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陶業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人格




人生而自由，人生而有尊嚴。自由和尊嚴孕育着高尚的人格。正是具有高尚人格的人創造了現代價值體系，創造了現代文明，創造了現代政治制度。




什麽是人格？人格是關於人的品格、尊嚴、思想、秉性、氣質和性格的綜合特質，是人在成長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情感體驗、行為模式和價值思維的個體特點，是區別於他人的穩定的心理品質，是一個人之所以為“人”所應具有的資格。




人格大致可分為三類：心理人格、社會人格和政治人格。




心理人格：其形成部分地取決於先天的生理因素，部分地取決於後天的心理因素。良好的生理和心理素質是構成一個良好的心理人格的基礎。人是自己的主人，心理人格是人對自己提出的人格規範和要求。健康的心理人格是個人尊嚴和魅力的源頭。




社會人格：人是獨立的行為個體，人格在社會實踐中表現出鮮明的個體差異。但作為社會的成員，又不是孤獨的人。個體通過服務於社會而融入社會，並在與他人的相處中形成自己的社會人格。因此社會人格是社會塑造的，不同的社會實踐塑造不同的社會人格。




政治人格：即公民人格。人是自由而獨立的政治和思想個體，通過參與國家政治而行使公民權利。作為一個公民，在參與政治的實踐中，展現其公民人格。




人格決定一個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決定一個人的命運。積極人格導致積極的人生，而消極人格導致消極的人生。




一個積極的人格其內在涵養和外在品味大致可以這樣描述：高尚正義的品格；獨立自由的思想；威然自律的尊嚴；果敢自信的性格；仁愛寬厚的心胸；瀟灑幽默的言談；內斂端莊的風格；落落大方的性情；理解和傾聽的涵養；高貴潔雅的格調；剛直不阿、率真爽直、敦厚淳樸的秉性；忠厚善良、秉筆直書、秉公無私的品質；等等。上述特質的綜合構成一個向善向上的人格。




一個消極的人格，諸如：怯弱、消沉、輕浮、放縱、猥瑣、陰暗、墮落、腐化、苛刻、計較、僵化，遲鈍，猜忌，抱怨、躁動、畏懼、奉承、奴性等等。消極人格通常導致一個悲劇人生。




社會變遷，政治動盪，容易導致人格變異、人格墮落和人格分裂。尤其是極權主義制度對人格的謀殺，造成人格缺失和人格依附，造成病態人格，犬儒人格，諂媚人格和奴才人格。




人格殺戮




人格殺戮又稱人格謀殺，既可能發生在個體與個體之間，也可能發生在政府與公民之間。




當一個個體對另一個體實施人格殺戮時，往往首先通過謊言肅殺目標人物上述積極人格中所列出的特質，塑造出一個猥瑣陰暗腐敗的形象，讓其無地自容。然後再進一步在公開場合蓄意地捏造虛假的、曲扭的、誇張的、聳人聽聞的罪名和醜聞，對目標人物的人格進行汙名化，蓄意地誹謗和攻擊，利用社會心理操縱輿論，摧毀和扼殺目標人物的公眾形象、聲望或品牌。儘可能地使用大眾媒體對汙名進行渲染，努力使不了解真相的民眾接受杜撰的故事，在人格價值層面使得汙名“成立”，以達到人身攻擊和抹黑的目的，從而對目標人物造成切實的傷害。汙名的對象可以是政治反對派、商業競爭對手、文化名人、宗教領袖、影視明星、網絡紅人等等。兩者在私下的口角和辱罵，如果沒有第三者或更多的人知道，那就不構成人格殺戮，唯有汙名被公開化，汙名被社會接受，才稱之為人格殺戮。蓄意、公開、汙名是人格殺戮的三個特點。




在法制社會，對於發生在個體之間的人格汙蔑和人格殺戮，受害者是可以反擊的。在法律上，對於名譽傷害罪是可以起訴的，也不乏起訴成功的例子。不同的社會民情和社會制度，結局或許不同。但在一個法制腐敗的國家，沒有公理和法理可言，人格殺戮的翻轉，往往取決於對資源和權力的掌握，而通常的結局都是正義和清白被打壓。




