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眼裡的世界——中國的首席空想家到底相信什麼？

KEVIN RUDD(陸克文)

譯者：張冬

後冷戰時代，西方世界不乏宏大的歷史理論和國際關係理論。世界格局和參與者可能會發生這樣那樣的變化，但全球地緣政治的戲劇仍在繼續：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不同變異流派競相解釋國家行為並提出各種預測，學者們爭論世界是否正在見證歷史的終結，是文明衝突還是完全不同的其他東西？毋庸置疑，關於中國在習近平領導下的崛起以及他對美國實力的挑戰，現在比任何其他問題都更能引起人們的關注和分析。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習近平設法鞏固自己的權力並確保自己前所未有的第三個任期。對此，西方分析家們試圖解讀驅使他和他對中國抱有野心的世界觀。

然而，在這種尋求理解的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思想體系普遍缺失：即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這很奇怪，因為自從1949年以來，馬列主義一直是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但這種遺漏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大多數西方思想家很久以前就認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實際上已經死了—— 即使在中國，197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鄧小平早就拋棄了他的前任毛澤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正統觀念，轉而支持更類似於國家資本主義的東西。鄧小平以其特有的、直言不諱的方式概括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不爭論”。“讓我們摒棄理論吧，”他在1981年的一次中共重要會議上對與會者這樣說。他的繼任者江澤民和胡錦濤步其後塵，迅速擴大了市場在中國國內經濟中的作用，並奉行了促進中國最大限度地參與以美國為首的全球經濟秩序的外交政策。

然而，習近平讓那個務實的、非意識形態的治國時代戛然截止。取而代之的是，他發展了一種新形式的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外交政策的形式和實質產生了很大影響。習近平這樣做並沒有建造一個理論的空中閣樓，以使中共對出於其他更實際的原因所做出的決定進而合理化。在習近平的領導下，更多的是以意識形態驅動政策，而非相反。習近平把政治推向了列寧主義的左翼，把經濟推向了馬克思主義的左翼，把外交政策推向了民族主義的右翼。他進一步加強了中共對公共政策和私人生活各個領域的影響力和控制力，重振了國有企業，並對私營企業施加新的限制。與此同時，他通過推行日益自信的外交政策來煽動民族主義，他的民族主義的外交政策是受到馬克思主義信念的啟發並得到大力推動，即歷史不可逆轉地站在中國一邊，一個以中國權力為基礎的世界將會產生一個更加公正的國際秩序。簡而言之，習近平的崛起意味着意識形態人的回歸。

這種思潮並不是簡單地倒退到毛澤東時代。習近平的世界觀比毛澤東的世界觀更復雜，他把純粹的意識形態與技術官僚的實用主義混合在一起。習近平關於歷史、權力和正義的表述可能會讓西方聽眾感到難以理解或無足輕重。但西方世界忽視了習近平意識形態的信號對自身的危險。無論他的想法多麼抽象和不同尋常，它們都對中國現實中的政治和外交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隨着中國繼續崛起，也會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廣泛影響。

共產黨人

像所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樣，習近平的思想基於歷史唯物主義（一種研究歷史的方法，聚焦於探究通過持續不斷的階級鬥爭取得進步的必然性）和辯證唯物主義（一種研究政治的方法，着重於觀察當矛盾的力量相互碰撞並得到解決時，變化是怎樣發生的）。在他出版的著作中，習近平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將中國革命置於世界歷史的背景下，認為中國向社會主義更高級階段的過渡必然伴隨着資本主義制度的衰落。透過辯證唯物主義的視角，他將自己的議程描繪為中共在與國內（傲慢的私營企業、受西方影響的非政府組織、宗教運動）和國外（美國及其盟國）的反動勢力之間日益激烈的競爭中向前邁進的一大步。

對於置身中國以外的人來說，這些概念似乎晦澀難懂，但是他的理論受到中共精英、中國高級官員以及許多為政府提供建議的國際關係學者們的重視。習近平發表的理論著作，自毛澤東以來比任何其他中國領導人的著作都要寬泛得多。中共還借鑒了通常指導西方政治體系的各種經濟和戰略建議。但是，在中國體制內，馬列主義仍然是其世界觀的思想源頭，在這種世界觀指導下，他們自認為中國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並將美國描繪成是在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衰落中痛苦掙扎，它被自己的內部政治矛盾所吞噬，並註定要被拋在一邊。在習近平看來，這將是歷史的真正終結。

