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卡爾 馬克思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人口問題

　　一 人的發展及其本質

　　（一）人類的起源

　　蒙昧時代

　　（1）低級階段。這是人類的童年。人還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即住在熱帶的或亞熱帶的森林中。他們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樹上，只有這樣才可以說明，為什麼他們在大猛獸中間還能生存。他們以果實、堅果、根作為食物；音節清晰的語言的產生是這一時期的主要成就。在有史時期所知道的一切民族中，已經沒有—個是處在這種原始狀態的了。雖然這一狀態大概延續了好幾千年之久，但我們卻不能根據直接的證據去證明它；不過，我們既然承認人是起源於動物界的，那麼，我們就不能不承認這種過渡狀態了。

　　（2）中級階段。從採用魚類（我們把蝦類、貝殼類及其他水棲動物都算在內）作為食物和使用火開始。這兩者是互相聯繫着的，因為魚類食物，只有用火才能做成完全可吃的東西。而自從有了這種新的食物以後，人們便不受氣候和地域的限制了；他們沿着河流和海岸，甚至在蒙昧狀態中已散布在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區。石器時代早期的粗製的、未加磨製的石器，即所謂舊石器時代的石器（這些石器完全屬於或大部分都屬於這一階段）遍布於各大洲，就是這種遷徙的證據。新移居的地帶，以及不斷的活躍的探索欲，加上掌握了摩擦取火的本領，就提供了新的食物，這就是在熱灰或燒穴（地灶）中煨烤的澱粉質的根和塊莖，以及隨着最初武器即棍棒和標槍的發明而間或取得的附加食物——獵物。像書籍中所描寫的純粹的狩獵民族，即專靠打獵為生的民族，從未有過；靠獵物來維持生活，是極其靠不住的。由於食物來源經常沒有保證，在這個階段上大概發生了食人之風，這種風氣，此後保持頗久。即在今日，澳大利亞人和許多波利尼西亞人還是處在蒙昧時代的這個中級階段上。

　　（3）高級階段。從弓箭的發明開始。由於有了弓箭，獵物便成了通常的食物，而打獵也成了常規的勞動部門之一。弓、弦、箭已經是很複雜的工具，發明這些工具需要有長期積累的經驗和較發達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時熟悉其他許多發明。如果把已經知道弓箭，但還不知道制陶術（摩爾根認為向野蠻時代過渡就是從制陶術開始）的各民族，彼此對照一下，我們的確就可以看到，已經有定居而成村落的某些萌芽，以及對生活資料生產的某種程度的掌握，如：木製的容器和用具，用韌皮纖維做成的手工織物（沒有織機），用韌皮或蘆葦編成的籃子，以及磨製的（新石器時代的）石器。火和石斧通常已經使人能夠製造獨木舟，有的地方已經使人能夠用方木和木板來建築房屋了。例如，在美洲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中間，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切進步，這些印第安人雖然已經使用弓和箭，但還不知道制陶術。弓箭對於蒙昧時代，正如鐵劍對於野蠻時代和火器對於文明時代一樣，乃是決定性的武器。

　　野蠻時代

　　（1）低級階段。從學會制陶術開始。可以證明，在許多地方，也許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製造都是由於在編制的或木製的容器上塗上黏土使之能夠耐火而產生的。在這樣做時，人們不久便發現，成型的黏土不要內部的容器，同樣可以使用。

　　在此以前，我們可以把發展過程看做普遍適用於一切民族的一定時期的過程，而不管他們所生活的地域如何。但是，隨着野蠻時代的到來，我們達到了這樣—個階段，這時兩大陸的自然條件上的差異，就有了意義。野蠻時代的特有的標誌，是動物的馴養、繁殖和植物的種植。東大陸，即所謂舊大陸，差不多有着一切適於馴養的動物和除一種以外一切適於種植的穀物；而西大陸，即美洲，在一切適於馴養的哺乳動物中，只有羊鴕一種，並且只是在南部某些地方才有；而在一切可種植的穀物中，也只有一種，但卻是最好的一種，即玉蜀黍。由於自然條件的這種差異，兩個半球上的居民，從此以後，便各自循着自己獨特的道路發展，而表示各個階段的界標在兩個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

　　（2）中級階段。在東大陸，是從馴養家畜開始；在西大陸，是從靠灌溉之助栽培食用植物以及在建築上使用土坯（即用陽光曬乾的磚）和石頭開始。

　　我們先從西大陸說起，因為在這裡，在被歐洲人征服以前，不論什麼地方，都還沒有越過這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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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高級階段。從鐵礦石的冶煉開始，並由於拼音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於文獻記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這一階段，前面已經說過，只是在東半球才獨立經歷過，其生產的進步，要比過去一切階段的總和還要來得豐富。英雄時代的希臘人、羅馬建城前不久的各意大利部落、塔西佗時代的德意志人、海盜時代的諾曼人，都屬於這個階段。

　　首先，我們在這裡初次看到了帶有鐵鏵的用牲畜拉的犁；有犁以後，大規模耕種土地，即田野農業，從而生活資料在當時條件下實際上無限制地增加，便都有可能了；從而也能夠砍伐森林使之變為耕地和牧場了，這件事，如果沒有鐵斧和鐵鍬，也不可能大規模進行。但這樣一來，人口也開始迅速增長起來，稠密地聚居在不大的地域內。而在田野農業產生以前，要有極其特殊的條件才能把50萬人聯合在一個統一的中央領導之下；這樣的事大概從來都沒有過。

　　野蠻時代高級階段的全盛時期，我們在荷馬的詩中，特別是在《伊利亞特》中可以看到。發達的鐵製工具、風箱、手磨、陶工的轆轤、榨油和釀酒、成為手工藝的發達的金屬加工、貨車和戰車、用方木和木板造船、作為藝術的建築術的萌芽、由設塔樓和雉堞的城牆圍繞起來的城市、荷馬的史詩以及全部神話——這就是希臘人由野蠻時代帶入文明時代的主要遺產。如果我們把凱撒，甚至塔西佗對日耳曼人的記述跟這些成就作一比較，便可看出，野蠻時代高級階段在生產的發展上已取得多麼豐富的成就。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38頁。

　　這是一個方面。但我們不要忘記，這種組織是註定要滅亡的。它沒有超出部落的範圍；部落聯盟的建立就已經標誌着這種組織開始崩潰，這一點我們在後面將會看到，易洛魁人征服其他部落的企圖也表明了這一點。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在沒有明確的和平條約的地方，部落與部落之間便存在着戰爭，而且這種戰爭進行得很殘酷，使別的動物無法和人類相比，只是到後來，才因物質利益的影響而緩和一些。全盛時期的氏族制度，如我們在美洲所見的，其前提是生產極不發展，因而廣大地區內人口極度稀少；因此，人類差不多完全受着同他異己地對立着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這也就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觀念中。部落始終是人們的界限，無論對其他部落的人來說或者對他們自己來說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賦予的最高權力，個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動上始終是無條件服從的。這個時代的人們，雖然令我們感到值得讚嘆，但他們彼此完全沒有差別，他們都還依存於——用馬克思的話說——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的臍帶。這種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的權力必然要被打破，而且也確實被打破了。不過它是被那種使人感到從一開始就是一種退化，一種離開古代氏族社會的純樸道德高峰的墮落的勢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無恥的貪慾、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慾、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奪——揭開了新的、文明的階級社會；最卑鄙的手段——偷盜、強制、欺詐、背信——毀壞了古老的沒有階級的氏族社會，把它引向崩潰。而這一新社會自身，在其整整兩千五百餘年的存在期間，只不過是一幅區區少數人靠犧牲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大多數人而求得發展的圖畫罷了，而這種情形，現在比從前更加厲害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2頁。

　　但是，人們並不是到處都停留在這個階段。在亞洲，他們發現了可以馴服並且在馴服後可以繁殖的動物。野生的雌水牛，需要去獵取；但已經馴服的雌水牛，每年可生一頭小牛，此外還可以擠奶。有些最先進的部落——雅利安人、閃米特人，也許還有圖蘭人——，其主要的勞動部門起初就是馴養牲畜，只是到後來才又有繁殖和看管牲畜。游牧部落從其餘的野蠻人群中分離出來——這是第一次社會大分工。游牧部落生產的生活資料，不僅比其餘的野蠻人多，而且也不相同。同其餘的野蠻人比較，他們不僅有數量多得多的乳、乳製品和肉類，而且有獸皮、綿羊毛、山羊毛和隨着原料增多而日益增加的紡織物。

　　這就第一次使經常的交換成為可能。在更早的階段上，只能有偶然的交換；製造武器和工具的特殊技能，可能導致暫時的分工。例如，在許多地方，都發現石器時代晚期的石器作坊的無可置疑的遺蹟；在這種作坊中發展了自己技能的匠人們，大概是為全體工作，正如印度的氏族公社的終身手藝人至今仍然如此一樣。在這個階段上，除了部落內部發生的交換以外，決不可能有其他的交換，而且，即使是部落內部的交換，也仍然是一種例外的事件。但是，自從游牧部落分離出來以後，我們就看到，各不同部落的成員之間進行交換以及把交換作為一種經常制度來發展和鞏固的一切條件都具備了。起初是部落和部落之間通過各自的氏族酋長來進行交換；但是當畜群開始變為特殊財產的時候，個人交換便越來越占優勢，終於成為交換的唯一形式。不過，游牧部落用來同他們的鄰人交換的主要物品是牲畜；牲畜變成了一切商品都用來估價並且到處都樂於與之交換的商品——一句話，牲畜獲得了貨幣的職能，在這個階段上就已經起貨幣的作用了。在商品交換剛剛產生的時候，對貨幣商品的需求，就以這樣的必然性和速度發展起來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8—179頁。

　　近年來，否認人類性生活的這個初期階段，已成時髦了。人們想使人類免去這一“恥辱”。在這裡，人們不僅以缺乏任何直接的證據為口實，而且還特別引用其他動物界的例子；從其他動物界裡，勒土爾諾（《婚姻和家庭之進化》1888年版）搜集了許多事實，表明完全雜亂的性關係即使在這裡也應該屬於低級發展階段。但是，我從這一切事實中只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它們對於人類及其原始生活條件絕對證明不了任何東西。嵴椎動物長期的成對同居，用生理的原因足以說明，例如在鳥類中，是由於雌鳥在孵卵期間需要扶助；在鳥類中存在的忠實的專偶制的例子，對於人類絲毫不能有所證明，因為人類並非起源於鳥類。如果嚴格的專偶制是各種美德的最高峰，那麼優勝的棕葉就應當屬於絳蟲了，因為絳蟲在其50—200個關節或體節的每一節中都有完備的雌雄性器官，終生都在每個體節中自行交合。而如果我們只限於談哺乳動物，那麼我們在這裡就可以找出性生活的一切形式——雜交、類似群婚的形式、多妻制、個體婚制；所缺乏的只是多夫制，這一點只有人類才能做得出來。甚至我們的近親——猿猴類，在雌雄的配合上也顯露了種種可能的差別；如果再縮小範圍，僅僅考察一下四種類人猿，那麼在這裡勒土爾諾只能說，它們有時是專偶制，有時是多偶制，而從日羅－特隆的着作來看，索緒爾則斷言它們是專偶制。最近韋斯特馬克（《人類婚姻史》1891年倫敦版）關於類人猿是專偶制的斷語，也遠不能作為證據。總之，現有的材料的性質使得誠實的勒土爾諾承認：

　　“不過，在哺乳動物中，智力發展的程度和性關係的形式之間，根本沒有嚴格的關係。”

　　而埃斯皮納斯（《論動物的社會》1877年版）則率直地說：

　　“群是我們在動物中所能看到的最高的社會集團。它大概是由家庭構成的，但是家庭和群一開始就處在對抗之中，它們是以反比例發展的。”

　　從上述情況已經可以看出，我們關於類人猿的家庭集團及其他共居生活集團還幾乎沒有絲毫確定的知識；現有的材料都是直接互相矛盾的。這也沒有什麼稀奇。甚至我們所掌握的關於蒙昧人類族系的一切材料，也是十分矛盾，十分需要嚴格考證和精選的；而觀察猿猴社會，比觀察人類社會，還要困難得多。因此，凡根據這樣絕對不可靠的報告而作的任何結論，我們都必須加以摒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44頁。

　　（二）人的形成過程

　　交換和分工被認為是產生人的才能的巨大差異的原因，這種差異又由於交換而成為有用的。斯卡爾培克把人的生產的本質力量或者說生產性的本質力量分為兩部分：（1）個人的、他所固有的力量，即他的智力和從事一定勞動的特殊素質或能力；（2）來源於社會——不是來源於現實個人——的力量，即分工和交換。——其次：分工受市場的限制。

　　——人的勞動是簡單的機械運動；最主要的事情由對象的物質特性去完成。——分配給每一個人的操作應當儘可能少。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1頁。

　　因此，人是特殊的個體，並且正是人的特殊性使人成為個體，成為現實的、單個的社會存在物，同樣，人也是總體，是觀念的總體，是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會的自為的主體存在，正如人在現實中既作為對社會存在的直觀和現實享受而存在，又作為人的生命表現的總體而存在一樣。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8頁。

　　因此，社會的人的感覺不同於非社會的人的感覺。只是由於人的本質客觀地展開的豐富性，主體的、人的感性的豐富性，如有音樂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總之，那些能成為人的享受的感覺，即確證自己是人的本質力量的感覺，才一部分發展起來，一部分產生出來。因為，不僅五官感覺，而且連所謂精神感覺、實踐感覺（意志、愛等等），一句話，人的感覺、感覺的人性，都是由於它的對象的存在，由於人化的自然界，才產生出來的。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1頁。

　　可見，全部歷史是為了使“人”成為感性意識的對象和使“人作為人”的需要成為需要而作準備的歷史（發展的歷史）。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個現實部分，即自然界生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部分。自然科學往後將包括關於人的科學，正像關於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Ⅹ]人是自然學的直接對象；因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對人來說直接是人的感性（這是同一個說法），直接是另一個人對他來說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因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過別人，才對他本身來說是人的感性。但是，自然界是關於人的科學的直接對象。人的第一個對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質力量，正如它們只有在自然對象中才能得到客觀的實現一樣，只有在關於自然本質的科學中才能獲得它們的自我認識。思維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現的要素，即語言，具有感性的性質。同自然界的社會的現實和人的自然科學或關於人的自然科學，是同一個說法。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4頁。

　　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須形成一樣，人也有自己的形成過程即歷史，但歷史對人來說是被認識到的歷史，因而它作為形成過程是一種有意識地拋棄自身的形成過程。歷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1頁。

　　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動的產物。可見，生產力是人們應用能力的結果，但是這種能力本身決定於人們所處的條件，決定於先前已經獲得的生產力，決定於在他們以前已經存在、不是由他們創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創立的社會形式。後來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經取得的生產力並當做原料來為自己新的生產服務，由於這一簡單的事實，就形成人們的歷史中的聯繫，就形成人類的歷史，這個歷史隨着人們的生產力以及人們的社會關係的愈益發展而愈益成為人類的歷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個結論：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他們的物質關係形成他們的一切關係的基礎。這種物質關係不過是他們的物質的和個體的活動所藉以實現的必然形式罷了。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里耶維奇·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頁。

　　如果我們單獨考察資本主義生產並且把流通過程和激烈競爭撇開不說，資本主義生產對已經實現的、對象化在商品中的勞動，是異常節約的。相反地，它對人，對活勞動的浪費，卻大大超過任何別的生產方式，它不僅浪費血和肉，而且也浪費神經和大腦。在這個直接處於人類社會實行自覺改造以前的歷史時期，人類本身的發展實際上只是通過極大地浪費個人發展的辦法來保證和實現的。因為這裡所說的全部節約都來源於勞動的社會性質，所以，實際上正是勞動的這種直接社會性質造成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浪費。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03—104頁。

　　利潤率即資本的相對增長率，首先對一切新的獨立形成的資本嫩芽來說，是重要的。

　　只要資本的形成僅僅發生在某些可以用利潤量來彌補利潤率的少數現成的大資本手中，使生產活躍的火焰就會熄滅。生產就會進入睡眠狀態。利潤率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推動力；那種而且只有那種生產出來能夠提供利潤的東西才會被生產。英國經濟學家對利潤率下降的擔憂就是由此產生的。單是這種可能性就使李嘉圖感到不安，這正好表明他對資本主義生產條件有深刻的理解。有人責難他，說他在考察資本主義生產時不注意“人”，只看到生產力的發展，而不管這種發展以人和資本價值的多大犧牲為代價。這正好是他的學說中的重要之處。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8頁。

　　正像在從前的目的論者看來，植物所以存在，是為了給動物充飢；動物所以存在，是為了給人類充飢；同樣，歷史所以存在，也是為了給理論的充飢（即證明）這種消費行為服務。人為了歷史能存在而存在，而歷史則為了真理的論據能存在而存在。在這種批判的庸俗化的形式中重複着思辨的英明：人所以存在，歷史所以存在，是為了使真理達到自我意識。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4頁。

　　黑格爾的歷史觀以抽象的或絕對的精神為前提，這種精神是這樣發展的：人類只是這種精神的無意識或有意識的承擔者，即群眾。可見，黑格爾是在經驗的、公開的歷史內部讓思辨的、隱秘的歷史發生的。人類的歷史變成了抽象精神的歷史，因而也就變成了同現實的人相脫離的人類彼岸精神的歷史。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1—292頁。

　　在認識到人是本質、是人的全部活動和全部狀況的基礎之後，唯有“批判”還能夠發明出新的範疇來，並像它正在做的那樣，重新把人本身變成一個範疇，變成一整套範疇的原則。當然，這樣“批判”就走上了最後的求生之路，因為對驚慌不安和受到查究的神學的非人性說來已別無他路可走了。歷史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它“不擁有任何驚人的豐富性”，它“沒有進行任何戰鬥”！其實，正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在創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並且進行戰鬥。並不是“歷史”把人當做手段來達到自己——彷佛曆史是一個獨具魅力的人——的目的。歷史不過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5頁。

　　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係。當然，我們在這裡既不能深入研究人們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們所處的各種自然條件——地質條件、山嶽水文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於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

　　可以根據意識、宗教或隨便別的什麼來區別人和動物。一旦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時候，即邁出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這一步的時候，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人們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同時間接地生產着自己的物質生活本身。

　　人們用以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方式，首先取決於他們已有的和需要再生產的生活資料本身的特性。這種生產方式不應當只從它是個人肉體存在的再生產這方面加以考察。更確切地說，它是這些個人的一定的活動方式，是他們表現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們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麼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麼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麼樣的，這取決於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9—520頁。

　　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裡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但這裡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自己的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的一定發展——直到交往的最遙遠的形態——所制約。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如果在全部意識形態中，人們和他們的關係就像在照相機中一樣是倒立成像的，那麼這種現象也是從人們生活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正如物體在視網膜上的倒影是直接從人們生活的生理過程中產生的一樣……

　　這種考察方法不是沒有前提的。它從現實的前提出發，它一刻也不離開這種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只要描繪出這個能動的生活過程，歷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些僵死的事實的匯集，也不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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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而且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於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並改變現存的事物。如果在費爾巴哈那裡有時也遇見類似的觀點，那麼它們始終不過是一些零星的猜測，而且對費爾巴哈的總的觀點的影響微乎其微，以致只能把它們看做是具有發展能力的萌芽。費爾巴哈對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僅僅局限於對這一世界的單純的直觀，另一方面僅僅局限於單純的感覺。費爾巴哈設定的是“人”，而不是“現實的歷史的人”。“人”實際上是“德國人”。在前一種情況下，在對感性世界的直觀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與他的意識和他的感覺相矛盾的東西，這些東西擾亂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諧，特別是人與自然界的和諧。為了排除這些東西，他不得不求助於某種二重性的直觀，這種直觀介於僅僅看到“眼前”的東西的普通直觀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質”的高級的哲學直觀之間。他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闢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於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前一代的工業和交往，並隨着需要的改變而改變他們的社會制度。甚至連最簡單的“感性確定性”的對象也只是由於社會發展、由於工業和商業交往才提供給他的。

　　大家知道，櫻桃樹和幾乎所有的果樹一樣，只是在幾個世紀以前由於商業才移植到我們這個地區。由此可見，櫻桃樹只是由於一定的社會在一定時期的這種活動才為費爾巴哈的“感性確定性”所感知。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4—528頁。

　　我們談的是一些沒有任何前提的德國人，因此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人們從幾千年前直到今天單是為了維持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從事的歷史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即使感性在聖布魯諾那裡被歸結為像一根棍子那樣微不足道的東西，它仍然必須以生產這根棍子的活動為前提。因此任何歷史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須注意上述基本事實的全部意義和全部範圍，並給予應有的重視。大家知道，德國人從來沒有這樣做過，所以他們從來沒有為歷史提供世俗基礎，因而也從未擁有過一個歷史學家。法國人和英國人儘管對這一事實同所謂的歷史之間的聯繫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別是因為他們受政治意識形態的束縛——，但畢竟作了一些為歷史編纂學提供唯物主義基礎的初步嘗試，首次寫出了市民社會史、商業史和工業史。

　　第二個事實是，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這種新的需要的產生是第一個歷史活動。從這裡立即可以明白，德國人的偉大歷史智慧是誰的精神產物。德國人認為，凡是在他們缺乏實證材料的地方，凡是在神學、政治和文學的謬論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沒有任何歷史，那裡只有“史前時期”；至於如何從這個荒謬的“史前歷史”過渡到真正的歷史，他們卻沒有對我們作任何解釋。不過另一方面，他們的歷史思辨所以特別熱衷於這個“史前歷史”，是因為他們認為在這裡他們不會受到“粗暴事實”的干預，而且還可以讓他們的思辨欲望得到充分的自由，創立和推翻成千上萬的假說。

　　一開始就進入歷史發展過程的第三種關係是：每日都在重新生產自己生命的人們開始生產另外一些人，即繁殖。這就是夫妻之間的關係，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家庭。這種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會關係，後來，當需要的增長產生了新的社會關係而人口的增多又產生了新的需要的時候，這種家庭便成為從屬的關係了（德國除外）。這時就應該根據現有的經驗材料來考察和闡明家庭，而不應該像通常在德國所做的那樣，根據“家庭的概念”來考察和闡明家庭。此外，不應該把社會活動的這三個方面看做是三個不同的階段，而只應該看做是三個方面，或者，為了使德國人能夠明白，把它們看做是三個“因素”。從歷史的最初時期起，從第一批人出現以來，這三個方面就同時存在着，而且現在也還在歷史上起着作用。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1—532頁。

　　單個人隨着自己的活動擴大為世界歷史性的活動，越來越受到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力量的支配（他們把這種壓迫想象為所謂世界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擴大的、歸根結底表現為世界市場的力量的支配，這種情況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當然也是經驗事實。但是，另一種情況也具有同樣的經驗根據，這就是：隨着現存社會制度被共產主義革命所推翻（下面還要談到這一點）以及與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義的私有制的消滅，這種對德國理論家們來說是如此神秘的力量也將被消滅；同時，每一個單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一致的。至於個人在精神上的現實豐富性完全取決於他的現實關係的豐富性，根據上面的敘述，這已經很清楚了。只有這樣，單個人才能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繫，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各個人的全面的依存關係、他們的這種自然形成的世界歷史性的共同活動的最初形式，由於這種共產主義革命而轉化為對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覺的駕馭，這些力量本來是由人們的相互作用產生的，但是迄今為止對他們來說都作為完全異己的力量威懾和駕馭着他們。這種觀點仍然可以用思辨的、觀念的方式，也就是用幻想的方式解釋為“類的自我產生”（“作為主體的社會”），從而把所有前後相繼、彼此相聯的個人想象為從事自我產生這種神秘活動的唯一的個人。這裡很明顯，儘管人們在肉體上和精神上互相創造着，但是他們既不像聖布魯諾胡說的那樣，也不像“唯一者”、“被創造的”人那樣創造自己本身。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1—542頁。

　　由此可見，這種歷史觀就在於：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繫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

　　這樣做當然就能夠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夠描述事物的這些不同方面之間的相互作用）。這種歷史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範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結論：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通過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為“怪影”、“幽靈”、“怪

　　想”等等來消滅的，而只有通過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係，才能把它們消滅；歷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這種觀點表明：歷史不是作為“源於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識”中而告終的，歷史的每一階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的生產力總和，人對自然以及個人之間歷史地形成的關係，都遇到前一代傳給後一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儘管一方面這些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為新的一代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它們也預先規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一定的發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質。由此可見，這種觀點表明：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每個個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現成的東西：生產力、資金和社會交往形式的總和，是哲學家們想象為“實體”和“人的本質”的東西的現實基礎，是他們加以神化並與之鬥爭的東西的現實基礎，這種基礎儘管遭到以“自我意識”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現的哲學家們的反抗，但它對人們的發展所起的作用和影響卻絲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擾。各代所遇到的這些生活條件還決定着這樣的情況：歷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動盪是否強大到足以摧毀現存一切的基礎；如果還沒有具備這些實行全面變革的物質因素，就是說，一方面還沒有一定的生產力，另一方面還沒有形成不僅反抗舊社會的個別條件，而且反抗舊的“生活生產”本身、反抗舊社會所依據的“總和活動”的革命群眾，那麼，正如共產主義的歷史所證明的，儘管這種變革的觀念已經表述過千百次，但這對於實際發展沒有任何意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4—545頁。

　　個人的這種發展是在歷史地前後相繼的等級和階級的共同生存條件下產生的，也是在由此而強加於他們的普遍觀念中進行的，如果用哲學的觀點來考察這種發展，當然就很容易產生這樣的臆想：在這些個人中，類或人得到了發展，或者說這些個人發展了人；這樣臆想，是對歷史的莫大侮辱。這樣一來，就可以把各種等級和階級看做是普遍表達方式的一些類別，看做是類的一些亞種，看做是人的一些發展階段。

　　個人隸屬於一定階級這一現象，在那個除了反對統治階級以外不需要維護任何特殊的階級利益的階級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滅的。

　　——

　　個人力量（關係）由於分工而轉化為物的力量這一現象，不能靠人們從頭腦里拋開關於這一現象的一般觀念的辦法來消滅，而是只能靠個人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靠消滅分工的辦法來消滅。沒有共同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共同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一階級的個人。從前各個人聯合而成的虛假的共同體，總是相對於各個人而獨立的；由於這種共同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於被統治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

　　各個人的出發點總是他們自己，不過當然是處於既有的歷史條件和關係範圍之內的自己，而不是意識形態家們所理解的“純粹的”個人。然而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而且正是由於在分工範圍內社會關係的必然獨立化，在每一個人的個人生活同他的屈從於某一勞動部門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條件的生活之間出現了差別。這不應當理解為，似乎像食利者和資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個性的個人了，而應當理解為，他們的個性是由非常明確的階級關係決定和規定的，上述差別只是在他們與另一階級的對立中才出現，而對他們本身來說，上述差別只是在他們破產之後才產生。在等級中（尤其是在部落中）這種現象還是隱蔽的，例如，貴族總是貴族，平民總是平民，不管他的其他關係如何；這是一種與他的個性不可分割的品質。有個性的個人與階級的個人的差別，個人生活條件的偶然性，只是隨着那本身是資產階級產物的階級的出現才出現。只有個人相互之間的競爭和鬥爭才產生和發展了這種偶然性本身。因此，各個人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被設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為他們的生活條件對他們來說是偶然的；事實上，他們當然更不自由，因為他們更加屈從於物的力量。等級的差別特別顯着地表現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中。當市民等級、同業公會等等起來反對農村貴族的時候，他們的生存條件，即在他們割斷了封建的聯繫以前就潛在地存在着的動產和手藝，表現為一種與封建土地所有制相對立的積極的東西，因此起先也具有一種特殊的封建形式。當然，逃亡農奴認為他們先前的農奴地位對他們的個性來說是某種偶然的東西。但是，在這方面，他們只是做了像每一個掙脫了枷鎖的階級所做的事，此外，他們不是作為一個階級解放出來的，而是零零散散地解放出來的。其次，他們並沒有越出等級制度的範圍，而只是形成了一個新的等級，在新的處境中也還保存了他們過去的勞動方式，並且使這種勞動方式擺脫已經和他們所達到的發展階段不相適應的桎梏，從而使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0—572頁。

　　只有在這個階段上，自主活動才同物質生活一致起來，而這又是同各個人向完全的個人的發展以及一切自發性的消除相適應的。同樣，勞動向自主活動的轉化，同過去受制約的交往向個人本身的交往的轉化，也是相互適應的。隨着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終結了。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上，一種特殊的條件總是表現為偶然的，而現在，各個人本身的獨自活動，即每一個人本身特殊的個人職業，才是偶然的。

　　哲學家們在不再屈從於分工的個人身上看到了他們名之為“人”的那種理想，他們把我們所闡述的整個發展過程看做是“人”的發展過程，從而把“人”強加於迄今每一歷史階段中所存在的個人，並把“人”描述成歷史的動力。這樣，整個歷史過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異化過程，實質上這是因為，他們總是把後來階段的一般化的個人強加於先前階段的個人，並且把後來的意識強加於先前的個人。藉助於這種從一開始就撇開現實條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他們就可以把整個歷史變成意識的發展過程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2頁。

　　挪威的農民從來都不是農奴，這使得全部發展（卡斯蒂利亞的情形也類似）具有一種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資產者是自由農民之子，在這種情況下，與墮落的德國小市民相比，他們是真正的人。同樣，挪威的小資產階級婦女與德國的小市民婦女相比也不知要好多少倍。就拿易卜生的戲劇來說，不管有怎樣的缺點，它們卻反映了一個雖然是中小資產階級的，但與德國相比卻有天淵之別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們還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創精神，並且獨立地行動，儘管在外國人看來往往有些奇怪。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5頁。

　　我打算從馬克思的着作中給您找出一則您所期望的題詞。我認為，馬克思是當代唯一能夠和那位偉大的佛羅倫薩人相提並論的社會主義者。但是，除了《共產主義宣言》中的下面這句話（《社會評論》雜誌社出版的意大利文版第35頁），我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恩格斯：《恩格斯致朱澤培·卡內帕》（1894年1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6頁。

　　（三）人的本質

　　人的本質，人，在黑格爾看來=自我意識。因此，人的本質的全部異化不過是自我意識的異化。自我意識的異化沒有被看做人的本質的現實異化的表現，即在知識和思維中反映出來的這種異化的表現。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7頁。

　　因此，人作為對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個受動的存在物；因為它感到自己是受動的，所以是一個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熱情是人強烈追求自己的對象的本質力量。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1頁。

　　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改造無機界，人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就是說是這樣一種存在物，它把類看做自己的本質，或者說把自身看做類存在物。誠然，動物也生產。動物為自己營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螞蟻等。但是，動物只生產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東西；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並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屬於它的肉體，而人則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懂得處處都把固有的尺度運用於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

　　因此，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的過程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因此，勞動的對象是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人不僅像在意識中那樣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動地、現實地使自己二重化，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因此，異化勞動從人那裡奪去了他的生產的對象，也就從人那裡奪去了他的類生活，即他的現實的類對象性，把人對動物所具有的優點變成缺點，因為人的無機的身體即自然界被奪走了。

　　同樣，異化勞動把自主活動、自由活動貶低為手段，也就把人的類生活變成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

　　因此，人具有的關於自己的類的意識，由於異化而改變，以致類生活對他來說竟成了手段。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2—163頁。

　　德國唯一實際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個理論為立足點的解放。在德國，只有同時從對中世紀的部分勝利解放出來，才能從中世紀得到解放。在德國，不摧毀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種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毀。徹底的德國不從根本上進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國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頁。

　　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他具有有意識的生命活動。這不是人與之直接融為一體的那種規定性。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正是由於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或者說，正因為人是類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識的存在物，就是說，他自己的生活對他來說是對象。僅僅由於這一點，他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異化勞動把這種關係顛倒過來，以致人正因為是有意識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本質變成僅僅維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

　　這樣一來，異化勞動導致：

　　（3）人的類本質，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的精神的類能力，都變成了對人來說是異己的本質，變成了維持他的個人生存的手段。異化勞動使人自己的身體同人相異化，同樣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異化，使他的精神本質、他的人的本質同人相異化。

　　（4）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同人相異化。當人同自身相對立的時候，他也同他人相對立。凡是適用於人對自己的勞動、對自己的勞動產品和對自身的關係的東西，也都適用於人對他人、對他人的勞動和勞動對象的關係。

　　總之，人的類本質同人相異化這一命題，說的是一個人同他人相異化，以及他們中的每個人都同人的本質相異化。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2—164頁。

　　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私有財產作為自為地存在着的活動、作為主體、作為人，就是勞動。因此，十分明顯，只有把勞動視為自己的原則——亞當·斯密——，也就是說，不再認為私有財產僅僅是人之外的一種狀態的國民經濟學，只有這種國民經濟才應該被看成私有財產的現實能量和現實運動的產物（這種國民經濟是私有財產的在意識中自為地形成的獨立運動，是現代工業本身），現代工業的產物；而另一方面，正是這種國民經濟學促進並讚美了這種工業的能量和發展，使之變成意識的力量。因此，按照這種在私有制範圍內揭示出財富的主體本質的啟蒙國民經濟學的看法，那些認為私有財產對人來說僅僅是對象性的本質的貨幣主義體系和重商主義體系的擁護者，是拜物教徒、天主教徒。因此，恩格斯有理由把亞當·斯密稱做國民經濟學的路德。正像路德把信仰看成是宗教的外部世界的本質，因而起來反對天主教異教一樣，正像他把宗教篤誠變成人的內在本質，從而揚棄了外在的宗教篤誠一樣，正像他把僧侶移入世俗人心中，因而否定了在世俗人之外存在的僧侶一樣，由於私有財產體現為人本身中，人本身被認為是私有財產的本質，從而人本身被設定為私有財產的規定，就像在路德那裡被設定為宗教的規定一樣，因此在人之外存在的並且不依賴於人的——也就是只應以外在方式來保存和維護的——財富被揚棄了，換言之，財富的這種外在的、無思想的對象性就被揚棄了。由此可見，以勞動為原則的國民經濟學表面上承認人，其實是徹底實現對人的否定而已，因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財產的外在本質處於外部的緊張關係中，而是人本身成了私有財產的這種緊張的本質。以前是自身之外的存在——人的真正外化——的東西，現在僅僅變成了外化的行為，變成了外在化。

　　因此，如果上述國民經濟學是從表面上承認人、人的獨立性、自主活動等等開始，並由於把私有財產移入人自身的本質中而能夠不再受制於作為存在於人之外的本質的私有財產的那些地域性的、民族的等等的規定，從而發揮一種世界主義的、普遍的、摧毀一切界限和束縛的能量，以便自己作為唯一的政策、普遍性、界限和束縛取代這些規定，——那麼國民經濟學在它往後的發展過程中必定拋棄這種偽善性，而表現出自己的十足的昔尼克主義。它也正是這樣做的——它不在乎這種學說使它陷入的那一切表面上的矛盾——，它十分片面地，因而也更加明確和徹底地發揮了關於勞動是財富的唯一本質的論點，然而它表明，這個學說的結論與上述原來的觀點相反，實際上是敵視人的；最後，它還致命地打擊了私有財產和財富源泉的最後個別的、自然的、不依賴於勞動運動的存在形式即地租，打擊了這種已經完全成了國民經濟學的東西因而對國民經濟學無法反抗的封建所有制的表現。（李嘉圖學派。）從斯密經過薩伊爾到李嘉圖、穆勒等等，國民經濟學的昔尼克主義不僅相對地增長了——因為工業所造成的後果在後面這些人面前以更發達和更充滿矛盾的形式表現出來——，而且肯定地說，他們總是自覺地在排斥人這方面比他們的先驅者走得更遠，但是，這只是因為他們的科學發展得更加徹底、更加真實罷了。因為他們使具有活動形式的私有財產成為主體，就是說，既使人成為本質，同時又使作為某種非存在物〔Unwesen〕的人成為本質，所以現實中的矛盾就完全符合他們視為原則的那個充滿矛盾的本質。支離破碎的工業現實不僅沒有推翻，相反，卻證實了他們的自身支離破碎的原則。他們的原則本來就是這種支離破碎狀態的原則。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8—180頁。

　　把婦女當做共同淫慾的虜獲物和婢女來對待，這表現了人在對待自身方面的無限的退化，因為這種關係的秘密在男人對婦女的關繫上，以及在對直接的、自然的類關係的理解方式上，都毫不含煳地、確鑿無疑地、明顯地、露骨地表現出來。人對人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關係是男人對婦女的關係。在這種自然的類關係中，人對自然的關係直接就是人對人的關係，正像人對人的關係直接就是人對自然的關係，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規定。

　　因此，這種關係通過感性的形式，作為一種顯而易見的事實，表現出人的本質在何種程度上對人來說成了自然，或者自然在何種程度上成為人具有的人的本質。因此，從這種關係就可以判斷人的整個文化教養程度。從這種關係的性質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種程度上對自己來說成為並把自身理解為類存在物、人。男人對婦女的關係是人對人最自然的關係。因此，這種關係表明人的自然的行為在何種程度上是合乎人性的，或者，人的本質在何種程度上對人來說成為自然的本質，他的人的本性在何種程度上對他來說成為自然。這種關係還表明，人的需要在何種程度上成為合乎人性的需要，就是說，別人作為人在何種程度上對他來說成為需要，他作為最具有個體性的存在在何種程度上同時又是社會存在物。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4—186頁。

　　斯卡爾培克把個人的、人生來就有的力量即智力和從事勞動的身體素質，同來源於社會的力量即相互制約的交換和分工區別開來。但是，私有財產是交換的必要前提。在這裡，斯卡爾培克用客觀的形式表述了斯密、薩伊、李嘉圖等人所說的東西，因為斯密等人把利己主義、私人利益稱為交換的基礎，或者把買賣稱為交換的本質的和適合的形式。

　　穆勒把商業說成是分工的結果。他認為，人的活動可歸結為機械的運動，分工和使用機器可以促進生產的豐富。委託給每個人的操作範圍必須儘可能小。分工和採用機器也決定着財富的大量生產即產品的生產。這是大製造業產生的原因。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0—241頁。

　　蒲魯東先生不知道，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32頁。

　　大家知道，僧侶們曾經在古代異教經典的手抄本上面寫上荒誕的天主教聖徒傳。德國着作家對世俗的法國文獻採取相反的做法。他們在法國的原着下面寫上自己的哲學胡說。

　　例如，他們在法國人對貨幣關係的批判下面寫上“人的本質的外化”，在法國人對資產階級國家的批判下面寫上所謂“抽象普遍物的統治的揚棄”，等等。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頁。

　　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於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費爾巴哈沒有對這種現實的本質進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

　　（1）撇開歷史的進程，把宗教感情固定為獨立的東西，並假定有一種抽象的——孤立的——人的個體。

　　（2）因此，本質只能被理解為“類”，理解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自然地聯繫起來的普遍性。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1頁。

　　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他們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一定的聯繫和關係；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繫和社會關係的範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才會有生產。

　　生產者相互發生的這些社會關係，他們藉以互相交換其活動和參與全部生產活動的條件，當然依照生產資料的性質而有所不同。隨着新作戰工具即射擊火器的發明，軍隊的整個內部組織就必然改變了，各個人藉以組成軍隊並能作為軍隊行動的那些關係就改變了，各個軍隊相互間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

　　因此，各個人藉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係，即社會生產關係，是隨着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係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係，構成所謂社會，並且是構成一個處於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徵的社會。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係的總和，而其中每一個生產關係的總和同時又標誌着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

　　馬克思：《僱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4頁。

　　鮑威爾先生犯了一個極其嚴重的錯誤，他認為，由於把這個矛盾當做“普遍的”矛盾來理解和批判，他便從政治的本質上升到了人的本質。其實他只是從局部的政治解放上升到了完全的政治解放，從立憲制國家上升到了民主代議制國家。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5頁。

　　從這些分析中還可以看出，費爾巴哈是多麼錯誤，他（《維干德季刊》1845年第卷）竟藉助於“共同人”這一規定宣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把這一規定變成“人”的謂詞，以為這樣一來又可以把表達現存世界中特定革命政黨的擁護者的“共產主義者”一詞變成一個空洞範疇。費爾巴哈關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全部推論無非是要證明：人們是互相需要的，而且過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他希望確立對這一事實的理解，也就是說，和其他的理論家一樣，他只是希望確立對現存的事實的正確理解，然而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卻在於推翻這種現存的東西。不過，我們完全承認，費爾巴哈在力圖理解這一事實的時候，達到了理論家一般所能達到的地步，他還是一位理論家和哲學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聖布魯諾和聖麥克斯立即用費爾巴哈關於共產主義者的觀念來代替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這樣做的目的多少是為了使他們能夠像同“源於精神的精神”、同哲學範疇、同勢均力敵的對手作鬥爭那樣來同共產主義作鬥爭，而就聖布魯諾來說，這樣做也還是為了實際的利益。我們舉出《未來哲學》中的一個地方作為例子，來說明費爾巴哈既承認現存的東西同時又不了解現存的東西，這一點始終是費爾巴哈和我們的對手的共同之點。費爾巴哈在那裡闡述道：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時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質；一個動物或一個人的一定生存條件、生活方式和活動，就是使這個動物或這個人的“本質”感到滿意的東西。任何例外在這裡都被肯定地看做是不幸的偶然事件，是不能改變的反常現象。這樣說來，如果千百萬無產者根本不滿意他們的生活條件，如果他們的“存在”同他們的“本質”完全不符合，那麼，根據上述論點，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應當平心靜氣地忍受這種不幸。可是，這千百萬無產者或共產主義者所想的完全不一樣，而且這一點他們將在適當時候，在實踐中，即通過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質”協調一致的時候予以證明。因此，在這樣的場合費爾巴哈從來不談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於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個尚未置於人的統治之下的自然界。但是，每當有了一項新的發明，每當工業前進一步，就有一塊新的地盤從這個領域劃出去，而能用來說明費爾巴哈這類論點的事例藉以產生的基地，也就越來越小了。現在我們只來談談其中的一個論點：魚的“本質”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魚的“本質”是河水。但是，一旦這條河歸工業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廢料汙染，成為輪船行駛的航道，一旦河水被引入水渠，而水渠的水只要簡單地排放出去就會使魚失去生存環境，那麼這條河的水就不再是魚的“本質”了，對魚來說它將不再是適合生存的環境了。把所有這類矛盾宣布為不可避免的反常現象，實質上，同聖麥克斯·施蒂納對不滿者的安撫之詞沒有區別，施蒂納說，這種矛盾是他們自己的矛盾，這種惡劣環境是他們自己的惡劣環境，而且他們可以安於這種環境，或者忍住自己的不滿，或者以幻想的方式去反抗這種環境。同樣，這同聖布魯諾的責難也沒有區別，布魯諾說，這些不幸情況的發生是由於那些當事人陷入“實體”這堆糞便之中，他們沒有達到“絕對自我意識”，也沒有認清這些惡劣關係是源於自己精神的精神。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8—550頁。

　　古代根本不懂主體權利，它的整個世界觀實質上是抽象的、普遍的、實體性的，因此古代沒有奴隸制就不可能存在。基督教日耳曼世界觀以抽象的主體性，從而以任意、內在性、唯靈論作為基本原則同古代相對抗；但是，正因為這種主體性是抽象的、片面的，所以它必然會立刻變成自己的對立物，它所帶來的也就不是主體的自由，而是對主體的奴役。抽象的內在性變成了抽象的外在性，即人的貶低和外在化，這一新原則造成的第一個後果，就是奴隸制以另一種形式即農奴制的形式重新出現；這種形式不像奴隸制那樣令人厭惡，卻因此而更虛偽和不合乎人性。廢除封建制度，實行政治改革，也就是說，表面上承認理性從而使非理性真正達到頂點，從表面上看這是消滅了農奴制，實際上只是使它變得更不合乎人性和更普遍。政治改革第一次宣布：人類今後不應該再通過強制即政治的手段，而應該通過利益即社會的手段聯合起來。它以這個新原則為社會的運動奠定了基礎。

　　雖然這樣一來它就否定了國家，但是，另一方面，它恰好又重新恢復了國家，因為它把在此以前被教會所篡奪的內容歸還給國家，從而給予這個在中世紀時並無內容也無意義的國家以重新發展的力量。在封建主義的廢墟上產生了基督教國家，這是基督教世界秩序在政治方面達到的頂點。由於利益被升格為普遍原則，這個基督教世界秩序也在另一方面達到了頂點。因為利益實質上是主體的、利己的、單個的利益，這樣的利益就是日耳曼基督教的主體性原則和單一化原則的最高點。利益被升格為人類的紐帶——只要利益仍然正好是主體的和純粹利己的——就必然會造成普遍的分散狀態，必然會使人們只管自己，使人類彼此隔絕，變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而這種單一化又是基督教的主體性原則的最終結果，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秩序達到的頂點。——其次，只要外在化的主要形式即私有制仍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單個利益，利益的統治必然表現為財產的統治。封建奴役制的廢除使“現金支付成為人們之間唯一的紐帶”。這樣一來，財產，這個同人的、精神的要素相對立的自然的、無精神內容的要素，就被捧上寶座，最後，為了完成這種外在化，金錢、這個財產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統治者。人已經不再是人的奴隸，而變成了物的奴隸；人的關係的顛倒完成了；現代生意經世界的奴役，即一種完善、發達而普遍的出賣，比封建時代的農奴制更不合乎人性、更無所不包；賣淫比初夜權更不道德、更殘暴。——基督教世界秩序再也不能向前發展了；它必然要在自身內部崩潰並讓位給合乎人性、合乎理性的制度。基督教國家只是一般國家所能採取的最後一種表現形式；隨着基督教國家的衰亡，國家本身也必然要衰亡。人類分解為一大堆孤立的、互相排斥的原子，這種情況本身就是一切同業公會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一切特殊利益的消滅，是人類走向自由的自主聯合以前必經的最後階段。人，如果正像他現在接近於要做的那樣，要重新回到自身，那麼通過金錢的統治而完成外在化，就是必由之路。

　　恩格斯：《英國狀況》（1844年1月初—2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3—95頁。

　　只要國家和教會還是實現人的本質的普遍規定性的唯一形式，就根本談不到社會的歷史。因此，古代和中世紀也表明不可能有任何的社會發展；只有宗教改革——這種還帶有成見還有點含煳的反抗中世紀的初次嘗試，才引起了社會變革，才把農奴變成了“自由的”勞動者。但是，這個變革在大陸沒有那麼持久的影響，其實這種變革在這裡只是經過世紀的革命才告完成。而在英國，隨着宗教改革，當時所有的農奴變成了維蘭、包達爾、考塔爾，從而變成了享有人身自由的勞動者階級，而且，這裡早在18世紀就已經發展了這一變革的結果。至於這種情況為什麼只發生在英國，前面已經分析過了。

　　恩格斯：《英國狀況》（1844年1月初—2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3頁。

　　這種利己主義已是如此登峰造極，如此荒謬，同時又具有如此程度的自我意識，以致由於其本身的片面性而不能維持片刻，不得不馬上轉向共產主義。首先可以輕而易舉地向施蒂納證明，他的利己主義的人，必然由於純粹的利己主義而成為共產主義者。這就是我們應當給這個傢伙的回答。其次必須告訴他：人的心靈，從一開始就直接由於自己的利己主義而是無私的和富有犧牲精神的；於是，他又回到他所反對的東西上面。用這幾句老生常談就能駁倒他的片面性。可是，原則上正確的東西，我們也必須吸收。而原則上正確的東西當然是，在我們能夠為某一件事做些什麼以前，我們必須首先把它變成我們自己的、利己的事，也就是說，在這個意義上，即使拋開一些可能的物質上的願望不談，我們也是從利己主義成為共產主義者的，要從利己主義成為人，而不僅僅是成為個人。或者換句話說，施蒂納摒棄費爾巴哈的“人”，摒棄起碼是《基督教的本質》裡的“人”，是正確的。費爾巴哈的“人”是從上帝引申出來的，費爾巴哈是從上帝進到“人”的，這樣，他的“人”無疑還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學光環。進到“人”的真正途徑是與此完全相反的。我們必須從我，從經驗的、有血有肉的個人出發，不是為了像施蒂納那樣陷在裡面，而是為了從那裡上升到“人”。只要“人”不是以經驗的人為基礎，那麼他始終是一個虛幻的形象。簡言之，如果要使我們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們的“人”成為某種真實的東西，我們就必須從經驗主義和唯物主義出發；我們必須從個別物中引申出普遍物，而不要從本身中或者像黑格爾那樣從虛無中去引申。

　　恩格斯：《恩格斯致馬克思》（1844年11月1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25頁。

　　可以肯定地說，人們在接觸到比較生理學的時候，對人類高於其他動物的唯心主義的矜誇是會極端輕視的。人們到處都會看到，人體的結構同其他哺乳動物完全一致，而在基本特徵方面，這種一致性也表現在一切嵴椎動物身上，甚至表現在昆蟲、甲殼動物和絳蟲等等身上（比較模煳一些）。黑格爾關於量變系列中的質的飛躍這一套東西在這裡也是非常合適的。最後，人們能從最低級的纖毛蟲身上看到原始形態，看到獨立生活的單細胞，這種細胞又同最低級的植物（單細胞的菌類——馬鈴薯病菌和葡萄病菌等等）、同包括人的卵子和精子在內的處於較高級的發展階段的胚胎並沒有什麼顯着區別，這種細胞看起來就同生物機體中獨立存在的細胞（血球，表皮細胞和黏膜細胞，腺、腎等等的分泌細胞）一樣。……

　　恩格斯：《恩格斯致馬克思》（1858年10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4頁。

　　人類社會和動物界的本質區別在於，動物最多是採集，而人則從事生產。僅僅由於這個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區別，就不可能把動物界的規律直接搬到人類社會中來。……人類的生產在一定的階段上會達到這樣的高度：能夠不僅生產生活必需品，而且生產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為少數人生產。這樣，生存鬥爭——我們暫時假定這個範疇在這裡是有效的——就變成為享受而鬥爭，不再是單純為生存資料而鬥爭，而是為發展資料，為社會地生產出來的發展資料而鬥爭，對於這個階段，來自動物界的範疇就不再適用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羅維奇·拉甫羅夫》（1875年11月12—1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2頁。

　　首先是勞動，然後是語言和勞動一起，成了兩個最主要的推動力，在它們的影響下，猿腦就逐漸地過渡到人腦；後者和前者雖然十分相似，但是要大得多和完善得多。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4頁。

　　一句話，動物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簡單地通過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變化；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這便是人同其他動物的最終的本質的差別，而造成這一差別的又是勞動。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9頁。

　　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體生存鬥爭停止了。

　　於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4頁。

　　（四）人口與社會發展的辯證關係

　　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生產的影響和規模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勞動生產的不僅是商品，它還生產作為商品的勞動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產商品的比例生產的。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6頁。

　　因此，結果是，人（工人）只有在運用自己的動物機能——吃、喝、生殖，至多還有居住、修飾等等——的時候，才覺得自己在自由活動，而在運用人的機能時，覺得自己只不過是動物。動物的東西成為人的東西，而人的東西成為動物的東西。

　　……

　　我們已經考察了一個方面，考察了外化勞動對工人本身的關係，也就是說，考察了外化勞動對自身的關係。我們發現，這一關係的產物或必然結果是非工人對工人和勞動的財產關係。私有財產作為外化勞動的物質的、概括的表現，包含着這兩種關係：工人對勞動、對自己的勞動產品和對非工人的關係，以及非工人對工人和工人的勞動產品的關係。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0—168頁。

　　現代的“公法狀況”的基礎、發達的現代國家的基礎，並不像批判所認為的那樣是特權的社會，而是廢除和取消了特權的社會，是使在政治上仍被特權束縛的生活要素獲得自由的發達的市民社會。在這裡，沒有任何“享有特權的封閉狀態”同別的封閉狀態相對立，同公共狀況相對立。自由工業和自由貿易正在消除享有特權的封閉狀態，從而也在消除各種享有特權的封閉狀態之間的鬥爭；而與此同時，自由工業和自由貿易卻用掙脫了特權束縛的（這種特權使人們同普遍整體隔絕開來，但同時又把他們結合成為較小的排他性整體）、自身不再由於普遍紐帶的假象而依賴於他人的人，來取代那些封閉狀態，從而引起人反對人、個人反對個人的普遍鬥爭。同樣，整個市民社會就是這種由於各自的個性而從此相互隔絕的所有個人之間相互反對的戰爭，就是擺脫了特權桎梏的自然生命力的不可遏制的普遍運動。民主代議制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對立是社會共同體和奴隸制的典型對立的完成。在現代世界，每一個人都既是奴隸制的成員，同時又是共同體的成員。這種市民社會的奴隸制在表面上看來是最大的自由，因為這種奴隸制看上去似乎是盡善盡美的個人獨立，這種個人把自己的異化的生命要素如財產、工業、宗教等既不再受普遍紐帶束縛也不再受人束縛的不可遏制的運動，當做自己的自由，但是，這樣的運動實際上是個人的十足的屈從性和非人性。在這裡，法代替了特權。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6—317頁。

　　隨着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

　　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彷佛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的一切發明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現代工業和科學為一方與現代貧窮和衰頹為另一方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的生產力和社會關係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爭辯的事實。

　　馬克思：《在〈人民報〉創刊紀念會上的演說》（1856年4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0頁。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着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剛好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自己效勞，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着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的一幕。例如，路德換上了使徒保羅的服裝，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的服裝，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時而模彷1789年，時而又模彷1793—1795年的革命傳統。就像一個剛學會一種新語言的人總是要把它翻譯成本國語言一樣；只有當他能夠不必在心裡把新語言翻譯成本國語言，能夠忘掉本國語言來運用新語言的時候，他才算領會了新語言的精神，才算是運用自如。

　　馬克思：《路易波拿馬的霧月十八日》（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70—471頁。

　　政治解放的限度一開始就表現在：即使人還沒有真正擺脫某種限制，國家也可以擺脫這種限制，即使人還不是自由人，國家也可以成為自由國家。……人把宗教從公法領域驅逐到私法領域中去，這樣人就在政治上從宗教中解放出來。宗教不再是國家的精神；因為在國家中，人——雖然是以有限的形式，以特殊的形式，在特殊的領域內——是作為類存在物和他人共同行動的；宗教成了市民社會的、利己主義領域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精神。它已經不再是共同性的本質，而是差別的本質。它成了人同自己的共同體、同自身並同他人分離的表現——它最初就是這樣的。它只不過是特殊的顛倒、私人的奇想和任意行為的抽象教義。例如，宗教在北美的不斷分裂，使宗教在表面上具有純粹個人事務的形式。它被推到許多私人利益中去，並且被逐出作為共同體的共同體。但是，我們不要對政治解放的限度產生錯覺。人分為公人和私人，宗教從國家向市民社會的轉移，這不是政治解放的一個階段，這是它的完成；因此，政治解放並沒有消除人的實際的宗教篤誠，也不力求消除這種宗教篤誠。

　　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32頁。

　　政治國家的成員信奉宗教，是由於個人生活和類生活之間、市民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間的二元性；他們信奉宗教是由於人把處於自己的現實個性彼岸的國家生活當做他的真實生活；他們信奉宗教是由於宗教在這裡是市民社會的精神，是人與人分離和疏遠的表現。政治民主制度之所以是基督教的，是因為在這裡，人，不僅一個人，而且每一個人，是享有主權的，是最高的存在物，但這是具有無教養的非社會表現形式的人，是具有偶然存在形式的人，是本來樣子的人，是由於我們整個社會組織而墮落了的人、喪失了自身的人、外化了的人，是受非人的關係和自然力控制的人，一句話，人還不是現實的類存在物。基督教的幻象、幻夢和基本要求，即人的主權——不過人是作為一種不同於現實人的、異己的存在物——在民主制中，卻是感性的現實性、現代性、世俗準則。

　　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37頁。

　　但是，自由這一人權不是建立在人與人相結合的基礎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與人相分隔的基礎上。這一權利就是這種分隔的權利，是狹隘的、局限於自身的個人的權利。

　　……

　　只有當現實的個人把抽象的公民復歸於自身，並且作為個人，在自己的經驗生活、自己的個體勞動、自己的個體關係中間，成為類存在物的時候，只有當人認識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會力量，並把這種力量組織起來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離的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46頁。

　　二 婚姻和家庭

　　（一）婚姻和家庭概述

　　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相應的社會制度形式、相應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相應的政治國家。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里耶維奇·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頁。

　　在這種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種形式中，第一個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體：家庭和擴大成為部落的家庭，或通過家庭之間互相通婚[而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聯合。因為我們可以設想，游牧，總而言之遷徙，是生存方式的最初的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一定的地方，而是哪裡有牧草就往哪裡放牧（人類不是生來就定居的；除非在特別富饒的自然環境裡，人才有可能像猿猴那樣棲息在某一棵樹上，否則總是像野獸那樣到處遊蕩），所以，部落共同體，即天然的共同體，並不是共同占有（暫時的）和利用土地的結果，而是其前提。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3頁。

　　在日耳曼的形式中，農民並不是國家的公民，也就是說，不是城市居民；相反地，這種形式的基礎是孤立的、獨立的家庭住宅，這一基礎通過同本部落其他類似的家庭住宅結成聯盟，以及通過在發生戰爭、舉行宗教活動、解決訴訟等等時為取得相互保證而舉行的臨時集會來得到保障。在這裡，個人土地財產既不表現為同公社土地財產相對立的形式，也不表現為以公社為中介，而是相反，公社只存在於這些個人土地所有者本身的相互關係中。公社財產本身只表現為各個個人的部落住地和所有土地的公共附屬物。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3頁。

　　共同體（部落體）的特殊形式和與它相聯繫的對自然界的所有權這二者的原始統一，或者說，把生產的客觀條件當做自然存在，當做以公社為中介的單個人的客觀存在這樣一種關係——這種統一一方面表現為一種特殊的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的生產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現實性；這種生產方式既表現為個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又表現為他們對無機自然的一定的能動的關係，表現為一定的勞動方式（這種勞動方式總是表現為家庭勞動，常常是表現為公社勞動）。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6頁。

　　統治和從屬關係的方式上的差別，即使還沒有觸及生產方式本身，也會在那些單純為了家庭需要來經營的農村副業和家庭副業轉化為獨立的資本主義的勞動部門的地方，最明顯地呈現出來。

　　馬克思：《〈資本論（1863—1865年手稿）〉摘選》（1863年8月—1865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8頁。

　　剛剛講過的那些親屬制度和家庭形式，同現在所盛行的親屬制度和家庭形式不同的地方，就在於每個孩子有幾個父親和母親。按照美洲的親屬制度（夏威夷的家庭是與它相適應的），兄弟和姊妹不能成為同一個孩子的父親和母親；反之，夏威夷的親屬制度，卻以通常都是這種情形的家庭為前提。在這裡，我們可以看見一系列家庭形式，這些家庭形式，同那些迄今習慣上認為唯一通行的形式正相矛盾。傳統的觀念只知道有個體婚制，以及和它並存的一夫多妻制，至多還有一妻多夫制，同時，正如滿口道德的庸人所應當做的那樣，還把實踐偷偷地但毫不知恥地逾越官方社會所定的界限這一事實隱瞞起來。反之，原始歷史的研究卻向我們展示了這樣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男子過着多妻制的生活，而他們的妻子同時也過着多夫制的生活，所以，他們兩者的子女都被看做大家共有的子女；這種狀態本身，在最終分解為個體婚姻以前，又經歷了一系列的變化。這些變化是這樣的：被共同的婚姻紐帶所聯結的範圍，起初是很廣泛的，後來越來越縮小，直到最後只留下現在占主要地位的成對配偶為止。

　　摩爾根在這樣考證過去的家庭的歷史時，同他的多數同行一致，也認為曾經存在過一種原始的狀態，那時部落內部盛行毫無限制的性關係，因此，每個女子屬於每個男子，同樣，每個男子也屬於每個女子。這種原始狀態，早在上一個世紀就有人談過，不過只是一般談談而已；只有巴霍芬才第一個認真對待這個問題，並且到歷史的和宗教的傳說中尋找這種原始狀態的痕跡，這是他的偉大功績之一。現在我們知道，他所找出的這些痕跡，決沒有追溯到雜亂的性關係的社會階段，而只是追溯到晚得多的一個形式，即群婚制。那個原始社會階段，如果確實存在過的話，也是屬於非常遙遠的時代，以致在社會的化石，即在落後的蒙昧人中間，我們未必可以找到它在過去存在的直接證據了。巴霍芬的功績，就在於他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作為考察的中心。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42頁。

　　由此可見，動物社會對於推斷人類社會確有某種價值——但只是反面的價值而已。在較高等的嵴椎動物中，據我們所知，只有兩種家庭形式：多妻制和成對配偶制；在這兩種家庭形式中，都只許有一個成年的雄者，只許有一個丈夫。雄者的忌妒，既聯結又限制着動物的家庭，使動物的家庭跟群對立起來；由於這種忌妒，作為共居生活較高形式的群，在一些場合成為不可能，而在另一些場合則被削弱，或在交配期間趨於瓦解，在最好的情況下，其進一步的發展也受到阻礙。單是這一點就足以證明，動物的家庭和人類的原始社會是兩不相容的東西；正在努力脫離動物狀態的原始人類，或者根本沒有家庭，或者至多只有動物中所沒有的那種家庭。像正在形成中的人這樣一種沒有武器的動物，即使互相隔絕，以成對配偶為共居生活的最高形式，就像韋斯特馬克根據獵人的口述所斷定的大猩猩和黑猩猩的情況那樣，也是能夠以不多的數量生存下去的。為了在發展過程中脫離動物狀態，實現自然界中的最偉大的進步，還需要一種因素：以群的聯合力量和集體行動來彌補個體自衛能力的不足。用現今類人猿那樣的生活條件根本無法解釋向人類狀態的過渡；這種類人猿給我們的印象，毋寧說是一種正在逐漸滅絕的、至少也是處於衰落狀態的脫離正軌的旁系。只此一點，就足以駁倒由它們的家庭形式類推原始人類的家庭形式的任何論調了。而成年雄者的相互寬容，沒有忌妒，則是形成較大的持久的集團的首要條件，只有在這種集團中才能實現由動物向人的轉變。的確，我們發現歷史上可以確切證明並且現在某些地方還可以加以研究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庭形式是什麼呢？那就是群婚，即整群的男子與整群的女子互為所有，很少有忌妒餘地的婚姻形式。其次，在較晚的一個發展階段上，我們又發現了多夫制這種例外形式，這一形式更是直接同一切忌妒的感情相矛盾，因而是動物所沒有的。不過，我們所知道的群婚形式都伴有特殊複雜的條件，以致必然使我們追溯到各種更早、更簡單的性關係的形式，從而歸根結底使我們追溯到一個同從動物狀態向人類狀態的過渡相適應的雜亂的性關係的時期，這樣，動物婚姻形式的引證，就使我們恰好回到這些引證本來要使我們永遠離開的那一點上去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46頁。

