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 二零二二年
過去十年，中國勞工通訊通過“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下來不同地區和行業的工人運動，呈現出一幅官方敘事以外的社會政治經濟圖景，也預示了未來工人運動的演變。
首先，中國的經濟成分和發展模式有了明顯的變化——從持續三十多年依賴低成本的出口導向型製造業，到基於互聯網平台的在線購物和食品配送等的服務業崛起。於是，從醫療保健、餐飲到銀行和金融等服務行業，以至與貨運司機等相關的運輸行業，都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勞資糾紛。2021年1月25日，在上述咸陽和德州的工人抗議之後沒幾天，陝西省延安大學附屬醫院數百名護理人員發起靜坐示威，要求醫院提高工資待遇，並為員工繳納養老、醫療保險。當月，河北省百世公司的快遞員因老闆拖欠工資而罷工，導致上萬件未送達的快遞堆積在倉庫外無人派送。可見，在傳統製造業的勞資糾紛仍然深陷泥潭的時候，新興行業的勞資衝突也正以舊瓶新酒的形式擴展開來。
第二，從90年代開始，四川和河南等中國內陸地區的城市化和經濟發展進程加快，為更加發達的沿海地區提供了大量勞動力。時過境遷，隨着企業向內陸地區擴展，這些地區的勞資糾紛也同步暴增。曾幾何時，深圳就是中國勞工抗議的中心地區，但如今形勢發生了變化。2015年，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了75起發生在深圳的製造業工人抗議事件，占當年全市工人集體行動總數的75%。但僅僅兩年後的2017年，這一數字就下降到22起，占比也降至全市當年工人集體行動的半數。
最後，與勞動力相關的傳統社會結構受到侵蝕，人在社會中日益孤立和碎片化。再加上第一代農民工逐漸老去，勞動的不穩定性日益增加，養老等社會福利體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2000年以降，工廠取代了工人曾經依賴的“親屬關係和地區聯繫”，為工人提供了相互團結聯繫的天然場域。一旦到達深圳等地，這些來自四川、河南或其他內陸地區的工人就會發現，地區、民族等差異已經不再重要，因為面對工時長、工資低、待遇差，勞資糾紛成為了他們共同面對的終極問題。
這種情況在過去十年日益明顯。隨着社交媒體如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興起，社交媒體構建了新一重的關係，更盛於傳統人與人面對面的聯結。社交媒體重塑了中國勞工抗議活動的態勢，2018年深圳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抗爭就體現了這一點。一位學者指出，在那次抗議活動中，儘管中國當局移除並封鎖了發布內容，抗議者還是“有效利用了數字媒體來表達工人及學生團結一致的聲音”。然而，真正有效的集體行動，需要線下和線上行動的一致團結。線上方便迅捷的交流也會令人忽視線下面對面的實際行動，最終社交媒體也有可能反過來成為雇主和當局用來監控、壓制勞動者的工具。
回看過去十年工人集體行動地圖的數據，會發現製造業抗議在中國勞工抗議總數所占比例有了明顯下降。2013年，工廠工人抗爭占總數的46.5％；到了2020年，這一數字僅占總數的11％。過去十年間，服務業及運輸業逐漸取代製造業，在抗議活動中占據主導地位，這一直是工人抗議活動中最明顯的趨勢之一。而中國工人的抗爭主體一直是建築工人，他們占集體行動總數的比例穩定在40％左右。2020年開始，由於大量建築公司遇到現金流和經濟不確定性的嚴重衝擊，這一比例顯着上升，幾乎每個案例都涉及拖欠工資。
服務業勞資糾紛的加劇
在2010年代初期，工人的抗議更多地發生在大城市從事工作專業性低的人群身上，如環衛工人、清潔工人，以及商店和餐館員工。但到了2010年代中期，抗議活動就在全國各行各業蔓延，包括酒店、酒吧和卡拉OK廳、健身房、科技公司、銀行和金融公司、醫療機構、幼兒園和其他私人教育機構，如補習班和駕校；甚至在高爾夫球場和遊樂園、職業足球隊、電視台和地方媒體機構，都出現了員工的抗議活動。
2014年6月，重慶陳家中學高中教師舉行罷課抗議，要求學校發放拖欠的工資，維護他們“正當、平等待遇”。同月，中國移動的員工在山東菏澤移動公司、市政府示威，抗議移動裁員不公。同年12月，河北唐山華潤萬家超市員工在店外舉行的抗議活動，要求公司給予他們與另一家分店員工同等的裁員賠償。工人們的條橫幅上面寫着:“華潤萬家，還我平等待遇！”