在習領導下，意識形態決定政策，而非相反

2013年，在習被任命為中共總書記僅五個月後，他在北京為中共高級領導幹部召開的思想宣傳大會上發表了一個講話。講話內容當時沒有報道，但三個月後被泄露出來了，並由《中國數字時代》公開發表。這篇演講展示了他未經過濾的最深刻的政治信念。講話中他詳細闡述了意識形態衰敗的風險，它導致了蘇聯共產主義崩潰，他還描述了西方在中國內部煽動意識形態分裂的作用，以及鎮壓各種形式的不同政見者的必要性。“一個政權的解體往往從意識形態領域開始，”習近平說。“政治動盪和政權更迭可能會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意識形態演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他繼續說道，並警告說，一旦“意識形態防禦被突破，其他防禦就變得非常難以堅持”。但是他向聽眾保證，“正義是在我們中國共產黨這一邊，”他鼓勵他們在與西方國家打交道時不要“迴避、怯懦或沉默”，西方國家的目標是“與我們爭奪人心和大眾的戰場，最終推翻中共的領導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

這種言論意味着要加強打擊任何“煽動異議和製造分裂”的人，並要求中共黨員不僅對黨、而且對習本人必須表現出忠誠。隨之而來的是對中共的內部“清洗”，“大清洗”是通過清除任何被認為是政治上或制度上的反對派來實現的，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過長達十年的反腐運動來實現的。這場運動甚至在習演講之前就已經開始了，一場“整改運動”給黨的政法機關帶來了又一輪清洗。習近平還加強了中共黨對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武裝警察的控制，併集中強化了中國的網絡安全和監控系統。最後，在2019年，習近平推出了一項名為“不要忘記黨的初衷，牢記使命”的全黨教育活動。根據一份公開的官方文件，這項倡議的目標是讓黨員“進行理論學習，並在思想和政治中接受洗禮”。到他的第一個任期結束時，顯然，習近平的目標是要把中共黨轉變成為一個復興的、具有世俗信仰的高級教會。

高舉馬克思主義大旗

與國內政治中那些直接向列寧主義戒律大步伐邁進相反，在習領導下，經濟政策向馬克思主義正統觀念的過渡較為緩慢。長期以來，經濟管理一直是屬於國務院領導，是政府行政部門的技術官僚的管轄領域。習近平的個人職權范圍則更多地在於黨史、政治意識形態和大戰略，而不是金融和經濟管理的具體事務。但是，隨着黨的機器越來越多地控制國家經濟部門，中國關於國家和市場相對作用的政治辯論變得越來越意識形態化。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2015年中國本土金融危機之後，習近平也逐漸對市場經濟失去了信心。這場危機是由股市泡沫破裂引發的，它導致中國股市價值暴跌近50%，直到2016年才最終穩定下來。

因此，習領導下的中國經濟政策——從支持市場改革的共識到接受更多的黨和國家的干預—是不均衡的、有爭議的，有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事實上，2013年底，在習近平關於意識形態和宣傳的復興講道後不到六個月，中共中央委員會（由數百名黨的高層領導人組成）通過了一份引人注目的、標題為《決定》的關於經濟改革的文件。這個文件概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這些措施將使市場能夠在經濟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但這些政策的推進到了2015年開始放緩直至停滯，而國有企業則在2015年至2021年期間從“行業指導基金”中獲得了數萬億美元的投資—國家的大量注資使中國政府重新成為制定經濟政策的中心。

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宣布，未來黨的意識形態上的主要挑戰將是糾正鄧小平1970年代末啟動的市場化政策改革在“改革開放”期間出現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發展”。2021年發表在黨的意識形態雜志上的一篇鮮為人知的演講中，習近平實際上質疑了鄧小平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定義，挑戰了鄧小平認為中國必須忍受數百年的不平等才能實現全民繁榮的觀點。與鄧觀點相反，習呼籲更快地過渡到社會主義高級階段，並宣稱“經過幾十年的努力，這是一個標志着我們新起點的時代。”習近平拒絕了鄧小平的漸進主義以及中國未來註定會走向發展不完善和階級不平等的觀點。他承諾，通過更加嚴格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中國可以在不久的將來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和更大的經濟平等。

