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二年
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非常反感“整體主義”，而強調個人的自由與解放。這同樣是不切實際或自私自利的。人不可能脫離社會環境而存在，其一切思想與言行，皆受到環境和他人的影響與制約。個體很難改變不公不義的現實，人們只有團結和聯合起來，共同改變整個社會、國家、世界，個體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與解放。
關於“整體主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女性受暴力和精神侵害問題及女權主義爭議為例。有的中國女權主義者一方面主張女權，另一方面卻反對波伏娃和薩特的整體主義觀念，似乎維護女權是個體選擇而非社會共同的責任與義務、也不需改變整個社會環境及自身之外他人的處境。這是非常幼稚的言論。個體女性如何能在男權社會的結構性壓迫下得到自由與解放呢？沒有集體組織和行動，女性面對男權社會就如螞蟻對大象。女性想要反抗身體和精神虐待、各種欺凌和剝削，就需要在政治權力、就業參與、收入分配、輿論話語權、思想文化與價值觀的構建和詮釋等方面有足夠的、能夠與男性匹敵的地位與份額，並改變既有的歷史傳統和現實狀況，構建一個男女平等的環境與框架，而不可能只靠個體的自覺和奮鬥。還有，男性壓迫女性，並不代表只有性別壓迫這一種關係，其背後是階級/階層壓迫、民族/族群差異、整個文化模式與價值觀念的保守頑固，僅僅只着眼於女性的部分是不夠的。
為什麽男性壓迫女性？不僅因為男性相對女性有權力、金錢、知識與話語權、體格等優勢，更因為男性尤其中下層男性也遭受上層的壓迫，利益與尊嚴受損，飽受傷害，日常充滿壓力與痛苦，又無力反抗、缺乏條件規避，所以通過家庭暴力、性侵害等方式，將壓力和傷害轉移和傳導給了女性，以抒解其自身的痛苦、用扭曲的方式得到身心的補償。而上層對權力、人脈、金錢、美色等資源的壟斷和巧取豪奪，也導致中下層為了有限的資源而陷入更殘酷的相互傾軋之中，中下層女性則必然成為被犧牲的一環。欺軟怕硬是人的本性、是不公不義社會中人們的基本生存法則，等級社會和不公環境必然導致“踢貓效應”和“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式的欺凌和剝削。
就像尊重女性、不對女性施以基於性的羞辱、不利用女性的弱點欺凌女性，本應是男性的基本道德。但如果大多數男性從小到大都被家庭成員、學校師長、公司老闆、政府公務員、公安法檢不同程度歧視、冷漠、羞辱、虐待，沒有得到過起碼的關愛與同情，又如何可能心懷善良、擁有同情心同理心、發自內心的尊重女性呢？相反，遭受各種欺凌和羞辱的“他們”，自然會轉而欺凌和羞辱“她們”，以發泄積壓的憤懣、補償受傷的心靈、獲得變態的滿足。
就像電視劇《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本來是為了揭露家庭暴力、反對家暴的劇作，但許多國人男性卻得出相反的觀點，並藉此讚揚家暴、貶低受害女性。百度貼吧“不要和陌生人說話吧（即討論該電視劇的貼吧）”充滿着對家庭暴力者安嘉和的同情甚至讚譽，以及對女主角梅湘南的侮辱謾罵。而這些惡毒的言辭背後，是多少自己經常受傷、又將怨毒轉移到女性的男人。他們可恨，但更可憐。如果不能在關懷家暴女性同時關懷這些男性、解決他們的不幸與恥辱，那家暴問題、仇女問題，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解決。何時女權主義者可以和貼吧里這些讚揚安嘉和家暴、謾罵受害女主角的男性坦誠對話、互相理解，以及從更根本上消除或緩解家庭中男女雙方乃至全家人面臨的壓力與困境，家暴問題、女性權利問題，才真的可能解決。
