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三年

“爛尾樓”已經成為2022年的熱議話題之一。2022年7月，與爛尾樓相關的新聞頭條的搜索量是過去十年的563%。爛尾樓是指已經開工興建，但因為各種原因，已停建達到一定期限而無法交付的房地產建設項目，如重慶市規定停建6個月的房地產項目為爛尾樓。這意味着居民即使不能搬進公寓，仍然要償還銀行貸款，背負巨額債務，而現實情況往往更糟。

在土地財政的資本積累邏輯的背景下，爛尾樓已經成為了重大的政治、經濟、社會挑戰，造成了極大危害，包括對窮人和邊緣群體的權利和剩餘價值的肆意剝奪。本文採用一個“城市權利”的視角來審視城市化過程中針對“爛尾樓”的維權抗爭。

城市權利和剩餘價值

爭取“城市權利”的鬥爭必然集中在反對資本積累的鬥爭上，因為城市化是一種階級現象: 隨着城市空間的生產和消費，城市空間已經轉換為官僚和資本家追逐利潤和獲取剩餘價值的支配工具。在資本邏輯的主導下，城市空間的商品化乃至金融化成為了新的剝削形式，在政治權利上被邊緣化的那些人首當其中收到最嚴重的影響。正如《共產黨宣言》中說的：“當廠主對工人的剝削告一段落…馬上就有資產階級中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向他們撲來”。

在這樣的背景下，五月風暴思想的領軍人物亨利·列斐伏爾提出了“城市權利”的概念。而後，彼得·馬爾庫塞（赫伯特·馬爾庫塞之子）歸納城市權利是被壓迫者對基礎物質和合法權利的迫切需求，也是被異化者對未來的渴望，而一個“為了人而不是為了利潤”的城市有助於釋放人們的成長和創造潛力。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權利是對城市資源進行民主管理的集體權利，而非基於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個人權利，因為改變城市不可避免地依賴於城市化過程中集體力量的運用。總結來說，城市權利的概念在學術上是開放包容的，但其必然意味着通過使用價值主導交換價值，以阻止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性支配，和資本主義通過空間生產對市民剩餘價值的剝削和異化。

當城市權轉化為城市實踐時，就必須要考慮特定的城市語境和制度環境。在中國，當人們提到‘權利’，更大可能是是指關於獲得社會經濟利益的權利，或是基本的生存權，而不是政治權利。參與國家事務被視為國家賦予的特權，而不是不可剝奪的權利。然而，這並不意味中國人民甘心或總是屈從於由地方官僚、房地產商、商業精英和銀行所組成的“城市增長聯盟”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值得注意的是，關於爛尾樓業主的權利和抗爭的文獻卻很少，但打擊窮人和弱勢群體的掠奪性行為是多方面的。一個關於爛尾樓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可以以明確是什麼權利受到侵犯，剩餘價值如何被剝奪。

爛尾樓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自2019年恆大危機開始，房地產行業就陷入嚴重動盪，大量開發商陷入債務危機，其投資的房地產項目也出現了資金斷裂。這一方面導致了爛尾樓的數量激增，2022年全國“爛尾面積”超過7100萬平方米，影響家庭超過二十萬戶。河南鄭州尤其受害嚴重，這是因為鄭州經濟對房地產的依賴性在全國最高，高達28.9%。在鄭州，有106的個樓盤存不能按時交付的風險，影響業主家庭超過2.5萬戶。本文主要關注爛尾樓產生的三個政治經濟層面的因素，

1）商品房預售制度（或期房制），

2）監管資金的失責，

3）城市增長聯盟在城市化中的暴利投機，

這個三個因素爆炸性地互相作用，很大程度導致了爛尾樓的產生。
商品房預售制度是指房地產開發商將正在或還沒開始建設中的房屋預先出售給承購人，由承購人支付定金或房價款的制度，根據規定定金不能超過總價的40%。該信用制度最早從香港引入，目的是為了降低開發商門檻，提供融資便利，以加速以土地財政為核心的資本積累和住房市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信用制度具有問題是他是各式各樣的投機以及瘋狂形式的巔峰之作，是一種人類對貨幣權力的衍生物。開發商會想盡辦法擴大預售，吸納市民的數十年來積累的剩餘價值，並拒絕把預售款直接投入建設，而是用以投資新的土地和項目。在城市企業主義的話語下，增長機器允許把房地產開發中的風險和投機泡沫全部轉移給購房者，而利益則傾向於開發商。一旦資金斷裂，導致停工，這種風險首先挑戰了居民在城市基於私有住房的居住權。如果業主是基於剛需購房，而不得不搬入沒有門窗或水電的爛尾樓，這意味着他們基本的生存權也受到威脅。在一些記錄採訪中，一些業主眼含淚花表示，對未來徹底喪失了信心。一位父親望着在建築廢料中玩耍的女兒，在鏡頭前掩面而泣。可以說這些爛尾樓業主被徹底剝奪了他們對城市的基本要求和美好願望的權利。