他要想取得這樣的結果，將取決於讓黨委在選拔高管以及在董事會關鍵性決策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以此來增強黨對私營企業的影響力。隨着中國政府開始獲得私營企業的股權，國家也鼓勵成功的企業家投資國有企業，在更大程度上將市場和國家結合起來。

與此同時，中共經濟規劃者的任務是設計“雙循環經濟”，這實際上意味着中國將在所有經濟領域變得越來越自力更生，而世界經濟將越來越依賴中國。2020年底，習近平提出了一種被稱為“共同富裕”的收入再分配方案，通過這種方案，富人“自願”將資金重新分配給國家支持的項目，以減少收入不平等。到2021年底，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顯然已走到了盡頭，“改革開放”被一種新的國家主義經濟的正統觀念取而代之。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

習近平推動列寧主義政治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同時，採用了一種日益活躍的民族主義形式，這種形式在國外助長了一種民族自信，取代了鄧時代中國外交政策標志的韜光養晦和規避風險。習對民族主義重要性的認識早在他上任初期就顯露出來了。“西方有人說，中國應該改變歷史宣傳的角度，不應該再宣傳自己的屈辱歷史，”他在2013年的演講中指出, “但在我看來，我們不能理會這一點。忘記歷史意味着背叛。歷史是客觀存在的，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一個沒有歷史記憶的國家是沒有前途的。”2012年習就任中共總書記後，立即率領新上任的政治局常委參觀了在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的名為《復興之路》的展覽，該展覽記錄了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和日本的背信棄義，以及中共黨在中國“國恥100年”中的英勇對抗。

在隨後的年代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念成為習近平民族主義願景的核心。他的目標是讓中國到2049年成為亞洲乃至全球的強國。2017年，習近平確定了到2035年，中國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進程中必須達到的一套量化基準，包括成為“中等發達經濟體”和“基本完成中國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為了概括和描述他的願景，習近平引入或強調了一些意識形態的概念，這些概念允許中國採取新的、更自信的方法。首先是“綜合國力”，中共用它來量化中國的軍事、經濟和技術實力以及外交政策影響力。雖然這個概念被習的前任也使用，但只有習近平敢於聲稱，中國的實力增長如此之快，以至於中國已經“進入了世界領先行列”。習近平還強調了“國際力量對比”的快速變化，這是指中共用來衡量中國在追趕美國及其盟國進度的官方比照。中共的官方言論還提到國際體系中日益增長的“多極化”，以及中國實力的不可逆轉的增強。習近平套用了一句毛澤東的格言，把“東方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東升西降）稱為中國超越美國的委婉說法。

與他的前任相比，習近平對中國國力不斷增長的公開稱贊更加強烈和更加廣泛。2013年，中共正式放棄了鄧小平自1992年以來傳統的“外交方針”，即中國應該“韜光養晦，等待時機，永不挑頭”。習近平用2017年黨代會報告來描述了中國如何將“經濟、科技、軍事和綜合國力” 提升到了“躋身世界領先行列”的程度，並且，由於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升，“中華民族以全新的姿態屹立在東方”。

理論與實踐

對於那些對中國崛起持謹慎態度的人來說，最重要的是，這些不斷變化的意識形態的表述是如何付諸實踐的。習近平的教義聲明不僅是理論上的，而且也是可操作的。他們為許多外交政策舉措奠定了基礎，這些舉措在前任領導人的領導下是不可想象的。中國已經開始在南中國海進行了一系列填海造島，並在那些人工島上派駐軍隊，無視早先宣稱的不駐軍的公開承諾。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在台灣海峽周圍進行了大規模的實彈導彈襲擊演習，對台灣島的海上和空中封鎖進行了模擬演習——儘管以前中國也有能力這樣做，但中國前政權並沒有這樣做，以避免刺激台灣。習近平還通過多次中印邊境衝突，以及在邊境附近修建新的道路、機場和其他的軍事基礎設施等，加劇了中國與印度的邊境爭端。中國對一些國家採取新的更強硬的經貿脅迫政策，這些國家及其政策或冒犯了北京，或對中國施壓的承受力比較脆弱。

