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習近平會改行黨主席制嗎？常委會為何不會擴充為9人？

（一）一個未引起多少注意的現象

對中共政治，特別是高層政治有興趣的網友，或許多少有點了解，5年前的19大，全世界所見的大小媒體和觀察評論者中，沒有一家完全猜中19屆7常委名單——最好結果是包括格某在內的區區兩家猜中6位。

與此不同，10年前的18大及其之前的幾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總有媒體在大會召開前挺早，就給出100%正確的全部常委預測名單。例如，何頻麾下的原多維網及後來的明鏡網，據說就曾連續4屆正確預測出常委會構成名單，當然有人認為那是因為何頻在中共高層有內線。而一旦接近大會開幕，各種正確無誤的內部消息就更呈霸屏態。

但或許很多人尚未注意到，與此前形成鮮明對比，5年前的19大，直至18屆7中全會開過後，距離19大開幕不足一周,才有一兩家內線通天的大媒體曝出正確無誤的7常委名單。而其中並不見明鏡的蹤影，據何頻回答記者，他覺得自習上台以來，這類預測難度明顯加大，之前的“預測公式”失效了，也就不再進行預測。

而今年的情況就更絕，直至19大已經開幕兩天的此刻，尚未見一家大媒體曝出最新獲得的中共19屆常委會構成名單！至於那些不時由自媒體或來路不明者拋出，以博眼球或刻意誤導輿論為目的的所謂內幕權鬥故事，無一不是漏洞百出的低等品，連捕風捉影造謠臆測所需的起碼技術含量都不具備，也就不值得浪費時間。

那麼，為何這幾年情況不同了呢？原因並不複雜，答案全在習一尊那裡。習上台以來，與反腐同時進行的另一項大工程就是整黨。從明令9千萬黨員嚴格紀律，到領導幹部不得違背N項硬性規定——包括嚴禁妄議，至極近年來提出兩個維護：維護習和黨中央的權威。在歷經習10年鐵腕管控下，特別是在無死角無間斷時空跟蹤監控以及電話、手機、網絡等信息全面監控高科技強大支持下，高層內幕消息外泄的風險和難度越來越高。即使到了第20屆常委站到記者們面前那一天，除了常委會構成，其它內幕依然極難外泄。

（二）習會不會恢復毛時代的黨主席制？

今年另一個現象是，全世界大小媒體，包括熱衷於中共政治的各路自媒體和獨立觀察評論者，猶如約好了一般，基本不提習恢復黨主席制這回事，就像這個問題根本不存在似的。

無疑，習一尊主要憑藉鐵腕反腐打虎、拍蒼蠅，在下層百姓中建立了相當威信，尤其是在各級官僚中形成了寒蟬效應，導致反對派和不忠派減弱到幾可忽略的境地——李紅忠有言：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這就自然形成了幾乎無人敢挑戰習權威的不正常局面。

更無法忽視的重大事實是，習已經在幾年前順利修改憲法，取消了國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掃清了相關法律障礙。這還沒完，正在召開的20大幾乎鐵定會把“固化”習一尊地位的“兩個確立”寫入新版黨章，而這部“黨內大法”本來就沒有對黨魁任期限制條款。

基於此，習並無需要再恢復毛時代（包括過渡性的華國鋒時代）那種黨魁一人高高在上的黨主席制組織架構，他可以堂而皇之地開啟第三任期，不會遇到值得提起的障礙。至於有人一直在做文章的所謂政治老人們在大會期間會如何如何，只能是個偽命題。這個問題只需一句的解釋——那些老人們如果有任何訴求，也僅限於在嗚呼哀哉之前不會遇到中紀委帶來的麻煩。

而維護習一尊改革者的形象則屬習班底題中長期應有之義。即使事實上習一直在效仿毛的某些個做法，至少在名義上，還是要避免給外界留下走回頭路之類負面印象和把柄。

糟糕的是，黨主席制恰恰屬於與諸多負面評價捆綁在一起的一個大包袱，而非榮耀。例如，黨主席制是獨裁體制最方便的組織架構，該組織模式也是導致嚴重個人崇拜的重要原因，更是消解集體領導機制的罪魁禍首。

基於這個判斷，外界認為恢復黨主席制似乎是個不值得提起的偽命題，也就不奇怪。但是，這並不意味着，習班底一定與外界的認識一致，也就沒有充分理由排除恢復黨主席制的任何可能性。

畢竟，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在習班底不認同黨主席制是一項負資產的情況下，特別是考慮到不給世人和歷史留下習一尊破壞兩屆任期規矩的把柄，參照俄羅斯普京大帝的強勢做法，赫然恢復黨主席制，只要習擔任黨主席不超過兩屆，至少在名義上，兩屆總書記加兩屆黨主席，不承認破壞連任不超過兩屆的規矩，也會有一定市場。

一句話，如果不忽視這層考量，習班底在20大上改行黨主席制的可能性就不能完全排除。

（三）習近平會不會將常委會擴大為9常委？

在另一網站，有博友問我：“為什麼都預測是7個常委，沒有人預測9個常委的？”

這個問題要說明白，還真不是三言兩語就成。

眾所周知，胡錦濤時代就是9常委。有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是，這是江澤民為了制衡胡，架空胡而採取的針對性計策。其結果也已經大白於天下，導致所謂的“九龍治水”，各管一攤，各行其是。胡沒有多少實權。更有所謂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之說。

那麼，這是否就是習不會恢復9常委的主要依據呢？答案恐怕只能是否定的。與江澤民在胡身邊安插了足夠多的自己人，讓胡難以控制局面不同，習上台10年後的今天，無論7常委還是9常委，習都可以讓信得過的人在常委和政治局占據多數席位。而從組織管理學的角度，增加直接下屬的結果，反而有利於長官的管理與控制。何況，常委人數增加，可以讓習安排更多追隨自己者進入決策層，進一步擠壓任何潛在反對勢力的生存空間。從這個角度出發，假如習恢復了9常委，也用不着大驚小怪。

那麼，習不採用9常委制的話，又有那些考量呢？最明顯的理由是，假如習真需要的話，上一屆常委會就可以擴充為9常委。既然5年前沒有這樣做，在習的核心地位進一步鞏固，反對派和老人政治生存空間幾乎被擠壓殆盡的今天——以致於常委們需要定期向習述職，習已經處於高高在上，無人能挑戰的一尊地位，可以方便地掌控全局，就更沒有必要多此一舉，增加常委人數。何況，自己人在常委中人數過多、過強，除了不利於習本人的公共形象，自己人之間相互爭權奪利，爭寵吃醋的幾率也會升高。

這是格某在預測常委構成名單時，沒有考慮9常委方案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