　　按照摩爾根的意見，從這種雜亂的性關係的原始狀態中，大概很早就發展出了以下幾種家庭形式：

　　（1）血緣家庭——這是家庭的第一個階段。在這裡，婚姻集團是按照輩分來劃分的：在家庭範圍以內的所有祖父和祖母，都互為夫妻；他們的子女，即父親和母親，也是如此；同樣，後者的子女，構成第三個共同夫妻圈子。而他們的子女，即第一個集團的曾孫子女們，又構成第四個圈子。這樣，這一家庭形式中，僅僅排斥了祖先和子孫之間、雙親和子女之間互為夫妻的權利和義務（用現代的說法）。同胞兄弟姊妹、從（表）兄弟姊妹、再從（表）兄弟姊妹和血統更遠一些的從（表）兄弟姊妹，都互為兄弟姊妹，正因為如此，也一概互為夫妻。兄弟姊妹的關係，在家庭的這一階段上，也自然而然地包括相互的性關係。這種家庭的典型形式，應該是一對配偶的子孫中每一代都互為兄弟姊妹，正因為如此，也互為夫妻。

　　……

　　（2）普那路亞家庭。如果說家庭組織上的第一個進步在於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間相互的性關係，那麼，第二個進步就在於對於姊妹和兄弟也排除了這種關係。這一進步，由於當事者的年齡比較接近，所以比第一個進步重要得多，但也困難得多。這一進步是逐漸實現的，大概先從排除同胞的（即母方的）兄弟姊妹之間的性關係開始，起初是在個別場合，以後逐漸成為慣例（在夏威夷群島上，在本世紀尚有例外），最後甚至禁止旁系兄弟姊妹之間的結婚，用現代的稱謂來說，就是禁止同胞兄弟姊妹的子女、孫子女以及曾孫子女之間結婚；按照摩爾根的看法，這一進步可以作為“自然選擇原則在發生作用的最好說明”。

　　……

　　（3）對偶制家庭。某種或長或短時期內的成對配偶制，在群婚制度下，或者更早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一個男子在許多妻子中有一個主妻（還不能稱為愛妻），而他對於這個女子來說是她的許多丈夫中的最主要的丈夫。這種情況，在不小的程度上助長了傳教士中間的混亂，這些傳教士們有時把群婚看做一種雜亂的共妻，有時又把它看做一種任意的通姦。但是，這種習慣上的成對配偶制，隨着氏族日趨發達，隨着不許互相通婚的“兄弟”和“姊妹”級別的日益增多，必然要日益鞏固起來。氏族在禁止血緣親屬結婚方面所起的推動作用，使事情更加向前發展了。例如我們看到，在易洛魁人和其他處於野蠻時代低級階段的大多數印第安人那裡，在他們的親屬制度所點到的一切親屬之間都禁止結婚，其數多至幾百種。由於婚姻禁規日益錯綜複雜，群婚就越來越不可能；群婚就被對偶制家庭排擠了。在這一階段上，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共同生活；不過，多妻和偶爾的通姦，則仍然是男子的權利，雖然由於經濟的原因，很少有實行多妻制的；同時，在同居期間，多半都要求婦女嚴守貞操，要是有了通姦的情事，便殘酷地加以處罰。然而，婚姻關係是很容易由任何一方解除的，而子女像以前一樣仍然只屬於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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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專偶制家庭。如上所述，它是在野蠻時代的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交替的時期從對偶制家庭中產生的；它的最後勝利乃是文明時代開始的標誌之一。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統治之上的，其明顯的目的就是生育有確鑿無疑的生父的子女；而確定這種生父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子女將來要以親生的繼承人的資格繼承他們父親的財產。專偶制家庭和對偶制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婚姻關係要牢固得多，這種關係現在已不能由雙方任意解除了。這時通例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關係，趕走他的妻子。對婚姻不忠的權利，這時至少仍然有習俗保證丈夫享有（拿破崙法典明確規定丈夫享有這種權利，只要他不把姘婦帶到家裡來）；而且隨着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這種權利也行使得越來越廣泛；如果妻子回想起昔日的性的實踐而想加以恢復時，她就要受到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嚴厲的懲罰。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7—74頁。

　　在婚姻問題上，法律，即使是最進步的法律，只要當事人讓人把他們出於自願一事正式記錄在案，也就十分滿足了。至於法律幕後的現實生活發生了什麼事，這種自願是怎樣造成的，法律和法學家都可以置之不問。但是，最簡單的法制比較，在這裡也會向法學家們表明，這種自願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在法律保證子女繼承父母財產的應得部分，因而不能剝奪他們繼承權的各國——在德國，在採用法國法制的各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中——，子女的婚事必須得到父母的同意。在採用英國法制的各國，法律並不要求結婚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在這些國家，父母對自己的財產也有完全的遺贈自由，他們可以任意剝奪子女的繼承權。很明顯，儘管如此，甚至正因為如此，在英國和美國，在有財產可繼承的階級中間，結婚的自由在事實上絲毫也不比在法國和德國更多些。

　　男女婚後在法律上的平等權利，情況也不見得更好些。我們從過去的社會關係中繼承下來的兩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並不是婦女在經濟上受壓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結果。在包括許多夫婦和他們的子女的古代共產制家戶經濟中，由婦女料理家務，正如由男子獲得食物一樣，都是一種公共的、為社會所必需的事業。隨着家長制家庭，尤其是隨着專偶制個體家庭的產生，情況就改變了。料理家務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質。它與社會不再相幹了。

　　它變成了一種私人的服務；妻子成為主要的家庭女僕，被排斥在社會生產之外。只有現代的大工業，才又給婦女——只是給無產階級的婦女——開闢了參加社會生產的途徑。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她們仍然履行自己對家庭中的私人的服務的義務，那麼她們就仍然被排除於公共的生產之外，而不能有什麼收入了；如果她們願意參加公共的事業而有獨立的收入，那麼就不能履行家庭中的義務。不論在工廠里，或是在一切行業直到醫務界和律師界，婦女的地位都是這樣的。現代的個體家庭建立在公開的或隱蔽的婦女的家務奴隸制之上，而現代社會則是純粹以個體家庭為分子而構成的一個總體。現今在大多數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須是掙錢的人，贍養家庭的人，至少在有產階級中間是如此，這就使丈夫占據一種無須任何特別的法律特權加以保證的統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資產者，妻子則相當於無產階級。不過，在工業領域內，只有在資本家階級的一切法定的特權被廢除，而兩個階級在法律上的完全平等的權利確立以後，無產階級所受的經濟壓迫的獨特性質，才會最明白地顯露出來；民主共和國並不消除兩個階級的對立，相反，正是它才提供了一個為解決這一對立而鬥爭的地盤。同樣，在現代家庭中丈夫對妻子的統治的獨特性質，以及確立雙方的真正社會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當雙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時候，才會充分表現出來。那時就可以看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業中去；而要達到這一點，又要求消除個體家庭作為社會的經濟單位的屬性。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6—88頁。

　　既然性愛按其本性來說就是排他的——雖然這種排他性今日只是在婦女身上無例外地得到實現——，那麼，以性愛為基礎的婚姻，按其本性來說就是個體婚姻。我們已經看到，巴霍芬認為由群婚向個體婚過渡這一進步主要應歸功於婦女，是多麼的正確；只有由對偶婚制向專偶制的進步才是男子的功勞；在歷史上，後一進步實質上是使婦女地位惡化，而便利了男子的不忠實。因此，那種迫使婦女容忍男子的這些通常的不忠實行為的經濟考慮——例如對自己的生活，特別是對自己子女的未來的擔心——一旦消失，那麼由此而達到的婦女的平等地位，根據以往的全部經驗來判斷，與其說會促進婦女的多夫制，倒不如說會在無比大的程度上促進男子的真正的專偶制。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5—96頁。

　　至於畜群怎樣並且在什麼時候從部落或氏族的共同占有變為各個家庭家長的財產，我們至今還不得而知。不過，基本上，這一過渡一定是在這個階段上發生的。隨着畜群和其他新的財富的出現，便發生了對家庭的革命。謀取生活資料總是男子的事情，謀取生活資料的工具是由男子製造的，並且是他們的財產。畜群是新的謀取生活資料的工具，最初對它們的馴養和以後對它們的照管都是男子的事情。因此，牲畜是屬於他們的；用牲畜交換來的商品和奴隸，也是屬於他們的。這時謀生所得的全部剩餘都歸了男子；婦女參加它的享用，但在財產中沒有她們的份兒。“粗野的”戰士和獵人，以在家中次於婦女而占第二位為滿足，但“比較溫和的”牧人，卻依恃自己的財富擠上了首位，把婦女擠到了第二位。而婦女是不能抱怨的。家庭內的分工決定了男女之間的財產分配；這一分工仍然和以前一樣，可是它現在卻把迄今所存在的家庭關係完全顛倒了過來，這純粹是因為家庭以外的分工已經不同了。從前保證婦女在家中占統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婦女只限於從事家務勞動——，現在卻保證男子在家中占統治地位：婦女的家務勞動現在同男子謀取生活資料的勞動比較起來已經相形見絀；男子的勞動就是一切，婦女的勞動是無足輕重的附屬品。

　　在這裡就已經表明，只要婦女仍然被排除於社會的生產勞動之外而只限於從事家庭的私人勞動，那麼婦女的解放，婦女同男子的平等，現在和將來都是不可能的。婦女的解放，只有在婦女可以大量地、社會規模地參加生產，而家務勞動只占她們極少的工夫的時候，才有可能。而這隻有依靠現代大工業才能辦到，現代大工業不僅容許大量的婦女勞動，而且是真正要求這樣的勞動，並且它還力求把私人的家務勞動逐漸溶化在公共的事業中。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0—181頁。

　　文明時代所由以開始的商品生產階段，在經濟上有下列特徵：（1）出現了金屬貨幣，從而出現了貨幣資本、利息和高利貸；（2）出現了作為生產者之間的中間階級的商人；（3）出現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4）出現了作為占統治地位的生產形式的奴隸勞動。與文明時代相適應並隨之徹底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的家庭形式是專偶制、男子對婦女的統治，以及作為社會經濟單位的個體家庭。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時期毫無例外地都是統治階級的國家，並且在一切場合在本質上都是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此外，文明時代還有如下的特徵：一方面，是把城市和鄉村的對立作為整個社會分工的基礎固定下來；另一方面，是實行所有者甚至在死後也能夠據以處理自己財產的遺囑制度。這種同古代氏族制度直接衝突的制度，在雅典直到梭倫時代之前還沒有過；在羅馬，它很早就已經實行了，究竟在什麼時候我們不知道；在德意志人中間，這種制度是由教士引入的，為的是使誠實的德意志人能夠毫無阻礙地將自己的遺產遺贈給教會。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5—196頁。

　　人類社會脫離動物野蠻階段以後的一切發展，都是從家庭勞動創造出的產品除了維持自身生活的需要尚有剩餘的時候開始的，都是從一部分勞動可以不再用於單純生活資料的生產，而是用於生產資料的生產的時候開始的。勞動產品超出維持勞動的費用而形成剩餘，以及社會的生產基金和後備基金靠這種剩餘而形成和積累，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切社會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發展的基礎。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這種基金都是一個特權階級的財產，而政治統治權和精神主導權也和這種財產一起落到這個特權階級的手裡。即將到來的社會變革將把這種社會的生產基金和後備基金，即全部原料、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從特權階級的支配中奪過來，把它們轉交給全社會作為公有財產，這樣才真正把它們變成了社會的基金。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2頁。

　　工業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迅速發展，使勞動群眾的貧窮和困苦成了社會的生產條件。

　　犯罪現象一年比一年增多。如果說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無忌憚地干出來的封建罪惡雖然沒有消滅，但終究已經暫時被迫收斂了，那麼，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資產階級罪惡卻更加猖獗了。商業日益變成欺詐。革命的箴言“博愛”化為競爭中的蓄意刁難和忌妒。賄賂代替了暴力壓迫，金錢代替了刀劍成了社會權力的第一槓桿。初夜權從封建領主手中轉到了資產階級工廠主的手中。賣淫增加到了前所未聞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樣仍然是法律承認的賣淫的形式，是賣淫的官方的外衣，並且還以大量的通姦作為補充。總之，同啟蒙學者的華美諾言比起來，由“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2—273頁。

　　在中世紀的社會裡，特別是在最初幾世紀，生產基本上是為了供自己消費。它主要只是滿足生產者及其家屬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關係的地方，例如在農村中，生產還滿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這裡沒有交換，產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質。農民家庭差不多生產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當他們在滿足自己的需要並向封建主交納實物貢獻以後還能生產更多的東西時，他們才開始生產商品；這種投入社會交換即拿去出賣的多餘產品就成了商品。誠然，城市手工業者一開始就必然為交換而生產。但是，他們也自己生產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東西；他們有園圃和小塊土地；他們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並且從這些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婦女紡麻，紡羊毛等等。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即商品生產，還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換是有限的，市場是狹小的，生產方式是穩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絕的，地方內部是統一的；農村中有馬爾克，城市中有行會。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9頁。

　　兩個人或兩個人的意志就其本身而言是彼此完全平等的——這不僅不是公理，而且甚至是過度的誇張。首先，兩個人甚至就其本身而言，在性別上可能就是不平等的，這一簡單的事實立刻使我們想到：社會的最簡單的要素——如果我們暫且接受這樣的童稚之見——不是兩個男人，而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他們建立了家庭，即以生產為目的的社會結合的最簡單的和最初的形式。但是這絲毫不合杜林先生的心意。因為，一方面，必須使這兩個社會奠基者儘可能地平等。另一方面，甚至杜林先生也不能從原始家庭構造出男女之間在道德上和法上的平等地位。這樣，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杜林所說的通過自身繁衍而建立起整個社會的社會分子一開始就註定要滅亡，因為兩個男人是永遠不能生出小孩來的；或者是我們必須設想他們是兩個家長。在這種情況下，十分簡單的基本模式就轉成自己的反面：它不是證明人的平等，而最多只是證明家長的平等，而且因為婦女是不被理睬的，所以還證明婦女的從屬地位。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02—103頁。

　　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裡給我們提供給了一部法國“社會”……他描寫了這個在他看來是模範社會的最後殘餘怎樣在庸俗的、滿身銅臭的暴發戶的逼攻之下逐漸屈服，或者被這種暴發戶所腐蝕；他描寫了貴婦人（他們在婚姻上的不忠只不過是維護自己的一種方式，這和她們在婚姻上聽人擺布的情況是完全相適應的）怎樣讓位給為了金錢或衣着而給自己丈夫戴綠帽子的資產階級婦女。

　　恩格斯：《恩格斯致瑪格麗特·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0—571頁。

　　經濟關係反映為法的原則，同樣必然是一種頭足倒置的反映。這種反映是在活動者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發生的；法學家以為他是憑着先驗的原理來活動的，然而這只不過是經濟的反映而已。這樣一來，一切都頭足倒置了。而這種顛倒——在它沒有被認識的時候構成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觀點的那種東西——又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並且能在某種限度內改變經濟基礎，我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一發展階段為前提，繼承法的基礎是經濟的。儘管如此，也很難證明：例如在英國立遺囑的絕對自由，在法國對這種自由的嚴格限制，在一切細節上都只是出於經濟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對經濟起着很大的反作用，因為二者都影響財產的分配。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8頁。

　　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於其下的社會制度，受着兩種生產的制約：一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另一方面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制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16頁。

　　人類的“這三種婚姻形式大體上與人類發展的三個主要階段相適應。群婚制是與蒙昧時代相適應的，對偶婚制是與野蠻時代相適應的，以通姦和賣淫為補充的專偶制是與文明時代相適應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8頁。

　　（二）群婚制和個體婚制

　　那麼，雜亂的性關係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現在或較早時期通行的禁規在那時是沒有效力的。我們已經看到，忌妒所造成的限制是怎樣崩潰的。如果說有什麼可以確定的話，那就是：忌妒是一種較後發展起來的感情。血親婚配的觀念，也是如此。不僅兄弟和姊妹起初曾經是夫婦，而且父母和子女之間的性關係今日在許多民族中也還是允許的。班克羅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着民族》1875年版第1卷）證明，白令海峽沿岸的加惟基人、阿拉斯加附近的科迪亞克島上的人、英屬北美內地的提納人，都有這種關係；勒土爾諾也提出了關於印第安赤北韋人、智利的庫庫人、加勒比人、印度支那半島的克倫人的同樣事實的報告；至於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關於帕提亞人、波斯人、西徐亞人、匈奴人等的故事，在這裡就不必說了。在血親婚配尚未發明之前（這的確是一種發明，而且是一種極其寶貴的發明），父母和子女之間的性關系所引起的憎惡，並不大於其他不同輩的人們之間的性關係；而後者即使今日在最市儈氣的國家裡也還在發生，而且並不引起多大的驚駭；甚至年逾60的老“姑娘”，如果她們十分富有的話，有時也可以嫁給一個30來歲的青年男子。不過，如果我們從我們所知道的最原始的家庭形式上拋棄那種與它們連在一起的血親婚配的觀念——這種觀念跟我們的觀念完全不同，而且往往是跟它們直接衝突的——，那麼我們就得出一種只能叫做雜亂的性關係的形式了。所謂雜亂，是說後來由習俗所規定的那些限制那時還不存在。但是由此決不能說，在日常實踐中也必然是一片混亂。短時期的成對配偶決不是不可能的，正如在群婚制中，當時的多數情況也是成對配偶那樣。所以，如果說韋斯特馬克（他是最近的一個否認這種原始狀態的人）把兩性在生孩子以前一切成對同居狀態，都叫做婚姻，那麼就應該說，這種婚姻完全可以在雜亂的性關係狀態下發生，而它跟雜交狀態，即不存在習俗規定的對性關係的限制的那種狀態不相矛盾。當然，韋斯特馬克是從如下的觀點出發的，他認為：

　　“雜交狀態包含着對個人愛戀的壓抑”，因而“賣淫是這種狀態的最真實的形式”。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47頁。

　　在一切形式的群婚家庭中，誰是某一個孩子的父親是不確定的，但誰是孩子的母親則是確定的。即使母親把共同家庭的一切子女都叫做自己的子女，對於他們都擔負母親的義務，但她仍然能夠把她自己親生的子女同其餘一切子女區別開來。由此可知，只要存在着群婚，那麼世系就只能從母親方面來確定，因此，也只承認女系。一切蒙昧民族和處在野蠻時代低級階段的民族，實際上都是這樣；所以巴霍芬的第二個偉大功績，就在於他第一個發現了這一點。他把這種只從母親方面確認世系的情況和由此逐漸發展起來的繼承關係叫做母權制；為了簡便起見，我保留了這一名稱；不過它是不大恰當的，因為在社會發展的這一階段上，還談不到法律意義上的權利。

　　……

　　當摩爾根寫他的着作的時候，我們關於群婚的知識還是非常有限的。我們僅略略知道一點那種組織為級別的澳大利亞人的群婚，此外就是摩爾根早在1871年發表了他所得到的關於夏威夷普那路亞家庭的材料。普那路亞家庭，一方面，給美洲印第安人中盛行的親屬制度提供了完備的說明，而這一制度曾經是摩爾根的全部研究的出發點；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個引出母權制氏族的現成的出發點；最後，它乃是遠比澳大利亞的級別制度更高的一個發展階段。因此，摩爾根把這個形式看做必然先於對偶婚存在的一個發展階段，並且認定它在較早的時期普遍流行，這是可以理解的。自從那時以來，我們了解了群婚的一系列其他形式，現在我們知道，摩爾根在這裡走得太遠了。不過，他仍然很幸運，在他的普那路亞家庭中碰到了最高的、典型的群婚形式，即可以用來十分容易地說明向更高形式過渡的那種形式。

　　使我們關於群婚的知識大大豐富起來的，是英國傳教士洛里默·法伊森，他在這種家庭形式的典型地區——澳大利亞，對群婚作了多年的研究。他在南澳大利亞的芒特甘比爾地區的澳大利亞黑人中發現了最低的發展階段。在這裡，整個部落分為兩個級別：克洛基和庫米德。每個級別內部都嚴格禁止性關係；反之，一級別的每個男子生來就是另一級別的每個女子的丈夫，而後者生來也是前者的妻子。不是單個人，而是整個集團相互結婚，即級別和級別結婚。而且應當指出，這裡除了兩個外婚制級別的劃分所造成的限制以外，年齡差別或某種特殊血緣親屬關係都沒有造成什麼障礙。對克洛基的任何男子說來，庫米德的每個女子都是他的當然的妻子；但是，他自己的女兒，既是庫米德女性所生，根據母權制也是庫米德，所以，她生來就是每個克洛基男人的妻子，從而也是自己父親的妻子。

　　至少，我們所知道的這種級別組織對於這一點是沒有加以禁止的。所以，或者是在這種組織發生的那個時期，雖然已有限制近親婚配的朦朧意向，但是人們還不把父母和子女間的性關係看做特別可怕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級別制度就是從雜亂的性關係的狀態中直接產生的；或者是在級別發生的時候，父母和子女間的性關係業已為習俗所禁止——在這種情況下，當前的狀態就表明在它以前曾經存在過血緣家庭，而它是走出血緣家庭的第一步。後面這一種情況，比較可信。據我所知，在澳大利亞，父母和子女間的婚姻關係的例子，還沒有人提到過；而比較晚一些的外婚形式，即母權制氏族，通常也默然以禁止這種關係為前提，把這種禁規看做一種在氏族產生時就已存在的事情。

　　……

　　群婚在澳大利亞還是一種級別婚，它是往往分布於全大陸的整個一級別的男子和同樣廣布的一級別的女子的群眾性夫妻關係——這種群婚，如果加以詳細的觀察，並不完全像習慣於娼妓制度的庸人幻想所想象的那樣可怕。相反，過了許多年以後，人們才猜測到有這種群婚存在，而不久以前又對它爭論起來。在膚淺的觀察者看來，它是一種不牢固的個體婚制，而在某些地方則是與偶爾的通姦並行的多妻制。只有像法伊森和豪伊特那樣，花費許多年工夫，才能在這些使普通的歐洲人對於其實踐反倒更感到親切的婚姻關係中發現一種調節規則，根據這種規則，一個外地的澳大利亞黑人在離開本鄉數千公里的地方，在說着他所不懂的語言的人們中間，往往依然可以在一個個住宿地，在一個個部落里，找到毫無反抗和怨恨地委身於他的女子，而根據這種規則有着幾個妻子的男人，也要讓出一個妻子給自己的客人去過夜。在歐洲人視為不道德和無規則的地方，事實上都盛行着一種嚴格的規則。這些女子屬於客人的通婚級別，因而她們生來就是他的妻子；把雙方結合起來的那個道德規則，同時又用剝奪權利的懲罰方法，禁止相互所屬的通婚級別以外的任何性關係。甚至在搶劫婦女（這是經常的，某些地方還是通例）的地方，也很慎重地遵守級別的規則。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57頁。

　　要弄清現在美洲的群婚是否已完全被對偶婚所排除的問題，必須更加仔細地研究一下還處於蒙昧時代高級階段的西北部民族，特別是南美的各民族。關於後者，流傳着各種各樣的性關係不受限制的事例，使人很難設想在這裡舊時的群婚已經完全克服。無論如何，群婚的遺蹟還沒有完全消失。在北美的至少40個部落中，同長姊結婚的男子有權把她的一俟達到婚齡的一切妹妹也娶為妻子——這是一整群姊妹共夫的遺風。而加利福尼亞半島的居民（蒙昧時代高級階段），據班克羅夫特說，則有一些節日，在節日裡幾個“部落”聚集在一起，不加區別地發生性關係。這顯然是指一些氏族，它們在這些節日裡，對於從前一個氏族的婦女以另一氏族的所有男子為她們的共同丈夫，而男子則以另一氏族的所有婦女為他們的共同妻子的時代，還保留着一點朦朧的記憶。這種習俗在澳大利亞仍然盛行着。有些民族中，還有這種情形，即男性長者、酋長和巫師，利用共妻制來為自己服務，自己獨占大多數婦女；但是，他們在一定節日和民眾大集會時，必須重新實行以前的共妻制，讓自己的妻子去和年輕的男子們尋樂。韋斯特馬克在他的《人類婚姻史》一書第28—頁，舉了許多例子，表明在印度的霍人、桑塔爾人、潘札人和科塔爾人部落中，在某些非洲民族和其他民族中，都有這種定期的沙特恩節即在一個短時期內恢復舊時的自由的性關係。奇怪的是，韋斯特馬克由此得出一個結論，說這並不是他所否認的群婚的殘餘，而是原始人和其他動物所共有的交配期的殘餘。

　　……

　　在另一些民族中，新郎的朋友和親屬或請來參加婚禮的客人，在舉行婚禮時，都可以提出古代遺傳下來的對新娘的權利，新郎按次序是最後的一個；在巴利阿里群島和在非洲的奧及婁人中，在古時都是如此；而在阿比西尼亞的巴里人中，現在也還是如此。在另一些民族中，則由一個有公職的人——部落或氏族的頭目、酋長、薩滿、祭司、諸侯或其他不管是什麼頭銜的人，代表公社行使對新娘的初夜權。儘管新浪漫主義者竭力掩飾這一事實，但這種初夜權至今還作為群婚的殘餘，存在於阿拉斯加地區的大多數居民（班克羅夫特《土着民族》第1卷第81頁）、墨西哥北部的塔胡人（同上，第584頁）及其他民族中；在整個中世紀，它至少存在於原為凱爾特人的各個國家中，例如在阿拉貢；在這些地方，它是直接由群婚傳下來的。在卡斯蒂利亞，農民雖然從來沒有成為農奴，但在阿拉貢卻盛行過極醜惡的農奴制，直到1486年天主教徒斐迪南德作出裁決為止。在這個文件中說：

　　“茲決定並宣告，上述領主〈senyors，男爵〉……亦不得在農民娶妻時與其妻同睡第一夜，或在婚禮之夜，新娘躺在床上以後，跨越該床及該女子，作為自己統治的標誌；上述領主亦不得違反農民的女兒或兒子的意志去差使他們，無論償付報酬與否。”（轉引自祖根海姆《農奴制度》1861年彼得堡版第35頁上的加泰羅尼亞語原文。）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1—64頁。

　　在說到隨着母權制的復滅而迅速發展起來的專偶制以前，我們再就多妻制和多夫制說幾句話。這兩種婚姻形式，只能算是例外，可以說是歷史的奢侈品，除非它們在某一個國家內同時並存，但是大家知道這是沒有的事。因此，由於被排除在多妻制以外的男子並不能從因多夫制而成為多餘的婦女那裡求得安慰，而且男女的數目，不管社會制度如何，迄今又差不多是相等的，所以，不論多妻制或多夫制的婚姻形式都不能上升為普遍通行的形式。事實上，一夫多妻制顯然是奴隸制度的產物，並且限於個別占據特殊地位的人物。在閃米特人的家長制家庭中，只有家長本人，至多還有他的幾個兒子，過着多妻制的生活，其餘的人都以一人一妻為滿足。現在整個東方還是如此；多妻制是富人和顯貴人物的特權，多妻主要是用購買女奴隸的方法取得的；人民大眾都是過着專偶制的生活。印度和西藏的多夫制，也同樣是個例外；關於它起源於群婚這個肯定並非無關緊要的問題，還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而在實踐上，多夫制的容讓性看來要比伊斯蘭教徒的富於忌妒的後房制度大得多。例如至少在印度的納伊爾人中間，雖然每三四個或更多的男子共有一個妻子，但是他們每人同時還可以和別的三個或更多的男子共有第二個，甚至第三個、第四個……妻子。奇怪的是，麥克倫南在敘述這種婚姻俱樂部時（其成員可以同時加入幾個俱樂部），竟沒有發現俱樂部婚姻這個新類別。不過，這種婚姻俱樂部的制度，決不是真正的多夫制；恰好相反，正如日羅－特隆已經指出的，這只是群婚的一種特殊化了的形式；男子過着多妻制的生活，而婦女則過着多夫制的生活。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73頁。

　　摩爾根所說的淫游制，是指與個體婚制並存的男子和未婚婦女在婚姻之外發生的性關係，這種性關係，大家知道，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盛行於整個文明時代，而且日益變為公開的賣淫了。這種淫游制直接起源於群婚制，起源於婦女為贖買貞操權利而作的獻身犧牲。

　　為金錢而獻身，最初是一種宗教行為，它是在愛神廟舉行的，所得的錢最初都歸於神廟的財庫。亞美尼亞的阿娜伊蒂斯廟、科林斯的阿芙羅狄蒂廟的廟奴，以及印度神廟中的宗教舞女，即所謂Bajaderen（葡萄牙語bailadeira——舞女一詞的訛誤），都是最初的娼妓。這種獻身起初是每個婦女的義務，後來便只由這些女祭司代替其他所有婦女來實行了。在其他一些民族中，這種淫游制起源於允許姑娘們在結婚前有性的自由，因此也是群婚制的殘餘，只不過這種殘餘是通過另外一種途徑傳到今天的。隨着財產差別的產生，亦即早在野蠻時代高級階段，與奴隸勞動並存就零散地出現了僱傭勞動，同時，作為它的必然補充，也出現了與女奴隸的強制獻身並存的自由婦女的職業賣淫。由此可見，群婚制傳給文明時代的遺產是兩重的，正如文明時代所產生的一切都是兩重的、雙面的、分裂為二的、對立的一樣：一方面是專偶制，另一方面則是淫游制以及它的最極端的形式——賣淫。淫游制和社會的任何其他制度一樣，也是一種社會的制度；它使舊時的性的自由繼續存在，以利於男子。在實際上不僅被容忍而且特別為統治階級所樂於實行的淫游制，在口頭上是受到詛咒的。但是實際上，這種詛咒決不是針對着參與此事的男子，而只是針對着婦女：她們被剝奪權利，被排斥在外，以便用這種方法再一次宣布男子對婦女的無條件統治乃是社會的根本法則。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9—80頁。

　　這樣，我們便有了三種主要的婚姻形式，這三種婚姻形式大體上與人類發展的三個主要階段相適應。群婚制是與蒙昧時代相適應的，對偶婚制是與野蠻時代相適應的，以通姦和賣淫為補充的專偶制是與文明時代相適應的。在野蠻時代高級階段，在對偶婚制和專偶制之間，插入了男子對女奴隸的統治和多妻制。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8頁。

　　可見，個體婚制在歷史上決不是作為男女之間的和好而出現的，更不是作為這種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現的。恰好相反。它是作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為整個史前時代所未有的兩性衝突的宣告而出現的。在馬克思和我於1846年合寫的一個舊的、未發表的手稿中，我發現了如下一句話：“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間為了生育子女而發生的分工。”現在我可以補充幾句：在歷史上出現的最初的階級對立，是同個體婚制下夫妻間的對抗的發展同時發生的，而最初的階級壓迫是同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同時發生的。個體婚制是一個偉大的歷史的進步，但同時它同奴隸制和私有制一起，卻開闢了一個一直繼續到今天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相對的退步，因為在這種進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發展是通過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壓抑而實現的。個體婚制是文明社會的細胞形態，根據這種形態，我們就可以研究文明社會內部充分發展着的對立和矛盾的本質。

　　舊時性關係的相對自由，決沒有隨着對偶婚或者甚至個體婚的勝利而消失。

　　“舊的婚姻制度，雖然由於普那路亞集團的逐漸消亡而縮小到更加狹小的範圍內，但仍然圍繞着正在向前發展的家庭，並且伴隨着它直到文明時代的最初期……這種舊制度最後終於消失在新型的淫游制中，這種新型的淫游制伴隨着人類直到進入文明時代，就像一個陰影籠罩在家庭上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8—79頁。

　　（三）對偶制家庭和專偶制家庭

　　摩爾根一生的大部分，是在易洛魁人中間度過的，這種易洛魁人現在還居住在紐約州；他並且被一個易洛魁人部落（塞訥卡人部落）接納入族。他發現，易洛魁人奉行着一種同他們的實際的家庭關係相矛盾的親屬制度。在易洛魁人中間盛行的，是一種雙方可以輕易解除的個體婚姻，摩爾根把它稱為“對偶制家庭”。因此，這種夫妻的子女，是眾所周知和大家公認的；對誰應該用父親、母親、兒子、女兒、兄弟、姊妹等稱呼，是不會有疑問的。但是，這些稱呼的實際使用，卻與此矛盾。易洛魁人的男子，不僅把自己親生的子女稱為自己的兒子和女兒，而且把他兄弟的子女也稱為自己的兒子和女兒，而他們都稱他為父親。他把自己姊妹的子女則稱為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女，他們稱他為舅父。反之，易洛魁人的女子，把自己姊妹的子女和她自己親生的子女一概都稱為自己的兒子和女兒，而他們都稱她為母親。她把自己兄弟的子女則稱為自己的內侄和內侄女，她自己被稱為他們的姑母。同樣，兄弟的子女們互稱兄弟姊妹，姊妹的子女們也互稱兄弟姊妹。而一個女人的子女和她兄弟的子女，則互稱為表兄弟和表姊妹。這並不是一些空洞的名稱，而是實際上流行的對血緣親屬關係的親疏和輩分的觀點的表達；這種觀點是一種完備地制定了的親屬制度的基礎，這種親屬制度可以表達單個人的數百種不同的親屬關係。不僅如此，這種親屬制度不僅在所有美洲印第安人中（直到現在還沒有發現過例外）完全有效，而且在印度最古的居民中，在德干的達羅毗荼人部落和印度斯坦的戈拉人部落中，也差不多毫無變更地實行着。在南印度的泰米爾人和紐約州的塞訥卡部落的易洛魁人用來表達親屬關係的名稱中，至今還有200種以上不同的親屬關係是用相同的名稱來表達的。所以在印度的這些部落中間，正和在所有美洲印第安人中間一樣，從現行家庭形式中產生的親屬關係，也是同親屬制度相矛盾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9—40頁。

　　這種對偶制家庭，本身還很脆弱，還很不穩定，不能使人需要有或者只是希望有自己的家戶經濟，因此它根本沒有使早期傳下來的共產制家戶經濟解體。而共產制家戶經濟意味着婦女在家內的統治，正如在不能確認生身父親的條件下只承認生身母親意味着對婦女即母親的高度尊敬一樣。那種認為婦女在最初的社會裡曾經是男子的奴隸的意見，是18世紀啟蒙時代所留傳下來的最荒謬的觀念之一。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處於野蠻時代低級階段、中級階段、部分地還有處於高級階段的野蠻人中，婦女不僅居於自由的地位，而且居於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這種地位到了對偶婚時期是怎樣的情形，可以由在塞訥卡部落的易洛魁人中做過多年傳教士的阿瑟·萊特作證明。他說：

　　“講到他們的家庭，當他們還住在老式長屋〈包含幾個家庭的共產制家戶經濟〉中的時候…… 那裡總是由某一個克蘭〈氏族〉占統治地位，因此婦女是從別的克蘭〈氏族〉中招來丈夫的…… 通常是女方在家中支配一切；貯藏品是公有的；但是，倒霉的是那種過於怠惰或過於笨拙因而不能給公共貯藏品增加一分的不幸的丈夫或情人。不管他在家裡有多少子女或占有多少財產，仍然要隨時聽候命令，收拾行李，準備滾蛋。對於這個命令，他不可有反抗的企圖；他無法在這棟房子裡住下去，他非回到自己的克蘭〈氏族〉去不可；或者像他們通常所做的那樣，到別的克蘭內重新結婚。婦女在克蘭〈氏族〉里，乃至一般在任何地方，都有很大的勢力。有時，她們可以毫不猶豫地撤換酋長，把他貶為普通的戰士。”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60頁。

　　對偶制家庭產生於蒙昧時代和野蠻時代交替的時期，大部分是在蒙昧時代高級階段，有些地方剛剛到達野蠻時代低級階段。這是野蠻時代所特有的家庭形式，正如群婚之於蒙昧時代，專偶制之於文明時代一樣。要使對偶制家庭進一步發展為牢固的專偶制，需要有別的原因，這種原因與我們已經看到的一直起着作用的那些原因不同。在成對配偶制中，群已經減縮到它的最後單位，僅由兩個原子組成的分子，即一男和一女。自然選擇已經通過日益縮小婚姻共同體的範圍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這一方面，它再也沒有事可做了。

　　因此，如果沒有新的、社會的動力發生作用，那麼，從成對配偶制中就沒有任何根據產生新的家庭形式了。但是，這種動力開始發生作用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4—65頁。

　　但是，專偶制完全肯定地將要失掉的東西，就是它因起源於財產關係而被烙上的全部特徵，這些特徵就是：第一，男子的統治，第二，婚姻的不可解除性。男子在婚姻上的統治是他的經濟統治的結果，它將自然地隨着後者的消失而消失。婚姻的不可解除性，部分地是專偶制所賴以產生的經濟狀況的結果，部分地是這種經濟狀況和專偶制之間的聯繫還沒有被正確地理解並且被宗教加以誇大的那個時代留下的傳統。這種不可解除性現在就已經遭到千萬次的破壞了。如果說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麼也只有繼續保持愛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過，個人性愛的持久性在各個不同的個人中間，尤其在男子中間，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確實已經消失或者已經被新的熱烈的愛情所排擠，那就會使離婚無論對於雙方或對於社會都成為幸事。只是要使人們免於陷入離婚訴訟的無益的泥潭才好。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6頁。

　　在威爾士被英國人征服以前數世紀，即至遲於11世紀所制定的古代威爾士的法律，還表明有整個村落共同耕作的事情，雖然這只是一種普遍流行的早期習俗的稀有殘餘；每個家庭有供自己耕作的五英畝土地；此外，另有一塊土地共同耕種，收穫物實行分配。從它跟愛爾蘭和蘇格蘭類似這一點來看，毫無疑問這種農村公社乃是一種氏族或氏族分支，即使對威爾士法律的重新考查——我沒有時間去這樣做（我的摘要是在1869年作的）——未必能直接證實這一點。然而，威爾士以及愛爾蘭的材料卻直接證明，在11世紀時，凱爾特人的對偶婚還根本沒有被專偶制所代替。在威爾士，婚姻只有滿了七年之後才不能解除，或者更確切些說，才不能終止。甚至只差三夜就滿七年，夫妻還是可以分離的。那時便要分家：由妻子來分，丈夫取他的一份。家具是按一定的非常有趣的規則來分的。如果是丈夫提出離婚的，那他必須把妻子的嫁妝和其他某些東西還給她；如果是妻子提出離婚的，那她便少得一點。如有三個子女，丈夫分兩個，妻子分一個，即中間那一個。如果妻子在離婚後重新結婚，而她的前夫想重新要她時，即使她的一隻腳已經踏上新夫的婚床，也要順從前夫的要求。而如果已經同居七年，即使以前並未正式結婚，他們也是夫和妻。在結婚以前，少女的貞操完全不嚴格遵守，也不要求遵守；與此有關的規定，具有非常輕佻的性質，同資產階級的道德完全不符。如果妻子與人通姦，丈夫可以毆打她（這是允許他這樣做的三種情況之一，在其餘場合毆打妻子是要受罰的），但是這樣一來，他就無權要求別的補償了；因為

　　“對於同一過錯，或者要求贖罪，或者要求報復，但兩者不可得兼”。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8—149頁。

　　隨着男子在家中的實際統治的確立，實行男子獨裁的最後障礙便崩毀了。這種獨裁，由於母權制的傾復、父權制的實行、對偶婚制向專偶制的逐步過渡而被確認，並且永久化了。但是這樣一來，在古代的氏族制度中就出現了一個裂口：個體家庭已經成為一種力量，並且以威脅的姿態起來與氏族對抗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1—182頁。

　　除了自由民和奴隸的差別以外，又出現了富人和窮人的差別——隨着新的分工，社會又有了新的階級劃分。各個家庭家長之間的財產差別，炸毀了各地迄今一直保存着的舊的共產制家庭公社；同時也炸毀了為這種公社而實行的土地的共同耕作。耕地起初是暫時地、後來便永久地分配給各個家庭使用，它向完全的私有財產的過渡，是逐漸進行的，是與對偶婚制向專偶制的過渡平行地發生的。個體家庭開始成為社會的經濟單位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3頁。

　　但是，在專偶制內部，第二種對立也因此而發展起來了。同靠淫游制來使自己的生活更美好的丈夫並存的還有一個被冷落的妻子。正如吃了半個蘋果以後就再不能有一個整蘋果一樣，沒有對立的另一面，就不可能有對立的這一面。儘管如此，男子的想法似乎仍然不是這樣，直到他們的妻子教訓了他們，使他們醒悟為止。隨着個體婚制，出現了兩種經常性的、以前所不知道的特有的社會人物：妻子的經常的情人和戴綠帽子的丈夫。男子獲得了對婦女的勝利，但是桂冠是由失敗者寬宏大量地給勝利者加上的。雖然加以禁止、嚴懲但終不能根除的通姦，已成為與個體婚制和淫游制並行的不可避免的社會的制度了。子女是否確鑿無疑地出自父親，像從前一樣，至多只能依據道德的信念；所以，為了解決這個無法解決的矛盾，《拿破崙法典》第312條規定：

　　“L’enfant concu pendant le mariage a pour père le mari”——凡在結婚以後懷胎的嬰兒，以丈夫為父。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0頁。

　　但是，這個進步無疑是由這樣的情況引起的，即德意志人還生活在對偶制家庭中，他們在可能的範圍內把適應於對偶制家庭的婦女地位嫁接到專偶制上來；這一進步決不是由於德意志人的什麼傳奇性的、道德上純潔得令人驚奇的天性所引起的，這種天性只不過是：對偶制實際上並不像專偶制那樣在明顯的道德對立中發展。恰好相反，德意志人在其遷徙時期，特別是在向東南方，即黑海沿岸草原游牧民族區遷徙時期，在道德上墮落得很厲害，除騎馬術以外，他們還從這些游牧民族那裡染上了醜惡的反常情的惡習，阿米亞努斯關於泰發耳人，普羅科皮阿斯關於海魯萊人的敘述就是明顯的證明。

　　……

　　在今日的資產階級中間，締結婚姻有兩種方式。在天主教國家中，父母照舊為年輕的資產階級兒子選擇適當的妻子，其結果自然是專偶制所固有的矛盾得到了最充分的發展：

　　丈夫方面是大肆實行淫游，妻子方面是大肆通姦。天主教會禁止離婚，恐怕也只是因為它確信對付通姦就像對付死亡一樣，是沒有任何藥物可治的。相反，在新教國家中，通例是允許資產階級的兒子有或多或少的自由去從本階級選擇妻子；因此，一定程度的愛可能成為結婚的基礎，而且，為了體面，也始終以此為前提，這一點符合新教偽善的精神。在這裡，丈夫實行淫游並不那麼厲害，而妻子的通姦也比較不那麼常見。不過，在任何婚姻形式下，人們結婚後和結婚前仍然是同樣的人，而新教國家的資產者又大多是些庸人，所以，這種新教的專偶制，即使拿一般最好的場合來看，也只不過是導致被叫做家庭幸福的極端枯燥無聊的婚姻共同體罷了。小說就是這兩種締結婚姻的方法的最好的鏡子：法國的小說是天主教婚姻的鏡子；德國的小說是新教婚姻的鏡子。在這兩種場合，“他都有所得”；在德國小說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在法國小說中是丈夫得到了綠帽子。兩者之中究竟誰的處境更壞，不是每次都可以弄清楚的。因此，德國小說的枯燥之於法國資產者，正如法國小說的“不道德”之於德國的庸人一樣是令人不寒而慄的。可是，最近，自從“柏林成為世界都市”以來，德國小說也開始不那麼膽怯地描寫當地早就為人所知的淫游和通姦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84頁。

　　只有在被壓迫階級中間，而在今天就是在無產階級中間，性愛才成為而且也才可能成為對婦女的關係的常規，不管這種關係是否為官方所認可。不過，在這裡，古典的專偶制的全部基礎也就除去了。在這裡沒有任何財產，而專偶制和男子的統治原是為了保存和繼承財產而建立的；因此，在這裡也就沒有建立男子統治的任何推動力了。況且，在這裡也沒有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維護男子統治的資產階級法律，只是為了維護有產者和他們同無產者的相互關係而存在的；它是要花費金錢的，而因為工人貧窮的緣故，它對於工人同他的妻子的關係就沒有效力了。在這裡，起決定作用的完全是另一種個人的和社會的關係。此外，自從大工業迫使婦女從家庭進入勞動市場和工廠，而且往往把她們變為家庭的供養者以後，在無產者家庭中，除了自專偶制出現以來就蔓延開來的對妻子的野蠻粗暴也許還遺留一些以外，男子統治的最後殘餘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礎。這樣一來，無產者的家庭，甚至在雙方都保持最熱烈的愛情和最牢固的忠實的情況下，並且不管有可能得到什麼宗教的和世俗的祝福，也不再是嚴格意義上的專偶制的家庭了。所以，專偶制的經常伴侶——淫游和通姦，在這裡只有極其微小的作用；妻子事實上重新取得了離婚的權利，當雙方不能和睦相處時，他們就寧願分離。一句話，無產者的婚姻之為專偶制，是在這個名詞的詞源學意義上說的，決不是在這個名詞的歷史意義上說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5—86頁。

　　但是，我們現在正在走向一種社會變革，那時，專偶制的迄今存在的經濟基礎，正像它的補充物即賣淫的經濟基礎一樣，不可避免地都要消失。專偶制的產生是由於大量財富集中於一人之手，也就是男子之手，而且這種財富必須傳給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傳給其他人的子女。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專偶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專偶制，所以這種妻子方面的專偶制根本不妨礙丈夫的公開的或秘密的多偶制。但是，行將到來的社會變革至少將把絕大部分耐久的、可繼承的財富——生產資料——變為社會所有，從而把這一切對於傳授遺產的關切減少到最低限度。可是，既然專偶制是由於經濟的原因而產生的，那麼當這種原因消失的時候，它是不是也要消失呢？

　　可以不無理由地回答：它不僅不會消失，而且相反地，只有那時它才能完全地實現。

　　因為隨着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僱傭勞動、無產階級、從而一定數量的——用統計方法可以計算出來的——婦女為金錢而獻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賣淫將要消失，而專偶制不僅不會滅亡，而且最後對於男子也將成為現實。

　　這樣一來，男子的地位無論如何要發生很大的變化。而婦女的地位，一切婦女的地位也要發生很大的轉變。隨着生產資料轉歸公有，個體家庭就不再是社會的經濟單位了。私人的家務變為社會的事業。孩子的撫養和教育成為公共的事情；社會同等地關懷一切兒童，無論是婚生的還是非婚生的。因此，對於“後果”的擔心也就消除了，這種擔心在今天成了妨礙少女毫無顧慮地委身於所愛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會因素——既是道德的也是經濟的因素。那麼，會不會由於這個原因，就足以逐漸產生更隨便的性關係，從而也逐漸產生對處女的榮譽和女性的羞恥都更加馬虎的社會輿論呢？最後，難道我們沒有看見，在現代世界上專偶制和賣淫雖然是對立物，卻是不可分離的對立物，是同一社會秩序的兩極嗎？能叫賣淫消失而不叫專偶制與它同歸於盡嗎？

　　在這裡，一個在專偶製發展的時候最多只處於萌芽狀態的新的因素——個人的性愛，開始發生作用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9—90頁。

　　因此，直到中世紀末期，在絕大多數場合，婚姻的締結仍然和最初一樣，不是由當事人決定的事情。起初，人們一出世就已經結了婚——同整個一群異性結了婚。在較後的各種群婚形式中，大概仍然存在着類似的狀態，只是群的範圍逐漸縮小罷了。在對偶婚之下，通例是由母親給自己的子女說定婚事；在這裡關於新的親戚關係的考慮也起着決定的作用，這種新的親戚關係應該使年輕夫婦在氏族和部落中占有更牢固的地位。當父權制和專偶制隨着私有財產的分量超過共同財產以及隨着對繼承權的關切而占了統治地位的時候，結婚便更加依經濟上的考慮為轉移了。買賣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實質卻在越來越大的範圍內實現，以致不僅對婦女，而且對男子都規定了價格，而且不是根據他們的個人品質，而是根據他們的財產來規定價格。當事人雙方的相互愛慕應當高於其他一切而成為婚姻基礎的事情，在統治階級的實踐中是自古以來都沒有的。至多只是在浪漫故事中，或者在不受重視的被壓迫階級中，才有這樣的事情。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2—93頁。

　　（四）母權制家庭和父權制家庭

　　根據母權制，就是說，當世系還是只按女系計算的時候，並根據氏族內最初的繼承習慣，氏族成員死亡以後起初是由他的同氏族親屬繼承的。財產必須留在氏族以內。最初，由於財物不多，在實踐上大概總是轉歸最親近的同氏族親屬所有，就是說，轉歸母方的血緣親屬所有。但是，男性死者的子女並不屬於死者的氏族，而是屬於他們的母親的氏族；最初他們是同母親的其他血緣親屬共同繼承母親的，後來，可能就首先由他們來繼承了；不過，他們不能繼承自己的父親，因為他們不屬於父親的氏族，而父親的財產應該留在父親自己的氏族內。所以，畜群的所有者死亡以後，他的畜群首先應當轉歸他的兄弟姊妹和他的姊妹的子女，或者轉歸他母親的姊妹的後代。他自己的子女則被剝奪了繼承權。

　　因此，隨着財富的增加，財富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據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產生了利用這個增強了的地位來廢除傳統的繼承制度使之有利於子女的原動力。但是，當世系還是按母權制來確定的時候，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須廢除母權制，而它也就被廢除了。這並不像我們現在所想象的那樣困難，因為這一革命——人類所經歷過的最深刻的革命之一——並不需要侵害到任何一個活着的氏族成員。氏族的全體成員都仍然能夠和以前一樣。只要有一個簡單的決定，規定以後氏族男性成員的子女應該留在本氏族內，而女性成員的子女應該離開本氏族，轉到他們父親的氏族中去就行了。這樣就廢除了按女系計算世系的辦法和母系的繼承權，確立了按男系計算世系的辦法和父系的繼承權。這一革命在文明民族中是怎樣和在何時發生的，我們毫無所知。它是完全屬於史前時代的事。不過這一革命確實發生過，關於這一點，特別是巴霍芬所搜集的關於母權制的許多遺蹟的材料可以充分證明；至於這一革命是怎樣容易地完成的，可以從許許多多印第安部落的例子上看出來；在那裡，部分地由於日益增長的財富和改變了的生活方式（從森林移居大草原）的影響，部分地由於文明和傳教士的道德上的影響，這一革命不久以前方才發生，現在還在進行。在密蘇里河流域的八個部落中，有六個是實行男系世系和男系繼承制的，只有兩個還按女系。在肖尼人、邁阿密人和德拉韋人各部落中，已經形成一種習俗，即用屬於父親氏族的一個氏族人名來給子女取名字，用這種方法把他們列入父親的氏族，以便他們能繼承自己的父親。“借更改名稱以改變事物，乃是人類天賦的決疑法！於是就尋找一個縫隙，當實際利益提供足夠的推動力時在傳統的範圍以內打破傳統！”（馬克思語）因此，就發生了一個不可救藥的混亂，這種混亂只有通過向父權制的過渡才能消除，而且確實部分地被這樣消除了。“這看來是一個十分自然的過渡。”（馬克思語）至於比較法學家們對這一過渡在舊大陸的各文明民族中是如何完成的說法——當然幾乎全部只是一些假說而已——，見馬·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發展概論》1890年斯德哥爾摩版。

　　母權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丈夫淫慾的奴隸，變成單純的生孩子的工具了。婦女的這種被貶低了的地位，在英雄時代，尤其是古典時代的希臘人中間，表現得特別露骨，雖然它逐漸被粉飾偽裝起來，有些地方還披上了較溫和的外衣，但是絲毫也沒有消除。

　　這樣確立的男子獨裁的第一個結果，表現在這時發生的家長制家庭這一中間形式上。

　　這一形式的主要特點不是多妻制（關於這一點後邊再講），而是若干數目的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在家長的父權之下組成一個家庭。在閃米特類型的家庭中，這個家長過着多妻的生活，非自由人也有妻子和子女，而整個組織的目的在於在一定的地域範圍以內照管畜群。

　　這種家庭的根本之處在於，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內，一是父權；所以，這種家庭形式的完善的典型是羅馬人的家庭。Familia這個詞，起初並不表示現代庸人的那種由脈脈溫情同家庭齟齬組合起來的理想；在羅馬人那裡，它起初甚至不是指夫妻及其子女，而只是指奴隸。Famulus的意思是一個家庭奴隸，而familia則是指屬於一個人的全體奴隸。還在蓋尤斯時代，familia ，idest patrimonium（即遺產），就是通過遺囑遺留的。這一用語是羅馬人所發明，用以表示一種新的社會機體，這種機體的首長，以羅馬的父權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數量的奴隸，並且對他們握有生殺之權。

　　“因此，這一用語不會比拉丁部落的嚴酷的家庭制度更早，這種家庭制度是在採用田野耕作和奴隸制合法化以後，也是在雅利安意大利人同希臘人分離以後發生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69頁。

　　不過，個體家庭決不是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具有像在希臘人中間所有的那種古典的粗野形式。羅馬人作為世界的未來征服者，具有雖不如希臘人細緻但比他們遠大的見識，在羅馬人中間，婦女是比較自由和受尊敬的。羅馬的男子認為，妻子的貞操已經由於他對妻子有生殺之權而得到了充分的保證。此外，這裡婦女同男子一樣，可以自願解除婚姻關係。但是，在個體婚製發展方面的最大進步，無疑是隨着德意志人登上歷史舞台而發生的，因為在德意志人中間，大概由於他們貧窮的緣故，專偶制看來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從對偶制中完全發展起來。我們是根據塔西佗所提到的如下三種情況而得出這個結論的。第一，儘管十分尊重婚姻——“他們以一個妻子為滿足，婦女生活在被貞操防衛起來的環境中”——，但是在他們的顯要人物和部落首長中間卻實行多妻制，同我們在實行對偶婚的美洲人中間看到的情況類似。第二，從母權制向父權制的過渡，在他們那裡可能只是在前此不久的時候才完成的，因為母親的兄弟——按照母權制是最近的男性的同氏族親屬——在他們那裡仍然被認為是比自己的父親更親近的親屬，這一點也是與美洲印第安人的觀點相一致的；正如馬克思所常常說的，他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間找到了一把了解我們自己的原始時代的鑰匙。第三，在德意志人中間，婦女很受尊敬並且對公共事務也有很大的影響，這同專偶制所特有的男子統治是直接對立的。差不多在這一切方面，德意志人都與斯巴達人相一致；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斯巴達人中間，對偶婚也還沒有完全被放棄。因此，在這方面，一個嶄新的要素也隨着德意志人的出現而獲得了在世界上的統治地位。在各民族混合的過程中，在羅馬世界的廢墟上發展起來的新的專偶制，使男子的統治具有了比較溫和的形式，而使婦女至少從外表上看來有了古典古代所從未有過的更受尊敬和更加自由的地位。這樣就第一次造成了一種可能性，在這種可能性的基礎上，從專偶制之中——因情況的不同，或在它的內部，或與它並行，或與它相反——發展起來了我們應歸功於專偶制的最偉大的道德進步：整個過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現代的個人性愛。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1—82頁。

　　如果說，德意志人改革了專偶制的古代形式，緩和了男子在家庭中的統治，給了婦女以比古典世界任何時期都更高的地位，那麼，使他們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如果不是他們的野蠻狀態、他們的氏族習慣，如果不是他們仍有母權制時代的遺風，又是什麼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5頁。

　　（五）原始社會的家庭

　　生產資料在產品的形成上具有不同的使用方法，一種是生產資料和產品相對保持獨立的形態，另一種是生產資料改變或全部喪失獨立的形態，這個區別屬於勞動過程本身，因此，對沒有任何交換，沒有商品生產，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例如，家長制家庭自己的需要的勞動過程來說，也是存在的，這個區別被亞·斯密歪曲了，這是因為：1.他塞進了和這裡完全無關的關於利潤的規定，說什麼一些生產資料在保持原來的形態時，給所有者帶來利潤；2.他把一部分生產要素在勞動過程中的變化，和屬於產品交換、商品流通，同時包含流通中的商品的所有權變換的那種形式變換（買和賣）混為一談。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6頁。

　　第一種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這種所有制與生產的不發達階段相適應，當時人們靠狩獵、捕魚、畜牧，或者最多靠耕作為生。在人們靠耕作為生的情況下，這種所有制是以有大量未開墾的土地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分工還很不發達，僅限於家庭中現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進一步擴大。因此，社會結構只限於家庭的擴大：父權制的部落首領，他們管轄的部落成員，最後是奴隸。潛在於家庭中的奴隸制，是隨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長，隨着戰爭和交易這種外部交往的擴大而逐漸發展起來的。

　　第二種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這種所有制是由於幾個部落通過契約或征服聯合為一個城市而產生的。在這種所有制下仍然保存着奴隸制。除公社所有制以外，動產私有制以及後來的不動產私有制已經發展起來，但它們是作為一種反常的、從屬於公社所有制的形式發展起來的。公民僅僅共同擁有支配自己那些做工的奴隸的權力，因此受公社所有制形式的約束。這是積極公民的一種共同私有制，他們面對着奴隸不得不保存這種自然形成的聯合方式。因此，建築在這個基礎上的整個社會結構，以及與此相聯繫的人民權力，隨着私有制，特別是不動產私有制的發展而逐漸趨向衰落。分工已經比較發達。城鄉之間的對立已經產生，後來，一些代表城市利益的國家同另一些代表鄉村利益的國家之間的對立出現了。在城市內部存在着工業和海外貿易之間的對立。公民和奴隸之間的階級關係已經充分發展。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1頁。

　　分工包含着所有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會分裂為單個的、互相對立的家庭這一點為基礎的。與這種分工同時出現的還有分配，而且是勞動及其產品的不平等的分配（無論在數量上或質量上）；因而產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經出現，在那裡妻子和兒女是丈夫的奴隸。家庭中這種誠然還非常原始和隱蔽的奴隸制，是最初的所有制，但就是這種所有制也完全符合現代經濟學家所下的定義，即所有制是對他人勞動力的支配。其實，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達方式，對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5—536頁。

　　住宅建築。不言而喻，野蠻人的每一個家庭都有自己的洞穴和茅舍，正如游牧人的每一個家庭都有獨自的帳篷一樣。這種單個分開的家庭經濟由於私有制的進一步發展而成為更加必需的了。在農業民族那裡，共同的家庭經濟也和共同的耕作一樣是不可能的。城市的建造是一大進步。但是，在過去任何時代，消滅單個分開的經濟——這與消滅私有制分不開的——是不可能的，因為還沒有具備這樣做的物質條件。組織共同的家庭經濟的前提是發展機器，利用自然力和許多其他的生產力，例如自來水、煤氣照明、蒸汽採暖等，以及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沒有這些條件，共同的經濟本身將不會再成為新生產力，將沒有任何物質基礎，將建立在純粹的理論基礎上，就是說，將是一種純粹的怪想，只能導致寺院經濟。——還可能有什麼呢？——這就是城市裡的集中和為了各個特定目的而進行的公共房舍（監獄、兵營等）的興建。不言而喻，消滅單個分開的經濟是和消滅家庭分不開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8—569頁。

　　每個原始家庭，至遲經過幾代以後是一定要分裂的。原始共產制的共同的家戶經濟（它毫無例外地一直盛行到野蠻時代中級階段的後期），決定着家庭公社的最大限度的規模，這種規模雖然依條件而變化，但是在每個地方都是相當確定的。不過，認為同母所生的子女之間的性關係不妥的觀念一旦發生，這種觀念就一定要影響到舊家庭公社的分裂和新家庭公社的建立（這種新的家庭公社這時並不必然同家庭群體相一致）。一列或者數列姊妹成為一個公社的核心，而她們的同胞兄弟則成為另一個公社的核心。摩爾根稱之為普那路亞家庭的形式，便經過這樣或類似的途徑而由血緣家庭產生出來了。按照夏威夷的習俗，若干數目的姊妹——同胞的或血統較遠的即從（表）姊妹，再從（表）姊妹或更遠一些的姊妹——是她們共同丈夫們的共同的妻子，但是在這些共同丈夫之中，排除了她們的兄弟；這些丈夫彼此已不再互稱兄弟，他們也不再必須是兄弟了，而是互稱普那路亞，即親密的同伴，即所謂associé。同樣，一列兄弟——同胞的或血統較遠的——則跟若干數目的女子（只要不是自己的姊妹）共同結婚，這些女子也互稱普那路亞。這是古典形式的一種家庭結構；這種形式後來又有一系列變種，它的主要特徵是一定的家庭範圍內相互的共夫和共妻，不過，妻子的兄弟（起初是同胞的，以後更及於血統較遠的）被排除在這個家庭範圍以外，另一方面也把丈夫的姊妹除外。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51頁。