在2017年之前，交通運輸行業的抗議活動往往以出租車司機為主，很少有快遞員或送餐員抗議。在過去三年中，情況發生了巨大轉變。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促進了食品配送和其他快遞服務行業的零工經濟大規模發展，這一新興行業就業人數暴增，但是由於其勞動關係比傳統行業更加具有不確定性，而勞動爭議也隨着行業擴張而蔓延。2010年代後期，電子商務在中國有了長足發展。2019年，中國的電子商務銷售額總計1.9萬億美元，是全球第二大電子商務市場美國的三倍多。當下中國占全球電子商務市場份額近55％。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網上購物，物流公司對司機的需求也在穩步增長，甚至在2020年全球新冠蔓延時期都保持持續增長。此外，政府通過鼓勵建設社區快遞站點、增加所謂靈活就業的臨時性“零工經濟”，來解決社會對失業率上升的擔憂。僅在2020年上半年，中國最大的網絡食品配送平台美團，就新增了140萬名員工。對這些零工的一項調查發現，有30％的人從其他行業失業後加入該平台，其中相當一部分人至少擁有學士學位，占美團295萬名零工的近25%。
自2015年開始，出租車司機的抗議活動數量一度下降。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讓出租車收入驟減，但公司收取的各項費用卻一分不少，導致抗議活動顯着激增。2020年，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共記錄了116起出租車司機的抗議活動，比2019年記錄的54起翻了一番。當我們將出租車司機放到整體勞工抗議活動中看，這一趨勢就更加明顯。2013年，出租車司機的抗議活動約占總數的15％，2016年降至8.2％，在2019年更是僅占3.9％，但到2020年，這一數字回升至14.5％。自2017年以來，中國App平台運輸工人的罷工和抗議活動已成為主流。平台在激烈的行業競爭下，不斷削減成本以搶奪市場優勢，收入不穩和嚴苛的罰款制度導致抗議活動頻頻發生。從2017年1月到2020年12月，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了220起食品配送工人和快遞員發起的集體抗議，約占該時期所有運輸業抗議活動的三分之一。美團和餓了麼等App平台的送餐員長期以來面對了無處不在的勞工權益陷阱，包括長達18小時的輪班時間、對延遲配送的處罰。在演算法的操控下，工人毫無議價能力，甚至發生工傷後平台完全不承認勞動關係，令工人在維權路上苦不堪言。
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結構將持續出現更變化，尤其是產業結構重心向服務業和電子商務的轉移，更多的勞資糾紛可能會集中在靈活就業的新型崗位上。這將給中國的勞動關係和勞工權利帶來一系列新的挑戰。
集體行動的地區變化
在2010年代初期，中國的大部分勞動糾紛集中在東南沿海省份，尤其是經濟強省廣東。但是，隨着從低成本出口導向型產業逐漸向外國轉移，再加上內陸的城市化發展，廣東工人抗議的總體比例持續下降。
近年來，隨着在中國設廠成本的上升、東南亞國家積極推出優惠政策吸引跨國公司，廣東的許多低端製造商已經轉移到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亞和孟加拉等國。然而，也有很大一部分以前總部位於廣東的製造商，已經遷往中國內陸地區——有鑑於2010年代開始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內陸地方政府為吸引投資而提供的激勵措施，令很多製造商趨之若鶩。
電子製造巨頭富士康，在2010年決定將其主要生產基地，從深圳轉移到河南鄭州城外的一個新工廠。這間工廠在2018年發展巔峰時期，僱傭了約30萬名工人。這與2000年富士康在深圳巔峰時期的工人數量相同。全球一半的iPhone都來自於這些工人的雙手。隨着富士康等製造商向內地轉移，他們也將在深圳等製造中心使用過的剝削勞工的手段一併轉移到內地。中國勞工觀察(China Labour Watch)在2019年關於富士康鄭州工廠的一份報告揭露：這個被稱為“蘋果城”的鄭州工廠，違反《勞動法》強迫工人長時間加班並聘用大量臨時工。
內陸勞動力市場的繁榮不僅僅是因為沿海製造業向內轉移。基礎設施建設和快速推進的城市化，也不斷催化內陸的運輸和服務業快速發展，吸引製造企業由沿海向內陸轉移。這一點在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中，得到了清晰的反映，數據顯示在同一時期內，內陸城市服務行業的勞動糾紛比例也在相應增加。
以四川省為例，在過去十年記錄的工人抗議行動，約41%發生在建築業，34%發生在服務業和運輸業，只有15%發生在製造業。企業往往預期基礎設施支出、人口增長和更大的消費需求將帶來繁榮，於是他們便不計後果地向新的內陸市場擴張，由此導致了大量服務行業的抗議。企業在較小的內陸城市建立新分公司，到投機泡沫破裂時公司便樹倒猢猻散。這種情況往往令工人陷入困境——被拖欠幾個月的工資、失去工作，遇到老闆跑路則工人也就一分錢都拿不到。在四川過去十年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上記錄的654起事件中，75%涉及拖欠工資。