中國在打擊國外批評者方面也變得更加咄咄逼人。2021年7月，北京首次宣布對西方膽大妄為批評中國的個人和機構實施制裁。制裁符合戰狼外交的新精神，戰狼外交鼓勵中國外交官公開攻擊所駐在國政府，這與中國過去35年的外交實踐大相徑庭。

習近平的意識形態信念讓中國致力於建設一個習所說的“更公平、更公正”的國際體系，這個體系以中國實力而非美國實力為基礎，並反映了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價值觀更加一致的規范。出於這個原因，中國一直在推動取消聯合國決議中所有涉及普世人權的內容，並建立了一套新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機構，如“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上海合作組織，以此對抗並最終取代西方主導的國際機構。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更公平”世界的追求也讓中國塑造了在全球南半球推廣自己的國家發展模式，以替代自由市場和民主治理的“華盛頓共識”。北京還在世界范圍內向諸如厄瓜多爾、烏茲別克斯坦和津巴布韋等拒絕西方傳統自由民主模式的國家廣泛提供監控技術、警察培訓和情報合作。

中國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這些變化，早在習近平意識形態的早期轉變中就已經發出了清晰的信號。習利用西方人可能認為晦澀難懂的荒唐理論向中共黨傳達了一個非常明確的信息：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他打算利用這種力量來改變歷史進程。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習近平今年69歲，似乎不太可能退休。作為中國政治的終身學生和實踐者，他非常清楚，如果他下台，他和他的家人很容易受到繼任者的報復。因此，習可能會在他的餘生中繼續統治這個國家，儘管他的官方名稱可能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有所改變。他的母親已經96歲，父親一直活到89歲。如果他有父母長壽的遺傳基因，那麼至少到2030年代後期，習仍然有可能繼續擔任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習近平似乎沒有太強大的政治對立面。中國社會的一些人可能會開始對他建立的日益壓制性的國家機器感到惱火，但當代監控技術使他能夠以毛澤東和斯大林難以想象的方式控制異議。習近平對中國正在崛起的“民族主義一代”表現出越來越大的信心，特別是那些在國內而不是在國外接受教育的精英，他們是在他的領導下長大的，而不是在他的前任更自由的政權中成長起來的，他們自認為是習近平政治革命運動的先鋒。所以，如果以為習近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願景會在中短期內在其內部矛盾的重壓下會崩潰，那將是愚蠢的。如果有任何政治變化，那麼在習死後發生的可能性比他死之前更大。

習近平並不完全有安全感。他的致命弱點是經濟。習近平的馬克思主義願景是加強黨對私營部門的控制，擴大國有企業和產業政策的作用，以及通過再分配尋求“共同富裕”。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經濟增長可能會萎縮，這是因為商業信心的下降將減少私人固定投資以應對日益增長的政治和監管風險。畢竟，國家給予的，國家也可以拿走。科技、金融和房地產行業尤其如此，這些行業在過去二十年中一直是中國國內的主要增長引擎。由於受到供應鏈的不確定性和國民經濟自給自足新理論的影響，中國對外國投資者的吸引力也在減弱。在國內，中國的商界精英被反腐運動、黨控制的司法系統的任意性以及越來越多的知名科技巨頭先後政治失寵所嚇倒。同時，中國還要弄清楚如何擺脫其“新冠清零”戰略，中國的“清零政策”加劇了該國的經濟放緩。

此外，還有一些長期的結構性發展趨勢：人口迅速老齡化，勞動力萎縮，生產率增長低滑，以及國有和私營金融機構的高負債。中共曾預計，在2020年代的剩餘時間內，年均增長率將保持在6%左右，然後在2030年代放緩至4%左右。但一些分析師現在擔心，在沒有激進的政策調整的情況下，經濟將很快開始停滯不前，在2020年代將下滑到3%左右，到了2030年代將降至2%左右。因此，中國可能進入2030年代後仍然陷入所謂的中產階層收入陷阱，其經濟規模將小於或僅略大於美國。對於中國領導層來說，這一結果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如果就業和收入增長放緩，中國的財政預算將面臨壓力，這將會迫使中共在提供醫療保健、老年人護理和養老金權利與追求國家安全目標、產業政策以及“一帶一路”倡議之間做出選擇。與此同時，中國對世界其他經濟體的吸引力也將受到質疑。關於世界是否已經出現“中國高峰”的爭論才剛剛開始，而談到中國的長期增長，尚無定論。

