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香港的外賣平台因為疫情而急速普及化，香港外賣員同樣面臨着平台算法壓榨、本地法律滯後、缺乏對資方的議價能力等種種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的外賣員仍然在2021年和22年末組織起來兩次罷工行動。

2021年11月，Foodpanda外賣員罷工，要求公司提高持續下降的送貨單價，以及改善不能拒單、距離計算不公等問題，最終公司承諾開發新的計算距離系統、給予繁忙時間附加費等。但在一年後的10月15日，Foodpanda騎手再度發起多次小型罷工，聲勢卻明顯減弱，行動也沒有獲得資方的正視。香港騎手在兩次罷工當中有怎樣的組織行動、背後又有哪些經驗和反思？工會路徑在平台經濟下遇到了哪些困難？下一步他們又會如何在緊張的勞資關係下將資方請回談判桌，並改善自己的生存處境？

由2021年罷工成功談起

香港外賣行業興起後的最早一次外賣騎手的集體行動要追溯到2020年，當時Deliveroo的工友不滿薪酬過低，臨時自發集體到公司總部要求談判。但由於當時沒有事前宣傳，也沒有制定訴求和談判策略，結果雖然得到公司會見卻沒有取得很大的成果，有後來再參與過Foodpanda 2021年罷工的朋友評價第一次Deliveroo的工業行動“當時代表都是去（辦公室里）吃薯片喝飲料，最後沒有（和管理層）談出什麼結果。”隨着香港外賣行業逐底競爭日漸白熱化，外賣員的權利問題也變得迫在眉睫，2021年10月香港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成立，他們由一群外賣員和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幾位成員組成組成。

關注組成立後，內部成員便開始落區進行實地考察，去了解外賣員的文化、行業環境等狀況。那時候發現Foodpanda全香港33個派送區，每區都因為地形、大廈種類不同、或人事形成了不同的區域文化，例如有一些區是十分依賴騎手、有些區則是步兵的天下、有些區因為唐樓（即舊式大廈，大多沒有電梯)集中往往送一次外賣要跑數層樓等等。這群外賣員會因為互相交流消息、或聯誼加入不同的Telegram群組，稱為“台”，不同台有都會一兩個領袖人物，這些領袖對其區域的外賣員的影響力和代表性都不一樣。

Foodpanda騎手2021年末的第一次罷工最終以公司會見外賣員談判代表，承諾所有訴求(包括改善薪酬水平、改善地圖計算方式等)告終，當時有傳媒以“無大台”罷工來形容這場運動。但事實上這場運動絕不如外界所想像般鬆散，在罷工前夕，關注組的兩位成員要負責整合Telegram上員工的訴求（最終的15點訴求版本就是由他們整理)，同時亦要協助管理Telegram群、發布信息、聯絡各個台的人、商討網上策略等。而工人代表在談判期間也每晚聚集開會，去商討接下來的行動策略，把消息傳回自己的台中，因此外賣員權益關注組形容這是“統籌台”和“地區台”所組成的策略網絡。

罷工後一年騎手們積累的組織經驗

在罷工後，各個台的負責人、以及關注組成員依然有密切的連繫，希望能在第一次罷工的基礎上繼續維護工人權益、推動外賣工人平台組織。在罷工後的４個月，資方新地圖面世，關注組的成員則開始到各區去搜集資料，卻發現工人認為新的地圖未有帶來顯着的工資上升，同時在不同的地區台中都有怨言，指新地圖沒有解決當年工資太低、距離計算不準確的問題，工人的不滿再次積累起來，關注組成員形容當時是“有風潮、無行動”。

有Foodpanda的外送員因為分單問題被pandamart職員毆打

在新地圖風潮後的兩個月，香港又爆發了“功夫熊貓”事件。Foodpanda的外送員有時要運送Foodpanda旗下的超市pandamart的訂單，貨物大多是飲用水、罐頭等重物，因為貨物重量有時達十多公斤，因此外送員希望“分單”，即把一個訂單分成數張，但pandamart的管理層有時為求時間便利和節省外送成本，拒絕分單。在今年5月27日，一名外送員就因分單問題和pandamart職員發生衝突，該名外送員甚至被pandamart的職員按在地上扭打。事後關注組和不同的台商討，並聯署要求公司改善pandamart的派送制度。

兩個月後的7月26日，一名騎手準備接單，因摩托車失控與一架雙層巴士迎頭相撞，導致該名59歲的騎手死亡。事後，Foodpanda管理層以“事發時不是上線時間”為由，拒絕申請勞工保險，只願意賠償一萬元。如此的應對態度自然引起大量騎手不滿，“他當時雖然沒有上線，但他是拿着保溫袋、穿着制服時被撞死。”有Foodpanda外送員這樣說道。事後，工人代表向公司提交請願信，要求公司改善員工福利、評估工作風險等。在工人代表一番和管理層的斡旋，管理層願意多付65000元作為慰問金。

