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二年




韓國進步主義與他國和地區的對比




    韓國進步主義的波瀾壯闊，不僅體現在本身，還體現在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對比。沒有民主法治、公民社會、政治性自由的中國自不必說，其他發達民主的國家地區也難以望韓國向背。




   與韓國一海之隔、同屬東亞文化圈的日本，政治其實是一潭死水，雖然首相經常換，也不乏出現醜聞“落馬”者，但人們已經習以為常，政治也不會因此有根本動盪，右翼的自民黨仍然是長久執政的“萬年執政黨”。日本的公民運動波瀾不驚（當然60-70年代的確大鬧過，但是早已停了），國民對政府不滿但又順服，沒有強烈的反抗心態。秩序下的自由既平靜又無力。而日本電影雖也不乏深刻，但是卻更傾向美學和哲學表達，反而淡化了其現實批判性。人們看到那些電影只會有一些深刻但虛幻的感慨，並不能直接與現實對接和產生強烈改變現實的衝動。這樣的藝術說白了就是上流社會及知識分子的精神娛樂，平民大眾和歷史上的苦難只不過是他們充實精神生活的調酒劑和潤滑油罷了。還有，日本對自己在歷史上製造的滔天罪惡不僅不充分反省和彌補，還百般粉飾和懷念，這也就註定他們不可能在邏輯自洽的情況下挺起嵴梁、擁有完全正義的底氣（這也算一種報應吧）。




   而更具對比性的是台灣。台灣同樣與韓國同屬東亞文化圈，歷史也非常相似，都經歷過殖民時代、右翼獨裁和民主轉型，經濟水平也相近。可是，台灣和韓國的政治風格、公民氣質、社會氛圍是截然不同甚至明顯相反的。雖然台灣的各種政治和社會問題未必比韓國少和輕，如黑金政治的泛濫、轉型正義的拖沓。但是台灣人的反應卻與韓國非常不同。台灣的政治和公民運動是嚴重兒戲化的，從官員到普通公民的正義感使命感都是差劣的。或者說，他們看似也非常重視權利與自由，表面看來各種政治鬥爭、公民運動也不比韓國少，可是卻沒有真正的“心氣”。輿論環境則更是如此，台灣的政論節目有多少嚴肅認真的？文藝影視則與韓國差別最為明顯，其反映歷史和現實的優良影視作品不僅寥寥無幾，那寥寥無幾的也是淺嘗輒止、流於表面。《被出賣的台灣》除了反映一些表象，何曾直接表現複雜的政治博弈與專制機器內部的黑暗？連對黑社會的描寫都有明顯保留和粉飾。《我們與惡的距離》看起來挺深刻和觸及社會邊緣，實際上卻以親情冷暖、個人喜怒哀樂掩蓋了社會結構的不公義和人性的醜陋（這點倒和大陸影視劇頗類似）。台灣的特點就是“小確幸”，對於深刻宏大的東西缺乏興趣，也不願直面社會和人性最黑暗殘忍的一面，也就無法生發出氣蓋千夫的浩然正氣、天下為公的家國情懷。這背後是台灣一方面與中國大陸離心離德進而捨棄博大的中華文化與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又沒有塑造出自己的核心價值觀與族群氣質（或者說現在的這種狀況就是價值觀和氣質），導致的民族精神的缺失、根本思想源泉的孱弱。




    反修例運動結束前的香港，也是可資對比的一個對象。香港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淵源，產生了相對獨特的政治文化、思想運動和公民社會。一方面，香港的政治運動頗為壯觀，社會思潮複雜多樣，公民尤其知識分子的政治活力很強；另一方面，香港平民在日常卻對政治較為冷淡，相對民權問題更關心民生議題。這顯然是香港地狹人稠、生活壓力大導致。而香港由於緊鄰大陸並受大陸影響極大，所以香港政治總是與中國大陸的政治密切相關。而香港人的利益也與中國大陸及大陸人的利益有強烈相關性，既有相互依賴利用，又有競爭對抗排斥。而隨着陸港衝突的加劇，香港的政治主流逐漸由“大中華民主橋頭堡”變成“本土自決主義先鋒隊”，本土主義和分離主義主張壓倒了對社會正義及民權民生改善的訴求，政治風氣變得極端和畸形。即便後來沒有發生全面清場及頒布《國安法》，香港的政治活動及思想運動也喪失了正義性、博愛性，與文明進步背道而馳。




    而歐美國家的政治進程、公民運動、文學藝術表達雖然也波瀾壯闊，但是已經進入了相對的疲態，或者說其各種具進步意義、批判性質的運動和表達是分在歷史不同階段逐漸釋放的，沒有韓國這種因民主後發、歷史沉重、轉型劇烈、理想現實落差大等原因，而呈現集中而強勁的表達與行動。歐美反映制度、人性、社會黑暗的影視劇當然要遠比韓國多，但是如果僅以現實主義手法反映黑暗面這方面而言，除少數難以超越的經典外，絕大多數作品還不及韓國的那些典型作品。