　　由此可見，原始歷史上家庭的發展，就在於不斷縮小最初包括整個部落並在內部盛行兩性共同婚姻的那個範圍。由於次第排斥親屬通婚（起初是血統較近的，後來是血統越來越遠的親屬，最後甚至是僅有姻親關係的），任何群婚形式終於在實際上成為不可能的了，結果，只剩下一對暫時鬆散地結合的配偶，即一旦解體整個婚姻就終止的分子。從這一點就已經可以看出，個體婚制的發生同現代字面意義上的個人性愛是多麼不相干。所有正處於這一發展階段的各民族的實踐，更加證明了這一點。在以前的各種家庭形式下，男子是從來不缺乏女子的，相反，女子倒是多了一點；而現在女子卻稀少起來，不得不去尋找了。因此，隨着對偶婚的發生，便開始出現搶劫和購買婦女的現象，這是發生了一個深刻得多的變化的普遍跡象，不過只是跡象而已；但是蘇格蘭的學究麥克倫南，卻把這些跡象，這些單純的求妻方法，說成是“搶劫婚姻”和“買賣婚姻”，虛構為兩種特殊的家庭。此外，在美洲印第安人和其他處於同一發展階段的民族中間，締結婚姻並不是當事人本人的事情（甚至往往不同他們商量），而是他們的母親的事情。這樣，訂婚的往往是兩個彼此全不相識的人，只是到婚期臨近時，才告訴他們業已訂婚。在婚禮之前，新郎贈送禮物給新娘的同氏族親屬（即新娘的母方親屬，而不是她的父親和父親的親屬）；這種禮物算是被出讓的女兒的代價。婚姻可以根據夫婦任何一方的意願而解除，但是在許多部落中，例如在易洛魁人中，逐漸形成了對這種離婚採取否定態度的社會輿論；在夫婦不和時，雙方的氏族親屬便出面調解，只有在調解無效時，才實行離婚，此時子女仍歸妻方，以後雙方都有重新結婚的自由。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頁。

　　我們現在來談一談摩爾根的另一發現，這一發現至少與他根據親屬制度恢復原始家庭形式有着同等重要的意義。摩爾根證明：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內部用動物名稱命名的血族團體，實質上是與希臘人的氏族[genea]、羅馬人的氏族[gentes]相同的；美洲的形式是原始的形式，而希臘—羅馬的形式是晚出的、派生的形式；原始時代希臘人和羅馬人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全部社會組織，跟美洲印第安人的組織極其相似；氏族，直到野蠻人進入文明時代為止，甚至再往後一點，是一切野蠻人所共有的制度（就現有資料而言）。摩爾根證明了這一切以後，便一下子說明了希臘、羅馬上古史中最困難的地方，同時，出乎意料地給我們闡明了原始時代——國家產生以前社會制度的基本特徵。雖然這個發現在人們一旦知道它之後顯得十分簡單，但是，摩爾根只是最近才做到這一點的；在他於1871年出版的前一部着作中，他還沒有看透這個秘密，而這個秘密揭開之後，就使一向那樣自信的英國原始史學家們一時沉默了下去。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8頁。

　　由於手、說話器官和腦不僅在每個人身上，而且在社會中發生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完成越來越複雜的動作，提出並達到越來越高的目的。勞動本身經過一代又一代變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了。除打獵和畜牧外，又有了農業，農業之後又有了紡紗、織布、冶金、制陶和航海。伴隨着商業和手工業，最後出現了藝術和科學；從部落發展成了民族和國家。法和政治發展起來了，而且和它們一起，人間事物在人的頭腦中的虛幻的反映——宗教，也發展起來了。在所有這些起初表現為頭腦的產物並且似乎支配着人類社會的創造物面前，勞動的手的較為簡陋的產品退到了次要地位；何況能作出勞動計劃的頭腦在社會發展的很早的階段上（例如，在簡單的家庭中），就已經能不通過自己的手而是通過別人的手來完成計劃好的勞動了。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7頁。

　　（六）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家庭和婚姻

　　節制需要，這個國民經濟學的原則在它的人口論中最鮮明地表現出來。人太多了。甚至連人的存在都是十足的奢侈，而如果工人是“道德的”（穆勒曾建議公開讚揚那些在兩性關係上表現節制的人，並公開譴責那些違背這一結婚不生育原則的人……難道這不是禁欲主義的道德、學說嗎？），那麼他就會在生育方面實行節約。人的生產表現為公眾的不幸。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9頁。

　　……也就是，因為工人用他的工資維持了他本人和他的家屬生活，從而維持了他的勞動力。工人為了能夠繼續生存和繼續作為商品的買者出現，必須重新出賣他的勞動力。

　　……

　　說到生產奢侈品的部類Ⅱb，它的v即（Ⅱb）v的情況是和Ⅰv的情況相同的。為Ⅱb的資本家更新貨幣形式的可變資本的那些貨幣，經過Ⅱa的資本家之手，迂迴地流回到Ⅱb的資本家手中。但是，工人是直接向購買他們的勞動力的資本主義生產者購買生活資料，還是向另一類資本家購買生活資料，以致貨幣要經過後一類資本家之手，才迂迴地流回到前一類資本家手中，這畢竟是有區別的。因為工人階級是掙一文吃一文的，他們在能買的時候才買。而資本家……就不是這樣。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7頁。

　　已經執行職能的資本（剩餘產品就是由於它執行職能而產生）的總額越大，轉化為潛在貨幣資本的剩餘產品的量也就越大。但是，當每年再生產的潛在貨幣資本的量絕對增大時，這種資本的分裂也就會更容易，因此，這種資本可以更迅速地被投入一個特殊的企業，不論這個企業是在同一個資本家手中，還是在另一些人（例如參加遺產分割的家庭成員，等等）手中。在這裡，貨幣資本的分裂是指：完全離開原有的資本，以便作為新的貨幣資本投入一個新的獨立的企業。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1頁。

　　現代的、資產階級的家庭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的呢？是建立在資本上面，建立在私人發財上面的。這種家庭只是在資產階級那裡才以充分發展的形式存在着，而無產者的被迫獨居和公開的賣淫則是它的補充。

　　資產者的家庭自然會隨着它的這種補充的消失而消失，兩者都要隨着資本的消失而消失。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8—49頁。

　　於是就發生了這樣的情況：正在興起的資產階級，特別是在現存制度最受動搖的新教國家裡，都越來越承認在婚姻方面也有締結契約的自由，並用上述方式來實現這一自由。

　　婚姻仍然是階級的婚姻，但在階級內部則承認當事者享有某種程度的選擇的自由。在字面上，在道德理論上以及在詩歌描寫上，再也沒有比認為不以夫妻相互性愛和真正自由的協議為基礎的任何婚姻都是不道德的那種觀念更加牢固而不可動搖的了。總之，戀愛婚姻被宣布為人權，並且不僅是droit de l’homme，而且在例外的情況下也是婦女的權利。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5頁。

　　杜林先生以前曾設想，不必改造生產本身，人們就能以社會的生產方式去代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現在，他在這裡想象，人們可以把現代的資產階級家庭同它的整個經濟基礎分隔開來，而不會由此改變家庭的全部形式。這個家庭形式，在他看來是這樣的不可改變，以致他甚至把“古代羅馬法”（即使它具有某種“完美的”形式）當做家庭永遠奉行的標準，並且設想家庭只是“繼承遺產”的單位，即擁有財產的單位。在這個問題上，空想主義者比杜林先生高明得多。在空想主義者看來，隨着人們自由結合成社會和私人家務勞動轉為公共事業，青年教育的社會化，從而家庭成員間真正自由的相互關係，也就直接產生了。此外，馬克思已經證明（《資本論》第515頁及以下幾頁），“由於大工業使婦女、男女少年和兒童在家庭範圍以外，在社會地組織起來的生產過程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它也就為家庭和兩性關係的更高級的形式創造了新的經濟基礎”。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5—336頁。

　　如果說機器的採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萬的手工勞動者為少數機器勞動者所排擠，那麼，機器的改進就意味着越來越多的機器勞動者本身受到排擠，而歸根到底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過資本僱工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僱傭勞動者，一支真正的產業後備軍（我早在1845年就這樣稱呼他們），這支後備軍在工業開足馬力工作的時期可供隨意支配，而由於隨後必然到來的崩潰又被拋到街頭，這支後備軍任何時候都是工人階級在自己同資本進行生存鬥爭中的絆腳石，是把工資抑制在合乎資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調節器。這樣一來，機器，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成了資本用來對付工人階級的最強有力的武器，勞動資料不斷地奪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資料，工人自己的產品變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於是，勞動資料的節約，一開始就同時成為對勞動力的最無情的浪費和對勞動發揮作用的正常條件的剝奪；機器這一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變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屬一生的時間轉化為可以隨意用來增殖資本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於是，一部分人的過度勞動成了另一部分人失業的前提，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費者的大工業，卻在國內把群眾的消費限制到忍飢挨餓這樣一個最低水平，從而破壞了自己的國內市場。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0—291頁。

　　（七）共產主義社會中的家庭和婚姻

　　在它的最初的形態中不過是私有財產關係的普遍化和完成。而作為這種關係的普遍化和完成，共產主義是以雙重的形態表現出來的：首先，實物財產的統治在這種共產主義面前顯得如此強大，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的人作為私有財產占有的一切都消滅；它想用強制的方式把才能等等拋棄。在這種共產主義看來，物質的直接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工人這個規定並沒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廣到一切人身上；私有財產關係仍然是共同體同物的世界的關係；最後，這個用普遍的私有財產來反對私有財產的運動是以一種動物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用公妻制——也就是把婦女變成公有的和共有的財產——來反對婚姻（它確實是一種排他性的私有財產的形式）。人們可以說，公妻制這種思想是這個還相當粗陋的和毫無思想的共產主義的昭然若揭的秘密。正像婦女從婚姻轉向普遍賣淫一樣，財富——也就是人的對象性的本質——的整個世界，也從它同私有者的排他性的婚姻的關係轉向它同共同體的普遍賣淫關係。這種共產主義——由於它到處否定人的個性——只不過是私有財產的徹底表現，私有財產就是這種否定。普遍的和作為權力形成起來的忌妒，是貪慾所採取的並且只是用另一種方式使自己得到滿足的隱蔽形式。任何私有財產本身所產生的思想，至少對於比自己更富足的私有財產都含有忌妒和平均主義欲望，這種忌妒和平均主義欲望甚至構成競爭的本質。粗陋的共產主義者不過是充分體現了這種忌妒和這種從想象的最低限度出發的平均主義。他具有一個特定的、有限制的尺度。對整個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貧窮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僅沒有超越私有財產的水平，甚至從來沒有達到私有財產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簡單狀態的倒退，恰恰證明對私有財產的這種揚棄決不是真正的占有。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3—184頁。

　　費爾巴哈是從宗教上的自我異化，從世界被二重化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這一事實出發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歸結於它的世俗基礎。他沒有注意到，在做完這一工作之後，主要的事情還沒有做。因為，世俗基礎使自己從自身中分離出去，並在雲霄中固定為一個獨立王國，這一事實，只能用這個世俗基礎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來說明。因此，對於世俗基礎本身首先應當從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後用消除矛盾的方法在實踐中使之發生革命。因此，例如，自從發現神聖家族的秘密在於世俗家庭之後，對於世俗家庭本身就應當從理論上進行批判，並在實踐中加以變革。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4—505頁。

　　共產主義社會制度對家庭將產生什麼影響？

　　答：共產主義社會制度將使兩性關係成為僅僅和當事人有關而社會無須干預的純粹私人關係。共產主義社會制度之所以能實現這一點，是由於這種社會制度將廢除私有制並將由社會教育兒童，從而將消滅迄今為止的婚姻的兩種基礎，即私有制所產生的妻子依賴丈夫、孩子依賴父母。這也是對道貌岸然的市儈關於共產主義公妻制的號叫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現象，現在的賣淫就是公妻制的充分表現。賣淫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它將隨着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產主義組織並不實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滅公妻制。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89—690頁。

　　這樣，我們現在關於資本主義生產行將消滅以後的兩性關係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質的，大都限於將要消失的東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將是什麼呢？這要在新的一代成長起來的時候才能確定：這一代男子一生中將永遠不會用金錢或其他社會權力手段去買得婦女的獻身；而這一代婦女除了真正的愛情以外，也永遠不會再出於其他某種考慮而委身於男子，或者由於擔心經濟後果而拒絕委身於她所愛的男子。這樣的人們一經出現，對於今日人們認為他們應該做的一切，他們都將不去理會，他們自己將做出他們自己的實踐，並且造成他們的與此相適應的關於個人實踐的社會輿論——如此而已。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6—97頁。

　　三 生育

　　（一）生育觀念和生育模式

　　假定平均工資不僅足以使工人人口維持，而且足以使它以任何比例不斷地增長，那麼，從一開始就使增長的資本得到更多的工人人口，同時，得到更多的剩餘勞動，因此，人口的增長，也使資本增加。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必須從這個假定出發，因為這個假定包括剩餘價值即資本的不斷增長。至於資本主義生產本身怎樣促進人口的增長，這裡還不需要研究。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一部分》（1861年8月—1862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2版，第212頁。

　　在這整個時期內，我們交納給地主們的稅從未超過3便士。而在1834年麵包價廉、市場繁榮的時候，你們對我們說過什麼話呢？——“你們是不幸的，因為你們生育的孩子太多了，你們的婚姻比你們的手藝還要多產！”

　　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1848年1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45頁。

　　新的不變資本顯然來源於利潤；它以收入的形式存在極短時間，隨後即轉化為資本。

　　這部分利潤歸結為剩餘勞動時間，即使沒有資本存在，社會也必須不斷地完成這個剩餘勞動時間，以便能支配一個所謂發展基金——僅僅人口的增長，就已使這個發展基金成為必要的了。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二部分〈剩餘價值理論〉》

　　（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版，第85—86頁。

　　假定剝削率不變，利潤率決定於就業工人人數，決定於所使用的工人的絕對量，因而決定於人口的增長。雖然這個量增加了，但是隨着資本的積累和工業的發展，它對所使用的資本的總額的比率卻降低了（因此，在剝削率不變的情況下，利潤率[會下降]）。同樣，人口也絕對不會像複利計算那樣按照同樣的幾何級數[增長]。在工業發展的一定階段，人口的增長可以說明剩餘價值量和利潤量的增加，但同時又可以說明利潤率的下降。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四分部〈剩餘價值理論（結尾）〉》（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年4月第2版，第281—282頁。

　　這樣的婦女，特別是在懷了孕還要工作的條件下，是生不出健壯的孩子來的。根據報告，特別是曼徹斯特的報告，她們生的孩子都很弱，只有巴萊一個人認為是健康的，但是他也說，在他所視察的蘇格蘭，結了婚的女人幾乎沒有一個在工廠做工；並且除格拉斯哥的工廠外，那裡的工廠多半都在城外，這對孩子們的健康就有不小的幫助：在曼徹斯特近郊的工人的孩子幾乎都是臉色紅潤而且生氣勃勃的，可是城裡的看上去都是臉色蒼白的、腺病質的。但是一到九歲，鄉村孩子就突然失掉了紅潤的臉色，因為他們被送進了工廠，並且很快就和城市中的孩子分不出來了。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449頁。

　　在一個國家中，如果工作日的長度已定，要增加剩餘價值就只能靠增加工人人數即增加人口；這種人口的增加是一國總資本生產剩餘價值的數學界限。另一方面，如果工人人數已定，這個界限就由工作日可能延長的程度來決定。往後我們會看到，這個規律只適用於我們在上面所分析的剩餘價值形式。

　　恩格斯：《為“雙周評論”寫的“資本論”第一卷書評》（1868年5月22日—6月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2版，第448頁。

　　我帶着多少有些奇怪的心情讀完了你三頁深思熟慮的議論，我所以感到奇怪，是因為不知道你這樣做的用意何在。當我終於弄清了問題的實質，了解到這一切都是為了說明根本用不着說明的你的結婚一事時，我禁不住笑了起來。如果所有無產者都這樣瞻前顧後，那末無產階級就要斷子絕孫了，或者只有依靠非婚生子女才能蕃衍後代，而這種方式，作為一種大量現象，我們也許只有在已經不存在任何無產階級的時候才能談得上。因此，我衷心祝賀你終於克服了重重疑慮而自由地進行戀愛。你會發現，在困難的時刻，兩個人在一起要比一個人好過些；我在相當長的時間中，有時是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體驗到了這一點，而且從來沒有後悔過。請向你的新娘轉達我最衷心的問候，並望你拔起雙腿趕快跳進新房。

　　恩格斯：《致愛德華·伯恩施坦（1886年10月9日於倫敦）》，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532頁。

　　（二）生育的影響因素

　　可見，伴隨生產力的提高而來的是大資本的統治加強，叫做工人的機器愈來愈簡單化，由於擴大分工的範圍和採用機器的規模，由於公開規定獎勵生育，由於資產階級的破產的各階層的競爭等等，工人之間的直接競爭也日益加劇。

　　馬克思：《工資》（1847年12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年8月第1版，第652頁。

　　但是，一個人在體力或智力上勝過另一個人，因此在同一時間內提供較多的勞動，或者能夠勞動較長的時間；而勞動，要當做尺度來用，就必須按照它的時間或強度來確定，不然它就不成其為尺度了。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它不承認任何階級差別，因為每個人都像其他人一樣只是勞動者；但是它默認，勞動者的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從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所以就它的內容來講，它像一切權利一樣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權利，就它的本性來講，只在於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個人（而如果他們不是不同等的，他們就不成其為不同的個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計量，就只有從同一個角度去看待他們，從一個特定的方面去對待他們，例如在現在所講的這個場合，把他們只當做勞動者；再不把他們看做別的什麼，把其他一切都撇開了。其次，一個勞動者已經結婚，另一個則沒有；一個勞動者的子女較多，另一個的子女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勞動相同，從而由社會消費基金中分得的份額相同的條件下，某一個人事實上所得到的比另一個人多些，也就比另一個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5頁。

　　狄奧多魯斯談到古代埃及人時就這樣說過：

　　“他們撫養子女所花的力氣和費用少得簡直令人難以相信。他們給孩子隨便煮一點最簡單的食物；甚至紙草的下端，只要能用火烤一烤，也拿來給孩子們吃。此外也給孩子們吃沼澤植物的根和莖，有的生吃，有的煮一煮或燒一燒再吃。因為氣候非常溫暖，大多數孩子不穿鞋和衣服。因此父母養大一個子女的費用總共不超過20德拉馬。埃及有那麼多的人口並有可能興建那麼多宏偉的建築，主要可由此得到說明。”

　　但是古代埃及能興建這些宏偉建築，與其說是由於埃及人口眾多，還不如說是由於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可供支配。單個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越少，他能提供的剩餘勞動就越多；同樣，工人人口中為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所需要的部分越小，可以用於其他事情的部分就越大。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6—587頁。

　　同時，另一些因素也會起作用。生產的停滯會使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閒置下來，由此使就業的部分處於這樣一種境地：他們只好讓工資下降，甚至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這種情況對資本所發生的影響，就好像在工資保持平均水平而相對剩餘價值或絕對剩餘價值已經提高時一樣。繁榮時期會使更多的工人結婚，並會減少他們子女的死亡；這種情形——不管它使人口實際增加多少——並沒有使實際勞動的人口增加，但是會對工人和資本的關係發生這樣的影響，好像實際從事勞動的工人人數增加了。另一方面，價格下降和競爭鬥爭也會刺激每個資本家通過採用新的機器、新的改良的勞動方法、新的結合，使他的總產品的個別價值下降到它的一般價值以下，就是說，提高既定量勞動的生產力，降低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比率，從而把工人游離出來，總之，就是造成人為的過剩人口。其次，不變資本要素的貶值，本身就是一個會使利潤率提高的要素。所使用的不變資本的量同可變資本相比相對增加，但是這個量的價值可能下降。已經發生的生產停滯，為生產在資本主義界限內以後的擴大準備好了條件。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3—284頁。

　　節制需要，這個國民經濟學的原則在它的人口論中最鮮明地表現出來。人太多了。甚至連人的存在都是十足的奢侈，而如果工人是“道德的”（穆勒曾建議公開讚揚那些在兩性關係上表現節制的人，並公開譴責那些違背這一結婚不生育原則的人……難道這不是禁欲主義的道德、學說嗎？）那麼他就會在生育方面實行節約。人的生產表現為公眾的不幸。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9頁。

　　人口理論中唯一正確的東西是，資本的發展把大量人口置於這樣一種條件下，在這種條件下人口的再生產也像動物和植物一樣，除阻礙它的因素外沒有其他界限。貧苦人的再生產比勞動者在其自然條件下要快，因為它的再生產條件是無限小的。赤貧的人們生殖得很快，完全像在動物界一樣：種類越小，它再生產的量就越大。

　　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61—1863年）》（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490頁。

　　……人口過剩或勞動力過剩是始終與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繫着的。只有在整個生產力過大的地方，人口才會過多。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0頁。

　　資產階級的這種令人厭惡的貪婪造成了這樣一大串疾病！婦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發育，男人虛弱無力，四肢殘缺不全，整代整代的人都毀滅了，他們疲倦而且衰弱，——而所有這些都不過是為了要填滿資產階級的錢袋！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453頁。

　　（三）生育控制

　　前面已經指出，機器起初使兒童、少年像工人妻子一樣在以機器為基礎而產生的工廠內直接地受資本的剝削，後來使他們在所有其他工業部門內間接地受資本的剝削，而使他們的身體受到摧殘。因此在這裡，我們只談一點，就是工人子女出生後頭幾年的驚人的死亡率。在英格蘭，有16個戶籍區在10萬個不滿一周歲的兒童中每年平均的死亡人數只是人（其中有一個區只是7047人）；24個區是10000人到11000人；39個區是11000人到人；48個區是12000人到13000人；22個區超過20000人；25個區超過21000人；17個區超過22000人；11個區超過23000人；在胡、伍爾弗漢普頓、阿什頓安德萊恩和普雷斯頓超過24000人；在諾丁漢、斯托克波特和布拉德弗德超過25000人；在威斯貝奇是人；在曼徹斯特是26125人。1861年的一個官方醫生調查報告指出：造成這樣高的死亡率的原因，除了當地的情況外，主要是由於母親外出就業，以及由此引起的對子女的照顧不周和虐待，例如飲食不適、缺乏營養、餵鴉片劑等等，另外，母親還違反天性地虐待自己的子女，從而發生故意餓死和毒死的事件。相反地，在“婦女最少就業”的農業區，“死亡率則最低”。但是，1861年的調查委員會卻得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結論：在北海沿岸的一些純農業區，不滿一周歲的兒童的死亡率幾乎趕上了名聲最壞的工廠區。因此，朱利安·漢特醫生被派去就地研究這種現象。他的報告收在《公共衛生。第6號報告》中。在此以前人們認為，是瘧疾和低洼的沼澤地區所特有的其他疾病使兒童大批死亡。但調查卻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

　　“把冬天是沼澤地夏天是貧瘠草地的土地變成肥沃的穀物耕地，這是消滅瘧疾的原因，但也就是這個原因造成了非常高的嬰兒死亡率。”

　　漢特醫生在這些地區詢問過70個開業醫生，他們對這一點的意見“驚人地一致”。事實上，隨着土地耕作的革命，採用了工業制度。

　　“同少年男女在幫伙里一起勞動的已婚婦女，為了掙一些錢，被一個出租整個幫伙的叫做‘幫頭’的人，交給租地農場主支配。這些幫伙往往到離本村許多英里以外的地方去；早晚都可以在路上看到他們，婦女們穿着短裙和短上衣、靴子，有時穿長褲，表面上很健壯有力，但由於放蕩成性而敗壞了，她們喜歡這種忙碌的獨立的生活方式，而毫不考慮這會給她們家裡瘦弱的子女帶來多麼不幸的後果。”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7—459頁。

　　人類數量增多到必須為其增長規定一個限度的這種抽象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說共產主義社會在將來某個時候不得不像已經對物的生產進行調節那樣，同時也對人的生產進行調節，那么正是那個社會，而且只有這個社會才能無困難地做到這點。在這樣的社會裡，有計劃地達到現在法國和下奧地利在自發的無計劃的發展過程中產生的那種結果，在我看來，並不是那麼困難的事情。無論如何，共產主義社會中的人們自己會決定，是否應當為此採取某種措施，在什麼時候，用什麼辦法，以及究竟是什麼樣的措施。我不認為自己有向他們提出這方面的建議和勸導的使命。那些人無論如何也會和我們一樣聰明。

　　恩格斯：《恩格斯致卡爾·考茨基（1881年2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5—456頁。

　　死亡率之所以這樣高，主要是由於工人階級的幼兒的死亡數字很高。小孩的嬌嫩的身體最不能抵抗惡劣生活條件的不利影響。如果父母都工作，或者其中一人死亡，孩子就常常沒有人照顧，這種情況很快就會造成惡果；因此，像曼徹斯特這個地方，根據我們在前面提到的那個報告，工人的孩子有57%以上不到五歲就死亡，而上等階級的孩子在五歲以前死亡的只有20%，農業區各階級所有的孩子在五歲以前死亡的平均也不到32%，這就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在前面多次提到的《工匠》雜誌的那篇文章里，我們得到了關於這方面的更詳細的材料。該文的作者把城市和農業區各種兒童疾病的死亡數字一一加以對比，證明曼徹斯特和利物浦的流行病所引起的死亡率，一般說來比農業區高2倍；在城市患神經系統疾病的比農村多四倍，患胃病的比農村多一倍多，同時，在城市因肺部疾病死的人數和農村比較是2.5：1。在城市，因天花、麻疹、百日咳和猩紅熱而死亡的幼兒比農村多三倍，因腦水腫而死亡的多兩倍，因痙攣而死亡的多九倍。為了再引證一個權威的材料，我在這裡列出一個表，這個表是威德博士在他的《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歷史》（1835年倫敦第3版）中根據1832年議會工廠委員會的報告製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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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貧窮階級目前被忽視和被壓迫所必然引起的這一切疾病，還有其他原因促使幼兒死亡率上升。有許多家庭，妻子和丈夫都外出工作，結果孩子就完全沒有人照顧，他們或者被鎖在家裡，或者交給別人照看。這樣，如果有成百的這種孩子死於各種各樣的不幸事件，也就沒有什麼奇怪的了。任何一個地方也不像英國的大城市有這樣多的孩子被車壓死，被馬踩死，任何一個地方也不像這些城市有這樣多的孩子摔死、淹死或燒死。孩子們因燒傷或被開水燙傷而致死的特別多。這種事情，在曼徹斯特的冬季數月里幾乎每周都要發生一次，在倫敦也同樣經常發生，只是報上很少刊登罷了；我手頭只有1844年12月15日《每周快訊》上的一個統計材料。根據這個材料，從12月1日到7日這一星期中就發生了六起這樣的事件。這些慘遭橫死的可憐的孩子們完全是我們的社會混亂以及熱衷於保持這種混亂狀況的有產階級的犧牲品。但是人們很難斷定，甚至這種可怕的痛苦的死亡是否對這些孩子來說也是一件好事，因為這種死亡使他們擺脫了充滿艱辛和困苦的、憂愁多而歡樂少的漫長一生。在英國事情已經發展到這種地步，資產階級天天在報紙上讀到這一切，但他們對此卻無動於衷。如果我根據我所引用的那些肯定為他們所熟悉的官方或非官方的證據，直接控告他們犯了社會謀殺罪，他們也是無法申辯的。他們應該想辦法結束這種可怕的情況，否則就把管理公共利益的權力移交給工人階級。對後一種辦法，他們沒有興趣；而前一種，只要他們還是資產階級，還堅持資產階級偏見，他們就無力做到。雖然在現在，在數十萬犧牲者已經倒下去以後，他們終於對未來採取了一些微小的預防性措施，公布了一個至少對住宅雜亂無章地擠在一起的情形多少有所限制的“首都建築法”，雖然他們誇耀他們這種不僅遠遠沒有觸動弊端的根源，而且連最普通的衛生警察的規定也算不上的措施，但是，他們還是不能以此來洗清他們的罪名。英國資產階級現在只能二者選一，或者不顧這種落到他們身上的無可辯駁的謀殺罪名，繼續統治，或者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自己引退。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是寧願選擇前者。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0—423頁。

　　四 人口與生產

　　（一）人口是生產的基礎

　　從一開頭就可以看出，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比例，對大資本家要比對小資本家有利得多。最大的銀行家需要的固定資本只比最小的銀行家略多一點。二者的固定資本都只限於銀行辦公的費用。大土地占有者的生產工具決不會與他的土地面積成比例地增加。同樣，大資本家所享有的比小資本家高的信用，就是固定資本即一筆必須經常準備着的貨幣的更大節約。最後，不言而喻，凡是工業勞動高度發展的地方，也就是幾乎所有手工勞動都變成工廠勞動的地方，小資本家僅僅為了擁有必要的固定資本，哪怕把他的全部資本都投入也不夠。大家知道，大規模耕作所用的勞動，通常只占用不多的勞動人手。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7頁。

　　誠然，在國民經濟學領域掀起了一場爭論。一方（羅德戴爾、馬爾薩斯等）推崇奢侈而咒罵節約；另一方（薩伊、李嘉圖等）則推崇節約而咒罵奢侈。但是，一方承認，它要求奢侈是為了生產出勞動即絕對的節約；而另一個承認，它推崇節約是為了生產出財富即奢侈。前者沉湎於浪漫主義的臆想，認為不應僅僅由貪財欲決定富人的消費，並且當它把揮霍直接當做發財致富的手段時，它是跟它自己的規律相矛盾的。因此，後者極其嚴肅而詳盡地向前者證明，我通過揮霍只會減少而不會增加我的財產。後者裝腔作勢地不承認，正是突發的怪想和念頭決定生產；它忘記了“考究的需要”，它忘記了沒有消費就不會有生產；它忘記了，通過競爭，生產只會變得日益全面、日益奢侈；它忘記了，按照它的理論，使用決定物的價值，而時尚決定使用；它希望看到僅僅生產“有用的東西”，但它忘記了生產過多的有用的東西就會生產出過多的無用的人口。雙方都忘記了，揮霍和節約，奢侈和困苦，富有和貧窮是畫等號的。

　　而且，如果你願意節儉行事，並且不願意毀於幻想，那麼你不僅應當在你的直接感覺，如吃等等方面節約，而且也應當在普遍利益、同情、信任等等這一切方面節約。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7—228頁。

　　（二）人口和分工

　　社會內部的分工以及個人被相應地限制在特殊職業範圍內的現象，同工場手工業內部的分工一樣，是從相反的兩個起點發展起來的。在家庭內部，隨後在氏族內部，由於性別和年齡的差別，也就是在純生理的基礎上產生了一種自然的分工。隨着共同體的擴大，人口的增長，特別是各氏族間的衝突，一個氏族之徵服另一個氏族，這種分工的材料也擴大了。另一方面，我在前面已經談到，產品交換是在不同的家庭、氏族、共同體互相接觸的地方產生的，因為在文化的初期，以獨立資格互相接觸的不是個人，而是家庭、氏族等等。不同的共同體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不同的生產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因此，它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這種自然的差別，在共同體互相接觸時引起了產品的互相交換，從而使這些產品逐漸轉化為商品。交換沒有造成生產領域之間的差別，而是使不同的生產領域發生關係，從而使它們轉化為社會總生產的多少互相依賴的部門。在這裡，社會分工是由原來不同而又互不依賴的生產領域之間的交換產生的。而在那裡，在以生理分工為起點的地方，直接互相聯繫的整體的各個特殊器官互相分開和分離，——這個分離過程的主要推動力是同其他共同體交換商品，——並且獨立起來，以致不同的勞動的聯繫是以產品作為商品的交換為中介的。在一種場合，原來獨立的東西喪失了獨立，在另一種場合，原來非獨立的東西獲得了獨立。

　　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中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鄉的分離。可以說，社會的全部經濟史，都概括為這種對立的運動。但是關於這種對立，我們不在這裡多談。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7—408頁。

　　（三）人口增長和需要增長

　　征服這一事實看起來好像是同整個這種歷史觀矛盾的。到目前為止，暴力、戰爭、掠奪、搶劫等等被看做是歷史的動力。這裡我們只能談談主要之點，因此，我們舉一個最顯着的例子：古老文明被蠻族破壞，以及與此相聯繫重新開始形成一種新的社會結構（羅馬和蠻人，封建制度和高盧人，東羅馬帝國和土耳其人）。對進行征服的蠻族來說，正如以上所指出的，戰爭本身還是一種通常的交往形式；在傳統的、對該民族來說唯一可能的粗陋生產方式下，人口的增長越來越需要新的生產資料，因而這種交往形式越來越被加緊利用。相反，在意大利，由於地產日益集中（這不僅是由購買和負債引起的，而且還是由繼承引起的，當時一些古老的氏族由於生活放蕩和很少結婚而逐漸滅亡，他們的財產轉入少數人手裡），由於耕地變為牧場（這不僅是由通常的、至今仍然起作用的經濟原因引起的，而且也是由掠奪來的和進貢的穀物的輸入以及由此造成的意大利穀物沒有買主的現象引起的），自由民幾乎完全消失了，就是奴隸也在不斷地死亡，而不得不經常代之以新的奴隸。奴隸制仍然是整個生產的基礎。介於自由民與奴隸之間的平民，始終不過是流氓無產階級。總之，羅馬始終只不過是一個城市，它與各行省之間的聯繫幾乎僅僅是政治上的聯繫，因而這種聯繫自然也就可能為政治事件所破壞。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7—578頁。

　　（四）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

　　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着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7頁。

　　在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55頁。

　　在十七世紀的英國和十八世紀的法國，甚至資產階級的最光輝燦爛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爭得的，而是平民大眾，即工人和農民為它爭得的。

　　恩格斯：《普魯士“危機”》（1873年1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10月第1版，第325頁。

　　自從階級產生以來，從來沒有過一個時期社會可以沒有勞動階級。這個階級的名稱、社會地位有過變化，農奴代替了奴隸，後來本身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所謂自由，是擺脫了奴隸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自己的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自由。然而有一點是很清楚的，無論不從事生產的社會上層發生什麼變化，沒有一個生產者階級，社會就不能生存。可見，這個階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必要的，雖然定會有一天它將不再是一個階級，而是包括整個社會。

　　恩格斯：《必要的和多餘的社會階級》（1881年8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2版，第534頁。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隱藏在——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覺地——歷史人物的動機背後並且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後動力的動力，那麼問題涉及的，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傑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並且在每一民族中間又是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歷史變遷的行動。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1886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4頁。

　　（五）人與自然界

　　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實質上同時就是積累過程。我們已經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中，那個必須單純再生產即保存的價值量，甚至在所使用的勞動力不變的情況下，也會隨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增加。但是，隨着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所生產的使用價值——生產資料是其中的一個部分——的量，還會增加得更多。而追加勞動——通過對它的占有，這種追加財富能夠再轉化為資本——並不是取決於這種生產資料（包括生活資料）的價值，而是取決於它的量，因為工人在勞動過程中不是同生產資料的價值發生關係，而是同生產資料的使用價值發生關係。然而，資本的積累本身以及隨之而來的資本積累，本身就是提高生產力的一個物質手段。但是，生產資料的這種增加已經意味着工人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創造出同剩餘資本相適應的工人人口，甚至大體上總是超過這個資本的需要的工人人口，即過剩工人人口。剩餘資本暫時超過它所支配的工人人口，這會發生雙重的作用。一方面，這會提高工資，從而緩和那些使工人後代減少和絕滅的影響，使結婚變得容易，由此使工人人口逐漸增加。另一方面，這會使創造相對剩餘價值的方法（機器的採用和改良）得到採用，由此更迅速得多地創造出人為的相對過剩人口；而這種相對過剩人口又成為使人口實際上迅速增加的溫室，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貧困會產生人口。因此，從資本積累過程——它只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一個要素——的性質來看，自然會得出如下的結論：預定要轉化為資本的已經增加了的生產資料的量，總會隨時找到相應地增加了的、甚至過剩的可供剝削的工人人口。所以，在生產過程和積累過程的發展中，可以被占有和已經被占有的剩餘勞動的量，從而社會資本所占有的利潤的絕對量，都必然會增加。

　　但是，同一些生產規律和積累規律，會隨着不變資本的量增加，使不變資本的價值同轉化為活勞動的可變資本部分的價值相比，越來越快地增加。因此，同一些規律，使社會資本的絕對利潤量日益增加，使它的利潤率日益下降。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2—244頁。

　　但是生產力越發展，它就越和消費關係的狹隘基礎發生衝突。在這個充滿矛盾的基礎上，資本過剩和日益增加的人口過剩結合在一起是完全不矛盾的；因為在二者相結合的情況下，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的量雖然會增加，但是生產剩餘價值的條件和實現這個剩餘價值的條件之間的矛盾，恰好也會隨之而增大。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3頁。

　　生活資料和現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產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夠體面地、像人一樣地生活，生活資料還是生產得太少了。

　　對於人口中有勞動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就業來說，生產資料生產得不是太多了。正好相反。首先是在人口中生產出了一個過大的部分，他們實際上不會勞動，他們由於自己的條件可以靠剝削別人的勞動來生活，或者靠這樣一種勞動來生活，這種勞動只有在可鄙的生產方式下才能稱為勞動。其次，要使全部有勞動能力的人口在生產效率最大的情況下勞動，就是說，要使他們的絕對勞動時間能夠由於勞動時間內所使用的不變資本的數量和效率而得到縮短，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還很不夠。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7頁。

　　“在其他一切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一個國家從它的利潤中進行積蓄的能力，隨着利潤率的變化而變化，這種能力在利潤率高時就大，在利潤率低時就小；但是在利潤率下降時，其他一切條件就不會保持不變…… 在利潤率低時，積累的速度通常會比人口增加的速度快，例如在英國……

　　在利潤高時，積累的速度通常會比人口增加的速度慢。”例如：波蘭、俄國、印度等等。（理查·瓊斯《政治經濟學緒論》1833年倫敦版第50—頁）

　　瓊斯正確地指出：儘管利潤率下降，積累的欲望和能力仍然會增加。第一，由於相對過剩人口增加。第二，由於隨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同一個交換價值所代表的使用價值量，即資本的物質要素的量會增加。第三，由於生產部門會多樣化。第四，由於信用制度、股份公司等等的發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結果，即自己不成為產業資本家，也很容易把貨幣轉化為資本。第五，由於需要和致富欲望的增長。第六，由於固定資本的大量投資不斷增長，如此等等。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5頁。

　　剩餘價值和剩餘勞動的同一，為資本的積累設置了一個質的界限：總工作日、生產力和人口（可以同時剝削的工作日數目由人口限定）在各個時期的發展。相反地，如果剩餘價值在利息這個沒有概念的形式上來理解，那麼，界限就只是量的界限，並且會超出任何想象。

　　但是，在生息資本的形式上，資本拜物教的觀念完成了。按照這個觀念，積累的勞動產品，而且是作為貨幣固定下來的勞動產品，由於它天生的秘密性質，作為純粹的自動體，具有按幾何級數生產剩餘價值的能力，以致像《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這種積累的勞動產品，早已對自古以來世界所有的財富進行了貼現，依法據為己有。過去的勞動產品，過去的勞動，在這裡本身就孕育着現在的或未來的活的剩餘勞動的一部分。不過我們知道，過去勞動的產品的價值保存下來，也就是說再生產出來，這實際上只是它們同活勞動接觸的結果；其次，過去勞動的產品對於活的剩餘勞動的支配權，恰好只是在存在着資本關係——一定的社會關係，在這種社會關係中，過去勞動獨立地同活勞動相對立，並支配着活勞動——的時期內才存在。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49頁。

　　這份統計資料清楚地表明，這位慈善家的地租的一部分，不過是他的租地人替他從農業工人的工資中掠奪而來的。這個統計材料的公布之所以有意思，還因為其中包含的事實，可以毫不猶豫地和1814年、1815年調查委員會所揭露的最壞的事實相媲美。當情況迫使農業短工的工資暫時提高時，租地農場主就立即叫嚷說，要把工資提高到其他產業部門所通行的正常水平，而不同時降低地租，是不可能的，並且這必然會使他們破產。因此，這裡面包含着這樣的自供：租地農場主以地租的名義，剋扣一部分工資交給土地所有者。

　　例如，1849—1859年，英格蘭農業工人的工資由於下面的一系列有決定意義的情況而提高了：愛爾蘭的人口外流斷絕了從該地來的農業工人的供給；工廠工業異常大量地吸收農業人口；戰爭需要兵員；異常大量的人口移居澳洲和美國（加利福尼亞），以及其他一些不必在這裡詳細論述的原因。同時，除了1854—1856年歉收時期以外，這個期間的穀物平均價格下降了16%以上。租地農場主叫嚷要求降低地租。在個別情況下，他們達到了目的。

　　但是總的說來，他們的這個要求並沒有成功。他們只好求助於降低生產費用，如大量採用蒸汽發動機和新機器，這些機器，一方面代替了馬，把馬從經營上排擠出去，另一方面也把農業短工游離出來，造成了一個人為的過剩人口，並由此引起工資的再度下降。這10年來，儘管和總人口的增長相比，農業人口普遍地相對減少了，並且儘管某些純農業區的農業人口絕對減少了，但上述情況還是發生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08—709頁。

　　確切地說，只是就真正的農業地租來說，地租以及土地價值會隨着土地產品市場的擴大，從而隨着非農業人口的增加，隨着他們對食物和原料的需要和需求的增加而增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於它的本性，使農業人口同非農業人口比起來不斷減少，因為在工業（狹義的工業）中，不變資本比可變資本的相對增加，是同可變資本的絕對增加結合在一起的，雖然可變資本相對減少了；而在農業中，經營一定土地所需的可變資本則絕對減少，因此，只有在耕種新的土地時，可變資本才會增加，但這又以非農業人口的更大增加為前提。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18頁。

　　第四，人口增長和資本增長所達到的每一發展程度會給土地耕作的擴大帶來一定的、即使是有彈性的限制；有些偶談狀況的作用會暫時影響市場價格，如連年的豐收和歉收就是這樣，——撇開這些情況不說，土地耕作面積的擴大總是取決於一國資本市場和營業狀態的整個情況。在資本緊迫時期，即使未耕地能給租地農場主（不管他付不付地租）提供平均利潤，也不足以使追加資本投入農業。在資本過剩時期，即使市場價格不上漲，只要其他方面具備了正常的條件，資本就會涌到農業上來。那些比以往耕種的土地還要好的土地，事實上只是由於位置的原因，或者由於從前不能打破的那些使它被排除在外的限制，或者由於偶然的因素，而被排擠在競爭之外。因此，我們只好經營那些和最後耕種的土地質量相同的土地。但在新的土地和最後耕種的土地之間，始終存在着開墾費用上的差別，並且它們是否會被開墾，還要取決於市場價格和信用關係的狀況。只要這種土地以後實際進入競爭，在其他情況不變時，市場價格又會下降到它以前的水平，於是，新耕種的土地提供的地租就會和質量相當的舊土地提供的是一樣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71頁。

　　土地所有權的這個形式的前提是：正如在先前各種更古老的土地所有權形式下一樣，和城市人口相比，農村人口在數量上占有巨大優勢，因此，儘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通常已取得統治地位，但相對地說還不大發展，從而在其他生產部門內，資本的積聚也是在狹小界限內進行的，資本的分散仍占優勢。按照事物的本性，農產品的絕對部分，在這裡必然作為直接的生存資料，由它的生產者即農民本人消費，並且只有除此以外的餘額，才作為商品進入同城市的貿易。在這裡，土地產品的平均市場價格不管是怎樣決定的，級差地租，即質量較好的土地或位置較好的土地所得到的商品價格的餘額部分，在這裡顯然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一樣，必然是存在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09頁。

　　小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是：人口的最大多數生活在農村，占統治地位的，不是社會勞動，而是孤立勞動；在這種情況下，財富和再生產的發展，無論是再生產的物質條件還是精神條件的發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條件。在另一方面，大土地所有制使農業人口減少到一個不斷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們相對立，又造成一個不斷增長的擁擠在大城市中的工業人口。由此產生了各種條件，這些條件在社會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規律所決定的物質變換的聯繫中造成一個無法彌補的裂縫，於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費，並且這種浪費通過商業而遠及國外（李比希）。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18—919頁。

　　大家知道，在“鐵的工資規律”中，除了從歌德的“永恆的、鐵的、偉大的規律”中抄來的“鐵的”這個詞以外，沒有什麼東西是拉薩爾的。“鐵的”這個詞是正統的信徒們藉以互相識別的一個標記。但是，如果我接受帶有拉薩爾印記因而是拉薩爾所說的意義上的規律，我就不得不連同他的論據一起接受下來。這個論據是什麼呢？正如朗格在拉薩爾死後不久所表明的，這就是（朗格自己宣揚的）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但是，如果這個理論是正確的，那麼，我即使把僱傭勞動廢除一百次，也還廢除不了這個規律，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這個規律不僅支配着僱傭勞動制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會制度。經濟學家們50多年以來正是以此為根據證明，社會主義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貧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時分布在社會的整個表面上！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40—441頁。

　　與此相反，在農業生產中，使用勞動量最多的產品的價格決定一切同類產品的價格。

　　首先，這裡不能像工業生產中那樣隨意增加效率相同的生產工具，即肥力相同的土地。其次，隨着人口的增加，人們就開始經營劣等地，或者在原有土地上進行新的投資，這新的投資的收益比原始投資的收益就相應地減少。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是用較多的勞動量獲得較少的產品。人口的需要必然造成這種勞動的增加，因此耕作費用較高的土地的產品就一定和耕作費用較低的土地的產品同樣有銷路。但由於競爭使市場價格平均化，所以優等地的產品就要同劣等地的產品等價銷售。優等地的產品價格中超過生產費用的餘額就構成租。

　　假如人們可以隨時得到肥力相同的土地，假如人們能夠像在工業生產中一樣也可以隨時使用費用較少而效率較高的機器，或者假如後來的投資和最初的投資具有相同的生產效率，那麼，農產品的價格就會像我們所見的工業產品價格一樣，取決於最好的生產工具所生產的商品的成本價格。但是，從這時起租就會消失。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41頁。

　　第三位獲獎者是大廠主格雷格先生，他的着作是為大租地農場主寫的，他不能滿足於重複類似的濫調，他的話是比較科學的。

　　他承認穀物法之所以會引起地租的上漲，只是因為穀物法會引起穀物價格的上漲，而穀物法之所以會引起穀物價格的上漲，正是由於穀物法會迫使資本投於劣等地，這是很容易說明的。

　　隨着人口的增長，由於外國穀物不能輸入，就不得不去開墾肥力較差的土地，耕種這種土地需要較大的耗費，因而它的產品也就較貴。

　　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1848年1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47頁。

　　一定量同時使用的工人，是工場手工業內部分工的物質前提，同樣，人口數量和人口密度是社會內部分工的物質前提，在這裡，人口密度代替了工人在同一個工場內的密集。

　　但是人口密度是一種相對的東西。人口較少但交通工具發達的國家，比人口較多但交通工具不發達的國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從這個意義上說，例如，美國北部各州的人口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8—409頁。

　　杜林先生斷言，大面積的地產的經營需要有地主和被奴役者，這種說法純粹是他的“自由創造物和想象物”。在整個東方，公社或國家是土地的所有者，在那裡的語言中甚至沒有地主這個名詞，關於這一點，杜林先生盡可以向英國的法學家請教，他們曾在印度徒勞地苦苦思索“誰是土地的所有者？”這個問題，正像已去世的邦君亨利希七十二世·羅伊斯-施萊茨-格賴茨-羅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徒勞地苦苦思索“誰是守夜者？”這個問題一樣。只有土耳其人才第一次在被他們征服的東方國家推行了一種地主封建制度。希臘早在英雄時代就已經帶着等級劃分進入歷史，這種等級劃分本身顯然只是我們所不知道的久遠的史前時代的產物；但是就在這裡，土地也主要是由獨立的農民耕種的；成為例外的，是貴族和部落首領的較大的田產，而且它們很快就消失了。在意大利，土地主要是由農民墾殖的；在羅馬共和國末期，大田莊即大莊園排擠小農而代之以奴隸，它們同時也以畜牧業代替了農業，而且像普林尼所已經知道的那樣，使意大利趨於崩潰（latifundia Italiam perdidere）。在中世紀，農民的耕作在整個歐洲占支配地位（特別是在墾荒地方面），至於農民是否必須向某個封建主交納貢獻，交納什麼，這對於目前的問題是無關緊要的。弗里斯蘭、下薩克森、佛蘭德和下萊茵的移民耕種了從斯拉夫人那裡奪來的易北河以東的土地，他們作為自由農進行耕作，交納很低的賦稅，但他們決不是處於“某種形式下的徭役”之下。——在北美洲，絕大部分的土地是自由農的勞動開墾出來的，而南部的大地主用他們的奴隸和掠奪性的耕作制度耗盡了地力，以致在這些土地上只能生產雲杉，而棉花的種植則不得不越來越往西移。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英國政府人為地製造土地貴族的一切企圖都遭到了失敗。總之，除了氣候使歐洲人無法在當地從事農業勞動的熱帶和亞熱帶的殖民地以外，利用奴隸或徭役制農奴來征服自然界和開墾土地的大地主，純粹是幻想的產物。相反，在古代出現大地主的地方，例如意大利，他們不是把荒地變為可耕的土地，而是把農民已經開墾的土地變為牧場，把人趕走，使整片整片的土地荒蕪。只是在近代，自從比較稠密的人口抬高了地價以來，特別是自從農藝學的發展使劣等的土地也較能適於耕種以來，大地產才開始大規模地參與荒地和牧場的開墾，而這主要是通過奪取農民的公地進行的，在英國是這樣，在德國也是這樣。但當時不是沒有對應的措施。例如大土地占有者每在英格蘭開墾一英畝公地，總要在英格蘭至少把三英畝耕地變成牧羊場，最後甚至把這些耕地變成單純的獵取大獵物的圍場。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3—185頁。

　　講一些泛泛的空話來痛罵奴隸制和其他類似的現象，對這些可恥的現象發泄高尚的義憤，這是最容易不過的事情。可惜，這樣做僅僅說出了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這就是：這種古希臘羅馬的制度已經不再適合我們目前的狀況和由這種狀況所決定的我們的感情。但是，這種制度是怎樣產生的，它為什麼存在，它在歷史上起了什麼作用，關於這些問題，我們並沒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說明。如果我們深入地研究一下這些問題，我們就不得不說——儘管聽起來是多麼矛盾和離奇——在當時的情況下，採用奴隸制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人類是從野蠻開始的，因此，為了擺脫野蠻狀態，他們必須使用野蠻的、幾乎是野蠻般的手段，這畢竟是事實。古代的公社，在它們繼續存在的地方，從印度到中國，在數千年中曾是最野蠻的國家形式即東方專制制度的基礎。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各民族才靠自身的力量繼續向前邁進，它們最初的經濟進步就在於藉助奴隸勞動來提高和進一步發展生產。有一點是清楚的：當人的勞動的生產率還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資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餘的時候，生產力的提高、交往的擴大、國家和法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只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這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群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掌管國事以及後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這種分工的最簡單的完全自發的形式，正是奴隸制。在古代世界、特別是希臘世界的歷史前提之下，進步到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社會，這只能通過奴隸制的形式來完成。甚至對奴隸來說，這也是一種進步；成為大批奴隸來源的戰俘以前都被殺掉，在更早的時候甚至被吃掉，現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

　　在這裡我們順便補充一下，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到現在為止的一切歷史對立，都可以從人的勞動的這種相對不發展的生產率中得到說明。只要實際從事勞動的居民必須占用很多時間來從事自己的必要勞動，因而沒有多餘的時間來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法律事務、藝術、科學等等，總是必然有一個脫離實際勞動的特殊階級來從事這些事務；而且這個階級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從來不會錯過機會來把越來越沉重的勞動負擔加到勞動群眾的肩上。只有通過大工業所達到的生產力的極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地分配給一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是一切人都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來參加社會的公共事務——理論的和實際的公共事務。因此，只是在現在，任何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才成為多餘的，而且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也只是在現在，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無論擁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將被無情地消滅。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8—190頁。

　　這就是杜林先生據以建立他的新經濟學的“自然規律”。他仍然忠於他在哲學中已經陳述過的方法。從最無聊的陳詞濫調中抽出兩三個有時甚至措辭不當的不言而喻的語句，也會構成經濟學的不需要證明的公理、基本原理、自然規律。在闡述這些毫無內容的規律的內容的藉口下，乘機對各種題目作一番廣泛的經濟學的空談，而這些題目的名稱在這些所謂的規律中已經出現了，如發明、分工、運輸工具、人口、利益、競爭等等。給這種空談的平淡無奇的平庸性所加的佐料不過是神諭式的大話，有時是對於各種瑣碎事情的曲解或自以為了不起的臆想。然後，我們終於見到了地租、資本贏利和工資，由於我們在前面只研究了後兩種占有形式，所以在這裡，在結束時我們還要簡略地研究一下杜林先生對地租的看法。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2頁。

　　一經形成的工業推動所帶來的結果是無窮無盡的。一個工業部門的前進運動會傳播到所有其他的部門。正如我們剛才所看到的，新產生的力量需要營養；新產生的勞動人口帶來了新的生活關係和新的需求。機械生產的優越性降低了產品的價格，從而使生活必需品降價，其結果是使工資普遍更低了；所有其他的產品也賣得更便宜了，這樣，由於價格低廉，就爭得了一個與價格低廉相稱的更廣闊的市場。使用機械輔助手段而獲益一旦成為先例，一切工業部門也就漸漸彷效起來；文明程度的提高，這是工業中一切改進的無可爭議的結果，文明程度一提高，就產生新的需要、新的生產部門，而這樣一來又引起新的改進。隨着棉紡業的革命，必然會發生整個工業的革命。如果我們不是一直都能密切注視這種運動着的力量怎樣傳播到工業體系中比較間接的部門，那麼這只能歸咎於統計資料和歷史資料的不足。但是，我們到處都會看出，使用機械輔助手段，特別是應用科學原理，是進步的動力。

　　恩格斯：《英國狀況》（1844年1月初—2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02頁。

　　世紀在英國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結果就是：由於工業革命，產生了無產階級。新的工業總是需要大批常備的工人來供給無數新的勞動部門，而且需要的是以前未曾有過的工人。1780年以前，英國的無產者很少，這是上面所描述的英國社會狀況必然產生的結果。

　　工業把勞動集中到工廠和城市；工業活動和農業活動不可能結合在一起了，新的工人階級只能依靠自己的勞動。過去的例外變成了通則，而且還逐漸擴展到城市以外。小塊土地的耕作被大租佃者所排斥，這樣就產生了新的僱農階級。城市人口增加了兩三倍，這些增加的人口幾乎全是工人。採礦業的擴展同樣需要大量的新工人，這些工人也是全靠自己的日工資生活的。

　　另一方面，中等階級上升到了明確的貴族地位。在工業的前進運動中，廠主以驚人的速度使自己的資本成倍增長，商人也得到了自己的一份，而這次革命所創造的資本就成為英國貴族用來反對法國革命的工具。

　　恩格斯：《英國狀況》（1844年1月初—2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07頁。

　　人們最初怎樣脫離動物界（就狹義而言），他們就怎樣進入歷史：他們還是半動物，是野蠻的，在自然力量面前還無能為力，還不認識他們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們像動物一樣貧困，而且生產能力也未必比動物強。那是普遍存在着生活狀況的某種平等，對於家長，也存在着社會地位的某種平等，至少沒有社會階級，這種狀況在後來的文明民族的自然形成的農業公社中還繼續存在着。在每個這樣的公社中，一開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體的監督之下，卻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如解決爭端；制止個別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別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後，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這樣的職位，在任何時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的德意志的馬爾克公社中可以看到，甚至在今天的印度還可以看到。不言而喻，這些職位被賦予了某種全權，這是國家權力的萌芽。生產力逐漸提高；較稠密的人口使各個公社之間在一些場合產生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場合又產生相互牴觸的利益，而這些公社集合為更大的整體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護共同利益和防止相互牴觸的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作為整個集體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對每一個公社的關係上已經處於特別的、在一定情況下甚至是對立的地位，它們很快就變得更加獨立了，這種情況的出現，部分地是由於職位的世襲（這種世襲在一切事情都是自發地進行的世界裡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於同別的集團的衝突的增多，使得這種機構越來越必不可少了。在這裡我們沒有必要來深入研究：社會職能對社會的這種獨立化怎樣逐漸上升為對社會的統治；起先的公僕在情況有利時怎樣逐步變為主人；這種主人怎樣分別成為東方的暴君或總督，希臘的部落首領，凱爾特人的族長等等；在這種轉變中，這種主人在什麼樣的程度上終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後，各個統治人物怎樣結合成一個統治階級。在這裡，問題僅僅在於確定這樣的事實：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每一個專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們首先是河谷灌溉的總管，在那裡，沒有灌溉就不可能有農業。只有文明的英國人才在印度忽視了這一點；他們聽任灌溉渠道和水閘毀壞，現在，由於周期性地發生饑荒，他們才終於發現，他們忽視了唯一能使他們在印度的統治至少同他們前人的統治一樣具有某種合理性的那種行動。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6—187頁。

　　五 勞動與勞動力

　　（一）勞動和勞動力概述

　　各種使用價值或商品體的總和，表現了同種多樣的、按照屬、種、科、亞種、變種分類的有用勞動的總和，即表現了社會分工。這種分工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雖然不能反過來說商品生產是社會分工存在的條件。在古印度公社中就有社會分工，但產品並不成為商品。或者拿一個較近的例子來說，每個工廠內都有系統的分工，但是這種分工不是由工人交換他們個人的產品引起的。只有獨立的互不依賴的私人勞動的產品，才作為商品互相對立。

　　可見，每個商品的使用價值都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或有用勞動。各種使用價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質的有用勞動，就不能作為商品互相對立。在產品普遍採取商品形式的社會裡，也就是在商品生產者的社會裡，作為獨立生產者的私事而各自獨立進行的各種有用勞動的這種質的區別，發展成一個多支的體系，發展成社會分工。

　　……

　　如果把生產活動的特定性質撇開，從而把勞動的有用性質撇開，勞動就只剩下一點：

　　它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儘管縫和織是不同質的生產活動，但二者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從這個意義上說，二者都是人類勞動。這只是耗費人類勞動力的兩種不同的形式。當然，人類勞動力本身必須已經有或多或少的發展，才能以這種或那種形式耗費。但是，商品價值體現的是人類勞動本身，是一般人類勞動的耗費。……簡單平均勞動本身雖然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文化時代具有不同的性質，但在一定的社會裡是一定的。比較複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的複雜勞動等於多量的簡單勞動。經驗證明，這種簡化是經常進行的。一個商品可能是最複雜的勞動的產品，但是它的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簡單勞動。各種勞動化為當做它們的計量單位的簡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生產者背後由社會過程決定的，因而在他們看來，似乎是由習慣確定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58頁。

　　一個商品所以獲得一般的價值表現，只是因為其他一切商品同時也用同一個等價物表現自己的價值，而每一種新出現的商品都要這樣做。這就表明，因為商品的價值對象性只是這些物的“社會存在”，所以這種對象性也就只能通過它們全面的社會關係來表現，因而它們的價值形式必須是社會公認的形式。

　　……

　　商品世界的一般的相對價值形式，使被排擠出商品世界的等價物商品即麻布，獲得了一般等價物的性質。麻布自身的自然形式是這個世界的共同的價值形態，因此，麻布能夠與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換。它的物體形式是當做一切人類勞動的可以看得見的化身，一般的社會的蛹化。同時，織，這種生產麻布的私人勞動，也就處於一般社會形式，處於與其他一切勞動等同的形式。構成一般價值形式的無數等式，使實現在麻布中的勞動，依次等於包含在其他商品中的每一種勞動，從而使織成為一般人類勞動的一般表現形式。這樣，對象化在商品價值中的勞動，不僅消極地表現為被抽去了實在勞動的一切具體形式和有用屬性的勞動。它自身的積極的性質也清楚地表現出來了。這就是把一切實在勞動化為它們共有的人類勞動的性質，化為人類勞動力的耗費。

　　把勞動產品表現為只是無差別人類勞動的凝結物的一般價值形式，通過自身的結構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會表現。因此，它清楚地告訴我們，在這個世界中，勞動的一般的人類的性質形成勞動的獨特的社會的性質。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3—84頁。

　　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為了在對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質，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頭和手運動起來。當他通過這種運動作用於他身外的自然並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蘊藏着的潛力發揮出來，並且使這種力的活動受到他自己控制。在這裡，我們不談最初的動物式的本能的勞動形式。現在，工人是作為他自己的勞動力的賣者出現在商品市場上。

　　……

　　在勞動過程中，人的活動藉助勞動資料使勞動對象發生預定的變化。過程消失在產品中。它的產品是使用價值，是經過形式變化而適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質。勞動與勞動對象結合在一起。勞動對象化了，而對象被加工了。在勞動者方面曾以動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東西，現在在產品方面作為靜的屬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現出來。勞動者紡紗，產品就是紡成品。

　　如果整個過程從其結果的角度，從產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麼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二者表現為生產資料，勞動本身則表現為生產勞動。

　　當一個使用價值作為產品退出勞動過程的時候，另一些使用價值，以前的勞動過程的產品，則作為生產資料進入勞動過程。同一個使用價值，既是這種勞動的產品，又是那種勞動的生產資料。所以，產品不僅是勞動過程的結果，同時還是勞動過程的條件。

　　……

　　勞動過程，就我們在上面把它描述為它的簡單的、抽象的要素來說，是製造使用價值的有目的的活動，是為了人類的需要而對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恆的自然條件，因此，它不以人類生活的任何形式為轉移，倒不如說，它為人類生活的一切社會形式所共有。因此，我們不必來敘述一個勞動者與其他勞動者的關係。一邊是人及其勞動，另一邊是自然及其物質，這就夠了。根據小麥的味道，我們嘗不出它是誰種的，同樣，根據勞動過程，我們看不出它是在什麼條件下進行的：是在奴隸監工的殘酷的鞭子下，還是在資本家的嚴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納圖斯耕種自己的幾畝土地的情況下，還是在野蠻人用石頭擊殺野獸的情況下。

　　……

　　勞動過程，就它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來說，顯示出兩個特殊現象。

　　工人在資本家的監督下勞動，他的勞動屬於資本家。資本家進行監視，使勞動正常進行，使生產資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費，勞動工具受到愛惜，也就是使勞動工具的損壞只限於在勞動中它被使用時損耗的必要程度。