工人組織和抗爭性質的變化
2015年後，服務業逐漸取代製造業成為中國貢獻GDP最大的產業。隨之而來的則是勞動力的不穩定性和離散性提高，這導致工人在組織和採取集體行動的方式上有了重大變化。在之前，製造業、採礦業和其他工業部門通常會在固定地點僱傭大量工人；而現在最明顯的趨勢之一，是大規模抗議活動的數量明顯減少。最近一次大型工廠工人抗議，已經是2014年4月東莞裕元鞋廠罷工。當時四萬名工人罷工兩周，抗議低工資、企業欠繳社保。自2015年起，許多大型工廠關閉或裁掉大部分工人。剩下的工廠多是較穩定、利潤較高的，因為可以提供相對合理的工資水平，工人抗議的問題也比較少。
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上涉及千名或以上工人的抗議事件數量下降，部分原因可能是在2010年代的頭幾年，大規模罷工和示威比小規模抗議活動更容易在社交媒體上找到。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在2010年代後半期，政府更強硬地制止任何威脅社會穩定、損害共產黨形象的集體行動。
政府在勞工問題上最突出的一次挫敗，發生在2016年3月11日的黑龍江省雙鴨山市。當時黑龍江省省長陸昊正在北京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數千名憤怒的煤礦工人就在雙鴨山街頭遊行請願，要求黑龍江龍煤集團支付已拖欠逾兩個月的工資。龍煤集團是國有企業，其時正因煤炭產能過剩而負債纍纍。令工人更加憤怒的是，省長陸昊在兩會上公開發言表示，龍煤集團“沒有欠井下職工一分錢”。龍煤工人憤而抗議，這次抗議是多年來國企抗議里規模最大的一次。這一舉動迫使當地政府出面要求龍煤集團付清全部工人工資。但是當局也明確表示，這類型的抗議是不可容忍的。3月13日，警察沖入工人居住地，逮捕了許多參與遊行的礦工，並公布了至少75名被通緝人士的照片。中央政府零容忍策略的邏輯是，要維持住政府對“鬧事分子”嚴懲不貸的姿態，這樣才能威嚇其他潛在的工人領袖、避免其他地區效彷集體抗議。
雙鴨山事件之後，中共中央委員會與國務院引入新的公共安全措施，大型群眾事件的所有責任都屬地方政府。換句話說，政府對群眾事件零容忍，如果有這些事件發生，地方最高官員可能被撤職。
在2010年代後期，位於廣東省的勞工非政府組織（NGO）也持續受到打壓。十年來，這些NGO組織對向當地工廠工人提供集體行動所需具體技能，有着充足的經驗。這些NGO在幾個着名的工人維權案例中，成功的將雇主請上談判桌，在實踐中創造了一種集體談判的新模式，同時凸顯了官方工會在捍衛工人權利方面的缺席。本報告在餘下幾章，將詳細討論其中的幾個案例。
政府對傳統勞工NGO的打壓，使得工人缺少了專業抗爭知識指導和可靠支持。因此，越來越多的勞工開始轉向線上組織，使用各式的通訊軟件進行抗爭。例如，在2016年沃爾瑪員工針對公司更改工時制度進行了幾次罷工抗議。實際親身參與抗議的人數有限，但估計有約10萬名沃爾瑪員工曾進入新成立的網絡在線支持群組，這有助於減輕抗爭員工與強大雇主周旋時的孤獨感。通過在線組織，每個人、甚至數千公里外的同事都彷佛擁有共同的身份，面臨着同樣的困難，尋找共同的解決方案。
其後，在2018年夏天，起重機操作員和貨車司機採取了類似的抗爭策略，他們組織了全國性的抗議活動，抗議工資水平下降、工作條件不斷惡化。同年，深圳佳士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人們更進一步利用社交媒體，聯繫左翼學生團體和支持者。然而，網上組織也存在風險，佳士公司的工人及他們的支持者被大量逮捕和拘留。隨後外賣員盟主陳國江在2019年和2021年2月的兩次被捕也證明了這一點。
陳國江又被稱為騎手聯盟盟主。他曾建立一個龐大的外賣團體互助網絡“外送江湖騎士聯盟”，聯結了超過14000名騎手。陳國江發布過很多視頻呼籲大家關注騎手權益，他揭露平台打壓工人，批評平台公然違反勞動法，對工人送遲外賣予以罰款等等不當行為。2020年9月，陳國江曾說道，希望當局能夠專門為外賣騎手成立一個像工會一樣的組織，希望這個組織能代表工人和平台協商工人待遇問題，並由地方政府出頭規範外賣行業的勞動標準，而不是任由私營公司如美團和餓了麼這樣任意壓榨外賣騎手。他最終在2021年被官方逮捕。他的被捕對於在線的集體行動而言無疑是一個警告。官方的信息再明確不過，哪怕官方自己的工會組織如何不作為、如何閉目塞聽、如何與工人的訴求相脫節，也不可能容忍那些處於官方組織之外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為工人發聲。
