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十月勞工新聞重點:鄭州富士康“徒步返鄉”;勞動監察部門懶政化問題泛濫
一、鄭州富士康工人大批出走“徒步返鄉”
鄭州富士康廠方隱瞞疫情、強迫確診工人上班的消息在10月25日陸續於網上流傳。一名鄭州富士康的工人在微博上透露,廠區有工人確診,30人一批次的抗原快篩有5人驗出陽性被拉走。 “光確診的,沒超過2000人我都可以把頭割給他”。這些確診數字並未反映在鄭州市的疫情數據上。
富士康爆發疫情的消息傳開後,一名2022屆菁干班的成員在網上撰文,指出富士康疫情“早在10月8號就已經初現端倪”。隨着疫情蔓延,廠方在10月14日對工人實施閉環管理。然而,十多萬工人集中在廠區,與外界隔絕,雖然限制疫情向外擴散,卻造成內部大量人傳人,令疫情更嚴重。成了密切接觸者的工人不願上班,富士康廠方則強迫他們工作。 “出現陽性病例之後,該小組很害怕,不敢進車間上班了,但是管我們的領導依然強烈要求要進入車間,繼續定崗定位。”
另一方面,對於不上班的工人,廠區不會為其提供飲食,亦不會為其上門提供核酸檢測,工人要檢測和吃飯就要上班。為了壓制疫情,富士康在10月20日取消堂食,加上廠區的商店被限制營業,使生活物資的供應變得相當緊張。 10月25日,網上的視頻顯示上百名隔離人員在瘋搶食物。
由於廠區管理混亂,疫情亦未見緩和,很多河南省內的員工在10月29日決定立即返鄉。網上因此開始流傳一些徒步返鄉的工人的影片。微信公眾號“一號時務局”報道,返鄉的工人包括回鄭州周邊縣城,也有幾百公里之外的周口,洛陽丶商丘。很多工人都是高中畢業生,二十歲出頭,面對缺水缺食物的情況,沿途的居民儘自己所能,擺放了很多水和食品,成為工人在返鄉路上的補給站。
在整個鄭州富士康曝出疫情的事件中,有文章提出,消息皆是由富士康方面放出,而非鄭州市防控部門。 “鄭州官方通報的疫情,連續數日幾乎是風平浪靜,29日不過3例確診,20個無症狀”。
二、電子、玩具、製衣業陷入衰退,電動車行業競爭激烈
財新9月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錄得48.1,低於8月1.4個百分點,與5月持平,為五個月以來最低,反映中國製造業仍然處於收縮期。
經濟衰退對電子、玩具、製衣行業等消費品生產首先帶來影響。中外玩具網報道,奧飛娛樂、星輝娛樂、沐邦高科、高樂股份、實豐文化5家傳統玩具大企業在去年淨利潤均呈虧損狀態。香港上市企業奇士達今年上半年則裁員近60%,公司僅剩226名全職員工。動漫遊戲美工的畢業生對工作的競爭現時十分激烈。
蘋果代工廠的iPhone14車間亦正在拆線。由於iPhone14市場表現未如理想,鄭州富士康已拆或將拆生產線的車間至少在5個以上。時代在線指,車間由於拆線,沒給工人們安排加班,工人準點下班,是量產以來第一次早下班。
微博帳戶“殺鹹魚的馬特”一篇帖文提到,廣州製衣村有些工廠斷斷續續地開工停工,甚至直接關閉,導致受訪工人收入大受影響,目前平均每月拿到的工資只有之前收入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
汽車行業的革新則正在加速。汽車產經報道,傳統跨國車企巨頭們這一代的發動機開發完後,暫時沒有下一代的開發計劃,國內品牌亦表示即便繼續研發內燃機,也是為混動車服務。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車的競爭異常激烈。財新網最新的報道指,2022年以來,特斯拉一直在提升上海工廠產能,該廠實際產能已超過75萬輛,行內人士更指實際產能達100萬輛。同時,特斯拉在10月24日宣布大幅下調國產Model 3和Model Y售價,發起價格戰。
新能源汽車的新一輪競爭令更多具機械工程專業的工人陷入轉型焦慮。汽車產經訪問的工人指,車企發動機工程師的技術自豪感已經消失。工人們表示,研發發動機的人轉做新能源汽車的選擇面很窄,只能做增程器。這批工人假如要找到匹配新行業的工作,往往意味着要放棄原居地建立的社會關係,重新安排家庭內部的分工、子女就學、購置房產等。