發生在政府與個體之間的人格殺戮或人格謀殺通常與政治迫害聯繫在一起。此時政府和國家機器就是人格殺戮的發動者和執行者，它可以動用國家權力和資源，出於政治目的，對於不喜歡的政敵和團體實施人格殺戮，從道德、誠信、聲譽和個體價值上詆毀他們。它可以利用宣傳機器、媒體，報刊、網絡將指向被害者的汙名公開化；可以動用組織機構，從中央到地方，將汙名滲透到社會的每個角落，從而使得“汙名化”不可逆轉。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不論什麽罪，先用輿論，把人格謀殺了，然後再利用手中把握的司法機構對其治罪。因此國家機器對目標人物和群體所造成的傷害無論在規模和深度上都遠遠超過個體之間的人格殺戮。




發生於封建社會的人格殺戮，通常是人與人之間的人格博弈，抑或皇權對臣子的人格羞辱。比如韓信受胯下之辱，勾踐跪嘗吳王夫差的糞便，都是公開羞辱。




發生在威權社會的人格殺戮，通常表現為對政敵的個體殺傷。獨裁政權不能容忍政治異見者，而利用權力，利用司法，製造冤案，讓異見者噤聲。比如普京治下的俄羅斯，對於政治反對派，總是把他們描畫成與西方勾結的祖國叛徒，先在政治上對他們進行人格“抹黑”，然後將其驅逐，或者流放。普京以欺詐罪將反對派領袖納瓦利內關進監獄，讓他從公眾視野消失。上個世紀頻繁發生於南美洲的軍事政變，大都起源於政治迫害和人格殺戮，對胡安-托雷斯的暗殺就是一例，先把他變成魔鬼，然後除之。




發生在極權社會的人格殺戮已不再局限於個體，而且是針對公民整體。人格殺戮從個體擴展到社會群體，乃至擴展到公民整體。毛澤東時代對整體知識分子的人格殺戮，江澤民時代對整體法輪功學員的人格殺戮，習近平時代對整體公民的攝像監控，清零封村，黃碼止步都屬於對公民整體的人格侵犯和人格殺戮。中國政治中的人格殺戮旨在奴化全體百姓，一個也不放過。




人格殺戮的中國特色




人格殺戮的中國特色在於它是指向整體中國公民的。




極權主義屠殺有三種類型：肉體殺戮，思想殺戮和人格殺戮。這些都是蓄意的、有相當規模的、被殺者無自衛能力的屠殺行為。屠殺一詞的使用在這裡泛指大規模的消滅行為，即大規模肉體消滅，大規模思想消滅和大規模人格消滅。




在中國極權主義初期，以肉體殺戮為主，中期以思想殺戮為主，晚期以人格殺戮為主。其中人格殺戮又始終貫穿於肉體殺戮和思想殺戮之始終：先辱而後殺，先辱而後奪，先辱而後奴；欲殺先辱，欲奪先辱，欲奴先辱。殺，取你性命；奪，取你財產；奴，取你思想和人格。




在中共剛剛奪取政權的初期，肉體殺戮作為一種政治殺戮和階級殺戮的主要手段，血腥而野蠻，目的在於從肉體上消滅敵對階級和政敵。殺戮指向特定人物：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國民黨黨政軍殘留人員等等。中共奪取政權以來，從肉體上殺死整死的人數，大約在4千萬到6千萬之間，大約有6% - 8%的人口被中共從肉體上徹底消滅和殺害了。這個數量級高居世界屠殺史的頂端。




