共獨裁政權及其對香港的威權統治，需要中港和全世界工人群眾的團結行動。如果你認同我們的主張，請加入我們！ 議會再次政變！抵抗送中惡法 行動需要升級 在4月28日13萬人遊行後，政府立場顯得更為強硬，企圖加快步伐在7月立法會休會前通過逃犯條例修訂。連立法會行政機器也已公然成為政治打壓的工具，可見今次威權攻勢來勢洶洶，反修例迫切需要更有力的鬥爭方式！民陣號召5月10日在金鐘政總外集會，抵抗建製派操控立法會。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各位響應！ 包圍立法會的行動應該儘快開始，更需要政治罷工罷課一天，重建群眾性、戰鬥性的民主運動。 涂謹申根據議事規則主持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有助民主派拉布。但在5月4日，建製派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裏自導自演通過一份「指引」，由經民聯議員石禮謙取代涂謹申主持會議。這是一場小政變，也是為建製派進一步操控立法會打開先例。這種做法明顯違反議事規則，但卻受到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的支持。 5月6日在建製派議員的缺席下，民主派照常召開法案委員會並選出民主黨涂謹申為委員會主席。然而立法會秘書處明顯站在建製派一方，杯葛當場會議。建製派議員稱他們會在5月10日召開自己的法案委員會會議。因此，現在逃犯條例實際上形成了兩個法案委員會。鬥爭和打壓將更加激烈。 民主派很可能會嘗試通過司法途徑（例如禁製令和司法覆核等）阻止建製派的非法會議。但建製派掌握着議會多數以及秘書處，因此單靠司法上的鬥爭最多只能拖延一下，更何況法院已經成為政治打壓的工具。現在建製派在立法會橫行無忌、手法粗暴，不排除會直接將法案提交至大會，只要建製議員做舉手機器就可通過。群眾運動迫切需要動員起來抵抗，並將行動升級至罷工，才有足夠力量抵抗這條惡法。 通過近年來的政治清洗，建製派已占直選議席多數，控製整個立法會，無論誰主持會議，法案最終也會通過。但建製派更要牢牢操控審議程序，確保修例可以迅速通過。因為他們害怕泛民會拉布拖延法案審議，而立法會的辯論平臺將會動員大批群眾。 立法會秘書處的偽中立被揭露出來，激起群眾憤怒。最近，有已辭職的前立法會保安召開記者會，揭露秘書處在2017年曾要求她在申報書上填寫自己屬於「黃」還是「藍」的。當她拒絕表態後受到上司的針對和打壓，以至她在今年較早不忍壓力辭職。她也被要求不可以與一些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助理交談。 中美衝突的因素 林鄭也面對資產階級中的一些派別反對，主要是外國資本家和香港較小的資本家。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去年年底的僭建醜聞，為免引起民情反彈，在逃犯修例案中一直躲在背後，而由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作為主要推手。但近日情勢嚴峻，連鄭若驊也要開腔表態。 由於中美衝突持續升溫，甚至有可能談判破裂，美國加強利用人權、民主的議題向中共施壓，以換取談判籌碼。美方甚至發出威脅，指逃犯條例有可能令香港捲入中美貿易戰。 國際商會香港區會最近對《逃犯條例》修訂表達「強烈憂慮」。國際商會香港區會支持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發展等中共資本輸出政策，但特別是在中美談判重新陷入危機時，他們擔心自己像華為孟晚舟那樣成為中美衝突的犧牲品。而香港商家在內地經商時，行賄以及洗黑錢可謂常態，故此他們擔心引渡條例會威脅他們。另外，在轉向親美的蔡政府統治下，臺灣行政院陸委會更表示，即使香港通過法案也不會引渡陳同佳回臺灣，明顯與林鄭作對。 有一種說法指，逃犯條例並非中共交給林鄭的政治任務，而似乎是林鄭為取悅中共、減緩為廿三條立法的壓力。因此推論林鄭有機會撤回修例。然而，不管這是否事實，現在事態發展而令逃犯修例變成廿三條立法的預演。林鄭認為如果今次修例失敗，未來更難推動其他打壓民主的措施。因此政府並不會因為大規模上街而讓步，除非行動升級至威脅政府的統治。 鬥爭的下一步 上街以至包圍立法會，都是動員的第一步，但罷工才能直接癱瘓經濟，停止社會的運作，給中共、林鄭和支持修例的大財團造成最大打擊。現在沒有猶豫的時間，必須汲取過往失敗的教訓。2014雨傘運動的時候，正因為泛民領袖不敢果斷將行動升級，使運動沒有贏得任何訴求而失敗告終。 民陣希望將六四連繫至反逃犯條例，並藉着六四三十周年的大臺，號召數以十萬計的群眾參與反逃犯條例的鬥爭。如果真的如此，可說是大大改變了支聯會領導的一貫做法。溫和保守的支聯會過去都想限製六四集會為純粹的悼念，而不想與今天的鬥爭連繫起來。 然而，觀乎現在形勢的迅速發展，不排除建製派會在六四前已經通過法案。因此有迫切需要儘快動員群眾，並討論如何將行動升級，包括發動罷工的可能性。社會主義行動正在積極宣傳罷工作為鬥爭升級的方案。如果民主運動的領袖現在號召全港一日的政治罷工罷課，作為後續鬥爭的新起點，將可以成為重建反威權運動的跳板。 數千人再集會反送中 迫切需要行動升級 民主派和建製派將於5月11日分別召開各自的修訂逃犯條例會議，雙方發生發生衝突。10日晚超過，1000名反修例抗議者在立法會外集會，要求政府撤回修訂案和林鄭下臺。由於建製派和立法會秘書處的「政變」，現在逃犯條例實際上形成了兩個法案委員會，形勢十分緊張。為防止會議受阻，多名民主派議員通宵留守立法會會議室。在同一天的特首答問大會上，林鄭月娥指泛民議員反送中惡法的論點都是「廢話」。 民陣副召集人陳皓桓臺上發言時表示， 保皇黨無視白紙黑字的議事規則，政府官員做人肉錄音機， 泛民議員上臺發言，故決定今日發起集會，向政府和保皇黨表明香港人會「企硬」。工黨張超雄提到臺灣當局表明即使「送中」條例通過也不會引渡陳同佳，可見港府修法只是為了政治打壓。 社民連梁國雄號召反修例者參加六四晚會，「逼爆維園」。如果六四晚會除了只是悼念死難者外，也能連繫至今天的群眾鬥爭，將會是一個進步。 六四晚會可以成為群眾討論下一步行動的平臺，但這需要一個自下而上的民主架構，讓所有支持民主的力量表達自己的主張，而不是由少數人控製大臺。 社會主義行動在集會中宣傳鬥爭需要升級，需要政治罷工罷課，才能阻止修例和打敗威權統治，得到許多抗議者認同。群眾怒火普遍存在，但是缺少一個能夠指明鬥爭所需方向和策略的領導。集會示威不足以打敗來勢洶洶的專製打壓。如果泛民領袖號召全港一日的政治罷工罷課，可以得到強烈反響，成為重建新的群眾民主運動的起點。 但是，鑑於政府的強硬立場和粗暴手段，不排除建製派會在六四前通過修例。因此應該從現在就開始動員群眾，召集公開會議，在工作場所丶社區和學校建立民主的基層行動委員會，討論如何將鬥爭升級和考慮罷工罷課這樣更加有力的鬥爭手段。我們的運動要向林鄭政府和中共獨裁政權反擊！ 中國：天安門大屠殺30年 今天是北京六四屠殺30周年。 1989年4月爆發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使全國陷於群眾革命運動，北京癱瘓了七個星期，運動蔓延到300多個城市，成都和西安等城市的主要廣場也像天安門那樣被成千上萬的人群占領。 6月4日北京的鎮壓行動中，普遍認為大約有1,000人被殺，另外還有更多人在中國其他城市的鎮壓中死亡、受傷和被捕。 6月3日晚至4日，解放軍坦克和裝甲車隊從四個方向進攻北京，他們遭到北京工人和普通市民，特別是青年人的英勇抵抗。 「該殺的殺」 5月底，20萬清場部隊（這個數量足以入侵一個國家）被北京的工人階級和普通民眾不可思議地攔截了15個晝夜，被迫紮營在郊區。當局最高領導人本以為，僅通過展示軍事力量就足以震懾群眾並恢復「秩序」（即他們破碎的專製權力）。 但是，群眾的聰明才智和勇氣挫敗了最初的軍事部署。士兵們不想攻擊人民，軍官們也意見不一，不清楚哪股勢力在控製政權，以及領導人想達到怎樣的目的。軍方將領的遲疑給政權造成了危機——這是最終暴力鎮壓如此極端的一個關鍵原因。 陳墨在《震撼世界的七周》（由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出版，可從我們的網上商店訂購）一書中描述，15天裏裏，超過一百萬人參加組成了阻攔「人牆」，並拉攏與解放軍。我們不是要輕視學生，但遠不只是一場「學生運動」，而是一場遍及社會各階層的革命鬥爭。美國駐北京的外交官抱怨說，他們不得不派車去中國共產黨的外交大院接他們的中國同行，因為中國外交官的司機正在街頭參與示威。 親鄧小平的解放軍軍頭王震說：「該殺的殺，該判刑的判刑」。血腥鎮壓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還曾揚言「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 這些血腥事件塑造了今天的中國。這個表面打着「共產黨」旗號的世界第二大資本主義經濟體，拒絕哪怕是最小的民主改革，尤其是過去五年反而將國家鎮壓和政治控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觀點認為六四屠殺來自邪惡的毛派「共產主義」，而實際上，中國變得越資本主義，就越具有鎮壓性。一位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鬥爭、反對國家鎮壓的20歲馬克思主義活動者對《華盛頓郵報》(2019年5月25日)說，「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你會發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和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兩回事。他們把法西斯主義當作社會主義，就像掛羊頭賣狗肉。」 中共的超級警察機器的規模龐大，眷養了1000萬個網絡間諜。2017年中國維穩費（1.24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埃及的國內生產總值。這個警察機器的主要就是為了阻止工人階級組織起來。 勞工維權人士韓東方表示：「中國在過去的40年裏一直將市場為信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揮舞着共產主義的旗幟，但實際上中共就是資本主義、市場和叢林法則的最大信徒。」[金融時報，2019年5月24日] 獨立工會 韓東方在六四屠殺後被監禁，因為他是八九運動中出現的獨立工會的先鋒。後來獨立工會成為政權鎮壓的主要目標。為扼殺工人階級的力量、新成立的獨立工會、以及八九運動最後一段時間的廣泛罷工，中共政權對工人階級進行了最可怕的鎮壓。當年設在天安門廣場的獨立工人工會總部就正是六四當晚鎮壓最血腥的地區。。 即便是1989年北京「頭號通緝犯」名單上的少數學運分子，最多也只被判了2至3年監禁，當然，這已經夠糟糕的了。但在之後的幾個月裏，據估計有兩萬人被捕，當中有15,000名工人被控組織罷工（「搞破壞」）和秘密工會（「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沒有學生被判處死刑，但這一厄運發生在幾十名工人身上，還有其他工人被判無期徒刑或多年勞改。 大多數報道都把八九運動描述為「學生運動」，但這只是以偏概全而已。學生們湧入並占領了天安門廣場，點燃了這場鬥爭，展示出英雄主義和勇氣，但他們更多是對以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為代表的那些「改革派」抱有幻想，去反對那些想要加強專製統治的強硬派。改革派支持漸進的、受控的民主化，包括趙主張非常有限地放鬆媒體管製和廢除政府部門的「黨支部」（實際上是確保對政權忠誠度的監控部門），而強硬派認為趙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走得太遠了。 大多數天安門事件報道中遺漏了工人階級的關鍵作用。到運動後期，學生們已經極度疲憊。學生抗議已過了高潮，許多學運分子在5月開始大規模絕食抗議中耗盡了能量。最初的學生領袖大多來自北京的精英學校，並與中共官方機構的聯繫緊密得多。而後來取而代之的學生則是來自北京以外的新鮮力量，而且他們具有更多工人階級背景。學生在運動中的比重上也減少了，北京的工人階級青年開始發揮更加主要的作用。5月20日當政府宣布戒嚴、軍隊進入北京後，這一轉變更為明顯。 八九運動一開始作為學生抗議運動旨在支持中共的「改革派」，反對更專製強硬的「元老」，但後來發展成為一場以工人階級為主的鬥爭，更堅定地想要推翻中共政權，儘管他們的想法並不完全清晰。工人對於趙紫陽和他的改革派盟友沒有任何特殊情感。 不幸的是，工人沒有明確的想法或策略，沒有推進運動的訴求和方案。發起這場鬥爭的學生領袖害怕「走得太遠」，在開始時甚至想阻止工人加入示威（因為害怕激怒政府）。而隨後加入鬥爭的更無產階級的群眾和學生則沒有這樣的保守思想。 他們看到這場運動正在迅速成為生死攸關的鬥爭，政權毫無做出讓步的準備。但當時缺乏明確的計劃和個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去準確把握形勢並及時重新定位群眾運動。 權力鬥爭 當局在應該讓步還是武力鎮壓的問題上發生權力鬥爭。權力鬥爭在1989年5月達到頂峰，趙紫陽遭遇決定性的失敗。這是一場殘酷的權力鬥爭（趙紫陽被軟禁直到2005年去世），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鄧小平和他的同夥在6月3日至4日發動了這種無端和過度的暴力。 1989年5月23日，《紐約時報》的A. M. Rosenthal寫道：「1989年5月，中國政府一度失去控製權。」這是個準確的描述。 30年前，這位評論員提出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由於沒有任何能夠介入局面的權威力量，中國政府可能將能夠重整旗鼓，恢復國家權力。」 1989年的中國正位處在革命（群眾運動）和反革命（鄧小平的親資政權）之間的殊死搏鬥之中。群眾運動沒有發展出替代形式的政府，沒能呼籲群眾運動更進一步、建立人民政權的機關（如全國各地相互聯結的民主委員會），沒有讓正在組織獨立工會的工人帶頭建立工人和窮人的民主政府，因此錯失了時機。 鄧小平政權得以重整旗鼓，大肆鎮壓。他希望可以一石二鳥。 首先，工人組織是主要目標。政府以如此殘暴的方式清洗街上的抗議者，對整個國家造成長達數十年的威嚇。血腥鎮壓的另一個目標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因為改革派曾向學生抗議者提供支持或讓步。鎮壓要發出的一個訊息是，雖然中共所有派系都同意需要更多的資本主義措施，但「政治改革」和西方式「民主」卻是禁忌。 六四屠殺並非如一些評論家所聲稱的那樣導致了非資本主義的斯大林主義政權的重新鞏固。中國的斯大林主義體製在此前十年的改革中已開始瓦解。六四屠殺名義上是捍衛「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推動中國政權徹底變成資本主義的決定性時刻。1989年是一場失敗的政治革命，儘管它沒有完全表明自己的目標和任務。 殘暴的資本主義復辟 特別是在1992年歷史性的「南巡」後，鄧小平統治下的中國繼續走向資本主義，但這個過程受到中共威權政府的控製，以確保黨內精英（尤其是「太子黨」） 可以掌握資本主義經濟中最肥美的部分，同時保持鐵腕政治控製，以保持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消除任何對殘暴資本主義復辟的抵製。在1990年代末達到高潮的國企私有化中，有多達6000萬名工人下崗。永久性工作被不穩定的臨時工、合同工和派遣工所取代。如今，中國的國企雇用了6,000萬名派遣工，他們的工資和社會福利都低於正式工。 1998年中共效彷英國撒切爾將住房私有化。今天，95％的中國住房是私人的，公共住房微乎其微。相比之下，德國的私人房屋占51％，美國占65％。房價已成為中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巨大負擔。北京、上海以及中國的其它幾個城市名列世界上平均房價相與平均收入之比最高的城市（比東京貴一倍，比倫敦貴三倍）。 一些旁觀者誤以為工業的高度國有化表示中國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國家或者仍是不同社會製度的混合體。 國家經濟占中國GDP的30％左右（包括銀行、能源、電信等關鍵部門和相當一部分製造業）。在1990年代，國有經濟被用來創造出新的資產階級，中共官員的親戚和朋友獲得了利益最豐厚的位置。 這正符合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中對斯大林主義的預測：假若工人未能夠成功透過政治革命實現國有經濟的民主控製（例如1989年的中國），就會有如此的結局。 中國的專製資本主義植根於對群眾抗爭的恐懼以及資產階級精英的不安全感。資產階級精英在前所未有的媒體控製和國家宣傳的幫助下，很大程度上將其財富隱藏起來。中國的資本主義模式不是美國式的「民主」和「自由市場」，而是東亞的威權資本主義，就像是蔣介石的臺灣，李光耀的新加坡和朴正熙的韓國。這些是國家控製或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完全」資本主義政權。 近期可靠的媒體報導表明，中共高層「太子黨」之一習近平的家族擁有1萬億美元的海外資產。中中共大部分政治局委員也極為富有。以美元計，中國億萬富翁人數很久之前就已超過了美國，去年為819對571人。 香港紀念晚會 香港是中國唯一一個能夠公開紀念六四屠殺的城市。今年的三十周年紀念晚會創下破紀錄的人數。今年的紀念會具有更重大的意義，因為香港傀儡政府正在迅速修訂逃犯條例，激起了大規模群眾反抗。這項法律將讓香港異議份子和政治活動家可以被遣送到中國受審。在專製的司法體系下，他們會完全喪失基本人權，受到酷刑，被迫在電視上認罪。 在中國其他地區，中共的鎮壓繼續打破紀錄。在穆斯林聚居的新疆，全體居民都面臨官方恐怖手段，超過一百萬人被關押在名為「職業培訓中心」的集中營。新疆的面積相當於半個印度。它已經成為警察國家電子監控的巨大試驗場，配有臉部識別監控系統、DNA採樣和強製安裝手機間諜軟體等尖端監控技術。 去年佳士工人鬥爭之後，左翼活躍青年、學生和工人遭到鎮壓。雖然鎮壓規模比新疆小，但卻是習近平鎮壓加劇的重要事證。儘管中共偽裝在「共產主義」旗幟下，但這不妨礙習近平政權將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列為頭號罪犯。六四屠殺三十周年讓政府更加緊張，因此習近平在今年年初警告說中國正面臨「難以想像的危險」。 中美「冷戰」 伴隨着六四30周年的另一個政治焦點是中美帝國主義衝突的急劇升級，這波衝突始於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並迅速擴展到投資、技術、學術交流、地緣政治和軍事競賽。這相當於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新「冷戰。，這是兩大帝國主義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而不是像上個世紀兩個不相容的社會經濟製度（即謊稱「共產主義」的斯大林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競爭。 在如此背景下，基於各自的利益，中國和美國也開始互相攻擊對方的「人權」記錄──兩國今天突然開始大談人權，這是20多年來從未見過的情形。 私底下，美國的主要資產階級代表都贊同1989年的鎮壓是「必要之惡」。特朗普過去曾稱八九運動為「暴動」，並表示欽佩中共獨裁政權的鐵腕鎮壓。 1989年6月，美國老布什政府迅速採取秘密行動，派遣國安顧問布倫特．斯諾克羅夫特到北京，以向中共領導層保證美國對中國的製裁和對大屠殺的官方譴責只是暫時的，華盛頓希望保持「接觸」。英國撒切爾政府也採取了相似的立場。 中國政府也同樣向西方政府發出私下保證，請他們無視中國對「西方干涉」和「境外勢力」的公開譴責，因為這些譴責不過是是中共對國內的宣傳策略。中共也保證繼續推行過去十年的親資本主義政策。 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領導者來說，決定因素是經濟利益和本國公司的市場，而不是人權和民主的崇高理想。現在西方資產階級政客一百八十度轉變，只是政治宣傳的一部分。中國和美國的統治階級希望提升自己的形象，並把對方描繪成惡人。 記取教訓 要在中國和全球建設群眾性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以取代資本主義，1989年運動的教訓至關重要。1949年畸形的革命中建立起的中國斯大林主義/毛澤東主義政權到1970年代已經耗儘自身發展經濟的能力。隨着俄國和東歐其它斯大林主義官僚獨裁政權陷入深刻危機，中共高層把倒退回資本主義視為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 當時中國新一代的工人運動也受到西方工運領袖及其右翼親資思潮的阻礙，無法及時組織起來，阻止「共產主義」官僚摧毀計劃經濟並搖身一變成為資本家。 雖然資本主義似乎給中國帶來了驚人的GDP，卻同時產生前所未有的問題：嚴重的不平等、慘不忍睹的汙染、超長工時和實質收入停滯不前。今天中國的社會緊張局勢比1989年更加嚴重。從習近平和中共其他高官的警告中可以看出，中國正醞釀着新一波大規模群眾運動。 正如現在被習近平政權關進監獄的左翼青年那樣，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而且這場運動正在中國逐步建立起來。儘管現在當局不斷製造苦難，但多強的國家鎮壓也不能避免未來這個局面。我們要釐清1989年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下令屠殺的中共高層沒有受到懲罰，才能最佳地建設新一波以工人政黨為核心的群眾運動，以反對專製、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香港百萬人遊行 需要政治罷工 6月9日，100萬人參加反送中遊行，人數創下1997主權移交以來的最高紀錄（只有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的示威才能與之媲美），展現出巨大民憤。香港的「抗議文化」由來已久，但今次全港七分之一人口上街遊行，將抗議提到了新的高度。 香港現在深陷政府危機和群眾抗議。林鄭政府愚蠢固執至極，出人意料地重燃了群眾運動。從雨傘運動失敗至今還不到5年。 林鄭修訂逃犯條例，是為了讓中共獨裁政權能夠「合法」綁架身處香港的政治異見者（包括只是途經香港機場的人）。中國沒有公平審訊，99%的判罪是基於口供而非客觀證據。香港幾十年的群眾鬥爭才爭取到一些薄弱的民主權利，而且在過去幾年已被嚴重破壞，而送中條例是迄今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最大攻擊。 2014年，雨傘革命創下大城市群眾占領運動的世界最長紀錄（79日），至今沒有被打破，但因沒有前進方向、精疲力竭而失敗。自那之後，反革命和變本加厲的威權統治占了上風。 所以，6月9日的遊行相當於「決堤」，群眾怒火一下子洶湧而出，但是69示威者的情緒和過去的群眾抗議有多方面不同。歷史不會簡單重復，反送中運動也不是從零開始。群眾毅然上街，儘管許多人都知道政府不會撤回法案。 事實也已證明政府會採取強硬立場。在遊行當晚，在仍有數千示威者尚未抵達終點的時候，林鄭就宣布仍會在6月12日將法案提交立法會大會審議。遊行之後，政府的立場愈發強硬，緊張局勢一再升級，因為中共和林鄭如果不能如願通過送中條例，其統治將遭受嚴重打擊。林鄭政府的威信已蕩然無存，不過這不是一個民選的政府，而且通過清洗立法會和禁止反對派參選，建製派有足夠票數通過送中條例，更何況林鄭背後還有中共獨裁政權的支持。 反送中運動經常被比做2003年反廿三條運動。2003年7月1日，50萬人上街遊行，迫使政府撤回廿三條國安立法。但顯然今次不會是2003年的簡單重演。 反廿三條運動扳倒了香港第一位特首董建華，而林鄭受群眾憎恨之深更甚於董建華。過去16年的政治鬥爭令港府權威千瘡百孔，但林鄭卻加力推動送中條例，因為她害怕如果放棄修例，政府將遭受難以彌補的損失，而且更重要的是，群眾對中共獨裁政權的恐懼將大大削弱。無論在中國大陸還是香港，中共都是以「無敵」形象和群眾的恐懼作為關鍵的統治工具。 69遊行之後，政府一方面做出一些可笑的表面「讓步」，但另一方面卻將立法會表決日期提前到6月20日。一名匿名建製派議員對香港《南華早報》說，政府認為以強硬立場嚇退群眾運動是目前損失最小的方案。親中共的資產階級建製感覺自己已經無法回頭：既然已經遭受損失，不如現在想通過條例，以表示港中政府不會被群眾壓力撼動。 反送中鬥爭也和中美衝突交織在一起。中美衝突正從貿易戰和科技戰迅速升級成全面的地緣戰略角力。外國公司已經表示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而中共不能示弱。 誰的主意？ 是林鄭政府自己發起修例，而中共起初只是站在一旁觀望。林鄭迫切想要討好習近平，而且她也需要抵擋其他親中派系的壓力，以拖延廿三條立法。林鄭明白，雖然民主鬥爭在過去5年遭受諸多挫折，但如果重啟廿三條立法，可能會重新點燃群眾運動。 但她最終還是扮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送中條例同樣激起強烈的群眾怒火。可見政府的愚蠢上了一個新臺階，而且林鄭已註定無法連任。看起來中共要等更長時間才能找到一個能任兩屆的特首，儘管實際上特首不是民選的，而是由一個僅1200人的委員會「選」出的。 送中條例激起的群眾抗議令建製派內的分歧愈發嚴重，所以中共不得不介入事件，管束建製派，讓他們支持林鄭修例。從此時開始，中共和習近平就已經和修例掛上了鈎，既不能繼續袖手旁觀，也不能容忍修例失敗。 獨裁的「好處」和「壞處」 中國一句諺語說：「天高皇帝遠」。內鬥是中國獨裁製度的固有成分。中國的中央政府和經濟實力強大的地方政府一直存在衝突。中國許多省份的經濟規模超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習近平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也是為了壓製政權內強大的離心力。 所以，在送中條例問題上，習近平一旦示弱或者因為群眾壓力而退卻，將立即激化現在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而且還會鼓舞中國的群眾鬥爭。現在中國群眾對中共政權的不滿可能甚至比1989年更加強烈。 這也突顯出中國獨裁資本主義和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製之間的區別。過去10多年，中共不禁覺得保持高壓統治是正確的，而且還大大收緊管控，因為大部分「民主國家」已經陷入混亂，例如英國政府搖搖欲墜、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主義勢力冒起、以及其他嚴重問題。相比之下，中共利用高科技強化威權統治的做法得到許多西方資產階級的欣賞。 但是中國的體製缺乏靈活性，不像資產階級民主製有許多政治「安全閥」來釋放群眾壓力。面對危機時，西方資產階級經常利用選舉來平息或誤導群眾鬥爭，利用「新面孔」的蜜月期來爭取時間，儘管隨着資本主義危機持續惡化，資產階級的喘息空間也變得越來越小。 中共威權體製愈發陷入一個死循環，它只能不斷加強鎮壓和強硬統治，例如新疆關押過百萬人的集中營和香港變本加厲的政治打壓。當然，到了某個時間，不斷升級的鎮壓必將引爆社會抗爭。眼下的香港就是如此，劇烈的社會動盪將會持續幾日乃至幾個星期。 中國和臺灣的關係顯然也是上述狀況。中共稱臺灣是中國領土，但大多數臺灣人強烈反對這種說法。中臺關係的影響也已變得非常重大，因為臺灣已經成為中美衝突的關鍵棋子。 香港現在的政治危機正對臺灣造成重大影響。明年今年1月臺灣將舉行總統選舉。這將是解嚴30年來最兩極化的大選。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民進黨的現任總統蔡英文支持香港的群眾抗議，並利用香港局勢攻擊中共政權和國民黨。 習近平對香港採取強硬立場，導致中共不僅沒能從經濟和政治上拉攏臺灣、削弱民進黨和蔡英文，反而令臺灣人民更加排斥中共。習近平不得不對臺灣採取更加強硬的言論和軍事威脅，而這又成為一個惡性循環。 罷工呼籲是轉折點 香港的局勢發展非常快。6月4日，18萬人參加六四30周年紀念晚會。5天之後，100萬人上街反對送中條例和林鄭政府。政府沒有做出讓步，反而更加強硬，暗示要進一步打壓民主派，令局勢大幅激化，反送中鬥爭進入緊要關頭。 69遊行之後不到24小時，就有許多小商戶、藝術家、社工在社交媒體上發出罷工號召。一天之後，3000名教師聯署，要求「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一個教師工會）發動罷工。航空公司雇員也發起同樣的聯署。巴士司機宣布怠工行動。學生和其他許多團結也開始討論罷工、罷課、罷市。 儘管罷工對於希臘、法國、韓國等國家來說是比較平常的事情，但對於香港來說則是歷史性、革命性的一步，因為這意味着群眾政治覺醒，民主鬥爭才是採用一個全新的武器。香港工人運動力量薄弱、缺乏自信，直到現在這一直是香港群眾鬥爭的致命弱點。 民間人權陣線號召在6月17日舉行一日罷工、罷課、罷市。這是必要的一步，我們對此非常歡迎。如果民陣堅定地向這一方向邁進，並進行真正的組織和準備，那麼三罷的號召能夠得到巨大迴響，而且會成為鬥爭的轉折點。 如果堅定地組織和領導罷工，不再只是跟在群眾鬥爭後面，那麼親民主的職工盟有機會在鬥爭中大大提升自己的影響力。儘管香港工人缺乏組織和經驗，而且工會參與率低，但是昂揚的斗誌可以推動工人在職場建立罷工委員會、召開罷工會議、加入或建立工會。 雨傘運動沒能迫使政府做出任何讓步的原因之一，就是從未討論過罷工。這是嚴重的弱點。從反送中鬥爭一開始，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一直呼籲全港政治罷工，因為中港政權將自己的權威押在送中條例上，要想打敗他們必須要有大規模政治罷工。 在69遊行中，我們在橫幅和演講中呼籲罷工罷課，並為此派發了1萬份傳單。當時我們是唯一一個呼籲罷工罷課的組織。現在罷工的想法正在吸引大批群眾，這是一個重大突破。 社會主義與民主鬥爭 對於社會主義者和香港工人運動來說，反對壓迫性法律、捍衛民主權利的鬥爭至關重要。香港的鬥爭也關繫到中國大陸支持新興工人運動和反對中共威權資本主義的鬥爭。 過去30多年，香港民主鬥爭起起落落，一直都是典型的「跨階級」運動。參加群眾抗議的有普通工人、退休老人、學生和中產階級專業人士，但掌控運動領導權的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自由派、泛民主派以及與他們觀念類似的一眾NGO。這些運動領導本身組織規模比較小、自我封閉、沒有真正的內部架構、而且主張去政治化的路線。香港民主鬥爭停滯不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些所謂的領導無法為運動提供真正的領導。 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在民主運動中非常不起眼，例如69百萬人大遊行時工會橫幅寥寥無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工會領導人（例如職工盟）只會跟在資產階級泛民政客的後面，不去為工人階級的獨立政策而戰。 這更突顯出社會主義者和工會份子能夠在運動中發揮的作用，特別是現在越來越多人開始第一次考慮採取罷工的情況。開始將罷工作為武器，是群眾意識的決定性轉變，我們對此做出了貢獻。 一些宗派主義團體拒絕參加民主鬥爭，因為他們認為這無關工人的利益。而我們社會主義者則介入民主鬥爭，努力發揮重要作用，同運動最激進的成員建立聯繫並為我們的綱領而戰。我們主張將戰鬥性的民主訴求聯繫到終結資本主義、施行社會主義政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解決香港這一亞洲最不平等的社會的危機。 根據樂施會的報告，在林鄭治下，香港的貧富差距擴大到45年來最嚴重的程度。香港資產階級不支持民主訴求，因為這個威權體製就是在保護他們的利潤，保持極低的稅率，抵擋「邪惡的福利主義」。 自9前成立以來，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活躍於所有民主鬥爭。我們提出具體的倡議（包括罷工），並解釋需要怎樣的鬥爭才能打敗傀儡港府乃至其背後的中共獨裁政權。我們也明確指出泛民領導人政治軟弱、沒有戰鬥性的戰略。 泛民政客完全低估了群眾對送中惡法的怒火，一直落後於群眾運動。他們依附於資本主義，看不到資本主義正是港中實現民主權利的一大阻礙。所以他們總是猶豫不定，害怕群眾鬥爭激進化、脫出自己的掌控。眼下，泛民支持罷工罷課罷市，但是他們並沒有領導和組織三罷，只是迫於群眾壓力而做出敷衍。 將鬥爭蔓延到中國 現今中共政權和傀儡港府面臨多重危機。如送中條例一樣，許多危機都是他們自己造成的。他們回應挑戰的策略是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因此現在香港和中國都在醞釀爆炸性的緊張局勢。 今天香港群眾討論以罷工對抗港府的反民主法律，意味着群眾鬥爭進入了歷史性的新階段。無論未來鬥爭進展如何，現在關於罷工的討論都會帶來重大影響。香港群眾鬥爭應該採取的另一個重大突破，是擺脫自我孤立的狀態（近幾年本土派思想令這種狀態更加嚴重），聯結到中國群眾鬥爭（特別是工人鬥爭），挑戰中共獨裁政權。中國的新興工人運動面臨着更加殘酷的鎮壓，但也展現出驚人的勇氣和力量。如果有一個新的工人政黨領導中港工人群眾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提出清晰的綱領將革命的民主訴求聯繫到徹底終結資本主義，那麼獨裁政權的滅亡就指日可待了。 反送中：譴責警察開槍殺人! 林鄭執意推進送中惡法，數萬名示威者占領金鐘, 罷課罷工。警察盡顯政權鷹犬本色，動用催淚彈、布袋彈和橡膠子彈，暴力襲擊和平示威者, 令學生頭破血流。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警察暴力，要求立即撤回惡法，林鄭下臺！ 現在我們已迫使立法會大會推遲，可說是小勝利！但要消滅送中惡法，罷課罷工要擴大起來，全面癱瘓經濟, 讓林鄭看到勞動者才是社會的主人！ 根據雨傘運動的經驗，占領不能拖長時間，現在需要進一步將行動升級! 罷課的同學要回到學校號召老師同學罷課，罷工者請立即號召同事加入罷工，並一同出來參與示威。請在學校和職場組織罷課罷工委員會，大力宣傳！ 占領運動需要建立民主的防衛委員會，更有組織地抵抗警察和黑社會的暴力。占領行動本身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主架構和問責製度，民選的行動委員會，讓所有參與者民主決策，決定下一步的行動方向和策略。 今次的占領和三罷完全是群眾自發的。泛民領導人沒有提供過領導，只是跟在群眾後面。我們的運動需要一個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具戰鬥力的政治領導！ 今天的鬥爭已比傘運再升一個層次。我們要持續升級，直至撤回惡法，林鄭下臺！ 香港：警察暴力震怒群眾 香港警察首次開槍鎮壓和平示威者，動用前所未見的極端暴力，不惜施行任何手段，防止雨傘運動2.0的爆發。林鄭將示威的年輕人定性為「暴徒」，企圖利用暴動罪施行白色恐怖。真正的暴徒是警察！我們需要持續的運動，捍衛612行動中勇敢、和平及有紀律的年輕人。 香港人的憤怒已到臨界點，政府無視103萬人上街反送中，已經完全沒有合法性，正在利用暴力和謊言統治。今天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共比2003年更獨裁，加上要防止香港民主運動蔓延至中國，因此不能允許我們有勝利。而且在中美衝突下，習近平視推動送中惡法為國家層面的任務，因此會更加強硬執行。香港群眾已經做出了勇敢的抵抗，但單靠抗議是不足以迫使政府作出讓步。群眾自發的罷工罷市行動，已經令鬥爭升級至新的階段。 政治罷工 現在部分行業正在討論需要罷課罷工。罷工將可以大大改變香港群眾鬥爭的面貌。雨傘運動沒有出現過真正的罷工，是當時的一大弱點。政府可以無視百萬大遊行甚至占領，但當經濟被癱瘓、社會運作停擺時，政府的統治會受到更大威脅，而勞動群眾展示自己才是真正掌握權力的人。 社會主義行動從鬥爭開始一直倡議政治罷工。我們是在六九大遊行裏唯一個組織主張罷工反惡法。慶幸現在罷工的想法得到了群眾的響應。 過往多數人覺得在香港發起罷工非常困難，甚至沒有可能，但今天現在我們已經踏出第一步。現時自發的罷工開拓了行動升級的可能性，甚至可以掀起浪潮，促發日後更有組織的罷工運動。 罷工要組織起來 但罷工不能單靠自發，而需要組織起來。現時圍繞罷工的討論可以作為開始，具有強大的象徵意義，但如果罷工真的要有實力，就一定要準備、宣傳和組織。一方面，職工盟和教協的領導需要履行領導的責任，全面推動罷工。另一方面，由於香港很多行業都沒有工會，或者工會力量薄弱，所以現在需要立即設立「反送中罷工委員會」，發起聯署、召開大會、進行罷工投票。 為了向真正的罷工邁進，需要有組織的領導。我們認為民陣、職工盟和教協立即召開罷工大會，邀請職場、工會、學校和各政團派出代表參加，決定何時及如何組織罷工，製訂真正罷工的日子。 如果政治罷工得以有效組織起來，將會向林鄭政權發出嚴重警告，更大規模及更持久的罷工將會陸續月來，直至撤回送中惡法。這場鬥爭甚至可以得到中國內地人民的響應，動搖中共暴政。 社會主義行動的訴求： 譴責警察暴力，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黑警暴行 跛腳林鄭還能在位多久？ 上周日，香港200萬人上街反對送中條例，令整個地區都大為震撼。CWI瑞典支部周報《進攻報》就此採訪中國勞工論壇網站的Vincent Kolo： 「上周日的示威規模創下香港歷史新紀錄。6月9日100萬人上街；然後到了6月16日有200萬人上街，遊行人數超過香港人口的四分之一。無論是對於香港還是中國，這場運動的意義都非常重大。」 港府讓步有多大意義？ 「政府於6月15日宣布暫緩修訂逃犯條例。《紐約時報》說這是習近平自2012年上臺之後最大的政治敗退。習近平過去被視為『無敵強人』,所以今次讓步是一個轉捩點。 「中共獨裁政權說送中條例是林鄭政府自己的主意，或許的確如此，但林鄭一定得到中共的許可，否則港府絕不敢這麼做。同樣，現在林鄭做出讓步暫緩修例，也是遵照中共的命令。 「6月14日，政治局常委兼副總理韓正等中共高官趕赴深圳，會見林鄭等港府官員，要求他們讓步，以解決眼前的危機。」 群眾反應如何？ 「群眾認為政府的讓步太少、太遲。林鄭政府深受憎恨，絲毫得不到群眾信任。為了推動送中條例，政府散布謊言。6月12日，當7萬名學生和青年包圍立法會時，政府甚至採取令人髮指的警察暴力、槍擊示威者。群眾擔心政府再耍陰謀詭計，所以要求完全撤回條例。 「6月12日早上6點，大批年輕人占領了立法會周圍的所有道路，令警方措手不及。警方完全誤判了形勢。數萬名示威者通過社交媒體和Telegram等加密通訊工具組織行動。因此當天Telegram也受到中國政府的駭客攻擊。 「年輕人的斗誌令統治精英大為震驚。《南華早報》新聞主編寫到：『年輕人不害怕警棍和子彈，這是件可怕的事』。」 反送中運動和雨傘運動有何不同？ 「反送中運動從傘運中吸取了很多經驗教訓。2014年雨傘運動沒有贏得任何成果就結束了。自那之後的4年裏，港府採取猛烈的政治打壓，中共獨裁政權加強對香港政治製度的控製。 「6月12日下午，政府和警方害怕重現像傘運那樣的占領局面，因此決定開始鎮壓。警方當天發射的催淚彈多過傘運79日的總數。 「而且那是香港警方第一次向示威人群發射橡膠子彈。兩名示威者被橡膠子彈擊中頭部，另外兩人身受致命重傷。警方還第一次使用了布袋彈。上述武器都是在傘運之後購入的，但是沒起到作用！警方原本以為可以用武力嚇退年輕示威者和整場運動，但是年輕人奮勇抵抗，反過來嚇倒了統治精英（更何況在那之前不久才剛剛有100萬人上街遊行）。所以中共才決定讓步。 「中共獨裁者正和特朗普政府進行艱難對抗，無力同時應對這麼大的群眾運動，所以他們想要通過些許讓步迅速平息局面，但是未能得逞。 「林鄭在6月15日宣布暫緩修例，但是不僅沒能平息群眾的怒火，反而因為拒絕撤回條例和為警察暴力辯護，令群眾更為憤怒。所以6月16日有200萬人上街抗議。」 未來局勢將會如何？ 「現在群眾正在討論下一步如何行動。政府必須完全撤回條例。今天（6月18日）林鄭再次『道歉』。自6月15日之後，林鄭每天都在『道歉』。但是這些所謂的道歉沒有任何新的讓步，只是一再重復過去的空話。林鄭是天主教徒，『道歉』對她來說就像去教堂懺悔。也許上帝會原諒她，但人民不會原諒。 「她沒有說會撤回條例，也沒有說會辭職。實際上，無論她自己想法如何，中共都不會允許她這麼做。 「暫緩修例還不足以平息民憤，所以現在中共和港府想要採用拖延戰術，消耗運動的精力，從而避免做出更大讓步。 「即便只是『暫緩』也已大大打擊習近平獨裁政權的權威，如果撤回條例而且讓林鄭下臺，會是中共的大潰敗。對於中共來說，迫於群眾運動而讓步，是最危險的事，因為這不僅會鼓舞香港民主運動，而且會鼓舞中國群眾鬥爭。 「由於中共不會滿足群眾的要求，運動可能進一步升級。星期一，民主黨林卓廷在集會上發言說現在運動對政府是應了『5比0』，所以不需要進一步的群眾行動，結果被在場示威者喝倒采。群眾不接受政府現在的讓步，他們認為還沒有贏得勝利。」 為什麼林鄭不辭職？中共不是一定可以找到另一個代理人嗎？ 「林鄭現在不過是行屍走肉，但中共不想她下臺，否則中共自己會大難臨頭。香港不是民主國家，香港特首是由一個由大富豪組成的1,200人小圈子委員會『選』出來的。特首『選舉』完全受中共操控。 「這些精英選民把票投給誰是遵循中共的命令。而香港資產階級鍾意這種製度，因為他們只不過放棄些許直接的政治影響力，就可以得到中共關照，在中港得到各種特權和豐厚的商業合同。 「最重要的是，中共獨裁政權打壓中國工人群眾，不讓他們組織起來挑戰資產階級的權力。所以社會主義者主張爭取民主、反對威權製度的鬥爭也需要打破資產階級的權力。 「中共不想在發生這麼大的群眾運動的時候舉行特首『選舉』。雖然現在群眾還不清楚如何才能贏得勝利，但是當前局勢已帶有前革命特徵，如果此時舉行『選舉』，可能會刺激群眾運動進而要求真普選，局面將一發不可收拾。 「現在沒有跡象表明政府會做出更多讓步，所以鬥爭很可能繼續升級。」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如何介入這場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投入運動。而且，直到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的時候，都只有我們呼籲政治罷工。為了宣傳全港一日政治罷工，我們派發了25,000份傳單，並在橫幅、雜誌和演說中強調這一主張，而且得到越來越多的迴響。 「從1920年代之後，香港就沒有過政治總罷工，所以我們現在是在重建早已被遺忘的工人傳統鬥爭方式，而且非常迫切，因為運動不能停滯。這場激動人心的運動必須迅速找到能夠徹底打敗獨裁政權的方法和綱領。如果群眾運動錯失機會，中共將『反攻倒算』。」 反送中鬥爭如何向前走？ 林鄭月娥今天在記者會「道歉」，完全沒有回應運動的五大訴求。政府死不跪低，明顯是聽命令中共，不可以讓民主運動有一次徹底的勝利。現在我們要組織更大規模、更有組織的鬥爭，才能對付中共拖延戰術。所以，我們也要串聯中港兩地的群眾鬥爭。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他們與我們有共同敵人，一起反對中共政權和財團專政。中共害怕香港民主運動勝利會鼓舞士氣，以致提出真普選等進一步的訴求，甚至令運動蔓延至中國內地，威脅整個中共政權和財團專製的統治。我們要習近平這個惡夢成真，就能成功！ 政府內部嚴重分裂，但中共不容許林鄭作更大讓步。我們距離成功還差一段直路。運動應一鼓作氣，持續升級，不能被政府的拖延戰術消耗。至今運動沒有領袖的，反而使泛民不如像以往壓製運動的擴張和激進化。但單靠自發運動是不足以應付中共這個強而有組織的國家機關。時間長了運動就需要明確的決策，因此運動需要民主地組織起來，建立由下而上的民主組織架構，為運動提供方向。在當下形勢，組織起來，製訂行動升級的計劃，是成敗關鍵。 現在單靠示威和占領並非可行策略，記得五年前的雨傘運動裏，我們在占領馬路後讓政府拖延得太久，不斷受到黑警和黑社會攻擊，加上媒體大力抹黑，令民意逆轉。當運動進入更復雜的局面，在沒有清晰網領和明確領導的情況下，內部就會出現分歧和內耗，最終失敗收場。 行動升級的方向應該要罷課罷工。現在我們要組織罷課罷工，保持向政府施加的壓力。職工盟和民陣在6月16日一度取消了罷工，然後在群眾的期望和壓力下才急急恢復，但由於欠缺組織和準備，很多工人在雇主壓力下只能個別請假，真正的集體罷工行動仍未發生。個人行動恐怕難收成效，消耗罷工這一策略。團結就是力量，唯有依靠集體行動，運動才能向前走。 罷工一定要準備、宣傳和組織，讓工人可以集體動員起來，而不是依靠請假或公司彈性處理。真正的罷工將會癱瘓經濟，除了對抗中共政權，也在挑戰財團的利益。香港財團向來為專製政府護航，不民主的製度正正保障他們的低稅率、壟斷地位和暴利。 現在反送中運動要製訂罷工一天的日子，例如G20峰會召開的第一天，6月28日。職工盟和教協的領導需要履行領導的責任，全心全力動員罷工，不應再猶豫不決。此外，由於香港很多行業都沒有工會，或者工會力量薄弱，所以現在需要立即設立「罷工委員會」，串聯起來。職工盟和民陣可以徵召義工，擴大人力資源，動員群眾在大型職場派發傳單，推動工會行動。路是人行出來的！ 反送中運動要成為2003年反廿三條以來最大的勝利！經過了四年的打壓，從DQ立法會議員、政治檢控示威者、推動國歌法，我們的鬥爭終於走出被挨打的局面。五年前我們說過「We will be back!」，現在我們回來了，要雙倍奉還給統治者，奪回雙普選，打倒獨裁政府和財團專製。 社會主義行動的主張： 不撤回、不罷休，林鄭下臺 G20峰會要行動升級 6月28日再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反送中運動把握G20峰會的機會將行動升級，例如在6月28日發動罷工和示威，以引起世界各地的平民、工人和青年的註意，藉以向習近平和中共施壓。將G20峰會作為鬥爭平臺是正確的，但是如果認為G20峰會上的各國政府是我們的盟友，那就大錯特錯了。那些政府也在壓迫本國人民，他們反而和習近平與林鄭更契合。 反送中運動若要勝利，就先要認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參與G20的各國元首，代表的不是各國的人民，而是和香港政府一樣代表各地的大財團和權貴，當中不乏滿手鮮血的獨裁者。例如，特朗普支持64屠殺，而且公開稱贊習近平和普京的鐵腕統治；巴西爆發數百萬人示威，反對總統博索納羅打擊退休保障，與香港一樣遭到催淚彈攻擊；俄羅斯總統普京現正全面封鎖一人以上的集會；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薩勒曼去年下令處死異見記者卡舒吉。沙特軍隊介入也門戰爭、屠殺平民，他們的武器正是來自美英「民主政府」。博索納羅和薩勒曼都是美國政府的盟友。 各國政府首腦關註的是自己國家的財團和地緣政治利益，而不是香港的民主權利。基本上，他們對林鄭「暫緩」方案感到滿意，想儘快平息香港示威，避免社會不穩而影響他們的營商利益。 這種國家過往都中港的民主問題緘默不言，只顧與中國進行經貿來往。最近由於中美衝突升溫，美國才高舉所謂「人權」、「民主」旗幟，向中國施壓以換取更多經濟利益。特朗普已經講過，香港示威者與林鄭會「解決問題」（work it out）。最有可能的狀況是，特朗普和其他政府首腦不會G20峰會上提起香港問題，以免觸怒習近平。就算他們提出香港問題，也只是將香港當作大國博弈的棋子，想要藉此迫使習近平在經貿問題上做出更多讓步，決不是真的支持中港人民反抗威權鎮壓。 真正的國際團結只會來自世界各地的平民、工會分子、工人組織、青年和學生，因為他們也在反抗如港府一樣的邪惡政權，像我們一樣為民主權利而戰。我們要將行動升級，推動真正的罷工，向中共政府施壓。罷工一定要準備、宣傳和組織，讓工人可以集體動員起來，而不是依靠請假或公司彈性處理。真正的罷工將會癱瘓經濟，除了對抗中共政權，也在挑戰財團的利益。 中共和威權港府害怕現在的群眾運動繼續壯大，進而反對地產霸權和東大嶼人工島等大白象工程，要求提高極低的法定最低工資、增加公共醫療和教育資源。香港房價對年輕人來說遙不可及。現時的最低工資實際上比2010年還要低。港府只顧和富豪財團利益輸送，在公共支出上極為吝嗇，令公共服務體系早已千瘡百孔。而且，反送中運動需要真正的群眾罷工，也體現出建設更為強大的工人階級力量的重要性。送中條例和警察暴力是當前最迫切的問題，但它們也是反對親富人政策的鬥爭的一部分。我們主張建設戰鬥性的工會和新的工人階級政黨，以民主的社會主義政策挑戰資本主義富豪統治。 香港：將腐敗港鐵民主公營！ 醜聞纏身的港鐵於6月30日再度加價，加幅達3.3%！這是根據所謂「可加可減機製」下的最高容許的封頂加幅，但港鐵票價從來是只加不減。每程車票加幅最多達$2，對於生活離不開公共運輸的基層民眾來說，可謂百上加斤。港鐵自2010年起幾乎每年都會加價，只有2017年曾凍結票價一年。短短9年間，累計增幅已經達33%！ 所謂的「可加可減機製」，是與社會的通脹物價掛勾計算的，理論上在社會嚴重通縮情況下會減價。然而，由於消費物價指數都會包含如港鐵、巴士公司等公共事業的價格，公共事業的收費亦會影響到物價指數。因此港鐵加價，就會推高物價指數，而港鐵就會根據機製進一步加價，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2011年來，港鐵盈利從未少過100億。2018年，港鐵總盈利為160億，就算扣除物業地產業務，盈利仍然高達113億元，比去年增加7%。港鐵高層壓榨民脂民膏和基層工人，大筆財富流入高管和禮頓這類黑心建築商的銀包，卻給群眾留下一連串豆腐渣工程。 沙中線醜聞 沙中線的醜聞仍未落幕，反而越調查越揭發更多問題。而且調查尚未完成，就有消息指政府已打算局部通車，為了港鐵的利潤而置乘客生命安全於不顧。在紅磡站，禮頓和另外一家分判商金門基利使用不同供應商的鋼筋與螺絲帽，鋼筋最多只可扭入螺絲帽約兩、三圈，導致隧道連接縫滲水。港鐵和禮頓最遲在2014年就已知道存在此問題，但港鐵卻從未展開調查和糾正，禮頓工程師則告訴工人「扭得幾多就扭」。 在醜聞爆發之初，雖然整個項目多個車站出現問題，但政府成立的調查委員會只允許有限度地調查紅磡站月臺建築以及剪短鋼筋的問題。後來紅磡站再次爆出有大量工程紀錄缺失，更有設計被擅自改動等醜聞，政府才被迫擴大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並重啟調查。 然而就連最初揭露醜聞的分判商中科，最近亦公開聲明不相信單憑調查委員會便能查明真相，並質疑中期報告所信納的文件有誤。中科更稱事件仍有三大疑點未解決：車站結構設計、螺絲帽使用數目及南北線月臺涉嫌以「不正規方式」建造。顯然，沙中線現時已爆出的腐敗問題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雖然政府擁有七成股權，但由於港鐵乃上市公司，因此公司實際成了「獨立王國」，以謀取最大利潤為目標，不受社會大眾的民主監督。可見，港鐵私營化後，非但沒有如資本主義評論員聲稱所謂改善「服務質素」，更讓其變成一個謀取暴利、瘋狂加價、剝削工人、腐敗的吸血巨獸。 港鐵工人抗議 港鐵公司除了是市民的吸血鬼外，更是其員工的血汗雇主。6月3日，港鐵工會發起抗議行動，指責公司「高層發大財、基層做到呆」、「漠視年資、變相減薪」，要求根據生產力指數及今年通脹率至少加薪8%並改善員工福利。根據工會聲明，現時工資水平無法吸引新人留職，令人手長期不足，但列車班次及各項服務有增無減，令員工苦不堪然。 而更早前，同樣是由港鐵公司營運的高鐵，於3月底突然解僱了200名外判員工。工人發起了靜坐行動，斥港鐵及其外判公司「用完即棄」。涉事的外判公司「國際永勝」，負責高鐵的車站助理、車上服務員、客務中心、內部會計等服務。據員工估計，裁員是因為高鐵的載客量不足。 事實上，2000年港鐵上市時定明如果公司發展新鐵路項目如果未能達至一定的商業回報率，政府便會資助港鐵。因此，港鐵的生意根本是穩賺不賠。換句話說，由民眾出資的大白象基建，賺錢時歸財團，虧本時卻要讓基層市民及工人買單，足見公共事業私營化對勞動大眾根本毫無益處。 因此，我們需要將港鐵收歸民主公營，踢走腐敗的資本家。透過港鐵工人和基層市民的民主管控，我們可以監督企業的票價、工程、甚至沿線土地的發展，確保所有勞動大眾都可以得到廉宜而優質的基本社會服務，並廢除外判製等剝削製度，提高工人薪資和福利待遇，擺脫資本家的剝削與壟斷！ 香港：幼兒園教師承受高工時、大壓力 教聯會最近進行了一項調查，揭示出幼稚園教師的惡劣工作條件。45%受訪者表示每周工時達61小時或以上，甚至遠高於香港每周平均工時52小時。五分之一更表示達 71小時或以上。 相比之下，幼師的薪資少得可憐。按照免費幼教計劃的規定計算，由政府全額資助的半日製幼稚園教師每月僅基本只獲得約18,000元，尚未達到政府建議的最低薪酬$20,770。70%以上的免費幼教學額為半日製。 如此長的工時，根本原因是政府投入資金過少導致幼師人手短缺。由於工作過於勞累，再加上難以令人滿意的薪資，2018/19學年幼師流失率高達12.3%，創近年新高，結果形成惡性循環。 人手短缺 在香港政府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下，公共服務部門人手短缺已成為通病。今年年初公立醫院醫護人員才剛剛因為壓力爆煲而舉行抗議。港府在學前教育的投放只占生產總值的0.17%，是經合組織中(OECD)其中一個最少的。歐盟顧問建議各地政府的支出應最少為1%。香港的各項幼兒教育發展指標均列經合組織之末，政府難辭其咎。 政府從2017年開始施行免費幼教計畫，這原本是一個值得歡迎的政策。但免費幼教計畫導致教師需處理大量額外的行政工作，政府和幼稚園又未新增人手，因此成為加長教師工時的直接原因之一。過半數受訪幼師表示，施行免費幼教計畫之後，其教學及行政工作量大幅增加。 在教師極度勞累、資深教師不斷流失的狀態下，顯然難以維繫教學質素。而且在免費幼教計畫下，真正免費的大部分只是半日製幼稚園，愈來愈大需求的全日製的學童們仍需支付每年中位數約7,900元的學費。 為了解決幼師長工時、低工資的問題，同時為全港所有兒童提供優質的幼托服務，我們要求把幼稚園全面公有化，由教師、家長和工會民主管理；大幅增加公共開支，在提高幼師薪資的同時立即實行8小時工作製。為了實現這些訴求，需要建設具戰鬥性而民主的教師工會和工人政黨，對抗這個只顧和地產商、財團利益輸送，無視基層群眾需求的不民主政府。 香港：政府縱容工時殺人 5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立法會被追問，要有多少人過勞死政府才會推動標準工時，羅致光竟然回應說「死幾多人唔喺我哋考慮因素」！羅致光還說，政府要花3年時間去研究是否將過勞死列為職業病。親資政府只會考慮資本家的利潤！ 立法會最新數據顯示，自2013年至去年中每年平均有過百人在工作中離世，當中極有可能涉及過勞。政府更本是縱容工時殺人，草菅人命。 過勞死 年初，一名64歲的工人為養家身兼數職，下班之後又要再趕往另一份工作，為節省車資和時間在海邊長椅休息，結果一睡不起。3月，瑪嘉烈醫院的一名男護士在家中猝死。其同住友人說：「佢身體一路都唔好，成日話醫院壓力好大，佢哋成日都要追更，成日話好攰，出事前早更，大概下午1點、2點收工，再之前返中更，約晚上10點11點返到嚟」。 香港是全球工時最高的城市之一，平均每周超過50小時，比全球平均值高出38%。政府自2013年設立所謂「標準工時委員會」，聲稱要「研究」就標準工時立法的問題，至今已整整過去六年還是白紙一張，而且標準一降再降，從「標準工時」鬼鬼祟祟的改頭換面成「合約工時」，有意不就工時規管進行立法。 近期中國程序員發起反對996工作製（朝九晚九，每周六天）的網絡抗議，大批飽受996之苦的工人紛紛聲討所屬公司的剝削壓榨，展示出工人抗爭的巨大潛力。 我們要求立即落實最高工時每周40小時製度（包括外勞），並大幅調升最低工資，保證工人在不減少收入的情況下享受8小時工作製。現時林鄭政府因送中條例正四面楚歌。如果建設起一個強而有力的戰鬥性工會運動和工人政黨，提出針對冷血富豪權貴和資本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綱領，我們能夠贏得8小時工作製，並打破整個保護資本家利益的威權製度。 香港政治危機繼續加深 7月1日的大遊行及占領立會行動後，反送中運動進入了新階段。上個月，群眾抗議的規模和頻率都創下歷史紀錄，令香港政府和國家機器處於空前危機，整個政府已曾一度處於癱瘓狀態，但是立法會衝擊事件改變了局面。儘管還未完全清楚局勢會下一步會如何發展，但衝擊行動讓不知所措的林鄭政府有機會站穩腳步，開始反擊。 可以預見，中共獨裁政權和香港強硬派右翼建製派會利用立法會衝擊事件，開始猛烈的政治反攻。政府堅持不做出更多讓步，一小部分年輕人因為鬥爭陷入僵局而感到絕望，所以採取衝擊行動。所以現在的關鍵問題是，群眾運動如何才能組織起來繼續前進。 政府死不悔改，已經引發群眾空前的怒火。一部分群眾（尤其是年輕人）甚至感到絕望，為了這場鬥爭不惜犧牲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過去3周已有3位年輕人自殺並留下反對送中條例的訊息。人們擔心還會有更多人自殺。 現在可以清楚看到，衝擊立法會的年輕人掉入了警方的陷阱。可能是有中共煽動者挑唆示威者採取這種無計劃的混亂行動，讓香港政府和建製派藉機發動最猛烈的輿論攻勢，抹黑群眾鬥爭。中共政權及其駐港代表和代理人一貫使用這種見不得人的陰謀手段。 衝擊事件之後，政府很可能會更加強硬地拒絕運動的任何訴求，同時加強警察鎮壓。運動已經走到了重要的、甚至可能是關鍵的轉捩點。 社會主義行動相信鬥爭仍可以取得歷史性的重大勝利，但要勝利的話則需要更高程度的組織和協調，更民主地討論戰略、策略和目標，特別是要討論採用群眾罷工這一尚未用過的武器，開始發揮工人階級集體行動的力量。現在運動「沒有領導」，但當前形勢下運動迫切需要清晰的領導，從而讓整個鬥爭採取能夠致勝的戰略。 史上最大七一遊行 七一大遊行有約55萬人參加。儘管人數不及6月9日和16日，但這是人數最多的一次七一遊行。群眾已有些疲憊，而且懷疑就算再來一場巨大遊行究竟能有多大效果，這種情況無疑是今次遊行人數不及上月的原因之一。 政府繼續無視五大訴求（撤回送中條例；獨立調查6月12日警察暴力；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撤銷對612衝突的暴動定性；林鄭下臺），令群眾越來越沮喪，也越來越憤怒。 6月9日和12日的示威之後，政府癱瘓了，直到七一前行政會議兩周沒有開會。建製派出現嚴重的公開分歧。「罪魁禍首」林鄭則幾乎兩個星期沒有出現在公眾面前，直到七一才露面做例行演講。 還不下臺？ 如果是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像林鄭這樣的政府幾乎一定已經倒臺了。可是在香港，儘管群眾抗議已經讓政府顏面盡失、毫無「合法性」可言，但林鄭還在死撐。這種狀況讓群眾和年輕人感到焦慮和沮喪：還需要做什麼才能打敗她？對於港府所服務的資產階級來說，像林鄭這樣為人民所唾棄的政府最好下臺，換上一個新的親商政府，做出些許短期讓步，以爭取時間，瓦解群眾運動。 但是香港資產階級沒有權力自行換掉負累般的政府，因為這項權力緊握在中共獨裁政權的手裏，而中共至少現在仍堅決不讓林鄭辭職，否則可能會開啟一連串政治危機。 就像5年前的傘運一樣，香港政治危機的異常之處來自於中共獨裁政權。作為香港的最高統治者，中共拒絕在民主問題上做出任何、哪怕只是次要的讓步，因為它害怕如果在香港示弱，會導致嚴重後果：在上層會加劇黨內精英權鬥，挑戰習近平的「強人」地位；在下層會鼓舞中國群眾鬥爭，挑戰愈發惡劣的威權統治和經濟緊縮。 暫緩修例當然是由中共拍板的。所以對於「絕不後退」的中共獨裁政權來說，這是非常重大、甚至罕見的一次局部敗退。但是香港群眾（特別是年輕人）並不滿意，因為他們知道中共一貫會耍手段：先做出一些假讓步，拖延時間，等到群眾壓力消退後便立即開始無情反撲。 軍事威脅 中共獨裁政權正明顯向香港加大壓力。一方面是恐嚇群眾運動；另一方面震撼它在香港的走狗，讓他們「冷靜下來」。6月26日，解放軍駐港部隊舉行演習，但直到7月2日才由中國的《解放軍日報》報導出來。這場演習一部份顯然是出於「外國陰謀」論，想要告訴中共政權內各派別，在需要的情況下習近平會動用軍隊。另一方面如香港《南華早報》採訪的一名軍事專家所說，也是公然以武力警告反送中運動。 在當前階段，中共直接軍事介入的可能性仍然非常非常小。雖然中共對香港群眾的頑強鬥爭大為光火，但如果派軍隊占領香港，將會從多方面給中共造成致命危險。如果解放軍攻入香港，在臺灣就算是最親中共的國民黨政客也無法公開支持「和平統一」。 另外，中美「冷戰」一再升級，已經遠遠超出了貿易戰的範圍，而且主張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的也不只是特朗普政府。這意味着，軍事干涉香港可能會引爆2014年克裏米亞那樣的國際危機，或者更加糟糕。西方資產階級政府會以香港問題為藉口，推出更多反中保護主義經濟政策，並試圖在國際上孤立中國政府。對於中共來說，另外一個可能更嚴重的問題是香港群眾的抵抗。香港的人口遠超過克裏米亞，而且就算中共軍事接管香港，如何統治香港這一的問題也將成為中共的惡夢。 把鬥爭蔓延到中國 傀儡港府就算陷入重重危機（例如2014年梁振英政權曾短暫地瀕臨崩潰），都有中共這個看起來堅不可摧的後盾，這是現在香港群眾感到沮喪的真正原因。 數百萬示威者以及在網絡論壇上熱烈交流動員方法的數萬年輕人越來越不知所措：這場鬥爭怎樣才能贏？運動似乎用盡了所有方法。但是由於中共的存在，這場鬥爭是不對等的。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一直解釋說，香港群眾要想贏得真正的民主權利、打敗政府的親富豪政策，必須將鬥爭蔓延到中國，與中國日漸高漲的群眾怒火（特別是工人階級的怒火）連接起來。中國擁有5億工人，而且近年來中國工人的罷工鬥爭愈發增多，他們讓習近平和獨裁政權真正感到害怕。 今天香港群眾鬥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打破孤立於一城的局面、點燃全中國乃至更廣闊的群眾運動，從而和獨裁政權「公平決鬥」。如果香港的示威者開始打出口號、呼籲中國群加入對抗獨裁政權的鬥爭，也很可能會掀起內地群眾的巨大響應，對中共政權造成更大壓力。 中港都面臨着威權統治、警察鎮壓、持續已久而且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缺乏可負擔住房、年輕人沒有前途的工作、富豪專政，而且中國的情況往往更加嚴重。 沒有領導的運動 在本文撰稿之時，中共無疑正努力讓跛腳港府和建製派裝出鎮靜的樣子，把握住立法會衝擊事件這個「好機會」，反擊群眾運動。有報導稱，負責香港事務的政治局常委、副總理韓正本周再次到達深圳，對林鄭做指示。首先政府會發動暴風般的輿論攻勢，大力「譴責」衝擊立法會的「極端激進暴力分子」。警方正從6月12日之後的守勢中恢復過來再度進攻，根據媒體和監控鏡頭拍攝的照片搜捕七一進入立法會的年輕示威者，而且會在未來的抗議中更強力鎮壓。 群眾運動需要採取新方法來應對挑戰。年輕人沒有領導的、去中心化的自發行動目前已經取得很多成果。 在一些鬥爭中，群眾的自發性和創意可以發揮非常積極、甚至決定性的作用。但一般來說，過去的所有群眾鬥爭，無論成敗，都表明，自發行動有其局限性。特別是在鬥爭一開始，自發性能夠發揮有力作用，但是當運動變得更加復雜時，當我們的敵人開始改變戰略時，勝利的關鍵在於組織和清晰的鬥爭戰略及綱領。 近幾年「組織」被視為過時的想法，群眾鬥爭中存在反組織的情緒，其原因很復雜。社會主義者已在其他文章裏分析過這一問題。但是在今天的香港，在當前這個關鍵時刻，鬥爭必須要有組織，必須要有平臺讓抗爭者有組織地、民主地討論如何前進。 香港眼下的鬥爭（尤其是年輕人）「沒有領導」，起初並不是有意識的選擇。同時，的確許多年輕示威者認為「沒有領導」是進行運動的好方法（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過去4年的鎮壓有至少48宗政治檢控，數百名抗議者被告，超過100名抗議者被判入獄，而且較激進的泛民政黨和非建製派團體受打擊最為嚴重。 對政府不利的情況是，現在他們沒有可控製運動的談判對象，無法通過迫使領導妥協，以瓦解群眾運動。就算剛好出獄黃之峰儘管備受媒體矚目，但在運動中的影響力也非常有限。 需要怎樣的鬥爭？ 運動在無意識中出現一種「分工」。民陣發起了69、616和71遊行，做了大部分聯絡媒體的工作；網絡群組裏的年輕人則提出和動員激進抗議，以及和當局直接對抗。 這種「分工」存在很多問題。它的出現是由於現實群眾組織薄弱（這是香港民主鬥爭長期以來的特點）。一般來說，在世界各地，群眾組織程度和當地工人階級及其組織（例如工會）的傳統實力直接相關，正如近幾年大多數國家的工人組織都受到本國資產階級和政府的打擊。香港工會和工人組織的規模很小，嚴重影響到當前的鬥爭。 民陣和泛民政客公開說自己不想領導更具戰鬥性的青年的行動，也不想為之負責，只是向他們提供支持。這也反映出泛民「領導」和政黨的權威已經減弱，尤其是在傘運無果而終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打壓之後。民陣發起的616遊行是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示威，但在那之後，民陣儘管完全認同運動需要升級，但也承認自己不知道要怎麼做。 另一方面，年輕人在國家機器的面前，展現出巨大的主動性、創造力和勇氣。但他們經常認為組織大型遊行不屬自己的範疇，所以最好把後者留給民陣和泛民去做，這就是所謂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確，許多年輕示威者認為遊行沒那麼重要，因為接連的大規模遊行也未能打敗政府、實現民主變革。年輕人並沒太大興趣組織政治團體，反映出無意識的行動主義及無政府主義。 泛民和年輕人都不想將雙方的活動凝聚成一個更有力且更有組織的整體。不幸的是，儘管許多年輕示威者視去中心化為優勢，但去中心可能導致運動零碎化，甚至可能在某一階段造成嚴重分裂，因此會越來越妨礙運動前進。簡單來說，運動需要領導。 我們不是指像傘運時那樣自上而下強加的領導。年輕人有理由去厭惡泛民政客和民陣，因為泛民沒有民主、開放的架構。但現在群眾運動需要的是真正戰鬥性的領導，而這樣的領導需要通過組織基層活動者、自下而上民主地建立。 民主的討論和計劃 年輕的示威者通過加密通訊軟件，匿名地連結起來。他們害怕如果在現場被認出真實身分或者被監控鏡頭拍下，會被警察逮捕。他們的擔憂是合理的，因為港府已經在引入內地的鎮壓手段。數年來，中國內地越來越多的抗爭工人不再公開選舉代表，因為這些代表會第一個被逮捕、解僱。 在愈發威權的社會，年輕人不得不得採取這種措施。但是採取半地下的組織方式、隱藏抗議者的身份，並不代表自發的、即興的、無計劃的行動足以打敗有中共獨裁政權支持的傀儡港府。 所以當前迫切需要充分地、民主地討論推進運動所需的方法、策略和政治目標。只有建設起群眾組織，才能夠進行這樣的討論以及在出現分歧時進行投票。儘管一部分年輕人認為網絡聊天群組可以成為民主的辯論和討論的平臺，但實際並非如此，因為當許多涉及不同問題而且不連貫的訊息同時出現在眼前，根本無法進行有組織、有架構的討論，因此最終也無法達成清晰的行動計劃。在這種情況下，網路投票不是基於民主討論，因此反而會讓示威者更加混亂。 現在則需要在所有學校、職場和社區建立反送中委員會，向所有想要積極參加鬥爭的人開放，以民主的方式運作。儘管反送中遊行都是由民陣主辦的，但現在民陣也承認也不知道鬥爭可以如何繼續、如何升級。我們認為運動的各支力量（例如民陣、工聯會、學生和青年團體、以及其他相關組織或個人）應該號召參加運動的所有團體或個人舉行一天的會議，討論如何更有力地組織鬥爭，建立民主的委員會，大量招募自發的示威者參與，從而民主地製定運動戰略和策略。 組織真正的一日政治罷工 戰略要想成功，關鍵是舉行一日的政治罷工。直到現在反送中鬥爭還沒有過真正的政治罷工，這是一個明顯的疏漏之處。首先應該誠實地討論，分析為什麼雖然有許多人談到罷工，但並沒有組織起真正的罷工。 香港工會的軟弱和局限性不是秘密。怎樣才能改變這種局面？如何才能鼓勵大批沒有加入工會的工人組織起來？