    還有的國家，例如與韓國同為發達國家、也同樣受中華文化影響的新加坡，其政治尚未完全民主化，政治自由與公民社會不健全，價值觀也因制度、文化、歷史經歷與國際環境等被壓抑限縮。新加坡最重要考慮的是在異族異教的環繞下生存，是穩定和民生，正義與使命這些就被有意無意的束之高閣了。




    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則仍然困在一些基本的生存與發展上，根本無法像韓國這樣的標準去尋求真相、追逐正義。印度的惡性強姦數不勝數，柬埔寨兒童捕蛇為妓，尼日利亞遍地腐敗，墨西哥深陷暴力和毒品泥潭……當更慘痛的悲劇普遍發生，那些客觀上很嚴重但和更慘痛相比好一些的，也就自然失去了被聚焦的可能性與正當性，除非被某些力量有意推向輿論焦點。他們還沒有條件去追求那些更高更深的正義。（當然，其實這些國家的政治變革、公民運動、輿論表達也都是很激烈的，可是由於其所處發展階段尤其實力局限，無法有韓國同樣甚至反而相對更溫和的抗爭的影響力、關注度）




    韓美及世界一切真誠正直進步主義者的偉大與其奮鬥探索的意義




    於是，韓國進步主義的激進、剛勇、深刻、自省自律，就無比突出的體現出來了。這既有各種客觀因素造成，更在於人基於良知的主觀能動。從金大中、盧武鉉、文在寅、朴元淳這些政治家，到林權澤、奉俊昊、金基德、金秉佑這樣的藝術家，再到尹祥源、全泰壹、權仁淑、沉相奵這樣的抗爭者，以及千千萬萬的仁人志士與普通公民，韓國進步力量的奮鬥、吶喊與犧牲，既充分詮釋了“事在人為”，也展示了時代的局限、社會的複雜與人心的無奈。（當然我並不是說盧武鉉、朴元淳這樣的人是十全十美的偉人、英雄，這樣說也會傷害他們罪行的受害者。我只是說他們只是部分方面偉大，而其拒絕潑汙受害者而是認罪甚至自殺，雖然並不能以偉大相稱，但是其已經伏法或者付出代價了。起碼在當今時代，這還是值得敬佩的吧。同時這也不影響我對受害者的同情）




    韓國進步主義者對道德政治、正義社會的探索和追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反而造成了一些反噬和倒退，但是這種探索與追尋從根本上是應該肯定的。就像法國大革命付出的代價更大，許多革命之士也殞命斷頭台，卻讓世界永遠不一樣了。他們的犧牲是值得的，是“舉大計”而死的“死國者”，不僅是本國本民族的英雄，也將永遠刻在人類歷史的功勞簿上。甚至說，那些還沒有壞透了的他們的對手、那些倒在探尋正義之途路上的保守派，他們遭受的懲罰和痛苦也同樣是有價值的、可算功績的。就像法國大革命中的吉倫特派、保皇派及貴族階層，與雅各賓黨人、革命民眾同樣值得尊敬，國王路易十六夫婦也算死得其所，“因為共和必須生”。韓國全斗煥、盧泰愚、朴槿惠、李明博及他們的背後和下面所有付出代價的人，也都是進步進程中的罹難者。他們雖然壞，但是和那些完全違逆歷史車輪、毫無底線、未受懲罰甚至生榮死哀的各國既得利益者相比，已經是“好”的了，畢竟與進步主義者共同完成了偉大的變革，並促使國家民族乃至人類社會前進。




    韓美等國的進步主義者所主張和踐行的，雖然現在難以在功利層面取得全勝甚至導致反噬和倒退，實際成敗得失（包括理想本身的成敗得失）令人擔憂，但其情可憫、其志可嘉。人類經歷了漫長而昏暗的長夜，17至21世紀的人們雖未完全看見日出，但已迎來了充滿希望曙光的黎明。只是，這僅僅是一部分人的黎明，而還有更多的人仍然處在昏暗之中，甚至對一些人來說他人的黎明恰恰是自己的黑暗。因此，我們不僅要實現有人得到正義、讓主流和大多數人得到正義，還要讓所有人都得到正義、所有人和世界的一切都得到完全的正義。那時候，一切邏輯不自洽與不誠實都將消失，一切問題和事情都能根據是非曲直本身得到恰如其分的處理對待，每個人都能得到與其付出相匹配、更與其德行相匹配的物質與精神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