三、疫情下民航業虧損增加,空乘轉行,機務人員青黃不接
界面新聞報道,受疫情影響,2022上半年民用航空虧損增加。民航局年中工作會議透露,日航班量最低時只有2967班,僅為2019年同期17.8%,整體虧損達1089億元,其中三大航空公司占近一半。疫情前,三大航客座率普遍在80%以上,2020年疫情初期也維持在66%以上,2022上半年則跌至約60%。除了客運量減少,人民幣兌美元貶值也導致損失,因航空公司購買飛機、航材、航油等一般通過美元結算和支付。
九派新聞報道,近年民航乘務員數字下降,從2020年約102,000名乘務員到2021年約97,000名。九派新聞訪問了數名轉行的乘務員,有人表示飛國內航班不掙錢,飛國際比較掙錢,但可能需要經過極地、高海拔地區,以及適應時差,對身體造成損耗。有人表示過去常飛國際,月薪超過17,000元,這兩年來工資卻是3000-5000元,在北京連交房租也有困難。有人表示空乘晉升空間不大,工資有天花板。轉行的方向多樣,有人認為空乘轉行的普遍難度在於接觸的東西有限,甚至有人不會用電腦,優勢在於知道如何與人溝通。
界面新聞另一篇報道指出,兩年來民航機務人員(航空器維修人員)流失約9000人,流失比例14%。一個近期原因是疫情下機務群體的調薪基本暫停。不過,疫情只是原因之一,工作強度大、工資低於汽修等其他行業是長期問題。2001年,全行業人機比(人員數量與飛機數量的比值)是54.7,至2021年跌至15.6。機務維修屬於保障性工作,不直接產生效益,被航空公司歸為運營成本之一,且這項成本耗資偏高,企業往往着力要壓低成本。
由於一線機務頻頻離職,業內有“青黃不接”的問題,新機務維修人員難以承擔排故或者重大維修工作,只能維修骨幹人員去做,這部分人疲勞愈發加劇,容易進入多干、多錯、多罰的怪圈,骨幹維修人員覺得“身心俱疲”。
四、多個家政平台暴雷,家政工遭遇欠薪追討無門
今年以來,多個家政平台爆雷。根據財新報道,爆雷原因不僅是因為疫情衝擊,還有平台以消錢補貼的方式盲目擴張、負責人捲款跑路。許多家政工遭遇欠薪,全國到處都有訴訟,但是難以追回工資,原因包括被告不出庭、申請強制執行卻被告知找不到平台負責人的有效財產(但家政工表示,原來的平台高管其實成立了新的家政公司,轉移財產,甚至叫原來的家政工到新公司工作)。
另外,家政平台往往要求用戶向平台預付家政工的半年或全年工資。這筆款項由平台暫管(可能用作擴張或其他用途),如果平台爆雷、跑路,不僅用戶交了錢不能得到家政服務,家政工幹了活也拿不到應付工資。
五、千萬青年考教師編制,臨聘老師掙扎“上岸”
鳳凰網報道,近年教師資格考試報名人數急升,從2016年260萬人到2021年多於1100萬人,其中800萬人是非師範生。背後原因除了國家希望提升中小學師生比,也因為青年考公、考事業編的浪潮。
中小學教師崗位競爭激烈,微信公眾號“深圳微時光”報道,約29人競爭一個深圳老師崗位,平均錄取比約3.5%。深圳老師年薪達30萬、穩定、有幾個月寒暑假,在疫情和裁員風波下,成為年輕人口中性價比最高的職業,甚至清華、北大的博士生也去面試。不過,“深圳微時光”採訪的一位 “上岸”中學教師指出,工作時間和強度超乎想象。在深圳,中考比高考還重要,對高成績的渴望對教師構成壓力。受訪者指“大廠996,我們007”,從早上7點到晚上11點都在學校。小學老師表示,放學後還需要在微信回復家長信息,應對家長的質疑與不滿非常磨人。
臨聘老師的壓力更大。與教育局招收分配到學校的正式教師不同,臨聘老師是和教育局合作的機構簽約,合同一年一簽,沒有穩定的編制。在教師資源緊缺的情況下,他們緩解了燃眉之急,卻面對待遇不同的問題。三聯生活周刊的報道指出,大多數地方臨聘教師的薪酬待遇都遠低於在編教師,社保、福利也有所差異。
