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勞動觀察 寫於 二零二二年

租戶密集的許浦村隔斷房，何以“隔離”?

位於上海西郊的許浦村，曾經是上海最大的城中村。如今，這裡依舊是外來務工者來上海打工的落腳點，住在這裡的很多都是環衛工、保潔員、外賣員、線上跑車師傅。

3月24日，華漕鎮許浦村三隊列入上海疫情防控中風險地區。2015年年底整改之後的許浦村，擁擠狹窄的隔板房依舊是很多租戶的現實。人口密集、緊湊並排的出租屋，遇上傳播速度極快的病毒，“隔離”、“封鎖”變得幾乎不太可能，生活在這裡的租戶被捲入一場突如其來、防不勝防的戰役中。

§§§

“我妹拉走四五天了，我爸媽發燒一個星期了還在家，沒人來測核酸，我剛剛接到村委會打電話告知我，我今天測核酸那管出現異常了”。

這是周平在4月7日凌晨1點發來的一條語音，此時距離他所在的許浦村封鎖隔離已經過去21天。3月24日，華漕鎮許浦村三隊列入上海疫情防控中風險地區，與周平所處的許浦四隊僅僅一河之隔。封鎖管控並沒有讓病毒慢下來，相反，他感受到的是感染病例的暴增，過去一個月，他見證了太多鄰居、老鄉相繼發燒、咳嗽，並陸續被確診。他堂兄弟一家五口都是陽性，最小的孩子五歲多。病毒蔓延的快速程度讓他倍感錯愕、絕望，談及身處的境況，他總是不斷地重複到：“在許浦，像我們這樣的情況太多了，我們家家戶戶基本上都有感冒發燒的”。

周平所在的許浦村位於上海西側，於虹橋機場的北側，這裡曾是上海最大的城中村，是很多外來務工者的落腳點。僅僅1.3平方公里的面積最高峰時期曾容納31000有餘的外來人口。2015年，這裡經歷了一場重大的政府拆除違建的整頓。58萬平米建築被拆除，1.3萬打工者不得不從這裡離開。據《2020年閔行統計年鑑》，如今許浦村本地784人，外來人口7291人，占比超過90%。住在這裡的很多都是環衛工、保潔員、外賣員、線上跑車師傅。

整改之後的許浦，擁擠狹窄的隔板房依舊是很多租戶的現實。人口密集、緊湊並排的出租屋，遇上傳播速度極快的病毒，“隔離”、“封鎖”變得幾乎不太可能，生活在這裡的租戶被捲入一場突如其來、防不勝防的戰役中。

周平是一名環衛工，住在許浦8年了，這是他在上海的第16年。在上海，除了掃馬路，他幹過各種工作兼職：送早飯、跑外賣、建築工、食品加工，最多時候一天幹過4份工作。在疫情襲來的一個月裡，是他過去16年來最為“清閒”的時日，不用上工，但卻也經歷了未曾經歷過的害怕和無奈。

“封了半個多月，疫情越來越嚴重”
3月18日許浦封鎖進行全員測核酸， 那時沒有人想過這裡的疫情會蔓延得如此迅速。19號早上通知下來，任何人都不能出門了。據周平回憶，剛開始還不是很多，後來人拉不過來了。迅速爆發、感染人數越來越多，是很多居住在這裡的租戶、房東共有的感受。一位干倉庫打包的租戶描述到：“一開始普查出來幾個，後來就天天往外拉，天天往外拉”。

“每次核酸都有大量陽性出來，每次都是。感覺村子大爆發了。”許浦村的李房東如是說。對於住在這裡的很多居民來說，他們擔心混檢時被感染，但是又不得不配合政府工作。全員核酸混檢也許正是此次疫情在許浦爆發的“潘朵拉之盒”。

4月1日上海浦西核酸篩查之前，這裡曾做過兩三次全員核酸檢測，全村八千多人混在一起。後來鎮裡決定暫時不做核酸了，讓村民們居家隔離，說法是“不聚集”。直至4月1日上海浦西地區開始全面核酸篩查，許浦村才又啟動了核酸檢測。

據周平回憶，剛開始做的一兩次核酸，都是全員集體檢測。“全員核酸了，全員核酸了！”大家聽到外面有人在喊，接近萬人的核酸檢測，“呼啦”一下子就是大面積聚集。中間的幾次開始按院子分，每戶院子多則一百來號人，一戶一戶叫過去。但經常是連着幾戶叫，幾戶也有好幾百人。再到後來，也不再分院子分戶叫了，又回到了全員混檢，疫情也早已蔓延開來。

周平印象深刻的是4月9號那次核酸檢測，是大晚上進行的。他和家人晚上十點多去的，整個許浦人山人海。“你說人這麼多做核酸怎麼行呢？”，所有核酸異常的、抗原檢測“一道槓”、“兩道槓”的都混雜在一起做核酸，租戶們普遍感到很無奈。

更嚴重的混檢情況還不止於此，不再分戶進行核酸檢測以後，連分隊也做不到。目前，許浦村只有三隊被列為中風險地區。據李房東介紹，最近一兩次核酸，許浦三隊是和四隊、五隊以及村裡的企業同時被通知去做全員檢測的。

實時統計疫情病例小程序“測查地圖”顯示，截止至4月13日，許浦村附近1公里內共有146例感染。李房東不相信這個數據。他曾和村里其他房東在微信群里要求村委公布確診人數、密接人數、次密接人數以及核酸複合人數的統計數據，但得到了明確的回應：這個數據不會公布。

租戶和房東都能感受到，現實遠比數據要慘烈。隔着一兩米的隔板，周平每天都能聽到鄰居們日益增多的咳嗽聲、哭聲；買藥的微信群里，每天都不停的有信息彈出，越來越多的人要求買各種感冒藥、退燒藥；拉人的大巴車一天天的來，光4月7號那天，就拉走了三車人。周平居住的位置剛好是大巴進村的必經之路，他很清楚大巴是越來越多了，“至少一二十趟大巴車拉過了”，仍然有大量的核酸異常、陽性或者抗原“兩道槓”的租戶被留在家裡，被迫與家裡的其他成員交叉感染。由於村里院子院子之間，樓與樓之間挨得非常近，據李房東說，他家的房子就是三面都圍着居民樓，而他妹妹家的樓是周圍一圈沒有人家的，算是條件較為理想的“最後一片淨土”，在4月9日全員核酸之後，家裡也有租戶確診陽性了。如今幾乎每家每戶都有了確診病例。

租戶密集的隔斷房，何以“隔離”？
過去三周里，周平同一棟樓里的鄰居陸續被感染、確診，原先40多人的樓房裡，已有8位租戶被隔離，還有2位“陽性”、1位“密接”滯留在家裡。再加上封鎖期間，很多人蝸居在狹窄的出租屋裡，不到萬不得已不出門。原本擁擠密集的群租樓，他第一次感覺到空蕩蕩。

2015年許浦進行“拆違”整頓後，綠地公共面積增加，村莊外觀上的“髒亂差”有所改觀，隨之而來的是翻倍的租金。這裡的打工者，依舊是住在條件簡陋、逼仄狹窄的出租屋。出租房大多是由自建民房隔板改造的，房子造得緊湊，一棟挨着一棟，有的房子常年見不到陽光。據房東稱，翻修後的房子規範為每家18戶，而許浦村至今的翻新率大概是60%，剩餘40%沒有翻修過的房子，居住戶數基本都超過了18戶。

周平所住的樓房在村里算是比較好的。他和爸爸媽媽妹妹分別租了一個單間，12-16平米左右，房租加上水電費每間是1500-1700元之間。他們所在的三層民房被隔斷成了18戶，每層房子除了中間一米多的過道，兩邊都是擠挨着的房間，三層樓一共有兩個公共洗手間，一樓的公共廚房依次排放着四五個小煤氣灶。一間房住一戶，算下來18戶也住了四十多人。

而周平旁邊的一棟樓未經過翻修，一層打底便住了八戶人家，總共有四層32戶，少則夫妻兩人一戶，多則四五口一戶。這樣算下來，一座民房大概就有100來人。七十來歲的本地人王房東說，這裡就像是上海以前的“棚戶區”，一遇上傳染病，很容易爆發。

人員密集、沒有獨立的衛生間和廚房，都讓隔離封鎖變得異常困難。缺乏居家隔離的環境，很難按戶封鎖，於是樓房內交叉感染幾乎是許浦的“常態”。“很多地方都封不了，都要上公共衛生間，你怎麼封呢？”李房東直言。

租戶只能儘量減少交叉感染的可能，帶上消毒液去上公共洗手間。廚房只有一樓一處公共的區域，整棟樓的住戶只能混在一起公用廚房，輪流做飯。周平也減少了做飯次數，從原本一日三次縮減為一日一次。

在擁擠的群租房裡，滯緩的核酸覆核、隔離通知，以及消殺不到位，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傳播速度。4月初，周平妹妹在確診陽性一個星期後被隔離，同屋的爸媽一直發燒咳嗽。本應該是密接者，但後續核酸沒有跟上。4月4號之後，他做的兩次核酸結果都沒有出來。4月7號凌晨，他接到核酸覆核的通知，但是他足足等了兩天也沒有人上門做核酸。4月8號，他感覺自己也中招了，發燒、渾身無力，連起床的勁都沒了。9號，他爸爸接到疾控中心電話，說半小時後大巴車會來拉，但是被告知車子裝不下了。直到今天父親還一直呆在家裡。

類似的情況實在太多了。周平住的樓里有兩個陽性的，在家滯留一周左右。一個租戶在群里感嘆“開門去衛生間倒髒水都擔心，天天求上帝保佑”。而同屋四個人，有人確診了也沒有辦法，得繼續住在一起，相互交叉感染。

多人擠在單間裡，消殺也是個難題。在許浦村，消殺遠低於標準，最開始村里每天進行消殺，最多只延伸到馬路上。樓道里都沒有消殺處理，更別提消殺到戶。即使可以消殺，多人居住就會是個問題。據李房東，同一個房間的陽性病例被接走，暫時陰性的密接沒有接走，也很難消殺。

在許浦村的租戶沒有居家隔離的條件。四周暴增的陽性、密接，擠在一起的“全員核酸”，讓周平感覺許浦周遭“危機四伏”，空氣不好。9日，在去公園做核酸的路上，他看到葉子鋪滿了馬路，周遭人密密麻麻，他覺得這裡“特別髒”。

周平覺得“這個病好像控制不住一樣”。他說，要是確診陽性，他會特別想早點離開這裡，去方艙隔離。

村委會：“沒資源”、“等通知”、“無回應”
許浦村的村委加上志願者一共只有12個人。維持八九千人的生計這一塊，人手就遠遠不夠。政府下發給居民的生活物資，村委要負責快遞，運送，分發，另外還有居民藥品的購買和發放，以及負責村裡的垃圾處理和消殺。

除此之外的事情，村委既沒法管，也決定一概不管。一般情況下，出現問題租戶會先找房東，房東報給村委，村委再上報給鎮裡。李房東稱，有回應的情況很少；村委的回覆總是“沒資源，沒資源”，要麼就是“等通知，等通知”，還有更多時候，直接不理睬、不回應。

房東每天需要負責上報本戶的核酸異常和抗原異常的名單，但上報之後是什麼樣的情況完全不清楚。租戶和房東們從各項工作感知到，村委和疾控中心的工作和數據掌握情況是完全斷裂的，各政府層級和部門之間的工作並未做好銜接。

據房東介紹，管理工作混亂。上面通知下來，村委的領導很多時候“一頭霧水”，大部分工作沒和村委領導做溝通的。村委的權力實在太有限，疾控中心如今下來拉人，也不經過村委，村委都不知道每次拉人的名單，都是疾控中心直接打電話通知、拉去隔離。

許浦的群租房無法滿足居家隔離條件，大多確診者希望儘快去“方艙”隔離。疾控中心依據核酸檢測結果通知隔離，但現實執行情況混亂不堪。有已經“陽”了很多天的村民們，一直沒有被大巴車接去隔離，找到村委，都是“以疾控中心的名單為準”。而這份“疾控中心的名單”很神奇，沒人知道它的先後標準是什麼，也沒人能確定自己或家人到底哪一天能被接走。

