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安法》通過後，香港大量的工會相繼宣布解散，當中包括曾經長期協助工人爭取權利並領導多場工人運動的職工盟，這令過去一直與其合作協助工人的香港工業傷亡權益會（下稱“工權會”）感到形單影隻。中國勞工通訊訪問到工權會總幹事蕭倩文，她指，欠缺了工會的力量，工權會在推動政策改變方面的力量變弱小，遇到有欠薪、福利困擾的工友，也難以伸出援手進行有效協助。工人權益問題在當下正被政治掛帥的香港社會所逐漸忽視，這一趨勢和中國內地加強對工人生產安全保障的內容南轅北轍。

今年的香港亦不太平，MIRROR演唱會舞台事故、安達臣道塔吊倒塌事故、foodpanda外賣員罷送……香港在欠缺集體談判權的狀況下，如今工人又欠缺有效組織的可能性與資方談判。“由治及興”的香港，工人的狀況是變好還是更差？我們在訪問中可以看到當下香港立法會在工人問題上的失效、香港官僚文化導致事故調查報告難以更多被公開等問題都亟待改善。

蕭倩文在工業傷亡權益會工作已經超過10年，擔任總幹事也3年有餘。全港每年大約有200人因為工傷意外死亡，工權會每年可以跟進到當中70個個案。意外發生時，蕭倩文大多數時候會前往事故現場或者醫院幫手，從認領遺體、辦理斂葬手續，到協助辦理工傷賠償手續，常常是忙到不可開交。疲累不是問題，她有些無力是，似乎這些年來，香港每年因為安全事故死亡的人總是那麼多，“沒什麼改進。”

工權會在給工人進行安全培訓（工權會網站）

根據12月23日工權會的工傷及職安大事回顧記者會上公布的數字，2022年上半年，香港一共發生了123宗職業死亡意外，而截至12月20日，勞工處錄得26個致命工業意外，當中建造業有17宗。（工業意外即受香港《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規管的工業行動，非屬工業類別，例如保安觸電致死、或非因意外死亡，如猝死，都不被記入當中。）

香港職業死亡意外數字

香港近年致命工業意外

香港職業安全法例落後 立法會仍向商界傾斜

今年是香港工權會成立40周年，這間機構主要職責是面對職業受傷、患病及死亡問題時，對傷者、家屬提供協助。另外，工權會還在職業安全方面做推廣，包括設立街站，進入學校宣傳等，機構認為並非進入行業後才需要培養安全意識，而是需要從小培養，這樣無論人們未來進入怎樣的行業，擔任什麼樣的職位，都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另外，工權會今年亦整理了香港工傷地圖，當中記錄了近35年來超過300宗的職業死亡事故，他們希望以地圖標記的形式讓大眾有更直觀的印象，是工人的犧牲造就了城市的繁華，公眾更應該以此為警惕留意職業安全。

蕭倩文回憶起今年香港比較大的一次事故，是發生在安達臣道的建築工地，當時天秤（塔吊）突然倒塌，造成3死6傷，引發社會震驚。事故發生時，蕭倩文第一時間去了現場，陪同家屬等待救援，不過數小時後被困的工人還是去世了。蕭倩文說，幫手處理好身後事，並協助家屬獲得公司一筆撫恤金後，就只剩下等待。因為香港勞工處的調查需要有半年的時間，然後搜集的證據要拿去詢問律政司意見，其後才能控告公司是否違反安全條例。事故複雜程度高，等待開庭的時間要超過一年。

當然，根據香港的法例，工傷意外死者的家屬也可以從賠償方面進行民事訴訟，告公司工傷及疏忽，從而獲取賠償，但是否違反安全條例則必須由政府提告。時間長之外，往往罰則為罰款，部分時間也有牽涉其中的人會坐牢。 

這便回到了香港職安健條例亟待修訂的問題。職安健條例已經沿用了約30年，當中的賠償到今時今日已經不再具備阻嚇性，若觸犯一般責任條款，如未能提供及維持作業裝置、工作系統等，現時的罰款僅有50萬，勞工界希望提升至300萬，而牽涉嚴重安全事故如有人命傷亡或者嚴重疏忽，則希望提升至1000萬（最初曾希望提升至5000萬，其後勞資雙方有妥協）。同時，雇員透過《雇員補償條例》只能向雇主索償，若雇主已是外包公司，主辦方或無法被追究責任。蕭倩文指出，依據未改變的舊法例，現在不少工傷案件最後的罰款只有數萬元，她認為根本沒有力度，無奈在香港，不少政策一直是向商界傾斜，而目前是商界的議員在立法會阻止職安健法例的修改。