其實，目前大多數勞工抗議活動的組織都不夠完善。抗爭往往規模小（少於百名參與者）且時間短暫，並且專注於解決眼前具體的糾紛。抗議通常是希望引起社會對工人困境的關注，希望政府介入處理，而不是與雇主或地方政府直接對話和集體性協商。許多工人甚至不再舉行現實中的抗議活動，而僅僅是在網上發布求助呼籲，這些行動往往對解決事件幫助不大。
面對勞資衝突作壁上觀的政府
也許是為了避免雙鴨山事件的重演，中央政府在2010年代後期竭盡全力確保下崗工人，特別是煤礦工人和鋼鐵工人的工資得到全額支付，也在隨後的大型國企關停或縮減經營期間，給予工人們足夠的補償。2019年以來，隨着經濟不確定性持續加劇，中國共產黨隨即持續強調“六個穩定”，更將“保持穩定的就業”置於首要位置。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再強調“六穩”的重要性，強調“就業問題居於首位”。中央黨校教授陳啟清，在2020年5月接受《學習時報》採訪時解讀“六個穩定”，明確表示“就業如果保不住，一切都可能失守，甚至社會穩定的底線都會失守。”
2020年初，甚至在新冠肺炎肆虐之前，當局的主要關切就是向企業主提供足夠的救濟，以應對經濟的不確定性。這樣他們就因不必裁員而引致其他勞資糾紛。但封城及經濟活動滯後等因素，在2020年第一季度進一步危及就業，截至3月，估計有2700萬城市勞工失業。而這個數字更將在2022年新一波疫情封鎖下，進一步增加。
2020年因新冠疫情而推遲於5月下旬舉行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指出中國不再強調將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主要指標。相反，當務之急是通過給予雇主更多的稅收減免和激勵措施，鼓勵“靈活就業”來實現就業目標。政府的本意是希望能夠刺激內需，但其後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就業機會仍然稀缺，工資水平停滯不前。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2021年4月發布的《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20年農民工總量是有記錄以來首次下降，減少約520萬人至2.86億；平均月工資僅增長2.8%，達到4072元。而在住宿、餐飲業工作的農民工，平均月工資僅略高於3300元水平。調查顯示，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正搬離僅能勉強維持生計的大城市，遷往離家較近的小城市尋找工作機會。
雖然中央政府專注於研究宏觀經濟，希望從技術上解決其發現的社會和經濟矛盾，但處於勞資關係風口浪尖的地方政府，幾乎完全沒有妥善處理曾出現的勞資糾紛和工人抗議活動——這從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數據上可見一斑。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認為工人抗議是由勞資糾紛引起，並將勞資糾紛的解決視為雙方自己的事情。換句話說，在勞資糾紛中，地方政府往往將自己定位為旁觀者或甚至是資方的支持者。
與許多具有預設態度的媒體報道相反的是，中國領導人並非以“系統性的鎮壓”來回應勞工行動，大多數工人的抗議實際上並未被當局鎮壓。在整個2010年代中，警方只干涉了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上記錄事件的14%，並且只有4.7% 的案件當事人被逮捕。在2010年代的前五年中，警方參與占比明顯更高，因為如前文所述，當時有更多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從2011年1月到2015年12月，警方干預了27.3%的事件，並逮捕了7%的案件當事人。
如果仔細審視過去十年來工人們的不滿和訴求，就會發現，正是因為政府一直未能保護工人的權益，才迫使他們走上街頭抗議、在社交媒體上申訴，希望正義得到伸張。
目前，導致勞資糾紛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在保護勞工權利方面制度性的不作為。政府的體制慣性是被動回應：當地方政府只在工人事件升級時介入，工人便會認為只有將事情鬧大才會得到關注，也就是所謂“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其實，如果有談判機制讓勞資雙方平等加入，才可能減少雙方的公開對抗。通過契約精神而展開勞資溝通和談判，才可能把不公義消滅在萌芽階段，而不至於等到矛盾加劇，最終演化成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