事情又過了兩個月，外送騎手又成功組織了一次“罷送”行動。事源於9月，因為有數個私人屋苑管理公司不允許騎手進入停泊摩托車，外面又沒有公共停車位，結果外送員在送這些私人屋苑單位時往往會因為違章停車而被大額罰款。最終在9月23日，以南亞電單車手為主的外送員發動了罷送行動，針對龍譽、嘉匯、Oasis、啟德一號及天寰五個私人屋苑，要求物業管理署提供停車空間。在行動發起後，嘉匯、啟德一號及Oasis馬上願意提供15-30分鐘免費停車時間給外賣騎手，其後天寰及龍譽也在數天后的10月1日，表示願意提供免費30分鐘泊車供電單車手。

一年以來的組織、協調、聯署、文宣工作，令這些來自不同台的工人代表累積了不同的經驗。同時在6月開始外送員發現管理層正在悄悄地、在不同分區減價，有了以上行動的經驗、加上外送員一直以來對不同議題所積累的怨氣，好幾位工人代表、地區台的領袖都覺得，是時候來下一場罷工了。

第二次罷工：勞方缺乏團結、資方有備而來

直接觸發第二次罷工的導火線，是在9月28日Foodpanda推出了新地圖，有別於過去使用“曼哈頓距離”，新地圖用的是google地圖，但很快關注組和工人代表都發現，雖然有個別地區有薪酬上調，但同時有不少地區薪水下降，這意味騎手運費根本在罷工後一年都沒有實質上改變，於是他們開始組織罷工。

與此同時，不同的台，都出現了零零星星的“真假”罷工聲浪。首先在10月1日，一個尖沙嘴的地區工人領袖宣布了罷工，但在公司派經理到場調解後，他們就停止了罷工。同時在10月初開始，不同的telegram頻道都有人發起投票，或是有些簡單標語呼籲外送員罷工，不過製作投票的文案較為簡單，也沒有統計各區的罷工數字、制定罷工目標等，結果導致參與罷工的人數不多沒有起到施壓的效果，甚至在telegram或各討論區的人都不知道有罷工出現。

至於外賣員權益關注組的成員和他們的朋友，就開始在各個地區台連絡工人領袖，希望不同地區都會響應罷工，同時製作文宣、訂明訴求，當然亦有發起投票。他們開始的計劃是針對pandamart，希望透過癱瘓pandamart達成訴求，因此在罷工時亦有外賣員到場遊說，希望其他工友放棄運送pandamart的貨物，他們當時希望罷工能夠維持兩日時間。

但本次的罷工遠沒有上年順利，10月初零零散散的罷工傳言令外送員感到疑惑，他們也分不清到底哪一次罷工是“真罷工”，甚至有人在網上討論區稱“好像Foodpanda每個禮拜都有罷工”。與此同時，本次資方系統的調薪不像去年般是全港降薪；而是有部分地區漲薪、有部分降薪，因此某些地區認為根本沒有罷工的必要，於是就沒有參與罷工。

而Foodpanda管理層對這次罷工更是有備而來，他們在罷工的日子提供6折優惠，試圖吸引更多人使用Foodpanda間接刺激外賣員接單數，資方又向當日上班的外賣騎手提供額外獎金，在掌握大數據下，Foodpanda管理層很清楚罷工到底實際有否令工作人手大減，加上管理層知道罷工只會持續兩天，屈指一算能承受罷工衝擊，自然胸有成竹。

最終15、16兩日罷工中，據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統計，在33區中只有6區有具規模的罷工，有些地區台一開始就拒絕罷工。而pandamart方面，原定目標是癱瘓至少6間pandamart兩天，但實際上只有2-3間pandamart在不同時段暫停運作，對公司衝擊有限。

最終這次罷工行動沒有達到預想的效果，Foodpanda的管理層拒絕和員工代表談判，CLB曾向公司方面查詢具體回應，但不獲回覆。Foodpanda只是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回應指公司一直有執行去年談判的共識。

反思：工會路徑在香港有怎樣的阻礙？

儘管一年以來Foodpanda外送員在一次又一次的行動中成長、累積經驗，但觀乎11月罷工結果，明顯沒有為外送工人爭取到理想的結果。事後地區領袖和組織朋友都進入了沉思，到底未來的組織要如何走下去？

