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候保林 寫於 二零二二年




　　看過作家余華的長篇小說《活着》，對書中主人翁福貴若隱若現的“活着就好”的人生觀，我除了佩服，還是佩服。我想，假如福貴提前知道自己的一生，不僅既不“福”也不“貴”，而且災難和苦痛、還有最後的孤獨將始終伴隨左右的話，可能就不一定會堅守“活着就好”的信念；正是懷着對未來不着邊際的太大希望，以致於在每一次災難降臨之後，在苦痛平靜之後，他依舊會覺的“活着就好”。




　　人的一生將要遭受太多“活着不一定就好”的境遇。然而人們還是選擇“活着就好”的想法活了下來，只是已出離了“生活”本身的函意，僅是“活着”罷了，實質與雞鴨豬狗無異，並不一定“就好”。但“螻蟻尚且貪生”，好與不好的界別，又很難斷定。比如封城時拿幾包泡麵換來香煙者的雙方，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最佳案例。又況“活着就好”的雞鴨豬狗，雖然他們活着除了來自原始本能的愉樂外，難有什麼人生樂趣可言，除了狗有對主人盡忠的本能外，其他也並非完全沒有意義：待宰，便是他們最大的、也是最終的社會意義。否則，敢公開宣布“我爹一天貪的比你們一年掙的多”的韓公子，又怎麼會有大面積存在的事實呢？




　　安娜?羅斯福（第32任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妻子。）曾說：人生是要活的，必須活得興致勃勃，充滿好奇心，無論如何也決不要背對着生活。




　　沒有人樂意或心甘情願地“背對着生活”，事實上我們的遭遇，則正是“生活背對着我們”。似乎像螞蟻一般永遠為吃為住而奔忙的我們，無法對製造我們此等“活着就好”的現狀者加以聲討和鞭笞，有時真想把商鞅的墳墓找到來場銼屍揚灰的報復；就是這小子，為統治者設計了馭民五術：弱民、貧民、疲民、辱民、愚民，害的我們至今只求“活着”，不論好壞了。




　　因為，一個孱弱的人，是絕無反抗能力的，最多，他只能把憤恨發泄在比他更弱小者身上，比如最近開車輾壓女人，去幼兒園殘殺幼兒；一個貧窮的人，他腦袋裡沒有比下一頓食物來源的方法更能引誘他多作思考的了，比如拿香煙換泡麵者；一個疲憊的人，哪有精神考慮問題，判斷被宣傳的真偽？比如就因“打下佩絡西座機”這句話而奮亢者；一個從小被教育弄丟了自尊的人，屈服和下跪便是他的首選，既使在民運6.4期間，我們也能看到下跪的場景；最後，呈現在世界面前的，便是一個個呆頭呆腦、傻拉巴幾、不會獨立思考、無正確判斷能力的跟着指揮棒走的當代中共國義和團；以美國議長佩絡西訪台一事為例，中共國內小粉紅、大小五毛們和大批愚民所反映出的種種舉動，就足以證明二千多年前商鞅的馭民五術，至今還有不錯的效果。




　　然而事實還不僅如此。有居心叵測的傢伙竟還拿“生活背對着我們”的悲慘人生、苦難遭遇大肆讚美，惡意鼓吹。比如幾天前的短視頻《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原本想再次毒化人們的靈魂，不料卻反被眾人看到了其中隱匿了的醫療事故問題、殘疾證發放問題、貧富問題、社會救助問題、婚姻問題、城鄉二元制問題、養老問題、買房問題、農民工問題、扶貧問題等諸多問題的存在，揭開了“生活背對着我們殘疾人”的真相，從而打了中共自己的臉不得不下架。




　　這情景，自然很讓專欄作家、愛國大V連岳下不了台。因他公開說過：凡不喜歡二舅的，就是人民的敵人。此刻，視頻因自覺暴露了在中共治下的社會竟有這麼多待而不決的嚴重問題而下架了，這位冒充“愛國”、實質“愛黨”的大V連岳，是趕緊自打耳光自覺向黨媽伏地謝罪，還是故意造次說反話，讓黨媽難堪出醜而等着黨媽來問罪？估計最近一段時間“愛黨”大V連岳要寢食難安了，雖然他身在日本。