還有，在匱乏和不安的生存環境下，人們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知識和道德素養都很差，更要為基本生計焦頭爛額，很難有條件冷靜客觀的思考女權問題，也沒有條件善待女性等弱勢群體，必然導致中下層女性的生存環境惡劣且難以改變。中國大多數男性，從小生活貧苦，在學校接受高強度應試填鴨教育、工作後為權貴和老闆當“人肉電池”，老了退休金不夠治病甚至乾脆沒有退休金。而無論工作單位還是社會上，充滿爾虞我詐的算計和損人利己的競爭，“一家之主”的男人每天都要為物價、房價、子女、老人而焦慮壓抑，哪裡還有心思體諒和尊重女性？相反，高壓焦慮之下，女體在其眼裡往往就成了發泄的工具，對妻子的家庭暴力、對女同事的性騷擾、對陌生女性的恨意，自然就生發和行動了。
日本導演黑澤明的《七武士》中有一段經典台詞：“你們把農民當作什麽，以為是菩薩嗎？簡直笑話，農民最狡猾，要米不給米，要麥又說沒有，其實他們都有，什麽都有，掀開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儲物室，一定會發現很多東西，米、鹽、豆、酒……。表面忠厚但最會說謊，不管什麽他們都會說謊！一打仗就去殺殘兵搶武器，聽着，所謂農民最吝嗇，最狡猾，懦弱，壞心腸，低能，是殺人鬼。但是，是誰令他們變成這樣的？是你們，是你們武士，為打仗而燒村，蹂躪田地，恣意勞役，凌辱婦女，殺反抗者。你叫農民怎麽辦，他們應該怎麽辦？”這段話適用於解讀一切相對弱勢和受害者的骯髒醜陋的原因，傷害女性的中下層男性自然也不例外。中國名着《水滸傳》中各種“好漢”殺人越貨，反而得到部分人稱讚，也是因為“亂自上起”，有了蔡京高俅童貫們的巧取豪奪、高衙內蔡九知府梁中書們的驕橫貪墨，才有市井中底層民眾對秩序的暴力反叛。
還有北大博士生馮軍旗在河南南陽市新野縣掛職數年後，在鄭也夫教授指導下所書《中縣幹部》一文，以新野縣（“中縣”）的政治生態和官風民情為例，對中部縣城官場的種種陰暗、既得利益者家族網絡的盤根錯節，披露的淋漓盡致，也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和對相關醜惡的批判。但“中縣”之外之上的北上廣深，又乾淨到哪裡去？首都和一線城市的權貴精英巧取豪奪更加瘋狂，損人利己收益更豐，只是手段更加隱蔽、這些人模狗樣的東西表面看來更加衣冠楚楚罷了。“上梁不正下梁歪”，是最高層的既得利益者首先作惡、得到最大利益，才有了下面的效彷。而且，因為高層權貴將全國所有優質資源和大部分財富掠走，導致各地方尤其內地和邊疆落後地區更加貧困貧乏，所以下級官員和市縣鄉村的各色官僚和各大家族只能選擇剝削更底層的平民百姓，否則就會在犬儒和社會達爾文化的環境中階級滑落、家道中落，甚至因為家人生病無錢醫治等原因家破人亡（僅僅靠工資的確是無法負擔醫療費用的，即便報銷比例90%也無法負擔）。對於體制內人士而言，如果不同流合汙，也會被排擠欺凌，無法立足。如果不去解決整個體制的問題和改變社會結構、不懲罰最高層的權貴精英和剝奪其非法的有形無形所得，就不可能改變“中縣”的種種醜惡現實。新野縣的官員把《中縣》作者馮軍旗稱為“聖人蛋（故作清高、裝相逞能、‘不食人間煙火’之意）”，也頗有幾分道理。馮軍旗並不真在仕途（只是掛職調研），當然不用顧忌那麽多。他又是北大博士、被名師提點，在北京順風順水，也不需要憂愁各種生存的苦惱。可新野的官民能這麽灑脫自由嗎？（當然我對馮軍旗的成就和品質還是稱讚的，也認為《中縣》是極佳調查報告，但新野人在內的“中縣”人也有權利批評他）