思想殺戮指向特定的思想群體，尤其指向思想相對活躍的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識分子群體。思想殺戮一滅就是一群，它以群體殺戮為特徵。封喉，割喉，使所有具有真知灼見的知識分子再也無力發聲和反抗。比如反右運動，表面上看，一次性打擊55萬，給這些知識分子扣上“反黨”的帽子；而實際上，這場思想鎮壓運動的震懾作用在於令知識分子整體閉嘴，它謀殺知識分子整體的思想和精神人格。文化大革命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殺戮更為嚴重更為普遍，它衝破校園的圍牆，走向全社會。在肅清了思想界和學術界的“異端”之後，為黨的一言堂掃清道路，從而在全國範圍內徹底摧毀了知識分子在思想界挑戰權力的可能性。此時的高級和中級知識分子整體大約為六千萬，全部閉嘴，被剝奪了思想的能力，從此萬馬齊喑。




唬弄人了吧，習思想居然可以賦能全球治理？分明在侮辱中國和世界老百姓的智商和人格。




人格殺戮的規模起初並不大，僅為獲取肉體殺戮和思想殺戮的“正當性”，即在動刀之前，首先剝奪其人格，對其進行人格侮辱和摧殘，將其人格妖魔化非人化，然後將其歸為該殺之類，然後殺之。比如針對政治反對派都是先辱而後殺，對林昭，對張志新，對劉曉波，都是先辱而後殺。對儲安平，對傅雷，對老舍，對趙九章，對容國團，都是先辱而後令其自殺。




當中共發現規模化的人格殺戮所製造的恐怖比之肉體殺戮對人的震懾作用更為廣泛、更為行之有效時，人格殺戮就逐漸取代了肉體殺戮，成為中共製造恐怖和震懾作用的主要手段。




人格殺戮從社會精英開始。“士可殺而不可辱”原本是中國士大夫的人格信條，人格殺戮摧毀了原本相對正直的獨立的人格，令中國的士大夫們，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國家精英們，生不如死。從欲殺先辱到辱而不殺，讓人們恐怖地活着，極權主義完成了一次統治術的飛躍




人格殺戮的規模隨着極權主義制度的成熟而越來越大，從知識分子群體迅速擴展至全體公民。肉體殺戮最多不過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六，而人格殺戮是不流血的殺戮，它可以施於整體公民，百分之百地剝奪其人格，十四億人口，無一可以倖免。正因如此，人格殺戮迅速演變為由國家執行的全面的愚民行為和奴化行為，對整體公民的心理人格、社會人格和政治人格實行普遍的殺戮，那是極為驚悚而恐怖的一幕。




極權主義摧毀人的心理人格，摧毀人的自我，令你無法作自己的主人，無法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唯有盲從。極權主義強制灌輸只有黨才是你人格的依附所在，只有黨才是你人格的主人，一切聽從黨的召喚和安排。摧毀心理人格是實行奴化的第一步。過去有毛主席語錄，如今有習近平言論，都是全民必修課，用以腐蝕人的靈魂，控制人的靈魂，這些都是愚民的老套路。




極權主義囚禁人的社會人格，試圖改造人性，消滅人的個性，使其成為被奴役的群體中一個沒有自尊沒有價值的符號；通過剝奪人的工作權利使之喪失生存能力，從而把獨立人格徹底打垮，迫使人就範。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對己、對人、對事的社會適應性中形成自己的社會人格，在社會交往和思想交流中形成自己的社會人格；然而在思想封閉時代，發生於大數據時代的封網行為，封鎖了思想傳播和交流，人們無法塑造健全的人格。封閉和畸形的社會文化只能塑造畸形的人格。




極權主義通過剝奪公民的選舉權和參與權，從而剝奪公民的政治人格，令公民無力參與國家政治，而成為政治旁觀者或冷漠者。圍在黨周圍的一圈又一圈的犬儒們、諂媚者們、告密者們，以及黨衛軍們，是一群沒有政治人格的動物，沒有政治思考能力的奴才。一個泱泱大國，任憑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白痴把握着國家政權，任其胡作非為而無能為力將其驅逐，悲劇在於這個國家的國民沒有公民身份，沒有政治權力，沒有政治人格。