　　接着，網上又出現了一段視頻，題目是“三舅找到了。誰能找到大舅？”畫面上是一位側臥着駕駛三輪車為生計奔波的特級傷殘男人。




　　中共國殘疾人處於“活着就好”的境地，應該是意料中事、不難想象的。因為中共國體格鍵全者的日子，又何嘗不是在“活着就好”的待遇中轉來轉去，與真正的“生活”完全不着邊際？梁實秋在《 寂寞》文中說：“現在似乎只有兩種類型的人了，一是在現實的泥溷中打轉的人，一是偶然也從泥溷中昂起頭來喘口氣的人。寂寞便是供人喘息的幾口新空氣。喘幾口氣之後還得耐心地低頭鑽進泥溷里去。”這“從泥溷中昂起頭來喘口氣的人”，可能就屬現在四肢發達、體格鍵全者們才能做到的吧？




　　無錫市錫山區東港鎮蠡漍西社區居民委員會，於7月25日發出告知書給旗杆下自然村一名桑姓村民：該村民因為個人原因未接種新冠疫苗，因此從2022年8月1日起將取消該村民的“居民醫療、尊老金、年終福利享受”。外界從其可以領“尊老金”推測，該村民至少已有80歲。




　　當局這一分告知書，就像一盆污水，親自倒在了自己定下的接種新冠疫苗“知情、同意、自願”原則的身上。對一個80歲耄耋老人都下得了此毒手的，除了人性盡失的黨人，還會有其他人嗎！




　　7月28日至30日，遼寧省西北部地區普降大到暴雨，發生洪澇災害。省內30個水庫超警戒水位、開閘泄洪。8萬人受災，1,600公頃農田被淹。




　　年年水災年年災，開閘泄洪年年泄。水災過後，對災民一地雞毛的窮困處境，又每每不見有關的追蹤報道。似乎災民們只要“活着就好”，似乎每年的水災僅是一年中必須出現的意外；而每年當“水庫”這兩個字出現在我們眼帘的時候，後面就一定跟着“開閘泄洪”一詞。我始終弄不明白，氣象學的發展，五十年一遇、或百年一遇的大、特大暴雨，提前預測到該是沒有問題的了，然而“水庫”，為何做不到提前放水，偏偏要夥同雨水一起湊熱鬧，一起“開閘泄洪”狂歡呢？這樣的“水庫”，是在為民造福，還是在助紂為虐？假如看不見為民造福的數據，卻僅有助紂為虐的證據，那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正常人在歲月中要時常面對不期而遇的災禍，政府對人們生活保障應有的福利和保險，實打實的，也就剩一張社保卡了，如今它就像一個來日無多的吸毒女臉上引人注目的口紅，在一場傷病中，卻僅能起紅藥水的作用。這也導致了中共國銀行存款具高不下的直接原因。如果還有什麼“貸”壓身，使之成了一個什麼“奴”，那麼拼命賺錢，便是唯一的出路。




　　幾天前，微博上一位“22歲女孩惠惠連夜加班猝死”的話題，引起許多網民表達了對惠惠遭遇的同情，以及對畸形加班文化的憤怒聲討。據說這位女孩為了儘快的還完房貸，不斷的加班，最終不幸離世。然而，央視官方視頻賬號@央視頻製作者竟厚顏無恥地教網民“如何通過飲食緩解熬夜危害”，不追究惡性加班帶來的罪惡，不聲討當今紅色資本家對工人肆意的盤剝，不懲罰管理層對人命的罔顧生死，因此網民對當局對年輕生命的無情冷漠表示強烈的抗議，抨擊為“地獄笑話”、“吃人血饅頭”。




　　22歲的生命，當如朝陽般絢麗，卻為儘早擺脫一個“奴”字頭，連“活着就好”的最低要求都做不到。那麼假如有幸跳出了這樣一個“吃人血饅頭”的用工制度，自己為自己打工，是否能從“活着就好”升級到“過自己要的生活”呢？