有房東稱，她家有一位已被確診為“陽性”的住戶，4月8日已經接到了疾控電話，讓其做好準備集中隔離，但至今他還在家裡等通知，和老婆和兩個小女兒生活在一起；而另一房客在4月9日自測出來抗原“兩道槓”、核酸待覆核，卻在沒有事前通知的情況下，於10日被直接拉走隔離。這樣的情況絕不僅此一例。

一戶院裡的兩位九十多歲的老人發燒確診，家裡人還有房東瘋狂上報反映了好多次，才終於在幾天后被接走隔離。兩三歲的小孩子發燒到三十八、九度的，急救“120”都是回復，至少要等到第二天，村委也沒有什麼辦法。

4月10日，周平抗原自測“兩道槓”，他等待着核酸覆核。但截至目前，他已經有四次核酸結果遲遲未出來。13日開始他陸續接到很多核酸覆核的通知，但至今為止，沒有人上門給他做核酸。

絕望的“城邊人”：“我們被遺忘了”
如今周平又遇到了新的問題，她妹妹已經轉“陰”要回家了，但回家她需要跟確診為陽性的爸爸住在一起，這如何是好？據最新的報道，專家稱新冠復陽不具有傳染性，但是對於仍然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裡，任何人都還是會感到恐懼和焦慮。

越來越多早期被拉去隔離現已轉陰的住戶面臨回來的問題——到底是否該回來，回來住哪裡，居住環境如何？70多歲的王房東面臨類似問題，在隔離一周后轉陰，他感覺回去許浦，之前的隔離都白做了。

按照村里被感染者的數量和形勢來看，許浦村如今就像是病毒籠罩之下的被遺忘之所。越來越多的感染者、很難及時跟上的核酸覆核、等不到的隔離通知，都讓滯留於此的、即將回到這個地方的人們深感不安。

如同在上海任何地方發生的那樣，租戶們找遍了所有可能會解決其問題的渠道，但幾乎很少有回應。打12345，打疾控中心，打120，都沒辦法。周平的鄰居試圖用各種信息渠道上報過：國務院客戶端，國務院總理信箱，還有其他各種政府、非政府的網絡平台，能試的都試過了。李房東在微博、抖音上發聲，求救信息發出去不久就被刪掉。在得知妹妹即將回來的那天，周平堅持打了一個下午的12345，始終沒有接通。他苦笑着說，“現在真是應了那句話‘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一種絕望的情緒與氣氛，蔓延在居住於許浦村的租戶和房東之間。經歷那麼多的努力與掙扎，大家一致地感覺到，“我們被遺忘了”，“我們沒人問了”。

許浦村的租戶們，曾經是這個城市必不可少的服務提供者。他們是城市環衛工，是樓宇清潔工，是酒店服務員，是快遞外賣員……如果離開這些勞動者的服務，上海將不可能成為“上海”。為了生活，他們從外鄉來上海打工掙錢，寄居於城市邊緣地帶的廉租房裡。簡陋逼仄的隔斷房，人員密集的居住環境和管理的混亂很快讓許浦這個城邊村捲入了上海疫情的“風暴”中心，蔓延迅速、確診猛增。然而，在以“小區”為單元的疫情防控敘述中，毫無居家隔離條件的城邊村再次被排擠到了話語的“邊緣”。

他們似乎真的被遺忘了，被拋棄了。方艙隔離不一定是一個好的選擇，但在他們眼中竟是更有希望的那一個。身處邊緣的他們沒有多少選擇的權利，只能等待，“自生自滅”。

上海疫情實錄：被驅逐的“橋洞”騎手，生活在地下的日結零工

和小鑫聊完，已是4月23日的傍晚六點。當晚，他和橋洞下的其他二十多位騎手一樣，“住處”沒有着落。

就在前一天晚上，小鑫和同行從橋洞下被驅逐。他們先是被告知這裡的橋洞不能再住人，隨後，管理者在橋洞周圍建起了圍欄。小鑫問這些人：我們還可以上哪去住？管理者表示，這就不是他們的職責範圍了。

01 從住橋洞到無處安身
小鑫隻身一人，已經來上海做了六七年騎手。3月28日，疫情剛開始封城時，小鑫還在租住的小區里接受隔離。後來上海市政府允許核酸檢測結果七天為陰性的騎手返崗。於是，4月9日，給居委會簽了承諾書之後，小鑫就隨身攜帶帳篷，過起在居民區和橋洞間往返流浪的生活。因為回不去小區，也為了方便送貨，夜裡他住在高架橋下。橋洞的居住條件當然不好，但小鑫覺得，至少這裡地方寬，夠容納他和他的騎手同事，比露宿街頭強。

“在橋洞晚上睡覺很冷。有一天晚上下雨，橋洞很冷很冷。那個地方能夠遮雨，但是不擋風，風很大的。有時候還能聽到高架橋上面汽車開過去的聲音。大部分人都沒有帳篷，有的搞個毯子蓋一下，有的連被子和毯子都沒有，搞個雨衣蓋一下········今晚應該不會下雨。我們現在住外面啊，就怕下雨，下雨就很麻煩，要重新找地方。”小鑫說。

也不是沒想過住旅館。但是小鑫說，“旅館我是住不起的，何況現在旅館的床位也已經很少了”。即便睡橋洞，小鑫每天也負擔着好幾筆開銷：原來房子平均每天40塊的房租水電，每天30塊核酸檢測以及每天25塊的飯錢。對於獨自在上海的小鑫，疫情下他只需要解決個人的溫飽問題。而對那些全家都住在上海的騎手來說，他們跑單和尋找住所的壓力更大。跑單就只能冒着受感染的風險。而一旦被送進方艙，則意味着失去收入。沒有人為他們承擔這些風險。住在外面，至少家人不會被自己感染。

相比疫情以前，外賣員的工作更加辛苦。由於市區的很多商家都不開門，騎手往往需要跑到市郊去取貨、送貨，來回平均要六公里。對於疫情下的每一位騎手來說，這樣的送貨距離已經是家常便飯。而住在橋洞下的不便捷，進一步增加了騎手生活和工作的困難。在橋洞下居住的十三天，小鑫和他的騎手朋友沒有辦法洗澡，只能喝自己買的礦泉水，找距離橋洞附近幾公里的公園如廁。

吃飯也仍然是問題。騎手們一天一般只吃得了一頓飯，沒有熱水，只有方便的乾糧。對小鑫來說，全家超市的便當已經是最頂級的餐食，大部分時候他只能幹啃方便麵餅。問到小鑫身體是否吃得消，有沒有不舒服的地方，小鑫回答說：在街上常年跑，已經習慣了。

其實更困難的是，騎手白天需要用手機程序跑單，而夜裡橋洞沒有地方給手機和電動車充電。所以，小鑫只能四處找充電樁充電，但充電樁很有限，部分充電樁壞了也沒人修，很多騎手只能圍着少有的幾個充電樁排隊，而這浪費了大量跑單的時間。

由於充電樁大多集中在市里小區和商場的管轄範圍內，很多騎手的“住處”儘量選擇離充電樁近一些的地方。被驅逐後，小鑫打算繼續往人少的地方走，尋找在郊區的橋洞，或者任何一個能遮風避雨的地方。對於失去了橋洞住處的騎手來說，他們優先考慮的已變成如何找到一個能固定休息的地方。

02 封鎖的橋洞
小鑫回憶起4月22日晚被驅逐的場景時，這樣說道：“當時已經是晚上十點，有的騎手都睡下了，有的在吃晚飯，突然之間，來了五六輛jing車把兩頭都堵住，有穿着防護服的協jing，有城管，說這裡不能睡了，你們必須馬上走。他們先打掃衛生，消殺，然後開始建圍欄。之前我們睡的橋洞因為有新聞媒體報道，來的騎手越來越多。但即便人多，管理的人可以限制這個地方能夠容納的人數，可以派志願者巡邏，定時清理垃圾，不能一趕了之呀，上海的橋洞那麼多，我們騎手也要睡覺。”

橋洞附近的鐵門柵欄本來有幾個騎手在休息，而現在已經被貼上了“疫情防控，人人有責”的封條。被趕出來的騎手，只能騎上電瓶車，載着巨大的行李袋，聚集到一個勉強能擋一點雨的角落裡，戴上頭盔和連衣帽相互取暖。“我們下雨天都沒地方去，現在隨身帶着行李。我們多麼難堪啊！帶着行李，到處找睡覺的地方。”

根據網絡上的消息，之前騎手占據的武寧路橋洞休憩點目前也已經關閉。休憩點容納的騎手人數從剛開始抖音視頻記錄的二十多人，一度發展到4月22日的五六十人。這個休憩點本來是市屬的小型文化空間，原先晚上在這裡的騎手可以充電、燒水、打地鋪，而現在這裡也被架起了圍欄。

小鑫觀察到大部分公共空間都已經封鎖。地下停車場，爛尾樓，廢棄的商場······騎手們正努力在這些不被看見的地方尋找今晚的住處。志願者和騎手試圖找尋商場的地下車庫，因為相比其他場所的車庫，商場的地下車庫容易進入，也暫時不存在被驅趕的風險，但目前不少的商場地下車庫仍未開放。找合適車庫的過程就像在城市荒原裡面探索，完全依靠騎手的個人運氣。

03 地下通道里的人
和小鑫一樣面臨住宿困難的，還有小年這樣在方艙隔離結束後搬到上海南站地下通道居住的日結工人。

疫情前，小年白天做日結零工，晚上睡在火車地下停車場，每天接受核酸抗原檢測。4月11日，小年接到街道辦的電話，告知核酸陽性，被送進了方艙醫院。4月18日，小年從方艙隔離出來就搬到了這裡。當時，地下通道是上海少有的能充電和燒上熱水的免費開放空間。幾天之內，他發現從方艙隔離完來到地下通道居住的人越來越多，其中大約一半是做建築等行業的日結工以及小鑫那樣的外賣騎手，還有一半是殘障者。住在地下通道的三十多人中，還有五六位女性。據小年講，住在這裡的女性很容易產生不安全感。小年曾試着給通道中的一位女性提供睡袋，但對方拒絕了，睡覺時寧願只在地上墊一層塑料薄膜。

小年是2019年從家鄉內蒙古來到上海的。“剛開始到上海，過的是真正的流浪生活······後來在車站附近認識了一些人，開始到建築工地工作，偶爾也做群演。”在建築工地上，小年主要負責搭架子，架子的管道有小年的胳膊粗，小年要爬上去，在十米高的架子上開始搭建工作。疫情以前，小年在工地上做日結，工地每天會提供中午的盒飯。封城後，他立刻失去了穩定的收入來源，原先日結攢下的錢也已經快要花光了。

即便是住在地下通道的生活也越來越難以為繼。4月23日，地下通道里來了一位電工，切斷了這裡的人們賴以生存的電源。這種“軟驅逐”，讓小年失去了熱水，泡麵也需要省着吃。最近一頓像樣點的餐食來自公益機構NCP志願者分發的物資，但也只能是幾個饅頭和幾包生菜。而外賣的價格實在太貴，兩份已經將近百元，小年也不捨得點。

目前，上海市救助站幾乎已經滿員。因為物資緊缺，救助站難以向小年這樣的務工者提供較長時間的食物保障。眼下，救助站能提供給小年的，也只有救急的幾包餅乾。

04 零工們的生存難題
4月20日，上海曾發布四項工作提示要求，針對因封控造成停工的勞動者做出了專門的街道工作安排：“對因務工場所封控造成無處居住的人員，按照屬地原則，由各區、相關街鎮落實安置場所。”在社會救助方面，上海市街道辦享有全國少有的審批權。疫情下，街道辦更是和當地居住者、露宿街頭者關係最密切的一層。但小年在方艙隔離結束之後一直沒有接到街道和居委會的安置電話。小年說，小區居民都能得到發放的物資，但除了志願者偶爾的捐贈外，沒有任何物資發到自己手上。