因此，中國在本世紀20年代面臨的關鍵問題是，習近平能否調整政策，從經濟增長的急劇放緩中復蘇。但這對他來說意味着相當丟面子。更有可能的是，他將試圖矇混過關，僅僅小幅度地進行一些意識形態和措辭上的調整，並組建一個新的經濟政策制定團隊，希望他們能找到一種方法來神奇地恢復經濟增長。

習近平的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是他未來的意識形態藍圖，這幅藍圖在眾目睽睽之下掩蓋隱藏了中國的真相。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共通過辯證分析的棱鏡來評估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而這不一定是一種外人可以理解的方式。例如，習近平把西方旨在平衡中國的新機構視為具有戰略上的敵意並帶有意識形態色彩，例如對“四方安全對話”組織（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美國之間的戰略合作協議）和AUKUS組織（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之間的國防協議），他需要用一種新的形式來擊退政治上的、意識形態的和軍事上的“鬥爭”。在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中，中國的最終勝利是有保證的，因為歷史決定論的深層力量站在中共一邊，而西方正處於結構性衰落之中。

習近平身陷四面楚歌

習的這種馬列主義觀點將對亞洲發生衝突的可能性產生影響。自2002年以來，中共認為不太可能發生戰爭的代名詞一直是“中國繼續享有戰略機遇期”的官方說法。這一聲明意在表明，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將面臨較低的衝突風險，因此可以尋求經濟和外交政策優勢，而美國則在其他地方陷入困境，特別是在中東地區。但是，隨着華盛頓在2017年正式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對手”、持續不斷的美中貿易戰、相互經濟脫鈎（儘管是選擇性的）以及美國與澳大利亞，日本，韓國和北約的聯盟不斷加強之後，中共可能會改變其關於戰略環境的官方分析結論。

其危險在於，辯證方法及其產生的二元結論在應用於現實的國際安全世界時，可能會導致極其錯誤的結論。在 1950 年代，毛澤東認為美國會攻擊中國，美國企圖以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勢力的名義消滅中國革命，這是辯證的必然。儘管在那十年中發生了朝鮮戰爭和台灣海峽的兩次危機，但這種來自美國的攻擊並沒有發生。如果毛澤東沒有這種意識形態觀點，中國與美國關係的解凍也許早在十年前就開始了，特別是鑒於1959年後開始的中蘇分裂的現實。以同樣的方式，習近平現在也看到了來自各個方面的威脅，並着手在中國公共政策和私人生活的幾乎每個方面進行安全化防範。一旦這種威脅感知成為官方的分析結論，並被轉入中共的官僚機構，中國的體制可能就會開始行動，好像武裝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一樣。

習近平的這些意識形態表達，讓中共及其近一億黨員認識他們的國家及其在世界上的角色。他們不僅要自己認真對待這些話語，也要讓世界其他地區如此。至少，習近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正統觀念的擁護，應該讓西方消除任何一廂情願的想法，即習近平的中國可能會和平地開放其政治和經濟。應該明確的是，中國的外交政策不僅受到不斷滾動的戰略風險和機遇的驅動，而且還受到一種基本信念的驅動，即歷史變革的力量正在無情地推動國家向前發展。

中國可能會開始行動，好像武裝衝突不可避免

因此，這應該促使華盛頓及其合作夥伴認真評估他們現有的中國戰略。美國應該認識到，中國是美國在地緣政治主導的一個世紀中所面臨的最具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挑戰者。美國戰略家應該避免“鏡像”，也不應該假設北京會以華盛頓認為的理性或符合中國自身利益的方式行事。

西方在二十世紀贏得了一場意識形態的較量。但中國不是蘇聯，尤其是中國現在擁有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雖然習近平可能不是斯大林，但他肯定也不是戈爾巴喬夫。習近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正統觀念的執着幫助他鞏固了個人權力，但同樣的意識形態立場也造成了中共難以解決的困境，特別是經濟增長的放緩使中共與人民的長期社會契約受到質疑。

無論今後發展如何，習近平都不會放棄他的意識形態。他是一個真正的信徒。這意味着對美國及其盟友是又一次考驗。面對當前不斷展開的意識形態戰爭，要想從中獲勝，就必須從根本上重現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原則。西方領導人必須在自己的言行中捍衛這些理想，他們也必須成為真正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