　　據報道，7月下旬，安徽合肥、池州等地多家餐館因未取得冷食類食品經營資質，售賣涼菜“‘拍黃瓜’被罰5000元”。合肥市市場監管局餐飲服務安全監管處處長戴芙蓉在接受新安晚報、安徽網、大皖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餐飲服務提供者在辦理食品經營許可證的時候需要申請經營項目，若製售涼菜需要有冷食類食品製售許可。




　　中國的食文化，嚴格說來，決非僅分冷、熱兩種這麼簡單。熱的且不說，以冷食而言，就有鹵、醬、風、臘、熏、糟、醉等。因沒有辦理“冷食類食品製售許可”，也不分餐館大小（以能容納客人多少為據），僅一盆“拍黃瓜”就要被罰5000元，那麼飯店出售一盆鹵、醬、風、臘、熏、糟、醉等的冷食，該不該罰呢？又該罰多少呢？“冷食類食品製售許可”有對這類冷食內容包含了嗎？是否每一類都要有不同的製售許可證？




　　在《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my/中國大陸食品安全事件列表）中，從2003年大頭奶粉，到2022年3月的假牛肉、黑心酸菜，近二十年有毒食品一如年年的洪災也年年都在發生，為奴隸們“活着就好”的日子又添加了一道令人恐懼的黑色。今年3月14日，四川省綿陽市公安機關經過數月的縝密偵查，輾轉四川、廣東、廣西、海南、河南、湖南等地，成功偵破一起生產、宣傳、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鏈條，抓獲違法犯罪嫌疑人26人，搗毀生產黑窩點4處、生產流水線6條、倉庫6處、銷售窩點12處，扣押含有“他達那非”藥物成分的牡蠣肽壓片糖果149000餘盒，涉案資金高達3.2億元。




　　今年7月14日，經過3個月縝密偵查，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公安局於近日成功破獲一起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打掉犯罪團伙1個，抓獲犯罪嫌疑人11人，查扣有毒有害食品“平糖寧”“糖康寶”片劑120餘公斤，涉案金額達570餘萬元。




　　顯然，有毒有害食品從食物、進化到藥物，在利益上實現了一個飛越；同時也已成了與中共國奴隸們“活着就好”結伴而行的必需品了。它們頑強的生存力，應該不會是各地無“冷食類食品製售許可”而出售“拍黃瓜”所引起；那5000元的罰款，也可能是各地“市場監管局”的另一種創收手段。至於有毒有害食品年年的此起彼伏、屢禁不絕，根子在哪裡，肯定不能說是在“市場監管局”身上；以大頭奶粉的結局為榜樣的話，大抵也就在類似“草他媽”身上了。沒有責任人的“市場監管”，沒有相關的法律做支持，不是尸位素餐，就是口號塗身，更多的則是小題大做，三六九抓現鈔，既邀了功，又鼓了腰包，結果必然都是些“草他媽”、“豆他媽”、“蟲他媽”之類的當了替罪羊。




　　俄羅斯作家尤?邦達列夫說：“人找到生活的意義才是幸福的。”但“意義”是什麼？朱重八在要飯時，一碗酸臭的“珍珠翡翠白玉湯”，就是他的全部意義；做了皇帝后，因猜不出一條燈謎，把整一條街的民房全都燒了，也是他的全部意義。所以，“意義”對中共來說就是權力，越大的權力，越顯得其“意義”重大。比如有人不談思想和言論自由，偏拉出一個“自信”來說事，並還規定了幾個“自信”，從此，其它的就都不能歸入“自信”的範疇了。




　　於是有“自信”的上海市民李先生，偏要跳出“活着就好”的圈子，試着要找一下做人的“意義”。在一次意外車禍中，李先生稱120急救人員逼迫其交車費的行為，導致其原本骨折的傷勢“雪上加霜”，為此打起了官司。但我們英明的法官說：120要求支付費用未侵權。理由是李先生左手並未受傷，其基本生命體徵平穩，意識清楚。李先生敗訴。




　　這是一定的。車禍後你還活着不感恩，120救你去醫院了還不感恩，要你當場付清費用、防止你帶着骨折傷逃匿失蹤，就要打官司，這確是不像話：你車禍時，為何左手不也骨折？為何竟不昏迷？為何…為何還能活着？當然，這些話僅是英明的法官挑現成說的，真碰上了全身骨折的昏迷者，120親自動手去掏傷者的口袋取車費，相信他還是有話要說的。嘴，不就是兩張皮麼。