另外，儘管上海人社部門在3月底出台了《本市人社領域全力支持抗擊疫情的若干政策措施》，規定企業應該按正常勞動支付被隔離勞動者在隔離期間的工資，但對於小年這樣的日結工來說，隔離期間他們甚至找不到企業作為僱傭單位來給他們提供工資收入。在隔離結束後，小年也沒辦法參照疫情期間的有關規定，從用工單位按最低工資標準獲得基本生活保障。

當被問及現在疫情工地的狀況時，小年表示他只跟包工頭有接觸。而包工頭也是外地人，被困在小區，目前吃飯也比較困難。在用工鏈條中，他無法找到包工頭之外的負責人，更無法找到分包體制上游的企業。在這種被救助街道和用工方雙重忽視的境地中，小年只能在上海街頭過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而對於小鑫這樣在多個平台接單的眾包騎手來說，平台也並不願意承擔用工責任。疫情開初，小鑫注意到美團和餓了麼在提供免費的住處，但他是眾包騎手，而美團和餓了麼的住處只提供給專送騎手——即便是專送騎手，由於酒店床源緊張，也很難獲得入住資格。另外，由於大部分酒店位置偏遠，一些圖送貨方便的騎手寧願選擇住在街邊。

通過網絡和朋友互助的渠道，小鑫也仍然沒有找到能夠收容他的住所。目前，由徐匯區商務、市場等部門建立起來的小哥驛站多數已經滿員，有空床位的驛站不收容像小鑫這樣的單個騎手。而要住進小哥驛站，騎手必須先將申請上報到公司，再由公司反饋給小哥所在的行政區，區裡的驛站統一安排接收。區驛站只能接收所在行政區的騎手。小鑫給平台客服打過電話，但至今沒有收到回音。

05 生活在地下
小年說，當下急待解決的問題是自己和地下通道里的男女同伴都有度過上海夏天的衣服，有保障每日基本生存的物資。接下來，他希望自己能夠有機會到別的城市找到工作。此外，通道中還有一些人沒有電子設備。“我至少可以在社交網站上求助，但這些人什麼都沒有。”小年說，“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生存下去的。”

小鑫打算繼續從內環搬到外環去住——他每日從郊區市場趕來，給市裡的居民運送蔬菜，但夜裡卻不得不反方向遷移到更遠的地方。小鑫最大的希望，是找到一個穩定的臨時安置點：能洗上澡，沖好電，晚上睡得安穩，不用一天換一個住處來躲避驅逐。

而今晚的地下通道中，小年身邊身穿制服的騎手仰臥在地下通道一旁，旁邊放着幾瓶礦泉水，絕大多數人的“床鋪”仍舊只由幾個紙板鋪成。幾位騎手和工人圍着唯一的充電樁充電。在小年發來的視頻最後，他走出通道，指着外面露天的廣場說：“通道外面也住着幾個人，因為外面可以看見太陽。”

北京市環衛行業權益狀況走訪報告（2021年）

導言：環衛工群體之於城市衛生整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2012年，國家住建部和人社部等7個部門聯合下發《關於進一步保障環衛行業職工合法權益的意見》，後全國多個城市相繼制定和發布所在地區環衛工的相關權益保障規定。但由於環衛工群體地位在城市長期隱形、話語權的失衡，公眾及工人對於環衛政策的細則、執行及監管情況皆無法得到恰當的了解和反饋。本走訪報告希望通過對北京環衛工的訪談和交流，可以協助公眾和工人更好了解環衛行業的權益現狀。

首都北京既是經濟高速發展的政治中心，也是中國對外的形象門面。作為一個人口2171萬的超級首都大城市，城市的整潔有序顯然是重中之重，環衛任務更是高要求高標準。根據網絡資料，北京市擁有的環衛作業人員已經遠遠超過比其人口更多的上海、重慶等地，超過8.3萬人。2014年北京市政市容委等部門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環衛職工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下稱《環衛意見》），首次對環衛工人勞動權益保障進行了法規文本上的規範。

為了了解北京環衛工權益具體狀況，2021年上半年，筆者走訪了北京核心城區，包括東城、西城、朝陽及海淀等區，與近20名環衛工交流和訪談，對基本情況進行了基本的梳理。走訪情況受限於樣本代表性和溝通深入程度的影響，並非能夠概括全部的工作狀況，但足以一窺北京環衛工人的基本處境。

在北京從事環衛工作的勞動者基本都來自於外地，地區涵蓋五湖四海；若單位中有北京本地人，多為管理或者編制崗位。環衛從業人群主要為40-60歲之間的老齡群體，走訪接觸到的工人亦有已經達到退休年齡的超齡工友。在核心城區四區中，其中朝陽區與海淀區環衛項目由市政部門直接僱傭和管理，環衛工人與環衛相關部門直接建立勞動關係；而東西城區則基本為外包，其中西城區環衛項目由北京環雅麗都投資有限公司承包，東城區由北京首創環衛有限公司外包。各區之間勞動待遇和工作狀況各異。

備註：本走訪報告數據采自2021年4-5月份，當時北京最低工資仍未調整，為2200元/月；2022年8月起，北京最低工資調整為2320元/月。因此環衛工人2022年月基本工資應調高為2320元/月（為最低工資），但合計加班及其他補貼等後，月收入仍僅為4000-5000元間，但同時法律的實際落實情況如何依然有待考究。此工資水平在北京生活可見是巨大挑戰。
01 走訪概要
經調研走訪和對政策的梳理後發現，北京《環衛意見》對於環衛工權益的保障普遍落後於多數國內其他城市。以基本工資為例，北京環衛工基本工資為市最低工資標準，均落後於全國絕大多數發展中和發達地區，如武漢要求環衛工基本工資為最低工資的130%，廣州為120%等。北京環衛工資總體收入處於3000-5000之間，相較城市物價和生活支出，情況並不理想。

特別需要提出的，因北京地區《環衛意見》對與環衛工人權益規範的廣度和深度都有一定的缺乏，對工人福利保障的復蓋性和保障性都不足，在監管層面上也缺乏強制性，導致各區環衛單位/公司在環衛工權益的實踐上有所差異，工資水平差異性也比較大，也難以監督。其中外包下的環衛工人待遇普遍比直聘的差。

在權益保障上，四區中屬東城區環衛的不規範性最為明顯，外包公司首創環衛違規安排工人14小時工作制加班、也並未簽訂勞動合同和繳納五險一金等勞動保障，在年休假、高溫津貼甚至相關的療養補貼上也沒有落實。海淀區環衛工人同樣面臨高工時低收入的問題，每天14小時，月收入僅3000+元。對於其他城區，環衛工仍然普遍存在缺乏住房公積金的強制保障，以及在工齡工資和年終獎方面的制度性規範（導致各地區差異很大）。吃住問題上，建議北京市政府出台相關的標準和規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統一和提高城區環衛工人的吃住待遇，對住房/房補和飲食有進一步的保障。

02 工作安排與工資待遇
工作排班與加班工資
北京四區的環衛工作模式主要可以分為兩種，八小時制或十四小時制。朝陽與西城兩區環衛工每天工作8小時（“兩頭班+一班倒”模式），做六休一，平均月休4天，基本均在下午4點或4點半下班，後續清潔由機動“快速保潔”隊負責。而海淀和東城區環衛工每日均需要上崗14小時，其中海淀區為3am-5pm，每月可休息4天，但具體休息日由單位決定，不可以自行選擇；東城區道路保潔工人工作時間為5am-7pm，有時候還需要加班到9pm（北京站附近），環衛工需365天無休上崗。

海淀/東城兩區環衛工的工作排班顯然違反了勞動法中關於加班時長和加班費的相關規定，或造成工人的嚴重過勞，尤其以東城365天無休的模式為甚。勞動法指出，“（勞動者）每日不得超過三小時…每月不得超過三十六小時”；依據北京《環衛意見》，月基本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標準2200元（2021年），即周末/雙休加班為雙倍工資25.28元/小時（202.24元/天），法定節假日加班為3倍工資37.92元/小時（302.36元/天）。

工資方面，東城區採取的是月固定工資的模式（每月4500元），僅會針對晚上7點-9點的額外加班支付加班費，為10元/小時，這也與《環衛意見》等不相符合。海淀區環衛工人具體周末及節假日加班費額度未知，但卻存在工人無法自主安排或者循“做六休一”的方式安排休息日，即：每月4天休息完全由領導安排，亦會出現工人連續工作超過十幾天仍無法休息的情況。

年終獎、工齡工資及危崗津貼
走訪了解，北京環衛工收入還包括工齡工資、年終獎及危害崗位津貼。其中朝陽環衛的工齡工資按工齡年限30元/月累計300元封頂；西城環衛工提到此前單位有發放工齡工資，為450元/月封頂，但近期該項工資已經“消失”，從工人提供的工資條明細中也並未發現；海淀環衛工齡工資標準則過低，十年工齡以下為每月5元/人，十年以上為10元/人（非按工齡長短累計）。但東城區的外包環衛工否認了有工齡工資的存在。

年終獎方面，不同區標準同樣不同。其中朝陽區環衛每年年終獎大致在8400元/年左右（700元/月*12個月），不同工友間可能因工齡不同會有數百差距，年底統一發放。海淀區年終獎在去年七月份從7000元調漲到9000+元，增長1600元，也是年底統一發放。西城區環衛年終獎相比之下則比較低，為2000+元，近乎與最低工資持平。

此外危崗津貼方面，根據北京《環衛意見》，環衛工人均依法享有22元/天的津貼標準。朝陽、西城及海淀三區環衛工人均有此津貼，但屬於外包的東城區環衛工人由於是固定薪酬（4500元/月）僱傭模式，均未提及有任何年終獎或危崗津貼方面的額外收入。

每月工資收入各區差異大 
根據《環衛意見》，北京環衛工工資待遇由“基本工資+加班費+危險崗位補貼+高溫補貼（+績效獎）”，以及每年一次額度為400元的免費體檢和500元的健康療養費等組成，其中基本工資不得低於本市當前最低工資標準2200元。走訪統計到，北京當下各區環衛工人月收入在3500-6000之間不等，各區之間差異較大。

其中朝陽區月均收入3500元左右，若遇節假日有額外加班費可達4000-4300元左右；海淀區環衛工雖然每日工作時長可達14小時，但月均收入在3500元左右，若額外再加班可達到4000元/月。東城區環衛工採取固定工資標準，為4500元/月，即150元/天；即便當月天數為31天，工資數額同樣為4500元不變；環衛工每日工作時長達14小時，365天無法休息；若有事需請假，則會按天計算扣錢。其中東城區公廁環衛工工資稍少，為4000元左右，同樣需要每天上崗，若有事請假則按300+元/天標準扣除工資。針對東城區和海淀區，兩區實行14個小時工作制，但環衛公司在加班費計發上面存在不透明和涉嫌違反勞動法加班規定的可能性，環衛工應得收入依法會比上述更多。

相比之下，西城區環衛工資待遇相對較高，環衛工“做六休一”工作安排相對合理，其工資組成包括基本工資+績效工資+危崗補貼+早餐補貼+加班費+綜合補貼+值桶補貼（垃圾分類）等，稅前收入基本超過5000元/月，部分崗位有值桶補貼，月收入總和達到6000元。

03 勞動福利保障
五險一金保障
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及住房公積金，上述即為常規所講的“五險一金”，是用人單位必須給予勞動者的保障，屬強制性。對此，北京各區環衛工繳納情況不一。其中僅有朝陽區為環衛工完整了繳納了“五險一金”，其中“五險”部分個人繳納部分為410元左右，而“一金”公積金則依據工齡長短有所區別，個人繳納部分為500-900元不等，均符合北京市要求繳納基數的最低標準。

而西城區與海淀區均只有繳納“五險”部分，額度為400+元左右。至於東城區公廁環衛部分則有單獨繳納“五險”400+左右，但是東城道路保潔由首創環衛僱傭的環衛工人則沒有任何“五險一金”。東城區環衛工人表示，在確立勞動關係的時候，單位已經提前告知不會繳納社保和公積金等，若不接受則不會聘用。

高溫費、年休假、健康療養等情況
根據北京《環衛意見》，環衛工享有夏季高溫津貼標準最高180元/月（6-8月期間），單位應提供每年一次免費健康體檢，費用標準不低於400元；每年一次健康療養，費用標準不低於500元；此外工人享有國家法定的帶薪年休假。

