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一真濺雪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十月十三日在北京鬧市區，一位身着橙色上裝，頭戴黃色安全帽的中年人士，在中關村附近的北三環四通橋的外側欄杆上，掛了兩個大橫幅標語，左邊這個標語上寫着“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而右邊較短橫幅標語上則寫着“罷課罷工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




為引起周邊行人和居民的圍觀和注意，他又在該處橋上燃起濃煙，引起橋下大量行人和居民駐足觀看，許多人還在那裡拍視頻、拍照片，這些視頻和照片很快便流傳到國內外，在國內外引起不小的轟動。看來這次在北京鬧市區“掛標(語)行動”的實施人網名彭載舟(實名彭立發)的孤膽英雄完全達到了他預期的目的。




孤膽英雄彭立發之所以能在軍警明崗暗哨林立的北京鬧市區嚴禁行人通行的四通橋成功避開軍警的耳目，爭取到足夠的時間，完成在四通橋側面的欄杆上掛出兩幅如此巨大的、充分反映出黨內外民眾心聲的標語，並且為吸引眾多橋下行人和居民的關注，居然在橋上燃起了濃煙滾滾的烽火。




要在北京鬧市區無處不在的軍警、便衣們的眼皮底下完成停車、從車上取下兩大綑標語，並將它們搬運到橋洞上方的兩端、展開、用繩索或膠帶固定在橋外側的欄杆上，然後又從車上取出發煙燃燒物點燃，使橋上升起引人注目的滾滾黑煙，把行人和四周居民的目光和注意力吸引到標語上來，完成這一系列工作，按常識，這通常至少需要15分鐘左右的時間。




儘管聰明的彭立發先生事先周密的謀劃和成功偽裝成施工維護人員的穿戴，分散了四周軍警的注意力，在橋上停車、搬運標語和發煙燃燒物時，未能到起軍警們的注意，為自己贏得了幾分鐘寶貴的時間，但從他開始在橋外側欄杆上張掛第一幅標語起，直至掛出兩幅標語，又點燃發煙燃燒物，直到被趕到橋上的警察和警車把他帶走為止的這至少十多分鐘內，四通橋附近的眾多隨時待命應對突發事件的軍警們，居然未採取任何迅速有效的行動及時制止彭立發的“掛標(語)行動”，這在中共20大召開的前夕、在被中共公安、武警甚至還包括軍隊嚴密管控的北京鬧市區是無法想象的，也就是說這種事發生在中共二十大前三天的下午兩點多鐘是幾乎不可能的事。




然而這件事居然真的發生了。這其中必有原因，筆者分析出現這種情況，不外乎以下兩種原因：一是事發當時，當地值勤的公安、武警、便衣都處於鬆弛狀態，他們有的專注於手機上的黃色內容、手機遊戲，或正專注於與親友聊天，以至於未能及時發現彭立發在四通橋上的“掛標(語)行動”，直至彭立發在橋上燃起引人注目的烽煙，使得附近行人、居民駐足觀看，發出議論、驚呼之後，才往橋上冒煙處觀看，才發現彭立發在橋上掛出的巨幅標語，立即向上級報告情況，經上級批准之後，才派出幾部警車到橋上將彭立發拘押，並將彭立發張掛的標語收繳。




如系這種情況，則表明中共當局看似嚴密的維穩系統也因無所不在的腐敗而遠沒有中共自己宣稱的和不少國內外人士認為的那麽嚴密、高效。




其基層維穩工作人員也因社會的不公(他們的領導們平日吃香喝辣、收受賄賂、包養二奶，在辦公室、在家裡養尊處優，而他們則不論風雨日曬；不論嚴寒酷暑都要外面執勤)而心懷不滿。因而執勤時，消極怠惰、混日子，哪裡會專心致志，隨時關注周圍的情況，以致給了彭立發以可乘之機，得以在四通橋上完成了他看似無法完成的“掛標”壯舉。




另一種可能性是當彭立發在橋上開始掛出標語時，並不是沒有被在橋四周執勤的軍警、便衣們發現，而是當他們看到彭立發掛出的標語上面所寫的內容都是他們心裡想說而又不敢說的話，就故意裝作未看見的樣子，遲遲不採取行動進行阻止，也不向上面報告，使彭立發贏得了寶貴的十幾分鐘時間，從容完成在四通橋上張掛標語並引燃發煙物的壯舉。