　　在中共國，非體制內人與體制內企業和人有磨摖有矛盾，打起了官司，讓我想到了非體制內的既便有錢，但卻無勢的民營企業家孫大午先生，都輸的殘不忍睹，更何況無錢無勢的非體制內個體了。而體制內人有了互斗，那就要看誰的後台硬、權力大了；中共國的法律，是為黨服務的；不拿權力大小來衡量，怎麼把“為黨服務”落實到實處？




　　也許，對“活着就好”的說法有人會產生異議，指認抱此想法的，可能都是些不思進取、改變，墨守成規、碌碌無為者。那麼好吧，我再說說十年前三位學習“牛人”目前的處境。




　　非典型學霸周子琪，文藝女青年陳楚喬，都來自土生土長的北京中產家庭，從小接受最好的教育資源。文靜的“乖乖女”李文婷來自山西縣城，父親是鐵路維修工，母親是家庭婦女，屬於普通家庭。




　　周子琪成績優異，是考清北的潛力股，高一時還帶領校隊，拿下了北京高校辯論賽的三連冠。無論看成績，還是看性格，這樣一個孩子，真的是未來可期。但他說：考上北大，我成了普通人，後來又去芝加哥留學，讀了公共政策的碩士，現在，周子其在一家留學中介工作，替高中生寫文書，既和興趣無關，和專業也不對口。採訪中，周子其也煩惱於才華無處施展，但更煩惱的還是錢。不說別的，父母送自己留學的錢，就花了幾百萬，收回成本還早。




　　陳楚喬在高二那年，她創作了一本小說《永夜的旅人》，拿到了一等獎。從輸入到輸出，她才發現，搞文藝創作才是自己的路。後來，陳楚喬又自編自演，到處籌集經費，並成功合拍了一部微電影。也正是這部電影，讓她決定去紐約學電影，將來從事導演行業。她說：追夢路上，我依然在堅持，剛回國就遇到了行業寒冬，3、4個月都沒找到工作。現在，她是一名自由職業者，沒有固定工作，輾轉於不同的劇組中；雖然父母支持，但過年時，姥姥問她：你們這個行業，有退休金嗎？




　　李文婷在高二那年，取得了學校的雙科進步獎，還代表學生在台上講話。她是一個幸福的普通人，高考時，她以優異成績考上了首都經貿，又因為專業出色，被保送到對外經貿大學。畢業後，李文婷選擇了當銀行櫃員，在她看來，這份工作賺錢不多，但勝在穩定。李文婷是那個最早過上所謂理想生活，悠閒自得的人。




　　周子琪的無奈，和陳楚喬的臨時工狀態我就不多說了。唯有對目前還能“悠閒自得”的李文婷捏一把汗：雖然李文婷幸運地進入了體制內的最低層，但如今全國經濟蕭條，銀行業多地暴雷自毀公信力，導致敗像叢生，已在全國蔓延，李文婷就職的銀行，是否能在未來不景氣的經濟狀態下潔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地不受影響，使其櫃員生涯能從容無憂到退休？




　　以上三位的現況，能否代表現在社會上的青年群體，我是悲觀地不能保證的。因能像周子琪、陳楚喬兩位家境殷富的，畢竟是少數；而來自普通家庭的能有李文婷這般幸運的，我以為也一定為數不多。既便如此，這三位現在的日子，也還是在“活着就好”的圈中打轉。




　　作者火山在《在衙內的世界 我們都只是二舅》文中有一段話：“因為我驚訝地發現，即便是我已經當了近10年調查記者，在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神龕下自我安慰了10年，卻依然對中國社會，特別是權力場的基本生態一無所知。我何嘗不是那個稍大號的二舅？”




　　張聞天在民國時期曾說：生活的理想，就是為了理想的生活。他說這話時，並沒有錯；但現在倘若還有人說這樣的話，那聽了可千萬不要有過多想法；否則，一旦丟掉了“活着就好”的信念，可能迎來的，就是一個“死了就好”的結局。那又何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