針對高溫津貼和每年體檢，朝陽、海淀和西城環衛工均表示有依法發放和落實，但至於健康療養的情況則有所差異。其中朝陽區和海淀區因疫情原因去年及今年均未安排療養活動，但未將費用折算為現金髮予工人；而西城區環衛則是直接每年發放500元現金。但工人對療養活動持保留意見，部分工人表示，很多時候療養活動類似於團隊旅遊，僅安排一天，行程過於匆忙及形式化，常常早上出門，下午天還沒黑就得坐車回市區，並沒有達到休息的實際效果。

至於年休假部分，朝陽、海淀和西城環衛工人均有提及，但是針對具體休假天使的年限統計卻有問題。工人表示，所在環衛單位均只計算該員工在本單位的工作年限，以此來計算年休假天數，而非從員工參與工作的年限開始計算，有違國家《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相關規定。這一情況在各區都普遍存在。

此外需要特別提及的是，東城區環衛工人表示，所在的首創環衛公司從未給並沒有發放高溫補貼和安排健康療養等活動，也未給予員工帶薪年休假的休息機會。

環衛工吃住問題
北京城區內吃住成本極高，對於長期需在市中心工作的環衛工而言，環衛單位能否提供吃住方面的支持是尤為重要的。朝陽區環衛中心不負責工人的日常吃住，但崗位上會提供每日早餐；海淀區則針對部分員工包吃包住，若選在外租房，則每月補貼200元房補，但不能使用單位食堂；西城區提供住宿，為多人間，吃飯則需繳納150元/月（每日兩餐），若在外租房房補為150元/月；東城區同樣負責吃住，均為多人間，但是沒有提供夫妻房，即便夫妻二人均在同單位也必須男女宿舍分開住。（關於租住環境如何，囿於調研時間有限，未能深入了解）

其中，東城區的吃飯問題備受指責，工人表示每日兩餐也同樣是外包給其他公司，中午11點和下午5點多送到崗位，但是盒飯油水和肉食普遍少，難以下咽，但宿舍也不允許開伙額外補充餐食，否則會被罰款；因此工人幾乎都只能自己額外在超市購買熟食、豆腐等進行搭配或涼拌作為補充。

04 工作管理和勞動規範
存在“以罰代管”
整體而言，北京環衛行業的扣罰管理行為並不頻繁，但“以罰代管”仍然是核心的管理策略。朝陽、西城、海淀等區環衛工反應，單位多數僅會在特別嚴重的事故上對員工進行扣罰，與外人聊天或者地面垃圾清理不及時也會偶爾進行罰款，並不頻繁；多數在第一次發現時會進行警告或者少扣一點，第二次開始會進行扣罰，一次50元，也有時候可達100、200元。東城區相對嚴苛一些，工人被要求在工作崗位上須要持續走動，不可短暫休息，環衛隊長會到處巡邏監督工人作業，若發現偷懶或垃圾問題，則會進行扣罰。

負責路段長度較其他城市長
北京各區環衛負責路段長度基本都在800-1000米之間，即大約4000-5000平方米之間的作業面積，相較其他城市為長（如廣州為3000-4000平方米）。這其中一個原因可能與北京市區環衛機械化作業程度高相關，路面整潔度較高，工人僅需負責馬路邊上的白色垃圾等，以及綠化中的塑料袋、煙頭等垃圾，而機動車負責機動車道的常規保潔。但在一定情況下是否也會出現工作負擔過大的的問題則有待繼續考察。

持有勞動合同/工資條情況
根據《勞動合同法》與《工資支付條例》，勞動者應與單位簽訂勞動合同，並由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各執一份，每月單位需定期發放工資條列明明細避免工資不透明。走訪了解，其中東城區環衛既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發放工資條，因而相應的勞動權益，如五險一金等，也均沒有依法得到保障。而朝陽區、西城區和海淀區則有按規定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工人有持備份合同，但即便工作多年或簽署多次合同的環衛工均沒有獲簽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此外，朝陽區和西城區環衛工每月有獲發工資條，但海淀區自去年7月更換新合同後便不再獲發工資條明細。

行業剪報(2022.3-4)｜疫情肆虐，基層勞動者承擔着怎樣的代價？

導言：3月份以來，由奧密克戎毒株所致的新一輪新冠疫情在中國爆發，多個城市先後出現疫情，並在“動態清零”防疫路線的指導下陷入封鎖之中，大量的方艙醫院被修建，一輪又一輪的全民核酸檢測展開，高速公路出入口被封閉。與此相伴的是，大量工人被招募去修建方艙醫院以及擔任方艙醫院後勤，封城下的生活物資供應則離不開快遞員和外送騎手等“保供人員”，卡車司機在各地防疫政策的夾擊下維持着全國物流，還有更多的打工人因防疫封鎖而“手停口停”。本期3-4月份剪報關注疫情下基層勞動者的權益和生存狀況。

01 方艙建築工人：工地感染、拒付隔離費、回家難

近兩月新聞頻爆，在疫區方艙醫院的修建過程中多起建築工人權益受到侵犯。最早被引起關注的，是3月24日吉林市高新北區方艙工人的微博求助。

據工人稱，自己被招募去修建方艙時，中介承諾不會接觸當地人員，但後來在工地宿舍卻被安排與當地人員混住。在工地發生疫情後，施工單位未上報，並拖欠工資。工人通過集體行動要回工資後，施工單位安排工人在外隔離，但隔離費用卻遲遲沒有着落。

三月底，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了長春市興隆山方艙。援建興隆山方艙的建築工人也同樣遭遇了工地感染、拖欠工資、拖欠隔離費用等相似的剝削處境。

據網友梳理收集，方艙建築工人權益受損的類似事件也在長春市農博園方艙與廊坊市方艙發生，具有普遍性。追溯上述方艙建築工人權益受損的根源，很大程度是因為我國建築業用工普遍存在的分包製以及勞務中介制度——施工單位將具體施工任務層層分包，導致用工管理混亂，責任不分明。這種用工結構，直接導致承包單位與勞務中介在工人管理和雇主義務上互相踢皮球，亂像叢生。上述用工制度早已是我國建築行業的頑疾，時常引發拖欠工資等事件。而在疫情下方艙醫院的修建中，這種混亂的用工制度則進一步引發了工地工人群體感染、拖欠隔離費用等權益危機。

除此之外，方艙建設結束後，方艙建築工人的安置與返回居住地安排情形也值得關注。3-4月份，社交媒體上湧現多起關於方艙工人在工程結束後露宿街頭的求助信息。追其原因，一般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工程結束後方艙工人直接就地遣散，未獲安排隔離，也未安排工人返鄉；另一種則是工人返回居住地後被當地拒絕接收。造成前者的原因是分包製與勞務中介制的混亂管理，後者則是因為各地防疫政策不協調，地方防疫層層加碼，以及地方相關部門的本位思想導致。

鳳凰網曾報道了一位方艙裝修工人的回家經歷：在結束隔離後，大巴車把他送到了高速路口，打電話給房東，房東說社區不給他進小區；打電話給社區，社區說是房東和物業不給他進；打電話問小區物業，物業說未接到任何通知。三方相互扯皮卻又給不了具體的解決方案，最後該工友只能住在自己車裡隔離。

如果地方相關部門和承建企業真的是為了防疫考量，就應該為回家的方艙建築工人提供隔離安置，而非撇清責任讓回家工人流落街頭。

02 疫情中繼續編織招聘騙局的“黑中介”

疫情危機下產生了大量用工缺口。為遏制疫情蔓延而採取的各種防控措施需要大量人力來維持，例如方艙醫院需要招聘保潔員、保安等後勤人員，遭到封控的社區也需要招聘人員來維持秩序、協調集體核酸檢測等。

中國青年報報道了一起17名防疫保安被騙的事件。受訪保安稱其在招聘群里看見了中介發布的防疫保安招工信息，中介承諾工期是3-15天，工資做完結清，並稱工作區域內沒有陽性感染者。3月22日，受訪工人被中介帶到了工作區域，之後中介便消失了，群聊也被解散。這時受訪工人們才知道他們工作的小區內早已有大量陽性感染者，但因為身處封控區內無法離開，他們別無選擇只能選擇留下做工。受訪工人在小區內工作了將近一個月，中途經歷了工作量增加、待遇下降，在4月26日發現負責考勤和發放工資的保安隊長跑路不見。工資發不下來，被騙的防疫保安開始維權求助，撥打12345、12333等熱線反映，並報警，最後在政府介入下要回了4月份的工資，維權結束後，17名防疫保安被遣散。報道還提到，被遣散後，幾名工友通過中介找到了新活兒，工作內容是幫做核酸檢測的醫生“貼標籤”，但當他們步行3公里到達工作地點後，卻發現那裡只有一處在建隔離點，工作內容是搭棚子，又遇上了“招聘詐騙”。

本輪疫情中，上海東海養老院爆發的院內聚集感染也受到了公眾的關注。由於大量護工感染病毒，需要補充人手，養老院通過勞務中介從各地招募護工，在此過程中也曝出各種招聘騙局。勞務中介向工人隱瞞工作環境的具體情況，並向應聘工人收取1000~2000的高額中介費。當受聘護工去到東海養老院後，才發現工作地點管理混亂，工資無人負責，若是在工作時感染，也沒有賠償。一名護工在接受訪談時說到，“如果知道這麼大風險誰會來，怎麼會願意賺這個錢。”

類似的招聘騙局在疫情中頻繁發生。公眾號“出色WSJ中文版”的報道《當我決定離開上海》引述了一位滯留高鐵虹橋站的工友的觀察和判斷：“3月中旬，上海疫情變得嚴重，便有一些中介在網上發布招聘‘防疫志願者’的消息，稱日薪2000包吃住，吸引到了一批打工者。而這些人在來到上海後，先被中介收取了1000元的介紹費，隨後並不提供住宿，而是用巴士載着他們到方艙、醫院、工廠等地，詢問是否需要工人，如果有就留下工作，沒有就轉一圈回來火車站，第二天再去問工。滯留在這兒的人，大多就是被高薪‘防疫志願者’騙來的，他們有些找不到工作，有些在方艙等地做了幾天覺得不合適又回來，卻發現已經買不到離滬的車票了。周邊賓館幾乎沒開，這些人又大多生活窘迫，便想着要麼回家，要麼能在上海找到工作，把投入的交通費和介紹費賺回來，一來二去便在虹橋站住下了。”

黑中介抓住零工在疫情下對生計的需求，毫無底線地發布各種虛假招聘，或是騙取中介費，或是不擇手段完成招聘任務，這些行為引發大量勞資衝突，有關部門甚至也在這些衝突中強行維穩。據觀察者網報道，4月30日，上海松江警方接到報案，稱有工人以工作強度高、住宿條件差為由“挑唆工友罷工”“要挾勞務派遣公司解除合同並賠償每人3萬餘元”，警方介入後，發出公告稱“發現這批工人此前在其他方艙也有類似行為”，便以敲詐勒索為由對8名方艙工人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03 保供騎手：沒有高薪，只有露宿街頭

封城措施下，整個城市的運行被按下暫停鍵，居民無法出門購買生活物資，此時保障物資供應的任務便落到了保供騎手、保供司機的身上。TA們來往於各個倉庫和小區，構成了封城期間城市的“生命線”。

保供騎手露宿街頭的情況在三月份中旬深圳封城期間開始受到公眾關注。3月16日，微信公眾號“凍櫃”發表了文章《疫情之夜，那些無家可歸的深圳騎手》，文章提到很多城中村升級了防疫政策，外送騎手“只准進，不准出”，就算騎手有保供人員工作證明也沒用。這意味着騎手一旦回到城中村的家中，就無法再出來工作，因此失去收入來源。外送騎手們被逼無奈，只好露宿街頭，在外面過夜。文章發出後引發輿論巨大反響，有關部門和企業開始作為，餓了麼和美團都發聲明為全行業騎手提供免費住宿以及休息驛站，並列出了酒店清單。但後續有騎手表示，儘管美團和餓了麼都宣布自己的住宿對全行業騎手開放，有餓了麼騎手卻被拒絕入住美團的愛心酒店，也有騎手稱有些“免費住宿”實際上是要收費的。