人格殺戮的實質是摧毀人格背後所堅持的價值觀，思想和精神，是摧毀挑戰現存邪惡制度的人格力量，企圖把人還原為動物。人格殺戮是極權主義針對本國公民的預謀行為，比如所謂的“清零”政策，就是一套預先周密設計好的全盤計劃，針對全體公民，以維持公共衛生為藉口，對全體公民實施政治管制和監控，直接傷害和摧毀公民的心理人格，阻隔和囚禁公民的社會人格，壓制和扼殺公民的政治人格，最終剝奪公民的自由和尊嚴。




要求老百姓聽話，而不是傾聽老百姓的呼聲，這是赤裸的人格殺戮。




讓老百姓跪地膜拜和求饒，這是酷吏對百姓的人格殺戮。




人格殺戮的普遍性表明這個國家沒有法制，為了打壓維權律師，習慣性地給他們按上聳人聽聞的罪名，諸如“尋釁滋事”，“涉嫌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顛復國家政權罪”。着名的人權律師高智晟對他所受到的酷刑有過這樣一段文字：

“我痛苦的滿地打滾，當王姓頭目開始電擊我的生殖器時，我向他求饒過。我的求饒換來的是一片大笑和更加瘋狂的折磨。……不知何時，有人在我頭上、臉上撒了尿。三支電警棍開始電擊我，我毫無尊嚴地滿地打滾。十幾分鐘後，我渾身痙攣抖動得無法停下來。接着，我被架着跪在地上，他們用牙籤捅我的生殖器。我至今無法用語言述清當時無助的痛苦與絕望。”




那些畜生以為施以侮辱性的酷刑可以摧毀高智晟的尊嚴和人格，從而摧毀他的批判的鋒芒。但是他們錯了，他們低估了高智晟不屈的靈魂。未經任何司法程序就實施酷刑，蓋因國家司法黑暗。




在2015年的“709大抓捕”事件中，大約300多名維權律師遭到了抓捕和迫害。胡石根、周世鋒、王全璋、李和平等，都被判“顛復國家政權罪”。警方不僅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還對其極盡人格侮辱之能事，甚至包括對待他們的夫人。在警方的酷刑和高壓恐嚇下，維權律師們一一“認罪”，並服刑。一個國家機器使用人格殺戮來滅殺維權律師的志氣，標誌着司法的極度黑暗。




對海外民運人士定點實施人格謀殺是中國國安部絞殺海外民運的行動策略之一。一方面監視、騷擾、恐嚇和跟蹤海外民運的行動，另一方面使用汙名摧毀民運人士的人格，慣用的手法就是製造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男女問題，以此對海外民運的目標人物進行詆毀，比如對待魏京生、王丹、吾爾凱西，楊建利，散布各種政治謠言和緋聞。




對待政治反對派如此，對待政敵更如此，比如將劉少奇定罪為“叛徒、內奸、工賊”，先辱而後殺；比如對待彭德懷，將其定為“三反分子”，當眾扇其耳光，打斷其肋骨，任其病死而不治；比如賀龍，當其糖尿病惡化時，不但不給水喝，讓他喝自己的尿，還特意注射葡萄糖，令其尿中毒而死；在周永康案，薄熙來案，孫政才案，肖建華案，孫立軍案中都可以看到人格殺戮先行的影子。




在中國官場普遍存在着對婦女人格的侮辱：包二奶，養情婦，依仗權力實施性侵犯，性暴力。女主播，女明星，女運動員，都是權力獵色的對象。而無助的婦女們不得不向權力低頭出賣貞操和人格，乃是中國社會的悲劇。婦女們從被強迫不准超生到至少要生三胎，除了被純粹當成生育工具，而毫無生育自主的權利。