　　其次，產品是資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產者工人的所有物。資本家例如支付勞動力一天的價值。於是，在這一天內，勞動力就像出租一天的任何其他商品（例如一匹馬）一樣，歸資本家使用。商品由它的買者使用；勞動力的占有者提供他的勞動，實際上只是提供他已賣出的使用價值。從他進入資本家的工場時起，他的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即勞動力的使用，勞動，就屬於資本家了。資本家購買了勞動力，就把勞動本身當做活的酵母，併入同樣屬於他的各種形成產品的死的要素。從資本家的觀點看來，勞動過程只是消費他所購買的勞動力商品，而他只有把生產資料加到勞動力上才能消費勞動力。勞動過程是資本家購買的各種物之間的過程，是歸他所有的各種物之間的過程。因此，這個過程的產品歸他所有，正像他的酒窖內處於發酵過程的產品歸他所有一樣。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7—217頁。

　　如果我們現在把價值形成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比較一下，就會知道，價值增殖過程不外是超過一定點而延長了的價值形成過程。如果價值形成過程只持續到這樣一點，即資本所支付的勞動力價值恰好為新的等價物所補償，那就是單純的價值形成過程。如果價值形成過程超過這一點而持續下去，那就成為價值增殖過程。

　　其次，如果我們把價值形成過程和勞動過程比較一下，就會知道，勞動過程的實質在於生產使用價值的有用勞動。在這裡，運動是從質的方面來考察，從它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從目的和內容方面來考察。在價值形成過程中，同一勞動過程只是表現出它的量的方面。所涉及的只是勞動操作所需要的時間，或者說，只是勞動力被有用地消耗的時間長度。在這裡，進入勞動過程的商品，已經不再作為在勞動力有目的地發揮作用時執行一定職能的物質因素了。它們只是作為一定量的對象化勞動來計算。無論是包含在生產資料中的勞動，或者是由勞動力加進去的勞動，都只按時間尺度計算。它等於若干小時、若干日等等。

　　但是，勞動只是在生產使用價值所耗費時間是社會必要時間的限度內才被計算。這裡包含下列各點。勞動力應該在正常的條件下發揮作用。……不過，勞動的物質因素是否具有正常性質並不取決於工人，而是取決於資本家。再一個條件，就是勞動力本身的正常性質。勞動力在它被使用的專業中，必須具有在該專業占統治地位的平均的熟練程度、技巧和速度。而我們的資本家在勞動市場上也買到了正常質量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必須以通常的平均的緊張程度，以社會上通常的強度來耗費。……最後，他不允許不合理地消費原料和勞動資料，——為此我們這位先生有他自己的刑法，——因為浪費了的材料或勞動資料是多耗費的對象化勞動量，不被計算，不加入形成價值的產品中。

　　……

　　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過程；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7—230頁。

　　把價值的純粹象徵性的表現——價值符號撇開，價值只是存在於某種使用價值中，存在於某種物中。（人本身單純作為勞動力的存在來看，也是自然對象，是物，不過是活的有意識的物，而勞動本身則是這種力在物上的表現。）因此，如果使用價值喪失，價值也就喪失。生產資料在喪失自己的使用價值的同時並不喪失價值，因為它們通過勞動過程喪失自己原來的使用價值形態，實際上只是為了在產品上獲得另一種使用價值形態。雖然價值存在於某種使用價值中是很重要的，但是商品的形態變化表明，它存在於哪一種使用價值中是沒有關係的。由此可見，在勞動過程中，只有生產資料喪失它的獨立的使用價值同時也喪失它的交換價值，價值才從生產資料轉移到產品上。生產資料轉給產品的價值只是它作為生產資料而喪失的價值。但是在這方面，勞動過程的各種物質因素的情況是不同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5—236頁。

　　在生產過程中，資本發展成為勞動，即對發揮作用的勞動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揮權。人格化的資本即資本家，監督工人有規則地並以應有的強度工作。

　　其次，資本發展成為一種強制關係，迫使工人階級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狹隘範圍而從事更多的勞動。作為他人辛勤勞動的製造者，作為剩餘勞動的榨取者和勞動力的剝削者，資本家在精力、貪婪和效率方面，遠遠超過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強制勞動為基礎的生產制度。

　　……

　　如果我們從勞動過程的觀點來考察生產過程，那麼工人並不是把生產資料當做資本，而只是把它當做自己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的手段和材料。……可是，只要我們從價值增殖過程的觀點來考察生產過程，情形就不同了。生產資料立即轉化為吮吸他人勞動的手段。不再是工人使用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使用工人了。不是工人把生產資料當做自己生產活動的物質要素來消費，而是生產資料把工人當做自己的生活過程的酵母來消費，並且資本的生活過程只是資本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的運動。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9—360頁。

　　實際上，在商品市場上同貨幣占有者直接對立的不是勞動，而是工人。工人出賣的是他的勞動力。當工人的勞動實際上開始了的時候，它就不再屬於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賣了。勞動是價值的實體和內在的尺度，但是它本身沒有價值。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15頁。

　　資本和勞動的交換，在人們的感覺上，最初完全同其他一切商品的買賣一樣。買者付出一定數額的貨幣，賣者付出與貨幣不同的物品。在這裡，法的意識至多只認識物質的區別，這種區別表現在法律上對等的各個公式中：“我給，為了你給；我給，為了你做；我做，為了你給，我做，為了你做。”

　　其次，因為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本身是不可通約的量，所以“勞動的價值”、“勞動的價格”這種用語，似乎並不比“棉花的價值”、“棉花的價格”這種用語更不合理。況且，工人是在提供自己的勞動以後被支付報酬的。而貨幣在其充當支付手段的職能上，是在事後才實現所提供的物品的價值或價格的，在這裡就是實現所提供的勞動的價值或價格。最後，工人提供給資本家的“使用價值”，實際上不是他的勞動力，而是勞動力的職能，即一定的有用勞動，裁縫勞動，鞋匠勞動，紡紗勞動等等。至於這種勞動本身另一方面又是形成價值的一般要素，具有一種使它同一切其他商品相區別的屬性，這一點卻是普通意識所不能領會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19—620頁。

　　因此，隨着勞動的生產資料的效能、規模和價值的增長，從而隨着由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而造成的積累的增長，勞動在不斷更新的形式中把不斷膨脹的資本的價值保存下來並使之永久化。勞動的這種自然能力表現為合併勞動的資本所固有的自我保存的能力，正像勞動的社會生產力表現為資本的屬性，資本家對剩餘勞動的不斷占有表現為資本的不斷自行增殖一樣。勞動的一切力量都顯示為資本的力量，正像商品價值的一切形式都顯示為貨幣的形式一樣。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00—701頁。

　　作為與產業資本的特殊職能相適應的不同的特殊形式或存在方式，貨幣資本只能完成貨幣的職能，商品資本只能完成商品的職能，二者的區別只是貨幣和商品的區別。同樣，生產資本形式的產業資本，也和任何別一種形成產品的勞動過程一樣，只能由這樣的要素構成：一方面是物的勞動條件（生產資料），另一方面是生產地（有目的地）發揮作用的勞動力。產業資本在生產領域只能存在於和一般生產過程，從而也和非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相適應的構成中，同樣，它在流通領域也只能存在於兩種和流通領域相適應的形式，即商品形式和貨幣形式中。但是，由於勞動力是他人的勞動力，資本家要從勞動力所有者那裡購買勞動力，就像要從其他商品所有者那裡購買生產資料完全一樣，所以各種生產要素的總和從一開始就表現為生產資本，因而生產過程本身也表現為產業資本的生產職能，同樣，貨幣和商品也表現為同一產業資本的流通形式，因而，它們的職能也表現為產業資本的流通職能，這些職能或者是生產資本的職能的先導，或者是從生產資本的職能產生。在這裡，貨幣職能和商品職能所以同時又是貨幣資本的職能和商品資本的職能，只是由於它們作為產業資本在循環過程不同階段上所要完成的職能的形式是互相聯繫的。因此，企圖從貨幣和商品的資本性質得出表明貨幣所以是貨幣，商品所以是商品的特徵的那些特有屬性和職能，是錯誤的；反過來，企圖從生產資本採取的生產資料這一存在方式得出生產資本的屬性，同樣是錯誤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4—95頁。

　　但是固定資本的維持，還要求有直接的勞動支出。機器必須經常擦洗。這裡說的是一種追加勞動，沒有這種追加勞動，機器就會變得不能使用……在這種勞動中，機器不是生產的當事人，而是原料。投在這種勞動上的資本，雖然不進入作為產品來源的真正的勞動過程，但是屬於流動資本。這種勞動在生產中必須不斷地耗費，因而它的價值也必須不斷地由產品價值來補償。投在這種勞動上的資本，屬於流動資本中要彌補一般非生產費用的部分，這個部分要按年平均計算，分攤到價值產品中去。我們說過，在真正的工業中，這種擦洗勞動，是工人利用休息時間無償地完成的，正因為這樣，也往往是在生產過程中進行的，這就成了大多數事故的根源。這種勞動不計算在產品的價格中。從這個意義上說，消費者是無代價地得到了它。另一方面，資本家也由此節省了機器的維持費用。這種費用是由工人用自己的身體來支付的，這是資本自我維持的秘密之一。事實上，這些秘密造成工人對於機器的法律要求權，甚至從資產階級的法律觀點看，也使工人成為機器的共有者。但是，在有些生產部門，機器必須離開生產過程才能擦洗，因此，擦洗不能附帶地進行，例如機車就是這樣。在這些生產部門，這種維持勞動列入經常費用，因而成為流動資本的要素。一台機車至多行駛三天就要回車庫進行擦洗；鍋爐必須冷卻後再進行擦洗，以免損壞。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3—194頁。

　　勞動時間始終是生產時間，即資本束縛在生產領域的時間。但是反過來，資本處於生產過程中的全部時間，並不因此也必然都是勞動時間。

　　這裡要說的不是勞動力本身的自然界限所制約的那種勞動過程的中斷，雖然我們說過，固定資本即廠房、機器等等在勞動過程休止時閒置不用這一情況，已經足以成為超出自然界限來延長勞動過程和實行日夜班勞動的動機之一。這裡要說的是與勞動過程長短無關，而受產品的性質和產品製造本身的性質制約的那種中斷。在這個中斷期間，勞動對象受時間長短不一的自然過程的支配，要經歷物理的、化學的、生理的變化；在這個期間，勞動過程全部停止或者局部停止。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6頁。

　　在每一次既定的標準最低限額和不斷擴大的標準最高限額之間，有許多中間階段，形成一個允許有極不相同的投資程度的中位。因此，在這個中位界限以內，也會發生縮小的現象，縮小的界限就是每一次的標準最低限額本身。——在生產遇到障礙，市場商品充斥，原料漲價等情況下，可以在固定資本的既定基礎的場合通過限制勞動時間的辦法，比如說只勞動半天，來限制流動資本的正常支出；同樣，在繁榮時期，又可以在固定資本的既定基礎的場合，一方面通過延長勞動時間，一方面通過提高勞動強度，使流動資本異常擴大。對事先已經預計到這些波動的企業來說，可以一方面採用上面的方法，一方面同時使用更多的工人，並且和動用後備固定資本例如鐵路的後備機車等等結合起來。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6頁。

　　生產規模的擴大可以小部分地進行，如使用一部分剩餘價值來從事改良，這種改良或者只是提高所使用勞動的生產力，或者同時使對勞動的剝削得以加強。或者，在工作日不受法律限制的地方，只要追加支出流動資本（在生產材料和工資上面），就足以擴大生產規模，而不需要增加固定資本；這樣，固定資本每天使用的時間只是延長了，而它的周轉期間則相應地縮短了。或者，在市場行情好的時候，有了資本化的剩餘價值，就可以在原料上進行投機，干各種靠原預付資本所幹不了的事情，等等。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5—356頁。

　　如果我們設想一個社會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共產主義社會，那麼首先，貨幣資本會完全消失，因而，貨幣資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偽裝也會消失。問題就簡單地歸結為：社會必須預先計算好，能把多少勞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用在這樣一些產業部門而不致受任何損害，這些部門，如鐵路建設，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較長時間內不提供任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會從全年總生產中取走勞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49頁。

　　在社會的生產中，和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一樣，在勞動期間較短的生產部門，工人將照舊只在較短時間內取走產品而不提供產品；在勞動期間長的生產部門，則在提供產品之前，在較長時間內不斷取走產品。因此，這種情況是由各該勞動過程的物質條件造成的，而不是由這個過程的社會形式造成的。在社會的生產中，貨幣資本不再存在了。社會把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分配給不同的生產部門。生產者也許會得到紙的憑證，以此從社會的消費品儲備中，取走一個與他們的勞動時間相當的量。這些憑證不是貨幣。它們是不流通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97頁。

　　在再生產過程中，執行職能的資本家代表他人所有的資本，同僱傭工人相對立，而貨幣資本家則由執行職能的資本家來代表，參與對勞動的剝削。由於在再生產過程中的資本職能同在再生產過程外的資本的單純所有權的對立，人們忘記了：能動資本家只有作為生產資料的代表同工人相對立，才能執行職能，才能使工人為他的利益而勞動，或者說，使生產資料執行資本的職能。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7頁。

　　凡是直接生產過程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為獨立生產者的孤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和指揮的勞動。不過它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凡是有許多個人進行協作的勞動，過程的聯繫和統一都必然要表現在一個指揮的意志上，表現在各種與局部勞動無關而與工場全部活動有關的職能上，就像一個樂隊要有一個指揮一樣。這是一種生產勞動，是每一種結合的生產方式中必須進行的勞動。

　　另一方面——完全撇開商業部門不說——，凡是建立在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對立上的生產方式中，都必然會產生這種監督勞動。這種對立越嚴重，這種監督勞動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隸制度下所起的作用達到了最大限度。但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在這裡，生產過程同時就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這完全同在專制國家中一樣，在那裡，政府的監督勞動和全面干涉包括兩方面：既包括由一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的執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有的職能。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1—432頁。

　　現在，僱傭工人也和奴隸一樣，必須有一個主人叫他去勞動，並且統治他。既然這種統治和奴役的關係成為前提，那麼，僱傭工人被迫生產他自己的工資，並且在這個工資之外再生產監督工資，作為對統治和監督他而花費的勞動的補償，“並為他的主人提供正當的報酬，來報答他的主人為統治他，為使他成為一個對自己和對社會有用的人而花費的勞動和才能”，就是理所當然了。

　　監督和指揮的勞動，就它由對立的性質，由資本對勞動的統治產生而言，因而就它為包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內的一切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生產方式所共有而言，這種勞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也是直接地和不可分離地同由一切結合的社會勞動交給單個人作為特殊勞動去完成的生產職能，結合在一切的。……

　　尤爾先生早已指出，“我們的工業制度的靈魂”不是產業資本家，而是產業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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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已經使那種完全同資本所有權分離的指揮勞動比比皆是。因此，這種指揮勞動就無須資本家親自進行了。一個樂隊指揮完全不必就是樂隊的樂器的所有者；如何處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資”問題，也不是他這個樂隊指揮職能範圍以內的事情。合作工廠提供了一個實例，證明資本家作為生產上的執行職能的人員已經成為多餘的了，就像資本家自己發展到最成熟時，認為大地主是多餘的一樣。只要資本家的勞動不是由單純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那種生產過程引起，因而這種勞動並不隨着資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只要這種勞動不只限於剝削他人勞動這個職能；從而，只要這種勞動是由作為社會勞動的勞動的形式引起，由許多人為達到共同結果而形成的結合和協作引起，它就同資本完全無關，就像這個形式本身一旦把資本主義的外殼炸毀，就同資本完全無關一樣。說這種勞動作為資本家的勞動，作為資本家的職能是必要的，這無非意味着，庸俗經濟學家不能設想各種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發展起來的形式竟能夠離開並且擺脫它們的對立的、資本主義的性質。相對於貨幣資本家來說，產業資本家是勞動者，不過是作為資本家的勞動者，即作為對他人勞動的剝削者的勞動者。他為這種勞動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資，恰好等於他所占有的他人勞動的量，而且就他為進行剝削而親自花費必要的精力來說，上述的工資直接取決於對這種勞動的剝削程度，而不是取決於他為進行這種剝削所付出的、並且在適當的報酬下可以讓一個經理去承擔的那種努力的程度。每一次危機以後，我們都可以在英國工廠區看到許多以前的工廠主，他們現在作為經理，為了低微的工資，替那些往往就是他自己的債權人的新工廠主，去管理他們自己從前所有的工廠。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3—435頁。

　　資本，土地，勞動！但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於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係，後者體現在一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獨特的社會性質。資本不是物質的和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的總和。資本是已經轉化為資本的生產資料，這種生產資料本身不是資本，就像金或銀本身不是貨幣一樣。社會某一部分人所壟斷的生產資料，同活勞動力相對立而獨立化的這種勞動力的產品和活動條件，通過這種對立在資本上人格化了。不僅工人的已經轉化為獨立權力的產品，作為其生產者的統治者和購買者的產品，而且這種勞動的社會力量及未來的……（這裡字跡不清）形式，也作為生產者的產品的屬性而與生產者相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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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作為其中的第三個同盟者的，只是一個幽靈——勞動，這只不過是一個抽象，就它本身來說，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如果我們就……（這裡字跡不清）來說，只是指人藉以實現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人類一般的生產活動，它不僅已經脫掉一切社會形式和性質規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單純的自然存在上，不以社會為轉移，超越一切社會之上，並且作為生命的表現和證實，是尚屬非社會的人和已經有某種社會規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22—923頁。

　　資本——而資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資本，他在生產過程中只是作為資本的承擔者執行職能——會在與它相適應的社會生產過程中，從直接生產者即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餘勞動，這種剩餘勞動是資本未付等價物而得到的，並且按它的本質來說，總是強制勞動，儘管它看起來非常像是自由協商議定的結果。這種剩餘勞動體現為剩餘價值，而這個剩餘價值存在於剩餘產品中。剩餘勞動一般作為超過一定的需要量的勞動，應當始終存在。只不過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像在奴隸制度等等下一樣，具有對抗的形式，並且是以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完全遊手好閒作為補充。為了對偶然事故提供保險，為了保證再生產過程的必要的、同需要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相適應的累進的擴大（從資本主義觀點來說叫做積累），一定量的剩餘勞動是必要的。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這種剩餘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社會關係的發展，有利於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因此，資本一方面會導致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社會上的一部分人靠犧牲另一部分人來強制和壟斷社會發展（包括這種發展的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現象將會消滅；另一方面，這個階段又會為這樣一些關係創造出物質手段和萌芽，這些關係在一個更高級的社會形式中，使這種剩餘勞動能夠同物質勞動一般所占用的時間的更大的節制結合在一起。因為，依照勞動生產力發展的不同情況，剩餘勞動可以在一個小的總工作日中成為大的，也可以在一個大的總工作日中成為相對小的。……不過，在一定時間內，從而在一定的剩餘勞動時間內，究竟能生產多少使用價值，取決於勞動生產率。也就是說，社會的現實財富和社會再生產過程不斷擴大的可能性，並不是取決於剩餘勞動時間的長短，而是取決於剩餘勞動的生產率和進行這種剩餘勞動的生產條件的優劣程度。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27—928頁。

　　可見，商品中代表工人在一天或一年內所追加的總勞動的總價值部分，即年產品中由這個勞動所創造的總價值，分為工資價值、利潤和地租。因為，這個總勞動分為必要勞動和無酬的剩餘勞動，工人通過必要勞動創造出作為報酬支付給自己的產品價值部分即工資，通過無酬的剩餘勞動創造出代表剩餘價值的產品價值部分，而這一部分後來又分為利潤和地租。除了這個勞動之外，工人再沒有完成什麼勞動；除了這個採取工資、利潤、地租形式的產品總價值之外，工人再沒有創造什麼價值。年產品中體現工人在一年內新追加的勞動的價值，等於工資（或可變資本的價值）加上剩餘價值，這個剩餘價值又分為利潤和地租的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45頁。

　　在再生產的正常狀態下，只有一部分新追加的勞動用在不變資本的生產上，因而用在不變資本的補償上；這就是用來補償生產消費資料即收入的物質要素時用掉的不變資本的那個部分。這種情況會由於這個不變部分不需要第Ⅱ部類花費任何追加勞動而得到平衡。

　　但是，這個不變資本（從整個再生產過程來看，就是說其中已經包含了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之間的這種平衡）並不是新追加勞動的產品，儘管這個產品沒有這個不變資本就不可能生產出來——這個不變資本在再生產過程中，從物質方面來看，總是處在各種會使它遭到損失的意外和危險中。……因此，利潤的一部分，即剩餘價值的一部分，從而只體現新追加勞動的剩餘產品（從價值方面來看）的一部分，必須充當保險基金。在這裡，這個保險基金是不是由保險公司作為一種單獨的業務來管理，這絲毫也不會改變問題的實質。這種基金是收入中既不作為收入來消費也不必用作積累基金的唯一部分。它是否事實上用做積累基金，或者只是用來補償再生產上的損失，取決於偶然的情況。這也是在剩餘價值和剩餘產品、從而剩餘勞動中，除了用來積累，即用來擴大再生產過程的部分以外，甚至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之後，也必須繼續存在的唯一部分。當然，這要有一個前提，就是通常由直接生產者消費的部分，不再限於它目前的最低水平。除了為那些由於年齡關係還不能參加生產或者已不能參加生產的人而從事的剩餘勞動以外，一切為養活不勞動的人而從事的勞動都會消失。如果我們想一想社會開始時的情況，那麼，當時還不存在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因此，也不存在其自身價值會進入產品中去並在再生產按原有規模進行時必須由產品以實物形式和按照其價值決定的量來補償的不變資本。但是在那裡，自然界已經直接提供了生活資料，起初不需要人們去生產它們。因此，自然界也就使那些只有很少需要必須滿足的野蠻人，除了為占有自然界已有的生活資料所花費的勞動以外，有時間把另一些自然產物變成弓箭、石刀、獨木舟之類的生產資料，而不是去利用還不存在的生產資料進行新的生產。野蠻人的這個過程，單從物質方面來看，完全相當於剩餘勞動再轉化為新資本的過程。在積累過程中，剩餘勞動的這種產品轉化為資本的現象還會不斷發生；而一切新資本都來自利潤、地租或收入的其他形式，即來自剩餘勞動這一事實，會使人產生一種錯誤的觀念，好像商品的全部價值都來自收入。相反，更仔細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由利潤到資本的再轉化倒是表明了如下事實：不斷地以收入形式表現出來的追加勞動，並非用來保持或再生產舊的資本價值，而是用來創造新的多餘的資本，只要這一勞動不是作為收入被消費掉。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59—961頁。

　　儘管勞動作為僱傭勞動的形式對整個過程的面貌和生產本身的特殊方式有決定的作用，僱傭勞動卻並不決定價值。在價值的決定上所涉及的，只是社會一般勞動時間，只是社會一般可以支配的勞動量，而不同的產品在這個勞動量中所吸收的相對量，又在一定程度上決定着這些產品的各自的社會比重。當然，社會勞動時間在商品價值上作為決定要素起作用的一定形式，從下述意義上說是同勞動作為僱傭勞動的形式，以及生產資料作為資本這一相應形式聯繫在一起的，就是說，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商品生產才成為生產的一般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98頁。

　　可見，所謂的分配關係，是同生產過程的歷史地規定的特殊社會形式，以及人們在他們的人類生活的再生產過程中相互所處的關係相適應的，並且是由這些形式和關係產生的。這些分配關係的歷史性質就是生產關係的歷史性質，分配關係不過表現生產關係的一個方面。資本主義的分配不同於各種有其他生產方式產生的分配形式，而每一種分配形式，都會隨着它由以產生並且與之相適應的一定的生產形式的消失而消失。

　　只把分配關係看做歷史的東西而不把生產關係看做歷史的東西的見解，一方面，只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剛開始進行還帶有局限性的批判時的見解。另一方面，這種見解建立在一種混同上面，這就是，把社會的生產過程，同反常的孤立的人在沒有任何社會幫助的情況下也必須完成的簡單勞動過程相混同。就勞動過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間的單純過程來說，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是這個過程的一切社會發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勞動過程的每個一定的歷史形式，都會進一步發展這個過程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形式。這個一定的歷史形式達到一定的成熟階段就會被拋棄，並讓位給較高級的形式。分配關係，從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係的一定的歷史形式，同生產力，即生產能力及其要素的發展這兩個方面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一旦有了廣度和深度，就表明這樣的危機時刻已經到來。這時，在生產的物質發展和它的社會形式之間就發生衝突。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99—1000頁。

　　另一些差別，例如工資水平的差別，大部分是以第一冊開頭就提到的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的差別為基礎的。這些差別雖然會使不同生產部門的工人的命運很不一樣，但決不會影響這些不同部門的勞動剝削程度。例如，如果金匠的勞動報酬高於短工的勞動報酬，那麼，金匠的剩餘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也會按相同的比例大於短工的剩餘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即使工資和工作日，從而剩餘價值率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甚至在同一生產部門的不同投資之間的平均化，會因各種地區性障礙而受到阻撓，可是隨着資本主義生產的進步，隨着一切經濟關係服從於這種生產方式，這種平均化會日益形成。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9—160頁。

　　一般剩餘勞動的自然基礎，即剩餘勞動必不可少的自然條件是：只須花費整個工作日的一部分勞動時間，自然就以土地的植物性產品或動物性產品的形式或以漁業產品等形式，提供出必要的生活資料。農業勞動（這裡包括單純採集、狩獵、捕魚、畜牧等勞動）的這種自然生產率，是一切剩餘勞動的基礎；而一切勞動首先並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產食物為目的的。（動物同時還提供獸皮，供人在冷天保暖；此外，還有供人居住的洞穴等等。）

　　剩餘產品和地租的這種混同，在達夫先生那裡，有不同的表現。最初，農業勞動和工業勞動不是分離的；後者同前者是連接在一起的。農業部落、家庭公社或家庭的剩餘勞動和剩餘產品，既包括農業勞動，也包括工業勞動。二者是同時並進的。狩獵、捕魚、耕種，沒有相應的工具是不行的。織和紡等等當初是農業中的副業。

　　我們在前面曾指出，一個工人的勞動分為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工人階級的全部勞動同樣可以這樣劃分：為工人階級生產全部生活資料（包括為此所需的生產資料）的那部分，完成整個社會的必要勞動；工人階級所有其餘部分所完成的勞動，可以看做剩餘勞動。但是，必要勞動決不是只包括農業勞動，而且也包括生產其他一切必然進入工人平均消費的產品的勞動。並且，從社會的觀點來看，一些人只從事必要勞動，是因為另一些人只從事剩餘勞動，反之亦然。這只是他們之間的分工。農業工人和工業工人之間的分工一般來說也是這樣。和一方面的勞動的純工業性質相適應的，是另一方面的勞動的純農業性質。這種純農業勞動，決不是自然發生的，相反，它本身是社會發展的產物，並且是很現代的、決不是到處都已達到的產物，它是和一個完全特定的生產階段相適應的。正像一部分農業勞動會對象化在只用做奢侈品，或只形成工業原料，但決不會用做食物，更不會用做大眾食物的產品中一樣，另一方面，一部分工業勞動也會對象化在用做農業工人和非農業工人的必要消費資料的產品中。從社會的觀點來看，把這種工業勞動看做剩餘勞動，是錯誤的。工業勞動的一部分和農業勞動的必要部分一樣也是必要勞動。它只是以前和農業勞動自然結合在一起的一部分工業勞動的獨立形式，是現在已經和工業勞動分離的純農業勞動的必要的相互的補充物。（從純粹物質方面看，例如，500個機器織布工人以高得多的程度生產剩餘布匹，也就是說，生產比他們自己衣着所需的多得多的布匹。）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13—714頁。

　　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加入商品的總勞動時間，即過去勞動的時間和活勞動的時間。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正是在於：活勞動的份額減少，過去勞動的份額增加，但結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總量減少；因而，所減少的活勞動大於所增加的過去勞動。體現在商品價值中的過去勞動——不變資本部分——一部分由固定不變資本的損耗構成，一部分由全部加入商品的流動不變資本——原料和輔助材料——構成。來自原料和輔助材料的價值部分，必然隨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減少，因為就這些材料來說，這種生產率正好表現在：它們的價值已經下降。另一方面，勞動生產力提高的特徵正好是：不變資本的固定部分大大增加，因而其中由於損耗而轉移到商品中的價值部分也大大增加。一種新的生產方法要證明自己實際上提高了生產率，就必須使固定資本由於損耗而轉移到單個商品中的追加價值部分小於因活勞動的減少而節約的價值部分，總之，它必須減少商品的價值。即使像個別情況下所發生的那樣，除了固定資本的追加損耗部分以外，還有一個由於原料或輔助材料的增加或更貴而追加的價值部分加入商品價值的形成中去，它也不言而喻地減少商品的價值。由於活勞動的減少而減少的價值部分必須抵消一切增加的價值部分而有餘。

　　因此，加入商品的勞動總量的這種減少，好像是勞動生產力提高的主要標誌，無論在什麼社會條件下進行生產都一樣。在生產者按照預定計劃調節生產的社會中，甚至在簡單的商品生產中，勞動生產率也無條件地要按照這個標準來衡量。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0頁。

　　當然，如果我們把工資歸結為它的一般基礎，也就是說，歸結為工人本人勞動產品中加入工人個人消費的部分；如果我們把這個部分從資本主義的限制下解放出來，把它擴大到一方面為社會現有的生產力（也就是工人自己的勞動作為現實的社會勞動所具有的社會生產力）所許可，另一方面為個性的充分發展所必要的消費的範圍；如果我們再把剩餘勞動和剩餘產品縮小到社會現有生產條件下一方面為了形成保險基金和準備金，另一方面為了按照社會需要所決定的程度不斷擴大再生產所要求的限度；最後，如果我們把有勞動能力的人必須總是為社會中還不能勞動或已經不能勞動的成員而進行的勞動的量，包括1.必要勞動和2.剩餘勞動中去，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把工資和剩餘價值，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的獨特的資本主義性質去掉，——那麼，剩下的就不再是這幾種形式，而只是它們的為一切社會生產方式所共有的基礎。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91—992頁。

　　產業的向前發展所造成的不變資本的這種節約，具有這樣的特徵：在這裡，一個產業部門利潤率的提高，要歸功於另一個產業部門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在這裡，資本家得到的好處，又是社會勞動的產物，雖然並不是他自己直接剝削的工人的產物。生產力的這種發展，最終總是歸結為發揮作用的勞動的社會性質，歸結為社會內部的分工，歸結為腦力勞動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展。在這裡，資本家利用的，是整個社會分工制度的優點。在這裡，勞動生產力在其他部門即為資本家提供生產資料的部門的發展，相對地降低資本家所使用的不變資本的價值，從而提高利潤率。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6頁。

　　固定資本使用上的這種節省，如上所述，是勞動條件大規模使用的結果，一句話，是勞動條件成為直接社會的、社會化的勞動的條件，或成為生產過程內直接協作的條件的結果。一方面，這是力學和化學上的各種發明得以應用而又不會使商品價格變得昂貴的唯一條件，並且這總是不可缺少的條件。另一方面，從共同的生產消費中產生的節約，也只有在大規模生產中才有可能。但是最後，只有結合工人的經驗才能發現並且指出，在什麼地方節約和怎樣節約，怎樣用最簡便的方法來應用各種已有的發現，在理論的應用即把它用於生產過程的時候，需要克服哪些實際障礙，等等。

　　附帶指出，應當把一般勞動和共同勞動區別開來。二者都在生產過程中起着自己的作用，並互相轉化，但二者也有區別。一般勞動是一切科學勞動，一切發現，一切發明。它部分地以今人的協作為條件，部分地又以對前人勞動的利用為條件。共同勞動以個人之間的直接協作為前提。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8—119頁。

　　就勞動過程是純粹個人的勞動過程來說，同一勞動者是把後來彼此分離開來的一切職能結合在一起的。當他為了自己的生活目的對自然物實行個人占有時，他是自己支配自己的。後來他成為被支配者。單個人如果不在自己的頭腦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動起來，就不能對自然發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機體中頭和手組成一體一樣，勞動過程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在一起了。後來它們分離開來，直到處於敵對的對立狀態。產品從個體生產者的直接產品轉化為社會產品，轉化為總體工人即結合勞動人員的共同產品。總體工人的各個成員較直接地或者較間接地作用於勞動對象。因此，隨着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本身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一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一種智能就夠了。上面從物質生產性質本身中得出的關於生產勞動的最初的定義，對於作為整體來看的總體工人始終是正確的。但是，對於總體工人的每一單個成員來說，它就不再適用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1—582頁。

　　然而，不是親權的濫用造成了資本對未成熟勞動力的直接或間接的剝削，相反，正是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通過消滅與親權相適應的經濟基礎，造成了親權的濫用。不論舊家庭制度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的解體表現得多麼可怕和可厭，但是由於大工業使婦女、男女少年和兒童在家庭範圍以外，在社會地組織起來的生產過程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它也就為家庭和兩性關係的更高級的形式創造了新的經濟基礎。當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絕對的東西，就像把古羅馬家庭形式、古希臘家庭形式和東方家庭形式看成絕對的東西一樣，都是荒謬的。這些形式依次構成一個歷史的發展序列。同樣很明白，由各種年齡的男女個人組成的結合勞動人員這一事實，儘管在其自發的、野蠻的、資本主義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為生產過程而存在，不是生產過程為工人而存在的那種形式中，是造成毀滅和奴役的禍根，但在適當的條件下，必然會反過來轉變成人道的發展的源泉。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3頁。

　　最後，大工業領域內生產力的極度提高，以及隨之而來的所有其他生產部門對勞動力的剝削在內涵和外延兩方面的加強，使工人階級中越來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於非生產勞動，特別是使舊式家庭奴隸在“僕役階級”（如僕人、使女、侍從等等）的名稱下越來越大規模地被再生產出來。根據1861年的人口調查，英格蘭和威爾士的總人口為人，其中男子9770259人，婦女10289965人。從中減掉不宜勞動的老幼，所有“非生產的”婦女、少年和兒童，再減掉官吏、牧師、法律界人員、軍人等“意識形態的”階層以及所有專門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消費別人勞動的人，最後再減掉需要救濟的貧民、流浪者、罪犯等，大致還剩下800萬不同年齡的男女，其中包括所有以某種方式在生產、商業和金融等部門執行職能的資本家。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3頁。

　　最後，分工立即給我們提供了第一個例證，說明只要人們還處在自然形成的社會中，就是說，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還有分裂，也就是說，只要分工還不是出於自願，而是自然形成的，那麼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一種異己的、同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壓迫着人，而不是人駕馭着這種力量。原來，當分工一出現之後，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動範圍，這個範圍是強加於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範圍：他是一個獵人、漁夫或牧人，或者是一個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資料，他就始終應該是這樣的人。而在共產主義社會裡，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範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着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社會活動的這種固定化，我們本身的產物聚合為一種統治我們、不受我們控制、使我們的願望不能實現並使我們的打算落空的物質力量，這是迄今為止歷史發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約的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產生了一種社會力量，即成倍增長的生產力。因為共同生活本身不是自願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這種社會力量在這些個人看來就不是他們自身的聯合力量，而是某種異己的、在他們之外的強制力量。關於這種力量的起源和發展趨向，他們一點也不了解；因而他們不再能駕馭這種力量，相反，這種力量現在卻經歷着一系列獨特的、不僅不依賴於人們的意志和行為反而支配着人們的意志和行為的發展階段。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7—538頁。

　　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於其下的社會制度，受着兩種生產的制約：一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另一方面受家庭發展階段的制約。勞動越不發展，勞動產品的數量，從而社會的財富越受限制，社會制度就越在較大程度上受血族關係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關係為基礎的這種社會結構中，勞動生產率日益發展起來；與此同時，私有制和交換、財產差別、使用他人勞動力的可能性，從而階級對立的基礎等等新的社會成分，也日益發展起來；這些新的社會成分在幾個世代中竭力使舊的社會制度適應新的條件，直到兩者的不相容性最後導致一個徹底的變革為止。以血族團體為基礎的舊社會，由於新形成的各社會階級的衝突而被炸毀；代之而起的是組成國家的新社會，而國家的基層單位已經不是血族團體，而是地區團體了。在這種社會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從此自由開展起來，這種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內容。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第一版序言》（1884年3月底—5月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頁。

　　李嘉圖的價值規定，儘管有不祥之兆，但是也有使老實的資產者喜愛和珍視的一面。

　　它以不可抗拒的威力喚起他們的公平感。權利的公平和平等，是18、19世紀的資產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權的廢墟上建立他們的社會大廈的基石。勞動決定商品價值，勞動產品按照這個價值尺度在權利平等的商品占有者之間自由交換，這些——正如馬克思已經證明的——就是現代資產階級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意識形態建立於其上的現實基礎。勞動是商品價值的尺度這個認識一經確立，老實的資產者必然會因世界的邪惡而感到自己高尚的情感深受傷害，這個世界雖然名義上承認公平原則，但是事實上看來時時刻刻都在肆無忌憚地拋棄公平原則。特別是小資產者，他們的誠實勞動——即使只是他的幫工和學徒的勞動——在大生產和機器的競爭下天天跌價，特別是小生產者，必然會迫切希望有這樣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裡產品按其勞動價值來交換最終成為完全的毫無例外的真理，換句話說，他們必然迫切希望有這樣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裡只有商品生產的一個規律絕對地不折不扣地發生作用，而唯一能夠保證這條規律發生作用的那些條件，即商品生產以至資本主義生產的其他規律都排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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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也按照它在經濟學家們那裡的形式被不加考慮地接受下來。不僅如此，雖然洛貝爾圖斯也用兩句話提到了勞動強度的差別，但是勞動還是非常籠統地被當做“耗費的東西”，從而也就是衡量價值的東西提出來，而不問這個勞動究竟是不是在正常的社會平均條件下耗費的。生產者為了生產可以一天生產出來的產品，是用了十天，還是只用一天，他們用的工具是最好的，還是最壞的，他們的勞動時間是耗費在生產社會必需的物品和生產社會需要的數量上，還是耗費在根本不需要的物品上，或者耗費在雖有需要但卻在數量上多於或少於需求的物品上——對於所有這些卻一字不提，只是說：勞動就是勞動，等量勞動的產品必須同等量勞動的產品交換。在其他方面，不管適當不適當，洛貝爾圖斯總還隨時準備站在全國觀點上，從社會瞭望台的高處俯瞰單個生產者之間的關係，在這裡他卻小心翼翼地避開了這種做法。其所以如此，只因為他從自己那本書的第一行起就筆直地駛向勞動貨幣的烏托邦，而對勞動的創造價值的特點進行每一項研究，都必然會在他的航道里投下無法通過的礁石。在這裡他的本能比他的抽象思維能力強得多——順便說說，在洛貝爾圖斯那裡，抽象思維能力只是通過最具體的思想空虛才揭示出來的。

　　恩格斯：《馬克思和洛貝爾圖斯》（1884年10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5—207頁。

　　差不多20年以前，丹麥的社會黨人就已經提出了類似的計劃，因為他們的國家實際上只有一座城市，即哥本哈根，所以除這座城市以外，他們就幾乎完全要靠在農民中間進行宣傳。一個村莊或教區的農民——在丹麥有許多大的個體農戶——應當把自己的土地結合為一個大田莊，共同出力耕種，並按入股土地、預付資金和所出勞力的比例分配收入。在丹麥，小土地所有制只起次要作用。可是，如果我們將這一思想運用於小塊土地所有制地區，我們就會發現：把各小塊土地結合起來並且在全部結合起來的土地上進行大規模經營的話，一部分過去使用的勞動力就會變成多餘的；勞動的這種節省也就是大規模經營的主要優點之一。要給這些勞動力找到工作，可以用兩種方法：或是從鄰近的大田莊中另撥出一些田地給農民合作社支配，或是給這些農民以資金和機會去從事工業性的副業，儘可能並且主要是供自己使用。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們的經濟地位都會有所改善，並且這同時會保證總的社會領導機構有必要的影響，以便逐漸把農民合作社轉變為更高級的形式，使整個合作社及其社員個人的權利和義務跟整個社會其他部門的權利和義務處於平等的地位。

　　至於怎樣具體地在每一個特殊場合下實現這一點，那將取決於這一場合的情況，以及我們奪取政權時的情況。可能我們那時將有能力給這些合作社提供更多的便利：由國家銀行接收它們的一切抵押債務並將利率大大減低；從社會資金中抽撥貸款來建立大規模生產（貸款並不一定或者不主要是貨幣，而可以是必需的產品：機器、人造肥料等等）及其他各種便利。

　　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1894年11月15日—22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5頁。

　　（二）勞動和生產

　　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麼也不能創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勞動得以實現、工人的勞動在其中活動、工人的勞動從中生產出和藉以生產出自己的產品的材料。

　　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這樣的意義上給勞動者提供生活資料，即沒有勞動加工對象，勞動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狹隘的意義上提供生活資料，即維持工人本身的肉體生存的手段。

　　因此，工人越是通過自己的勞動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兩個方面失去生活資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來越不成為屬於他的勞動的對象，不成為他的勞動的生活資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來越不給他提供直接意義的生活資料，即維持工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

　　因此，工人在這兩方面成為自己的對象的奴隸：首先，他得到勞動的對象，也就是得到工作；其次，他得到生存資料。因此，他首先是作為工人，其次是作為肉體的主體，才能夠生存。這種奴隸狀態的頂點就是：他只有作為工人才能維持自己作為肉體的主體，並且只有作為肉體的主體才能是工人。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8頁。

　　我們已經知道，資本是按照時間順序通過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兩個階段完成運動的。

　　資本在生產領域停留的時間是它的生產時間，資本在流通領域停留的時間是它的流通時間。所以，資本完成它的循環的全部時間，等於生產時間和流通時間之和。

　　生產時間當然包含勞動過程期間，但勞動過程期間並不包含全部生產時間。首先我們記得，一部分不變資本存在於機器、建築物等等勞動資料中。它們會在不斷重新反覆的同一勞動過程中起作用，直到壽命終結為止。勞動過程的周期性中斷，例如在夜間，雖然會使這些勞動資料的職能中斷，但勞動資料仍然留在生產場所。勞動資料不僅在執行職能時屬於生產場所，在它不執行職能時也是屬於生產場所。另一方面，資本家必須儲備一定量的原料和輔助材料，以便生產過程在或長或短的時間內，按照預定的規模進行，而不受每日市場供應的偶然情況的影響。原料等等的這種儲備，只是逐漸地在生產中消費掉。因此，在它的生產時間和職能時間之間，就產生差別。……以上所說的那種差別，都是指生產資本停留在生產領域內的時間和它停留在生產過程內的時間之間的差別。但是，生產過程本身也會使勞動過程從而使勞動時間發生中斷，在這個間歇期間，勞動對象聽任物理過程對它發生作用，而沒有人類勞動參加進去。在這種場合，雖然勞動過程從而生產資料作為勞動資料的職能中斷了，但生產過程從而生產資料的職能卻繼續下去。例如，播在地里的谷種，藏在窖中發酵的葡萄酒，許多製造廠（例如製革廠）中聽任化學過程發生作用的勞動材料，就是這樣。在這裡，生產時間比勞動時間長。二者的差，就是生產時間超過勞動時間的部分。…………

　　不管生產時間超過勞動時間的原因是什麼——或者是各種生產資料只形成潛在的生產資本，就是說還處在現實生產過程的預備階段；或者是它們本身的職能在生產過程中因生產過程休止而中斷；最後，或者是生產過程本身造成勞動過程的中斷，——無論在哪一種情況下，生產資料都不起勞動吸收器的作用。它們不吸收勞動，也就不吸收剩餘勞動。因此，當生產資本處在超過勞動時間的那一部分生產時間時，即使價值增殖過程的完成和它的這種休止是不可分離的，生產資本還是不會增殖。顯然，生產時間和勞動時間越吻合，在一定期間內一定生產資本的生產效率就越高，它的價值增殖就越大。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的趨勢，是儘可能縮短生產時間超過勞動時間的部分。不過，資本的生產時間雖然可以和它的勞動時間不一致，但前者總是包含後者，而且超過的部分本身就是生產過程的條件。因此，生產時間總是指這樣的時間，在這個時間內，資本生產使用價值並自行增殖，因而執行生產資本的職能，儘管它也包含這樣的時間，在這個時間內，資本是潛在的，或者也進行生產但並不自行增殖。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8—141頁。

　　因此，總括起來成為社會資本的各個單個資本的循環，也就是說，就社會資本的總體來考察的循環，不僅包括資本的流通，而且也包括一般的商品流通。後者本來只能由兩部分構成：1.資本本身的循環；2.進入個人消費的商品的循環，也就是工人用工資，資本家用剩餘價值（或其中一部分）購買的那些商品的循環。當然，資本的循環也包括剩餘價值的流通，因為剩餘價值構成商品資本的一部分，而且還包括可變資本向勞動力的轉化，工資的支付。但是，這個剩餘價值和工資耗費在商品上，並不構成資本流通的環節，雖然至少工資的耗費是這個流通所不可缺少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90—391頁。

　　自動工廠中分工的特點，是勞動在這裡已完全喪失專業的性質。但是，當一切專門發展一旦停止，個人對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發展的趨勢就開始顯露出來。自動工廠消除着專業和職業的痴呆。

　　蒲魯東先生連自動工廠的這唯一革命的一面也不懂，竟倒退一步，建議工人不要只做別針的十二部分中的一個部分，而要順次做完它的所有十二部分。據說，這樣工人就可得到做別針的從頭到尾的全部知識。這就是蒲魯東先生的綜合勞動。進一步和退一步也構成一種綜合運動，這一點誰也不會表示異議。

　　總括起來說，蒲魯東先生沒有超出小資產者的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想，他除了讓我們回到中世紀幫工或者至多中世紀的手工業師傅那裡以外，沒有想出更好的辦法。他在自己的着作中曾經談到：人生在世，只要有一部傑作，只要有一次感覺到自己是人也就夠了。無論就形式或實質來說，這難道不正是中世紀的手工業行會所要求的一部傑作嗎？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30頁。

　　人們用以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方式，首先取決於他們已有的和需要再生產的生活資料本身的特性。這種生產方式不應當只從它是個人肉體存在的再生產這方面加以考察。更確切地說，它是這些個人的一定的活動方式，是他們表現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們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命，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麼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麼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麼樣的，這取決於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9—520頁。

　　因而，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而且只要人們存在着，它就仍然是這種產物。當然，意識起初只是對直接的可感知的環境的一種意識，是對處於開始意識到自身的個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狹隘聯繫的一種意識。同時，它也是對自然界的一種意識，自然界起初是作為一種完全異己的、有無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與人們對立的，人們同自然界的關係完全像動物同自然界的關係一樣，人們就像牲畜一樣懾服於自然界，因而，這是對自然界的一種純粹動物式的意識（自然宗教）；但是，另一方面，意識到必須和周圍的個人來往，也就是開始意識到人總是生活在社會中的。這個開始，同這一階段的社會生活本身一樣，帶有動物的性質，這是純粹的畜群意識，這裡，人和綿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於：他的意識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說他的本能是被意識到了的本能。由於生產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長以及作為二者基礎的人口的增多，這種綿羊意識或部落意識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和提高。與此同時分工也發展起來。分工起初只是性行為方面的分工，後來是由於天賦（例如體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發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分工只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現實地想象：它是和現存實踐的意識不同的某種東西；它不用想象某種現實的東西就能現實地想象某種東西。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3—534頁。

　　因此，這裡顯露出兩個事實。第一，生產力表現為一種完全不依賴於各個人並與他們分離的東西，表現為與各個人同時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各個人——他們的力量就是生產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對立的，而另一方面，這些力量只有在這些個人的交往和相互聯繫中才是真正的力量。因此，一方面是生產力的總和，生產力好像具有一種物的形式，並且對個人本身來說它們已經不再是個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生產力只有在個人是私有者的情況下才是個人的力量。在以前任何一個時期，生產力都沒有採取過這種對於作為個人的個人的交往無關緊要的形式，因為他們的交往本身還是受限制的。

　　另一方面是同這些生產力相對立的大多數個人，這些生產力是和他們分離的，因此這些個人喪失了一切現實的生活內容，成了抽象的個人，然而正因為這樣，他們才有可能作為個人彼此發生聯繫。

　　他們同生產力並同他們自身的存在還保持着的唯一聯繫，即勞動，在他們那裡已經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動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殘生命的方式來維持他們的生命。而在以前各個時期，自主活動和物質生活的生產是分開的，這是因為它們是由不同的人承擔的，同時，物質生活的生產由於各個人本身的局限性還被認為是自主活動的從屬形式，而現在它們竟互相分離到這般地步，以致物質生活一般都表現為目的，而這種物質生活的生產即勞動（勞動現在是自主活動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們看到的，也是自主活動的否定形式）則表現為手段。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0頁。

　　在經濟學家看來，商品的生產費用由以下三個要素組成：生產原材料所必需的土地的地租，資本及其利潤，生產和加工所需要的勞動的報酬。但人們立即就發現，資本和勞動是同一個東西，因為經濟學家自己就承認資本是“積蓄的勞動”。這樣，我們這裡剩下的就只有兩個方面，自然的、客觀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主觀的方面即勞動。勞動包括資本，並且除資本之外還包括經濟學家沒有想到的第三要素，我指的是簡單勞動這一肉體要素以外的發明和思想這一精神要素。經濟學家與發明的精神有什麼關係呢？難道沒有他參與的一切發明就不會落到他手裡嗎？有哪一件發明曾經使他花費過什麼？因此，他在計算他的生產費用時為什麼要為這些發明操心呢？在他看來，財富的條件就是土地、資本、勞動，除此之外，他什麼也不需要。科學是與他無關的。儘管科學通過貝托萊、戴維、李比希、瓦特、卡特賴特等人送了許多禮物給他，把他本人和他的生產都提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可是這與他有何相干呢？他不懂得重視這些東西，科學的進步超出了他的計算。但是，在一個超越利益的分裂——正如在經濟學家那裡發生的那樣——的合理狀態下，精神要素自然會列入生產要素，並且會在經濟學家的生產費用項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到那時，我們自然會滿意地看到，扶植科學的工作也在物質上得到報償，會看到，僅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機這樣一項科學成果，在它存在的頭50年中給世界帶來的東西就比世界從一開始為扶植科學所付出的代價還要多。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頁。

　　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結果是生產分裂為兩個對立的方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動。土地無人施肥就會荒蕪，成為不毛之地，而人的活動的首要條件恰恰是土地。其次，我們看到，人的活動又怎樣分解為勞動和資本，這兩方面怎樣彼此敵視。這樣，我們已經看到的是這三種要素的彼此鬥爭，而不是它們的相互支持；現在，我們還看到私有制使這三種要素中的每一種都分裂。一塊土地與另一塊土地對立，一個資本與另一個資本對立，一個勞動力與另一個勞動力對立。換句話說，因為私有制把每一個人隔離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狀態中，又因為每個人和他周圍的人有同樣的利益，所以土地占有者敵視土地占有者，資本家敵視資本家，工人敵視工人。在相同利益的敵對狀態中，正是由於利益的相同，人類目前的不道德已經達到極點，而這個極點就是競爭。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73頁。

　　（三）勞動力

　　可見，看起來好像是資本家用貨幣購買工人的勞動。工人是為了貨幣而向資本家出賣自己的勞動。但這只是假象。實際上，他們為了貨幣而向資本家出賣的東西，是他們的勞動力。資本家以一天、一星期、一個月等等為期購買這個勞動力。他在購買勞動力以後使用這個勞動力，也就是讓工人在約定的時間內勞動。資本家用以購買工人勞動力的那個貨幣量，比如說兩馬克，也可以買到兩磅糖或一定數量的其他某種商品。他用以購買兩磅糖的兩馬克，就是兩磅糖的價格。他用以購買12小時的勞動力的使用的兩馬克，就是12小時勞動的價格。可見，勞動力是一種商品，是和砂糖一模一樣的商品。前者是用鐘點來計量的，後者是用重量來計量的。

　　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即勞動力去換得資本家的商品，即換得貨幣，並且這種交換是按一定的比例進行的。一定量的貨幣交換一定量的勞動力的使用時間。織布工人的12小時勞動交換兩馬克。但是，難道這兩馬克不是代表其他一切可以用兩馬克買到的商品嗎？可見，實質上工人是拿他自己的商品即勞動力交換各種各樣的其他商品，並且是按一定的比例交換的。資本家付給他兩馬克，就是為交換他的工作日而付給了他一定量的肉，一定量的衣服，一定量的噼柴，一定量的燈光，等等。可見，這兩馬克是表現勞動力同其他商品相交換的比例，即表現他的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商品通過貨幣來估價的交換價值，也就稱為商品的價格。所以，工資只是人們通常稱之為勞動價格的勞動力價格的特種名稱，是只能存在於人的血肉中的這種特殊商品價格的特種名稱。

　　……

　　可見，勞動力的表現即勞動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動，是工人本身的生命的表現。工人正是把這種生命活動出賣給別人，以獲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可見，工人的生命活動對於他不過是使他能夠生存的一種手段而已。他是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認為勞動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對於他來說，勞動就是犧牲自己的生活。勞動是已由他出賣給別人的一種商品。因此，他的活動的產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動的目的。工人為自己生產的不是他織成的綢緞，不是他從金礦里開採出的黃金，也不是他蓋起的高樓大廈。他為自己生產的是工資，而綢緞、黃金、高樓大廈對於他都變成一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也許是變成棉布上衣，變成銅幣，變成某處地窖的住所了。

　　馬克思：《僱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13—716頁。

　　勞動報酬忽而提高，忽而降低，是依需求和供給的關係為轉移的，依購買勞動力的資本家和出賣勞動力的工人之間的競爭情形為轉移的。工資的波動一般是和商品價格的波動相適應的。可是，在這種波動的範圍內，勞動的價格是由生產費用即為創造勞動力這一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來決定的。

　　那麼，勞動力的生產費用究竟是什麼呢？

　　這就是為了使工人保持其為工人並把他訓練成為工人所需要的費用。

　　因此，某一種勞動所需要的訓練時間越少，工人的生產費用也就越少，他的勞動的價格即他的工資也就越低。在那些幾乎不需要任何訓練時間，只要有工人的肉體存在就行的產業部門裡，為製造工人所需要的生產費用，幾乎只歸結為維持工人的具有勞動能力的生命所需要的商品。因此，工人的勞動的價格是由必要生活資料的價格決定的。

　　……

　　總之，簡單勞動力的生產費用就是維持工人生存和延續工人後代的費用。這種維持生存和延續後代的費用的價格就是工資。這樣決定的工資就叫做最低工資。這種最低工資額，也和商品價格一般由生產費用決定一樣，不是就單個人來說的，而是就整個種屬來說的。單個工人、千百萬工人的所得不足以維持生存和延續後代，但整個工人階級的工資在其波動範圍內則是和這個最低額相等的。

　　馬克思：《僱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2—723頁。

　　一些商品即一些交換價值的總和究竟是怎樣成為資本的呢？

　　它成為資本，是由於它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即作為一種屬於社會一部分的力量，通過交換直接的、活的勞動力而保存並增大自身。除勞動能力以外一無所有的階級的存在是資本的必要前提。

　　……

　　工人拿自己的勞動力換到生活資料，而資本家拿他的生活資料換到勞動，即工人的生產活動，亦即創造力量。工人通過這種創造力量不僅能補償工人所消費的東西，並且還使積累起來的勞動具有比以前更大的價值。工人從資本家那裡得到一部分現有的生活資料。

　　這些生活資料對工人有什麼用處呢？用於直接消費。可是，如果我不把靠這些生活資料維持我的生活的這段時間用來生產新的生活資料，即在消費的同時用我的勞動創造新價值來補償那些因消費而消失了的價值，那麼，只要我消費生活資料，這些生活資料對我來說就會永遠消失。但是，工人為了交換已經得到的生活資料，正是把這種貴重的再生產力量讓給了資本。因此，工人自己失去了這種力量。

　　……

　　工資的顯着增加是以生產資本的迅速增長為前提的。生產資本的迅速增長，會引起財富、奢侈、社會需要和社會享受同樣迅速的增長。所以，即使工人得到的享受增加了，但是，與資本家的那些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為增加的享受相比，與一般社會發展水平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會滿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們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會產生的；因此，我們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時是以社會為尺度，而不是以滿足它們的物品為尺度的。因為我們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會性質，所以它們具有相對的性質。

　　馬克思：《僱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6—729頁。

　　究竟什麼是決定工資和利潤在其相互關係上的降低和增加的一般規律呢？

　　工資和利潤是互成反比的。資本的份額即利潤越增加，則勞動的份額即日工資就越降低；反之亦然。利潤增加多少，工資就降低多少；而利潤降低多少，則工資就增加多少。

　　馬克思：《僱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2頁。

　　顯而易見，當一切商品跌價時（這種跌價是自由貿易的必然結果），我用一個法郎買的東西要比過去多得多。而工人的法郎同其他任何法郎一樣，具有同等價值。因此，自由貿易對工人會是非常有利的。但美中不足的是，工人在以自己的法郎交換別的商品以前，已經先以自己的勞動同資本進行了交換。要是當他進行這種交換的時候，仍然能以同量的勞動換得上述數量的法郎而其他一切商品又在跌價的話，那麼他在這種交易中始終都會是有利的。困難並不在於證明當一切商品跌價的時候，用同樣的錢可以買到更多的商品。

　　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1848年1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51頁。

　　依照概念來說，地租和資本利潤是工資受到的扣除。但是，在現實中，工資是土地和資本讓工人得到的一種扣除，是從勞動產品中讓給工人、讓給勞動的東西。

　　在社會的衰落狀態中，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重。他遭受的壓迫特別沉重是由於自己所處的工人地位，但他遭受的一般壓迫則是由於社會狀況。

　　而在社會的增長狀態中，工人的毀滅和貧困化是他的勞動的產物和他生產的財富的產物。就是說，貧困從現代勞動本身的本質中產生出來。

　　社會的最富裕狀態，這個大致還是可以實現並且至少是國民經濟學和市民社會的目的的理想，對工人來說卻是持續不變的貧困。

　　不言而喻，國民經濟學把無產者即既無資本又無地租，全靠勞動而且是靠片面的、抽象的勞動為生的人，僅僅當做工人來考察。因此，它可以提出這樣一個論點：工人完全像每一匹馬一樣，只應得到維持勞動所必需的東西。國民經濟學不考察不勞動時的工人，不把工人作為人來考察，卻把這種考察交給刑事司法、醫生、宗教、統計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3—124頁。

　　勞動是生產的主要要素，是“財富的源泉”，是人的自由活動，但很少受到經濟學家的重視。正如資本已經同勞動分開一樣，現在勞動又再度分裂了；勞動的產物以工資的形式與勞動相對立，它與勞動分開，並且通常又由競爭決定，因為，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沒有一個固定的尺度來確定勞動在生產中所占的比重。只要我們消滅了私有制，這種反常的分離就會消失；勞動就會成為它自己的報酬，而以前被讓渡的工資的真正意義，即勞動對於確定物品的生產費用的意義，也就會清清楚楚地顯示出來。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頁。

　　如果馬爾薩斯不這樣片面地看問題，那麼他必然會看到，人口過剩或勞動力過剩是始終與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繫着的。只有在整個生產力過大的地方，人口才會過多。從馬爾薩斯寫作時起，任何人口過剩的國家的情況，尤其是英國的情況，都極其明顯地證實了這一點。這是馬爾薩斯應當從總體上加以考察的事實，而對這些事實的考察必然會得出正確的結論；他沒有這樣做，而是只選出一個事實，對其他事實不予考慮，因而得出荒謬的結論。他犯的第二個錯誤是把生活資料和就業手段混為一談。人口總是威脅着就業手段，有多少人能夠就業，就有多少人出生，簡言之，勞動力的產生迄今為止由競爭的規律來調節，因而也同樣要經受周期性的危機和波動，這是事實，確定這一事實是馬爾薩斯的功績。然而，就業手段並不就是生活資料。就業手段由於機器力和資本的增加而增加，這是僅就其最終結果而言；而生活資料，只要生產力稍有提高，就立刻增加。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0頁。

　　所有這些對正義和仁愛的讓步，事實上只是一種手段，這種手段可以使資本加速積聚在少數人手中，並且壓垮那些沒有這種額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競爭者。對於這少數人來說，早年的那種小規模的額外勒索不但已經毫無意義，而且成了大展宏圖的嚴重障礙。這樣，至少在主要的工業部門中——因為在次要的工業部門中根本不是這樣——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本身已經足以消除早年使工人命運惡化的那些小的弊端。這樣一來，下面這個重大的基本事實就越來越明顯了：工人階級處境悲慘的原因不應當到這些小的弊病中去尋找，而應當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中去尋找。工人為取得每天的一定數目的工資而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在不多的幾小時工作之後，他就把這筆工資的價值再生產出來了。但是，他的勞動合同卻規定，工人必須再工作好幾個小時，才算完成一個工作日。工人用這個附加的幾個小時剩餘勞動生產出來的價值，就是剩餘價值。這個剩餘價值不破費資本家一文錢，但仍然落入資本家的腰包。這就是這樣一個制度的基礎，這個制度使文明社會越來越分裂，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爾德們和萬德比爾特們，他們是全部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廣大的僱傭工人，他們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產生這個結果的，並不是這個或那個次要的弊端而是制度本身，這個事實目前已經在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十分鮮明地顯示出來。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8頁。

　　但是，談到廣大工人群眾，他們的窮困和生活無保障的情況現在至少和過去一樣嚴重。倫敦的東頭是一個日益擴大的泥塘，在失業時期那裡充滿了無窮的貧困、絕望和飢餓，在有工作做的時候又到處是肉體和精神的墮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裡也是一樣，只有享有特權的少數工人是例外；在較小的城市和農業地區情況也是這樣。一條規律把勞動力的價值限制在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格上，另一條規律把勞動力的平均價格照例降低到這種生活資料的最低限度上。這兩條規律像自動機器一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對工人起着作用，用它們的輪子碾壓着工人。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75頁。