在半個月後陷入“全域靜態管理”的上海，保供騎手們遭遇了跟深圳騎手們一樣露宿街頭的困境。美團和餓了麼提供的住宿只給專送騎手入住，數量更多的的眾包騎手沒有入住資格，甚至由於床位緊張，一些專送騎手也無法入住。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騎手選擇了睡在橋洞底下，至少可以遮風擋雨。但後續有報道傳出一些橋洞底下被城管用圍欄圍起來，在此過夜的騎手被驅趕。公共部門能在短短幾天內協調建設出能容納數萬人的隔離點，卻無意保障保供騎手、保供司機們的臨時住宿。

上海封城期間，社交媒體上有傳言當外送騎手收入一日上萬，有騎手在接受訪談時則否認了這種傳言：“現在這個時期，那種能拿到很誇張收入的都是比較有心眼的，厚着臉皮可能對顧客連蒙帶嚇的，一單就很多打賞。老實的收入還是低，還是像平常一樣送單。”

04 貨車司機：高速封路、車上吃住、還貸壓力

中國有約2000萬貨車司機，TA們奔波在我國的公路網上，支撐起供應鏈的正常運作。但由於疫情在全國範圍內多點爆發，各地開始封鎖高速路口，工廠停工，流動的貨車司機也被各地防疫政策視為重點疫情關注對象，TA們的生計受到嚴重影響。

一些在疫情下陷入困難的貨車司機開始通過短視頻平台為自己和同行積極發聲，短視頻up主“卡車洪哥”發布了多個述說卡車司機困境的短視頻，引發公眾關注。防疫政策給貨車司機帶來的第一個困難是核酸檢測證明，各地頻繁要求入境貨車司機提供核酸檢測證明，且缺乏互認、標準不統一、核酸檢測點配套少，導致貨車司機要將大量時間花費在核酸檢測上。第二個困難則是貨車司機在長途運輸過程中過境多個城市，行程碼上難免會帶星，而行程碼一旦帶星，則會被多地拒絕入境。除此以外，一些疫情嚴重地區採取了封鎖高速公路的措施，導致大量貨車司機滯留在高速公路上，失去收入，甚至斷糧。有貨車司機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如果車上有載貨，貨主會協助貨車司機應對防疫措施，但是空車時，貨車司機就只能自己處理了。

疫情中針對貨車司機粗暴的閉環管理措施也令人詬病。貨車過境時，地方有關部門會在貨車車門上貼上封條，禁止貨車司機下車，貨車司機只能在車上吃喝拉撒。山西省呂梁市中陽縣公安局4月21日發布一份警情通報，指警方“在巡查時發現3名貨車司機撕掉封條下車吃飯，給予三人行政拘留處罰”。惡劣的食宿條件也會影響司機的健康。有報道稱，3月31日，在吉林省松原市一名滯留高速公路的貨車司機在服務區突發疾病去世，這名司機此時已在服務區滯留一周。

由於疫情影響，貨車司機運貨不僅效率降低，面臨各種隔離措施，單量也大大減少，導致收入大幅下降。中國勞動關係學院的“中國卡車司機調研課題組”在三月份通過問卷調查了1801名貨車司機，調查顯示，35.7%的自雇貨車司機今年三月份的淨收入少於3000元。中國的自雇貨車司機大部分為貸款買車，長期面對着車貸壓力。據課題組調查，自雇貨車司機中有六成每月要還6000元以上的車貸，其中有兩成要還9000至12000元的車貸。收入的下降大大加重了貨車司機的還貸壓力。

由於媒體對貨車司機處境的積極報道，以及疫情物品供應鏈上的壓力，4月7日交通運輸部召開“物流保障協調工作機制”會議，有關負責人強調，“嚴禁在高速公路主線和服務區設置防疫檢測點，嚴禁擅自關停高速公路服務區，確保全國交通運輸幹線暢通。要依法依規制定通行管控措施，不得層層加碼、一刀切，確保通行管控政策統一。”

05 網約車司機：收入下降，集體退車

3月21日，上百名“如祺出行”司機前往如祺珠海運營中心，要求平台辦理退車手續；3月底，成都、長沙、珠海三地的T3出行司機也在大規模要求平台退車。有成都T3出行的司機表示，自2月份以來，當地跑網約車的收入下降非常嚴重，以前可以一天跑400塊錢左右的流水，現在一天只能跑100塊錢左右。儘管跑網約車的收入急劇下降，但平台每天一百多的租金還是要繼續交，很多司機實在熬不住，要求平台退車。

受疫情影響，多地也暫停了網約車運營，司機失去收入；而網約車還在運營的城市，司機收入也受到劇烈影響。據交通部數據，2月份網約車行業訂單量較1月份下滑21.8%，3月份較2月份下降2.2%。而今年4月份的網約車訂單數較3月份環比再下降11.6%，僅為去年同期的六成。在行業如此艱難的情況下，網約車司機認為平台減租刻不容緩。蘇州市和深圳市的T3出行司機在過去的幾個月裡就曾通過集體罷駛的做法來向平台要求租金減免。

網約車司機的困境也同樣擺在各地的出租車司機面前。4月27日，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出租車司機集體罷駛，同樣要求有關部門減免“份子錢”。

06 手停口停的一線勞動者

封城管控下，大量企業生產被叫停，員工被封控在住處，無法工作，生計受到影響。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外來務工人員，特別是零工群體。在2022年初西安疫情期間，便頻繁傳出外來務工人員的求助信息，TA們或是露宿街頭，或是在城中村的住處被區別對待——社區物資只發放給房東和本地人，外來務工人員的物資需求則被無視。而上海作為一個特大都市，有着龐大數量的外來務工人員，在封城管控下的上海，作為外來人口的TA們也身處困境。

“半山腰志願者團隊”是一個援助上海受困民工的公益組織，該公益組織每天都能通過各種渠道收集到數百條求助信息，其中很多都是來自外來務工人員的求助。在封城初期，生活物資基本只能靠社區發放，社區發放物資往往以戶為單位，而外來務工人員往往住在6-8人一戶的群租房中，社區發放的物資根本不夠分。除此之外，很多群租房亦不一定有煮飯烹飪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社區發放了生蔬菜肉類等物資，也無濟於事。

社區物資發放對外來務工群體的復蓋相當有限。更多居住在工地、城中村、日租房的外來務工人員根本收不到任何社區物資。隨着封城的持續，儘管生活物資的外送服務與外賣服務逐漸恢復，但仍因運力和供應不足而價格高企。與此同時，大量工地民工、家政工人、日結零工等因失去收入來源，完全無法負擔這些高價食品和物資，而房租壓力也讓TA們的處境雪上加霜。

對於長期的零工工人而言，疫情間的收入完全斷絕；而有相對穩定工作的製造業工人同樣面臨着收入大幅度下降的壓力，因為工作單位停工，TA們大部分只能領取最低工資。在一些因疫情而經營困難的企業里，工資則被延遲發放。由於供應鏈的中斷，收入受到影響的製造業工人不僅局限於疫情封鎖地區，而是隨着供應鏈上下游關係輻射到全國勞動者。

2020年疫情以來，我國針對疫情推出的紓困措施都是針對企業進行紓困，例如社保減免等，很少有直接面向勞動者的紓困措施。4月24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313場新聞發布會上，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政府副區長楊蓓蓓介紹，為保障服務型企業和員工的經營、生活，朝陽區與中國人保公司合作推出《朝陽區服務型企業疫情防控保險方案》，對防疫過程中按照要求暫停經營的服務型企業員工給予基本生活保障支持。方案提出，在朝陽區轄區內，每家企業每次停業事故累計最高可獲賠償10萬元；服務型企業員工，保險給予每人每天100元賠償，最高賠償期限21天。朝陽區的這一舉措獲得網友們的歡迎。

但一朝陽區微博網友“狐狸的阿奇”於5月5日發微博稱，花了一個多小時打電話向各個部門詢問如何領取上述保險，獲得答覆是“只有店裡有陽性或密接才可以領取保險，並需要持有疾控中心發布的文件”。可見，在所謂好的政策方案背後，即便發生疫情，實際上絕大多數服務業企業的員工還是被排除在外。

07  小結
本月新聞剪報，基本呈現了各個行業基層勞動者在疫情中遭遇的典型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基層勞動者面臨的這些困境都有一個共同點——這些問題的根源早已存在於疫情前勞動者的日常中，職場的結構性剝削、不公正待遇在疫情下被放大、加重，最終造成了今日疫情所見到的如此無助的處境。建築業常見的層層分包造成的混亂管理，在疫情下造成了工人的感染、隔離費被拖欠；平日時常用各種套路坑害工人的黑中介，在疫情下大發災難財；平台對於眾包騎手與專送騎手的算法配置，不斷通過靈活化的用工結構弱化平台方自身的雇主責任，在疫情中“光明正大”地讓眾包騎手露宿街頭；貨車司機平日受到地方不合理規則的罰款，在疫情中則困在各地層層加碼的防疫措施中；疫情導致的收入下降成為了壓倒網約車司機的最後一根稻草；本身就缺乏社會保障的零工工人，在疫情下抗風險能力幾乎為零。

當然，基層勞動者在面臨疫情困境時也並非坐以待斃，他們也在發揮自身能動性盡力爭取改善處境。我們可以看到，方艙建築工人在權益受到侵害時發微博維權；貨車司機通過短視頻自媒體向公眾訴說行業困境；被困在群租房內的務工人員通過社交媒體和短視頻平台發送求助信息。基層勞動者也在通過集體行動的方式維護自己的利益，被騙的防疫保安集體停工去找有關部門討說法，出租車罷駛要求公司減免“份子錢”。前者是因為工作的臨時屬性與疫情封鎖中走投無路使得工人敢於行動，後者是出租車司機的集體行動傳統在疫情困境中繼續發揮作用。

新冠疫情大流行已經持續了兩年有餘。全球數百萬人被病毒奪去了生命，這是大部分國家為了保障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正常運行而付出的代價。承受這個代價的，往往是那些缺乏話語權、不掌握權力的邊緣群體：工人階級、少數族裔、殘障人士等等。這便是弱肉強食的市場叢林。在中國，強勢的國家權力的存在，使得暫時中斷或限制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運作成為可能，強力的封鎖措施儘管使得國內避免了巨額死亡，然而強硬的非人性的防疫措施卻令社會付出大量成本——供應鏈被切斷、企業停工虧損、市場交易暫停、勞動者面臨的不平等狀況加劇。由於針對勞動者與小業主的紓困措施的缺乏，這些社會成本幾乎由基層勞動者與小業主來全部承擔。在這裡的國家干預下，弱肉強食的市場叢林以扭曲的形式出現，承受着整個社會防疫的最終代價的，仍然是那些缺乏話語權、不掌握權力的邊緣群體。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前兩年裡，社會公眾對於強力防疫措施的配合來源於對疫情結束病毒消失後，一切恢復正常的所謂預期，因此只能默默承受“動態清零”戰略所帶來的社會成本。但隨着疫情在全球範圍內的蔓延，病毒的不斷變異，人類與新冠病毒長期共存已成為必然。在此情況下，如不考慮加強對基層勞動者以及中小微企業的紓困措施，已經被消耗赤貧的基層勞動者恐將難以繼續消化這背後諾大的經濟代價，繼續這樣推行強力防疫封鎖措施，社會的反抗也將增加。

廣東省保繳費年限延長至30年，對勞動者意味着什麼?