回到女權問題上。如果女性不體諒、關注、解決男性所受的各種創害，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包括男性在內中下層普遍受害的狀態、幾乎全民互害的環境，不去改變整個社會結構性的不公不義，不去從物質和非物質方面提高中下層男性的所得和保障，那麽男性轉而家暴和性侵女性（乃至家暴和性侵同性的弱勢男性）及其他侵害女性權利與尊嚴的傾向和行為，無論用怎樣的道德規範和法律約束，以及女性個人的努力反抗，都無法阻擋。
而與女權相關的民族/族群問題的關聯邏輯也一樣，被壓迫民族的男性在利益和尊嚴受挫後，也幾乎必然會轉而傷害同族女性或更弱勢族群的男女。例如四次中東戰爭各阿拉伯國家皆敗於以色列，就有不少遭受戰爭創傷的阿拉伯男人毆打虐待妻子兒女等家人。甚至，即便並不是戰敗者，參與國家和民族衝突的男性軍人，也會家暴妻子、虐待子女。參與過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的美軍，服役期間和回國後很多都出現了創傷應激障礙，家暴和犯罪比率遠高於美國平均。而中國軍人參與的中越戰爭，很多參戰軍人倖存後也存在對妻子等弱勢男女家人的家暴，這些軍人家庭子女也飽受直接間接的折磨。而在性暴力方面最為臭名昭着的日軍，之所以製造各種極為殘忍變態的性暴行，同樣與日軍嚴酷的軍紀、軍內層層的壓迫虐待、在戰爭中的殘酷經歷有直接關係。張純如的《南京真相--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大強姦））》即對此有敘述和說明。
而被侮辱與損害的族群中低階層的女性，承受了男權、階級、民族三重壓迫。美國政治家希拉里有句被斷章取義的言論“女人是戰爭的主要受害者，她們失去了丈夫、父親和孩子”。這句話經常被反女權者嘲諷，並以此攻擊希拉里。而其實，希拉里想表達的，是戰爭對女性的傳導傷害。男性在戰爭中還有一些自主權，既是獵物又是獵手，而女性如果沒有武裝，那就是滿足勝利者性慾和虐待欲的戰利品、被動承受一切傷害的活的乃至死的“物品”。但另一方面，這句話及前後文也隱含者人們對男性在戰爭中主動犧牲期許的事實，即男性也是受害者，在戰爭中相對女性有主動權但也有更大壓力和風險（而這一面又被女權主義者忽略），其“主動”也包括主動去面對危險甚至赴死（主動面對受傷和死亡和被動逃避下的傷與死所需的心理承受力，完全不是一個量級）。男性是戰爭的直接受害者，而女性則是二重受害者，男女乃至其他性別取向的所有人類，都是基於階級、民族、個人野心等原因導致的暴力衝突乃至戰爭的受害者。如果不能解決階級和民族壓迫，不能捍衛和平，不能讓中下層男性也得到平等、尊嚴、安寧，那這些男性所受身心創害必然轉移給更弱勢的女性，女性僅僅追求自身權利、女性性別和身份的權利，是不可能成功的。女性想要獲得自由解放，不僅要伸張婦女權利，還要反對階級和民族壓迫（包括關心被壓迫的男性的權利與正義）、反對戰爭與暴力並致力於世界和平（這正是西方女權主義與和平主義、女權運動與反戰和平運動高度重合的原因）、促進社會平等與多元包容。
此外，女性想要爭取自身權利權益，也需要兼顧其他群體的利益、支持同樣處於弱勢和權利受損狀況的群體的抗爭，這樣才能得到更多力量的支持。這個世界上有各種各樣身份的群體，各自有各自的難處和訴求。人們不僅希望自己的問題得到關注和解決，也往往會比較與其他群體的處境。如果某一個群體只顧及自己或自己群體利益，而罔顧其他群體的關切，甚至試圖獨占利益和優先權、在得到利益後洋洋自得乃至炫耀並鄙夷未得益者，那必然導致其他群體的不滿和嫉恨，無法得到同情甚至被詆毀和破壞。中國和世界許多國家的女權運動被孤立和圍攻，很大程度就是在於其過度強調自身權利和利益訴求，而忽視甚至鄙夷其他群體的關切和需求（如底層男性、農民、LGBT群體），這樣的自私冷漠，自然不會換來支持而是加劇孤立（雖然支持其他群體也未必能夠換來回報，但如果冷漠乃至鄙夷其他群體的抗爭甚至嘲笑其苦難，那幾乎必然不會得到好的反饋）。