　　勞動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樣，也是一種商品，因此，勞動的價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價格一樣，也是由同樣的規律決定的。正像我們在下面將看到的，在大工業或自由競爭的統治下，情形都一樣，商品的價格平均總是和這種商品的生產費用相等的。因此，勞動的價格也是和勞動的生產費用相等的。而勞動的生產費用正好是使工人能夠維持他們的勞動能力並使工人階級不致滅絕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數量。工人的勞動所得不會比為了這一目的所必需的更多。因此，勞動的價格或工資將是維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額。但是，因為工商業有時蕭條有時興旺，工人所得也就有多有少，正像廠主出賣商品所得有多有少一樣。如果把工商業繁榮期和蕭條期平均起來，廠主出賣商品所得既不多於他的生產費用，也不少於他的生產費用，同樣，工人平均所得也是既不會多於這個最低數額，也不會少於這個最低數額。大工業越是在所有勞動部門占統治地位，工資的這一經濟規律體現得就越充分。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8頁。

　　古典政治經濟學從工業實踐方面因襲了工廠主的流行的看法，彷佛工廠主所購買和償付的是自己的工人的勞動。這一看法對於工廠主進行營業、記賬和計算價格來說，是完全夠用了。可是，把這個看法天真地搬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就在那裡造成了不可思議的謬誤和混亂。

　　恩格斯：《〈僱傭勞動與資本〉恩格斯寫的1891年單行本導言》（1891年4月30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02頁。

　　經濟學家所看做“勞動”生產費用的，並不是勞動的生產費用。而是活的工人本身的生產費用。而這個工人出賣給資本家的，也不是他的勞動。馬克思說：“當工人的勞動實際上開始了的時候，它就不再屬於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賣了。”因此，他最多只能出賣他自己的未來的勞動，也就是說，他只能承擔在一定時間內完成一定工作的義務。但是，這樣他就不是出賣勞動（這勞動還有待去完成），而是為了獲得一定的報酬讓資本家在一定的時間內（在計日工資下）或為完成一定的工作（在計件工資下）支配自己的勞動力：他出租或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可是，這個勞動力是同工人本身長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所以它的生產費用是和工人本身的生產費用一致的；那些被經濟學家稱為勞動生產費用的，恰恰就是工人的生產費用，因而也就是勞動力的生產費用。這樣一來，我們就能從勞動力的生產費用進而談到勞動力的價值，並確定為生產一定質量的勞動力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量，——馬克思在論勞動力買賣的那一節里也就是這樣做的（《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第3節）。

　　恩格斯：《〈僱傭勞動與資本〉恩格斯寫的1891年單行本導言》（1891年4月30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06—707頁。

　　（四）僱傭勞動

　　的確，私有財產在自己的國民經濟運動中自己使自己走向瓦解，但是私有財產只有通過不以它為轉移的、不自覺的、同它的意志相違背的、為事物的本性所決定的發展，只有當私有財產造成作為無產階級的無產階級，造成意識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體上貧困的那種貧困，造成意識到自己的非人化從而自己消滅自己的那種非人化時，才能做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執行着僱傭勞動由於為別人生產財富、為自己生產貧困而給自己做出判決，同樣，它也執行着私有財產由於產生無產階級而給自己做出的判決。無產階級在獲得勝利時，無論如何決不會因此成為社會的絕對方面，因為它只有消滅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對立面才能獲得勝利。到那時，無產階級本身以及制約着它的對立面——私有財產都會消失。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1頁。

　　蒲魯東最先提醒人們注意，付給單個工人的工資的總和，即使在每一單個人的勞動都完全得到了報酬的情況下，也還是不足以償付物化在大家的產品中的集體力量；因此，工人不是作為集體勞動力的一部分被雇用的。埃德加先生把這個思想牽強附會成了工人無非是單個的被雇用的人。這樣，批判的批判就利用蒲魯東的總的思想去反對同一個蒲魯東對同一個思想所作的進一步的具體發揮。它用批判的方式奪過了這個思想，並在下面這段話中道出了批判的社會主義的秘密：

　　“當今工人的思維只顧及自己，也就是說，他只是為他個人而索取報酬。正是工人自己不考慮他在同其他力量合作中所產生的那種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力量。”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2—273頁。

　　假如問工人們：“你們的工資是多少？”那麼一個工人回答說：“我做一天工從我的雇主那裡得到一馬克”；另一個工人回答說：“我得到兩馬克”，等等。由於他們隸屬的勞動部門不同，他們每一個人因做了一定的工作（比如，織成一尺麻布或排好一個印張的字）而從各自的雇主那裡得到的貨幣數量也不同。儘管他們得到的貨幣數量不同，但是有一點是一致的：工資是資本家為一定的勞動時間或一定的勞動付出而償付的一筆貨幣。

　　馬克思：《僱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12—713頁。

　　勞動力並不向來就是商品。勞動並不向來就是僱傭勞動，即自由勞動。奴隸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勞動出賣給奴隸主，正如耕牛不是向農民出賣自己的勞務一樣。奴隸連同自己的勞動力一次而永遠地賣給奴隸的所有者了。奴隸是商品，可以從一個所有者手裡轉到另一個所有者手裡。奴隸本身是商品，但勞動力卻不是他的商品。農奴只出賣自己的一部分勞動力。不是他從土地所有者方面領得報酬；相反，是土地所有者從他那裡收取貢賦。農奴是土地的附屬品，替土地所有者生產果實。相反，自由工人自己出賣自己，並且是零碎地出賣。他日復一日地把自己生命中的8小時、10小時、12小時、15小時拍賣給出錢最多的人，拍賣給原料、勞動工具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即拍賣給資本家。工人既不屬於某個所有者，也不屬於土地，但是他每日生命的8小時、10小時、12小時、15小時卻屬於這些時間的購買者。工人只要願意，就可以離開雇用他的資本家，而資本家也可以隨意辭退工人，只要資本家不能再從工人身上獲得利益或者獲得預期的利益，他就可以辭退工人。但是，工人是以出賣勞動力為其收入的唯一來源的，如果他不願餓死，就不能離開整個購買者階級即資本家階級。工人不是屬於某一個資本家，而是屬於整個資本家階級；至於工人給自己尋找一個雇主，即在這個資本家階級中間尋找一個買者，那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了。

　　馬克思：《僱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16—717頁。

　　資本只有同勞動力交換，只有引起僱傭勞動力的產生，才能增加。僱傭工人的勞動力只有在它增加資本，使奴役它的那種權力加強時，才能和資本交換。因此，資本的增加就是無產階級即工人階級的增加。

　　所以，資產者及其經濟學家們斷言，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千真萬確呵！如果資本家不雇用工人，工人就會滅亡。如果資本不剝削勞動力，資本就會滅亡，而要剝削勞動力，資本就得購買勞動力。投入生產的資本即生產資本增加越快，從而產業越繁榮，資產階級越發財，生意越興隆，資本家需要的工人也就越多，工人出賣自己的價格也就越高。

　　原來，生產資本的儘快增加竟是工人能勉強過活的必要條件。

　　但是，生產資本的增加又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積累起來的勞動對活勞動的權力的增加，就是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統治力量的增加。僱傭勞動生產着對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財富，也就是說生產着同它敵對的權力——資本，而它從這種敵對權力那裡取得就業手段，即取得生活資料，是以僱傭勞動又會變成的一部分，又會變成再一次把資本投入加速增長運動的槓桿為條件的。

　　斷言資本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事實上不過是說資本和僱傭勞動是同一種關係的兩個方面罷了。一個方面制約着另一個方面，就如同高利貸者和揮霍者相互制約一樣。

　　只要僱傭工人仍然是僱傭工人，他的命運就取決於資本。這就是一再被人稱道的工人和資本家利益的共同性。

　　馬克思：《僱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7—728頁。

　　資本的迅速增加就等於利潤的迅速增加。而利潤的迅速增加只有在勞動的價格同樣迅速下降、相對工資同樣迅速下降的條件下才是可能的。即使實際工資同名義工資即勞動的貨幣價值同時增加，只要實際工資不是和利潤以同一比例增加，相對工資還是可能下降。

　　比如說，在經濟興旺的時期，工資提高5%，而利潤卻提高30%，那麼比較工資即相對工資不是增加，而是減少了。

　　所以，一方面工人的收入隨着資本的迅速增加也有所增加，可是另一方面橫在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社會鴻溝也同時擴大，而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勞動對資本的依賴程度也隨着增大。

　　所謂資本迅速增加對工人有好處的論點，實際上不過是說：工人把他人的財富迅速增加得越迅速，工人得到的殘羹剩飯就越多，能夠獲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越多，依附資本的奴隸人數就增加得越多。

　　這樣我們就看出：

　　即使最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情勢，即資本的儘快增加改善了工人的物質生活，也不能消滅工人的利益和資產者的利益即資本家的利益之間的對立狀態。利潤和工資仍然是互成反比的。

　　假如資本增加得迅速，工資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資本的利潤增加得更迅速無比。工人的物質生活改善了，然而這是以他們的社會地位的降低為代價換來的。橫在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社會鴻溝擴大了。

　　馬克思：《僱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4—735頁。

　　如果說資本增長得迅速，那麼工人之間的競爭就增長得更迅速無比，就是說，資本增長得迅速，工人階級的就業手段即生活資料就相對地縮減得越厲害；儘管如此，資本的迅速增長對僱傭勞動卻是最有利的條件。

　　馬克思：《僱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42—743頁。

　　隨着經濟學家設定的前提即自由貿易得到實現，變為事實，勞動商品的這一規律即最低工資的規律也就得到了證實。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全部否定以自由貿易這一前提作基礎的政治經濟學，或者承認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工人勢必要受到經濟規律嚴酷無情的打擊。

　　讓我們來作個總結：在當今社會條件下，到底什麼是自由貿易呢？這就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礙着資本自由發展的民族障礙，只不過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動罷了。不管商品相互交換的條件如何有利，只要僱傭勞動和資本的關係繼續存在，就永遠會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存在。那些自由貿易的信徒認為，只要更有效地運用資本，就可以消除工業資本家和僱傭勞動者之間的對立，他們這種妄想，真是令人難以理解。恰恰相反，這只能使這兩個階級的對立更為顯着。

　　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1848年1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56—757頁。

　　同樣，工資是在另一個項目中被考察的僱傭勞動力：在僱傭勞動的場合勞動作為生產要素所具有的規定性，在工資的場合表現為分配的規定。如果勞動不是規定為僱傭勞動，那麼，勞動參與產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現為工資，如在奴隸制度下就是這樣。最後，地租——我們直接來看地產參與產品分配的最發達的分配形式——的前提，是作為生產要素的大地產（其實是大農業），而不是土地一般，就像工資的前提不是勞動一般一樣。所以，分配關係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現為生產要素的背面。個人以僱傭勞動的形式參與生產，就以工資形式參與產品、生產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結構完全決定於生產的結構。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就對象說，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成果，就形式說，參與生產的一定方式決定分配的特殊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在生產上來談，把地租放在分配上來談，等等，這完全是幻覺。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頁。

　　但是，這些簡單範疇在比較具體的範疇以前是否也是有一種獨立的歷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況而定。例如，黑格爾論法哲學，是從占有開始，把占有看做主體的最簡單的法的關係，這是對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關係這些具體得多的關係之前，占有並不存在。相反，如果說存在着還只是占有，而沒有所有權的家庭和部落整體，這倒是對的。所以，同所有權相比，這種比較簡單的範疇，表現為比較簡單的家庭團體或部落團體的關係。它在比較高級的社會中表現為一個發達的組織的比較簡單的關係。但是那個以占有為關係的比較具體的基礎總是前提。可以設想有一個孤獨的野人占有東西。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占有並不是法的關係。說占有在歷史上發展為家庭，是錯誤的。占有倒總是以這個“比較具體的法的範疇”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樣總可以說，簡單範疇是這樣一些關係的表現，在這些關係中，較不發展的具體可以已經實現，而那些通過較具體的範疇在精神上表現出來的較多方面的聯繫或關係還沒有產生；而比較發展的具體則把這個範疇當做一種從屬關係保存下來。在資本存在之前，銀行存在之前，僱傭勞動等等存在之前，貨幣能夠存在，而且在歷史上存在過。因此，從這一方面看來，可以說，比較簡單的範疇可以表現一個比較不發展的整體的處於支配地位的關係或者一個比較發展的整體的從屬關係，這些關係在整體向着以一個比較具體的範疇表現出來的方面發展之前，在歷史上已經存在。在這個限度內，從最簡單上升到複雜這個抽象思維的進程符合現實的歷史過程。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頁。

　　顯然，應當以這樣來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規定，因此它們或多或少屬於一切社會形式，不過是在上面所闡述的意義上。（2）形成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結構並且成為基本階級的依據的範疇。資本、僱傭勞動、土地所有制。它們的相互關係。城市和鄉村。三大社會階級。它們之間的交換。流通。信用事業（私人的）。（3）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來考察。“非生產”階級。稅。國債。公用信用。人口。殖民地。

　　向國外移民。（4）生產的國際關係。國際分工。國際交換。輸入和輸出。匯率。（5）世界市場和危機。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33頁。

　　產品成為商品；商品成為交換價值；商品的交換價值是商品內在的貨幣屬性；商品的這個貨幣屬性作為貨幣同商品相脫離，取得了一個同一切特殊商品及其自然存在形式相分離的一般社會存在；產品對作為交換價值的自身的關係，成為產品對同它並存的貨幣關係，或者說，成為一切產品對在它們全體之外存在的貨幣的關係。正像產品的實際交換產生產品的交換價值一樣，產品的交換價值產生貨幣。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4頁。

　　因此，資本和勞動的關係在這裡就像貨幣和商品的關係一樣；如果說一方是財富的一般形式，那麼，另一方就只是以直接消費為目的的實體。但是，資本作為孜孜不倦地追求財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驅使勞動超過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來為發展豐富的個性創造出物質要素，這種個性無論在生產上和消費上都是全面的，因而個性的勞動也不再表現為勞動，而表現為活動本身的充分發展，而在這種發展狀況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這是因為一種歷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由此可見，資本是生產的，也就是說，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的關係。只有當資本本身成了這種生產力本身發展的限制時，資本才不再是這樣的關係。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70頁。

　　認識到產品是勞動能力自己的產品，並斷定勞動同自己的實現條件的分離是不公平的、強制的，這是了不起的覺悟，這種覺悟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產物，而且也正是為這種生產方式送葬的喪鐘，就像當奴隸覺悟到他不能作第三者的財產，覺悟到他是一個人的時候，奴隸制度就只能人為地苟延殘喘，而不能繼續作為生產的基礎一樣。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2頁。

　　對象化勞動同活勞動相交換，一方面還不構成資本，另一方面也還不構成僱傭勞動。

　　整個所謂的服務階級，從擦皮鞋的到國王，都屬於這個範疇，不論在東方公社，還是在由自由土地所有者組成的西方公社，凡是這些組織由於人口增長、戰俘釋放、各種偶然性造成個人貧窮和喪失獨立勞動的客觀條件，以及由於分工等原因，而分解為一些單個要素的地方，我們到處都可零散地見到自由的短工，他們也屬於上述範疇。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4頁。

　　在貨幣同勞動或服務相交換以便用於直接消費的情況下，所發生的總是現實的交換。

　　雙方交換一定的勞動量，這隻具有形式上的意義，使雙方能夠互相衡量勞動的特殊效用形式。這隻涉及交換的形式，而不構成其內容。在資本同勞動相交換的情況下，價值不是兩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尺度，而是交換的內容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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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把資本同僱傭勞動的關係表述為所有權的關係或規律，我們只需要把雙方在價值增殖過程中的行為表述為占有的過程。例如，剩餘勞動變為資本的剩餘價值，這一點意味着：工人並不占有他自己勞動的產品，這個產品對他來說表現為他人的財產，反過來說，他人的勞動表現為資本的財產。資產階級所有權的這第二條規律是第一條規律轉變來的，並通過繼承權等等長期存在下去，不受單個資本家的易逝性的影響；它同第一條規律一樣被承認為規律。第一條是勞動和所有權的同一性；第二條是勞動表現為被否定的所有權，或者說，所有權表現為對他人勞動的異己性的否定。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9—120頁。

　　蒲魯東先生稱之為財產——他所理解的財產正是指土地財產——的非經濟起源的那種東西，就是個人對勞動的客觀條件的，首先是對勞動的自然客觀條件的資產階級以前的關係，因為，正像勞動的主體是自然的個人，是自然存在一樣，他的勞動的第一個客觀條件表現為自然、土地、表現為他的無機體；他本身不但是有機體，而且還是這種作為主體的無機自然。這種條件不是他的產物，而是預先存在的；作為他身外的自然存在，是他的前提。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8頁。

　　如果不把資本和僱傭勞動的關係看做已經成為決定性的、支配整個生產的關係，[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僱傭勞動的條件而預先存在的資本，就是僱傭勞動自身的產物，並作為僱傭勞動的條件被僱傭勞動本身當作前提，它作為僱傭勞動本身的前提是由僱傭勞動本身創造出來的。]而是看做正在歷史地形成的關係，也就是說，如果是考察貨幣向資本的最初轉化，考察一方面只是在可能性上存在的資本與另一方面只是在可能性上存在的自由工人之間的交換過程，那麼，自然會得出為經濟學家們所津津樂道的簡單結論：作為資本而出現的一方，必定擁有原料、勞動工具以及使工人在生產期間直到生產完成以前能夠維持生活的生活資料。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6頁。

　　貨幣轉化為資本的方式，在歷史上往往非常明顯地表現成這樣：例如商人讓許多以前以農村副業的形式從事紡織的織工和紡工為他勞動，把他們的副業變成他們的本業。這樣，商人就掌握了他們，並把他們變成了受他支配的僱傭工人。後來他們又必須離開家鄉，聯合在一個作坊里——這是第二步。很明顯，在這個簡單的過程中，商人既沒有為織工和紡工預備原料，也沒有為他們預備工具、生活資料。商人所做的一切，只是逐漸把他們限制在這樣一種勞動之內，這種勞動使他們依賴於出售，依賴於買者，依賴於商人，最終他們就只是為他而生產，並通過他而生產。最初，商人只是通過購買他們的產品來購買他們的勞動；一旦他們只限於生產這種交換價值，從而必須直接生產交換價值，必須把自己的勞動全部用來換取貨幣，才有可能繼續生存，這時他們便落入商人的支配之下，最後就連他們好像是把產品出賣給商人的那種假象也消失了。商人購買他們的勞動，並且先是剝奪他們對產品的所有權，很快又剝奪對勞動工具的所有權，或者是為了減低商人自己的生產費用而把勞動工具留給他們作為徒有其名的財產。

　　在原始的歷史形式中，資本起初零散地或在個別地方出現，與舊的生產方式並存，但逐漸地到處破壞舊的生產方式。屬於這種原始的歷史形式的，一方面，是本來意義上的手工工場（還不是工廠）。手工工場產生在為出口、為國外市場而大批生產的地方，也就是說以大宗海陸貿易為基礎，產生在貿易中心地，例如，意大利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弗蘭德和荷蘭的城市、西班牙的某些城市如巴塞羅納等等。工場手工業最初並沒有侵入所謂城市工商業，而是侵入農村副業，如紡和織，即最少需要行會技巧、技藝訓練的那種勞動。

　　除那些大的貿易中心地以外——在這些地方，工場手工業的基礎是國外市場，因而可以說生產自然而然以交換價值為目標，也就是說，是直接與航海有關的手工工場、造船業本身等等——，除這些大的貿易中心地以外，工場手工業起先不是建立在城市中，而是建立在鄉村中，建立在沒有行會等等的農村中。農村副業包含着工場手工業的廣闊基礎，而城市工商業為了能夠按照工廠方式經營，則要求生產的高度發展。包含着這種基礎的，還有這樣一些生產部門，如玻璃廠、金屬加工廠、鋸木廠等等，它們一開始就都要求勞動更加集中、更多地利用自然力、大量生產以及勞動資料等等的集中。造紙廠等等也是一樣。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4—165頁。

　　亞當·斯密的觀點是，勞動決不改變自己的價值，所謂不改變，是指一定量的勞動對工人來說始終是一定量的勞動，也就是說，在亞·斯密看來，始終是同樣數量的犧牲。不管我一個勞動小時得到的報酬是多還是少——這取決於一個勞動小時的生產率和其他種種情況——，我已勞動了一小時。不管這一個勞動小時的結果有什麼變化，我必須為我的勞動結果，為我的工資付出的東西，始終是同樣的一個勞動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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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質生產的勞動只有在下列情況下才能獲得這種性質：（1）勞動具有社會性；（2）這種勞動具有科學性，同時又是一般的勞動，這種勞動不是作為用一定方式刻板訓練出來的自然力的人的緊張活動，而是作為一個主體的人的緊張活動，這個主體不是以單純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現在生產過程中，而是作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動出現在生產過程中。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3—174頁。

　　活勞動同對象化勞動的交換，即社會勞動確立為資本和僱傭勞動這二者對立的形式，是價值關係和以價值為基礎的生產的最後發展。這種發展的前提現在是而且始終是：直接勞動的時間的量，作為財富生產決定因素的已耗費的勞動量。但是，隨着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但是，隨着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於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這種作用物自身——它們的巨大效率——又和生產它們所花費的直接勞動時間不成比例，而是取決於科學的一般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於這種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這種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以及和它有關的其他一切科學的發展，本身又和物質生產的發展相適應。）例如，農業將不過成為一種物質變換的科學的應用，這種物質變換能加以最有利的調節以造福於整個社會體。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5—196頁。

　　隨着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物的條件即對象化勞動，同活勞動相比必然增長——這其實是一個同義反覆的命題，因為，勞動生產力的增長無非是使用較少的直接勞動就能創造較多的產品，從而社會財富越來越表現為勞動本身創造的勞動條件——，這一事實，從資本的觀點看來，不是社會活動的一個要素（物化勞動）成為另一個要素（主體的、活的勞動）的越來越龐大的軀體，而是（這對僱傭勞動是重要的）勞動的客觀條件對活勞動具有越來越巨大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就通過這些客觀條件的規模而表現出來），而社會財富的越來越巨大的部分作為異己和統治的權力同勞動相對立，關鍵不在於對象化，而在於異化，外化，外在化，在於不歸工人所有，而歸人格化的生產條件即資本所有，歸巨大的對象[化]的權力所有，這種對象[化]的權力把社會勞動本身當做自身的一個要素而置於同自己相對立的地位。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1857年底—1858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7頁。

　　在這裡[在工場手工業的條件下]，基本的形式始終是，生產一定商品所需要的工人人數相對地減少了，因為勞動量減少了，或者說，同一工人人數所生產的東西更多了（從而在擴大生產時對勞動的需求也相對減少了），但同時，為了造成生產力的這種相對提高，必須使用更多的工人。在這裡，可以覺察得到的和看得見的形式，是必要勞動時間的相對減少，而不是所使用勞動的絕對減少，因為，在這裡，基礎始終是活的工人和同時雇用的工人人數。這尤其是因為工場手工業正是在需要、進入交換的商品量和對外貿易（實際上是相對的世界市場）突然大幅度地增加的時候出現的。因此，我們看到，工場手工業只是同手工業生產進行鬥爭，而決不是同僱傭勞動本身進行鬥爭，後者最初只是隨着這種生產方式的發展才被廣泛採用（在城市中）。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摘選》（1861年8月—1863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0頁。

　　因此，只要分工沒有使勞動能力完全片面化，自由工人對於自身勞動能力和自己勞動活動的預示着較好工資的任何改變，在原則上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有準備的（正像經常流入城市的農村過剩人口所表現出來的情況那樣）。如果說成年工人在某種程度上不能適應這種改變，那麼他認為新的一代總是能適應這種變化的，新的正在成長的一代工人往往是可以參加到新的勞動部門或特別繁榮的勞動部門中去並得到使用的。在僱傭勞動不受舊行會制度等殘餘的束縛而得到最自由發展的北美，這種變動性，對勞動的特定內容和從一個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所持的完全無所謂的態度，也表現得特別明顯。因此，一切美國着作家也都把這種變動性與奴隸勞動的單調的、傳統的性質的對立，強調為北方自由僱傭勞動不同於南方奴隸勞動的最大特徵，因為奴隸勞動不是按照生產的需要而發生變化的，恰恰相反，它要求生產適應於一經形成即因襲不變的勞動方式（見凱爾恩斯）。勞動的新方式的不斷形成，這種經常的變化——與此相應的是使用價值的多樣化，因而也是交換價值的現實發展——，從而整個社會中不斷發展的分工，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才是可能的。這種分工開始於這樣一種自由的手工業方式的行會企業，在這種企業里，分工不會因任何特定經營部門本身的固定化而受限制。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摘選》（1861年8月—1863年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78—379頁。

　　作為勞動的物的條件的東西即生產資料，和作為維持工人本人生活的物的條件的東西即生活資料，只有同僱傭勞動相對立才成為資本。資本不是物，正像貨幣不是物一樣。在資本中也像在貨幣中一樣，人們的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表現為物對人的關係，或者說，一定的社會關係表現為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當個人作為自由人彼此對立的時候，沒有僱傭勞動就沒有剩餘價值生產，沒有剩餘價值生產也就沒有資本主義生產，從而也沒有資本，沒有資本家！資本和僱傭勞動（我們這樣稱呼出賣自己本身勞動能力的工人的勞動）只表現為同一關係的兩個因素。如果貨幣不同被工人本身當做商品出賣的勞動能力相交換，它就不能成為資本。另一方面，只有當勞動本身的物的條件作為自私的力量、作為他人的財產、作為自為存在和堅持獨立的價值，簡言之，作為資本，同勞動相對立的時候，勞動才能表現為僱傭勞動。因此，如果說從資本的物質方面來看，或從資本藉以存在的使用價值方面來看，這種物的條件就必然作為異己的獨立力量，作為價值——對象化勞動——同勞動相對立，這種對象化的勞動把活勞動看做是保存和增大自己本身的單純手段。因此，僱傭勞動或薪金勞動對資本主義生產來說是勞動的一種必要的社會形式，正像資本即自乘的價值是勞動的物的條件為了使勞動成為僱傭勞動所必須採取的必要的社會形式一樣。因此，僱傭勞動是資本形成的必要條件，始終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經常的必要前提。因此，第一個過程，即貨幣同勞動能力的交換，或勞動能力的出賣，雖然本身並不加入直接生產的過程，但是它加入整個關係的生產。

　　馬克思：《〈資本論（1863—1865年）手稿）〉摘選》（1863年8月—1865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85—486頁。

　　從工人方面看：他的勞動力，只有在通過出賣而和生產資料相結合的時候，才可能從事生產活動。因此，在出賣之前，勞動力是和生產資料，和它的活動的物的條件相分離的。在這種分離狀態中，它既不能直接用來為它的所有者生產使用價值，也不能用來生產商品，使它的所有者能夠依靠這種商品的出售而維持生活。但是，勞動力一經出賣而和生產資料結合，它就同生產資料一樣，成了它的買者的生產資本的一個組成部分。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7—38頁。

　　俄國的地主，由於所謂農民解放，現在用僱傭工人代替從事強制勞動的農奴來經營農業，他們抱怨兩件事。第一，抱怨貨幣資本不足。例如，他們說，在出售農產品以前，必須對僱傭工人支付較大數量的金額，而這時缺少的正是現今這個首要的條件。要按照資本主義的方式進行生產，必須經常備有專供支付工資用的貨幣形式的資本。……但是，更典型的是第二種怨言，這就是：即使有了貨幣，還是不能隨時買到足夠的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因為俄國的農業勞動者由於農村公社實行土地公有，還沒有完全和他們的生產資料相分離，從而還不是完全的“自由僱傭工人”。但是，後者的社會規模的存在，卻是G—W即貨幣轉化為商品能夠表現為貨幣資本轉化為生產資本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因此，不言而喻，只有在已經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貨幣資本循環的公式，—W…P…—，才是資本循環的當然形式，因為它是以僱傭工人階級的社會規模的存在作為前提的。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生產不僅生產商品和剩餘價值，它還再生產並且以越來越大的規模再生產僱傭工人階級，把絕大多數直接生產者變為僱傭工人。因此，既然實現G—W…P…—這一過程的首要前提是僱傭工人階級的經常存在，所以，這個公式已經包含生產資本形式的資本，從而也包含生產資本的循環的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41頁。

　　—A。僱傭工人只能靠出賣勞動力來過活。勞動力的維持，即工人自身的維持，要求每天進行消費。因此，必須每隔一個較短的時期付給他一次報酬，使他能夠反覆進行為維持自身所需的各種購買，反覆進行A—G—W或W—G—W行為。因此，資本家必須不斷作為貨幣資本家，他的資本必須不斷作為貨幣資本，和僱傭工人相對立。另一方面，要使廣大的直接生產者，廣大的僱傭工人能完成A—G—W行為，必須不斷有必要的生活資料以可買形式即商品形式和他們相對立。因此，這種情況要求產品作為商品的流通已經有了高度的發展，從而商品生產也已經有了廣泛的規模。一旦依靠僱傭勞動進行的生產普遍化，商品生產就必然成為生產的普遍形式。商品生產普遍化了，它又使社會的分工不斷增進，就是說，一個資本家作為商品生產的產品越來越專門化，互相補充的各個生產過程越來越分裂為獨立的生產過程。因此，G—A發展到什麼程度，G—也發展到什麼程度；就是說，生產資料的生產會按相同的規模，和那種用它們作生產資料的商品的生產相分離，於是生產資料會作為商品，和每一個不生產生產資料但為自己的特定的生產過程而購買生產資料的商品生產者自己相對立。生產資料來自那些完全和他的生產部門分離的獨立經營的生產部門，作為商品進入他的生產部門，因而是必須購買的。商品生產的物的條件，會以越來越大的規模作為其他商品生產者的產品，作為商品，和他相對立。資本家也必須以相同的規模作為貨幣資本家出現，或者說，他的資本必須執行貨幣資本職能的規模將會擴大。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43頁。

　　資本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不僅包含着階級關係，包含着建立在勞動作為僱傭勞動而存在的基礎上的一定的社會性質。它是一種運動，是一個經過各個不同階段的循環過程，這個過程本身又包含循環過程的三種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為運動，而不能理解為靜止物。那些把價值的獨立化看做是單純抽象的人忘記了，產業資本的運動就是這種抽象的實現。在這裡，價值經過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運動，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時使自己增殖，增大。因為我們在這裡研究的首先是單純的運動形式，所以對資本價值在它的循環過程中可能發生的革命就不去考慮了；但是很明顯，儘管發生各種價值革命，資本主義生產只有在資本價值增殖時，也就是在它作為獨立化的價值進行它的循環過程時，因而只有在價值革命按某種方式得到克服和抵消時，才能夠存在和繼續存在。資本的運動所以會表現為產業資本家個人的行動，是因為他作為商品和勞動的買者，作為商品的賣者和作為生產的資本家執行職能，因而通過他的活動來促成這種循環。如果社會資本的價值發生價值革命，他個人的資本就可能受到這一個革命的損害而歸於滅亡，因為它已經不能適應這個價值運動的條件。價值革命越是尖銳，越是頻繁，獨立化的價值的那種自動的、以天然的自然過程的威力來發生作用的運動，就越是和資本家個人的先見和打算背道而馳，正常的生產過程就越是屈服於不正常的投機，單個資本的存在就越是要冒巨大的危險。因此，這些周期性的價值革命證實了它們似乎應該否定的東西，即證實了價值作為資本所經歷的、通過自身的運動而保持和加強的獨立化。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1—122頁。

　　實際上，資本主義生產是作為生產的普遍形式的商品生產，但是，它之所以如此，在它的發展中之所以越來越如此，只是因為在這裡，勞動本身表現為商品，因為工人出賣勞動，即他的勞動力的職能，並且如我們所假定的，是按照由它的再生產費用決定的它的價值出賣的。勞動越變為僱傭勞動，生產者就越變為產業資本家；因而，資本主義生產（從而商品生產）只有在直接的農業生產者也是僱傭工人的時候，才充分地表現出來。在資本家和僱傭工人的關繫上，貨幣關係，買者和賣者的關係，成了生產本身所固有的關係。但是，這種關係的基礎是生產的社會性質，而不是交易方式的社會性質；相反，後者是由前者產生的。然而，不是把生產方式的性質看做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交易方式的基礎，而是反過來，這是和資產階級眼界相符合的，在資產階級眼界內，滿腦袋都是生意經。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3頁。

　　只是作為生產過程的條件而準備好的那部分潛在生產資本，如紡紗廠的棉花、煤炭等等，既不起產品形成要素的作用，也不起價值形成要素的作用。它是閒置的資本，雖然它的閒置是使生產過程連續不斷進行的一個條件。為保存生產儲備（潛在資本）而必需的建築物、裝置等等，是生產過程的條件，從而也是預付生產資本的組成部分。它們的職能，是在預備階段保存生產的各個組成部分。如果在這個階段上勞動過程是必要的，它就使原料等等變貴，但它是生產勞動，並且形成剩餘價值，因為這種勞動同一切其他的僱傭勞動一樣，有一部分是沒有報酬的。在整個生產過程的正常中斷期間，即生產資本不執行職能的間歇期間，既不生產價值，也不生產剩餘價值。由此就產生了使工人在夜間也勞動的欲望。（第一冊第八章第4節）——勞動對象在生產過程本身中必須經歷的勞動時間的間歇，既不形成價值，也不形成剩餘價值；但它促進產品的完成，成為產品生涯的一部分，是產品必須經過的一個過程。裝置等等的價值，與它們執行職能的全部時間成比例地轉移到產品中去；產品是由勞動本身安置在這個階段中的，這些裝置的使用是生產的條件，正如一部分棉花變成棉屑，不加入產品，但仍把自己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是生產的條件一樣。另一部分潛在資本，如建築物、機器等等，即那些只是由於生產過程有規則的休止才中斷自身職能的勞動資料——由生產的縮減、危機等等引起的不規則的中斷，是純粹的損失——，只加進價值，不加入產品的形成；這部分資本加到產品中的全部價值，由它的平均壽命決定；它在執行職能時和不執行職能的時間裡，都會因喪失使用價值而喪失價值。

　　最後，即使勞動過程中斷，但繼續留在生產過程中的不變資本部分的價值，會在生產過程的結果中再現。各種生產資料在這裡被勞動本身安置在某些條件下，讓它們自己經過一定的自然過程，其結果是產生某種有用的效果或改變它們的使用價值的形式。當勞動把它們作為生產資料實際有目的地消費時，總是把它們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在這裡，不論勞動必須藉助勞動資料不斷作用於勞動對象，以產生這種效果，還是勞動只需給個推動力，把生產資料安置在一定條件下，使生產資料由於自然過程的作用，無須再加勞動，自己發生預想的變化，情況都是如此。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9—140頁。

　　為了簡便起見（因為我們以後才考察作為資本家的商人和商人資本），我們假定，這種買賣的當事人是出賣自己勞動的人。他在W—G和G—W活動上，耗費自己的勞動力和勞動時間。因此，他以此為生，就像別人靠紡紗或製藥丸為生一樣。他執行一種必要的職能，因為再生產過程本身包含非生產職能。他和別人一樣勞動，不過他的勞動的內容既不創造價值，也不創造產品。他本身屬於生產上的非生產費用。他的作用，不是使一種非生產職能轉化為生產職能，或使非生產勞動轉化為生產勞動。如果這種轉化能夠通過職能的這種轉移來完成，那真是奇蹟了。他的作用寧可說是使社會的勞動力和勞動時間只有更少一部分被束縛在這種非生產職能上。不僅如此。我們不妨假定，他只是一個僱傭工人，他的報酬盡可比較優厚。不管他的報酬怎樣，他作為一個僱傭工人，總有一部分時間是無償地勞動的。他也許每天幹了10小時而得到8個勞動小時的價值產品。他從事的兩小時剩餘勞動，和他的8小時必要勞動一樣不生產價值，雖然由於這8小時必要勞動，社會產品有一部分轉移給他了。第一，和以前一樣，從社會的觀點看，一個勞動力在10小時內耗費在這個單純的流通職能上。它不能用於別的目的，不能用於生產勞動。第二，社會對這兩小時的剩餘勞動沒有支付報酬，雖然這種剩餘勞動已經由完成這種勞動的這個人耗費了。社會並沒有因此占有任何超額的產品或價值。但是，這個人所代表的流通費用減少了1/5，由小時減為8小時。社會對以他為當事人的這一現實的流通時間的1/5，沒有支付等價物。但是，既然這個當事人是由資本家使用的，資本家會由於未對這兩小時支付報酬而減少他的資本的流通費用，而這種費用是對他的收入的扣除。對資本家來說，這是一種積極的收入，因為他的資本在價值增殖上所受的消極限制縮小了。當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把他們的一部分時間耗費在買賣上的時候，這種時間或者只是在他們的生產職能的間歇期間耗費的時間，或者是他們的生產時間的損失。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9—150頁。

　　由價值的單純形式變換，由觀念地考察的流通產生的流通費用，不加入商品價值。就資本家來考察，耗費在這種費用上的資本部分，只是耗費在生產上的資本的一種扣除。我們現在考察的那些流通費用的性質則不同。它們可以產生於這樣一些生產過程，這些生產過程只是在流通中繼續進行，因此，它們的生產性質完全被流通的形式掩蓋起來了。另一方面，從社會的觀點看，它們又可以是單純的費用，是活勞動或對象化勞動的非生產耗費，但是正因為這樣，對單個資本家來說，它們可以起創造價值的作用，成為他的商品出售價格的一種加價。這種情況已經來源於以下事實：這些費用在不同的生產領域是不同的，在同一生產領域，對不同的單個資本來說，有時也是不同的。這些費用追加到商品價格中時，會按照各個資本家分擔這些費用的比例進行分配。但是，一切追加價值的勞動也會追加剩餘價值，並且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總會追加剩餘價值，因為勞動形成的價值取決於勞動本身的量，勞動形成的剩餘價值則取決於資本家付給勞動的報酬額。因此，使商品變貴而不追加商品使用價值的費用，對社會來說，屬於生產上的非生產費用，對單個資本家來說，則可以成為發財致富的源泉。另一方面，既然這些費用加到商品價格中去的這種加價，只是均衡地分配這些費用，所以這些費用的非生產性質不會因此而消失。例如，保險公司把單個資本家的損失在資本家階級中間分配。儘管如此，就社會總資本考察，這樣平均化的損失仍然是損失。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4—155頁。

　　隨着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生產的規模在越來越小的程度上取決於對產品的直接需求，而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單個資本家支配的資本量，取決於他的資本的價值增殖欲以及他的生產過程連續進行和不斷擴大的必要性。因此，每一個特殊生產部門中作為商品出現在市場上或尋找銷路的產品量，必然增大。在較短或較長時期固定在商品資本形式上的資本量也增大。因此，商品儲備也增大。

　　最後，社會上絕大部分人變為僱傭工人，他們靠掙一文吃一文過活，他們的工資按周領取，逐日花掉，因此，他們必須找到作為儲備的生活資料。不管這種儲備的單個要素的流動性有多大，其中一部分總要不斷地停留下來，以便儲備可以始終處於流動狀態。

　　所有這些因素，都來源於生產的形式和它所包含的、產品在流通過程中所必須經歷的形式轉化。

　　不管產品儲備的社會形式如何，保管這種儲備，總是需要費用；需要有貯存產品的建築物、容器等等；還要根據產品的性質，耗費或多或少的生產資料和勞動，以便防止各種有害的影響。儲備越是社會地集中，這些費用相對地就越少。這些支出，總是構成對象化形式或活的形式的社會勞動的一部分——因而，在資本主義形式上，這些支出就是資本的支出——，它們不進入產品形成本身，因此是產品一種扣除。它們作為社會財富的非生產費用是必要的。它們是社會產品的保存費用，不管社會產品只是由於生產的社會形式即商品形式及其必要的形式轉化才成為商品儲備的要素，也不管我們把商品儲備只是看做一切社會所共有的產品儲備的一種特殊形式；它們是社會產品的保存費用，即使產品儲備不具有商品儲備形式這種屬於流通過程的產品儲備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2頁。

　　如果認為生活資料本身在一切情況下都具有成為投在工資上的資本的屬性，那麼，“維持勞動”，“to support labour”[李嘉圖，第25頁]也就成為這種“流動”資本的性質了。於是，就以為生活資料要不是“資本”，它就不能維持勞動力。其實，生活資料的資本性質，恰恰使生活資料具有這樣一種屬性；通過別人的勞動來維持資本。

　　如果生活資料本身是流動資本——在流動資本轉化為工資以後——，那就會進一步得出結論：工資的數量取決於工人的人數和一定量流動資本的比例。這是一個人們愛用的經濟學定律。事實上，工人從市場上取得的生活資料量和資本家占有的供自己消費的生活資料量，取決於剩餘價值和勞動價格的比例。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52頁。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它的基礎是僱傭勞動，工人的報酬是用貨幣支付的，並且實物報酬一般已轉化為貨幣報酬——只有在國內現有的貨幣量能充分滿足流通和由流通決定的貨幣貯藏（準備金等）的需要的地方，才能夠得到較大規模的、比較深入和充分的發展。

　　這是歷史的前提，雖然我們不能把這一點理解為，必須先有充足的貯藏貨幣，然後才開始有資本主義生產。應當說，資本主義生產是和它的條件同時發展的，其中條件之一就是貴金屬有足夠供給。因此，16世紀以來貴金屬供給的增加，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史上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是，如果問題涉及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必須進一步供給貨幣材料，那麼，一方面以產品形式存在的剩餘價值投入流通時，沒有該產品轉化為貨幣所需要的貨幣，另一方面以金形式存在的剩餘價值投入流通時，無須事先由產品轉化為貨幣。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80頁。

　　商品價值的第二個部分，是僱傭工人賣給資本家的勞動力的價值。它和生產資料的價值一樣，是決定了的，是和勞動力所要進入的生產過程無關的；在勞動力進入生產過程之前，它在流通行為中，即在勞動力的買賣中已經固定下來。僱傭工人通過執行他的職能——他的勞動力的耗費——生產出一個與資本家為使用他的勞動力應支付給他的價值相等的商品價值。工人以商品形式把這個價值交給資本家，資本家則以貨幣形式把它支付給工人。這部分商品價值，對資本家來說，只是他應預付在工資上的可變資本的等價物，這一點絲毫不會改變如下的事實：這部分價值是生產過程中新創造的商品價值，它和剩餘價值一樣，都是由勞動力的以往的耗費構成的。同樣，這個事實也不受下述情況的影響：資本家以工資形式付給工人的勞動力的價值，對工人來說，採取收入的形式；由此不僅勞動力不斷地再生產出來，而且僱傭工人階級本身，從而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也不斷地再生產出來。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9—430頁。

　　第Ⅰ部類投在工資上的貨幣，即以貨幣形式預付的可變資本並不是在貨幣形式上直接地返回的，而是間接地、通過迂迴的道路返回的。相反，在第Ⅱ部類，500鎊工資卻直接從工人那裡回到資本家手中，就像在同一些人彼此交替地作為商品的買者和賣者不斷對立，反覆進行買和賣時貨幣總是直接返回一樣。第Ⅱ部類的資本家以貨幣支付勞動力的報酬；他由此就把勞動力併入他的資本，並且只是通過這種流通行為，即對資本家來說僅僅是貨幣資本轉化為生產資本的流通行為，才作為產業資本家而和作為他的僱傭工人的工人相對立。但是，起先作為自己勞動力的賣者、出售者出現的工人，後來會作為買者，作為貨幣所有者，而和作為商品的賣者的資本家相對立；因此，投在工資上的貨幣，也流回到資本家手中。只要這些商品的出售不包含欺詐等等，而是商品和貨幣進行等價交換，那麼，這就不會是資本家藉以發財致富的過程。資本家並不是支付給工人兩次：先用貨幣，後用商品；一旦工人把貨幣換成資本家的商品，資本家的貨幣就回到自己手中。

　　然而，轉化為可變資本的貨幣資本，即預付在工資上的貨幣，在貨幣流通本身中，起着主要的作用，這是因為工人階級不得不掙一文吃一文，不能給產業資本家提供任何長期的信貸，這樣，各個產業部門的資本周轉期間儘管有差別，可變資本卻要在某一短期內，例如一周，即在比較迅速地反覆的期限內，同時在社會的無數不同地點，以貨幣形式預付（這個期限越短，通過這個渠道一次投入流通的貨幣總額相對地說也就越小）。在每個進行資本主義生產的國家，這樣預付的貨幣資本在總流通中都占有一個在比例上有決定意義的部分，這尤其因為，同一些貨幣在流回起點之前要流過各種渠道，作為無數其他的營業的流通手段來執行職能。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0—461頁。

　　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下，從而在僱傭勞動制度占統治地位的前提下，貨幣資本顯然起着主要的作用，因為它是可變資本藉以預付的形式。僱傭勞動制度越發展，一切產品就越要轉化為商品，因此，除了幾個重要的例外，產品全部都必須經過轉化為貨幣這樣一個產品運動的階段。流通貨幣量必須足以使商品轉化為貨幣；並且，這個貨幣量的大部分是以工資形式提供的，是以這樣一種貨幣形式提供的，這種貨幣作為可變資本的貨幣形式由產業資本家為支付勞動力報酬來預付，而在工人手中多半只是作為流通手段（購買手段）執行職能。這和自然經濟完全相反，自然經濟在任何一種依附農制（包括農奴制）的基礎上，都占優勢，在帶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摻雜着依附農制關係或奴隸制關係）的基礎上，更是占優勢。

　　在奴隸制度下，用於購買勞動力的貨幣資本，起着固定資本的貨幣形式的作用，它只是隨着奴隸一生的能動期間的消逝，逐漸得到補償。所以，在雅典人那裡，奴隸主通過在產業上使用他的奴隸而直接取得的利益，或者通過把奴隸租給別人在產業上使用（例如開礦）而間接取得的利益，只是被看做預付貨幣資本的利息（和折舊費），這同資本主義生產中產業資本家把一部分剩餘價值和固定資本的損耗看做他的固定資本的利息和補償完全一樣。對出租固定資本（房屋、機器等等）的資本家來說，通常也是這樣。單純的家庭奴隸，不管是從事必要的勞役，還是僅僅用於顯示排場，這裡我們都不予以考察，他們相當於現在的僕役階級。但是奴隸制度，只要它在農業、製造業、航運業等等方面是生產勞動的統治形式（就像在希臘各發達國家和羅馬那樣），也保存着自然經濟的要素。奴隸市場本身是靠戰爭、海上掠奪等等才不斷得到勞動力這一商品的，而這種掠奪又不是以流通過程作為中介，而是要通過直接的肉體強制，對他人的勞動力實行實物占有。甚至在美國，在實行僱傭勞動制的北部各州和實行奴隸勞動制的南部各州之間的中間地帶已經變成替南部各州豢養奴隸的地帶，因而在那裡投入奴隸市場的奴隸本身成為年再生產的要素以後，時間一長就感到這不能滿足需要，還要把非洲的奴隸貿易儘可能長期地維持下來，以便充實市場。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7—538頁。

　　但同時，剩餘價值的這種占有，或價值生產分為預付價值的再生產和不補償任何等價物的新價值（剩餘價值）的生產，絲毫也不影響價值實體本身和價值生產的性質。價值實體不外是而且始終不外是已經耗費的勞動力——勞動，即和這種勞動的特殊的有用性質無關的勞動——，而價值生產不外就是這種耗費的過程。例如，一個農奴在六天當中耗費了勞動力，他勞動六天。這種耗費的事實本身，不會因為他例如其中三天是在自己的田裡為自己幹活，另外三天是在地主的田裡為地主幹活，而發生變化。他為自己干的自願勞動，和為地主幹的強制勞動，同樣都是勞動；如果我們對他這六天的勞動從它所創造的價值或從它所創造的有用產品來考察，那我們就看不出他這六天的勞動有什麼差別。差別只涉及一點：在六天勞動時間內，農奴的勞動力在一半時間內的耗費和在另一半時間內的耗費是在不同的條件下進行的。僱傭工人的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的情形也是這樣。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8頁。

　　在這以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仍然是階級反對階級的鬥爭，這個鬥爭的最高表現就是全面革命。可見，建築在階級對立上面的社會最終將導致劇烈的矛盾、人們的肉搏，這用得着奇怪嗎？

　　不能說社會運動排斥政治運動。從來沒有哪一個政治運動不同時又是社會運動的。

　　只有在沒有階級和階級對抗的情況下，社會進化將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這以前，在每一次社會全盤改造的前夜，社會科學的結論總是：

　　“不是戰鬥，就是死亡；不是血戰，就是毀滅。問題的提法必然如此。”（喬治·桑）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55—656頁。

　　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這裡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着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2頁。

　　這種剝削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即通過資本的集中進行的。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隨着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於技術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劃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一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的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各國人民日益被捲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隨着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制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73—874頁。

　　勞動的現實化竟如此表現為非現實化，以致工人非現實化到餓死的地步。對象化竟如此表現為對象的喪失，以致工人被剝奪了最必要的對象——不僅是生活的必要對象，而且是勞動的必要對象。甚至連勞動本身也成為工人只有通過最大的努力和極不規則的間歇才能加以占有的對象。對對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現為異化，以致工人生產的對象越多，他能夠占有的對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產品即資本的統治。

　　這一切後果包含在這樣一個規定中：工人對自己的勞動的產品的關係就是對一個異己的對象的關係。因為根據這個前提，很明顯，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多，他親手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強大，他自身、他的內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人奉獻給上帝的越多，他留給自身的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對象；但現在這個生命不再屬於他而屬於對象了。因此，這種活動越多，工人就越喪失對象。凡是成為他的勞動的產品的東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東西。因此，這個產品越多，他自身的東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產品中的外化，不僅意味着他的勞動成為對象，成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勞動作為一種與他相異的東西不依賴於他而在他之外存在，並成為同他對立的獨立力量；意味着他給予對象的生命是作為敵對的和相異的東西同他相對立。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7頁。

　　在我們看來，所謂“經濟規律”並不是永恆的自然規律，而是既會產生又會消失的歷史性的規律……任何一個規律只要是表現純粹資產階級關係的，都不是先於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對過去的全部歷史起過作用的規律則僅僅表現了以階級統治和階級剝削為基礎的一切社會狀態所共有的關係。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爾伯特·朗格》（1865年3月29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5頁。

　　（五）勞動是價值的源泉

　　分工提高勞動的生產力，增加社會的財富，促使社會精美完善，同時卻使工人陷入貧困直到變為機器。勞動促進資本的積累，從而也促進社會富裕程度的提高，同時卻使工人越來越依附於資本家，引起工人間更劇烈的競爭，使工人捲入生產過剩的追獵活動；跟隨生產過剩而來的是同樣急劇的生產衰落。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3頁。

　　我們說過：“工資不是工人在他所生產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資是原有商品中由資本家用以購買一定量的生產性勞動的那一部分。”但是，資本家必須從出賣由工人創造的產品的價格中再補償這筆工資。資本家必須這樣做：他在補償這筆工資時，照例要剩下一筆超出他所支出的生產費用的餘額即利潤。工人所生產的商品的銷售價格，對資本家來說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補償他所預付的原料價格和他所預付的工具、機器及其他勞動資料的損耗；第二，補償資本家所預付的工資；第三，這些費用以外的餘額，即資本家的利潤。第一部分只是補償原已存在的價值；很清楚，補償工資的那一部分和構成資本家利潤的餘額完全是從工人勞動所創造出來的並追加到原料上去的新價值中得來的。而在這個意義上說，為了把工資和利潤加以比較，我們可以把兩者都看成是工人的產品中的份額。

　　馬克思：《僱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1頁。

　　既然商品的交換價值不過是這些東西的社會職能，與它們的自然屬性毫不相關，那麼我們首先要問，所有商品共同的社會實體是什麼呢？這就是勞動。要生產一個商品，必須在這個商品上投入或耗費一定量的勞動。我說的不僅是勞動，而且是社會勞動。一個人生產一個物品要是為自己直接使用，供自己消費，他創造的就是產品而不是商品。作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生產者，他與社會沒有關係。但是，一個人要生產一個商品，就不僅要生產能滿足某種社會需要的物品，而且他的勞動本身也應該是社會所耗費的勞動總額的一部分。

　　他的勞動應該從屬於社會內部的分工。沒有別的分工，這種勞動就算不了什麼，它所以必需，是為了補充別的分工。

　　我們如果把商品看做是價值，我們是只把它們看做體現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謂結晶了的社會勞動。從這個觀點來看，它們所以能夠互相區別，只是由於它們代表着較多或較少的勞動量，例如，生產一條絲手巾也許比生產一塊磚要耗費更多的勞動量。但是怎樣測量勞動量呢？用勞動所經歷的時間，也就是說，用小時、日等等來測量。當然，採用這種測量法，就必須把各種勞動化為平均勞動或簡單勞動，作為它們的單位。

　　所以我們便得出結論：商品具有價值，因為它是社會勞動的結晶。商品的價值的大小或它的相對價值，取決於它所含的社會實體量的大小，也就是說，取決於生產它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所以各個商品的相對價值，是由耗費於、體現於、凝固於該商品中的相應的勞動數量或勞動量決定的。在同樣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各種商品的各相對應的數量，是相等的。或者說：一個商品對另一個商品的價值的關係，相當於一個商品中凝固的勞動量對另一個商品中凝固的勞動量的關係。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7—48頁。

　　也許有人認為，既然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量決定的，那麼一個人越懶或越笨，他生產的商品就越有價值，因為完成這個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越多。然而，這樣推論將是一個可悲的錯誤。你們記得我曾經用過“社會勞動”這個用語，“社會”這個詞有許多含意。我們說，一個商品的價值是由耗費於或結晶於這個商品中的勞動量決定的，就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狀態中，在一定的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在所用勞動的一定的社會平均強度和平均熟練程度下，生產這個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量。在英國，當動力織機和手工織機開始競爭時，只需要從前的一半勞動時間就能把一定量的紗轉化為一碼布或呢子，可憐的手工織工，從前每天勞動9小時或10小時，這時每天要勞動17—18個小時了。

　　但是，他20個小時的勞動產品這時只代表10個小時的社會勞動，或代表10個小時內把一定量的紗轉化成布時的社會必要勞動。因此，他用20個小時生產的產品，並不比他從前用個小時生產的產品有更多的價值。

　　如果說，體現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決定商品的交換價值，那麼，生產一個商品所需要的勞動量增加了，這個商品的價值就必定增加，同樣，生產它所需要的勞動量減少了，它的價值就必定減少。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50頁。

　　資本家和工人所能分配的僅僅是這個有限的價值，即按工人的全部勞動來測量的價值，所以一方分得的越多，他方分得的就越少，反之亦然。一個一定的數，其中一部分在增加時，另一部分相反地總要減少。工資有了變動，利潤就要朝相反的方向變動。工資下降了，利潤就要上漲；工資上漲了，利潤就要下降。按照前面的假設，如果工人得3先令，即等於他所創造的價值的一半，換句話說，如果他的整個工作日一半是有償勞動，一半是無償勞動，利潤率就是100%，因為資本家所得的也是3先令。假如工人只得到2先令，或者，在一整天中只有1/3的時間為自己工作，資本家得到的就是4先令，利潤率就是。如果工人得到4先令，資本家只得到2先令，利潤率就降至50%。但是，這一切變動都不會影響商品的價值。所以，工資的普遍提高只會引起一般利潤率的降低，而不會影響商品的價值。

　　但是，商品的價值——這種價值最終一定要調節商品的市場價格——雖然完全由商品中所凝結的勞動總量來決定，並不取決於這種勞動量分為有償勞動和無償勞動，但是決不能說，例如在12小時內所生產的個別商品或成批商品的價值會永遠不變。在一定的勞動時間內或由一定的勞動量所生產的商品的數或量，取決於所用的勞動的生產力，而不取決於勞動的延伸或長度。例如，在一個12小時的工作日內，紡紗勞動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下能生產12磅棉紗，在較低的生產力水平下只能生產2磅棉紗。如果在前一場合，12小時的平均勞動體現為6先令的價值，12磅棉紗就要值6先令，而在後一場合，2磅棉紗也要值6先令。所以，在前一場合，1磅棉紗只值6便士，在後一場合，1磅棉紗竟要值3先令。這種價格上的差異，就是所用勞動的生產力有差異的結果。生產力較高時，1小時勞動體現為1磅棉紗；生產力較低時，6小時勞動才能體現為1磅棉紗。在前一個場合，1磅棉紗的價格只等於6便士，儘管工資較高而利潤率較低，在後一場合，它的價格卻等於3先令，儘管工資較低而利潤率較高。這是必然的，因為1磅棉紗的價格是由耗費於這磅棉紗的全部勞動量決定的，而不是由這個勞動量分為有償勞動和無償勞動的比例決定的。所以，我前面所說的高價勞動可能生產低廉的商品，而低價勞動可能生產昂貴的商品這一事實，也就不再像是什麼奇談怪論了。這只是說明了一般的規律，即商品的價值是由消耗於商品的勞動量決定的，所消耗的勞動量完全取決於所用勞動的生產力，因而也隨勞動生產率的每一變化而變化。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5—66頁。

　　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上面那句話在一切兒童識字課本里都可以找到，並且在勞動具備相應的對象和資料的前提下是正確的。

　　可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不應當容許這種資產階級的說法迴避那些唯一使這種說法具有意義的條件。只有一個人一開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來對待自然界這個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當做屬於他的東西來處置，他的勞動才成為使用價值的源泉，因而也成為財富的源泉。資產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給勞動加上一種超自然的創造力，因為正是由於勞動的自然制約性產生出如下的情況：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另一些已經成了勞動的物質條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隸。他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才能勞動，因而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才能生存。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8頁。

　　李嘉圖從商品價值由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決定，引申出由勞動加到原料中去的價值量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進行分配，也就是它分割為工資和利潤（這裡指剩餘價值）。他論證了：無論這兩部分的比例怎樣變動，商品的價值總是不變，這個規律，他認為只有個別例外。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頁。

　　於是，馬克思研究了勞動形成價值的特性，第一次確定了什麼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麼形成價值以及怎樣形成價值，並確定了價值不外就是這種勞動的凝固，而這一點是洛貝爾圖斯始終沒有理解的。馬克思進而研究商品和貨幣的關係，並且論證了商品和商品交換怎樣和為什麼由於商品內在的價值屬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貨幣的對立。他的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貨幣理論是第一個詳盡無遺的貨幣理論，今天已為大家所默認了。他研究了貨幣向資本的轉化，並證明這種轉化是以勞動力的買賣為基礎的。他以勞動力這一創造價值的屬性代替了勞動，因而一下子就解決了使李嘉圖學派破產的一個難題，也就是解決了資本和勞動的相互交換與李嘉圖的勞動決定價值這一規律無法相容這個難題。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22頁。

　　—A一般被看做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徵。但是，絕不是由於上述的原因，即由於勞動力的購買是這樣一種購買契約，按照這個契約，提供的勞動量，一定要大於補償勞動力價格即工資所必需的量，也就是，一定要提供剩餘勞動，——這是預付價值資本化或者說剩餘價值生產的根本條件。相反，是由於它的形式，由於勞動是以工資的形式用貨幣購買的，而這一點被認為是貨幣經濟的標誌。

　　在這裡，被當做特徵的，也不是形式的不合理。相反，這種不合理正好被忽視了。這種不合理在於：作為價值形成要素的勞動本身不能具有價值，從而，一定量勞動也不能具有在它的價格上，在它和一定量貨幣的等價上表現出來的價值。但是我們知道，工資只是一個偽裝的形式。在這個形式上，比方說，勞動力的一日的價格，表現為這個勞動力在一日中付出的勞動的價格，以致這個勞動力在6小時勞動內生產的價值，表現為這個勞動力小時的工作或勞動的價值。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37頁。

　　投在運輸業上的生產資本，會部分地由於運輸工具的價值轉移，部分地由於運輸勞動的價值追加，把價值追加到所運輸的產品中去。……在每一個生產過程中，勞動對象的位置變化，以及這種變化所必需的勞動資料和勞動力——例如，棉花由梳棉車間運到紡紗車間，煤炭由井下運到地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完成的產品作為完成的商品從一個獨立的生產場所轉移到相隔很遠的另一個生產場所，只是在較大的規模上表示同樣的現象。在產品從一個生產場所運到另一個生產場所以後，接着還有完成的產品從生產領域運到消費領域。產品只有完成這個運動，才是現成的消費品。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8頁。

　　生產資本其餘的要素，一部分是由存在於輔助材料和原料上的不變資本要素構成，一部分是由投在勞動力上的可變資本構成。……這些不同的組成部分，作為產品形成要素和價值形成要素，是完全不同的。由輔助材料和原料構成的那部分不變資本的價值——和由勞動資料構成的那部分不變資本的價值完全一樣——，是作為僅僅轉移的價值，再現在產品的價值中，而勞動力則通過勞動過程，把它的價值的等價物追加到產品中去，或者說，實際上把它的價值再生產出來。其次，一部分輔助材料，如充做燃料的煤炭、用於照明的煤氣等等，在勞動過程中消費掉，但不會在物質上加入產品，而另一部分輔助材料以物體加入產品，並成為產品實體的材料。不過，這一切差異，對流通來說，從而對周轉的方式來說，是沒有關係的。只要輔助材料和原料在形成產品時全部消費掉，它們就把自己的全部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因此，這個價值也全部通過產品而流通，轉化為貨幣，並由貨幣再轉化為商品的生產要素。它的周轉不像固定資本的周轉那樣被中斷，而是不斷地通過它的各種形式的全部循環，因此，生產資本的這些要素不斷地在實物形式上更新。

　　至於生產資本中投在勞動力上的可變組成部分，那麼，勞動力是按一定時間購買的。

　　一旦資本家購買了勞動力並把它併入生產過程，它就構成他的資本的一個組成部分，即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它每天在一定的時間內發生作用，在這個時間內，它不僅把它一天的全部價值，而且還把一個超額剩餘價值，追加到產品中去；在這裡，我們暫且把這個超額剩餘價值撇開不說。在勞動力比如說按一周購買並且發生作用之後，這種購買必須按習慣的期限不斷更新。勞動力在執行職能時把它的價值的等價物追加到產品中去，這個等價物隨着產品的流通轉化為貨幣。要使連續生產的循環不致中斷，這個等價物就必須不斷地由貨幣再轉化為勞動力，或者說，不斷地經過它的各種形式的完整的循環，就是說，必須不斷地周轉。