廣東省最近出台了一項對於廣大勞動者影響深遠的政策。2022年6月22日，由廣東省稅務局等多部門聯合制定的《廣東省基本醫療保險關係省內轉移接續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發布，將逐步統一本省醫保繳費年限——到2030年1月1日，全省累計繳費年限將統一為男職工30年，女職工25年；其中未達規定的地市，從2022年要開始逐年均衡調整。

該政策一出，很多報章媒體都高掛讚譽之詞——“廣東全省參保人權益保障得到了進一步完善”——盡力宣傳。然而對於廣大基層勞動者，實際可能的負面影響卻沒有被詳加解釋。此法案出台早期也沒有任何的公眾質詢和聽證環節，“說修法就修法、說延長就延長”，絲毫不保障受影響勞動者的政策知情權和參與權。

本文將儘可能簡單地為廣東省內、尤其是受主要影響的廣州市基層勞動者解讀該新規，剖析《暫行辦法》到底真的有沒有“完善”和“保障”勞動者的權益？

01 修改之前各地的政策是怎樣？
本次修法，廣東省將職工醫保繳費年限統一延長為男職工30年、女職工25年，且勞動者要在最後的醫保退休地有累計10年的繳費記錄，才可享受醫保免繳的退休待遇；這些新政需在在2030年1月前完成逐年上調。醫保退休繳費年限不像養老保險，設立之初並沒有在國家層面進行立法確認，因此各地的繳費年限規定各不相同，而是由各地根據財政情況自行制定。

查閱資料，在過去十年間全國已有城市開始陸續對醫保繳費年限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延長，主要模式為：1）男25年/女20年，或 2）男30年/女25年；但也有一些城市的繳費年限仍然保持與養老保險一致，如上海和成都男性女性均為15年。就廣東省而言，各地市在此前的年限要求均低於新規的規定，部分城市如深圳佛山等地為“男25年/女20年”的模式，珠海為20年，廣州則僅需10年（2014年前開始繳納的勞動者）/15年（2014年後）。簡而言之，新的廣東省《暫行辦法》將重新改寫全省幾乎所有勞動者的醫保退休待遇門檻，每個人需要繳納的醫保年限大大延長5-10年；而廣州的勞動者繳費時間和金錢成本甚至將翻倍，延長15-20年。

02 新規將怎麼影響基層勞動者？
廣東省《暫行辦法》發布後，要求未符合規定的地市從2022年開始，需制定政策逐年調整本市職工醫保累計繳費年限。也就是說，接下來幾個月幾乎所有的地市都會加速制定出台相關的“繳費年限過渡辦法”，在今年真正落實逐年增加繳費年限的要求。廣州社保局公告說明，在今年“繳費年限過渡辦法”真正出台前的這短暫的間隙里（但預計政府速度會很快），會繼續沿用此前10年/15年的繳費要求[注1]。

不可否認的是，新“醫保退休”辦法推行後，廣東的勞動者必然將受到諾大影響。第一，新規將導致基層勞動者享受醫保退休待遇的時間門檻和金錢成本大大增加。這裡面最為核心的是，繳費年限的延長將大大增加基層打工人的醫保成本。《暫行辦法》規定，退休時累計繳費年限不夠可採取按月或一次性繳費，補繳基數為上一年度的所在城市的社會平均工資。辦法並沒有明確繳費的比例，可見這將由各地市根據財政情況自行決定。

那可怕的問題在哪？

我們需要比照下退休前正常繳納和退休後的補繳醫保的成本差異。以廣州為例，退休前職工正常繳納醫保，多數基層勞動者的繳費基數採取法定標準的最下限，即廣州社平工資的60%，繳費比例為2%，如2020年下限為6757元，繳費金額約135元/月；若退休後補繳職工醫保，依照現行的《廣州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試行辦法》關於年限不足補繳的規定，則以“退休延繳人員”的方式全額繳納，繳費基數變為廣州社平工資的100%，繳費基數為7.5%-9%[注2]，如2020年為11262元，最終繳費金額約845-1014元/月，是退休前的6-7倍多。想象一下，新規一上路後，對於未滿足年限要求的臨退休基層勞動者，工人退休前工資本身就遠低於社平工資，但每年因此還要多付出高出自身支付水平的上萬醫療保險費，甚至還要連續多補繳5-15年不等（依階梯遞增）。工人退休金這樣折騰下去恐怕也不夠用。這是一筆難以承擔的大帳。

第二，新規完全忽視了基層勞動者工作不穩定的真實處境和企業不繳社保等歷史問題。對於基層勞動者需要累積繳費30/25年的硬性要求，是極為離地的官派思維。有勞動者表示，“累計30年的醫保，除了公務員外，誰能保證自己從參加工作以來能累積30年不失業，不換工作，醫保中途不斷開？女性還要生育，女性退休年齡也早，25年太長了；女性超過35歲，男性超過40歲都很難再找到工作。”在珠三角流動性這麼大的地區，要接近中年的勞動者退休前累計有30/25年的工作繳費年限完全不現實、也不可能。全國性的《社會保險法》2011年才上路，很多血汗企業、不良雇主一開始就沒有合規地為工人繳納醫保；即便實際上絕大多數的珠三角中年農民工都有超過30年的打工經歷，但是企業能夠依法繳納社保的比例恐怕是極低。繳費年限門檻的增加，明顯是進一步將基層勞動者排擠在報銷比例較高的職工醫保之外。

第三，新規上路至2030年1月完成調整僅有七年半的“過渡”時間，對於未來數年內退休的勞動者極為不公平。《暫行辦法》2022年6月下旬才公布，7月就正式生效，2030年1月就要完成調整，從10年/15年/20年繳費年限一下子增加到30年年限，留給社會的緩衝過渡僅有七年半時間，時間太短太匆忙。以廣州為例，很多即將在2022-2030年之間退休的勞動者，原本可能已經滿足了10年的醫保年限繳納要求，但是現在在退休時卻突然需要額外補繳10-15年（甚至更長）的社保；其他城市勞動者也需要在未來七年間消化額外增加的5-10年的年限要求。想象一下，這些勞動者好不容易攢夠15年的養老繳費年限和10年的職工醫保年限，但是現在退休後可能還額外每月承擔近千元的職工醫保補繳，又或者無奈轉回老家繳納低額新農合（但報銷待遇將大大降低）。最終，勞動者終其一生辛勤工作貢獻的城市，依舊成了“留不下”的城市，也“看不了病”的城市。

03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節點來修改繳費年限？
國務院在針對基本醫療保險的執行意見時，沒有針對繳費年限做出全國統一規定，而是採取了“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結餘”的原則，由各地根據自身經濟發展水平、醫療消費水平和人口結構等差異制定相應的繳費標準和醫保待遇標準。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像廣州這樣龐大的經濟體城市——每年的醫保參保人數都在穩定增加，醫保基金每年結餘穩定上升——即便在2015年最新修訂的《廣州市社會醫療保險辦法》，也僅僅是將2014年1月才開始繳納職工醫保的勞動者退休前繳費年限從原先的10年稍微延長到15年。

但是疫情明顯完全扭轉了這樣的財政優勢。廣州職工醫保基金在2017年度結餘為96.43億元，2018年度為112.80億元，2019年結餘163.57億元，但是到了2020年底結餘急速減低到108.74億元，減少了1/3，比2018年總數還少；而2021年的數據還未公布，相信也不容樂觀。我們可以充分相信，疫情防控舉措消耗了勞動群眾數十年來繳存的大量醫保基金存余，但這持續縮減的醫保基金池或將導致未來民眾看病就醫報銷標準的下滑，長遠恐將影響民眾醫療福祉的可持續保障。所以，拓廣渠道填補基金危機成了當下重要的政策導向，但是為什麼政策制定者要急於在短時間內將這個代價繼續轉移到勞動者身上呢？

須記得，疫情期間國家及省市各級政府紛紛出台政策，大規模階段性減免或者允許企業緩繳社保費用，但勞動者個人繳費部分自始至終都不曾享受減免政策。廣州為例，疫情期間將企業的職工醫保繳費減半徵收，費率從7%減為3.5%，但勞動者個人繳費費率維持2%。疫情期間勞動者雖面臨降薪、失業等多方危機，但是卻不得不持續地為國家社保財政“貢獻”社保醫保經費。在這樣的“單方面傾向企業”的照顧政策之下，面對醫保基金的銳減，政府還繼續地將“刀”劃向了勞動者，試圖通過翻倍延長繳費年限來彌補過度的醫保損耗。

04 廣東《暫行規定》將加劇勞動者的醫保危機，必須要再做合理調整
綜上分析，我們看到廣東醫保《暫行規定》對於基層勞動者的影響甚大，無論從退休補繳的高額繳費基數上、還是額外增加的15-20年的繳費年限、還是極短的過渡緩衝期，都令長期處於工作不穩定性、缺乏完善勞動保障的勞動者難以承擔額外增加的養老醫療成本。雖然醫保基金驟減，但這代價不應該直接轉嫁到工人身上。本文提出，針對《暫行規定》廣東省地市政府需要對執行細則再做合理調整。

首先，重新制定合理的補繳繳費基數和比例。現行以“社平工資”和“7.5%-9%”的補繳比例使得工人退休補繳職工醫保成本極高，甚至超過普通退休金的一半。高成本最終只會迫使工人轉向新農合或城鎮居民醫保，接受更低的醫保報銷待遇，這對於長年在城市打工的勞動者明顯不公平。其次，重新審視30年的年限要求，縮短延長或維持原先10-15年限。男30年/女25年對於穩定的制定條例的公務員而言當然可行，但是基層勞動者完全是不切實際的要求。中國經濟下滑形勢之下，勞動者更難找到長時間穩定的工作崗位，而非正規行業又不受醫保強制繳納的規制，貿然翻倍延長年限完全不科學。

最後，延長年限新規過渡期太短，大量即將退休的勞動者受衝擊，必須對不同階段的勞動者醫保退休的適用情況進行分類。《暫行規定》規定2030年1月前要完成男30年/女25年的年限調整，各地市今年都會開始制定“繳費年限過渡辦法”，我們建議行政部門對適用法規的勞動者進行分級分類，包括：1）在2022年7月法規生效前已經開始繳納醫保的勞動者適用老的年限要求，2022年7月第一次醫保繳費的勞動者才適用新規；2）同時，對於即將在2022-2030年之間退休的勞動者，應維持沿用老的繳費年限規定，自2030年1月勞動者辦理醫保退休時才開始正式執行新規。

但顯然，隨着老齡化和經濟下滑的趨勢，延長醫保繳費無法完全解決未來醫保結餘基金縮減的危機。學者楊燕綏就曾提出，要保證醫保基金的收支平衡，讓退休職工繼續繳納一部分醫療保險費只是辦法之一，真正控制收支平衡，還是要控制欺詐基金和大處方現象，把有限的醫保基金用到合理的醫療上，這是最根本的。可見，增加繳費只是長期中的一環，解決問題的力度遠遠不如加強醫療服務治理[注3]。

但很遺憾，過去十幾年醫保基金的穩定性都在靠各地延長勞動者繳費年限來維持。但矛盾的是，一方面，國家發愁沒人生娃影響未來的市場勞動力供應，不斷修訂政策鼓勵生育，讓個體家庭承擔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但一方面又不斷修法抬高勞動者個人養老醫保的成本。“如果退休後繼續繳納醫保費用，退休金都不夠生活的，還要拿出來支付醫保費用不是太悲哀了嗎？”——這是廣大工人被剝削一生最後的無奈。

上海警方泄露數據中的勞動案件分析

前幾天，上海某機構發生大規模數據泄露，其中有25萬筆個人資料和25萬筆“110報警台”的案件數據被作為樣本公開釋出。後續，有研究者分析了個人資料的出生年份、姓氏分布，發現其非常符合中國人口普查報告的數據分布[注1]。這樣的結果表明該釋出的數據樣本集具有高度隨機性，有一定的分析價值。我們針對這25萬筆案件數據，進一步嘗試研究和分析其中與勞資糾紛、工人處境相關的案件。