就像前述的那樣，中下層男性，雖然仍然比中下層女性有更多優勢和便利，但不僅和女性都是專制體制、階級壓迫的受害者，還往往因為其男性身份，而被從親朋到社會陌生人對其能力、尊嚴、地位有更高期待和要求，更要直面許多男性才會面臨的壓力與苦楚。如果女性不能體諒這些、不能推動中下層男性權利與尊嚴的維護，那絕大多數男性也又怎麽可能在女權問題上對女性回以善意呢？還有一些女性反對更加弱勢的跨性別者（所謂“反跨激女”），雖然具體爭議可以就事論事商榷，但從整體上歧視跨性別者顯然是錯誤的。所以，女性爭取女權的同時，要尊重各群體的利益訴求，根據社會整體的環境和各色群體的立場和利益，來修正自身的定位和需求。這又是要求立足“整體主義”的一個原因。
而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文化形態，同樣塑造了女性處境的基本框架。就像特別針對女性的各種身份定位、言行規訓、讚譽與羞辱，皆深植於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之中，浸在每個人的基本“三觀”中。很多人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和他人的許多思想和行為是侵犯女性權利、導致女性受壓迫和傷害的。“男主外女主內”、“蕩婦羞辱”、“女子無才便是德”，不僅存在於中國傳統文化，世界許多文明的歷史傳統皆有類似內容。這些規訓尤其羞辱性的性別指責，讓女性在社會中無時無刻不受束縛、任何環境下都無法擺脫相關約束與汙名。這絕不是個體可以掙脫的，也不是不在乎就不存在的。而改變這些，也不止要改變這些具體的價值取向和價值選擇，還要從根本的思想與哲學層面挖掘本源，批判、解構、重構社會文化與價值觀的核心部分，才能讓女性擺脫各種有形無形的壓迫束縛，享有性別平等與解放。（而且，男性同樣受相關的價值觀和傳統的規訓與束縛，一樣是受害者，如對男性的責任、義務、尊嚴、形象的各種要求，也會讓男性不得不遵從和受到束縛，面對各種特異的規訓與壓力，導致身心受害。所以，就更需要從整體而非局部、全面而非片面的批判和改變保守落後的價值觀與文化，實現真正的性別平等與個人自由）
還有，女性權益的維護和拓展，也需要各身份各階層的集體行動和全社會的共同構建。“解放女人的是男人，解放黑人的是白人”，雖然是片面的說法，但某種程度的確是事實。近現代以來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女性處境的改善和地位的提高，離不開認同女權的男性的支持努力；美國黑人一百多年來從奴隸成為公民的進步，也有賴於反種族主義的白人的奮鬥犧牲。在弱勢身份群體和個人處於不利境地時，很難有資源和能力去改變不公，而需要既得利益者及其他不同身份和階層的群體協助平權。面對侵犯女性權利乃至嚴重傷害女性的各種惡行及施暴者，也需要包括男性在內的人們去阻止和對抗。無論是反家庭暴力，還是反性侵害，如果大多數男性不能站在女性一邊加以支持保護，那惡人就會肆無忌憚。在家暴問題上，面對男性的體格的強壯，以及往往主導着家庭財產、影響着其他家庭成員立場的優勢，顯然需要包括男性在內的他者阻止家暴，以及懲罰家暴者和安置受害者，否則女性自己如何反抗和逃避親密暴力呢？而女性控訴性侵害的“metoo運動”，如果男性尤其控訴者身邊的男性都是冷嘲熱諷乃至“蕩婦羞辱”，而非支持鼓勵，那女性的發聲控訴只會招致更多嘲諷與羞辱，各種被“穿小鞋”和報復也會接踵而至。因此，維護女權需要集體行動，需要第三方和社會公眾的參與，需要公權力的介入。