如何才能把運動當前的訴求聯繫到工人和專業團體日常面臨的問題：全球最長的工時、實際收入停滯、私有化、公共服務崩潰、政府拒絕實行全民退休保障。 如果有組織的工人站到運動的第一線，癱瘓經濟哪怕只是一天，並警告政府如果不滿足群眾的訴求，工人還會有進一步的行動，那麼能夠迫使強硬的政府退讓。正是因為沒有這樣有力的工人行動，今天的鬥爭難以前進。世界各地有非常多的例子表明，大規模工人罷工是對抗威權政權的決定性武器，例如上個世紀的南韓、南非、巴西以及現在的蘇丹。 69遊行之後，突然有許多人開始談論罷工，這很大程度上仍是自發的。不幸的是，職工盟和教協幾乎沒有提供任何領導或指引。直到69遊行時，社會主義行動仍然是唯一一個呼籲總罷工的組織，而且我們為此在各場示威中派發了總共超過35,000張傳單。 由於一些新聞稿和社交媒體帖文造成的誤解，海外媒體以為香港真的發生了罷工。的確，一些小商鋪在6月12日或其他示威的日子停業，但規模非常小。民陣起初號召三罷，然後又取消。直到6月16日200萬人遊行之後，民陣才在最後一刻重新號召三罷集會，而且根本沒有組織。 當時職工盟就罷工行動召開新聞發布會，但其實也不是真的發動罷工。職工盟發言人說，工人應該請求雇主放幾小時的假，讓他們去參加集會。這並不是罷工！職工盟的這種做法把所有責任都推給了工人自己，而工人一對一和雇主談判時是最無力的。真正的罷工應該是統一號召下有組織的集體行動，所以需要領導。當大批群眾真的開始考慮罷工時，工會幹部卻沒有正確處理罷工問題，沒有給工人提供任何真正的領導，令問題更加復雜，而且也導致運動中越來越多人認為罷工「太困難」、「不切實際」。 衝擊立法會 也只有考慮到運動的這種領導真空，才能正確理解七一那些年輕人衝擊立法會、布入警方圈套的錯誤。 政府試圖利用衝擊事件誤導、震嚇群眾，重新鞏固自己的力量、發起反擊。運動需要對此做出回應。現在還不清楚政府的反擊能走多遠，因為它被過去一個月的群眾鬥爭大大削弱，還沒有恢復過來，但如果運動越遲做出有力回應，政府就會越自信。 泛民說衝擊事件的責任不在抗議青年。泛民的做法是對的，而且值得稱贊。責任完全在於林鄭政府、中共獨裁政權和警方。他們毫不退讓，而且過去4年的殘酷打壓也引起一部份年輕人生出絕望情緒。 毫無疑問，衝擊事件是警方給年輕人設下的陷阱。中共及其在香港國家機器內的走狗過去多次策划過類似的煽動，試圖陷害、分裂民主鬥爭。當晚9點警察撤出立法會，實際上就是在「請君入甕」讓示威者進入。許多評論人士，包括警隊前高級指揮官和安保專家，都質疑警方的行動。而且在7月2日凌晨4點的新聞發布會上，盧偉聰就匆匆否認這是陷阱，反倒令人更感到懷疑。 一名警隊前指揮官對路透社說：「世界上很少有哪個政府會做出這麼大退讓，在那種情況下把議會交給煽動者和頑固示威者」。 立法會入口被打開幾個小時後，示威者才開始進入立法會。年輕示威者沒有清晰計劃，所以猶豫不決。按現在已有的消息來看，進入立法會似乎只是由不超過200名年輕人討論決定的，而且當中大部分人也不清楚為什麼要進入立法會。一些人認為他們可以點燃一場港版太陽花運動（2014年臺灣學生和青年占領立法院24天），但是他們完全誤判了形勢，因為就算是進入立法會的示威者大部分也不支持長期占領。 立法會內的記者報導說，示威者熱烈地（有時是激烈地）討論下一步要做什麼（《Hong Kong Free Press》，7月3日）。「許多決定是由一些小團體做出的，沒有統一的協調人。示威者被告知，他們應該自己決定自己的行動」。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有示威者貼出告示，禁止破壞書籍和文物。示威者在喝了立法會裏的飲料之後還留下了錢。有人在立法會講臺上懸掛港英旗幟，但很快被拿下來，這再一次說明示威者內存在不同的政治觀點。他們的許多口號（例如真普選）能夠得到群眾廣泛支持，但是其重要性可能比不上衝擊行動給運動造成的傷害。 需要群眾組織 衝擊事件的關鍵教訓是，運動需要真正的組織。評價任何行動、方法、策略的標準是，看它們能否推進群眾鬥爭、提高群眾的斗誌和政治覺悟。 這不是責備青年示威者，而是認知到，儘管六月多次大規模的動員令人驚嘆，但運動存在嚴重弱點。尤其重要的不足是年輕人缺少真正的群眾組織，而工人階級組織也很薄弱。 有些人認為缺少組織是一個優勢，但事實恰恰相反，這是一個障礙。自發性的力量不是無窮無盡的，因為群眾運動不會一帆風順，必然會有曲折和危機。我們需要群眾組織，需要民主選舉的領導層總結運動的經驗教訓，從而預測敵人的詭計並打敗他們。今天香港缺少的一個最重要因素是戰鬥性的工人群眾政黨。這樣一個政黨能夠開始填補群眾鬥爭在政治和組織上的真空。 社會主義行動活躍在香港的反威權鬥爭中，爭取群眾支持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以取代現在這個殘酷的腐敗製度。為了打敗林鄭政府，運動也需要挑戰資產階級富豪的權力，因為林鄭政府就是服務於這些富豪的利益。從97主權移交一開始，香港富豪就和中共沆瀣一氣，堅決反對民主選舉，並藉助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攫取越來越多的社會財富。如果說那些富豪過去擔心送中條例會損害他們的財富和人身安全，那麼現在他們更擔心群眾抗議給他們的利潤造成的影響和威脅。他們想要香港儘快恢復「穩定」（實際上是指鎮壓）。 為了有效地組織起來對抗港府和中共政權，我們需要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將年輕人和群眾當前的迫切訴求（反對送中惡法、警察鎮壓和中共逐步扼殺香港局部的政治自主）聯繫到根除住房危機（香港18-35歲的年輕人有四分之三仍和父母住在一起，而英國是四分之一）、貧窮、醫院危機以及其他社會問題。這需要激進的社會主義政策，將銀行和大公司從富豪和中共「紅色」資本家手中奪過來，將社會資源公有化，交給工人和勞動群眾民主控製。 香港：紙皮價格暴跌 拾荒長者無以為生 近期，前線廢紙回收價格預計將跌到僅1毫/公斤，這會是20年來的最低點（而且還沒有算上20年來的通貨膨脹），4萬名拾荒者深受打擊，其中三分之一是60歲以上的長者。大批貧窮長者甚至無法依靠執紙皮勉強度日，生活更加惡劣，同時香港可能出現「紙皮圍城」的局面。「紙皮婆婆」成為香港極度新自由主義政策和貧窮問題的最悲涼寫照。 今次回收價格暴跌，是因為中國龍頭紙廠「玖龍紙業」將從香港進口廢紙的價格壓低三分之一（從每噸港幣900元降到600元）。如果其他紙廠接連壓價，情況會更加嚴重。 出口價格暴跌 香港每月向中國出口6萬噸廢紙，占本地廢紙總量的近一半。出口的廢紙會被用來製造再生紙或者紙皮箱。去年底，香港對大陸的廢紙出口價格為1,100-1,200元/噸，當時拾荒者執一公斤紙皮可從回收商處得7-8毫。這是非常微薄的收入。但由於中國政府收緊廢物進口標準，在6月前廢紙價格已經跌到4-5毫/公斤，執一天紙皮還不夠買一餐飯。有關註團體指，依靠執紙皮幫補生計的貧困長者收入減半，部分長者要動用「棺材本」過活。 廢紙價格下跌部分也是因為中美貿易戰。由於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商品加徵大筆關稅，中國製造業出口和生產減少。相應的，用於包裝的紙皮箱用量也減少，進而波及香港廢紙回收業。 由於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加上高昂且繼續上漲的物價，貧窮長者不得不依靠執紙皮拾荒維生，每日工作10多小時只得數十元收入。我們要求立即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保證長者能過上體面的退休生活。同時也需要將回收業公有化，建造更多的再生紙工廠滿足本地回收需要（生產應該符合環保要求），由工人民主管控，保證至少66元/小時的生活工資和8小時工作製，從而創造更多體面的工作崗位。 保障住房權利 消滅地產霸權 今年早些時候仁濟醫院提出一項「社會房屋實驗計畫」，準備在荃灣海角街及海興路交界天橋下安放100多個水泥管屋，租給輪候公屋超過3年或者居住環境惡劣者。不出意外，該計畫受到普通市民嘲諷。除了天橋下惡劣的空氣質量，還有網民稱水泥管屋有如貧民窟，「衰過以前啲安置區」，並哀嘆「香港人點解搞到咁折墮？」 如此荒謬而且根本無助解決香港住房問題的計畫卻得到政府支持。房價持續飆升，親資政府將精力全部投向送中惡法，卻無心保障基層群眾的住房需要，只會做出此類裝飾性的政策。去年9月房協推出的「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畫」至今沒有任何成功出租個案，而且已被指出可能造成「居屋劏房」。 社會清洗 香港已連續9年成為全球房價最難負擔的城市，平均一個家庭要不吃不喝21年才能儲夠錢買房，遠超過排第二名的溫哥華（12.6年）。買房者要將近70%的收入用於償還住房按揭。還有21萬人住在平均面積不到60呎的劏房，其中三分之一是25歲以下的年輕人。 與此同時，公營房屋供應遠不及需要，而且林鄭上臺之後還繼續推進綠置居，試圖私有化公屋，減少公屋供應，助長樓市炒賣。綠置居不斷蠶食市區公屋，這是變相的社會清洗，將窮人逼入較遠的新界地區。綠置居能於數年後通過補地價進入私樓市場，價格較高的市區房屋便會淪為投機之用。 截至今年3月底，輪候公屋的戶數超過25萬，平均輪候時間增長至5.5年，創1997以來新高，被諷刺是「等到死」。政府稱將把未來10年新建公私營房屋單位（而非面積）的比例從6：4提高到7：3，但同時預計未來5年內每年只能供應14,500個公共住房單位，而私人住房單位則有13,500個，遠遠達不到承諾的比例。政府連6：4都未曾達到，新的承諾當然更是空話！ 《南華早報》一篇專欄文章寫道：「香港住房問題需要政治性的解決方案，而且要改進製度就必須有勇氣對抗強大的地產大亨。地產大亨仍在繼續炒高房價，或是囤積土地；或是推出不到200呎的『房屋』，好像這樣的房子真的能滿足生活需要。」 為了解決住房危機，必須消滅的地產霸權，而不是靠「水管房」丶「共享房屋」這些譁眾取寵的政策，也不能靠實為利益輸送的「公私合作」。但是林鄭和親資港府沒有挑戰地產商的「勇氣」，反而助長樓市投機。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靠經營劏房和炒賣地皮致富！ 社會主義者要求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丶地產商囤積的土地丶棕地丶閒置軍用土地，每年至少建造5萬間公屋；停止東大嶼人工島計畫，加徵富人稅和資本利得稅，為興建公屋提供資金；也需要進一步將地產商和銀行公有化，由基層群眾和工人組織民主管理，才能徹底消滅地產霸權，保障所有人的住房需求和權利。 性小眾平權再接再厲 打倒專製父權資本主義 最近，國泰航空一個兩名男子手牽手的廣告被港鐵和機管局拒絕展示，港鐵廣告商暗示說該廣告「不道德」，引發眾多抗議。有同誌團體在港鐵和機場手牽手拍照以示抗議。最終港鐵和機管局被迫改變決定。兩周之後入境事務主任梁鎮罡的同誌伴侶福利案上訴得直。4年前，因政府不允許他及其在新西蘭註冊的同性配偶享有醫療丶牙科保健等已婚公務員福利，也不允許他們採用配偶合併報稅丶評稅和享受相關稅務優惠，梁鎮罡提出司法覆核。該案幾經波折，直到今年6月梁鎮罡的要求才得終審法院認可。幾乎與此同時，終審法院裁定4條男男性罪行條文違憲，予以廢除。 儘管香港離真正的性小眾平權仍然非常遠，但這幾宗性平權鬥爭成果令人鼓舞。贏得這幾項成果的部分原因，可能是5月臺灣同婚合法化（儘管仍不是徹底平權）給香港當局造成壓力，迫使他們做出一些讓步，緩和香港性小眾的不滿，以免香港性小眾更大聲地要求同婚權利。這從側面說明，平權運動如果建設起國際聯合鬥爭，能夠擁有更大的力量。 維持對性小眾歧視 香港社會對性小眾的接受程度與日俱增。港大去年7月發布的調查顯示，逾半數受訪市民支持同性婚姻，近7成受訪者支持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而林鄭和港府卻以「社會未有共識」為藉口拒絕性小眾平權。相反，保守港府丶建製派和他們所代表的大企業正是在維護恐同觀念和各種針對性小眾（以及女性丶外勞等等）的歧視與壓迫。 民建聯周浩鼎對梁鎮罡的司法覆核勝訴表示「擔心裁決會引起漣漪效應，由公務員福利引伸至社會各項福利政策」。這正正說穿了建製與大財團懼怕性小眾贏得平權會迫使政府為社會福利投入更多資金，不得不提高現在極低的稅率。新上任的平機會主席朱敏健上月接受訪問時則公開說，在香港「研究讓同誌締結伴侶關係政策」是浪費時間和沒有可能。朱敏健對展開「性傾向歧視立法」的立場則是左閃右避，只是重複說要「先進行廣泛諮詢」。朱敏健擁有豐厚建製背景，曾任職廉政公署35年執行處處長及加入過監警會，他的表態正代表了香港政府。 由於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再加上本就殘缺的民主權利近年來持續受到打壓，香港政府和建製傾斜於大財團的利益，寧願大白象基建工程把數萬億公帑輸送給財團，也不願意滿足同誌伴侶的社會保障需要，因此政府一直拒絕承認同婚，維持對於性小眾的歧視。而且如民主問題一樣，大力打壓性小眾的習近平政權也不會容許香港同婚合法化，否則會激勵內地平權運動，甚至可能威脅中共獨裁統治。香港是現在中國唯一可以舉行同誌遊行的城市，每年會吸引大批內地性小眾參加。 連結民主鬥爭 這也是香港廣泛基層群眾所面臨的狀況。資本家和親資政府打壓勞動大眾的基本民主權利和保障，例如剝奪議員資格丶削減公共房屋丶打擊最低工資丶綜援等，所以性平權鬥爭是與民主鬥爭互相扣連，只有最大化勞動者的團結，才能贏得平權。 現時香港仍有五宗有關同誌權益的司法覆核在排期審議中，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任何促進平權的鬥爭手段，包括司法手段。但法院從來都不是中立的機關，它往往是保護資產階級的利益，推動性平鬥爭最主要戰場應是群眾運動。正如臺灣同性婚姻權也是經歷長期群眾鬥爭贏取回來，而蔡英文政府實際上壓低了臺灣同誌本來可以取得成果（民法同婚）。現在香港法院做出一些有利於性小眾的判決，但這實際上仍然是迫於香港內外同誌運動的壓力。香港極需要更有組織丶更具戰鬥性的性平權鬥爭運動，這需要連結到民主運動與工人運動，共同挑戰獨裁中共和資本主義父權製度。。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立即實視同誌平等權利丶消除性傾向歧視丶婚姻全面平權。 香港：反對示威禁令 ！抵抗漸進「戒嚴」！ 林鄭政府已經比送中條例更加「壽終正寢」。但中共不准許林鄭下臺，否則會被視為習帝的大敗退，而且可能導致群眾鬥爭蔓延到中國。如果現在更換特首，將會激發大批香港群眾要求真民主，反對被富豪財團把持的威權製度。 所以群眾鬥爭的立足點已經改變。現在不只是反抗「垂死」的林鄭，而是以反抗中共獨裁政權為主。據報導，中國副總理韓正已經坐鎮深圳，指揮港府每日的行動。警察已經淪為中共政策的主要執行者。 警方和建製派正想辦法煽動市民「暴動」，從而有藉口鎮壓運動。新城市廣場發生的瘋狂的警察暴力表明，警方的新「戰略」是要圍堵年輕示威者，故意引發衝突，這種不顧一切的做法甚至可能導致有人死亡！他們想以此為藉口禁止抗議遊行。政府聲稱會考慮分區戒嚴，正是要試水溫。如果分區戒嚴成功，他們就會試圖全港戒嚴。運動必須反對所有禁令。就算警方不允許，我們還是照樣遊行！我們要捍衛神聖的集會和示威權！ 為了打敗中共和香港警方的這種戰略，我們必須從三個至關重要的方面升級鬥爭： 我們必須把革命蔓延到中國，團結中港群眾共同反抗中共獨裁政權。中港兩地都面臨着中共威權統治、警察鎮壓、持續已久而且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缺乏可負擔住房、年輕人沒有前途的工作、富豪專政。 將群眾鬥爭蔓延到中國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如果香港群眾運動仍然像2014年那樣孤軍作戰，政權可以拖垮運動。把鬥爭擴展到中國會涉及到許多方面，為了進行如此廣泛的鬥爭，運動必須擁有真正的組織和民主架構。鬆散的網絡和「自發」行動是不夠的！所以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建立新的工人政黨和戰鬥性工會。通過這兩者將鬥爭組織起來，能夠打敗獨裁政權及其所保護的經濟特權階級（即資產階級富豪）。 如果香港成功組織起真正的一日政治罷工，一方面可以直接對港府和中共造成空前壓力，同時勢必會令更多中國和全球群眾關註和了解香港的現在鬥爭，令中港群眾更有信心對抗中共和資本家的壓迫剝削。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超越「五大訴求」；我們要求立即在香港和中國實行全面民主！ 元朗黑社會襲擊：一切都已改變！ 7月21日星期日晚，數百名身着白衫的黑社會暴徒在元朗西鐵站瘋狂攻擊示威者和途人（包括至少四名記者）。我們必須做出最果斷、最有力的回應。黑社會的襲擊直指群眾運動核心。過去兩個月數百萬人的和平示威已經令中共獨裁政權面臨30年來最嚴重的危機。 黑社會使用鐵通和藤條無差別地毆打地鐵站內的乘客，至少45人受傷，其中至少兩人受重傷。一名眾誌成員他的頭部被毆至破洞，頭頂傷口長達6cm，後腦傷口則長達3cm。一名孕婦也被瘋狂的白衫暴徒毆打。 警察很晚才到場，而且絲毫沒有阻止黑社會暴行，也沒有逮捕任何人。任何關註反送中運動的人對此都不會感到驚訝。群眾普遍懷疑警方和黑社會暴徒勾結。一段現場視頻顯示，警方八鄉分區指揮官李漢民對暴徒表示感謝，儘管他也說不想黑社會的「幫忙」令警方辛苦！ 元朗暴徒採用了法西斯式的手法，通過高度組織的恐怖團伙試圖製造恐慌，打擊工人階級和受壓迫者的抗爭信心。不久前蘇丹軍政府也使用類似的方法試圖打敗反威權群眾運動，而且更加致命。 元朗暴徒是在效彷墨索裏尼的黑衫軍和希特勒的褐衫隊，來支持獨裁政權。他們的規模比較小，但是如果群眾運動不做出堅定的回應、展現出更強的意誌、更緊密的組織和更高的紀律，他們就會變得更加兇殘、危險。 元朗「白衫軍」大部分都是收錢做事，並不是特別受某種政治立場驅動。而群眾鬥爭的優勢正是在於強得多的號召力（反抗腐敗、殘暴的政府）以及多得多的人數。但是群眾需要真正組織起來，才能把這些優勢變成實際力量。元朗事件已經向我們發出警號，有組織的自衛已成為群眾運動獲勝的關鍵，刻不容緩。 在中國大陸，腐敗的中共官員也經常勾結資本家，用黑社會暴徒恐嚇罷工工人或反徵地的農民。現在政府把這種做法引入了香港。 由於送中條例遭遇慘敗，中共獨裁政權的「香港戰略」也已崩潰。現在林鄭比「無用」更加糟糕，因為她每做一件事都只會令群眾更加憤怒。中聯辦和中共最近派到香港的數百名特工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現在中共在香港唯一「可靠」的政治工具就是警察。根據雨傘運動的經驗，他們想用猛烈的警方行動消耗運動的力量，同時也希望製造「混亂」和「暴力」令群眾疏遠運動。但到目前為止，政府反而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因為群眾對政府的怒火極為高漲。 由於整個社會都鄙視警察，警方內部也出現危機和分歧。所有上述因素迫使政府不顧一切地利用黑社會來攻擊運動。在五年前雨傘運動時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當時藍絲對占領者的攻擊越來越暴力。但是元朗事件把暴力提升到更公開、更危險的水平。所以群眾運動須要做出清晰、有力的回應，否則反動威權勢力就會更加肆無忌憚。 早前已遭受警察暴力的記者在元朗事件後迅速發聲。香港記者協會、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獨立評論人協會發表聯合聲明，譴責元朗黑社會襲擊「嚴重損害新聞自由及公眾知情權」。一些記者計劃在未來幾天舉行示威。 在社交媒體上，已有人呼籲7月27日星期六在元朗舉行示威。這是重要且值得歡迎的一步。不過元朗示威必須採取自衛措施，包括保護示威者在往返途中的安全。現在迫切需要切實組織自衛。 組織自衛 刻不容緩 群眾運動有權保護自己，抵擋法西斯式暴力。這已成為鬥爭最迫切的問題。自衛需要有組織。李小龍的「如水」廣受歡迎，特別是在年輕人中間，但是「如水」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實際上，元朗事件已經說明，「如水」作為一種鬥爭方法存在很大局限性。 當前這種長期的鬥爭不能僅僅依靠自發行動，必須要有計劃和組織。而只有通過民主的基層渠道才能有效地組織鬥爭（從上而下的官僚控製會破壞運動）。運動需要領導，但領導必須由群眾選舉、受群眾監督。所以社會主義行動提出應該在每個工作場所、學校和地區建立民主的基層委員會，來組織群眾鬥爭。 為了反擊有組織、有充足金援的法西斯式黑社會襲擊，最為需要的是以民主架構組織自衛力量，保護群眾運動。如果工會發揮領導作用，幫助建立自衛力量的骨幹，那麼效果會是最好的。這樣也可以反過來幫助建設工會。在當前鬥爭中，建設工會是另一項迫切任務，因為從根本上來說，強大的工人組織和工人階級的傳統鬥爭方法（例如罷工）是打敗獨裁政權的唯一方法。如果工會幹部不採取上述行動，那麼基層工人和年輕人就必須採取行動。這是為了保護基本的民主權利，例如集會自由、言論自由、乃至安全回家的自由。 社會主義行動於7月22日星期一發布的聲明解釋說： 「群眾受到黑社會近乎法西斯式襲擊後，必須做出最果斷、最有力的回應……我們有權保護自己，抵抗法西斯暴力。這是我們的人權。自衛需要有組織，以保護抗議者和普通市民為目的，不是為了攻擊…… 「在727之前應該召開群眾大會，選舉產生自衛委員會，選出認真、有紀律的代表。代表應該將示威者和公眾安全放在第一位，當示威者遇襲時組織強硬的防衛行動。」 警黑合作 元朗事件背後的政治力量是顯而易見的。如中國勞工論壇此前的報導，親政府陣營希望煽動暴力事件，從而有藉口實行戒嚴，禁止群眾抗議。過去幾周，警方使用催淚彈、橡膠子彈等武器攻擊示威者，警察暴力不斷升級。如24名民主派議員發表得聯合聲明所說，有明顯跡象表明警方和元朗黑社會暴徒勾結。 毛孟靜說：「999打唔通，警署落閘，有警察見到暴徒就視而不見。」 民主派議員要求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辭職，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元朗黑社會襲擊。這是正確的，但是這樣還不夠。他們遺漏了一個關鍵問題，即群眾自己須要如何捍衛示威權和繼續鬥爭。就算盧偉聰下臺（中共對此堅決反對），我們仍顯然不能指望警方保護我們的權利。元朗事件說明，有組織的自衛是群眾運動當前最迫切的問題。 警方為了裝扮出所謂的「公平處理」，可能會逮捕一些元朗黑社會暴徒，同時繼續升級警察暴力。在他們眼裏，要求民主的示威者才是真正威脅。警方針對右翼勢力的任何一絲行動主要都是為了防止群眾運動因元朗事件採取自衛措施。 政府的虛偽 右翼建製派和元朗事件的關係也已顯而易見。在黑社會暴徒進入西鐵站攻擊乘客的同時，和許多黑社會暴徒一樣代表新界封建勢力的建製派議員何君堯被影到向暴徒舉起大拇指並和他們握手。何君堯對暴徒說：「辛苦曬」。因為害怕因此被刑事控告，何君堯於次日試圖撇清自己和暴徒的關係。但在一場記者會上，何君堯仍然說到暴徒只是在「保護家園」。 更廣泛的親政府政客以及林鄭和高級警務人員的虛偽言論表明他們有份參與元朗黑社會襲擊。大話連篇的林鄭在記者會上假裝對元朗事件感到「震驚」，但其主要發言卻是關於同晚中聯辦外的反送中抗議，並將這兩起「暴力事件」相提並論。 但元朗發生的恐怖襲擊，造成多人受傷，而中聯辦外的抗議只不過是破壞了一些設施和中共的面子。更令人髮指的是，林鄭拒絕把元朗事件定性為「暴動」，但以往許多年輕示威者卻被控告此罪名。林鄭的前任梁振英在Facebook上說：「嚴厲譴責塗汙中聯辦國徽的暴徒！這些敗類必將受到法律的嚴懲、歷史的唾棄。」 長期鬥爭？ 中共獨裁政權正竭力應對香港群眾運動。它完全沒有預想到反送中運動的爆發，說明它花費巨資在香港建立的情報系統根本是沒有用的「大白象工程」。這是因為在中共獨裁政權的體製下，官員就像古代封建王朝那樣報喜不報憂。而且今天的中共官員也需要取悅「獨夫」習近平。中共這樣的製度不歡迎批評或獨立的聲音。所以獨裁政權以為一切都很順利，直到香港爆發史上最大的群眾示威。中共在香港的第一要務一項是防止香港群眾鬥爭蔓延到中國大陸。 中共不准許林鄭辭職，否則會被視為習近平的大敗退，所以中共可能已陷入爭奪香港控製權的長期鬥爭，而「香港政府」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中共放棄代理人，直接介入香港政局，勢必削弱它對未來局勢的預見力，也會削弱它在危機中的權威。所以最有可能的狀況是，現在的政治危機會變成長期對峙。 儘管部分中共強硬派想要動用解放軍，但目前來看軍事鎮壓幾乎不可能，因為軍事鎮壓會在香港和臺灣引發極為嚴重的連鎖反應，並且會成為中美帝國主義衝突的新戰線。儘管美國政府和特朗普對香港民主鬥爭幾乎沒有興趣，但如果解放軍接管香港，他們也不可能袖手旁觀，否則美帝國主義在亞洲和全球的權威會受到嚴重打擊，所以美國政府應該會在外交和經濟方面做出猛烈回應。 因此，中共獨裁政權目前只能試圖拖延，希望群眾會像雨傘運動那樣耗盡精力。但是反送中運動比傘運的層次更高，更具戰鬥性，規模也更大。今天群眾對缺乏民主、警察暴力和長期的社會經濟問題更加不滿（尤其是年輕人）。群眾的怒火被總結成一句話：「無錢，無房，無民主」。 社會主義行動從反送中運動一開始就解釋說，必須將鬥爭蔓延到中國，只有反對中共獨裁政權的革命鬥爭才能給香港帶來實際變革。所以必須爭取中國群眾的支持，而不是像一些示威者認為的那樣，只需要以行動觸怒中共政權（中共已經生氣了）。 為了實現中港群眾的團結鬥爭，必須明確挑戰中共富豪專政及其所維護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製度。我們需要一個群眾性工人階級政黨，將香港當前的民主訴求聯繫到打破中港的資本主義製度。正是資本主義在支撐着獨裁政權。 元朗警黑暴力白色恐怖 機場工人接力抗議 社會主義行動訪問航空業界抗議工人 7月26日晚香港機場集會總共約有1萬5千人參加，抗議警黑勾結製造元朗恐襲。無數向機場湧入的人群高喊「Free Hong Kong」，並展示出「警黑勾結 無法無天」、「香港不再安全」、「官商鄉黑警」等標語，顯示巿民對警察縱容黑社會暴力的巨大憤怒。 社會主義行動在現場派發傳單，呼籲建立有民主架構的群眾自衛組織抵抗警黑暴力、建設戰鬥性的工會准、備真正的罷工行動、以及將鬥爭蔓延到中國。 近千航空界工人聯署譴責警黑勾結，民航署航空管製人員更發出聲明，指為保障公眾安全的前提下，會考慮將不合作運動升級。可以想像香港客貨運量驚人的情況下，一旦發生罷工，將會對整個經濟造成龐大影響，給政府造成比現在大得多的壓力。 社會主義行動在機場集會訪問了數名航空業界工人，嘗試了解他們的看法： 記：你們為什麼要參加這次集會？ Bred : 我由6月9日100萬人上街反送中時已參加，其後的遊行示威等都沒有缺席。今次參加是因為作為國泰空中服務員一直都關心社會，積極以行動表達訴求，政府的無能令我們要團結起來。暫時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未有作出升級行動，我相信這是需要慢慢凝聚出來。 Twister : 我都是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感到警察縱容黑社會暴力十分可恥。暫時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正在換屆而未選出幹事，這可能因此而影響工會對運動的參與度。 阿清（化名） : 我在國泰航空擔任空中服務員已經有8年，我參加是要支持五大反送中訴求，政府無視民主令我不得不站出來。我所知道工會未有參與今次的集會，其實工會都有一直跟進勞工權益，例如新入職的空中服務員薪金比我們少2-3%，這方面應該要繼續爭取，另一方面我認為政府繼續不聆聽訴求，就應該要罷工了。 727元朗遊行展現抗爭決心 7月27日28.8萬人參加元朗遊行，抗議上周瘋狂的黑社會襲擊。如此龐大的人數對黑社會暴力以及中共警黑勾結做出了有力回應。儘管警方試圖禁止該場示威，而且想要以暴力衝突和黑社會襲擊恐嚇群眾，讓群眾不敢參加示威，但群眾運動再一次展現出抗爭到底的決心。 面對勇敢的示威群眾，警方採取更加兇猛的暴力鎮壓，包括在民居和安老院附近發射催淚彈，乃至將催淚彈射上一間安老院的簷篷和港鐵路軌，威脅到居民和交通安全。如CNN記者在現場所說，是警方首先發起攻擊。當晚警方亦沖入港鐵元朗站，如7月21日晚的黑社會暴徒一樣瘋狂毆打正在撤離的示威者。遊行申請人鍾建平亦於隔日因「煽動非法集會」被捕。 警方之所以如此，首先是為了應付他們自己所面臨的危機和混亂。警方和其他政府部門的權力鬥爭和分裂已公開化。數百名公務員在網絡上譴責警黑暴力。面對政府內外的壓力，張建宗出面替警方道歉，試圖緩和群眾的高漲怒火，卻被兩個警察協會猛烈攻擊。警方高層需要暴力行動來鞏固警隊的「士氣」。 在當日遊行中，許多青年拿着盾牌防衛，並展開自衛性的反擊來保衛遊行。面對警黑暴力，群眾運動需要組織自衛。這是運動當前的迫切問題。但是要對抗瘋狂的警察和黑幫暴力，需要透過民主架構建立有組織、有計劃的自衛隊伍，經過民主討論來決定行動，才能團結和保衛整場運動，並避免被警方煽動落入圈套，讓警方找到反攻的機會。 727遊行證明，警黑暴力未能終止群眾鬥爭，反而只會加劇群眾抗爭的憤怒。為了打敗警黑聯手鎮壓，贏得徹底的民主，除了組織民主的群眾自衛力量外，急需在職場上建立罷工委員會和戰鬥性的工會來組織一場能夠有力挑戰威權政權的全港總罷工，爭取真普選，以屬於工人和窮人的真正民主的人民議會取代受獨裁政權和資產階級富豪操控的傀儡港府和立法會，同時必須團結中國工人鬥爭共同打碎中共財團專政！ 八五大罷工 工人階級團結鬥爭 推進逆權運動 罷工又再成為運動的焦點，得到大批年輕人和工人的支持和熱烈討論。連登網民率先提出八五全港大罷工，得到越來越多人支持。由於各行各業工人的壓力，職工盟26個屬會現已表示會參加八五罷工，這一進展值得歡迎。 經過八個星期的鬥爭，政府已經名存實亡，但送中條例尚未撤回，其他訴求也未被接受。警察成了中共的治港支柱，鎮壓群眾的手段也越來越殘暴。而群眾和年輕人不斷發起英勇、果斷的鬥爭，整個社會涌動着反政府、反黑警情緒。 我們要打破過去八個星期的僵局，但要怎樣做？看看蘇丹、波多黎各、巴西正在進行的群眾鬥爭已經證明，罷工是群眾打敗暴政的「核武器」。工人階級是社會運轉的基石，而罷工可以組織起工人階級的集體力量。以一日總罷工為第一步，警告威權政府及其背後的大財團：「如果不讓步，我們就繼續升級鬥爭」，這比單純的街頭示威更有力。 7月22日，波多黎各50萬工人罷工，成功推翻了總督羅塞洛（Ricardo Rosselló）。可見，香港工人階級必須成為中堅力量，才能推動逆權民主運動取得勝利。 大多數年輕示威者都是來自工人階級的背景，從事不穩定的低薪工作，或者是來自工人階級家庭的學生。如果我們發揮自己作為「工人階級」的力量，能像十號臺風一樣讓香港停擺，將比我們作為「示威者」或「請願人士」角色的力量更加強大。 群眾鬥爭關鍵的下一步是，工人要在職場上組織起來，在不同職場間串聯起來，一起建設罷工行動。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在民主鬥爭中組織起一支工人力量，連登網民率先號召的八五大罷工正是向此方向前進的第一步。 群眾奮勇前進，可職工盟幹部卻袖手旁觀，這種狀況需要改變，所以我們非常高興職工盟宣布支持八五罷工。但是它必須將聲明轉化成行動：召開職場會議、張貼海報、派發傳單、以及在網絡上呼籲所有工會會員參加罷工。職工盟也應該開通法律諮詢熱線，為遭受僱主威脅的工人提供援助。如此可以強化弱小的工會運動，使之真正為工人階級利益而戰。 為了擴大罷工規模，我們需要將反對送中惡法、警黑暴力、威權政府聯繫到勞工階級的切身問題：低薪、過勞、住房危機、公共服務崩潰、以及工人權利所受的種種限製。 正是這個不民主的製度（非民選的特首、被建製派和財團操控的立法會等等）拒絕大幅提高最低工資、大量興建公屋、八小時工作製、全民退休保障、免費公共醫療和教育等有利於基層的政策，反而通過一連串大白象工程將輸送公帑給一班大財團。 五大訴求固然要贏到，但我們要贏到更多。運動的矛頭要對準整個財團獨大的不義製度，代之以讓占社會大多數的工人掌握控製權的民主製度。親富豪的建製派政客是中共走狗，正在摧毀香港。必須踢走他們，代之以民選的工人階級代表。 工人對罷工仍有憂慮，害怕力量不夠而被孤立。雖然法律保障罷工權，可是雇主住往可以肆意解僱罷工工人，而且中共在九七年主權移交時送了香港資本家一份大禮——廢除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勞工在一對一面對資方是最不利的。反觀十九世紀，工會運動的興起正是因為「團結就是力量」。 因為工人階級尚未充分組織起來，富豪才得以肆意掠奪財富，中共和港府才膽敢無視民憤、採用警黑暴力鎮壓示威者。 因此，工人要組織起來，讓八五罷工不應是一場孤立的行動，而是成為一個轉捩點，成為繼續升級民主鬥爭和工人鬥爭的跳板。 八五大罷工，打倒林鄭殭屍政府！ 巴西：「全力支持香港群眾鬥爭」 巴西社會主義與自由黨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 社會主義與自由黨（PSOL，Partido Socialismo e Liberdade）是巴西一個左翼政黨。社會主義行動在巴西的姊妹組織「自由、社會主義和革命」（LSR，CWI巴西）是其成員。 兩個月來，香港群眾為捍衛自己的公民權利接連舉行大型示威，並因此遭到警察和黑社會的暴力攻擊。這些示威起因於政府打算修改法律，從而允許將香港市民引渡到中國大陸，以圖進一步迫害社運分子。 就算政府說修例已經「壽終正寢」，但示威仍在繼續。群眾要求政府完全撤回條例。大多數示威者都是年輕人。他們爭取自由表達和政治結社的權利，要求釋放被捕的示威者並撤銷對他們的檢控，要求民主選舉香港政府，並反對中共對香港施加越來越大的控製。 香港面臨主權移交來最大的政治危機，這說明「一國兩製」已經走入死胡同。對於中共獨裁政權來說，這也是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以來所未見過的嚴重局面，而且香港的群眾運動有可能和中國大陸的群眾鬥爭聯合起來。儘管我們難以獲取香港的資訊，而香港和中共的官方消息又不可信，但官方媒體對群眾鬥爭的猛烈攻擊暗示危機可能會變得更加嚴重。 不久前，警方縱容黑社會在元朗西鐵站攻擊示威者、記者和途人，表明暴力在繼續升級。類似的，警方加大鎮壓並且迫害示威者，也顯示出群眾運動面臨的危險。 我們巴西社會主義與自由黨支持香港年輕人抵抗威權統治和警察暴力。 香港：大罷工是運動轉捩點 八五全港大罷工絕對是反威權運動的轉捩點。面對中共的拖延策略，加上利用黑警暴力和政治檢控消耗我們的運動，大罷工可以及時突破運動的膠着狀態。罷工可以癱瘓經濟，影響大企業、銀行的利潤，政府不能無這股壓力。 這會是1925年省港大罷工以來最大規模的罷工，當時正是香港工人階級身處革命形勢，第一次要求普選。今天罷工也是走向革命的第一步。現在我們這場反威權運動需要組織起工人階級的力量，才能走向推翻獨裁的革命。而革命是爭取真民主的唯一道路。 罷工一天最多令工人少了一天的收入，但資本家和政府的利潤會大受打擊，比工人的損失大得要多。罷工不但是避免前線示威者流血被捕的方法，從近來蘇丹和波多黎各的革命已可證明這一點，罷工可以成為打敗暴政的「核武器」。一日總罷工是第一步，警告威權政府及其背後的大財團：「如果不讓步，我們就繼續升級鬥爭」。我們知道，林鄭似乎不會因為一天半天的大罷工而讓步，但當香港勞動階級站起來，動用自己的經濟力量，並且準備再次罷工，政府勢必被撼動 。因此，下一步的具體措施是，建設工人階級的組織力量，在未來數天或數周內準備新場更大規模的全天總罷工。 我們樂見職工盟宣布支持八五罷工。大部分罷工工人都沒有加工會，單靠現有工會力量並不足以建設全港總罷工。我們需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就需要成立更大規模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決定下一步的升級行動。社會主義行動認為8月16日，即200萬人遊行兩個月，是發動更有組織的總罷工的合適日子。這場總罷工需要有效組織起來，通過在各行各業裏發起運動、舉行職場會議，說服更多工人參與罷工，加入工會。 為了擴大罷工規模，我們需要將逆權運動聯繫到勞工階級的切身問題。五大訴求固然要贏到，但我們要贏到更多。罷工的訴求應包括八小時工作製、恢復集體談判權、最低工資$60元、落實全民退休保障。政府應停建萬億人工島，並用公帑擴建公立醫院、增加教育及托兒服務資源、改善教育及醫護工作者的工作條件；並且應該停止私有化、大學全面免費教育等。為了達成這些訴求，運動的矛頭要對準整個財團獨大的不義製度，代之以讓占社會大多數的工人掌握控製權的民主製度。 資本家們會永遠記得，正是愚蠢、頑固的中共和林鄭點燃了群眾罷工浪潮！總罷工也可以向中國大陸的工人作出示範效應，將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工人階級反對不人道的剝削和獨裁政權。 因此，工人要組織起來，讓八五罷工不是一場孤立的行動，而是成為一個轉捩點，成為繼續升級民主鬥爭和工人鬥爭的跳板。 八五罷工只是起步 需要再發動總罷工 八月五日全港罷工創下了香港的歷史。今次是香港工人階級在三十多年來的民主運動中初次拾起罷工這一武器。29萬人參加七區的罷工集會，單單在金鐘有15萬人。林鄭月娥自上月22日 以來一直龜縮，到罷工日的早上也不得不會面傳媒，指罷工是「拿香港經濟對賭」，並指控示威者企圖「革命」。但這做法實際上只是火上加油，激起更多人罷工並參與集會。 35萬人罷工 職工盟估計全港有35萬人參與罷工。八五全港罷工以機場工人的罷工最有力量。職工盟旗下的空勤人員總工會雖然沒有組織工會成員罷工，而只是發聲明呼籲工人自發性參與。在這情況下，仍然有大批機場機組人員、地勤、飛機維修員集體請病假曠工，就連民航處航空交通管製員也有三分之一人員加入。估計約2千名空中服務員、320名地勤人員、200名飛機維修員參與罷工，其中國泰和國泰港龍兩間公司有一半工人罷工。 建製派的工聯會一如所料呼籲工人不要罷工，指控罷工「阻礙經濟發展」。但民主派的職工盟的力量相當薄弱，也沒有積極動員工人參與罷工，只是希望擔當「支援」和「呼籲」的角色。八五大部分罷工工人都沒有參與工會，而少數工會會員則表示工會並無發動罷工。受訪的徐先生是飛機工程人員，他的公司有約6000人 ，而自己部門的100人中有過半響應罷工，所有員工均是自發罷工，沒有經過任何方式組織。 因此，工人均以告假或者個人曠工的方式參與罷工，而尚未形成有組織的集體行動。社會主義行動訪問了廿多位罷工工人，大部分人通過whatsapp或facebook群組聯絡，然後決定曠工。工人自發罷工展示了無比的決心，而且希望可以發動更有力的大罷工。不少工人開始自發組織起來，例如在旺角麥花臣球場的梁小姐，從事製造及物流業工作，她說自己公司有100名員工經過討論後，決定一起發動罷工。 可見，工人罷工的意誌和力量已經遠遠比工會組織走得更前。由於職工盟更像是NGO，缺乏在職場中實際的工人組織，更缺乏由下而上由工人選舉工會幹部、建設民主架構，在大罷工中沒有足夠的動員力，其工會領導也顯得猶豫不決，沒有藉着罷工強化工人階級在運動中的力量。 建立更強大的工會和廣泛的罷工委員會 現在，工人需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就需要成立更強大的工會，並組織更廣泛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決定下一步的升級行動。社會主義行動認為，8月16日是再發動總罷工的好日子，這段時間工人可以在公司內進行組織和宣傳，派發傳單和召開會議，招攬更多同僚再次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Nathan作為銀行業工人，在金鐘集會現場宣傳組織起銀行工人，建設強大的工會力量，引起了很多市民的歡迎。我們的網上群組在一天內吸引過百名金融銀行業員工加入，下一步是商討如何集結這股力量推動更有組織的宣傳，為再次發動總罷工作出準備。 在8月5日早上，年輕人發起不合作運動，在荔景、鑽石山、炮臺山等多個車站阻礙車門關閉，導致觀塘線、荃灣線及港島線全面癱瘓。在鯉魚門、元朗及黃大仙龍翔道，各處有數十架車輛慢駛阻塞交通。事實上，很多工人由於被雇主針對甚至被解僱的風險，而不敢直接罷工。不合作運動癱瘓了地鐵和多處馬路，某程度上幫助了這些工人「被罷工」。在巨大的民怨下，阻塞交通的方法引起了很多市民的支持，發揮了一定作用。但這種抗爭方式是難以持續的，不能取代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併集體罷工。 在七個罷工集會點，下午時分很多年輕人開始占領、堵路及包圍警署。直接行動的模式開始掩蓋了罷工作為鬥爭的力量。在警察和黑社會暴力的驅使下，越來越多示威者感到極為憤怒，因此出現向警署投擲石頭及燃燒彈，在屯門及沙田警署都有人縱火。不排除部分行動由冒認示威者警方臥底和黑社會所為。網上流傳警察換上黑衣，似乎是企圖混入示威者人群中製造衝突，為他們暴力鎮壓提供機會。8月5日晚，荃灣和北角的福建幫黑社會手持武器襲擊黑衣示威者，其中有刀手斬傷一名年輕示威者至大量流血。 工人階級是中堅力量 在欠缺工會和工人階級政黨領導下，目前罷工仍被視為是年輕人抗爭的輔助力量。但長期來說，不合作運動是難以持續的，並不能取代工人自我組織起來的罷工運動。工人罷工不僅僅是「支持學生」，而是這場運動致勝的關鍵，因此應該成為運動的中堅力量。工人如果有組織起來發動罷工，其經濟力量可以真正癱瘓經濟和社會運作。最有效的方法是以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力量吸引、說服大多數的工人支持運動，並將他們組織起來。為了打破工人對罷工的顧慮，我們也需要準備跨公司、跨行業地聲援那些因罷工而被處罰乃至解僱的工人，向那些為虎作倀的雇主發起抗議。這同樣需要有工人組織和有計劃的集體行動才能發揮最大力量。 工人需要組織起罷工委員會，成為民主決策運動的機關的一部分，計劃下一步的運動方向和政治訴求。這也是幫助整場運動組織起來，改變運動「沒有領導」的狀況，打破目前的膠着狀態。年輕人的自發模式展現出創意和勇氣，但運動發展至現今階段，這模式已經到了極限。所以工人階級肩負着巨大的責任，而且擁有超乎想像的巨大潛力。工人和整場運動必須組織起來。 扣連至勞工議題 反威權運動也需要扣連至勞工、民生的議題，才能吸引更大規模的工人加入罷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機建，並用公帑興建公屋、擴建公立醫院、增加教育及托兒服務資源、改善教育及醫護工作者的工作條件；並且應該停止私有化、大學全面免費教育等。香港威權製度存在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壓低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和權利，讓財團賺取更多利潤。為了達成這些訴求，運動的矛頭要對準整個財團獨大的不義製度，代之以讓占社會大多數的工人掌握控製權的民主製度。 林鄭在八月五日早上的記者會表示，示威者正在搞革命，挑戰國家主權，明顯改變了對運動的定性，為更強力的鎮壓鋪路。較早前，林鄭仍表示只是「小部分極端示威者使用暴力」，企圖分化運動內部的不同派別。這招分化技倆明顯失效，在政權完全失去民意的情況下，廣泛社會同情年輕人的衝擊行動，認為衝擊是無辦法之中的辦法。 在八月六日，港澳辦亦發表類似的聲明，而且深圳2萬名公安高調大練兵，模擬處理鎮壓香港的情況。這種言論明顯是講給中國大陸人聽的，目的是妖魔化香港的運動，避免其獲得大陸民眾的支持。 中共感到驚慌 可見，大罷工給中共發出了強烈的警號。中共極為害怕香港會發展真正癱瘓全城的總罷工，因此開始亮起了加強鎮壓的訊號。政權也害怕香港長期陷入騷亂狀態，因為這會大大損害習近平的權威，並且害怕香港的運動會蔓延至中國大陸。 由於中共出動解放軍將會引起全面的反抗、統治階級陷入大分裂、重大的經濟損失，目前還是恫嚇多於實質行動。當然我們知道如果中共感受到政權受到威脅時，不能排除出動解放軍這最後手段。由於中共獨裁政權的存在，香港並不像「正常」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一樣，可以改頭換面換上新政府緩和民憤、繼續統治，因此對於香港群眾來說，最終來說還是「要不革命、要不鎮壓」。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運動需要走向工人階級的鬥爭方式，並必須將鬥爭蔓延到中國，與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連成一線，反對中共獨裁政權的革命鬥爭，才能給香港帶來實際變革。為了實現中港群眾的團結鬥爭，必須明確挑戰中共富豪專政及其所維護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製度。我們需要一個群眾性工人階級政黨，將香港當前的民主訴求聯繫到打破中港的資本主義製度。正是資本主義在支撐着獨裁政權。 反威權運動需要新方向 空前的反送中運動已持續超過兩個月。林鄭和中共曾希望能夠拖垮運動，但是運動到現在仍然保持強大的勢頭。實際上群眾的怒火已經超過五大訴求，指向整個威權製度和中共。如一些示威者所說，就算現在林鄭下臺或者允許獨立調查警察暴力，也無法平息運動。 有消息稱，習近平因無力控製香港局勢，而在北戴河會議上遭受諸多批評；至少現在，習近平決定不派出解放軍，因為這將給中共自己造成極為嚴重的政治經濟後果，而是要求香港警察以及裝扮成香港警察的中國公安武警對示威行動採取更猛烈的鎮壓，「多抓人並加重判刑」，以圖恐嚇示威者，平息運動（不過已經有跡象表明，中共未來出動解放軍的可能性已經不小）。 黑警暴力變本加厲 更加殘暴的鎮壓已經開始。警方禁止了8月10-11日的四場遊行，實際上就是進一步推近戒嚴，同時全港各地的警黑暴力在8月11日上升到新的水平：尖沙咀一名示威者右眼被布袋彈擊中失明；太古地鐵站，警方在下行扶手電梯入口近距離向示威者發射胡椒彈，除了胡椒彈的直接傷害外，亦有可能造成踩踏慘劇；警方在荃灣地鐵站發射催淚彈，可能給乘客遭成長期傷害；飛虎隊員被揭發假扮示威者在銅鑼灣放火，給警察提供藉口抓捕示威者；北角和荃灣有黑幫無差別襲擊塗人。警黑暴行數不勝數。 但中共和香港政權很可能是再次誤判形勢，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8月11日警黑暴力的結果是，之後兩日抗議者在機場舉行大規模抗議，導致兩日分別有180和400個航班被取消（香港機場每日約有800個航班），令航空業損失6億港元。 這場「沒有領導」的運動能夠持續到現在而且依然聲勢浩大，主要原因就是瘋狂的警黑暴力觸發越來越大的群眾怒火。林鄭對群眾的蔑視以及6月12日立法會外的激烈衝突促使200萬人上街抗議，成為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示威。7月21日，元朗黑社會襲擊事件推動基層公務員在網絡上抗議，並促成了歷史性的八五大罷工。上周末，警方禁止了四個遊行，但大批群眾和年輕人仍湧上街頭，並和警察發生激烈衝突。警方在鎮壓推動更猛烈的警察鎮壓很可能會令運動進一步升級。 自一個月前中聯辦外的示威之後，中共開始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港澳辦接連三次召開記者會，譴責香港群眾運動，並表示支持香港警察的暴力鎮壓，以及威脅說如果運動繼續下去，中央政府將會介入。同時中共也要求林鄭不要繼續躲在幕後。示威者和群眾諷刺林鄭是「躲在警察背後罷工」。現在林鄭重新表現出的「強勢」與「自信」只是出於中共的命令，而不是因為政府和運動的力量對比真的改變。 林鄭得到財團支持 中共也在要求香港的大財團歸隊。不同於五年前傘運時，在過去兩個月裏，香港財團罕見地保持沉默。它們不想觸怒中共，但同時對這場空前的群眾運動感到害怕。7月17日，新城市廣場員工為警察帶路襲擊示威者之後，大批群眾前往新城市廣場抗議。這也是為什麼最近海港城在門口貼上告示：「除非有罪惡發生，警察請勿內進」。 但是現在情況正在發生改變。不久前，中國民航局警告國泰，禁止參與或支持示威的機組人員進入中國領空。隨後，國泰警告雇員，如果參加未經警方批準的示威，可能會被開除；同時國泰開除了兩名地勤人員，只不過因為他們泄露了警隊足球隊前往中國參加比賽的航班信息；國泰也讓一名被控暴動罪的機師停飛，實際上意味着認定該機師有罪。與此同時，林鄭帶領一眾商界代表參加記者會，正是為了顯示她已得到資本家的支持。 中共正在要求或威脅更多的資本家表態支持政府。近日，10多家地產商和國泰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支持林鄭政府，要求示威者「停止暴力」。這顯然是奉了中共的旨意。因為就不久前，中共操控的鳳凰網刊文，指責香港四大家族集體沉默。 香港的大財團在中國擁有巨大的商業利益。國泰有五分之一的航班以中國為目的地，而且更是有三分之一的股份屬於中國國際航空公司。中國國航是國泰第二大股東，有五個董事席位。國泰第一大股東香港太古集團本就是以中國為主要市場。而且這些大財團一直都仰賴中共維持香港的不民主製度，讓它們肆意壓榨勞動者，大發其財。 中國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接受美國「消費者新聞和商業頻道」（CNBC）採訪時說，極高的房價是觸發香港群眾運動的重要原因：從2003年以來香港房價上升了兩倍，而工資停滯不前，年輕人很難看到。謝國忠說，中共要想解決香港的社會危機，必須把權力從香港富豪的手中拿走。但是中共當然不會這麼做，因為財團是中共治港的支柱之一。如英國《環球時報》（2019年8月13日）所說，中共已經將香港的控製權「外判」給這一小群主導香港經濟的寡頭。 大財團依靠這個不民主的製度打壓基層群眾的生活水平和工人權利，抵製八小時工作製和全民退休保障，反對大量興建公共住房、大幅提高最低工資，造成極為嚴重的貧富差距、過勞、住房危機、公共服務崩潰。大財團本就和中共站在同一陣線。 所以，這場運動不僅要對抗威權政權和警黑暴力，也要對抗和政權站在同一條陣線的資本家。這更加說明，運動需要新的前進方向。要想打破現在的政治膠着狀態和變本加厲的警察暴力，並把權力從這些大財團的手中奪過來，實現由基層工人群眾掌控的真正民主，必須要讓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成為運動的核心。 準備再次總罷工罷課 35萬人參加的八五大罷工是一個好的開始。這是香港近百年來第一次真正的政治大罷工。運動需要準備新一場總罷工。新的總罷工應該通過職場裏的罷工委員會組織起來，通過組織的力量。同時，現在正在醞釀的罷課行動也具有重要意義。大規模的罷課可以反過來鼓舞工人的鬥爭。新的罷工罷課行動，從許多方面來說都對整場運動至關重要。 近期關於「大臺」的爭論表明運動出現了領導危機。現在這場運動「沒有領導」，泛民在運動中沒有權威。但泛民在嘗試利用現在的局勢重奪領導權。許多示威者開始對過去幾個星期的不斷衝突感到疲憊。這不代表運動在失去動力，而是因為示威者看到和警察的衝突並沒有目標、也沒有實際效果，而且越來越多跡象表明，警員假扮示威者，故意挑起衝突，從而給警方鎮壓的藉口（例如8月13日在機場兩名中國人被攻擊的事件）。許多示威者開始希望回復到由泛民發起的和平示威。 和平示威以及最近在警署外的抗議活動都是運動可以採取的行動方式。我們需要強烈抗議警察暴力和濫捕，而且實際上衝突絕大多數是警方主動挑起的。如示威者諷刺的：「沒有警察，就沒有暴力」。 運動需要組織和領導，為運動提供清晰的方向，但泛民從未為香港民主運動提供過真正的領導，反而一直嘗試煞停運動，因為他們想要的是改良而非革命。他們想和政權做交易，所以擔心運動「走得太遠」，超出自己的控製。泛民失去權威，正是運動能夠持續到現在而且展現出如此巨大的力量的原因之一。運動應該以民主的方式組織起來，通過民主的架構選舉和改選領導，防止如傘運時那樣，由少數泛民政客和社交媒體上的知名人物自上而下地控製運動。 在運動中建立有組織的工人力量可以為組織整場運動提供關鍵幫助。同時，我們也需要有組織的力量抵抗日漸增加的解放軍威脅。8月15日，有解放軍軍車出現在香港市區。在當前如此緊張的時刻，這絕不會是「無心之舉」。前一日，特朗普也已發推文說，美國情報部門證實，中共正在向深圳/香港邊境調遣軍隊。雖然習近平目前不打算出動解放軍，但他不會徹底放棄這一選項，因為隨着運動的繼續發展，中共無法僅僅依靠警察控製局面，那麼他們會「別無選擇」。 運動的敵人是中共這一世界上最龐大的獨裁政權，所以必須準備中共直接的鎮壓。我們必須組織起來，才能抵擋解放軍或者假扮成香港警察的大批中國公安武警的威脅。同時運動要想勝利，必須向中國的工人群眾發出真誠呼籲，聯合對抗兩地群眾共同面對的這個獨裁政權。顯而易見，香港群眾運動無法獨立打敗中共。 不能指望美歐政府 我們不能指望美歐或者臺灣政府真正幫助香港的群眾鬥爭。包括特朗普和蔡英文在內，西方以及臺灣政府正在本國執行反民主、反工人計劃。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一直用美歐政府的警察暴力為中港兩地的國家鎮壓辯護。特朗普此前稱香港的群眾運動是「暴動」，得到中共稱贊。在6月底G20峰會上，特朗普為了避免惹怒習近平，有意避談香港問題。 在中美衝突下，美歐政府在人權問題上向中共施加更大壓力，以期迫使中共在經貿問題上做出讓步。特朗普說：「中國想要達成貿易協議，先要人道地處理香港問題」。但同時他也說：「習近平是偉大的領導人，得到人民的尊重」。對於中港群眾來說，沒有什麼比這更荒謬、更諷刺了。如果中共願意在貿易問題上做出讓步，特朗普不會介意「出賣」香港。 香港群眾運動唯一的戰友是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基層勞動者。我們需要呼籲正在進行抗爭的中國工人和年輕人，一起挑戰中共獨裁資本主義，消滅中港工人和年輕人共同經受的壓榨和所有社會不公。 運動需要新方向 準備再發動總罷工 中共準備更猛烈地鎮壓香港反威權運動，黑警暴力已變本加厲。反威權運動需要新方向打敗威權政府的新一輪攻勢。 以工人階級為重心 工人階級應該成為運動的重心，以有組織的工人力量癱瘓經濟，相比於單純的示威和占領，能夠對政權造成更大威脅。同時，我們要將革命輸出大陸，呼籲眾多不滿中共貪腐特權官僚的大陸基層群眾和我們一起抗爭。 35萬人的八五大罷工是一個好開始。香港工人階級在三十多年來的民主運動中初次拾起罷工這一武器。罷工不應只是支援年輕人，更應該成為運動的主軸。 這一武器不只是對抗政權，也是對抗為虎作倀的大財團。本來連建製派和部分商界都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林鄭明顯己經與財團達成枱底交易，使他們全面轉駄。一眾財團和地產商也登報支持警察暴力。 財團本就仰賴威權製度打壓工人生活水平和權利，賺取更多利潤。國泰解僱兩名機師，除了為了保住中國市場，也是為了報復八五罷工。我們必須對威權製度背後的大財團做出強硬反擊！ 航空業工人再發動大罷工能徹底癱瘓機場，給政府和財團造成更大壓力！更不用說總罷工的威力！讓工人運動成為運動核心，也能為運動提供前進方向，打破現時的膠着狀態。年輕人的自發模式展現出創意和機動力，但運動發展至現今階段，這模式已經到了極限。 前幾周，占領和包圍警署的行動沒有清晰目標，反而令年輕人感到困惑，不知道如何推動運動繼續向前。無組織的前線行動也令警方更容易假扮示威者搞事。 工人階級以癱瘓經濟和社會運作為致勝的關鍵手段，可以打破膠着狀態，成為運動的突破口。同時社會主義行動也發起「全港大罷課」這一組織，推動罷課行動。我們相信全港大罷課可以反過來鼓舞工人鬥爭。 工人需要組織起來 現在，工人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就需要成立更強大的工會，並組織更廣泛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決定下一步的升級行動和政治訴求。 為了發動更大規模的總罷工，最有效的方法是以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力量吸引、說服大多數的工人支持運動，並將他們組織起來。 反威權運動也需要扣連至勞工、民生的議題，才能吸引更大規模的工人加入罷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機建，並用公帑興建公屋、擴建公立醫院、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 運動也要扣連至八小時工作製、增加最低工資至每小時60元、大幅提高整體工資、大量增建公屋、向富人征重稅，打破資本財團對經濟的操控。 運動的矛頭要對準整個財團獨大的不義製度，代之以讓占社會大多數的工人掌握控製權的民主製度。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建立新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組織基層工人反抗殘暴的威權資本主義製度，並為鬥爭指出方向。依靠群眾的參與，工人政黨可以大大推動群眾鬥爭前進，並吸引中國工人和受壓迫群眾和我們一起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反擊親共財團，組織工會和罷工委員會，準備再發動總罷工 準備九二總罷工罷課 運動需要新方向 組織工人階級是致勝關鍵 818超過170萬人上街，證明民意仍站在我方，政權的分化奸計沒有得逞。林鄭月娥過去幾周嘗試籠絡財團，企圖重新鞏固權力，但政權內部仍然分崩離析。連親建製的監警會主席都公開支持撤回修例。林鄭政府現在外強中乾，勢孤力弱。 但運動仍處於膠着狀態。警察暴力不斷升級，更派臥底製造分化，令前線示威者受到打擊。我們要推動運動升級。運動要有新的方向，就要以工人鬥爭作為主線。工人階級以癱瘓經濟和社會運作為最有力的手段，可以成為運動的突破口。 航空業工人遭到打壓 航空業的工人在八五罷工中發揮了最大的力量，因此驚動了中共政權，引來報復。全港航空業至少有14人已被解僱，其中更包括國泰港龍空勤工會的主席。即使國泰工會沒有發動八五罷工，而只是讓工人自發請假，但國泰資方還是企圖藉機瓦解工會。所以，政治罷工不但挑戰政府，也要挑戰財團。社會主義行動也發起「全港大罷課」這一組織，推動罷課。全港大港罷的學生響應9月2日的罷課，相信大罷課可以鼓舞工人大罷工。 為了實現真正有力的罷工，工人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成立更強大的工會，並組織更廣泛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 除了五大訴求外，九二罷工和反威權運動也需要扣連至勞工、民生的議題，才能吸引更多工人加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機建，並用公帑興建公屋、擴建公立醫院、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也要扣連至八小時工作製、增加最低工資至每小時60元、大幅提高整體工資、大量增建公屋、向富人征重稅，打破資本財團對經濟的操控。 自發模式已達極限 沒有領導的自發模式已經達到極限，再難令運動向前走。運動需要民主的組織和領導，提供清晰的前進方向。泛民趁着運動陷於膠着狀態，企圖建立不民主的「大臺」以控製運動，但至今仍然失敗。他們在雨傘運動時沒有真正領導向前行，不斷嘗試煞停運動。我們不要泛民壟斷的大臺，但我們也要一個由下而上的行動組織，讓所有人公平參與和決策，為運動提供方向。 運動的矛頭要對準財團獨大的專製製度。因此，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建立新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帶領運動走向階級鬥爭的路線。工人政黨可以大大推進運動，並吸引中國工人和受壓迫群眾和我們一起鬥爭。香港要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才能打倒中共和資本的專政。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準備九二罷工，組織工會和罷工委員會，反擊親共財團 香港：清洗抗爭工人 國泰港龍工會副主席被解僱 國泰港龍解僱空勤人員協會副主席施安娜，這是過去兩個月香港反威權群眾運動中航空業工人所受的最嚴重攻擊。中共獨裁政權向國泰施壓，要求它清洗參加鬥爭的工人，目前至少已有14人被解僱或者辭職。 這場浩大的運動震撼了整個香港。反送中運動已經變成爭取民主權利、反對大公司經濟霸權和住房危機的群眾起義。 臉書帖文 8月21日國泰港龍管理層叫施安娜開會，向她出示她在私人臉書上三則評論的截屏圖片，然後問她這些評論是不是她發的。根據《蘋果日報》的報導，這些截屏圖片是國泰港龍一名前雇員提供的，而這名前雇員是一個高級警司的親戚。一開始，這名告密者把截屏圖片發到了藍絲臉書群組裏，呼籲藍絲向中國民航局「檢舉」施安娜。 不久前中國民航局出臺新的「安全」規定，禁止支持抗爭的香港機組人員進入中國領空，其實這只是為了迫害抗爭工人。8月中的機場抗議之後，中國對香港航空公司的壓力再次上升。 白色恐怖 施安娜說：「今次被解僱，不單關乎我自己，而是關乎整個航空業，更打擊所有香港人的集會和言論自由，究竟呢個白色恐怖幾時先停？」 顯然，施安娜被解僱是威權政府打壓整個群眾運動的一步，特別是要打擊航空業工會。航空業工人擁有強大力量，是香港工人當中關鍵的一部份。他們多次表示支持群眾抗議，所以中共想要他們噤聲。英國《金融時報》報導說，國泰CEO何杲（Rupert Hogg）辭職正是迫於中國政府的壓力。中共認為何杲「太過放任」雇員參加抗議。《金融時報》（8月26日）說：「中國媒體向它們［香港的公司］施壓，要求它們解僱所有爭取民主的雇員。」 打壓航空業工人和工會主要是為了報復機場抗議和占領。這些示威儘管並非工人或工會組織的，但向人們展示了癱瘓機場可以對親政府的公司造成嚴重損失。8月12-13日，約5萬名示威者占領機場接機大堂，迫使500逾架航班停飛，據估計令航空業損失6億港元。 國泰港龍空勤人員協會是職工盟屬會。職工盟共有19萬名會員。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告訴「香港自由媒體」（HKFP），航空業工會現在成為政府的攻擊目標，是因為航空業是工會會員參加八五大罷工比例最高的一個。 八五罷工是香港近百年來第一場由群眾運動點燃的罷工。35萬人參加了這場罷工，其中大部分都不是工會會員。 大企業支持一黨專政 國泰及國泰港龍的大股東太古集團是香港主要財團之一，它主要經營地產、交通、工業和飲食。太古集團生產全球三分之一的可口可樂，其主要市場在中國、亞洲和美國13個州。 國泰打壓工會和言論自由，甚至限製雇員在私人臉書上的言論，可見國泰老闆正是中共獨裁政權打壓香港群眾抗議的政治工具。 儘管到目前為止香港的工會並未在群眾鬥爭中發揮突出作用，但航空業以及其他行業的資本家明白，工會擁有巨大潛力：它們能夠發揮更加有力、甚至決定性的作用，癱瘓經濟運作，因而衝擊公司利潤。所以現在看起來，親中共的財團是要「先發製人」，以圖避免工會成為群眾運動的領導，進而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威脅。 近幾周，中共加強對香港商界的壓力，要求它們向四面受敵的林鄭政府表忠並譴責群眾抗議。富豪們已經在報紙上登了諸多整版廣告來表示忠心。 太古集團於8月13日發表聲明稱：「我們務必立即行動起來，反對暴力，恢復安寧，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我們全力支持國泰航空嚴格執行中國民用航空局關於確保航空安全的所有指示，以及對非法活動採取零容忍態度。」 需要再次罷工 香港的工會現在面臨着非常嚴重的攻擊。國泰解僱施安娜，明顯是想要打垮（或者至少是大大削弱）香港這一最有組織、最有潛力的工會。職工盟現在必須號召航空業罷工，並呼籲其他行業工人以罷工作為聲援，要求讓施安娜復職，並停止針對航空業工人的白色恐怖。 職工盟說它會提出法律訴訟，但是對於工人組織來說，法律訴訟的力量非常有限，很不可靠。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訴訟會消耗寶貴的時間，而行動的最佳時機就是現在。職工盟應動員國泰工人和其它航空公司面臨類似打壓的工人全力支持罷工。現在香港正處在至少五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罷工將得到大力支持。 必須立即以罷工回應施安娜、其他航空業工人和工會所受的打壓，否則會是一個嚴重錯誤。 • 立即讓施安娜復職！ • 捍衛工會和工人權利！ • 立即號召國泰和其它航空公司罷工，要求所有受迫害的航空業雇員復職，停止財團白色恐怖！ • 全球工會組織聲援抗議。 香港：「八三一決定」五周年 香港現在這場空前的群眾運動，起因於中共想要將由少數精英把持的威權資本主義永遠保留下去。 本周六是中國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定」的五周年。「八三一決定」觸發了2014年長達79天的雨傘運動。和今天一樣，傘運同樣是由警察暴力推動的，不過今天的運動規模更大，持續時間更長。 當時「八三一決定」引爆了整個香港社會。許多香港人都曾相信中共的模煳承諾：會逐步實現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泛民對中共的錯誤信任尤其深。最終「八三一決定」讓所有人看到，中共獨裁政權永遠不會兌現它的「承諾」。 在「八三一決定」出臺之前，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和中國勞工論壇（CWI在中國的支持者）一直都警告說，中共獨裁者絕不會容許香港實行「西方式」的民主，他們過去在香港民主問題上的所言所行不過是在拖延時間。 反對「西方意識形態」 與中共有關的工業及金融寡頭掌控着中國資本主義。他們需要一個獨裁政權和全世界最大的警察國家來奴役工人群眾，以工人階級的血汗換取自己的財富。中共宣傳說「民主」和「西方意識形態」是美歐用來製造社會混亂、分裂中國的陰謀。 習近平上臺後，這種宣傳變本加厲，中共的威權統治也更加嚴酷。繼「八三一決定」否決了任何民主「改革」的可能之後，中共和傀儡港府在香港推出嚴厲的壓迫性法律，清洗民選的反對派議員，操控議會選舉，對社運人士提起政治檢控。中國大陸的情況也是類似：工運人士、左翼學生、人權律師和激進的網絡寫手遭到接連鎮壓。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中共不准林鄭向香港群眾運動做出哪怕微小的讓步，以免自己的「權威」受損。 不僅如此，香港的資產階級富豪也和中共站在同一陣線，強烈敵視和害怕民主，因為他們害怕群眾擁有真正的民主權利之後會威脅他們收益豐厚但不可告人的商業合約、避稅特權和巨額利潤。正因如此，這些富豪最近幾個星期公開向政府表忠，並要求群眾停止抗議。 民主是如何贏來的？ 在歷史上，所有民主權利都是群眾革命鬥爭贏來的，而且近百餘年來，工會和社會主義政黨等工人組織在這些鬥爭中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相反，資產階級則一直支持反革命和獨裁。社會主義者正是因為了解這些歷史經驗，才能預見中共的「民主承諾」完全是謊言。 而泛民政客和他們周圍的學者則聲稱，「開明的」資產階級政府會捍衛和推進民主權利。他們指望特朗普、約翰遜、默克爾等西方右翼或者美國國會「拯救香港」，這完全是異想天開。 近三十年來，泛民領導人錯誤地相信中共的政治騙局，鼓吹政治改革：即尋求和中共獨裁政權及其在香港的代理人達成協議，並為此一再煞停群眾鬥爭，唯恐群眾運動「太過激進」。他們認為這是在香港實現民主權利的唯一可行方案。「八三一決定」令泛民對於「政治改革」的幻想和宣傳徹底落空。 工國委國際執委會討論國際願景 國際執委會首先就國際願景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釐清了很多問題。CWI臨時委員會的Vincent Kolo和Cedric Gerome做了開場演說，而來自社會主義替代（CWI美國）的Tom Crean負責回應其他同誌的發言和提問。在一天半的時間裏，來自奧地利、澳洲、比利時、巴西、英國、中國、香港、臺灣、希臘、德國、愛爾蘭、義大利、以色列/巴勒斯坦、墨西哥、波蘭、魁北克、俄羅斯、加拿大、瑞典、突尼西亞、土耳其和美國的同誌都作了發言。 討論的三個主要議題均對當前世界至關重要：全球經濟可能再度衰退；帝國主義對抗急劇升級，尤其是中美新「冷戰」；世界各地的群眾運動，尤其是北非、香港和波多黎各。 上述問題，及其對世界政治和數百萬群眾的巨大影響，將成為未來幾個月和幾年階級鬥爭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在整個討論過程中，我們強調，CWI各支部和成員在上一時期進行的「政治革命」使我們的國際免於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墮落。