我們的主要發現如下：

勞資糾紛在糾紛類報警中數量排在第六位，約相當於消費糾紛和經濟債務糾紛的一半，並非少數。
上海市各區勞動案件數量與該地區外來常住人口比例呈正相關，集中在嘉定區、松江區、青浦區、奉賢區、靜安區。靜安區屬於主城區，勞動案件數量高的原因尚不明確。
民警對勞資糾紛的處理總體呈現消極態度，以告知解決方法和要求當事雙方自行協商為主。但是，仍有38.2%的民警選擇介入調解。從迫使執法部門回應的角度看，勞資糾紛報警並非完全無用。
報警案件中勞動案件涉及的三大核心議題分別為工資、招聘、工傷。
工資類型案件中，服務業的糾紛占主要，但建築業和製造業則有較高比例涉及工人集體行動。其中，工人報案中主要是希望尋求民警介入處理工資糾紛；而雇主方的報案則大多是因為工人所採取的抗議行動，希望尋求警察保護。
求職類型案件中，招聘詐騙為主要報案原因，其次為中介費爭議。主要的招聘詐騙來源於網絡平台求職，詐騙金額多在1000元以下；中介費爭議以要求勞務中介退還中介費為主要原因。
工傷類型案件中，建築業/工地是工傷報警案件最多的來源地，其次是製造業。252起匯總到的工傷報警中有11起案件明確提到工人在工作中死亡。
釋出的數據樣本中出現三起工人集體罷工。
一、數據分析方法簡述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這次上海某國家機關泄漏的數據中包含的結構化信息並不多，每筆數據只包含案件簡要描述、編號（可以獲取報案年月）、地點等信息。要想從大量數據樣本中獲得較具結構且可供分析的內容，在人力、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勢必要做出取捨，我們採取了兩種分析的策略（下文詳述）述。另，本報告雖儘可能採取相對科學的方法進行分析，但也因釋出的數據占總數據比重低，分析結果也可能與實際存有一定的出入。

在本研究中，我們嘗試設定兩類分析對象：“糾紛類型案件”與“勞動案件”。其中，前者指的是在案件簡要描述中存在明確的類型糾紛指稱，這些指稱包括“勞資糾紛”、“情感糾紛”、“停車糾紛”等等。糾紛類型案件在全部案件中有54912筆（21.97%）。我們使用“糾紛類型案件”的特定指稱主要用於考察不同糾紛類型所占的比重為何，勞資糾紛與其它糾紛類型在數量上有怎樣的差異，以及警方對糾紛案件的處理等問題。

但是，僅僅分析“糾紛類型案件”中涉勞資議題的警情顯然是不夠的，仍有大量涉及勞動議題的案件並沒有被民警在警情描述中回報為“勞資糾紛”，或是存在錯誤回報，例如拖欠工資的爭議常被回報為模煳的“經濟糾紛”。所以，我們在針對“勞動案件”涉及的具體爭議內容的分析中，採取另一種數據處理的方式，即採取在全部25萬筆數據中，設定廣泛的勞動相關的議題關鍵詞（如工資、招聘等，具體請參考第五部分）進行搜索，儘可能呈現整體案件庫中涉勞動案件的議題詞頻，分析勞動領域的日常爭議要點。

結合上述兩種數據收據和分析方法，就勞動相關的案件而言，我們搜集到一共1892筆警方明確描述的勞資糾紛案件、1697筆勞動議題關鍵詞案件。這兩種類型個別案例存在重疊，合併之後勞動相關案件案件共計3022筆。對於下文的分析，在“（二）不同報警糾紛類型的比較”和“（四）警察對勞資糾紛的處理”的兩小節的分析中我們僅使用1892筆明確的勞資糾紛案件；在“（五）勞動案件的議題”部分，我們則只使用了數據庫中1697筆勞動議題關鍵詞案件；在“（三）勞動案件的空間分布”部分，我們使用了3022筆兩種類型重疊後的勞動案件，這樣處理是為了儘可能涵蓋更多勞動案件，讓空間分布的統計更合理。

二、案件時間分布與糾紛類型
在總數據中，剔除一些個別的問題數據後，我們最終得到249,980筆可供分析的案件。圖一是所有案件按年份分布狀況。可以看到，數據集中大部分案件都是在2010-2019期間發生的，不包括疫情爆發之後的案件。

一般來說，公安部對於群眾報警分為三個主要類別：違法犯罪、公民求助以及糾紛。這次的數據樣本集全部近25萬筆案件中，大部分案件都是違法犯罪、公民求助類型，其中糾紛類案件為54912筆，占比為21.97%。勞資衝突、勞動問題等通常被歸類到糾紛類警情，我們將此類統稱為勞資類型的糾紛，為我們本次的主要分析對象。

我們透過詞語統計、篩選及標註，將其中主要的糾紛類型進行區分，得到主要糾紛類型在各年度的比例。其中，“勞資糾紛”的篩選詞包括“勞資糾紛”、“勞務糾紛”、“工傷糾紛”，“工作糾紛”，“工資糾紛”（所有糾紛類型的篩選詞因篇幅過長無法在此展示，如有需要請聯繫我們獲取）。2005年及之前的案件因為數量過少，我們在數據呈現中省略了。

我們首先關心的問題是：勞資糾紛在報警案件中的數量如何？與其他主要糾紛類型相比是多是少？

勞資糾紛的數量在各年度主要糾紛類型中約排在第六位，除個別年份外與司乘糾紛基本相當，同時，勞資糾紛的數量約為消費糾紛和經濟債務糾紛的一半。可見，勞資糾紛在糾紛類警情中不是少數，勞資相關的衝突、議題在社會生活中也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接下來，讓我們進一步分析勞動案件在上海市的空間分布。

三、勞動案件的空間分布

因為勞動案件總量有限，我們的空間分布僅分析到區的層級。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2020），上海常住人口數最少的區崇明區有63萬人，人數最多的浦東新區則超過568萬人。我們在計算過程中考慮到各區之間常住人口數量的巨大差異，沒有呈現原始案件數量，而是呈現各區每10萬常住人口的勞動案件數量。因為數據主要分布在2010-2019年期間，我們的對於各區常住人口的計算採用了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和第七次人口普查（2020）數據的平均值。

上海目前一共有四個區的外來常住人口超越戶籍常住人口：嘉定區、松江區、青浦區、奉賢區。這四個區也剛好名列勞動案件發生頻率的前五高地區。它們都是上海郊區，為汽車製造、化工、電子等勞動密集產業的集中區域，這個結果符合預期，也暗示大多數勞資糾紛的當事人不是主城區的戶籍居民，而是各行業從事基層工作的外來務工者。圖四展示了各區外來常住人口比例與此數據樣本集中勞動糾紛案件的相關性。

唯一的例外是位在主城區、傳統上被視為富人區的靜安區，意外地發現也是勞動案件高發地。其背後原因是目前的數據無法回答的，我們提出幾個可能的原因：（1）靜安區職住比高——就業崗位數量與在業人口數量的比值高——即在此工作者中大量人口常住在其他區。（2）靜安區服務業發達，一些靜安區的勞動案件發生在服務業。（3）靜安區是不少公司的辦公室所在地，工人可能實際工作場所不在靜安，但是來此找老闆討工資、要求工傷賠償等。

四、勞資糾紛的處理
另一個很常遇到的問題是：被老闆拖欠工資，報警有沒有用？工傷賠償出現問題，可以找民警嗎？在百度搜索中，絕大多數文章對這類型問題的回答都是“沒有用，警察不會理你，你應該去找勞動部門”。但實際上，許多第一次遇到問題的工人仍然會嘗試進行報警。民警如何處理勞資糾紛的報警？這個數據集提供了一些答案。

我們從勞資糾紛案件中隨機抽取150筆數據進行標註，結果如圖五所示（處理方式不明的案件原有44筆，占28.5%，為方便說明已省略）。這樣的結果與一般的認知可能有些差別。民警對待勞資糾紛並非完全置之不理，儘管大部分記錄中民警的做法是相對消極的，只會告知當事人去找勞動部門和司法途徑或者要求當事人自己協商，但仍有38.1%的民警會選擇以調解的方式介入糾紛。不過，數據集中對於處理結果的記錄極少，我們無法評估民警介入對於工人是否真正有利。

此外，在極少數案件中，民警會將當事雙方帶至派出所，這樣的處理方式很可能是為了平息處在直接衝突中的勞資雙方。例如：

**2016年05月，報警人XX報警稱：在某商務大廈門口勞資糾紛，矛盾激化。民警告知報警人到所辦理受案手續。

五、勞動案件的議題
我們透過對勞資相關糾紛的詞頻分布進行研究，發現工資爭議、求職/招聘、工傷是其中的三個議題。因此，接下來，我們將分別就這三者進行考察。對於每個議題，我們會先使用與之相關的關鍵詞進行過濾：

工資：工資、工錢
求職/招聘：勞務所、招聘、找工作、勞務中介、勞務費
工傷：工傷
並且，我們剔除了其中與盜竊、丟失有關的案件，確保每個議題類別篩選出的案件符合率超過90%。在具體分析中，我們都採用了隨機抽樣100筆進行人工標註的方法。這樣的方法雖然不能達到最佳的準確度，但仍然可以呈現總體的趨勢。有興趣的朋友，歡迎在我們的工作基礎上進一步分析。

（1）工資案件（共807筆）
以工資為議題的案件主要是雇主欠薪、工人討要工資，也有個別案件是工人收到預支工資後跑路。對於這些工資糾紛案件，我們關注：報案人是誰？為什麼報案？是什麼行業的工資糾紛？工人抗議是否涉及集體行動？

在行業部分，工資糾紛以服務業為最大宗。但建築業和製造業則有較高比例涉及工人集體行動（3人及以上的討薪行動），建築業19個集體案件中有5起，製造業14個案件中有4起。

工人報案中較高比例是希望尋求民警介入處理工資糾紛，一般是拿回被拖欠的工資。而雇主方的報案則大多不是針對工資問題本身，而是因為工人所採取的抗議行動。資方選擇報警明顯是希望獲得警方“保護”。這些抗議行動包括暴力（威脅）、電話騷擾、上門堵人等，其中個別工人所採取的行動偏向暴力或騷擾手段，例如：

**報警人在某地址內，稱：上址2人鬧事，無持械，系工資問題，其中一個動手打了人

**報警人XX來所報案稱其在某地辦公室內收到以前的一個被開除的叫XX的員工的短信稱要要回2012年5月份開除他時的工資，從2012年5月份開除至今，已有多次收到過對方的短信、電話等騷擾，故現在來所報警求助。

當然，這些說法也不一定符合事實，只是雇主單方面報案時的講法。相對的，也有部分工人報警是因為雇主方的毆打或威脅，例如：

**勞資糾紛，對方要叫保安過來打人…報警人Y今日是為結工資到店內，因不滿對方拖欠工資在辦公室內抽煙，引起店方不滿欲叫保安上來。經民警做工作，雙方答應協商解決此事。

**Y到浦東三林鎮新春村某老闆Z處討要工資，後發生爭執，聞訊趕來的Y的弟弟C也與Z發生口角，後Y被Z持酒瓶砸傷頭部並被其用碎玻璃瓶戳傷臉部多處(傷勢待鑑定)。

集體行動的工人則傾向上門干擾營業或者限制雇主移動躲避，堵門是最常見做法：

**在上海市奉賢區四團鎮某地 近10名工人為要錢事宜，開轎車堵着廠大門不讓進出。民警到場經調查是幾個安裝工人跟三一精機討要工程工資引起的糾紛

**報警人稱：10-20個工人鬧事，拿挖機堵在大門內，不讓出去

**禹州城市廣場售樓處 經濟糾紛引起。3男1女開一奧迪轎車鎖門，未持械，無人傷。經查系馬洪來此討要工資，找不到老闆而將大門鎖上。

此外，我們在分析時發現一個特殊案件，討薪的工人不是針對雇主，而是針對區政府和信訪辦。這是我們詳細查看的100起工資案件中唯一一個朝向政府施壓的工人行動：

**2007年：S糾集了大約35人一起到嘉定區信訪辦要求討要富運假日會所拖欠他們的工資。當天下午五時許，S等人帶頭到嘉定區政府3號門，堵在門口約半小時，導致區政府內車輛和人員不能進出，影響正常工作。後經民警勸說，這夥人被勸進信訪辦大廳。後至17時30分許，信訪辦負責人告知在場討要工資的民工們，正常信訪時間已過，告知他們明天再來，S等人執意不肯離開。後至當晚7時許，經信訪辦協調，拖欠民工工資的”王老闆”至現場講出條件，S等人帶頭反對，並揚言不讓”王老闆”離開，後這些人矛頭指向信訪辦，僵持至當晚11時許，後在分局領導指揮下，對信訪辦進行清場，在清場過程中，T擊打一民警臉部，後民警將為首的五人帶所審查。