要知道，在四通橋附近執勤的眾多軍警、便衣之中只要有一個是忠於中共的“職守”的，他發現彭立發在橋上剛開始張掛標語時，就立即來取行動通知在四通橋附近值守的警車、摩托前往四通橋上制止彭立發的“掛標”行動，那麽彭立發是不可能順利完成他的“掛標”壯舉的，更不可能在橋上點起引人注目的烽煙。




這表明彭立發標語上所寫的內容，不僅代表了廣大民眾的心聲，也代表了很大一部份中共基層維穩人員的心聲，才導致四通橋四周的維穩軍警、便衣對彭立發先生在四通橋上的壯舉故意“視而不見”，直到彭立發在橋上完成他那震驚世界的壯舉，並讓彭立發的這一壯舉有時間流傳至國內外之後，才例行公事地採取行動，派出警車和警員到橋上將彭立發拘押，並將早已流傳到國內外的標語收繳。從視頻上看彭在被軍警拘押時，他還罕見地未受到暴力對待。




另據網友報導，他從北京公安內部的朋友處得到消息：彭立發被拘押後，警察對他還算客氣，對案件的偵破也不是很積極。




以上這些情況已表明對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在他們愚蠢的內外政策造成的內外交困的險惡環境之下，試圖回歸毛時代的倒行逆施，以及對待疫請所奉行的愚不可及的“清零政策”，不僅引起了廣大民眾的不滿，也引起了中共當局許多基層幹部和基層維穩人員的不滿。




這些基層幹部和基層維穩人員對習當局的清零政策和試圖回歸毛時代的做法採取消積怠工、不作為，或陰奉陰違，對上面的要求虛與委蛇、應付了事的態度。




據筆者的一位廣州友人說：他三月份從海南回到廣州後，因白雲區疫情較嚴重，被當地(廣州番禺區)要求連續做了四次核酸檢測(每日一次)，當做第四次時，他問疫情防控人員：還要做幾次？該工作人員稱：至少還要做兩次。當他次日準備去做第五次時卻發現，南浦里搭建的二三十個核酸檢測棚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社區也未再通知去做核酸檢測。過了約一個星期，他上午去南浦里一帶散步時，看到那裡又搭建了二三十個核酸檢測棚，卻只有兩個棚有醫務人員在那裡進行檢測，一共只有二十來個人在那裡排隊等候檢測，卻有一個工作人員拿着攝像機在那裡拍攝視頻。朋友所在社區，也未通過手機要求居民去做核酸檢測(但馬路上還是有人拿着擴音器要求民眾前去做核酸)，到傍晚朋友又散步到南浦里時，發現那二三十個核酸檢測棚仍然只有兩個棚有醫務人員在進行檢測，排隊的人也只有一二十人(估計是要到外地旅行的人不得不做)。到次日上午朋友再去散步時，發現那二三十個核酸檢測棚，一夜之間又忽然消失得無影無蹤。據朋友稱：這種情況連續出現過四五次(大約一星期左右出現一次)。




這種情況表明：基層工作人員和疫情防控人員早已被習當局的清零政策搞得不勝其煩，都在釆取應付、消極抵制的方式對待習當局的清零政策。




因為廣東省和廣州市的最高領導都是習近平空降到廣東省和廣州市的習派人馬，他們都要忠實地推行習近平的清零政策，而廣東省和廣州市的中下層幹部，由於歷史的原因，大多具有較強的“改革開放”意識，廣東省和廣州市的最高領導秉承習近平的旨意，要推行清零策，要求對民眾不停地進行大規模核酸普檢，而廣東省和廣州市的中下層幹部又不願意這麽干，只好採取陽奉陰違的辦法加以應付抵制，這就是為什麽廣州南浦里的數十個核酸檢測棚剛搭建未進行大規模檢測就拆掉，拆了又榙建，每次只有一兩個檢測棚有醫務人員在檢測，錄好像之後，又拆掉的原因。