在11月末，組織者們發起一個討論會反思這次的罷工。他們坦言，如何建立工會也成為了外送員組織的難題。罷工失敗，很多人的直觀反應是“應該要加強工會的組織”、“增加會員在行業中的比例”等。問題是這些目標如何執行？如果走回以前的道路，向政府註冊工會，然後招收會員，似乎在當前形勢下不太可能，“註冊工會至少要七個人，要每年向政府交財政報告、人名，在經過一系列政治事件後，香港本地騎手都不願意。”而南亞裔的騎手則對工會本身並不感興趣，有組織者轉述：“南亞騎手平時會說《國安法》關我甚麼事？那是你們的國。但談到要組建工會，他們也不願意組建。”

除社會形勢上，傳統工會的模式對於組織外送員並不見得有效。在研討會中，組織朋友表示外送員寧願加入telegram、地區台等鬆散組織，尤其對兼職步兵而言，傳統工會那種經常要開會、定期交會費、有完整組織分層過於僵化，“如果用傳統工會的做法，我想那些步兵更難接觸，他們也不容易加入。”有組織者說。

至於網上討論方面，雖然外賣員權益關注組都在網絡群組推動勞工權益議題，但工友討論得最多的還是最平日工作的辛酸，有時他們會把矛頭指向其他外賣員:生活分享平台小紅書時有新移民分享他們的打工經歷，而外送員因為上班時間靈活，因此經常有人在小紅書上分享打工心得、工資單等，結果他們有時成為了某些外送員的指責對象，指他們“做爛市”（因為接受更低的價格而把整個市場搞壞）。還有，在步兵中，有些是以電動滑板車、電動單車作運輸工具，因為這些工具一方面在香港違法、同時外送速度遠比步行高，因此有些外送員會認為他們“搶掉他們的單”、“令演算法誤以為我們跑得很快”，那些步兵甚至會被放上外送員群組“公審”、或是向有關部門告發那些外送員。這一系列外送員間的矛盾往往會從內部影響工人團結，也更會沖淡最重要的勞工權益議題。

此外，工人組織工作離不開“工人構成分析”（Ｍapping)，意思就是把工作群體的工種、工時、年齡、性別、甚至居住地區等資訊勾勤出來，繼而根據這些資料作組織。但平台外送員的流動性極大、情況各異，除了公司管理層，很難有準確的數據去了解他們的基本狀況。最近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創新研究中心推出一個平台經濟的研究報告，調查了香港平台勞工包括外送平台、運輸平台及照顧員的工時、工資、年齡和入職時間，但如果進入工人組織層面，卻仍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補。例如到底以兼職為主的步兵，他們的工作時長、選擇時間、地區分布如何？他們對於勞工權益和福利有甚麼看法？有甚麼是他們最為關注？同時，因為平台外送員流動性很大，以今年罷工和上年比較為例，就有不少工人領袖、骨幹已經轉行，去年的群像分析亦未必能分映今年的情況。

但工友的困境仍是繼續存在，因為演算法去迫使外送員儘快接單，甚至騎手要在駕駛時接單，因此令意外頻生，過去半年就有三單外送騎手車禍導致死亡的案件。同時，因為對語言和教育程度要求不高，不少少數族裔會選擇成為外送平台騎手，種族歧視的情況極為普遍，根據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梁旭明與天主教香港教區的教區勞工牧民中心在2022年9月發布的調查發現，有近半數的的外送員曾被歧視，在疫情下有人被稱為病毒。

香港法律的落後也令工人難以向平台議價、或得到應有的勞工保障。一方面，Foodpanda可以透過如分級、分更制度去決定外賣員的工作時長、工資，同時外賣員亦需要在工作時按Foodpanda的要求穿上制服、使用指定的外賣袋，但目前香港法例仍將Foodpanda或其他平台外送員理解成自雇，結果他們不受勞工假期、福利保障，甚至當工傷出現時，Foodpanda會因為不承認僱傭關係而拒絕賠償。2022年7月，就有外送員派送外賣時發生意外令手部骨折，要住院做手術，但Foodpanda仍未有賠償他醫藥費和因住院無法工作的費用。

中國勞工通訊在對香港工權會的訪問中了解到，面對這種困局與其等待界定是否屬於僱傭關係，工權會方面更期望能從相對容易的方式着手，比如政府加強對外賣平台規管，如建立發牌制度，要求領取牌照的公司符合一定的規定等。然而這些建議目前並沒有獲得政府方面的積極回應。

隨着互聯網技術進步，平台經濟在全球興起，新的僱傭方式下勞工更為零散，這也挑戰了傳統工會組織的方法，儘管學者對平台經濟下的零散外送員的靈活組織和行動感到鼓舞，在後來的研究和香港的經驗下發現傳統工運組織者介入仍然對工人組織有重大意義。未來平台經濟不論在香港和全球也會不斷擴大，到底如何組織工人，仍然是每個組織者的課題。

2020-2023 疫情下兩年香港外賣員事故整理（截至2023年1月6日）

資料來源：工權會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