這對我們在政治上做好準備、以介入激動人心且充滿挑戰的新時期來說非常關鍵。 世界經濟再現衰退 所有最新數據都顯示出，世界經濟已經開始再次衰退。中國經濟增速降到30年最低；在歐洲，德國、意大利和英國都接近或者已經處於衰退之中。 新一輪的經濟危機將成為人們記憶中第一次主要由地緣政治因素引發的危機。中美貿易衝突以及英國脫歐造成世界經濟成長放緩（儘管後者影響相對較小），體現出政治與經濟之間密切的辯證關係，同時也證明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特別是各國統治階級之間的緊張關係和衝突）在阻礙經濟發展。 IEC會議就未來經濟衰退的性質及其影響進行了非常多的討論。雖然地緣政治因素是決定性的導火索，但是這場危機的深層原因與2007/8年危機相同，即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產和盈利能力面臨根本性的危機。這反映在自2008年以來惡化的巨大債務問題，投機性經濟泡沫增大，生產性投資的長期缺乏。 討論強調的另外一點是，世界經濟還未從上次危機中恢復。國際統治階級為對付2007/8年危機已使用了渾身解數（包括降息和關鍵的國際協作），所以如果再出現新的衰退，他們的迴旋餘地已大不如從前。 新一輪危機對工人階級、青年人和所有被壓迫者的影響也將與2007/8年不同。人們不會忘記過去10年的新自由主義攻擊、貧困和鬥爭。雖然新一輪經濟危機、失業和不穩定的就業前景可能暫時削弱工人的鬥爭意願，但是經濟再次衰退對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影響無疑將加深過去10年的激進化近程，引爆更多革命鬥爭。 中美新「冷戰」 在國際關係方面，中美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激烈衝突不斷升級。這場歷史性的衝突遠遠超出了「貿易戰」，並正在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政經事件。中美在經濟、政治和技術上出現「脫鈎」的趨勢，雙方都在尋求鞏固和發展各自的勢力範圍。 關於歐洲、拉丁美洲、澳洲和非洲的討論也提出相關例子。中國科技巨頭華為的危機一直是最突出的例子之一。華為事件所涉及的「5G」技術具有重要的軍事和民用意義。 中美衝突不是重復美蘇冷戰，因為美蘇冷戰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政經製度間的衝突，而今天的中美「冷戰」兩大帝國主義爭奪世界主導權的歷史性決鬥。不過，與上一次冷戰一樣，中美衝突正在將世界劃分為兩大對立的集團，而且愈發所有世界關係的主線。 幾位同誌評論道，中美之間雖然是「冷」戰，但其影響非常嚴重。的確，如果是在核武器出現之前，像中美之間這樣的衝突很可能已經引發「熱」戰。 中美衝突在未來幾年會有起伏，但導致衝突的根本矛盾不可能在資本主義主義之下得到解決，所以雙方不可能達成持久的協議。 衝突還反映出兩國內部的發展。美國的同誌解釋到，美國經濟明顯在失去動力，罷工數量在回升，「社會主義」得到越來越多人的支持（從伯尼·桑德斯的初選競選活動中可見一斑）。在西雅圖，社會主義替代（CWI美國支部）正參加市議會選舉，迎戰以世界首富、亞馬遜公司CEO傑夫·貝索斯為首的資產階級聯合攻勢，爭取莎瑪·薩萬特（Kshama Sawant）連任。這是世界社會主義力量極其關鍵的一場戰役。 香港的歷史性群眾運動預示着中國革命 香港和臺灣的同誌深入解釋了當前香港群眾運動的影響。在過去10多個星期裏，香港群眾不斷走上街頭，每個星期至少會有一次超過10萬人的遊行。上周末（8月18日）更是有170萬人參加示威！ 各國統治階級的代表正在討論中共是否會出動解放軍鎮壓香港群眾運動，製造另一場「天安門屠殺」。同誌們在討論中說，儘管短期內中共不太可能採取軍事鎮壓，但是中共做出軍事威脅反映出它現在面臨的危機之深。中共非常害怕爆發群眾革命。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活躍在運動當中，目前正在推動學生罷課。這場運動很大程度上是去中心化的，「沒有領導」，這反映出群眾對於香港資產階級泛民反對派的不信任。我們的同誌主張運動需要以工人階級行動為核心，並主張運動需要蔓延到中國大陸。 從許多方面來說，這場群眾運動都是新一場中國革命的開端。中共嚴控媒體並大肆製造假新聞，將香港群眾運動描述成西方反動勢力的陰謀，以避免大陸群眾聲援香港的抗爭。但是中國大陸也在經歷群眾鬥爭和激進化的浪潮。接連不斷的中國工人群眾鬥爭可能升級，並和香港群眾運動聯合起來。 非洲的革命起義 儘管CWI在蘇丹的成員未能拿到簽證，因而無法參加會議，但我們仍深入討論了今年蘇丹和阿爾及利亞的群眾革命運動。 蘇丹和阿爾及利亞群眾推翻了已統治數十年的獨裁者，震驚了許多資產階級評論員，並令整個地區的統治精英感到害怕，同時也鼓舞了數百萬工人和年輕人。由於近年來中東部分地區遭受反革命的殘酷蹂躪，蘇丹和阿爾及利亞的革命起義更具重要意義。 蘇丹的鬥爭是21世紀最先進的革命鬥爭之一。蘇丹各地成立了大量基層抵抗委員會，作為動員群眾的核心力量。軍政府及其民兵武裝在6月3日發動大屠殺，但未能消滅革命，反而激起更大的群眾反擊，包括歷時3日的總罷工和6月30日的「百萬人遊行」。 不幸的是，雖然蘇丹群眾展現出巨大的革命力量，但運動領導層反而落在群眾後面。反對派「自由與變革宣言力量」（FDFC，其骨幹是「蘇丹專業人員協會」）已與反革命軍政府簽署了一項權力分享協議，但這份出賣革命的協議遭到越來越多群眾的反對，很可能會因革命的繼續發展而破裂。舊獨裁者被推翻之後，腐敗的統治集團更大力地控製經濟，並向沙特主導的也門內戰派出更多軍隊，而群眾則要承受物價上漲和食品、燃料、藥品短缺。所以新的革命鬥爭正在醞釀。 資本主義無法實現政治穩定 英國「無協議脫歐」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這最鮮明地顯示出，歐洲資本主義自2008年危機之後深陷無休止的動盪，絲毫無法恢復穩定的政治局勢。歐洲同誌報告了歐洲各國普遍的政治動盪和兩極化，包括德國、法國、奧地利等「核心」歐洲國家。 儘管英國和歐洲資產階級都反對英國無協議脫歐，但統治階級的政治考量推動局勢不可避免地向這一方向發展。鮑裏斯·約翰遜就任英國首相，工黨和保守黨都深陷危機，在這種情況下英國資產階級找不到任何能夠解決困局的代理人。歐盟建製也不得不對英國採取強硬態度，因為他們擔心如果不這麼做，歐盟就會瓦解。 在歐洲大選中，許多國家的群眾更加兩極化，而且綠黨的選票驟然上升。這說明統治階級未能恢復群眾對傳統資產階級政客的信心。相反，歐洲經濟正再次進入動盪期，傳統政治版圖將更加難以維持。 拉美的情況也與歐洲類似，過去幾年右翼勢力贏得多個主要拉美國家的大選。但無論是傳統的新自由主義者（例如阿根廷的馬克裏），還是右翼民粹主義者（例如巴西的博索納羅），儘管備受大企業期待，但都未能享受到「蜜月期」。 博索納羅是1980年代末獨裁政府下臺之後支持度最低的一位新總統，而且博索納羅政府深陷於保守派、新自由主義者和軍方的內鬥之中。在阿根廷，馬克裏政府面臨着工人和女性的鬥爭浪潮。在不久前的總統大選初選中，馬克裏的得票率落後其主要對手費爾南德斯（Alberto Fernandez）15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在墨西哥，在一年前左翼的洛佩斯·奧夫拉多爾（AMLO）當選總統之後，工人階級則更勇於發起鬥爭。 未來一段時期，各種政治立場的政府都會受到考驗。而CWI的任務就是呼籲和組織工人和受壓迫者的團結抗爭。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終結全球資本主義造成的長期危機、不平等、壓迫和混亂，真正改善全世界大多數人的經濟狀況和生活處境，同時保護生態環境。 儘管我們在IEC會議上也專門討論了性別壓迫、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和環境問題，但我們在本場討論中也強調，上述議題是我們討論世界願景的關鍵內容。這些議題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而且也關繫到我們的全球行動計劃。CWI成員在世界各地的女性運動中經常扮演着領導角色。大規模的女性運動反過來推動了工人鬥爭。而且在各類階級鬥爭中，女性工人和年輕女性一直都站在第一線。 全球青年反氣候變化運動得到工人階級的更大支持。CWI的各國成員將積極介入9月20-27日的反氣候變化罷課/罷工。 今次這場令人振奮的討論表明了CWI的政治力量、決心和革命樂觀精神。我們這個社會主義革命國際活躍在群眾鬥爭當中，準備迎接挑戰和革命機遇。 不要假讓步 小心緊急法 向中國輸出革命是致勝關鍵 林鄭宣稱將撤回送中條例，但拒絕其他四項訴求。林鄭只是作出假讓步，試圖分化運動，以為可以孤立堅持五大訴求的示威者，並且順勢推動《緊急法》，變相實行全面獨裁。假讓步、真鎮壓是中共一貫的奸招。回顧2011年廣東烏坎村的教訓，當時村民為爭取民主選舉而抗爭，但誤信了中共舉行選舉的承諾而停止抗爭，最終村民的訴求無一實現，只是換來恐嚇、搜捕和激烈鎮壓。 中共最害怕的是向香港示威者示弱，傷害黨的權威。這會鼓舞大陸群眾彷效港人反抗，造成連鎖效應，讓革命蔓延全國。所以，中共不可能單純撤回惡法，而必須配合暴力鎮壓清場，撲滅運動的燎原之火。 所以反權威鬥爭並未結束，而是進入更復雜的階段。我們現在沒有退路，必須繼續抗爭，要麼全贏，要麼全輸。香港示威者通過了勇氣和意誌的難關，下一仗更需要清晰的作戰方向和協調。現在更需要一個由下而上產生、受群眾監督、由群眾民主控製的領導，超越過去數月的自發、沒有領導的模式。 需要工人組織和鬥爭 財團害怕示威浪潮持續，招致利潤受損，因此一早希望林鄭讓步。最近一眾達官貴人與林鄭會面後，竟紛紛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不是因為他們良心發現，而是統治陣營在危險中為各自利益而分裂。 但財團在中國市場和權力的利誘下，一致擁護威權體製，並協助政府發動白色恐怖。國泰航空、香港航空和滙豐銀行，都在中共的威迫利誘下監視、恐嚇、解僱抗爭工人。 社會主義行動在滙豐銀行工作的成員梁禮邦因組織工會而被解僱，我們正開始在香港以及國際上發動聲援行動，要求滙豐撤回解僱決定。 財團擔心群眾鬥爭會催生強大的工會運動。隨着香港經濟正再次走向危機，財團已準備大批裁員、打擊工人的工作待遇和生活水準，讓工人為資本主義的危機買單。因此我們的運動也必須反對財團，捍衛工會和保護抗爭工人。八五和九二罷工是工人初次演練，未來的總罷工要更有更強大的工會和罷工委，才能真正癱瘓經濟。 連結國際群眾 不要寄望西方政府 不少泛民寄望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向中共及親中政客施壓。林鄭撤回惡法也因為緩和西方政府的施壓。但切記美國統治階級只是利用人權問題向中國換取經貿以及地緣政治談判的讓步。 中共和特朗普政府都是帝國主義政府，他們只關心各自的地緣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只想擴大銀行和跨國公司的勢力，不會真正顧及民主與人權。 特朗普的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和親富人政策備受美國群眾憎惡，我們絕不能寄望這樣一個政府來保護民主權利。 美國等西方國家介入都是為了騎劫群眾鬥爭。例如在2014年，美國介入烏克蘭的群眾運動，將腐敗的親俄政府推翻之後，支持另一個可能更加腐敗的親美政府上臺，讓另一批無賴騙子奪取了政權，繼續寡頭專政。 我們能夠爭取的真正盟友是世界各地的基層群眾，而不是各國的親資政客和政府。就如最近英國示威者群眾也起來捍衛民主權利，反對約翰遜發動政變架空議會。這些反對自己政府的反民主、反工人政策的人民也普遍支持香港的鬥爭，他們正是我們連結的對象。而舉英美國旗只會使他們誤以為香港示威者為英美政府搖旗吶喊，隔絕國際基層的群眾連結。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中港團結鬥爭，並主張建立一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我們不只要爭取五大訴求，也要反抗貪婪的資本主義。我們要求停建大白象，大幅增建公屋，實行八小時工作製，終結中共獨裁政權的殘暴統治。 香港：嚴酷鎮壓正催生革命 香港政治危機出現重大轉折。經過三個月歷史性的反政府示威，曾寸步不讓的林鄭於9月4日宣布正式撤回送中條例。 這一決定必然事先得到習近平的許可。雖然中共謊稱「支持、尊重」港府自行決斷香港事務，但實際上香港的真正統治者一直都是中共。特別是在那些涉及中共政權利益的重大問題上，港府只不過是中共命令的執行者。 自6月反威權群眾運動爆發之後，香港政府早已癱瘓，真正的決策者是中共政治局常委韓正在深圳領導的專責小組。 送中條例早已不是群眾運動最主要的議題。群眾的怒火現在主要是針對警察暴力和中共對香港的威權打壓。所以林鄭現在撤回條例是「太少，太遲」。大部分抗爭者立即表示不接受林鄭的假讓步。如黃之鋒在英國《都市報》上的文章所說：「這支橄欖枝背後的真相絕不是和解，而是收緊控製」。 其他許多群眾和年輕人也都認為，林鄭做出這一表面讓步，是為了分化運動，借勢採取更嚴酷的鎮壓，包括可能動用英殖時代留下的緊急法（這部法律最初是為了鎮壓1922年海員大罷工而製定的）。 現在看起來，統治階級更傾向於用香港警隊和本地法律來鎮壓運動，而非出動解放軍，因為前者的政治經濟後果相對較小。在中美帝國主義衝突繼續惡化的情況下，對於中共來說，出動解放軍只是萬不得已的最後選擇。 中共身陷危機 雖然撤回條例只有象徵意義，但仍然體現出群眾運動給中港政府造成的巨大壓力。這場運動的爆發本就在中共意料之外，而群眾的毅力更令中共震驚，。 林鄭突然宣布撤回送中條例，令中港的親中共勢力都大吃一驚。事先被蒙在鼓裏的香港建製派（服務於非民選港府的右翼資產階級政黨）對林鄭再次表示強烈不滿。他們過去支持政府「寸步不讓」的強硬立場，儘管有時比較猶豫，而現在林鄭突然宣布撤回，令他們顏面大失。建製派政黨害怕在今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中會遭遇慘敗，失去對這些不民主而且無實權的區議會的控製權。所以政府有可能會以「安全」為由取消今年的選舉。 更重要的，林鄭撤回條例對內地來說是一個晴天霹靂。香港《南華早報》前總編王向偉說，這是「一個非常突然而且非常危險的決定」。他特別提到：「就算在林鄭宣布撤回的前一天，都還沒有任何相關跡象或者傳言」。 王向偉指出，港澳辦在前一天舉行的新聞發布會「沒有給出任何改變政策的跡象，而是繼續督促所有政府部門和社會機構對抗暴徒，將『止暴製亂』作為『當務之急』。」 內地媒體對於撤回條例的報導也非常低調，與過去幾周關於「暴徒」和「顏色革命」的激烈宣傳形成鮮明對比。 右翼民族主義網民對撤回條例的決定大加批評。這些右翼民族主義網民是中共政治基礎的一部分，但現在他們強烈批評撤回條例是「向顏色革命投降」，並警告說這會鼓動中國群眾效彷香港的激進抗議。 撤回條例雖然沒有實質意義，但對中共來說仍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所以可見中共政權和習近平正身處危機。中共的大麻煩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特別是中國經濟急速放緩（其嚴重程度遠甚於官方數據），以及迅速升級的中美帝國主義衝突。 規模空前的群眾運動 香港現在的抗議無疑是中共自1989年以來所面臨的最嚴重的群眾挑戰。從6月9日開始，香港已經舉行了三場100-200萬人的大型示威。英國《衛報》說，從抗議人數與人口的比例來說，香港的抗議規模可能是全球最大的。 香港也舉行過三次大罷工，主要是通過社交媒體發起、工人自發參加。工會幾乎沒有為組織這些罷工做過努力。香港的工會幾十年來都很弱，而且在1997主權移交之後更是被新自由主義反工人政策進一步削弱。在罷課方面，9月2-3日開學時，約有4萬名中學生和大學生無懼警察鎮壓參加罷課。 除了大資本家和親中共陣營的核心力量之外，幾乎整個香港社會都支持群眾抗議及其「五大訴求」： 完全撤回送中條例 公務員、律師、記者、社工、醫護人員和建築師都已公開反對警察暴力、聲援示威青年，說明就算部分被視為「建製」的群眾也被抗爭情緒感染。另外，8月底舉行的一場反對警察性暴力的集會有3萬人參加；在林鄭宣布撤回的次日，有2.3萬人參加了一場反對警察暴力的集會。這些大型示威反映出群眾的激昂斗誌。現在民陣發起9月15日遊行，會再次有不計其數的群眾上街。 香港不是新疆 另一個能反映出群眾怒火的例子是，多次有大批基層居民在深夜毫無裝備地走上街頭，阻止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攻擊示威青年。他們高喊：「滾出去，這裏不歡迎警察！」警方也被迫撤走兩間醫院的警崗，因為醫護人員非常敵視他們。 警方按中共旨意，在地鐵站、商場或其他地方內無差別地攻擊、圍捕示威者，以圖嚇倒年輕人，讓他們不敢再參加示威。 警方也在路上或地鐵站中截查年輕人，搜查他們的隨身物品和手機。警方甚至曾截停巴士，盤查所有乘客。其情景類似於如監獄一般的新疆。 最受群眾憎恨的是「速龍」（一支準軍事化的防暴警察）。警方最殘暴的一些鎮壓行動就是由他們執行的，例如831太子站事件。有傳言說太子站事件中至少有一人被警方打死，令義憤填膺的群眾每晚在站外和鄰近的警署外抗議。 中共想把「新疆模式」復製到香港，要求警方使用重武力全面升級鎮壓，包括縱容黑幫攻擊示威者，但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新疆和香港兩地狀況完全不同：新疆深處內陸腹地，並被解放軍重重包圍，令中共得以秘密地大肆監控、囚禁當地居民；而香港是亞洲最主要的金融中心，擁有自由的信息流通（雖然也已受到中共的部分限製），香港警方的暴行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根本不可能掩人耳目。建製派政客說抗議已經到了「無法回頭的地步」，實際上這也是公眾對於警察的看法。警隊已經徹底失去群眾的信任。 中共的頑固態度 香港群眾抗議持續時間越長，習近平精心打造的強人形象就越受打擊。 對於習近平政權來說，以恐嚇的手段阻止群眾發起抗爭是維持其統治的關鍵。如果政權權威受損，或者群眾發現其實際力量並不如表面那麼大，那麼其統治可能會面臨存亡危機。 香港資產階級建製雖然堅定支持（甚至是崇拜）中共獨裁政權，但也對中共的這種頑固態度感到不信任和震驚。儘管香港資產階級富豪一致反對擴大群眾的民主權利，但他們願意做出有限的政治讓步以緩和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經濟損失。 中美衝突和全球經濟放緩導致香港經濟逐漸走向衰退之時，現在這場危機正令旅遊、零售和地產業雪上加霜。據英國《金融時報》估計，自運動開始以來，香港十大富豪總共損失了150億美元，主要是因為股價下跌。因此在林鄭宣布撤回的當天，香港股市上升了將近五個百分點。 香港資產階級的不滿無疑是林鄭撤回條例的原因之一。同時中共也希望緩和西方媒體以及美歐帝國主義政府的壓力。如我們之前解釋過的，西方政府並不關心香港的人權和民主，他們只是想要利用這些議題迫使中共在經貿問題上做出更多讓步。 中共過去將香港政府作為統治香港的代理人，而非親自管控香港，從而令香港在國際貿易中得到特殊待遇，但現在由於群眾抗議的壓力，這種狀況已經改變。林鄭政府沒有實權已是越來清晰的事實。 根據流出的一條秘密錄音，林鄭在八月底閉門會見商界代表時說，她的權力「非常、非常、非常有限」。她也承認：「如果我有得選，我會第一時間辭職。」 儘管政府對這次泄密非常憤怒，但並沒有否認其真實性。林鄭已經「上了賊船」，不可能全身而退。 如何對抗中共這一幕後黑手？ 社會主義者對錄音揭示出的中港實際權力關係並不驚訝，但錄音對香港群眾的意識造成重大影響。這場鬥爭的首要敵人從來都不是傀儡港府，而是中共，因為後者才是香港的實際統治者。那麼香港的750萬群眾如何才能打敗這個強大的獨裁政權？僅靠香港自己的力量是不夠的。唯一的取勝之道是吸引中國群眾加入戰鬥。 我們不能只是「呼籲」中國群眾支持香港鬥爭，而是需要積極地將鬥爭蔓延到中國，建設中國的反威權群眾鬥爭。中國群眾參加鬥爭比香港要危險得多，例如去年佳士鬥爭的工人和年輕人為爭取組織獨立工會而遭到猛烈的國家鎮壓。所以我們不能只是說「解放香港」，因為這種局限於一城的訴求不可能得到廣大中國群眾的響應。 中國的工人或者學生可能會同情香港的鬥爭，但如果香港群眾鬥爭只着眼於本地，那麼他們最多也只是同情而已。香港群眾鬥爭如果要打破現在的孤立局面，必須要發出與現在截然不同的信息。 我們必須呼籲兩地群眾一起對抗中共政府殘酷的親資政策：終結住房危機（將開發商國有化，開始建設大量公共住房）；建設強大且民主的工會爭取工人權利，以工人階級民主管控的公共投資終結低薪、過勞且不穩定的就業狀況；推翻獨裁政權及其所服務的富豪階級，停止國家鎮壓和媒體管製。 如果香港群眾鬥爭明確、勇敢地提出上述主張，可以打破中共在內地的抹黑宣傳，得到中國群眾的巨大迴響，將鬥爭蔓延到中共獨裁政權的腳下。 實行緊急法？ 如前面所說，現在是中共和內地安全部門在指揮香港警隊。香港實際上已經進入戒嚴狀態，而且未來政府可能會正式宣布戒嚴，並採取更加嚴酷的鎮壓。現在示威大多被警方禁止，被捕人數也急速上升。自6月以來，已有至少1,200人被捕，其中超過100人被控暴動罪（最高刑期為10年）。還有其他許多示威者被控非法集結，同樣可能被判處嚴厲刑期。 警方很大程度上已經停止處理日常犯罪事件的工作，街頭的警察巡邏已經減少。3萬8千名警察（再加上冒充香港警察的中國軍警）已純粹變成鎮壓工具。 香港政府還威脅要啟動《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上次動用這部法律是在六七反英暴動時。如果啟動緊急法，特首將成為獨裁者，可以隨意進行媒體審查、監禁、遣返、取締政黨和禁止集會。政府甚至考慮過局部關閉互聯網，以封停示威者用來組織行動的網絡論壇，不過政府不太可能真的採取這一行動，因為會給香港經濟造成致命打擊。 政府「考慮」採取這一行動，本身足以說明危機之深。不過群眾並沒有被緊急法的威脅嚇倒。在林鄭撤回條例之後，政府的恐嚇宣傳無疑會變本加厲，可是現在年輕人的斗誌非常高漲，整個社會對政府空前不滿，所以政府就算正式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可能也無法改變政府和群眾運動之間的力量對比。而且如果在緊急法啟動之後迅速出現大型群眾抗議，政府的權威反而會被進一步削弱，危機會繼續加深。 中美帝國主義衝突 雖然中共或明或暗地威脅要出動解放軍，但是目前來看，軍事鎮壓仍不是最有可能的情況。 我們過去已解釋過，雖然中共有能力進行軍事鎮壓，但是現今的政治局勢（特別是正在迅速升級的中美帝國主義衝突）讓它不敢肆意而為。當然特朗普政府不關心香港的民主自由，但是如果中共公然動用解放軍鎮壓香港群眾運動，徹底打破香港的表面上的自治，那麼美國在亞洲的霸權將會受到威脅。 美國如果不做出強硬的外交和經濟回應，那麼美帝國主義及其遏製中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將面臨歷史性危機。 特朗普的國家安全顧問、反中鷹派約翰·博爾頓警告說：「國會此刻[對香港問題]的情緒非常不穩定，所以只要中國政府做錯一步，我認為就會讓整個國會大爆發。」 美國的激烈反應也部分反映出，特朗普在香港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上的多變態度令共和、民主兩黨的政治精英都感到不滿。7月，特朗普說香港的群眾抗議是「暴動」。這完全是在附和中共。還有一次，特朗普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他們必須自己解決，他們不需要建議。」特朗普的這些言論贏得了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歡心，甚至有一個支持中共的說唱樂隊把特朗普的發言放進他們的歌裏。 美國的亞洲政策立足於赤裸裸的金融和強權利益，絕非要推進各國的民主權利。美國曾在亞洲扶植眾多獨裁者：韓國的朴正熙，臺灣的蔣介石，菲律賓的馬科斯，印尼的蘇哈托。當這些獨裁政權被革命運動或者群眾壓力打垮之後，美國政府利用經濟和外交手段確保新政權依然親資和親西方政府。 可惜的是，一部分香港示威者對美國統治階級報有幻想，認為美國政府會幫助香港的運動獲勝。但實際上美國統治階級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將香港當作迫使中共在經濟和地緣政治上做出讓步的棋子。 就在林鄭宣布撤回條例前幾天，中美決定於十月重啟貿易談判。這並非巧合。儘管貿易戰幾乎不可能在短期內結束，但重啟談判的決定說明雙方都想淡化香港問題。 如何前進？ 如果是在一個「正常的」資本主義社會，香港政府面對如此巨大的群眾壓力必然早已垮臺（其實可以說「香港政府」的確已經「垮臺」，眼下真正統治香港的是中共）。 為了發動全中國的反威權群眾鬥爭，打敗中共獨裁政權，香港「革命」需要再進一步。自發的運動模式已經達到極限，現在迫切需要更加清晰的綱領和戰略，並且需要將運動組織起來從而執行戰略。運動也需要明白哪支社會力量能夠將運動組織起來，並將鬥爭輸出到中國內地──不是「納稅人」、「消費者」、「市民」，而是「工人階級」。因為工人階級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 所以社會主義者強調，需要以八五和九二九三大罷工為跳板，建設真正的總罷工。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我們需要真正的組織，需要建立民主的罷工委員會和新的工會。 香港群眾運動具有歷史性的意義。習近平政權過去奉行強硬路線，不容忍任何挑戰，但現在已經受到重重一擊。 香港以及整個中國現在就像一個高壓鍋，階級矛盾已經沸騰，只不過暫時被獨裁政權和警察暴力壓製下去。從政治上來說，今天的香港正預示着明天的中國。我們需要為群眾鬥爭找出正確的綱領和策略。 「美國操控香港抗議」是荒謬謊言 自6月香港反威權運動爆發之後，中共便大肆鼓吹說這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勢力挑動的「顏色革命」，旨在煽動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來支持國家鎮壓，同時也想藉此壓製香港抗議者、外國媒體和西方政府。 國際上有一些「左翼」（主要是斯大林主義者）相信了中共的謊言。在兩年前伊朗100多個城市爆發反獨裁抗議時，他們也說那是有美國在背後支持。 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國際上的斯大林主義者大力支持香港警察的暴行。他們說：「美國警察比這惡劣得多」。這的確是事實，但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反對所有國家的警察暴力。 那些相信中共虛假宣傳的人說，黃之鋒、李柱銘等泛民政客以及《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和美國右翼建製政客有來往，所以證明香港群眾運動是受美國操控的。但其實現在這場運動沒有領導。上述這些人物從運動一開始就被激進的年輕示威者趕到一邊了，因為這些泛民「領導人」在過去的鬥爭中一直奉行軟弱的妥協路線，令年輕人趕到失望甚至憤怒。正是因為泛民被邊緣化，運動才能發展到如今的程度（不過運動要想進一步發展，就必須自下而上組織起來，建立民選的、受群眾監督的領導層）。 童話故事 甚至連中共自己都不相信香港的群眾運動是旨在推翻中港政權的「顏色革命」，否則中共勢必不會和美國繼續貿易談判。 上個星期，中美宣布將於今年10月舉行新一輪貿易談判。兩國原本是打算在9月重啟貿易談判，而現在推遲到10月，是為了讓習近平能夠安心舉行十一慶典。特朗普顯然是藉此向習近平示好。 十一慶典不只是紀念建國七十周年，更是為了進一步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來挽救身處重重危機的習近平政權。中共黨內權鬥重新激烈化，習近平的「強人形象」也接連受到打擊，所以習近平想要藉助民族主義來穩固政權。美國如果真的想藉香港問題打擊中共，那它就會要求在十一之前舉行談判，令中共面臨更大壓力。但其實美國統治階級只是想擴大對中國的農產品出口和打開中國金融市場。 「毛派」青年慘遭迫害 中共政權一慣將自己面臨的重大政治挑戰歸咎於「外國勢力」。例如，去年爭取獨立工會的佳士鬥爭也被中共官媒說成是「受境外勢力操控」。 參與佳士鬥爭的年輕人大多是「毛派」。雖然他們在經受過幾個月的監禁和酷刑之後被迫「承認」自己是受外國勢力指使，想要推翻中共，但如果說他們真的和西方政府或情報部門勾結，那真是太荒謬了。 美歐等西方國家根本不關心中港的民主權利和工人權利。他們只關心自己的帝國主義經濟利益，只想儘量擴大本國銀行和大企業的海外市場。 全球經濟危機導致各帝國主義勢力不得不更努力地競爭世界經濟和政治霸權，所以西方政府和中共的經貿和地緣政治衝突才愈演愈烈。這也是為什麼現在西方政府開始在香港問題上向中共施壓。但這也不過是美歐政府想要迫使中共在經貿和地緣政治上做出更多讓步的外交博弈而已。 美英帝國主義 在五年前人大出臺「八三一決定」時，英國外交部曾說這是一個「可行的選擇」，但「八三一決定」要求香港特首候選人必須經過中共審核。當時英國保守黨外交大臣施維爾說，香港不可能得到「合適的民主」，中共開出的方案「總好過什麼都沒有」。英國政府當時迫切想要吸引中國的投資，所以採取了上述的親中共立場。 美國的立場也是類似。今年7月2日，美國前駐香港總領事唐偉康（Kurt Tong）在其離職演講中說，美國政府對於抗議者的暴力和破壞感到「失望」。作為美國駐港高級官員，唐偉康稱贊林鄭的「道歉」非常真誠。他還說：「我認為下一步最好的做法真誠對話，並讓所有人相互溝通」。這顯然不是在支持群眾抗議。 特朗普甚至發表過更加親中共的聲明，將香港抗議者稱為「暴徒」，並說香港問題是中共獨裁政權的「內政」。特朗普一向仰慕普京、金正恩和塞西等威權政權，所以發表這樣的聲明並不奇怪。特朗普甚至曾說中國的八九民運也是「暴動」，並贊賞天安門屠殺： 「學生大批湧入天安門廣場時，中國政府差點控製不住局面。學生很兇狠，很可怕，但中國政府強力將他們壓了下去……這顯示出強大的力量。」[美國《花花公子》雜誌採訪特朗普，1990年3月] 現在特朗普政府主要是想在美國2020年大選前和中國達成貿易協議，所以香港群眾運動對他來說只是件小事。 現在那一小部分揮舞美英國旗的香港示威青年可能還不知道自己落入了帝國主義的政治陷阱。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因參與九三罷工被解僱 發聲支持群眾抗議的工人和工會分子被解僱丶監視和恐嚇。社會主義行動成員梁禮邦是滙豐銀行的外判職員，他參與九三罷工並在媒體採訪中提出需要建立銀行業工會，隨後便被解僱。 財團白色恐怖 滙豐銀行是歐洲最大的銀行，也是世界第五大銀行。不過其80%的業務都是在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滙豐與中共獨裁政權關係密切，中國國有保險公司中國平安是其最大股東。 近幾星期，香港多間大公司聽從中共指令，嚴厲打壓參與群眾抗議與總罷工的工會和工人。有的工人只是在社交媒體上發聲支持運動，但也受到處罰。這顯示出香港大企業與威權政府間的緊密聯繫。和其他許多大公司一樣，滙豐在報紙上刊登廣告譴責群眾抗議。這也反映了資本家害怕目前的群眾抗議會強化原本力量薄弱的香港工會並使之激進化。 隨着全球經濟衰退的到來，群眾可能面臨大規模裁員丶減薪與進一步的緊縮措施。今年八月，滙豐宣布在全球裁員4000人。香港公司正利用現時的威權鎮壓來削弱工會。最近幾星期有至少20名航空業工人遭解僱，其中包括國泰港龍空勤工會副主席施安娜。 國際聲援 CWI與「全球聲援香港」運動呼籲世界各地的工運和社運人士於10月2日到各國滙豐銀行外抗議滙豐解僱梁禮邦。我們正請各國工會丶左翼組織和社運組織參加抗議，並請他們發信給滙豐銀行和當地媒體抗議香港工會和民主權利的所受攻擊。 運動致勝兩大關鍵 林鄭和中共撤回送中惡法，企圖通過假讓步分化運動，但完全沒有得逞。中共為了維護獨裁政權的權威，不甘向反抗的群眾示弱，將會繼續加強黑警暴力，甚至推動《蒙面法》打壓示威者。「黨鐵」配合黑警戒嚴，又拒絕交出831太子站黑警鎮壓的全部錄影。現在即使林鄭否認當日有人死亡，仍然得不到群眾信任，可見政權誠信已徹底破產。 中共至今不敢出軍隊全面鎮壓，一來中共非常依賴香港這座國際金融城市，作為大陸接通全球資本的窗口，以舒緩中國的債務危機；二來解放軍接管意味着群眾將拋掉「一國兩製」的幻想，有可能釀成革命局勢；三來中共害怕與歐美的衝突會惡化。但同時我們波瀾壯闊的運動已持續了三個多月，陷於膠着狀態。現在需要改變運動的模式，才能打開突破口。 反對財團白色恐怖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因為組織銀行業工會而被滙豐銀行解僱。今次事件是繼國泰航空丶香港航空後，再有大企業公然製造白色恐怖，剝奪工人加入工會和罷工的權利。由於如1998丶2003和2008那樣的經濟危機將會重臨，資本家正準備大規模裁員丶減薪和壓低工人待遇，要我們為危機埋單。他們現在打壓工會，是為了削弱工人階級反抗資本剝削的力量。因此，工人鬥爭是民主鬥爭的致勝關鍵。 自六月反送中運動爆發後，中共對滙豐動大手術。在八月，滙豐更登報「譴責暴力及破壞社會秩序」向中共表忠。可見滙豐等大財團完全站在香港民主運動的對立面。我們反對滙豐等大企業的無理解僱，支持員工組織起來鬥爭，並協助聯絡世界各國工會進行國際聲援。 如何輸出革命？ 香港無法獨力打敗中共獨裁政權，必須尋求國際連結。但我們不能寄望西方政府，而是世界各地的工會丶社運組織和普通工人及青年。因為西方政府和中共政府一樣，都只關心各自的地緣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 美歐政府現在在香港問題上頻頻向中共施壓，包括威脅要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但這只不過是為了迫使中共在經貿問題上做出讓步，加上西方群眾大多數也支持香港運動，令西方政府也感受到群眾壓力。因此，我們能夠爭取的真正盟友是中國以至世界各地的基層群眾，而不是各國的反對民主丶親財團的政府。所以向美英政府請願丶舉英美國旗，只會讓西方國家的群眾誤以為我們站在他們敵人的一方。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的群眾鬥爭，才能擊倒一個統治13億的政權。為了贏得內地工人和年輕人的支持，我們不能只是呼籲他們支持我們的五大訴求。我們也要呼應大陸反壓迫丶反獨裁的訴求：要求中港立即實現全面民主丶釋放所有政治犯丶落實成立獨立工會的權利和政治結社權丶停止媒體及言論審查。我們也要支持中國的工人丶青年和貧農的鬥爭，包括爭取八小時工作製和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公共醫療丶教育和住屋等公共資源等。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反對財團白色恐怖，捍衛工會權和言論自由 徹查警察暴力 懲處殘暴警隊 群眾對香港警隊已經完全失去信心。現在看起來，香港警隊應該已由中共直接指揮，其中混雜着大量中國公安武警，對示威者乃至路人採取令人髮指的暴力攻擊，包括虐待和性侵示威者。831太子站視頻至今仍未公布，雖然警方稱未有示威者死亡，但群眾無法相信謊言不斷的警方和政府。我們需要一個真正能夠代表運動和大多數普通勞動群眾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徹底揭露警方的暴行，從而以民主的方式重組警隊。 監警會沒有實權 政府現在只同意讓監警會調查，正是為了掩蓋真相。在撤回惡法後，中共害怕再退讓的話等同示弱，會令示威者有信心爭取餘下訴求。在《路透社》揭露林鄭與商家閉門會議的錄音中，林鄭表示自己除了三萬警察什麽都沒有，可見政府不敢得失警隊。再者，警察暴行是有系統的，包括拒絕出示編號及委任證丶假扮示威者搗亂，獨立調查意味着要由決策的高層來承擔。加上大量中國武警滲透香港警隊，明顯受中聯辦指使，林鄭豈敢成立一個機構調查自己的上級。 這本身就足以說明，現在林鄭關於通過監警會調查警方行動的種種承諾都是空談。專家組成員之一丶加拿大公民監察執法協會格裏·邁克尼利曾在一起調查中包庇警方。而監警會新增的兩名委員林定國和余黎青萍全都屬建製派。余黎青萍曾是林鄭競選辦顧問。她加入監警會之後更是說，警方不是「無端端」施暴！監警會尚未開始調查，其偏袒警方的立場就已表現出來！ 需要民主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面對持續的群眾運動和中美帝國主義衝突，不能完全排除中共可能再退一步，同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由政府成立的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只是用來暫時平息群眾怒火的幌子，不會觸及那些有罪的官員和製度，現在的沙中線調查和四年前的鉛水事件調查都是如此。 即便政府最終不得不同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也會盡力只拿少數警察祭旗。就算有警隊高層下臺，他們還是會領取豐厚的退休津貼作為補償，整個警隊依然會是中共用來鎮壓香港民主鬥爭的工具。類似的現象我們已在港鐵醜聞中見過。 真正民主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應該由示威者丶基層市民丶支持民主鬥爭的學生和工人組織丶獨立的法律和人權人士等代表組成，而非由站在運動之外的司法精英（例如退休法官）組成，更不應由政府委任。即便是曾贊成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退休法官也不可信任，例如李國能。兩年前，李國能曾說：「香港社會需接受人大常委會享有全面解釋基本法的權力」。這實際上就是認可中共對香港的威權統治和打壓。 委員會應該由民主選舉產生，並接受群眾的控製和監督。獨立調查委員會應有調查事件和檢控有罪者所需的所有權力，不受政府和法院掣肘，因為法院已明顯成為威權政府用來鎮壓群眾運動的工具，司法中立已成假象。 民主重組警隊 香港警隊現在已經完全變成中共的鎮壓工具。必須重組警隊並將它置於群眾的民主控製之下，並踢走所有支持威權統治的警察（尤其是警隊的現任高層）。 就算林鄭和中共同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運動也不可以停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曾說，在運動平息之後，可以「考慮」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是用假承諾欺騙群眾停止鬥爭，然後發動反撲，是中共獨裁政權鎮壓內地群眾鬥爭的一貫伎倆。2011和2016年的廣東烏坎抗爭就是最知名的一個例子。運動一旦解散，就難以再重新聚集起來。屆時政府會有更大的空間操控所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絕對不能為了政府毫無可信度的「承諾」就停止當前的群眾鬥爭，而必須繼續擴大運動。必須成立民主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我們絕不讓步！ 香港民主鬥爭中的女性戰士 除了街頭抗議之外，女性工人在機場丶公立醫院以及公務員的抗議重也發揮着重要作用。比起2014年，女性在反送中運動更為活躍。也正是這個原因，作為國家暴力機器的警察越加針對向女性施暴，來恐嚇參與抗爭的女性。 近期香港共三所大學學者的一項研究顯示，大多數上街進行抗爭的群眾都是三十歲以下，其中近一半（約占46％）是女性。女性站上運動前線擊破了社會對她們的性別壓迫與不平等對待，她們開始意識到女性在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丶發揮的作用可以更重要。這也是一種國際趨勢。過去幾年，許多國家都出現了反對性別歧視和性暴力的大型女性運動，例如今年發生在蘇丹的抗議行動，成功地推翻了總統奧馬爾·巴希爾。 站在反送中運動前線的香港女性示威者卻遭到前所未有的丶來自警方與反對者的性暴力與迫害。在互聯網上，女性示威者的照片被塗改，寫上汙辱性的話語，以及各種極為歧視性的言辭。 「他們不會攻擊我的觀點或其他東西，他們只是攻擊我，因為我是女性。」一位香港女學生表示，這些支持民主的女性示威者一再地受到嚴重的性別歧視攻擊。 所以女性很自然地站在現在這場鬥爭的第一線。如果這場運動失敗了，女性所受的損失也會是最大的：這不僅是因為民主權利和公義被打壓，也是因為威權統治和富豪專政會令女性面臨更大的歧視和壓迫，例如政府掠奪公共資金來填滿財團的錢包，導致幼兒托育丶長者照護和其他公共服務缺乏資金，而這些重擔大多都落在女性身上。保守的性別態度和性別壓迫紮根於威權資本主義之中，所以香港的革命必須徹底打破性別壓迫。 香港：十一上街 ！遊行毋須黑警批准！ 隨着這場歷史性革命的踏入第四個月，香港已變成警察城市。中共害怕民主運動會蔓延至大陸，挑戰其統治權力，只能靠警察作為統治工具，酷刑及濫權正不斷上演。 輸出革命至群眾 不靠外國政府 中共的策略是利用暴力和威嚇來消耗運動。香港無法獨力打敗這個世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必須尋求國際連結。但我們不能寄望西方政府，而是應尋求世界各地的工會、社運組織和普通工人及青年的支持。因為西方政府和中共政府一樣，都只關心各自的地緣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對人權民主的「關註」只是騙術。要知道，港警是接受英國訓練的，水炮車也是從德國購入的！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不過是一隻紙老虎，我們不可將希望寄托在它身上。連推動法案的共和黨右翼政客魯比奧也承認，就算法案得以通過，特朗普政府也可以無視它。如果只是禁止林鄭等官員入境美國或在加洲買樓，只具有象徵意義，並不能阻止政府的暴政。 因此，我們能夠爭取的真正盟友是中國以至世界各地的基層群眾。所以向美英政府請願、舉英美國旗，只會讓西方國家的群眾誤以為我們站在他們敵人的一方。 最關鍵是將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的群眾鬥爭，才能擊倒一個統治13億人的政權。大陸已陷入經濟危機，也有傳被欠退休金的退休士兵將會在十一上街。因此習近平才要加強鎮壓，大力禁止大陸工人組織工會，避免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挑戰極權和資本主義的腐朽統治。最近新疆集中營照片曝光，維吾爾族人被剃光頭、由武警押送的照片也令更多港人明白到今日新疆、明日香港。所以中港革命的命運是連成一線的。 為了贏得內地工人和年輕人的支持，我們不能只是呼籲他們支持我們的五大訴求。我們也要呼應大陸反壓迫、反獨裁的訴求：要求中港立即實現全面民主、落實成立獨立工會的權利和政治結社權、停止媒體及言論審查。我們也要支持中國的工人、青年和貧農的鬥爭，包括爭取八小時工作製和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公共醫療、教育和住屋等公共資源等。 遊行毋須黑警批准 在警察戒嚴的狀態下，一切和平遊行都被禁止，加上黑警瘋狂鎮壓示威者，製造暴力衝突的畫面，企圖阻嚇普通市民上街。過去三個多月以來，609、616和818的大遊行是支撐着運動的骨幹，現在是時候再次聚集民氣，向政權展示強大的民意仍在革命的一方，令運動持續下去，並且再推動真正的總罷工，將行動升級。 為了擊敗警察禁令，唯一方法是公開號召群眾抗命，堅持繼續上街，高呼黑警無權決定遊行是否合法。這一做法要向全香港人公開說明，不能隱晦。雖然民陣在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溫和泛民的壓力下，召集人只是呼籲自發「行街」。單靠這策略是不足夠的，只會將抗命的責任放在個人身上。現在需要的是強有力的集體行動。由於831和915遊行沒有做到這點，令運動欠缺集中的領導力量，陷入零散化的危機。欠缺領導層和集體方向，是運動成功的障礙。 運動踏入四個月，沒有大臺的「流水式」運動已經到達了極限。這模式阻礙了運動成功。我們的運動需要集結一個民主產生的行動委員會，無論採取什麽策略避免刑責，民陣都要公開號召抵抗警察的禁令。行動委員會應該由下而上組織起來，民主產生運動代表，讓所有示威者及團體民主決策，製定運動的方向。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遊行毋須黑警批准，建設行動委員會，號召群眾違反禁令 臺灣：庇護香港政治難民！共抗中共與財團專政！ 早在今年六月，在臺港生向臺灣政府陳情時，國際社會主義前進（ISF）便在場提出呼籲爭取《難民法》，庇護香港政治犯。時至今日香港已有1600多名抗爭者遭拘捕，設立《難民法》與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和《港澳條例》，庇護受中共迫害的香港抗議者，使其免為獨裁政權階下囚，已是刻不容緩！臺灣人民有責任用自己的力量迫使政府與立院即刻修法，告訴世界，「反獨裁、挺民主」的臺灣人民不會對香港抗爭者見死不救！ 民進黨的虛偽面目 然而，高喊「撐香港」的民進黨政府，卻藉口「避免挑釁北京」和「防堵中共間諜」，拒絕設立《難民法》。民進黨拒絕援救香港和中國的抗議者和異見人士，顯然選前高舉「捍衛民主自由」只是空談！ 民進黨政府裝扮成「抗中保臺」形象、藉以拉升支持度，而現在卻荒謬地提出「不要挑釁北京」，更突顯出民進黨在民主和民族問題上的虛偽面目。他們藉口說這是為了避免讓中共更加有理由說臺灣政府在幕後操控香港群眾運動。但無論民進黨怎樣做，中共早已將香港的鬥爭定性為「境外勢力指揮的顏色革命」。 同時民進黨聲稱設立《難民法》會便利共諜滲透。但最強大的共諜乃是親中共的財團與政商權貴，乃是那些為中共獨裁效勞的媒體、「叫獸」。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成員因抗議中天的親中共宣傳和假新聞，而被中天濫告「妨礙名譽」。而民進黨則只是以「防諜」為藉口嘗試推動反民主法案、強化國家機器的權力，以圖打擊基層群眾的反抗。 臺灣民主權利面臨的主要威脅是來自大資產階級，因為他們支持中共的威權統治。2012年，在中臺商包機送他們的臺籍雇員回臺為馬英九投票。所以我們需要民主控製臺灣的大企業，徹底公開他們和中國政府和公司的交易，而民進黨是不會這樣做的，因為它不想挑戰資產階級的利益。 民進黨拒絕設立《難民法》，實際上是為了避免觸發中共的經濟反擊，否則會令和中國存在密切商業關係的臺灣資產階級強烈不滿；同時也是因為川普政府的壓力──川普不想香港以及臺灣問題干擾美中貿易談判。可見民進黨和美帝國主義最關心的是本國資本家的經貿利益，而非香港民主，當然他們也不會真正支持臺灣的民族自決權。 「個案處理」緩不濟急 為了應付要求設立《難民法》的呼聲，行政院長蘇貞昌稱依靠現行法律也可接收香港政治難民。但數十名已前往臺灣尋求庇護的香港抗議者至今懸而未決。目前未有明確法令及正式管道讓香港政治犯隨時可來臺申請庇護，所謂依「個案處理」的做法曠日費時、緩不濟急！至於通過《移民法》變相尋求庇護，現在只有領有月薪47971元以上的白領移工或是投資六百萬臺幣的人才有「權利」移民臺灣，可見只有專業人士與有錢人才有機會利用這一渠道，而香港抗議者大多數都是基層工人和學生。 亦有民進黨支持者說，立法接收香港政治難民將加劇住房短缺問題和就業問題。論住房，臺灣有八十六萬戶空屋。論財富，單單是臺灣前35大富豪便有高達2.6兆總資產。因此臺灣不是沒有資源，而是這些社會財富遭到少數權貴把持操弄。在臺接受庇護的香港政治犯應有平等工作權（以及其他所有民主權利）。在工人民主管控的公有製和計畫經濟下，打破少數富豪精英對財富的壟斷，我們可以創造出足夠的新工作崗位，不僅能夠滿足政治難民的需要，也能解決臺灣低薪、過勞、不穩定就業以及房價高昂的問題。 推翻中共獨裁是實現香港民主的前提，也是真正實現和維護臺灣獨立的前提。要捍衛臺灣既有的民主權利與實現真正的民主，需要依靠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主張，與爭取臺中港勞動群眾和年輕人抗爭團結起來，對抗中共獨裁政權和三地的財團專製，而非將希望託付給效忠財團的藍綠白三黨。ISF主張設立中國與香港政治難民皆適用的《難民法》，保障所有來臺政治難民在臺灣享有完全平等的自由與保障，壯大對抗中共獨裁與財團專政的抗爭力量！ 禁蒙面法已令香港進入緊急狀態！ 政府通過《禁蒙面法》，企圖阻嚇示威者上街。禁蒙面法是在徹底攻擊我們的示威權（最高刑期一年），並大大升級香港威權政府的鎮壓力量。而且林鄭政府也是想藉此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步推行緊急法。政府顯然是用禁蒙面法試水溫，準備推出更多的壓迫性法律。 大部分示威者蒙面只是為了保護自己，抵擋高科技監控和人面識別。如果沒有獨裁政權的統治，那麼我們本沒必要蒙面。但在今天的香港，就連參加罷工或者批評政府的工人和工會分子也會被解僱，所以我們無疑有權保護自己免於威權政府的監控。 如果政府不想我們蒙面，那麼它為什麼不禁止使用催淚彈，為什麼不停止警察暴力？因為中共獨裁政權命令警方將暴力鎮壓升級到比過去更加危險的程度，以此顯示自己的力量。它命令不可暴露警察的個人身分，不可調查警暴事件，不可讓警方為自己的罪行而受罰。四個月來的群眾抗議令獨裁政權大受羞辱，但中共又無法大敗群眾運動，所以便以不斷升級的警察暴力作為報復。 政府為禁蒙面法辯護說，「民主」國家（例如法國）也禁止示威者蒙面。那些禁止蒙面的「民主」國家也同樣可恥！香港政府推出禁蒙面法，顯然是為了進一步強化這個已經失控的、瘋狂的警察國家，並進一步削弱示威權。但是他們不會得逞。 群眾應該公開抵抗威權惡法，就好像我們需要公開抵抗警方的示威禁令。我們需要群眾性的集體行動來捍衛自己的民主權利，而不是依靠個人行動，否則會分散抵抗的力量。群眾應呼籲全民蒙面做出反擊！ 禁蒙面法明顯是想要分化運動，孤立前線示威者。為了反擊政府的企圖，我們需要通過集體的決策開始群眾反抗。這也說明，我們需要建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讓群眾抗議更有組織。由於群眾不信任軟弱、搖擺不定的泛民領導人，自發分散的鬥爭方式在四個月前抗議開始時大受歡迎，但現在這種鬥爭方式已經走到了死胡同。 為了贏得鬥爭，關鍵是要組織起來，並將鬥爭方向轉向在工作場所和學校裏建立組織，建立罷工委員會、準備真正的總罷工以癱瘓經濟，並呼籲內地群眾和我們團結反抗獨裁政權。 需要組織罷委會 準備新一輪罷工 八五和九二的大罷工無疑創下了香港民主運動的歷史。工人階級是致勝的關鍵，但要發揮工人階級的力量就要改變現在運動的模式，將工人組織起來。在欠缺組織的情況下，過去兩場的政治罷工都沒有任何工會領導，所以工人未能發動集體的行動，而只是作為個人去請假。民主派的職工盟只是呼籲工人「自發」罷工，卻沒有真正組織和帶領工人罷工。 為了實現真正有力的罷工，工人要更廣泛、更堅實的組織起來，成立更強大的工會，並組織更廣泛的罷工委員會，讓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其中，並且召開罷工大會，民主討論和決定行動計畫。 除了五大訴求外，九二罷工和反威權運動也需要扣連至勞工、民生的議題，才能吸引更多工人加入。例如，要求停建大白象機建，並用公帑興建公屋、擴建公立醫院、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向富人征重稅，打破資本財團對經濟的操控。 在財團白色恐怖下，工會領袖和罷工工人都受到打壓。社會主義行動成員梁禮邦是滙豐的外判員工，因為成立金融及銀行業工會而被公司無理解僱。我們正在發動國際聲援行動，抵抗滙豐的白色恐怖。 運動的矛頭要對準財團獨大的專製製度。因此，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建立新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帶領運動走向階級鬥爭的路線。 工人政黨可以大大推進運動，並吸引中國工人和受壓迫群眾和我們一起鬥爭，而不是指望美歐政府。特朗普為了和習近平繼續貿易談判，未對十一香港警察的殘暴行徑做出任何指責，而是向中共的慶典表示祝賀！香港要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才能打倒中共和資本的專政。 香港：全球聲援 反對無理解僱工會分子 梁禮邦因支持民主運動，並呼籲香港銀行業工人組織新的、真正的工會而被滙豐解僱。抗議活動還揭露了香港政府和中共政權的威權鎮壓，譴責香港大財團勾結威權政府以攻擊、恐嚇和開除梁禮邦這樣富有戰鬥精神的工人。 當天，16個國家聲援者在當地的滙豐辦公室和分行外設起糾察線，亦有其他國家的聲援者傳來聲援照片和訊息。未來幾天還會有更多的聲援行動。在這場由CWI和「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帶頭的國際行動中，引人註目的包括來自北愛爾蘭哈蘭德和沃佛造船廠（Harland and Wolff）工人代表的聲援影片（點擊此處查看影片）。不久前哈蘭德和沃佛造船廠工人成功阻止企業主關廠，保住了自己的工作。另外也門薩那的工會分子儘管飽受戰爭、饑荒和貧窮的極度摧殘，也挺身聲援受迫害的香港工人。 中共企圖恐嚇、分化和消耗香港運動 香港的抗爭運動已經超過五個月，而獨裁政權的打壓越來越激烈，抗爭已經進入最關鍵的時刻！民陣召集人岑子杰再次遇襲，嚴重受傷。同一天林鄭月娥發表的施政報告，完全沒有回應五大訴求，並不斷轉移視線，借民生問題去「拓樓市」。政府企圖逐步將緊急法升級，甚至直接控製法庭，大量政治審判示威者。港鐵胡亂關站，配合政府變相實施宵禁。然而鎮壓不會平息運動，反而只會激起更大憤怒。 抗爭的致勝關鍵 黑警現時的策略是要不斷將鎮壓升級，禁止和平遊行，刻意造成各區的零星衝突。縱使群眾多月來的不懈、果敢抗爭，現時運動沒有真正的組織、民主產生及受問責的示威領導，使抗爭正面臨零散化、碎片化的風險，失去互相的協調和明確的方向，難以聚集六、七月的民氣。 當務之急是要從無大臺的抗爭方式，轉為更有明確組織、更集體的抗爭方式，並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用以互相協調示威行動，共同作出有力的升級號召。諸如7月波多黎各和最近的加泰隆尼亞運動，因為這些地方的工會和工人階級占的角色較為重要，得以號召有力的大罷工。 中共不允許香港有民主，是因為中共害怕引起大陸民眾爭相彷效香港抗爭。因此，我們要威脅到北京，就更加需要將革命之火蔓延全中國。中共和習近平外強中乾，只是在掩飾經濟問題造成的大危機。為了得到大陸基層群眾響應，只提五大訴求是不足夠的，支持中國工人罷工和組織工會權利、反對言論封鎖、反對財團操控經濟等等。 全球基層群眾團結 不要各國政府惺惺 警察例外地沒有禁止上星期在遮打花園呼籲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的集會。社會主義行動要對香港抗爭開始萌起這種親美的幻想作出警告。人權法本身只是無牙老虎，即使通過也難以對中共造成威脅。而且習近平可以借運動的親美立場向中國人煽動愛國情緒，抹黑示威者受「外國資助」。這樣只會削弱中國大陸以至世界各地反美群眾對香港運動的國際聲援。 中美雙方都是為了自己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利益而開權鬥。特朗普沒有重視香港問題，因此有時說香港示威者是「暴徒」，有時恭喜中共建國70周年，並呼籲香港示威與政府坐下來談！特朗普上周才與中共達成臨時貿易協議，並在表示該協議對香港「十分正面」（very positive）。顯然，在特朗普眼中，出售美國豬肉和大豆都比香港民主更加重要。 全球都在爆發反政府運動，香港示威者當然應站在外國反抗群眾的一方，而不是外國政府的一方。既然加泰隆尼亞的獨立運動與香港運動命運共同的，那麼反對加獨運動的美國政府，以及支持西班牙政府囚禁獨派分子13年的歐盟，怎麼可能支持香港的民主鬥爭。 香港的抗爭就要獨立於中美帝國主義之外，並且要轉向爭取國際間的被壓迫者、工會、社運等支持。早前因為組織工會及發表政治立場而被滙豐打壓的梁禮邦，獲得有300萬會員的巴西左翼獨立工會的邀請，於他們的全國大會中發言，解釋香港的抗爭與白色恐怖。全球更有26個城市的工運人士和左翼組織在當地的滙豐抗議，就是很好的例子。 社會主義行動致力推動這個方向的鬥爭和組織，如果大家都認同的話，歡迎聯絡和加入我們，一同團結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遊行毋須黑警批准，建設行動委員會，號召群眾違反禁令 香港：社會主義行動辦公室遭盜竊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辦公室於10月17日凌晨遭遇入室盜竊。6部電腦、手機、3張信用卡和工作人員的個人物品被竊。現金和信用卡被盜，損失超過20,000港元。事件發生於凌晨3點，當時辦公室有兩名同誌在熟睡。如果他們醒來並驚動到賊人，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相信賊人是利用大樓外臨時搭建的棚架，從窗戶進入6樓的辦公室。我們事前已經架設了金屬窗花，並在門外和室內安裝閉路電視等防盜措施。但這些都未能阻止賊人進入，賊人是拆除貯藏室的窗花後得以入屋。 這次爆竊可謂社會主義行動在四年半反對獨裁政權的歷史性群眾運動期間遭遇的極沉重打擊。說社會主義活動者在此時承受巨大壓力亦不足以反映真實狀況。當今香港，警察暴力和鎮壓橫行，每天都使用大量催淚彈。警察野蠻毆打示威者，並自6月份以來逮捕超過2500人。非民選的林鄭政府已經實質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將抗議者抹黑為「暴徒」和「恐怖分子」。自8月起，大部分示威活動被禁，並遭到嚴厲打壓，數以萬計對抗禁令的民眾遭警察瘋狂攻擊。社會主義行動成員與許多其他反對派團體和政黨一樣，冒上被扣上支持「非法集會」等政治罪名的風險，亦面對鎮壓、逮捕以及出庭等的威脅。政府未來會越來越動用港英時期的「緊急權力」，並進行網絡封鎖、新聞審查、禁止出版等，法院會進一步淪為政治工具，政治拘捕也會更多。 香港社會的這場鬥爭的複雜性（沒有群眾組織，沒有工人階級政黨，薄弱且躊躇不定的工會運動的情況下，對抗世界上最強大、擁有最高科技的警察獨裁）不可避免地造成該群眾運動具有自相矛盾的特徵。這次群眾鬥爭可以說是一個特殊的混合體，一方面有着英勇的群眾反抗、鼓舞人心的自發和直接行動，但同時缺乏明確的戰略和有效的組織，而思想也非常混雜。政治意識混亂的一個體現是部分群眾出現了一定的親美傾向，尋求美國政客支持，而這些政客大多為選票譁眾取寵，並非真心支持民主鬥爭。諷刺的是，中共獨裁政權某程度上鼓勵這種親美傾向，以證明自己「境外敵對勢力操控」的說法。中共也明白美國是無法幫助這場群眾運動取得勝利。 社會主義行動 – 工人階級的替代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是唯一一個致力於令是次群眾運動轉向以工人階級組織與方法為核心（譬如成立民主罷委會來進行罷工）、反對中美帝國主義、主張要有意識地將群眾運動輸出中國內地的組織。社會主義行動解釋道，除了五大訴求外，我們還要連結到工人階級與青年（香港與中國在這方面都一樣）的訴求：爭取可負擔房屋、穩定工作、終結奴役般工作條件與大規模投資公共服務，不要為資產階級大亨賺取更多利潤的可恥且浪費的大白象基建！ 我們向各地民運人士、社會主義者、工會成員呼籲給予緊急財政支援。這是為填補是次爆竊造成的損失，並加強辦公室保安，社會主義行動需要籌集70,000港元（約8,000歐元或8,900美元）。我們需要儘快這樣做，以避免在我們有史以來所面臨的最重要鬥爭中錯過關鍵時刻。若不能購置6部新電腦，我們將無法繼續製作我們四個版本（香港、中國內地、臺灣和英文版）的雙月刊雜誌。我們日常的組織遭遇嚴重破壞的風險，不僅存在於香港，也存在於我們正努力發展的、於中國內地地下進行的重要的支援工作。 這次爆竊凸顯了香港與中國社會主義者進行不懈的反極權鬥爭所面臨的問題和壓力。由於香港租金水平世界最高，社會主義行動不得不在一個貧窮的、較高犯罪率的基層地區租房。我們不能向保險索償，因為這需要向警方報案，而現在的香港警察不斷向抗爭者實行白色恐怖，因此讓他們調查我們的辦公室、質問我們的人員，會進一步危及我們的人身安全。因此，我們只能尋求世界各地支持中港工人與民主運動的同誌和支持者的援助。 香港：反對滙豐打壓工會 要求撤回解僱決定 本人梁禮邦是滙豐客戶服務團隊的外判員工，我在參與九月三日的全民大罷工期間，呼籲成立銀行業工會，並接受了傳媒採訪，因而被滙豐解僱。自反威權運動爆發以來， 今次事件是繼國泰航空、香港航空後，再有大企業公然剝奪工人的罷工權。 九月五日早上，滙豐旗下的外判公司的人事部職員約見本人，表示滙豐決定將我解僱。該職員表示，滙豐不接受員工在外間參與政治活動時透露公司的名字。這種說法根本荒謬至極。凡是組織工會必然需要公開公司的名字，這樣的限製代表剝奪員工組織工會的權利。在香港的法律條文保障下，我擁有的組織工會的自由、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都被剝奪。 該外判公司提出給予本人另一份待遇差不多的工作崗位，條件是我不能抗議滙豐無理解僱，並停止提到滙豐這間公司的名字。這等同要我接受政治打壓， 放棄成立銀行業工會。本人絕不接受此等交易。我堅決捍衛組織工會的權利，並要求滙豐撤回解僱決定，還我工會權利及言論自由。 面對中共的收編和壓力，滙豐近年不斷跪低。滙豐銀行在中聯辦的壓力下不敢再在《壹傳媒》刊登廣告。自六月反送中運動爆發後，中共對滙豐動大手術。 白色恐怖瀰漫公司 八月，中共國企中國平安銀行大筆入股，成為最大股東。及後公司傳出3名高層下臺，然後更在八月登報表忠，「譴責暴力及破壞社會秩序」，完全站在香港民主運動的對立面。 早在八月五日大罷工當天，本人已經開始派發傳單，籌組工會。公司本來沒有向我施壓，但公司經歷了內部大清洗後，白色恐怖開始瀰漫公司。 在中共直接管控香港的局面下，滙豐等各大銀行的員工日後的言論自由和工會權利恐怕會盡一步受到剝奪，沒有員工能獨善其身。我等員工若不甘屈服於中共和財團的威權打壓，必須組織起來，團結一致，奮勇抗爭。 為何群眾憎恨港鐵－－鎮壓、謀殺、白色恐怖 港鐵已受到抗爭群眾的深深憎恨。港鐵管理層密切配合中共領導的警方鎮壓，關閉車站、停止服務，絲毫不為乘客考慮。太子、元朗、沙田等多座港鐵站發生過示威者和途人被黑警和黑社會襲擊（請見地圖）。因此部分示威者故意破壞港鐵設施。逾四成車站遭受不同程度破壞，據稱損失超過5000萬元港幣。9月1日港鐵關停機場快線、配合警方壓製機場抗議時，一名股票經紀人在接受訪問也指責港鐵管理層：「我覺得港鐵不負責任。很多人像難民一樣走幾個小時才能離開機場。」社會主義行動一位成員Jackson表示：「這正是港鐵協助警察鎮壓的代價。防暴警察在港鐵站內使用催淚彈和橡膠子彈，根本是違反安全指引。」 我們可以理解示威青年的憤怒與沮喪，但破壞港鐵設施不是贏取支持的好辦法。罷工才真正能夠防止公共交通系統淪為鎮壓工具。政府手握港鐵75%的股權，但港鐵從未被置於民主公有製之下、接受群眾的民主控製。正因如此，在今次運動爆發之前，港鐵就一直推出對基層群眾非常不利的政策：1) 房地產投機，催谷房價；2) 工程醜聞，反映出港鐵高層腐敗和漠視公共安全；3) 破壞環境，令香港生態更加惡劣；4) 在2017年特首「選舉」時投票給林鄭月娥。 社會主義者主張由群眾民主控製港鐵等大公司，並為此不懈鬥爭。這些大公司的董事會應由工人和普通選民選舉產生，領取相當於普通工人的工資，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享有高額薪水與獎金。工會應該控製港鐵的日常運作，而管理人員應由公眾與工會選舉產生並受他們監督。 群眾鬥爭需要提出議題，才能贏取更廣泛的支持。大部分人能夠體諒破壞港鐵的行動，因為群眾對這個殘暴的製度感到非常憤怒。但是破壞港鐵不是長久之計，而且政府可能藉此抹黑、分化運動。運動需要面向工人階級的戰略，需要着眼於組織真正的罷工，並呼籲港鐵以及其他所有部門的普通工人團結鬥爭。社會主義行動主張爭取民主公有製和工人階級控製，因為這是終結財團專政唯一方法。 2019香港反威權運動中的同誌集會 11月16日香港同誌集會，共有六千人參加，包含許多中國人也前來參加，社會主義行動也參與其中，可惜今年同誌遊行因警察不批准路權、打壓主辦遊行自由，因此今年並沒有遊行——這是十年來首次遊行改為集會。 名叫Prima上臺發言，她帶着頭盔與彩虹口罩反對警察不批准此次遊行，並說政府推動《反蒙面法》導致同誌在集會中不能戴口罩隱藏身分，對於同誌參與集會自由的來說是一大打擊，呼籲大家向政府說任何人都有權匿名出席遊行集會。也有參與的內地人表示，他很關心香港的反威權運動，也有向親友解釋香港五大訴求並澄清中共官媒的假新聞。 由於香港正處於緊急狀態，內地的審查變得更為嚴厲，能從內地來港參加活動的人數大大減少。 中共害怕香港鬥爭的訊息會傳播到大陸，鼓舞大陸人也共同鬥爭反對專製。 儘管主辦單位沒有強調香港反威權運動，在集會尾聲，群眾自發聚集起來喊着「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根據中大調查，有88%性小眾因身分被歧視，因此需推動《反歧視法》來反擊歧視性的行為與言論。同誌權利就是民主權利不可或缺的一環，性小眾同樣遭受民主權利的打壓，1990年前肛交還屬於刑事罪，性小眾遭受到在酒吧、咖啡廳的警察恐怖，至今2019年香港性小眾性工作者還得承受警察放蛇、逮捕的恐怖。 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與集會，提出「1969石牆暴動 2019香港鬥爭，同誌權利就是民主權利，共同抵抗警察暴力」的口號。石牆暴動當時因為反對警察暴力而引發大規模同誌平權運動，最終取得重要的勝利。今天香港反黑警的民主抗爭同樣也是捍衛同誌平權。在中國、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等獨裁國家，同誌權利受到更猛烈的打壓。 1969年美國石牆，警察臨檢同誌酒吧、打壓同誌，最初只有200人的同誌突然一反常態的反擊警察，有人拒捕，有人向警察做出挑釁。圍觀的群眾向警察丟瓶子、石頭。暴動維持五天，並在暴動結束後，成立「同誌解放陣線」，此命名是有意識銜接到當時反戰運動，聲援越南反帝國主義戰爭，並提出「我們是這樣一個革命組織，……如果不廢除現存的社會製度，全民徹底的性別解放是不會實現的。」 我們需向石牆暴動學習，把同誌運動銜接到更全面的民主訴求及工人階級鬥爭，團結其他議題與地區的受壓迫者，反對資本主義帶來的壓迫。運動需團結中國工人與性小眾，他們同樣都受到專製獨裁的迫害，沒有集會自由，我們深切知道，如果不打碎中共財團專製，全面徹底的民主權利與香港同誌平權是不會實現的。 民建聯曾鈺成爆建製派嚴重分裂 曾鈺成是民建聯的創黨成員，亦是香港建製派的重量級人物，不過他亦以相當程度的獨立思想而見稱。他最近接受法國學者Jean-Philippe Béja訪問，期間透露了統治階級當中的嚴重分裂。 根據曾的講法，現時的危機當中有4個主要參與角色：示威者、公眾、港府與北京。訪談在10月進行，那時政府剛剛通過《禁蒙面法》。曾鈺成表示「社會相當大部分」都支持示威行動。 「我們最大的問題在於港府是4個角色中最弱的一個。現時沒有強力的決策機製。特首依賴強硬派，但沒有政治人物能夠承擔責任。」 曾鈺成同意今次是「香港史上最大型的運動」，並指出馬後炮來說，沒有人應該會對此感到意外。政客們「早應該知道」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因為經濟不均和缺乏民主而對政府感到憤怒。 曾鈺成在學生時代曾參加毛派發起反抗英殖統治的六七暴動。其弟被英殖政府囚禁了18個月。跟很多香港的前毛派一樣，曾和整個民建聯都緊貼在中共背後，支持中共轉變成一個推動資本主義，但有着超壓迫的「黨國」機關。民建聯基本上就是香港的中共，這是由於中共本身在香港沒有正式組織及活動。 曾鈺成承認親北京的建製派（包括他自己）在2014雨傘革命後採取白色恐怖來打壓民主運動，播下了今日危機的種子： 「過去5年，香港政府和許多我的建製派同事都以為我們能夠不斷勝利，但每一次，民眾都變得更憤怒。」 在這段期間，6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被褫奪資格，數以百計的人被政治審判，而且新的惡法亦被通過。 