微信公眾號“真實故事計劃”敘述了幾個溫州市臨聘老師的故事,家長稱他們為“代課老師”,對他們不信任,令他們更精神緊繃地工作。他們努力考編,但每年錄取率不斷下降,“上有研究生等高學歷人才來競爭“鐵飯碗”,下有非師範生也可以參加考編的政策。”年齡的紅線也在不斷逼近,在許多地區,本科生參加教師編制考試的年齡限制在30歲及以下,研究生則在35歲及以下。另外,臨聘老師以往會在培訓機構兼職補貼生活,“雙減”政策落實後,教師值日的時間延長,收入卻下降。
編制問題還會影響到臨聘老師的生活。“真實故事計劃”指出,臨聘老師在婚戀市場處於弱勢。三聯生活周刊的報道則指,有臨聘老師因為結婚、生育後沒有備考時間,放棄考編。有人決定一定要先考編、再結婚生育,否則腰杆挺不直,也無法負擔育兒成本。
六、老年人再就業大增,“生兒養老”觀念正在改變
8 月下旬,以中國老年人才網的上線為標誌,“銀髮族就業” 的話題再次提上公共議題。前程無憂對老年人口再就業發表的報告指出,日常生活開銷(37.7%)、養老儲備金(21.3%)和為子女分擔壓力(18.3%)是受訪老年人認為的三大主要負擔。現階段,“生兒養老”傳統觀念正在改變,有些老人退休後,主動或被動工作用於補貼子女生活。
新京報報道,2020年2至9月,50歲及以上提交簡歷的求職者同比增長32.4%,增速是35歲以下求職者的4倍多。老年人口再就業的職位集中在餐飲、保安、環衛等勞動密集型的服務行業。這些企業為了節約人力成本,不與再就業的老年人簽訂聘用協議,相關的醫療、工傷保險等亦不作辦理。而且,在現行法律下,雇主大可引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第44年的規定,指勞動者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後,勞動合同終止,不與再就業的老年人簽訂勞動合同,而只簽訂勞務合同。
不過,《財經十一人》採訪的老年人表示,即便面對法律上的空白,他停止工作後感受到精神上的匱乏,甚至出現焦躁情緒。對於他來說,日子慢得難熬,亟需各種活動來消磨時間。這種精神狀態加上子女日常生活的重擔,正在迫便退休後的老年人重投勞動力市場。
七、平均工時新高,原因包括居家辦公、閉環生產
《中國勞動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指出,2022年前8個月平均周工時為47.3小時,較2019年同期增加了1.39小時。2022年7月、8月的周平均工時達48小時。以現在中國法定的每周工作40小時來計算,每人每月(按照每月平均4.35周計算)平均加班達到34.8小時。這個數字已經逼近中國勞動法的每月加班上限36小時。
失業率一般與工時增長呈相反趨勢,通常經濟下行、勞動力市場惡化會導致不充分的僱傭。正職員工可能被裁員轉為兼職打工,工作時間自然下降。不過,與往年相比,2022年調查失業率偏高,周平均工時也是新高,顯示勞動強度確實地加強。疫情下新的勞動形式是原因之一,包括白領居家辦公、藍領閉環生產。
八、勞動監察部門懶政化
《中國勞動趨勢》整理了近十年政府人社部的統計報告,發現勞動監察部門在處理勞動爭議案件方面懶政化趨勢嚴重。
中國勞動者遭遇勞動爭議時有兩條路徑維權:一是司法/准司法路徑,走勞動仲裁、不滿仲裁結果可上法院訴訟;二是行政路徑,向勞動監察部門(下稱勞監部門)申訴,勞監部門再檢查、懲罰企業。
從2013年至2022年,中國勞動爭議案件總數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但勞監部門處理的案件數目和比例呈下降趨勢(從60%到不足10%),越來越多案件通過勞動仲裁委員會(准司法/司法途徑)處理。這對勞動者不利,因為勞動仲裁委員會僅僅作為第三方來處理工人個案,而勞監部門則可以針對企業進行主動出擊、懲罰違反勞動法的行為。另外,勞動仲裁通常與訴訟連結在一起,程序複雜,往往曠日費時,而勞監部門視乎行政部門的效率,有可能較迅速解決問題。
《中國勞動趨勢》還指出,勞監部門的其他績效(包括追回的工資數額、要求企業補繳的社保數額、主動檢查的用人單位戶數等)也大幅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