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滅，痞子出，野渡無人舟自覆

——再談團滅，尤其是團滅於習的必然性

西方文明上升的精神內在，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時代。在蠻滅後，不再薪火相傳卻也藉燼火相傳維持到黑暗時代以後的文藝復興。一旦復興更始啟蒙，民智大開，人文昌盛，思想活潑，科技飛躍，才有了人類“開化”的現代。

國人受西方文明的浸染既深，於是輾轉產生“中華復興”的遐想。模式很好，但是無疑自相矛盾——這邊廂，我們自豪“不曾中斷的中華文明”，那邊廂又欽羨人家“復興”的巨大變遷——以五千年的漸變對比不到一千年的巨變，說不清的自卑還是自豪。

如果說東西方在孔子的時代思想的活躍程度尚有摩比，那麼其後的黑暗卻也朋類。只不過，就像國學所強調的“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中華大地確實沒有廢於荒蠻：中華文明陷於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痞態文明”的“灰色地帶”。

禮壞樂崩的春秋戰國，把中華文明封凍在鐵器時代的初期，這種在史前與史後文明夾縫中的“灰色地帶”就是我們的矛盾狀態：不滅不興，或者說是我們的燼火不傳的燜煾期。

中國人不發展文明，發展了什麼？

答案是：中國人發展了連綿不斷的二十七史——有文字記載可證。二十七次“復興”？還是二十七次“復辟”？同一社會形態的不斷重複，原地不動的“鬼打牆”，從未中斷。

中國這款文明，信奉的是什麼？也就是說，中國人一貫的價值體系是什麼？很簡單，一言以蔽之：勝者王侯敗者賊。文明的說法是：天下者惟有德者居之。“居之”就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的文明與野蠻的征服血腥的統治等價。

大家說，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ZF。同樣，有怎樣的ZF，就有怎樣的人民。所以說，在中國“人民領袖”四個字，就是一種Tautology，與其說是褒，不如說是貶。

那麼中國的人民，是文明的人民，還是不文明的人民？

只能說是“有史人民”，這是我們最大敬意的史實敘述——文明僅僅在於有五千年的文字記錄，不曾中斷。

記錄的是什麼？記錄的是史外文明。比如說，我們認為最輝煌的《史記》，記錄的是宮刑；延綿的二十七史，記錄的是千篇一律的國家權力的非程序交接——中國人對國史津津樂道，因為我們並不知道世界上竟然有“程序化交接”的政治模式存在。

不求進化的社會形態，也值得恬言“文明”？

這就是為什麼可以總結“我們的文明”為“痞態文明”，而且是“有史人民”的“痞態文明”。

拿我們知道的歷史說，連年的軍閥混戰，是不是痞態文明？湖南農民運動，是不是痞態文明？槍桿子裡出政權，是不是痞態文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不是痞態文明？打倒四人幫，是不是痞態文明？文化革命後興起的是不是有一股可上檯面的“痞態文化”？等等列列，不一而足。

我們的文明記錄，是文明外文明，是痞態的文明。

我們就跟森林裡的猴群一樣，羨慕人類的文明，可是即使經過科班訓練，卻做不到“照本宣科”——骨子裡，我們的文明還停留在叢林生態，還在樹上。

就說團滅，從胡錦濤的“科學發展”的字樣看，確實有點想從樹上下來的動議——團派，是中國ZF用蘇聯模式在正規院校正規訓練培養出來的所謂“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勞動者”，他們被抬舉為“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他們的青澀，在於沒有革命戰爭的經驗，沒有工農生產的實踐，也在於被稱作“五分加綿羊”的唯唯諾諾的唯命是從的入世態度，更在於他們的近於“非痞”的不夠厚黑。

他們的對立面，自然是“痞態存在”的同代人——具體是誰？就正好是習近平，薄熙來這一批少年勞教所“培養”的“痞態文明”代表作的精神貴族。

團派與痞態，生死勝負，放在中華文明的背景下，放在中共的自身發展的延續上，一邊是格格不入，一邊是如魚得水，兩相對比，還會有什麼悖議？

習近平全面控制的中共二十大，更是把痞態文明發展到中國歷史的最吊頂：他清清楚楚地把一場精心策劃的政變寫成權力程序化交接而丹青“中共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