當然，不止女權，工人、農民、LGBT群體、殘疾人、少數和弱勢族裔等的權利維護，也都需要社會精英、異性戀者、健全人、主流和強勢族群去參與平權事業、為其伸張正義。“奧斯維辛的道路由仇恨築成，但路上鋪滿了冷漠”，歷史上各種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悲劇，往往都是在沉默的大多數的放任下發生的。惡人之所以能作惡而不被阻止，一是在於他們相對於勢單力孤弱者的強大和抱團（就像黑社會的特徵那樣）。二是旁觀者和大眾一盤散沙、對惡人的惡行做壁上觀。如學者劉瑜所說，“10個相互配合、並肩作戰的人，力量可能足以壓倒100個、1000個一盤散沙的人。相比之下，模煳的聲音、遲疑的聲音、中間的聲音比較難以形成觀念共同體，因為你缺乏激情，懶得行動，也不抱團”，這就是一小撮惡人能夠橫行霸道的原因。如果社會各界、全國乃至全世界的人們都團結起來，往往只能利用“局部優勢”在一隅暗處興風作浪的惡人，當然就會被眾志成城的、集全國甚至世界之力的正義力量擊潰了。因此，無論為弱勢群體發聲和支援，還是推動和保衛民主自由，都需要全國乃至全人類的共同努力。“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共同努力不是各自為戰，而是團結協作，並且着眼全局和統籌兼顧，以及通過國家權力的干預與協調。這一切都離不開“整體主義”。
雖然一部分上層的、精英的個體包括女性，的確可能憑藉自身優越的家庭、物質、教育、視野等條件，部分擺脫男權主義的壓迫，追求到個人的自由解放。但這隻有極少數人可以做到，絕大多數中下階層的男女，都無法獲得真正的自由，也無力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精英只追求個體自由、反對“整體主義”，是一種自私自利的行徑。而且，這些精英追求的個體自由所擁有的前提條件，恰恰是建立在對更加弱勢者的相對優越地位和剝削基礎上的，自己本身就是社會不公的構建者和參與者。這顯然不值得提倡而應摒棄。
最重要的是，從根本上說，整個世界是一個相互聯繫的整體，聯繫是普遍的、客觀的、多樣的，任何人與任何人之間都有着某種直接或間接的聯繫（如中國深圳市民和巴西亞馬遜雨林的原住民，就有消費和生產的關係，也都面臨氣候變化危機的嚴重影響；中國河南鄭州“富士康”工廠員工，和美國中部“鏽帶州”勞工既有競爭關係，也都面臨智能機器人取代人工導致自己失業的風險），每個人既享有作為國家公民、世界公民、人類成員、生物一員的各種權利，也應承擔對國家、世界、全人類整體的責任，以及對每個其他個體生命的義務。在現代文明社會，人不僅要做到不直接為惡，還要參與維護公序良俗和社會正義。尤其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非暴力的公民集體行動（如遊行示威、罷工罷課罷市、對特定對象的“杯葛（抵制）”等）成為主要的對抗強權和暴行的抗爭手段後，更是需要儘可能多的公民廣泛參與，包括同質群體的同聲共氣和異質群體的互助支援，形成足夠的聲勢和影響，對加害者及公權力造成足夠壓力，才能達成相應目的。而集體行動的啟蒙和動員，自然也需要其樹立對“他者”和“集體”的共情和認同，以及明晰自身在微觀處境（如家庭、學校、單位）和宏觀環境（國家、民族、世界）中所處的位置、須負的責任。鄰里們守望相助，義人們遙相呼應，家國才可安定，世界才能太平。
因此，在解決階級、民族、性別等議題時，必須以整體的、宏觀的、統籌的視角和手段，切入和解決各群體及每個個體面臨的問題，通過“頂層設計”來從根本上促進公平正義，以及公民社會中全民的聯動和互助（乃至國際層面的合作與聲援），維護權利權益，實現個體的自由和解放。當然，在依憑“整體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看待和解決民權民生問題時，不能走向極權主義和為整體隨意犧牲局部和個體的情形，要尊重個體的選擇權。更要明白的是，集體的組織和行動，各種宏大的思想理念，根本目的皆是為了每個個體的權利與自由，而不能將手段和目的倒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