舞台事故的啟示：政府應恆常化公布事故調查報告

除了安達臣道意外，也有另一單安全事故發生近半年仍熱度不減。那就是香港當紅偶像團體MIRROR演唱會的意外。7月時，MIRROR在紅館開演唱會，從第一場起就意外不斷，直至7月28日，一位舞蹈表演者在台上工作時，被一塊本應該懸吊的電視大屏幕砸中，癱瘓在病床上直到今日。

相比其他職業意外，輿論壓力之下，香港政府在這件事的處理上雷厲風行，包括立即成立工作小組，專家、官員輪番上陣，表達政府的重視。而最讓蕭倩文讚賞的一點是，政府每隔一段時間，便會向大眾交代調查進度，最後更交出事故調查報告，供公眾查閱，這和過去其他的安全事故做法很不同。

蕭倩文說香港的法例上並沒有禁止公布事故的調查報告，只要沒有利益關係，或者將一些有隱私考慮的部分隱去，報告完全可以讓大眾查閱。她認為這至關重要，尤其是對於業界來說，知道事故的原因是一種警醒。除了MIRROR演唱會事故之外，過去港珠澳大橋的傷亡意外，政府也曾迫於壓力公布原因。

蕭倩文認為政府方面公布事故意外調查報告，完全可以恆常化。實際上從中國勞工通訊對於中國安全生產事故的觀察，政府方面在重大事故發生後，往往會聯合多個部門調查，並有相當詳盡的報告公布，中國勞工通訊甚至對此有研究報告出爐。無論最終效果如何，這些報告對於關心事故發生原因並期望從中獲取反思的部門，其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相同的邏輯放在香港政府方面，既然並非法律問題，那麼不妨突破長久以來的官僚思維，在工人生產安全問題上多做一點，可能長久來說就會收穫更良性的結果。

工權會對工友進行職業安全培訓。（工權會網站）

外賣員的僱傭關係難推動：可否有更多選項？

MIRROR演唱會事故後，勞工處透過調查，認定了舞蹈員和公司之間屬於僱傭關係。這樣高調的界定，當然對演出業界有保障。而疫情之下，香港的外賣行業也大熱，外賣員人數已經數以萬計。在工權會的社交媒體網站上，也可以看到其收錄了不少外賣員的受傷、死亡個案。外賣員是否應該也被界定為僱傭關係，成了香港勞工界也在討論的問題。不過就過去幾次政府的回應，仍然是觀察中，沒有具體的行動。

從去年開始，香港的外賣員就不斷發起行動，爭取自己的權益，今年更發生了多場區域罷送的行動。蕭倩文指出，現時的問題有兩方面，一是外賣員目前不少已經有了私人保險，但是賠償保障距離勞工保險保障很遠，另一方面，是公司的政策變相鼓勵外賣員開快車，有安全隱患。與其等待界定是否屬於僱傭關係，工權會覺得，政府對外賣平台規管則更容易做，如建立發牌制度，要求領取牌照的公司符合一定的規定等。然而這些建議並沒有獲得政府方面的積極回應。

在過去，香港也發生過多次的罷工行動，包括碼頭、機場，有些罷工換取來了勞資雙方的恆常溝通機制，多年來都有運作。集體談判權，仍為勞工界夢寐以求。然而蕭倩文卻問，“（現在）就算有集體談判權，沒有了工會，能成事嗎？”

的確，不僅是外賣員權益，安全事故報告公布的恆常化，還有包括職安健條例修改的問題，都需要民間和立法層面的力量去共同推動。在過去，工權會會與職工盟一起推動一些職業安全的政策，或者轉介一些工友個案給工會協助，然而職工盟解散後，這樣的合作不復存在，蕭倩文說現在如同單打獨鬥，“我們主要負責的還是工業意外問題，但工友有時候還會遇到欠薪、權益、工作條件的問題前來求助，我們除了幫忙上網查一些資料，似乎也不能做其他的了。”

如今的香港，勞工界民間的聲音已經弱了許多，社會運動後，多個工會宣布解散，勞工由此失去了聲量，被社會和大眾淡忘，推動勞工政策已經十分困難。但是另一個層面，完善後的香港選舉制度下，勞工與政府的溝通渠道，現在完全落在了建制派勞工團體的手上。值得留意的是，勞工在立法會層面的力量並不薄弱，號稱代表香港勞工權益的香港最大勞工團體組織工聯會（香港工會聯合會）占有7席、第二大勞工團體組織勞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占有2席，他們若想要推動更多勞工議題得到關注，在議事堂向問責官員進一步施壓，甚至推動法例的修訂，都絕非不可能。

既然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宣稱香港“由治及興”的，那麼中國共產黨長期關注的工人權益的改善同樣應該得到體現，這也是當下香港政府和立法會勞工界議員所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