建製派促獨立調查委員會 曾鈺成呼籲作出政治讓步來化解示威，特別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來徹查警隊。不過，這個訴求被「強硬派」否決，實際上暗指中共政權。 他說「差不多所有人」，包括民建聯領導層（只在私底下），都在遊說林鄭月娥採取這種策略。曾說「這是唯一一個可以滿足的訴求」，當然這變相說真普選的訴求是天方夜譚。 「其實並不是警察不讓她這樣做。林鄭月娥解釋警察的士氣已經非常脆弱，政府其實做不了事麼事情能夠進一步打擊（他們的）士氣。可能她對北京說要提升警隊士氣，因此中央政府就高調支持警察。」 實際上，中共政權現時視任何對警察的質疑都是紅線。警察成為了禁衛軍，負責慢性推動六四鎮壓，以免需要動用解放軍。因此，雖然大多數本地資產階級建製派都想接受這個訴求（當然是非常有限地），最終方案都被北京否決。 香港的統治菁英正陷入史無前例的危機，不過這不代表我們可以幻想他們能夠帶來改變的出路。真正的民主變革只能夠透過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及戰鬥來實現，並將權力從資產階級及捍衛他們的獨裁政權手中奪取過來。 建製派在區選慘敗 反威權運動在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得勝。民主派贏得了388席（上屆有126席）而建製派只得59席（上屆298席）。選票分布方面，民主派奪得57%選票，而建製派奪得41%。在單議席單票製下民主派奪得九成議席。 沒有六月爆發的這場運動，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旗開得勝。運動爆發至今超過五千名示威者被捕，其中三分之一的年齡低於18歲。受傷人數超過二千，有三名年輕人被槍傷，其中一人只有14歲。現在反對警察暴力成為了運動的重點訴求。 歷史性選舉成績 今次投票率高達71.2%，遠高於2015年區議會選舉的47%和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58%。投票人數方面，今次人數為294萬，上屆區選則為147萬。大量年輕人成為新登記的選票，而大量票站在早上已經出現人龍。 上屆泛民在十八區議會裏都是少數，現在控製了十七區議會。除了有8席非民選當然議席的離島區外，其餘十七區都由泛民奪得多數議席。在西貢、大埔和黃大仙區，泛民奪得全部議席。過去幾個月，警察多次在黃大仙區瘋狂發射催淚彈以及施用暴力，引發多次警民衝突，因而民怨沸騰。 區議會向來權力弱小，而且各黨派都在選舉中淡化政治，只關註所謂「地區工作」，讓建製派容易用蛇齋餅粽及地區網路收買選票。今屆選舉打破了淡化政治的選舉傳統，變相成為了一場是否支持示威及反對政府鎮壓的公投。所以選舉結果可謂摑了中共一巴掌。 中共面對更大麻煩 政府和中共更難結束現時的政治危機。在十月四中全會後，北京明顯要求港府和警察更強硬對付香港示威者，甚至有計劃製造一場香港版六四，務求達到震懾效果以結束運動。但在建製派選舉大敗後，短期內這計劃難以實現了。 由於特首小圈子選舉的1,194票中，區議員選委占了117席。在全票製下建製派之前控製了這117席，現在將由泛民控製。有傳中共本來打算在2020年要林鄭辭職，並安排一名民意相對較高的人上任。但現在中共更難操控小圈子選舉，使其如意算盤更難打響。 過去六個月由硬推送中條例開始，政府不斷計算錯誤。林鄭承認自己的錯失造成「大災茌」。在區選大敗後，她又指政府會認真從選舉結果中深切反思。但林鄭被中共禁止向市民作出任何讓步，我們絕不能指望政府會作出改善。 習近平政權害怕作出讓步等同示弱，會鼓勵大陸群眾組織起來並提出自己的訴求。中國工人和青年的民怨與香港幾乎一樣：低薪、就業不穩定、不人道的工時、瘋狂的樓價、汙染問題嚴重、打壓所有反對派的獨裁政權。 建製派怪責林鄭 政府及建製派如期舉行選舉的決定似乎又是另一次的大失預算。在區選前一刻，政府及建製派還在猶豫是否取消選舉（這變相是一場政變），但因為害怕取消選舉再引發對示威運動的同情，並增加國際壓力，因此最後如期舉行。建製派都知道選情不利，但沒想過會發生如此大災難。建製派在今次明顯也有部署作出大動員，因此得到117萬票（比上屆多了33萬票），而上屆全港投票人數也只有147萬，可見今次投票率奇高是建製派慘敗的關鍵。現在可預計建製派落選人會相繼譴責林鄭令他們「失業」，並造成這場主權移交以來最大的危機。 民建聯由119席落得只有21席，主席李慧瓊提出辭職，但由於無人想接任而被勸阻。工聯會更由27席慘敗至4席，比小黨自由黨的5席更少，喪失建製派第二大黨的地位。 今次選舉結果對港府和中共政都是重挫，也會波及中國大陸的民眾和中共黨內權鬥。中共經常將香港示威者只是一小撮暴徒，沒有社會大眾支持，但今次選舉結果徹底證明這是錯。現在無論中共如何封鎖網路，大陸網民都會看到香港的選舉結果，使中共的抹黑效果被大大削弱。 但有些其他因素亦會有助於當局重新挽回局勢。部分泛民主派的領袖可能會受到當局和資本家的壓力所影響，會去為抗爭運動降溫。在今次區選中，泛民之中大贏家就是拿下了91席（從上屆的43席）的民主黨。該黨過去有着與中共代表臺底交易，並阻礙民主運動的的黑歷史。 民主黨主席胡誌偉表示要修補社會撕裂，這反映了該黨的心態。我們要小心泛民的妥協派（雖然暫時被運動邊緣化），會利用現在自己在選舉中所獲得的更有利位置去擴大影響力，嘗試將運動從群眾行動引導至「談判」的方向。抗爭必須要防範這個威脅，因為他們會將運動帶回過去失敗的道路之上。而我們以下會解釋道，為什麼運動要有基層的民主組織才能真正防範這個威脅。 將鬥爭升級 香港的群眾抗爭需要升級，並利用區選的有利結果乘勝追擊，為抗爭註入大量力量。只有打敗中共獨裁，才能實現五大訴求並終結香港的專製統治，但要做到這點，運動僅僅局限在香港是不足夠的。 抗爭需要擴散到中國大陸，並連結起那些受壓迫頗的工人及青年（中共最害怕的就是他們的力量），同時亦向全世界爭取聲援。這是全球普羅勞動者的大團結，特別是那些同我們一樣正在進行偉大的群眾鬥爭的人民：智利、加泰、伊朗等。我們不能對特朗普或者歐美其他右翼資產階級政客存有幻想，他們對中國和香港的態度都是取決於商業交易而非民主權利。這條道路只有被出賣與背叛一途。 今次選舉地震正好是一個機會去重啟群眾鬥爭，現時運動急切需要一個新方向才能有勝機。抗爭需要建基於工人階級，因為這是最有能力癱瘓並推翻獨裁製度的社會力量。現在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在職場、學校和社區建立不同的民主委員會，來以更實在並有效的方法組織抗爭。 這代表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政治方向，將民主運動聯繫到工人、窮人的權利，二者缺一不可。我們並需要將五大訴求擴大，包含工人和年輕一代的各種訴求，譬如：每年10萬間公共房屋的建屋目標、大幅增加工資、全民退休保障以及8小時工作製等。 打破財團專政 資本權貴一直抵抗這些訴求。我們要普選政府的權力，讓所有16歲以上的人有投票權。而大企業及銀行將社會財富集中在一小撮權貴手上，阻止社會政策的進步，我們要將其置於民主管控下。香港權貴在中港專製製度護航下榨取巨額利潤。最近有研究指，香港首50名權富豪坐擁3千億美元的財富，而香港GDP是3620億美元 我們要將反專製鬥爭升級，認同上述方案的人請加入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我們為建設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而奮鬥，在香港、中國以至全球的群眾鬥爭中，團結所有受壓迫者對抗資本主義和獨裁體製。 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美國國會已經正式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該法案於11月20日，在參議院中一致獲得通過。這反映了美國統治菁英圈內近幾年的立場已有重大改變──變成了反中、但非撐港的立場。許多香港人期望這條法律能夠幫助於抵抗中共的鬥爭，可惜事與願違。 2014年，許多人還會帶英國國旗上街示威，主要是本土派青年。但現在，更多人帶的是美國國旗，因為大家都不再對英國抱有期望。英國右翼政府不斷對中共獨裁妥協，原因就是他們急切地希望在中國做生意，尤其因為他們即將脫離歐盟。當然，美國是超級大國，他們又能否幫助香港呢？以下我們解釋為什麼這是個殘酷的幻想： · 特朗普（臺：川普）最想要的就是跟習近平達成貿易協議，以挽救他的總統寶座。自香港6月上百萬人大遊行以來，特朗普及其代表，同意與中國談判，低調處理香港問題。對於特朗普來說，香港示威者只是「暴徒」，反而習近平不只是「好人」，還是他的「好朋友」。近期國會施壓下，特朗普被迫說出：「我們必須支持香港。」但他又補說：「我也和習近平站在同一邊。」而像是民主黨參議員舒默這類批評者，抱怨特朗普不夠明確支持香港抗爭時，最優先考慮的還是美國利益：「在人權問題上強硬對待中國也能幫助美國贏得貿易戰。」 · 特朗普甚至可能會拒絕簽署《香港人權法》，作為向習近平的讓步。中國政權已立即要求特朗普動用否決權，這顯然關繫到貿易戰的談判。中國威脅若法律通過，會對美施加貿易報復反製措施。目前看來，特朗普應該會簽署法案，否則會讓自己被指責為軟弱而不去簽署，但會將之塵封起來不去動用。由於華盛頓竭力在12月15日前達成難保不會破局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因此在計劃新關稅時，短期內香港人權法不太可能執行。可見，立下此法更多的是政治作秀而不是具體支援。 · 即使人權法生效，其影響力也不過是象徵意義的。該法會使違反人權的香港官員受到製裁，例如被拒絕入境美國、或者在美國銀行的資產被凍結。這些事情不會改變中共政權對香港的政策，但會讓習近平的政權利用來在國內煽動民族主義，以反對對中國敵人的「讓步」。 · 該法案的另一項規定是，要求對香港的自治進行年度評估，以確定在貿易和經濟方面是否應繼續與中國大陸區別對待。該條款可能會為美國政府將來撤銷香港貿易特權時先開路（香港擁有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資格，並非特朗普對中國提高關稅時的對象）。但這將是「核心選項」，能嚴重損害中國政權經濟利益，但同時減少了美國牽製中國減緩進一步取消香港自治權的動機。結果可能會使香港進一步受到專政控製，而這顯然不是大多數香港人想要的結果。 · 中國控製的新疆，維吾爾族和突厥語穆斯林遭大規模監禁，對此美國國會早已通過類似的法案。今年9月的《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是在美國參議院大動作宣傳下通過的，但此後並沒有發生太多事情。該法讓美國政治機構能把自己打扮成民主人權的捍衛者。就新疆而言，其目的是要改善美國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形象，但過去數十年發生的是名為「反恐戰爭」的災難性軍事入侵，還有2017年特朗普限製7個穆斯林國家入境等反穆斯林政策。 · 2014年美國對俄羅斯也進行過類似的製裁，但普京（臺：普丁）政權的政策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事實上，製裁引起反彈，反而讓普京得以強化民族主義宣傳。俄羅斯在敘利亞等地區的軍事地位並沒有受到削弱，反而因為特朗普的其他政策（例如今年決定放棄原本是美國盟友的庫德族民兵，任其受土耳其軍隊屠殺）而強化起來。 民主變革從來不是由統治精英和政府賜予的，尤其是美國。美國過去為了地緣政治地益而支持過很多暴虐政權，包括中共。勞動人民只能依賴自己的力量和組織，包括基層的國際團結。 荃灣中學學生組人鏈 防暴警到場毆打學生 11月20日，一批荃灣保良局李城璧中學學生早上發起學校門外的人鏈行動，但短短數分鐘已有10多名防暴警察到場驅趕，防暴甚至將一名同學拉出門外暴力毆打、一名舊生被扯下面罩，又登記學生的身份證以圖作出恐嚇。衝突令大量同學受驚及情緒低落，當日學校不能正常上課。 社會主義行動員接觸了5位參與當日罷課的中六學生，了解一下他們對運動的看法。 社（社會主義行動） 學（保良局李城璧中學學生） 社：你們為什麼要參與人鏈行動？ 學：我們是希望以行動阻截同學上課，達至學校罷課以反對今日社會充斥着警察暴力和展示爭取五大訴求的決心，但大批警察突然對場製造混亂衝突，有同學被警察打傷和受驚，事後有老師帶我們到操場安慰，那天一整天就在不安的氣氛下渡過，全校700學生約有200人參受到影響。 社：學校對於同學參與抗爭有什麼看法？ 學：其實我們的學生反修例關註組有與學校接觸，但一直沒有得到回應，所以人鏈行動是我們學生認為可以做的，但想不到警察可以瘋狂至此。其實基本上學校沒有責備同學參與行動，學校的做法是如果同學想罷課，需要向學校遞交家長信。但事實是家長大多都不贊成罷課，變相令想罷課的同學不能罷課。 社：為什麼要參與抗爭？ 學：因為已看得很清楚，是中共和林鄭製造送中條例和警察暴力，去打壓我們的民主訴求，未來社會就是中共要消滅我們。 社：政府官員經常說不要將政治帶入校園，你們對這種說法有什麼回應？ 學：那倒不如說學校不要存在於社會之內吧！政府真是會說廢話！ 社：家人對於你們參加運動有什麼反應？ 學：在家裏經常有爭吵，但想告訴他們，最近天水圍有女學生因參加堵塞港鐵的行動，被一大班藍絲圍毆，可見支持政府的人一邊說反暴力，但其實最暴力的是他們。支持罷課抗暴香港的青年仍然堅持繼續發聲抵抗暴政。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學生更積極去組織罷課行動，需要在各學校成立罷課委員會，協調各校組成聯網並發動真正能停止教育運作的罷課行動，向警暴、林鄭和中共作出有力的回應。 今天的學生在未來幾年就會變成明天的工人。如果他們現在組織起來，並學習如何作為一個集體而去抗爭，他們長大後就能將這個經驗帶到職場，建立強大的工會來抵抗資方的剝削以及中港兩地資本主義的獨裁製度。 學生和青年為甚麼憤怒？ Terrence是社會主義行動在運動招募的十九歲學生。除讀書之外還需打工，一家四口擠在月租五千六的㓥房中。 問：你怎麼會參加這次運動呢？ 答：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失敗之後，社會的氣氛頹廢許久，很少人參加在運動中，像是二零一六年反一地兩檢運動。但在今年六月十二日金鐘的抗爭中，這是歷史性的一天，當我看見群眾團結的對抗警察時的畫面很感動，也成為我繼續參加的動 問：運動中讓你生氣的有哪些事情？ 答：林鄭六月以來忽視民意，不在乎死傷了多少示威者，例如七二一時黑道攻擊示威者，林鄭月娥也對此漠視不理，八三一時疑似被打死人也不願意推動獨立調查委員會，林鄭包庇支持警察的李家超、律政司長鄭若華，縱容一切黑警暴力。網路上，親中共酸民轉貼假新聞，舉例來說，十一月十一日是警察主動槍擊無辜學生，但卻有些假新聞報導是學生先奪槍警察才自衛槍擊。另外，警察用水砲車與裝甲車高速撞向群眾！ 十三歲基元中學生Angus，他也加了入社會主義行動。 問：運動中讓你生氣的有哪些事情？ 答：港府強硬、蠻幹、罔顧民意的推動送中條例，另一方面黑警對於示威者的武力鎮壓、釋放許多催淚彈也令我憤怒。 問：運動出路在那？面對香港貧富差距的擴大，出路又在哪？ 答：罷工、罷課、罷市是很重要的，可以使得社會停擺，給政府施加壓力。我們學校共八百人，其中一百人參與罷課，在罷課運動中也提高了同學們對於政治的敏感度。 另外，港府只是中共的魁儡、聽命於中共的指令，我認為若果中共不倒臺，香港是無法爭取到民主權利的。另外面對香港貧富差距的擴大，我認為是需要提出課徵富人稅才能解決。 訪問中大基層關註組的蔡同學，當警察攻擊中大時，她也在校園幫忙。 問：你怎麼會參加這次運動呢？ 答：政府無視兩次上百萬人遊行民意，還出動催淚彈鎮壓手無寸鐵的市民，導致了至今的反送中運動。再加上政府多年的專政獨裁凌駕市民意願，如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市民要求公民提名、拒絕篩選過的選舉，引發占領街道的運動；還有二零一六年DQ民選議員。類似的事不斷發生，中共與港府一直打壓市民的政治權利，收窄言論自由，我認為必須關註這次運動，因為這可能是我們多年受壓迫以來的一次 問：運動中讓你生氣的有哪些事情？ 答：現時已經有超過四千人被捕，無數人受傷，我們失去了許多雙眼睛，有人站出來控訴警察的性暴力，記者因長期在催淚彈環境而患上氯痤瘡，衝突地區的居民每天吸催淚彈，以及許多可疑的死亡案件。警方的底線每天在降低，從胡椒噴霧到催 問：面對中共打壓民主權利，與香港貧富差距大的出路在哪裏？ 答：政治與經濟不能割裂開來理解，民眾對政治權利被剝奪感到憤怒，然而經濟也需要公義和民主。要使大家意識到政商一體架構下，受到剝削、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要摒棄以往刻苦耐勞的獅子山精神。社區和校園的組織工作，應該是打開這第一步。 警暴不息 抗暴不止 反送中運動持續半年依然猛烈燃燒，中共與林鄭當局決心與民為敵，一味依賴警察暴力鎮壓，手段越發兇狠。據報警方至今已施放超過一萬枚催淚彈，遍及橫街窄巷甚至住宅醫院，彭博消息指全港有88%的民眾（約650萬人）或多或少地曝露於催淚彈及其殘留化學品的影響下，情況駭人聽聞。此外，至本文截稿（11月23日）時，警察發射了18枚實彈、超過3200發橡膠子彈、布袋彈及海綿彈等，濫捕了超過4,500人。黑警攻擊中文大學的一天發射了2356枚子彈，而圍攻理工大學期間，則發射了1458枚催淚彈和1391發橡膠子彈。 催淚彈毒害 尤其在警察改用中國製催淚彈後，其毒性已經引起全城恐慌。催淚彈的成分在燃燒時可以產生二惡英和山埃。二惡英是難以分解的致癌物。人類如攝入大量，可引致氯痤瘡、皮膚出疹及變色等皮膚病和體毛過多，長期攝入甚至可以致癌。立場新聞記者不幸患上氯痤瘡，有消息亦指不少警察同樣如此。政府卻為了包庇警察而拒絕公開。 但顯然民眾並未被此等暴行所嚇倒，黑警失控暴力襲擊民眾的畫面反而更激發群眾的狂怒，據悉林鄭政權起初以為逮捕500人左右就能瓦解抗爭運動，但實際的情況卻是投入抗爭的民眾越捕越多，反映愚不可及的林鄭與警隊一次又一次錯判形勢。反威權運動早已超越了對送中條例的不滿而轉為針對警暴，而林鄭亦自知自己「除了三萬警察外一無所有」，以致縱容包庇黑警，黑警越發失控反過來劫持了政府，體現在林鄭早前曾言「不會『盲撐』（盲目支持）個別違法警察」後遭藍絲陣營群起批評後又急急轉變稱「堅決支持警隊「，可見警隊已有凌駕政權之上，甚至軍閥化的趨勢。以至於建製內部離心離德，連同為政府紀律部隊的消防和救護員都多次遭受到粗暴對待。 即便如此，直至現時警察依然執行着政權指示下鐵腕鎮壓的維穩任務，包括借用各種藉口禁止遊行，令群眾運動變得零碎化，同時黑警行事一天比一天更顯得瘋狂和肆無忌憚，甚至過往還要遮遮掩掩的私刑毆打示威者的行為亦變得常態化和公開化，無日無之的闖進多家大型商場，總結包括沙田新城市廣場、太古城、大埔超級城、又一城等入內逞凶，釀成嚴重血案，更在十月一日後多次以實彈射擊民眾，甚至發生了科大學生離奇因走避警暴而墮樓身亡的懸案。最近黑警甚至沖入荃灣李城璧中學校園毆打示威學生，引發學生罷課兩天。 由於這些暴行屢屢被媒體曝光而遷怒記者，多次以「反蒙面法」為藉口強行扯開記者的防毒面罩，隨意逮捕記者。印尼女記者Veby Mega Indah 在採訪的過程中被正在離開的黑警突然惡意回頭射擊擊中右眼而致失明。黑警亦多次惡意向記者群投擲空爆催淚彈、故意以水炮射向記者群等，引發記者在警察例行記者會上公開抗議警暴。 傷亡慘重 據統計，運動發展至今，已有超過2000名群眾受傷，至少10人死亡（包括自殺者和墮樓的科大生）。警察和政府信用已徹底破產，10月明報公布的民調顯示，超過半數受訪者給予警隊0分，整體評分只有2.6分。崩潰的信譽，加上對傳媒的惡意阻撓以及記者會上的連篇謊言，使得對黑警的陰謀暴行指控廣泛流傳，包括性侵和殺人棄屍等，警隊已被視為國家恐怖主義的工具。 社會主義者認同五大訴求，必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暴，否則過後警暴將常態化和合理化，香港將徹底淪為警察社會。同時我們主張由法律專業人士、人權組織成員、示威者代表等組建民主委員會，徹底重組警隊，全面追究濫權黑警，將警隊置於民眾的監督之下。 24 家族擁全港近半財富 香港新自由資本主義下，極端貧富懸殊、基層人口民不聊生乃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不過資產階級機構的「坦白」確實相當罕見。最近，香港工商專業聯會發表一份名為《十字路口上的香港──現在需要減少貧富不均》的報告，當中指出香港多個令人駭聞的貧窮數據，更為解決貧富懸殊提出政策方案。 工商專聯的報告直指香港貧富差距之嚴重，甚至傳統計算方法的基尼係數也不足以反映現實問題。24個家族總共控製了香港過半的財富，而香港最富有的50人的總身家超過3000億美元！在不計算自住物業，七分之一的人口是百萬富翁（以港幣計算）。香港是全球第二富有的經濟體，根據金融機構瑞信研究，香港成人每人的平均財富為382萬港元。另一邊廂，根據政府數字，香港有138萬貧窮人口，也就是說每5個人就有1個在貧。當然，工商專聯的報告除了揭露貧窮問題外，還提出了一些「方案」給政府參考。 公屋私有化 報告指出要處理房屋問題，建議發展棕地、農地，甚至哥爾夫球場和軍事用地，但同時卻又不反對進一步填海和開發郊野公園。表面上這是很「持平」的立場，所有可開發的土地都應該用來開發。但是在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神聖不可侵犯」之下，報告根本沒有可行辦法去挑戰私人囤積的棕地、哥爾夫球場等，所以實際效果上是為了政府一貫主張的發展郊野公園和填海（明日大嶼）作保駕護航。 報告中還提出加快公共房屋的私有化，聲稱「公屋住戶不應該一輩子作為低下階層」。公共廉價租住屋本來就是基層唯一的社會住房保障，公屋私有化卻是要求基層自己掏錢買回自己的公屋，實際令市民百上加斤。」 社會主義行動Pasha直指：「公屋私有化的目的就是要更多人推向私人市場，為地產商開拓更多樓市空間，再者亦為政府減少公屋供應提供藉口。」 另外，工商專聯的報告亦支持提高基層人士的最低工資、綜援、租金資助的金額等。表面上是良心發現的「德政」，不過卻都只是小修小補的性質，譬如對於解決老人貧窮的全民退休保障隻字不提，只是說由政府承擔額外5%的強積金。 再者，報告沒有詳細交代錢從何來的問題，政府一直以來就是以「量入為出」等藉口逃避社會保障和服務的。Pa s h a指出：「沒有大幅增加的財團稅及富人稅，資本主義下的社會服務不可能足夠的。因此，要實現如此幅度的加稅，則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抗爭，挑戰以財團利益為依歸的資本主義製度，並且將大企業和銀行民主公營。」 巴西工會大會 聲援香港民主抗爭 擁有三百萬成員的CSP-Conlutas工會聯盟是巴西最左翼的工會力量。社會主義行動成員梁禮邦最近獲邀出席CSP-Conlutas在聖保羅市舉行的年度大會。梁禮邦是一名滙豐銀行的員工，因為他支持香港的反威權抗爭，並嘗試組織工會，在白色恐怖下被解僱。 「我的訪問之旅是由社會主義行動在巴西的姊妹組織『自由、社會主義與革命黨』，以及聖保羅市教師工會所組織的。」 「大會有超過2千人參與，集合不同工會、原住民組織、性小眾等團體出席。這場大會就是要團結、討論和表決左翼和工人抗爭的方向。」 「我在第一天與其他國際代表一同發言，他們來是自最近爆發運動的蘇丹、法國、阿根廷和巴勒斯坦等地，他們亦就工人參與在各地反抗右翼政權鎮壓的狀況發言。這些地區的狀況與香港也有很多類似之處。」 「在大會期間，自由、社會主義與革命黨舉辦了關於香港民主抗爭和反財團白色恐怖的討論會，超過10個左翼政黨及團體加入討論。我的發言相當受歡迎，所有人都十分支持香港的鬥爭，但同時擔心美帝國主義可能會滲透運動，達到其政治目的。」 「CSP-Conlutas全國中央執行書記處成員Herbert發言呼籲香港人不要對美國政府存有幻想。他舉例提到敘利亞的庫爾德族人被美國出賣。香港的抗爭需要團結中國的工人才能打敗中共。」 「而來自教師工會的Souza說對於左翼鬥士參與香港民主抗爭感到鼓舞。他所屬的工會派了12名代表參與CSP-Conlutas的大會，全部都一致投票贊成聲援香港工人反抗中共獨裁的決議。」 「我遇到許多來自公共部門、金屬行業的工人，雖然不會說英語，但仍然透過翻譯指出香港與巴西反博索納羅的抗爭有共通之處。對於得到地球彼端的工人支持，我感到非常鼓舞。」 需要建立戰鬥性的工會 「其後在一個集合超過30個世界各地代表的會議上，我解釋中國並不是任何左翼或社會主義國家，而是獨裁資本主義國家。」 「來自西班牙CGT工會聯盟的代表Sandra說中國的一帶一路證明中共就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她說當局在利用民族主義來延長其獨裁政權壽命，但一帶一路亦在為中國製造新的矛盾，並打擊中國工人的利益。」 「旅程最後一站是在一所大學裏舉行會議，吸引了眾多學生、左翼份子參加，我們指出當前的政治出路是需要建立戰鬥性的工會發動工人運動，並提出獨立的社會主義綱領吸引並喚醒中國工人階級，將鬥爭蔓延到中國大陸，以反對資本主義、打倒一黨專政為目標才能取得民主。我的發言得到全場參與者的認同。」 反對政治迫害印傭 Yuli 500名巿民團結抗爭 12月初發生了一宗赤裸裸的政治打壓，為香港民主運動再蒙上一層白色的陰影。在港工作逾十年的印尼籍移民家務工Yuli Riswati被入境處遞解出境，原因明顯與她積極報導香港民主運動有關，她將運動資訊用印尼文帶給同鄉，又協助改善其他印尼家務工在港處境。 她接受媒體訪問對於運動的立場的七天后，入境處就作出打壓，不尋常地先以工作簽證問題為由上門將Yuli拘捕。儘管其後法院徹銷她的「過期居留」控罪，入境處又以她「無親無故、無地方住」為由將她押入羈留中心達29日，其間受盡不同程度的不人道對待。處方更無視任何反對聲音，阻止她聯絡律師和強迫她撤銷簽証續期申請。被受威脅和恐嚇下，Yuli無奈接受了指令並被遣返回印尼。 12月6日，在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了一場聲援 Yuli 的集會，約有500名巿民參加。在支持 Yuli 的聲音此起彼落下，社會主義行動訪問了幾名參加者，了解他們出席集會的原因。 Victor是一名30多歲的文員，他對人境處的手法尤其不滿。「我在新聞上得知事件，入境處將 Yuli 拘押在羈留中心後，一連串毫無準則、違反人權及不仁道對待的手段令我非常憤怒。我亦有參與反送中運動，我認為Yuli 都是民主運動的手足，所以我到來支持Yuli 。明顯這是一場政治檢控，我認為整件事有很多空間可改善，例如公開入境處的收押準則等。」 我們不能將她拋棄 自小在外國長大的Laurie 是 一 名家庭主婦，她因為支持反送中運動特意回來香港。她認為今次撐印尼移民工的集會很有對港人的啟發性，並提出究竟何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的問題：「很多人說南亞人不是香港人，人可以有多重身份，例如我長期在外國居住，擁有外國護照，生活文化都與外國相近，但長期在港工作的Yuli是一名穆斯林信徒，那究竟是誰才是算香港人？」「我來這裏是要告訴所有人，政府不是只打壓知名社運人士，還有很多人，例如印尼移民工，他們比普通巿民更弱勢，更多製肘下仍然勇敢站出來，所以我們不能將她拋棄，移民工的抗爭和香港現時的抗爭是連繋在一起的。」 帶上口罩的劉小姐自小在僱用家務工人的家庭裏成長，體會到社會一直存在對移民工的偏見與她自身的體驗存在極大反差。「為什麽做家務就是下等？為什麽外傭是個貶義詞？我認為社會對移民工太多誤解，今次 Yuli 事件得到這麽多人關註，是難得的正面報導，所以我站出來，就是要改變社會對移工的負面形象。」「我知道移民工面對着政府的《兩星期條例》，兩星期內找不到新僱主，就是重新負擔昂貴的中介費，令他們就算遇上惡劣的僱主都只能忍氣吞聲。我知道有僱主只給兩塊麵包作移民工的早餐，其實我們重視香港民主，爭民主爭人權，我們亦要同樣關註其他人是否有這樣權利。」 12月6日的聲援集會反映出群眾意識的改變，反對種族主義並支持國際團結。這是反威權抗爭運動的副產品。社會主義行動認為要團結 本勞及外勞 共同鬥爭並組織起來，共同為所有工人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工資、權利。我們的共同敵人，就是同一個打擊民主權利，以及嚴重歧視移民工的政府。 習帝舞劍 意在香港 在香港反送中抗暴運動繼續之時，習近平於澳門政權移交20周年之時訪澳，其在澳門的發言引起多方揣測是否含沙射影，意圖警告香港民眾。 早在習近平訪澳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戰書在一次座談會的發言尾聲脫稿發言，言詞間更露骨地指特別行政區不存在「脫離憲法的『憲製』」與「脫離憲法的『法治』」，「中央對香港和澳門的要求也是一樣」，而令人感覺到中共將借澳門政權移交20周年一事指桑罵槐。 習近平在「回歸晚宴」上的發言中，特別贊揚澳門所謂「成功實踐一國兩製」、「自覺維護憲法和基本法權威」、「自覺抵製外來干擾」云云數點，甚至出現發言時口誤將澳門錯植為「香港」，因而被視為對香港局勢的回應和警告。自反送中抗暴運動爆發之初，中共及香港建製派就一直將宣傳口徑設定於「外國勢力陰謀」論上，又稱五大訴求「違反一國兩製」、「挑戰中央權威」等，因此習近平的發言自然被理解為實質上針對「隔離埠」的香港。 此外，中共亦認為香港群眾運動其中一個原因在於香港未就23條立法所造成。香港建製派政客葉國謙出席港臺節目時認為中央對此「非常介懷」，又稱香港政府應為立法採取更積極主動的行動，同時又有多方流言指政府將準備明年立法。 同時，在習近平發言中所稱的「愛國教育」亦令人聯想到近期教育局借教師參與反送中運動而被捕一事大造文章，甚至以「使用不當教材」，乘機將遭濫捕的教師停職。教育局亦殺氣騰騰的向各學校發信，要求校方「更嚴厲處理」被判刑或被捕的教學人員，更揚言「考慮對更嚴重個案取消教師註冊」。這一系列的手段與習近平講話不謀而合，教育界中的白色恐怖氣氛已開始瀰漫。可以想象，林鄭政府為了向習近平贖罪邀功，將有機在未來藉故清洗教育界，包括卡緊大學撥款、清洗教師隊伍、以致重推國民教育。 故然，將香港群眾的不滿和反抗歸咎於「23未立法」、「國民教育缺失」故然令人啼笑皆非，而假如政府當真打算明年啟動立法或重推國民教育更是匪夷所思，但中共習近平和林鄭政府在整場運動中早已一次又一次地顯示出自己的愚蠢以及對形勢的驚人誤判，自欺欺人地相信了自己編織的宣傳謊言，令建製派在早前的區議會選舉中遭毀滅性打擊，整體局面至今無法收拾。主要是由於中共政權對港澳的政策實際上是取決於中國國內情況，中共憂慮放鬆任何一地的鎮壓都會變相鼓勵中國的民眾效法，令抗議活動蔓延到內地城市。因此加強獨裁和鎮壓被視為維護政權統治的唯一途徑。 「政治穩定」 習近平反復贊揚澳門的「穩定、團結、不內耗」，內地官方媒體及外圍喉舌甚至直言與「桀驁不馴」的香港相比，澳門是「乖孩子」。然而澳門的所謂「政治穩定」代價是近乎明目張胆的腐敗和低下的行政效率，澳門政府廉潔程度由2018年的36.4下跌至2019年的33.2分，較內地的49.1分還低。選舉投票過程中亦幾乎是公開地進行操縱，種票買票等在香港只能偷偷摸摸進行，在澳門卻幾乎是公開行動。而最近開通的澳門輕軌項目更是將上述問題充分地揭露，第一階段僅僅9.3公裏長的路線工程竟花費整整近八年時間。而工程造價估算由最初的42億元，超支至2017年底的164億元，且尙未封頂。加上工程的規劃混亂，「邊造邊改」，以澳門僅60萬人口而言這工程成本這項目被視為「世紀大白象」。 經濟上，澳門經濟亦絕非習近平所稱的「欣欣向榮」，在面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環境下，澳門今年第三季GDP按年已下跌4.5%，比香港下跌2.9%更為嚴重。其中博彩業的收縮直接導致了澳門政府財政收內大減，假如經濟下行情況持續，澳門政府每年對全民的現金津貼以彌補公共服務缺失和收買人心的舉動可能將難以為繼，積壓多年的民眾不滿一旦爆發，其效果可能比香港更為猛烈。 彭博社最近的一份報告質疑澳門青年是否如外間印象般「政治冷感」。報告引述了一位參與香港反送中運動的21歲大學生稱：「我認為澳門的經濟並不是那麼穩定，因為自香港抗議活動開始以來，賭博業的收入逐漸下降。」除了抗議活動之外，更大原因在於中國經濟放緩和中美貿易戰的影響，減低了賭場收入，而這些都不是短期問題，因此未來的博彩業將更不穩定。 而在政治上，澳門這「乖孩子」即使已「充分維護中央權威」，落實了23條、國歌法，推動了國民教育，但對政治權利的鉗製卻絲毫不見放寬，根本無意開放普選權利，甚至出現進一步收緊之勢。不僅緊隨中共懿旨拒絕外來人士入境過境，默許入境旅客在港珠澳大橋被中共綁架「送中」，更借修訂《民防綱要法》訂立所謂「謠言罪」，以圖搶先在未來群眾運動爆發之前收緊言論自由。 然而這些打壓民主權利的手段在群眾的力量前根本不堪一擊，一如香港的《公安條例》和《反蒙面法》無法阻擋群眾一樣。中共為了粉飾太平，對內宣傳上掩蓋官僚和專製的無能而急需將澳門塑造成一個「正面形象」。但未來的政治經濟危機將再一次粉碎這些謊言。香港群眾在運動中正漸漸意識到工會組織的重要性，未來澳門的群眾鬥爭亦將經歷這一階段：工人將握着社會運作的實質力量，有組織的工人罷工是對抗專製最有力的武器。並有必要建立起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與香港、大陸和國際工人階級聯繫起來，爭取工人的經濟和民主權利。 二零二零年 元旦上街 消滅國家恐怖主義 工人階級是致勝關鍵 建設戰鬥型工運 林鄭及中共政權正在實施國家恐怖主義。六月以來，警察濫捕6千多人，導致全港被捕人數已經超過在囚人數。警察拔槍、扣扳機威脅示威者逐漸成為常態，喬裝示威者混入人群中揮棍毆打也是等閒之事。從8月31日太站子懸案，到新屋嶺強姦、迫害案，以至多宗疑似被自殺、被推落樓、被跳海等案件，警方在中共命令下不能示弱，卻又無從解釋，反而大話連篇，令政府和警隊誠信早已破產。 如果林鄭在6月9日前撤回送中惡法，這場運動根本不會爆發；如果警察暴力不是如此猖狂，這場運動根本不會持續至今。正是因為獨裁政權的強硬和囂張而引發六個月的抗暴風雨。但中共政權反而認為香港人」桀驁不馴」的原因是因為打壓不夠嚴厲。因此中共正準備日後推動辱警罪、廿三條立法，以及加強控製法庭。 中共如此的統治思維令越來越多群眾也會明白到不能寄望中共自我改革，也不能寄望中共統治下的香港能有真正的」高度自治」，而只能通過革命鬥爭推翻此一政權。所以，香港的革命要輸出中國，團結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鬥爭。我們要威脅到北京，就更要將革命之火蔓延全中國。為了得到大陸基層群眾響應，只提五大訴求是不足夠的，支持中國工人罷工和組織工會權利、反對言論封鎖、反對財團操控經濟等等。 建設抗爭型工運 推動真罷工 最近各行業都掀起成立新工會的浪潮，以克服在去年八月和九月因為沒有工會而使罷工相當零散的問題，還有及後財團白色恐怖的打擊，使罷工受到挫折。社會主義行動呼籲所有工人加入工會，並使工人階級成為這場運動的核心力量。工人階級掌握經濟力量，如果發動有組織而集體性的罷工的話，將是最有力擊倒政權的武器。 工會組織必須以本行業的廣大工人利益為依歸，而不是一小撮」專業人士」的平臺。所以工會必須由下而上建基於工會成員的民主參與，通過民主討論和投票決定工會的政策和綱領。工人可以回到職場作宣傳和組織，大量招募工人加入工會，並且舉行大會集體決定罷工的日子。 工會應該集結因為支持抗暴而受資方打壓的工人，公開抵抗財團白色恐怖，而不能寄望與財團和平共處。八月和九月的罷工証明像泛民主流工會那樣祈求公司會允許工人罷工是不切實際的。不論中資和外資的工人也要抗爭。特朗普與習近平達成貿易第一階段協議，証明美國人權民主法案只是紙老虎，用來幫助美國的貿易利益而非支持民主。另外，英資的滙豐銀行的白色恐怖証明不論中資和外資都只會站在獨裁政權一方打壓民主。工會不能對外資和外國政府心存幻想。 各工會不能各自為政，必須聯合起來共同行業才有足夠力量。現在迫切需要不同工會舉行聯合大會，互相協調並製訂大罷工的日子。 不論在香港還是新疆，中共的鎮壓和箝製已經破壞了經濟。政府故意放任經濟衰退，並將經濟不景的責任歸咎在示威者身上，企圖使群眾感厭倦和疲憊，從而孤立示威者。但今天上街人數過百萬話，就証明民意仍在抗爭一方，政府的」經濟牌」不會有效。 然而，財團在未來經濟危機中，很可能會進一步打壓工人。工會要提出捍衛勞權和民主的經濟訴求，例如反對裁員、反對扣減工資、反對增加工時、要求凍結租金以減輕租戶及小商戶壓力等訴求，並且將經濟訴求與民主訴求結合起來，才能動員工人階級發動大罷工。只有組織起來捍衛工人的經濟利益，才能抵抗政府和財團的經濟消耗戰，並且能動員廣大工人階級加入鬥爭，同時消滅香港財團獨大、貧富懸殊的不義經濟製度——即資本主義體製。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工會，建設抗爭型工運 美國政府不會幫助香港反威權抗爭 經過數月的殘酷鎮壓，香港的反威權鬥爭陷入僵局。一些香港人開始正確地向外界尋求協助，不過這也包括部分的人將希望寄托在美國剛通過的《香港民主及人權法》身上。 早前我們已經報導了美國國會在11月通過《香港民主及人權法》，並初步評論對香港抗爭的影響。現在，我們會進一步剖析這部法律的虛偽與危險。讓我們認清楚誰才是香港抗爭真正的朋友與敵人。 雖然名為「民主及人權法」，但這部法律本質並非是為了民主人權的，這一點就連法律條文也承認的。法律條文雖聲稱「香港的人權對美國非常重要」（Section 3），不過條例亦賦與總統及國務卿權力以「美國國家利益」為由，豁免或終止執行所謂的製裁（Section 4）。換句話來說，決定是否會就人權問題作出製裁，歸根究柢就是基於美國統治階級的利益而非民主人權。在民主與國家利益相矛盾的狀況下，美國的親財團政權終究還是會選擇利益而犧牲人權。 實際上，我們現在已經在處於這樣的狀況。雖然特朗普已經簽署法案，但他也急於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以舒緩對美國的經濟壓力並為他年底的選舉增加勝算。中美在12月宣布達成第一階段的初步協議，此後特朗普政府對香港問題轉趨低調，變相以「出賣」香港來換取自身的經濟優勢。 在2019年爆發民主海嘯的多個國家，包括智利、加泰隆尼亞，也發生與香港非常類似的殘酷的警察暴力及政治打壓，卻不見美國政府支持當地抗爭。原因是這些國家都是美國盟友，不論是智利的右翼總統皮涅拉或是得到歐盟全力支持去打壓加泰自決運動的西班牙政府。在今天的伊拉克，民選的國會剛剛通過決議要求美國撤兵，但2003年為了「推動民主」而入侵伊拉克的美國卻拒絕接受伊拉克國會的要求。可見美國所謂「支持民主」的口號本身就是偽善的。 《人權法》亦要求國務卿所每年提交的報告，來審視香港是否獲得美國的特殊待遇，其條件卻是關於香港是否遵守美國（往往是單方面）的對外出口限製及製裁，另外則是香港有否與美國進行法律合作，包括引渡要求。這令人聯想起2013年揭露美國大規模竊聽民眾的斯諾登事件，當時港府拒絕將斯諾登引渡美國，引發外交風波。諷刺的是，美國一方面反對香港送中，另一方面卻要求香港將政治犯引渡到美國。所謂的人權法根本只是「香港美國資產階級利益法」。 再者，在對別國製裁方面，美國政府從來都有行政權力去實行的。美國歷任總統過去都使用行政命令去直接製裁、資助政變、甚至發動戰爭，包括近年製裁委內瑞拉，或發動伊拉克戰爭。可見，美國這次高調通過的人權法只是惺惺作態而已。 或者很多人會抱着「敵人的敵人是朋友」的心態，認為這部法律「有好過沒有」。但其實這種虛假的希望往往只會落得更大的失望。美國的外交史上充滿着被美國政府（為了其自身利益）背叛或唾棄的小國或人民，包括庫爾德、西藏、巴勒斯坦等。美國曾經花了20多年資助西藏反抗運動，並在印度及尼泊爾培訓數千武裝分子。但在1972年尼克松訪華與毛澤東達成歷史性協議，西藏反抗運動立即成為棄卒。原因是這符合美帝國主義當時的全球利益。 俄羅斯異見分子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在2009年於獄中身亡，美國政府訂立馬格尼茨基法（Magnitsky Act）來製裁涉案俄羅斯官員，及後更將此法推廣到全球。有人呼籲把香港及中國打壓人權的官員也加入到製裁名單。但是這些製裁軟弱無力，往往只是禁止他們入境美國、和美國企業進行貿易，或者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而已。而且製裁所適用的目標只是非美國公民的「外國人」，在中港「裸官」家屬都擁有西方國家國籍的情況下，製裁根本毫無作用。 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集體抗爭是推翻獨裁暴政的關鍵。我們歡迎草根社運的自發行動，譬如劍橋大學的學生校友要求大學褫奪林鄭月娥的榮譽學位。雖然這些行動自身並不足以改變政府政策，但至少能夠喚起大家的意識並推動新的群眾抗爭。 但是當一個外國政府實施類似的軟弱製裁，這都只是一個表面姿態而已。而且這對提升民眾意識毫無幫助，也無助於由下而上地建立運動，這些才是改變社會的關鍵。 事實證明，就算是歐美政府後來在2014年對俄國的加碼製裁，也沒能夠迫使普京在放棄吞併克裏米亞，或者停止囚禁、暗殺國內異見分子。相反，這些製裁措施反而能夠刺激起獨裁政權「抵禦外敵」的民族主義煽動，進一步打擊異己及民主權利。今日特朗普在兩伊挑起新的軍事衝突，反而幫助了伊朗獨裁政府鎮壓並化解其國內史上最大型的抗爭運動。歷史上美國的製裁就從來未曾推翻過任何獨裁政權，無論是俄羅斯、伊拉克、利比亞、伊朗、北韓等等。 美國長年透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等方式資助香港泛民勢力，而過去數十年間這些與美國有聯繫的政黨及政客一直站在在香港民運的溫和保守一方。這是因為美國並不關心香港的民主或獨立，亦不希望中國發生政權更迭。其目的只是想弱化中共政權，而非倒臺，因為反而會影響區內的「穩定」，打擊美國企業在華的利益。 因此，香港的抗爭運動並不能夠對美國及西方國家政權存有幻想。如果香港的民主抗爭與反民主的美國帝國主義同一陣線，並與右翼種族主義、性別主義政客（如特朗普）結盟，成為其「民主面紗」，這會將世界各地的抗爭青年和勞動大眾拒諸門外。我們所需要的「國際戰線」，是國際間的社運、抗爭者、工會、勞動者的團結，尤其是中國廣大被剝削、打壓的工人階級，這些人全部都在為了改變製度而戰鬥，而我們當然需要他們的支持。只有連結起中港兩地乃至全世界的工人群眾，我們才有推翻中共獨裁的希望，以及終結其賴以統治的資本主義製度。 新冠肺炎肆虐 疫症危機惡化！ 源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現正以驚人的速度蔓延。中港兩地的民眾都近幾陷入恐慌。隨着疫症加速蔓延，加上醫療專家警告病毒的傳染性正在增加，使其他地區更為擔憂。由於政府封鎖資訊，使中國大陸的疫情更加惡化。由於過去在沙士、毒奶粉、假疫苗處理危機的手法惡劣，政府普遍不受民眾信任。 就連習近平政權都承認疫情「嚴峻」。在中國之外，約20個國家出現確診個案。而國內的確診及死亡個案不斷攀升 。直至現時為止有80人死亡，2,700確診個案，兩天內增加一倍。與過去一樣，政府最初對疫症的反應是封鎖新聞、屏蔽網路資訊，根本是徹頭徹尾的罪行。當局嚴重低估了疫情的嚴重性，因為政府關心的只是「維穩大過天」。許多網民在社交媒體要求撤換並懲處武漢的領導官員，因為自12月第一宗案例確診以來，他們呆等消息、按兵不動，為的就是不打擾1月初舉行的湖北省人大政協會議！控製疫情的寶貴時機被白白錯過了。根據香港大學病毒學研究專家管軼所言，控製疫情的黃金機會已過，現在連封城防疫的手段的作用也很有限。 事態發展的速度驚人。1月20日首次確認人傳人的感染個案，而三日後當局決定將武漢封城，禁止出城的交通。再三日後，當局進一步封鎖超過20個城市，受影響的民眾超過6,000萬人。火車、飛機、渡輪、巴士全部停駛，車站由武警駐守。 習近平及黨政高層被迫要親自坐鎮指揮抗疫工作。由於專製政府的下層癱瘓，完全未能作出即時回應（這個狀況比起2003年沙士危機更嚴重），這是因為地方官員皆抱着「不做不錯」的心態，生怕會讓獨裁政權丟臉。「習皇帝」集大權於他一人手上，使地方政府沒有北京的命令皆不敢輕舉妄動。 香港政府也依循了同一個規律做事，完全作為一隻被擺佈的扯線公仔，沒有任何獨立決策的能力。林鄭政府的反應比其他中國城市更為遲鈍，在更遲的時間才落實禁止中國高危地區的旅客入境等緊急措施。在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政府皆呼籲國民穿戴口罩的時候，香港政府卻拒絕呼籲市民穿戴口罩。衞生署署長陳漢儀更說，市民參與普通社交活動時並不需要戴口罩。港府去年10月訂立的《禁蒙面法》，但被高等法院判決違憲，現在為保面子，在疫症蔓延的狀況下仍堅決進行上訴。 醫療系統長期資源不足，現在急需大量額外資源來應對危機。現在有工會號召2月3日進行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這場罷工，並呼籲各行業的工人、工會以及正式成立工會的籌委動員工人。我們反對警隊加薪，並將公帑投入到抗疫的緊急措施，包括為醫療人員提供充足的保護裝備（據報衛生署有超過1,000萬口罩庫存，但公立醫院的前線員工卻沒有足夠的N95口罩）以及有足夠的隔離病房。我們要求政府採取措施禁止任何囤積炒賣，包括口罩或食物，並要求政府撤回對於《禁蒙面法》的上訴。 現在應該全面封關，禁止任何人經中國入境香港（不論是中國內地居民還是旅經中國的旅客），立即停駛高鐵，防止疫症蔓延。同時，社會主義拒絕本土派利用今次症疫，製造針對大陸人的族群主義排外情。任何種族的人都可以感染新冠肺炎，成為受害者。 香港工人及工會需要互相支援，在每一個職場成立抗疫委員會，選舉員工代表與管理層談判，確保企業採取具體措施，將員工及公眾健康放在第一位。 員工亦應有權拒絕在疫症期間到中國公幹，並有在家工作的權利，或是彈性工作時數來避免繁忙時段的人群聚集。我們不能夠相信政府或老闆會顧及我們的利益。我們需要抗爭來爭取這些權利，透過組織和發展工會及職場委員會。企業應該要為所有員工提供口罩、消毒設備、改善清潔、以及在受薪時段進行資訊會議。 香港工人和工會也應該支持中國大陸工人相應的行動，去改善他們的權益，並組織工會去爭取充足的保障及資源來渡過危機。在武漢等疫症城市裏，醫護員工在缺乏資源下的艱難狀況下付出的努力與犧牲，都讓我們悲憤。香港表達的工人聲援，並且示範在職場建立委員會，都能夠啟發中國大陸工人為自己的權利去抗爭。當政府明顯已經不可依靠時，由下而上組織的集體行動就是對抗這場疫症危機的最強力量。 香港的工會應該立即動員並就以下訴求抗爭： 在所有公司成立抗疫委員會 再瞞疫情 引火自焚 新冠肺炎疫情對中港的影響 顯然，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徹頭徹尾的證明了，中共獨裁政權根本完全沒有汲取十七年前非典型肺炎疫病的經驗教訓，再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重蹈復轍。而這次所造成的危機和影響，更遠比沙士嚴重得多。 首先在疫情本身，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能力遠遠強於沙士，整場沙士疫情全球共約八千宗感染病例，而現時（二月九日）中國國內確診病例已達37251宗，過去數天確診病例每天新增三千宗新症，意味着僅三天所出現的新感染病患就多於沙士半年的全球感染數字。加上這種新型病毒有着極強的隱匿能力，如有感染者無任何病徵，以及在十四天的潛伏期間已有着傳染能力，而造成大面積的社區傳染。 對香港而言，林鄭倔強而偏執地拒絕全面封關，雖現時未開始大規模社區傳染，但已見端倪。已有近期無出入境紀錄的港人染病個案出現，基於病毒極強的隱匿傳染力考慮，袁國勇表示一旦香港大規模社區爆發可能高達140萬人感染，以現時中國官方公布的2.1%死亡率計算將有近三萬人死亡，這表示將會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數最高的災難！ 另一方面，可以預期新冠肺炎疫情將造成比沙士更嚴重的經濟損失。中國早在去年已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上下半年貿易戰所造成的打擊，2020年的經濟環境早已不被看好。在沙士期間，中國GDP年增長速度達12%，當時仍然強勁的增長勢頭迅速吸收及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1-2%GDP跌幅。 但現時情況早已今非昔比，多家國際評級機構將對中國2020年的增長預測下調至4-5%，甚至有人警告可能降至2%。而新年伊始，中共政權就再一次搬起石頭狠狠地砸自己的腳。03年的沙士疫情尚且未有全面封城的舉動，而現時已有數十座城市被全面封鎖或半封鎖，工廠停工、店舖停業。而且疫情橫跨整個農曆新年假期這個傳統重要消費旺季，但現時全國重要城市人心惶惶，街頭行人疏落蕭條。 工業生產亦受損嚴重，各大型工業園區及工業企業叫苦連天。鴻海富士康設於深圳及鄭州工廠原計劃於2月10日復工，後來遭當地政府否決，復工無期。這表示不僅影響富士康工業園區數十萬工人生計，更波及上下游產業數以百萬計的從業員。而這並不僅限於富士康一家，亦不僅限於中國國內，韓國現代汽車生產線宣告暫停，原因是中國生產的零件供應中斷。全球旅遊業也受到影響，40家航空公司已停飛往中國的所有航班，包括美國三大航空公司，英國航空公司和漢莎航空，香港航空已宣布裁員400人及要求地勤放2星期無薪假；國泰亦要求所有員工放3星期無薪假。可以預見，香港經濟衰退的情況最遲不過八九月將會見到市面受嚴重影響。 而令人憂慮的是，中共會否為保經濟而挺而走險第二次隱瞞疫情，以求儘快恢復全國經濟活動，避免經濟衰退？尤其是眾所周知中共的所謂「執政合法性」過去二三十年大體建基於其「經濟迅速增長」之上，經濟衰退意味着「執政合法性」的動搖。因此，中共現時可謂進退惟谷：繼續停工，疫情未知何時得以控製，但必然得全面承受經濟停擺損失；強行復工，尚未得到控製的疫情將更猛烈地擴散，勢必招至全面民怨，同樣危及自身政權。習帝除了望天打卦期望疫情儘快受控讓自己得以脫身以外，無計可施。 與此同時，率先披露疫情消息的李文亮醫生之死亦觸發了中國網民要求落實言論自由的訴求運動，甚至提出了彷傚香港反威權運動的「五大訴求」，網上輿情一時失控。疫情的黑暗將會是中共專製垮臺的歷史性轉折點。這場危機所造成的損害永遠無法恢復，因此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建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運動，以一個民主工人階級綱領——一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挑戰中共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 馬克思主義者如何對待香港抗暴革命的主要口號？ 去年以來香港抗暴運動中，香港政府的徹底癱瘓、中共獨裁政權的權力受到撼動和製衡，以及群眾感受到自己能改變歷史的覺悟，都意味着香港一度陷入具有革命特徵的危機。反威權運動的激進程度以及規模，遠遠超越了過往泛民黨派及NGO社運所能承載的，釋放了群眾前所未有的鬥爭能量。 但同時，由於欠缺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和革命領導，運動的主要思想並沒有明確挑戰財團的既得利益，更遑論提出反對資本主義體製。此外，運動裏夾雜着互相矛盾的政治思想傾向，局限實現運動訴求的可能性。雖然運動看起來只是要求基本的民主權利，但即使如此，也只有推翻香港以及中國的專製資本主義體製才能實現這些訴求。因為只要中共政權一息尚存，永遠不會容忍香港實現真正的民主變革。 示威運動中湧現了新的口號，在政治上口號沒有超越泛民的雙普選框架，但群眾落實為了使運動勝利而採取的戰意，為了嘗試為行動賦予一些基本原則和方向。雖然這些口號不是由任何組織製訂出來，但它不完全是自發的，很大程度上是從雨傘運動及其後的經驗和教訓中的群眾集體總結出來。 這些口號反映着這場運動的戰略發展，有很多表現出比2014年雨傘運動時要進步得多。同時，不少口號仍反映着示威運動在思想上的弱點，欠缺一個完備的政治替代方案，部分甚至存在一些反動、破壞性的思想。中共、港府和資本家的鎮壓固然是運動的最大敵人，但記得雨傘運動是先從內部分裂、然後被政權摧枯拉朽般瓦解的。基層工人階級是唯一一個可以對抗資本菁英及其不民主製度的階級，故此只有以工人階級組織為基礎，才能確保運動經得起政治的壓力和考驗，並透過充分的內部民主的討論及決策，在復雜的局面中走正確的方向，保持堅實的力量。 自1800年代歐洲的普選權鬥爭及工會權鬥爭以來，社會主義者一直在民主鬥爭站在第一線。借鑑於我們的歷史經驗，社會主義行動在鬥爭中不會盲目吹捧運動中所有的現象，也不會像一些所謂「左翼」那樣為了不被運動的反動元素（右翼保守和種族主義）沾汙而冷眼旁觀。我們介入運動之中，就是為了釐清運動中各種現象裏面的進步和反動元素。進步的元素會推動運動向前，使其更加高度組織化，並走向建立取代專製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替代方案。我們為強化進步的元素而鬥爭，並警告群眾反動的元素會使鬥爭後退。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由反送中到五大訴求，可見群眾感受到改變體製的需要，並且希望爭取傘運中落空的真普選。現在運動的需要已經超越了五大訴求，必須要加入改變資本主義經濟製度訴求才能繼續強化起來，也一定要將運動蔓延至中國，在中國工人階級獲得迴響。 香港的運動已經進入了新階段。現在中共及其香港傀儡政權企圖利用經濟衰退甚至是新冠肺炎，造成社會恐慌和疲憊，企圖使示威運動零散化，並磨滅群眾的鬥爭意誌。運動必須與時並進，以基層勞動人民的需要為依歸，採納應對經濟危機和醫療危機的綱領，使廣大的工人階級知道運動的利益是與自己一致的。 運動中有一個極為麻煩的問題，並對運動發展造成額外的大障礙——就是有一種抗拒提出經濟訴求的氛圍，認為這是「自利」、不是為了「公義」的。這反映出工人階級尚未有組織地投入運動之中，以至反資本剝削的意識薄弱。而部分泛民甚至工會幹事都對此加以鼓勵，因為他們只是某種資本主義的支持者。在普遍的工人階級意識低落下，「香港人，加油／反抗／報仇」這句口號用身分認同代替了階級意識，作為促進團結的「靈丹妙藥」。社會主義者了解這種想法得到大眾支持的原因，但這不會改變一個事實——這種想法不會釐清使鬥爭邁向勝利所需要的是什麼。強調本土身分認同（我們明白這是對中共的反彈）限製了群眾的視野，而鬥爭卻必須成為全中國以至國際運動才能勝利。 更甚者，中共獨裁政權的民族主義及帝國主義政策引起港人意識的反彈，但基於各種原因仍未至於大多數港人支持獨立。而且不是所有香港人都會團結的，香港的中上階層和富豪都會站在中共一方，以保護他們的財產。此外，香港人的身分也局限了中國大陸人和少數族裔的參與度（例如38萬的家務移民工），也成為了建立國際工運連結的障礙。如果運動能說服國際有組織工運的支持，可以成為抗衡虛偽的外國政府的真誠堅定的盟友。將重點放在香港民族主義，甚至有可能被本土派扭曲為大陸人的排外情緒。 工人階級為經濟利益而挑戰資本家才是公義的彰顯。而且財團的白色恐怖阻礙了工人發動政治罷工，可見財團和中共是緊密勾結在一起。要挑戰財團的話，當然是奪走它們的財富，並歸公眾享有。 香港革命並不可能只在一個城市成功，除非中共面臨全國的革命反抗，否則不會向香港讓步。為了團結中國大陸廣大工人鬥爭，爭取工會權和罷工權、解封網管和報禁，反對裁員、低薪和欠交社保，都是必要的訴求。香港革命需要一個完備的革命社會主義綱領，將財富及經濟掌控權交給勞動者。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這句口號源於右翼本土派梁天埼的競選口號。在2015-16年也多次出現在攻擊大陸人的排外遊行中。梁天埼因為旺角騷亂成為運動中標誌性的政治犯，也使這句口號成為了最響亮的口號。但是，絕大部分呼喊此一口號的示威者並不是本土派支持者。 這句口號在9月開始興起，因為政權強硬和警察暴力的確令群眾對溫和改革的幻想破滅了，並且尋求更激進的革命路線。但同時，運動對於如何創造新社會並未有明確的構想，所以只求光復，不求革新。至於哪時的香港曾經有光明呢？似乎無人能解答。而將出路放在香港一個城市，「香港的革命」，只會使運動孤立，讓中共等待時機，在之後扼殺運動。唯有打破這種局限，將香港革命轉向內地以至全球的鬥爭，這場戰鬥才會成功。 對中老年為主的泛民支持者來說，光復香港意味着回復到正常的「一國兩製、高度自治」，因此並不祈求會推倒獨裁政權。在中共強硬統治下這種幻想逐漸破滅。而年輕人為主的示威者更傾向驅逐中共甚至是香港獨立，但卻未有一個實現這計劃的綱領。總體來說，大部分示威者還是認為中共政府太過強大，所以目前無法打倒，唯有先把目標朝向港府。但現實是，如果沒有中共背後撐腰，林鄭政府一早在六月已經倒臺了。林鄭並不是真正的政府，而只是扯線公仔。香港的實權在中共與資本家同盟的手中，打倒一個扯線公仔並不會改變香港真正的權力關係。中共不是我們之後的敵人，而是當下戰鬥的對象。近兩年形勢有巨大變化，中共現在面臨歷史性的內部危機，包括經濟、政治、外交以至公共醫療危機，實際上是幾十年來最弱的時候，是可以打得倒的！ 「和勇不分」 由於泛民政客多次與示威者的激烈行動割蓆，使示威者的士氣消沉、運動內部分化。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無組織的鬥爭方式可以在起初扮演進步的角色——阻止專門妥協的溫和泛民解散運動，但不能夠推翻專製政權。但很清楚最大的暴力來源是政府和警察，因此不應譴責示威者。但是，認同自衛權利的同時，不代表這本身可以成為打倒強大國家機器的可行策略。固然警察才是暴徒，示威者只是受害者。但是，以衝擊警察為基礎的戰略可以被遏製，而警察一面倒的武力優勢也會讓獨裁政權取得更多時間，使示威者自我消耗、削弱運動，讓政權及警察可以駕馭它。社會主義行動一直警告，緊急需要改變運動的方向，建立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發動真正有組織的罷工。 「和勇不分」反映了群眾對內部分裂戒慎恐懼，亟欲保持團結。的確運動發展至今仍有大部分市民理解勇武派的破壞行動，甚至受塞鐵堵路阻上班也在所不惜，並且橫眉冷對「與暴力割蓆」的政府廣告。最初「和勇不分」好像是一道有效的降妖符咒，封印着分裂運動的惡魔。 但不同派別的政治角力是客觀存在的，其互相衝突和鬥爭始終會反映在運動的分歧上。烏托邦的口號不能阻止客觀事態的發展。所以為什麼運動需要民主架構來促進對致勝的策略、戰略和綱領進行有秩序的討論。 泛民企圖站在「和理非」的群眾基礎上重奪主導權，在收割11月區選的選票利益後解散運動。本土派則企圖在「勇武派」中扎紥根，將運動帶向右翼排外和親美國特朗普（一個攻擊工人、女性、移民、性小眾和民主權利的政府）的方向，並且攻擊泛民和左翼、製造內部分化。由於群眾對任何政治組織的不信任，泛民和本土派必須步步為營，以免露出政客難看的吃相，但兩派所代表的路線、勢力還是會上下其手、明爭暗鬥地干預運動，使鬥爭變成滿足他們狹隘政治目的的工具。 在八月五日的罷工中，泛民企圖借這場準備不足的罷工消耗民氣，藉機重建官僚操控的大臺，但勇武派與警察爆發衝突，致使計劃告吹。本土派方面，也因為分裂傘運的惡行而惡名昭彰，在運動爆發之初不敢在運動中高舉旗幟，也不敢公然散播反大陸人的排外仇恨，甚至連舉港獨旗也被「和理非」因為害怕「挑釁解放軍出兵」而出手阻止。 另外，警察的監控和檢控使勇武派風聲鶴唳，而其秘密的行動方式也使其自我孤立。搞事分子滲透在遊行中製造混亂，也使「和理非」和「勇武派」之間出現戒心，「捉鬼」行動就正好反映了這一現實。經濟衰退也使中產和小商戶為主的「和理非」感受到疲憊，而對運動的熱情減退。當運動走下陂的時候，「和勇不分」的內部矛盾就會更為突顯出來。 真正的團結是工人階級的團結，因為工人階級的經濟力量和集體經驗使其具有組織新社會的力量。工人階級是唯一一個不會剝削他人的階級，其集體力量不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代表所有市民的集體利益，一起從經濟不公義、房屋短缺、低工資和奴隸般的工作條件中解放出來。運動必須改變方向，採取工人階級的鬥爭方法，包括組織真正廣大的工會和發動集體的罷工，並且採取應付資本主義危機的經濟綱領，包括反對裁員、要求凍結租金以至將物業公有化。唯有如此才能將革命貫徹到底。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示威者為了保持「團結」，強調各有各做，「條條大路通羅馬」，而避免就分歧作出爭論。這口號同樣反映出示威者希望互相包容，不要因為策略分歧而分裂運動。可是，在運動中存在一種個人主義，且忌諱討論分歧的氛圍，對辯明政治問題造成障礙。 當運動內部的分歧沒有平臺討論時，爭論往往就發生在連登或TG上。可是，中共五毛已經大量滲透在網路平臺上，企圖帶風向製造混亂和扭曲運動方向。此外，由於沒有具架構的民主辯論，很多時意見分歧會兩極化，甚至往往小眾意見被打為「分化」和「鬼」，掩蓋了有意義的政治辯論。 例如，在10月時連登廣傳了一份「臨時政府」的宣言，引起當時在商場抗議的示威者朗誦。其後傾向泛民的示威者認為這份宣言是由「鬼」傳播的，目的是給中共有藉口鎮壓。社會主義行動認為，現階段運動連群眾的民主組織都未有的時候，提出臨時政府當然是不成熟的，但我們不認為運動應因為中共鎮壓而否定革命的可能。 香港示威者的國際意識正大大提高，開始明白到需要爭取外國人的支持，不能讓運動孤立在香港一個城市。「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成為了主要的口號，大量文宣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國外的聲援行動也舉世矚目。 可是，國際戰線很大程度上是尋求外國政府的支持，誤以為外國政府和外國人民一樣會站在抗爭的一方。特別由於黃之鋒這類親美政客企圖利用國際戰線，使群眾寄託於美國人權民主法這個假希望上。我們認為美國建製派不是真誠支持香港民主權利，而只是為了收割民意及捍衛自己經濟利益耍手段。 去年六月以來，在印尼、蘇丹、智利、伊朗、伊拉克、厄瓜多爾、海地都爆發具革命性的運動，全球也有大規模的氣候運動，700萬人示威和罷課，但運動裏卻幾乎沒有提到，有時甚至仍然說討論外國運動會「轉移視線」。反而主要寄望於歐美各國政府會支持，而各地群眾都正在反抗這些政府。可見運動的國際主義意識還是有巨大的局限性。 國際戰線也引起了運動內部分歧。去年11月，有香港示威者舉行聲援加泰隆尼亞抗爭的集會。兩地情況近似，都是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壓統治，並且剝奪參選人權利，將反對派政治人物投入監牢，而且加泰的示威者明顯是受到香港鼓舞，彷效了香港占領機場的示威方式，因此港加理應不分你我、互相聲援。但親泛民的示威者反對這場集會，認為支持加獨會開罪美國和歐盟，因而使香港運動失去外國政府支持。最終，這場集會有三千多人參加，數字仍算可觀，但比起其他集會人數要少。而反動親資的政治團體為了避免國際團結的意識在香港發展，也不想香港運動尋求工人組織、被壓迫少數民族、學生和氣候運動分子的連結。香港運動的國際主義意識可說是進一步、退兩步。 社會主義行動堅持，真正的國際團結的對象，應該是世界各地受壓迫的群眾，而且香港示威者也要主動支持其他國家的運動。我們將繼續尋求世界各地的工會、社運組織和左翼議會支持香港的鬥爭。香港及中國的反專製鬥爭，就像歐洲的氣候危機和大罷工一樣，展示着資本主義無法給予哪怕是最少的民主權利以及安穩的經濟和生態未來。如果我們單打獨鬥是不能勝利的，但作為全球工人和受壓迫者鬥爭的一部分，我們將牢不可破的。 黃色經濟圈是對抗暴政的有力武器嗎？ 反送中運動發展至今，面對政府死硬不作為、冷處理應對五大訴求，群眾自行發起更多的抗爭手段。當中受到很多關註的，是「黃色經濟圈」消費者運動。此一號召甚至令香港政府官僚乃至中共喉舌媒體《人民日報》都瘋狂筆墨口誅筆伐。一時間市面上響應抗爭的「黃店」門庭若市，而被標籤為「藍店」者則門可羅雀，有力地鼓舞了群眾的抗爭士氣，以致於不少商戶紛紛在店面張貼反送中海報和標語等，大壯群眾聲勢。 政府和中共對「黃色經濟圈」的撻伐和抹黑故然可笑，同時亦反面地展示了這消費者運動的影響力。同時我們亦要理解這一抗爭方式的局限性，即消費者運動畢竟無法從根本上對香港的經濟結構造成影響——眾所周知，香港資本大財團立場一直親中共。這些財團與政府關係緊密，並控製社會上全部主要部門：交通、土地房屋、能源、電訊、大型連鎖零售。一項2019年進行的調查發現，24個富豪家族擁有了香港一半的財富。 「黃店」的困難 相對地，支持運動的主要以小店為主，而小店並不掌握本地的經濟命脈，而僅僅居於經濟鏈的下游，因此這種杯葛親中「藍店／藍企」的運動，對其實際打擊有限。大財團近半年的盈利下跌與虧損更主要的原因畢竟還是由於整體經濟因素下行所造成，包括旅遊業、貿易、主要企業新增投資的衰落。 《立場新聞》年初時曾報道過「黃圈」網店「光時」在營運中所面對的困難，包括租用營業場地、物流運輸、進貨渠道與貨源等都面臨各樣困難。這顯示了大財團以其壟斷位置與雄厚財力去扼殺小店生存空間的能力。在貨源問題上，為了維持基礎利潤以求收支平衡，有時亦不得不選擇一些中國貨源。 這些都揭示了現時「黃店」與「黃色經濟圈」在實際運作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客觀困境。因此，我們當理解這種消費者運動的限製。 打破既有經濟權力結構 「消費者運動」並非香港獨有的新運動。過去幾十年，氣候環保份子一直呼籲民眾購買環保產品，並由於為地球帶來嚴重破壞而號召杯葛使用私家車或飛機。但這個策略未能扭轉由100家最大企業所製造出來的氣候危機。要真正解決問題，我們需要接管這些大企業，而非將焦點放在個人消費行為之上。而要做到這樣，我們需要團結鬥爭打破既有的經濟權力結構（資本主義），並將其以民主公有製來取代。這個問題同樣適用於世上壟斷資本主義最集中的香港。 現在，反送中抗暴運動極需要連結到建立新的工人階級運動。由於經濟下滑，再加上新冠肺炎惡化，航空界、零售界、中小企正出現倒閉潮和解僱潮。工人階級更需要組織起來反抗，準備發動罷工行動來保護工作崗位及工資等。而反威權的鬥爭則需要以更有組織的方法來延續及強化，例如現在新工會的成立就是正確的重要一步。 疫症下工人受剝削壓迫 在資本主義的階級不平等下，新冠狀病毒肆虐下，首當其衝影響最深的就是勞動階級。根據環境衛生大聯盟顯示，全港私人公司的清潔工每日約需要35萬口罩維持，但現時供應商已經中斷訂購，存貨很快會被完全消耗。而政府食環署的外判清潔工也身受其害。清潔工人職工會組織的調查顯示，有三成食環署外判清潔服務承辦商並沒有為員工提供口罩。雖然政府在二月初表示懲教署將增產70萬個口罩分配給外判清潔工，但這也代表每名清潔工一天只能使用一個，在高度汙染的工作環境裏根本不夠。更甚者，據媒體報道很多清潔工根本拿不到口罩。很多清潔員四處奔波尋覓口罩，用私伙裝備上班。政府及雇主缺乏支援之餘，食環署更舉報沒有戴口罩上班的清潔員。更可恥的是大部分清潔員都是食環署的外判員工，外判商時有拖欠薪金的事件發生。 基本防疫用品成經濟負擔 在疫情下勞工處呼籲家務外傭休息日應留在家中。外傭每星期只有一天的休假，在僱傭同住條例下，星期天是她們唯一社交、宗教和處理個人事務一日，要她們留在雇主家中即等同刪去僅有一日例假。家務外傭最低工資只有4,630元，基本的防疫口罩在瘋狂炒賣下變成外傭的奢侈品。社會主義行動要求廢除僱傭同住條例，提供外傭充足而安全的住屋，並且確保雇主為外傭提供足夠抗疫用品。 港龍空服員工會有意發起抗爭，反對公司拒絕全面停飛中國令疫情蔓延。因為在武漢抵港的航班上工作，6名同事需要入住隔離營。國泰航空及香港航空亦分別下令員工放「無薪假」，後者更計劃裁減400名員工。 面對病毒侵襲，香港的經濟開始步入蕭條，資本家企圖將經濟損失轉嫁工人，將有更多以「開源節流」之名，要求員工放無薪假、打折扣出糧，或者直接裁減員工的事件發生。勞動階級必須組織起來，在職場建立強大工會運動，要求企業提供充足的抗疫裝備，安全的工作環境，反對強迫放無薪假、減薪、裁員，在疫症中捍衛勞權。 香港新工會浪潮 2019年的抗暴運動除了極大地動搖了林鄭月娥與中共專製政權在香港的統治威信外，更進一步催生了多年以來最熱烈的工會成立浪潮，各行各業的新成立工會如雨後春筍冒起。這顯示了群眾仍然堅定的抗爭意誌，開始意識到過去勞工權力的不足和薄弱。勞工處資料顯示，去年有25個新工會成立，而2018年只有13個。 但同時，目前新成立的工會仍在試驗性階段，很多實際仍未能真的進入職場。本地工作多年來趨於零散化的困局不會立即就能被克服過來。因此，當務之急的工作方向首要在於新工會真正在職場紮根。要達到這一點，必需以職場中的基層工人作為會員基礎，並保證工會的組織民主和定期會議，會員參與民主討論和決策。這一點在鬥爭的過程中尤其重要，鬥爭中的策略和決策應當經過全體會員的民主討論和同意。 工會角色 而這次突如其來的瘟疫突顯了在職場建立工會的迫切性。工會應當更積極和深入地強調保障員工健康和職場衛生的訴求，必要時準備發動罷工鬥爭。工會要吸引更多工人，從而成為一個實體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在這次疫情鬥爭中作出了不俗的示範。