其次，一份針對200份停貸書的研究報告發現導致爛尾樓的主要原因是銀行違規放貸和存在共謀的監管。根據政府規定，開發商需要在銀行設立監管賬戶，由銀行來監管預付款的使用。然而，因為缺乏正式的法律監管，銀行和房地產商之間可以形成共謀和非正式利益輸送，允許房地產商從監管賬戶中挪用預付款用作投機而不是建設。例如，在一份鄭州名門翠園業主的強制停貸告知書中提到，貸款銀行，諸如工商銀行和鄭州銀行違規在房屋主體結構未封頂前發放按揭貸款。然而，當居民要求房管局披露資金信息時，房管局以保護開發商公司機密信息為由拒絕。顯然，銀行和商業集團的聯盟將更廣泛的利益相關者排除在外，漠視人民民主主權。共謀行為是對馬爾庫塞所主張的所提到的知情權和政府透明權的侵蝕。

從宏觀角度來看，爛尾樓的危機來自資本主義根本性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資本積累和社會再生產的永久對立。這個矛盾是由投機暴利的城市增長聯盟主導並加速的，並在空間層面的呈現。增長聯盟通過追逐“土地、住房和基建”的交換價值，漠視社會責任，一邊推高房價，把房地產包裝成一個保值的金融產品來轉移核心債務；一邊從“六個口袋”中攝取剩餘，使得城市徹底淪為一部增長機器：法西斯的生命在於進攻，房地產的生命在於增長。在這裡，不斷擴大的社會不平等，被視為維持經濟增長和競爭的必要代價。

改開後，增長聯盟通過剝奪性積累將農民作為產業後備軍和廉價勞動力趕入東部沿海地區的工業化城市。然而，這意味着中國非東部沿海地區的二三線城市的城市化很大程度不是工業化和人口主導的，而是土地金融主導的。二三線城市作為勞務輸出地區的有限消費和人口流失不再能持續支持增長機器的積累，購房的需求不再增長，而投機暴利的房地產商由此陷入債務危機並所導致各個項目的資金鍊斷裂。對於開發商來說，他們就更有激勵去挪用監管費，從而陷入惡性循環。儘管已經開放了三胎政策，但人口的負增長已經成為了趨勢，再生產的成本越來越高，以至於人民幾乎無法照舊生活下去。居民消費不足、商品房積累過剩和資本利潤率下降的矛盾很可能從住房市場中溢出。

爛尾樓的危機僅僅是房地產危機的冰山一角，土地財政的問題不在於不受監管的信用系統，而問題在於整個資本主義系統的剝削、統治和鎮壓。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和破產與投機性資金流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危機中，土地價值、住宅價格和租金上的投機發揮了根本作用。

依法抗爭：維權和動員

以城市為基礎的階級鬥爭史是波瀾壯闊的。城市權利和鬥爭政治殊途同歸，是因為城市權利可以擴大公民政治的界限，擴大公民的決策控制權，而這可以通過進步的集體抗爭達成。起初，市民仍試圖通過制度性手段，包括上訪和起訴失責的銀行和開發商。然而，儘管銀行存在明顯的違規放貸行為，但95%判決書顯示因為“證據不足”，判業主敗訴。步步緊逼的銀行、漫長的法律流程和不斷惡化的生存情況，已經對市民的基本生存造成了威脅。

在2022年的危機中，進步學者所呼籲的一切城市權利，從知情權、政府透明權，到進入公共空間、享受服務的權利，甚至基本的生存權利，都被增長機器和商業精英肆意剝奪了。鄭州的情況是如此糟糕，就好像《共產黨宣言》所描述的：一切舊勢力都聯合起來了驅逐這個幽靈。面對一個眼中只有利潤的城市增長機器聯盟，人們已經意識到，再不行動，情況只會更糟。

大量案例證明，一旦空間被納入資本主義的生產與再生產，那麼空間必然成為階級矛盾衝突的戰場。社區空間既是城市增長機器統治的工具，也是爛尾樓業主建立抗爭團結的工具。官僚可以通過“賦紅碼”壟斷公共空間，但維權業主也可以通過抗爭把公共空間變成共享的政治資源。基於生活或工作的地理空間，是中國維權最主要的動員結構，他完全彌補了組織結構的缺失。以爛尾樓社區為領土性空間中穩定且頻繁的接觸，有效建立起信任和團結，把經濟訴求轉換為高風險的集體行動。

與此同時，一個爛尾樓項目往往影響到涉及上千戶家庭，這大大提高了業主的同質性，降低了動員的成本。一個基於生活領土而動員起來的跨階級跨地區聯盟足以讓業主們對抗官僚和資本家組成的城市增長機器。

中國語境下的城市權利，仍然很大程度上停留對基本民生權利或生存權的訴求上。然而，2022年可能是轉折的一年。馬克思曾經指出，對工作日長度的限制是走向革命的第一步，所以每一個人爭取生活在體面生活環境中，體面住宅里的權利，能夠看成是走向全面革命運動的第一步。爛尾樓業主已經意識到，如果不形成團結，他們的生存權和剩餘價值將進一步被剝奪，正如一份來自河南豫發白鷺苑的強制停貸書所強調的：“當我們生存都是問題的時候，當我們絕望的時候，徵信對於我們來說就是一張紙老虎，一個隨時可以丟到垃圾桶的枷鎖，這是我們萬千百姓無奈的吶喊！”