　　因此，預付在勞動力上的那部分生產資本的價值，全部轉移到產品中去（我們在這裡總是撇開剩餘價值不說），同產品一起經過流通領域的兩個形態變化，並通過這種不斷的更新，不斷併入生產過程。所以，在另一場合，即就價值的形成來說，不管勞動力和不變資本中形成非固定資本的組成部分多麼不同，它的價值的這種周轉方式卻和這些部分相同，而與固定資本相反。生產資本的這兩個組成部分——投在勞動力上的價值部分和投在形成非固定資本的生產資料上的價值部分——由於它們在周轉上的這種共同性，便作為流動資本與固定資本相對立。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3—185頁。

　　固定資本需要有各種特別的維持費用。固定資本的維持，部分地是依靠勞動過程本身；固定資本不在勞動過程內執行職能，就會損壞。……因此，英國的法律把那種不按國內習慣耕種租地的行為明確地當做破壞行為來看待。……這種在勞動過程中通過使用而得到的保存，是活勞動的無償的自然恩惠。而且勞動的保存力是二重的。一方面，它保存勞動材料的價值，是通過把這一個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另一方面，它保存勞動資料的價值，是通過保存勞動資料的使用價值，通過勞動資料在生產過程中發揮作用，即使它並不把勞動資料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3頁。

　　勞動力也是這樣。生產資本的一部分必須不斷固定在勞動力上，不論在什麼地方，同樣一些勞動力，和同一些機器一樣，在較長的時間內是由同一個資本家使用的。在這裡，勞動力和機器的區別，並不是在於機器一次全部買下（在分期付款時，情形也不是這樣），工人不是一次買下，而是在於工人耗費的勞動全部加入產品價值，機器的價值卻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加入產品價值。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9頁。

　　重農學派把預付在工資上的資本部分正確地列入和“原預付”相對立的“年預付”。

　　但另一方面，在他們那裡，不是勞動力本身，而是付給農業工人的生活資料（用斯密的話來說，就是“工人的給養”）表現為租地農場主使用的生產資本的組成部分。這一點恰好和他們獨特的理論有聯繫。在他們看來，由勞動加到產品中去的那部分價值（正像原料、勞動工具等不變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加到產品中去的那部分價值完全一樣），只是等於付給工人的為維持他們作為勞動力的職能所必須消費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他們的理論本身使他們不可能發現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區別。如果勞動（除了再生產它本身的價格外）生產剩餘價值，那麼，它在工業中也像在農業中一樣，生產剩餘價值。但是，按照他們的體系，勞動只在一個生產部門即農業中生產剩餘價值，所以，剩餘價值就不是由勞動產生，而是由自然在這個部門的特殊作用（協助）產生。僅僅由於這個原因，在他們看來，農業勞動和其他種類的勞動不同，是生產勞動。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6—237頁。

　　投在工資上的資本的現實物質，是勞動本身，是發揮作用的、創造價值的勞動力，是活的勞動。資本家用死的、對象化的勞動來和它交換，把它併入他的資本，只有這樣，他手中的價值才轉化為一個自行增殖的價值。但是，資本家並不出賣這種自行增殖的力。這種力，和他的勞動資料一樣，始終只是他的生產資本的組成部分。在生產過程中，勞動資料當做生產資本的組成部分，不是作為固定資本和勞動力相對立，同樣，勞動材料和輔助材料也不是作為流動資本和勞動力相一致；從勞動過程的觀點看，這二者都是作為物的因素和作為人的因素的勞動力相對立。從價值增殖過程的觀點看，二者都是作為不變資本和勞動力即可變資本相對立。或者，如果這裡指的是那種影響流通過程的物質差別，那麼，這種差別只在於，從價值（它不外是已經對象化的勞動）的性質和從發揮作用的勞動力（它不外是正在對象化的勞動）的性質中得出的情況是：勞動力在它執行職能期間不斷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在勞動力方面表現為運動，表現為創造價值的東西，在勞動力的產品方面，在靜止的形式上，表現為已經創造的價值。在勞動力發生作用之後，資本就不再是一方面由勞動力和另一方面由生產資料構成。投在勞動力上的資本價值，現在是加到產品中的價值（+剩餘價值）。為了使過程反覆進行，產品必須出售，由此得到的貨幣要不斷地重新購買勞動力，並把它併入生產資本。於是，這就使投在勞動力上的那部分資本，和投在勞動材料等等上的那部分資本一樣，取得了同仍然固定在勞動資料上的資本相對立的流動資本的性質。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7—248頁。

　　我們從前面已經知道，亞·斯密自己後來也拋棄了他自己的理論，但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矛盾。而這些矛盾的來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學的起點上去尋找。轉化為勞動的資本所生產的價值，大於這個資本本身的價值。這是怎樣產生的呢？亞·斯密說，這是因為工人在生產過程中把一個價值加到他們所加工的物品中去，這個價值除了為他們自己的購買價格形成一個等價物之外，還形成一個不歸他們而歸他們的雇主所得的剩餘價值（利潤和地租）。但是，這也就是他們所完成並且能夠完成的一切。一天的產業勞動是如此，整個資本家階級在一年當中推動的勞動也是如此。因此，年社會價值產品的總量，只能分解為，分解為一個等價物和一個追加價值，前者工人用來補償作為他們自己的購買價格而耗費的資本價值，後者工人必須作為這個資本價值的超額部分提供給他們的雇主。但商品的這兩個價值要素同時又形成參與再生產的不同階級的收入源泉：前者形成工資，即工人的收入；後者形成剩餘價值，其中一部分被產業資本家以利潤形式保留在自己手裡，另一部分則被作為地租讓出，成為土地所有者的收入。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5—416頁。

　　亞·斯密的第一個錯誤，是把年產品價值和年價值產品等同起來。後者只是過去一年勞動的產品；前者除此以外，還包含在生產年產品時消費掉的、然而是前一年生產的、一部分甚至是前幾年生產的一切價值要素——生產資料，他們的價值只是再現而已，就它們的價值來說，它們既不是過去一年間耗費的勞動生產的，也不是它再生產的。亞·斯密把這兩種不同的東西混淆起來，從而巧妙地趕走了年產品中的不變價值部分。這種混淆本身建立在他的基本觀點的另一個錯誤上：他沒有區分勞動本身的二重性，這就是，勞動作為勞動力的耗費創造價值，而作為具體的有用的勞動創造使用物品（使用價值）。每年生產的商品的總額，即全部年產品，是過去一年發生作用的有用勞動的產品；這一切商品所以存在，只是因為社會地使用的勞動已經在各種有用勞動的一個枝杈繁多的系統中耗費。只是因為如此，在生產它們時消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才得以保留在它們的總價值中，而以新的實物形式再現出來。因此，全部年產品是當年耗費的有用勞動的結果，但年產品價值只有一部分是當年創造出來的；這一部分就是年價值產品，它體現了一年之內所推動的勞動的總和。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8頁。

　　……如果只考察價值量，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是在簡單再生產內部生產出來的。簡單說來，這種物質基礎就是直接用在第Ⅰ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上的、用在第Ⅰ部類潛在的追加資本的創造上的第Ⅰ部類工人階級的剩餘勞動。因此，A、（Ⅰ）方面潛在的追加貨幣資本的形成——通過相繼出售他們的在沒有任何資本主義貨幣支出的情況下形成的剩餘產品——，在這裡也就只是追加地生產出來的第Ⅰ部類的生產資料的貨幣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9頁。

　　另一方面，工資，即收入的第三個獨特形式，總是等於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即不是用於勞動資料，而是用來購買活勞動力，用來支付工人的報酬的組成部分。……這是工人的總工作日中用來再生產可變資本價值，從而再生產勞動價格的那部分工作日的對象化，是工人用來再生產他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或他的勞動的價格的那部分商品價值。工人的總工作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工人為了再生產他自己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所必須完成的勞動量；這是他的總勞動中的有酬部分，是他的勞動中為維持他自己和再生產他自己所必要的部分。工作日中整個其餘的部分，是工人在他的工資價值中實現的勞動以外完成的全部剩餘勞動量，這是剩餘勞動，是無酬勞動，表現為他的全部商品生產中的剩餘價值（因而表現為剩餘商品量）；這個剩餘價值又分為幾個名稱不同的部分，分為利潤（企業主收入加上利息）和地租。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44—945頁。

　　工資是各個範疇的這種界限的基礎。一方面，工資由自然規律調節；工資的最低限度是由工人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勞動力在身體上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最低限度規定的，也就是由一定量的商品規定的。這些商品的價值是由它們的再生產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從而是由新追加到生產資料上的那部分勞動決定的，或者是由工作日中工人為生產和再生產這種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的等價物所需要的部分決定的。比如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資料的價值=6小時的平均勞動，工人就必須每天平均為自己勞動6小時。他的勞動力的實際價值會偏離身體上的這個最低限度；氣候和社會發展水平不同，勞動力的實際價值也就不同；它不僅取決於身體需要，而且也取決於成為第二天性的歷史地發展起來的社會需要。

　　但在每個國家，在一定的時期，這個起調節作用的平均工資都是一個已定的量。因此，其他一切收入的價值就有了一個界限。這個價值總是等於總工作日（在這裡，它和平均工作日相一致，因為它包括社會總資本所推動的勞動總量）藉以得到體現的價值減去總工作日中體現工資的部分。因此，這個價值的界限是由無酬勞動所藉以表現的價值的界限決定的，也就是由這個無酬勞動的量決定的。如果工人用來再生產自己的工資價值的工作日部分的最後界限，是他的工資的身體上的最低限度，那麼，工作日的另一部分——代表他的剩餘勞動的部分，即表示剩餘價值的價值部分——的界限，就是工作日的身體上的最高限度，即工人在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勞動力的情況下每天一般可以提供的勞動時間的總量。

　　因為在當前的探討中，說的是每年新追加的總勞動藉以體現的價值的分配，所以在這裡，可以把工作日看成是一個不變量，並且假定它是一個不變量，而不管它會以怎樣程度上下偏離它的身體上的最高限度。因此，形成剩餘價值並分解為利潤和地租的價值部分的絕對界限是已定的，是由工作日的有酬部分以外的無酬部分決定的，因而是由總產品中體現這個剩餘勞動的價值部分決定的。如果我們像我已經做過的那樣，把這些在界限上已定的並且按全部預付資本計算的剩餘價值叫做利潤，那麼，這個利潤按絕對量來說，就等於剩餘價值，因而它的界限也和剩餘價值的界限一樣，都是按照規律來決定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73—974頁。

　　……工資對剩餘價值量和剩餘價值率的影響，同工作日長度和勞動強度對它們的影響是相反的；工資的增加會減少剩餘價值，而工作日的延長和勞動強度的提高則會增加剩餘價值。

　　例如，假定有一個100的資本，使用20個工人，在他們每天勞動10小時，每周總工資為20的情況下，生產一個20的剩餘價值。這樣，我們就得到：

　　；m′=100%，p′=20%。

　　假定工作日延長到15小時，但工資不增加。這樣，20個工人的總價值產品，就由40增加到60（10：15=40：60）；因為支付的工資v保持不變，所以剩餘價值就由20增加到40。

　　這樣，我們就得到：

　　；m′=200%，p′=40%。

　　另一方面，如果每天勞動仍舊是10小時，而工資由20下降到12，那麼總價值產品仍舊是40，但分配情況不同了；v減少到12，餘下的28就是m。這樣，我們就得到：

　　；m′= %，p′

　　。

　　由此可見，工作日的延長（或勞動強度的相應提高）和工資的降低，都會增加剩餘價值量，從而會提高剩餘價值率；相反，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工資的增加則會降低剩餘價值率。所以，如果v因工資的增加而增加，這並不表示勞動量增加了，而只是表示勞動量的報酬更高了；在這個場合，就不會提高，而會降低。

　　在這裡就可以看出，工作日、勞動強度和工資的變化，一定會使v和m以及它們的比率同時發生變化，從而也會使，即m和c+v（總資本）的比率同時發生變化。同樣很清楚，m 和v的比率的變化，也就意味着上述三個勞動條件中至少有一個條件已經發生變化。

　　在這裡正好可以看出可變資本同總資本的運動及其增殖之間的特殊的有機聯繫，以及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的區別。就價值形成而言，不變資本所以重要，只是在於它具有的價值。在這裡，對價值形成來說，1500鎊不變資本究竟是代表1500噸鐵（假定每噸1鎊）還是代表500噸鐵（每噸3鎊），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不變資本的價值究竟代表多少實際材料，對價值形成和利潤率來說，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不變資本價值的增減和這個資本所代表的物質使用價值的量不管成什麼比率，利潤率同不變資本價值總是按相反的方向變動。

　　可變資本的情況就完全不是這樣。在這裡重要的，首先不是在於可變資本具有的價值，不是在於對象化在可變資本中的勞動，而是在於這個價值只是可變資本所推動的但沒有在可變資本中體現的總勞動的指數。這個總勞動和在可變資本本身中體現的勞動即有酬勞動的差額，或者說，總勞動中形成剩餘價值的部分，在可變資本本身包含的勞動越小的時候，就越大。假定一個10小時的工作日等於10先令=10馬克。如果必要勞動即補償工資或可變資本的勞動=5小時=5先令，那麼，剩餘勞動就=5小時，剩餘價值就=5先令。如果必要勞動=4小時=4先令，那麼，剩餘勞動就=6小時，剩餘價值就=6先令。

　　因此，只要可變資本價值的大小不再是它所推動的勞動量的指數，或者不如說，這個指數的尺度本身已經發生變化，那麼，剩餘價值率就會隨之按相反的方向和相反的比例發生變化。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0—62頁。

　　第三，工作日長度不等。如果20個工人在勞動強度相同的情況下，在Ⅰ式每天勞動小時，在Ⅱ式每天勞動12小時，在Ⅲ式每天勞動18小時，那麼，它們的總產品之比30：

　　：60，就等於9：12：18，而且，因為工資在每個場合都=20，所以剩餘價值又分別是，20和40。

　　可見，工資的提高或降低會以相反的方向，勞動強度的提高或降低和工作日的延長或縮短會以相同的方向，影響剩餘價值率，從而在不變時，影響利潤率。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6—77頁。

　　在可變資本不變，也就是說，按相同的名義工資使用的工人人數不變的條件下，絕對剩餘價值的增加，或剩餘勞動從而工作日的延長，——不管額外時間有沒有報酬都一樣，——會相對地降低不變資本同總資本、同可變資本相比的價值，並由此提高利潤率（這裡也是把剩餘價值量的增加和剩餘價值率的可能的提高撇開不說）。不變資本的固定部分即工廠建築物、機器等等的規模，不管用來工作16小時，還是12小時，都會仍舊不變。工作日的延長並不要求在不變資本的這個最花錢的部分上有新的支出。此外，固定資本的價值，由此會在一個較短的周轉期間系列中再生產出來，因而，這種資本為獲得一定利潤所必須預付的時間縮短了。因此，甚至在額外時間支付報酬，而且在一定限度內甚至比正常勞動時間支付較高報酬的情況下，工作日的延長都會提高利潤。因此，現代工業制度下不斷增長的增加固定資本的必要性，也就成了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延長工作日的一個主要動力。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1頁。

　　資本的源流，或者說資本的積累，將比例於資本已有的量而不是比例於利潤率的高度而滾滾向前（撇開資本由於生產力的提高而發生的貶值），如果工作日很長，即使勞動的生產效率不高，高的利潤率也是可能的，只要它以高的剩餘價值率為基礎；高的利潤率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勞動的生產效率雖然不高，但是工人的需要很小，平均工資因此也很低。與工資低相適應的將是工人的精力缺乏。因此，儘管利潤率高，資本的積累還是很慢。人口停滯，生產產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很多，雖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很少。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4頁。

　　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像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搏鬥一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一切社會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他都必須這樣做。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着人的發展而擴大，因為需要會擴大；但是，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但是，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28—929頁。

　　每一單個資本家，同每一個特殊生產部門的所有資本家總體一樣，參與總資本對全體工人階級的剝削，並參與決定這個剝削程度，這不只是出於一般的階級同情，而且也是出於直接的經濟利益，因為在其他一切條件（包括全部預付不變資本的價值）已定的前提下，平均利潤率取決於總資本對總勞動的剝削程度。

　　平均利潤率和每100資本所生產的平均剩餘價值相一致；就剩餘價值來說，以上所述本來是不言而喻的。就平均利潤來說，不過要把預付資本價值作為利潤率的一個決定因素加進來。事實上，一個資本家或一定生產部門的資本，在對他直接雇用的工人的剝削上特別關心的只是：或者通過例外的過度勞動，或者通過把工資降低到平均工資以下的辦法，或者通過所使用的勞動的例外生產率，可以獲得一種額外利潤，即超出平均利潤的利潤。

　　撇開這一點不說，一個在本生產部門內完全不使用可變資本，因而完全不使用工人的資本家（事實上這是一個極端的假定），會像一個只使用可變資本，因而把全部資本都投到工資上面的資本家（又是一個極端的假定）一樣地關心資本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並且會像後者一樣地從無酬的剩餘勞動獲取他的利潤。但勞動的剝削程度，在工作日已定時，取決於勞動的平均強度，而在勞動強度已定時，則取決於工作日的長度。剩餘價值率的高低，因而，在可變資本的總額已定時，剩餘價值量，從而利潤量，取決於勞動的剝削程度。一個部門的資本，與總資本不同，對本部門直接雇用的工人的剝削會表現出特別的關心，而單個資本家，與整個本部門不同，則對他個人使用的工人的剝削會表現出特別的關心。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9—220頁。

　　在資本主義生產發展階段不同、因而資本有機構成也不同的各個國家中，剩餘價值率（剩餘價值是決定利潤率的一個因素）在正常工作日較短的國家可以高於正常工作日較長的國家。第一，如果英國的10小時工作日由於勞動強度較高，而和奧地利的14小時工作日相等，那麼，在工作日分割相同的情況下，英國5小時剩餘勞動，在世界市場上可以比奧地利7小時剩餘勞動代表更高的價值。第二，同奧地利相比，英國的工作日可以有較大的部分形成剩餘勞動。

　　一個同樣的或甚至一個不斷提高的剩餘價值率表現為不斷下降的利潤率這個規律，換一個說法就是：某個一定量的社會平均資本（例如資本100）表現為勞動資料的部分越來越大，表現為活勞動的部分越來越小。這樣，因為追加在生產資料上的活勞動的總量，同這種生產資料的價值相比，減少了，所以，無酬勞動和體現無酬勞動的價值部分，同預付總資本的價值相比，也減少了。或者說，所投總資本中轉化為活勞動的部分越來越小，因而這個總資本所吸收的剩餘勞動，同它自己的量相比，也越來越小，雖然所使用的勞動的無酬部分和有酬部分的比率可以同時增大。可變資本的相對減少和不變資本的相對增加（儘管這兩個部分都已經絕對增加），如上所說，只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另一種表現。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0頁。

　　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發展過程，要求勞動過程的規模及其範圍日益擴大，要求每一個企業的預付資本相應地日益增加。因此，日益增長的資本積聚（與此同時，資本家人數也會增加，只是增加的程度較小），既是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物質條件之一，又是二者本身產生的結果之一。與此同時進行並互相影響的，是或多或少直接從事生產的人日益被剝奪。因此，對單個資本家來說，不言而喻的是：他們支配的勞動軍越來越大（儘管對他們來說，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已經減少）；他們占有的剩餘價值量，從而利潤量，會隨着利潤率的下降並且不顧這種下降而同時增長起來。那些使大批勞動軍集中在各單個資本家支配下的原因，又正好使所使用的固定資本和原料、輔助材料的量同所使用的活勞動量相比以越來越大的比例增加起來。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4頁。

　　勞動的剝削程度，剩餘勞動和剩餘價值的占有，特別會由於工作日的延長和勞動的強化而提高。……使勞動強化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不變資本同可變資本相比的相對增加，因而也包括利潤率的下降，例如在一個工人必須看管更多機器的時候，情況就是這樣。在這裡——也像生產相對剩餘價值時使用的大多數方法一樣——，引起剩餘價值率提高的同一些原因，都包含着按所使用的總資本的一定量來考察的剩餘價值量的減少。但是，還有使勞動強化的另一些因素，例如提高機器速度，這些因素固然會在同一時間內消費更多的原料，而就固定資本來說，固然會加速機器的磨損，但是絲毫不會影響機器價值和使機器運轉的勞動的價格的比率。而特別是延長工作日這一現代工業的發明，會增加所占有的剩餘勞動的量，但是不會使所使用的勞動力和它所推動的不變資本的比率發生實質上的變化，實際上反而會使不變資本相對減少。此外，我們已經指出——這是利潤率趨向下降的真正秘密——，生產相對剩餘價值的辦法總的說來可以歸結為：一方面，使一定量勞動儘可能多地轉化為剩餘價值，另一方面，同預付資本相比，又儘可能少地使用勞動；所以，使人們可以提高勞動剝削程度的同一些原因，都使人們不能用同一總資本去剝削和以前一樣多的勞動。這是兩個相反的趨勢，它們使剩餘價值率提高，同時又使一定量資本所生產的剩餘價值量減少，從而使利潤率下降。這裡也要提到大規模使用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因為即使付給他們全家的工資總額增加了（這絕不是普通的情況），他們全家為資本提供的剩餘勞動數量必然比以前更大了。——在所使用的資本的量不變時僅僅通過方法的改善來促進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一切辦法，都有這樣的作用，例如在農業中就是這樣。雖然在這裡，所使用的不變資本同被我們看做所使用的勞動力的指數的可變資本相比並沒有增加，但是產品量同所使用的勞動力相比卻增加了。如果勞動（不管它的產品是進入工人消費，還是成為不變資本的要素）的生產力從交通方面的各種障礙下，從各種任意的或隨着時間的推移會起干擾作用的限制下，總之，從各種束縛下解放出來，不致由此直接影響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比率，那麼，也會產生同樣的結果。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58—260頁。

　　於是古典經濟學就發現了，商品的價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為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勞動來決定的。古典經濟學滿足於這樣的解釋。我們也可以暫且到此為止。不過為了避免誤會起見，我認為需要提醒一下，這種解釋在今天已經完全不夠了。馬克思曾經第一個徹底研究了勞動所具有的創造價值的特性，並且發現，並非任何彷佛是或者甚至真正是生產某一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都會在任何條件下給這一商品追加一個與所消耗的勞動量相當的價值量。因此，如果我們現在還是簡單地採用李嘉圖這樣的經濟學家們的說法，指出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決定的，那麼我們在這裡總是以馬克思所提出的那些附帶條件為當然前提的。這裡指出這一點就夠了。其餘的可以在馬克思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和《資本論》第一卷里找到。

　　恩格斯：《〈僱傭勞動與資本〉恩格斯寫的1891年單行本導言》（1891年4月30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03頁。

　　馬克思的第二個重要發現，就是徹底弄清了資本和勞動的關係，換句話說，就是揭示了在現代社會內，在現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是怎樣進行的。自從政治經濟學提出了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價值的源泉這個原理以後，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個問題：僱傭工人拿到的不是他的勞動所生產的價值總額，而必須把其中的一部分交給資本家，這一情況怎麼能和上面的原理相容呢？不論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是社會主義者都力圖對這個問題作出有科學根據的答覆，但都徒勞無功，直到最後才由馬克思作出了解答。他的解答如下：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兩個社會階級的存在為前提的，一方面是資本家，他們占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另一方面是無產者，他們被排除於這種占有之外而僅有一種商品即自己的勞動力可以出賣，因此他們不得不出賣這種勞動力以占有生活資料。但是一個商品的價值是由體現在該商品的生產中，從而也體現在它的再生產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決定的；所以，一個平常人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勞動力的價值，是由體現在維持這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量中的勞動量來決定的。假定一個工人一天的生活資料需要6小時的勞動來生產，或者也可以說，它們所包含的勞動量相當於6小時的勞動量；在這種場合，一天的勞動力的價值就表現為同樣體現6小時勞動的貨幣量。

　　再假定說，雇用這個工人的資本家付給他這個數目，即付給他勞動力的全部價值。這樣，如果工人每天給這個資本家做6小時的工，那他就完全抵償了資本家的支出，即以6小時的勞動抵償了6小時的勞動。在這種場合，這個資本家當然是什麼也沒有得到；因此，他對事情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說，我購買這個工人的勞動力不是6個小時，而是一整天。因此他就根據情況讓工人勞動8小時、10小時、12小時、14小時或者更多的時間，所以第7小時，第8小時和以後各小時的產品就是無酬勞動的產品，首先落到資本家的腰包里。這樣，給這個資本家做事的工人，不僅再生產着他那由資本家付酬的勞動力的價值，而且除此之外還生產剩餘價值，這個剩餘價值首先被這個資本家所占有，然後按一定的經濟規律在整個資本家階級中進行分配，構成地租、利潤、資本積累的基礎，總之，即非勞動階級所消費或積累的一切財富的基礎。這樣也就證明了，現代資本家，也像奴隸主或剝削徭役勞動的封建主一樣，是靠占有他人無酬勞動發財致富的，而所有這些剝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於占有這種無酬勞動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這樣一來，有產階級胡說現代社會制度盛行公道、正義、權利平等、義務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諧這一類虛偽的空話，就失去了最後的立足之地，而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就像以前各種社會一樣真相大白：它也是人數不多並且仍在不斷縮減的少數人剝削絕大多數人的龐大機構。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1877年6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0—461頁。

　　除此之外，從李嘉圖的價值理論中還可以得出別的結論，而且已經得出了別的結論。

　　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決定的。但實際上，在這個可惡的世界上，商品時而高於其價值時而低於其價值被出售，並且這不只是競爭引起的波動所產生的結果。利潤率也具有一種對所有資本家保持同一水平的平均化趨勢，正如商品價格具有通過供求關係把自己還原為勞動價值的趨勢一樣。但是，利潤率是按照投入一個工業企業的總資本來計算的。在兩個不同的生產部門中，年產品可以體現同樣的勞動量，因而代表同等價值，兩部門的工資又同樣高，但是一個生產部門的預付資本卻可能是並且常常是另一個生產部門的兩倍或三倍，這樣，李嘉圖的價值規律在這裡就同利潤率平均化的規律產生了矛盾，這一點李嘉圖本人已經發現。如果兩個生產部門的產品都按它們的價值出售，利潤率就不可能是平均的；如果利潤率平均了，兩個生產部門的產品就不可能按它們的價值出售。所以我們在這裡遇到兩個經濟規律的矛盾，兩個經濟規律的二律背反；這個矛盾的實際解決，照李嘉圖的說法（第1章第4節和第5節），占上風的照例是利潤率而不是價值。

　　恩格斯：《馬克思和洛貝爾圖斯》（1884年10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4頁。

　　向烏托邦的過渡，一揮手之間就完成了。為保證商品按勞動價值進行交換成為毫無例外的常規而採取的“措施”，沒有引起任何困難。這一派的其他空想家，從格雷到蒲魯東，都煞費苦心地揣摩過用什麼社會機構來實現這個目標。他們至少還試圖通過經濟途徑，通過進行交換的商品占有者本身的活動，來解決經濟問題。洛貝爾圖斯解決問題的辦法卻簡單多了。他作為一個地道的普魯士人，求助於國家：國家政權的一道命令就能實現這個改革。

　　恩格斯：《馬克思和洛貝爾圖斯》（1884年10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7頁。

　　現在可以理解了，為什麼洛貝爾圖斯徑直用“勞動”來決定商品價值，頂多隻承認勞動有不同的強度。如果他研究過勞動通過什麼來創造價值和怎樣創造價值，從而決定價值和計量價值，他就會得出社會必要勞動——不論從個別產品對同類其他產品的關係上來說，還是從它對社會總需求的關係上來說都是必要的勞動。這就會使他面臨一個問題：單個商品生產者的生產是怎樣來適應社會的總需求的；而同時他的整個烏托邦也就搞不成了。這一次，他的確是寧可“抽象”，亦即把問題的實質“抽象”掉。

　　恩格斯：《馬克思和洛貝爾圖斯》（1884年10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1頁。

　　（六）勞動和教育

　　在私人生產者的社會裡，培養熟練的勞動者的費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負擔的，所以熟練的勞動力的較高的價格也首先歸私人所有；熟練的奴隸賣得貴些，熟練的僱傭工人得到較高的工資。在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裡，這種費用是由社會來負擔的，所以複合勞動的成果，即所創造的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工人本身沒有任何額外的要求。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9—210頁。

　　生產資料由社會占有，不僅會消除生產的現存的人為障礙，而且還會消除生產力和產品的有形的浪費和破壞，這種浪費和破壞在目前是生產的無法擺脫的伴侶，並且在危機時期達到頂點。此外，這種占有還由於消除了現在的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窮奢極欲的揮霍而為全社會節省出大量的生產資料和產品。通過社會化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這種可能性現在第一次出現了，但它確實是出現了。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9頁。

　　可見，未來的國民學校只不過是稍微“完美”一些的普魯士中等學校，在那種學校里，希臘文和拉丁文被更為純粹些和實用些的數學，特別是被現實哲學的諸要素所代替，而德語教學又倒退到已故的貝克爾時代，就是說差不多退到四五年級的程度。事實上，“完全不能想象”，為什麼杜林先生的那些在他所涉及的一切領域中現在都已被我們證實是十足小學生的“知識”，或者確切地說，這些“知識”經過事先徹底“清洗”以後留下來的東西，不能全部“最終地轉入基本知識的行列”，因為杜林先生的知識實際上從來沒有脫離過這一行列。杜林先生自然也會略有所聞，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勞動將和教育相結合，從而既使多方面的技術訓練也使科學教育的實踐基礎得到保障；因此，這一點也被他照例用於共同社會。但是，正像我們所看到的，舊的分工在杜林的未來的生產中基本上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所以學校中的這種技術教育就脫離了以後的任何實際運用，失去了對生產本身的任何意義；它只有一個教學上的用途：可以代替體育。關於體育，我們這位根底深厚的變革家是什麼也不願意知道的。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9頁。

　　這種空泛的無內容的清淡，同《資本論》第508—515頁上所說的一比，真是可憐到了極點，在那裡馬克思發揮了這樣的見解：“正如我們在羅伯特·歐文那裡可以詳細看到的那樣，從工廠制度中萌發出了未來教育的幼芽，未來教育對所有已滿一定年齡的兒童來說，就是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我們不再談未來大學的問題了，在這種大學裡，現實哲學將構成一切知識的核心，並且除醫學院外，法學院也十分興旺；我們也不再談“專科技術學校”了，關於這種學校我們僅僅知道，它們只開“兩三門課程”。我們假定，年輕的未來公民在讀完了學校全部課程以後終於能“依靠自身”，以致能夠去物色妻子。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9—340頁。

　　羅伯特·歐文接受了唯物主義啟蒙學者的學說：人的性格是先天組織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別是在發育時期所處的環境這兩個方面的產物。社會地位和歐文相同的大多數人都認為，工業革命只是便於渾水摸魚和大發橫財的一片混亂。歐文則認為，工業革命是運用他的心愛的理論並把混亂化為秩序的好機會。當他在曼徹斯特領導一個有500多工人的工廠的時候，就試行了這個理論，並且獲得了成效。從1800年到1829年間，他按照同樣的精神以股東兼經理的身份管理了蘇格蘭的新拉納克大棉紡廠，只是在行動上更加自由，而且獲得了使他名聞全歐的成效。新拉納克的人口逐漸增加到2500人，這些人的成分原來是極其複雜的，而且多半是極其墮落的分子，可是歐文把這個地方變成了一個完善的模範移民區，在這裡，酗酒、警察、刑事法官、訴訟、貧困救濟和慈善事業都絕跡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這點，只是由於他使人生活在比較合乎人的尊嚴的環境中，特別是讓成長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發明了並且第一次在這裡創辦了幼兒園。孩子們滿一周歲以後就進幼兒園；他們在那裡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幾乎領不回去。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7—278頁。

　　六 城市和鄉村

　　（一）城市和鄉村的分離

　　蒲魯東先生竟如此不懂得分工問題，甚至沒有提到例如在德國從9世紀到12世紀發生的城市和鄉村的分離。這樣，在蒲魯東先生看來，這種分離必然成為永恆的規律，因為他既不知道這種分離的來源，也不知道這種分離的發展。他在他的整本書中都這樣論述，彷佛這個一定生產方式的產物一直會存在到世界末日似的。蒲魯東先生就分工問題所說的一切，最多不過是亞當·斯密和其他成百上千的人在他以前說過的東西的歸納，並且是個很表面、很不完備的歸納。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里耶維奇·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頁。

　　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生產的基本形式是分工，一方面是社會內部的分工，另一方面是每一單個生產機構內部的分工。杜林的“共同社會”是怎樣看待分工的呢？

　　第一次社會大分工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6頁。

　　在生產自發地發展起來的一切社會中（今天的社會也屬於這樣的社會），不是生產者支配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支配生產者。在這樣的社會中，每一種新的生產槓桿都必然地轉變為生產資料奴役生產者的新手段。這首先是大工業建立以前的最強有力的生產槓桿——分工的特點。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鄉村的分離，立即使農村居民陷於數千年的愚昧狀況，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專門手藝的奴役。它破壞了農村居民的精神發展的基礎和城市居民的肉體發展的基礎。如果說農民占有土地，城市居民占有手藝，那麼，土地也同樣占有農民，手藝也同樣占有手工業者。由於勞動被分割，人也被分割了。為了訓練某種單一的活動，其他一切肉體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犧牲品。人的這種畸形發展和分工齊頭並進，分工在工場手工業中達到了最高的發展。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8頁。

　　現代大城市的擴展，使城內某些地區特別是市中心的地皮價值人為地、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來。原先建築在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沒有這樣提高價值，反而降低了價值，因為這種房屋同改變了的環境已經不相稱；它們被拆除，改建成別的房屋。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52頁。

　　要造成現代革命階級無產階級，絕對必須割斷那根把昔日的勞動者束縛在土地上的臍帶。……正是現代大工業把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勞動者變成了一個完全沒有財產、擺脫一切歷來的枷鎖而被置於法律保護之外的無產者，正是在這個經濟革命造成的條件下，才可能推翻剝削勞動階級的最後一種形式，即資本主義生產。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56—257頁。

　　那麼怎麼解決住宅問題呢？在現代社會裡，這個問題同其他一切社會問題的解決辦法是完全一樣的，這就是靠經濟上供求的逐漸均衡來加以解決。這樣解決了之後，問題又會不斷產生，所以也就等於沒有解決。社會革命將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這不僅要以當時的情況為轉移，而且也同一些意義深遠的問題有關，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消滅城鄉對立。既然我們不必為構建未來社會臆造種種空想方案，探討這個問題也就是完全多餘的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現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夠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決現實的“住房短缺”問題。當然，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剝奪現在的房主，或者讓沒有房子住或現在住得很擠的工人搬進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只要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這種具有公共福利形式的措施就會像現代國家剝奪其他東西和徵用民宅那樣容易實現了。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4頁。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我們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裡邊的這些傳染病發源地、極惡劣的洞穴和地窟，並不是在被消滅，而只是在……被遷移！同一個經濟必然性在一個地方產生了這些東西，在另一個地方也會再產生它們。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存在的時候，企圖單獨解決住宅問題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是愚蠢的。解決辦法在於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工人階級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7頁。

　　（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城市和鄉村

　　可是分配並不僅僅是生產和交換的消極的產物；它反過來也影響生產和交換。每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或交換形式，在一開始的時候都不僅受到舊的形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設施的阻礙，而且也受到舊的分配方式的阻礙。新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必須經過長期的鬥爭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適應的分配。但是，某種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越是活躍，越是具有成長和發展的能力，分配也就越快地達到超過它的母體的階段，達到同當時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發生衝突的階段。前面已經說過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在同外界的交往使它們內部產生財產上的差別從而發生解體以前，可以存在幾千年，例如在印度人和斯拉夫人那裡直到現在還是這樣。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則相反，它存在還不到300年，而且只是從大工業出現以來，即100年以來，才占據統治地位，而在這個短短的時期內它已經造成了分配上的對立——一方面，資本積聚於少數人手中，另一方面，一無所有的群眾集中在大城市——，因此它必然要走向滅亡。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5頁。

　　當革命的風暴橫掃整個法國的時候，英國正在進行一場比較平靜，但是並不因此就顯得缺乏力量的變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工場手工業變成了現代的大工業，從而使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基礎發生了革命。工場手工業時代的遲緩的發展進程轉變成了生產中的真正的狂飆時期。社會越來越迅速地分化為大資本家和一無所有的無產者，現在處於他們二者之間的，已經不是以前的穩定的中間等級，而是不穩定的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群眾，他們過着動盪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動的部分。新的生產方式還處在上升時期的最初階段；它還是正常的、在當時條件下唯一可能的生產方式。但是就在那時，它已經產生了明顯的社會弊病：無家可歸的人擠在大城市的貧民窟里；一切傳統的血緣關係、宗法從屬關係、家庭關係都解體了；勞動時間，特別是女工和童工的勞動時間延長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拋到全新的環境中的勞動階級大批地墮落了。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7頁。

　　大工業使我們學會，為了技術上的目的，把幾乎到處都可以造成的分子運動轉變為物體運動，這樣大工業在很大程度上使工業生產擺脫了地方的局限性。水力是受地方局限的，蒸汽力卻是自由的。如果說水力必然存在於鄉村，那麼蒸汽力卻決不是必然存在於城市。只有蒸汽力的資本主義應用才使它主要集中於城市，並把工廠鄉村轉變為工廠城市。

　　但是這樣一來，蒸汽力的資本主義應用就同時破壞了自己的運行條件。蒸汽機的第一需要和大工業中差不多一切生產部門的主要需要，就是比較乾淨的水。但是工廠城市把所有的水都變成臭氣熏天的汙水。因此，雖然向城市集中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但是每個工業資本家又總是力圖離開資本主義生產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遷移到農村地區去經營。關於這一過程，可以在蘭開夏郡和約克郡的紡織工業地區詳細加以研究；在那些地方，資本主義大工業不斷地從城市遷往農村，因而不斷地造成新的大城市。在金屬加工工業地區也有類似的情形，在那裡，一部分另外的原因造成同樣的結果。

　　要消滅這種新的惡性循環，要消滅這個不斷重新產生的現代工業的矛盾，又只有消滅現代工業的資本主義性質才有可能。只有按照一個統一的大的計劃協調地配置自己的生產力的社會，才能使工業在全國分布得最適合於它自身的發展和其他生產要素的保持或發展。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2—313頁。

　　（三）城鄉的對立及其消滅

　　空想主義者已經充分地了解到分工所造成的結果，了解一方面是工人的畸形發展，另一方面是勞動活動本身的畸形發展，這種勞動活動局限於單調地機械地終身重複同一動作。歐文和傅立葉都要求消滅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作為消滅整個舊的分工的第一個基本條件。他們兩人都主張人口應該分成1600—3000人的許多集團，分布於全國：每個集團居住在他們那個地區中央的一個巨大的宮殿中，共同管理家務。雖然傅立葉在有些地方也提到城市，但是這些城市本身又只是由四個到五個這種相互毗連的宮殿組成的。根據這兩個空想主義者的意見，每個社會成員都既從事農業，又從事工業；在傅立葉看來，手藝和工場手工業在工業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而在歐文看來，大工業已經起着主要的作用，而且認為在家務勞動中也應該應用蒸汽力和機器。但是，無論是在農業還是在工業中，他們兩人都要求每個人儘可能多地調換工種，並且要求相應地訓練青年從事儘可能全面的技術活動。在他們兩人看來，人應當通過全面的實踐活動獲得全面的發展；勞動應當重新獲得它由於分工而喪失的那種吸引力，這首先是通過經常調換工種和相應地使從事每一種勞動的“活動時間”（用傅立葉的話說）不過長的辦法來實現。他們兩人都遠遠地超出了杜林先生所承襲的剝削階級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認為，城市和鄉村的對立按事物的本性來說是不可避免的；它拘泥於這樣的狹隘觀念，即似乎一定數量的“人”無論如何必然註定要從事某一種物品的生產；它要使根據生活方式而區分的人的“經濟變種”永世長存，這些人據說對從事恰恰是這一種事物而不是別種事物感到樂趣，就是說，他們落到了竟然樂於自身被奴役和片面發展的地步。即使同“白痴”傅立葉的最狂妄的幻想所包含的基本思想相比較，即使同“粗陋、無力而貧乏”的歐文的最貧乏的觀念相比較，還完全被分工奴役着的杜林先生也是一個妄自尊大的侏儒。

　　當社會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可以在社會範圍內有計劃地利用這些生產資料的時候，社會就消滅了迄今為止的人自己的生產資料對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個人都得到解放，社會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舊的生產方式必須徹底變革，特別是舊的分工必須消滅。代替它們的應該是這樣的生產組織：在這樣的組織中，一方面，任何個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產勞動這個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中所應承擔的部分推給別人；另一方面，生產勞動給每一個人提供全面發展和表現自己的全部能力即體能和智能的機會，這樣，生產勞動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就從一種負擔變成一種快樂。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9—311頁。

　　德普勒的最新發現在於，能夠把高壓電流在能量損失較小的情況下，通過普通電報線輸送到迄今連做夢也想不到的遠處，並在那一端加以利用——這件事還只是處於萌芽狀態——，這一發現使工業徹底擺脫幾乎所有的地方條件的限制，並且使極遙遠的水力的利用成為可能，如果說在最初它只是對城市有利，那麼到最後它必將成為消除城鄉對立的最強有力的槓桿。而且非常明顯的是，生產力將因此得到大發展，以至于越來越不再需要資產階級的管理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愛德華·伯恩斯坦》（1883年2月27日—3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9—500頁。

　　七 人口與資本主義發展

　　（一）流動人口

　　現在我們來考察一個來自農村而大部分在工業中就業的居民階層。他們是資本的輕步兵，資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們時而調到這裡，時而調到那裡。當不行軍的時候，他們就“露營”。這種流動的勞動被用在各種建築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磚、燒石灰、修鐵路等方面。這是一支流動的傳染病縱隊，它把天花、傷寒、霍亂、猩紅熱等疾病帶到它紮營的附近地區。在像鐵路建設等需要大量投資的企業中，企業主本人通常為自己的軍隊提供一些木棚之類的住所。這種臨時性的村落沒有任何衛生設備，不受地方當局監督，對承包人先生非常有利可圖，他把工人既當做產業士兵又當做房客進行着雙重剝削。木棚里各有一個、兩個或三個洞穴，住戶即掘土工人等等按照洞穴數每周分別付房租兩先令、三先令或四先令。

　　……

　　煤礦以及其他礦山的工人是屬於不列顛無產階級中報酬最優厚的一類工人。他們花了怎樣的代價才掙得自己的工資，這一點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在這裡我再略微談談他們的居住情況。礦山開採者，不管他是礦山的所有主還是承租人，通常要為自己的工人建造一定數量的小屋。工人“無償地”得到小屋和燃料用煤，也就是說，這些小屋和煤構成工資中用實物支付的部分。靠這種辦法安置不了的人，每年可以領到四鎊作為補償。礦區很快就吸引來大批的居民，他們是原來的礦工以及聚集在他們周圍的手工業者和小店主等等。這裡也像其他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一樣，地租很高。因此，採礦業主力圖在井口附近的狹小的建築地段上，蓋起儘可能多的正好能塞下他的工人和工人家屬的必要數量的小屋。一旦附近又開鑿新礦井或者重新開採舊礦井，擁擠的程度就要增加。在建造小屋方面，唯一起作用的着眼點就是：凡是絕非必需的現金開支，資本家一概實行“禁慾”。

　　……

　　在同“社會輿論”或甚至同衛生警察發生衝突時，資本總是恬不知恥地對工人不得不在其中勞動和居住的、既危險又使人受辱的條件進行“辯護”，說這是為了更有利地剝削工人所必需的。當資本拒絕在工廠的危險機器上安裝防護設備，拒絕在礦山中安裝通風設備和採取安全措施，對此一概實行禁慾時，就是這樣說的。現在，在礦工的住宅方面，它也是這樣說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65—768頁。

　　（二）工業人口

　　一般說來，經驗向資本家表明：過剩人口，即同當前資本增殖的需要相比較的過剩人口，是經常存在的，雖然這些人發育不良、壽命短促、更替迅速、可以說尚未成熟就被摘掉。另一方面，經驗向有頭腦的觀察者表明：雖然從歷史的觀點看，資本主義生產幾乎是昨天才誕生的，但是它已經多麼迅速多麼深刻地摧殘了人民的生命根源；工業人口的衰退只是由於不斷從農村吸收自然生長的生命要素，才得以緩慢下來；甚至農業工人，儘管他們可以吸到新鮮空氣，儘管在他們中間自然選擇的規律（按照這個規律，只有最強壯的人才能生存）起着無限的作用，也已經開始衰退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0—311頁。

　　一般說來，工廠法影響所及的工人居民的體格都大大增強了。醫生的所有證詞在這一點上都是一致的，我根據自己在各個不同時期的親身觀察，也確信這一點。儘管如此，並且即使撇開初生嬰兒的驚人的死亡率不說，格林豪醫生的正式報告還是表明，同“具有正常健康狀況的農業區”相比，工廠區的健康狀況是不良的。我引用他1861年報告中的下列統計表作為證明：

　　續表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9頁。

　　我們可以把社會總資本每天所使用的勞動看成一個唯一的工作日。例如，如果工人人數為100萬，一個工人的平均工作日為10小時，那麼社會工作日就是1000萬小時。在這個工作日的長度已定時，不管它的界限是由生理條件還是由社會條件決定，只有工人人數即工人人口增加，剩餘價值量才能增加。在這裡，人口的增加形成社會總資本生產剩餘價值的數學界限。反之，在人口數量已定時，這種界限就由工作日的可能的延長來決定。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6頁。

　　但是古代埃及能興建這些宏偉建築，與其說是由於埃及人口眾多，還不如說是由於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可供支配。單個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越少，他能提供的剩餘勞動就越多；同樣，工人人口中為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所需要的部分越小，可以用於其他事情的部分就越大。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7頁。

　　在這種情況下，很顯然，無酬勞動的減少絕不會妨礙資本統治的擴大。另一種情況是，積累由於勞動價格的提高而削弱，因為利潤的刺激變得遲鈍了。積累減少了。但是隨着積累的減少，使積累減少的原因，即資本和可供剝削的勞動力之間的不平衡，也就消失了。所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機制會自行排除它暫時造成的障礙。勞動價格重新降到適合資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而不管這個水平現在是低於、高於還是等於工資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可見，在第一種情況下，並不是勞動力或工人人口絕對增加或相對增加的減緩引起資本的過剩，相反地，是資本的增長引起可供剝削的勞動力的不足。在第二種情況下，並不是勞動力或工人人口絕對增加或相對增加的加速引起資本的不足，相反地，是資本的減少使可供剝削的勞動力過剩，或者不如說使勞動力價格過高。正是資本積累的這些絕對運動反映為可供剝削的勞動力數量的相對運動，因而看起來好像是由後者自身的運動引起的。

　　用數學上的術語來說：積累量是自變量，工資量是因變量，而不是相反。同樣，在工業周期的危機階段，商品價格的普遍降低表現為貨幣相對價值的提高，而在繁榮階段，商品價格的普遍提高表現為貨幣相對價值的降低。所謂通貨學派就從這裡得出結論說，物價高時，流通的貨幣太多；物價低時，流通的貨幣太少。他們的無知和對事實的完全誤解，有這樣一些經濟學家現在可以與之媲美，這些經濟學家把積累的上述現象說成是：在一種情況下是僱傭工人太少，在另一種情況下是僱傭工人太多。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15—716頁。

　　誠然，隨着總資本的增長，總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即併入總資本的勞動力也會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越來越小。積累作為生產在一定技術基礎上的單純擴大而發生作用的那種間歇時間縮短了。為了吸收一定數目的追加工人，甚至為了在舊資本不斷發生形態變化的情況下繼續雇用已經在職的工人，就不僅要求總資本以不斷遞增的速度加快積累。而且，這種不斷增長的積累和集中本身，又成為使資本構成發生新的變化的一個源泉，也就是成為使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和不變組成部分相比再次迅速減少的一個源泉。總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的相對減少隨着總資本的增長而加快，而且比總資本本身的增長還要快這一事實，在另一方面卻相反地表現為，好像工人人口的絕對增長總是比可變資本即工人人口的就業手段增長得快。事實是，資本主義積累不斷地並且同它的能力和規模成比例地生產出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過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6頁。

　　就社會總資本來考察，時而它的積累運動引起周期的變化，時而這個運動的各個因素同時分布在各個不同的生產部門。在某些部門，由於單純的積聚，資本的構成發生變化而資本的絕對量沒有增長；在有些部門，資本的絕對增長同它的可變組成部分或它所吸收的勞動力的絕對減少結合在一起；在另一些部門，資本時而在一定的技術基礎上持續增長，並按照它增長的比例吸引追加的勞動力，時而發生有機的變化，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縮小；在一切部門中，資本可變部分的增長，從而就業工人人數的增長，總是同過剩人口的激烈波動，同過剩人口的暫時產生結合在一起，而不管這種產生採取排斥就業工人這個較明顯的形式，還是採取使追加的工人人口難於被吸入它的通常水道這個不太明顯但作用相同的形式。隨着已經執行職能的社會資本量的增長及其增長程度的提高，隨着生產規模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數的擴大，隨着他們勞動的生產力的發展，隨着財富的一切源流的更加廣闊和更加充足，資本對工人的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排斥力互相結合的規模也不斷擴大，資本有機構成和資本技術形式的變化速度也不斷加快，那些時而同時地時而交替地被捲入這些變化的生產部門的範圍也不斷增大。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產出資本積累的同時，也以日益擴大的規模生產出使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規律，事實上，每一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發生作用的人口規律。抽象的人口規律只存在於歷史上還沒有受過人干涉的動植物界。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6—728頁。

　　過剩的工人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財富發展的必然產物，但是這種過剩人口反過來又成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槓桿，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一個條件。過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產業後備軍，它絕對地從屬於資本，就好像它是由資本出錢養大的一樣。過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實際增長的限制，為不斷變化的資本增殖需要創造出隨時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隨着積累和伴隨積累而來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資本的突然膨脹力也增長了，這不僅是因為執行職能的資本的彈性和絕對財富——資本不過是其中一個有彈性的部分——增長了，也不僅是因為信用每當遇到特殊刺激會在轉眼之間把這種財富的非常大的部分作為追加資本交給生產支配。這還因為生產過程本身的技術條件，機器、運輸工具等等，有可能以最大的規模最迅速地把剩餘產品轉化為追加的生產資料。隨着積累的增進而膨脹起來的並且可以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大量社會財富，瘋狂地湧入那些市場突然擴大的舊生產部門，或湧入那些由舊生產部門的發展而引起需要的新興生產部門，如鐵路等等。在所有這些場合，都必須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決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響其他部門的生產規模。這些人就由過剩人口來提供。現代工業特有的生活過程，由中常活躍、生產高度繁忙、危機和停滯這幾個時期構成的、穿插着較小波動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產業後備軍或過剩人口的不斷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後再形成這樣的基礎之上的。而工業周期的階段變換又使過剩人口得到新的補充，並且成為過剩人口再生產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8—729頁。

　　不管那時資本積累的增進同現代相比是多麼緩慢，它還是碰到了可供剝削的工人人口的自然限制，這些限制只有通過以後將要談到的暴力手段才能清除。生產規模突然的跳躍式的膨脹是它突然收縮的前提；而後者又引起前者，但那時沒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沒有不取決於人口絕對增長的工人的增加，前者是不可能的。工人的這種增加，是通過使一部分工人不斷地被“游離”出來的簡單過程，通過使就業工人人數比擴大的生產相對減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現代工業的整個運動形式來源於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斷地轉化為失業的或半失業的人手。政治經濟學的膚淺性也表現在，它把信用的膨脹和收縮，把工業周期各個時期更替的這種單純的症狀，看做是造成這種更替的原因。正如天體一經投入一定的運動就會不斷地重複這種運動一樣，社會生產一經進入交替發生膨脹和收縮的運動，也會不斷地重複這種運動。而結果又會成為原因，於是不斷地再生產出自身條件的整個過程的階段變換就採取周期性的形式。這種周期性一經固定下來，那麼，就連政治經濟學也會把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過剩人口的生產，看做是現代工業的生活條件。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9—730頁。

　　甚至馬爾薩斯也承認過剩人口對於現代工業來說是必要的，雖然他按照自己的褊狹之見，把它解釋成工人人口的絕對過剩，而不是工人人口的相對過剩。他說：

　　“在一個主要依靠工商業的國家裡，如果在工人階級中間盛行慎重地對待結婚的習慣，那對國家是有害的…… 按人口的性質來說，即使遇到特殊需求，不經過16年或18年的時間，也不可能向市場供應追加工人。然而，收入通過節約轉化為資本卻可以快得多；一個國家的勞動基金比人口增長得快的情況，是經常有的。”

　　政治經濟學這樣把工人的相對過剩人口的不斷生產宣布為資本主義積累的必要條件之後，就恰如其分地以一個老處女的姿態，通過她的“最理想的人”即資本家的嘴，對那些因自己創造了追加資本而被拋向街頭的“過剩人口”說了如下的話：

　　“我們工廠主增大你們必須藉以生存的資本，為你們做了我們所能做的事情；而你們必須去做其餘的事情，去使你們的人數同生產資料相適應。”

　　對資本主義生產來說，人口自然增長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勞動力數量是絕對不夠的。

　　為了能夠自由地活動，它需要有一支不以這種自然限制為轉移的產業後備軍。

　　以上我們假定，就業工人人數的增減正好同可變資本的增減相一致。

　　然而，可變資本在它所指揮的工人人數不變或甚至減少的情況下也會增長。如果單個工人提供更多的勞動，因而他的工資增加，——即使勞動價格不變，或者甚至下降，但只要下降得比勞動量的增加慢，——情況就是如此。在這種場合，可變資本的增長是勞動增加的指數，而不是就業工人增加的指數。每一個資本家的絕對利益在於，從較少的工人身上而不是用同樣低廉或甚至更為低廉的花費從較多的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勞動。在後一種情況下，不變資本的支出會隨着所推動的勞動量成比例地增長，在前一種情況下，不變資本的增長則要慢得多。生產規模越大，這種動機就越具有決定意義。它的力量隨資本積累一同增長。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0—732頁。

　　所以，在積累的過程中，一方面，較大的可變資本無須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另一方面，同樣數量的可變資本用同樣數量的勞動力就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最後，通過排擠較高級的勞動力可以推動更多較低級的勞動力。

　　因此，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或工人的游離，比生產過程隨着積累的增進而加速的技術變革，比與此相適應的資本可變部分比不變部分的相對減少，更為迅速。如果說生產資料在擴大規模和作用的同時，在越來越小的程度上成為工人的就業手段，那麼，這種情況本身又會由於下述事實而有所變化：勞動生產力越是增長，資本造成的勞動供給比資本對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工人階級中就業部分的過度勞動，擴大了它的後備軍的隊伍，而後者通過競爭加在就業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壓力，又反過來迫使就業工人不得不從事過度勞動和聽從資本的擺布。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迫使它的另一部分無事可做，反過來，它的一部分無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這成了各個資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時又按照與社會積累的增進相適應的規模加速了產業後備軍的生產。這個因素在相對過剩人口的形成上是多麼重要，可以拿英國的例子來證明。英國“節約”勞動的技術手段是十分強大的。但是，如果明天把勞動普遍限制在合理的程度，並且在工人階級的各個階層中再按年齡和性別進行適當安排，那麼要依照現有的規模繼續進行國民生產，目前的工人人口是絕對不夠的。目前“非生產”工人的大多數都不得不轉化為“生產”工人。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2—734頁。

　　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從而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和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大，產業後備軍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同資本的膨脹力一樣，是由同一些原因發展起來的。因此，產業後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但是同現役勞動軍相比，這種後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反比。最後，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後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像其他一切規律一樣，這個規律的實現也會由於各種各樣的情況而有所變化，不過對這些情況的分析不屬於這裡的範圍。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42頁。

　　當經濟學的智者們向工人說教，要工人使自己的人數去適應資本增殖的需要時，他們的愚蠢是很清楚的。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機制在不斷地使這個人數適應資本增殖的需要。這種適應的開頭是創造出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結尾是現役勞動軍中不斷增大的各階層的貧困和需要救濟的赤貧的死荷重。

　　由於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進，花費越來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動越來越多的生產資料，這個規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勞動資料，而是勞動資料使用工人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表現為：勞動生產力越高，工人對他們就業手段的壓力就越大，因而他們的生存條件，即為增加他人財富或為資本自行增殖而出賣自己的力氣，也就越沒有保障。因此，生產資料和勞動生產率比生產人口增長得快這一事實，在資本主義下卻相反地表現為：工人人口總是比資本的增殖需要增長得快。

　　我們在第四篇分析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時已經知道，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一切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是靠犧牲工人個人來實現的；一切發展生產的手段都轉變為統治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發展，成為局部的人，把工人貶低為機器的附屬品，使工人受勞動的折磨，從而使勞動失去內容，並且隨着科學作為獨立的力量被併入勞動過程而使勞動過程的智力與工人相異化；這些手段使工人的勞動條件變得惡劣，使工人在勞動過程中屈服於最卑鄙的可惡的專制，把工人的生活時間轉化為勞動時間，並且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札格納特車輪下。但是，一切生產剩餘價值的方法同時就是積累的方法，而積累的每一次擴大又反過來成為發展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見，不管工人的報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狀況必然隨着資本的積累而惡化。最後，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岩石上釘得還要牢。這一規律制約着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42—744頁。

　　（三）城市人口

　　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優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着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着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交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歸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恆的自然條件。這樣，它同時就破壞城市工人的身體健康和農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是資本主義生產通過破壞這種物質變換的純粹自發形成的狀況，同時強制地把這種物質變換作為調節社會生產的規律，並在一種同人的充分發展相適應的形式上系統地建立起來。在農業中，像在工場手工業中一樣，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轉化同時表現為生產者的殉難史，勞動資料同時表現為奴役工人的手段、剝削工人的手段和使工人貧窮的手段，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同時表現為對工人個人的活力、自由和獨立的有組織的壓制。農業工人在廣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時破壞了他們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卻增強了他們的反抗力量。在現代農業中，像在城市工業中一樣，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勞動量的增大是以勞動力本身的破壞和衰退為代價的。此外，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一個國家，例如北美合眾國，越是以大工業作為自己發展的基礎，這個破壞過程就越迅速。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只是由於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9—580頁。

　　最勤勞的工人階層的飢餓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資本主義積累基礎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費之間的內在聯繫，只有當人們認識了經濟規律時才能揭露出來。居住狀況卻不是這樣。在這方面，任何一個公正的觀察者都能看到，生產資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就相應地越要聚集在同一空間，因此，資本主義的積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狀況就越悲慘。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57頁。

　　一個工業城市或商業城市的資本積累得越快，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為工人安排的臨時住所也就越壞。因此，產量不斷增加的煤鐵礦區的中心泰恩河畔紐卡斯爾，是一座僅次於倫敦而居第二位的住宅地獄。那裡住小單間房屋的不下34000人。在紐卡斯爾和蓋茨黑德，不久前大量的房屋由於絕對有害公益，根據警察的命令拆毀了。可是新房子蓋得很慢，而營業卻發展得很快。因此，1865年，城市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擁擠不堪。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62頁。

　　人口不斷地流往城市，農村人口由於租地集中、耕地轉化為牧場、採用機器等原因而不斷地“變得過剩”，農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斷地被驅逐，這些現象是同時發生的。一個地區的人口越稀少，那裡的“相對過剩人口”就越多，他們對就業手段的壓力就越大，農村人口多於住房的絕對過剩也就越大，從而農村中地方性的人口過剩以及最容易傳染疾病的人口擁擠現象也就越嚴重。人群密集在分散的小村莊和小市鎮的現象，同人們被強行從地面上趕走是相適應的。儘管農業工人的人數不斷減少，他們的產品的數量不斷增加，但他們還是不斷地“變得過剩”，這是使他們成為需要救濟的貧民的搖籃。他們可能成為需要救濟的貧民，是他們被驅逐的一個原因，也是居住條件惡劣的主要根源，而居住條件惡劣又摧毀了他們最後的反抗能力，使他們完全變成地主和租地農場主的奴隸，以致獲得最低的工資對他們來說已成了天經地義。另一方面，農村中儘管經常出現“相對過剩人口”，但同時也感到人手不足。這種現象不僅局部地發生在人口過快地流往城市、礦山、鐵路工地等處的地區，而且在收穫季節以及在春夏兩季，當英國的精耕細作的、集約化的農業需要額外勞力的許多時候，到處都可以看到。農業工人按耕作的平均需要來說總是過多，而按特殊的或者臨時的需要來說又總是過少。因此，在官方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同一地區同時發出的自相矛盾的抱怨，既抱怨勞力不足，又抱怨勞力過剩。臨時性的或局部的勞力不足並不會引起工資的提高，只會迫使婦女和兒童也參加田間勞動，使工人的年齡不斷下降。一旦婦女和兒童被大規模地使用，這又會反過來成為一種新的手段，造成農業中男工過剩，並使他們的工資下降。這種惡性循環的美好結果之一是所謂的幫伙制度，這種制度在英格蘭東部地區正在興盛起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96—798頁。

　　（四）農村人口

　　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手工業生產雖然已經解體了，但仍舊是基礎。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城市工人相對來說是不多的，不能滿足新的殖民地市場的需要；同時，真正的工場手工業為那些由於封建制度的解體而被趕出土地的農村居民開闢了新的生產領域。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4頁。

　　如果說機器在農業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機器使工廠工人遭到的那種身體上的損害，那麼機器在農業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過剩”方面卻發生了更為強烈的作用，而且沒有遇到什麼抵抗，這一點我們在以後將會詳細談到。例如，在劍橋郡和薩福克郡，最近20年來耕地面積大大擴大了，而在這一時期農村人口不但相對地減少了，而且絕對地減少了。在北美合眾國，農業機器目前只是潛在地代替了工人，也就是說，它使生產者有可能耕種更大的面積，但是並沒有在實際上驅逐在業工人。1861年，英格蘭和威爾士參加農業機器製造的人數總計有1034人，而在蒸汽機和工作機上幹活的農業工人總共只有1205人。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8頁。