雖然罷工沒有爭取到全部訴求，但經過醫護人員聲勢浩大的罷工鬥爭後，醫管局員工陣線工會今後將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有力工會。 在新成立的工會中出現了重要的辯論——工會應依賴法律還是抗爭捍衛勞權？社會主義行動不認同新工會的重點在於「法律」工作。令人憂心的是部份新工會似乎受過往職工盟的在新成立的工會中出現了重要的辯論——工會應依賴法律還是抗爭捍衛勞權？社會主義行動不認同新工會的重點在於「法律」工作。令人憂心的是部份新工會似乎受過往職工盟的組織形式所影響，成立之初就傾向於NGO模式，強調所謂「會員福利」而遠離鬥爭。香港勞工法規本身就殘缺不堪，且明顯有利於雇主資方。工人當然要認識法律，但不應寄望法律可以保障我們的權利，而是應當通過切實和堅決的鬥爭建立實質的工會力量，奪取主動權。 新工會必需在鬥爭中建立起實質的力量，令工會真正成為捍衛勞權、反對獨裁政府、反對資本家經濟專政的有力角色。 訪問參與第一階段罷工的醫護人員 社會主義行動於2月3日（一）早上派員到了瑪嘉烈醫院的醫護人員罷工街站，聲援並訪問了罷工者。 何小姐是瑪嘉烈醫院婦產科護士。她表示需要封關，因為醫院僅有的一座有負氣壓房並用作隔離用途的大樓並不足夠。「曾經有普通病房接收了一個懷疑個案，最終該病人確診，因為擔心受感染，該病房要整個關閉了。」而因為內科病房需要接收懷疑個案，因此要騰空婦產科病房，準備接收原為內科病房的病人。婦產科的人員也有部分需要到內科病房工作，填補內科病房人員處理疫症個案的空缺。另外助產士的實習已停止，可見空間和人手明顯不足。 另一位受訪者黃小姐是九龍一間醫院的外科護士，為免被秋後算帳而拒絕透露哪一間醫院。其醫院需要接收不少懷疑個案，麻醉科和深切治療部的同事也需要處理肺炎病症，故現時癌症以外的非緊急手術，全部都暫時停止了。醫院內僅有的兩個隔離病房亦差不多滿了，故醫院打算用其他部門的病房改裝成隔離病房，但那些病房的規格並不是標準的隔離病房，所以她對其安全性很有懷疑。 另外防護裝備尤其口罩亦短缺，最高規格的Level 3口罩，只能給深切治療部和隔離病房的人員配戴。然而急症室和其他病房也可能有隱形的病人，同樣屬高危地方。但醫管局卻漠視這情況，反指Level 1口罩比Level 2口罩安全。所以她參加了罷工，希望政府和醫管局正視疫症。如果救護裝備足夠，醫護人員是很樂意與市民一起對抗疫症的。 香港：疫症期間外傭負擔更大 「因為疫情我已經兩個月都沒有休息。」來自印尼的外籍家庭傭工Seputih向《社會主義者》雜誌傾訴：「老闆答應讓我放有薪假，但實際我沒放，我為了健康不得不待在家裏，只好放棄假期。」 周日是外籍家庭傭工的法定假日，這天一直以來都是他們休息、放鬆和社交的唯一機會。現在香港政府要求他們留在家中，於是他們被永無天日地困在「職場」。有些雇主還威脅說要解僱他們，說是害怕如果星期日允許他們出門，會把病毒帶回家。但是，當家傭被雇主派去外出購物或熘狗時，這種邏輯卻弔詭地不適用了。 新冠病毒對各地工人造成了沉重打擊，這些工人承受「緊急時期」權利限縮、公司倒閉和收入損失。但是，工人階級中最貧窮、最容易受害的職業，承擔了最大的負擔。。但是，工人階級中最貧窮、最容易受害的職業，承受了最大的負擔。在香港有40萬移工，其中大部分來自印尼和菲律賓。他們面對更多的工作量、更長的工時、且更多的自由和私隱限製。儘管自我隔離對世界上許多人來說意味着更少的工作或沒有工作，但對於香港家務勞工而言，這反而意味着比以往更長的工時，而且當然是沒有加班費的。 學校關閉 Seputih的朋友、同為印尼移工的Vant說：「我現在還有很多工作，因為雇主的兒子不上學了。但是雇主夫婦還是一直上班。」 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自疫情爆發以來，一半以上的家務工人的工作量顯着增加。隨着學校關閉已經超過十周，而老年人也是最高風險的群體，照顧這些孩童與老人的負擔主要就落在移工身上。另外，由於有更多的人在家工作，這意味着工人們要受到雇主更緊密的監控。 SEPUTIH說：「我很多朋友都對這種情況感到沮喪，雇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時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麼自由都沒有，比如說如果您打電話回家鄉問候家人，就還得等雇主出門買東西。」 嚴格的僱傭同住規定（live-in rule），在平時也已經是對移工非常壓迫和侵犯隱私的法律，但在疫情期間變得更加難以忍受。根據法律，家庭傭工被迫與雇主同住，很多時候甚至沒有私人房間。如果工人不服從，那就會被罰款、監禁和驅逐出境。這意味着家庭傭工下班以後沒有另一個家可以回去。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正在經歷一種「機艙熱（cabin fever）」，長期待在狹小的空間，不可避免損害到心理健康。況且，如果您不是家庭成員，而是他們的「女傭」，那情況就更糟了。如果雇主不耐煩或突然發脾氣，家庭傭工常淪為出氣筒。對於家庭工人來說，休息甚至使用電話也變得困難重重。 Seputih說：「我很多朋友都對這種情況感到沮喪，雇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時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麼自由都沒有，比如說如果您打電話回家鄉問候家人，就還得等雇主出門買東西。」 外匯：主要收入來源 疫情加上資本主義經濟衰退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了一波經濟破壞和裁員浪潮，包括印尼和菲律賓，這給香港移工帶來了更大的壓力。移工因為擔心被解僱，所以不敢抗議現在嚴重惡化的勞動條件。他們還擔心被感染，而因此被解僱。 菲律賓過去2個月失業率急遽攀升，已經有50萬個工作崗位被蒸發。印尼政府警告，新冠肺炎危機可能導致520萬人失業，使380萬人跌到貧困線以下。這些社會沒有保障安全網或失業保險，沒有工作等於沒有收入！在這場危機爆發之前，香港的移工通常就是老家的主要經濟來源。他們要養着包括他們一年才能見一面的小孩。小孩的教育，醫療費用和生存都靠着這些母親在香港的工作。 增加工資！ 恢復移工休息日！ 社會主義行動（ISA香港支部）要求立即恢復移工的休假權，同時必須採取新政策，改變移工因為負擔不起社交空間的消費，只能被迫在天橋和公園才能聚會的惡劣現況。香港政府在任何層面，都儘量減少花費資源在移工身上。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政府投入資源建設並擴充現有的社區公共設施，讓移工學習、上網、聚集和休閒社交時，能夠有安全而衛生的環境。 由於旅遊業的崩潰，全港到處可見「幽靈酒店」，現在全港多達8萬7千個空房間。我們要求徵用房間，為移工提供每周24小時免費住宿，讓他們擺脫日常跟雇主關在一起的幽閉窘迫，作為一項疫情危機期間的緊急措施。就像其他產業的資本家，酒店業也在向政府要求紓困援助。但我們說，如果這些資源不由公共監督、不為公眾服務，那這些資本家就沒有資格從公帑中拿到補助。 我們還要求政府，目前向所有香港公民提供的1萬港幣的特別現金援助，也應該適用於移工。政府聲稱發放一次性補助的理由是為了減輕疫情的經濟影響，特別是防止零售業的經濟崩潰。不論是何種理由，很明顯把移工排除在外都是不合裏的。尤其握有資源的雇主本來應該提供口罩和消毒劑，但很多時候其實都是移工自掏腰包買的。 政府必須廢除其對待移工的吝嗇政策，首先就從廢除同住政策和「兩星期規定（two-week rule）」開始（移工被解僱超過14天而又無法續約就得離開香港）。移工法定最低工資每月僅4,630港幣，這個數字往往就是移工實際領到的平均薪水，而不是什麼最低薪水。 社會主義行動亦要求將移民納入最低工資法，一勞永逸地消除這種歧視。但即使是本地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資（每小時37.5港幣）也太低了。工會領導們不應該以什麼「成本過高」理由而反對提高移工最低工資，而應該集中在組織群眾鬥爭，以改善所有工人的條件，尤其是在目前政府為了在危機中保護資本家利益而大灑金錢的時候。 組織和戰鬥！ 像香港其他工人階級一樣，移工需要組織起來參加工會，才能集體談判、罷工和捍衛自己的權利。我們不應該讓他們獨自面對。 最近開始的香港工會浪潮仍處於早期階段，但新工會必須要向移工們伸出援手，不能僅靠各自分散的移工工會，而必須跟移工們團結在一起，在共同的組織裏一起奮鬥。他們是香港最被剝削的百分之十的勞動力，而且他們能夠分享亞洲大陸各地工人鬥爭的豐富經驗，與移工並肩作戰代表極其重要的國際聯繫，這點正是許多新興工會最常缺乏的關鍵。只有不分國籍的所有工人共同奮鬥，才能抵抗這場危機所引發的對工人權利、工作崗位和生計的侵犯。 香港：疫症下中共發動大鎮壓 中港疫情稍為放緩，加上歐美國家陷入大災難，中共發動強硬的攻擊打壓香港民主運動，企圖重新鞏固權力，扭轉去年六月以來「抗暴革命」下的被動情勢。 撕破面具 中共機關不是第一次自行釋法。前年人大就直接頒布高鐵一地兩檢的法律。這是因為中聯辦在梁振英時期形成山頭派系，加上建製黨派之間分裂，自林鄭月娥上任以來，中共感到要中央集權，避免造成不穩。中共由授權中聯辦作為代理人統治香港，改為直接由港澳辦系統直接指揮。 中共今次釋法只是在這條路線上走得更遠。中共對香港的控製從來沒有受過22條限製。現在中共只是不屑再偽裝，要撕破面具直接操控香港，藉此高姿態宣示權力，準備繞過立法會直接頒布23條立法。事後港府內部人事發生大地震，有四名政策局的局長將會離任。其中政製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被平調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因為過去他曾表示中聯辦是根據22條成立的，中共篡改歷史的過程中當然要抹除這些小痕跡。 此外，公民黨法律界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因為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上拖延國歌法立法，被中共的宣傳機器瘋狂夾擊。港澳辦發聲明表示郭榮鏗失職，明顯是為了取消他的立法會議員資格鋪路，阻止他下屆繼續參選。中共害怕非建製派在九月立法會選舉會獲得過半數而獲得否決政府法案的權力（僅此而已！），因而要全面操控選舉。 警方在4月18日進行大搜捕，以「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罪名拘捕10多名泛民主派人士，包括民主黨創黨成員李柱銘、前主席何俊仁、公民黨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社民連的梁國雄和黃浩銘等。涉及的遊行包括去年的8月18日集會、10月1日及10月20日的遊行。 這份名單上有大部分為溫和泛民老人，大部分在去年運動裏沒有任何組織和鼓動的角色。溫和泛民在林鄭上臺以來一直幻想可以「大和解」，甚至到2016-17年立法人但經歷了抗暴革命後，群眾的激進化使溫和泛民失去了與政權妥協的空間。我們早在2017年指出，中共起初的政治打壓只是針對本土派和激進民主派，但日後將會向整個民主陣營發動攻擊，連溫和泛民也不會倖免。 最近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引用去年以來一連串的炸彈事件，表示「本土恐怖主義正在香港萌芽」，籍此動用反恐條例打壓。諷刺的是，剛好前幾天，葵涌警署警長涉嫌串謀黑幫自編自導汽油彈襲擊事件而被以「妨礙司法公正」的罪名拘捕。社會主義行動反對個人恐怖主義，因為這不是有效對抗，反而給予政權籍口加強鎮壓，唯有依靠有組織的工人鬥爭方法，有意識地建立與中國工人的聯合鬥爭，才能挑戰中共及財團專製。 宣示權力 疫症下中美衝突持續升溫。資本主義危機只是剛剛開始，中美兩方面對經濟和社會災難都雙雙慘敗。中共見到特朗普在疫症中焦頭爛額，因此加強推進各方戰線：南海、一帶一路、口罩外交等擴大國際影響力，並藉着打壓香港民主權利宣示帝國霸權，重新鞏固在2019年時受到動搖的控製力。 在疫症前美國政府都不會真正關註香港的民主權利，現在自身陷入危機更加無暇理會。對美帝國主義抱有「民主」幻想的泛民及本土黨派將會再次失望。真正的國際團結力量是全世界共同抗疫的基層工人，共同反對只顧及統治精英利益的各國政府。 政府正利用疫症加強警察權力，打壓遊行集會的權利，甚至準備禁止六四集會和七一遊行。我們必須呼籲和動員群眾抵抗這種禁令。社會主義行動主張以工人階級為鬥爭中心，組織工會抵抗資本家在疫症中的經濟打壓，同時將工會重建為抗暴運動的民主組織。運動要有新的方向——建基中港工人鬥爭，當務之急是要尋求在中國同樣受到習近平專製壓迫的7億工人階級，並建立一個工人階級政黨，以挑戰獨裁製度和資本主義。 瘟疫下的香港工人階級 香港在新冠肺炎疫情打擊下已漸陷入蕭條，各行各業均驚呼朝不保夕。而香港的民眾除了要應付衛生防疫用品的額外開支，還遭受到企業資本轉嫁損失的雙重打擊。 根據香港政府公布，二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較去年同期下跌44%，屬香港史上最慘重的單月跌幅，而機場三月的載客量比去年同期下跌 91%。同時，飲食業、旅遊業、以及被勒令停業的一眾行業工人，面對行業蕭條，雇主首先選擇的是將損失轉嫁往工人身上。綜合不同的調查顯示有40-60%的工人面臨失業、無薪假、凍薪減薪等打擊。而關註綜援低收入聯盟的調查指，有88%的中小型飲食業雇主正考慮裁員或結業。 不幸的是，這只是危機的開始。經濟危機是全球性的。全球在幾星期內跌入史上最快的經濟衰退。大部分經濟學家現在預計像1930年代的大蕭條將會發生，意味着經濟將會嚴重下滑，比2008年金融海嘯情況更惡劣。香港的經濟極度依賴外來貿易及投資，意味着將會面臨重大破壞。 「共渡時艱」不過是空話 對於被迫放無薪假的工人，部分已經被迫放假達三個月之久，部分工人耗盡積蓄後只得借貸渡日，政府於財政預算案中所計劃向全民發放的一萬元現金遲遲未落實，令更多工人陷入困境。而即使能保住工作的工人，情況亦不容樂觀，裁員的陰影依然籠罩頭上，且幾乎都面對着減薪和凍薪的壓力。資料顯示，部分工人自二月起已被雇主「八折支薪」，相當於一下子減薪20%，調查顯示普遍而言，46%的基層工人平均面對約8-12%的減薪幅度，41%的工人被凍薪。 更甚者，部分企業甚至開始溫水煮蛙地進行裁員。根據《蘋果日報》報導，灣仔會展自2月起已從不同部門逐步裁員百人，即便員工主動提出減薪和無薪假等仍然被裁，員工批公司假仁假義，以分階段裁員減低工人的不滿。老闆將會用任何手段將危機帶來的負擔轉嫁給工人，唯有在每間企業和職場組織強大的工會組織才能捍衛我們的權利！ 同時，香港各大地產商面對各界要求減租或免租的訴求，一律裝聾作啞，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事實上，在眾多商戶結業潮下，堅持不減租只會令退租情況加劇，令地產資本的實際損失更大。然而，地產商不願減租的實質理由並非擔心租金收入的損失，而是由於減租會直接令物業的估價下跌，造成賬面上的捐失。 可見，無論是十七年前的沙士瘟疫、零八年危機，還是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企業與員工共渡時艱」不過是一句空話，面對經營困難，資本家首先想到的是犧牲員工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所提出的所謂「抗疫基金」政策同樣令人啼笑皆非，首輪基金的發放早被視為杯水車薪，於事無補，無助於紓緩工人壓力。而第二輪抗疫基金的計劃發放所謂的薪資補貼，漏洞百出，條件僅僅是要求申請補貼的雇主不得裁員，但對於無薪假式申請補貼後減薪卻無任何規管。勞工及福利局長羅致光更稱這「並非漏洞」，故意放任資本家合法地進一步撈取本應發放予工人的津貼中飽私囊。 面對這場世界大流行的嚴重瘟疫，政府根本對工人的困難漠不關心，一心只在乎為財團輸血。當下的全球經濟危機比1930年大蕭條更惡劣。疫症是加快整個製度進入空前危機的催化劑，但危機的真正根源是資本主義製度。這製度依賴政府不斷註入債務「吊鹽水」續命，並使多數人生命更不受保護。工人階級唯一的生存之路是組織起來向資本主義反抗。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立即向財團開徵「防疫稅」，直接資助補貼基層工人。於疫症期間，商舖及租戶全面凍租，及視情況減租或免租。需要大幅增加公立醫院的投資，並將私院的資源收歸於公共民主控製底下。保障民眾的生活優先於財團利潤，拒絕凍租的大業主和地產商，立即將其公有化，交由工人及居民民主控製。抵抗資本主義的疫苗是具戰鬥力的工會運動，而一個新的工人政黨將可以組織群眾鬥爭，以捍衛就業、生活水平並爭取建設優良的公共服務。 疫情尚未平息 經濟危機已殺到 新冠肺炎雖然沒有對香港造成巨大破壞，至今沒有如歐美失控的社區爆發，也幸運地沒有像2003年SARS的巨大人命傷亡。不過，疫情是否受控仍然是言之尚早，而且香港勞動大眾即將要面臨更嚴峻的打擊：經濟危機、失業與貧窮。 世界經濟正進入一次新的大蕭條。對上一次的大蕭條中國還是被蔣介石所統治着。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是這次經濟危機的導火線，但不是問題的根源。危機的根源正是資本主義製度的矛盾性：寄生性的金融系統取代了實體商品的生產、過低的工資導致債臺高築、各政府都在趨向於民族主義、保護主義，而國際間的合作紛紛破裂。 根據《彭博社》的分析，香港第一季的經濟出現了11%的負增長。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 最新預測香港今年的經濟會萎縮4.8%。疫情導致全球的封城政策，也包括香港的「限聚令」，使經濟活動進一步大受打擊，首當其衝的無疑是零售、飲食、旅遊、航運、酒店業等等。 已經有不少企業，當中包括大型航空公司，進行裁員、強迫無薪假、減薪等等。根據政府官方數字，自去年6月至今年3月，由2.8%飆升至4.2%，創下九年來的新高。 對上一次香港出現嚴重的失業問題已經是2003年沙士的時候，當年失業率最嚴重達8.5%。雖然現時失業率還沒有到達當年的高峰，然而現時數字仍未全面反映到全球大流行爆發所導致全球封城的影響，隨着歐美及中國市場的萎縮而失去市場與投資，未來狀況必然更為嚴重。 嚴重倒退 資產階級評論員普遍都認為全球無一地區能倖免於嚴重的倒退。2003年與2008年危機當時尚且有雙位數增長的中國經濟作為緩衝。但今天中國經濟也陷入嚴重危機，習近平正急着要讓經濟恢復到「常態」，但這個「常態」早已不一樣了。中國商品的最大市場也紛紛陷入嚴重危機，而歐美政府亦準備要加速與中國「脫鈎」。根據IMF的估算，中國今年增長只有1.2%，遠比去年官方的6.1%要低，是自1970年代以來最差的。甚至，更有不少經濟學者認為中國會出現零增長。 不單是中港經濟會大受打擊，IMF亦認為「在最樂觀情況下」今年全球的經濟會萎縮3%，並預測歐美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將會倒退6-7%。這樣程度的經濟崩潰，相當於過去多年希臘經濟大量的失業和貧窮的慘況，亦會有連續的總罷工與新左翼政黨出現。而且，隨着中美帝國主義衝突加劇，更多的貿易壁壘與生產脫鈎也會出現。而香港作為全球資本主義金融中心，經濟必定會更受打擊，而最大受害者就是基層大眾。在1998年與2003年，港府就曾對最低薪的工人（例如移工）實施凍薪和減薪。 而且過去危機的經驗告訴我們，貧富懸殊的問題更會變得越來越差。 因此，擺在香港勞動大眾眼前的問題，就是就業、工資、維生的問題。而親財團的政府是不可能改善、亦不願意改善基層的處境的，他們的目標只是保護財團和大企業能夠在製度崩塌中存活下來，並平息民憤迫使大眾接受這些痛苦的經濟政策。他們會試圖營造一個所謂的「團結」氣氛，但卻要工人階級及窮人承受危機的負擔。我們要應對未來更嚴重的狀況，今天就要加入、組織新的戰鬥性工會，以及我們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黨。以勞動者的集體力量，抵抗資本家與政府的一切剝削與打壓。 種族主義──另一個要與之戰鬥的病毒！ 新冠病毒危機在全世界引發了一陣種族主義及民族矛盾的浪潮。種族主義的出現，實際上是反映了嚴重的社會危機，而統治階級害怕他們的資本主義製度正面臨存亡威脅。這曾在1930年代的歐洲發生過。還有在1950和60年代的亞洲，當西方殖民勢力利用種族主義來分化革命和反帝運動，譬如在印尼和馬來西亞，當時華人成為了針對目標。種族主義並非出於偶然或源自人性，而是由政府或統治階級所煽動，來對其底層分而治之。 右翼媒體的頭條就是例子，譬如法國 「黃禍警戒」、澳洲「中國學生留在家中」等。像特朗普這樣的種族主義政客有意使用「中國病毒」等詞彙，來試圖轉移民眾對於他處理疫情無能的憤怒。自疫情爆發之初，亞裔人就面對了更嚴重的語言或身體攻擊。在法國，發生了一連串針對韓裔、菲裔、華裔的種族攻擊事件，引發社交媒體上「我不是病毒」帖文不斷轉發。今期《社會主義者》會有一連3頁的專題，討論種族主義對香港、中國以及全世界的威脅，與探討與之對抗的方法。 問：為什麼我們警告種族主義會破壞群眾鬥爭？ 答：因為種族主義是奴隸主和獨裁者的意識形態。像特朗普這樣的政客利用種族主義來攻擊墨西哥人、穆斯林和黑人，來分化並破壞工人、女性、少數族裔權利的反抗鬥爭。美國右翼政客現在藉助反華人的種族主義作為工具來進行全球帝國主義的權力鬥爭，而這與保護香港、臺灣，甚至是該國的阿拉巴馬州（當地右翼剛提出法案試圖禁止墮胎）的民主權利毫無關係。 問：反大陸人情緒是種族主義嗎？ 答：是。種族主義可以有不同形態，並非黑白二元。意大利最大政黨是一個右翼聯盟，他們將危機歸咎於外國人和歐盟。但這個政黨最初被稱為「北方聯盟」，並反對意大利南部人的權利。在印度，穆斯林被當局嚴重歧視，但是在種族血統上他們與印度教徒沒有分別，只是他們的祖先在幾百年前皈依了另一個宗教。而香港本土派的「蝗蟲論」，其實就類似於中國大陸那些大漢民族主義者針對維吾爾等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反清真」攻擊。 香港：習近平收緊權力 圖摧毀民主權利 香港的局勢已經走上了不歸路。中共獨裁決定透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對香港實施全面的《國家安全法》，這代表着當局不惜繞過香港本地的政府機構，並對香港進行直接控製。香港一國兩製已經名存實亡，而脆弱的言論和集會自由，現在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 香港或許會保有經濟自主，因為這對中共政權來說非常有利可圖，但西方可能會採取的反製或製裁措施，加上中美「新冷戰」的發展邏輯表明，香港資本家的特權也可能會逐漸受到侵蝕。連亞洲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現在也命懸一線，說明了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動盪的年代。 社會主義行動（ISA香港）的Jaco說：「中共國安法影響深遠，甚至比去年引發大規模抗爭的『送中』惡法還要嚴重得多。」 「這條惡法意味着中國政權要更加直接控製香港的政治、選舉，還可以規定哪個程度的反對聲音是合法的。他們可以用『顛復國家』和『分裂國家』之類的指控來禁止囚禁反對派團體或個人，甚至以後高喊『結束一黨專政』也可能會被入罪。」 國安法重點： 中國大陸的特務和秘密警察首次可以在香港合法活動。北京可以建立新的「國安機構」來監視和逮捕反對派。 國安法的影響遠遠超過香港，而更是中共獨裁者習近平的外交實力展示，目的是要打臉歐美西方大國。這些國家在新冠肺炎爆發後，輪番指謫中共政權。疫情和隨之而來的經濟崩潰也重新點燃了中共內部的權鬥危機，這使得習近平感到有必要展現他的權威。 習近平的舉動與普京在2014年吞併克裏米亞有相似之處，當然香港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控製的程度是改變了。對在香港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可怕的新現況。新冠肺炎疫情危機正在改變世界，加劇各種矛盾，並引發新的危機，習近平對香港收緊權力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國安法也是對香港作為一個半自治區享有的有限民主權利的正面攻擊。中共直接奪取香港的管治權，說明他們不再容忍立法會等政治體製的花瓶。 直到最近，中共本來仍然計劃根據香港《基本法》23條的規定，讓立法會通過本地版的國安法。通過大規模取消反對派候選人的議員資格，使9月的立法會選舉結果建製派勝利的話，那麼明年就會進行立法。去年區議會選舉成為反政府抗爭的全民公投，而中共的傀儡黨派全面潰敗，北京的計劃是避免重蹈的復轍。全國人大本周的干涉表明，中共政權不再有信心或願意承受更多丟臉的選舉失敗，所以選擇直接強行通過這條惡法。 中共想要扼殺香港的群眾民主鬥爭，剷除香港青年對港獨和其他激進思想的支持。但這條惡法無法實現這一目標；適得其反，新法會導致香港社會的更多人群的抗拒，並讓更多人尤其是青年人更加支持港獨思想。未來肯定將會有更多抗議活動，甚至之後幾周內可能會爆發大規模示威。但同時警察暴行和國家恐怖主義行為也會更加猖狂，以執行習近平的律令。 香港的反建製情緒比一年前更為強大。「攬炒」（粵語，意即同歸於盡）的思想即使在較年長的人群中也有越來越多的支持。但是單靠憤怒是不夠的，而必須有另一條前進的出路。抗爭運動中的各派都認同「攬炒」這個口號，但他們沒有解釋這作為鬥爭策略來說，實際上是什麼意思。溫和泛民只會說這代表要在立法會用「拉布」（冗長辯論） 等方式拖垮議會。 獨裁政權最擔心香港的反抗情緒會蔓延到中國大陸，並引發一場比香港更加浩大的運動。若果抗爭蔓延至大陸，運動將足以推翻中共專政。所以，中共在香港的打壓就是要殺雞儆猴，是要向中國人民，特別是工人階級警告：不要反抗政府。 中共政權在新冠肺炎爆發最初幾個月的失當、不作為、審查和隱瞞，在整個內地引起了極大的不滿，動搖了習近平和其執政集團，1989年危機的幽靈彷佛再一次浮現。但及後西方政府，尤其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應對疫情方面表現得更加無能和強差人意，反而稍微緩解了北京方面的壓力。 儘管自中國疫情的高峰已過，危機壓力計的度數有所減緩，但獨裁政府深知危機並沒有過去。因此，習近平現在採取的許多行動都充滿了緊迫性和孤註一擲的情緒。 社會主義行動的Jaco還指：「中共覺得有迫切需要去採取行動，不能再拖。」 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倒塌了。五分之一的工人下崗失業，出口行業的平均工資下降了一半以上。同時，中方與同樣動盪不安的美國政府之間的衝突變得更加危險。習近平的政權在某種程度上希望利用全球疫情來分散視線，藉此契機來鞏固其地位，包括其在香港的地位，希望疫情和全球經危機可以妨礙新的大規模示威和帝國主義敵對政權的經濟反擊。 當局於5月21日全國人大會議召開前夕，故意向媒體放風國安法的草案內容，讓媒體於人大期間集中關註香港問題，而不是疫情和經濟危機。 本身因疫情而推遲了兩個月召開的兩會，無非是一場個人崇拜儀式，用來盛大頌揚習近平的獨裁統治。今年，習近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展示力量，以掩蓋事實真相。現實情況是，習近平政權在國內失去了信譽和支持，而在國外也承受着巨大壓力。 「對外求援」？ 美國和其他外國政府可能會採取重大的報復措施，例如製裁中港官員或企業。香港運動中越來越多的人也寄望於此。這是一種完全被誤導的觀點，但也反映出人們意識到這是一場力量極不對等的爭鬥。即使在香港持續進行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也不足以擊敗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和第二軍事超級大國。 不幸的是，在香港本土派和泛民人士混亂的民族主義和親資本主義思想的蠱惑下，民眾「對外求援」的渴望正在面向錯誤的方向。 香港民主鬥爭不應該求助於美國的特朗普或英國的約翰遜，或是那些過去一直唯利是圖地支持獨裁政權的資本主義國家。香港民主運動應該求助的，是真正共同利益去抵抗中共的人民──中國大陸的群眾與國際工人階級。尤其是中國的8億工人階級，他們現在是直接受到獨裁暴政和惡法的壓迫，同樣的惡法正在要施加於香港身上。 從短期來看，中共的殘酷行徑會讓對西方甚至特朗普這樣令人厭惡的人物存有更大幻想。抗議遊行中可能會出現更多英美國旗，反映出運動中意識混亂。這些幻想會進一步得到加強，因為國安法的首要針對目標，很可能是那些被北京指控跟「反華勢力」（即美國、歐盟等）結盟的的個人和團體，特別是那些力主遊說美國實施製裁的政客。 打擊和反擊 習近平及其身邊的人認為，國安法的製定可以殺華府和其他政府個措手不及。畢竟，因為這些國家忙於處理疫情和全球經濟危機，北京打賭西方頂多就是發表一堆厲聲嚴詞，但不會有太多實際的行動。 《南華早報》報導，國安法是向美國「雙倍打賭」：一是立刻兌現去年特朗普親自簽名通過的特別法令中所威脅對香港實施的製裁，不然就被揭露自己只是個「騙子、偽君子或傻瓜」。 北京知道美國政府陷入內部分裂，特朗普自己也身陷危機。儘管特朗普與他的官員大聲發表了各種不斷升級的反華言論，但他們對香港的情況其實漠不關心。過去是在國會兩黨的壓力下，加上為了避免被標籤成「對中軟弱」，他才威脅採取一些很有限度的措施。但是現在，即使是以批評特朗普見稱的《華盛頓郵報》在社論中也表示，香港「需要美國作出回應，但這必須謹慎」。 這個大企業們的喉舌擔憂如果美國政府兌現威脅，例如撤銷香港的特殊貿易地位，那些資本家們的損失數以十億美元計。根據去年通過的法案，本月月底前美國政府需要審視香港的特殊貿易地位。 「如果國務院的負面報告導致那些優惠待遇遭到廢除，香港的經濟將受到毀滅性的打擊，美國的許多企業也會如是。美國與香港之間每年380億美元的貿易將受到威脅。在香港設立的地區總部的約290家美國企業也會受到威脅。結果可能會是將這個中國最自由的城市瞬間轉變為一個普通的省會城市，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更不用說香港的利益了。」（《華盛頓郵報》社論，5月22日） 但同時，面對中國的最新舉動，如果美國被視為軟弱的話，那麼不僅對特朗普，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全球利益及其在亞洲的霸主地位，也都將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美國大選進入倒數計時、特朗普地位不穩、以及共和民主兩黨的美國統治精英內部情緒的急遽轉向，進一步促使中國問題成為所有競選活動的核心議題。過去所有總統選舉都會有人炒作中國議題作為選舉策略，但今年的程度完全不是同一個層次。這一切意味着面對習近平的豪賭，美國的反應可能會比他預料的更為激烈。 如何重啟群眾鬥爭 習近平想對香港和過去一年的群眾鬥爭造成毀滅性的打擊。但這會比他想像的要困難得多。習近平過去曾多次進行過火的舉動，結果把問題越搞越大，例如「一帶一路」、去年對臺灣的威脅、還有2019年的送中惡法事件。 群眾鬥爭是擊敗惡法的關鍵，但這不僅是反對國安法的鬥爭，而且還是反對中共專政的鬥爭。重啟群眾鬥爭只是第一步，但鬥爭要成功的話就必須清楚知道之後的每一步應該如何走下去。僅僅是號召民眾上街是不夠的。一場運動必須有組織和長期維持，尤其當敵人如此強大的時候。 我們需要從過去一年的經驗中汲取重要教訓，以解釋為什麼去年的運動，儘管規模與英勇的程度驚人，但仍然沒有成功反抗獨裁統治。該運動取得了很大成就，並樹立了群眾抵抗的傳統和象徵，但運動沒有成功贏得真正的讓步，而中共絲毫沒有停下對民主權利的攻擊。 這說明必須建立更有組織、集中和政治上明確的鬥爭。迄今為止，群眾運動尚未理解或接受三項至關重要的關鍵： 工人階級必須在鬥爭中發揮主導作用。工人階級因為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集體傳統和階級意識，在反對獨裁和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中具有無可取代的領導優勢。雖然很多勞動人民參加香港民主運動了，某些情況下甚至是運動的主要群體，但他們只是作為個人去參加，而不是作為一支團結一致的組織勢力參加。在香港，罷工這個武器並未曾以認真和有計劃方法組織起來。在社交媒體上呼籲對於一次性的抗議是可以的，但要組織一場真正的罷工就需要計劃和精心準備，需要在工作場所建立有實際的力量──具有民主會員結構的真正的工會。 美國和挪威的群眾運動學者在150個國家/地區進行的一項知名研究發現：「產業工人一直是民主化的主要推動力。至少，比城市中產階級更為重要。當產業工人動員群眾反對獨裁統治時，民主化很可能隨之而來。」 （Dahlum、Wig、Knutsen 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2019年10月24日） 鬥爭必須有民主地組織起來。自發行動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也有很多侷限。為了維持運動並傳播到香港以外（因為僅靠香港本地的運動是不可能取勝的），我們需要共同的方向和協調，通過民主投票和辯論選出最佳策略和最佳人選來代表運動發言並明確指出其目標，以動員更多所需要的人參與。 所有重大決定都需要通過民主討論得出。多年來統治民主運動的泛民精英從來不是這樣做的，但是虛擬的碎片化運動也不能提供這個方向。甚至在疫情使動員群眾變得更困難以前，運動就已經陷入一定程度的消耗和碎片化，因為去年所使用的方式已達到極限了。之後就需要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新方向和組織方式。 鬥爭要勝利，就只有在中國引起更浩大的運動，甚至擴散到周邊地區。隨着國安法通過和中共對香港的直接統治，這個基本事實會更加明顯。僅憑「五大訴求」這種非常有限的訴求，或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種僅限於香港的口號，難以使中國的工人看到這場鬥爭與自己有甚麼關係，因而不可能引發一場全中國的運動。如果反對獨裁政權的運動不試圖將他們包括在內，那他們為什麼要冒更大的風險支持這個運動？ 所以說，鬥爭必須轉變為階級鬥爭，反抗中港兩地的資本主義製度。這個製度不僅不民主，而且正處於嚴重的危機中，導致經濟崩潰、住房困難、失業和數以百萬計人的貧困。因此，香港的民主鬥爭需要超越本來有限的民主訴求（畢竟北京早就完全否決了這些訴求），而是同時涵蓋其他迫切的勞動者訴求，捍衛廣大勞動者的權利和工作：在疫情期間禁止強製無薪假和剋扣工資、大幅增加公共醫療和社會服務的投資、徵收富人稅來支付疫情的公共開支、將製藥公司、銀行和地產商收歸民主公有，並反抗大資本家的權力。 這種將革命性民主鬥爭的訴求，與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訴求結合在一起的戰鬥性綱領，是組織香港工人（當中高達9成工人沒有加入工會）的方法，也是向中國的工人階級建立連結的方案。 香港：國安法殺到 抗爭到達關鍵階段 上月底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大，擲下一枚重磅炸彈──港版國安法。新國安法勢必打擊香港僅餘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民主權利，民主抗爭已經成為了「終局之戰」。 國安法內容包括反對顛復國家政權、分裂國家、恐怖活動和外部勢力干預，也包括要求港府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最令人關註的，就是中共政權可以根據需要在香港設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承認將會設立新部門執行港區國安法，其包括情報收集及武裝部隊，並與內地國安機構緊密合作。這分明就是政治警察部門。未來反抗政府的人士將更多受到監控、盜取資料以至判監。 過去國保也並不是沒有在港活動，不過也只會是地下進行。2015年的銅鑼灣書店事件，國保就是在香港秘密行動，將店主虜走到中國大陸拘禁。倘若國安惡法通過，中共國保在港的活動將會更加常態、公然，並且凌駕於香港的法律。 另外，人大作出的「決定」授權了人大常委會製定「港版國安法」的實際條文與執行機製，然後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並直接在香港刊憲實施，據報北京會最早於6月底之前完成「立法」。 換句話說，這次是北京首次透過人大這個橡皮圖章，繞過香港的立法機關直接在香港進行整套立法，相當於廢除了香港本地的立法會。雖然過去人大也曾經對香港事務作出「決定」，包括2014年關於假普選的「831決定」和2017年有關高鐵「一地兩檢」的決定，但就實際立法內容還是需要在香港的立法會表決。 繞過本地立法先例 開了這次先例，未來北京基本上任何惡法也可以直接在港頒布並施行法律。中共害怕「港版國安法」會像過去《基本法》23條或送中條例那樣，在本地立法階段掀起香港大規模群眾反抗，亦擔心權力有限的立法會一旦9月選舉如去年區議會選舉那樣變天，將不再是中央可以依賴的機構，因此為免夜長夢多由北京直接立法實施。 至於國安法實際條文內容，至截稿為止當局仍未公布。不過，近日建製派政客已頻頻吹風，暗示立法將從嚴。葉國謙指國安法立法後，「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將成禁忌。譚耀宗更加指，無論是議員或是參選人都不應該反對國安法，否則屬違反《基本法》，應予取消參選資格。看來，「港版國安法」會比《基本法》23條更加嚴苛。 泛民除了依照基本法循序漸進爭取民主外，並沒有其他綱領。中共不斷踐踏法律框架的情況下，泛民只能節節後退。由於國安法已經寫入基本法，泛民主派及各立法會參選人可因被指控反對基本法而被取消參選資格。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最近就表示國安法「應該由港府自行就國家安全立法」。這句話只是誠實地反映了整個溫和泛民的思維。要知道在2003年時，民主黨起初準備接受一個寬鬆版的廿三條，只是因為最後有50萬人上街才將惡法推倒。現在我們需要一場比去年更大規模和具清晰綱領的鬥爭運動才可以成功抵抗中共的攻擊。 為何中央突然會今年推出「港版國安法」，且從宣布、起草、立法前後不到一個月時間完成？ 實際上，中共推動國安法並非反映獨裁政權的強勢，反而是其外強中乾的危機。去年香港的抗爭原本已經是中共1989年以來最嚴峻的危機，然踏入2020年，中國面對疫情、經濟危機、帝國主義衝突急遽升溫，國內面對的危機比去年更加嚴重。 這些都是國內一個個定時炸彈。北京在這時推出新國安法，正是因為他們急了，害怕香港的抗爭會成為中國革命的導火索，威脅中共專製的存亡。 反過來，這正是中共的弱點。西方帝國主義政府只是想利用香港作為議價籌碼，以迫使中共讓步，榨取更多利潤。香港群眾要戰勝新國安法的威脅，抗爭的出路不再於尋求西方帝國主義政府支持，而是連結起中國億計被壓迫的勞動階級及他們的訴求，將革命輸出到全國，結束中共的資本主義專政。 香港：中共整肅校園 需要重建罷課運動 最近，政權正在染指香港學術自主的傳統，去年反威權抗爭後中共企圖全面整肅，有變本加厲的跡象。 中學文憑試歷史科一條「日本在1900-45年對中國是否利多於弊」的試題引起軒然大波。教育局以傷害民族尊嚴為由，強迫考評局取消試題；二十二名教師被教育局發譴責或警告信，指控他們專業失當，威脅他們或取消其專業資格，背後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中共在為清洗學校，全面管控教育系統作準備，突顯出中共視香港相對自由的教育系統為心腹大患，害怕紿予學生言論自由。 中國大陸的例子前車可鑑，國家機器的管控近乎無孔不入，在校園內裝設大量攝像機監控學生已經屢見不鮮，有學校更導入頭戴式腦電波儀，監控學生的專註度；對教師的管控也不遜色，中共的機關滲透教育系統，於校內安插黨委，監控教師的言行。 教育系統白色恐怖 在香港，國安法及國歌法雙管齊下，中共於香港的教育系統散播白色恐怖，種種跡象顯示香港的教育系統正在急速走向中國大陸化，教師只被允許講授與中共意識形態及政治立場相同的內容。政權得以不同方式懲處違反規定的教師，意圖遏止反政權的言論在校園裏傳播。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更發表若學生嚴重違反國歌法，可報警處理，分明是將白色恐怖帶入校園。 中共意圖抹殺香港學術自由的行動終究不得要領。去年 6 月至今年 5 月期間，因社會事件被捕的專上院校學生約有 2,000 名，18 歲以下則有約 1,600 名。可見政權的高壓只會令學生更為反感，中共力圖實現的「和諧」終究只是一層薄紗，「和諧」的背後卻是言論自由被扼殺，思想被箝製的情況，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成立群眾性的學生組織，在校園裏招募大量學生加入。從上年罷課行動的汲取教訓，動員罷課必須有實際的組織在校園札根，不能單靠在傳媒號召，也不能單靠流水式的運動方法。不同的學生組織舉行定期會議，儘可能讓最多學生有充足、開放且全面的討論，積極投入在鬥爭運動之中。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訪問抗爭青年：警察刻意精神折磨示威者 S : 社會主義行動記者 S：你是誰？為什麼要參加抗爭運動？ S：最近你的抗爭情況是怎樣？ S：抗爭已經超過一年，年青人有什麼想法？ S：你認為國際戰線是什麼？ 香港：對抗黑警恐怖主義 我們需要社區民主監管 從香港去年的群眾鬥爭中，我們清楚看到香港警察是國家實行恐怖統治的工具。 香港警察暴打記者和示威者，甚至毆打路過的途人，政府在2020年度的財政預算卻還是給警方撥出港幣258億元，比去年增加24.7%。警察為了鎮壓群眾運動所獲得的加班費，是政府原本預算的10倍，高達25億元。與此同時，香港工人的失業率節節攀升。 獨裁政權為了讓警察效忠於國家而獎勵他們。去年警察對待人民如此殘暴，是由中共國家最高層決定下來的命令，作為消滅群眾抗爭的策略。 香港警察最初是由大英帝國的占領軍所建立起來的，並在1997年移交給中國國家。香港警察的一名警司Barry Smith自己坦承：「移交中國後並沒有劇烈改變我們的日常作風和製度，也沒有改變人們的生活情況。就像又過了平凡無奇的一天，只不過高高在上的政府換成了另外一個而已。」 民主化與改組警隊 不管主子是倫敦還是北京，香港警察一如既往用暴力捍衛統治階級、執行種族隔離、殺害罷工工人以保護資本財團的利益。 2019年，香港警察針對反政府抗議者的暴行震撼了香港人民，但警察一直是用同樣的手段對待少數族裔、性工作者與難民。 社會主義者主張把警隊民主化，這個意思是我們要求每個地區的警隊交由當地的社群監管，並透過各個民選的監管委員會來全權主導當地警察的雇用、解僱、預算以及執法。 這代表我們不單要民主監管警察機構，也要實質廢除大部分現存的警察架構，尤其是廢除整個指揮體系，將其改造成只用來防止罪案的地區性機構，而不是現在這個實行政治任務與暴力來捍衛威權資本主義的集中化單位。要實現這種由下自上的徹底改革，必須調查、起訴與解僱所有犯下濫暴、性暴力，以及違反法律與基本人權的警員。 所有心智正常的人都會希望採取有效措施打擊罪案。但香港警察的工作重點在於鎮壓，而非罪案。再者，打擊罪案最有效的方法是消除犯罪的根源。資本主義社會是嚴重不平等的社會，這個社會滋養了助長犯罪的條件。 罪案是社會矛盾的結果 在現時體製下，一名難民母親因為「打黑工」就可以被判兩年徒刑，同時卻包庇縱容那些最大的罪犯──也就是那些超級富豪們。香港大部分的罪案都是非暴力的，例如偷竊、店鋪高買，這些往往與經濟貧困有關。全民免費且資源充足的公共教育、所有人都能享用的醫療照護、便宜出租給所有人的公共住房、終生社會保險以及由勞工與市民民主參與社會各方面決策，才是最有效解決罪案問題的利器。 我們必須開徵富豪稅，香港50 大首富就坐擁了2.47兆港元。正因為香港政府的親資政策，才縱容了這些吸血鬼從一般勞動者身上掠奪到如此離譜的社會財富。但要與之對抗，並實現有利於社會大多數工人階級的激進改革，則需要有足夠的社會資源來完成，因此我們需要把大企業與銀行收歸民主公有，因為社會的財富與生產本應該以民主的方式進行監管與計劃，來滿足社會需要。 我們主張： 香港：組織總罷工 抵抗國安法 《國安法》令已超過一年的反威權運動再次進入緊急關頭。去年抗爭中如雨後春荀般建立的各新工會，聯合成立了「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並已經宣布準備發起全港大罷工行動反抗惡法。 新工會的聯合陣線為推動罷工，首先於6月20日進行民間聯合公投，到目前為止參與的工會多達30個，目標由1萬名會員增加至6萬人，並動員全部會員投票，當中60%人支持罷工。另各工會亦設有各自的「罷工門檻」（承諾參與人數），若8成工會超過門檻後就會啟動後續罷工計劃：暫定於7月進行3天的「警示性罷工」，如政府拒絕回應的話再進行進一步的「真罷工」。罷工門檻設定得十分高。 全港罷工運動理應建立在一個工會聯合陣線上，互相協調行動計劃。但可惜的是，香港金融業職工總會、香港會計手足工會等五個行業工會另外發起罷工行動，並且將參與人數門檻定為不合比例的10萬人。最後他們在「二百萬三罷」公投前宣布自己的罷工告吹，變相對「二百萬三罷」的動員造成負面影響。 自運動之始，我們就一直提出罷工是運動的致勝關鍵。工人階級作為社會的生產者，主宰統治階級的經濟命脈，如果能有組織地發動罷工，其力量可以真正癱瘓社會運作，展示工人階級才是社會的主宰者，因此工人階級需成為運動的核心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總罷工 建立新工會是為了彌補去年八五罷工缺乏組織的不足，但組織是需要由下而上、紮根在職場才會強大。大部分新工會乃行業工會，雖有不同公司員工加入，但在職場單位基本未有實際組織，很多時候工會成員會發現自己在公司中只有孤身一人，容易被老闆針對。 但罷工不能單靠自發的力量動員起來，而公投和媒體宣傳動員也不是傳統工運的組織方法。罷工而需要建立集體意識的工會，共同決策並執行民主決議，意味着拋棄「兄弟派山、各自努力」這種個人主義的做法。 當務之急，所有認真希望推動抗爭的新工會都應該將重點擺在在各職場建立基層工會組織、罷工委員會，擴大成員基礎的深度及廣度。為了壯大聲勢，各工會可發起聯合大遊行，展示工會力量，藉此鼓勵更多勞工加入。 工會是工人的民主組織，工會力量在於活躍的成員基礎、動員力、以及戰鬥性的綱領。因此亦要扣連至勞權、民生議題，組織抗爭反對企業因為白色恐怖或經濟危機的減薪裁員，才能吸引更多勞工加入。 總罷工是工人階級最強的武器之一，但現階段應以集中動員全港一天的總罷工為第一步，並在罷工期間舉行大會，與工人一起決定後續行動。在深入職場組織起來、召開工會大會、作細心的部署和準備，才能推動3天或更長時間的罷工。 工會亦需弄清楚一些基本事實——罷工分明是挑戰老闆的利益的。所以工人必須團結起來才能抵抗資方打壓，而不是像職工盟去年反送中時那樣指罷工也「對商界有利」，祈求獲得老闆的批准。一場成功的全港政治罷工必然令整個資產階級響起警號，並且以撤資和抵製等方式威脅工人，因此建立一個主張打倒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政黨才能應對階級鬥爭白熱化時提出的財產權問題——社會財富是屬於工人，罷工的企業應歸於公有，由工人民主控製。 中美「新冷戰」情況下 香港將受怎樣的製裁？ 在港區國安法的消息傳出後，華府乘勢發難，國務卿蓬佩奧向國會作證指「香港高度自治已失」，將停止香港的特殊地位。其後五月二十九日，特朗普宣告將採取行動「製裁香港及相關的中港官員」。而在外部，疫情陰影未去的美國又因警暴問題爆發全國性的大規模群眾抗爭運動，特朗普荒腔走版和傲慢的回應進一步激化了矛盾。可以說，特朗普現時比過去任何時候更需要樹立一個敵人轉移國內危機，因此在香港問題上再次作出強硬的姿態。至今美方仍然未有任何具體方案和行動，美國明顯因為國內經濟蕭條、害怕自損利益而猶豫不決。 政治經濟前景的不明朗無疑亦將會令本地資本收縮投資。在中共宣布訂立港區國安法次日，香港股票市場立即出現了一次小股災，僅一早上恆指暴跌千五點。而在接下來的數個交易日中，恆指反復拉鋸而交易量大增，難免令人聯想中共資本在背後「托市」以試圖穩定資本市場信心，並為其政治宣傳提供材料，以示「港區國安法並未打擊市場信心」。 從已知的信息以及各方預計中，大概可知製裁的內容包括檢討引渡條約和出口技術管控。當中最受關註的自然是獨立關稅區地位的存廢問題，尤其當下全球經濟都在疫症的陰影下掙扎，香港本年度幾乎必然陷入相當程度的經濟衰退。香港政府回應中全力淡化這些製裁的影響，但關鍵的問題在於獨立關稅區地位一失，等同於釋出「香港政治經濟條件惡化」的訊號，進一步打擊外來投資信心，甚或造成一定的資本外流。 香港受到的直接影響 同時對美國的出口與轉口業亦必受打擊，雖然政府指美國出口額僅36.7億港元，占7.7%，然而政府卻故意忽略了對美近3000億港元的轉口貿易額（占7.7%）。此外出口技術管控亦勢必損害本地電訊業及訊息科技產業，雖然這些實體經濟板塊所占的本地經濟份額不大，但金融業及金融服務業必受連帶打擊，美國政府很有可能收緊美國資本在港上市及投資的控製，藉此打擊本地資本市場集資能力，考慮到中國每年的外來投資有高達八成的比例經香港流入，香港股票交易市場的集資能力下降意味着中國的外部投資減弱。 短期內，美方可能會製裁中國與香港政府官員，這相比之下反而只屬細枝末節。有消息認為受美國製裁的香港官僚將會由中共作出慷慨的補償，以確保香港那些「裸官」（子女配偶均持外國國籍）會忠實地執行對港鎮壓政策。 至於美國政府會否限製香港金管局兌換美元，從而打擊香港聯繫匯率製度？這顯然是最極端的選項，也是需要付出最高成本的選項。香港國際金融地位固然受到威脅，但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市場也會造成動盪。在實行這一步前，美資需要先大量撤離香港，以減低美方的損失。現在距離這一步還有相當的距離。作為自由市場派的溫和泛民，起初也支持美國製裁香港，但現在因為害怕取消關稅區等過激政策得失港資的利益而遊說美國暫緩製裁。香港眾誌以至本土派則完全將希望投放在美帝國主義當中。 美國經濟目前陷入蕭條，而且還未能完全團結歐盟全面抵製中國，因此在發動製裁的初期需要謹慎行事。中美帝國衝突升溫和全球化逆轉已成大趨勢，美國製裁將會轉趨強硬。由於民族主義升溫，全美國政壇爭相打反中牌獲取支持，資產階級可以失去他們的「理性」，不惜犧牲利潤來發動他們的權力鬥爭，突然發動強硬的製裁行動。這不是特朗普一個人可以決定的。 然而，即使美國發動製裁併不會幫助中港的民主抗爭，中共只會更加利用民族主義來合理化高壓統治。而身處前沿夾縫中的香港群眾，假如將自身的民主權利寄託，甚至認為可以將其與美國國家利益綑綁，將註定只會是一個殘酷的誤會。帝國主義衝突的升溫只會令政權更加獨裁和具鎮壓性，所以真正的需要的是中港以至美國的群眾鬥爭團結起來，對抗帝國主義政權。 國安法兵凶戰危 請加入我們的革命行列！ 與所有主張打倒中共專政的組織一樣，我們將有風險被定性為「顛復國家政權」。作為積極跟進和聲援中國大陸工運的團體，我們過往也有內地成員被中共迫害。 日後香港政治警察對我們的監控不僅會針對我們香港的活動，那些響應我們聯合中港抗爭的內地左翼青年也可能會受到威脅。他們若果被中共迫害將會付出更大的人生代價。 勾結外國勢力 社會主義行動多年來爭取外國工會及左翼議員發聲，抵抗對香港的政治打壓。例如我們成員梁禮邦在組織銀行業工會期間被滙豐銀行解僱，期後到訪巴西爭取當地工會支持，並在全球廿多個城市向滙豐銀行抗議。國安法禁止「勾結外國勢力」的做法是虛偽的。比起反對與外國政府連繫，國安法更有可能用來打壓國際工運連結。前美國外交家博爾頓（John Bolton）出版的一本新書透露，去年日本舉行的G20峰會裏，習近平向特朗普表明他正在新疆興建集中營，而特朗普回應說「這是該做的事！」 社會主義行動希望各位積極捐款支持我們。在鎮壓風聲鶴唳的日子，不能排除大部分反對派政團將難以繼續公開活動。我們現在也需要金錢加強保安措施。我們也需要你加入我們，在危急形勢擴大我們的革命力量。極權是可以被打倒的，我們對未來的群眾鬥爭抱有信心。請立即加入我們！ 美國：特朗普政府封殺TikTok 7月3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在全美範圍封殺社交App「抖音短視頻」（簡稱「抖音」）海外版「TikTok」，並已經在8月6日簽署有關行政命令。這標誌着，作為帝國主義新冷戰一部分的中美科技戰再度升級。特朗普為避免在3個月後的美國總統大選失利而竭力採取反中表態，因此大選實際上加劇了這場衝突，這意味着可能有更多的此類措施和進一步升級。 特朗普下禁令後，微軟公司表示有意向收購TikTok，收購價格據傳達100-300億美元，但另外有業界人士估計為400-500億美元。現在擁有抖音的北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ByteDance）則希望未來仍然可以保留少量股權。 美國並非第一個表態封殺TikTok的國家。早在6月29日，作為針對導致20名印度士兵死亡（而中方死亡人數不明）的中印邊境衝突的報復，印度政府宣布以國家安全和隱私疑慮為由，禁止該國民眾使用TikTok等59種中國手機App。澳洲原本宣布跟進美國，但該國總理莫裏森（Scott Morrison）在8月5日卻表示不會在澳洲禁止TikTok。英、法、德等西方國家政府也表示不會禁止TikTok。 為回應美國政府舉動和公眾擔憂，TikTok表示數據只存儲在美國和新加坡、不會與中共政權分享約8億用戶的數據，甚至聘請了曾執掌迪士尼的美國人凱文·梅耶爾（Kevin A. Mayer）擔任首席執行官，考慮將總部遷到倫敦，以打造「國際企業」形象。 8月3日，特朗普又聲稱，TikTok在9月15日前必須要由美國公司收購，否則就會被正式封殺。特朗普還提出，TikTok的這筆交易應按照一定比率金額上繳至美國國庫，但如此獅子大開口引發傳統商業媒體《華爾街日報》反彈，批評此提議將為奪取外國企業開先河，並為美國企業遭受同樣待遇打開大門。 實質上，「抖音」和「TikTok」是兩個不同的App——居於中國的人一般只能下載抖音，在抖音上只能看到中國國內的視頻，視頻上傳時要過網警這一關；而TikTok是居於其他國家的人可直接下載的，能看到全球各國的視頻。但無論差別如何，這兩個App都會配合中共要求屏蔽「敏感」視頻，乃至封鎖相關帳號。這兩者也都存在安全問題——它們會竊取所在設備上的資料，包括IP地址、設備名稱和型號、照片和視頻、支付相關資料等。 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作為中國企業，很可能會在「需要」之時，將數據提供給中國政府，否則也將自身難保。 抖音的爭議不真正、也不只在於安全。 3月25-27日，抖音上有多個粵語自媒體在直播時被系統警告，或者被禁播，原因竟然是沒有使用普通話！其打壓地方語言與方言的行為，與中共「推普」時的強力作法如出一轍。抖音雖然會刪除幾乎所有涉及「敏感」話題的視頻，但是對於上傳為博取關註而製作的不明所以的「垃圾」、效彷他人的視頻、或者是一些高難度、獵奇、危險的動作的視頻，則相當容忍。這樣一來，抖音和TikTok就存在製造大量精神垃圾、浪費用戶許多時間的問題。 多個國家以安全、隱私、操縱選舉等原因，對於TikTok提出質疑，或揚言封殺，但是這些國家自身的表現又好到哪裏去呢？ 2018年2月28日，因應中國法律，蘋果公司將其在中國的iCloud業務交由中國貴州省出資的「雲上貴州」共同監管；同年6月，在中國被牆的臉書（Facebook）也承認自己和華為共享用戶數據，而華為的中共解放軍背景已是路人皆知。社會主義者固然反對中共獨裁政權竊取世界人民的個人資料，但也警告「民主」國家的政府和企業也在以一種較隱蔽的方式做這些事情。僅從上述兩件事，我們就可以看出，這些企業也是向錢看，為了打入或鞏固中國市場，不惜向中共卑躬屈膝；只有在帝國主義衝突下，為了自身利益，才會用起來「隱私」和「安全」等辭藻。 在當前中國與西方政府之間的帝國主義衝突中，雙方的措辭都充滿了虛偽和宣傳語調，以掩飾其自身作為超級大國的目的和利益，並指責對方才是問題。美國和西方企業與中國的科技部門（包括監控和國安部門）緊密合作了20多年，因為合作是有利可圖的，這些企業希望在中國市場獲得更大的份額。當時，美歐政客幾乎沒有講過人權。直到今天，中國已成為全球市場的主要競爭對手，並成為美國在全球科技領域的長久主導地位的最大挑戰者，華盛頓才做出了轉變，並發起了全球攻勢，試圖阻止中國的科技擴張。這主要緣於諸如「大數據」、人工智能和雲計算等新興領域在商業和軍事上都有着重要意義，因此可以說起着決定性作用。 社會主義者認為，在資本主義製度、帝國主義秩序下，個人資料安全和隱私永遠不會真正得到保障。只要各高壓政權「需要」，信息安全和隱私隨時可以用各種方式被侵犯。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2013年披露秘密文件，顯示美國政府在對自己的公民進行令人震驚的大規模監視。另外，掌握了媒體也意味着掌握了思想，只要社交App被利潤驅使的企業和政府控製，它們推送的大量內容必將最終為維護資本主義製度服務。社會主義者認為，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應該是免費的公共事業，同時和經營社交App的公司一樣，應該由勞動者和用戶而不是秘密的企業精英來民主控製和管理；而這一訴求的實現，也需要全球受壓迫者聯合起來推翻維持階級壓迫和不平等、激化各國之間衝突的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迪士尼《花木蘭》電影廣遭負評與抵製 2020年9月4日，華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資製作的電影《花木蘭》上映。該片內容改編自同名中國民間傳說，主要描述一名代父從軍的傳奇女性人物花木蘭。長期以來，好萊塢被指責存在被白人壟斷、白人飾演非白人角色的問題，華人自然難以在其中施展拳腳。直到好萊塢、迪士尼日趨看重中國市場、與中國電影界合作越來越多，好萊塢大片中才更多地出現中國元素。今次該片雲集劉亦菲、甄子丹、鞏俐和李連杰等多名華人影星。然而，從2019年8月開始，影片就惹來相當多的爭議。 2019年8月14日，就香港反送中運動，《花木蘭》主演劉亦菲於新浪微博表態支持港警；另一主演甄子丹在今年6月30日於臉書慶祝香港國安法實施。該片在片尾感謝了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吐魯番公共安全局等多個中共及中國政府機關，而吐魯番公共安全局負責關押上百萬維吾爾族人的「再教育營」。考慮到電影於2018年8月開拍，劇組應是在中共於2017年升級對新疆鎮壓後前往當地的，因此也被質疑是否剝削少數民族勞工，或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合作。以上政治因素令港臺、泰國民主人士發起抵製行動，隨後該抵製行動擴大到韓國、美國等地。 除上述政治問題，《花木蘭》的劇情也存在諸多瑕疵，即使在中國也招致很多負評。原作《木蘭辭》並未記載木蘭所處之年代、年齡、籍貫、居住地，但是可以確定故事發生地對應今天的中國北方，年代應該在北魏；而電影中出現了中國南方、宋朝才開始有的土樓，以及其他不符合年代的物件。故事本應是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建立功勛的令人振奮的故事，但電影卻把原意改編成了生硬的「孝」。可見，考證不嚴謹、對中國元素錯誤應用，讓這部電影呈現出的仍是西方人對東方的臆想（即「東方主義」）。本來是一套向中共獻媚的電影，卻被《環球時報》批評為「藝術水平低下」，實在可笑。 早在1996年，迪士尼就因支持電影《達賴的一生》（被視為對達賴喇嘛的同情之作）而激怒中共政權，還造成1998年迪士尼出品的原創動畫片《花木蘭》被迫推遲一年在中國上映，且票房成績很差。今天，隨着中國資本進軍，為了保住中國市場，維持自身收入，好萊塢會對自己的電影先進行自我審查，刪改之後再推出。例如，2016年迪士尼子公司漫威推出的《奇異博士》刪除了一個藏人主角，以避免電影因為西藏議題在中國遭封殺。 對於電影在新疆取景的問題，美國19名跨黨派國會議員詢問迪士尼相關細節，然而其中包括盧比奧、克魯茲在內，有不少都是公開的親資右翼政客，代表美帝國主義利益。至於民主運動人士發起的抵製行動，有進步的一面，因為中國確實存在民主權利被打壓、少數民族受到特別壓迫等問題，而有一定組織、串連多國的抵製行動有可能引發更多普通民眾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關註。然而，抵製行動的發起人大多對美國政府少有批判，因此行動也會被美帝國主義操弄，從而疏遠中國大陸甚至海外工人群眾。況且，抵製行動成效不佳，《花木蘭》在臺灣和泰國上映兩周后，票房分別達到196萬和230萬美元，在臺灣更登上全臺新片票房冠軍。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電影業必然被資本控製，拍攝出的作品通常也必須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而大部分電影公司則為了追逐流量、票房、獎項等因素而製作電影，將利潤置於觀眾愛好之上。只有擺脫獨裁政權的控製，並且消除商業市場的因素，電影藝術才能有真正的自由發展。 香港：失業危機和嚴峻經濟前景 香港經濟環境受新冠肺炎瘟疫的影響繼續浮現，特別是由於疫症在過去半年在全球大規模肆虐，毫無減退或受控跡象，香港作為一個高度外向型的經濟體，毫不意外遭受到經濟重創。穆迪預視今年香港經濟或收縮近8%。 根據政府《二零二零年半年經濟報告》，勞工市場和就業環境在第二季持續惡化，失業率急升至6.2%，總失業人口達24萬人，超越08年金融海嘯的高位（5.5%）。消費及旅遊（10.7%）與餐飲服務業（14.7%）的失業率也顯着上升至多年來的高位，而且這並沒有反映大量工人被迫放無薪假的問題。 當中青年失業問題尤其嚴重，遠高於整體失業數字。這說明了香港青年所面對的困境極其嚴峻，近五分一到六分一青年處於失業狀態，而即使就業的青年，均面對着就業不穩、工作零散化、長工時低工資等問題。這些問題都使得青年工人的生活條件出現大幅倒退，大多青年不得不在正職外尋找多份兼職以緩和自己和家庭的經濟負擔。 這僅僅只是上半年的數字，對於香港而言最嚴重的發生在七八月的第三波疫症爆發所造成的經濟影響並未在數字上反映出來。按小區組織協會八月所做的調查補充，五月至七月基層工人的失業率可能高達28.4%。政府將他們置之不顧，拒絕設立實際惠及基層失業者的失業保障政策，令他們不得不節衣縮食，甚或借貸渡日。從早前勞福局長羅致光恬不知恥地公開承認「政府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人想到『禁堂食』政策會影響戶外工作者」一樣，政府根本沒有正視基層勞動者所面對迫在眉睫的貧窮，哪會意識到缺乏失業保障對勞動者造成多大的困境。 調查亦同時指出，政府雖然動用了三千億財政儲備推行所謂的「防疫抗疫基金」，但這些資金絕大部分由大資本財團所瓜分。雁過拔毛之下保就業計劃的資金實質全數落到雇主手上，真正落到基層工人手中的十不存一，散工雇員甚至根本無法受惠。政府不斷指出財政儲備快速燃燒，卻仍堅持繼續推動萬億元的「明日大嶼」工程。 雙重危機 這意味着香港政府將面臨雙重危機的局面：政治上，去年的抗爭運動民眾怒火遠遠沒有平息，新一輪的政治打壓不過是進一步加劇了民怨的內部壓力；經濟上，即將到來的失業大潮使工人階級的生活陷入絕望。另一方面，中美衝突和美國對港實施的製裁在中長期階段亦會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在短期方面，美國方面取消了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意味對美出口關稅將會大增，雖然整體影響有限，但同時取消了「香港製造」卷標，對香港的國際形象和投資市場地位打擊嚴重。在短期內不單「香港製造」的工業品，香港對美的服務出口以及在當地的企業都可能被視為中國資本和服務。 中美兩國愈趨激化的帝國主義衝突，一直以來香港的獨特經濟地位逐漸式微，外來資本投資可預期會持續收縮。香港政府的官方報告顯示，本年第二季度，內地共有1265家企業在香港資本股票市場上市，占本地上市公司總市值的78%。 可見香港的金融資本市場與內地資本之間的連結與紐帶愈陷愈深，隨着未來外部投資資金可能由於中美衝突而繼續減弱，中國資本所占的份額將有機會進一步增大。 客觀上，香港在中美帝國主義衝突中已被理所當然地劃歸中國陣營的一方，往後衝突中，在美國對中國所實施的經濟打擊手段之下，香港再也不可能獨善其身。而本地基層的就業和生計將在這個背景下進一步惡化，可以預期基層青年的失業問題將會成為重災區。在香港承受中美衝突最大惡果的依然是基層勞動者。面對這困境，工人階級並非無能為力。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個以強大的工會和工人階級政黨為基礎的運動（而這正是去年的鬥爭中所缺乏的），爭取體面工作和工資、復蓋全面而廉價的公共服務體系、合理可負擔的公共房屋，而這些都不能指望帝國主義政府和專製獨裁政權所給予。 香港：青山灣「黑獄」 迫害尋求庇護人士 超過20名尋求庇護者在七月絕食。多名印度及巴基斯坦裔男生在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簡稱CIC）發起絕食，抗議長期拘留及受到不人道對待。他們受到長期拘禁，入境案件無新消息。部分絕食者已被拘禁超過兩年。過去廿年，CIC最少發生過7次尋求庇護者絕食行動。絕食男士嘗試尋求律師協助，為他們的案件作司法復核，也曾在CIC的機製內作出投訴，但每次只獲得「請繼續等待」的回復。支持者表示，絕食者一度顯得虛弱，羈留室內也普遍缺乏妥當的藥物治療。 惡名昭着的CIC 帝理律師行的一位人權律師表示：「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在這裏，就像是永無終止的拘留。他們只知道，他們絕食越多，就越早可以得到答案。」 在難民之間，CIC向來因其「不人道、不透明、暗無天日」而惡名昭着，因而取得「黑獄」的稱號，「服務使用者」飽受虐待與壓迫。 來自烏干達的難民Lawrence 曾經歷CIC 的不人道對待。他向社會主義行動表示：「我被警察無理拘捕，然後被送入CIC。我被下令脫去全身衣服，入境處人員向伏在地上、面部朝地的我用一支金屬硬物插入我的肛門，以搜查所謂的違禁品，持續了約3分鐘，我當時十分驚怕。」 「在CIC裏我所有的權利都被剝奪，他們不會告訴我何時會被釋放。我不會有任何通訊設備。他們恐嚇不准我見律師，否則會送我到環境更惡劣的囚室，或將我遣返回國。有一次我被他們送到羅湖懲教所，那裏環境比CIC更惡劣，我絕食抗議才有機會走出來。」 2020年是全球致命疫症的一年。數以億計人陷入失業，即使亞洲也有爆發新戰爭的風險。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造成政治、戰爭、種族、宗教等衝突，使那些希望尋求和平和安全人逃離自己國家，淪為難民後卻要面臨刑責、譴返或種族抹黑。港府的種族主義及專製政策使難民身處危險和不人道的境地。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的種族主義壓迫，要求立即停止所有違反人權的打壓，捍衛難民的尋求庇護權利。我們指出，這個打壓難民權利的政府和資本主義製度，同時也打壓港人的民主權利和剝削。 香港：港府讓財團分贓的抗疫表演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在全球已經造成近3000萬人感染，近100萬人死亡。雖然香港的疫情相對受控，但普遍市民都清楚這更多是由於民眾的自律，反而政府的抗疫防疫政策不但勞民傷財，其最初的無能更加是導致最新一波疫情的爆發。 7月中旬開始，香港新冠病毒每天感染人數急遽上升。單計這次「第三波疫情」，超過3500人受感染、82人死亡，而總累計感染個案至今已達到近5000宗。 的確，香港4至6月的疫情較為緩和。然而，自疫症爆發以來，政府一直拒絕社會間要求「全面封關」的訴求。政府更加豁免多類人士抵港14天的強製檢疫，當中包括航空機組人員、海員、有商務往來的人，或跨境上學的學生等。根據政府數據，2月至7月底間至少有29萬人豁免檢疫來港。 而醫護界基本認為，病毒不會在社區自動爆發，因此豁免檢疫的「漏洞」正是新一波疫情的主要原因。實際上，早於6月底政府已經知悉有多名曾到訪香港的海員在寧波確診。政府顧問專家許樹昌亦承認，至7月中有10-20多名豁免檢疫的海員和機師確診。而病毒追蹤亦顯示，至少有20多宗本地確診個案與受豁免的跨境貨車司機有關。 