在這樣的宣誓場景下，婦女們的尊嚴何在？




告密和舉報是維護極權主義統治的主要手段之一，用它製造人人自危、朝夕不保的社會氛圍。用製造恐怖來維穩，標誌着極權主義進入了晚期。




政府對自己的公民實施的人格殺戮，其實質是國家恐怖主義。一國政府對本國公民整體的人格殺戮所導致的人權迫害遠超其他任何恐怖主義所導致的局部迫害結果。




人格殺戮是嚴重的侵犯和扼殺人權的行為。




現代人格




人的尊嚴是國家憲政的前提，國家憲政的使命就是捍衛公民的尊嚴，使公民可以有尊嚴地活着。一旦公民失去尊嚴，國家憲政就是一紙空文，這個國家便一定充滿恐怖。




極權主義造就病態人格和雙重人格。在極權社會作高尚的人難於上青天；作壞人，很容易，因為不需要道德底線，只需幫腔，只需起鬨，只需告密，只需助紂為虐。失去高尚人格之後，人會變成為愚民、暴民、刁民和惡民；失去高尚人格之後，人便失去思考能力，從而深度腦殘；失去高尚的人格之後，法西斯主義人格（攻擊性），權力主義人格（權力崇拜）就會滋長。




人格殺戮摧毀了人文，摧毀了人道，摧毀了人本；人格殺戮改變信仰，改變追求，改變好惡，造成自我否定，人格解體，喪失自由和自尊。這是當代中國面臨的精神危機。

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之上的，而公民社會的建立需要全體人民具有健全的公民人格。一個沒有公民社會或公民社會薄弱的社會，是極權主義易於操縱的社會。




民主的質量取決於政黨的素質，而政黨的素質取決於選民的良好人格。如果選民的人格素質下降，政黨的素質同時也會下降，民主的質量就會受到影響。換句話說，一個民主政黨只有當其選民的民主意識構成其公民人格的主導成分時才可能產生。至少兩個有着良好民意支持的政黨的存在，才是維繫民主制度的保證。




由此可見健全的公民人格對於建立一個民主社會的意義。一個現代意義的人格，與自由和民主關聯的人格，才是我們要追求的。我們距此還遠。




在中國，人格的建立，與儒教信仰相關。因而當儒教被摧毀時，依附於儒教的人格便失去依託。反之，當人格被摧毀時，儒教信仰的建立就舉步維艱。中共當局曾經試圖放開對儒教的宣傳，但發現當人格變得高尚起來之時，其正氣也在增加，從而對當局的挑戰也在增加，便改變了主意。其實儒家的政治人格是有缺陷的，它缺乏自由和權利意識，它對皇權的依附遠多於對皇權的反叛，這並不利於民主政治的建立（討論就不在此展開了）。魏晉人格同樣如此，它離現代人格還有一定的距離。因此中國人必須在儒教人格和魏晉人格之上去建立現代人格。




具有現代人格的是這樣一批人：

人格高尚的思想家和自由主義者，如梁啓超、胡適、魯迅、儲安平、殷海光、林昭、顧准、遇羅克、楊小凱、劉曉波、余英時、胡平……今日還有嗎？

人格高尚的政治犯和維權律師，如秦永敏、胡石根、李旺陽、劉念春、王全璋、劉賢斌、陳光誠、郭飛雄、呂耿松，……今日還有嗎？

人格高尚的民運人士，如王炳璋、魏京生、王軍濤、王丹、楊建利、韓連潮、余茂春、劉青、周封鎖、方政，…… 今日還有嗎？

人格高尚的正直的公共知識分子，如賀衛方、許章潤、許志勇、李文亮、任志強、耿瀟男、黎智英、黃之鋒、張展、方方，……今日還會有嗎？

人格高尚的文學家、藝術家和詩人，如崔健、北島，陳忠實、艾未未、陳維明、廖亦武，……今日還有嗎？




會有的！一定會有的！近日，彭載舟（彭立發）在四通橋上拉開“罷免國賊習近平”的橫幅，何其勇也！在極權體制下，還有比“民不畏死”更高尚的人格嗎?




呼喚現代人格的再造與重建，呼喚面向中國未來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