　　（五）人口增長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作用

　　這樣一來，隨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不斷被分割，生產工具即土地則相應地昂貴，土地肥力則相應地下降，農業則相應地衰落，農民的債務則相應地增加。而且，本來是結果的東西，反而成了原因。每一代人都給下一代人留下更多的債務，每一代新人都在更不利更困難的條件下開始生活，抵押貸款又產生新的抵押貸款，所以當農民不能再以他那一小塊土地作抵押而借新債時，即不能再讓土地擔負新的抵押權時，他就直接落入高利貸者的手中，而高利貸的利息也就越來越大了。

　　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月—11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頁。

　　一定量同時使用的工人，是工場手工業內部分工的物質前提，同樣，人口數量和人口密度是社會內部分工的物質前提，在這裡，人口密度代替了工人在同一個工場內的密集。

　　但是人口密度是一種相對的東西。人口較少但交通工具發達的國家，比人口較多但交通工具不發達的國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8頁。

　　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着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着文明的全部歷史直到現在（反穀物法同盟）。——隨着城市的出現，必然要有行政機關、警察、賦稅等等，一句話，必然要有公共機構，從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在這裡，居民第一次劃分為兩大階級，這種劃分直接以分工和生產工具為基礎。城市已經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這個事實；而在鄉村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

　　隔絕和分散。城鄉之間的對立只有在私有制的範圍內才能存在。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個人屈從於分工、屈從於他被迫從事的某種活動的最鮮明的反映，這種屈從把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城市動物，把另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鄉村動物，並且每天都重新產生二者利益之間的對立。在這裡，勞動仍然是最主要的，是凌駕於個人之上的力量；只要這種力量還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會存在下去。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共同體的首要條件之一，這個條件又取決於許多物質前提，而且任何人一看就知道，這個條件單靠意志是不能實現的（這些條件還須詳加探討）。城市和鄉村的分離還可以看做是資本和地產的分離，看做是資本不依賴於地產而存在和發展的開始，也就是僅僅以勞動和交換為基礎的所有制的開始。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6—557頁。

　　不同城市之間的分工的直接結果就是工場手工業的產生，即超出行會制度範圍的生產部門的產生。工場手工業的初期繁榮——先是在意大利，然後是在佛蘭德——的歷史前提，是同外國各民族的交往。在其他國家，例如在英國和法國，工場手工業最初只限於國內市場。除上述前提外，工場手工業還以人口特別是鄉村人口的不斷集中和資本的不斷積聚為前提。資本開始積聚到個人手裡，一部分違反行會法規積聚到行會中，一部分積聚到商人手裡。

　　那種一開始就以機器，儘管還是以具有最粗陋形式的機器為前提的勞動，很快就顯出它是最有發展能力的。過去農民為了得到自己必需的衣着而在鄉村中附帶從事的織布業，是由於交往的擴大才獲得了動力並得到進一步發展的第一種勞動。織布業是最早的工場手工業，而且一直是最主要的工場手工業。隨着人口增長而增長的對衣料的需求，由於流通加速而開始的自然形成的資本的積累和運用，以及由此引起的並由於交往逐漸擴大而日益增長的對奢侈品的需求，——所有這一切都推動了織布業在數量上和質量上的發展，使它脫離了舊有的生產形式。除了為自身需要而一直在繼續從事紡織的農民外，在城市裡產生了一個新的織工階級，他們所生產的布匹被用來供應整個國內市場，通常還供應國外市場。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0—561頁。

　　在我們所談到的這個時代裡，各國在彼此交往中建立起來的關係具有兩種不同的形式。起初，由於流通的金銀數量很少，這些金屬是禁止出口的；另一方面，工業，即由於必須給不斷增長的城市人口提供就業機會而不可或缺的、大部分是從國外引進的工業，沒有特權不行，當然，這種特權不僅可以用來對付國內的競爭，而且主要是用來對付國外的競爭。通過這些最初的禁令，地方的行會特權便擴展到全國。關稅產生於封建主對其領地上的過往客商所徵收的捐稅，即客商交的免遭搶劫的買路錢。後來各城市也徵收這種捐稅，在現代國家出現之後，這種捐稅便是國庫進款的最方便的手段。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3頁。

　　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係。當然，我們在這裡既不能深入研究人們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們所處的各種自然條件——地質條件、山嶽水文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於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9頁。

　　簡單說來，這就是最近六十年的英國工業史，這是人類編年史中的一部無與倫比的歷史。六十年至八十年以前，英國和其他任何國家一樣，城市很小，只有很少而且簡單的工業，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農業人口。現在它和其他任何國家都不一樣了：有居民達250萬人的首都，有巨大的工廠城市，有向全世界供給產品而且幾乎全都是用極複雜的機器生產的工業，有勤勞智慧的稠密的人口，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從事工業，他們是由完全不同的階級組成的，可以說，組成了一個和過去完全不同的、具有不同的習慣和不同的需要的民族。工業革命對英國的意義，就像政治革命對法國，哲學革命對德國一樣。1760年的英國和1844年的英國之間的差別，至少像舊制度下的法國和七月革命的法國之間的差別一樣大。但是，這種工業變革的最重要的產物是英國無產階級。

　　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機器的使用如何促使無產階級誕生。工業的迅速發展產生了對人手的需要；工資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結隊地從農業地區湧入城市。人口急劇增長，而且增加的幾乎全是無產者階級。此外，愛爾蘭只是從18世紀初才進入了安定狀態，這裡的人口過去在騷亂中被英國人殘酷地屠殺了十分之一以上，現在也迅速增長起來，特別是從工業繁榮開始吸引許多愛爾蘭人到英格蘭去的那個時候起。這樣就產生了不列顛帝國的大工商業城市，這些城市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屬於工人階級，而小資產階級只是一些小商人和人數很少很少的手工業者。新的工業能夠獲得重要意義，只是因為它把工具變成了機器，把作坊變成了工廠，從而把中間階級中的勞動者變成了工人無產者，把以前的大商人變成了廠主；它排擠了小的中間階級，並把居民的一切差別化為工人和資本家的對立。在狹義的工業範圍之外，在手工業方面，甚至在商業方面，也發生了同樣的情形。大資本家和沒有任何希望上升到更高的階級地位的工人代替了以前的師傅和幫工；手工業變成了工廠生產，嚴格地實行了分工，小的師傅由於沒有可能和大企業競爭，被擠到了無產者階級中去。同時，由於迄今為止的手工業生產被廢除，由於小資產階級被消滅，工人已沒有任何可能成為資產者。以前，他們總還有希望作為有固定住所的師傅自己開一個作坊，也許日後還可以雇幾個幫工；可是現在，當師傅本人也被廠主排擠的時候，當獨立經營一個企業必須有大量資本的時候，工人階級才第一次真正成為居民中的一個固定的階級，而在過去，它往往只是通向資產階級的過渡。現在，誰要是生為工人，那他除了一輩子當無產者，就再沒有別的前途了。所以，只是現在無產階級才能組織自己的獨立運動。

　　這樣就形成了龐大的工人群體，他們現在布滿了整個不列顛帝國，他們的社會狀況日益引起文明世界的注意。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2—403頁。

　　上面已經指出，工業如何把財產集中到少數人手裡。工業需要大量的資本，它用這些資本來建立龐大的企業，從而使從事手工業的小資產階級破產，它用這些資本來使自然力為自己服務，以便把個體手工業工人從市場上排擠出去。分工，水力特別是蒸汽力的利用，機器裝置的應用，這就是從上世紀中葉起工業用來搖撼世界基礎的三個偉大的槓桿。

　　小工業創造了中間階級，大工業創造了工人階級，並把中間階級的少數選民擁上寶座，但是，這只是為了有朝一日更有把握地推翻他們。目前，無可爭辯的和容易解釋的事實是，“美好的舊時代”的人數眾多的小中間階級已經被工業摧毀，從他們當中一方面分化出富有的資本家，另一方面又分化出貧窮的工人。

　　但是工業集中化的趨勢並沒有就此停止。人口也像資本一樣集中起來；這很自然，因為在工業中，人——工人，僅僅被看做一筆資本，他把自己交給廠主使用，廠主以工資的名義付給他利息。大工業企業需求許多工人在一個建築物里共同勞動；他們必須住得集中，甚至一個中等規模的工廠附近也會形成一個村鎮。他們有種種需求，為了滿足這些需求，還需要其他人，於是手工業者、裁縫、鞋匠、麵包師、泥瓦匠、木匠都搬到這裡來了。村鎮的居民，特別是年輕一代，逐漸習慣於工廠勞動，逐漸熟悉這種勞動；當第一個工廠很自然地已經不能保證所有的人就業時，工資就下降，結果就是新的廠主搬到這裡來。於是村鎮變成小城市，小城市變成大城市。城市越大，定居到這裡就越有利，因為這裡有鐵路、運河和公路；挑選熟練工人的機會越來越多；由於附近的建築業主和機器製造廠主之間的競爭，在這種地方開辦新企業就比偏遠地區花費要少，因為在偏遠地區，建築材料和機器以及建築工人和工廠工人都必須先從別處運來；這裡有顧客雲集的市場和交易所，這裡同提供原料的市場和銷售成品的市場有直接的聯繫。這樣一來，大工廠城市的數量就以驚人的速度增長起來。不過，農村同城市相比也有優勢，那裡的工資通常比較低。

　　於是農村和工廠城市不停地競爭，今天優勢在城市方面，明天農村的工資又降低到在農村開辦新工廠可以獲利更多的程度。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工業集中的趨勢依然保持強勁的勢頭，而在農村建立的每一個新工廠都包含工廠城市的萌芽。如果工業的這種瘋狂的活動還能這樣持續100年，那麼英國的每一個工業區都會變成一個巨大的工廠城市，曼徹斯特和利物浦就會在沃靈頓或牛頓一帶相互毗連。人口的這種集中也完全以同樣的方式發生在商業中，因此，像利物浦、布里斯托爾、赫爾和倫敦這樣幾個大港幾乎壟斷了不列顛帝國的整個海上貿易。

　　因為這些大城市的工業和商業發展得最充分，所以這種發展對無產階級造成的後果在這裡也表現得最明顯。在這裡，財產的集中達到極點；在這裡，美好的舊時代的習俗和關係最徹底地被摧毀；在這裡，人們已經走得這樣遠，以致連美好的老英國這個名稱也變得無法想象了，因為老英國甚至在祖父母的回憶和故事中也聽不到了。在這裡，只有一個富有的階級和一個貧窮的階級，因為小資產階級一天天地消失着。小資產階級，這個過去最穩定的階級，現在成了最不穩定的階級；他們是舊時代的少數殘餘和一些渴望發財的人，十足的實業投機家和投機商，其中或許有一個人可以致富，但同時會有99個人破產，而這個人中一多半只是靠破產生存。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6—407頁。

　　如果一個人傷害了另一個人的身體，而且這種傷害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我們就把這叫做殺人；如果加害者事先知道這種傷害會致人以死命，那麼我們就把他的行為叫做謀殺。但是，如果社會把成百的無產者置於這樣一種境地，使他們不可避免地遭到過早的、非自然的死亡，遭到如同被刀劍或槍彈所殺害一樣的橫死，如果社會剝奪了成千上萬人的必要的生活條件，把他們置於不能生存的境地，如果社會利用法律的鐵腕強迫他們處在這種條件之下，直到不可避免的結局——死亡來臨為止，如果社會知道，而且十分清楚地知道，這成千上萬的人一定會成為這些條件的犧牲品，而社會還讓這些條件存在下去，那麼，這也是一種謀殺，和個人所進行的謀殺是一樣的，只不過是一種隱蔽的、陰險的謀殺，這種謀殺沒有人能夠防禦，表面上看起來不像是謀殺，因為誰也看不到謀殺者，因為謀殺者是所有的人，同時又誰也不是，因為被殺的人似乎是自然死亡的，因為這與其說是犯罪，不如說是瀆職。但這仍然是謀殺。我現在就來證明：英國社會每日每時都在犯這種英國工人報刊合情合理地稱為社會謀殺的罪行；英國社會把工人置於這樣一種境地，使他們不能保持健康，不能活得長久；英國社會就是這樣不停地一點一點地葬送了這些工人的生命，過早地把他們送進墳墓。我還必須證明：社會知道這種狀況對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多麼有害，卻一點也不設法來改善這種狀況。社會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會引起怎樣的後果，因而它的行為不單純是殺人，而且是謀殺，當我得以引用官方文獻、議會報告和政府報告來確定殺人的事實時，這一點就得到了證明。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8—409頁。

　　如果說這一切原因已經在工人階級中引起了大量的頹廢墮落現象，那麼，另外還有一個原因使這種頹廢墮落現象更加嚴重，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這就是人口的集中。英國資產階級作家們正在因大城市的傷風敗俗的影響而大聲疾呼，——這些高唱反調的耶利米為之哀歌的不是城市的破壞，而是城市的繁榮。艾利生郡長几乎把一切都歸咎於這個原因，《大城市的時代》一書的作者沃恩博士更是如此。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他各種對工人的身體和精神起破壞作用的原因，都和有產階級的利益有直接的聯繫。假若這些作家說，貧窮、生活無保障、過度勞動和強制勞動是主要的原因，那麼所有的人，包括他們自己在內，就得對自己回答說：既然這樣，我們就給窮人們財產吧，我們就保障他們的生活吧，我們就頒布禁止過度勞動的法律吧。但是資產階級是不能同意這樣做的。然而大城市完全是自然發展起來的，人們完全是自願遷居到那裡去的；同時現在也還沒有立刻得出結論說，創造大城市的只是工業和靠工業發財的資產階級；於是統治階級很容易就把一切災難都歸咎於這個看起來似乎不可排除的原因。實際上，大城市只能使那些至少已處於萌芽狀態的災難迅速而全面地發展起來。艾利生至少還保有相當的人性，他還承認這種災難；他並不是一個完全成熟的工業資產者和自由黨人，而只是一個半成熟的資產者和托利黨人，所以真正的資產者完全看不見的東西他有時還能看得清楚。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3—434頁。

　　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像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裡。由此必然產生的結果就是政治的集中。

　　各自獨立的、幾乎只有同盟的關係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關稅的各個地區，現在已經結合為一個擁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民族階級利益和統一的關稅的統一的民族。

　　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彷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頁。

　　然而，德國國民生產的高漲仍然趕不上其他國家生產高漲的步伐。農業遠遠落後於英國和尼德蘭，工業遠遠落後於意大利、佛蘭德和英國，而在海外貿易中，英國人，尤其是荷蘭人已經開始排擠德國人。人口依然很稀少。在德國境內，文明的景象僅僅散見於幾個工商業中心及其周圍地區；就是這幾個中心，利益也極不一致，幾乎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共同點。南部的貿易聯繫和銷售市場同北部毫不相同；東部和西部幾乎沒有任何往來。

　　沒有一個城市像英國的倫敦那樣發展成為全國工商業的中心。國內的全部交通幾乎只限於沿海和內河航路，以及由奧格斯堡和紐倫堡經過科隆到尼德蘭、經過愛爾福特到北方的幾條通商大道。一些較小的城市遠離內河和通商大道，被排斥在頻繁的貿易往來之外，沒有受到任何外來影響，繼續在中世紀末期的生活條件下艱難度日，很少需要外來商品，也很少輸出商品。在農村居民中，只有貴族才同外界保持較為廣泛的接觸，才會產生新的需求；農民群眾從來不曾逾越最鄰近的地方關係，他們的視野也從來沒有超出與此相應的地方範圍。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1850年夏秋），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2頁。

　　增長的生產力是拿破崙作戰方法的前提；新的生產力同樣是作戰方法上每一步新的完善的前提。如今在歐洲戰爭中，鐵路和電報一定會給有才幹的將軍或陸軍部長一個採取全新的戰法的機會。生產力的逐漸提高，以及隨之而來的人口的逐漸增多，同樣也提供了徵集數量更為眾多的兵員的可能性。如果法國的人口不是2500萬而是3600萬的話，那麼總人口的5%就不是125萬人，而是180萬人。在這兩種情況下，文明國家的實力與野蠻國家的相比，都相應地增強了。只有文明國家才有龐大的鐵路網，那裡的人口增長迅速，比如與俄國相比要快一倍。所以說，所有這一切計算都證明：西歐對俄國的長期臣服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越來越不可能。

　　但是，隨着階級的消滅而產生的新的作戰方法，其力量並不在於隨着人口的增多，一個國家可動員的5%將成為一個越來越大的數字；而只能在於可服兵役的人數已不是全部人口的5%或7%，而是12%—16%，就是說，占成年男性人口（由18歲到30歲甚至到40歲的一切健康的男子）的一半到三分之二。但是，如果說俄國若不在其國內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組織上，首先是在生產上進行徹底的革命，就不能把它可動員的力量由2%—3%提高到5%，那麼德國和法國若不在生產上進行革命，並使生產增加一倍以上，也同樣不能把它們可以動員的力量由5%增加到12%。只有通過機器等的使用使人均勞動生產率比現在增加一倍，才能使從生產中解脫出來的人數增加一倍，而這也只能維持一個較短的時期，因為從來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長期維持這個5%的比例。

　　恩格斯：《1852年神聖同盟對法戰爭的條件與前景》（1851年4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3—334頁。

　　結果，隨着這些地區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興起，一切工業品的生產便落在德意志人移民的手裡，這些商品與農產品的交換完全被猶太人所壟斷，而這些猶太人，如果說他們屬於什麼民族的話，那麼在這些國家裡，他們當然與其說屬於斯拉夫人，不如說屬於德意志人。整個東歐的情形都是如此，雖然程度略輕。在彼得堡、佩斯、雅西，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直到今天，手工業者、小商人、小廠主都還是德意志人，而放債人、酒店老闆和小販（在這些人口稀少的國家，這種人是非常重要的）則大多數是猶太人，他們的母語是一種訛誤百出的德語。在邊境各斯拉夫人地區，德意志人的重要性隨着城市和工商業的發達而增加，而當事實表明幾乎一切精神文明都必須從德國輸入時，他們的重要性就更大了。繼德意志商人和手工業者之後，德意志牧師、教員和學者也到斯拉夫人的土地上安家立業。

　　最後，侵略軍的鐵蹄或審慎周密的外交手段，不僅跟隨在由於社會發展而發生的緩慢的但是肯定無疑的非民族化過程的後面，而且常常走在它的前面。因此，自從第一次瓜分波蘭以後，由於把官地賣給或賜給德意志殖民者，由於獎勵德意志資本家在這些混居地區建立工業企業等等，以及由於經常對該地波蘭居民採取極端橫暴的手段，西普魯士和波森的大部分就日耳曼化了。

　　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7日—1852年9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97頁。

　　按照這個觀點，德意志人在羅馬時代他們所占據的土地上的居住區，以及後來他們從羅馬人那裡奪取的土地上的居住區，不是由村組成，而是由大家庭公社組成的，這種大家庭公社包括好幾代人，耕種着相應的地帶，並和鄰居一起，作為共同的馬爾克來使用四周的荒地。在這種情況下，塔西佗着作中談到更換耕地的那個地方，實際上就應當從農學意義上去理解：公社每年耕種另一個地帶，而將上年的耕地休耕，或令其全然拋荒。由於人口稀少，荒地總是很多的，因此，任何爭奪地產的糾紛，就沒有必要了。只是經過數世紀之後，當家庭成員的人數過多，以致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共同經營已經成為不可能的時候，這種家庭公社才解體；以前公有的耕地和草地，就按人所共知的方式，在此後正在形成的單個農戶之間實行分配，這種分配起初是暫時的，後來便成為永久的，至於森林、牧場和水域則依然是公共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0頁。

　　據塔西佗說，德意志人是人口眾多的民族。我們從凱撒的着作中可以得出一個關於各德意志民族人數的大致概念；他認為住在萊茵河左岸的烏濟佩特人和鄧克泰人的人口，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共為18萬人。因而，每個民族大約有10萬人，這已經大大超過例如易洛魁人在其全盛時代的總數，那時易洛魁人不到2萬人，但已成為自大湖至俄亥俄河和波托馬克河整個地區的可怕力量。如果我們根據現有材料，把萊茵河附近定居的大家知道得比較確切的民族試着劃分一下，那麼每一個這樣的民族在地圖上所占的面積平均約等於普魯士的一個行政區，即約為1萬平方公里，或182平方德里。但是，羅馬人的大日耳曼尼亞，直到維斯瓦河為止，占有依整數計共50萬平方公里的面積。如果一個民族的平均人口為10萬人，那麼整個大日耳曼尼亞的人口總數，應達500萬；對於野蠻時代的民族集團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數目，而就今日的情況來說——1平方公里10人，或平方德里550人——這是極其微小的數目。但是這並不包括生活在那個時候的全部德意志人。我們知道，沿喀爾巴阡山脈直至多瑙河口，都居住着哥特系統的德意志民族——巴斯塔爾人、佩夫金人等等——，它們的人數非常之多，因而，普林尼認為他們是德意志人的第五個大系統，而這些在公元前180年已經替馬其頓王柏修斯做過僱傭兵的德意志人，還在奧古斯都在位的初年就已突進到阿德里安堡附近了。假定他們的人數只有100萬人，那麼到公元初，德意志人的大概數目，就至少有600萬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5—166頁。

　　德意志人確實重新使歐洲有了生氣，因此，日耳曼時期的國家解體過程才不是以諾曼—薩拉泰人的征服而告終，而是以采邑制度和保護關係（依附制度）進一步發展為封建制度而告終，而人口也有了這樣巨大的增長，以致能夠完好無恙地經受了不到200年後的十字軍征討的大流血。

　　然而，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麼神秘的魔法，給垂死的歐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是不是像我們的沙文主義的歷史編纂學所虛構的那樣，德意志種族天生有一種特別的魔力呢？決不是。德意志人，尤其在當時，是一個天資高的雅利安族系，並且正處在生機勃勃的發展中。但是使歐洲返老還童的，並不是他們的特殊的民族特點，而只是他們的野蠻狀態，他們的氏族制度而已。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4—175頁。

　　氏族在蒙昧時代中級階段發生，在高級階段繼續發展起來，就我們現有的資料來判斷，到了野蠻時代低級階段，它便達到了全盛時代。所以現在我們就從這一階段開始。

　　這一階段應當以美洲紅種人為例；在這一階段上，我們發現氏族制度已經完全形成。

　　一個部落分為幾個氏族，通常是分為兩個；隨着人口的增加，這些最初的氏族每一個又分裂為幾個女兒氏族，對這些女兒氏族來說，母親氏族便是胞族；部落本身分裂成幾個部落，在其中的每一個部落中，我們多半又可以遇到那些老氏族；部落聯盟至少是在個別情況下把親屬部落聯合在一起。這種簡單的組織，是同它所由產生的社會狀態完全適應的。

　　它無非是這種社會狀態所特有的、自然長成的結構；它能夠處理在這樣組織起來的社會內部一切可能發生的衝突。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7頁。

　　人口是極其稀少的；只有在部落的居住地才比較稠密，在這種居住地的周圍，首先是一片廣大的狩獵地帶，其次是把這個部落同其他部落隔離開來的中立的防護森林。分工是純粹自然產生的；它只存在於兩性之間。男子作戰、打獵、捕魚，獲取食物的原料，並製作為此所必需的工具。婦女管家，製備衣食——做飯、紡織、縫紉。男女分別是自己活動領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婦女是家裡的主人。男女分別是自己所製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子是武器、漁獵用具的所有者，婦女是家內用具的所有者。家戶經濟是共產制的，包括幾個、往往是許多個家庭。凡是共同製作和使用的東西，都是共同財產：如房屋、園圃、小船。所以，在這裡，而且也只有在這裡，才真正存在着文明社會的法學家和經濟學家所捏造的“自己勞動所得的財產”——現代資本主義所有制還依恃着的最後一個虛偽的法律藉口。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8頁。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1—592頁。

　　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着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1883年3月18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01頁。

　　（六）侵略和掠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人口落後與貧困的根源

　　把世界範圍的剝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愛，這種觀念只有資產階級才想得出來。自由競爭在一個國家內部所引起的一切破壞現象，都會在世界市場上以更大的規模再現出來。我們不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去批駁自由貿易的信徒在這個問題上散布的詭辯，這些詭辯的價值同我們的三位獲獎者霍普、莫爾斯和格雷格先生的論證完全一樣。

　　例如，有人對我們說，自由貿易會引起國際分工，這種分工將規定與每個國家優越的自然條件相適宜的生產。

　　先生們，你們也許認為生產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稟賦吧。

　　年以前，跟貿易毫無關係的自然界在那裡連一棵咖啡樹、一株甘蔗也沒有生長出來。

　　也許不出50年，那裡連一點咖啡、一點砂糖也找不到了，因為東印度正以其更廉價的生產得心應手地跟西印度虛假的自然稟賦競爭。而這個自然稟賦異常富庶的西印度，對英國人說來，正如有史以來就有手工織布天賦的達卡地區的織工一樣，已是同樣沉重的負擔。

　　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1848年1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57—758頁。

　　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36頁。

　　但是，不列顛人給印度斯坦帶來的災難，與印度斯坦過去所遭受的一切災難比較起來，毫無疑問在本質上屬於另一種，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我在這裡所指的還不是不列顛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式專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歐洲式專制，這兩種專制結合起來要比薩爾賽達廟裡任何猙獰的神像都更為可怕。這並不是不列顛殖民統治獨有的特徵，它只不過是對荷蘭殖民統治的模彷，而且模彷得惟妙惟肖，所以為了說明不列顛東印度公司的所作所為，只要把英國的爪哇總督斯坦福·拉弗爾斯爵士談到舊日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時說過的一段話一字不改地引過來就夠了：

　　“荷蘭東印度公司一心只想賺錢，它對它的臣民還不如過去的西印度種植場主對那些在他們的種植場幹活的奴隸那樣關心，因為這些種植場主買人的時候是付了錢的，而荷蘭東印度公司卻沒有花過錢，它開動全部現有的專制機器壓榨它的臣民，迫使他們獻出最後一點東西，付出最後一點勞力，從而加重了恣意妄為的半野蠻政府所造成的禍害，因為它把政客的全部實際技巧和商人的全部獨占一切的利己心腸全都結合在一起。”

　　內戰、外侮、革命、征服、饑荒——儘管所有這一切接連不斷地對印度斯坦造成的影響顯得異常複雜、劇烈和具有破壞性，它們卻只不過觸動它的表面。英國則摧毀了印度社會的整個結構，而且至今還沒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跡象。印度人失掉了他們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他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色彩，使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傳統，同它過去的全部歷史斷絕了聯繫。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1853年6月7日—10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8—679頁。

　　總之，一旦與大工業相適應的一般生產條件形成起來，這種生產方式就獲得一種彈性，一種突然地跳躍式地擴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銷售市場才是它的限制。一方面，機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軋棉機使棉花生產增加。另一方面，機器產品的便宜和交通運輸業的變革是奪取國外市場的武器。機器生產摧毀國外市場的手工業產品，迫使這些市場變成它的原料產地。例如東印度就被迫為大不列顛生產棉花、羊毛、大麻、黃麻、靛藍等。大工業國工人的不斷“過剩”，大大促進了國外移民和外國的殖民地化，而這些外國變成宗主國的原料產地，例如澳大利亞就變成羊毛產地。一種與機器生產中心相適應的新的國際分工產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轉變為主要從事農業的生產地區，以服務於另一部分主要從事工業的生產地區。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9—520頁。

　　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着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於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誌着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田園詩式的過程是原始積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來的是歐洲各國以地球為戰場而進行的商業戰爭。這場戰爭以尼德蘭脫離西班牙開始，在英國的反雅各賓戰爭中具有巨大的規模，並且在對中國的鴉片戰爭中繼續進行下去，等等。

　　原始積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時間順序特別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和英國。在英國，這些因素在17世紀末系統地綜合為殖民制度、國債制度、現代稅收制度和保護關稅制度。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殘酷的暴力為基礎，例如殖民制度就是這樣。但所有這些方法都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60—861頁。

　　關於基督教殖民制度，有一位把基督教當做專業來研究的人，威·豪伊特曾這樣說過：

　　“所謂的基督教人種在世界各地對他們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採取的野蠻和殘酷的暴行，是世界歷史上任何時期，任何野蠻愚昧和殘暴無恥的人種都無法比擬的。”

　　荷蘭——它是17世紀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經營殖民地的歷史，“展示出一幅背信棄義、賄賂、殘殺和卑鄙行為的絕妙圖畫”。最有代表性的是，荷蘭人為了使爪哇島得到奴隸而在西里伯斯島實行盜人制度。為此目的訓練了一批盜人的賊。盜賊、譯員、販賣人就是這種交易的主要代理人，土着王子是主要的販賣人。盜來的青年在長大成人可以裝上奴隸船以前，被關在西里伯斯島的秘密監獄中。一份官方報告說：

　　“例如，望加錫這個城市到處都是秘密監獄，一座比一座恐怖，裡面擠滿了不幸的人，貪慾和暴政的犧牲者，他們戴着鐐銬，被強行和家人分離。”

　　荷蘭人為了霸占馬六甲，曾向葡萄牙的總督行賄。1641年總督允許他們進城。他們為了支付21875鎊賄款而進行“節慾”，立即到總督住宅把他殺了。他們走到哪裡，那裡就變得一片荒蕪，人煙稀少。爪哇的巴紐旺宜省在1750年有8萬多居民，而到1811年只有人了。這就是溫和的商業！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61—862頁。

　　大家知道，英國東印度公司除了在東印度擁有政治統治權外，還擁有茶葉貿易、同中國的貿易和對歐洲往來的貨運的壟斷權。而印度的沿海航運和各島嶼之間的航運以及印度內地的貿易，卻為公司的高級職員所壟斷。對鹽、鴉片、檳榔和其他商品的壟斷權成了財富的取之不盡的礦藏。這些職員自定價格，任意勒索不幸的印度人。總督參與這種私人買賣。他的寵信們是在使他們這些比鍊金術士聰明的人們能從無中生出金來的條件下接受契約的。巨額財產像雨後春筍般地增長起來，原始積累在不預付一個先令的情況下進行。

　　……根據一個呈報議會的報表，從1757年到1766年，東印度公司和它的職員讓印度人贈送了600萬鎊！在1769年到1770年間，英國人用囤積全部大米，不出駭人聽聞的高價就拒不出售的辦法製造了一次饑荒。

　　在像西印度那樣專營出口貿易的種植殖民地，以及在像墨西哥和東印度那樣任人宰割的資源豐富人口稠密的國家裡，土着居民所受的待遇當然是最可怕的。但是，即使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積累的基督教性質也是無可否認的。那些謹嚴的新教大師，新英格蘭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們的立法會議上決定，每剝一張印第安人的頭蓋皮和每俘獲一個紅種人都給賞金40鎊；1722年，每張頭蓋皮的賞金提高到100鎊；1744年馬薩諸塞灣的一個部落被宣布為叛匪以後，規定了這樣的賞格：每剝一個12歲以上男子的頭蓋皮得新幣100鎊，每俘獲一個男子得105鎊，每俘獲一個婦女或兒童得55鎊，每剝一個婦女或兒童的頭蓋皮得50鎊！數十年後，殖民制度對這些虔誠的清教徒前輩移民的叛逆的子孫進行了報復。在英國人的唆使和收買下，他們被人用短戰斧砍死了。英國議會曾宣布，用警犬捕殺和剝頭蓋皮是“上帝和自然賦予它的手段”。

　　殖民制度大大地促進了貿易和航運的發展。“壟斷公司”（路德語）是資本積聚的強有力的手段。殖民地為迅速產生的工場手工業保證了銷售市場以及由市場壟斷所引起的成倍積累。在歐洲以外直接靠掠奪、奴役和殺人越貨而奪得的財寶，源源流入宗主國，在這裡轉化為資本。第一個充分發展了殖民制度的荷蘭，在1648年就已達到了它的商業繁榮的頂點。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62—864頁。

　　隨着資本主義生產在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發展，歐洲的輿論丟掉了最後一點羞恥心和良心。各國恬不知恥地誇耀一切當做資本積累手段的卑鄙行徑。例如，讀一讀老實人亞·安德森的天真的商業編年史。這本編年史把下面的事實當做英國國策的勝利而倍加讚揚：英國在烏得勒支和談時通過阿西恩托條約，從西班牙人手裡奪走了經營非洲和西班牙美洲之間販賣黑人的特權，而在此以前，英國只經營非洲和英屬西印度之間的這種買賣。英國獲得了到1743年為止每年供給西班牙美洲4800個黑人的權利。這同時又為不列顛的走私提供了公開的掩護。利物浦是靠奴隸貿易發展起來的。奴隸貿易是它進行原始積累的方法。直到目前為止，利物浦“上流人士”仍然是讚揚奴隸貿易的平達；奴隸貿易——參看前面所引1795年出版的艾金醫生的着作——“使商業冒險精神達到了狂熱，產生了出色的海員，帶來了巨額的金錢”。利物浦用於奴隸貿易的船隻，1730年15艘，1751年53艘，1760年艘，1770年96艘，1792年132艘。

　　當棉紡織工業在英國採用兒童奴隸制的時候，它同時在美國促使過去多少帶有家長制性質的奴隸經濟轉化為一種商業性的剝削制度。總之，歐洲的隱蔽的僱傭工人奴隸制，需要以新大陸的赤裸裸的奴隸製作為基礎。

　　要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永恆的自然規律”充分表現出來，要完成勞動者同勞動條件的分離過程，要在一極使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在另一極使人民群眾轉化為僱傭工人，轉化為自由的“勞動貧民”這一現代歷史的傑作，就需要經受這種苦難。如果按照奧日埃的說法，貨幣“來到世間，在一邊臉上帶着天生的血斑”，那麼，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69—871頁。

　　另一方面，至於投在殖民地等處的資本，它們能提供較高的利潤率，是因為在那裡，由於發展程度較低，利潤率一般較高，由於使用奴隸和苦力等等，勞動的剝削程度也較高。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5頁。

　　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上，也同在對內政策上一樣，奴隸主的利益成為指路的星辰。布坎南事實上是靠了發布奧斯坦德宣言才弄到總統一職的，這個宣言宣布，用購買辦法或用武力奪取古巴，是國家政策的偉大任務。在他執政時期，墨西哥北部已經被美國土地投機分子所瓜分，這些人都迫不及待地一等發出信號便襲擊契瓦沃、科阿韋拉和索諾拉。海上走私者對中美各國不斷進行的海盜式的遠征，同樣是由華盛頓白宮指揮的。

　　馬克思：《北美內戰》（1861年10月20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351頁。

　　八 資本主義的人口過剩

　　（一）相對人口過剩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人口規律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一方面創造了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的新的強大動機，並且使勞動方式本身和社會勞動體的性質發生這樣的變革，以致打破對這種趨勢的抵抗，另一方面，部分地由於使資本過去無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階層受資本的支配，部分地由於使那些被機器排擠的工人游離出來，製造了過剩的勞動人口，這些人不得不聽命於資本強加給他們的規律。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9頁。

　　勞動資料一作為機器出現，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競爭者。資本藉助機器進行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條件被機器破壞的工人的人數成正比。資本主義生產的整個體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勞動力當做商品出賣的基礎上的。分工使這種勞動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縱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一旦工具由機器來操縱，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就隨同它的使用價值一起消失。工人就像停止流通的紙幣一樣賣不出去。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就這樣被機器轉化為過剩的人口，也就是不再為資本的自行增殖所直接需要的人口，這些人一部分在舊的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生產反對機器生產的力量懸殊的鬥爭中毀滅，另一部分則湧向所有比較容易進去的工業部門，充斥勞動市場，從而使勞動力的價格降低到它的價值以下。有人說，需要救濟的工人會得到巨大的安慰：一方面，他們的痛苦只是“短暫的”（“atemporary inconvenience”[“短暫的不便”]）；另一方面，機器只是逐漸地占據整整一個生產領域，因此它的破壞作用的範圍和強度會縮減。一種安慰抵消另一種安慰。在機器逐漸地占領某一生產領域的地方，它給同它競爭的工人階層造成慢性的貧困。

　　在過渡迅速進行的地方，機器的影響則是廣泛的和急性的。世界歷史上再沒有比英國手工織布工人緩慢的毀滅過程更為可怕的景象了，這個過程拖延了幾十年之久，直到1838年才結束。在這些織布工人中，許多人餓死了，許多人長期地每天靠2便士維持一家人的生活。與此相反，英國的棉紡織機在東印度的影響卻是急性的。1834—1835年東印度總督確認：

　　“這種災難在商業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織布工人的屍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

　　誠然，就這些織工短暫一生的結束來說，機器帶給他們的只是“短暫的不便”。然而，由於機器不斷占領新的生產領域，機器的“短暫的”影響也就成為長期的了。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勞動條件和勞動產品具有的與工人相獨立和相異化的形態，隨着機器的發展而發展成為完全的對立。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5—497頁。

　　工廠制度的巨大的跳躍式的擴展能力和它對世界市場的依賴，必然造成熱病似的生產，並隨之造成市場商品充斥，而當市場收縮時，就出現癱瘓狀態。工業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躍、繁榮、生產過剩、危機、停滯這幾個時期的順序而不斷地轉換。由於工業循環的這種周期變換，機器生產使工人在就業上並從而在生活狀況上遭遇的沒有保障和不穩定性，成為正常的現象。除了繁榮時期以外，資本家之間總是進行十分激烈的鬥爭，以爭奪各自在市場上的份額。這個份額同產品的便宜程度成正比。除了由此造成的資本家競相採用代替勞動力的改良機器和新的生產方法以外，每次都出現這樣的時刻：為了追求商品便宜，強制地把工資壓低到勞動力價值以下。

　　可見，工廠工人人數的增加以投入工廠的總資本在比例上更迅速得多的增加為條件。

　　但是，這個過程只是在工業循環的退潮期和漲潮期內實現。它還經常被技術進步所打斷，這種進步有時潛在地代替工人，有時實際地排擠工人。機器生產中這種質的變化，不斷地把工人逐出工廠，或者把新的補充人員的隊伍拒之門外，而工廠的單純的量的擴大在把被逐出的工人吸收進來的同時，還把新的人員吸收進來。工人就這樣不斷被排斥又被吸引，被趕來趕去，而且被招募來的人的性別、年齡和熟練程度也不斷變化。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2—523頁。

　　如果說機器在農業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機器使工廠工人遭到的那種身體上的損害，那麼機器在農業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過剩”方面卻發生了更為強烈的作用，而且沒有遇到什麼抵抗，這一點我們在以後將會詳細談到。例如，在劍橋郡和薩福克郡，最近20年來耕地面積大大擴大了，而在這一時期農村人口不但相對地減少了，而且絕對地減少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8頁。

　　資本積累最初只是表現為資本的量的擴大，但是以上我們看到，它是通過資本構成不斷發生質的變化，通過減少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來不斷增加資本的不變組成部分而實現的。

　　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之相適應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由此引起的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不只是同積累的增進或社會財富的增長保持一致的步伐。它們的進展要快得多，因為簡單的積累即總資本的絕對擴大，伴隨有總資本的各個分子的集中，追加資本的技術變革，也伴隨有原資本的技術變革。因此，隨着積累的進程，資本的不變部分和可變部分的比例會發生變化；假定原來是1：1，後來會變成2：1、3：1、4：1、5：1、7：

　　等等，因而隨着資本的增長，資本總價值轉變為勞動力的部分不是1/2，而是遞減為1/3、、1/5、1/6、1/8等等，轉變為生產資料的部分則遞增為2/3、3/4、4/5、5/6、7/8等等。因為對勞動的需求，不是由總資本的大小決定的，而是由總資本可變組成部分的大小決定的，所以它隨着總資本的增長而遞減，而不像以前假定的那樣，隨着總資本的增長而按比例增加。對勞動的需求，同總資本量相比相對地減少，並且隨着總資本量的增長以遞增的速度減少。誠然，隨着總資本的增長，總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即併入總資本的勞動力也會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越來越小。積累作為生產在一定技術基礎上的單純擴大而發生作用的那種間歇時間縮短了。為了吸收一定數目的追加工人，甚至為了在舊資本不斷發生形態變化的情況下繼續雇用已經在職的工人，就不僅要求總資本以不斷遞增的速度加快積累。而且，這種不斷增長的積累和集中本身，又成為使資本構成發生新的變化的一個源泉，也就是成為使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和不變組成部分相比再次迅速減少的一個源泉。總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的相對減少隨着總資本的增長而加快，而且比總資本本身的增長還要快這一事實，在另一方面卻相反地表現為，好像工人人口的絕對增長總是比可變資本即工人人口的就業手段增長得快。事實是，資本主義積累不斷地並且同它的能力和規模成比例地生產出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過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就社會總資本來考察，時而它的積累運動引起周期的變化，時而這個運動的各個因素同時分布在各個不同的生產部門。在某些部門，由於單純的積聚，資本的構成發生變化而資本的絕對量沒有增長；在有些部門，資本的絕對增長同它的可變組成部分或它所吸收的勞動力的絕對減少結合在一起；在另一些部門，資本時而在一定的技術基礎上持續增長，並按照它增長的比例吸引追加的勞動力，時而發生有機的變化，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縮小；在一切部門中，資本可變部分的增長，從而就業工人人數的增長，總是同過剩人口的激烈波動，同過剩人口的暫時產生結合在一起，而不管這種產生採取排斥就業工人這個較明顯的形式，還是採取使追加的工人人口難於被吸入它的通常水道這個不大明顯但作用相同的形式。隨着已經執行職能的社會資本量的增長及其增長程度的提高，隨着生產規模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數的擴大，隨着他們勞動的生產力的發展，隨着財富的一切源流的更加廣闊和更加充足，資本對工人的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排斥力互相結合的規模不斷擴大，資本有機構成和資本技術形式的變化速度也不斷加快，那些時而同時地時而交替地被捲入這些變化的生產部門的範圍也不斷增大。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產出資本積累的同時，也以日益擴大的規模生產出使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規律，事實上，每一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發生作用的人口規律。抽象的人口規律只存在於歷史上還沒有受過人干涉的動植物界。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5—728頁。

　　過剩的工人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財富發展的必然產物，但是這種過剩人口反過來又成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槓桿，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一個條件。過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產業後備軍，它絕對地從屬於資本，就好像它是由資本出錢養大的一樣。過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實際增長的限制，為不斷變化的資本增殖需要創造出隨時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隨着積累和伴隨積累而來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資本的突然膨脹力也增長了，這不僅是因為執行職能的資本的彈性和絕對財富——資本不過是其中一個有彈性的部分——增長了，也不僅是因為信用每當遇到特殊刺激會在轉眼之間把這種財富的非常大的部分作為追加資本交給生產支配。這還因為生產過程本身的技術條件，機器、運輸工具等等，有可能以最大的規模最迅速地把剩餘產品轉化為追加的生產資料。隨着積累的增進而膨脹起來的並且可以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大量社會財富，瘋狂地湧入那些市場突然擴大的舊生產部門，或湧入那些由舊生產部門的發展而引起需要的新興生產部門，如鐵路等等。在所有這些場合，都必須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決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響其他部門的生產規模。這些人就由過剩人口來提供。現代工業特有的生活過程，由中常活躍、生產高度繁忙、危機和停滯這幾個時期構成的、穿插着較小波動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產業後備軍或過剩人口的不斷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後再形成這樣的基礎之上的。而工業周期的階段變換又使過剩人口得到新的補充，並且成為過剩人口再生產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現代工業這種獨特的生活過程，我們在人類過去的任何時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幼年時期也不可能出現。那時資本構成的變化還極其緩慢。因此，對勞動的需求的增長，總的說來是同資本的積累相適應的。不管那時資本積累的增進同現代相比是多麼緩慢，它還是碰到了可供剝削的工人人口的自然限制，這些限制只有通過以後將要談到的暴力手段才能清除。生產規模突然的跳躍式的膨脹是它突然收縮的前提；而後者又引起前者，但是沒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沒有不取決於人口絕對增長的工人的增加，前者是不可能的。工人的這種增加，是通過使一部分工人不斷地被“游離”出來的簡單過程，通過使就業工人人數比擴大的生產相對減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現代工業的整個運動形式來源於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斷地轉化為失業的或半失業的人手。政治經濟學的膚淺性也表現在，它把信用的膨脹和收縮，把工業周期各個時期更替的這種單純的徵狀，看做是造成這種更替的原因。正如天體一經投入一定的運動就會不斷地重複這種運動一樣，社會生產一經進入交替發生膨脹和收縮的運動，也會不斷地重複這種運動。而結果又會成為原因，於是不斷地再生產出自身條件的整個過程的階段變換就採取周期性的形式。這種周期性一經固定下來，那麼，就連政治經濟學也會把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過剩人口的生產，看做是現代工業的生活條件。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8—730頁。

　　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既是積累的原因，又是積累的結果——使資本家能夠通過從外延方面或內涵方面加強對單個勞動力的剝削，在支出同樣多的可變資本的情況下推動更多的勞動。其次，我們還知道，資本家越來越用不大熟練的工人排擠較熟練的工人，用未成熟的勞動力排擠成熟的勞動力，用女勞動力排擠男勞動力，用少年或兒童勞動力排擠成年勞動力，這樣，他就用同樣多的資本價值買到更多的勞動力。

　　所以，在積累的進程中，一方面，較大的可變資本無須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另一方面，同樣數量的可變資本用同樣數量的勞動力就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最後，通過排擠較高級的勞動力可以推動更多較低級的勞動力。

　　因此，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或工人的游離，比生產過程隨着積累的增進而加速的技術變革，比與此相適應的資本可變部分比不變部分的相對減少，更為迅速。如果說生產資料在擴大規模和作用的同時，在越來越小的程度上成為工人的就業手段，那麼，這種情況本身又會由於下述事實而有所變化：勞動生產力越是增長，資本造成的勞動供給比資本對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工人階級中就業部分的過度勞動，擴大了它的後備軍的隊伍，而後者通過競爭加在就業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壓力，又反過來迫使就業工人不得不從事過度勞動和聽從資本的擺布。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迫使它的另一部分無事可做，反過來，它的一部分無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這成了各個資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時又按照與社會積累的增進相適應的規模加速了產業後備軍的生產。這個因素在相對過剩人口的形成上是多麼重要，可以拿英國的例子來證明。英國“節約”勞動的技術手段是十分強大的。但是，如果明天把勞動普遍限制在合理的程度，並且在工人階級的各個階層中再按年齡和性別進行適當安排，那麼，要依照現有的規模繼續進行國民生產，目前的工人人口是絕對不夠的。目前“非生產”工人的大多數都不得不轉化為“生產”工人。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2—734頁。

　　在手工織工漸漸餓死的那些年代，英國的棉織品的生產和出口都大大增加了。同時（1838—1841年）食品價格上漲了。而這些織工既沒有一件完整的、可以蔽體的衣服，也沒有足以維持生命的食物。人為地不斷製造出來的、只有在熱病似的繁榮時期才能被吸收的過剩人口，是現代工業的必要生產條件之一。沒有什麼東西能阻止這樣一些現象同時發生：一部分貨幣資本閒置不用；生活資料由於相對生產過剩而跌價；被機器排擠的工人正在餓得要死。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餘價值理論（續）〉》（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年7月第2版，第633頁。

　　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同一發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中，一方面表現為利潤率不斷下降的趨勢，另一方面表現為所占有的剩餘價值或利潤的絕對量的不斷增加；結果，總的說來，與可變資本和利潤的相對減少相適應的，是二者的絕對增加。我們講過，這種雙重的作用，只是在總資本的增加比利潤率的下降更快的時候才能表現出來。要在構成更高或不變資本以更大程度相對增加的情況下使用一個絕對增加了的可變資本，總資本不僅要和更高的構成成比例地增加，而且要增加得更快。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是發展，要使用同量勞動力，就需要越來越大的資本量；如果要使用更多的勞動力，那就更是如此。因此，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必然會產生永久性的表面上的工人人口過剩。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8頁。

　　儘管投在工資上的可變資本相對減少，工人的絕對人數仍然會增加，這並不會發生在一切生產部門，也不會均等地發生在一切生產部門。在農業中，活勞動要素的減少可以是絕對的。

　　此外，僱傭工人的人數儘管相對減少，但仍然會絕對增加，這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需要。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說，只要不再需要每天使用勞動力12—15小時，勞動力就已經過剩了。生產力的發展，如果會使工人的絕對人數減少，就是說，如果實際上能使整個國家能在較少的時間內完成自己的全部生產，它就會引起革命，因為它會斷絕大多數人口的活路。在這裡，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有限制又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決不是發展生產力和生產財富的絕對形式，它反而會在一定點上和這種發展發生衝突。這種衝突部分地出現在周期性危機中，這種危機是由於工人人口中時而這個部分時而那個部分在他們原來的就業方式上成為過剩所引起的。資本主義生產的限制，是工人的剩餘時間。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3頁。

　　租地農場主叫嚷要求降低地租。在個別情況下，他們達到了目的。但是總的說來，他們的這個要求並沒有成功。他們只好求助於降低生產費用，如大量採用蒸汽發動機和新機器，這些機器，一方面代替了馬，把馬從經營上排擠出去，另一方面也把農業短工游離出來，造成了一個人為的過剩人口，並由此引起工資的再度下降。這10年來，儘管和總人口的增長相比，農業人口普遍地相對減少了，並且儘管某些純農業區的農業人口絕對減少了，但上述情況還是發生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08—709頁。

　　一方面是機器的改進，這種改進由於競爭而變成每個廠主必須執行的強制性命令，而且也意味着工人不斷遭到解僱：產生了產業後備軍。另一方面是生產的無限擴張，這也成了每個廠主必須遵守的競爭的強制規律。這兩方面造成了生產力的空前發展、供過於求、生產過剩、市場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機、惡性循環：這裡是生產資料和產品過剩，那裡是沒有工作和沒有生活資料的工人過剩；但是，生產和社會福利的這兩個槓桿不能結合起來，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不允許生產力發揮作用，不允許產品進行流通，除非生產力和產品先轉變為資本，而阻礙這種轉變的正是生產力和產品的過剩。這種矛盾發展到荒謬的程度：生產方式起來反對交換形式。資產階級已經暴露出它沒有能力繼續管理自己的社會生產力。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5—566頁。

　　一部分資本在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周轉，而另一部分資本卻閒置在錢櫃裡。一部分工人每天工作14小時或16小時，而另一部分工人卻無所事事，無活可干，活活餓死。或者，這種分立現象並不同時發生：今天生意很好，需求很大，這時，大家都工作，資本以驚人的速度周轉着，農業欣欣向榮，工人幹得累倒了；而明天停滯到來，農業不值得費力去經營，大片土地荒蕪，資本在正在流動的時候凝滯，工人無事可做，整個國家都因財富過剩、人口過剩而備嘗痛苦。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8頁。

　　在資本和土地反對勞動的鬥爭中，前兩個要素比勞動還有一個特殊的優越條件，那就是科學的幫助，因為在目前情況下連科學也是用來反對勞動的。例如，幾乎一切機械發明，尤其是哈格里沃斯、克朗普頓和阿克萊的棉紡機，都是由於缺乏勞動力而引起的。對勞動的渴求導致發明的出現，發明大大地增加了勞動力，因而降低了對人的勞動的需求。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5頁。

　　由此可見，英國工業在任何時候，除短促的最繁榮的時期外，都一定要有失業的工人後備軍，以便在最活躍的幾個月內有可能生產市場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這種後備軍的擴大或縮小，要看市場能使他們中間的小部分還是大部分得到工作而定。雖然在市場最活躍的時候，農業區、愛爾蘭以及受普遍繁榮的影響較少的工業部門暫時也能供給工廠一定數量的工人，但是這些工人的數目到底是很少的，而且他們也同樣屬於後備軍之列，唯一的區別只在於：正是迅速的繁榮才暴露了他們是屬於這個後備軍的。在這些工人轉到較活躍的工業部門裡面去的時候，他們原來工作的地方沒有他們也行。為了稍微補一下空子，就延長工作時間，雇用婦女和少年，而當危機到來，這些工人被解僱了又回來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的位置已經被人占據了，他們自己，至少是他們中的大部分，就成了“多餘的人”。這個後備軍就構成英國的“過剩人口”，它在危機時期人數激增，而在繁榮和危機之間的時期人數也相當多。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369頁。

　　（二）人口過剩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條件

　　因此，現代工業的技術基礎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產方式的技術基礎本質上是保守的。現代工業通過機器、化學過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職能和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不斷地隨着生產的技術基礎發生變革。這樣，它也同樣不斷地使社會內部的分工發生革命，不斷地把大量資本和大批工人從一個生產部門投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因此，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另一方面，大工業在它的資本主義形式上再生產出舊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專業。我們已經看到，這個絕對的矛盾怎樣破壞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寧、穩定和保障，使工人面臨這樣的威脅：在勞動資料被奪走的同時，生活資料也不斷被奪走，在他的局部職能變成過剩的同時，他本身也變成過剩的東西；這個矛盾怎樣通過工人階級的不斷犧牲、勞動力的無限度的浪費和社會無政府狀態造成的災難而放縱地表現出來。這是消極的方面。但是，如果說勞動的變換現在只是作為不可克服的自然規律並且帶着自然規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礙時都有的那種盲目破壞作用而為自己開闢道路，那麼，大工業又通過它的災難本身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承認勞動的變換，從而承認工人儘可能多方面的發展是社會生產的普遍規律，並且使各種關係適應於這個規律的正常實現。大工業還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用適應於不斷變動的勞動需求而可以隨意支配的人，來代替那些適應於資本的不斷變動的剝削需要而處於後備狀態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貧窮工人人口；用那種把不同社會職能當做互相交替的活動方式的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只是承擔一種社會局部職能的局部個人。綜合技術學校和農業學校是這種變革過程在大工業基礎上自然發展起來的一個要素；職業學校是另一個要素，在這種學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關工藝學和各種生產工具的實際操作的教育。如果說工廠立法作為從資本那裡爭取來的最初的微小讓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廠勞動結合起來，那麼毫無疑問，工人階級在不可避免地奪取政權之後，將使理論的和實踐的工藝教育在工人學校中占據應有的位置。同樣毫無疑問，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和與之相適應的工人的經濟關係，是同這種變革酵母及其目的——消滅舊分工——直接矛盾的。但是，一種歷史生產形式的矛盾的發展，是這種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歷史道路。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0—562頁。

　　這同樣會影響到勞動力市場，以致把大量潛在的相對過剩人口，甚至已經就業的工人，吸引到新的產業部門中去。一般說來，像鐵路建設那樣大規模的企業，會從勞動力市場上取走一定數量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的來源僅僅是某些只使用壯工的部門（如農業等等）。甚至在新企業已經成為穩定的生產部門以後，從而，在它所需要的流動的工人階級已經形成以後，這種現象還會發生。例如，在鐵路建設的規模突然比平均規模大時，情況就是這樣。工人後備軍——這種後備軍的壓力使工資保持較低的水平——有一部分被吸收了。現在工資普遍上漲，甚至勞動市場上就業情況一直不錯的部分也是這樣。這個現象會持續一段時間，直到不可避免的崩潰再把工人後備軍游離出來，再把工資壓低到最低限度，甚至壓低到這個限度以下。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0頁。

　　每一次危機都會暫時減少奢侈品的消費。危機使（Ⅱb）v到貨幣資本的再轉化延緩和停滯，使這種再轉化只能部分地進行，從而有一部分生產奢侈品的工人被解僱；另一方面，必要消費資料的出售也會因此停滯和減少。這裡完全撇開不說那些同時被解僱的非生產工人，他們由於為資本家服務而得到資本家奢侈支出的一部分（這些工人本身相應地也是奢侈品），特別是這些工人在必要生活資料等等的消費方面也占了很大一部分。在繁榮時期，特別是在欺詐盛行期間，情況正好相反。在這個時期，貨幣的表現在商品中的相對價值已由於其他原因（並不是由於現實的價值革命）而降低，所以，商品的價格不以商品本身的價值為轉移而提高。不僅是必要生活資料的消費增加了；工人階級（他們的全部後備軍現在都積極參加進來）也暫時參加了他們通常買不起的各種奢侈品的消費，此外，他們還會參加這類必要消費品的消費，其中絕大部分通常只對資本家階級來說才是“必要”消費資料；而這些又會引起價格的提高。

　　認為危機是由於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者引起的，這純粹是同義反覆。除了需要救濟的貧民的消費或“盜賊”的消費以外，資本主義制度只知道進行支付的消費。商品賣不出去，無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買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費者（因為購買商品歸根結底是為了生產消費或個人消費）。但是，如果有人想使這個同義反覆具有更深刻的論據的假象，說什麼工人階級從他們自己的產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們從中得到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們的工資，弊端就可以消除，那麼，我們只須指出，危機每一次都恰好有這樣一個時期做準備，在這個時期，工資會普遍提高，工人階級實際上也會從供消費用的那部分年產品中得到較大的一份。按照這些具有健全而“簡單”（！）的人類常識的騎士們的觀點，這個時期反而把危機消除了。因此，看起來，資本主義生產包含着各種和善意或惡意無關的條件，這些條件只不過讓工人階級暫時享受一下相對的繁榮，而這種繁榮往往只是危機風暴的預兆。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6—457頁。

　　在第一冊，我們已經詳細地論述過，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勞動力總是準備好的；在必要時，不用增加所雇用工人的人數，即不用增加勞動力的量，就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因此，這裡暫時沒有必要進一步加以論述，而只要假定，新形成的貨幣資本中可以轉化為可變資本的部分，在應該轉化時總會找到勞動力。我們在第一冊還論述過，一定的資本，沒有積累，還是能夠在一定界限之內擴大它的生產規模。但是，這裡要講的是特定意義上的資本積累，因此，生產的擴大以剩餘價值轉化為追加資本作為條件，也就是以擴大作為生產基礎的資本為條件。

　　金生產者能夠把他的一部分金剩餘價值，作為潛在的資本來積累；只要達到必要的數量，他就能夠把它直接轉化為新的可變資本，而不必為此先出售他的剩餘產品；同樣地，他能夠直接把它轉化為不變資本的要素。但是在後一種場合，他就必須找到他的不變資本的這些物質要素；或者像以上說明的那樣，假定每個生產者都是為存貨而生產，然後把他的成品送往市場，或者假定每個生產者都是為訂貨而生產。在這兩個場合，都是以生產的實際擴大為前提的，也就是以剩餘產品為前提的；在前一個場合，剩餘產品是實際存在的，在後一個場合，剩餘產品是潛在地存在的，是能夠供應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4頁。

　　（三）人口過剩的各種存在形式

　　因此，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一方面創造了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的新的強大動機，並且使勞動方式本身和社會勞動體的性質發生這樣的變革，以致打破對這種趨勢的抵抗，另一方面，部分地由於使資本過去無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階層受資本的支配，部分地由於使那些被機器排擠的工人游離出來，製造了過剩的勞動人口，這些人不得不聽命於資本強加給他們的規律。由此產生了現代工業史上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即機器消滅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產生了經濟學上的悖論，即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竟變為把工人及其家屬的全部生活時間轉化為受資本支配的增殖資本價值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9頁。

　　相對過剩人口是形形色色的。每個工人在半失業或全失業的時期，都屬於相對過剩人口。工業周期階段的更替使相對過剩人口具有顯着的、周期反覆的形式，因此，相對過剩人口時而在危機時期急劇地表現出來，時而在營業呆滯時期緩慢地表現出來。如果撇開這些形式不說，那麼，過剩人口經常具有三種形式：流動的形式、潛在的形式和停滯的形式。

　　在現代工業的中心——工廠、製造廠、冶金廠、礦山等等，工人時而被排斥，時而在更大的規模上再被吸引，因此總的說來，就業人數是增加的，雖然增加的比率同生產規模相比不斷縮小。在這裡，過剩人口處於流動的形式。

　　無論在真正的工廠中，還是在一切有機器作為因素加入或者甚至僅僅實行現代分工的大工場中，都需要大量的還沒有脫離少年期的男工。少年期一過，便只剩下極少數的人能夠被原生產部門繼續雇用，而大多數的人通常要被解僱。他們成了流動過剩人口的一個要素，這個要素隨着工業規模的擴大而增大。其中一部分人移居國外，其實不過是跟着流動的資本流出去。由此造成的後果之一，是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增長得快，英格蘭就是一個例子。工人數量的自然增長不能滿足資本積累的需要，但同時又超過這種需要，這是資本運動本身的一個矛盾。資本需要的少年工人數量較大，成年工人數量較小。比這個矛盾更引人注目的是另一個矛盾：在成千上萬的人手流落街頭的同時，有人卻抱怨人手不足，因為分工把人手束縛在一定的生產部門了。此外，資本消費勞動力是如此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經多少衰老了。他落入過剩者的隊伍，或者從較高的等級被排擠到較低的等級。我們看到，正是大工業中的工人壽命最短。

　　“曼徹斯特保健醫官利醫生證實，該市富裕階級的平均壽命是38歲，而工人階級的平均壽命只有17歲。在利物浦，前者是35歲，後者是15歲。可見，特權階級的壽命比他們的不那麼幸運的同胞的壽命要長一倍以上。”

　　在這種情況下，這部分無產階級的絕對增長就需要採取這樣一種形式：它的成員迅速耗損，但是它的人數不斷增大。這樣就需要工人一代一代地迅速更替。（這個規律對人口中的其他階級是不適用的。）這種社會需要，是通過早婚這一大工業工人生活條件的必然後果，並通過剝削工人子女以獎勵工人生育子女的辦法來滿足的。

　　資本主義生產一旦占領農業，或者依照它占領農業的程度，對農業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隨着在農業中執行職能的資本的積累而絕對地減少，而且對人口的這種排斥不像在非農業的產業中那樣，會由於更大規模的吸引而得到補償。因此，一部分農村人口經常準備着轉入城市無產階級或製造業無產階級的隊伍，經常等待着有利於這種轉化的條件。（這裡所說的製造業是指一切非農業的產業。）因此，相對過剩人口的這一源泉是長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斷地流向城市是以農村本身有經常潛在的過剩人口為前提的，這種過剩人口的數量只有在排水渠開放得特別大的時候才能看得到。因此，農業工人的工資被壓到最低限度，他總是有一隻腳陷在需要救濟的赤貧的泥潭裡。