但後知後覺的政府不為所動，甚至在7月中發表聲明，強調豁免隔離檢疫政策「維持必須的社會及經濟運作」。直至疫情社區全面爆發後才於7月29日亡羊補牢地收緊邊境檢疫政策。 然而「第三波疫情」最初爆發時，政府更提出一系列離地、擾民的政策。當局於7月中一度全天禁止餐廳堂食，大量基層工人午飯時被迫在戶外日曬雨淋地吃飯。可恥的是，政府總部和警察餐廳卻繼續開放堂食。政策實行了2連天后就在民怨中撤回，反映了高官特權階級與一般民眾的脫節。 大而無當的全民檢測 自新冠病毒疫情在全世界爆發以來，病毒檢測就成為了重要議題。在疫情爆發之初，香港檢測數字一直為人詬病，到7月只有5千，相比澳門的6千還要低。因此，林鄭在8月宣布進行自願性全民檢測計畫，並且由北京派員進行。 本來免費的全民檢測是對抗疫情的重要手段，但港府卻以官僚方式進行，導致計畫淪為鬧劇。 政府拒絕公開全民檢測計畫的費用，但據估算，整個計畫約耗費12.9億元，而最終只有178萬人參加，佔本港人口約24%，並僅檢測出32宗感染。這與當初林鄭月娥誇下海口說能找出1500隱形患者，和食衛局局長陳肇始預料500萬人參與的目標大相逕庭。 參與人數低下，源於民眾對政府的長期不信任，特別是擔心檢測過程中收集港人的DNA樣本，作為政治監控的用途。而這並非是空穴來風，實際上中共已經在新疆地區實行類似的生物數據監控，並借疫情之名計畫在其他省份推行。至於香港療界則擔憂中共藉機接管香港的醫療系統。再者，全民檢測依靠大陸團隊進行，只是一次性的計劃，沒有增加本地長遠的病毒檢測能力，因此對於長期持續的疫情幫助有限。 當然，港府要進行如此規模的「檢測騷」，更多地是出於利益分贓。政府從一開始就不經招標就欽點了4家中資企業負責檢測工作。當中3家企業華昇、金域和凱普都是在中國大陸上市，而華昇的董事更是醫管局前主席胡定旭。大部分計畫開支就是落入了這些私人企業的口袋當中。 而疫症對香港的廣大基層民眾來說，莫過於經濟打擊。根據官方數字，最新6-8月的失業率為6.1%，對比1月的3.4%上升了近一倍，當中最嚴重的建築、零售、飲食、服務業等皆超過10%。然而這個數字並不反映全部現實，打工仔實際面對的還有凍薪、減薪、強製無薪假等問題。政府至今卻仍然拒絕設立失業援助金。 「保就業計劃」保障的是老闆 另一方面，資助受影響企業的抗疫基金，已經推出了第三輪。三輪的援助中除了第二輪當中的「保就業計劃」間接地資助員工的工資外，其餘的資金都是直接給予企業作補貼。然而就算是保就業計劃，亦是充滿漏洞，老闆可以藉不同方式侵吞員工資助，而且政府亦已表示不會再推出新一輪計劃。 因此，政府為了維持所謂的經濟而犧牲了民眾的健康，但這個「經濟」是誰的經濟呢？是基層勞動者還是財團企業的利潤呢？答案不言而喻。 歸根究柢，香港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及其政府都是為了維護少數特權階級既得利益和企業利潤。政府高官所謂的「同舟共濟」只是空話，這是全世界政客的騙人術語，實際在疫情中基層民眾與有錢人所面對的打擊是完全不對等的。 我們需要向財團開徵「防疫稅」，直接按需要資助補貼基層工人。並且大幅增加在公共醫療、檢測的投資，將私院和私家化驗所的資源收歸於公共民主控製底下。於疫症期間，商舖及租戶全面凍租，及視情況減租或免租，拒絕凍租的業主和地產商，應立即將其公有化，交由工人及居民民主控製。 要保障民眾的生活優先於財團利潤，工人階級就需要加入抗爭、組織新的戰鬥性工會，以及我們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黨。以勞動者的集體力量，抵抗資本家與政府的一切剝削與打壓。 香港：新冠疫情下香港外勞飽受煎熬 「我自一月起，就不曾被允許出門」來自印度尼西亞的外籍家庭勞工Beryl，她同時亦是外勞組織KOBUMI的活躍成員。 就算當香港的疫情暫時緩和的時候，外勞們所面對的苛刻條件卻不變。她們當中大部分人被迫要一星期7日24小時全天候待在雇主家中，變相老闆可以隨時召喚工人。 「我的老闆不喜歡僕人休息，大部分香港雇主視工人為奴隸。」另一名KOBUMI成員Xena告訴社會主義行動。 很多雇主擔心會從工人身上感染新冠肺炎，而這加劇了針對外勞的種族主義。KOBUMI的Julia憶述：「老闆總是會找我們麻煩，特別是當新聞上報導有外勞確診的時候。」 作為工人，嘗試捍衛自己的勞工權利往往會落得被辭退的下場。Xena指出：「如果雇主向入境處投訴，我們將很難找到新工作。」根據「兩星期規例」，外勞如果在兩星期內找不到工作的話就會被遣返。 休息日被打壓 在8月，有14名外勞因「違反社交距離限製」而被罰款2000港元，相當於她們工資的一半。當局利用這些措施變相打壓外勞僅餘的唯一權利──每周休息日。 東南亞諸國的資產階級與香港政府互相合作，設計法規禁止直接聘用，並強迫外勞必須透過中介公司找工作。一項2017年的調查顯示，98%的在港外勞被迫要繳交不合法的中介費用，而70%的中介公司進行包括過度收費等地不法行為。Xena繼續解釋：「如果我們對雇主不滿，向中介公司或領事館投訴根本沒有用，他們肯定會站在老闆一方。不過，中介公司和使館很怕我們會找其他組織幫助。」 顯然，外勞需要組織起真正的工會。這能讓工人集體地捍衛自己的權利，籌備並組織抗議行動，包括罷工行動，這是爭取工人要求的重要武器。外勞的慘況，在於她們往往分散與孤立，導致她們受到當局的嚴厲歧視和壓迫。 只有透過建立外勞、本勞、和東南亞工人之間的團結聯合，工人階級才能反抗資本主義壓迫和現代奴隸製。資產階級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他們在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香港共同合作，實施壓迫性法律。因此，工人階級也需要跨國界地組織起來。 社會主義者對「加速主義」的立場 2020年以來，「加速主義」思潮在中國網絡上興起，指縱容或鼓勵習近平強化威權內政、「戰狼」外交等政策，令中共政權更快陷入內外交困，期待它會更早倒臺，以迎來社會變革（包括體製崩潰）。 「加速主義」得以流行，源於2012年習近平上臺以來日趨強硬的高壓統治和階級壓迫，反映了群眾的憤怒情緒開始一定程度轉化為革命的意識，感到自己反正一無所有，沒有什麼可以失去。 習近平任內廢除國家主席連任限製；加強言論審查與社會監控，清洗少數民族，搞個人崇拜，種種作為，被越來越多的反中共人士形容為「倒車」。即使從統治階級的利益角度來看，習近平的強硬政策往往是自損利益，為統治製造不必要的麻煩，就如自掘墳墓。 「加速倒車」 自新冠肺炎爆發以來，中國經濟受到顯着衝擊，近千萬待就業的大學畢業生，再加上「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生過世、南方水災，「加速主義」也已經從一種戲謔的自我安慰，變成一種認真的想法。 隨着「倒車」的進行，民間對中共的不滿亦與日俱增。但在中國的高科技威權體製下，群眾直接表達異見的空間極為有限，組織實體抗議亦面臨嚴厲鎮壓。加速主義的興起亦反映群眾的無力感，意味着群眾尚未有充足信心徹底改變命運，其革命意識仍未有清晰的輪廓和方向，尚未找到取代極權資本主義的政治方案。這使加速主義之中同時混雜着進步和反動的元素。 現今「加速主義」，與歷史上某些思潮有不謀而合之處。1904-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俄國社會主義者和一大部分資產階級自由派都主張「失敗主義」，即希望俄羅斯帝國在日俄戰爭中落敗、折損其軍事力量，令國內群眾不滿而爆發革命，儘速終結沙皇統治。俄國落敗確實成為了1905年革命的導火線，為之後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埋下伏筆。 而在2019年爆發的香港抗暴運動中，「攬炒」（粵語，意為同歸於盡）成為一些感到絕望的示威者的主張：他們認為，事情在變好之前，需要先變得足夠壞，因此會認為只要抗爭能製造社會混亂、使經濟衰退，並且支持美國製裁香港，就會自動加速政權倒臺。這意識與內地的加速主義有很多相似之處。 然而，「加速主義」思潮也有很明顯的問題。首先，「加速主義」想要中共政權持續升級在國內的高壓政策，認為反中共人士只需要縱容或者煽風點火就好，實質上就是坐等革命形勢到來。這反倒令日常群眾運動出現一種積消極不抵抗的情緒，甚至有這一危險——將爭取當前的改良鬥爭和革命任務對立起來。例如香港抗暴運動的攬炒派就認為應棄守立法會，也抗拒在運動中加入工人階級的經濟要求——因為這些問題在革命來到、中共倒臺時就會自動迎刃而解。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為日常的工人要求而鬥爭，從中爭取工人階級到革命旗幟下，使他們明白到為什麼要推翻現行體製。 經濟危機和外國製裁無疑使習政權陷入空前的危機。但經濟困境對工人階級意識產生的影響是兩面性的。一方面它可以使工人階級的生活倒退而激起憤怒，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工人階級對前景感到絕望而失去反抗的信心。這就是為什麼工人需要組織工會來團結鬥爭，也需要一個革命黨來領導其政治行動。香港攬炒派一味為經濟倒退而鼓掌，卻沒有意識到組織工人反抗的需要。 在國安法通過以來，香港的群眾運動陷入了困難時期。固然中共政權的統治越來越不穩定，但欠缺組織和領導的抗爭運動因為難以抵抗嚴厲的鎮壓，而運動陷入迷失和低潮。香港的「攬炒派」卻單方面看到現在是純粹的革命時期，因此不認為需要糾正運動的弱點，而只需要堅持下去就會自動勝利。現在需要改善整場鬥爭的綱領和方向，團結內地群眾反抗、製訂反資本主義的經濟要求、將無大臺的零散衝擊變成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運動，等等。 由於盼望中共對外繼續「戰狼」外交、從而在國際上四面楚歌，「加速主義」也會為群眾帶來帝國主義幻想，例如在美國總統大選中支持特朗普，並為此迴避種族主義等議題，甚至汙蔑「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議背後有中共支持云云，這樣反而落親中共方面的口實，並難以團結廣大中國及海外工人群眾。 積極的方向 總的來說，攬炒派的想法簡化了革命的進程。首先沒有政權會陷入一場最終危機而自動倒臺，革命運動必須依靠工人階級積極和自覺的行動，創立新的製度以取代舊有統治製度，否則深陷危機的政權可以通過鎮壓反對力量和發動戰爭、甚至內部發生政變奪權，從而挽救舊有製度。因此，當政權面臨一場危機時，革命與反革命會同時加速來臨，唯有一個強大的工人階級革命政黨，以正確的綱領和戰術領導革命，才能確保革命會戰勝反革命。 1914-1918年一戰期間，列寧曾提出革命的階級也要採取反對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的行動，以促成資產階級政府的失敗——即「革命失敗主義」立場。類似地，我們呼籲「革命加速主義」——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即使在當前只能以地下形式進行，還是有可能實現的。當革命情勢到來之時，用革命社會主義綱領、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推翻中共獨裁！ 中國：習近平政權向馬雲與螞蟻集團宣戰 螞蟻集團的龐大上市計劃，在最後一刻被混亂地取消。這顯示了中共專製與中國科技業的新興寡頭資本家之間，爆發了一次重大衝突。這甚至相當於「宣戰」行為，而中共當局同時也陷入不同的「戰事」，包括與美國政府的衝突。據報，習近平親自下令阻止螞蟻上市，縱使這會對中共的市場信用帶來嚴重打擊，而同時間美國也在指控中國科技企業充當中國政府的工具和附庸。 中國的主要面向微型信貸業務的科技金融集團「螞蟻集團」A股與H股原定於十一月五日於上海創科板與香港聯交所同步上市，這一上市計劃涉及融資額達2300億元人民幣，上市後的估值可能高達3100億美元，遠超包括花旗與高盛集團等全球主要銀行，直逼摩根大通的市值。新股首發的消息在中國和香港的股票交易市場都引發了一波認購投機潮，A股與H股分別超額認購近900和400倍。其龐大的體量和熱切的認購額使之成為人類資本史上最大的集資計劃。 戛然而止 然而，這一「壯舉」卻在上市前兩天（十一月三日）宣布流產，戛然而止。此前一日的十一月二日，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約談馬雲、螞蟻集團董事長以及執行長。同日，銀保監會會同央行發布《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規管小額貸款公司的出資比例，這一規定被廣泛解讀為直接針對螞蟻集團而來。 在此前的日子中，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可謂一帆風順。叫停上市的晴天霹靂決定，揭露了中共機器經常的矛盾而不協調的運轉方式。這問題直到被送往習近平之前，也是在馬雲10月份的「不尊重」言論之前，似乎沒有人在「掌控」事情。我們在2015年股災和貨幣危機，看到了類似的缺乏協調。這些都是了解未來中國經濟危機和動盪會如何失控的重要教訓。 八月底，中國證監會從受理螞蟻的IPO（公開新股發行）申請到完成審批只花了史無前例的二十五天。從路路暢通到突然煞停，眾多猜測認為是由於馬雲本人在十月底於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發表的演講中，公開且尖酸地批評挖苦中國政府對金融業的監管「過時落伍」，觸怒了當局因而叫停其上市計劃。 事實上，對中國金融監管的官僚體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約談」同日所出臺的 《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從立案起草到公開頒布，起碼要花上一兩年的準備時間，決非臨時起意煞停螞蟻上市。因此，更有可能的時間順序是馬雲早知山雨欲來而在公開演講中放手一搏，意圖製造輿論聲勢倒迫中國的金融監管機構。但這件事造成反彈並惹怒了當局，也為習近平敲響了警鐘。當局的擔憂，不單是馬雲等個別的資本家會過於「獨立」和傲慢，而且他們的經濟力量在未來會變得過大，能夠公開迫使當局屈服於「市場力量」，連政府也控製不住他們。從政權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很危險的邏輯，因為中共必須要不斷展示自己為社會中最強大的力量。 馬雲本人對外一直宣稱，螞蟻集團是一家「科技型企業」。簡單而言螞蟻集團是憑藉着馬雲旗下的阿裏巴巴集團在中國電子商貿領域中的壟斷性地位，承接了電子商貿交易過程中的支付、交易中介擔保、以及小額金融貸款的業務。據螞蟻上市招股書，螞蟻集團按業務可拆分為三大板塊：以支付寶起家的電子支付平臺、以微貸、理財、保險業務構成的電子金融科技平臺和以大數據徵信、區塊鏈、海外支付等構成的創新與其他板塊。可見其核心經營的是金融服務，本質上毫無疑問是一家金融機構，而且更是一家巨型機構，甚至足以向國有銀行施壓，使其可能走向與中共政權核心需要相違背的方向。馬雲以「科技型企業」包裝上市，實際上是為了迴避金融業對槓桿率、資本金和準備金的監管。 危險的槓桿率 螞蟻集團直至2020年6月，在中國促成信貸餘額已高達21536億元。翻查螞蟻小微小額貸款有限公司的財報，至2019年底，公司淨資產177億元，註冊資本120億元，即螞蟻集團用不到200億的本金就發放了超過2萬億貸款，槓桿率超過100倍！而這意味核心資本充足率僅0.8%，遠遠低於巴塞爾協議（即資本充足協定，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成員所推出的資本充足比率要求）對銀行4%的要求。固然螞蟻集團本身不是銀行，因此不受巴塞爾協議規管，但顯然這個被馬雲稱為「老人具樂部」的協定對他而言芒刺在背，時刻提醒着他作為一家金融機構，有着上千億元的資本金缺口。 中國的金融系統自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後一直存在着債務陰霾，為了降低風險，監管當局近年一直推行「去槓桿」政策以冀降低金融市場的槓桿率，以防一旦爆發危機，也可控製損失。然而，全國的居民槓桿率卻依然快速增長，特別是由於新冠疫情影響，過去數年稍稍降下槓桿率再次反彈，甚至創出新高。2020年三季中國宏觀槓桿率達到270%，其中居民部門槓桿率為61.4%，雖然尚不及美國次貸危機時的98.6%，但回溯到2008年，中國居民槓桿率僅為17.9%，到2018年已暴漲至60%。相對而言美國居民槓桿率從20%到60%的過程經過了40年，而中國只用了10年，迅速暴漲的居民槓桿率亦間接地反映了貧富差距的急速擴大。 螞蟻集團現在被指控是中國家庭債務不斷增加的元兇。與此同時，這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無盡矛盾，這也包含「中國特色」的製度，因為中共透過「雙循環」戰略來提高個人消費的計劃，只能建築於更多的消費者債務之上。民眾的收入水平根本不足以大幅擴張消費開支。中共可以對螞蟻等企業實施更嚴謹的限製，但卻會為自己帶來反效果。 同樣跟美國08年次貸危機相似的，是螞蟻集團與銀行的合作形式。現時螞蟻集團與100多家銀行合作，而螞蟻的聯合貸款出資比例僅為1%－5%，意味着那100多家銀行相對而言承擔了95%－99%的債權和壞帳風險。換句話說，螞蟻的商業模式是寄生性的，作為中介人賺取利潤，而又讓國有銀行承擔所有風險。 同時也由於疫情的影響，螞蟻業務的消費信貸逾期率已由去年年底的1.56%翻倍上升至3%。以2萬億放貸額計算，壞帳數額已達600億，這對於那100多家合作銀行而言他們的壞帳準備金可能不足以抵扣，這相當於一個危險的定時炸彈。 由於中國的信用卡業務相對較小，螞蟻所提供的小額消費信貸迅速填補了這一空間，掌握了8億居民的消費信貸業務，實際上已變得「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ll)。馬雲稱「中國金融沒有系統性風險，因為中國金融還沒形成系統」這番話相當諷刺，因為他正是其中一個給中國金融系統埋下了隱患的人。 股票投機 另方面，螞蟻在國內發行股份的手法亦引人懷疑。九月開始，馬雲通過支付寶向大眾銷售螞蟻戰略配售基金，集資600億元人民幣，但這主要面向一般群眾的銷售條款卻包括了鎖定18個月不得轉讓。但同時，螞蟻集團內地的招股書中條款卻標明「持股5%內的股東，在上市後12個月可以轉讓」。 而在十一月七日，中國財新網公開了螞蟻顯名股東名單。股東名單中包括了國內資本以及中共國有企業，以及新加坡淡馬錫和政府投資公司、馬來西亞國庫、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投資委員會，甚至包括了香港親政府富豪李嘉誠0.54%以及董建華0.05%。 條款間的差異，意味着各大資本以及李嘉誠和董建華等個人完全可以先於普通股民提前離場，盡情在招股熱潮中飆升的股值投機。 但同時，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製，全球經濟在未來幾年將深陷危機，加上中美衝突，中國經濟亦不會樂觀。而同時中共去槓桿化政策失敗，居民槓桿率和宏觀槓桿率創新高，債務逾期與違約率增加，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發生債務危機的風險。 在11月10日當局宣布新草案來規管科技業的壟斷行為後，中國科技企業的股票遭到拋售。這些事件顯示中共政權及其所為「更優勝」的資本主義模式（國家資本主義專製）也正朝向暴風雨，其政治及經濟矛盾正不斷增加。當局與寡頭資本家之間的衝突，直接或間接聯繫到政權內部的派別權鬥，而這也是自1980年代末以來最為嚴重。習近平介入去阻止螞蟻上市，也是政治因素的反映。事實上，政治因素更可能是主要原因──為了發出信號，警告沒有任何個人，包括中國的前首富，能夠破壞習近平中共的「規矩」。但習近平的每一個新「解決方案」──無論是香港的國安法，或者是對美的強硬立場──都在製造新的危機。 馬雲並不代表為意識形態挑戰中共的「資產階級民主」，他關心的只是為了最大化自己的經濟力量和位置。馬雲最惡名昭彰的是主張「996」工作，而他過去也曾贊揚鄧小平在1989年的六四鎮壓。 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計劃經濟才是解決方案，而非調控資本主義，不論是民主或專製政府。因為資本主義永遠都會為了最多的利潤而抵消和抗逆規管。我們需要將大企業公有化，這當然包括馬雲的商業王國，並將整個經濟置於多數人利益的民主管理。不要鐵腕極權政權，而是透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政府來實行公有製，由人民、基層工人階級掌控及管理企業。如果這些擁有社會巨大力量的企業，交由貪婪的資本家、投機者或短視的腐敗官僚所控製的話，未來這只會導致經濟危機與災難。 香港：「DQ4」至總辭——香港半議會民主的結束 中共取消4名泛民立法會議員資格後，其餘15名議員發動總辭，使議會只剩下建製派，意味着香港半議會民主政治的結束。從此以後，立法會完全等同北京人大，一樣只是獨裁政權的橡皮圖章。 與此同時，政權的鎮壓在各戰線方面繼續，中共現在利用國安法造成震攝效果，至今已有3名被告被落案起訴。政權針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人建國」及「民族自強」，甚至指控警察的口號，例如「721唔見人、831打死人」、「解散警隊、刻不容緩」也可以被視為違法國家安全的口號。 黃之鋒、周庭及林朗彥被控被控煽惑、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三罪，被還押等候判刑。及後，警察在全港九的鬧市地區嚴密怖防，並針對青年進行搜查行動，明顯政權害怕群眾鬥爭可能反彈。而早前人民力量的譚得誌亦被控發表煽動文字罪，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合共14項罪名。中共趁着美國因總統選舉而陷入混亂，加上在拜登仍有一段時間才上任，所以選擇在這段時間發動攻擊。 九月，中共大常委以疫症為藉口取消立法會選舉，並以委任方式將議會任期延長一年。當時右翼本土派主張杯葛議會，而經過一輪辯論後，除了陳誌全和朱凱迪外，泛民主派決定接受委任議席，使很多抗爭青年感到反感，被嘲笑為了議席而委曲求存，現在最終也被羞辱性的踢出議會。 諷刺的是，議會沒有了反對派，不能再把政府的施政災難歸咎於「泛民亂港」。建製派很可能會在無關痛癢的政策上表達反對，以表示自己有所作為，但作為中共的奴隸他們是絕不會改變其親財團及反民主的路線。 一直以來，立法會在功能組別製度下確保建製派為多數，專製政府的法案必定通過，而反對派提出的法案必然被否決。立法會過去一直是群眾鬥爭的其中一個焦點，設定政治辯論的議題，成為發動群眾鬥爭的平臺，但同時，議會的作用是矛盾的，它也將議題的辯論限製在小修小補的框架內，阻止群眾鬥爭激進化。泛民主派「循序漸進」的保守立場，即希望把專製資本主義製度稍微改善，並期望中共會逐步開放民主，就是議會製度下的政治產物。 泛民總辭時，並沒有提出任何代替議會真正的鬥爭方案，只是寄望事件會引起國際資本主義政府的支持，但結果失望而回。各國政府製裁中共的目的並不在於支持香港民主，而這些象徵多於實際意義的措施只是為了爭奪帝國主義的地緣政治利益。疫症及其帶來的經濟危機使他們自顧不暇，現在香港議題亦不是西方向中國施壓的焦點。而且這些製裁併不會真正威脅到中共統治，受害最大的往往是中國以至香港的工人階級。只有基層工人的組織和行動才能改善狀況。資本主義列強之間的鬥爭只是為了保障他們剝奪和操控窮人的權力。 現在反對派僅於的辯論和拖延法案的空間都被剝奪。立法會也再不能扮演限製群眾鬥爭的角色。固然在未來一段時間群眾鬥爭會失去了一個平臺。但同時擺脫了立法會的限製後，將迫使鬥爭通過新的渠道進行，並為工運註入能量，長期來說使其更加激進化。這一過程在沒有議會的中國大陸早已發生。 可惜的是，泛民政黨的實力和資源幾乎全部來自議會，尤其保守的民主黨和公民黨更加如此。它們並沒有真正黨員基礎和組織架構，只有鬆散的義工和支持者，以及傳媒給予的「輿論力量」。所以沒有了來自立法會的資源和輿論地位，恐怕有機會陷入癱瘓甚至亡黨。 社會主義者主張，現應該召開一個抗爭平臺，讓各大對抗政權的政黨和團體討論如何重建這場群眾鬥爭，以取代立法會在過往進步的作用，同時擺脫保守議會那種討論枝微末節的傳統，將重點放在建立群眾組織、公民抗命以及罷課罷工運動。在香港陷入專製反革命局面之際，更加突顯需要聯合中國大陸和國際的工人階級鬥爭，才有足夠力量挑戰獨裁政權及資本主義。 香港：國泰摧毀工資與崗位——工運的教訓 國泰航空從昔日一家世界一流的航空公司，如今變得破爛不堪，這代表着一個時代的終結。國泰對旗下的國泰航空進行大裁員，並停止國泰港龍業務，整個集團總共裁減8500人，相當於集團職位總數約24%。此外，香港航空於今年2月裁員400人後，最近再度裁員250人，並且9月曾推出兼職計劃，減少1,200名員工三成工資。國泰由一家顯赫有名的企業，變成破落的爛招牌，可謂代表着一個時代的終結，所謂「國際金融城市」的繁華面紗已被徹底撕破。 大裁員 這場爆發疫症以來最大規模的裁員，「倖存」的員工則被迫簽訂新的壓榨性合約。國泰要求留職員工在兩星期內極為倉卒地簽署新合約，否則當作「解僱」。職工盟主席吳敏兒表示，今次裁員規模只是第一輪計劃，因國泰表示，「今次重組後每月只減少5億現金支出，而集團目前仍每月流失15至20億元現金。」 新合約條件十分苛刻，部分機艙服務員底薪減約四成，外籍員工原享有房屋津貼，但新約則將會失去。與此同時，高層只是減薪一成！機艙服務員過往飛行時數不足最低的 70 小時，都可以獲得底薪。但現在，無論飛行時數增加多少，薪金都會封頂在12,600元。若飛行時數不足 70 小時，更會被扣減底薪。 此外，過去航空服務員若想增加收入，可與同事調更，轉飛更多長途機，增加工作時數以提高報酬。但在新合約下，員工的額外飛行時數隨時變成「無償加班」。 新合約條款大削薪酬且長期適用，而高層僅再減薪多一年。可見資本家在經濟危機時要求員工「共渡時艱」，目的是要將航空業的虧損轉嫁到工人身上，即使他們營利恢復後也不會恢復工人過去的待遇。 一向奉自由市場為聖經的香港政府，當「大得不能倒」的財團面臨倒閉時，卻動用273億元公帑去拯救它。可見自由市場只是拒絕援助基層工人的藉口。面對侵吞公帑後肆意裁員的企業，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今次裁員是「無可避免」，而且是國泰的「商業決定」。 建製派將國泰虧損的責任怪在示威運動以及工人罷工上，無恥地指責被裁員工是自討苦吃。這根本是一大謊言。早在去年之前，國泰將燃油對沖而招致虧蝕，虧損金額於2015年至18年高達250億元的，而今年油價急挫令公司雪上加霜。將工人創造的財富押註在賭場，輸錢後還呼天搶地，只有厚顏的資本家才能做到！ 國泰的「商業決定」也具有政治意義：試圖粉碎工會組織。國泰員工在面對一年來的打壓，加上欠缺有力的工會領導進行反擊，現在士氣低落，感到公司已破爛得不能挽救，缺少了鬥爭的信心。但這並不代表工人一開始就欠缺鬥爭的信心，這是因為工人缺工會領導而遭受到一連串的挫折所致。 去年8月反威權運動期間，對政治罷工呼聲最響亮的是國泰員工，即使在欠缺工會領導下，自發發動了一場有效阻礙機場運作的大罷工，超過3,000名人員參與，多達235班航班被取消，體現工人階級力量之巨大，向暴政發起進攻行動。 國泰此後面對中共施壓，被要求國泰清洗參與運動的員工，並禁止參與運動的國泰員工飛越內地空域。及後，國泰內部地震，在不足一個月內已有三名高層離任，明顯是中共直接干預的結果。國泰航空和它的最大持份殭屍企業——太古集團，必然會站在獨裁政權的一方去壓迫群眾；反之亦然，當國泰資本家利益受損，政府亦會犧牲工人階級利益去拯救資本家階級。 當時社會主義行動指出，國泰資方的打壓並不只針對工人爭取民主要求，他們知道經濟危機將臨，將要對員工發動經濟打壓，所以當時企圖藉機瓦解工會以消除後顧之憂。 失之交臂的抵抗機會 可惜的是，當時職工盟的工會領導並沒有發揮領導角色，領導工人發動罷工。8月5日的罷工並不是職工盟有組織的發起的，而是員工自發請假或曠工，這種模式可以在起初有爆發力，但難以持續下去，尤其當工運面對政權有組織的攻擊時，就更需要工會組織及領導去鬥爭下去。可見，整個航空業需要重建一個有戰鬥力的工會，真正大量吸納被打壓員工，以民主架構組織起來。 特別是在整個市場崩塌時，將航空業永久民主公有化是唯一避免災難的出路，否則工人只會接受財團的宰割。整個航空業都應該被公有化，收歸予工人民主管理，各公司進行互相協調和計劃。真正的重組計劃應該是踢走腐敗的管理層和股東，保障付出血汗勞動的員工的待遇，確保航空業為人民需要而非利潤服務。 香港：白色恐怖蔓延至傳媒界 在香港警察國安處進行810大搜捕，搜查《蘋果日報》總部後，當局最近正式以欺詐及國安法「勾結外國勢力」和「危害國家安全」罪起訴黎智英等人，並禁止其保釋，政權正連環出擊猛烈進攻新聞自由。自從北京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以來，政府對民主運動以及抗爭者進行了更嚴厲的打壓。而這股白色恐怖浪潮，亦迅速蔓延至醫療界、教育界以及新聞傳媒界。 最近，有線電視出現大地震，意味着恐怖氣氛已令媒體企業自我閹割。8月，4名親建製人士「空降」成為新聞部高層，隨即對部門進行大整頓，當時已經引起三分之二的新聞部員工聯署表達不滿。至12月初，公司以減省成本為由對新聞部進行裁員，更即時解僱負責調查報導節目《新聞刺針》的所有員工，共40多人。由於該節目過去多次進行批判性報導，包括對香港警方、政府和建製派提出質疑，此舉引起新聞部全體員工不滿，認為公司是打壓新聞自由，猶如「黨媒姓黨」，其後有線中國組丶港聞組全部員工宣布集體辭職。 至9月，警方更加直接改變記者的「定義」，由過往持有記者協會或攝記協會的會員，變成只承認政府新聞處所登記的傳媒機構，變相由政府「發牌」。這代表大部分學生媒體、民間網媒，以及自由身記者將不被承認。去年香港抗爭運動爆發，許多公民記者成立獨立媒體，親赴現場報導抗爭運動和警察暴力，讓事件真相能夠不被當局審查下傳達給香港乃至全世界的民眾。 顯然，這只是當局限製媒體的第一步，未來有可能會像中國大陸一樣，由政府統一發放記者證才可以進行採訪。 報復記者 而到了11月，作為公營媒體的香港電臺，其調查新聞節目《鏗鏘集》的編導蔡玉玲，被當局拘捕。案情指，其中一集《鏗鏘集》報導了去年抗爭期間元朗黑社會襲擊民眾的「721事件」。當中節目就事件中接載白衣人的汽車，利用公開的車牌查冊系統，調查車輛背後的車主，來揭露這些車主與事件的關係。警方卻以有關查冊並非交通用途，指控蔡玉玲「虛假陳述」罪。 「元朗721事件」是去年抗爭運動中其中一個非常敏感的事件，揭露出警察與黑社會指間的勾結。事後，警方公開指責媒體誤報事件，以及抹黑警隊。如今，更以荒謬的指控拘捕報導有關新聞的記者，完全是對記者的政治清算。 一系列事件表明，當局正有意識、有計劃地打壓新聞自由，散播白色恐怖。今天珠海學院的新聞及傳播系收生人數為零，可見新聞工作在青年眼中的前景極為黯淡。顯然，當下議會與選舉權雙雙被廢，媒體監察是能對政權造成有效阻力的僅存途徑，因而新聞自由被政權視為眼中釘。社會主義者捍衛新聞資訊自由，因為這是勞動大眾獲得事實真相的權利。不過，無線電視及有線電視的例子，證明捍衛新聞自由不能依靠私營媒體下的偽民主，也不能依靠個別「開明」的媒體老闆。有線裁員的例子證明了財團為了利益可以一夜之間轉向擁抱政權，配合執行打擊新聞自由的政策。全球各地新聞媒體往往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因此我們也反對媒體的私有製。要知道，在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往往被少數壟斷集團控製，使資訊牢牢控製在財團手中。 社會主義者支持新聞工作者組織戰鬥性工會，抵抗現時對傳媒的攻擊。我們主張公共擁有的、不由政府控製的自由媒體，並由媒體工作者與讀者代表共同進行民主管理。我們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唯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香港：閹割通識科 清洗教育界 林鄭月娥發表施政報告，展示政權對教育界實施高壓政策，意圖全面控製教育系統的野心昭然若揭。政權決意整頓通識科，包括更名、刪減一半內容、要求學生前往中國大陸考察等。自去年因《逃犯條例》修訂而引發的抗爭爆發之後，建製陣營一直引導所謂通識科「教壞年輕人」的輿論。爾後通識科只分是否及格，培養學生具批判思考的「獨立專題探究」在政治操作之下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政權要積極建構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加強學生對中共當局憲製文件（即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認識。同時，「國民教育」將會復活，促使學生只能認同中共的立場。 抹殺獨立思考 國外亦有不少對應考科目只作及格與否的評分準則，如芬蘭的大學入學試。然而國外所以採取這一製度是為了鼓勵學生主動汲納更廣泛的科目知識和培養多元的興趣。相對地，香港政府僅對通識科實施這一評分準則，顯然就是為了「不鼓勵」學生進行自我思辨，課業的「及格」與否僅取決於學生是否填寫上政權所認可的「標準答案」和立場。這不僅打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更是完全是閹割了通識教育的重點，只求讓學生成為唯唯諾諾的行屍走肉。 這一趨勢其實早見端倪，近期作為迫害教師和打壓教學自主的爛頭卒的梁振英，自雨傘運動之後，當時他已盤算「整頓通識科」。而今年七八月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中，對中國歷史科要求考生分析「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此說法的題目爭議中，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已表示：「答案只有弊，唔會有任何利」。這就證明政權根本不在乎學生的思辨和論述能力，只在意他們的立場是否與政權一致。 政權於通識教育方面的打壓，動機在於試圖將學生反抗意識連根拔起，確保學生作為一個群體服從政權。但事實證明，這些洗腦教育往往只是政權的一廂情願，不管是國民黨白色恐布治下的臺灣，甚至是現在內地的學生都爆發了自我組織的抗爭運動。 除此以外，政權對教師的打壓無日無之，繼宣道小學教師事件之後，接續再有多位教師被無理打壓。政權當局肆意指責教師失德，有如中國大陸勞改，要求教師參與所謂有關認識中共當局憲製文件及對社會運動批判的課程。對教師是打壓和恐嚇無疑是政權對教育界「殺雞儆猴」的把戲。 清洗教師 宣道小學教師一事更是公然大興文字獄。政權心知肚明宣道小學教師的言行，根本不可能構成所謂「宣揚港獨」的指控，這是徹徹底底的荒天下之大謬。而政權的行動無疑是向教師及社會傳達一項訊息：中共連僅僅是引導學生思考言論自由和社會議題的教師都不能容忍，以收到恐嚇餘下教師自我審查的效果。 林鄭月娥打算將公務員的宣誓，照辦煮碗復製在教師身上。可見，政權已經視香港的學術自由如無物，整頓教師、修改課綱、曲解課程設立原意已是無可避免。社會主義行動反對一切對教育界的清算，反對閹割通識科及反對推行愛國教育。我們認為，現在政權勢更突顯學運需要堅實的組織起來，因為與政權機器搏鬥是長年累月的事情，但無組織的黑衣人自發行動不能持續下去，在面對鎮壓的情況下出現疲憊和迷失方向。學生青年群眾組織需要由下而上的民主化組織，並選舉產生受群眾監督的領導，為重建鬥爭製訂方向。 香港：「安心出行」碼——政權安心你不安心 香港政府近出以第四波疫情爆發及「便於追蹤隔離感染者」為由，推出所謂「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用以記錄用戶的行蹤。這相當於中國執行的「健康碼」，不但沒有讓民眾「安心」，反而引發比疫症更大的疑慮。 現時政府收緊防疫規定，法例強製要求餐飲食肆及其他處所必須向政府申請「安心出行」二維碼，以供市民以應用程式掃描記錄出行去向。但現時並未強製要求民眾使用，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擔心引發廣泛的抵製和不合作運動，令政府淪為笑柄。 政府表示其他地方如韓國、英國、澳洲等都有推出類似的政策和程式以協助執行防疫工作，但事實上，這些政策在各地都引發了私隱和行蹤紀錄能否得到有效保障的疑慮，除非像中國般無視個人權利和私隱風險強製推行，否則民眾主動合作參與的積極性並不高，實際效用成疑。 更何況經過過去一年，香港政府的信譽徹底破產，在保障民眾私隱的工作上更是劣跡斑斑。去年的運動中就已有民眾懷疑街頭的「智慧燈柱」監控並收集民眾出行紀錄，因而將之全部拉倒。同時，林鄭政府一方面聲稱「保護警員私隱」而放任其不配戴警員委任證和展示警員編號，另一方面卻對親政府建製組織在網上惡意披露大批民眾的「起底網」視若無睹。 國家恐布主義 甚至有報導指，部分被親政府「起底網」所惡意披露的資料，極有可能是由代辦「回鄉證」的中旅社甚或是廣東省公安廳所流出。而內地官方媒體如中央電視臺更公然表揚鼓勵該網站的違法行為，完全是一種以披露民眾私隱為手段的國家恐布主義行徑。 因此，香港群眾對於所謂「安心出行」、「健康碼」等政策自然是抱有極大的戒心和不信任。即便是早前推行耗資巨大的全民檢測計劃，即使檢測期一再延長，反應依然冷淡。最主要的疑慮同樣是擔心中共藉此機會收集民眾的生物信息作政治監控之用。 香港處於疫情陰影下將近一年，但依然間隔性地爆發了四次群聚感染。病毒學證據表明四波疫情的源頭基本都來自境外輸入，可見本地抗疫的第一道防線本已千瘡百孔。坦率而言，為防疫症蔓延，衛生機關掌握民眾出行資料本是合情合理，無可厚非。但這些政策一旦由一個專製政權，特別是一個以披露民眾私隱作為打壓手段的政權去執行，必然引發抵製和懷疑。更何況這些懷疑與陰謀論其實極有可能就是事實！因此，要有效地防疫，必須掃走極權專製，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政府，對掌握民眾資料和私隱的部門進行完整嚴格的民主監督。 香港：荒謬的抗疫措施 百上加斤的醫療系統 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於十一月爆發以來，連日新增確診人數高企，累計確診人數超過七千人。重症患者有年輕化趨勢。據香港大學及理工大學分析，病毒並非來自此前的第三波疫情，而是新的新一輪輸入個案引起。 政權不檢討入境和隔離政策，不增加公營醫療資金和支援，林鄭政府一面收緊限聚令，一面先後讓不同崗位和身份人士，例如機組人員、船員外國領事和官員等，豁免檢疫，彷佛病毒是會因人的職業和身份而不作感染。 更為嚴重的，是疫情令香港公營醫療系統負荷加劇，現時公立醫院內科住院病床使用率整體達99%，深切治療負壓病床亦已達七成滿。有報導指，公立醫院本已長達數年輪候期的專科醫療服務，在疫情的影響下進一步惡化。 第三世界水平 部分專科輪候期延長5個月，增幅達四成，九龍東醫院聯網眼科新症輪候時間更長達172星期，即須輪候3年半！香港公共醫療開支占生產總值比例長年為第三世界水平，政府卻在施政報告中全無着墨。實際上，即便沒有爆發大瘟疫，香港的公共醫療體系早已長時期處於超負荷水平。 世界各地處理新冠疫情的經驗已表明，日常充足的醫療資源是有效控製疫情的重要手段。對付這種高感染性低死亡率的瘟疫，重點在於社區醫療系統的快速而全面醫療反應服務，並防止醫院病患過載崩潰，令死亡率暴升。而偏偏日常醫療資源正是香港一直所缺乏的。萬幸至今為止香港的社區爆發尚未算非常嚴重，否則以本地薄弱的公共醫療體系與之抗衡，情況將慘不忍睹。 相對地，公私營醫療失衡問題亦對抗疫造成嚴重負面影響。公立醫院僅有香港45%的醫院醫生，卻面向服務90%的香港病人，而私家醫生約7,000多人，占整體55%，則只照顧香港一成病患。在抗疫過程中，私家醫院坐擁大量醫療資源，卻拒絕接收診治新冠肺炎病人，僅僅提供有限且非面向所有民眾的檢測服務。可見以營利為目的的私人醫院，在疫症災難面前仍不願伸出援手，只想營營苟苟地維繫自身利益。 隔離政策同樣為人詬病。除獲豁免人士以外，大部分從海外抵港人士需要強製隔離檢疫14天，檢疫地點則是酒店或自家住所。但防疫存在漏洞，受檢疫人士並非專人專車送到隔離地點，前往檢疫地點時有機會接觸群眾，而他們所入住的酒店或住所，亦可能與其他人接觸。例如同住的家人可以如常上班，或是所住酒店仍會開放給其他顧客。 「秋後算帳」 另一方面，醫護界在年初發動罷工，部分地成功迫使政府收緊出入境檢疫政策，參與罷工的醫護人士一直都面臨被政權「秋後算帳」報復的風險。然而，林鄭政權現時迫於外界輿論和工會組織的壓力，特別是疫情反覆爆發，醫護工人不可或缺的情況下，不得不放棄全面打擊和清洗的企圖。醫管局宣布，對於2月份參與罷工的7000員工，只會收回「缺勤」期間的薪金，而不會再作出「其他人力資源方面的跟進」。這無疑是一次工人和工會的勝利，假如醫護工會能進一步強化組織和工人參與程度，將可成為一支更強大的工會力量。 林鄭自己也承認，所謂對疫症「全力以赴，力爭清零」，只是一句戲言，並沒有什麼有效的計劃。為方便市民紀錄行蹤的手機應用程式「安心出行」，亦被質疑為全民監控鋪路。 歸根究底，抗疫和民主鬥爭是一體的。需要民主控製公共財政，令科技不再成為監控民眾的工具，大幅增加公共醫療開支，透過民主監督的政府推行全民檢測和封關等措施。 香港：疫苗成政治獻媚工具？ 現時世界各種新冠肺炎疫苗開始問世，意味困擾全球近一年之久的大瘟疫疫情開始漸見曙光。現階段全球進展最快的包括美國輝瑞、英國牛津大學和中國內地的科興與復星等，當中部分已經投入大規模接種。美國與英國現開始安排民眾接種疫苗，假如疫苗效果理想，這兩個最主要爆發疫情的國家料可很快控製及平息疫情。而與港人關係可能是最大的中國國產疫苗，現時卻似乎未能給予民眾充分的信心。 香港即便是親建製的媒體亦不得不承認香港民眾對中國製疫苗「反應冷淡」甚至「廣泛質疑」。尤其是林鄭稱中國科興疫苗最快下月到港，但該款疫苗的第三期臨床報告卻含羞答答般「可能」在下月中可以公布。這意味着港人可能將會接種成效不明的疫苗，簡直形同草菅人命。與此同時，秘魯衛生部最近就暫停中國國藥集團疫苗的試驗計劃，因為一名誌願試驗者出現神經問題，導致腿部活動困難。 中國製疫苗成效未明 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現時中國國產疲苗仍未能提供第三期臨床試驗報告，只有中國國藥集團董事長稱，目前已有數十萬人緊急接種國藥集團旗下疫苗，沒有嚴重不良反應，亦無一感染。又指華為在墨西哥的辦事處大部分員工接種旗下疫苗的無人染病，而未接種的員工卻過半染病云云。港大生物化學系教授金冬雁直言嘲諷這種口述個案的舉動是「石器時代非科學的做法」，指大眾認可的是臨床實驗全面數據，而非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的個別情況。 事實上港人不信任中國製疫苗的根源在於過去中國三番四次爆發過駭人聽聞的假疫苗事件，這些事件如同毒奶粉一樣，不僅令內地民眾深受其害更一度間接令香港本地疫苗供應緊張。 可見，林鄭政府大手向中國藥廠採購仍未完成三期臨床測試的疫苗絕非所謂「科學的」決定，而極有可能是一種政治獻媚的手段。社會主義者反對採購甚至安排民眾接種成效未明的疫苗產品，並要求公開監督疫苗生產，運輸，以至採購流程，以保障民眾的生命健康安全。只有將世界各國的醫藥企業民主公有化，交由各國工人階級民主控製，才可以促成國際合作共同抗疫，避免疫苗變成外交鬥爭的工具。 二零二一年 香港：受疫情嚴重打擊的難民 「疫症影響了我和我的孩子，特別是我的健康。」Mira說。 「我的小孩需要在家用Zoom上課，但這對他們來說十分困難，因為課堂用廣東話教學，而我幫不了他們。我最大的孩子將要進入中學，但我找不到Band 1以外的雙語學校，而要考入這些學校需要很好的中文成績。 「難民是不容許在香港工作的，這導致很多經濟困難。他們在疫情下削減了我們的援助金（難民的唯一收入）、食物津貼。雖然他們沒有說明原由，但我質疑他們是認為孩子在家上課後，生活和食物費用開支會減少。 「香港政府為每名香港學生提供$3,500的資助，但我們卻被排除在外。我有3個就讀小學的孩子，分別讀小二、小四和小六。他們都在香港出生，但政府沒有給我資助申請表。上個月是我在香港的的第14個年頭，他們說要逐個庇護個案處理，但我的案子至今還有任何進展。 足襟見肘 「每個月，他們只給予每個成人$1,500的租金援助，而小孩則只有半額。他們不會為我們提供居所，所以我只能為自己找地方。我們一家只能蝸居在一個很小房間，根本不夠空間。特別在疫情下，大家都只能迫在室內，對我們健康不好。 「難民聯會（由難民組成的援助組織）獲得的捐款比以往少，而疫情下我們孩子也不能再到聯會辦公室或補習班。我感到十分苦惱。另一個NGO叫做國際社會服務社（ISS），但他們非常苛刻。他們只會給予一次機會協助交租，但只要你遲交一次，他們以後就不會再幫你了。 「對於我來說，假如有機會的話，我會選擇工作去養家活兒。我不想要政府的援助。據我所知，香港是唯一一個難民沒有工作權的地方。 「我特別擔心我的小孩。他們的成績不錯，我的大孩子甚至因為他英文天賦被選拔到新加坡交流。但他沒有護照，怎麼去新加坡？他對此十分不開心，但我跟他解釋這是由於我們的難民身分，他才無奈接受。 我想問，為什麼父母不可以工作來養活自己的子女？有時候，我會因此感到羞愧。」 香港：支持基層團結戰鬥 反抗不人道難民政策 香港政府的難民庇護政策非常種族主義而不人道。現時本港有13000名庇護尋求者，他們居住在隔離、貧窮的環境中，並且被禁止工作來賺取基本收入。 社會主義行動多年來積極參與難民鬥爭。2014年，在社會主義行動成員的提倡下，難民聯會在中環天星碼頭髮起了為期六個月的占領行動。這場鬥爭最終從梁振英政府手中贏得部分而重要的訴求。原本在食物配給製度下，難民往往只能接受過期和被剋扣的食物。後來變成現金券製度，讓難民能夠自行購買食品。社會主義行動組織並參與許多抗議行動，包括在2016年我們帶領了超過200人抗議葉劉淑儀，反對她提出在深圳邊境興建禁閉營。 我們與同難民多次參加立法會的聽證會，其中一次就提出難民學童所面對的困境。會上，我們讓一名7歲的難民兒童震撼議會。她說她不會認字，因為她一直被禁止上學。在如坐針氈的數分鐘間，那些議員被迫要聆聽到他們那些反難民政策所帶來的殘酷現實。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香港：油麻地大火—— 社區還有無數「計時炸彈」 今年十一月，在油麻地廣東道一唐樓發生了嚴重大火，造成7死11傷，是九年來死傷最嚴重的一場火警。死者全部都是尼泊爾籍及印度籍人士，包括兩名小童。據《明報》報，火警生還者Kiran， Kiran未及找到滅火筒，火勢已在3秒內無聲地迅速蔓延，他只好設法逃生。社區「計時炸彈」還有多少？造成火災的問題根源又是什麼？ 該樓宇沒有任何消防系統。根據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1987年前落成的樓宇都要做工程去改善消防安全，例如安裝自動灑水、緊急照明、火警警鐘等。但截至上月底，並未巡查涉事的唐樓。 房屋巿場化下的危機 出事唐樓是1951年落成，雖然不是㓥房戶，但是「三無大廈」—沒有法團、沒有居民組織、沒有物業管理公司，對加強安裝消防系統造成障礙。金科消防顧問梁錦得受傳媒訪問時指，現時大部分唐樓的消防設備與現時標準有很大差距，且因樓宇本身結構問題，未必能在天臺加裝水缸等消防設施。香港總共仍有約5,300幢「三無大廈」，政府推動的支援計划進度緩慢，令類似慘劇不斷重演。 問題的根源在於香港實行資本主義自由巿場，房屋的供應要以利潤為依歸，所以對政府來說是不應該大量興建公屋去滿足居住需求，而相反是要減少興建公共房屋，以製造房屋短缺令資本主義巿場有利潤空間。因此窮人只能付擔起住在安全規格欠奉的住宅。 這場大火死傷者主要是尼泊爾裔人士，在港少數族裔因為語言障礙，加上政府刻意製造歧視，令他們長期處於貧窮和弱勢。親財團政府拒絕加大公共開支去促進少數族裔融合社會，因為這並不會為財團創造利潤。 大火發生後，資產階級李嘉誠向死難者家屬撥款300萬元，等同他在股市30秒賺到的金額，連積下陰德都恐怕都不夠。因為李嘉誠就正正是房屋巿場化、公屋短缺下的既得利益者。他的地產王國越大，窮人就越只能住進危機四伏的地方。 這場油麻地大火揭露資本主義製度壓迫窮人、製造社會不平等，以及服務一小撮人利益的本質。我們需要社會主義，一個真正為窮人、全體勞動者利益去民主規劃的社會製度，它會消減資本主義下房屋投機，並以人民利益為優先去興建大量公共房間，根源性地瓦解造成人命傷亡的危險房屋，社會主義行動為此而不懈抗爭。 香港：新公務員工會宣布解散 反對打壓工會權利 1月16日，於反送中運動中乘新工會浪潮而成立組建的「新公務員工會」宣告解散，工會在其FaceBook 專頁中亦指因政府將強推所謂強製要求公務員宣誓效忠一事，工會理事將拒絕宣誓，因而預期將可能被政府開除，喪失理事與工會資格。故此現階段宣布解散，以保護會員資料。 在2019年的反威權運動中，公務員中亦有大批對政府不滿者。特別是721元朗襲擊事件發生後，大量公務員更恥與此政權為伍，離心離德。林鄭政府無中生有要求公務員宣誓，企圖以含煳不清的所謂「違反誓辭」為藉口，以此誅心罪去清洗體製內的反對聲音。這一手段已清除了立法會內所有非建製派，林鄭政府正要乘勝追擊，為所有公務員下緊箍咒。 而在不久的將來，「強迫宣誓」的政策極有可能會延伸至其他行業，首當其衝的最大可能將會是教師、社工、甚至醫護等行業。這些行業在過去皆旗幟鮮明地參與在各種挑戰專製的社會運動當中，包括反國教、雨傘運動、以及反送中運動等。當中大量從業員在運動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性。林鄭政府亦早已將教育和社工業界視為眼中釘，磨刀霍霍欲除之而後快。 國安法的威迫下工會權利受到更大的威脅，令資本家在經濟危機中更肆無忌憚地以減薪、裁員和加工時等手段打擊工人。當連否決預算案都被視為違反國安法時，政府未來更有可能用「顛復國家政權」的罪名來針對罷工者。 報導指，曾有會員向新公務員工會提出可否通過司法覆核的手段以阻此「強迫公務員宣誓」，而工會亦坦承，政府搬出國安法作擋箭牌，司法覆核勝算淼茫。可見法律最終就是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在政權已決心徹底撕毀香港僅有的半民主製度下，所謂的法律鬥爭工作難以阻擋暴政的腳步。 整個工會運動需要動員各行各業的工人階級，抵抗政權的猛烈打壓。可惜，新公務員工會領導在動員反抗前就決定解散。如果工會領導動員會員，召開大會民主製訂鬥爭的方向，是可以凝聚在國安法通過以來陷於困難的新工會運動。政權勢必步步進逼，而其他行業的工會仝人應當意識到危機正在迅速迫近。這不是一個能靠法律遊戲以抵抗的攻勢，唯有立即地號召各行業工會會員，民主討論及製訂如何在國安法下重建工會運動，包括重建罷工運動。 政府封區「抗疫」— 製造種族主義及歧視 新冠疫情持續在社區蔓延， 政府在一月底開始實施強製封區檢測，油麻地佐敦一帶成為首個目標地區，區內圍封7000人近48小時後，最終發現13宗確診個案，確診率為約0.1%，政府所謂要達到病毒「小區清零」和截斷傳播鏈，但最大影響卻是引發對區內大量少數族裔的種族主義和歧視。 印尼籍難民May與女兒及朋友共4人一起租住佐敦一舊式唐樓單位內，單位內空間狹窄擠擁，連一張枱也沒辦法放置，平常起居飲食工作讀書也是坐在床上進行。「區內住了大量如巴基斯坦、尼泊爾籍等的居民，但那些身穿保護衣的工作人員只會說中文及英語，幸好我能說英語，但我的鄰居根本不能與他們溝通。」May 續說：「他們派發的食物中居然有罐頭豬肉，我們穆斯林信徒是不能食的。」 佐敦被解封后，May 帶就讀幼稚園的女兒回校交功課，卻發現被拒進入，並要申報健康狀況，表單上更有一項是是否來自受檢測或隔離區域，「這跟往常不一樣，學校職員可能知道我住在佐敦，變得要加倍提防。」「我感到很不公平，就像是被標籤為帶病毒一樣。」 新冠病毒傳播沒有階級之分，一視同仁地向欠缺保護的人施襲。但資本主義政府卻將病毒傳播歸咎在種族之上，政府高級衛生官員何理明指少數族裔助長病毒傳播，因為「他們喜歡分享食物、抽煙飲酒及交談」，這顯然是散播種族主義。支持少數族裔權益的融樂會則反駁「家庭聚會活動，一般巿民亦會進行，為何政府要強調少數族裔文化及宗教而較易傳播疫症」 政府帶頭在社會散播種族主義的言論，目的是要將責任推卸在弱勢種族之上，令社會分化對立，分散造成種種惡劣社會問題根源的焦點—資本主義製度。資本主義製度令香港連續10年成為全球樓價最難負擔的城巿，超過20萬最貧窮人士住在㓥房等環境惡劣的地方，當中尤以低收入的少數族裔，如南亞人士最主要聚居在佐敦一帶，他們每天都面對來房屋、工作、警察方面的歧視。長期的不公平和歧視成為他們的夢魘，可恥的是當疫情惡化時卻被政府「忽然關註」並指責，而資本主義製度和政府造成的高樓價、惡劣住房造成的病毒傳播、削減社會資源造成的不公平卻通通被掩飾起來。 少數族裔、難民和香港基層群眾都是香港重商經濟下的受害者，統治階級必然要製造種族主義以分化及維持其統治，因此工人運動需要在反對一切形式種族主義和歧視上扮演領導角色，團結不同種族、性別和語言的基層工人，以爭取更多資源、提高工資、增加公共服務和廉價房屋。 需要的是團結基層工人和所有種族，性別和語言的居民的運動，以爭取更多的資源，更高的工資，增加政府對可負擔住房和公共服務的資助。工人階級的團結與鬥爭可以擊退政權和資本家所製造的種族主義，迫使他們作出讓步。這也需要組織成一個強大而民主的工人運動和政黨，反對資本主義製度和獨裁統治。社會主義行動正為此而戰。 香港：疫情下肥上瘦下的財政預算案 香港在失業率創新高的情況下迎來2021年的財政預算案，在預算案宣讀前，政府早已四處放風稱「財赤嚴重，睇餸食飯」云云，明示不會加強舒困。特別對於面對疫情困境的基層群眾，非但沒有大幅增加對民眾的社會服務開支，過往多年的「派糖」政策更在本年度「減甜」，連過去杯水車薪的生果金綜援 「雙糧」、公屋免租一個月等政策也被取消，再次無視基層迫在眉睫的困苦。 相反，撥款予未來數年的「國安開支」卻高達80億元，相當於全港每人交納1000元「國安保護費」！時事評論員林和立估計這筆錢將支付予北京駐港人員的監控工作。足見有錢搞維穩，無錢幫基層。 現時香港失業率高達7%，在這個數字背後，隱藏着更為龐大的就業不足者和被迫放無薪假的工人群體。特別是受疫情影響而被政府勒令停業的行業工人，早已面臨將近整整一年「無工開」的絕境。2019年在職貧窮人口已達50萬人，去年人數一定更高。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面對各界的強烈訴求卻仍堅拒設立失業援助金，也完全沒有措施支援被迫放無薪假者，以直接救濟失業與就業不足者，反而設立一個不倫不類的所謂「失業貸款」，讓失業者向政府以固定年息厘借貸，上限為8萬元。 這項短期的貸款不僅毫無吸引力，即使失業者日後再就業，隨後的還款亦令其生活百上加斤。而更危險的是，假如失業者在還款期未能再就業，更可能被銀行追至破產，變相推失業者送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在25日的記者會上明言，預期壞帳率會高達25%！換言之，政府在這計劃中本來就預期每四個貸款人之中就有一人會面臨破產，這根本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破產陷阱！而同時這些貸款由公帑擔保，銀行幾乎不承受任何風險卻坐收利息，毫不掩飾地進行利益輸送。 對於失業者的救濟，亦有學者退而求其次提出讓失業者預支MPF戶口的儲蓄以應急，惟政府依然拒絕，揭露了政府只顧保護金融和企業的利益。一方面稱MPF要保留作為退休保障，另一方面卻又繼續允許雇主以MPF對沖遣散費，根本自相矛盾。 而最令人關註的就是向所有18歲以上公民發放共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但最快要到暑假期間才開始接受登記，對燃眉之急毫無幫助。所採用的電子支付平臺幾乎必然包含像如支付寶、Wechat pay等軟件，這對於很多小商戶就無法納入消費券的流動圈之中。同時，這又涉及到了政權一直以來密謀擴大收集個人訊息的問題。而且這次涉及到最為重要的個人消費紀錄數據，比出行紀錄、通訊紀錄等更為敏感。眾所周知政府一直意圖推行所謂「貨幣電子化」，最終將掌握所有人一分一毫的金錢流動紀錄。對於這個誠信早已徹底破產的政府而言，令人不禁懷疑這些數據將用於人身監控之上。 政府在預算案公布前就不斷放風指「赤字超過3000億，儲備縮減至9000億」，以正當化自身無視基層的政策。最終預算案的數字顯示赤字僅2576億，儲備仍超過9000億。這表明政府根本沒有藉口縮窄舒困政策，至少根本無須「減甜」，即使如去年般再發放一萬元現金津貼，所額外增加的赤字仍不過400億，仍不至於如政府所恐嚇的「3000億赤字」。可見政府並非無力舒困，只不過是無心舒困。 實際上，政府所宣稱的赤字，相當部份就是源自於大白象工程。基本工程開支預算今年開支740億元，比去年增長48%，而未來幾年將增長至平均每年超過1000億元。傾325億推「落馬州創科園」計劃、6000億元「明日大嶼」計劃。去年為了拯救私人企業，政府向海洋公園撥款54億，向國泰航空註資273億元。海洋公園今年又正向立法會申請追加撥款67.9億「救亡」，即是短短大半年就獲得公帑120億。而國泰的註資只能足夠其營運約一年，未來恐怕是無底深淵。沒有這些「支出」，就根本不會落至如此的財赤。 年復一年一再表示「稅基狹窄」，要擴闊稅基，但對於一直以來針對財團的稅種如資產增值稅、股息稅、遺產稅、提高企業利得稅等採取迴避的態度。事實上，據不同的調查所估計，假如開徵資產增值稅、股息稅、遺產稅等三項針對富豪與財團的稅種，已可為香港庫房帶來每年100-500億（參考不同稅率）的穩定恆常收入，這筆收入足以大刀闊斧增加公共醫療、護理、教育、交通、房屋的資源等。另一方面，單單政府胡亂揮霍在大白象工程和利益輸送的開支亦完全可以提供充分優質的公共服務。 社會主義者行動主張停建大白象工程，開徵富人稅，設立失業援助金及全民退休保障，要求大規模增建公房達每年五萬單位，解決窮苦大眾的燃眉之急。然而，要求親資本的政府滿足這些訴求無異於與虎謀皮。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鬥爭，將大企業與銀行公有化，讓工人民主監督和控製。 香港：47人被國安法起訴 審訊猶如拷問 中共與香港政府再次發動政治清算，在年初大搜捕53名參與「35+初選」的參與者後，在2月28日以《國安法》中「串謀顛復國家政權」罪起訴其中47人，當中包括梁國雄、岑子杰、胡誌偉、譚文豪、楊嶽橋等，甚至包括已然在囚的黃之鋒。 被起訴的47人在3月1日於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數百名民眾大清早甚至通宵在法院外排隊輪候入內旁聽以示聲援。下午，在場警方一度舉「藍旗」和「紫旗」威嚇群眾，其後在旁晚驅趕民眾離開並封鎖法院。更惡劣的是，當晚一名代表被告的律師丘律邦，手持法律文件進入法庭之際，竟被在場警員拒絕放行，其後更以涉犯「阻差辦公」、「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罪名將其逮捕。 而政府一方的起訴程序亦極其不合理，政府一方表示仍有大量的電子證據有待處理，甫開庭便申請將聆訊押後至5月31日，並要求將47人還押，反對保釋。在未完成搜證工作的情況下，政府就提早起訴並將被告人收監，相當於未審先判。 審訊過程猶如酷刑拷問，被告在首天要進行連續十四小時審訊，加上前一晚被拘留在警署，很多人隔十二小時未能進食，每天只能休息數小時，三天沒有洗澡。法官甚至拒絕讓被告更衣。梁國雄、楊雪盈等人審訊期間不支暈倒被送院。 這項「控罪」的量刑極其嚴峻，量刑起點從最低十年徒刑起，最重可判終身監禁。但同時，「控罪」的立足點理據卻又非常薄弱。多名在法院外聲援的民眾均表示「控罪」非常謊謬，但對判決的結果卻感到悲觀。民眾紛紛表示，對所謂的「國安法指定法官」難以信任，認為他們只會執行中共的意誌，勢必會將47人定罪收監。而在訴訟前一星期，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於2月22日點名黎智英、黃之鋒及戴耀廷，稱三人是「反中亂港分子」當中極端惡劣者，要給予嚴懲，猶如在審訊前向法院發號施令。 今年九月可能會舉行「立法會選舉」，中共急於在此前執行全面的清洗，以防止像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毀滅性慘敗重演。儘管中共對外宣聲「國安法」有效「回復社會穩定」，但實際上掌權者深知香港的民憤在過去一年以來有增無減，只是埋伏在地下等待爆發。即使以防疫為名剝奪了集會權利，並打壓所有的公開政治活動，但民眾正一次又一次地尋找表達的機會與方式，以對抗專製的打壓。 因此，即便是在去年十一月「國安法」實施後，超過六十萬人依然積極地參與了「35+初選」，這對於中共而言相當於奇恥大辱！因此中共與香港政府去年再借「防疫」為名將立法會選舉拖延整整一年，以此時間清洗非建製派候選人。對中共而言，最有效的清洗方法莫過於將候選人統統投入大牢。 自早前中共「DQ4」引發立法會內所有非建製派總辭後，本來已無實權的立法會，失去了最後僅餘的一絲認受性。正如我們早前所指出，民眾會在短期內失去了立法會這個鬥爭平臺，但這同時會對統治階級造成危險，因為群眾的不滿情緒會引導至其他的抗爭渠道。 如果基層勞動者在職場組織起來，建設真正戰鬥的活躍工會和群眾組織，會形成比立法會更有力的新抗爭工具。長遠而言，幻想會消失，鬥爭會因而激進化。事實證明，立法會形成「35+」從來都是不現實的，中共政權永不能容忍偽議會落入反對派手中。由此可見，在製度內循序漸進改革是註定失敗的。群眾鬥爭必須以改變整個製度為目標。因此中共自作聰明的「震懾」策略可以使香港的民主運動「蛻變」。 我們社會主義者聲援47名被荒謬控罪指控的人士，並要求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即使很多被告的立場與反資的工人階級立場距離千裏。同時我們不能坐視政權借「防疫」之名壓製社會運動，不能眼睜睜地看着政權趁此機會步步進迫。我們主張現時迫切需要重建群眾鬥爭 但鑑於2014年的雨傘運動與2019的反威權鬥爭，即使有無比的勇氣和力量，卻未能贏得重大的成果。未來運動要勝利的話，一定要從近月泰國和緬甸的鬥爭經驗中學習。尤其在緬甸，工人罷工癱瘓了經濟和銀行系統，削弱了軍方的權力。更重要的是，必須要拋棄「香港鬥爭可以在一個城市內勝利」這一想法，而要將運動連繫至中國大陸同樣受極權壓迫和資本剝削的群眾。 香港鬥爭需要拋棄對資本主義的幻想，認知到財團與銀行也是禍害的一部分。資本主義與專製國家是密不可分的，他們分別是一隻惡魔的左右爪牙，都想鎮壓民主權製，以保護權貴對基層工人的剝削製度。各爭取民主權利的政黨和團體應立即召開一個抗爭平臺，在建設工人組織和工會的基礎上動員並重組群眾，為民主權利與經濟生存權而鬥爭。這就是我們的出路。 社會主義行動申請加入民陣公開信 致民間人權陣線： 中共正在吹風要用國安法控告民間人權陣線。白色恐怖的政治氣氛令泛民黨派紛紛退出民陣。此舉對於抵抗政治迫害的鬥爭並無幫助，實在令人遺憾。 中共要取締的不只是民陣，而是香港舉行反中共大型和平集會的合法權利。若果民陣受到打擊，七一遊行將可能從此消失。消滅民主運動的示威權利才是中共的真正目標。中共下一個目標將是支聯會及六四集會。各大民主派工會恐怕也不能倖免。 民陣作為號召大型集會的主要平臺，無疑在2019年的抗爭中發揮着重要作用。由2019年3月發起1萬2千人遊行，醞釀前期的反送中運動，至6月9日的100萬人及6月16日的200萬人上街，驅使抗暴革命爆發，到了運動中期陷入僵持狀態時，民陣再發動818的170萬人流水式集會再鼓起運動。即使過去民陣由溫和泛民所主導，社會主義行動並非認同其全部做法，但現在捍衛它就是捍衛示威權利。 社會主義行動現申請加入民陣，望獲所有留下來的成員團體批准。我們呼籲所有反獨裁的團體留在民陣，或者加入民陣。國安法通過前，多個自行解散的民主派團體，最後也沒有避開中共的鎮壓，足見退出民陣並不是避開中共打壓的逃生門。作為民主運動的團體，理應站出來告訴群眾——鬥爭將會繼續。 中國／香港：ISA發起全新的聲援行動 自2019年香港群眾鬥爭過後，局勢已全然改變。習近平獨裁政權和名不符實的中國共產黨回應這場運動的方法，就是對民主權利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打壓，其目的是要摧毀這場運動，並防止未來在香港和中國大陸任何的群眾鬥爭。 鑑於這些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攻擊以及在中國大陸越來越嚴厲的打壓，ISA發起了「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暫譯，英文名稱為Solidarity Against Repression in China & Hong Kong）運動。這項運動的目的是加強大眾對中港實際發生情況的認識，以動員來自普通人民、工人和青年的團結聲援。 這個運動在幾個重要方面將與幾個其他現有的聲援行動有所不同。ISA在中港都有我們的同誌和社會主義支持者。他們受到直接的打壓威脅和影響，令這場鬥爭非常具體。 我們的團結運動將集中於中港受壓迫階層（工人、年輕人、婦女和少數族裔）所面臨的局勢。我們將避免按照各自議程的各政府和商業利益團體發起的倡議。當民主權利和工人權利問題受到威脅時，他們既不能為被壓迫者發生，也不能被信任。在中美兩國統治者之間的新冷戰時代，這尤其重要——因為雙方都試圖操縱全球輿論，利用全球輿論進行他們的帝國主義權力鬥爭。 該運動的目的是教育、介入和組織聲援行動。實際和即時的團結聲援意味着向遭遇國家鎮壓的受害者表示支持，並儘可能廣傳相關事件的消息。該運動希望以提出決議案、製作影片和分享活動照片來提高全球工會和勞工運動對中港鎮壓的認識，以支持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工人權利和民主權利。 中共直接治港的新模式將自製災難 香港正處於歷史性的反革命狀態。中共動用國安法全面鎮壓，參加初選的民主派政治人物身陷囹圄，立法會被閹割至人大一樣，法庭不斷重判示威者。9名泛民政治人物被裁定前年8月18日參與及組織未經批准集結，其中5人被判監8至12個月，當中社民連梁國雄（長毛）被判最重的18個月。他們多人還將面對國安法的審判。 中共提出「愛國者治港」，為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正式送終。中共全面改組香港立法會，立法會直選議席由一半降低為90席中的20席，候選人必須獲得港區人大政協代表的提名，而且還有國安部下的資格審查委員會，根本上由中共牢牢操控。 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共徹底錯估形勢，誤以為建製派會大獲全勝，故此沒有取消區議會選舉。最後民主派奪得9成議席，使中共驚惶失驚措。中共明白到，哪怕是空間極度有限的選舉也可以成為群眾投抗議票的平臺，因此下定決心要全力扼殺選舉空間。現在，中共取消超級區議會議席，因為該五席由區議員提名的，將會由泛民占據候選名單。中共亦害怕全港性選舉會變成變相公投，讓選民抗議票。 中共對小圈子的特首選舉也不放心，即使廣大群眾並無投票權，還是害怕泛民主派有可能提名挑戰中央的候選人。除了取消區議員的選委資格外，醫護和社工的權力亦被削弱，而中資代表則獲得新增的商界（第三）界別。中共打破了泛民迷信九七後體製內妥協和「循序漸進」改革的幻想，不論是35+控製立法會，還是300+特首選票的關鍵少數，都已是灰飛煙滅。 議會淪為笑話一則，杯葛選舉的氣氛已在群眾中蘊釀起來。建製派已正吹風，指鼓吹投白票將會是違反國安法。不論反對派能否發起公開的白票運動，選民的投票意欲己將大大減低，使中共又再自取其辱。中共及港府自以為強硬鎮壓會平息反抗，但民怨只會繼續積累下去。 泛民主派的生存空間被扼殺，並不代表建製派可以大安旨意，從此歌舞昇平。中共同時會整頓治港勢力，淘部分的建製冗員，希望更有效直接控製香港的政策。三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拋出「忠誠廢物」一詞，嘲諷香港建製派雖然忠心耿耿，但卻庸懶無能、無力護主，並非「賢能的愛國者」。建製派立法會議員的葉國謙則以「廢柴學者」一詞回擊。建製派與中共要員公開罵戰是極為稀有之事，表面上無意義的口水戰，背後揭示着建製內部權力大洗牌將會進行，各方都在爭奪政治分贓。 習近平政權不會明白，是自己極為強硬的統治造成香港民意反彈，激起2019年以來的激烈反抗。中共反其道而行，相信要更強硬控製香港、更直接指揮香港才可避免日後危機再生，因此改變過去經中聯辦及香港建製派的統治模式，削弱因山頭林立而行動散渙的建製派之權力，由中共黨機關直接治港。 在前年香港抗暴革命爆發期間，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就多次南下深圳，設立「危機管治中心」指點治港政策。經過這場風浪後，中共要把直接指揮香港的做法製度化。2020年2月，中共將「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升格為「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由韓正擔任組長。