搭好核酸檢測棚後，錄下有人在檢測的視頻是為了報上去忽悠省市的最高領導，告訴他們：你們看，光是在南浦里就有二三十個核酸檢測棚在進行大規模核酸普檢。




彭立發先生在警衛森嚴的北京四通橋上成功“掛標”的壯舉，和廣州中下層幹部和民眾抵制清零政策的行為，都表明：儘管習當局採用了許多高科技手段諸如：人臉識別系統、手機定位系統、數以千萬計的監控攝像頭、網絡防火牆、對通話的監聽和竊聽……等，再加上數以千萬計的線人、數以百萬計的軍警、便衣和數以百萬計的各級基層幹部對全國民眾進行了嚴密的管控。但這個管控系統還是存在着許多漏洞的，否則就不會出現震驚中外的“彭立發事件”和廣州中下層幹部和民眾抵制清零政策這類事情。




近年來，特別是習近平上台以來許多人(包括許多民主異議人士在內)對中共當局運用高科技手段加強對民眾的管控產生了恐俱，似乎覺得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無不在中共當局的掌控之中，中共當局對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瞭如指掌。




從理論上說中共當局當然有可能做到這一點，但實際上中共當局是不可能對每一個人都做到這一點的，因為要對一個人的一言一行都做到24小時不間斷的嚴密監控，中共當局至少要有三人，一台車在此人居住處三班輪流進行監視，以備此人一旦離開居所時進行跟蹤監視，還得配備一個人頂班輪休，此外還得配備專人對此人的手機、電話、微信、視頻通訊進行監控，還要在此人居處的進出口安裝攝像頭，以確認此人常與哪些人交往，也要在此人居所附近或親友中收買線人，隨時報告此人的言行，還要對此人的郵箱和其他資訊交流平台進行監控，對於設置了密碼的資訊交流平台，還得請高端專業人才來進行密碼破譯，如果此人警惕性很高，設置的密碼不僅破解的難度大，而且經常更換密碼，那麽，中共當局光是監控此人的資訊交流的各種平台都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中共要不惜代價監控死此人對外交往的資訊平台，那麽中共在人力、設備和時間上要付出的代價也是驚人的，由此可知中共當局要完全監控住一個人都要花費如此巨大的代價，耗費如此多的資源，那麽中共要監控死全國十四億民眾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但是由干中共當局對“天眼(監控攝像頭)”系統、人臉識別系統、手機定位系統、手機、電話監控系統、防火牆系統……等現代監控科技的大力吹噓，使國內許多民眾，包括許多民主異議人士都被中共的這些高科技監控手段所震懾，而變得縮手縮腳、謹小慎微，不敢發聲、不敢行動。而這些正是中共吹噓他們所掌控的高科技監控手段要達到的目的，它就是要讓你不敢發聲、不敢反抗。




通過前面的介紹，就是要讓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中共當局除了可以基本上監控住國內着名的、有巨大影響力的、對中共的極權統治構成直接威脅的為數有限的民主異議人士、維權人士和維權律師之外。對全國為數眾多的民主異議人士、維權人士、維權律師和普通民眾，中共當局是完全不可能進行全面管控的，這並不是中共不想對他們進行全面管控，實在是中共心有餘而力不足。




這次民主異議人士彭立發先生能成功在北京四通橋上完成他那震驚世界，並將載入史冊的“掛標”壯舉就是證明，想一想：如果彭立發這位以前並不知名的北京民主異議人士，如許多被中共當局的眾多高科技管控技術所震懾的人所認為的那樣，他的一舉一動都無時無刻不在中共的掌控之中，那麽，彭先生完全不可能完成他在四通橋上的壯舉的。




因為倘若彭先生的一舉一動都如許多人誤認為的那樣，隨時都在中共的嚴密監控之中，那麽從彭先生採購那麽長的布料(現在，在城市裡，已基本上沒有人會購買大量布料，請裁縫在家裡製作衣被之類的物品了)這一反常行動起，彭先生就必將引起中共警方的注意，接着警方便會加強對彭先生的監控，當發現彭先生在家書寫製作“反動標語”時，便會將他拘捕，那後面哪裡還有彭先生到四通橋上張掛“反動標語”和點燃烽火的事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