　　第三類相對過剩人口，停滯的過剩人口，形成現役勞動軍的一部分，但是就業極不規則。因此，它為資本提供了一個貯存着可供支配的勞動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這種勞動力的生活狀況降到了工人階級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正是這種情況使它成為資本的特殊剝削部門的廣泛基礎。它的特點是勞動時間最長而工資最低。它的主要形式，我們在家庭勞動一節中已經看到了。它不斷地從大工業和農業的過剩者那裡得到補充，特別是從那些由於手工業生產被工場手工業生產打垮，或者工場手工業生產被機器生產打垮而沒落的工業部門那裡得到補充。它的數量隨着由積累的規模和能力的增大造成的“過剩”工人的增長而增加。但是，它同時又是工人階級中一個會自行再生產和繁衍不息的要素，它在工人階級的增長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大於其他要素。實際上，不僅出生和死亡的數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絕對量都同工資的水平，即各類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資料量成反比。資本主義社會的這個規律，在野蠻人中間，或者甚至在文明的移民中間，聽起來會是荒謬的。它使人想起各種個體軟弱的、經常受到追捕的動物的大量再生產。

　　最後，相對過剩人口的最底層陷於需要救濟的赤貧的境地。撇開流浪者、罪犯和妓女，一句話，撇開真正的流氓無產階級不說，這個社會階層由三類人組成。第一類是有勞動能力的人。只要粗略地瀏覽一下英格蘭需要救濟的貧民的統計數字，就會發現，他們的人數每當危機發生時就增大，每當營業復甦時就減少。第二類是孤兒和需要救濟的貧民的子女。他們是產業後備軍的候補者，在高度繁榮時期，如在1860年，他們迅速地大量地被捲入現役勞動軍的隊伍。第三類是衰敗的、流落街頭的、沒有勞動能力的人。屬於這一類的，主要是因分工而失去靈活性以致被淘汰的人，還有超過工人正常年齡的人，最後還有隨着帶有危險性的機器、採礦業、化學工廠等等的發展而人數日益增多的工業犧牲者，如殘廢人、病人、寡婦等等。需要救濟的赤貧形成現役勞動軍的殘疾院和產業後備軍的死荷重。它的生產包含在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中，它的必然性包含在相對過剩人口的必然性中，它和相對過剩人口一起，形成財富的資本主義生產和發展的一個存在條件。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項非生產費用，但是，資本知道怎樣把這項費用的大部分從自己的肩上轉嫁到工人階級和中等階級下層的肩上。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8—742頁。

　　（四）人口過剩作為機器的資本主義使用的結果

        如果只把機器看做使產品便宜的手段，那麼使用機器的界限就在於：生產機器所費的勞動要少於使用機器所代替的勞動。可是對資本說來，這個界限表現得更為狹窄。因為資本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勞動，而是所使用的勞動力的價值，所以，對資本說來，只有在機器的價值和它所代替的勞動力的價值之間存在差額的情況下，機器才會被使用。因為工作日中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的比例，在不同的國家是不同的，而且在同一個國家不同的時期，或者在同一時期不同的生產部門，也是不同的；其次，因為工人的實際工資有時降到他的勞動力價值以下，有時升到他的勞動力價值以上，所以，機器的價格和它所要代替的勞動力的價格之間的差額，可以有很大的變動，即使生產機器所必需的勞動量和機器所代替的勞動總量之間的差額保持不變。但是，對資本家本身來說，只有前一種差額才決定商品的生產費用，並通過競爭的強制規律對他發生影響。因此，現在英國發明的機器只能在北美使用，正像16世紀和17世紀德國發明的機器只能在荷蘭使用，18世紀法國的某些發明只能在英國使用一樣。在一些較老的發達國家，機器本身在某些產業部門的使用，會造成其他部門的勞動過剩（李嘉圖用的是redundancy of labour），以致其他部門的工資降到勞動力價值以下，從而阻礙機器的應用，並且使機器的應用在資本看來是多餘的，甚至往往是不可能的，因為資本的利潤本來不是靠減少所使用的勞動得來的，而是靠減少有酬勞動得來的。近幾年來，在英國毛紡織業的某些部門中，童工顯着減少，有的地方幾乎完全被排擠掉了。為什麼呢？因為工廠法規定童工必須實行兩班制，一班勞動六小時，另一班勞動四小時，或每班只勞動五小時。但是父母們不願比以前出賣全日工更便宜地出賣半日工。因此半日工就被機器所代替。在礦井禁止使用婦女和兒童（10歲以下的）以前，資本認為，在煤礦和其他礦井使用裸體的婦女和少女，而且往往讓她們同男子混在一起的做法，是完全符合它的道德規範的，尤其是它的總賬的，所以直到禁止使用婦女和兒童以後，資本才採用機器。美國人發明了碎石機。英國人不採用這種機器，因為從事這種勞動的“不幸者”（“wretch”是英國政治經濟學用來稱呼農業工人的術語）的勞動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有報酬的，所以對於資本家說來，機器反而會使生產變貴。在英國，直到現在還有時不用馬而用婦女在運河上拉縴等等，因為生產馬和機器所需要的勞動是一個數學上的已知量，而維持過剩人口中的婦女所需要的勞動，卻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恰恰是英國這個機器國家，比任何地方都更無恥地為了卑鄙的目的而浪費人力。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1—453頁。

　　現代工場手工業中對廉價勞動力和未成熟勞動力的剝削，比在真正的工廠中還要無恥，因為工廠所擁有的技術基礎，即代替肌肉力的機器和輕便的勞動，在現代工場手工業中大多是不存在的；同時，在現代工場手工業中，女工或未成熟工人的身體還被喪盡天良地置於有毒物質等等的侵害之下。而這種剝削在所謂的家庭勞動中，又比在工場手工業中更加無恥，這是因為：工人的反抗力由於分散而減弱，在真正的雇主和工人之間擠進了一大批貪婪的寄生蟲，家庭勞動到處和同一生產部門的機器生產或者至少是工場手工業生產進行競爭，貧困剝奪了工人必不可少的勞動條件——空間、光線、通風設備等等，就業越來越不穩定，最後，在這些由大工業和大農業所造成的“過剩”人口的最後避難所里，工人之間的競爭必然達到頂點。由於採用機器生產才系統地實現的生產資料的節約，一開始就同時是對勞動力的最無情的浪費和對勞動發揮作用的正常條件的剝奪，而現在，在一個工業部門中，社會勞動生產力和結合的勞動過程的技術基礎越不發達，這種節約就越暴露出它的對抗性和殺人的一面。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2頁。

　　（五）人口過剩和資本積累

　　我們已經知道，機器生產以越來越大的規模占領這個生產部門本身。再拿原料來說，毫無疑問，例如棉紡業的飛速發展極大地促進了美國的植棉業，從而不僅大大促進了非洲的奴隸貿易，而且還使飼養黑人成了所謂邊疆蓄奴各州的主要事業。1790年，美國進行了第一次奴隸人口調查，當時共有奴隸697000人，而到1861年大約有400萬人。另一方面，同樣明確的是，機械毛紡織工廠的興旺，以及耕地不斷轉化為牧羊場，引起了農業勞動者的大量被驅逐和“過剩”。愛爾蘭直到目前還在經歷着這個過程，那裡的人口從1845年以來幾乎減少了一半，並且還在繼續減少，以達到同愛爾蘭大地主和英格蘭毛紡織廠主先生們的需要恰好相適應的那個程度。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0—511頁。

　　最近幾年來不斷擴大的幫伙制度當然不是為了幫頭的利益而存在的。它是為了大租地農場主或地主的發財致富的需要而存在的。在租地農場主看來，再沒有更巧妙的辦法能把他的勞動人員大大壓低到正常水平以下，而又能經常擁有一批額外勞力來應付額外工作，花儘量少的錢榨取儘量多的勞動，並使成年男工“過剩”。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為什麼人們一方面承認農民處於不同程度的失業中，而另一方面又認為，由於男勞動力缺乏並流往城市，幫伙制度是“必要的”。林肯郡等地的已清除雜草的田地和人類的雜草，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對立的兩極。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01—802頁。

　　資本主義生產最美妙的地方，就在於它不僅不斷地再生產出僱傭工人本身，而且總是與資本積累相適應地生產出僱傭工人的相對過剩人口。這樣，勞動的供求規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軌道上，工資的變動就限制在資本主義剝削所容許的範圍內，最後，工人對資本家必不可少的社會從屬性即絕對的從屬關係得到了保證。政治經濟學家在本國，即在宗主國，可以花言巧語地把這種絕對的從屬關係描繪成買者和賣者之間的自由契約關係，描繪成同樣獨立的商品占有者即資本商品占有者和勞動商品占有者之間的自由契約關係。但是在殖民地，這個美麗的幻想破滅了。到這裡來的許多工人都是成年人，因此這裡絕對人口增長得比宗主國快得多，但是勞動市場卻總是供給不足。勞動的供求規律遭到了破壞。一方面，舊大陸不斷地把渴望剝削和要求禁慾的資本投進來，另一方面，僱傭工人本身有規則的再生產，遇到了非常頑強的、部分是不可克服的障礙。哪裡還能與資本積累相適應地生產出過剩的僱傭工人來呢！今天的僱傭工人，明天就會成為獨立經營的農民或手工業者。

　　他從勞動市場上消失，但並不是到貧民習藝所去了。僱傭工人不斷地轉化為獨立生產者，他們不是為資本勞動，而是為自己勞動，不是使資本家老爺變富，而是使自己變富；這種轉化又反過來對勞動市場的狀況產生極有害的影響。不僅僱傭工人受剝削的程度低得不像樣子；而且，僱傭工人在喪失對禁慾資本家的從屬關係時，也喪失了對他的從屬感情。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81—882頁。

　　（六）消滅相對過剩人口

　　為了把社會生產變為一個由合作的自由勞動構成的和諧的大整體，必須進行全面的社會變革，也就是社會的全面狀況的變革。除非把社會的有組織的力量即國家政權從資本家和地主手中轉移到生產者自己手中，否則這種變革決不可能實現。

　　馬克思：《給臨時中央委員會代表的關於若干問題的指示》（1866年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2版，第271頁。

　　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取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取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消滅一切階級統治；勞動者在經濟上受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礎，是一切社會貧困、精神沉淪和政治依附的基礎；因而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是偉大的目標，一切政治運動都應該作為手段服從於這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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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1871年9月底10月初—大約11月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6頁。

　　在共產主義社會裡，人和人的利益並不是彼此對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競爭就消失了。當然也就談不到個別階級的破產，更談不到像現在那樣的富人和窮人的階級了。

　　恩格斯：《在愛北斐特的演說》（1845年2月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605頁。

　　工人階級根據自己的經驗認識到，他們要獲得任何持久的利益，不能夠依靠別人，而應當親自爭取，首先應當採取的辦法是奪取政權。

　　恩格斯：《十小時工作日問題》（1850年2月9日—大約20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86頁。

　　生產資料的擴張力撐破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加給它的桎梏。把生產資料從這種桎梏下解放出來，是生產力不斷地加速發展的唯一先決條件，因而也是生產本身實際上無限增長的唯一先決條件。但是還不止於此。生產資料由社會占有，不僅會消除生產的現存的人為障礙，而且還會消除生產力和產品的有形的浪費和破壞，這種浪費和破壞在目前是生產的無法擺脫的伴侶，並且在危機時期達到頂點。此外，這種占有還由於消除了現在的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窮奢極欲的揮霍而為全社會節省出大量的生產資料和產品。通過社會化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這種可能性現在第一次出現了，但它確實是出現了。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3—564頁。

　　我們的目的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這種制度將給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給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質生活和閒暇時間，給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恩格斯：《弗·恩格斯對英國北方社會主義聯盟綱領的修正》（1887年6月14日和23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9月第1版，第570頁。

　　九 對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及相關理論的批判

　　（一）對馬爾薩斯主義的批判

　　假如讀者想提醒我們不要忘了1798年發表《人口原理》的馬爾薩斯，那我要提醒你們：他這本書最初的版本不過是對笛福、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唐森、富蘭克林、華萊士等人的小學生般膚淺的和牧師般拿腔做調的剽竊，其中沒有一個他獨自思考出來的命題。這本小冊子所以轟動一時，完全是由黨派利益引起的。法國革命在不列顛王國找到了熱情的維護者；“人口原理”是在18世紀逐漸編造出來的，接着在一次巨大的社會危機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揚為對付孔多塞等人學說的萬無一失的解毒劑，英國的寡頭政府認為它可以最有效地撲滅一切追求人類進步的熱望，因而報以熱情的喝彩。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11頁。

　　但是馬爾薩斯為之效勞的保守利益使他看不到，隨着機器的異常的發展以及對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的剝削，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必定會使工人階級的很大一部分“過剩”，特別是在戰爭造成的需求和英國對世界市場的壟斷消失的時候。用永恆的自然規律去解釋這種“人口過剩”，當然比用資本主義生產的純粹歷史的自然規律去解釋更便利，更符合馬爾薩斯真正牧師般地崇拜的統治階級的利益。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04頁。

　　作為所謂“自然人口規律”的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規律，可以簡單地歸結如下：資本、積累同工資率之間的關係，不外是轉化為資本的無酬勞動和為推動追加資本所必需的追加勞動之間的關係。因此，這決不是兩個彼此獨立的量，即資本量和工人人口數量之間的關係；相反地，歸根到底這只是同一工人人口所提供的無酬勞動和有酬勞動之間的關係。如果工人階級提供的並由資本家階級所積累的無酬勞動量增長得十分迅速，以致只有大大追加有酬勞動才能轉化為資本，那末，工資就會提高，而在其他一切情況不變時，無酬勞動就會相應地減少。但是，一旦這種減少達到這樣一點，即滋養資本的剩餘勞動不再有正常數量的供應時，反作用就會發生：收入中資本化的部分減少，積累削弱，工資的上升運動受到反擊。可見，勞動價格的提高被限制在這樣的界限內，這個界限不僅使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不受侵犯，而且還保證資本主義制度的規模擴大的再生產。可見，被神秘化為一種自然規律的資本主義積累規律，實際上不過表示：資本主義積累的本性，決不允許勞動剝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勞動價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嚴重地危及資本關係的不斷再生產和它的規模不斷擴大的再生產。在一種不是物質財富為工人的發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為現有價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產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是別的樣子。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頭腦的產物的支配一樣，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受他自己雙手的產物的支配。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16—717頁。

　　如果馬爾薩斯不這樣片面地看問題，那麼他必定會看到，人口過剩或勞動力過剩是始終與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繫着的。只有在整個生產力過大的地方，人口才會過多。從馬爾薩斯寫作時起，任何人口過剩的國家的情況，尤其是英國的情況，都極其明顯地證實了這一點。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0頁。

　　其次，馬爾薩斯利用安德森的地租理論，為的是使自己的人口規律第一次同時有政治經濟學的和現實的（博物學的）論據，而他從以前的着作家那裡借用的關於幾何級數和算術級數的荒謬說法，則是一種純粹空想的假設。…………把馬爾薩斯的着作同安德森的着作仔細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馬爾薩斯知道安德森，並且利用安德森。馬爾薩斯本來就是一個職業剽竊者。只要把他論人口的着作第一版同我以前引用過的唐森牧師的着作對比一下，就會相信，馬爾薩斯不是作為具有自由創作思想的人來加工唐森的着作，而是作為盲從的剽竊者照抄和轉述唐森的着作，雖然他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提到唐森，隱匿了唐森的存在。

　　馬爾薩斯利用安德森的方式，是很有特色的。安德森維護鼓勵穀物輸出的出口獎勵和限制穀物輸入的進口稅，決不是從地主的利益出發，而是因為他相信，這樣的立法會“降低穀物的平均價格”，保證農業生產力的均衡發展。馬爾薩斯採用安德森的這個實際結論，則因為馬爾薩斯作為英國國教會的真誠教徒，是土地貴族的職業獻媚者，他從經濟學上替土地貴族的地租、領乾薪、揮霍、殘忍等等辯護。只是在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同土地所有權的利益，同貴族的利益一致時，即他們反對人民群眾、反對無產階級時，馬爾薩斯才擁護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但是，凡是土地貴族的利益同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發生分歧並且互相敵對時，馬爾薩斯就站在貴族一邊，反對資產階級。因此，他為“非生產勞動者”、消費過度等等辯護。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餘價值理論（續）〉》（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年7月第2版，第124—125頁。

　　安德森是人口論的死敵，他非常明確地強調指出，土地有不斷增長的持久的改良的能力：

　　“通過化學作用和耕種，土地可以越來越得到改良。”

　　“在合理的經營制度下，土地的生產率可以無限期地逐年提高，最後一直達到我們現在還難於設想的程度。”

　　“可以有把握地說，現在的人口同這個島能夠供養的人口比較起來是很少的，遠沒有達到引起嚴重憂慮的程度。”

　　“凡人口增加的地方，國家的生產也必定一起增加，除非人們允許某種精神的影響破壞自然的經濟。”

　　“人口論”是“最危險的偏見”。安德森力求用歷史來證明，“農業生產率”隨着人口的增長而提高，隨着人口的減少而下降。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餘價值理論（續）〉》（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年7月第2版，第159頁。

　　而馬爾薩斯呢！這個無賴，從已經由科學得出的（而且總是他剽竊來的）前提，只做出對於貴族反對資產階級以及對於貴族和資產階級兩者反對無產階級來說，是“合乎心意的”（有用的）結論。因此，他不希望為生產而生產，他所希望的只是在維持或加強現存的東西並且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那種限度內的生產。

　　他的第一部着作，就已經是靠犧牲原着而剽竊成功的最明顯的寫作例子之一。這部着作的實際目的，是為了英國現政府和土地貴族的利益，“從經濟學上”證明法國革命及其英國追隨者追求完美性的意圖是空想。也就是說，這是一本歌功頌德的小冊子，它維護現狀，反對歷史的發展；而且它還為反對革命法國的戰爭辯護。

　　他1815年關於保護關稅和地租的着作，部分地是要證明他以前為生產者的貧困所作的辯解，但首先是為了維護反動的土地所有權，反對“開明的”、“自由的”和“進步的”資本，特別是要證明英國立法當時為了保護貴族利益反對工業資產階級而採取的有意的倒退是正確的。最後，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是反對李嘉圖的，這本書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工業資本”及其生產率依以發展的那些規律的絕對要求，納入從土地貴族、國教會（馬爾薩斯所屬的教會）、政府養老金領取者和食稅者的現有利益看來是“有利的”和“適宜的”“範圍”。但是，一個人如果力求使科學去適應不是從科學本身（不管這種科學如何錯誤）引出的觀點，而是從外部、從與與科學無關的、外在利益引出的觀點，我就說這種人“卑鄙”。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餘價值理論（續）〉》（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年7月第2版，第128—129頁。

　　馬爾薩斯牧師就完全不同了。他為了生產而把工人貶低到役畜的地位，甚至宣布要餓死他們並強制他們當光棍。[但是]在同樣的生產的要求減少地主的“地租”時，在同樣的生產的要求威脅國教會的“什一稅”或“食稅者”的利益時，或者，在為了一部分代表生產進步的工業資產階級而去犧牲另一部分本身利益阻礙生產進步的工業資產階級時，——總之，在貴族的某種利益同資產階級的利益對立時，或者，在進步的資產階級的某種利益同保守和停滯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對立時，——在所有這些場合，馬爾薩斯“牧師”都不是為了生產而犧牲特殊利益，而是竭盡全力企圖為了現有統治階級或統治階級集團的特殊利益而犧牲生產的要求。為了這個目的，他在科學上偽造自己的結論。這就是他在科學上的卑鄙，就是他對科學的犯罪，更不用說他那無恥的熟練的剽竊手藝了。馬爾薩斯在科學上的結論，是看着統治階級特別是統治階級的反動分子的“眼色”捏造出來的；這就是說，馬爾薩斯為了這些階級的利益而偽造科學。相反，對於被壓迫階級，他的結論卻是冷酷無情的。他不單單是冷酷無情，而且宣揚他的冷酷無情，昔尼克式地以此感到快樂，並且在用他的結論反對“窮人”時，把他的結論誇大到極端，甚至超過了從他的觀點看來還可以在科學上說得過去的程度。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餘價值理論（續）〉》（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年7月第2版，第129—130頁。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這部着作第一版沒有包含一個新的科學詞彙；這本書只應看做卡普勤教士喋喋不休的說教，只應看做是用亞伯拉罕·聖克拉拉文體對唐森、斯圖亞特、華萊士、埃爾伯等人的論斷的改寫。因為這本書實際上只是指望以它的大眾化的形式來引人注意，所以它理所當然地要引起大眾的憎恨。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餘價值理論（續）〉》（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年7月第2版，第130頁。

　　達爾文在他的卓越的着作中沒有看到，他在動物界和植物界發現了“幾何”級數，就是把馬爾薩斯的理論駁倒了。馬爾薩斯的理論正好建立在他用華萊士關於人類繁殖的幾何級數同幻想的動植物的“算術”級數相對立上面。在達爾文的着作中，例如在談到物種滅絕的地方，也有在細節上（更不用說達爾文的基本原則了）從博物學方面對馬爾薩斯理論的反駁。而當馬爾薩斯的理論以安德森的地租理論為依據時，他的理論又被安德森本人駁倒了。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餘價值理論（續）〉》（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年7月第2版，第131頁。

　　朗格先生（在《論工人問題……》第二版中）對我大加讚揚，但目的是為了抬高他自己。事情是這樣的，朗格先生有一個偉大的發現：全部歷史可以納入一個唯一的偉大的自然規律。這個自然規律就是“struggle for life”，即“生存鬥爭”這一句話（達爾文的說法這樣應用就變成了一句空話），而這句話的內容就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規律，或者更確切些說，人口過剩規律。這樣一來，就可以不去分析“生存鬥爭”如何在各種不同的社會形式中歷史地表現出來，而只要把每一個具體的鬥爭都變成“生存鬥爭”這句話，並且把這句話變成馬爾薩斯關於“人口的狂想”就行了。必須承認，這對於那些華而不實、假冒科學、高傲無知和思想懶惰的人說來倒是一種十分有用的方法。

　　馬克思：《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1870年6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7—338頁。

　　然而，為了駁倒對人口過剩普遍存在的恐懼所持的根據，讓我們再回過來談生產力和人口的關係。馬爾薩斯把自己的整個體系建立在下面這種計算上：人口按幾何級數……增加，而土地的生產力按算術級數1+2+3+4+5+6增加。差額是明顯的、觸目驚心的，但這是否對呢？在什麼地方證明過土地的生產能力是按算術級數增加的呢？

　　土地的擴大是受限制的。好吧。在這個面積上使用的勞動力隨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即使我們假定，由於增加勞動而增加的收穫量，並不總是與勞動成比例地增加，這時仍然還有一個第三要素，一個對經濟學家來說當然是無足輕重的要素——科學，它的進步與人口的增長一樣，是永無止境的，至少也是與人口的增長一樣快。僅僅一門化學，光是漢弗萊·戴維爵士和尤斯圖斯·李比希兩人，就使本世紀的農業獲得了怎樣的成就？可見科學發展的速度至少也是與人口增長的速度一樣的；人口與前一代人的人數成比例地增長，而科學則與前一代人遺留的知識量成比例地發展，因此，在最普通的情況下，科學也是按幾何級數發展的。而對科學來說，又有什麼是做不到的呢？當“密西西比河流域有足夠的荒地可容下歐洲的全部人口”的時候，當地球上的土地才耕種了三分之一，而這三分之一的土地只要採用現在已經人所共知的改良耕作方法，就能使產量提高五倍、甚至五倍以上的時候，談論什麼人口過剩，豈不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83頁。

　　而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最公開的宣戰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和由此產生的新濟貧法。

　　關於馬爾薩斯的理論我們已經談過好幾次。現在我們來簡略地重述一下這一理論的主要結論：地球上永遠有過剩人口，所以永遠充滿着匱乏、貧困、窮苦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數過多，從而分為不同的階級，這是人類的宿命，是人類的永恆的命運，這些階級中有的比較富裕、受過教育、有道德，而另一些階級則比較窮苦、貧困、愚昧和不道德。由此就得出下面這個實踐上的結論（而且這個結論是馬爾薩斯本人得出的）：慈善事業和濟貧金實際上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它們只會維持過剩人口的存在，並鼓勵他們繁殖，而其餘的人的工資由於他們的競爭而降低。濟貧機構給窮人工作同樣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既然只有一定數量的勞動產品能夠得到消費，一個失業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然要使另一個現在有工作的工人失業，所以濟貧機構經營的事業是在損害私人產業的基礎上進行的。因此，問題不在於去養活過剩人口，而在於採用某種辦法儘可能限制過剩人口。馬爾薩斯乾脆宣布，以往公認的每個生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權獲得生活資料的說法是完全荒謬的。他引用了一個詩人的話：窮人來赴大自然的宴會，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馬爾薩斯補充說，於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滾蛋（she bids him to be gone），“因為他在出生前沒有先問一下社會是否願意接納他”。這一理論現在已成為英國一切真正的資產者心愛的理論，這是完全自然的，因為這種理論對他們來說是最舒適的臥榻，而且對現存關係來說有許多方面是適合的。既然問題不在於利用“過剩人口”，不在於把“過剩人口”變為有用的人口，而只在於用儘可能簡便的方法使這些人餓死，同時阻止他們生出過多的孩子，那麼事情自然就很簡單了。不過要有一個條件：必須使過剩人口承認自己是多餘的，並且心甘情願餓死。但是，儘管仁慈的資產階級已經費盡心機，使工人們相信這一點，然而目前還沒有成功的希望。相反，無產者堅決相信，他們有勤勞的雙手，他們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無所事事的有錢的資本家先生們，才真正是多餘的。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84—485頁。

　　第三，我們的人已經讓別人把拉薩爾的“鐵的工資規律”強加在自己頭上，這個規律的基礎是一種陳腐不堪的經濟學觀點，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資，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按照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工人總是太多（這就是拉薩爾的論據）。但是，馬克思在《資本論》裡已經詳細地證明，調節工資的各種規律非常複雜，根據不同的情況，時而這個規律占優勢，時而那個規律占優勢，所以它們絕對不是鐵的，反而是很有彈性的，這件事根本不像拉薩爾所想象的那樣用三言兩語就能了結。拉薩爾從馬爾薩斯和李嘉圖（歪曲了後者）那裡抄襲來的這一規律的馬爾薩斯論據，例如拉薩爾在《工人讀本》第5頁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冊子的這一論據，已被馬克思在《資本的積累過程》這一篇中駁斥得體無完膚了。接受拉薩爾的“鐵的規律”，也就是承認一個錯誤的論點和它的錯誤的論據。

　　恩格斯：《給奧·倍倍爾的信》（1875年3月18—2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2—413頁。

　　達爾文的全部生存鬥爭學說，不過是把霍布斯關於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學說和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競爭學說以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從社會搬到生物界而已。變完這個戲法以後（正像我在第一點已經指出的，我否認它是無條件合理的，特別是同馬爾薩斯的學說相關的東西），再把同一種理論從有機界搬回歷史，然後就斷言，已經證明了這些理論具有人類社會的永恆規律的效力。這種做法的幼稚可笑是一望而知的，根本用不着對此多費唇舌。但是，如果我想比較詳細地談這個問題，那麼我就要首先說明他們是蹩腳的經濟學家，其次才說明他們是蹩腳的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

　　……

　　……資本主義方式的生產所生產出來的生存資料和發展資料遠比資本主義社會所能消費的多得多，因為這種生產人為地使廣大真正的生產者同這些生存資料和發展資料相隔絕；如果這個社會由於它自身的生存規律而不得不繼續擴大對它來說已經過大的生產，並從周期性地每隔10年不僅毀滅大批產品，而且毀滅生產力本身，那麼，“生存鬥爭”的空談還有什麼意義呢？於是生存鬥爭的含義只能是，生產者階級把生產和分配的領導權從迄今為止掌握這種領導權但現在已經無力領導的那個階級手中奪過來，而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

　　順便提一下，只要把迄今的歷史視為一系列的階級鬥爭，就足以看出，把這種歷史理解為“生存鬥爭”的稍加改變的翻版，是如何膚淺。因此，我是決不會使這些冒牌的自然科學家稱心如意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羅維奇·拉甫羅夫》（1875年11月12—1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1—413頁。

　　杜林先生反對達爾文的這個理論，他說：正如達爾文本人所承認的，生存鬥爭觀念的起源，應當到國民經濟學上的人口理論家馬爾薩斯的觀點的普遍化中去尋找，所以這個理論也就具有關於人口過剩問題的馬爾薩斯牧師的觀點所固有的一切缺陷。——其實達爾文根本沒有想到要說生存鬥爭觀念的起源應當到馬爾薩斯那裡去尋找。他只是說：他的生存鬥爭理論是應用於整個動物界和植物界的馬爾薩斯理論。不論達爾文由於天真地盲目地接受馬爾薩斯學說而犯了多大的錯誤，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人們不需要戴上馬爾薩斯的眼鏡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鬥爭，看到自然界白白地產生的無數胚胎同能夠達到成熟程度的少量胚胎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事實上絕大部分是在生存鬥爭中，而且有時是在極端殘酷的生存鬥爭中解決的。正如李嘉圖用來證明工資規律的馬爾薩斯論據早已無聲無息以後，工資規律還依舊保持自己的效力一樣，生存鬥爭也可以沒有任何馬爾薩斯的解釋而依舊在自然界中進行。此外，自然界中的有機體也有自己的人口規律，不過這種規律迄今幾乎完全沒有被研究過，而證實這種規律，一定會對物種進化的理論有決定性的意義。是誰也在這方面給了決定性的推動呢？不是別人，正是達爾文。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74頁。

　　此外，我不明白，怎麼能夠在現在談論補充馬爾薩斯理論的問題。這一理論是以人口的增長超過生存資料的增長這一論斷為基礎的，而倫敦現在的糧食價格是一夸特二十先令，即不到1848—1870年時期平均糧價的一半，世所公認，現在生存資料的增長超過人口增長，人口還沒有多到要把生存資料消耗完！如果在俄國農民不得不將他們自己食用必需的糧食賣掉，他被迫這樣做當然不是由於人口增長的壓力，而是由於稅吏、地主、富農以及其他等等的壓力。據我所知，阿根廷小麥價格低廉對整個歐洲（包括俄國在內）農業危機發生的影響，比別的什麼都大。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蘭策維奇·丹尼爾遜》（1895年1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355頁。

　　在我們看來，這個問題很容易解釋。人類支配的生產力是無法估量的。資本、勞動和科學的應用，可以使土地的生產能力無限地提高。按照最有才智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的計算（參看艾利生的《人口原理》第1卷第1、2章），“人口過密”的大不列顛在十年內，將使糧食生產足以供應六倍於目前人口的需要。資本日益增加，勞動力隨着人口的增長而增長，科學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類支配。這種無法估量的生產能力，一旦被自覺地運用並為大眾造福，人類肩負的勞動就會很快地減少到最低限度。要是讓競爭自由發展，它雖然也會起同樣的作用，然而是在對立之中起作用。一部分土地進行精耕細作，而另一部分土地——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3000萬英畝好地——卻荒蕪着。一部分資本在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周轉，而另一部分資本卻閒置在錢櫃裡。一部分工人每天工作14或16小時，而另一部分工人卻無所事事，無活可干，活活餓死。或者，這種分立現象並不同時發生：今天生意很好，需求很大，這時，大家都工作，資本以驚人的速度周轉着，農業欣欣向榮，工人幹得累倒了；而明天停滯到來，農業不值得費力去經營，大片土地荒蕪，資本在正在流動的時候凝滯，工人無事可做，整個國家因財富過剩、人口過剩而備嘗痛苦。

　　經濟學家不能承認事情這樣發展是對的，否則，他就得像上面所說的那樣放棄自己的全部競爭體系，就得認識到自己把生產和消費對立起來、把人口過剩和財富過剩對立起來是荒誕無稽的。但是，既然事實是無法否認的，為了使這種事實與理論一致，就發明了人口論。

　　這種學說的創始人馬爾薩斯斷言，人口總是威脅着生活資料，一當生產增加，人口也以同樣比例增加，人口固有的那種其繁衍超過可支配的生活資料的傾向，是一切貧困和罪惡的原因。因此，在人太多的地方，就應當用某種方法把他們消滅掉：或者用暴力將他們殺死，或者讓他們餓死。可是這樣做了以後，又會出現一個空隙，這個空隙又會馬上被另一次繁衍的人口填滿，於是，以前的貧困又開始到來。據說在任何條件下都是如此，不僅在文明的狀態下，而且在自然的狀態下都是如此；新荷蘭的平均每平方英里只有一個野蠻人，卻也和英國一樣，深受人口過剩的痛苦。簡言之，要是我們願意首尾一貫，那我們就得承認：當地球上只有一個人的時候，就已經人口過剩了。從這種闡述得出的結論是：正因為窮人是過剩人口，所以，除了儘可能減輕他們餓死的痛苦，使他們相信這是無法改變的，他們整個階級的唯一出路是儘量減少生育，此外就不應該為他們做任何事情；或者，如果這樣做不行，那麼最好還是像“馬爾庫斯”所建議的那樣，建立一種國家機構，用無痛苦的辦法把窮人的孩子殺死；按照他的建議，每一個工人家庭只能有兩個半小孩，超過此數的孩子用無痛苦的辦法殺死。施捨被認為是犯罪，因為這會助長過剩人口的增長；但是，把貧窮宣布為犯罪，把濟貧所變為監獄——這正是英國通過“自由的”的新濟貧法已經做的——，卻算是非常有益的事情。的確，這種理論很不符合聖經關於上帝及其創造物完美無缺的教義，但是“動用聖經來反駁事實，是拙劣的反駁！”

　　我是否還需要更詳盡地闡述這種卑鄙無恥的學說，這種對自然和人類的惡毒誣衊，並進一步探究其結論呢？在這裡我們終於看到，經濟學家的不道德已經登峰造極。一切戰爭和壟斷制度所造成的災難，與這種理論相比，又算得了什麼呢？要知道，正是這種理論構成了自由派的自由貿易體系的拱頂石，這塊石頭一旦墜落，整個大廈就傾倒。因為競爭在這裡既然已經被證明是貧困、窮苦、犯罪的原因，那麼誰還敢對競爭贊一詞呢？

　　艾利生在上面引用過的着作中動搖了馬爾薩斯的理論，他訴諸土地的生產力，並用以下事實來反對馬爾薩斯的原理：每一個成年人能夠生產出多於他本人消費所需的東西。如果不存在這一個事實，人類就不可能繁衍，甚至不可能生存；否則成長中的一代依靠什麼來生活呢？可是，艾利生沒有深入事物的本質，因而他最後也得出了同馬爾薩斯一樣的結論。他雖然證明了馬爾薩斯的原理是不正確的，但未能駁倒馬爾薩斯據以提出他的原理的事實。

　　如果馬爾薩斯不這樣片面地看問題，那麼他必定會看到，人口過剩或勞動力過剩是始終與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繫着的。只有在整個生產力過大的地方，人口才會過多。從馬爾薩斯寫作時起，任何人口過剩的國家的情況，尤其是英國的情況，都極其明顯地證實了這一點。這是馬爾薩斯應當從總體上加以考察的事實，而對這些事實的考察必然會得出正確的結論；他沒有這樣做，而是只選出一個事實，對其他事實不予考慮，因而得出荒謬的結論。他犯的第二個錯誤是把生活資料和就業手段混為一談。人口總是威脅着就業手段，有多少人能夠就業，就有多少人出生，簡言之，勞動力的產生迄今為止由競爭的規律來調節，因而也同樣要經受周期性的危機和波動，這是事實，確定這一事實是馬爾薩斯的功績。然而，就業手段並不就是生活資料。就業手段由於機器力和資本的增加而增加，這是僅就其最終結果而言；而生活資料，只要生產力稍有提高，就立刻增加。這裡暴露出經濟學的一個新的矛盾。經濟學家所說的需求不是現實的需求，他所說的消費只是人為的消費。在經濟學家看來，只有能夠為自己取得的東西提供等價物的人，才是現實的需求者，現實的消費者。但是，如果事實是這樣：每一個成年人生產的東西多於他本人所消費的東西；小孩像樹木一樣能夠綽綽有餘地償還花在他身上的費用——難道這不是事實？

　　——，那麼就應該認為，每一個工人必定能夠生產出遠遠多於他所需要的東西，因此，社會必定會樂意供給他所必需的一切；同時也應該認為，大家庭必定是非常值得社會嚮往的禮物。但是，由於經濟學家觀察問題很粗糙，除了以可觸摸的現金向他支付的東西以外，他不知道還有任何別的等價物。他已深陷在自己的對立物中，以致連最令人信服的事實也像最科學的原理一樣使他無動於衷。

　　我們乾脆用揚棄矛盾的方法消滅矛盾。只要目前對立的利益能夠融合，一方面的人口過剩和另一方面的財富過剩之間的對立就會消失，關於一國人民純粹由於富裕和過剩而必定餓死這種不可思議的事實，這種比一切宗教中的一切奇蹟的總和更不可思議的事實就會消失，那種認為土地無力養活人們的荒謬見解也就會消失。這種見解是基督教經濟學的頂峰，——而我們的經濟學本質上是基督教經濟學，這一點我可以用任何命題和任何範疇加以證明，這個工作在適當的時候我會做的；馬爾薩斯的理論只不過是關於精神和自然之間存在着矛盾和由此而來的關於二者的墮落的宗教教條在經濟學上的表現。我希望也在經濟學領域揭示這個對宗教來說並與宗教一起早就解決了的矛盾的虛無性。同時，如果馬爾薩斯理論的辯護人事先不能用這種理論的原則向我解釋，一國人民怎麼能夠純粹由於過剩而餓死，並使這種解釋同理性和事實一致起來，那我就不會認為這種辯護是站得住腳的。

　　可是，馬爾薩斯的理論卻是一個推動我們不斷前進的、絕對必要的中轉站。我們由於他的理論，總的來說由於經濟學，才注意到土地和人類的生產力，而且我們在戰勝了這種經濟學上的絕望以後，就保證永遠不懼怕人口過剩。我們從馬爾薩斯的理論中為社會變革汲取到最有力的經濟論據，因為即使馬爾薩斯完全正確，也必須立刻進行這種變革，原因是只有這種變革，只有通過這種變革來教育群眾，才能夠從道德上限制繁殖本能，而馬爾薩斯本人也認為這種限制是對付人口過剩的最有效和最簡易的辦法。我們由於這個理論才開始明白人類的極端墮落，才了解這種墮落依存於競爭關係；這種理論向我們指出，私有制如何最終使人變成了商品，使人的生產和消滅也僅僅依存於需求；它由此也指出競爭制度如何屠殺了並且每日還在屠殺着千百萬人；這一切我們都看到了，這一切都促使我們要用消滅私有制、消滅競爭和利益對立的辦法來消滅這種人類墮落。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7—82頁。

　　當國民經濟學主張需求和供給始終相符的時候，它立即忘記，按照它自己的主張，人的供給（人口論）始終超過對人的需求；因而，需求和供給之間的比例失調在整個生產的重要結果——人的生存——上得到最顯着的表現。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2頁。

　　（二）對“土地肥力遞減規律”的批判

　　現在從頭說起，你知道，根據李嘉圖的地租理論，地租不過是生產費用和土地產品的價格之間的差額，或者，按照他的另一種說法，不過是最壞的土地的產品為補償它的費用（租佃者的利潤和利息總是算在這種費用裡面的）所必需的出售價格和最好的土地的產品所能夠得到的出售價格之間的差額。

　　依照他自己對他的理論的解釋，地租的增加表明：

　　（1）人們不得不耕種越來越壞的土地，或者說，連續使用於同一塊土地的同量的資本獲得的產品不一樣。一句話：人口對土地的要求越多，土質就變得越壞。土地變得相對地越來越貧瘠了。這恰恰為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提供了現實基礎，而他的學生們現在也在這裡尋求最後的靠山。

　　（2）只有當穀物價格上漲時，地租才能提高（至少在經濟學上是合乎規律的）；當穀物價格下跌時，地租必定降低。

　　（3）全國的地租總額如果增加，這只是由於很大數量的較壞的土地被耕種了。

　　可是，這三個論點處處都是和歷史相矛盾的。

　　（1）毫無疑問，隨着文明的進步，人們不得不耕種越來越壞的土地。但是，同樣毫無疑問，由於科學和工業的進步，這種較壞的土地和從前的好的土地比起來，是相對地好的。

　　（2）自1815年以來，穀物的價格從90先令下降到50先令，而在穀物法廢除以前，降得更低，這種下降是不規則的，但是不斷的。而地租卻不斷地提高。英國是這樣。大陸上到處也有相應的變化。

　　（3）我們在各個國家都發現，像配第曾經指出的：當穀物價格下跌時，國內地租的總額卻增加了。

　　在這裡，主要問題仍然是使地租規律與整個土壤肥力的提高相符合；只有這樣，才能解釋歷史事實，另一方面，也才能駁倒馬爾薩斯關於不僅勞動力日益衰退而且土質也日益惡化的理論。

　　馬克思：《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1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3—64頁。

　　李比希的不朽功績之一，是從自然科學的觀點出發闡明了現代農業的消極方面。他對農業史所作的歷史的概述雖不免有嚴重錯誤，但也包含一些卓見。可惜的是，他竟會不加考慮地發表這樣的見解：“把土弄得更細並且經常翻耕，會促進疏鬆的那部分土壤內的空氣流通，擴大並更新受空氣作用的土壤表面；但是很容易理解，土地的收益不會同使用在土地上的勞動成比例地增加，而是以小得多的比率增加。”李比希接着說：“這個規律最先是由約翰·斯·穆勒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表述的，該書第一卷第217頁這樣寫道：‘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同雇用的工人人數的增加相比，土地的產量以遞減的比率增加，這是農業的普遍規律〈穆勒先生甚至以錯誤的公式複述了李嘉圖學派的規律，因為在英國，所使用的工人的減少始終是同農業的進步並行的，因此，這個在英國並且為了英國而發明的規律，至少在英國是完全不適用的〉。’這確是令人驚奇的事情，因為穆勒並不知道這個規律的根據。”（李比希《化學在農業和生理學中的應用》第1卷第143頁和注釋）且不說李比希對“勞動”（他所理解的勞動與政治經濟學不同）一詞的錯誤理解，無論如何“令人驚奇的”是，他竟把約翰·斯·穆勒先生當做這個理論的首倡者，其實，這個理論最先由亞當·斯密時代的詹姆斯·安德森發表的，直到19世紀初還被他在不同的着作中加以重複；1815年，剽竊能手馬爾薩斯（他的全部人口論都是無恥的剽竊）把它據為己有；威斯特在當時也與安德森無關而獨立地對此作了闡述；1817年，李嘉圖把它同一般的價值理論聯繫起來，從此以後，這個理論就以李嘉圖的名字傳遍全世界。1820年，詹姆斯·穆勒（約翰·斯·穆勒的父親）把它庸俗化了，最後，約翰·斯·穆勒先生也把它當做一種老生常談的學派教條加以複述。不可否認，約·斯·穆勒之所以享有那種無論如何“令人驚奇”的權威，幾乎完全是由於類似的誤解造成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0頁。

　　（三）對勞動基金學說的批判

　　公民韋斯頓的論證，實際上是根據兩個前提：

　　首先，國民產品量是固定不變的，或者像數學家所說的，是一個常量或常數；其次，實際工資總額，也就是說，按照能夠用以購買的商品的數量來測定的工資總額，是一個不變額，一個常數。

　　他的前一個論斷顯然是錯誤的。你們可以看到，產品的價值和數量在逐年增加，國民勞動的生產力在逐年擴大，而這種日益增加的產品的流通所必需的貨幣數量也在不斷變化。一年告終時是如此，就可相互比較的各個不同年度來說是如此，就一年中每個平均日來說也是如此。國民產品的數或量總是在不斷變化。它不是一個常數，而是一個變數，撇開人口的變化不談，它也必然如此，因為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力總是在不斷地變化。的確，假如工資水平普遍提高了，這種提高本身，無論其後果如何，決不會立即改變產品量。這種提高最初可能是由當時的實際情況造成的。但是，如果在工資提高之前，國民產品是一個變數而不是一個常數，那麼，在工資提高之後，它仍然是一個變數而不是一個常數。

　　但是，假定說，國民產品量不是變數，而是常數。即使如此，我們的朋友韋斯頓當做邏輯結論的東西，也只是一種武斷。如果我們有一個已知數，比如說是8，那麼這個數的絕對界限並不妨礙它的各部分改變其相對界限。如果利潤為6，工資為2，那麼工資可能增加至6，利潤減少至2，而總數仍然是8。因此，產品量的固定不變，無論如何也不能證明工資總額也是固定不變的。那麼，我們的朋友韋斯頓究竟怎樣證明工資總額是固定不變的呢？不過是武斷而已。

　　但是，即使同意他的論斷，那麼它也應當在兩方面都說得通，然而公民韋斯頓卻使它只能說明一個方面。如果工資總額是一個常數，它就既不能增加，也不能減少。因此，如果說工人爭取暫時增加工資很愚蠢，那麼資本家爭取暫時降低工資也很愚蠢。我們的朋友韋斯頓並不否認，在一定的情況下，工人能夠迫使資本家增加工資，但是，他覺得工資總額是天然固定不變的，工資增加後必然會有一個反作用。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資本家能夠壓低工資，而且確實經常想壓低它。依照工資不變的原則，在這種場合，也應當像在前一種場合一樣，隨後有一個反作用。所以，工人對降低工資的企圖或對工資已經降低的現象進行反抗是正確的。所以，他們力求增加工資也是正確的，因為任何一種反抗降低工資的行動都是一種爭取增加工資的行動。依照公民韋斯頓的工資不變原則，工人也應當在一定情況下聯合起來，為增加工資而鬥爭。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27頁。

　　經濟學的上述虛構，把調節工資的一般變動或調節工人階級即總勞動力和社會總資本之間的關係的規律，同在各個特殊生產部門之間分配工人人口的規律混為一談了。例如，由於市場情況良好，某一生產部門的積累特別活躍，利潤高於平均利潤，追加資本紛紛湧來，這樣，對勞動的需求和工資自然就會提高。較高的工資把較大一部分工人人口吸引到這個有利的部門，直到這裡勞動力達到飽和，工資終於又下降到以前的平均水平，如果工人流入過多，甚至會降到這個水平以下。那時工人流入該生產部門的現象不僅停止，甚至還會發生流出現象。在這裡，政治經濟學家就以為看到了，隨着工資的提高，工人人數“在何處以及如何”絕對增長，而隨着工人人數的絕對增長，工資“在何處以及如何”下降；但是事實上，他所看到的，只是某一特殊生產部門的勞動市場的局部波動，他所看到的，只是工人人口按照資本的需要的變動而在各投資部門之間的分配。

　　產業後備軍在停滯和中等繁榮時期加壓力於現役勞動軍，在生產過剩和亢進時期又抑制現役勞動軍的要求。所以，相對過剩人口是勞動供求規律藉以運動的背景。它把這個規律的作用範圍限制在絕對符合資本的剝削欲和統治欲的界限之內。這裡正好應該回過來談一下經濟學辯護論的一大業績。我們記得，由於採用新機器或擴大舊機器，一部分可變資本轉化為不變資本，這是“束縛”資本，從而“游離”工人的活動，而經濟學辯護士卻相反地把這種活動說成是為工人游離資本。只有到現在我們才能充分地評價辯護士的厚顏無恥。其實，被游離出來的，不僅有直接被機器排擠的工人，而且還有他們的代替者和企業在原有基礎上實行一般擴大時通常會吸收的追加人員。現在他們全被“游離”出來，並且每一筆希望執行職能的新資本都能支配他們。不管這種資本吸引的是這些工人，還是另一些工人，只要這筆資本剛好足以從市場上雇走被機器拋到市場上的那麼多工人，那麼對勞動的總需求的影響就等於零。如果它雇用的人數較少，過剩的人數就會增加；如果它雇用的人數較多，勞動總需求增加的幅度也只不過等於就業的人超過“被游離的人”的那個差額。可見，尋求投資場所的追加資本本來會激起的勞動總需求的增加，在以上每一種場合都會按照工人被機器拋向街頭的程度而抵消。因此，這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的機制安排好，不讓資本的絕對增長伴有勞動總需求的相應增加。而辯護士就把這叫做對於被排擠的工人在被拋入產業後備軍的過渡時期中遭受貧困、痛苦和可能死亡的一種補償！對勞動的需求同資本的增長並不是一回事，勞動的供給同工人階級的增長也不是一回事，所以，這裡不是兩種彼此獨立的力量互相影響。骰子是假的。資本在兩方面同時起作用。它的積累一方面擴大對勞動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過“游離”工人來擴大工人的供給，與此同時，失業工人的壓力又迫使就業工人付出更多的勞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勞動的供給不依賴於工人的供給。勞動供求規律在這個基礎上的運動成全了資本的專制。因此，一旦工人識破秘密，知道了他們為什麼勞動越多，為他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是提高，他們連充當資本增殖手段的職能對他們來說也就越是沒有保障；一旦工人發現，他們本身之間競爭的激烈程度完全取決於相對過剩人口的壓力；一旦工人因此試圖通過工聯等等在就業工人和失業工人之間組織有計劃的合作，來消除或剝削資本主義生產的那種自然規律對他們這個階段所造成的毀滅性的後果，這時，資本和它的獻媚者政治經濟學家就大吵大叫起來，說這是違反了“永恆的”和所謂“神聖的”供求規律。也就是說，就業工人和失業工人之間的任何聯合都會破壞這個規律的“純粹的”作用。另一方面，例如在殖民地，一旦有不利的情況妨礙建立產業後備軍，從而妨礙工人階級絕對地隸屬於資本家階級，資本就同它的庸俗的桑喬·潘薩一道起來反叛“神聖的”供求規律，並企圖用強制手段來阻礙它發揮作用。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5—738頁。

　　大體來說，工資的一般變動僅僅由同工業周期各個時期的更替相適應的產業後備軍的膨脹和收縮來調節。因此，決定工資的一般變動的，不是工人人口絕對數量的變動，而是工人階級分為現役軍和後備軍的比例的變動，是過剩人口相對量的增減，是過剩人口時而被吸收、時而又被游離的程度。現代工業具有十年一次的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個周期性的階段，而且這些階段在積累進程中被越來越頻繁地相繼發生的不規則的波動所打斷。對於這個現代工業來說，如果有下面這樣的規律，那確實是太好了：勞動的供求不是通過資本的膨脹和收縮，因而不是按照資本當時的增殖需要來調節，以致勞動市場忽而由於資本膨脹而顯得相對不足，忽而由於資本收縮而顯得過剩，而是相反，資本的運動依存於人口量的絕對運動。然而，這正是經濟學的教條。按照這個教條，工資因資本的積累而提高。

　　工資的提高刺激工人人口更快地增加，這種增加一直持續到勞動市場充斥，因而資本同工人的供給比較起來相對不足時為止。工資下降，於是事情走向反面。由於工資的下降，工人人口逐漸減少，以致資本同工人人口比較起來又相對過剩，或者像另一些人所說的那樣，工資的降低和對工人剝削的相應提高，會使積累重新加快，而與此同時，低工資又會抑制工人階級的增長。這樣一來，就又出現勞動的供給小於勞動的需求、工資提高等等情況。這對於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是一個多麼美好的運動方法啊！可是，在真正有勞動能力的人口因工資提高而可能出現某種實際增長以前，已經一再經過了這樣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必然發生工業戰，展開廝殺，並且決出勝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4—735頁。

　　邊沁本人和馬爾薩斯、詹姆斯·穆勒、麥克庫洛赫等人都利用這一教條以達到辯護的目的，特別是為了把資本的一部分，即可變資本或可轉變為勞動力的資本，說成是一個固定的量。可變資本的物質存在，即它所代表的工人生活資料的量或所謂勞動基金，被虛構為社會財富中一個受自然鎖鏈束縛的而且不能突破的特殊部分。為了推動社會財富中要作為固定資本，或從物質方面說，要作為生產資料執行職能的那一部分，必需有一定量的活勞動。這個量是由工藝所確定的。但是，推動這一勞動量所需要的工人人數不是已定的，因為這個數目隨着單個勞動力的剝削程度而變化，這個勞動力的價格也不是已定的，已定的只是它的具有很大彈性的最低界限。這一教條所依據的事實是：一方面，工人對社會財富分為非勞動者的消費品和生產資料這一點無權過問；另一方面，工人只有在幸運的例外情況下才有可能靠犧牲富人的“收入”來擴大所謂“勞動基金”。

　　把勞動基金的資本主義界限改寫成勞動基金的社會的自然界限，造成了多麼荒唐的同義反覆，這可以用福塞特教授的例子來說明。他說：

　　“一個國家的流動資本就是它的勞動基金。因此，要想計算出每個工人所得到的平均貨幣工資，只要簡單地用工人人口的數目去除這個資本就行了。”

　　這就是說，我們先算出實際付給的個人工資的總額，然後我們就可以斷言，這樣加起來的結果就是上帝和自然強行規定的“勞動基金”的價值總額。最後，我們把用這種辦法得出的總額除以工人人數，就可以又發現平均每個工人能得到多少。這是一個非常狡猾的手法。它並不妨礙福塞特先生一口氣說出：

　　“英國每年所積累的總財富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用來維持英國本身的工業。另一部分則輸往國外…… 用在本國工業上的那一部分占這個國家每年積累的財富的不大的一部分。”

　　由此可見，從英國工人那裡不付等價物而竊取的、逐年都在增長的剩餘產品的一大部分，不是在英國而是在其他國家資本化的。但是同追加資本一起輸出的，還有上帝和邊沁所發明的“勞動基金”的一部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04—706頁。

　　十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人口

　　（一）自覺地調整人的生產

　　共產主義是對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復歸，是自覺實現並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範圍內實現的復歸。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鬥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5—186頁。

　　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頁。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着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5—436頁。

　　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7頁。

　　我們由於他的理論，總的來說由於經濟學，才注意到土地和人類的生產力，而且我們在戰勝了這種經濟學上的絕望以後，就保證永遠不懼怕人口過剩。……也必須立刻進行這種變革，原因是只有這種變革，只有通過這種變革來教育群眾，才能夠從道德上限制繁殖本能……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1頁。

　　只有一種有計劃地生產和分配的自覺的社會生產組織，才能在社會方面把人從其餘的動物中提升出來，正像一般生產曾經在物種方面把人從其餘的動物中提升出來一樣。歷史的發展使這種社會生產組織日益成為必要，也日益成為可能。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將從這種社會生產組織開始，在這個時期中，人自身以及人的生活的一切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學，都將突飛猛進，使以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2頁。

　　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體生存鬥爭停止了。

　　於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着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受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身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這些一直作為異己的、支配着人們的自然規律而同人們相對立的規律，那時就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因而將聽從他們的支配。人們自身的社會結合一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加於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至今一直統治着歷史的客觀的異己的力量，現在處於人們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大部分並且越來越多地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0頁。

　　人類數量增多到必須為其增長規定一個限度的這種抽象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說共產主義社會在將來某個時候不得不像已經對物的生產進行調節那樣，同時也對人的生產進行調節，那么正是這個社會，而且只有這個社會才能無困難地做到這點。在這樣的社會裡，有計劃地達到現在法國和下奧地利在自發的無計劃的發展過程中產生的那種結果，在我看來，並不是那麼困難的事情。無論如何，共產主義社會中的人們自己會決定，是否應當為此採取某種措施，在什麼時候，用什麼辦法，以及究竟是什麼樣的措施。我不認為自己有向他們提出這方面的建議和勸導的使命。那些人無論如何也會和我們一樣聰明。

　　恩格斯：《恩格斯致卡爾·考茨基》（1881年2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5—456頁。

　　（二）消滅城鄉對立使人口儘可能平均分布於全國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逐步消滅。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頁。

　　消滅城鄉對立不是空想，不多不少正像消除資本家與僱傭工人的對立不是空想一樣。

　　消滅這種對立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實際要求。……只有使人口儘可能地平均分布於全國，只有使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發生緊密的聯繫，並適應這一要求使交通工具也擴充起來——同時這要以廢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前提——才能使農村人口從他們數千年來幾乎一成不變地在其中受煎熬的那種與世隔絕的和愚昧無知的狀態中掙脫出來。斷定人們只有在消除城鄉對立後才能從他們以往歷史所鑄造的枷鎖中完全解放出來，這完全不是空想；當有人硬要“從現有情況出發”預先規定一種據說可用來消除現存社會中這種或其他任何一種對立的形式時，那才是空想。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6頁。

　　住宅問題，只有當社會已經得到充分改造，從而可能着手消滅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裡已達到極其尖銳程度的城鄉對立時，才能獲得解決。資本主義社會不能消滅這種對立，相反，它必然使這種對立日益尖銳化。……並不是住宅問題的解決同時就會導致社會問題的解決，而只是由於社會問題的解決，即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廢除，才同時使得解決住宅問題成為可能。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3頁。

　　因此，城市和鄉村的對立的消滅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已經成為工業生產本身的直接需要，同樣也已經成為農業生產和公共衛生事業的需要。只有通過城市和鄉村的融合，現在的空氣、水和土地的汙染才能排除，只有通過這種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眾的糞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做植物的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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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從大工業在全國的儘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滅城市和鄉村分離的條件這方面來說，消滅城市和鄉村的分離也不是什麼空想。的確，文明在大城市中給我們留下了一種需要花費許多時間和力量才能消除的遺產。但是這種遺產必須被消除而且必將被消除，即使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3—314頁。

　　（三）個人得到全面發展

　　在這種共產主義看來，物質的直接的占用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工人這個規定並沒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廣到一切人身上；私有財產關係仍然是共同體同物的世界的關係；最後，這個用普遍的私有財產來反對私有財產的運動是以一種動物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用公妻制——也就是把婦女變為公有的和共有的財產——來反對婚姻（它確實是一種排他性的私有財產的形式）。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3頁。

　　……對社會主義的人來說，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所以關於他通過自身而誕生、關於他的形成過程，他有直觀的、無可辯駁的證明。因為人和自然界的實在性，即人對人來說作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對人來說作為人的存在，已經成為實際的、可以通過感覺直觀的，所以關於某種異己的存在物、關於凌駕於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問題，即包含着對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實在性的承認的問題，實際上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了。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6—197頁。

　　個人力量（關係）由於分工而轉化為物的力量這一現象，不能靠人們從頭腦里拋開關於這一現象的一般觀念的辦法來消滅，而只能靠個人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靠消滅分工的辦法來消滅。沒有共同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0—571頁。

　　階級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而迄今為止的分工方式將完全消失。因為要把工業和農業生產提高到上面說過的水平，單靠機械和化學的輔助手段是不夠的，還必須相應地發展使用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當上個世紀的農民和手工工場工人被捲入大工業的時候，他們改變了自己的整個生活方式而成為完全不同的人，同樣，用整個社會共同經營生產和由此而引起的生產的新發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並將創造出這種人來。共同經營生產不能由現在這種人來進行，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都只隸屬於某一個生產部門，受它束縛，聽它剝削，在這裡，每一個人都只能發展自己才能的一方面而偏廢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個生產中的某一個部門或者某一個部門的一部分。就是現在的工業也越來越不能使用這樣的人了。由整個社會共同地和有計劃地來經營的工業，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發展、能夠通曉整個生產系統的人。因此，現在已被機器破壞了的分工，即把一個人變成農民、把另外一個人變成鞋匠、把第三個人變成工廠工人、把第四個人變成交易所投機者的分工，將完全消失。教育將使年輕人能夠很快熟悉整個生產系統，將使他們能夠根據社會需要或他們自己的愛好，輪流從一個生產部門轉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因此，教育將使他們擺脫現在這種分工給每個人造成的片面性。這樣一來，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將使自己的成員能夠全面發揮他們的得到全面發展的才能。於是各個不同的階級也就必然消失。因此，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一方面不容許階級繼續存在，另一方面這個社會的建立本身為消滅階級差別提供了手段。

　　由此可見，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也將消失。從事農業和工業的將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兩個不同的階級。單從純粹物質方面的原因來看，這也是共產主義聯合體的必要條件。鄉村農業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業人口的集中，僅僅適應於工農業發展水平還不夠高的階段，這種狀態是一切進一步發展的障礙，這一點現在人們就已經深深地感覺到了。

　　由社會全體成員組成的共同聯合體來共同地和有計劃地利用生產力；把生產發展到能夠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規模；結束犧牲一些人的利益來滿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狀況；徹底消滅階級和階級對立；通過消除舊的分工，通過產業教育、變換工種、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通過城鄉的融合，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的發展，——這就是廢除私有制的主要結果。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88—689頁。

　　正是由於這種工業革命，人的勞動生產力才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以致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創造了這樣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實行明智分工的條件下，不僅生產的東西可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豐裕的消費和造成充足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閒暇時間去獲得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並且不僅是去獲得，而且還要把這一切從統治階級的獨占品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財富並加以進一步發展。關鍵就在這裡。人的勞動生產力既然已發展到這樣高的水平，統治階級存在的任何藉口便都被打破了。為階級差別辯護的最終理由總是說：一定要有一個階級無須為生產每天的必需品操勞，以便有時間為社會從事腦力勞動。這種廢話在此以前曾有其充分的歷史合理性，而現在被近百年來的工業革命一下子永遠根除了。統治階級的存在，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同樣也日益成為科學和藝術發展，特別是文明社交方式發展的障礙。從來也沒有比我們現代的資產者更無知的人了。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58—259頁。

　　無產階級將取得公共權力，並且利用這個權力把脫離資產階級掌握的社會化生產資料變為公共財產。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使它們的社會性質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實現。從此按照預定計划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生產的發展使不同社會階級的繼續存在成為時代錯亂。隨着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消失，國家的政治權威也將消失。人終於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也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