這種小組是用於駕空國務院的權力，使國家事務更直接由黨控製，方便習近平集中權力於一身。習近平上任以來，擔任過經濟、財經、外交、網絡、法治、國防等小組組長。 沒有了民主派，「忠誠廢物」出現生存危機。過往建製派動輒將民不聊生歸咎於「反中亂港」、「拉布搞事」的泛民。現在，他們不能再以泛民作為代罪羔羊，推卸政府暴政的責任。若果當連橡皮圖章也不如，恐怕會失去對中共的利用價值，因此在政治小醜劇扮演一下「反派」，提高一下批評政府的聲調，來獲得自己的定位。最近建製派反對林鄭興建沙嶺超級殯葬城，就是一邊向中共表忠、一邊向林鄭撒野的表現。當然忠犬還是忠犬，他們不可能有任何獨立性，更不可能挑戰中共和財團的利益。 幾名內地商業精英高調成立紫荊黨，旨在於新選舉製度中取代香港建製派。紫荊黨創黨主席李山兩會期間獲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夏寶龍單獨接見。該黨創辦人之一、中播控股董事長黃秋智直指，改選舉製度將「溝淡」現有建製派，更直指建製派「令中央無法聽取香港真正的聲音」，以至在2019年區選中大敗。然而，依靠他們執行中共的政策只會適得其反，製造更多衝突和動盪。香港建製派在紮根多年，好歹在直選中也有4成選票支持，而且利用強大的資源進行地區工作，在不少貧困屋邨能欺騙到一定民心。新建製派的內地精英面孔對香港人來說更陌生，其政治背景更為離地，難以在香港獲得深厚的支持。中共又再次自製多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面對嚴厲的鎮壓，泛民知名的政治人物很可能面臨長期監禁。而香港半民主議會政治正式死亡，令泛民政治也絕路。中共在主權移交時，對一國兩製、高度自治、循序漸進走向普選的假承諾，產生了半民主議會與泛民政黨這種政治產物。故此，議會就是泛民的母體。溫和泛民並不相信議會以外的群眾鬥爭和組織，他們擔心鬥爭會變得「太激進」會挑戰到他們的領導地位，沒有議會根本沒有生存空間。他們要不是自行解散，就要跪求中共讓他們入閘參選。現在泛民各黨已在討論是否繼續參選而陷入分歧。而任何決定參選的泛民政黨，都將會被群眾視為「忠誠反對派」。 整頓香港建製派除了政治因素，也是為了讓中資加快接管香港經濟。在中美衝突激烈化下，中共要應付與美國陣營的經濟脫勾，因此加強接管香港以免經濟孤立。此外，中共亦要進一步控製香港的戰略產業，包括土地、電訊和電力，從而確保在地緣政治衝突中掌握對香港的統治權。中資占香港經濟份額是越來越大，已占據了港股市值的七成以上，去年新上市股份有98%都是中資股。而在多宗基建工程合約，中資亦占總款額約一半。例如造價逾千億元的港珠澳大橋的工程合約中，中資占總款額的54%。 中資亦積極收購農地及競投官地，但囤地面積仍遠落後於港資地產商。為了加快接管香港土地，中共要發動權力鬥爭，掃除部分港資與新界地主的障礙。三月，韓正提到需要解決香港住屋問題，隨後廉署以涉嫌貪汙詐騙拘捕24人，包括香港村屋大王王光榮及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程振明等鄉紳。鄉議局根本是「愛國愛港」團體，為中共效犬馬之命，可預見權鬥之手未來將會伸至中共多年來的另一個盟友——港資地產商，要知道近年黨媒攻擊李嘉誠為「地產吸血鬼」而不是新鮮之事。香港地產商要麼更開放與中資合資開發土地，要麼像李嘉誠的長實那樣拋售大量資產。 紫荊黨最近流出一份內部刊物，拾韓正的唾餘，指中央只要出手強征新界土地，就可解決香港土地問題。這種說法實在荒謬可笑。多年來，中資與港資之間雖然互相爭奪市場，但也合資聯手炒賣或開發土地。他們總體來說有共同階級利益，而房屋問題的受害者正是他們的階級敵人——工人階級。中共自己就是住屋問題的元兇。 去年以來習李就統治方針出現激烈的權鬥。主要代表中共太子黨、資本家和鄧小平時代元老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認為習近平的戰狼外交和強硬鎮壓在國內製造了不必要的衝突，也與西方國家製造前所未有的對峙。他們希望恢復鄧小時時期的溫和政策，讓中國可繼續融入世界市場。與西方資本主義有着密切的聯繫的香港資本家現在被中共排擠，也一定程度上這場權鬥的延伸。 事實證明，在中共政權的統治下，立法會形成「35+」從來都是不現實的，中共政權永不能容忍偽議會落入反對派手中。由此可見，在製度內循序漸進改革是註定失敗的。群眾鬥爭的邏輯是要改變整個製度。 在可預見的將來，鬥爭會失去了立法會這個鬥爭平臺，但群眾的不滿情緒亦因此會被引導至其他更激進的抗爭渠道，對統治階級造成更大的危險。如果基層勞動者在職場組織起來，建設真正戰鬥的活躍工會和群眾組織，會形成一種新的且威力更大的抗爭工具。中共自作聰明的「震懾」策略等同抱薪救火，促使香港的民主運動「蛻變」。 香港鬥爭需要拋棄對資本主義的幻想，認知到不論中資、港資還是外資都是禍害元兇。資本主義與專製國家是密不可分的，他們分別是一隻惡魔的左右爪牙，都想鎮壓民主權製，以保護權貴對基層工人的剝削製度。運動也要拋棄「香港鬥爭可以在一個城市內勝利」這一想法，而要將運動連繫至中國大陸同樣受極權壓迫和資本剝削的群眾。尤其現在中國青年大大激進化，下一場大規模運動可能會先在中國大陸爆發，倒過來鼓起香港的抗爭。 香港：青年窮人無份的BN(O)居英權 在中美衝突升溫下，英國政府一改過去無視、甚至附和中共鎮壓香港的態度，推出「5+1方案」的BN(O)留英計劃來回應《港區國安法》。去年英國政府放寬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的簽證及居留，並撥款4300萬鎊為移英港人提供協助。除了因為與中國發生地緣政治衝突，英國政府也想藉此搶奪香港中產階級帶來的資金。 到目前為止，據報已有兩萬七千名港人通過這一計劃申請移居英國。英國當局估計未來5年將會有超過30萬港人移居當地。中國視之為挑釁推行反製措施，宣稱「不承認」BN(O)為合法旅遊證件，甚至不排除未來會取消移英者的港人身分。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港人移居權和庇護權，反對中共的打壓。 留英計劃被很多港人視為德政。事實上BN(O)政策源於1980年代右翼英國政府不願意給予港人英國公民身分，聲稱這會使英國「被外來文化淹沒」。今天這項政策仍存在巨大的局限性。英國政府估計，雖然持有BN(O)的港人數量將持續上升，去年年底已達73萬，能通過這一方案出逃的港人占人口不到10%。更重要的是，作為2019年抗暴革命主力的年青人，尤其是24歲以下者，除非他們的父母持有BN(O)並有意離港，由於他們自己無法申領BN(O)，根本沒有機會出走。最需要受到庇護的一群將受到無視。 成本高昂 BN(O)簽證移居者，要等待6年才能享有英國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而以英國的生活水平社會，除非具一定教育程度和資產的中產階級，否則難以承擔當地的生活費。據《經濟日報》報導，假如一家四口以BN(O)居英方案移居英國，等候入籍的6年間開支至少須485萬港元。這就使得基層民眾卻步。 香港貧富懸殊嚴重，中上階層坐擁豐厚資金。去年全港擁有1000萬港元或以上淨資產的「千萬富翁」達51.5萬人，創歷年新高。港人資金的流入直接推動了英國的樓價飆升。萊坊(Knight Frank)的數據顯示，過去12個月，香港買家占整體外國買家的4%，高於2016年的2.5%。部分移英的香港業主更試圖在當地復製香港式炒樓牟利，大量地產業者正在開班傳授炒樓技巧。資本輸出到哪裏都像蝗蟲一樣侵蝕資源，所謂蝗禍根本是階級問題而不是族群問題。在資本主義體製下，香港人未來也不免會在英國或其他避難國裏面對種族歧視。 過去兩年英澳加都有港人亦不忘繼續鬥爭，舉辦聲援香港抗爭的集會，應該予以支持。然而，依靠香港民族主義（港人身分認同）來建立海外生態圈卻只是一種幻想。在20世紀初，海外華僑之所以能夠成為第一批形成中華民族意識的群體，並為1920年代反帝運動埋下種子，是因為華僑工人階級有着受到種族歧視與欺壓剝削的共同經驗。然而，今天中產階級為主的香港民族主義是相當軟弱，移英港人欠缺集體生活的連結，使「港人身分認同」難有組織的發展。海外黃店可以像民主牆那樣作為宣傳平臺和表達空間，但在金融資本壟斷的今天這並不會形成獨立的經濟圈。目前大部分黃店賺到的錢是不會回饋給抗爭運動或援助政治犯的。移英港人真正要做的，不是聯結英國政府或兩大黨權貴政客，而是團結在英國的工人和基層群眾，挑戰英國的工會官僚，要求工會支持中港民主鬥爭，亦要中國大陸的群眾輸出革命，為未來的鬥爭作準備。 香港：巴士逆市加價 市民百上加斤 疫症下市民面對無薪假、減薪甚至失業。九巴及新巴城巴卻於3月中獲行政會議批准大幅加價。九巴已於4月4日把獨營路線價格上昇平均5.8%，最高達8.6%，聯營過海路線則分階段加12%，4月4日先加8.5%。新巴、城巴則獲准加價12%。首階段已於4月4日起開始整體平均加價8.5%；並於明年1月2日再平均加3.2%。 三大巴士公司過去十數年多次加價，數次高於通脹。當中城巴和新巴於2019 年1月加幅更達9.9%。九巴母公司載通國際去年因獲政府補貼9億元，令其有2億元盈利，近5年已累計賺21.8億元。而且九巴於2001年把其廣告業務附屬公司RoadShow分拆上市，其帳目並沒有直接包括其廣告收入。由巴士車廠用地所得，賣樓及出租商場收益，則歸載通國際所得。 巴士公司另一方面對員工則越見刻薄。九巴後勤部門於1月有數十人遭「勸退」離職。自3月起，以合約形式續聘已退休車長改為只以半職聘用，更指定夜更崗位。底薪較舊合約減少三成。而負責清潔車廂的清潔工，則由4月起被轉為外判工，轉職到清潔承包商工作。至於新巴及城巴，去年底強製員工每月放1至2日無薪假、要求「自願申請」短工時更份安排，即相關更份最多上班4小時，以時薪計算工資。於2月先後解僱了10多名文職人員和逾40名後勤部門員工。3月獲批加價後，更把所有兼職車長停職。 疫情下削減班次 提供市民服務方面，疫症下乘搭人次減少，本來正好令每班車的載客人數減少，以保持每人的距離，減少病毒傳染機會。但政府卻批准巴士公司縮減班次，讓疫症初期九巴部分班次延長至30至50分鐘一班。現時南區部分路線上班上學繁忙時間候車需時達半小時，今年初新巴城巴個別路線甚至曾經於周日每小時才有一班。 社會主義者認為，大型公共交通運輸系統的運作目的，應用於提供免費及優質的服務，並禁止疫症期間任何惡化員工待遇的行為。工人需要團結組織工會才能有抗爭的力量。只有把交通企業公有化，置於民主的集體管理下，才可令其真正為民眾服務。 香港：「套丁」數十年 資本賺到盡 近期，廉政公署再度就套丁案逮捕「丁屋大王」王光榮及其次子王德信，再令人關註起新界「丁權」及「套丁」等問題。 所謂「套丁」，指的是擁有建屋「丁權」但無地的新界原居民男丁，與有地但無建屋權的地產發展商私相授受。表面上由地產商廉價「賣地」予男丁，再由男丁申請興建「丁屋」。私底下，該「丁屋」實際上由地產商所擁有，並由地產商出售牟利，男丁在其中收受一筆據稱約十多萬到五六十萬港元不等的「套丁費」。按2015年李欽培套丁案（DCCC 25/2015）的判決顯示，以上的「套丁」行為屬串謀詐騙地政總署的犯罪行為。 假如我們宏觀地審視，根據2013年10月30日香港政府「立法會十八題：鄉村式發展地帶」新聞公告顯示，法定圖則中規劃為「鄉村式發展」的土地的總面積為33平方公裏（約占香港總陸地面積3%），而全港整體的住宅用地僅占香港總陸地面積4%，意味着香港超過90%的居民擠擁在4%的土地上，相對地，不到10%的原居民卻（至少在紙面上）有着3%的土地預留。 但事實上，正由於土地緊絀，現時大多數所謂的原居民男丁根本手中無地建丁屋，他們最多不過是一次性地將自身的「丁權」出賣予財團，套現區區數十數現金，與財團「套丁」後發展成動軏市值千萬元的低密度豪宅相比，連九牛一毛都比不上。據《蘋果日報》報導，地產發展商垂涎套丁建屋轉售的暴利，往往通過村長鄉紳甚至黑幫威逼利誘原居民出賣丁權，過程中多番涉及眾多利益瓜葛而發生血案。可見目前，實際上大多原居民男丁的所謂「丁權」根本並非建屋自住，而僅僅是地產商和鄉紳牟利的其中一條渠道。 早在2016年，媒體《香港01》已曾揭發「新界王」劉皇發與其兩名兒子劉業強、劉業光等人在二十多年前就曾涉嫌以套丁的手段發展丁屋屋苑「龍濤灣畔」、「成發山莊」等，獲利1.2億。追查之下，其中一名出售丁權的原居民亦直認當時早已出賣丁權，賣價僅五六萬元。 套丁行為的非刑事化 據報導，涉嫌套丁牟利的還包括前行會成員張學明、廣東省政協溫幸平、地產商金朝陽集團、甚至負責丁屋政策的前地政署官僚！可見這些建製中堅，一方面貓哭老鼠假惺惺地表示了解香港民眾住屋問題，另一方面卻涉嫌在套丁操作上下其手牟取數以億元計的暴利。 而是次「套丁」案件，涉案者亦堂而皇之地搞出一個「套丁」屋苑「曉門」公開出售，整個屋苑占地達3.3公頃。而這一「套丁屋苑」並非特例，大埔「華樂豪庭」同樣屬疑似套丁屋苑，占地4.6公頃，已相當於一般公屋邨的占地面積。相比之下，以「曉門」為例僅發展277戶，而占地相約的公屋啟晴邨（3.47公頃），則發展了5,204戶，兩者相差近20倍，這是對土地發展荒謬的浪費和揮霍。 與此同時，套丁泛濫的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在現時特首林鄭月娥身上，據香港電臺報導2007年時任發展局局長的她應鄉議局的要求，將丁屋申請表中，申請人聲明沒有轉讓丁權的一項剔除，變相將套丁行為非刑事化。而這一政策的改變，全港民眾居然一直被蒙在鼓裏。直到前文所述的2015年李欽培套丁案開審，鄉議局出示林鄭簽署相關政策改動的信件，全港上下才驚聞此一消息。 但面對這些嚴重且泛濫的情況，即使媒體甚至民間團體如本土研究社得都能查出大量疑似套丁的案例，相關的官僚機構卻幾乎完全無所作為。被媒體曝光的套丁鄉紳名流等人，在過去數年間絕大多數都未被追究或正式起訴。直至2019年元朗721事件後，民眾對封建鄉紳和「鄉黑」勢力憎惡至極，大批民眾自發追查其不法行為。到最近，廉署方才姍姍來遲地逮捕數人，予人「找小弟祭旗交差」之感。 香港丁權問題積陋已久，這本身就是一項傳統封建宗族的殘留物，其中涉及到土地分配的不平等乃至男女性別的不平等，在現代社會散發着封建時代中令人慾嘔的惡臭。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應當立即廢除丁權，全面沒收所有地產商及「鄉黑」勢力的土地和農地，由居民代表及規劃專家組成的土地委會員規劃發展，全力興建廉價優質且密度合理的公共房屋供應全港民眾所需。 疫情下的香港經濟危機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已超過一年，然而疫情仍然未見終結。雖然病毒對民眾的健康未造成如部分地區那樣嚴重的傷亡，但對勞動大眾的影響依然巨大，特別是經濟民生方面。2020年的香港陷入嚴重經濟危機，全年經濟增長為負6.6%，是1961年有記錄以來最差，而且亦是連續兩年陷入衰退。 受到疫情打擊，短短一年間，失業率至今飆升到7.2%，是自2004年以來最嚴重。除此之外，打工仔還要面對就業不足、強迫無薪假、減薪。受到最大衝擊的行業無疑是零售、飲食、旅遊、航運、酒店業等等，當中餐飲業失業率更高達14.7%。而貧窮人口亦屢創新高。 雖說是疫情導致經濟狀況惡化，但香港早在疫情之前已經陷入經濟衰退（源於中美貿易戰與中國經濟放緩），2019的經濟增長為負1.2%。 的確，普遍分析認為本港今年經濟會出現反彈，港府預測本年經濟增長為3.5至5.5%，至於IMF也預測有4.3%增長。不過，這是建基於去年衰退底下的基數，如果把2019-2021年3年的數字加起來，經濟仍然為負增長。IMF亦警告，全球經濟反彈後會逐漸失去動力，甚至要到2023年才可回復到疫情前的經濟數字。 就算是2003年SARS之後香港表面經濟數據能很快復蘇，但嚴重的失業率要持續到5年之後的2008年才回復到低位。也就是說雖然經濟數據可以改善，但工人階級的處境往往要更延後幾年才能有所改善，更不用說貧富懸殊的問題實際上是越來越差。而當年的危機尚且有雙位數增長的中國經濟作為緩衝。然而，今天中國經濟也陷入自1976年來最差的狀況，未來經濟困難的時期還會持續。 港府是貧富懸殊的元兇 同時，香港政府將擺脫經濟困境的希望，押在大規模接種疫苗身上，然而在缺乏醫療配套、安全保障、政府長期不得信任下，本港的疫苗接種率一直偏低，疫情反覆未來仍然會威脅經濟。而在經濟危機持續下，最受打擊的就是廣大基層與勞動大眾。 去年12月，政府公布《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2019年的貧窮人口達到149.1萬，貧窮率為21.4%。但官方的貧窮線定於算每月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1人家庭的貧窮收入僅為$4,500，根本不足以反映在生活費昂貴的香港下真實的貧窮狀況。但這貧窮數字已經是自2009年政府設立貧窮線以來的最高。至於深受疫情打擊的2020年，可想而知社會貧窮必然達到破紀錄的程度。 面對勞動大眾嚴峻的貧窮、失業問題，這個坐擁過萬億儲備的香港政府做了什麼來救濟市民呢？今年2月公布的財政預算案，政府以巨額財赤為由，非但沒有設立如失業援助金等的社會保障，連過往多年的「派糖」政策更在本年度「減甜」，連過去杯水車薪的生果金綜援「雙糧」、公屋免租一個月等政策也被取消。 實際上，政府所宣稱的赤字，相當部份就是源自於大白象工程：傾325億推「落馬州創科園」計劃、6000億元「明日大嶼」計劃。而去年為了拯救私人企業，政府向海洋公園撥款54億，向國泰航空註資273億元。海洋公園今年又正向立法會申請追加撥款67.9億「救亡」，即是短短大半年就獲得公帑120億。當中國泰獲得政府註資後，更隨即大規模裁員8500人，留下來的員工亦遭大幅減薪。 似乎政府現在已毫不隱藏地充當工人的劊子手、貧富懸殊的製造者，顯露自身服務資本財團的本質。 與此同時，縱使疫情與經濟危機的影響，有錢人卻越來越富有。花旗銀行早前發表《香港千萬富翁調查報告》，2020全港擁有千萬港元或以上資產的人口達51.5萬人，上升2%，創歷年新高。這與全世界在疫情期間的趨勢吻合，全球資產達到10億美元或以上的富豪由去年的2,095人已急增至2,755人，當中有23名香港富豪擠身全球500大。可見，統治階級不斷宣傳的「共渡時艱」是假的，朱門酒肉臭才是真的。 五一勞動節 最低工資$66 很快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勞動節。勞動節是勞動大眾透過抗爭來捍衛自身權益的傳統節日，但去年五一當局首次藉助「限聚令」來禁止遊行，而今年亦以同樣原因不能有五一遊行，可見政權打壓民主權利也就是在打壓工人權利。在國安法鎮壓下，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及醫管局員工陣線余慧明身陷監獄，未來政治罷工很可能為定罪為「顛復國家政權」，加上白色恐怖氣氛也會壓製經濟罷工。 對於香港的廣大工人階級來說，勞動節實在有太多太多需要爭取的改變：全民退休保障、廉價住房、租金管製、最高工時、男女同工同酬、工會集體談判權等等。更甚，今年的五一是首次被政府凍結最低工資的一年。 香港自2011年訂立最低工資以來，水平一直極低，現在僅為每小時37.5元。今年凍結最低工資後，意味着政府最快要到2023年才有可能增加，變相這4年來基層的收入連通脹也趕不上（巴士今年已率先加價）。根據樂施會在2018年的一份報告，要在香港能夠得到有體面的生活，應付衣食住行等開支，在計算通脹影響後現在基本一人開支為$11,328。以標準每周五天工作、每天八小時製來計算，最低工資應定在每小時$66，也就是說官方水平根本低估算了77%，而這個工資水平亦應與生活物價掛勾。 以香港2020年的人均GDP 36.23萬港元（也就是每月$30,192）來看，這個基本工資水平根本不算高，也可以看到香港勞動者的財富究竟有多少被那些老闆們剝削掉。 展望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隨着中美帝國主義衝突、保護主義、去全球化成為「新常態」，傳統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未來可謂夾在中間進退兩難。北京及港府近年積極推廣「大灣區」融合， 目的就是將香港納在習近平的「雙循環」經濟圈內。 香港政府最近推出了所謂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鼓勵青年人到大彎區工作，並以公帑補貼企業的工資支出，這就是當局試圖解決青年失業問題的方案！不過要知道，大灣區是沒有獨立工會的，工人維權是非法的，習近平年初南巡深圳時候更加將惡名昭彰的996（朝九晚九六天工作製）合法化。因此，港府只是想把香港青年變為血汗工廠的新力軍。 近年來，中國大陸已經成為香港最主要的外來直接投資來源地，也是香港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大目的地，兩者占額都超過一半。中資企業越來越大舉進駐香港不斷加速，去年有中國體育品牌李寧入主港資服裝品牌Bossini、中國移動旗下公司以工業地史上最貴金額擊敗港資地產商投的沙田地皮等。相反，在《國安法》通過後，美國商會的調查指2/3美企認為情況不利其前景，而有另一調查顯示超過30%日資企業考慮減少在港業務。中資未來勢成為香港的新「霸權」。 香港被綁上中國經濟列車 至於香港的經濟支柱金融業，去年在香港新上市的股份有98%為中資企業，比例史無前例地高。今年隨着中美衝突惡化，美國實施《外國公司問責法》，越來越多在美股上市的中資企業將會尋求在香港「二次上市」，當中包括百度、嗶哩嗶哩、攜程等。過去中美衝突，美國也曾經考慮針對香港的美元結算及聯繫匯率製裁中國。未來，香港從國際金融中心變成「中國金融中心」是大勢所趨。 因此，香港不單是政治「大陸化」，而且整個社會與經濟命運也與中國綁在一起，未來越來越左右香港發展的，是中國的局勢，使香港工人更需要團結中國大陸工人共同抗爭。 擺在香港勞動大眾眼前的問題，不外乎是就業、工資、維生的問題。然而，親中共、親財團的港府是不可能改善、亦不願意改善基層的處境，他們的目標只是保護財團和大企業能夠在製度崩塌中存活下來，並平息民憤迫使大眾接受這些痛苦的經濟政策。 香港的勞動者需要意識到，我們與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及所有被壓迫者都是命運共同體。要應對未來更嚴重的危機，今天就要捍衛工會權和罷工權，反對國安法鎮壓，並且加入、組織新的戰鬥性工會，以及我們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黨。不但要在香港重建鬥爭，更要連結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勞動者的集體力量，共同抵抗資本主義與獨裁的一切剝削與打壓。 香港：疫苗接種一再「甩轆」 香港自2月26日正式開展新冠肺炎疫苗的全民接種計劃，但顯然反應並不熱烈。截至4月7日，疫苗計劃開展到第41天， 接種第一劑的人數仍不到52萬人，僅占人口比例7%。 土耳其、巴西和智利在接種中國科興疫苗後，確診率不減反增，而中國也傳出醫護人員接種2劑國產疫苗後仍確診感染肺炎。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終於坦承，中國疫苗保護力低，當局正考慮混打不同種疫苗來提升保護力！ 死亡風險 民眾對疫苗接種缺乏信心的因素眾多，首先的原因在於安全性問題上。特別是對供港主力的中國製科興疫苗安全性抱有極大的懷疑。截至4月9日，香港共有15人於接種疫苗後死亡，當中13人接種的正是科興疫苗。雖然未有證據指死亡個案與疫苗接種存在因果關係，但接種中心在打針前並沒有檢查市民的病歷，加上所謂專家並無加以檢查死亡個案，政府一切照常繼續接種計劃，使民眾的信心大受打擊。 之所以造成這一現象，政府的接種策略絕對難辭其咎。須知為應對這次世界性的新冠肺炎大瘟疫，各國的疫苗不管是科興抑或復必泰，大多只是獲「緊急使用授權」（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這是自EUA通道成立以來，首次全球性大規模批出EUA進行廣泛全民接種的公共衛生危機事件，意味着這些疫苗有着比一般正常程序上市的藥品更高的風險。因此在中國，政府官方還稱「臨床試驗關於老年人保護效力的數據還不充足」，要等到「獲得足夠的安全性、有效性數據後」才會開展高齡長者的大規模接種工作。 奇怪的是，連科興自己也表示不建議長者接種的情況下，香港政府卻反其道而行，優先安排60歲或以上人士及長期健康問題的人士接種。而結果自2月26日接種計劃開展以來，接種後出現嚴重反應須送院的亦多數是長者。顯然政府想營造一個照顧長者的形象，但這毫無根據的優先接種政策卻收到了反效果。甚至令人覺得香港政府是不是要用香港長者作為「白老鼠」，以供給科興疫苗高齡群體的臨床接種數據。 此外，造成反應冷淡的原因還有於接種後的配套政策一片空白。比如打壓遊行集會的限聚令是否會取消？「疫苗氣泡」會否重啟，以儘可能恢復航運與旅遊業的運作，讓從業的工人走出困境之餘亦吸引其接種？所謂「疫苗護照」的政策進展又是如何？正與多少國家地區接洽相關安排？是否可以讓部分被勒令停業或須遵守營業限製的行業可以接待已完成疫苗接種的民眾？這些通通都是民眾最為關心的事項，但一切在政府的公告中卻似乎諱莫如深，或只有一句「正在研究」的官腔廢話。政府對本港疫情毫無掌握，加上全球資本主義政府各自為政，難以互相協調抗疫政策。今年社會運作能否恢復運作仍有很大疑問。 同樣的，政府供應的也一直以來僅僅只有科興或復必泰兩款，而從未看見政府有意擴大供應的種類，讓民眾有更多的選擇空間。這些因素同樣都令疫苗接種率和進度緩慢不前。更要命的是，4月12 日，科興在巴西的合作夥伴布坦坦研究所公布第三期臨床試驗最終研究數據， 結果指出，完成兩劑科興疫苗接種後對新冠肺炎的預防有效率僅得50.7%。假如按世衛60%才能達到有效的群體免疫效應的標準，那即意味着即使全港所有民眾都接種了兩劑科興疫苗，香港都不能擺脫瘟疫的威脅。 官僚怠政害苦民眾 再一次，香港政府對接種疫苗後的官僚怠政，加深民眾一直以來的懷疑：政府根本不想真正的平息疫情，而是希望通過將瘟疫維持在一定的威脅水平以借辭打壓遊行集會等民主權利。畢竟連梁愛詩都坦言擔心疫情平息，各項限製撤銷後大規模抗爭運動會捲土重來。 社會主義行動認同接種疫苗是對抗瘟疫的最重要手段，但我們主張應由醫護人員及專家民主產生的抗疫工作委員會製定防疫政策，並統籌一切抗疫物資的採購、物流和供應，基於科學數據而非政治去製定平衡而有效的防疫抗疫政策。 5月31日國際聲援抗議日——反對香港「國安法」審判！ 5月31日星期一，被控「串謀顛復國家政權罪」的「長毛」梁國雄與其他46名被告將第二次上庭受審。這是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獨裁政權去年實施港版國安法後，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審判。一旦罪成，最高可判處無期徒刑。 本案於3月1日首次開庭，這是當局發出的一個嚴厲警告，目的是要向所有人展示用來打壓政治異議人士的新法律。47名被告中有包括「長毛」在內的36人被拒絕保釋，並在「調查」期間繼續被羈押。在過去的香港，基於被告無罪假定的原則，除非是非常嚴重的案件（例如謀殺案）審判，否則通常准予保釋。3月的審訊持續了4天，被告甚至被剝奪了洗澡或換衣服的權利。當時有10名被告暈倒，包括罹患心臟病的「長毛」在內的4人需要送醫。 中共政權通過這次「國安法」審判，其打擊面涵蓋了幾乎所有反建製的反對派領袖和參選人，包括工會運動人士、親西方自由派和右翼本土派（香港民族主義者）。其中包括「長毛」這樣的前立法會議員。長毛曾五次當選為立法會的議員，而今天這個機構已經成為了橡皮圖章。習政權在香港實行了全新的政治製度，中共控製的機構或商會將欽點4/5的立法會議席，而國安部門亦能對所有候選人進行篩選，以確保只有「愛國者」才能參選。「愛國者」的定義是那些毫無批判地絕對服從習近平政權及其鎮壓政策的人。 針對這47人的「顛復國家政權」指控，案情指他們在2020年7月國安法實施數周后，參加了的非官方舉辦的「初選」。超過61萬名選民在這個「初選」中投票，來決定泛民參加2020年9月（後來被取消的）立法會選舉的代表。這次初選的投票率異常地高。而中共聲稱「初選」是為了推翻港府的陰謀。 無論勝出初選與否，所有參選人都被指控「顛復國家政權」。「長毛」沒有贏得初選，因此根據7月份的結果，他不會成為9月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作為在鬥爭中擁有良好記錄的戰士卻不能成為候選代表，這顯示香港民主運動的政治意識是自相矛盾、甚至是混亂的。2019年的群眾抗議達到了空前的高度，高達200萬人上街遊行。民眾表現出了極大的創造力，並勇於挑戰強權。 2019年運動的教訓 青年人是推動鬥爭的力量，他們很大程度上否定了那些曾是反對派主導力量的泛民政客，人們越來越感到他們「太軟弱」，並正確認識到他們阻礙鬥爭的角色。不幸的是，運動集中於「勇武行動」而忽視了政治，且強調「自發性」，而非去建立有組織的群眾組織（民主委員會、工會、罷工委員會和工人階級政黨），導致許多「新生」但在政治上十分局限且混亂的人物和團體冒起（言辭激進，但缺乏運動致勝的策略或思想）。 尤其是在運動變得精疲力盡的後期，部分團體的唯一「策略」，就是把他們希望押在美國和右翼西方政府的（實際上很表面的）製裁。這些組織缺乏有效的前進方式，而走向了徹底的死胡同，這也代表着運動對於外國資本主義政府的真正面目存有誤解。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以及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呼籲我們的同誌和支持者在5月31日在全球各地進行團結聲援行動，抗議香港的國安法審判。在大城市，在中國大使館或領事館外進行抗議是一個合適的選擇。但在某些國家，即使在小城鎮，英國、香港的主要銀行，譬如滙豐銀行的辦公室甚至也可能是進行抗議活動的好地方。（滙豐銀行的是國安法的幫凶。滙豐銀行亞太區首席執行官王冬勝是中共獨裁政權下的政協委員，並力挺國安法） 我們要求廢除香港的國家安全法，並釋放所有政治犯。我們強調重建群眾性反獨裁的革命鬥爭的必要，將鬥爭傳遍中國，並將反對無處不威脅民主權利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鬥爭聯繫起來。 以下是「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新傳單的正文： 反對中港鎮壓！ 團結基層、國際主義，不信任為大企業服務的政客和政府 自2019年爆發群眾抗爭以來，香港至今已有10,200抗爭者被捕。當中有600多人因「暴動」和「非法集結」等政治罪行而被定罪，其中許多人被重判5年或以上的徒刑。中共獨裁政權將抗爭者稱為「恐怖分子」和「境外敵對勢力」，並強行實施了新的國家安全法以鎮壓民主運動。國安法的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 香港曾是中國唯一擁有有限民主權利的地區。然而自從實施國家安全法以來，這座城市已成為事實上的警察城市。中共習近平專製想消滅民主「病毒」，他擔心這種「病毒」會從香港傳播到中國，同時他也想在與美國和西方政府不斷惡化的冷戰衝突中表現出強硬態度。 香港的鎮壓 •迄今為止，已有超過100名社運人士被控違反《國家安全法》所規定的嚴重罪行。 •國安法嚴重侵害言論自由。香港民主運動多年的主要訴求口號「結束一黨專政」，現在被視為顛復國家政權，違者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 •北京天安門六四事件在中國是個禁忌話題。六四紀念活動過去只能在香港舉行，2019年的燭光晚會就有18萬人參加。但是2021年是連續第二年香港被禁止舉辦燭光晚會。 •香港的工會是中國鎮壓的目標。3,000人的新公務員工會於1月解散。兩個工會的領導者，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和醫管局員工陣線（HAEA）主席余慧明的亦被控串謀顛復國家政權罪。吳敏兒已辭去工會主席的職務，並與工黨的斷絕聯繫，以期減低她的刑罰。其他幾名被告也切斷了他們的所有政治聯繫。 •左翼老鬥士、民主運動人士「長毛」 梁國雄也是國安法被起訴的人物之一。他在港英時期也曾因「非法集結」被判監18個月——這提醒大家，不只是中共政權才會實施鎮壓性法律。 中國的鎮壓 中國的鎮壓情況更嚴重。除了作為政府傀儡、從未支持（哪怕一場）工人罷工的黃色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外，所有獨立工會都是非法的。工人經常因罷工或抗議而被判入獄，特別是當他們試圖組織起來的時候。工人領袖往往被指控「有境外勢力操控」。女權人士還遭指責「不愛國」和「被西方思想綁架」。 2018年，在着名的佳士工人鬥爭中，數十名左翼青年和毛派因組織聲援罷工工人而被捕入獄並遭受酷刑。因此，中共這個偽「共產主義」獨裁政權所打壓並監禁的，不僅是香港的自由派政客和民運人士，也包括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和工人。 在1200萬維吾爾族穆斯林居住的新疆，當局正進行以打擊「恐怖主義」為名的恐怖鎮壓。中共獨裁政權支持西方在2001年後的「反恐戰爭」，並以此來推進對於自己國內穆斯林的鎮壓，來加強對資源豐富的新疆的控製。維吾爾人受到歧視性的種族主義法律和大規模高科技監控系統（包括大型集中營）的統治。習近平政權最初否認存在集中營，但是當不可否認的證據出現時便改了說法，將其稱之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是由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以及我們在中港臺的同誌所發起的一項國際聲援運動。我們在爭取民主權利和支持工人鬥爭方面擁有優秀的記錄。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旨在揭露中共獨裁政權的真相：這個政權是由億萬富翁所控製（中國現在的億萬富翁人數超過了美國），並擁有世界上最惡劣的工人權利記錄之一。同時，我們還揭露了西方政府反華言論的偽善，這些言論經常被用來煽動種族主義、引起分化，所謂推崇「民主」和「人權」只是空話。 民主vs獨裁 •美國向世界上73％的獨裁國家提供軍事援助。中國都沒有援助這麼多獨裁國家！ •英國統治香港154年期間也未曾舉行過首長選舉。 •只要對他們有利，「民主」國家的政府會支持任何國家製度。正如我們在緬甸所見，要與獨裁作鬥爭，需要工人和青年進行革命性的群眾鬥爭。 美國、歐盟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及其大企業多年來與中共獨裁關繫緊密。他們過去共同遏製了針對侵犯人權的批評聲音，甚至曾幫助中國公安開發了一些最先進的監控技術。他們僅有的考量是，要從中國沒有工會的勞動力中榨取利潤，並開發中國不斷成長的市場。新冷戰標誌着這種友好關係的終結，而中西資本主義之間的敵對情緒也日增。 爭取民主的鬥爭——爭取民主權利，例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工會和政治團體的組織權、罷工、自由參選與投票權，以及換下現任政府的權利——只有通過群眾鬥爭（特別是工人的鬥爭）才能勝利。而跟香港一樣，資產階級在今天站在民主鬥爭的對立面。 群眾鬥爭 唯一出路 民主權利從來不是哪個執政集團或政權贈與的，外國政府或「國際社會」也從未曾給予過民主權利。這是因為真正的民主權利和實現這些權利所需的群眾鬥爭對資本主義製度構成了嚴重威脅，在資本主義製度中，只有一小撮人真正擁有全部的權力。 這就是為什麼「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在反威權鬥爭中着眼建立活躍的基層團結，並堅決反對投靠任何資本主義政府。工人、婦女、青年和被壓迫的少數民族的社會運動，是唯一可以打敗專製政權的力量。 警方打壓香港六四集會 香港保安局已禁止舉辦今年度紀念1989年大屠殺的六四燭光晚會，威脅參與六四集會可判處5年監禁。此外，警方也最近宣布，就算僅僅宣傳六四晚會，亦可處以1年監禁。 就此，當局以疫情為藉口禁止集會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真正的原因自始至終是中共政權想讓32年前血腥鎮壓北京民主運動的件事從人們的記憶中消散。在中國大陸，當局企圖用嚴格的審查製度將六四事件從社會的記憶中完全抹去。在過去30多年中，香港一直是中國的唯一一個紀念六四的據點，每年6月4日規模宏大且不斷增長的集會幫助着留存1989年反抗的火種。 最近一系列對在香港的基本抗議權利的無情打壓，反映了中共獨裁政權以及其在香港的傀儡政權對於政治不穩定的擔憂。對此，當局選擇繼續加大鎮壓，每一步打壓及後都會帶來更強硬的政策。 一個月前，港府宣布出於疫情考量，今年的六四紀念晚會將被禁。當時，特首林鄭月娥避談紀念晚會是否合法的問題，聲稱這是警方的決定。與在許多其他情況一樣，林鄭自身的立場無足輕重。實際上，習近平才是在獨裁統治着香港，而他在香港的政策反映的不是本地因素，全國和全球才是他優先的考量。林鄭不在決策圈子裏，現在她只能通過解讀中央政府的動作語言來猜測她明天要擁護什麼政策。 鑑於公眾對最初的六四集會禁令缺乏強烈反應，中共政權認為這是一個機會進一步侵蝕香港民主權利。當局希望完全取締香港六四燭光晚會，並確立未來六四集會也是違法的。由此可見，不僅是1989年六四事件，香港2019年為爭取民主權利和反警暴的群眾鬥爭也仍然困擾着當局。 「所有犯法的事都是犯法」 去年港府以疫情為由禁止了六四集會，而相比之下今年的禁令（現在平均每天僅新增1宗新冠肺炎案例，而且大型綜藝活動已經恢復舉辦）更展露出政治因素。對於集會是否違法，林鄭稱要視乎集會上發生什麼事，以及有否觸犯《國安法》所禁止的行為。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同樣含煳其辭，稱「所有犯法的事都是犯法」。 由於中共政權完全可自行定義國安法中「顛復國家政權罪」和「分裂國家罪」的含義，因此參加或者宣傳政治集會甚至可能會被追溯刑罰。 當被問到六四集會當中的主要口號「結束一黨專政」是否合法時，林鄭回答說：「香港要尊重國家憲法，而憲法中明確規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對比林鄭兩年前說香港以「尊重和崇尚自由的特質」為傲，現在對於言論自由的限製範圍已經從「港獨」擴大到純粹另一種政體。 在毗鄰的澳門，六四集會已被完全禁止，因為「結束一黨專政」和「停止政治審判」等口號被視為「煽動顛復國家政權」和「誹謗」。值得一提的是，當地的法律依據並非像香港那樣的國安法，而是根據30年前在1995年葡萄牙殖民時期訂立的法律之重新解釋。 這清楚顯示，中共政權會根據其獨裁統治的需要，而利用舊有的殖民壓迫手段。同樣，香港許多泛民人士因「非法集結」而被判監禁（其中4人因去年六四集會而被判監，另外還有20名正在等待判決），這也是另一條殖民時期法律。 革命情勢 針對區區一場紀念晚會，當局實施的禁令也突顯了中國政權對任何提及六四的言行是如此的敏感。香港在2019年群眾鬥爭中提出的「五大訴求」也僅只是有關香港一地的問題，但1989年的六四事件則是一場有可能推翻中共獨裁的學生與工人群眾革命運動。在屠城前的幾個月內，全國至少300個城市（不僅是西方媒體駐在的北京）的數百萬工人和學生發起了遊行示威，進行公民抗命，並開始組織罷工行動，要求民主化和終結中共獨裁統治。這種情況很快進入了革命性的局勢，許多基層中共官員和黨員也受到群眾影響而參與到運動當中。 當時學生主要關註政治民主化的訴求，至於中國工人階級也動員起來，要求結束在鄧小平親資的「市場自由化」政策下所爆發的嚴重不平等現象。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等獨立工會成立，展現出潛力去推翻正在迅速向資本主義專政方向發展的毛主義-斯大林主義政權、以真正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中國作為替代方案。 當中共命令軍隊鎮壓群眾運動時，守衛北京的第38集團軍司令拒絕執行命令，這反映出革命情勢令解放軍與國家機器之間出現嚴重分裂。國家權力被架空了。一名瑞士外交官隨後透露，「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每一位成員都曾就轉移資金（到瑞士銀行）問題與他有過接觸。」當時情況下所差的只是一個清晰的工人階級替代方案，一個進行革命性變革的綱領和領導，而不是一個希望說服政權內部較為「開明」的派別去採納更「改良」的方案。 中共的回應，是殘暴屠殺示威者、工人和學生。彷佛為了展露中共反革命的真實階級特徵，當年慘遭殺戮的絕大多數是北京外圍工人階級地區的民眾，實際上天安門廣場內的學生占領者的死亡人數則少得多。這場運動的失敗帶來了決定性的反革命，令中國過渡到獨裁政權指導的現代資本主義。 香港的反革命 現在，隨着反革命的反動在香港大行其道，民運人士被羅織一大堆罪名，看來中共政權想讓他們坐一輩子牢。例如，左翼老將「長毛」梁國雄因在2019年與人一起參加並「煽動」兩次示威而被判處共22個月的監禁。自由派社運青年黃之鋒也因去年六四集會而被判監，刑期在原先的一年半基礎上又加了10個月。 與鄧小平政權在1989年六四後的審判相比，現在在香港法院的判刑更為嚴厲。即使是1989年六四被「頭號通緝」的學生領袖在一般也只被判入獄2到3年，而在香港，現在警察威脅紀念六四就要被判5年監禁。例如，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負責人楊濤因在1989年運動中的角色而以「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被判1年徒刑。運動領袖王丹被判處4年徒刑。 香港六四燭光晚會是1989年聲援六四示威者的百萬人示威活動的政治遺產，其中2019年的最後一次合法示威活動吸引了18萬人參與。許多中國大陸人繼續前往香港參加年度抗議活動，無懼中共的獨裁統治。 鎮壓換不來穩定 中共現在以為，他們可以永久地禁止香港的六四集會，從而結束長期以來一直困擾着自己的政治芒刺。中共隨後可能會進一步禁止每年的七一遊行和其他反政府遊行。 中美衝突是推動中共政權繼續在香港進行政治打壓的另一大因素。在與拜登及所謂「民主」國家聯盟的對決中，對於習近平而言有數以萬計人上街爭取民主權利是個很負面的政治包袱；不過拜登也不過是新瓶換舊酒，更多地只是重新包裝特朗普反中國議程。 不過，中國獨裁統治正在玩火自焚。鎮壓不會帶來政治或經濟穩定，無論中共對治港模式做出什麼樣的「完善」（即更多的極權控製），民怨都在日益增長。繼承自英國殖民時代、現已經被中共當成垃圾丟掉的民主面紗，過去至少為港府提供了一個「安全閥」，以釋放體製積累的危險政治壓力。 資產階級泛民政客（當中許多人現在已在獄中）是這個偽民主體製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口裏支持群眾對民主權利的訴求，但始終試圖與中共當局達成妥協，並迴避或限製群眾抗議。 同時，今天中國自身正在陷入越來越深重的危機。事實上是眾多且相互關聯的危機：人口危機、經濟危機、生態和政治危機。習近平強硬的高壓統治，現在以香港為「沙包」，反而讓中國局勢更為動盪而非穩定。中共政權正可能步向比1989年六四更浩大的運動。 中共治港下的警察國家機關 在2021年6月9日於英格蘭、威爾士及蘇格蘭舉行的「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啟動會議上﹐中國勞工論壇的Vincent Kolo發表了演講。本文為當天的演講內容。在比利時、德國、瑞典和美國也舉行了啟動會議。 香港現在是一個事實上的警察城市。中國所謂的「共產黨」獨裁統治，實際上是一個徹底資本主義的反動政權，與共產主義毫不相干，而它已在過去12個月全面控製香港。以前中央尚有下放權力，容許香港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權，但中共政權現逐步全面控製香港的政府、法院、學校、媒體、公務員甚至經濟。 自從中共在1980-90年代實行資本主義復辟以來，傳統香港資本主義大亨一直是中共的主要同謀，現在正越來越被中國大陸資產階級擠壓開去。因此，伴隨政治鎮壓的是香港迅速被中國大陸經濟殖民。作為中國帝國主義的表徵，這一點對於了解在中港發生的事件，以及國際上肆虐中的帝國主義冷戰至關重要。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SARCHK）是一個運動，支持中港工人的鬥爭、民主權利的鬥爭，以及在中港面臨迫害、被逮捕和被監禁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此運動旨在提高政治意識，在工人運動中開展教育，令工人為有效抵禦不斷升級的中美新冷戰而做準備，因此我們必須了解中國實情。 了解美國時事比中國要簡單得多。雖然資產階級媒體會有偏見和錯誤，但在中國，除了地下消息以及受鎮壓的政治活動人士獲取信息外，其他傳播信息的渠道均被完全封鎖。 自一年前中國實施國安法以來，香港約有 100 名抗爭者被檢控。觸犯該法的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事實上，這還不是最嚴重的刑罰，因為國安法允許將嚴重案情的被告押往中國審判，而在中國他們可能面臨死刑。這一條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被使用，但其威脅是真實存在的。 此外，除了面臨最嚴重指控的 100 人之外，還有1萬多名年輕人因與2019年群眾抗議運動有關的政治罪名而被捕。案件不斷被提交法庭審理，每隔幾天都有新的案件上庭。迄今為止，這1萬人中有超過700人被定罪，當中許多人被判處5年或更長的刑期。 陪審團製度遭廢除 根據國安法，在香港已經使用176年、沿襲自英國司法製度的陪審團製度將不復存在。對於顛復國安法或勾結境外勢力等國安法罪行的審判不適用陪審團製度。保釋的機會很少甚至為零。以前在香港，只有犯下謀殺或其他非常嚴重的罪行才會被拒絕保釋。現在，政治審判中的被告經常被拒絕保釋。 例如，「長毛」梁國雄，曾連續五屆當選、前立法會唯一的左翼民選議員，自2月底以來一直被關押，並被拒絕保釋。他正在與其他46名被告一起受審，這是目前香港正在進行的最重要的政治審判。47人中的大多數被拒絕保釋，已經被關押了3個月。 在5月31日，案件第二次開庭審理，最重大的進展是控方（即中共及其港府）提出將案件移交高等法院。這意味着什麼？顯然是、也只會是無期徒刑。下級法院無權判處任何人終身監禁。因此，這47人中的許多人（如果不是全部）很可能會遭遇最嚴厲刑罰。 「愛國者治港」 這場審判的所謂司法程序絕對可笑，猶如1930年代斯大林政權的莫斯科大審判。這47人的所謂「罪行」是，一年前參加了初選，以決定哪些泛民候選人應該繼續參選立法會。那次立法會選舉隨後被取消，現在真正的立法會已被政權消滅，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個殭屍議會。 上一屆立法會只有一半民選席位，另一半實際上是由政府機構及資本利益集團委任，並非什麼民主典範。但現在，在中共獨裁的「完善」下，更只有五分之一的席位是民選產生，另外五分之四的席位則由中共、其在港傀儡機構以及資本利益集團任命。此外，新立法機構的所有候選人都將接受國安警察的審核。 此外，新立法機構的所有候選人都將接受（相當於軍情五處）的秘密警察的審核。想像一下，如果這是在英國，那麼下議院選舉的候選人首先必須得到軍情五處的批准。 中共及保皇黨將該製度稱作確保「愛國者治港」。他們不想「長毛」等泛民「不愛國」分子當選。只有對習近平獨裁莫敢不從的奴才才能治港。 左翼思想的成長 當然，中國大陸的鎮壓更甚嚴厲。工人罷工經常被警察鎮壓，組織或領導罷工的人被逮捕、被囚禁，支持工人抗議的左翼青年也是如此。其中一些青年自稱「毛派」，但在中國「毛派」是很籠統的詞語，涵蓋意思很廣泛。近來中國青年明顯的激進化，對左翼和社會主義思想的興趣在增長，是一個非常進步的發展。 由於歷史原因，他們自稱毛派，但實際和他們討論就會發現，很多人都並非真正的毛派，與西歐或北美的毛派不同。中國的許多年輕毛派都支持LGBTQ權利、正面看待女權主義。他們反對國家鎮壓，與我們一樣視中共為親資政權，而不像傳統的毛派。其中一些青年曾參與、協助工人組織罷工，因而被圍捕、監禁、失蹤。 國際上有些左翼誤認為左翼應該在中美衝突中給予中國某種支持。他們認為，只因為美國是最危險的敵人、最大的帝國主義強國，所以中國理所當然地代表某種激進的替代方案了吧？現實並非如此。中共政權是一個極為殘酷高壓的政權，肆意打壓工人權利和左翼的政治自由。 近期有一個外賣騎手罷工的案例。過去幾個月，部分騎手就收入下跌和職安問題，至少在3個城市組織了罷工。這就是「零工經濟」：他們沒有僱傭合同、醫療或養老金福利。中國有超過700萬名外賣騎手，有15%擁有大學學位，因為大量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其他工作，所以被招聘到零散工作大軍。今年早些時候，當騎手嘗試組織罷工時，被認定是他們的領導人的陳國江在2月25日被捕，而他可能至今還沒被釋放。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要求釋放陳國江，爭取在中國工人組建獨立工會的權利和罷工的權利。這些權利在今天的中國並不存在。中國擁有8億多工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工會化的勞動力。當中共被誤認為是「左翼」或「激進」政府時，我們需要指出這些事實。 六四紀念 1989年北京爆發群眾運動，是一個歷史轉折點，而六四天安門屠殺掃清了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最後障礙。 6月4日，解放軍屠殺超過1000人。真實數字是國家機密，但可以肯定喪生人數超過1000。 香港以往每年都會舉行六四悼念，但今年已連續第二年燭光晚會被禁止。上一次晚會是在2019年、疫情之前舉辦，有18萬人參加。今年，政府再次以疫情為藉口禁止晚會，但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威脅任何參與者會被判5年監禁，並威脅在社交媒體上宣傳集會會被判1年監禁。 但主辦方支聯會對禁令並沒有什麼抵抗，甚至連舉行網上集會都沒有。支聯會是由泛民自由派政黨和NGO組成的聯盟。這反映着整體趨勢——民主派主流政團大多數對鎮壓毫無抵抗。 多年來我們社會主義者一直批評六四晚會的舉行方式。支聯會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機構，也沒有將1989年的記憶與今天反威權鬥爭扣聯起來，而是集會很大程度上去政治化，將其變成了一個行禮如儀的活動。 自發抗議 今年六四，儘管面臨的集會禁令和嚴厲鎮壓，而且沒有任何組織領導，但仍有超過3萬甚至可能多達6萬人（年輕人為主）無視禁令，在全港7000名警察的阻撓下，走到維園附近以及各大鬧市抗議，促成了即興式的示威。 警方開始逮捕手拿蠟燭的民眾。豈料上街人數比想像中更多。大多數人沒有手持爉燭，但維園附近擠滿了用手機亮燈抗議的群眾。 那天晚上我們在街上看到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發展。年輕人開始高喊口號，但口號內容主要不是關於六四屠城，而是針對當下香港的現況。可見當天變成了一場捍衛香港集會權的自發抗議。 口號反映的是，群眾意識完全集中在香港，幾乎不與中國發生的事情聯繫。今天在香港，你不能說「結束一黨專政」這一民主運動（和社會主義者）的主要訴求，因為你可能會被根據國安法指控顛復國家政權。但主張港獨也是違法，可判處無期徒刑。而年輕人卻沒有高呼前者，他們高呼獨立訴求和其他以香港為中心的口號，例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2019年群眾鬥爭的主要口號）。 由於缺乏強大的左翼力量和工人運動，北京的鎮壓強化了香港意識的上升，並提升部分人對獨立的支持。 早在2019年運動期間，抗爭者與中國群眾鬥爭建立聯繫的意識就很低落，但現在更為薄弱。從群眾鬥爭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當前的困局，因為與大陸群眾聯合鬥爭，是打敗專製政權的唯一途徑。 拜登與冷戰 六四當天群眾自發上街，表明中共政權的全面治港將遇到困難，但這並不代表中共會停止進攻。推動北京加強控製香港的因素之一是與美國的冷戰。 習近平政權現在正面臨冷戰的嚴重壓力——他們預計在特朗普輸掉選舉後衝突會緩和。我們預計衝突會升級。 拜登此時正到訪歐洲。這是他作為美國總統首次外訪，因而極其重要。他將出席在英國舉行的七國集團（G7，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和美國）會議，隨後是歐美峰會和北約峰會。所有這些會議無不關乎到中國。外界指拜登對歐洲的訪問是關於「三個C」——即：新冠肺炎（COVID-19）、氣候（Climate）和中國（China）。但實際上，另外兩個C也確實與中國有關。G7計劃向較貧窮國家提供10億支疫苗，試圖在疫苗外交中戰勝中國。現在，所有主要西方大國都支持美國的立場，要求中國進行再次新冠肺炎源頭調查。 G7會議也將推出取代中國「一帶一路」的「綠色」方案。綠色方案的實質內容很可能是極為虛弱。他們現在顯然想要做的是反製中國的「一帶一路」，利用「綠色」氣候友善形象來推出帝國主義貸款，並擴大非洲、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力。 「一帶一路」裏超過60%的能源投資進入了不可再生資源。據北京清華大學研究人員2019年的報告指出，到本世紀末，有140個參與國的「一帶一路」將使全球平均氣溫升高2.7攝氏度。這將讓北京已簽署的《巴黎氣候協定》目標無法達成，並使世界陷入不可逆轉的氣候破壞。 這些行為，給了美國為首的西方政府對中國開展攻勢的機會。拜登訪歐期間還有其他方面對這場激化中的冷戰極為重要。當這場衝突升級時，習近平政權會做什麼？他以香港為出氣袋，以展示其「實力」和「決心」。彷佛在說：「我們可以為所欲為，不由你管」。 鎮壓急劇升級——香港下一步會如何 47人受審是香港歷史的關鍵時刻。民主派47人因初選被控以《港區國安法》「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的案件再度開審。獨裁政權以羅織荒謬罪名作為策略手段，目的是為了消滅民主鬥爭，並取消香港僅有的自治權，施加全面的控製。無論是針對泛民主派頭面人物以至更廣大的示威者，對民主鬥爭的群眾製造殺雞儆候的效應。五月，控方隨即申請將案件轉交高等法院審訊，這意味着被告的刑期上限將提高至終身監禁！ 而在第二次開審過程中，「國安法指定法官」三番四次拒絕辯方的協助請求。甚至連要求披露控罪元素、是否閉門審訊及是否設有陪審團等這些最基本的問題都未有正面回應。這就如大陸的法庭那樣，只是控方的橡皮圖章，實在是對所謂「法治」的無情嘲諷。 47人之中不排除部分人會被輕判，但這場審判無疑是北京極權全面控製香港的第一步。禁止遊行集會（下一步很可能禁止七一遊行）、取締支聯會和民陣等組織、扼殺以往半民主的選舉製度、打壓本地媒體以及政治清洗校園，這一切都是一場反革命，為的是鞏固無可挑戰的獨裁製度。若果要有一個抵抗的策略，但必先要明白當前事態發展是整個過程的一部分。而唯一答案是團結鬥爭，在2019年鬥爭裏欠缺了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與中國大陸工人階級聯合起來。 重判「非法集結」 早前，19年的十一遊行被控「非法集結」 案中，各被告被重判14-18個月，當中長毛加上早前八一八流水集會的刑期合計後，已共被判囚22個月，而這僅僅是被控「非法集結」這一相對較輕的控罪，縱觀過去三十年香港的司法案例，這都是判刑最重的一宗！隨着六四臨近，各路建製派跳梁小丑亦紛紛露面以攻擊支聯會表忠，還記得他們在2019年時是多麼怯懦，現在突然大膽起來了！一如早前對民陣捕風捉影的流言攻擊一樣，這些把戲都是中共取締支聯會前進行捕獵前的試探和前奏。可見政權對政治犯的打壓和清算已經到達了歇斯底裏的狀態，這表示中共政府意圖「畢其功於一役」，一次性地擊垮所有在香港的反對聲音和力量。 為了達成這一戰略目標，中共在各條戰線上全面出擊。除了動用所謂的《國安法》以清洗反對力量外，亦利用「公務員宣誓」以「肅清」公務員系統內的不穩定因素。在2019年的反威權抗爭運動期間，特別是駭人聽聞的721事件後，公務員團體與政府離心離德，甚至恥與政權為伍。不少公務員公開表態反對林鄭，與之「割席」。新公務員工會的成立就是其中的一個標誌（但工會已在政府威脅下解散）。而對於中共而言這則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訊號，這代表着假如抗爭持續下去，失去普遍公務員支持的特區政府將會事實上被架空。中共不能容忍一個有着獨立意誌，有機會自行其事並以此反製專製政權的公務員系統。自國安法通過以來，超過2,000名公務員離職。超過130名公務員拒絕宣誓，並在回簽表格上寫上「損害言論自由」，在離職前作出了勇敢的抗議，與那些戀棧議席而留任的區議員相比實在雲泥之別。 這一強迫宣誓的伎倆蔓延到了區議會之上，已直接造成了超過30名區議員拒絕宣誓而被迫辭職。宣誓只是儀式，而是與專製政權的一份合約。違約者會被革職或嚴厲處罰。公務員宣誓製度就如在他們腳上綁上電子追蹤器，確保他們在政權的監察範圍內。可恥的是，民協、新民主同盟等「溫和」泛民決定要「保留實力」而屈服宣誓，而沒有以公民抗命的方式採取不合作態度。顯然對他們來說，無實權的區議會議席比重建民主鬥爭更為重要。 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自以為勝劵在握的建製派幾乎全軍復沒。隨後政府亦一直杯葛不配合各個非建製陣營控製下的區議會工作，各級官員發起變相「罷工」，對區議會的提問質詢和要求紛紛消極應對甚或乾脆置若罔聞。令本身已經權力有限的區議會變得更加寸步難行。這不但是對非建製派區議員的攻擊，同樣是在完全蔑視所有通過投票以表達對政府不滿的民眾。 選舉製度被埋葬 同一時間，香港政府亦在中共的指示下埋葬舊的選舉製度。在民主派全面總辭的立法會中，只剩建製派唱獨角戲，自說自話地「通過二讀」。而所謂新的「選舉製度」進一步收窄了特首的小圈子選舉，區議會的選委議席被全盤抹剎，實際上就是欽點。 而在立法會選舉製度上更是被改得面目全非，直選議席不單在比例上抑或在席位上都被全面縮減，由70席中的35席，變成如今90席中只有20席。1930年代日本軍事獨裁統治下的國會的民選議席，都比「愛國者治港」的立法會的22%要高。同時還塞進了整整40個「選委會議席」。而提名參選還要經所謂「資格審查委員會」和五個選委界別提名。因此，這個所謂的「完善選舉機製」在社會上根本沒有關註度，與過往歷次的「政改」所引發的激烈辯論和高度關註大相逕庭，民眾普遍認為這是中共與建製派的獨角戲。社民連表明了不參加立法會和選委選舉的立場，並呼籲其他民主派政團也應如此，贏得了相當的掌聲。 事實上，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一直所強調，在香港的資本權貴由於與資本主義的中共組成歷史性同盟，他們幾乎比起世界任何資本主義社會都享有更大的壟斷特權，以及對經濟政策的高度控製。 經濟連年「發展」，但就如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那樣，民眾的生活水平卻不斷倒退。當然，在連選舉政府和投票權都沒有的香港，民眾渴望利用民主選舉的權利以阻止及逆轉政府一直以來的親商政策，以期改善基層民眾的生活條件。這包括全民退休保障、失業援助金、擴大公共服務、停止外判製和私有化，以及建設大量可負擔的公屋。資產階級一直與獨裁緊密一起反對普選，因為他們害怕這會打開閘口，讓群眾爭取激進社會變革的洪流沖開，損害鉅富的利益。 中共與香港政府是認知到這股洪流的威脅的。因此，所謂「完善選舉機製」後就可以「集中力量改善民生」不但完全就是本末倒置，此一承諾比《基本法》的普選承諾更為虛假。民主權利的進一步萎縮只會令既得利益集團更為肆無忌憚地剝削勞動群眾，掠奪社會財富。分別僅是過去的劫掠戰利品歸本地資本家所有，而現時中共則正在大舉引收中國資本，由更受控與更「忠誠」的中資去瓜分本地市場的利潤，將傳統港資財團邊緣化，並逐漸將其排擠出政權圈子之外。這是一個經濟殖民的侵略過程。 但對本地的群眾而言，受壓迫剝削的情況不會有任何根本性的轉變，甚至會變得更惡劣：過往資本尚且須忌憚本地的民意反彈和立法會有限但能引發民眾關註的質疑。但是，中共完善製度後這些起碼的製衡力量都沒有了。因此，旨望中共直接治港改善民生完全是與虎謀皮，君不見在中共直接管治下的中國城市，民生政策只比香港更惡劣，生活壓力更大，而且越是發達的一線城市，民眾的生活越是困難，以致於近日中國國內出現「躺平」的話題，主張以消極和得過且過的態度應對生活，令中共氣急敗壞又無可奈何。香港和大陸資本主義之間是有分別的，但並不是根本性的分別。全世界各地的資本主義有不同的特質，但到處皆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中國各城市像香港一樣，樓價長期高企、基本社會福利極少、工人欠缺工會保障權利。如果說習近平政權可以大大改善香港基層民生，從而重建群眾支持度，完全是痴人說夢話。政權越來越利用民粹措辭，但內容卻是欠奉。 習近平的連任大計 對習近平而言，現時最關鍵的是在2022年及其後再次連任。現時習近平的所有施政原則全部都集中在為他達成終身統治的目標之上，但現時中國國內國外資本家之間和中共黨機器內的權鬥都在加劇。對內，人口老化出生率低經濟減速和年青人消極抵抗的問題迫在眉睫；對外，帝國主義衝突令其四面樹敵，最近又再一次遭受到新冠病毒起源問題的連番追殺。因此，習近平必須對香港施以絕對控製，以維持自身「強人」的形象，令香港議題成為自己加冕為終身領袖的「加分項目」。 香港正處於抗爭運動的低潮階段，並因為好一部分的泛民勢力在反革命下毫無準備並且屈服，使情況進一步惡化。但民眾的憤怒和不滿沒有絲毫減退。即使面對政權的瘋狂鎮壓，在抗爭運動上我們切忌「躺平」。我們必須清醒地認知到，專製政權處在病急亂投醫的階段，世界資本主義遊戲走到了危機連環爆發的階段。中國內地的群眾情緒正暗流洶湧，而我們亦應當做好應對內地群眾抗爭爆發的準備，團結一致，共同反對專製極權與資本主義。 香港《蘋果日報》遭中共關閉 《蘋果日報》的富商老闆黎智英去年被當局以《國安法》拘捕。他是迄今為止被控以該惡法的114人其中一位。港版國安法是一年前習近平政權訂立的法律，目的是要破壞香港本來就很脆弱的民主權利和部分的自治權利。黎智英的《蘋果日報》是唯一一份支持香港民主抗爭的主流發行報紙。 6月17日，500名警察突襲《蘋果日報》總部，並沒收了數十部電腦、服務器和多箱的新聞材料。警方以國安法中「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逮捕了總編輯羅偉光和其他四名高層。《蘋果》的兩名專欄作家也被捕，其中一人更是於6月27日星期日晚上在香港機場準備登機前往英國時被捕。 嚴重打壓新聞自由 警方引述了30篇支持西方製裁中共政權或親中共香港官員的「非法」文章作為逮捕的依據。控罪內容更是追溯到國安法頒布之前、2019年發表的文章。 《蘋果日報》母公司壹傳媒旗下三家公司共1,800萬港元資金亦被當局凍結，這嚴重打擊了該報的出版能力。繼大規模逮捕社運人士、六四集會和即將到來的七一大遊行等示威活動被禁止之後，如今《蘋果日報》被迫關閉意味着香港民主鬥爭再次遭遇新的嚴重打擊。一年一度的七一大遊行是香港自2003年以來的傳統遊行，過去曾有超過50萬的群眾上街要求民主權利。 現在很多人會覺得，如果香港第二大發行量的《蘋果日報》都停刊了，其他什麼都不能倖免。此前香港擁有的有限半民主政治製度，然而習近平的政策為中港都帶來了極權高壓統治。 很明顯，政府對《蘋果日報》進行的致命打擊，是要更全面地打擊新聞自由，並進一步恐嚇已經動搖的香港新聞記者隊伍。在警方搜捕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猛烈抨擊那些「以新聞工作為保護傘危害國安」的人。在記者要求澄清時，特首林鄭月娥只能像中共應聲蟲那樣稱：「記者應該能夠判斷一個人是否違法」。 官方含煳其辭的背後其意圖明確，是要散播恐懼並施壓要媒體進行自我審查。這表明中共和林鄭不打算停止升級他們的鎮壓。6月28日，親泛民的網絡媒體《立場新聞》宣布將其評論文章下架，並不再接受捐款，以免觸犯國安法。據報，一些媒體機構受到匿名威脅。 又一國安法！ 在剛過去的周末，港府進行了改組，以強化「國家安全」力量。警隊出身的李家超成為了政務司司長。在2019年警暴最嚴重時成為警務處處長的鄧炳強則接替李家超出任保安局局長。 這次改組加強了香港已變成警察社會的印象，令本地的建製派資本家欣喜若狂。工聯會副主席、香港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公開評論「認為警察城市無問題」。工聯會並不是工會，而是個在香港支持種族主義和威權主義的建製派政黨。 新上任保安局局長的鄧炳強隨即提到要訂立另一套國安法「基本法第23條」，這是一套更具體的本地法律，用來加大對香港反對派的鎮壓。在2003年七一歷史性的群眾抗議後，「第23條」立法被擱置了18年，這也加速了香港第一個主權移交後的董建華政府垮臺。而親中共建製派現在感到自己勢如破竹，並正磨刀霍霍準備更多的攻擊。 數以萬計的港人為《蘋果日報》停刊而悲痛是可以理解的。在最後一天出版日，該報最終發行了100萬份，而不是日常的8萬份印刷量，香港許多地方都有人龍排隊購買。《蘋果日報》停刊，讓普遍帶有種族主義、反難民、反性小眾、親獨裁立場的建製派媒體不再受到其他媒體挑戰。 但是，《蘋果日報》的報導也經常帶有性別歧視（儘管近年來有所緩和）。在 1990 年代，旗下《壹周刊》是狗仔隊八卦新聞的先驅。誇張炒作、追蹤名人的新聞報導形式，沒有提高並反而降低了社會的政治水平。同樣在過去，雖然近年來隨着公眾態度的變化而有所變化，但《蘋果》和應了建製派陣營的排外立場，例如在2011年時的外傭「居留權」爭議上。後來，它變得比較中立，甚至溫和地批評港府對在奴隸般的條件下工作的40萬名外傭的種族主義歧視政策。 《蘋果日報》還為香港右翼本土派的反大陸人種族主義言論提供了主流的平臺。這種對中國大陸普通民眾的反感，並無區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成為2019年香港群眾鬥爭的一個關鍵的局限因素。正如社會主義者所解釋的，唯一可能讓反獨裁運動升級並贏得勝利的辦法，是將鬥爭傳播到中國。 2012 年《蘋果日報》臭名昭着地刊登了一個由本土派資助的種族主義廣告，當中將大陸人稱為「蝗蟲」。社會主義行動與學生們一起組織了反種族主義抗議行動，並用事實回應了本土派的虛假宣傳：香港：《蘋果日報》廣告－ 是時候要站出來反對種族主義！我們已經受夠了！ 歸根究底，中共的高壓親資政策、轟炸式的右翼中國民族主義，加上工人運動和左翼規模太弱，才令香港的反大陸人種族主義得以滋長。 《蘋果日報》的往績 這反映了即使是最「自由派」的私營媒體，最終也是資產階級傳播和灌輸反工人階級思想、轉移群眾視線、阻止挑戰資本主義製度的武器。 社會主義行動批評《蘋果日報》由富豪財團所資助的政治立場，但我們也捍衛其出版自由。我們反對獨裁政權的報禁、審查製度和對媒體的完全壟斷。雖然我們抗議這種對新聞自由的野蠻打壓，但我們也保留反對《蘋果日報》社論立場的權利，該報從未貫徹始終地支持反專製的群眾行動。 縱觀《蘋果》在香港的26年歷史，其始終站在民主運動中的保守（非抗爭）一方。黎智英向一些泛民政黨政客捐贈了百萬計的獻金，來左右他們的政策。2010年，黎智英和《蘋果日報》的編輯反對「5.16五區公投」，認為它過於激進。「五區公投」是由泛民立法會議員辭職引發的五個選區的補選，變相進行全港公投要求一人一票真普選。辭職五人中的一個是「長毛」梁國雄，他現在面臨國安法的「顛復國家政權」指控，目前仍然在被扣押。 2014 年，《蘋果日報》為泛民主派的妥協派提供了一個平臺，去呼籲結束雨傘運動的街頭占領。與中共宣傳的一派胡言不同，《蘋果日報》根本沒有煽動民主抗爭，它只不過是在抗議已經開始動員大量民眾時，才加入呼籲民眾行動的行列。但，《蘋果》與其他媒體的真正區別在於，它拒絕與香港其他媒體一樣充當政府喉舌。 然而工人階級在捍衛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權利的同時，不能依賴資產階級中的任何一派（包括黎智英等一小部分「泛民」香港資產家），作為反對專製統治的盟友。相反，工人需要在即將到來的艱困鬥爭中建立起自己的力量：獨立組織、工人階級政黨，以及工人自己的階級反資本主義媒體。 自由派資產階級的角色 爭取民主選舉、新聞自由、罷工權、集會自由等民主權利的鬥爭，並非也永遠不能由資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與維護其利潤的專製政權之間的有密切關係。