雖然從結果來看，工資沒有討到，為首的工人被帶到派出所，可能會因為”擊打”警察面臨拘留。但在過程中他們堵區政府大門，在信訪辦僵持確實起到了效果——老闆被“協調”至現場。

（2）求職案件（共662筆）
求職類案件可以主要分為兩類：招聘詐騙與中介費爭議，其它類型的案件中包含了3起中介扣押證件。招聘詐騙占了一半上以上的報警原因，其中有23起案件（43.4%）是透過網絡平台找工作時遭到詐騙，11起案件（20.8%）是遭到勞務公司詐騙。

大部分工人損失的金額在1000元以下，通常是工人被要求繳交中介費、體檢費、押金、資料費、信息費、管理費等各種名目的費用後中介消失。而少數損失金額高達萬元以上的案件則多是網絡平台的進行的詐騙，求職者被要求配合完成高額刷單，例如：

**其在微信上看到一個招聘廣告，與對方聯繫後按照對方指示刷單，被騙27000元。

**被害人Y在本區居住地上”百姓”網找工作，後其在一個自稱是”北京龍天興達建材有限公司”的網站聊談，對方答應其應聘為該公司的業務”刷手”，前提是為該公司先購物五次，隨後公司返回其本金和佣金…轉出人民幣13420元。事後發現被騙。

中介費爭議相關的案件普遍缺乏較詳細的描述，但其中部分案件提到“退費糾紛”。根據推測，這類爭議應該包括求職者前往應聘後無法入職、求職者發現工作條件與中介所說不符後要求退還中介費、中介未即時介紹工作等問題。例如：

**L經營無證勞務中介公司，前段時間為Z介紹工作，收取中介費人民幣200元。現Z以勞務公司介紹的工作與事實不符，要求返回中介費，引發糾紛。

（3）工傷案件（共252筆）
工傷案件較少，總共僅有252起。

結果並不意外，建築業/工地仍然是工傷案件最多的發生地，其次是製造業（各類工廠），也有部分工傷案件來自服務業（主要是餐廳）和物流運輸業（碼頭及物流公司倉庫等）。此外，252起中有11起案件明確提到工人工作中死亡，但其它案件中具體的工傷嚴重情況較難從案件描述中得知。

職業病常常也是與工傷一同討論的勞動議題。但奇怪的是，報警案件中沒有一起案件涉及職業病，這可能與職業病相對於工傷事故的緊迫性低有關。

六、工人抗爭案例：集體罷工
上海數據集中還記錄到三起完全未被媒體報道的集體罷工[注2]：

2019年7月，40-50名餓了麼外賣員工因路程費罷工拒絕送餐。
2019-07-09 10：45：26，報警人在(報班長)金滬路某地食品城門口，稱：40-50人(外賣員)現場鬧事，阻止別人送餐，扎壞送餐電瓶車的輪胎，無人傷，無持械，同時建了一個罷工鬧事的群，未造成交通堵塞，請民警到場處理。2019-07-09 10：45：26 ，金滬路某地食品城門口 ，民警到場，系餓了麼外賣員工因外賣外送費用降低引起抵制，阻止別人送餐，沒有扎壞送餐電瓶車的輪胎情況，無過激行為，民警現場勸阻。民警到場，經了解系外賣人員與沃爾瑪公司平台因外賣路程費引發糾紛，集體停業，告知現場外賣人員自行離開。

2011年9月，台資電子工廠近500人因公司不繳社保費而堵住公司大門及周邊道路罷工。
2011年9月29日13時30分許，洞涇鎮洞舟路558號漢門電子(上海)有限公司(法人代表H、女、51歲、台灣人)員工近500人因社保金繳費情況無法在網上查到，懷疑公司根本未交，故引發罷工並堵塞公司大門及洞舟路，造成交通堵塞無法通行。民警到場後了解，漢門電子(上海)有限公司歷年來與上海勁通勞務派遣公司(法定代表人W、男、38歲、江蘇省人、公司地址松江區滬松公路211號)建立勞務派遣協議，按規定社保金等費用均由漢門電子交付勁通公司，由其上繳至社保中心。但由於目前員工在網上查詢不到個人社保金上繳記錄，故引起不滿。我所民警會同勞動部門進行協調，現人員已被勸離。

2017年8月，松江某衛生用品公司全體員工因合同續簽問題堵門罷工。
2017年08月23日08時11分，報警人使用XXXXXXXXX報警稱：在 松江 沉磚公路3129弄5號口門口 全場員工罷工 其中5-6名員工鬧事 無持械 無激化現場 開着電瓶車堵住門口 請民警到場處理。民警出警至現場，經了解報警人W(男、48歲、江蘇省泰州市)系勞務公司(在青浦)，在上址(佘山鎮沉磚公路3129弄5號口門口)因手下員工與公司合同續簽問題引發糾紛，到場處理。

查詢中國勞工通訊（以下簡稱CLB）匯總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三起罷工案件中，其中餓了麼眾包騎手罷工已經被記錄在內，而台資電子廠和松江衛生用品公司的罷工則未被記錄。這也是正常的，該地圖仰賴社交媒體和新聞報道，而大多數罷工行動即使具有相當規模，但當事工人不一定會在網絡平台發布相關訊息，或者相關訊息因網絡審查而難以留存、被檢索。CLB曾表示根據政府發表的少部分官方數據，目前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所記錄的事件大概只涵蓋了所有工人集體行動的5%至10%。

我們也可以粗略地利用這份上海數據集中的案件數量來簡單推斷上海罷工事件規模。根據2022年4月29日光明網的報道，上海市公安局長舒慶表示疫情之前110平均每天接警2.6萬起[注3]。也就是說，10天的報警量就與這次泄漏數據集樣本中的資料規模相同，若換成一年，則上海市可能每年就發生了超過100起成規模的工人集體罷工，不到4天就有一起。CLB對於2011-2019年間上海工人的罷工事件則總共僅記錄到72起。

當然，要計算上海這樣一個上千萬人口的大型工業城市的罷工事件數量，25萬筆報警案件的樣本數據集仍然太小了，可能還有更多的勞資糾紛警情數據在原始的數億資料庫中。儘管這樣的估算仍然不夠準確，但從中看到中國工人在集體行動方面的動能不容小覷——即便在當下，網絡審查已經令絕大多數的工人集體行動資訊在傳播上銷聲匿跡，但不代表這些抗爭沒有發生過。

“服務業勞洞”微信公號被封公告

微信公眾號“服務業勞洞”（fuwulaodong）因為7月初一篇針對上海泄露數據庫中勞動案件的分析文章，在時隔一個月後，於8月8日被整體屏蔽和封禁，賬號消失。

這個年代，賬號封禁並不令人驚訝，但此公告除了想知會眾多讀者有個交代外，還想額外表達兩點引發的思考。

第一，“勞洞”從2020年秋季開始間歇性地發文，期間完全依靠志願者投稿持續至今，其存在，立足於討論和分享來自於當下服務行業一線勞動者的處境和社會批判。在過去這兩年間，我們見證了非常多關注勞動者處境、討論真實勞動剝削體制甚至思考勞工實踐的公眾號一個一個被註銷，例如政資研、馬各莊、多數派、工號51、外送盟主等等，還有類似於打工談、尖椒部落等因各種緣故停更。早初大家還在不斷地“轉世”，但久而久之在這場關於審查的博弈中總是會敗下陣來，畢竟我們的工具能量是如此有限。服務業勞洞能在這一波波中的絞殺中存活這麼久，無非就是我們太懶了，發文頻率低（非常誠實）而躲過了一劫又一劫。所以這一次的徹底消失並不意外，唯一遺憾的是，在互聯網平台能夠切實地討論勞工處境問題的平台/賬號越來越少了。過去幾年，加劇的資本主義危機無疑令每一個打工人都跟深切感受到更為徹底的剝奪感和絕望感，但立足於思考真實問題和日常實踐的網絡討論並沒有增加太多，消極的行動主義和稍顯虛無的意識形態辯論並未能給我們日常帶來更多的能量，反而可能是更為犬儒的蜷縮。我們做勞洞，無非就是試圖用實踐來消解無力，用對話來探尋路徑，用存在本身來抵抗沉默，這都是單純的觀望和鍵政所不能實現的。

其二，在現在這個時代，我們該（能）做什麼？在過往的十多年裡，南方活躍的勞工NGO群體是介入工人議題的重要主體，當然也不能忽略過去很多左翼群體在廠內廠外的組織和動員。勞工NGO所實踐的組織模式，在經歷了2015年開始的大打壓之後，已經被迫地不斷地退場——從法律個案維權，到大規模的集體談判動員和罷工組織，這些已經不在有現實的可操作性，工人組織本身已經被套上了“有罪化”的符號；而近年來，連一退再退、不斷妥協的工人社群服務型組織也在被迫關門。可想而知，整個政經格局正在翻轉重塑，過往的經驗正在悄無聲息的消亡，而當下的實踐正在扼殺，留下給行動者的想象力還有什麼？必須承認，孕育想象力的實踐土壤已經極少，對於當下及未來的（勞工）行動者而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汲取過去的經驗，但同時又可以不失創造性地、在一個（探索出來的）相對安全低調的節奏下繼續追尋/築建我們的理想社會。

即便參與勞工實踐近十年，我們也難以提出一個/些自信的結論。所有的實踐必須是圍繞工人、與工人一起——這聽起來很簡單的道理，但是屢屢受挫。與工人一起（with）並不是為工人（for）或關於工人（about），如果我們今天討論和批判的東西、實踐的東西，工人都看不懂或者理解不了與其自身的關係，那我們始終只是將其當成實踐（我們）“理想”社會的一個客體，是我們想象出來的“工人”社會。“勞洞”的實踐也是受挫的——我們起初非常希望可以撰寫工人可以看、看得懂的文本，最後必須很無奈地承認，這些東西工人根本沒興趣看、看不懂以及進入不了他她們的生活圈。所以勞洞最後所做的一切，成了一種妥協，簡化為：僅僅是為了提高工人議題在公眾中的社會可見度，對工人處境有更多的思考和批判。這種無奈與妥協，令我們長久地無所適從，因為我們所渴望的是陪伴每一個勞動者進行自信、有尊嚴的抗爭。自信、尊嚴，這些都未必是能在文本中實現的，而是在與工人的組織生活中實現的，在一種極具生命力的抗爭文化中孕育而生的。有些關於力量的探索，在我們口中是關於階級，但在工人眼裡，我們讀出的是自信。

談這麼多，無非是想持續地思考兩個問題——我們該如何持續且深遠地提高勞動者處境的可見度，令勞動者的聲音在社會上回歸其應當的話語權？我們又該如何紮根地回應、參與“與工人一起”的實踐問題，令不同工作場所的勞動者建立自身的抗爭文化？這是我們最為關切的，至少是我們認為當下階段極為核心的組織命題。但還是前面的結論，過往的勞工NGO或其他實踐仍然難以回應這些困境，再加上政治環境的大變遷，我們需要有更多的“實驗”性嘗試，需要有更多的“失敗”性探索。所以社群中的夥伴，請不要放棄想象和想象力。

最後，談回服務業勞洞。雖然所有的微信文章都被刪除，但是勞洞的所有文本長期都在網站上有備份，所以大家仍然可以在網站“服務業勞動觀察”（serviceworkercn.com）找到文章（可能也被牆了，大家多鑽研下…）。但鑑於審查原因，未必接下來還能有精力在微信上再開設賬號，也因為平台完全是志願者運行，現在發文頻率也很低，所以後續的運作極為依賴更多人的投稿、或者有夥伴願意從原始團隊中接力繼續（!!）。如果你想投稿或者想出一分力，又或者針對上述的思考有很多想表達/一起討論的東西，都特別歡迎郵件聯繫：timianlaodong@protonmail.com （一般兩天內回復）.

在此也想特別特別感謝過往所有投稿和為勞洞設計出力的行動夥伴，亦再次感謝大家關注勞洞！希望還有更多的勞動者聲音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