自1980年代中共開始擁護資本主義以來，香港的大多數資本家，包括來自「民主」國家的外國企業，在歷史上都支持並與中共專政建立了密切聯繫。 大部分資產階級也一直反對民主運動，甚至拒絕最基本的民主改革。一如往常，幾乎所有香港資本家都支持中共的兇狠鎮壓和國安法。他們稱贊這帶來了「穩定」，當然事態發展仍需拭目以待。 這種政治力量分布（哪些階級力量支持鎮壓、哪些又反對鎮壓）讓一些左翼（主要是受斯大林主義影響的部分）感到混亂。他們誤以為中共的威權民族主義和反美的「戰狼」言論是反資的。但從資產總值上萬億美元的滙豐銀行積極支持國安法來看，現實顯然與這種認知有着天壤之別。 黎智英代表的是資本家當中的少數，他們「支持」民主鬥爭只是為了防止民主運動走得太遠，並挑戰現有的秩序。這也是伊朗、緬甸、泰國和其他地方的資產階級自由派所扮演的角色。黎智英和泛民反對派抱持精英主義路線，認為民主鬥爭應由一小撮「務實」和傾向「妥協」的領導人控製。這些「溫和派」政黨和領導人一次又一次地解散鬥爭，並試圖限製群眾運動。 他們擔心如果群眾自己領導運動，鬥爭將變得激進起來，並可能發展成為反對資本主義的全面鬥爭──反對資本主義對世界上最昂貴住房市場的吸血控製、反對工會權利的缺乏、反對嚴重的貧富差距。 《馬格尼茨基法案》的製裁 這種精英主義自上而下的做法也體現在西方製裁問題上。西方製裁削弱了群眾鬥爭的角色，並強化了只有富人和強權（外國政府的壓力）才能解決問題的觀念。儘管製裁在許多香港人和其他異見團體（例如維吾爾流亡組織和中國大陸異議人士）中很受歡迎，但社會主義行動在2019年的香港群眾鬥爭中曾警告說，製裁是一個政治陷阱，而不是鬥爭的前進方向。 從一開始，一些西方政府實施的「馬格尼茨基法案式」製裁就只是一種有限的、象徵性的措施，針對的是少數個人而不是更廣泛的經濟利益。這使得西方企業和資本家能夠繼續通過與獨裁政權的關係中獲利，而他們的政府則躲在後面，裝出一副很講「原則」的模樣。 在2019年動員了百萬計群眾的香港民主運動中，對西方製裁的支持增長是在運動後期發生的。經過數月的激烈鬥爭，運動被警察殘暴地打壓、鎮壓。這種僵局的關鍵，是由於缺乏群眾組織和取代中共獨裁的清晰政治方案。由於大眾的沮喪甚至絕望（一種「什麼都嘗試過了」的感覺），對西方製裁的幻想越來越多。 製裁首先由特朗普實施，然後是拜登延續，今年又有歐盟、英國和其他一些政府實施，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象徵性的。甚至中國民族主義的《環球時報》也說這些製裁像是「蚊子叮咬老虎」，難以達到目的。當然，習近平政權無論大小都要對製裁表達憤慨，否則中國的這名「強人」在國際舞臺上就會顯得軟弱和卑躬屈膝。在香港對黎智英等人的嚴厲鎮壓，源於獨裁政權需要在中美新冷戰中展示實力。這些體現的並不是中共政權的自信和穩定。 但西方的製裁和中國的反製裁無助於反專製鬥爭。相反，製裁會破壞鬥爭，煽動各方的民族主義，並對於「需要什麼樣的鬥爭才能打敗警察恐怖和獨裁統治」這一問題製造更多的混亂。從工人運動的角度來看，鬥爭方法的一條關鍵準則是，必須在群眾自己的控製之下，而不是由不受監督的資本主義精英所控製。 我們需要群眾革命鬥爭，來爭取充分和直接的民主權利、獨立的工人組織和工會、反對資本主義。只有在香港和中國大陸工人和青年的民主領導下，建立自己的群眾鬥爭組織，完全獨立於資本主義媒體、政府和政客，反專製鬥爭才能前進。 新聞自由已死 習近平要大陸化媒體治港 林鄭月娥揚言要立法防止「虛假信息、仇恨和謊言」，將成為絞殺新聞自由的新武器。而即使在這個所謂的「假新聞法」出臺前，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已表示要用《國安法》追究「假新聞」。在2019年期間，政府徹底失信，警察恐怖籠罩，因而傳出多宗示威者自殺及失蹤事件，以及太子站警察打死人的傳言。政府想針對這些傳言作為幌子，繼而製造整個傳媒界的恐慌。 此外，自《港區國安法》通過起，林鄭政府作為習近平政權的爪牙，嚴厲打壓所有香港媒體，其中首當其衝者當屬香港電臺。 港版CCTV 顯然，現在香港政府正打算將香港電臺變成香港版的CCTV（中國中央電視臺）。政治清洗正在展開。過去，香港電臺作為公共廣播媒體，由公帑出資營運，負擔起一定的監察政府、批評時弊的工作。自2月起，政府委任了無任何媒體經驗的官僚，前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李百全出任廣播處長，出任當初已重點打擊受歡迎時事節目如《鏗鏘集》、《視點31》及《香港故事》等。這是當然的，因政府只想要輿論宣傳而非新聞，媒體經驗對其來說是多餘的。 反之卻製作了林鄭月娥主持扭曲選舉製度的新節目，該節目乏人問津，收視為零。近年最為人所熟知自然是對721事件的調查節目「鏗鏘集：7.21誰主真相」，曝光了大量721事件的黑幕，編導蔡玉鈴卻被政權以可笑的莫須有罪名指控並定罪。同一時間，最受民眾歡迎與尊重的記者利君雅，卻被不獲續約，等同被解僱。原因極有可能是721事發後當日的政府記者會中，直斥林鄭「不講人話」而得罪政權。 現時，香港電臺已被政權全面審查控製。眾多過去受民眾歡迎的高質素時事節目被逐一停播，甚至過去上載至Youtube的節目也被暗暗下架。正如《1984》作者奧威爾說過，專製政權永遠要篡改歷史。 這是中國大陸媒體的做法。與此同時，一個又一個劣質的馬屁節目被推出，整個港臺幾乎變成了林鄭個人的廣告頻道。 而過去一直被政權視為眼中釘的反對派媒體《蘋果日報》更是遭受到連番追殺，黎智英已因兩項控罪已被合共判刑20個月。特別是4月中所謂的「國家安全教育日」期間，警察安排學童在地鐵車廂場景，持道具槍械嬉戲的畫面，令人無可避免地聯想到831事件。《蘋果日報》刊登兩輯照片作對比，事後被警務處長鄧炳強以此大造文章，指其「煽動仇恨」「抹黑學童」云云。 政權正全力扼殺新聞自由權利，因為媒體的監察力量這是在民主權利基本被廢的情況下，能製衡專製政權的有限手段。現時連這種有限的監督都被當今香港政權視為「過份民主」，就如中國那樣。 政府通過行政手段打壓港臺，通過「國安法」打壓其他所有的媒體，媒體從業員的活動空間越來越狹窄，報導寫作範圍處處有着看不見的「紅線」，這意味着記者在報導真相，調查新聞時，人身安全都面臨威脅（一如港臺編導蔡玉玲）。政府通過這種獎勵馬屁精，懲罰求真者的機製，令媒體漸漸趨往只道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方向，從而徹底瓦解了媒體的監察力量。 社會主義者支持捍衛新聞自由，支持媒體從業員和新聞工作者組織起戰鬥性的工會，對抗政權的打壓。我們主張港臺工會應以更有力量的行動回應專製政權和官僚的攻擊，以罷工等手段，打倒專製官僚清洗港臺的陰謀。 實現真正的新聞自由 在資本主義下，經濟由商賈巨富控製，即使在最「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只會容許局部的媒體自由。富豪擁有媒體，迫使他們雇用的記者散播他們的保守右翼思想。這種假媒體自由給予民眾有「新聞自由」的幻想，同時不會威脅到大部分資本主義政府。例如在美國，大部分媒體都由六間大企業控製。在極權的中國，媒體控製就更為集中在獨裁者手裏，而香港正走向此一方向。社會主義者支持開放、自由和民主控製的媒體，踢走大企業的擁有和控製，讓其廣播、印刷、藝術和文化都會公平民主地開放給社會所有群體。整個媒體工業應由一個獨立的公眾媒體委員會來管理，而不是政府控製，而此委員會要由傳媒工作者、工會和群眾代表的選舉產生，並且公開透明。 香港：可口可樂工人抗爭 對抗吸血公司減薪 5月28日，太古可口可樂公司銷售部員工發起罷工行動，抗議公司推行新的薪酬製度，變相削減員工薪金。工人們指，在新製度下每月的基本工資被扣減$3000，至只有$10000。在工會的帶領下，約30名營業部員工在廠房門外拉起「業績增長減人工」、「可口可樂，用完即棄」等橫額及進行靜坐抗議。工人積極罷工行動讓事件曝光後，可口可樂高層則虛偽地由否認員工拒絕新機製即會被解僱，並改口指是「一場誤會」。但高層仍然拒絕撤回減薪機製，對罷工工人仍態度強硬，員工訴求則被冷落和失望下，最後罷工的七成員工集體辭職，年資最長的更長達27年。罷工工人紛紛表示可口可樂公司是「吸血鬼」。 落井下石 參與罷工的曾先生指新的機製下底薪看似上升，但實質是員工佣金將與公司利潤掛勾，機製變得不透明，使員工極力反對。他怒斥：「公司有權將購買機器、加開生產線、維修等成本轉介到我們身上，令我們變相減薪」。機製下員工銷售的達標數目亦會與公司利潤接軌，「今個月賣一箱可樂可能我有兩元收入，下個月可以只有一元，是任由公司決定，公司更叫我們自己去估計如何計算佣金。」 員工原有的「表現評核佣金（Coaching）」機製——即員工只要努力爭取到若干數目的商鋪下單，就能夠提供一份穩定薪金，但在新製下這機製變成「任務式」，由公司決定每月3個任務，當中任務難度由公司決定，員工沒有任何商討空間，「可能要求我們向100間商鋪銷售一款新的飲品或使用一款新的雪櫃」。這增加員工的收入不確定性和難度，變相打擊員工的穩定收入。 另一位罷工員工葉先生指，公司多年一直漠視員工工作量不斷上升，更在3月時，要求每位員工隨身帶備一部電子平板，員工每到達一個地方作銷售時都要用這裝置「打卡」報到，增加員工工作壓力。「我們有時會笑稱這電子平板為電子鎖鐐，追蹤我們行蹤及限製自由」。在疫情下，葉先生表示銷售部員工固然沒有「在家工作」的可能性，就算是疫情最高峰時我們都是一直冒着風險在外工作，而公司透過「保就業計劃」更分得千萬補貼，現在卻向員工「開刀」。 任職職工總會會長、任職業務發展代表的卓漢文則表示，除了經濟原因令員工發起抗爭外，公司的管理層亦一直漠視員工，例如人手不足、工作量不斷上升等問題。 跨部門團結抗爭 化名阿興的員工表示，罷工影響到客戶下單而增加客服中心的工作量，公司就向客服中心員工增加工資去破壞罷工及分化員工，以防止更多部門參與運動。運動高潮是在罷工的第二天，有約30名負責送桶裝蒸餾水、同樣受到薪酬機製影響的工人加入罷工，運輸工人本已被薪金方案影響而被削減薪金，當他們得悉營業部同事發起罷工後決定加入，而運輸團隊總共有約40人，如果所有工人參與罷工將勢影響全港蒸餾水運送，所以公司就運輸團隊達成協議，口頭承諾如他們復工則可以沿用舊製，滿足了運輸工人的訴求，但就拒絕向營業部員工作出任何承諾。這是資方分化工人團結抗爭的典型策略。 社會主義行動到場聲援可口可樂工人罷工抗爭，提出「全體員工團結罷工」的口號，對抗吸血資本家的剝削。我們認為工會在罷工時積極呼籲其他部門加入抗爭是正確的方向。工人在面對公司陰謀利益分化等時，最大化工人團結的力量和集體的行動，是真正爭取長遠權益的致勝關鍵。這次可口可樂工人抗爭有着重要的教訓。未來必然會有更多的工人抗爭，對抗大財團對工人階級的剝削。現在就需要在職場中建立強大的基層工會來抵抗資方的分化手段。 香港：校園紅線雷區無處不在 香港獨裁反革命波及生活方方面面，學校也不例外。在今年9月新學年，通識科就會被更名為「公民及社會發展科」，當中的內容基本就是早前在抗議下被擱置的「國民教育」洗腦課程。不僅是通識科，即使是其他科目都被加插所謂的「國安教育」內容，即便連地理、生物、音樂、會計科這些與「國家安全」風馬牛不相及的科目都被加插了「國家安全教學內容」。 中共與香港政府趁着強推《港區國安法》後社會整體的恐慌情緒，乘勢進行對教育界的打壓，為教師設下一條又一條看不見摸不着的「紅線」，又大肆改動教學與科目內容，強行生硬地插入所謂的《國安法》教學內容。不僅務求將學生洗腦，亦同時令很多教師意興闌珊而萌生退意。這正是中共一直以來想要達到的效果。 2019年，大量年青工人和學生積極參與反威權抗爭運動。中共、港府與掠奪人民的資本家才是製造民憤的元兇，但他們不願意承認製度的失敗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壓迫剝削，令青年人感到絕望、因而奮起抗爭。親中共陣營將青年對建製的反感和憤怒歸咎於教育問題，特別是直接針對嘗試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的通識教育科。 對教師而言，現時學校中已是處處「紅線」、「雷區」。特別是在打擊中首當其衝的通識科教師，過去教學中採用的教學材料一夕之間可能隨時變成「違法內容」，輕則被警告，重則被控告。同時，所有人都預期政府強推公務員「宣誓」效忠的政策， 將會由政府官立學校的公務員教師進一步蔓延至資助學校的教師中間，進一步打擊了教師的教學熱忱與士氣。 這直接導致了教師群體中人人自危。上個月初，教協訪問了超過一千名中小學及幼稚園教師，當中有四成人表示有意離開教育界，其中兩成人已經正在着手準備辭職或提早退休。有意離職的群體中，七成人表示離開的主要原因是日益加劇的政治壓力。 又是「境外勢力」 另一方面，在港的外籍教師亦面臨極其困難的處境。政府對教育界的清洗已令他們人心惶惶，同時中共與港府現時的捕風捉影、動輒誣陷「境外勢力」的行徑令他們的身份非常尷尬，並害怕自己成為下一個代罪羔羊亦令他們明白到自身不受政府所信任。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他們與內地的外籍教師相比更難以適應。後者在取得內地的教席之時就知道自己將會在一個專製獨裁的政權管治下生活和工作，對此早已有所準備。相比之下，在港的外籍教師過去一直身處於相對開放的社會以及享有一定的言論自由和教學自主的環境下，過去一年間社會氣氛的惡化以及對他們而言突如其來的政權鎮壓令他們更無所適從。 這清晰地反映了中共與港府的鎮壓手段對教育界造成了多大且惡劣的影響， 近半教師的離職勢必嚴重影響學生的利益。然而政權對此顯然毫不在乎，林鄭與習近平關心的並不是學生的利益，而是自己的權位。政權對教材內容的胡作非為，生搬硬套上「國安教育」，亦完全無助於學生學習，相反只是純粹地浪費教學時數，於學生無益，但卻令政權（自以為）能將學生改造為「愛國者」，以鞏固自身的統治。 然而，歷史的事實早已證明，這些「洗腦教育」並不能挽救一個受人唾棄的政權。將青年的激進化歸咎於教師與學校是政權極其無知且幼稚的行徑。群眾與青年的不滿並不來自於他們在教室內聽到了什麼，而是在於他們及其親朋戚友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什麼——他們都遭遇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下的低薪剝削、超長的工時、天價的房產、惡劣的㓥房、無能的政府，這些遭遇難道不比課本上字句更有說服力？ 《社會主義者》雜誌反對政權對教師和教學內容施加政治壓力，更反對清洗教師和實行任何形式的洗腦教育。我們主張應由學生、家長、教育工作者自下而上民主的組成教學委員會商議教學內容，引導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與批判能力，教學應首先以學生的利益為依歸， 而並不是要為資本財團培養奴隸，更不是為政權培養奴才。 香港校園的「外國勢力」？ 林鄭月娥的言論越來越像《環球時報》，最近更指控外國勢力「滲透」了香港的大學，意圖對學生進行「洗腦」。 她表示香港的大學要確保學生「不會被偏見洗腦」，並威脅要進一步進行政治打壓及學術審查。這是對於大學校園新一輪打壓的一部分，包括要打壓基本的言論自由與學生組織。 為了支持「外國勢力滲透」的指控，中共喉舌《中國日報》針對一項在2017年進行的學術研究，首先發起了煙幕攻擊。該研究項目由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進行，並向849名學生給予金錢來讓他們參加七一大遊行，目的是要研究這些作為觀察者的學生在經歷了一次遊行後，會否參加更多遊行活動。 林鄭當局利用如此勉強的證據，來合理化大學校園的白色恐怖審查，這顯示反革命的邏輯是勢不可擋的。只要群眾鬥爭的反抗缺乏，對方甚至不需要合乎邏輯的原因去合理化對於反對派的不斷打壓與滅聲。 抗爭的方向 自四月起，當局推行了一套全面的「愛國」教育改革，並禁止了校園內一切的政治活動。港大及中大校方甚至中止對學生會的認受。這對於香港學生運動造成嚴重打擊，這是因為學生會過去都依賴校方去收取會費和資助。 不幸地，正如社會主義行動在2019年的抗爭期間指出，民主運動中缺乏獨立的民主架構將成為其面對國家鎮壓時的致命弱點。學生會未能建立出獨立的架構與財政，因此在大學校方的打壓下面臨崩潰。 中共專製是香港政策的真正操盤人，並在背後指示林鄭發表這個針對「外國勢力」 的言論。當局害怕抗爭與政治激進化的浪潮在未來會蔓延至中國大陸的學生，所以要清除香港校園的「感染源頭」。因此香港與大陸學生應當互相支援，共同為基本權利而鬥爭。只有工人和青年人的團結鬥爭才能終結鎮壓。 香港：國安處處長醜聞 腐爛到透的內部文化 香港警察又一次驚爆大醜聞，而且更是堂堂警隊高層！5月中傳出消息，警方轄下國安處處長蔡展鵬早前於「自己人」的一次掃黃行動期間被揭發光顧無牌按摩院，正被休假接受調查。 這個醜聞之所以惹人關註，正是由於醜聞主角是警隊高層，而非一般嘍囉。蔡展鵬也被美國政府列入製裁名單。雖然製裁本身並無什麼效用，但足見他是國家機關的高層。 如此重要的位置，理應需要通過嚴謹的品德審查。尤其是政權高舉國家安全的「 大義」，指責年青抗爭者「犯法」，如今警隊第二號人物竟然「知法犯法」。有報導甚至稱他是在職務期間擅離崗位光顧，如此其身不正之，何以有權利去向公眾施加高壓法律？ 事件使公眾懷疑是否牽涉警隊內部權鬥。眾所周知，警察光顧甚至經營違法事業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堂堂處長會因為嫖妓此等小事被揭發，令到難免令人聯想到，中共加強警隊權力同時分贓贓不均，引起這場權鬥。在中共國家機關的權鬥中，曾擔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公安部前副部長孫力軍被拉下馬的罪狀，都離不開桃色醜聞。 假新聞 警隊爆出如此醜聞，警方半句道歉說話都沒有。警務處「一哥」在記者會上一直兜圈子，甚至避免直接提到蔡展鵬的名字。記者要再三追問，並要說擔心被指「假新聞」，鄧炳強才支吾以對地承認事件主角為蔡展鵬。 記者對於被指控「假新聞」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事實上，4月時鄧炳強才高調不點名批評《蘋果日報》製造「假新聞」、「 煽動仇恨、分裂社會」，更稱「假新聞與國家安全有直接關係」。 近期針對新聞傳媒界的白色恐怖，包括《香港電臺》被整頓、《鏗鏘集》記者因進行721事件有關的調查新聞被捕等， 已引發寒蟬效應。Now新聞臺主管一度要求將蔡展鵬醜聞的新聞下架，儘管當時消息已經在其他媒體廣泛報導。未來，媒體自由的空間只會越縮越小，讓專製政權有無上權力、不受監督。 警隊面對醜聞的處理方式，彷佛2014年鎮壓雨傘運動期間，時任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對着一眾前線警務人員大喊：「你哋冇做錯到（你們沒做錯事）！」，猶言在耳。 自2014年及2019年的香港大規模群眾運動以來，警察在思想培訓和武裝加強下，變得更為強硬和仇視示威者，成為了中共政權的半軍事武裝部隊。警察變相成為了「無王管」的「黨衛軍」，因此無論犯上多少醜聞，亦只能是「冇做錯到」。 蔡展鵬的醜聞並非警隊的唯一醜聞。單是過去3個月就有9名警員被捕或受內部調查，當中有人干犯詐騙、性暴力、賭博、監守自盜等。上梁不正下梁歪，可見這些不是個別事件，而是警隊內部上上下下都充斥腐敗文化。 然而，警察獲得的公帑資源卻越來越多。本年度財政預算案，警務處的預算約250.6億元，升幅達7.7%。當中警隊購買機器、設備、車輛撥款上升1.7倍至8.5億元。 這還沒有計算國安公署的80億撥款。 面對這樣一支武裝到牙齒、醜聞頻出，卻又不受公眾民主監督的警隊，難怪在2019年群眾運動，越來越多民眾喊起「解散警隊」的口號。世界其他國家的群眾運動都有出現類似口號，最明顯的是美國警暴和濫權成為焦點，引發起的「黑命攸關」運動。然而，要真正實現解散警隊，就要扣連至推翻結資本主義，因為警隊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這一壓迫性製度。 因此，我們面對當下的鎮壓機器，需要一個清晰的綱領來捍衛民主權利及重建這場鬥爭。真正的民運應該主張削減警隊預算，禁止使用催淚彈、橡膠子彈等鎮壓武器。警隊受薪於公帑，亦應被置於民主選舉產生委員會的監督之下，包括決定招聘、違紀調查、紀律處分以整體執法政策等事宜。被調查有暴力鎮壓的紀錄，或有種族主義、厭女思想前科的警員應被立即革除。 不過歸根究底，香港警察腐敗的根源，是背後中共獨裁所代表的專製資本主義。無論警察鎮壓有多嚴厲，都不會避免此一製度面臨未來幾年的大危機以及群眾反抗。 香港：政府打擊下教協全面崩潰 2021年7月31日，中共政權控製的媒體對香港最大的工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發起攻擊。中共主要喉舌《人民日報》使用法西斯式的語言，表示必須「剷除」「毒瘤」教協。運用典型的「境外勢力煽動」宣傳，中共指控教協煽動其會員和香港學生反抗獨裁統治，特別是促成2019年超過200萬人上街抗議的群眾運動。任何參加過這些抗議的人都知道，教協領導層並沒有扮演任何推動鬥爭的角色，反而是阻礙了鬥爭。 全面「大陸化」 在《人民日報》抨擊教協僅數小時後，香港的教育局便執行自己主子的意願，終止了與教協的工作關係，不再承認這個擁有9.5萬名成員並代表香港九成教師的工會。教育局和香港傀儡政府的其他部門要全面「大陸化」，這反映了習近平獨裁統治的政治意願：香港作為幾十年來獨裁統治下中國的唯一例外，過去有限的民主權利也要被全部抹煞。在中國大陸，除了中華全國總工會這個為警察國家服務的黃色工會外，工會是完全非法的。 教協成員、時事評論員、香港中文大學的蔡子強說：「教協是泛民主派中唯一擁有非常強大組織力量的工會。它可以有效地向成員傳達信息，為運動提供實質性支持。」（《南華早報》於2021年8月4日報導） 蔡子強的描述並非全然不準確：教協有、也曾經有相當大的潛力。但沒探討到的是，教協資產階級泛民領導層的可怕作用。無論作為工會一分子，還是作為傳統上主導香港民主鬥爭的泛民陣營中有影響力的一支力量，教協領導層在鬥爭中一直起到官僚、保守、遏製運動發展的作用。在中共的猛烈攻勢下，現在充分表現出來教協領導層的怯懦，無力提供任何有組織的反擊——教協甚至沒有試圖組織其成員抵抗，便決定解散。 教協領導層是資產階級泛民領導的經典代表，他們不是中美宣傳所描繪那樣頑強的民主鬥士，而是死性不改地退卻、總是逃避鬥爭。面對這種對工會權利的正面攻擊，教協高層如此的回應對教師和香港工會的未來有着可怕的影響。教協將被視為最大的「被中共極權反革命推倒的多米諾骨牌」之一。這一帶來悲慘的直接後果的經歷，極為清楚地證實了馬克思主義者與真正社會主義者的警告：由小資產階級自由派和所謂的溫和派領導的親資政黨無能也不願領導爭取民主權利的必要群眾鬥爭、保衛現有權利免受攻擊、挑戰大資本家支持的獨裁統治。這些領導下的工會現在已成為「瀕危物種」。 投降立場 在港府終結與教協的工作關係前，與其他「溫和」泛民一樣，教協領導人已經放棄了擔當任何有實質意義的反對角色。在政權的壓力下，他們在去年改變了路線，採取了「作為一個純粹的工會」這種爭議性立場。上個月，他們退出了由各泛民政黨與非政府組織（NGO）組成的支聯會。在過去兩年的禁令之前，支聯會一直舉辦年度的六四燭光悼念集會。支聯會的政治構成與教協領導層相同，其本身對政權打壓僅表現出象徵性的口頭抵抗，從而順應了民主鬥爭中「官方」政黨和團體之間更廣泛的投降主義傾向——超過20個政黨和團體在過去一年內已經解散。 過去一周，教協的領導實質上使這個工會不再成為能夠捍衛教師權利並抵抗政府反動議程的一支力量。關鍵問題是，習近平政權決心與中國其他地區一樣，在香港的學校實施極端民族主義「教育」。教協宣布成立工作組，以弘揚中國歷史和文化，在工會成員和學生中培養「家國情懷」。這種180度大轉彎、迎合中共宣傳、希望擺脫「毒瘤」指責的立場，只會打擊工會的會員基礎、疏遠絕大多數厭惡中共官方假教育真宣傳的學生。這遠非贏取時機、避免新攻勢的「策略」，而是造成相反的效果：建製陣營中沒有人被這種表面的舉動所打動，而對於專製統治深惡痛絕的許多教師會感到遭背叛。 此外，教協宣布退出主要泛民工會聯合組織職工盟，並立即退出國際教育協會這個擁有3200萬會員的國際教師工會組織，進一步背離基本的工會原則。而職工盟領導層表示，對於其最大的附屬成員機構教協決定退會「表示理解」。只要中共政權面臨這樣的「反對派」，它的鎮壓就會「勢不可擋」，工會運動就會受到威脅。 年輕人的角色 我們應該在更綜觀全局的視角下理解當局對教協的攻擊：整個教育部門是反民主反革命的關鍵戰場。現在的香港學校全面推行向中國國旗敬禮、接受「愛國教育」和使用中國式新話的學校洗腦教育。在「愛國教育」課上，1958年至1962年（大躍進期間）的大饑荒、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新疆集中營、維吾爾族的文化種族滅絕都變成不存在、從沒發生過的事。 中共獨裁政權害怕青年在群眾抗議中的角色，誤以為可以通過學校內鋪天蓋地的宣傳來防止廣大青年參與群眾抗議。在因參與2019年抗爭而被捕的1萬多人中，有2500人（占總數1/4）未滿18歲。教協在這個問題上的投降將在工會成員外（特別在受到恐怖主義情緒影響的年輕一代）產生廣泛的影響。對於鬥爭，恐怖主義方法是極其危險的死胡同。 早在教協被鎮壓之前，當局已經在監控教師及他們的社交媒體發文。5月份的一項民調顯示，四成香港教師希望完全離開教育界。隨着教協的投降，這一「逃亡」趨勢將加劇。此外，較小的教師組織，包括教協內的基層反對派團體，由於擔心受到鎮壓也已經解散了。 如果教協領導人拒絕投降，而是召集他們的成員參加群眾大會，討論《人民日報》對於該工會是「毒瘤」的言詞攻擊，這很可能可以迫使反革命後退一步。即使是任意性極強、涵蓋面極廣的《國安法》，也很難造出抗議被貼上「毒瘤」標籤的新罪。這一點本可用來發起保衛教協和廣泛工會運動的行動。相反，教協的領導投降了，強化了反革命與中共政治打壓勢不可擋的想法。 工人階級的團結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SARCHK）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一再警告，正在進行的反革命將蔓延到工會。政治罷工很可能會被禁止，在此基礎上，未來任何罷工都可以被禁止。中共政權的目標是要讓香港完全「大陸化」，這意味着沒有工會、沒有罷工權和在工作場所的白色恐怖。 在香港和中國大陸，階級問題、工會問題和民主問題都是彼此密不可分的。工會受到打壓，因為它們是反獨裁鬥爭中可能的最強大武器——南非、韓國和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民主鬥爭都是如此。儘管資產階級和斯大林主義政客瘋狂宣傳，聲稱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是民主變革的主要力量，但工人階級總是最始終如一的民主、革命的階級。 香港泛民並不代表資產階級，後者已經完全融入中共的統治體系。自由派泛民頂多算是「一廂情願」地想代表資產階級，他們害怕也從不質疑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然而單純的冀望並沒有讓其成為事實。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我們要區分開真心支持鎮壓與獨裁統治的真正資產階級勢力，以及「一廂情願」想要代表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民主資本主義的勢力。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和ISA呼籲工人與工會運動對局勢有所警覺，團結聲援反對當局對工會（包括現在被前工會的官僚領導層殘忍拋棄的香港教師們）的野蠻打壓。必須吸取這一教訓：投降不是戰術或策略，而是遊戲結束！我們敦促全球工人與那些為香港和中國工人爭取真正獨立工會和民主權利的人一道，支持我們的團結聲援運動。 香港：2019年群眾鬥爭的教訓 2019年6月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當中也發生了香港90年以來首次的政治罷工。而當局的鎮壓也極其嚴酷，七分之一的群眾受到催淚彈的攻擊，超過一萬人被捕。但警察暴力只令人民愈發憤怒，而運動也持續了半年以上。 然而，運動未能贏得任何民主權利或讓步。時至今日，林鄭月娥政府依舊把控大權。隨着國安法的通過，香港進入了全面反革命的時局。反對派領袖正面臨十年以上的刑期，反政府活動被全面禁止。現在媒體上聽不到一絲反對的聲音——全部都變成了中共與資本家的喉舌。許多政黨與團體將不復存在，或被迫轉入地下。 運動缺乏政治性 本次鬥爭中最活躍的力量是青年，不幸的是，他們沒有一個獨立於自由派泛民的政治綱領。運動中的主要思想單純是要捍衛香港這座城市，卻忽略了中國大陸的群眾鬥爭這一推翻獨裁政權不可或缺的部分。群眾意識的起點是：中共應信守「一國兩製」——允許香港實行自治。自治意味着香港成為中國唯一一座允許部份民主權利的城市：在選舉中投票、發動示威、成立政黨以及公開進行政治活動。 然而，中國民眾日益高漲的不滿情緒，以及中美帝國主義爭霸產生的高壓都決定了中共不會做出任何政治上的讓步，它必要狠毒打擊香港的民主權利以彰顯其權威，並煽動民族主義以抵製「西方思想」。 但在香港的運動中政治不被重視，致使人們從未討論過這些復雜的問題；沒有群眾集會或委員會來提出、號召人們就重大決定進行表決。人們相信只要在街頭上給政府施加足夠的壓力，政府就會被迫讓步，但在當下的情形這是不可能的。在抗議者與警察戰爭般的對抗下，青年抗議者們的重心放在了行動上——如何與警察對峙以及阻斷交通。抗議運動中的討論集中於戰術與裝備，例如哪些裝備（如防毒面具與頭盔）應對催淚彈最有效、封鎖哪條道路或交通要道能更有效地癱瘓城市。 如此意識使得在青年間引發基本政治思想的討論極其困難。社會主義行動在運動中十分活躍，沒有其他左翼團體能夠有組織地參與在運動當中（即便有也僅以個人身份參與）。青年們側重於行動，意味絕大多數來到我們旗幟下或街站的抗爭者都願意捐款給我們，但往往會隨即迅速離開。倘若我們試圖挽留他們進行深入討論，最常見的回覆是：「這些我全都知道」。 無論青年示威者有多麼的勇武——他們的勇氣的確動人心魄，而即便香港政府在2019年7月至9月期間完全陷入癱瘓，然而卻沒有政治綱領將運動傳播到中國以推翻獨裁政權，也無工人階級行動，例如組織、罷工、群眾集會來挑戰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共獨裁政權的扶持下，香港政府得到了喘息的時間並重新鞏固了自身的權力。 中國群眾 社會主義者的主要綱領是與中國大陸的群眾聯合在共同的鬥爭中。香港的運動必須擴大其訴求，以吸引中國大陸的群眾支持。運動主要的五大訴求只是有關於香港的資產階級民主權利。這些訴求確實重要，我們也支持它們。但這些並未提到要推翻中共獨裁政權，而是局限於爭取香港的「真正自治」。社會主義認為訴求應當包括終結獨裁統治、反對審查、爭取女性權益、八小時工作製、工會權利（工會在中國是被禁止的）等。 運動還應該要挑戰資本主義製度，因為所有香港和中國的大資本家都是徹頭徹尾的中共擁躉。這就是為什麼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發動罷工行動是運動升級的關鍵。運動必須提出經濟訴求以動員工人階級，包括可負擔的公屋、全民退休保障、民主公有的經濟。團結的意識極其強烈，在抗議運動中的主要口號就有「不分化」。2014年雨傘運動的糟糕經驗便是不同的政治組織（主要是本土派組織）捲入了宗派主義內訌，消耗了大量精力並造成了分裂。2019年的運動試圖避免分裂，要求團結一致反抗中共，卻採用了錯誤的策略：阻撓辯論。在「拒絕分裂」的號召下，他們有意地壓抑政治討論；任何的批評聲音往往會遭到敵視。 反政黨、反政客情緒 隨着鬥爭的發展，自由派泛民強調他們堅持和平抗爭；青年主張對抗警察；然而廣泛流傳的思想是「兩種手段都合情合理的」、雙方不應互相指摘。這意味着運動事實上迷失了方向，缺乏集體決策和對建設和前進的最佳手段的評估。但無論是「和平方法」還是「勇武手段」都不是正確的，因為兩者都沒有在政治上聯繫到前進方向和明確的方案。 在運動起始之時，反政黨情緒起到了一定的進步作用。人們對自由派泛民派有着強烈的不信任，其曾在政治上背信棄義，與中共獨裁統治達成了腐敗的妥協。除非面臨群眾革命暴動、其在中國的統治岌岌可危，否則中共獨裁政權絕不會在民主權利上讓步。 在過去的二十年裏，香港的民主鬥爭是由泛民領導的，其將運動限製在一次性的示威運動。青年們認為泛民過於軟弱，有必要採取更加激進、更具對抗性的手段。青年們希望阻止泛民解散運動，因為他們曾經在許多運動中這樣做。 黃之鋒是着名的前學生運動分子，也是親美帝國主義勢力的代表。在許多西方媒體中，他被描繪為香港民主運動的英雄。然而事實是在2019年鬥爭爆發的第一天，他企圖介入其中試圖解散抗議，卻招致了青年抗議者的噓聲。 作為反對勢力的泛民領導層從不希望群眾運動變得過於激進以致「失控」。他們只希望群眾運動作為後臺支持，來為自己爭取更多的談判籌碼。他們是由律師、學者和小商人組成的小資產階級，而不是大資產階級。香港所有的大資本家都支持中共並反對民主「改革」。泛民的觀念是支持資本主義的，並反對推翻中共的獨裁統治。他們（曾）痴心妄想中共會允許香港改革成資產階級民主製。 2019年強烈的反政黨情緒使得泛民的影響力被邊緣化。他們沒法像他們在2014年雨傘運動中所做的那樣，篡奪領導權並驅散運動。反政黨情緒以如此方式發揮着進步的作用，使青年示威者的自發性釋放出澎湃的能量。 但是，反政黨情緒很快就成為建設運動的絆腳石。青年們抗拒各式的組織框架，只願意通過秘密的Telegram群組進行合作、組織。社交媒體看上去是完美的聯絡平臺，極其便利且復蓋範圍相當之廣。然而在社交媒體上無法正式、認真地討論觀點，也不能對觀點發起民主投票。成千上萬的觀點被提出，但都圍繞着「行動」，而非解決目前所做的不足以對抗中共這一問題。人們需要另一種群眾運動。 運動中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沒有成立新的政治團體。運動的政策不是由理性的討論達成，而是由即興發揮與情緒化決策所提出。一些流行的口號包括了「黑警死全家」以及「香港人報仇」。鑑於警察暴行的程度，這些感受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想贏得中國群眾的支持，所需的運動就不能建立在如此口號上。 民主決策 沒有民主的平臺供人們討論戰略與計策，示威者只能在在線平臺上秘密地、無組織地討論。香港和中國社會主義者的鬥爭是為了提高運動的層次，以讓示威者們了解到對組織的需要。這不是有關討論不同的組織模式，例如「橫向組織」之類的，而是有關更為基礎的部分，有關對組織的需求以及對無組織的反對。我們在許多傳單中就解釋了對「基層的行動委員會」的需求，憑此建設運動的民主框架。這些委員會應協同合作以形成更廣泛的區域性以及全市性框架。 香港幾乎沒有真正的工會，而有支持資本家和中共的工聯會，過去曾經投票反對全民退休保障，還投票支持廢除集體談判權。另外泛民派的職工盟，則受美國政府的贊助，而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工會聯會，它是以NGO的方式組織起來，受薪的全職人員控製着工會，並幾乎沒有民主的成員框架或工作場所分支機構。 儘管香港90年來首次爆發政治性罷工已經是重大的進步，但是這是一次毫無組織的自發罷工。工人們利用節假日，以個人的身份而非工會成員的身份參與抗議。這表明了香港職工盟領導層的負面作用，他們既無力，又拒絕組織真正的罷工。當政府做出表面的妥協，他們就取消了6月的首次罷工。隨後在8月，當職工盟的領導層受到來自群眾運動的高壓，被要求組織一場罷工時，他們讓工人們去找各自的老闆討要一日假期的准許，方可參加示威。罷工缺少集體組織的領導，缺少罷工委員會，缺少組織新工會分會的運動以為罷工做準備。香港職工盟的領導們試圖安撫資本家，向他們保證這次政治罷工只會反抗政府，而對於老闆們和「香港」頗有裨益。這反映出泛民派的政治方針不僅是向資本家卑躬屈膝，還低估了工人們的力量，妄想調和雙方。 挫敗 雖然缺乏真正工會的領導，但是8月5日仍有超過30萬工人自發地參加了罷工。特別是航空業的罷工足以震懾老闆們。然而，工人階級仍未意識到自己的潛能：作為打倒獨裁統治，引領鬥爭的主要勢力。相反，他們仍只將自己視為青年們的援軍。與此同時，出於挫敗運動面臨着越來越多的問題：群眾示威被禁止；警察越來越老謀深算，也越來越暴力；青年們越來越傾向於更無政府主義且更具對抗性方法。「黑衣」或「前線」青年利用大量群眾作為掩護，越來越頻繁地採取打砸破破壞及暴動之類的手段。 2019年年底出現了一波成立新工會組織的浪潮，但此時運動已經過了巔峰期，到了開始零碎化、精疲力竭的階段。社會主義者們積極地介入了建設工會的進程。2020年1月，新的醫護工會發動罷工，要求政府採取措施應對新冠肺炎。然而，大多數新工會的領導權掌握在管理層，甚至是小商家的手中，而他們的意識形態被右翼香港民族主義（本土派）所主導。這些工會的規模基本上都很小，少於1000人——不是真正的工會，而更像是行會（guilds）。它們在疫情期間普遍沒有開展活動，而自國安法通過以後就不再嘗試動員工人了。這些新組織的活躍分子並沒有階級分析的方法，而是希望以NGO的方式運作，集中為勞工提供法律支援和福利優惠。在目前的嚴酷鎮壓下，新的公務員工會已被解散。政治罷工也將被取締。 運動的特點 一如在印度尼西亞、泰國、緬甸和美國爆發的運動，香港的運動表明資本主義危機致使青年高度的激進化。我們理解在斯大林主義國家的垮臺後，工人階級運動的歷史性失敗仍對今天的工人階級意識有着深遠的影響。但馬克思主義者不會坐等革命社會主義意識百分百成熟。在成為少數派後，於2019年從組織中分裂出去的工國委宗派主義領導層就期望這會突然到來，隨後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將自動實現「大躍進」。這令他們不願深入了解今天發生的運動，並與現實脫節。 過往兩年的運動在性質上不同於十年前的運動——憑着革命的精神在戰鬥，香港和緬甸的青年時刻為着變革作出犧牲。另外，總體上運動的持續時間要長很多（對比之前的幾周，現在是持續幾個月），馬克思主義組織若要介入其中，則可能要花費大量的體力和政治精力。當然，我們必須要面對這些挑戰。同時，中美帝國主義衝突在鬥爭中發揮着更加重要作用，令群眾意識更加的錯綜復雜。光有一個大體上正確的綱領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十分審慎地考察那些在運動中往往是混亂且矛盾的想法與討論，以便有效地介入到運動之中。 中共鎮壓勞工議題 港大勞工研究博士方然被捕 8月26日，研究勞工議題的香港大學社會學博士生方然在廣西南寧市被國安人員帶走並被秘密關押，至今未有任何消息。根據方然父親提供的信息，方然被指控「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並「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意味住他可能會被拘押六個月，期間與家人和律師隔絕。 多次被打壓 26歲的方然曾多次被當局邀請「喝茶」。他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似因為研究中國勞工問題而被打壓。向來政府視勞權為禁忌。香港《南華早報》評論道：「他被拘押使香港勞權團體感到心寒。很少人願意評論為什麼一個學生可以被指控顛復國家」。讓報引述多名方然的同事，形容他是「熱心的社運人士」。方然曾於清華大學成立左翼讀書會，而他父親為中共黨員。他的一位同學指方然在少年時期加入過中共，因為他當時以為中共是為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奮鬥。該同學向《南早》表示說：「他可能以為中共代表平權和解放的事業」。 一直以來，中共對勞工議題持敵視的態度，任何研究、討論，甚至僅僅是報道勞工狀況的信息都可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進而遭到中國國家機關的警告甚至被拘捕定罪。 早在2010，深圳——這個當年帶領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城市——就開始打壓幫助勞工的非政府組織，直到這些機構全部在政府的壓力下解散，眾多工運分子和NGO人士被判監。從2018年開始，政府口徑更是直接把非政府組織和「境外勢力」聯繫起來，號召愛國主義分子積極舉報。最重要的事件是2018年佳士鬥爭的鎮壓，當時眾多左翼青年前往深圳參與運動，提出獨立工會這項重要訴求，結果超過80名佳士工人和學生被拘押。 幾個月以來，雖然中國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看起來是「維護勞工權益」的政策，例如最高法院和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在八月末宣布「996」工時製度違法，但對輿論的控製也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頂峰。2014年，中共成立中央網信辦，開始加大對網絡的控製力度。時至今日，中國已經建立起了全球最大規模的網絡警察系統，並且採用最先進的網絡技術來對關鍵字進行審查，監視網l絡訊息，操控網路輿論。被網絡警察判定為「違法」或者「有害」的用戶將被約談、拘留甚至逮捕。方然不是第一位因為研究、討論勞工問題被帶走的人，更不是最後一位。 萬馬齊喑 除了勞工議題以外，幾乎任何涉及到批評時事、討論政治的言論都有被中共「約談」的風險。有人戲稱：「在中國，你只能贊美和感恩」。根據相關報道，僅僅在2020年的頭幾周（也就是疫情最嚴重的那一段時間），廣西警方調查了385名「散布謠言」的人，青海警方約談了72人，寧夏警方約談了66人。這個數字是通過零星的政府消息統計出來的。實際的數字不為人知，但一定比這多。 在網絡上，由於信息封鎖，方然被捕的事件僅僅在小範圍內被人了解和討論，但越來越多的鎮壓行動已經不再是秘密抓捕可以掩蓋的。儘管中國政府一再訛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日益高壓的政策（尤其是對工人運動的鎮壓）暴露了他們的真正面目。 工人階級必須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階級爭取自己的權利。馬克思主義者支持民主鬥爭和工人鬥爭，主張建立屬於工人階級的工會和工人階級的群眾性政黨，而且還要把這些鬥爭和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聯繫起來。 香港：中共鎮壓風聲鶴唳 中共取締所有反對派政黨及NGO組織，消滅議會僅有的選舉自由，禁止一切批評政府的出版和言論，逮捕和審判泛民領導和示威群眾。即使香港反對派已徹底潰散，中共並不會就此放軟手腳。因為中共鎮壓的目的不在於香港，而是要通過所謂「打港獨」向國內群眾展示習近平的權威，企圖發揮震懾作用，壓製反抗的民怨和青年激進化。此外，習近平鎮壓香港也是給美國看的，以展示中國可以「為所欲為」。習近平在中美衝突各戰線的鬥爭都失利，而打擊香港成為了他可以展示權威的工具。 結社自由工會權利被取締 由特朗普到拜登以來，美國政府對香港的問題只是作出口頭上的批評。而美國統治階級目前已放棄香港這隻難以取勝的棋子。作為中國直接統治的一個城市，美國沒有什麼空間利用香港作為槓桿去攻擊中國。再者，中美統治階級都明白到這場大國衝突是不可逆轉的，過往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城市以促進中美經濟接軌的角色已再無利用價值。相較於香港，倒不如將資源在南海和臺灣問題上，對美國的軍事和經濟上圍堵中國來說顯得更為重要。這一方針揭示了美帝國主義關註的只是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而不是水深火熱的民主權利。 來年就是中共二十大，習近平雖然在黨內鬥爭占了上風，幾乎可以肯定他會連任，但是為了使他未來的權力穩固，為未來的統治掃除障礙，他還不能高枕無憂，而需要繼續集中個人權力，並處理一系列的社會和經濟危機炸彈。現時他大打攻擊科技業和房產業的私營資本家，大力打壓國內女權及左翼運動，都是連任前必須作出的鐵腕整頓。 中共要消滅香港一切的結社自由，就像在中國大陸那樣，任何獨立於政權以外的組織都會被視為威脅。教協和民陣被迫解散後，支聯會及職工盟在本文撰稿時亦準備解散。中共藉機消滅一切的香港工會權利，像中國那樣只有服從於政權的假工會。除了避免像國泰工會和醫護工會那樣的罷工再有可能發生，更重要的是扼殺未來更激進工會壯大的可能性。 國安處指控支聯會和職工盟為「外國代理人」。由於職工盟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的資助，很可能成為其所謂「勾結外國勢力」的佐證。事實上，打擊「外國勢力」只是中共鎮壓民主權利的幌子。中共知道經濟危機嚴重，未來對工人階級將會作出更大力的經濟打擊，即使政治權利的反抗現在被全面壓製，但經濟民生的反抗還是可能爆發的。一如在中國大陸即使實行全面獨裁，工人還是會為了生計而發動罷工。 我們反對工會組織接受美帝國主義的資助，因為美國政府與中共政權一樣，從來都是反對真正的工會運動，而只是想加強自己地緣政治控製的籌碼。美國資助職工盟的目的從來不是要強化香港的民主運動，相反是要牽製它、避免其過於激進化。 實際上職工盟雖然在立場上支持2019年的群眾鬥爭，但卻完全沒有領導過2019年的罷工。在林鄭擱置送中條例時他們首先取消了罷工的號召，到了8月因為群眾運動的壓力下他們才呼籲工人自行請假參加罷工集會，而沒有作為工會組織一場真正的集體罷工行動。 鎮壓下僅餘的抵抗 面對反革命的鎮壓，幾乎整個溫和泛民都準備退縮，但當有也有例外。社民連雖然幾乎全部領導人物都在監獄，但仍繼續在街頭抗爭。而面對支聯會被迫解散，副主席鄒幸彤卻帶領了幾名常委作出了英雄式的抵抗。她率領了其他常委拒絕，表示即使讓步也不會被政權放過，並且高調展示準備入獄的決心，說得擲地有聲：「恐嚇到我們這裏為止，支聯會不會幫你散播恐懼。」隨後她連同主席李卓人和副主席何俊仁被國安處控告「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作為大律師的她大膽發表文章批擊法治的虛偽，在文章《「只談法治，不談政治」的抗爭七步殺——香港法治迷思與司法抗爭諍議》呼籲不要再迷信法治，指沒有抗爭的話並不會有改變。此前，她也拒絕被剝奪言論自由作為法庭的保釋條件，堅持在保釋期間向公眾發表反抗言論。然而支聯會和教協一樣並不是具動員力的群眾組織，恐怕只有幾位英雄的抵抗也不能逆轉解散的結局。 泛民軟弱與熱狗鬧劇 可惜的是，鄒幸彤只是泛民政治人物中的例外。大多數泛民政治人物都選擇投降，對自己的政治立場表示後悔、解散自己的組織、表示退出政壇。就在本文撰稿之時，李卓人和何俊仁呼籲支聯會成員解散組織。他們的軟弱並不來自個人性格，而是因為其政治路線走到盡頭。一直以來，泛民迷信基本法的「一國兩製」、「高度自治」以及「循序漸進爭取民主」，而不明白中共獨裁永遠不會自我改革而開放民主。他們一直以為只要中共走向市場經濟「與世界接軌」，就自然會在香港甚至全中國落實民主。但今天正是因為中共成為了第二大資本主義國家，才不可避免地與美國爆發激烈的帝國主義衝突，並且因而必須加強鐵腕統治保衛其「國家利益」。 至於在雨傘運動後打着「勇武鬥爭」旗號冒起的本土派，在反革命的過程中盡顯他們的狼狽相。在中共踢走大部分泛民議員出立法會後，連溫和泛民都不堪留在假議會中作為花瓶，因而全體辭職。但熱血公民的鄭松泰卻繼續留任議會，因而一度獲得《大公報》的贊揚，甚至本來打算可以被國安處寬恕，繼續矇混過關參選下屆立法會。最後他還是無法倖免被DQ的厄運，組織隨之也瓦解。 熱血公民是一個極右民粹組織，利用激烈措辭但內容空洞的反中共言論吸引青年，實際上只會用族群仇恨針對中國大陸人，而沒有任何實際行動反對中共。他們往往出現在群眾運動中製造分化，利用青年對於溫和泛民領導保守的不滿，攻擊泛民來獲取聲望，但卻從來不會提出另一條鬥爭的出路。雖然打着「勇武抗爭」的旗號，但早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敗選後變相退出社運，變成以區議會的保姆服務來爭取支持，在2019年的運動中完全沒有亮相。他們的狼狽相迎來由建製以至泛民、由左翼以至其他右翼本土派的恥笑，可算是為這一節悲劇中帶來了一個笑話。 中共全面消滅立法會的選舉自由，新的議會的90席中只有22席為直選，而且候選人必須經過國安處審查。這種選舉與大陸已完全看齊。中共害怕選舉氣氛冷淡，以致投票率極低，使假選舉成為國王的新衣。澳門在9月選舉前DQ了所有民主派議員，使其投票率陷於主權移交以來最低，並出現了大量塗汙選票以示抗議的廢票。香港的選舉大抵也會是這樣的翻版。 因此他們要拉攏以民主黨為首的溫和泛民，誘使他們進入跛腳的議會參選，作為其一塊遮醜布。至今只有社會民主連線清晰表態拒絕參加假議會，其他黨派仍在猶豫不決。其他溫和泛民政黨內部出現重大意見分歧。雖然議會內逐步改革的路線已徹底破滅，但泛民政客只會繼續墮入幻想，期望可以得到中共的默許，使他們的叛賣之路越走越遠。例如民主黨元老李華明以及部分民主黨的青年領導企圖參選，而劉慧卿等元老則害怕參選以致「一鋪清袋」，在歷史遺下臭名。李華明更表示有中共要員向他提出可參選的名單。另一些「參選派」則是年輕的前立法會議員鄺俊宇及副主席梁翊婷。鄺俊宇在2019年運動早期因為經常在前線協助示威者，其突出的個人行動使他在青年之間受到相當的歡迎，因而被封為「鄺神」。但現在卻準備墮落為最卑劣的叛賣者。可見，審視一個政治人物還是要看他的政治本質以及實際立場，而不是鏡頭面前的表演。 反革命不是終結 反革命是無可避免的現實，同時我們認知到習近平政權正面對空前的危機。我們要汲取2019年運動的不足和弱點（參考文章《2019年群眾鬥爭的教訓》），為未來的鬥爭作準備。專製政權處在病急亂投醫的階段，世界資本主義遊戲走到了危機連環爆發的階段。中國內地的群眾情緒正暗流洶湧，當其爆發之時，我們就會知道2019年香港的運動不過是一場預演。 香港：Foodpanda送遞員罷工 抵抗苛刻剝削 外賣平臺Foodpanda在疫情下「疫」巿擴張，生意賺到水漲船高，但送遞員卻沒有獲得辛勞所得的成果，薪金收入被公司不斷削減，員工連最基本福利亦欠缺之餘、內部不公平的機製令員工怨聲載道，生計受到影響下外賣送遞員在周末發起多區罷工行動，抗議公司無理削減工資，超過300名員工參與。 這次罷工並非空穴來風，Foodpanda在這年頭已不斷推出政策扣減外賣送遞員的工資。參與罷工的外賣單車手「奶悠」（假名）向社會主義行動記者表示，公司過去逐小地扣減送遞員收取的服務費，以自己一張距離較遠的外賣單為例，本可分到42元（港幣，下同）現在被扣至30元，中距離的30元扣至20元，即每張單都被削減約10元左右。他每日工作10小時本可賺到約800元，現在只剩500至400元，公司亦從來不會知會員工削減薪酬。 「奶悠」最近更被公司指責跟單不擅而被停工5日，他怒斥：「靜悄悄地削減工資已經非常可恥，現在更不理會我的解釋而停止我工作，手停口停下我亦要照顧家人和小朋友，公司那所謂的上訴機製十分霸道，簡直人神共憤！」「奶悠」踏單車送外賣亦存在風險，「在行人路踏單車會犯法，在行車路上與其他車輛並行亦非常危險，我試過工作時遇過一次意外，幸好沒有大礙」。他指Foodpanda外賣送遞員都是以「自雇」形式被聘用，沒有病假、工傷、強積金等任何福利保障，意外後公司更將他的送遞表現評級下調。 另一位送遞員 John（假名）是一位「步兵」（以步行方式送外賣），他指公司推「孖單」降價政策，將第二張同一屋苑的外賣單服務費削減，又將客人投訴外賣送達後出現食物傾倒、外賣送抵後沒有該地址或其人等惡作劇，都歸咎為員工責任而發出警告信，令John感到十分不公平。「我們要利用Foodpanda手機App去處理外賣服務，每張單都有它的指定送抵時間，那些倒數時間有時只有數十分鐘，令我們要火速進行送遞，增加交通意外和受傷風險。」 罷工行動在尖沙咀、觀塘Foodpanda辦公室及多區Pandamart門外聚集，員工舉起「停止無理減薪」、「Foodpanda treats us like slaves!」的標語，亦要求每張單的服務費至少是50元來換取「生存」及抵銷外賣摩托車維修費、油費等開支，而「步兵」則至少需要35元。 過往Foodpanda亦曾無理解僱爭取福利的送遞員，顯示大企業對員工的壓榨及可恥。在罷工的影響下，多區的Pandamart超巿停止運作，而工人指抗爭將會續持。 去年，另一外賣送遞平臺Deliveroo亦因削減員工工資險釀罷工。外賣送遞行業在疫情下大舉擴大業務，在巿場競爭激烈下，這類公司都要加強壓榨員工獲取利潤，使全球多地都爆發工人抗爭。例如，中國大陸的外賣送遞「餓了麼」平臺旗下騎手在今年3月發起跨省的抗議行動，抵抗公司壓迫員工，差不多同時間在英國倫敦亦有Deliveroo員工的抗議，反對持續的低薪和要求更合理工資。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Foodpanda送遞員的合理抗爭，在香港勞工保障形同虛設下，工人需要團結的行動去捍衛權益。這次罷工最主要是透過網絡群組溝通動員發起，工人至今並未有組織起代表自己的工會組織，而今天工會正面臨政府前所未有的鎮壓。 11月13-14日的罷工確實令人振奮，但抗爭若要持續，網上群組這種組織方法可能並不足夠，而需要哪怕是「地下」或「非正式」的工會組織架構，以應對資方對罷工的打壓，爭取最大化工人的權益。所有工人都要與Foodpanda罷工工人展示團結！如果他們成功改善待遇和薪酬，對所有工人來說都是勝利，並會鼓勵工人組織和鬥爭！ 倫敦唐人街衝突：對抗種族主義和國家鎮壓的反面教材 在十一月底，兩批示威者——其中一批牽涉到中國內地的組織，另一批是年輕香港移民——在倫敦唐人街衝突。這事件是一個警告：在中美帝國主義新冷戰和習近平殘酷鎮壓香港的情下，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惡化。倫敦事件顯示，中美地緣政治鬥爭正與族裔和政治衝突結合，並且將其放大起來。 於世界的另一端，同一過程近來以另一個例子發生。所羅門群島首都霍尼亞拉的唐人街被放火和掠奪。在這貧窮的前英國殖民地，因中國國家及其資本家作為一方與美國及臺灣作為另一方之間的權力鬥爭，多年來的族裔衝突變得更復雜。 「向新冷戰說不」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倫敦爵祿街舉行了一場打着「停止針對亞洲人的仇恨」和「對新冷戰說不」的集會，表面上反對種族主義。雖然標語聽起來值得嘉許，但集會政治構成和性質卻是另一個世界。不幸地這場集會牽涉到很多和中國獨裁政府有聯繫的傀儡組織，它們和應中國獨裁政府的政治宣傳，支持鎮壓香港和新疆。一些英國非政府組織和「左翼」議題組織也合辦了這場集會。講者包括停戰聯盟（StWC）的Fiona Edwards和核裁軍運動（CND）的Kate Hudson，還有是保守黨的成員。按報導，工黨的John McDonnell之前也安排了演講，但因為受支持香港的組織的遊說（指出主辦方的組織與中共有連結）而取消。 這些親中共組織主導着當天倫敦的示威。集會的中文訊息和英文訊息非常不同。英國組織代表們似乎認為他們的和平主義和「非政治的反種族主義」是集會主調。但中共政權透過其傀儡組織和支持者騎劫了集會，將其變成贊頌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的政策，並將任何對它獨裁的批評和「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混為一談。與中共採用的做法相似，以色列政府也是將所有對以色列國家的行動之批評和「反猶主義」等同。同樣地，所有對中國政權的批評也被說成「反華」和「傷害14億中國人民感情」。 一班大多來自本土派（右翼香港民族主義）的香港示威者舉行了反示威。幸運地集會和反集會的規模都很小，大約100人參加親中共的示威，而親香港的反集會人數則少於50人。但其後雙方以種族主義言論侮辱對方展開衝突，造成暴力打鬥和數人受傷，成為在社交媒體和中文媒體的大事。 現正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呼籲英國警方調查這個「反種族主義」集會的組織者。親中共陣營則在微博匿名懸賞一萬英鎊，鼓勵網民提供羅冠聰或及另一位流亡的香港社運人士鄭文杰在倫敦的住址。微博的還有帖文討論建立「小隊」攻擊在英國的「港獨人士」。英國警方隨後宣布會調查針對羅冠聰和鄭文杰的威脅。特此強調，羅冠聰和鄭文杰以英美資本為盟的自由派政客，並無提倡港獨，只是中共將所有香港民運人士打成「港獨」。 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正加劇 和在其他西方國家相同，英國內反亞洲人的種族主義正在加劇，特別從疫情爆發開始。右翼政客和媒體想用亞洲人和中國人作代罪羔羊來掩飾資本主義災難式應對疫情的無能，因此為種族主義加溫。來自像英國約翰遜等各國政府的反中冷戰措辭，無疑在加強反華和反亞洲人情緒。要反擊這情況，就需要真正的反種族主義抗爭，但這需要完全獨立於政府操控，不但要揭穿西方資本建製的、也要揭穿中共的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 英國媒體ITV（獨立電視網）十月所做的民調顯示，過去兩年居於英國的東亞和東南亞人受攻擊的次數升近50％。60%英國警員表示，去年針對東亞和東南亞人的種族仇恨案件有所上升。所以中國、香港和東亞及東南亞人正經歷更有威脅的種族主義。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發起真誠的倡議行動，以將跨族裔社群組織起來，對種族主義說不，並將這議題連結至對醫療、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務擴大資源。但是那些發起或支持爵祿街集會的英國組織，不管是天真得荒謬也好，抑或有意地背書也好，讓自己被中共用作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反動宣傳平臺，實在需要檢視自己的做法。 中共的伊斯蘭恐懼症和種族主義 爵祿街集會無其他東亞或東南亞裔社群代表的事實，也顯露出這個示威的不對勁。另一個不對勁的跡象，是組織者無視新疆議題——當地正發生中國政府恐怖迫害穆斯林少數族裔，包括公開的種族主義和伊斯蘭恐懼症政策——亦說明這示威的真正目的不是「反種族主義」。 參與集會的英國組織者的聲明否認這場活動是「親北京」，而這說法並不誠實。一系列的參加組織包括英國福建華僑華人聯合總會、全英華人社團聯合總會、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倫敦華埠商會，全部和中國政府有連結。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直接受中國駐倫敦大使館控製，作為非正式「警察網絡」監視十四萬中國內地留學生，防止他們參加「顛復政治」。 這堆親中共傀儡組織曾經在英國華人社群間以中文媒體發動一個高調的運動來支持香港國安法和嚴厲的政治鎮壓。例如今年，倫敦華埠商會和其他幾個組織在親中共報紙賣廣告，支持香港「只限愛國者」選舉鬧劇。這場選舉將於十二月十九日舉行，只有中共允許的候選人能參加。 民調顯示44％，香港人如果可以的話會選擇離港，而約九萬人今年已抵達英國。中共擔心香港移民的高度集中會變成一個反政權活動的基地，所以將威脅和恐嚇升級，如同對羅冠聰和鄭文杰的騷擾顯示。透過在海外內地人社群間煽動民族主義，北京正將社群關係兩極化，並為發展族群仇恨的「華人部落群主義」創造條件。 香港的獨裁鎮壓自2020年國安法立法以來，導致過去十二個月內三十個工會解散，包括最大的、有二十萬成員的職工盟。所有示威和罷工已被禁止。在倫敦示威後，其中一個主辦團體「監察組」在示威發表聲明表示「我們相信每個社會應有示威權利和廣泛的人權」。即使慷慨地說，我們只能形容這講法天真得荒謬絕倫。 香港移民的反示威也好不了多少。這些示威者的目標可能是揭穿中共的政治宣傳和「反對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標語的偽善，同時隱藏了它打壓維吾爾族人、西藏人，香港人等罪行，但他們可笑的舉動和帶出的訊息卻製造了反效果。 香港示威者的所作所為，並不能贏得那些未被洗腦的中共的支持者（尤其是透過媒體和社媒留意今次事件的大眾），而是落入中共圈套，讓中共黨媒「證明」香港民運示威者是「反中」的。無政府主義式衝突沒有帶出明確政治信息，只會讓當地民眾感到困惑，從而使反威權鬥爭建立基層的國際支持變得更加困難。 不幸的是，這次反示威放大了2019年香港運動的弱點、甚至是放大了運動的一些反動性質。在2019年鬥爭失敗後，在認知到青年抗爭者的犧牲和勇氣之同時，我們需要從運動的的政治和組織弱點和錯誤汲取教訓。別忘了，在2019年7月運動高潮時，運動某份參與者嘗試展示對中國大陸的反政府抗議表示聲援，力圖建立共同的鬥爭，也有一些香港種族主義示威者企圖攻擊內地人時被其他抗爭者阻止。這些做法都應該被學習和強化，但今次倫敦的行動卻朝着相反的方向發展。 或許也有真誠的反種族主義者參與了這次活動，但他們難以否認自己被兩個對罵的種族主義陣營騎劫。一些中國大陸示威者大罵香港人是「曱甴」（蟑螂）——該詞正是中共黨媒和香港警察在2019年鬥爭期間對香港抗爭者使用的字眼。部分香港反示威者則高喊「返大陸」和「支那」——「支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用來指代中國人的種族主義字彙。 走入死巷的民主鬥爭 對於認真想重建反獨裁民主鬥爭的香港青年來說，2019年最重要的教訓是——這場運動因孤立於香港一地、沒有認真努力地與中國大陸工人和青年——這股唯一足以挑戰中共國家機器的力量——建立團結的群眾鬥爭而失敗。 倫敦反示威鬧劇，以及一些香港示威者對中國大陸人或華人長相抗爭者針鋒相對的辱罵，只會進一步加劇族群分化，強化中共的民族主義和反民主宣傳——將香港群眾抗爭描繪成美國的反中陰謀。 香港的部分資產階級民主派政客，如羅冠聰和鄭文杰，在以西方政府推崇民主這個大錯特錯的前提下，心甘情願地支持親西方的冷戰陣營，而這是重建真正民主運動的進一步障礙。為了令民主運動取得成功，我們必須團結中國、香港和整個亞太地區的勞動人民，反對各國一切形式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社會主義者譴責雙方的種族主義言語和政治。雙方的抗議行動都是與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冷戰和中國國家鎮壓作鬥爭的反面教材。倫敦的抗議也警示着國際左翼，在處理反亞裔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衝突等問題時，如果沒有完全獨立於插手運動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包括中國資本家和極端民族主義的中共），就會掉入錯誤立場。 我們需要與在新冷戰中源自各方的種族主義、沙文民族主義進行真正的鬥爭。「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也在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組織，我們主張建立這種基於團結各族基層勞動人民的的反種族主義鬥爭，去反對資本主義製度下猖獗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 中共自製選舉鬧劇 鎮壓不能擺平社會危機 12月19日將舉行改製後第一次立法會選舉。中共將立法會改成90席之中只有22由選舉產生，加上候選人要先由國安機關篩選，確保所謂「愛國者治港」。這使選舉氣氛前所未有的冷淡，可預計投票率將是歷史最低的一屆。香港民意研究所在12月公布，有36%的受訪者傾向不投票。這數字還未包括因國安法的恐懼下而不敢講真話的受訪者。由2004年起的立法會選舉調查，受訪者的投票意欲均有8成以上。 在改製前，香港立法會本來已是跛腳議會，反對派並不可能在建製內對中共構成威脅。相反，過去泛民主派妄想在議會建製內進行漸進改革，使立法會變成一個安全閥，以緩解群眾鬥爭的壓力。今次，習近平的極高壓統治下，將假議會的遮醜布都全力撕毀，再次挫傷自己的權威。 統治者繼續自欺欺人。林鄭接受《環球時報》訪問時，指「政府公信力高，投票率反而會降低」。同時政府又害怕低投票率會削弱其權威，因此全力谷高投票率。首先禁止任何人「煽惑」投白票，甚至威脅民調機構有可能違法；又設立邊境投註站，方便建製派動員居內地的親中共港人投票。然而，無論如何強大的鎮壓機器，但不能強迫「躺平」的選民站起來。 部分溫和泛民政客繼續叛賣民主鬥爭，例如前民協的馮檢基和前民主黨的黃成智，今次更為選舉鬧劇擔任臨時演員。而溫和泛民一度因為參選與否陷入嚴重分歧，後來參選派雖因群眾壓力而放棄念頭，但暗地叛賣的行徑並無停止——黨副主席梁翊婷被揭發支持獲全國政協常委胡定旭提名的中科興業董事總經理潘焯鴻參選港島東。 繼續壓迫窮人和青年 國安法通過以來，中共的強力鎮壓並沒有停止。林鄭繼續以防疫措施為名，加強對市民的監控，推出強製使用「安心出行」，並繼續禁止四人以上的集會，甚至威脅煽動他人不打疫苗也屬犯法。此外，新聞自由已被摧毀，《立場新聞》總編輯辭職，而《經濟學人》駐港記者工作簽證續簽被拒，都是眾多的近例之一。 無論鎮壓力度如何強大都不能掩蓋社會危機，所以民怨並不會息止。香港去年有165.3萬個貧窮人口，貧窮率高達23.6%，創2009年有紀錄以來的新高，約4個港人中便有1人屬「貧窮」，其中近三成來自在職住戶。這可說是對習近平提倡的所謂「全面脫貧」和「共同富裕」極大的諷刺！ 香港貧窮再創新高，窮忙族水深火熱。但近日教育局長楊潤雄批評時下「躺平主義」，並公布要將「勤勞」、「奮鬥」加入價值觀培育，並在《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指引》文件中刪去「尊重人權」、「批判思維」等字眼。 在中國大陸出現躺平主義思想——年輕人拒絕高壓社會規範，放棄買房成家，主張不婚不育，以最低成本過極簡生活。中共如臨大敵，視之為破壞經濟秩序及製造人口危機的根源，甚至要出動官媒譴責區區一個網路次文化，並在六中全會中大力宣傳「奮鬥」思想。香港教育局只是配合習總的論調，企圖以高壓家長製統治青年。但統治者越是叫囂，青年則更充耳不聞。 香港和大陸青年一樣，面對房價高企、階級流動無望，勤勞向上的勞動成果只會被統治階級奪走。2019年香港反威權運動正是青年反抗製度的初次覺醒，是他們的一次「奮鬥」。運動受警察鎮壓失敗後，青年間瀰漫着暫時的絕望感、無力感。 獨裁政權加強教育製度的思想壓製，只會令更多師生和家長厭惡，選擇離港擺脫香港教育製度。2020至2021學年度，香港學生退學人數上升1.7倍，等於平均每校有32名學生退學，當中有6成學生選擇離開香港。每校約7.1位教師離職，比一年前升近一倍。 團結中國大陸的鬥爭 習近平準備連任國家主席，必須加強鞏固權力，加上中美衝突的高度緊張狀態下，需要通過鎮壓香港來展示自己權威。所以，香港的命運並不取決於一個城市之內，而是整個中國以至國際局勢。在全球資本主義製度深陷危機下，無論是中共還是美國拜登的統治在國內和國際上都陷入混亂。群眾對政權不滿的聲音越來越強大，青年激進化而且階級意識大大提高，正為香港暗無天日的局面亮起一點曙光。當大陸群眾爆發鬥爭時，香港和國際的群眾也需要團結共同的鬥爭，挑戰專製極權與資本主義。 香港：立法會假選舉投票率破低紀錄 本屆12月19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只有30.2%，只僅多於2016年投票率的一半（58.3%），創下史上最低紀錄。對香港的統治者（即中共）來說是又一次的公關災難。任何政府都不能稱之為“成功”的選舉。 當局動員“愛國者”去投票，但愛國人數似乎不足。2019年群眾鬥爭高峰時，區議會選舉中政府受到空前的挫敗，當時有294萬3千人投票，遠高於今屆立法會選舉的130萬人。中共今次糾正錯誤，確保同樣的選舉結果不會出現。 所有當選的候選人當然都是親中共的傀儡，中共官媒固然大聲叫囂，宣稱選舉“勝利”，但最有力還是來自拒絕投票的抗議聲。民眾並非“政治冷感”，而是積極地以有意識的群眾行動蔑視這場選舉鬧劇。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香港政府學習了北朝鮮，將宣傳杯葛選舉定為違法，這段時間並無公眾宣傳杯葛選舉。在沒有組織或領導下，抗議的聲音仍然如此強大。 選舉結果並不會改變北京的立場。獨裁政權不會花那怕一秒鐘來反省。在面對新冷戰及各種內部挑戰中，他們在香港問題上不可讓步，因為這會削弱習近平所要展示的強勢。只有中國的群眾反抗才能帶來改變。 不過這次“勝利”會為中共治港帶來新的問題。立法會內的“清一色”，代表當政府犯下重大錯誤、爆出醜聞、做出蠢事時，他們將無法掩飾，並只會進一步加劇民憤。今次事件再次反映了一年半的猛烈鎮壓並未能成功粉碎群眾的抵抗，香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仍有巨大的鴻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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